余择定主题，勠力以赴，容有不当之处，尚请见谅，然述史乃藏诸名山之事，绝不敢哗众取宠，哓哓不休，有渎诸君清听。值此《罗马帝国衰亡史》首卷出版之际，就余著述之构想，聊为数语。
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仅将千三百年之衰亡，区分三期以述之。
其一起于图拉真至安东尼家族当政，帝国之势力与威望臻于鼎盛，难免日中则昃之危，覆灭西部帝国虽为日耳曼与西徐亚蛮族，亦为欧洲现代文明国家之先世，变局之剧烈直至罗马之权势为哥特之君王取代而后已，结束之期当为6世纪初叶。
其二概述查士丁尼即位，明法教战，复兴东罗马帝国之基业；及于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亚非两洲之行省，伊斯兰教之崛起与传播，君士坦丁堡之内忧外患，查理曼大帝建立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时为公元800年左右。
其三历时最长，达六个半世纪，首述西部帝国重建，迄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堕落之王朝遭受绝灭之命运，语言与习俗承古代罗马之余荫，唯其统治仅限于一城耳，述史难免涉及十字军之盛衰，希腊帝国惨遭蹂躏之始末，且余出于癖好，不免爬梳中世纪罗马之前尘往事。
余将首卷仓卒付梓，差错在所难免，勉力完成开宗明义之前部，第二卷则要将安东尼至西罗马帝国覆亡这一令人难忘的时期，作一完整之述著。后续各卷仅存奢望，成败不敢断言，欲照构想行事，治古代史与现代史为一体，则有待上苍厚爱，赐余多年之健康、闲暇与坚毅耳。
爱德华·吉本述于伦敦本廷克街
1776年2月1日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这个帝国辽阔的疆域。法律和习俗虽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从表面看来共和体制似乎仍受到尊敬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实际上，执政治国的大权已全部授给皇帝。
这段大约80年的太平盛世，有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先后两位安东尼皇帝，他们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抚人。
本章及以下两章叙述了帝国的声威。之后，随着马可·安东尼的崩殂，国势如江河之日下，陵夷满目以至于万劫不复，此一重大变革仍为当今世界各国所记忆犹新。
罗马对外重大的征讨作战均在共和时期完成。后继各朝的皇帝依赖元老院的政策、执政官的好胜心以及人民的尚武精神，大多仅满足于维持疆域。
罗马建国最初的700年中，凭借傲世的武功获取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到了奥古斯都当政，才放弃吞并世界的雄心，用稳健的作风主导政策，并将这种精神在公众会议中表露无遗。因禀赋和环境的影响，奥古斯都养成爱好和平的习性，同时也不难发觉罗马已处于巅峰状态，虽然无须畏惧战争，也不必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诉诸武力解决。此外，远地作战的艰苦情势与日俱增，使得胜败未能预料，战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愈来愈多的动乱与愈来愈少的利益。
奥古斯都有丰富的征战经验，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估以后，他确信，对于无法制服的蛮族只要稍作让步，仍能保持罗马的安全和尊严。所以不必让他的臣民和军队冒着帕提亚人的矢石再度交战，他宁愿签订保持颜面的条约，让对方归还在克拉苏的一次败仗中所失去的鹰帜和被俘的官兵。
奥古斯都当政初期，有将领主张要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费利克斯纳入版图，他们千里行军到达南部热带地区，炎酷的天候击败了入侵的罗马军队，使得僻远地区不谙战争的土著免于刀兵的灾祸。欧洲北部的国家并不值得劳师动众去征服，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居住着孔武有力的蛮族，他们为了自由宁愿舍弃生命， 在和罗马人初次接触时，似乎是屈服在军团的优势武力之下，等到背水一战时，却又能奋勇求胜，重获独立自主。这使得奥古斯都感到气数态势的变化难以预料，一直耿耿于怀。
奥古斯都崩殂后，遗嘱在元老院公开宣读，给继位者留下极珍贵的指示。罗马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抵阿拉伯和阿非利加 的沙漠，把大自然的地理限制作为永久的防线和边界。
人性好逸恶劳，原本无可厚非，明智的奥古斯都为了人类的安宁而提出的怀柔政策，竟被他的心存畏惧及恶习缠身的继任者全盘接受。最初几位当政者，不是一味追求奢华淫乐，就是暴虐无道残民以逞，很少视导部队和巡幸行省。因为自己怠惰而忽略武事，又怕骁勇善战的部将作战凯旋，以致功高震主篡夺帝座，所以把建立事功当成对君权的无礼侵犯。每一位罗马将领率军在外，都小心翼翼以守土为职责所在，不愿征讨蛮族，以免惹来杀身之祸。
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唯一增加的行省是不列颠。继承帝位者只有在这件事上，追随恺撒的作为，而不遵从奥古斯都的训谕。
不列颠与高卢海岸贴近，似乎时时在召唤军队入侵，盛产珍珠的诱人传闻，更引发他们的贪婪野心。不列颠虽然被视为孤悬海外、隔绝封闭的世界，然而用兵的方略倒是与大陆作战没有多大差别。这场长达40年的战争〔征服不列颠〕，是由最愚蠢无知的皇帝开启战端，由最荒淫无道的皇帝继续支持，到最怯懦胆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终止。岛屿大部分土地在那个时候已经降服于罗马的统治。
不列颠的各部族虽然英勇善战，却乏人领导，再加上生性自由不羁，欠缺团结合作的精神，因此他们拿起武器作战虽勇猛绝伦，但也经常反覆多变，时而弃械向敌投降，时而各族间兵戎相见，最后的下场是各自为战，难逃被逐一征服的命运。卡拉克塔库斯坚忍不屈的屡败屡战，波迪西亚不惜牺牲的报仇消恨，德鲁伊教徒宗教狂热下的前仆后继，都无法阻止罗马大军长驱直入，也不能改变整个国家遭受奴役的后果。
虽然当时的罗马皇帝有的懦弱退缩，有的堕落残暴，但是这些将领率军在外，倒都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图密善皇帝在位时，他的军团在阿格里科拉指挥下，击败喀里多尼亚人在格兰扁山丘集结的队伍；他的舰队从事前所未有的海上探险，克服各种危难，环岛展示罗马的军威；而皇帝自身安居宫中，听闻军中传来获胜消息而大感惊惧，在这种状况下，不列颠的征讨只有草草结束。原来在阿格里科拉的计划里，可以很轻易地将爱尔兰纳入版图，就他的意见看来，只要一个军团以及少数的协防军就可以达成任务。占领西部的岛屿非常有价值，等不列颠人举目四顾，自由已经毫无指望，就会束手就缚。
阿格里科拉有优异的功勋，所以才被解除统治不列颠的职务，平定蛮族的计划即使再周全也只有放弃。这位处事审慎的将军在离职以前，为了保障领土安全，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他平时就观察到不列颠有两个相对的海湾，把整个岛屿分成大小不相等的区块，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苏格兰河口湾，越过这段狭窄的颈部大约有40英里的距离，他派驻军队部署一道防线。安东尼·皮乌斯即位后，用石块砌成基础，上面覆盖草皮成为壁垒，来增强全线防御能力，此即“安东尼边墙”，距离现在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不远，长久以来都是罗马行省的界线。土著喀里多尼亚人在岛的极北部，过着狂野无羁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不是由于他们英勇过人，而是因为贫穷落后不值得征服。他们屡次向南进犯都被击退，损失很多人马，但是这片乡土从未降服。罗马人拥有世上气候最温和、物产最富饶的地区，因此对这块耸立着被冬季的暴风雪吹袭着的阴郁山丘、点缀着蓝色烟雾笼罩下若隐若现的湖泊、遍布阴冷而孤立的石南树丛的地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任凭当地的赤裸蛮族在森林里猎取麋鹿。
以上所述是从奥古斯都逝世到图拉真即位期间，罗马边界的状况和帝国的大政方针。图拉真是个品德高尚、积极有为的国家元首，他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有统御大军的才能。他把先帝奥古斯都规划的和平构想暂时搁置，开始连年的战争和征讨。军团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如今终于又等到了皇帝御驾亲征。
首先讨伐的对象就是好战成性的达契亚人，他们的居地越过多瑙河，在图密善当政时曾毫无顾忌地侮辱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是一支孔武有力、凶狠残暴的蛮族，因深信灵魂不灭和轮回往生，所以作战时奋不顾身，视死如归。达契亚的国王德塞巴鲁斯与图拉真旗鼓相当，后来战至筋疲力竭、罗掘俱穷，虽不至于和罗马同归于尽，但也不轻言俯首认输。这是一场值得刻碑勒石的战争，除了短暂休兵过一段时间，战争延续了5年之久，直到皇帝不顾一切投入全国人力物力，才使得蛮族完全降服。这场战争使得帝国获得了达契亚行省，等于增加了1300英里的边境线，这是违反奥古斯都遗言的第二次行动。现在帝国在东北方自然形成的边界，沿德涅斯特河、蒂萨河(或称提比斯库斯河)、下多瑙河和黑海成为一线。军用道路顺着多瑙河河岸到邻接的本德地区，仍然可以看出当年遗留的古迹。本德在现代历史上很有名气，因为这是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大帝国之间的国界。
帝国初期诸帝之中，图拉真有继往开来的气概。
长久以来人类对破坏者的赞誉远过于创建者，以致追求战阵的荣耀成为帝王将相永不可磨灭的过失。历代的诗人和史家对亚历山大赞不绝口，激起了图拉真与之一比高下的万丈雄心，使得这位罗马皇帝着手征服东方各国。他为自己的年老而叹息，认为自己很难有希望像腓力之子那样建立举世无匹的令名。
虽然图拉真的成就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表面上看起来倒是快捷迅速而光辉耀目。帕提亚人因内争而国势衰败，等到大军压境时不战而逃，图拉真也就趾高气昂地沿着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从亚美尼亚的山地直达波斯湾，成为第一个在遥远大海上航行的罗马将军，因而感到沾沾自喜，可惜他也是最后一位。他的舰队蹂躏阿拉伯的海岸，甚至妄想进逼印度国境。元老院每天接到信息，说有新的国家和不知名的部落接受图拉真的统治，大家都惊叹不已。他们同时也接到正式文书，提到博斯普鲁斯、科尔基斯、伊比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奥斯若恩的国王，甚至帕提亚皇室的成员，都从罗马皇帝的手里接受即位的冠冕；米底和卡杜克亚山地的部落恳求罗马军队的保护；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这些富饶的地区都被纳入版图，成为帝国的行省。等到图拉真逝世，明亮的远景立即黯然失色。最值得担忧的情况，莫过于遥远地区的国度，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控制，就会挣脱强加在其身上的枷锁。
根据古老传说，一位罗马国王兴建卡皮托神庙时，地界神特米努斯(负责掌管罗马的疆界，按照习俗用一块巨石来代表)虽然位阶较低，但是拒绝让位给朱庇特主神。占卜官以此得出让罗马人感到高兴的预言：神祇的强硬态度，兆示着罗马主权所及的界线绝不会退缩。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预言大多数时候都很灵验，虽然地界神特米努斯曾经抗拒过朱庇特的神威，但是现在却屈服于哈德良的权势。他继位后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放弃图拉真在东方征战中所获得的利益，帮助帕提亚人恢复推选制度，建立独立的主权；把驻扎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的罗马守备部队撤走；遵守奥古斯都的遗言，再度将幼发拉底河当作帝国的疆界。难免有人要指责他公开的作为和私下的动机，认为他完全是嫉妒心作祟。当然哈德良这种做法，也是深思熟虑和稳健审慎所得的结果。这位皇帝具有完全矛盾的性格，时而节约俭省，时而慷慨大方，也会让人产生不必要的疑惧。不过，就他的地位而言，没有光大先帝卓越的成就，等于有负图拉真开疆辟土之厚望。
图拉真雄才大略的尚武精神，与继位者步步为营的稳健作风，形成非常奇特的对比；而哈德良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在安东尼·皮乌斯无为而治的儒雅风范衬托下，更令人印象深刻。哈德良的一生是永不停息的旅途。他将军人、政要和学者的才能汇集于一身，从帝王职责的践行中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根本不在意季节和天候的状况，光着头徒步在冰天雪地的喀里多尼亚行军，或是跋涉在上埃及的盐渍平原。他的足迹踏遍整个帝国，所有行省都亲临巡幸。而安东尼·皮乌斯只愿留在意大利腹地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虽然亲自执政的期间长达23年，这位和蔼可亲的君主最远的行程，不过是从罗马的宫廷移到退休后的兰努维庄园。
纵使个人行事风格有所不同，奥古斯都规划的制度，倒是为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所遵奉。他们坚持奥古斯都所订的方针来维持帝国的威严，却没有增加疆域的企图。他们采取各种不失大国风度的措施赢得蛮族的友谊，尽力说服其他的民族，让他们知道罗马势力的崛起，不是陷溺于征服的诱惑，而是热爱秩序和公义。经过43年的漫长岁月，由于这几位皇帝的德行感召和辛劳工作，他们的成就为万世所推崇。要是把军团在边界上微不足道的应战行动略而不提，哈德良和安东尼在位期间，的确为世界和平带来美好远景。 罗马帝国的威名受到最遥远国家的尊敬，最强横的蛮族发生纠纷时，也会听从皇帝公正的仲裁。一位当代史学家提到，外国使者恳请入籍成为罗马臣民，当局认为这种尊荣不能轻易授人，因而加以婉拒。
罗马的武力使人畏惧，皇帝即使推行怀柔政策，一样能保持尊严不容轻视。他们不断以备战状态来保持和平，用正义的要求来规范作战，同时向邻近国家严正宣称：“若要罗马雌伏忍辱，情愿决一死战。”哈德良和老安东尼原来用以展示军威的武力，被马可·安东尼皇帝用以对抗帕提亚人和日耳曼人。蛮族的敌对行动，让这位富于哲人信念的君王大动肝火。在一场配合良好的守势作战中，马可·安东尼和所属将领分别在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两处战场赢得重大胜利。罗马帝国的军事成就不仅在于维护安稳现状，也在于确保胜利成果。这方面的史实由于受到时人的重视，将成为深入的研究主题。
在共和体制时代，运用军队的权力取决于一定阶层的市民，他们有国家去热爱、有财产要保护、分享执行法律的权利。维系这个体制不仅事关个人利益，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等到征讨范围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利随之丧失，战争逐渐发展成为军事艺术，同时也恶化成商业行为。
就军团而言，即使在遥远的行省招募兵员，也只选罗马公民，唯其如此，才具合法资格，服役才有适当报酬。但更被注重的是年龄、体力和身材等条件，在征选兵员的过程中，宁愿要生长在气候寒冷地区的北方人而不挑南方人，要找天生习武的门第，也到乡间招募，而非在城市寻找。一般认为，投身辛苦的行业，像铁匠、木匠和猎人，比城市里活动较少、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在执行勤务时更能发挥果敢和决断的能力。等按财产资格服兵役的制度取消后，罗马的军队仍由家世良好、受过教育的军官指挥，但一般士兵还是像现代欧洲的佣兵一样，出身贫贱，很多甚至是卑劣分子和罪犯。
爱国心是古代大众遵守的德行，身为自由政体的一分子，基于个人利益而产生强烈感情来保护此政体，使之能绵延不息，此种情操使共和时代的军团所向无敌。专制君王的佣兵和奴仆，对共和体制的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必须运用其他性质不同但更有拘束力的动机，像是荣誉和信仰，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在农夫和工人看来，能进入军旅是光宗耀祖的事。阶级和名望全赖自己的进取心，一个低阶士兵的勇敢虽不见得能赢得多大的声誉，但个人的行为，有时会给连队、军团甚至军队带来荣誉或羞耻，所以他和团体是命运相共的。他进入军队服役时，要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绝不背弃连队队标和鹰帜，服从上级领导，为皇帝和帝国安全牺牲自己的性命。罗马军队对标帜的效命之心，是受到信仰和荣誉的影响激发的。金色的鹰帜闪耀在军团队伍前面，就是他们渴望献身的目标。在危险时抛弃神圣的队标，不仅是可耻的怯懦表现，更是大不敬的亵渎行为。为了达成此一目的，除凭借想象所产生的力量，更由实际的畏惧和希望来加强。服役期间定额的薪饷和经常的奖赏，及服完兵役后应有的补偿和田地，使艰苦的军旅生活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怯懦惧敌和违抗命令必然难逃严厉惩罚。百夫长获准用军棍责打犯错士兵，将领有权将下属处以死刑。罗马军队铁的纪律原则，就是优秀的战士必须畏惧自己的上官远甚于所面对的敌人。从这些值得钦佩的兵书教范中，帝国军队具有了军人所应有的坚定和驯服的品质，要是拿蛮族的浮躁和冲动来与之相比，永远无法及其万一。
罗马人很清楚军队的缺点——仅依靠暴虎冯河的匹夫之勇而不讲求战斗技术和用兵法则。在拉丁语里，“军队”一词就是借用“操练”的原意。军事训练是达成纪律要求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式，新征入营的弟兄和年轻士兵，在清晨和傍晚要不停操练，老兵即使完全学会也要每天复习，任何人不得以年龄或已熟练作为借口逃避。部队在冬营时就架起宽大的棚屋，即使气候恶劣也不会中断训练。要是仔细观察便可知，在模拟作战中使用的特定兵器，比起实物要重一倍。
本章目的不是要详述罗马人的操练，我们的重点是，罗马人已完全领会到如何能增强体力、使四肢灵巧和让动作优美。他们不断教导士兵行军、跑步、跳跃、游泳、负重及操作各种兵器，无论在攻击、防御、远战和近战中都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而且知道组成各种阵式，甚至要求以皮瑞克战舞的步伐，按着笛号的声音行进。
即使在承平时期，罗马军队仍然熟悉战阵之事。古代有位希腊历史学家曾和罗马人兵戎相见，他深有所感地写道，就罗马军队而言，只有流血才能分辨出是战场还是训练场。有才干的将领，甚至皇帝本人，都把训练当成政策来推行，经常亲自督导或担任示范，以鼓舞大家学习这些军事科目。哈德良和图拉真虽贵为帝王，仍纡尊降贵来教导无经验的新兵、鼓励训练有功的人员，有时还亲自下场较量一番，战技和体能的优胜者能获得奖赏。在这些君王统治下，栽培将校的兵法素养获得极大的成就，只要帝国能够保持强盛，军事训练就会被尊为罗马纪律中最完美的典范。
9个世纪的战争使军队有很多的改变和进步，波利比阿所记布匿战争年代的军团，与使恺撒赢得常胜令名的军团以及保卫哈德良和安东尼君主政体的军团，在实质上已经大不相同。帝制时代的军团组织，主要战力是重装步兵，编成10个支队和55个百人队，分别由相当数量的军事护民官和百夫长率领。第一支队负责保管军团的鹰帜，编制人数达1105人，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个个都是忠贞勇敢、战技精练的战士。其余9个支队各有555人，全军团共有重装步兵6100人。他们使用的兵器非常制式化，与所担任的职务完全配合：戴一顶有高耸冠毛的头盔，穿着胸铠或者锁子甲，腿部有护胫，左手执一面遮住全身的椭圆盾牌，正面微向内凹，4英尺长2英尺半宽，用木头做成外框，上面蒙牛皮，夹上铜片增加抵抗的强度。除了带一支轻矛，军团士兵的右手紧握无坚不摧的投矢，也就是沉重的标枪，大致有6英尺长，装上18英尺长的三角形尖锐矛头，因为在10到12步的距离内，只有投掷一次的机会，所以无法与现代的火器相比。但是从训练有素、技术高明的士兵手中全力投掷出来，骑兵不敢贸然冲入，任何盾牌和甲胄也挡不住致命一击。
罗马人只要投射标枪以后，就拔出佩剑一拥而上与敌军短兵相接。这种兵器很像西班牙军刀。但是刀身较短，双面开刃，经过淬火，非常锋利，不论是砍劈还是刺戮，用起来都很得心应手。罗马人教导士兵多用刺和捅的动作，一方面使自己的身体不致暴露，另一方面对敌手造成的伤势也更为严重。军团通常排成八列的纵深，行与列之间保持3英尺的距离。部队无论是摆出长长的阵线，还是发起迅速的冲锋，都习惯于使用这种散开的阵式，可以随时应作战情势的变化和指挥官的调度，准备各种适当的部署。同时，这样的阵式下，士兵有自由的空间运用武器，行动不受妨碍，留出足够的位置，使得增援的兵力可以接替精疲力竭的战士。希腊和马其顿的战术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主要战力是十六列执长矛紧密靠在一起的方阵。经过实战考验后，立刻就知道方阵远非军团的对手。
军团的骑兵编成10个中队，这是整体战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同第一支队的状况那样，骑兵第一中队有132人，其余9个中队各有66人。这10个中队共有726人，整个编成一个骑兵团。虽然隶属于军团，但作战时，却分开运用，通常单独或几个骑兵团集结构成一个侧翼。皇帝的骑兵不同于过去的共和时代，是由罗马和意大利的世家子弟组成。他们马背上的军队资历，是进入元老院担任议员和执政官的阶梯，只要凭着自己的英勇建立功勋，有朝一日就可以赢得同胞的选票。自从风气变迁和朝代更替以后，骑士阶级和最富有的人士，通常在政府机构担任司法和税务工作，不论何时想要从军报国，立刻就可以指挥一队骑兵或者是一个支队的步兵。所以后来图拉真和哈德良从他们出生的行省，招募同一阶级的人员组成骑兵和担任军团的各级指挥官。马匹的繁殖和养育则大多在西班牙和卡帕多细亚进行。罗马的骑兵瞧不起东方的全装甲骑兵，认为全身披挂铁甲会妨碍行动，所以他们的配备是一顶头盔、一面圆盾、轻便的马靴和胸甲，主要攻击武器是一支标枪和一把长形宽剑，有时也像蛮族那样使用长戟和锤矛。
帝国的安全和荣誉主要委之于军团，但罗马的政策也能虚心采纳在战争中所有可用的手段。比如，会在未取得罗马公民资格的行省属民中定期大规模征兵，那些散布在罗马边境的有自治权的属国和罗马社区，只要提供人员在军队服役一定的年限，权益和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甚至从有敌意的蛮族中挑选出来的队伍，在威胁利诱之下会被派到遥远的地区，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历尽兵凶战危的艰辛生涯。上述人员所编成的部队统称为“协防军”。当然，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有某些程度的改变，但在数量上较军团的人数少不了多少。协防军当中最勇敢和最忠诚的队伍，接受郡守和百夫长直接指挥，遵从罗马纪律，接受严格训练；但大部分人员，还是按照乡土特性和早年的生活习惯，使用适合自己的武器。这种制度使每个军团配属定额的协防军，包括各种类型的轻装部队和投射兵器，优点是有各自的装备和训练，有利于在不同国度参加战斗。从现代军事的角度看，罗马军团并不缺少一支所谓的“炮兵纵列”，包括10部大型和55部小型投射机具，无论倾斜式或水平式，都能发射出破坏力惊人的石块和标枪。
罗马军团的营地从外表看来像是防卫森严的城镇，先遣人员将位置标定好后，就仔细将地面整平，把所有的障碍物砍倒、移开，让营地形状成为正方形，大致每边长700码，足够容纳2万人马。要是拿现代同样数量的部队来做比较，如果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那么营地的正面要加大3倍，才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掩护。统帅的中军大帐，也就是位阶最高的将领的居所，位于营地的中央，而且地势较高。骑兵、步兵和协防军各有驻扎的位置，进出的通道宽阔且平直，在帐篷和防壁之间，每边都留下200英尺长的空地。防壁通常有12英尺高，上下交错地打进尖锐的木桩，安装成一道坚固的栅栏，外面还有一道宽深都达12英尺的壕沟加以防护。这些主要的工事都由军团士兵的双手来完成，他们像运用刀剑和枪矛那样，很熟练地挥动铲锄和斧头。士兵们有充沛的体力可以说是天赋，但是要养成持久的耐力却有赖于习惯和纪律。
当号角声响起，发出撤离的命令，营地会很快被清除完毕，所有部队都须加入行军的行列，不得有任何延误和混乱。军团士兵除了自己的武器外，还要背负厨房用具、工事材料和数日的粮食，但他们在行动时并不感到有任何累赘。这种负荷对体质软弱的现代士兵而言，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他们用训练有素的稳定步伐行进，6小时可走20英里。一旦遭遇敌军，马上卸下行李，非常简便而迅速地由行军纵队变换成战斗序列。投石兵和弓箭手开到战线正面接战，轻装的协防军形成第一线，军团在第二线展开，发挥纵长战力，骑兵掩护侧翼，投射武器架设在后方。
就是如此的战争艺能，让罗马皇帝得以捍卫已征服的广大地区，即使在各种美德因奢侈和专制而腐化不堪时，帝国还能保持尚武精神。须知军队如果忽略纪律和训练，就无法发挥强大战力。军队人数今日仍可计算出来，一个正规军团有6831名罗马人，加上配属的协防军，总数约1.25万人。哈德良和后继诸帝在位的承平时代，编成三十几个这类战力强大的混合部队，常备兵力达到37.5万人。军团没有驻守在有城墙防御的市镇，罗马人认为这是使人衰弱和怯懦的避难所，所以扎营在大河的两岸或面对蛮族的边疆地区。驻地大部分都很固定，停留的时间很长久，我们可据以叙述部署的状况：
不列颠有3个军团；
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有16个军团，配备的位置是2个在下日耳曼，3个在上日耳曼，1个在雷提亚，1个在诺里库姆，4个在潘诺尼亚，3个在梅西亚，还有2个在达契亚；
幼发拉底河的防务需要8个军团，其中6个配备在叙利亚，2个在卡帕多细亚；
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这几个很大的行省，因为远离战争，所以每个行省只要1个军团就可以维护内部安宁。
意大利共有2万名精兵，分别隶属城市支队和禁卫军，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元首的安全。禁卫军几乎是每次帝位篡夺的幕后主使人，使帝国陷入分崩离析的地步，因此值得我们重视。他们的装备和组织与一般军团无异，除了有更华丽的军容和更颓废的军纪。
由皇帝一手维持的海军与帝国的伟大似乎并不相称，但是就政府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言，倒是足敷使用。罗马人的雄心大志局限于陆地，此黩武好战的民族，并没有受到提尔、迦太基和马赛等城市的海员那种积极精神的激励，要扩张世界的范围或探勘遥远大洋的海岸。罗马人对海洋并非好奇而是畏惧，在摧毁迦太基和肃清海盗后，地中海就包含在他们的行省之内，皇帝的政策仅在维持领海平静和保护臣民的海上贸易。基于此种着眼，奥古斯都分别在意大利位置最适切的港口——一是亚得里亚海的拉文纳，一是那不勒斯湾的麦西侬——配置两支永久性的舰队。古人从经验得知，战船的划桨若超过两排，除看来壮观外，实际用处不大；而且奥古斯都曾用轻型快速帆船(又称黎本尼亚型战船)击败对手高耸而笨重的艨艟巨舰，赢得阿克兴海战胜利。所以他将拉文纳和米塞卢姆的两支舰队编配黎本尼亚型战船，派出指挥官负责地中海东部和西部的防务，且每支分遣队配属数千陆战队员。罗马海军的主要基地除这两处港口外，普罗旺斯海岸的弗雷瑞斯也配置相当兵力，黑海也有40艘战船和3000兵员负责守备任务。此外，还要维持高卢和不列颠海上交通的舰队，及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保持大量的快桨船，用来袭扰沿岸的国家，断绝蛮族的通道。要是我们评估一下帝国军备的一般状况，不论是步兵、骑兵，还是军团、协防军、警卫部队和海军，整个地面和海上的兵力，最保守的估计大约有45万人。这样的军事武力在过去虽堪称所向无敌，但在17世纪有一个王国，领土只相当于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却也建立了同样规模的实力。
在了解哈德良和两位安东尼皇帝当政时，怀柔政策的精神和支持这个政策的实力后，接着要清晰而详尽地叙述，一度团结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行省，现在已经分离成为许多独立而相互敌对的国家。
西班牙位于帝国、欧洲，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最西端，比利牛斯山、地中海和大西洋一直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疆界。这个辽阔的半岛被奥古斯都分为琉息太尼亚、贝提卡和塔拉科3个行省，现在则成为两个面积不相称的主权国家。葡萄牙王国目前位于好战成性的琉息太尼亚人所居住的地方，只是把东边失去的领土，向北边扩展疆域以获得补偿。格拉纳达和安达卢西亚这两个地方相当于古代的贝提卡行省。西班牙其余部分，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比斯开、纳瓦拉、莱昂、两个卡斯蒂利亚、默西亚、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构成对罗马政府至关重要的第三个行省，就以首都塔拉戈纳来命名。当地的蛮族以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势力最为强大，坎塔布连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最为顽梗不化，依仗山区险要地形顽抗，最后才向罗马军队归顺，后来也最早挣脱阿拉伯人的束缚。
古代的高卢包括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大海之间的区域，比现代法国的面积还要大。所以目前这个国势强大的法兰西王国，要想达到古代的疆域，领土除了新近获得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还得加上萨伏依大公国、瑞士的各州、莱茵河4个选侯国，以及列日、卢森堡、埃诺、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等地区。恺撒征服的疆域原本包含着百余个自立的土邦，到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根据军团行进的方向、河流的位置和主要土邦的情势，而把高卢划分为几个大致相等的部分。
地中海的海岸地区、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按照居民对原殖民区的称呼，将这个行省取名为纳博讷；阿基坦的行政区域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卢瓦尔河；卢瓦尔河到塞纳河间的区域被称为凯尔特高卢，后来从著名的殖民区得到新的称呼，命名为卢格杜勒姆或者称为里昂；过了塞恩河就是贝尔京，更古老的年代是以莱茵河为界，但是在恺撒到高卢前不久，日耳曼人仗着蛮力的优势，占领了贝尔京区域相当大的部分；罗马开疆辟土的征服者，急切要掌握无法达成的目标，就将莱茵河的高卢边境，即巴西尔到莱登这片区域赋予了两个言过其实的名字——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
因而安东尼统治的朝代，高卢有6个行省，就是纳博讷、阿基坦、凯尔特高卢或称莱昂尼斯、贝尔京以及两个日耳曼地方。
前面提过不列颠的征战，在岛上设立的罗马行省，边界已固定，区域涵括全部英格兰和威尔士及苏格兰低地直到邓巴顿和爱丁堡河口湾一线。不列颠在失去自由以前，这片土地为大小不等的30多个蛮族部落瓜分。西部的贝尔京人、北部的布里甘特人、南威尔士的西卢尔人，及诺福克和萨福克地方的伊塞尼人的人数最多。若对他们的语言和习俗深入探讨，穷究其雷同之处，会发现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的住民属同一种族，通称为凯尔特人。在他们屈服于罗马人的武力之前，经常相互争夺土地，干戈不断；臣服以后，成为中部地区的欧洲行省，包含范围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安东尼边墙，以及从塔古斯河口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
伦巴第在被罗马征服前，不算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它被一群强大的高卢人占领。伦巴第人沿着波河居住在皮德蒙特到罗马涅之间的两岸地区，经常从阿尔卑斯山南下侵入亚平宁山大动刀兵，恶名昭彰。岩石海岸住着利古里亚人，现在已是热那亚共和国。威尼斯城市那时还没出现，所在的地点位于阿迪杰以东，原居民是威尼斯人。半岛的中部现在是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教皇国，古代有伊特拉斯坎人和翁布里亚人的遗址，前者使意大利奠定文明生活的基础。台伯河流过罗马七山，从此到那不勒斯边界，是萨宾人、拉丁人和沃尔西人的故乡，也是罗马初期赢得胜利的舞台。在这名留千古的土地上，早期的执政官获得凯旋的荣誉，继位者只图修饰庄园，而其后裔则在此建修道院。卡普阿和坎帕尼亚邻近那不勒斯，王国的其他地区居住着马尔西人、桑尼特人、阿普利亚人和卢卡利亚人等好战民族，海岸散布着兴旺的希腊殖民区。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将意大利分为11个行政区，其中伊斯特里亚是个很小的行省，并入罗马城的辖区之内。
罗马帝国在欧洲的行省受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保护。多瑙河是欧洲大陆的主要水道，源头与莱茵河只相距30英里，全长1300英里，流向大致是东南方，汇集60多条可以通航的支流，经过6个河口注入黑海，很难想象狭小的海域能够接受气势如此汹涌的水体。多瑙河的几个行省通称伊利里亚或直称边疆，是帝国征战最频繁的地区，不过也受到特别的关注而有各自的名字，像雷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达契亚、梅西亚、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
雷提亚行省早先是温德尼西亚人居住的地区，整个区域的一方是从阿尔卑斯山的山巅延伸到多瑙河河岸，另一个方向是从多瑙河源头到因河的会合口。这片平原目前大部分是巴伐利亚选侯的领土，首府奥格斯堡受到日耳曼帝国宪法保护。格里森人在山区平安度日，蒂罗尔是奥地利皇室众多行省之一。
位于因河、多瑙河和萨沃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古代的名称是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现在有奥地利、施蒂里亚、卡里西亚、卡尼奥拉、下匈牙利和斯拉夫尼亚。在最早的原始自主状态下，凶野的原住民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受到罗马统治以后，仍然能够精诚团结，保持小家庭的制度。这里现在有日耳曼国王的宫廷，成为奥地利的权力中心，基于实力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样称呼并不很适切，除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的北部地区，以及位于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匈牙利部分，都是后来获得不算在内，奥地利皇室其余的领土属于罗马帝国疆域之内的，就面积而言只占很小的比例。
达尔马提亚若被称为“伊利里亚”可能更加适当，这是位于萨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地区，海岸的精华部分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行省，还有一个很小的拉古萨共和国，仍保留古代的名称。内陆部分使用斯拉夫尼亚人的名字，称为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前者接受奥地利的统治，后者受土耳其总督管辖。但是蛮族的部落仍然不断骚扰整个国土，呈现混乱未开化的独立状态，根本分不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的界线。
多瑙河与蒂瓦河同萨沃河会合后，就希腊人而言，这条巨川应被称为伊斯特河，正式把梅西亚和达契亚隔开。达契亚是图拉真征服的地区，也是多瑙河远岸唯一的行省。如果深入研究这些国家目前的状况，就会发现在多瑙河左边的泰梅斯瓦和外斯拉夫尼亚，在经过几次革命以后，已经纳入匈牙利的势力范围。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则承认奥斯曼政府的宗主权。位于多瑙河右边的梅西亚，在中世纪分裂成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个蛮族王国，现在面对土耳其的威胁又再度联合在一起。
把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这整个广大区域称为鲁梅利亚，是为了不忘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古老历史，后来这个称谓为土耳其所沿用。在安东尼当政的时代，色雷斯这个军事重地被纳为行省，大致北起海姆斯和雷多普山区，南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诸岛，虽然历经人世的沧桑和宗教的改换，君士坦丁在海峡比照罗马所新建的城市，仍旧成为泱泱大国的首都。马其顿王国在亚历山大的统治下，征服亚细亚，由于先后两位腓力皇帝的政策，获得莫大的实际利益；再加上原先独立的伊庇鲁斯和色萨利，整个区域一直从爱琴海延伸到爱奥尼亚海。要是追溯底比斯和阿尔戈斯、斯巴达和雅典在历史上的赫赫威名，实难以想象古老希腊这样万世不朽的共和国，竟会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亚该亚行省的命名就是受到亚该亚联盟的有力影响。
以上所述是罗马皇帝统治下的欧洲状况。亚细亚行省加上图拉真暂时征服的地区，就把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全部包括在内。要是能够按照历久长存的天然形势，而不是独断无知的任意分割，不仅可以让欧洲更安全，也会获得有关各国的认可。小亚细亚的名称与半岛的特色有关，这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欧洲。其中最富饶的宽阔平原，坐落在托罗斯山脉和哈里斯河以西，罗马人使用亚细亚这个专有名词。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古代的特洛伊、吕底亚和弗里吉亚等君主国，潘菲利亚人、吕西亚人和卡里亚人所占据的滨海国家以及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区。这些地方的艺术才能可与古希腊人媲美，但是武功远不及后者。
比提尼亚王国和本都王国据有半岛北部的土地，从君士坦丁堡一直到特拉布宗。西利西亚行省在南部的相对位置，东边邻接叙利亚的山区。内陆区域一度是独立的卡帕多细亚王国，与罗马的亚细亚隔着哈里斯河，东边则与亚美尼亚以幼发拉底河为界。我们可以看到黑海的北部海岸，亚细亚方面远到特拉布宗，在欧洲则超过多瑙河，全都臣服皇帝的统治，不是纳贡称臣就是接受派驻的守备部队。布德札克、克里米亚汗国、切尔克斯和明戈瑞利亚便是这些野蛮国度的现代名称。
塞琉古是亚历山大的部将，也是他的继承人，将王座设在叙利亚，以统治上亚细亚，直到帕提亚人叛乱成功，才把疆域限定在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等叙利亚被纳入罗马版图，其就成了帝国东疆。此行省跨越很大的纬度，除北边直抵卡帕多细亚山区，南边达埃及疆界和红海外，还不知其他界线位于何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有时受叙利亚管辖，有时会分出。前者位于狭窄的岩石海岸，后者的土地面积和富饶程度还不及威尔士，但这两处却使人类永难忘怀，因为欧美的文字源于腓尼基，宗教则出自巴勒斯坦。从幼发拉底河到红海，沿着叙利亚无法确定的边界存在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阿拉伯人要是过着隔绝的游牧生活，还能保持独立自主的状态，而只要在不太贫瘠的地点定居下来，很快就会成为帝国的臣民。
古代的地理学家对于要把埃及算成地球的哪一部分，感到非常为难。这个历史上灿烂无比的王国位于巨大的阿非利加半岛(非洲)，进入的通道却是在亚细亚，历史上任何时期，亚细亚只要发生重大变革，埃及就只能谦卑地承受所产生的后果。托勒密王朝的宝座上坐着罗马的高官，马穆鲁克帝室的权杖现在掌握在土耳其总督的手里。尼罗河贯穿全境，从北回归线流向地中海长达500英里，两岸土地的肥瘠全靠河水定期泛滥。昔兰尼坐落于地中海西边的海岸上，最早是希腊的殖民区，后来成为埃及的一个行省，现在已经被巴卡沙漠所掩盖。
阿非利加海岸地区从昔兰尼伸展到大西洋，长达1500英里，然而被夹在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间，宽度不超过80到100英里。罗马人把东部视为阿非利加地位最特殊的行省，在腓尼基人建立殖民区前，这片丰饶土地上居住着蛮勇好战的利比亚人，后来在迦太基统治下成为帝国的首都和商业中心。但是迦太基共和国的所在地，现在已经沦为积弱不振和动乱不已的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两个国家。努米底亚系由马西尼撒和朱古达合并而成，目前大部分地区受阿尔及尔军事政府统治。在奥古斯都时代，努米底亚的边界缩小，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国土勉强接受了毛里塔尼亚的称谓，还加上了恺撒尼西斯的字样。真正的毛里塔尼亚是摩尔人的故乡，来自廷吉或丹吉尔此一古老城市，为区别起见称作廷吉塔纳，就是现代的非兹王国。濒临大西洋的萨尔，是海盗大本营，因而恶名在外。就罗马人而言，这里是他们势力所及的极限，也是地理上的尽头。梅基内兹附近仍旧可以发现罗马人所建的城市，所居住的都是野蛮人，我们还要称之为摩洛哥皇帝。不论是摩洛哥更南边的疆域还是西格美萨，过去都没有成为罗马的行省。阿非利加的西部被阿特拉斯山脉的支脉所隔断，这座高山本平平无奇，其名却因诗人充满想象力的诗歌而广为流传，如今竟越过无边无际的大洋，由旧大陆向新大陆传播。
巡绕罗马帝国一圈后，就会发现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之间，被一条狭窄的水道分开，大西洋的潮流经过12英里宽的海峡进入地中海。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古代极著名，似乎是两座山脉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震开，在欧洲这边的山脚下矗立雄伟的直布罗陀要塞。整个地中海海域包括海岸和岛屿，全部涵盖在罗马疆域的范围之内。巴利阿里群岛的两个大岛，因面积的大小而称为马略卡和梅诺卡，前者现在属于西班牙，后者是英国的属地。科西嘉的现况甚为不利，使人深感惋惜。意大利有两个主权国家，自认对撒丁尼亚和西西里有合法的权利义务。克里特又称甘地亚，还有塞浦路斯及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小岛，曾为土耳其军队占领。马耳他虽只是一座多岩石的小岛，却不畏强势，力挽狂澜，在军事政府统治下，如日中天，赢得声名和财富。
罗马帝国这一长串的行省，分裂开来形成许多势力强大的国家，从这方面来看，古人的虚荣和无知就值得原谅。统治着辽阔的区域，建立强大的武力，皇帝还在推动怀柔政策，不论是否真有其事，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是因为皇帝瞧不起边塞绝域之地，有时置之不理，任由化外之民自生自灭，从而也逐渐丧失罗马帝国在地球上特有的权力。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素养和学识，是必须能够慎思明辨和精确表达。他要是观察到，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达西亚的北疆，到阿特拉斯山脉和北回归线，横宽有2000英里；而从大西洋到幼发拉底河，纵长则有3000英里；介乎北纬24度到56度之间，位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温带，面积大约有160万平方英里，大部分都是肥沃的原野和适于耕种的地方，这样才会对罗马帝国的伟大有正确的认识。
罗马的伟大不在于扩张疆域，迅速赢得征战的胜利。就目前来说，俄罗斯的领土最广大，占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荒漠地区。而在更古老的年代，亚历山大大帝越过赫勒斯滂海峡，不到7年的工夫，就战胜了印度，并在希发西斯河畔修建起马其顿纪念碑。等到中世纪，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和蒙古的君王，用烧杀抢掠的作战方式，从东边的中国向西征战，直达埃及和日耳曼边界，在一个世纪内，建立起为时短暂的庞大帝国。而罗马强权靠着几世代的经营，凭借智慧和经验才建立起稳固的基业。在图拉真和安东尼时代，帝国所属各行省，经由法律获得统一，借着艺术增添光彩，已经完全降服再无异心。委派的地方官员虽偶尔会作威作福，但是一般而言，施政还算明智、简便且利民。行省人民可信奉祖先的宗教，市民的荣誉和利益，也大致提升到与征服者平等的地位。
皇帝和元老院的宗教政策，受到开明意见与迷信习俗的欣然支持。各种宗教仪式在境内流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们是同样的真实；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们是同样的虚妄；对于地方行政官来说，则是同样的有用。如此忍耐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彼此间的宽容，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和谐。
那个时代民众的迷信行为，不会产生神学上的对立而引起彼此冲突，也不会因思想体系的束缚而使身心受到限制。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不仅喜爱本乡本土的宗教仪式，也认同他人对世界上不同宗教的信仰。就这些信徒来说，恐惧、感恩和好奇的心理，一个梦境或某种预兆，遭遇到不如意事件的打击，甚至是长途旅行所产生的阻碍，都会让他们的信仰更为坚定，祈求更多神明的庇护。异教徒神话的架构非常浅薄，虽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材料，还不致形成矛盾和对立。所谓的圣贤豪杰和英雄人物，莫不与乡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这些使国家建立权势和名声的伟人，即使没有受到世人像对神祇一样的膜拜，至少也会获得赞扬和尊敬。泛神论认为千山万水都具备神性，默默地在所在地区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罗马人祈求台伯河不要降灾，就不该嘲笑埃及人为了祈福而向尼罗河呈献大量祭品。
就物质方面而言，自然界可见的力量、行星和元素，在整个宇宙是完全一样，毫无区别的。精神世界看不见的主宰，无可避免地由同一模式的传说和寓言所铸造而成，无论是善与恶，都有各自的神祇来作为代表。每一种技艺和职业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守护神，无论经过多么长久的世代传承、相隔多么遥远的国家，这些神祇所显现的性质，全都和被保护者的特定需要有关。不论是哪一种系统的神界，在发展的过程和利益的归属上都会产生对立，要依靠一位至高无上者来调停。经过长时期的教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位神祇逐渐被提升到极度完美的崇高地位，成为“永恒的天父”和“全能的君主”。古代的宗教精神是如此的温和包容，以致各个民族对于崇拜的仪式，只关切相互的雷同，而不在意彼此的差异。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各地的蛮族，尽管他们各自信奉的神的名称不同、敬神的仪式相异，但当他们在祭坛相遇时，很容易就能感受到他们实际敬奉的是同样的神灵。荷马的史诗所叙述的神话故事，赋予了古代世界的多神教一个瑰丽而通用的规范。
希腊的哲学家是从“自然人”而不是从“神”演绎出伦理学和道德规范的。当然他们（希腊哲学家）也曾抱持非常严肃的态度，沉思冥想神性的存在，经过深入的探讨，明了人类的理解力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这方面却极为有限。4个最知名的学派，斯多噶学派和柏拉图学派致力于协调理性和虔敬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他们留给世人超凡入圣的明证，就是“原道”的存在和完美。但是，由于对物质的创造无法表达，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成果不彰；相反的是，柏拉图和其门徒强调属灵层次的神性，脱离物质进入观念的领域。学院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很少讨论有关宗教方面的问题。前者重视虚怀若谷的科学精神，对上帝之国的天意抱持怀疑的论点；而后者以无知为由，全盘否定上帝之国的存在。
受到竞争的鼓励而产生的研究精神，也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生根茁壮，再经由哲学大师的倡导，成立众说纷纭的学派。纯朴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雅典，这里也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学术中心一样，教导大家要对世俗的宗教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不过，说实在的，怎么可能要哲学家把诗人所杜撰的故事，或者是上古流传的事理不明的传说，当作真理来建立对神明的信心？也不可能把“凡人”当成神来崇拜，事实上有些“凡人”的行为并不是很光明磊落，不仅不该受到敬拜，反而应该受到蔑视才对。为了反对这些毫无价值而又受到崇拜的偶像，西塞罗不惜自贬身价，用真理和雄辩当作针砭的工具。倒是琉善的讽刺诗更有效，变成破除迷信的利器。一个社会文明水平较高的阶层，难免对平民的迷信行为发出藐视的私语。极有声望的文人雅士，同样也不愿故土的神明被揭穿，甚至受到公众的讪笑和攻击。
纵使安东尼时代反对宗教信仰的潮流甚嚣尘上，但依然考虑到了祭司阶层的利益，以及民众在精神上的寄托。古代的哲学家在作品和语录中，强调理性应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但他们的言行却莫不符合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他们眼见凡夫俗子的各种谬误，不禁露出一丝怜悯和无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愿地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时到庙宇去参拜神明；还得在圣洁的长袍下掩饰住无神论的心意，装模作样地参与各种迷信的场合。贤达之士不会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争辩不休，更不会像愚蠢的民众那样涉身其中。他们在踏上利比亚、奥林匹斯山和朱庇特神庙祭坛时，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外表仍呈显恭敬神色。
若说罗马的议场衍生出宗教迫害的动机，这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很多高阶官员本身就是哲学家，雅典的学院把法律传授给元老院，这些人对迷信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执行政令不会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骗。元老院已经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不可能为野心和贪婪所驱使，他们选举最贤明的元老院议员担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职位。他们不但重视宗教带来的利益，也明了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公众的祭典节庆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为便于推行政令，他们也使用各种占卜和预兆的手段；为巩固社会的安定，他们声称伪证罪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管今生或来世都逃不掉法条的追诉。所以罗马的官吏和议员承认宗教具有莫大的价值，即便是名目杂乱、无奇不有的仪式，他们也深信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每一个国家和乡土的崇拜仪式，经过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为众人所接受。被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原来壮观的神像和华丽的庙宇，经不起贪婪的搜刮和无法显现神威而日益没落，但远古遗留的宗教实体，仍一如往常受到罗马的宽容和庇护。看起来只有高卢行省似乎是个例外，德鲁伊教徒掌握很大的权力，提比略和克劳狄两位皇帝在位时，以废除活人祭祀为借口大力加以镇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险。但是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坛，仍安全地保存在隐密处所，直到异教完全被根除为止。
罗马是伟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异乡客络绎不绝到来，引进他们在本土信奉的宗教，并持续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维护古老宗教仪式的纯净，元老院也运用权力，阻止异国的仪式不致泛滥成灾。埃及的迷信风气格调很低且使人堕落，经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寺庙常遭摧毁，信徒被驱离罗马和意大利。冷酷无情却执行不力的政策，终究挡不住宗教狂热。被放逐的人员偷跑回来，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盖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辉煌。最后，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罗马神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当局并非放纵不管，而是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背离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则。在纯朴的共和国时代，罗马的军队常常特派一位使节，把自然女神希布莉和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迎进国门，并承诺给予其更多尊荣，来诱取城市守护神放弃对这两座城的庇护。此种做法几乎已成惯例，罗马逐渐成为帝国臣民共有的圣殿，这座城市给予人类所有的神明以自由的权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其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这是一种更开明、也更光荣的行为。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3万人逐渐减少到2.1万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虽因战争和殖民对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总数没有超过8.3万人，但却已经是雅典市民的两倍还多。而到了“同盟者”战争(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就遽增到46.3万人。
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而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则为轻举妄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最后都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成员，很快造成了公众自由的毁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下，民众行使着君王的权力；若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但当皇帝的专政力量压制住人民大会的势力时，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的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罗马令名不坠，经审慎考虑，很慷慨地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
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被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所有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共和国宽厚为怀的政策提升了其光荣的地位，归附的子民以功勋和服务回报。若说罗马人只能局限于城墙内的古老家族，罗马的不朽声誉将减少一些最高贵的尊荣。维吉尔是曼图亚的土著，贺拉斯不知道自己应算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一位在帕多瓦的历史学家有资格把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世家大族记于史册。加图家族世代多出爱国之士，兴起于图斯库卢姆。阿尔平兰虽是小镇，以马略和西塞罗出生该地而备感荣耀，前者是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以后，罗马的第三位奠基者；而后者处理喀提林谋叛案使得罗马免于国家的分裂，使之有资格与雅典竞争雄辩的桂冠。
帝国的行省(名称和地点如前章所述)没有议会力量和宪政自由，无论是在埃图里亚、希腊，还是高卢，元老院首要的关切事项，就是要解散当地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免除心腹大患。这样一来就让世人知道，由于各国自己在勾心斗角，才使罗马的武力得以坐收渔人之利，要是大家团结合作，就能抗拒罗马的侵略。对于这些地区的王侯，罗马以感恩图报或宽宏大量为名，让他们暂时维持统治权，等到对被征服国家的控制稳固以后，他们失去利用价值最终被赶下王座。那些曾经拥戴罗马的自主城邦，在开始时得到名义上是盟友的奖励，也在不知不觉中沦落到被奴役的地位。元老院和皇帝所派出的总督无论在何地，都握有绝对的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过去政府为了确保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所运用的施政原则，到后来也扩展到最遥远的征服地区。其目的一方面是推广殖民区，另一方面是让忠诚而有贡献的省民得到罗马公民权，经由这两种措施，逐渐将各行省凝聚成一个罗马民族。
塞涅卡评论说：“罗马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历史和事实证明此言不虚。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远赴异地，可能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也可能是为了欢乐的生活，但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在亚洲降服以后经过40年，由于米特拉达梯下达的残酷命令，一天内有8万罗马人被处死。这些自愿流放在外的人士，大部分从事商业、农业和承包税收的工作，直到皇帝成立永久性的军团，行省开始驻扎很多军人。退伍老兵获得土地或金钱作为服役报酬，通常会带着家眷在耗尽青春的防区定居下来。在整个帝国，特别是在西部各行省，把土地肥沃的区域和交通便利的地点保留下来设置殖民区，有些地方是平民的迁移，还有一些是基于军事需要。这些殖民区的生活方式和推行的内部政策，完全按照祖国的模式，成为最佳的对外代表。他们很快就通过友谊和联盟的关系得到土著的喜爱，致使罗马的威名远播，而当地土著也能分享应有的荣誉和利益，这方面，殖民区倒是没让人失望。后来自治市镇的地位和繁荣程度逐渐与殖民区不相上下。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本土衍生出来的社区，和后来被罗马接受的社区，到底谁更具有优势，此问题曾经有过一番争论。
所谓的拉丁姆权利只颁给那些应该被授予的城市，这是一种偏爱的行为。官吏只在任期届满后，才可恢复罗马公民权的资格。行政官员的任期被限定为一年，几年内只在几个主要的家庭之间轮换。省民能加入军团服兵役，他们也可从事行政工作。总之，这些执行公务负责尽职、表现良好的人士，都会得到奖赏，但由于皇帝手笔愈来愈大，以致价值大幅缩水。不过，即使在安东尼时代，有大量臣民获颁公民权，仍附带实质利益。很多民众有了名分，依据罗马的法律得到好处，部分涉及双方权益的项目，像是婚姻、遗嘱和继承。任何人只要获得恩宠，或者建立功勋，就会飞黄腾达。那些把尤里乌斯·恺撒围困在阿莱西亚的高卢人，他们的后裔有的指挥军团，有的治理行省，有的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担任议员。这些人不再有扰乱国家安宁的野心，而是与罗马休戚相连、生死与共。
罗马人认为语文影响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在武力发展的过程中，极重视推广拉丁语。
意大利的古老方言，像是萨宾语、伊特拉斯坎语和威尼斯语，都已被遗忘。但在各行省中，对胜利者教导的语言，东部各省就不像西部那样愿意接受。东部和西部迥然相异，就像两种不同的色彩，虽然在帝国如日中天的光辉下显得黯然失色，但等到罗马世界为夜幕所笼罩，这些差异又逐渐明晰起来。帝国在征服西部地区的同时也施以教化，未开化的蛮族很快就安于降服，知识和礼仪所带来的新的印象开启他们的心智。维吉尔和西塞罗所使用的语言，虽无可避免地混杂着以讹传讹的谬误，还是广泛被阿非利加、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潘诺尼亚的民众所采用。那些模糊不清的布匿和凯尔特的辞语痕迹，只保存在山区或农民的口中。
教育和学习，使各国人民在潜移默化中对罗马产生孺慕之情。意大利给半岛的拉丁属民带来法律和时尚的生活，他们愈是热烈追求并享受城邦所给的自由和荣誉，就愈容易被同化。文学和武功都可以给国家带来无上的尊严。最后，即使产生像图拉真那样在异国出生的皇帝，西庇阿也不能否认这位就是他们的同胞。
希腊的情况和未开化蛮族完全不同，前者有很长的时期经历文明的兴衰，他们品位太高，所以不能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太自负，所以无法采用外国的典章制度。他们在丧失祖先遗留的德行后，却仍保持成见，认为罗马征服者的举止不够文雅，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却也不得不钦佩，对方的智慧和权谋确是高人一等。希腊人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产生莫大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希腊此狭隘范围内，何况这个国家是文化的摇篮，有着光辉的历史和无上的荣誉。
希腊文明所创造的帝国，随着殖民和征战的进展，从亚得里亚海散播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小亚细亚满布希腊城市。在马其顿国王的长期统治下，叙利亚和埃及进行了一次风平浪静的改革。那些君主在金碧辉煌的宫廷中，把雅典的文雅风格和东方的华丽气派糅合为一。宫廷开先例，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爵起而效尤，只是规模较小罢了。
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区分为拉丁语系和希腊语系的大致状况。此外，还可加上第三种语言，普遍使用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这是古代的一种方言，无法与其他国家沟通，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妨碍当地蛮族进步。叙利亚人的气质萎靡软弱，经常受到他人的藐视；而埃及人的特性是阴险残暴，就是征服者对他们也感到厌恶。这些国家降服在罗马的势力之下，但他们的城市很少要求自由权，事实上也不配得到这些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沦亡230年后，才有一位埃及人获准进入罗马元老院。
胜利的罗马反而被希腊的艺术所征服，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值得提出来说明。那些永垂不朽的作家，迄今还为近代欧洲人所欣赏钦佩，在当时立即成为意大利和西部行省刻意模仿和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罗马人这种高雅的赏心乐事，不会妨害到坚实的施政原则。虽然他们承认希腊语有相当的魅力，还是要保有拉丁文的尊贵地位，专用于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方面，这种立场绝不改变。两种语文可以同时并存于整个帝国，却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希腊文是科学的自然用语，公共事务的法定语文是拉丁文，在文学和其他方面则要精通两者。受过相当教育的罗马臣民，要是说对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生疏，这种情形无论在哪一行省都很少见。
帝国各民族在这些规章制度运作下，渐渐融入罗马这一称号和罗马人民之中。但无论哪个行省，每个家庭里都有人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背负社会重担，却无法分享福利。在自由城邦时代，家奴受尽专制暴虐的苦楚。帝国在初期用烧杀掠夺的手段打天下，奴隶大多来自蛮族战俘，由于可以从战争中获得成千上万的奴隶，所以价格便宜。这些人已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桎梏寻求报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叛变事件，使共和国濒临毁灭边缘。为对付内在敌人，只有设立严苛法条，运用残酷手段，为求自保，一切做法都被视为公平合理。但当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国家都统合在一个主权的法律体系之下，从外国获得奴隶的来源日益稀少，罗马人只有换一种温和的手段和冗长的方式，即用繁殖来维持需要。很多家庭鼓励奴隶婚配生子，特别是有田产的大户更是如此。情感的作用、教育的陶冶及财富的获得，都可减轻被奴役的痛苦，奴隶能否幸福视主人的性情和处境而定，等奴隶成为更有价值的财产后，主人必定会对其更加仁慈，不是基于畏惧心理，而是关切到自身利益。皇帝的德行和政策使这种处理方式加速进行，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曾颁布诏书，将法律保护的范围延伸到奴隶。裁定奴隶的生死虽有规定，却长期被非法滥用，要将这种权力保持在官吏手里，私人不得任意干预，废止设立地底监牢。奴隶若受到无法忍受的严苛待遇，可向特设法庭申诉。被冤枉的奴隶会得到释放，或是换一个较不残暴的主子。
希望是人们处于不幸时最大的慰藉，对奴隶而言也不例外。他们尽量使自己发挥长处，获得主人喜爱，勤勉而忠诚地工作几年后，很自然地就会期盼主人给予无价奖赏——得到释放成为自由之身。主人会生出仁慈之心，说不好听是因为虚荣和贪婪之故。但官方认为此过度的宽厚义举，不应鼓励，且要用法律来抑制，以免滥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古老法条明确规定，奴隶是无国籍的人，但得到自由后，由于他的恩主是政治体制的一分子，所以他才获得允许参与其间的活动。这些法规到后来被当作特权，滥用在罗马城那些卑劣而杂乱的群众身上。因此官方又设定了新规定：只有提出正当理由，报请官员批准，经合法手续，正式释放的奴隶，才能追随恩主加入政治体系。即使这些经过筛选的奴隶获得了自由，也仅仅是拥有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公民权，他们被很严格地排除在行政和军事的职责以外。不管他们的儿子有多大的功绩和财富，这些自由人还是不够资格在元老院占上一席之位，甚至等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以后，这种奴隶的出身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清洗干净。要是不能摧毁阶级的区隔，自由和荣誉对他们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那些自负而抱着偏见的公民，仍蔑视他们不是人类的一分子。
曾经有人提案规定奴隶要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区别，但是叫人担心的是，一旦奴隶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数量，可能会酿成危险。奴隶的数目成千上万根本算不清楚，就比例上说，奴隶比仆人要多得多，更被看成财产的一部分，不像仆人要付薪资，数量可以算得出来。年轻的奴隶要是有天分，就被送去学手艺和技术，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价就看本领的高低来决定。在一位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家里，无论是用头脑还是靠体力的行业，几乎都由奴隶来担任；高官厚爵讲究排场和声色之娱，那种奢侈豪华的程度已超过现代人的想象。对商贾和作坊而言，买个奴隶比雇用工人更划算，在乡村的奴隶是农业生产最便宜而有效的工具。为了证明奴隶的数量是如此庞大，可以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我们得知在罗马有一座殿堂，临时关着400名待处决的奴隶，这种状况确实极为悲惨。阿非利加有位寡妇，把同样数量的400名奴隶，随着一份产业私下交付给她儿子，自己保留的财产还要更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有位当过奴隶的自由人，他的财产经过内战遭到重大的损失，但仍旧还有3600头牛，其他的家畜和家禽有25万只，以及包括在牲口项目之内的4116名奴隶。
罗马法律所承认的臣民人数，包括公民、行省属民和奴隶在内，精确的数量不得而知，是值得吾人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文献记载，克劳狄皇帝在当监察官时，经过统计有694.5万名罗马公民，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小孩，总数在2000万左右。要把更下一层级的子民全部算进去，数目并不准确而且说法不一，但是在衡量各种影响因素以后，大致可以估算出来。在克劳狄那个时代，行省属民的数量大致是公民总数的两倍，这里所说的公民是不分年龄和性别，而奴隶的数量至少要与罗马世界有自由权的居民数概等。要是按照这种并不严谨的估算方式，总人口应达到1.2亿人之多。这已经超过现代欧洲的人口数量，且是有史以来，在一个政府组织的统治下，结合成人数最多的社会。
罗马人采用的政策既符合中庸之道又包罗万象，因此能得到内部的和平与团结。但亚洲的君主国却因中枢厉行独裁专制，边陲通常积弱不振，不论征收税赋或推行政令，全要依赖军队。有敌意的蛮族成为心腹之患，世袭的军阀割据一方，篡夺行省的统治权。臣民虽不可能得到自由权，还是要揭竿而起，反叛作乱。但在罗马世界，人民的顺服是普遍一致的行为，出于自愿而且始终不变。那些被征服的国家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混合后，放弃重新独立的希望，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消失，不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和罗马的存在有何不同。皇帝建立的权威毫不费力地普及于广大统治地区，在泰晤士河及尼罗河河岸推行的政令，就像在台伯河河岸那样毫无阻碍。军团用以抵御外敌入侵，行政官吏很少需要军队帮助。在太平时期，皇室和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财富，致力于改善和美化罗马帝国。
罗马人建构许多有纪念性的大型建筑物，其中为历史所忽略的不知凡几，能够抗拒岁月侵蚀和蛮族摧毁的却又屈指可数。现今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到处都能见到气势惊人的遗迹，足以证明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一个文明发达和强大兴盛的帝国。不仅是建筑物的雄伟和壮丽引人注意，还有令人赞赏的艺术史和颇具实用价值的人类文明史，这两个重要因素使我们感到兴趣盎然。很多公共纪念物是私人出资兴建，着眼点却几乎全是为了公众利益。
皇帝拥有无限的人力和资财，人们很自然地认定，罗马绝大多数建筑物，包括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他们所建造。奥古斯都经常夸耀，说他抵达首都时看到的是一座砖城，等他离开时全部变成大理石。事实上是韦斯巴芗的节俭筹出财源，才能修建很多富丽堂皇的剧场和庙宇。图拉真举办庞大的工程来表现自己的才华。哈德良用公共纪念物来装饰帝国的每个行省，不仅按照他的命令来执行，更在亲自监督下施工建造。他喜爱艺术，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方面的作为更能增进君王的荣耀。因为各种工程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两位安东尼皇帝也大力鼓励。
皇帝的倡导开了风气之先，但并非只有帝王之尊才能大兴土木。各地的豪门世家起而效法，毫不讳言地向世人宣称，彼等有构思的气魄，也有兴建的财力，来完成世间最崇高的任务。像圆形大竞技场这样值得骄傲的工程，在罗马还没有落成之前，卡普阿和维罗纳两个城镇就用自己的经费，兴建自己使用的竞技场，结构的设计和使用的材料与圆形竞技场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规模比较小而已。阿尔坎塔拉的雄伟长桥上刻着铭文，证明这座跨越塔古斯河的工程，是由少数几个琉息太尼亚罗马社区捐资兴建。当普林尼被委付比提尼亚和本都的行政权责时（就帝国而言，这两个行省并非最富有也不是位处要冲），他发现辖区内的城市，相互之间争着兴建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工程，或者富有装饰性的建筑物。身为总督的他，有责任帮他们解决困难，在建筑风格上提出指导，有时还要劝阻他们，不要因为彼此争胜而不计工本。罗马和各行省富有的议员，把装饰和美化他们所处的朝代和国家，不仅视为荣誉，也视为应尽的责任，由于这种风气的影响，可满足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兴趣和慷慨。在这一群私人捐助者中，要特别举出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来做范例。他生长在安东尼时代，姑不论个人的动机何在，仅就出资兴建的宏观建筑物而言，就可与最伟大的君王分庭抗礼。
希罗德斯家族虽然是发了横财致富，至少家世还是一脉相传于客蒙和米太亚得、忒修斯和希克索斯，还有埃阿科斯和朱庇特。 虽然祖先都是神祇和英雄，后世子孙却陷于悲惨的境地。他的祖父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父亲尤里乌斯·阿提库斯如果不是在古屋发现巨量的宝藏，也会穷愁落魄，郁郁以终，这宗财宝就成为他最后的遗物。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皇帝有权从其中课税抽成，谨慎的阿提库斯公开承认确有其事，以免遭到别有用心的告发。这时候正值公正无私的涅尔瓦皇帝登基，他拒绝接受应得的部分，命令阿提库斯无须有任何顾虑，尽管使用天赐的财富。这位小心翼翼的雅典人仍坚持己见，认为就一位臣民而言，这笔财富实在太多了，何况他也不知该如何运用。善心的皇帝恼怒地答复：“随便你想花在哪儿吧。”
很多人相信，阿提库斯确实遵从皇帝的指示，把大部分钱财用在公益事业，且他缔结了有利的婚姻，使家业更加兴旺。他为自己的儿子希罗德斯谋得很好的差事，出任小亚细亚几个自治市的郡守。这位年轻的官员见到特洛阿斯的用水供应不足，从慷慨的哈德良皇帝那里得到300万第纳(大约等于10万英镑)的专款，用来兴建一条供水渠道。但是在施工进行到一半时，却发现所需款项比估价时上涨一倍。税务官开始私下表示不满，大方的阿提库斯呈请准予自行负担增加的费用，这才消弭大家的怨言。
阿提库斯用高薪礼聘希腊和小亚细亚最有学问的教师，前来教导年轻的希罗德斯，这位学生很快成为出色的演说家。可惜那个时代雄辩已无用武之地，不能在罗马的广场和元老院一展长才，只能局限于在学院里发表高见。他被尊为罗马的执政官，但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住在雅典和附近的庄园，过着追求哲理的隐居生活。他的身边多的是雄辩之士，这些人和这位出手大方的辩论对手辩论时，无不甘拜下风。他费尽心血所设计的公共纪念物，现在都已损毁，留下为数可观的古迹，可看出高雅的风格和豪迈的气派，为他挣得不朽的声名。他在雅典兴建了一座运动场，当代的旅客曾经测量过它的遗址，长度有600英尺，建材全部使用白色大理石，可容纳全部市民，花了4年才落成，当时希罗德斯是雅典运动大会的主席。为纪念妻子雷姬拉，他建造了一座全帝国无与伦比的剧院，所有木料全使用香柏，到处是最优美的雕像。想当年伯里克利设计的大剧场，除了可以演奏音乐，还可排练最新的悲剧，主结构是用掳获的波斯战船主桅当作建材造成，这是艺术战胜野蛮的伟大纪念堂。虽然有一位卡帕多细亚国王曾经修复过那座古代建筑物，但它还是禁不起岁月的磨蚀而崩塌，最后还是希罗德斯恢复它往日的优美和雄伟。像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的慷慨义行并不限于雅典一地，他把位于地峡的海神殿整修得美轮美奂，还有科林斯的剧院、德尔斐的体育馆、色摩比利的浴场以及意大利坎努西姆的供水渠道。这些都不足以耗尽他的财富，伊庇鲁斯、色萨利、埃维亚、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等地区的民众，都得过他的好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城市里，有许多碑铭把希罗德斯·阿提库斯称为恩主和义士。
在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时期，私人住宅简单朴实，显示出公民权处于平等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建筑物则都作为公众用途，可以展现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即使在出现私人财富和建立帝制以后，还没有完全消失。公共建筑物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最重视道德原则的皇帝，也要竭尽所能力求完美。尼禄为自己营建金碧辉煌的宫殿，当然会引起公愤。但是他为了过穷奢极侈的生活，所巧取豪夺的大片土地，却在后续几任皇帝在位时期，在上面盖满了圆形大竞技场、提图斯浴场、克劳狄柱廊、和平女神神庙和罗马守护神神殿等更有价值的建筑，以表现与民同乐的高贵情操。这些公共建筑纪念物是罗马人民的财产，装饰着美丽壮观的希腊绘画和雕像。在和平女神神庙里，为好学人士设置了一所资料丰富的图书馆。距离不远处是图拉真广场，四方形的造型，外面环绕着高耸的柱廊，入口是4座凯旋门，样式高贵又宽阔。中央树立大理石圆柱，高达110英尺，表示此处山丘原来的高度，现已挖除铲平。这根圆柱依然保有华美古风，完全表达出创建者在达契亚获得胜利的真实情况，退伍老兵沉思当年的征战往事而不胜唏嘘。反而是太平时期民众，很容易对国家的虚荣产生幻想，把自己和胜利的荣誉结合在一起。
首都各区和帝国行省，都能感受到慷慨捐输的精神，大力发展公共工程，到处充满圆形竞技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供水渠道。这些建筑物对一般民众的健康、信仰和娱乐，有各种不同的益处。最后提到的供水渠道，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是设计的胆识、施工的牢固和用途的广泛，都使它成为展现罗马人才华和权势的最上乘纪念物。首都的供水渠道当然是极其卓越，即使好奇的旅客不懂历史，只要在斯波莱托、梅斯和塞哥维亚看到此类工程，自然就会获得结论，知道这些行省的市镇昔日曾是有权有势君王的都城。地处边陲的小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一度遍布富庶兴旺的城镇，众多人口之所以能够生存，全部依靠人工水渠供应源源不绝的活水。
我们曾经计算过帝国居民的数量，也考量了公共工程的状况，对于城市的数目和重要性的观察，有助于确认帝国人口与增进对公共工程的了解。让我们看看几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提到城市的源起虽然资料不多，但还是有脉络可循。至于常有些意义暧昧的城市名称被随便加之于罗马和劳伦图姆，则完全是民族的虚荣心作祟，再就是语文的表达力不够使然。
其一，据说意大利在古代有1197个城市。不管那个年代有多古老，可没人会信，安东尼时代的国家人口，比罗慕路斯建城时还少。拉丁的一些小城邦，因其优越的影响力，被合并到帝国首都区域内。意大利这些长期民生凋敝的不堪之地，不仅要受基督教僧侣和地区总督的怠惰暴虐，还要忍受战祸之苦。帝国衰败早有先兆，但却由山内高卢迅速的改革获得弥补。维罗纳昔日繁华可由残址看出端倪，但要与阿奎莱亚、帕杜阿、米兰或拉文纳相比，还是逊色甚多。
其二，城镇改革的精神越过阿尔卑斯山，连不列颠森林地区也受到影响，逐渐整理出开放自由的空间，成为交通方便和文明发达的居留地。行政中心在约克，伦敦成为富庶的商业中心，巴斯因温泉可治病而举世闻名。高卢夸口说有1200个城市，但位于北部的都是一些小镇，包括巴黎在内，非常简陋且交通不便，倒是人口有增加。南部行省以意大利的富庶和文雅为榜样，事实上甚至与意大利难分高下。像是马赛、阿尔勒、尼姆、纳博讷、图卢兹、布尔多、奥顿、维也纳、里昂、朗格勒和特里尔这些高卢城市，它们在古代的格局与现在相比大致不差，可能还要好一点。提起西班牙，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算是非常繁荣的，等到成为独立王国后反而江河日下，全是因为征服美洲和宗教战争的关系，滥用国力，最后民穷财尽。要是我们按照普林尼的说法，列出韦斯巴芗统治下的360座城市名单，将会发现西班牙昔日的风光完全消失，变得不堪回首。
其三，阿非利加有300座城市一度承认迦太基霸权，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数目并没有减少。迦太基已从战争灰烬中浴火重生，当年的首都就跟卡普阿和科林斯一样，很快就恢复有利地位，这与它的独立主权没多大关系。
其四，位于东方的诸行省，令罗马的壮观宏大和土耳其的野蛮破坏形成强烈对照。古代的废墟散布在未开化的土地上，这完全是当政者的愚昧无知，不能归罪老天没有替受苦受难的农民和游牧的阿拉伯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所在。在恺撒统治下，仅是亚细亚就有500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受到上天保佑得以繁荣富足，用精致的艺术来装饰美化。想当年，为获得向提比略奉献神庙的荣誉，亚细亚有11个城市发生争执。他们各自提出有利的条件请元老院审查，有4个城市立刻被认定因财力无法负担而被拒绝，拉奥狄凯亚便是其中之一。拉奥狄凯亚从羊群征得大宗税收，以精美毛织品著称于世，从它留存至今的遗址可想见昔日的光彩耀目。就在发生献庙争执之前，该城又获得一位慷慨的公民从遗产中捐献约等于今天40万英镑的财产。若拉奥狄凯亚算穷困的话，那么其他城市的富裕就不用提了，就是因为条件更好才会被选中。特别像帕加马、士麦那和以弗所，长期以来就在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第一名城的殊荣。叙利亚和埃及的首府在帝国一直名列前茅，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在许多自治城市中，可说是鹤立鸡群，但若比起罗马的雄伟壮丽，仍要屈居下风。
城市之间的来往以及与首都的联系全靠公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如果仔细计算行程，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接着抵达耶路撒冷，这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方，全长4080罗马里。大道的每一段都有精确的里程碑，通过这些大道可以从一个城市直通另外的城市，很少遇到天然的障碍，也不必考虑私人产业的阻隔。
山岭可以凿通，遇到很宽的激流也可以架设艰险的拱桥。道路通过地形上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的景观。路面用沙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而成，到接近首都的某些路段铺着花岗岩。
罗马公路是如此坚固，历经15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还能发挥运输功能。遥远行省的臣民因便利的交通，也能结合在一起。但修建道路的主要目的，还是利于军团的行军和调动。罗马人已打下一片极其辽阔的国土，但除非他们可以通行无阻地运用武力和权威，否则就不算是完全的征服。为了及早获得情报，迅速传达命令，促使皇帝在整个辽阔的疆域设置正式的驿站。
主要的道路每隔五六英里就有房舍，常年供养着40匹马，在轮班替换的状况下，一天很容易走上100英里。经过批准拿到帝国敕令的人，可使用驿站设施和马匹。虽然创设的目的是为公家服务，有时也会迁就私人的需要，提供公民在商业和贸易上的便利。
罗马帝国的海路交通在运用的方便和开放的程度上并不比陆路差，所有的行省环绕着地中海，将其包围起来；意大利的形状则像一个山岬，伸入罗马内湖(地中海)中央。虽然海岸缺乏良好的港口，但是人定胜天，克劳狄皇帝在台伯河口开凿奥斯蒂亚人工港，这是罗马最伟大的工程，海港距离首都只有16英里。船只在顺风的状况下，到西端的直布罗陀海峡只要7天，往东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也不过9到10天的工夫。
世界所有的罪恶不论有理无理都可以归之于帝国的兴起。
从后世看来，罗马霸权对人类还是有相当的功劳。自由交往固然会传播败坏的恶行，同样也能改善社会的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东方在很早时就获得各种技能，能够过着舒适的生活。那时的西方还居住着粗野好战的蛮族，对农业生产一无所知，也瞧不起这种生活方式。等到建立政府组织以后，为了保障人民的衣食，才把温带地区的农作物和文明进步民族的生产技术，逐渐传入欧洲的西方国家。当地民众受到贸易开放和商业牟利的激励，在农业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就。亚洲和埃及不断将动植物输入欧洲，要想列出全部名单，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但是就一本历史著作而言，要是能够很简单地介绍其中主要的项目，虽然用处不大，还是有这个必要。
其一，欧洲田园生长的花卉、草药和水果，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品种，有的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苹果的原产地是意大利，罗马人在品尝杏、桃、石榴、香橼和柑橘以后，觉得滋味更为可口，很乐意用苹果来通称这些新获得的水果，再加上出产国的名字以资区别。
其二，荷马时代的西西里岛和邻近的大陆，到处都有没有经过人工培育的野生葡萄树。当地的居民都是野蛮人，不会酿制他们喜爱的美酒。过了1000年以后，意大利可以夸口说，在八十多种最有名而且最醇美的葡萄酒中，从他们乡土生产的产品占三分之二。这种天赐美禄不久传到纳博讷高卢。由于塞文山脉北部的气候寒冷，在斯特拉博时代，人们认为葡萄树无法在高卢生长。不过，这种影响因素后来慢慢消失，我们可以相信，勃艮第古老的葡萄园可以追溯到安东尼时代。
其三，橄榄树在罗马承平时代，种植面积扩展开来，所以西方世界把它看成和平的象征。罗马奠基以后200年，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还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植物，在这几个地区栽培成功以后，才推广到西班牙和高卢。古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橄榄树需要高温的气候，只能在海岸地区繁殖，等到累积种植的技术和栽培的方法，才逐渐增加生长的面积。
其四，亚麻从埃及传入高卢，给整个国家带来生财之道，不过，过度的种植会使土地贫瘠。
其五，意大利和行省的农家，已经大规模使用人工栽培的牧草，特别是来自米底的紫花苜蓿。在冬季喂养牲口的草料供应不致短缺，繁殖大群牛羊反过来可以让土壤保持肥沃。
除了农业外，还要注意矿产和渔业，在这方面要雇用大量劳工，可以增加富人的收入，还能维持穷人的生计。科鲁迈拉撰写过很有价值的论文，详述西班牙农业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的进步状况，特别提到共和国初期经常出现饥荒。等到罗马帝国建立以后，就很少发生这种不幸的现象，即使某个行省偶尔有匮乏的情形，也可以立刻从邻省的收成中得到援救。
天然产物是各种工艺品的材料，所以农业是手工业的基础。
罗马帝国绝大多数人民是勤勉而灵巧的劳工，从各方面尽其所能为少数富人服务。那些极少数非富即贵的宠儿，为了展示骄纵的心态，满足声色的欲望，对于他们的穿着、饮食、住所和摆设，莫不务求精美舒适、富丽堂皇。这种行为被冠以奢侈浪费的恶名，历代以来受到有道之士的严厉谴责。要是每个人只拥有生活的必需品，而能弃绝无用的冗物，将必有益于人类的德行和幸福。但是在目前这种不完美的社会状况下，奢侈固然是罪恶和愚昧的根源，但看来也是矫正贫富不均的唯一手段。勤劳的工匠和高明的艺人，虽然没有田产土地，但可以凭本事从地主手中得到一份收益。而地主受到利益的驱使，要尽量改进他的田地，生产更多的物品以提高生活享受。每个社会都有这种运作的方式，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在罗马世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罗马的军队和政府从人民身上巧取豪夺大笔钱财，要不是借着买卖和生产奢侈品的过程，又回流到臣民的身上，各行省早就民穷财尽，压榨一空。
只要这种循环限制在帝国的疆域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政治机制带来新的活力，其结果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限制奢侈品在国土之内并非容易的工作，为了供应罗马的壮丽和精致，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家也被掠夺一空。西徐亚的森林出产价值不赀的皮毛，琥珀从波罗的海海岸经过陆地来到多瑙河，蛮族对这些毫无用处的物品能够换取大量的财富而感到诧异。巴比伦地毯和其他东方货物的需求量相当可观。但是最重要而鲜为人知的国外贸易，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每年的夏至前后，便有120艘商船的船队，离开埃及在红海的米奥斯·霍米斯海港，借着季风吹送的助力，在40天内横渡大洋，马拉巴尔海岸和锡兰岛通常是航行的目标。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商人，都在市场引颈企望他们到达。埃及船队的回航定在12月或1月，船舱里高价的货品很快装在骆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再顺流而下送到亚历山大里亚，毫不耽搁地快速输入帝国首都。从东方输入的商品不但精致耀目，且质地轻盈，像是一磅丝的价值就不低于一磅黄金；还有各种宝石、珍珠的价钱仅次于钻石；以及各式各样的香料，它们被用在宗教仪式和铺张的葬礼上。
航行的辛劳和艰险获得极为优渥的利润，由于少数人靠损害公众的利益而发财，等于把商人所赚得的利润转嫁到罗马臣民身上。
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对本国的产物和商品，感到满足，无须外求，罗马人只有靠着银两来进行商业交易，这也是当时最主要的货币。元老院经常抱怨，有件事让他们的面子挂不住，就是为了购买女人的饰物，国家的财富竟然流入外人和敌国手中，且这种情况完全无法弥补。有位作家基于好奇进行深入研究，估计每年的损失高达80万英镑。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不满，让大家感到前途黯淡，而且会日趋贫穷。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率，在普林尼时代所显示的数据，到君士坦丁在位时变成固定汇率。要是将这两者做一比较，我们发现在这段时期，国内的白银大幅增加，没有理由说是黄金愈来愈短缺，很明显的是使用银两更为普遍。不管对阿拉伯和印度要输出多少白银，还不至于耗尽罗马世界的财富，何况开矿获得贵金属，能够充分供应商业的需求。
纵使人类的习性是缅怀过去而贬损当前，但是行省的属民和罗马人一样，感受到帝国和平繁荣的气象，无不诚心齐口颂扬。
有关社会、法律、农业和科学的主要法则，大家承认是雅典人首创，现在经由罗马的权威，得以稳固地建立。有了公平的政府和共同的语文，即使最凶狠的蛮族，在这种莫之能御的感召下，也能摒弃前嫌成为统一的国家。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各种技术不断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就会增加。城市日益光彩，受到大家的赞美；乡村经过精心的栽培和装饰，美丽的外表就像一座大花园。很多城邦为了和平举办长时期的节庆典礼，大家忘记古老的仇恨，再也不会忧虑未来的危险。
这段吹捧之辞读起来咬文嚼字，粉饰太平，难免让人感到肉麻，但其所述内容，倒是符合历史的事实。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中，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统一的罗马政府，慢慢给帝国注入一种毒素，使之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
欧洲的土著生性勇武、体格强壮，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给军团提供优秀的士兵，这才是君主体制的实际力量。他们强调个人的勇敢，要在战场奋不顾身。至于公民所应具备的大勇，是靠着拥护独立自由、重视民族荣誉、不畏强权威胁和习于领导统御等要件，经过长期培养而成，这些人完全付之阙如。
罗马人只有接受君王凭一己之私所制定的法律和任命的总督，并将帝国的防卫交付佣兵手中。那些最英勇善战的指挥官，他们的子孙只汲汲于地位和阶级，把进取的精神用在宫廷和皇帝的旗帜之下。那些失去政治力量或缺乏团结合作而遭到疏离的行省，就不知不觉沉沦在毫无生气和冷漠的私利气氛之中。
哈德良和安东尼的臣民喜爱文学，这种流行的趋势与那个时代的平静和高雅的生活有密切关系。
这几个皇帝本身也是孜孜不倦的饱学之士，所以整个帝国受到风气的感染，连不列颠最北边的部落人民也变得出口成章。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被当地人士争相抄录，诵读不绝，就是辞意不清的二流文章也大受赞赏。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有极高的成就，托勒密的观察记录和伽伦的医学著作，都有人深入地研究，找出其中的谬误加以订正。可惜这个太平盛世，竟没有出现一位总领风骚的人物，要是不提琉善精美绝伦的诗作，真还无法超迈前贤的文采。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和伊壁鸠鲁望重士林，执文坛之牛耳。他们创建的学派被门人弟子全盘接受，逐代流传，后生小子无法冲破这无形的藩篱，只好局限心智在前人的窠臼之内。诗人和辩士的华丽词藻，无法激起熊熊的烈火，只被人们不带丝毫感情的抄袭模仿。要是有人胆敢打破成见自立门户，就被视为背离法统和正道。
经过很长时期的沉寂，直到文艺复兴，民族之间的竞争带来新的宗教和语文，这个全新的世界充满青春活泼的想象力，唤醒欧洲的天才人物。就拿罗马行省的属民来说，接受外国的制式教育，不像他们的祖先使用自己的语文，可以表现出真正的情感，获得至高的荣誉，矫揉造作的意念怎么能与古人的豪迈相比？那些诗人的姓名已被人遗忘，辩士的地位为法庭的律师所占据，一大群评论家、编纂家和注释家把整个文坛搞得乌烟瘴气，天才陨灭的结果是趣味日趋低级。
不久以后，地位崇高的朗吉努斯，仍然保持古代雅典的风格。那时他住在叙利亚女王的宫廷，见到当代人士情操卑劣、武德败坏、才气涣散，心中极为悲痛，很感慨地说道：
有些孩童的手脚受到不当的禁锢，长大就变成侏儒。同样的，我们脆弱的心灵被偏见和习惯所奴化，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无法获得古圣前贤那样伟大的声誉，不像古人生活在为民所有的政府治理之下，呼吸自由的空气，能随心所欲地写出他们的作品。
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就会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
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10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茁壮成长。
所谓的君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把执行法律、征收税捐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交付给一人，且不论此人使用何种名义和头衔。但是，除非有勇敢警觉的监护人发挥守卫公众自由的功能，否则大权在握的行政首长就会步上专制政治的后尘。在宗教迷信的时代，僧侣可以发挥影响力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但是王室和教会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很少会为民众伸张正义。只有尚武善战的贵族和坚持信念的百姓，因拥有武装的部队和庞大的财产，可以组成合法的议会，形成制衡的力量，保持宪政的主张，防止别有用心人士的图谋不轨。
出任独裁官的官员要是野心勃勃，就会破坏罗马的民主制度，以及各种为了防范独裁而设的限制。三头同盟产生的后果，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共和国最后的防线。屋大维在阿克兴海战大获全胜后，从而掌握了罗马的命运，他被舅公收为养子继承恺撒的名号，后来在元老院的阿谀奉承之下，尊称其为奥古斯都。这位伟大的罗马征服者统率44个久经战阵的军团，这些军团深知自己的重兵在握和政府的衰弱无能，经历20年残酷的内战，早已习惯于血腥暴力，明白只有忠心效命于恺撒家族，才能获得丰盛的赏赐。
行省长久以来受到共和国官员的百般欺压，盼望有一强人荡平乱世收拾残局，管束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解万民于倒悬。罗马民众见到贵族阶级的权势受到贬抑，私心暗自窃喜。他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裹腹的面包和公办的娱乐节目，奥古斯都出手大方能够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生活富裕的意大利人一向温文儒雅，奉行伊壁鸠鲁哲学，只图享受当前的安乐平静，抱着逃避的心理，毫不考虑往后的动乱痛苦。元老院在丧失尊严以后，所拥有的权力如过眼云烟，何况很多名门世家已被清除殆尽，共和国拥护者的精神和才华，经过战场的大肆杀戮和战败的公敌宣告，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有1000多位各式各样的人物，被有计划地指定为元老院议员，有些人到达此一阶层，因为既无权力，又未能像前人一般获得应有的荣誉，而深感羞耻。
奥古斯都为避免被称为僭主，首要的措施便是重组元老院，并自称国父。他被选为监察官，和忠心耿耿的阿格里帕一起筛选元老院议员名单。少数人因为犯有恶行和过于顽劣，被当众除名，结果使200多位候选人自动退让，以免遭到驱逐的羞辱。并且奥古斯都把议员的财产资格提高为1万英镑，因而涌现一批新的权贵家族。他接受元老院授予“第一公民”的荣衔，而这种荣誉通常是由监察官颁给对国家著有勋绩的知名人物。他虽恢复了元老院的尊严，但也损害了独立执行权力的功能。一旦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宪政体制也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奥古斯都经过安排后，在元老院的会议上发表一篇精心撰写的演说，用爱国的姿态掩饰独裁的野心：
奥古斯都悔恨过去的行为，并且要求大家原谅。他之所以采取报复行动，完全基于要对惨遭谋杀的养父恪尽孝道；他仁慈的天性，有时又使他不得不对严峻的法律让步，迫使他与两位不足取的人共事：只要安东尼还活在世上，奥古斯都就绝不会让共和国落入自甘堕落的罗马叛徒和蛮族女王手中。现在他已经恪尽天职和本分，庄严地在此宣告：恢复元老院和人民自古所拥有的权利。奥古斯都唯一的愿望是与同胞在一起，分享国家的光荣和幸福。
唯有塔西佗(若他曾参与此次会议的话)的如椽大笔才能描绘出在座议员的感受，有些人极为震惊，有些人会深受感动。若相信奥古斯都这番话是出自肺腑，那会对国家带来危险；若怀疑奥古斯都的说辞，则会让自己陷于绝境。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孰利孰弊，即使深入研究还是众说纷纭。罗马城邦目前的发展已过分庞大，风俗败坏、军纪废弛，使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可振振有词提出新论点。但对政府的看法被每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所扭曲。
正当大家陷入混乱、莫衷一是时，元老院的答复却是异口同声，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他们拒绝接受奥古斯都退隐的打算，请求他不要抛弃亲手所拯救的共和国。这位政治技巧高明的行政首长，经过一番谦让以后，终于服从元老院的命令，同意以众所周知的代行执政官和大将军名义，管理各行省的地方政府和统率罗马的军队。但是他将期限定为10年，甚至希望在任期届满之前，内战冲突的创伤就已完全愈合，共和国已恢复原有的体制和活力，不再需要位高权重的行政官员来进行危险的干预。这种戏剧在奥古斯都的一生中不断上演，使大家记忆犹新。特别是这位不朽的罗马君主，每在他统治满10年时就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这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期。
罗马军队的将领有专擅之权，对士兵、敌人以及共和国的臣民行使几近专制的权力，这并未违犯宪政的原则。对于士兵来说，从早期的罗马开始，为了达成征战的目标，或者仅是重视军纪的要求，已经毫无自由可言。独裁官和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对于拒不听命或怯懦不前的人员，处置特别严厉而且毫不留情面，可以将犯罪者从公民中除名，或者将他的财产充公，甚至将本人出售为奴。经由波喜阿斯法案和塞姆普罗尼阿斯法案所获得的自由权利，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全部失效。主将在军营之中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不受任何形式的审判和诉讼程序限制，做出的任何判决要立即执行并不得上诉。抉择敌对国家之权操于立法机构的手中，是战是和要在元老院经过严肃的讨论再做出决定，最后送请人民大会批准。
但是由军团组成的部队离开意大利时，不论到达多遥远的国土，主将基于个人的判断，只要认为有利于国家，有权指挥部队用任何方式，对任何种族和对手进行作战行动。主将期望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因此不在意他们的作为是否合乎正义，只在意能否得到最后的成功。特别是元老院无法用任免之权加以控制时，在战争胜利的掩护下，主将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当庞培在东方统兵征战之际，有权奖赏部下和盟友、废除别国的君主、划分国土疆界、设立殖民区，并且分配米特拉达梯国王的财富。等他班师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会议通过法案，所有在东方的作为全部得到追认。像他这样对待部下和处置罗马敌人的权利，共和国的主将从来未曾获得或拥有。在外的主将同时是被征服行省的总督，也可说是君主，可以上马领军，下马管民，不仅有司法权和财政权，还将行政和立法大权集于一身。
根据第一章所述，对于交付给奥古斯都、由他完全负责统治的军队和行省，大家或许已有大致的认识。至于遥远边区为数众多的军团，不可能全由他亲自指挥，就像庞培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一样，他把这些职权授予属下的将领。这些军官的阶级和职务，看起来好像不低于古时的代行执政官头衔，但是他们的地位完全仰仗他人，并不稳固。他们得到任命完全是出于上级的意愿，为了表示内心的感恩，要把自己的功绩全部归于长官的提拔。因此，他们只是皇帝所派出的代表而已，只有皇帝才是共和国的统帅，不论是军事处置权还是部队的统辖权，延伸到罗马征服的所有地区。不过，皇帝有时也会将权力授给元老院的成员，这样做可以满足元老院的虚荣。皇家的将领常常取得代行执政官或代行法务官的头衔，军团通常由元老院下令组成，罗马骑士阶级可以被委派的最高职务是埃及的行政长官。
在奥古斯都装出一副被迫接受如此重责大任的模样后不到6天，他决心略施小惠，使元老院得意忘形，沾沾自喜。他向元老院表明，他们虽然已经扩展他的权力，然而，在紧急状况之下，有时会不得不越出应有的范围。何况指挥军队和边区作战，都是极为吃力的工作，他们又不让他放下这副重担，但是他必须坚持所做的承诺，要让安定和平的行省恢复文官的治理。在行省管辖权的划分上，奥古斯都兼顾自己的权力和共和国的尊严。元老院派遣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治理亚细亚、希腊和阿非利加，比起皇帝以将领代行统治高卢和叙利亚，享有更高的殊荣。前者用扈从校尉担任随从和护卫人员，而将领只能用士兵。元老院还通过一项法案，那就是皇帝不论到达哪个行省，他所下达的特别命令，凌驾该行省总督的法定权责。新征服的地区归属皇帝直接管辖，也成为惯例。不久就可发现，即使管辖区众多，奥古斯都，这个尊称所具有的权势在帝国任何地方，几乎毫无差别。
元老院为了回报虚情假意的让步，使奥古斯都获得更大的特权，成为罗马和意大利事实上的主人。他在承平时期可以保留军事指挥权，以及在首都有一大批私人卫队可供差遣，这些都严重违反古代的规定。他的指挥权确实只限于服役的公民，而且这些人要经过从军宣誓。但是罗马人的奴性未改，政府官吏、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层成员，都竞相参加这类仪式，使得谄媚效忠的个人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每年举办的庄严典礼。
尽管奥古斯都体会到武力是政权最稳固的基础，但它毕竟还是让人讨厌的工具，因而明智决定要避免使用。他打起古代圣君贤相的名号进行统治，不仅适合他的个性，也符合政策的需要，在他个人身上巧妙地显现出文治的光辉。
基于这种见解，他（奥古斯都）接受了元老院授予他的终身执政官和护民官，继任者也都如法炮制。执政官继承了古代罗马国王的地位，代表国家的尊严，主要职权在于监管宗教仪式、征兵和指挥军团作战、接见外国使臣以及主持元老院会议和人民大会，还要负责控制国家的财政。执政官虽然没有时间亲自处理审判工作，但被视为法律、正义和公众安宁的最高护卫者。此外，执政官也是国家最高官员，元老院就有关共和国的安全，应与他谘商军国大计。为了保卫人民的自由，他可以超乎法律之上，行使暂时的极权独裁。
护民官的性质在各方面与执政官相反，所显现的外表应该温和谦恭，但是个人的职责却神圣不可侵犯，具备的权力不是为了主动执行而是为了反对和否决。设置此一官职的目的，在于维护受害者、赦免罪犯、起诉人民的公敌，以及基于迫切的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使政府机构停止运作。只要共和国还存在，执政官和护民官个别职权的巨大影响力所造成的危险，会因各种限制而日趋降低。首先是当选一年后任期届满权力消失，其次是执政官的职权由两人分担，而护民官更是多达10人。而且双方的利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都形成对立，这种相对抗衡的状况，多半会增强制度的稳定与平衡。但是，如果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联合起来，而且又终身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军队的统帅又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大会的政务负责人，那就无法阻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权，也不容易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
除了这些愈来愈多的荣誉以外，奥古斯都运用策略增加了祭司长和监察官这两个最尊贵而重要的头衔。他经由前者来操控宗教，而担任监察官则可以合法地检查罗马人民的行为和财产状况。若是这些性质各异、独立行使的权力，彼此之间出现无法协调配合的状况，已经驯服的元老院随时会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务求能够完全加以弥补。皇帝身为共和国最高负责人，许多对他造成不便的法令和制裁，也都完全予以取消和豁免。皇帝有权召集元老院的会议，可以在一天之内提出数个动议，为了国家的荣誉推举各种候选人，扩大城市的边界和范围，在他的指导下处理国家的财政、对外的宣战和媾和、批准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此外还要附加一项极为广泛的条文，即有权执行认为对帝国有利的事务，处理公与私、人与神之间的所有问题。
当国家行政的权力全集中到具有帝王身份的资深执政官身上时，共和国一般民选官吏便退居幕后，失去主动性和活力，几乎无事可做。
奥古斯都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很细心地把古老官职的名称和形式全都保存下来。执政官、法务官和护民官都如数在每年授职，继续担任无关紧要的工作。这种荣誉对爱好面子而又野心勃勃的罗马人而言，仍旧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就是历任皇帝，虽然终身享有出任执政官的权利，却也带着尊严的头衔，不惜纡尊降贵亲身参与就职典礼，与最有名望的公民一同分享殊荣。奥古斯都在位时，人民参与这些官员的选举行为，完全暴露出恶性民主所造成的种种不便。那位手段高明的元首没有露出半点不耐烦的神色，还是很谦恭地为他自己和朋友拉票，全程参与所有的竞选活动以尽一位公民的责任。在他后来统治期间的一项重要措施，是由他自己成立一个最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了要把选举移到元老院来处理，人民会议从此撤除，皇帝就可以从这个危险的群众团体中脱身出来。罗马的暴民若是没有交出自由权，就可能会干扰捣乱，甚而危及已经建立的政府。
马略和恺撒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从而颠覆国家的体制。元老院要是一旦低声下气而且毫无力量时，我们马上发现，这样一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议会，根本就是统治者最听话的工具。奥古斯都和后续诸帝，运用元老院的尊严来建立新的帝国，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装模作样地采用贵族的语言和行为准则，处理政务会咨询国务会议的意见，在至关重要的战和大计上更看起来像是完全听从元老院的决定。罗马、意大利和内地各行省直辖于元老院，有关民事问题由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裁定；至于刑事案件，如果罪犯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或者所犯罪行损及罗马人民的和平与尊严，将由一个专门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行使司法权成为元老院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要处理的重大案件，可以让他们表现古代雄辩之士的风范。元老院是国家的议会，也是一个法院，所以拥有相当的特权，它的立法权虽然在实质上代理人民，但同时也承认君王的权力存在于其中。元老院所具备的威严可以将各种权利下授，批准每项法律。会议通常在每月3个固定日期来举行，就是朔日、初盈和望日，在相当自由的气氛下举行辩论，而且皇帝也以首席元老的身份很光荣地列席，参与投票和表决。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的体制，全部由奥古斯都一手建立。后来的皇帝为了兼顾自己和人民的利益，尽力加以维持。这种政体可以定义为假共和形式之名而行专制政治之实。罗马世界的主子，将他们的宝座置于一片黑暗之中，让别人无法看清他们无可匹敌的力量，只是谦虚地自称是对元老院负责的首长。事实上，是他们对元老院下达命令，要求其遵命行事。
宫廷和政府的形式从外表看来完全相似，除了那些本身极为愚昧而违反天理和正道的暴君，历任皇帝都会鄙夷那些繁文缛节的排场仪式，以免激怒国民，这对实际的权力毫无好处。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装出一副与老百姓无分彼此的样子，以平等的姿态保持相互拜访和宴请的关系。他们的衣着、住处和饮食，和富有的议员们大致相当，家庭人数再多，设施再豪华，也都由家养的奴隶和释放的自由奴所组成。奥古斯都和图拉真为雇用下等阶层的罗马人担任仆从工作而感到脸红。但是在不列颠，一位权势有限的君王，他的家务和寝室的工作，连最体面的贵族也要抢着去做。
罗马皇帝的神格化是他们抛弃谨慎谦虚态度的唯一例证。
这种下流无耻、亵渎神明的谄媚手法，始作俑者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第一批被神化的人物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从此这种风气便轻易从国王转移到亚细亚的总督身上。罗马的高级官员也会被人当作地方神明来供奉，不但建坛盖庙，还能享用节庆牺牲。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既然受之无愧，皇帝当然更不会拒绝。大家都从行省获得神性的荣誉，这倒不是罗马人的奴性使然，而是靠着政府的专制力量。罗马征服者在不久以后，也效法被奴役民族奉承的方式，第一位就是恺撒。他那种征服四海的雄风，很容易在罗马的守护神中占有一席之位。但是性格温和的继承人拒绝接受这种封号，因为会表现出野心而带来危险。除了疯狂的卡利古拉和图密善以外，没有人再采用。
奥古斯都确实允许有些省城给他建庙，条件是对君主的尊敬和对罗马的崇拜要结合在一起。他能容忍个人的迷信行为，因为他可能就是迷信的对象，他认为元老院和人民仅崇拜他的人格就够了，很明智地把应否公开神格化的问题，留给他的继承人去考量。
任何一位生前死后没有被视为暴君的皇帝，崩殂后都会被元老院正式公告已跻身神明之列，这已是惯例。被尊为神明的仪式通常和葬礼同时进行，这种合法但仍属亵渎神明的不智行为，虽然与我们较为严肃的生活原则难以兼容，只是天性驯良的多神论者虽然口出怨言，还是能够勉强接受。不过这被看成是基于策略的需要，而非正统的宗教活动。我们不能拿安东尼的德行，来与赫拉克勒斯或朱庇特的过错相比较，这等于在羞辱安东尼。甚至就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品格，也要远远超过一般神明。只是前两位的运气差，生长在开放的时代，一举一动都被忠实记录下来，无法像热情的平民所祈求的那样，能够随意掺杂一些传说和神秘的成分。一旦他们的神性被法律肯定，就会慢慢被人遗忘，既无补于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增加后代帝王的光彩。
在谈起帝国政府时，常常会用耳熟能详的头衔“奥古斯都”来称唤政治手腕高明的创始者。其实这个名号是在他基业完成后，才加在他的身上。屋大维出身寒微，籍籍无名的祖先来自阿非利加小镇，体内流淌着放逐者的血脉。要是可能，他极其希望能抹去幼年时代的回忆。那个显赫的名号“恺撒”，是他成为独裁官的养子后才继承获得，但他有自知之明，无法与那位英雄人物相提并论或一较高低。元老院提案要为他们的行政首长加一个称号，经过一番严肃讨论后，从几个名字中选定奥古斯都，认为它最能代表他那和平神圣的品格，当然这种品格是他矫情做作所造成的印象。从此，奥古斯都成为他个人的尊称，而把“恺撒”当作家族的荣名。前者必然及身而绝，不再使用；后者倒是用领养或联姻的关系，一直沿用下去，尼禄就是尤里安世系的最后一位皇帝。到奥古斯都死时，一个世纪的运行，已经使这个名号和帝国的尊严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自共和国覆灭后到现在，罗马、希腊、法兰克和日耳曼的皇帝一直沿用不绝。奥古斯都的神圣头衔由君王使用，恺撒的称号可以自由转用到亲属身上，这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但从哈德良即位开始，“恺撒”用来称呼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帝国的预定继承人。
奥古斯都何以要摧毁他所推崇的自由政体，只能由这位狡诈的僭主具有细密思考的个性来加以解释。他的头脑冷静、不动感情，加上天性怯懦，19岁开始戴上伪君子的面具，从此习以为常，终身如是。他运用这种手腕，也可能基于同样的心情，一面将西塞罗列入公敌宣告名单之内，另一方面又赦免秦纳的罪行。无论是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有目的的伪装，也正是由于自身不同利害关系的驱使，才使他在开始时是罗马世界的仇敌，后来反而成为国父。
当他制定帝国的权力结构时，所表现的温和态度完全出于恐惧，想用政治自由的幻影来安抚人民，用文官政府的假象来欺瞒军队。
其一，恺撒被弑的情景始终历历在目。奥古斯都对追随的部下不吝丰厚赏赐，给予高官厚爵，但他也有前车之鉴，知道舅公最亲密的友人，有些成了谋叛的凶手。忠诚的军团可以对抗公然的叛乱，维护他的权力。即使有高度的警觉心，也无法让他幸免于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利刃。罗马人至今还在怀念布鲁图斯，一定会歌颂效法他的烈士精神。恺撒由于拥有强大的权力而又加以夸耀，才落得这种可悲的命运。用执政官和护民官的名义来统治可以相安无事，而皇帝的头衔则会激怒罗马人而惹上杀身之祸。奥古斯都深知人类的统治要靠实力和名望，在这方面绝对不能一厢情愿。要是保证元老院和人民能够享有古老的自由，他们就会甘愿让人奴役。只有软弱的元老院和萎靡不振的人民，才会满足于这种假象，兴高采烈地接受，这要靠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出于善心和谨慎来尽力维持。
那些图谋反对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几位皇帝的人，完全是基于自保的动机，不是为了争取自由；他们要攻击暴君本人，并非要推翻君权政治。
元老院忍耐70年以后，为了恢复长久以来被遗忘的权力，做了一次毫无成效的尝试，这件事使人记忆犹新。当卡利古拉被刺、王位空悬时，执政官在朱庇特神殿召开会议，谴责逝去已久的恺撒的作为，对尚未完全归顺的几个步兵支队提出自由的口号，以独立首长的身份要求他们在两天以内采取行动，成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但是他们正在进行策划时，禁卫军已经有了决定，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那个笨拙的克劳狄在军营中紫袍加身，禁卫军准备用武力来支持新帝的登基。自由的美梦终于落空，元老院只有在恐怖的气氛中过着奴颜婢膝的日子。这个软弱无力的议会并未受到人民的支持，在武力的威胁下只能批准禁卫军所提名的人选。同时克劳狄基于审慎的作为，以很慷慨的态度将他们赦免。
其二，军队的蛮横无状使得奥古斯都心怀戒虑，提高警觉。公民在绝望时，也想像军人一样能够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他在过去曾引导民众破坏一切的秩序和职责，那时他对自己的权力感到何其不稳。他曾经听过暴民在造反时发出的呼啸声，看到现在表面平静下隐藏着的汹涌浪潮，心中更为害怕。第一次革命已付出庞大的酬庸，第二次还要加倍赐予，军队明确表示要忠诚追随恺撒家族，但是群众不然，一直反复无常难以持久。
奥古斯都利用罗马人凶狠的偏颇心态以达成自己的企图；加强法律的制裁来整饬严肃的军纪；运用元老院的权威来强化皇帝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公然要求他们向他——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效忠臣服。
从奥古斯都建立这样高明的制度开始，一直到康茂德死亡，在长达220年的期间，军事政府与生俱来的危险，总算得以扼制。军队虽然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软弱，倒是少有图谋不轨的侥幸心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以后，正是这种心理才产生了极其可怕的灾难。卡利古拉和图密善被豢养的家臣刺杀在宫廷内，前者之死在罗马引起的骚动，还只限于城墙之内，而尼禄的丧生却将整个帝国卷了进去。18个月内有4位皇帝死于剑下，狂暴的军队相互争战使罗马世界为之震撼。除了这段短暂的时间，受到突发的暴力影响，使得军纪荡然无存以外，罗马从奥古斯都到康茂德近两个世纪的岁月，并未沾上内战的血迹，也没有受到革命的侵扰。皇帝的推选是元老院的权责，而且得到军队的同意，军人遵守效忠誓言。只有用心阅读《罗马编年史》，才知道其间发生了三件微不足道的反叛事件，但全部在几个月内解决，没有引起刀兵之灾。
在王位空悬、推举新君时，通常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罗马皇帝为了使军团在空位期置身事外，不会产生异心图谋拥立，生前便对指定的储君赋予大权，以便自己崩殂后，储君能够顺利接掌政权，不让帝国有易主之感。因此，当奥古斯都眼见所有基于血脉的较佳人选都英年早逝以后，便把最后希望放在提比略身上，他让自己的养子出任护民官和监察官，并且发布敕令，使这位储君和自己一样，有统治行省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就像韦斯巴芗那样，要他的长子克制自己过分慷慨的天性以免遭忌。那时提图斯受到东部各军团的爱戴，在他的统率下很快完成了对犹地亚的征服。他表现出少年的血气方刚，这使得他的品性被掩蔽，他的意图受到怀疑，让人恐惧他的权力。谨慎的韦斯巴芗为了不愿听到蜚短流长，召他回国共同处理国政，这位孝子没有辜负老父的一番苦心，成为忠诚又负责的行政首长。
聪明睿智的韦斯巴芗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能够完成这次未卜凶吉的擢升。军队的誓词和士兵的效忠，永远以恺撒的家族和姓氏为对象，这已经是100多年来的习惯，即使这个家族靠着收养的形式，很虚假地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罗马人仍旧把尼禄看成日耳曼尼库斯的孙子，也是奥古斯都的直系传人，表示极度的尊敬。要说服禁卫军心甘情愿放弃为暴君服务的机会，这是一件很不容易而且得罪人的事。
伽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的迅速垮台，让军队知道皇帝是他们创造的傀儡，也是可以让他们无法无天的工具。韦斯巴芗出身寒门，祖父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是职位很低的税吏，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功勋，在年事已高时，才爬升到帝王之尊。虽然他的功绩颇高，但还没有到达显赫的地步，个人的德行也因过分的吝啬而失色不少。像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他真正的利益是放在儿子的身上，凭着储君光辉以及和善的性格，可以转移公众的视听，不再注意寒微的门第，只想到弗拉维亚家族未来的光荣。提图斯的温和统治，使罗马世界度过一段美好的岁月。人们怀念他，转而庇护他的弟弟图密善的恶行达15年之久。
图密善被弑身亡后，涅尔瓦还未登基就已经对他所要面对的状况有所认识：前任的长期暴政所激起的反叛浪潮，正在急速扩展。他已年登花甲没有精力加以遏止，善良之辈固然尊敬他那温文儒雅的性格，但是对付腐败堕落的罗马人，则需要治乱世用重典的强硬手段。尽管他有好些亲戚，但属意于外人继承他的皇位，选择了年约40岁，在下日耳曼统率一支劲旅的图拉真。他将其收为养子，并立即由元老院颁发敕令，宣布图拉真是他的同僚和帝国的继承人。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无奈之事，在我们为评述尼禄的恶行而不胜其烦时，我们却只能从吉光片羽的文字中体察图拉真的言行。然而有一事实绝非奉承之辞，那就是图拉真死后250多年，元老院在新帝登基的例行祝贺文告中，希望他在给予人民幸福方面超过奥古斯都的作为，在个人的德行操守方面媲美图拉真的言行。
像慈父一样治国的图拉真，我们相信在他将大权授予多疑善变的亲戚哈德良前，一定会考虑再三。当他临终之际，是普洛蒂娜皇后运用手腕，使图拉真下定决心，还是他自己让收养成为事实？其中真相很难得到定论。哈德良在毫无波折的状况下，被承认为合法的继承人。如同我们之前所提，他治理下的帝国在安定繁荣中日益强大。他提倡艺术，修订法律，加强军事训练，亲身视察所有行省，不仅精力充沛，而且才智过人，在处理政务时，既能照顾全局，又能洞察细节。但在他心灵的深处，主要是受到好奇和虚荣的驱使，在不同的领域都期望有所作为。哈德良是伟大的帝王、幽默的辩士和雄猜的暴君，他的作风就大处来说相当的公正与谦和，然而在即位最初几天，就处死4位曾任执政官的元老，这几位是他的死对头，却也是帝国的功臣。到后来，他因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变得脾气乖张，粗暴残忍。元老院为了要把他尊为神明还是贬为暴君，感到困扰不已，只有忠心耿耿的安东尼，为他争得应有的尊荣。
哈德良那反复无常的性格影响他对继承人的选择，有几个才智出众的人物，虽然在他来说是又爱又恨，倒也认真加以考虑。最后他收养了伊利斯·维鲁斯。这是一位轻浮而浪荡的贵族，因为容貌英俊而被哈德良的男宠安提努斯所推荐。哈德良花了大笔犒赏，换得军队对继承人的欢呼拥戴。就在哈德良自我陶醉于自己的选择和手腕中时，那位新封的恺撒却一命呜呼。伊利斯只留下一个儿子，哈德良将他托付给安东尼照顾，后来又加以收养。待马可登基以后，也授予他相等的君权。年轻的维鲁斯虽然有很多缺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那就是对杰出的同僚非常尊重，他爱好玩乐，不能吃苦耐烦，自愿放弃治理帝国的任务。这位哲人皇帝怜悯他的早死，掩饰他的愚行，尽量让他在身后留下美名。
等到哈德良的情绪平息下来，为了名留千古，泽惠子孙，他决定要选择最优秀的人物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他的慧眼很快就发现一位50岁的议员，从事公职一生毫无瑕疵；还有一位17岁的青年，谨言慎行而且才华横溢。哈德良将年长者收为养子成为储君，条件是年长者要立即收养年轻人。这两位安东尼(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两位)才德兼备，统治罗马世界长达42年之久。虽然年长的皮乌斯有两个儿子，却能以国事为念，不顾家庭私利，将女儿福斯蒂娜嫁给年轻的马可。他从元老院获得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毫无自满、猜疑的心理，真诚邀请马可共同处理国政。在另一方面，马可尊重恩人高尚的品格，爱之如父，敬之如君，在皮乌斯崩殂后，他还是恪守前任的规范来治理国家。两位安东尼的共同执政获得了极大的成效，这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政府。
提图斯·安东尼·皮乌斯被称为努马第二，这两位都以爱好宗教、正义与和平为共同的特点，但是后者所处的时代，使其在履行这些美德时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努马只不过制止了邻近村庄相互抢夺收成而已，安东尼则使四境得到安宁和平。皮乌斯的统治有一个特色，就是能提供的历史材料不多。说得明白一点，历史往往就是人类罪恶、愚昧和灾祸的记录。他在私生活方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天性纯真朴实，无视虚荣做作，善处中庸之道，乐于正直无为，凡事均能适可而止，表露出安详善良生活的一面。
马可·安东尼更为严谨勤勉。他经由无数次的凝神讨论、耐心听讲和通宵苦读，才获致丰硕的学养。他从12岁开始，奉行斯多噶学派的严格教条，被教导要让身体听命于心灵，感情服从理智，认为德行是至善，邪行是至恶，一切身外之物均无足轻重。他的《沉思录》是在戎马倥偬之际撰写而成的，现在尚流传世间。他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公开讲授哲学，这种立德、立言的不朽功业，虽圣哲贤君亦不过如是。他（马可•安东尼）的生活，是对芝诺教义最好的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他因阿维狄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叛变后畏罪自杀，无法化敌为友而感到悔恨不已。元老院为了声讨卖国贼群情激昂，却被他平息下来，证明其确实发自至诚。他厌恶战争，认为这是对人性的屈辱和摧残，但是一旦必须进行正当防卫，他就会义不容辞地披甲上阵。冬天，在冰冻的多瑙河岸边，他亲冒矢石进行了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因不支而逝世。后代子孙无不感恩怀德，马可·安东尼去世100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内，当作家神来祭祀。
若要指出世界历史中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的这段时间。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
4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制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聂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在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已经恢复共和国的荣誉。
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报酬，他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骄傲的光荣。虽然他们享用着人类最高贵的令名，却时刻要怀着忧患意识，知道若只依赖个人品格，人民的幸福无法永葆。
用来维护大众利益的绝对权力，一旦被放纵任性的幼帝或猜忌严酷的暴君滥用，必然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立刻就会大祸临头。
指望元老院和法律来约束皇帝固然理想，但只能彰显皇帝的德性，无法改正皇帝的恶行。军事武力是盲从和不可抗拒的压迫工具，罗马人的生活习性极其腐败堕落，使谄谀者急于歌功颂德。朝廷的大臣和官吏只会顺从主子的恐惧或贪婪，纵欲或暴虐。
这种极度令人战栗的忧虑，已经从罗马人的经验中获得证实。《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皇帝，显示出人性的善变和难以捉摸，我们很难从现代历史中找到这种混乱而可疑的特性。在这些皇帝为善和败德的言行中，我们只能列举其中最关紧要者，上焉者是人类最高尚完美的典型，下焉者是人类最无耻堕落的范例。在图拉真和安东尼的黄金时代之前，是黑暗酷虐的黑铁时代。把奥古斯都不肖的继任者一一列举几乎毫无必要，他们无出其右的罪行与其上演的华丽殿堂，令人无法遗忘。像是提比略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的杀戮狂暴、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注定要祸延子孙，遗臭万年。在这80年当中(除了韦斯巴芗短暂的统治外，其实他的作为尚有商榷余地)，罗马在永无宁日的暴君统治下痛苦呻吟，不仅灭绝了共和国的古老家族，并且只要有任何才德之士崛起，都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这些形同禽兽的暴君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奴隶生活，同时也基于两种特殊状况导致这种后果：一种是相较于他们在从前所拥有的自由；一种是来自对外的扩张和征服。这使他们比起任何时代和任何暴君治下的受害者，后果更为悲惨可怕。这种特殊状况造成的后果有两个：其一是受害者对巨大悲痛的自觉；其二是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
一、在塞菲后裔统治下的波斯，历代国王残酷暴虐。宠臣经常在宫廷的接待、用膳或陪寝时被杀。据记载，有位年轻贵族提到，每次退朝前都不知道是否能保得住脑袋。面对这种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恐怖，波斯人几乎再现了罗斯坦的冥想：纵使以丝线悬利剑于头顶，随时可以命丧黄泉，波斯人仍然憩睡如故，平静的心情丝毫不受干扰。国君蹙眉表示不满，臣下很清楚自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但祸福无常，雷劈或中风，同样能取人性命，明智之士应及时行乐以忘却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国王的宠臣由奴仆而晋身贵族，要知道他们被卑贱的双亲所卖，出身和家国一概不知，从小就在后宫严格的纪律中成长。他们的姓氏、财富和地位都是蒙受主子的恩惠，当然主子也可收回赐予的一切，这是极为公平的事。要是他们具备罗斯坦的知识，就会用偏见来肯定他们的习性，除了专制君主政治以外，他们无法说出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东方的历史告诉他们这就是人类必须接受的景况，《古兰经》和这本圣书的诠释者，不断地灌输给他们，苏丹是先知的后裔和奉神旨意的人，忍耐是伊斯兰教徒的最高美德，无条件服从是人民的最大责任。
罗马人的心智经由不同途径而被奴化。他们虽自甘堕落、承受着军方暴虐的重压，长久以来，却还保存着祖先那种生而自由的情操和理想。希尔维狄乌斯、塞拉西、塔西佗和普林尼所受的教育方式，跟加图和西塞罗完全相同。他们从希腊哲学中，吸收人性尊严和社会本源最正确公平的概念。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尊重一个自由、和谐、胜利的共和国，声讨恺撒和奥古斯都所犯下的一连串罪行，内心鄙视那些用最卑下的奉承来表现对暴君的崇拜的人。其中有些人出任政府官吏和元老院议员，他们可以参加会议制定法律，却用自己的名字来替帝王的行动背书，把自己的权力出卖给居心险恶的暴君。提比略企图用法律程序来掩饰谋杀行为，因使元老院成为帮凶和受害人而暗自窃喜，他这种手法也被一些皇帝采用。在元老院会议中，正直的罗马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谴责。那些恶名昭彰的控诉人，满口大公无私的爱国论调，在法庭观赏审问所谓的危险公民。公职多作为有财有势者的酬庸。有的法官充满奴性，嘴里宣称要维护共和国的尊严，但当国家的元首违犯法律时，法官面对帝王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感到战栗害怕，满口歌颂他的仁慈。暴君反而瞧不起这些人的奴性，知道他们表面装出一副很诚挚的样子，内心却希望看到他垮台，基于这种心理而迁怒整个元老院。
二、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因宗教、语文和生活习俗大致雷同而产生联系，结果反而对人类的自由有所助益。近代的暴君尽管率性妄为，无所惮忌，也会在对手的环伺、舆论的指责、盟邦的忠告和外敌的忧患中，稍为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些对暴君不满的人士，逃离狭小的领土，很容易在较为祥和的环境里得到安全的庇护。他的才华得以施展，可以自由抱怨所受的迫害，甚至可以诉诸复仇手段。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斯多噶学派严肃的纪律，没有改变马可的温和敦厚，有时不免显得妇人之仁，这成为他性格上唯一的缺失。他虽然智力超凡，却常因赤子之心而受到蒙骗。别有企图的人士很了解皇帝的弱点，打着哲学的幌子作为晋身之阶，表面装出一副不求名利的样子，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他对弟弟、妻子和儿子太过溺爱纵容，超出个人德行应有的范围，以致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遗毒无穷。
皮乌斯的女儿福斯蒂娜是马可的妻子，素以风流韵事和容貌艳丽而著称当时。马可那种哲学家般严肃和简朴的气质，不可能和她过纵情声色的生活，更无法约束她那热情奔放的行为，因此她才为人所不齿。丘比特在古代是一位纵情声色的神祇，皇后也一样无所忌惮，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马可是整个帝国唯一不知福斯蒂娜奸情的人。皇后的败德行为影响世道人心，侮辱丈夫的名誉，马可却还将她的一些情人擢升到高官厚爵的地位。30年的婚姻生活证明马可的温柔体贴，对她的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他的《沉思录》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当她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供奉在神庙里，和朱诺、维纳斯和克瑞斯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他还颁布诏令，令青年男女在结婚当天，必须在贞洁保护神的祭坛前面宣誓。
罪恶滔天的儿子更使父亲（马可）的纯良德行蒙上一层阴影。马可因偏爱他的不肖子而牺牲百万人的幸福，没有从共和国里选择储君，反而传位自己的家人，引起公众反感。不过，焦虑的父亲一直期盼得位有人，他费尽心血，延请饱学名师和有道之士教导康茂德，期待借重他们的言行，扩展康茂德原本狭窄的胸襟，革除早已被宠坏的恶习，使其有能力和德操在将来接掌宝座。然而除了与他习性相近的嬉游项目外，其他方面的教导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哲学家严肃讲授的枯燥哲理，在放荡玩伴的怂恿和引诱下，被遗忘得一干二净。马可本人也拔苗助长，竟在他儿子十四五岁时，就要他参与处理国政。马可后来又活了4年，对于轻率地将一个心浮气躁的年轻人推上理智与国法都无法约束的位置，他自己也难免悔恨不已。
大多数扰乱社会内部安定的罪恶，是基于人类有满足欲望的需求；而不公平的财产法，使大多数人所垂涎的物品，只为少数人所据有。在人类的欲望当中，对于权力的热爱，是最强烈而又不容共享的，那是由于人类尊荣的极致来自天下万众的臣服。在内战动乱时期，社会法律失去了效用，人道的法则很难填补上这个位置。争夺的激情、胜利的荣耀、失败的绝望、对旧恨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祸患的恐惧，全都促使人神智激愤与怜悯之声沉寂。每一页的历史记录，都因这种争夺权力的动机而沾满内战的鲜血。但这种动机对康茂德而言，并不足以解释他那毫无道理的残酷暴虐。因为他已享有天下，应再无所求。马可所宠爱的儿子，在元老院和军队的欢呼声中登基(180 A.D.)。
这位幸运无比的青年（康茂德）即位以后，既无对手可供铲除，也没有敌人需要惩处，在这种四海升平的状况下，理应勤政爱民，效法前面5位皇帝的丰功伟业，而不是自甘堕落于沿袭尼禄和图密善可耻的命运。
何况康茂德并非天生嗜血的虎狼之辈，从小也不是行为残暴的人，与其说他邪恶还不如说他懦弱。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单纯畏怯，受到身边侍从的左右，逐渐心灵被腐蚀。（康茂德）之所以残酷暴虐，开始是受到别人的摆布，逐渐堕落成为无法自拔的习惯，最后使得人格为兽性所控制。
康茂德在父皇死后，发现自己对统率大军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如何指挥对抗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的艰苦战争。过去环绕他四周那群奴颜婢膝的儇薄少年，虽然遭到马可的斥逐，很快在新皇帝身边获得职位。他们对越过多瑙河在野蛮国家的战事，夸大危险和艰巨的程度，让荒淫怠惰的皇帝相信，凭着他的威名，只要交代部将率领军队出兵，就会使蛮族丧胆、迎风而降。他们还特别强调，用这种方式征战更为有效。他们用尽心机迎合他好色的欲望，将罗马的安逸舒适、富丽堂皇和精致优美的生活，拿来与潘诺尼亚军营中的忙乱辛苦和清寒单调做比较。康茂德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难免心动，但是在自己的嗜好和残存的对父亲所留的顾命大臣的畏惧之间举棋不定。夏天很快过去，他不得不将进入首都的凯旋式延到秋天。他有着优美的仪容，穿上讲究的服装，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大获公众的好感；他刚刚给予蛮族的体面的和平，使整个帝国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他迫不及待进入罗马的心情，被认为是热爱他的国家；即使他纵情于歌舞升平，也因为他才19岁而几乎听不到责难的声音。
康茂德统治的前3年，在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的维护下，政府还能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精神。这些人都是正直忠诚之士，由马可拔擢用以辅助其子。康茂德在起初还能存有一丝敬意，年轻的皇帝和佞幸的宠臣虽然弄权玩法，但是他的双手还没有沾满鲜血，甚至还表现出慷慨宽厚的气概，经过相当时日，或许还可镕铸成为坚实的美德。不幸的是，一起谋杀事件终于对他摇摆不定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一天夜晚(183 A.D.)，皇帝在返回宫廷的途中，经过竞技场漆黑狭窄的柱廊。一个刺客在他通过时，拔剑向他冲去，并且大声叫道：“元老院要你的命!”这番威胁的言辞影响到刺杀的行动，卫士捉住刺客，立刻泄漏出主谋，是出于内廷而不是宫外。鲁琪拉是皇帝的姐姐，也是卢修斯·维鲁斯的遗孀，因不甘于位居次阶，而且嫉妒皇后在内廷的权势，才发动了武装刺客谋杀弟弟的事件。鲁琪拉不敢将阴谋告诉她的第二任丈夫克劳狄·蓬皮安努斯，这是一个忠心耿耿而且功勋卓著的元老院议员。她从她的奸夫中间(这方面她模仿福斯蒂娜的作风)，找寻到胆大包天的暴徒，这些人不但愿意给她体贴的热情，也愿意为她行凶。阴谋分子都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鲁琪拉被夺去公主头衔，受到放逐的处罚，后来还是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刺客的话深深烙印在康茂德心头，对整个元老院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和恨意。过去他敬畏那些直言忠贞的元老和顾命大臣，现在却怀疑他们是暗中潜伏的敌人。在罗马帝制中常会出现告发者，这些人在前朝不能发挥作用，几已销声匿迹，此刻发现皇帝（康茂德）正在元老院中寻找心怀不满和图谋不轨的人士，便又开始兴风作浪成为可畏的工具。马可重视的国政会议，是由声名卓越的罗马人组成，这些功在国家的重臣不久就都变成了罪犯。在重赏之下，告发者不辞辛劳加紧工作，以致成果极为丰硕：举凡个人操守严谨者，被罗织为对康茂德不当行为做无声的谴责；身居重要职位者，被认定会危及君主的权威和地位；还有那些获得他父皇友谊的德高望重之士，更引起儿子的反感。
怀疑就是证据，审判等于定罪。元老院的议员一个个被杀，谁要是表现悲伤或者想要报仇，也难逃死亡的命运。康茂德一旦尝到血腥的滋味，就变得更加冷酷无情，至死不悔。
在暴君手下无辜的牺牲者当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昆体良家族的马克西穆斯和孔狄亚努斯兄弟。他们手足情深、心性相通，无论是学术研究或文字写作、艺术追求或嗜好享受，两人如切如磋相辅相成，因而赢得不朽的名声和赞誉。虽有庞大产业，却从未有分家念头，两人共同创作的论文还遗留一些断简残篇，终其一生可说是同心同德，为世人所有目共睹。安东尼重视兄友弟恭的德行，欣赏他俩合作无间的精神，在同一年中拔擢他们出任执政官。马可后来又把希腊文官政府和指挥大军的责任托付到他们两位的手中，因而在对日耳曼的战役中获得重大的胜利。康茂德假仁义之名，说他们兄弟谁也不会独生，所以将两人一起处死。
暴君的狂怒使得元老院血流成河，接着就让他的刽子手身受惨报。康茂德沉溺于血腥和奢侈，而把国家大事无论巨细，全部委付给为虎作伥、包藏祸心的佩伦尼斯负责处理。他因谋害前任而取得职位，但是其人精力出众而且精明强干，运用各种勒索和敲诈的手段，借抄没贵族和豪门的家产以满足私欲，累积庞大的财富。禁卫军由他直接指挥，他那深具军事天分的儿子则统率伊利里亚军团。佩伦尼斯对帝国有野心，在康茂德看来真是罪大恶极。要不是皇帝已有防备，出其不意将其处死(186 A.D.)，他很有可能达成企图。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一位大臣的垮台真是微不足道，但这个事件是由特殊状况所促发，证明军纪的规范早已荡然无存。驻守不列颠的几个军团，对佩伦尼斯的施政表示极度不满，挑选1500名官兵组成代表团，带着将领的指令来到罗马，在皇帝面前申诉他们的怨气。这批军方的陈情代表以其坚定的行动，挑动禁卫军的不和，夸大不列颠驻军的实力，使得康茂德大为惊慌。他们要挟必须将国务大臣处死，军队的冤屈才能获得洗清。远戍边疆的部队这种放肆无礼的态度，以及被他们发现政府的软弱无能，成为帝国大动乱的预兆。
不久之后，一个从极其细微的事件引发的新的社会动乱更表明了国政的疏失已极其严重。部队之中逋逃的风气大盛，这些逃跑的士兵并没有隐匿躲藏，反而公然拦路抢劫。马特努斯出身行伍，胆识过人而不安其职，集合此类盗匪形成一股恶势力，他打开监狱释放囚犯，煽动奴隶争取自由，大肆抢劫高卢和西班牙未设防之富庶城镇。行省的总督袖手旁观不加理会，放任他们蹂躏地方，甚至还与其坐地分赃。最后，惊动皇帝要严加处置，他们才从因循怠惰中振作起来。马特努斯发现自己身陷险境，必须尽快设法打开一条生路，下令手下的群盗化整为零，各以小股方式伪装掩蔽通过阿尔卑斯山，趁着自然女神节庆的狂欢喧闹，齐集罗马。他要杀死康茂德，登上虚悬的帝座，这种狂妄的野心已非盗匪的行径。他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有效而且配合良好，潜伏的乱贼已经满布罗马街头。正当时机成熟开始行动时，一个同伙出于嫉妒而向当局告发，以致密谋暴露，功败垂成。
雄猜阴鸷的皇帝通常随心所欲，喜欢提拔低阶微贱之人至高位。这些人除了他的恩宠以外别无依靠，必然死心塌地为其效命。克利安德继承了佩伦尼斯的职位，他是弗里基亚人，这个地方的人士，生性刚愎固执而又满身奴气，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唯有拳头才能奏效。他以奴隶的身份从故乡被送到罗马，进入宫廷以后，因为能够迎合主子的心意而蒙重用，很快地晋升到公民才能拥有的高位。比起前任，克利安德对康茂德的心思更具影响力，因为他无才又无德，不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和疑惧。贪婪支配着他的心灵，也是他施政的最高原则。执政官、贵族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全部拿来公开出售，要是有人拒绝花费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来购买这些毫无实权而且可耻的官位，就被视为不满分子。国务大臣出售有利可图的行省职缺，竟与总督狼狈为奸，朋比瓜分人民的资财。司法部门可以用钱收买，毫无公正可言。有钱的罪犯对合乎法律的判决不仅可以翻案，还可随他高兴将惩罚加诸原告、证人和法官身上。
克利安德运用卑鄙污秽的手段，在3年内敛取巨额财富，没有任何自由奴的财富能与之比拟。这位佞臣在适当的时机，将精心准备的华贵礼品呈送在主子的脚前，使康茂德感到非常满意。为了转移公众的忌恨，克利安德用皇帝的名义，建造浴场、柱廊和休闲场所供民众使用。他自欺欺人认为这种慷慨大方的行动，会让所有的罗马人受到蛊惑而喜上心头，就不会在意每日出现的血腥场面。他们会忘却比罗斯之死，这位元老院的议员有卓越的功勋，先帝曾将女儿许配给他；他们也会忘记阿里乌斯·安东尼被处决的场景，他是贤德的安东尼家族的最后一位代表。前者虽然正直但不够审慎，竟然企图向自己的舅子揭发克利安德的真面目；后者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小亚细亚总督时，对佞臣派往当地敛财的手下，做出公正的判决，而惨遭杀身之祸。在佩伦尼斯死后，康茂德心生恐惧，短时间内装出一副明德修身的样子，停止那些邪恶荒唐的行为，回忆起公众对他的咒骂，就把年幼无知所犯的过错，全部推到佩伦尼斯的身上。但是，他的悔过只持续了30天，即又故态复萌，在克利安德的暴虐摧残下，反而让人思念佩伦尼斯的施政时光。
罗马的灾难在瘟疫和饥馑的肆虐下(189 A.D.)已经到达极点，前者可以说是神明愤怒所致；但是，在有钱有势的大臣支持下实施谷物专卖，则是造成后者的直接原因。不满的民众长久以来怨声不绝，终于在竞技场中爆发开来，大家很快离开所喜爱的娱乐活动，而要通过报复发泄心头的恨意。蜂拥的群众冲向皇帝在市郊憩息的宫殿，在义愤填膺的喧嚣声中，高呼要索取人民公敌的头颅。指挥禁卫军的克利安德，下令骑兵向前冲锋，驱散暴动的群众。群众不敌，赶紧逃往城市，有些人被杀，更多人遭践踏致死。但是当骑兵进入街道，人们从房屋的屋顶和窗口投下石块和标枪，追击的行动受到阻挡。负责城防的步军支队，一向就嫉妒禁卫军骑兵的特权和傲慢，反过来站在人民这一边，结果使得暴动变成一场正规交战，不把对方杀光绝不干休。
禁卫军最后寡不敌众只有退兵，愤怒的群众如潮涌一般再度攻击皇宫大门。这时康茂德还沉醉于胡天胡地的享受当中，只有他不知道发生内战。谁要是敢向他报告这种触霉头的消息，一定会被处死。要不是他的姐姐法迪娜和爱妾梅西亚闯到他面前，他难免会在禁卫瓦解的状况下丧生。她们两人披头散发、泪流满面，投身在他脚前，在极度惶恐下，滔滔不绝地向惊愕不已的皇帝诉说克利安德的罪行、人民的愤怒和大难临头的灾祸。她们告诉他，几分钟之内，就会让宫殿和所有人员遭受毁灭的命运。康茂德从迷梦中惊醒过来，下令砍下克利安德的头颅丢给人民。这个场面已经满足群众要求，暴乱立即平息下去，马可的儿子重新获得臣民的拥戴和信任。
康茂德的心灵已经完全丧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把治国的权柄视为无物，朝中的政事一概交付给无耻的佞臣，自己竟日纵情声色犬马之欢。他的时间都消磨在后宫，那里有300名美丽的少女，还有同样数目的娈童，来自各个阶层和行省。一旦狐媚诱惑的技巧无法满足皇帝，这个野兽般的爱人就会求助于暴力。古代的历史学家将这种淫乱的场面描述得入木三分，根本无视天理和礼法的限制。但是，现代语文讲究高雅庄重，不宜将其中细节忠实地翻译过来。在纵欲的过程中又穿插着下流低级的娱乐节目。罗马最优雅时代的影响，辛勤施教所花费的苦心，从未在他那充满兽性和庸俗的心中灌输一点学识，他是罗马第一个既不求知又无品味的皇帝。尼禄很讲究或者说假装讲究艺术素养，在音乐和诗歌方面，自认还能高人一等。我们不可因为他未能将打发闲暇的风雅享受变成一生的事业与大志，就鄙视他对文艺的追求。但是康茂德从最早的儿童时期开始，就对文学和理论的课目感到极为厌烦。他喜欢平民化的娱乐，像是竞技场和赛车场的各种活动，角斗士的打斗厮杀以及猎取野外的猛兽。马可替他的儿子安排了很多学科的教师，他听讲时不仅不专心而且产生反感；可是摩尔人和帕提亚人教他投掷标枪和弯弓射箭时，这位门徒倒是心无旁骛、凝神练习，仗着上天赋予的稳定的眼力和灵活的手臂，不久就赶上师父的技巧。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奴才，依靠主子各种恶习而升官发财，所以对他这种不入流的爱好就大为捧场欢呼。大家都用吹捧的话来奉承他，说他的丰功伟业就像希腊的赫拉克勒斯，击毙勒梅安的狮子，格杀埃里曼托斯的野猪，将列入众神的行列，名声永垂不朽。他们却忘了，在原始社会，猛兽常与人类争夺尚未定居的土地，成功战胜这批凶猛的野兽，确是最真实而有益的英雄行径。在罗马帝国的文明国度中，野兽远离有人烟的地方，也在城市的附近绝迹。现在到荒漠旷野去追捕它们，再将它们运到罗马，用非常壮观的方式死于皇帝的手中，这种事对君主而言确实很荒谬，也让人民在无形中感到暴力的威胁。康茂德由于自己无知，所以无法觉察其中的差别何在，反而很热心地追求光荣的形象，称呼自己是罗马的赫拉克勒斯(在留存的勋章中可以看到)，把棍棒和狮皮置于帝座的两边，作为权力的象征，并且树立雕像，把自己当作神明来祭祀。他在每天举行的凶险娱乐中，将英勇和斗技发挥到极致。
康茂德在赞美声中得意忘形，逐渐泯灭羞耻之心，原来他只在宫墙内对少数宠臣表演，现在他决定向罗马人民显示自己的武勇。在指定的日子，竞技场吸引大批心怀奉承、敬畏和好奇的观众，对皇帝精彩的表演，全都高声欢呼赞不绝口。他只要瞄准动物的头部和心脏，就会准确击中，造成致命的伤口。他用的箭头呈弯月形，可射断飞跑中鸵鸟的细长脖子。他让人将一只豹松绑，等它向着发抖的罪犯扑上去时，这位皇帝射手将箭射出去，野兽立时中箭而死，犯人则毫无损伤。有一次，100只狮子从竞技场的兽穴中被放出来，康茂德投掷100根标枪，把在场内奔跑咆哮的狮子一一射杀，而且枪无虚发。不论是大象还是皮如甲胄的犀牛，都承受不住雷霆一击。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出产的珍贵兽类，有很多在竞技场中被杀，有的只在图画中见过，还有的只会出现在当时人的幻想当中。在所有这些表演中，罗马的“赫拉克勒斯”(指康茂德)得到最严密和安全的保护，以免野兽突然扑了过来，就会伤害到皇帝的自尊和神明的威严。
皇帝列名在角斗士名单中，自己感到扬扬得意。事实上这种职业受到罗马法律和习俗排斥，被认为低贱且极不荣誉，所以一般百姓看到这种状况无不感到羞耻。康茂德选择担任盾剑手的角色，他与网戟手的格斗，是竞技场中惊心动魄的血腥比赛之一。盾剑手配备头盔、短剑和圆盾；他的对手赤身裸体，拿着一副大网和一根三叉戟，他要用撒网缠住敌人，再用三叉戟刺死敌人。如果第一次撒网失手，就得逃开盾剑手的追杀，直到准备好第二次撒网为止。皇帝曾经参加格斗735次，光荣的记录全部详细记载在《皇帝实录》里。他所作所为中最可耻的事，是从角斗士的基金中，支领很大一笔酬劳，结果变成罗马人民新的苛捐杂税。可想而知，世界的主人在这些格斗中一定是赢家，他在竞技场中的胜利并不是经常血迹斑斑，但是他在角斗士学校 或自己的宫廷进行练习时，那些倒霉的对手为了获得光荣，经常要在康茂德的手中受到重创，将阿谀谄媚烙上自身的鲜血。他现在瞧不起赫拉克勒斯的威名，保卢斯是一位声威远震的盾剑手，如今成为他唯一听得入耳的名字，于是把它刻在他那巨大的雕像上，元老院为了奉承他，就用这个名字再三高声欢呼。
鲁琪拉的丈夫克劳狄·蓬皮安努斯是一位德行高洁之士，也是元老院气节凛然的议员，他让自己的儿子照旧前往竞技场，不要顾虑安全的问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罗马人，生命早已交到皇帝的手中，但是他不能坐视马可的儿子出卖人格和尊严。蓬皮安努斯虽然表现出大丈夫的气概，却躲过了暴君的怨恨，凭着好运保住地位和生命。
康茂德现在可谓罪孽深重、名誉扫地，在充满谄媚喝彩的宫廷中，他也无可逃避地感受到帝国有识有德之士的蔑视与恨意。他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痛恨、对国家有建树的人的嫉妒、忧虑可能遭受的危险以及日常娱乐节目中养成的杀戮习惯，都在激起他那残暴凶恶的兽性。由历史的记载可知，因为他的猜忌和恶意，牺牲者的名单上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就有一长串。他想尽各种办法，要找出与安东尼家族有关系的人士，即使是助纣为虐和共享欢乐的佞臣，也一概斩草除根清除干净，这种暴行最后让他自己也难逃死亡的命运。他滥杀罗马的贵族，使得血流遍地，等到家臣也感到自身难保时，他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梅西亚是他的爱妾，还有侍从埃克勒克塔斯，以及禁卫军统领莱塔斯，看到同伴和前任的下场而人人自危，决定要防止随时会临头的覆亡，不管是暴君疯狂的一时冲动，还是人民突发的揭竿起义。年前，康茂德打猎回来，感到非常疲倦，梅西亚乘机给他一杯毒酒，让他回到寝宫去睡觉。当毒药与酒醉发作时，一位以摔跤为业的强壮年轻人潜入寝宫，毫不费力地将他勒毙。在整个罗马城甚至皇宫有人怀疑皇帝已死前，众人已经很秘密地将尸体搬出宫外。这就是马可儿子的下场，一个为万民所恨的暴君这么轻易就被推翻了。他接掌先人传承的政权，在位13年，压迫数以百万计的臣民，这些人无论在体力和才干方面，都不亚于他们的统治者。
鉴于事态极为严重，阴谋分子的手段相当冷静和利落，立即决定要拥立一位皇帝登上宝座，条件是必须赦免弑君的罪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罗马郡守佩尔蒂纳克斯身上，他是曾任过执政官的元老院议员，显赫的功绩遮蔽了出身的寒微，于是他被擢升，得到了国家最高的荣衔。他治理过帝国大部分的行省，在所有重要的职位上，不论是文官还是军职，都能以稳重、审慎和正直的作为，获得良好的名声。他现在是马可硕果仅存的朋友和大臣。当他午夜被唤醒时，侍从和统领就等在门外，他很镇静地接见他们，心想他们是在执行主子残酷的命令。谁知道他不仅没有遭到处决，反被他们呈献上罗马世界的皇位。刚开始他还不相信他们的来意和保证，最后，确定康茂德已经死亡，他才抱着惶恐的心情接受紫袍，因为他非常清楚身居帝王之尊的责任和危险。
莱塔斯毫不耽搁，将新皇帝带到禁卫军营区，同时在全城散布康茂德突然死于中风的说法，众望所归的佩尔蒂纳克斯已经继位。禁卫军对皇帝死得不明不白感到十分诧异，没有表现出任何欣慰，因为只有他们才享受到了康茂德皇帝的纵容和赏赐。但是，出于当前紧张的情势、统领的权力、佩尔蒂纳克斯的名声和民众的喧闹叫嚣，他们只有硬压下心中所滋生的不满，接受新皇帝所答应的犒赏，宣誓要对他效忠，兴高采烈地拿着月桂树叶，拥戴着他前往元老院。因为就算是军方同意，还是要经过议会的批准。
这个重要的夜晚已过去，天亮后就是新年的开始(公元193年1月1日)。元老院的议员即将听候通知参加不光彩的典礼。早先康茂德根本不听劝告，即使他身边那些供他驱使的人，也至少会顾虑到典礼的庄严和个人的形象，但是他完全无动于衷，还决定在角斗士学校过除夕，然后穿着角斗士的服装，带着这些身份低贱的人员，一起去参加执政官的就职大典。在当天破晓前，突然之间，元老院的议员全被召集到康珂宫，准备接见禁卫军的官员，批准新皇帝的当选。他们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不相信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好事，怀疑是康茂德刻意安排的阴谋。当最后确定暴君已经不在人世，大家的欢乐和兴奋到达极点。
佩尔蒂纳克斯谦虚推辞，声称自己出身平民，指出在座有很多高贵的元老院议员，比他更适合荣膺帝国的重任。但是最终还是在大家全力的拥戴下登上王座，接受所有帝国权力的头衔，大家用最诚挚的宣誓保证效忠。康茂德留下千秋万载的骂名，大厅里回响着一片谴责暴君、角斗士和人民之敌的声音。大家在嚣闹声中投票通过敕令，康茂德的荣誉全部被剥夺，他的名衔要从所有公共纪念物上抹除，他的雕像要全部被推倒，他的尸体要用铁钩拖进关角斗士的铁栏内，挂起来悬尸示众，以平息公众的愤怒。他们对那些胆敢藏匿遗骸，不交给元老院审判的顽固分子，表示极度的愤慨。但是有些事情佩尔蒂纳克斯无法加以拒绝：像是有人为了纪念马可，要为他举行最后的仪式；还有他的最重要的拥护者——克劳狄·蓬皮安努斯，为康茂德流下同情之泪，感叹他的舅子遭遇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的报应。
元老院在皇帝生前不惜卑躬屈节、百般奉承，死后却毫不留情地加以鞭尸，说起来并不光彩，但也证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敕令的合法性受到帝国政体原则的支持，如果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员滥用权力，无论是要谴责、罢黜或处死他，都是元老院自古以来毋庸置疑的特权。但是，现在这个大权旁落的议会，只能以处罚一个已经垮台的暴君为满足，因为他生前的统治，受到军事专制政体的保护，无法对他进行审判。
佩尔蒂纳克斯找到了一种更高尚的方法来谴责他的前任，用自己的德政来反衬出康茂德的恶行。他在登基那天把全部私人财产交给妻儿，这样他们就没有卖官鬻爵、假公济私的借口。他拒绝拿奥古斯都的头衔来自我标榜，更不愿用恺撒的头衔来腐化无处世经验的青年。他把作为父亲和皇帝之间的责任划分得很清楚，用严格的简朴方式来教育儿子，但并不保证会将帝位传承给他，而一旦时机到来，儿子要让自己配得上宝座。佩尔蒂纳克斯在公开场合的态度温和而又严肃，生活中经常找品德良好的元老作伴(私下对每一个人的真正性格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既不骄矜也不猜忌，把他们当作朋友和同伴，过去在暴君的淫威下患难与共，希望现在能够同享美好的生活。他经常邀请大家欢度不拘形式的宴会，非常节俭而且不讲究排场，被那些怀念康茂德时代的奢华与放纵的人所讪笑。
佩尔蒂纳克斯要尽可能治疗暴君所施加的创伤，这是一项既令人愉快又令人感到悲哀的工作。无辜的受害者要是还活着，就从放逐中召回，从监狱里释放，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和财产。对于那些被谋杀的议员尚未埋葬的遗体(残忍的康茂德要他们在死后不得瞑目)，则下葬在先人的祖茔。他平反他们的名声，并且尽力抚慰家破人亡的家族。其中最大快人心的事，莫过于处罚那些无事生非的告发者，他们是君主、德行和国家的公敌。即使在审判这些替天行道、谋杀皇帝的凶手时，佩尔蒂纳克斯的做法也非常稳健，完全遵照司法程序，不为成见和仇恨所左右。
皇帝应该特别关心国家的财政。康茂德虽然使尽各种不法手段，用横征暴敛的方式夺取臣民的财产送缴国库，但是他的奢华铺张依然使得国库入不敷出。等他死后，发现国库只剩8000英镑，这需要拿来支付政府的日常费用，还急需一大笔犒赏金，这是新皇即位时答应禁卫军的要求。在这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佩尔蒂纳克斯以宽大和持重的态度，完全免除康茂德强征的苛捐杂税，取消对国库的不当请款。他用元老院的敕令向臣民宣告：“我情愿光明正大治理一个贫穷的国家，也不愿用暴虐和不义的手段来求取财富。”他认为节俭和勤勉是致富之道，据此原则，不久后使得民众的需求获得大量供应。宫廷费用立即减少一半，所有奢侈品公开拍卖，包括各种金银器具、精巧赛车、多余的丝织品和刺绣服装及许多年轻貌美的男女奴隶。但为了表示人道的关怀，那些生而获得自由人的资格，被人从哭号的父母怀中抢来的奴隶，并不包括在内。同时，他强迫暴君的佞臣和宠幸要捐出部分不义之财。就这样他偿还了国家的债务，并且出人意料地付清了公职人员的欠薪。他废止各种强加在商业上的限制，将意大利和各行省的未耕地，发放给愿意耕种的人，为了以示奖励，他下令豁免10年田租。
佩尔蒂纳克斯言行一致的作为，使他获得万民的爱戴和尊敬，这对于君王来说是最高贵的回报。感怀马可的人士，也从新皇帝身上看到光明的形象，庆幸自己能够长久享受仁慈宽厚的统治。佩尔蒂纳克斯满腔热血，太过急于改革腐败的国家，以他的年龄和经验来说，实在不应如此轻举妄动，以致自己饮恨九泉，国家蒙受不利。他那真诚而鲁莽的行事，让一群奴性深重、专喜趁乱谋取私利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他，他们偏爱暴君的施惠甚于公正无私的律法。
在举国一致的欢乐声中，禁卫军阴沉的怒容暴露出了内心的不满。他们勉强听命于佩尔蒂纳克斯，怕他会随时会恢复严格的军纪，他们怀念前任统治的权势让他们为所欲为。统领莱塔斯在暗中煽动他们的不满，因为他在拥立之后才发觉，这位新皇帝会奖励奴仆，却不会受到近臣控制，所以要趁着为时未晚赶快动手。在佩尔蒂纳克斯登基的第三天，士兵们抓到一位具有贵族身份的议员，打算把他带到军营，以紫袍加身拥为皇帝。这位议员不为危险的位阶所动，满怀恐惧地逃脱控制，跑到佩尔蒂纳克斯的跟前来寻求庇护。执政官索修斯·法尔科是个出身古老而富裕家族的鲁莽青年，不久后，受到怂恿后产生野心，趁着佩尔蒂纳克斯不在罗马时篡位。谁知佩尔蒂纳克斯突然返回罗马，以果决的行动粉碎了阴谋。如果不是皇帝认为他没有造成损害，非常诚挚地请求加以赦免，法尔科就会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佩尔蒂纳克斯向元老院表示，即使是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被判有罪，他也不愿让流出的鲜血玷污他那纯洁无瑕的统治。
这些失败的行动只会激起禁卫军的愤怒，3月28日，康茂德死后86天，军营爆发动乱，军官既没有能力也不愿出面压制。有两三百名士兵在中午出发，手里握着武器，满面怒容冲向皇宫。大门被卫兵和前朝的家奴打开，这些人早就密谋要害死德行高尚的皇帝。佩尔蒂纳克斯听到士兵接近的消息，既不逃走也不躲藏，反而接见这群凶手，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他自己身为皇帝完全清白无罪，提醒他们之前立下的神圣誓言。这群士兵哑口无言站着发呆，惭愧自己恶毒的阴谋，敬畏皇帝庄严的神色和坚定的态度。最后，因为赦罪无望又激起他们的怒火，有个通格里斯蛮族士兵首先动手，举剑刺向佩尔蒂纳克斯。皇帝被乱剑杀死，头颅被砍下，插在矛尖上，在人民哀怨和痛恨的眼光下，被凶手们以胜利的姿态带回禁卫军营区。公众悲叹爱民如子的皇帝死于非命，在他治理下的幸福是何其短暂，对此的回忆只能加剧他们即将到来的不幸。
刀剑的威力在幅员辽阔的王国比在小社区更容易被感受到。杰出的政治家能清楚计算出来，任何国家若将不事生产的军队人数维持在总人口的1%以上，那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民穷财尽。但是，虽然这个相对的比例可能是一致的，但军队对社会其余部分人口的影响力，却会依据军队实力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军队要由相当数量的军人组成，受将领统一指挥，否则就不能发挥兵法和军纪优势。组成的人数过少无济于事，过于庞大的部队甚难控制也不切实际，正如机器的动力会因弹簧过于精细、负载太重而损毁。为证明此说法，大家只要想一下，一个人不可能只靠着体力、武器和技术上的优势，就让100个跟他地位相等的人唯命是从。一个小城邦或区域的暴君，会发现100名武装人员无法抵挡1万名农夫或市民，但10万名训练精良的士兵，可用专制的方式控制1000万臣民。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卫队，能让庞大首都中拥塞在街道上的群众闻风丧胆。
奥古斯都创立的禁卫军，人数并未到达上文所提的数目，但是禁卫军的违法乱纪和干政谋篡，正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征兆和起因。
那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暴君，知道法律只是表面的掩饰，夺取的政权要靠武力来维持，于是组织起这支强大的卫队，好随时用来保护自己、恐吓元老院、事先防范谋叛活动并及时扑灭暴乱行为。他以双薪和特权来笼络受宠的部队，首都只驻扎3个支队的兵力，其余散布在意大利邻近的各城镇。他们飞扬跋扈的作风，让罗马人民感到愤愤不平与惊慌难安。但经过50年的和平岁月，人民逐渐被奴化，提比略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使国家从此戴上枷锁，动弹不得。他用减轻驻军对意大利的负担，以及加强禁卫军的军纪作为借口，将他们集中在罗马的一个永久性营地里，置于要冲之地，建造最精良坚固的工事。
专制政体固然需要使人畏惧的奴仆，却也给本身带来致命的威胁。皇帝将禁卫军派进宫廷和元老院，等于是教他们窥探自己的实力和文官政府的弱点。保持距离和神秘，才能使人对一无所知的权力产生敬畏之心，要是对主子的败德恶行了如指掌，就难免产生蔑视的心理。他们驻扎在富庶的城市，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闲散的生活，感觉到自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于是越发骄纵自满。尤其是君主本身的安全、元老院的权力、国家的金库和帝国的宝座，全都毫无遮掩地落于他们的掌握之中。为了杜绝禁卫军危险的念头，就是意志坚定和根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运用权术，务求恩威并用，赏罚分明，尽量满足他们的骄纵心理，迁就他们的享乐爱好，姑息越轨行为，用大量赏赐来收买并不完全可靠的忠诚。所有这些，从克劳狄登基以来，成为禁卫军对每位新皇帝即位的合法索求。
禁卫军的支持者极力辩称，拥有武力就有合法的权力，并且根据政府体制组成的重要原则，坚持在指定皇帝时，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执政官、统领大军的主将和重要官员的选举权虽然后来被元老院夺走，但那是罗马人民自古以来不容置疑的权利。但是要上哪里去寻找罗马人民呢？当然不是充塞在罗马街头的奴隶和外国人，这些满身带着奴性的群众，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方面，都贫穷得一无所有。要从意大利的年轻精英中挑选国家保护者，他们受过军事和品德上的锻炼，才是人民真正的代理人，最有资格来推选共和国的军事统帅。这些论点固然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但等到凶狠的禁卫军增加发言的分量，像征服罗马的蛮族一样，拔出刀剑来做决定时，就不容旁人置喙了。
禁卫军残忍地谋害佩尔蒂纳克斯，是对神圣帝座的侵犯，而随后的行动，更是对帝制尊严的侮辱。军营中闹哄哄无人出面领导，就是激起这场风波的统领莱塔斯，也非常小心谨慎不敢触犯众怒。正在军心大乱法纪沦丧之际，皇帝的岳父、罗马郡守提尔皮西阿努斯，在得知禁卫军叛变后就被派到军营，企图平息这场事故。等到这群凶手将佩尔蒂纳克斯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兴高采烈地回来，他也只有黯然无语。受到野心的驱使而丧失原则、忘记悲痛，在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提尔皮西阿努斯居然在如此恐怖的时刻，渴望要登上血迹未干的帝座，真令人不敢置信，那被弑的皇帝是如此圣明，与他的关系又如此密切。他开门见山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磋商继位的条件，但禁卫军深知奇货可居，不愿吃亏，又怕私下接触得不到好价钱，就登上壁堡大声叫喊，用公开拍卖的方式将罗马世界让售给出价最高者。
军方无耻的叫价真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全城民众知道后莫不痛恨，人人义愤填膺。最后，这消息传到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耳中，他是一位有钱的议员，根本不管民众有什么疾苦，毫无心肝地放纵于奢豪的饮宴。他的家人和门下的食客，都在呶呶不休地劝他争取帝位，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这个虚荣心极重的老家伙急忙赶到禁卫军营区(公元193年3月28日)，提尔皮西阿努斯还在讲价钱，于是他也在壁堡的墙脚下叫价竞争，接着就在双方代表的奔走下进行卑鄙磋商，来回把出价告诉对方。提尔皮西阿努斯原来答应给每位士兵5000第纳(大约160英镑)，但尤利安努斯急于获胜，出价一下子跳到6250第纳，等于超过200英镑。营门立即打开，欢迎买主进入。他被拥立为皇帝，接受士兵的宣誓效忠，士兵还要求他谅解提尔皮西阿努斯的竞标，不可追究此事，看来还很讲公道。
现在该轮到禁卫军尽义务来履行卖方的条件了，新皇帝虽为他们所不齿，但还是要给予扶持。于是他们将尤利安努斯簇拥于队列的中央，四周用盾牌围绕，以密集战斗队形，通过城中静寂无人的街道。元老院奉命召集会议，不论是与佩尔蒂纳克斯来往密切的朋友，还是与尤利安努斯发生私人冲突的仇敌，为了不吃眼前亏，只有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来分享革命成功的喜悦。等到尤利安努斯带着士兵布满元老院以后，他大言不惭地谈到这次选举是多么的自由，自己的德行是多么的高尚，以及对尊重元老院的充分保证。善于奉承逢迎的议会为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幸福而祝贺，矢言要对他忠心不二，并且向他授予帝国的全部权限。离开元老院以后，尤利安努斯用同样的军队行列去接收宫殿。首先，让他感到极为刺目碍眼的是佩尔蒂纳克斯被砍掉头颅后留下的躯体，接着是为他准备的极为俭朴的御膳。他对于死者根本无动于衷，就是饮食也弃而不用，只是下令准备丰盛的宴席，自己边玩骰子边观赏著名舞蹈家皮拉德斯的表演直到深夜。然而可以想象得到，在一旁奉承的人员散去以后，留下他一个人在黑暗中独处，恐怖袭上他的心头以致整夜无法入睡，必然想起自己操之过急的愚行。品德高尚的先帝尚且惨遭横死，何况他的权势危疑不定，毕竟他的皇位并非以功绩获得，而是花高价买来的。
他实在应该战栗难安，身处世界之巅的宝座却发现自己没有一位朋友，甚至连支持者也没有。禁卫军也对因贪婪而接受这样的皇帝而大感颜面无光。每一位公民都认为推举他当皇帝就是一场灾难，也是对罗马盛名的最大侮辱。有钱有势的贵族非常小心地掩饰情绪，用满意的笑容和恭顺的言辞，来应付皇帝虚伪做作的姿态。但是一般人民则不然，他们自恃人数众多而且身份低微，可以尽量发泄不满。罗马的街道和公共场合回响着一片谩骂和诅咒的声音，义愤填膺的群众当面质问尤利安努斯，拒绝接受他的施舍和赠与，但同样深知自己的愤怒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只有求助驻防边疆的军团，要他们出动以维护罗马帝国被侵犯的尊严。
公众的不满情绪很快由中央传播到边疆。不列颠、叙利亚和伊利里亚的军队，哀悼佩尔蒂纳克斯的惨死，他们不是曾与他共事，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征讨的任务。他们接到禁卫军将帝国公然拍卖的信息，无不感到惊讶和愤慨，或许也有些妒忌，因此坚决不同意这桩无耻的买卖。这场兵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也获得全军的一致赞成，这固然可致尤利安努斯于死地，但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和平。尤其是各军的将领，像是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渴望夺取皇位之心，远较替佩尔蒂纳克斯复仇之心更为急切。他们之间的实力大致旗鼓相当，每人统率3个军团以及大量协防军部队，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人。
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担任不列颠的总督，是古老共和国显赫贵族世家的后裔，身世远较两位对手占优势。
但是他的祖先算是旁支，已经衰败没落，且已迁移到遥远的行省。我们很难明了他（阿尔比努斯）真正的性格，据说是在哲学家严肃外表下掩藏着绝灭人性的罪恶，但那些指控他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作家，不免要对塞维鲁顶礼有加，而把失败的对手踩在脚下。阿尔比努斯的德行，至少他表现出来的作为，获得了马可的信任和好感，后来其子康茂德也对其保持了这种印象，证明他不仅世故而且圆滑。暴君并不是只宠爱没有功勋的人，有时也会在无意之中，奖赏那些有才干或值得受奖赏的人，因为他发现这种人对他的统治还是很有用处。当然这也不代表阿尔比努斯在马可的儿子统治之下，成了执行残酷暴行的大臣，或者共同享乐的玩伴。他带着荣誉的头衔在很远的行省指挥部队，曾经接到皇帝送来的密函，里面提到有些心怀不满的将领，企图进行谋叛的行动，要他接受“恺撒”的头衔和旗章。经过这样的授权以后，他就成为帝位的监护人和储君。不列颠总督很明智地拒绝这种危险的荣誉，以免遭到康茂德的猜忌，何况暴君的覆亡在即，也不必卷入其间导致身败名裂。至少，要用更高尚或更讲究技巧的方式来取得权力。他在接获皇帝死亡的信息以后，立即集合部队，在演讲中发挥雄辩的长才，悲悼暴政下不可避免的灾祸，追述先民在共和政府所享受的安乐和光荣，并且宣称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元老院和人民合法的权利，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非常符合大家的看法。不列颠军团回报以热烈的欢呼，罗马亦在暗中大加赞许。阿尔比努斯在他的地盘很安全，所指挥的军队数量不少，战力也很强，只是军纪较差一点。所以他不在乎康茂德的威胁，对佩尔蒂纳克斯的尊敬也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是现在他却立即公开反对尤利安努斯的篡夺行为，首都的震动增加了其情感上的压力，使他表露出一种虚假的爱国心。考虑到礼节体制，他拒绝了奥古斯都和皇帝的荣衔，或许他是在效法伽尔巴而已。想当年伽尔巴也是处于这种状况，还一直称自己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代理人。
佩西尼乌斯·尼格尔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以一介寒门之身，爬升到叙利亚总督。
这个职缺获利极丰且地居要冲，使他在内战时有登上帝座的希望。他虽是优秀将领，但绝不是塞维鲁的对手，因此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塞维鲁后来反倒显示出广阔的胸襟，采用败军之将很多有用的制度。尼格尔领导的政府获得军人的尊敬及民众的爱戴，严格的军纪使士兵在作战时奋不顾身，平时也能服从命令，秋毫无犯。柔弱的叙利亚人对温和与坚定的施政作风感到满意，更喜欢他带着和蔼可亲的态度，参加他们举办的丰盛宴会。谋害佩尔蒂纳克斯的消息很快传到安条克，亚细亚人希望尼格尔能穿上紫袍登基，为先帝报仇雪耻。东部边疆的军团全都支持他，从埃塞俄比亚边境到亚得里亚海岸，这些繁荣富裕而缺乏武备的行省，也乐于听从他的命令。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国王，以宣誓效忠和提供协助的方式来祝贺他当选皇帝。尼格尔心理上虽还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运道，但自认只有他继任，才能避免争执，不会爆发内战。正当他做着凯旋的美梦时，完全忽略了如何去巩固胜利。他没有与拥有强大军队的西方势力展开积极谈判，这些军队的决议可以左右，或者最起码也能平衡这场激烈的竞争。他也没有及时挥军回都，即刻出现在翘首以盼他到来的意大利和罗马。尼格尔在安条克悠闲度日，谁知良机不再，塞维鲁果决的行动使他追悔莫及。
位于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罗马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才征服的国家。这些蛮族为了保卫国家自由，一度有20万人拥上战场，震惊年老力衰的奥古斯都，迫使慎谋能断的提比略亲掌兵符，倾全国之力出征。潘诺尼亚人最后还是屈服在罗马的武力和统治之下，这些已归顺的人民，还有邻近尚未征服的蛮族，甚至连同那些混血的部落，或许是水土和气候之故，都是些体型壮硕、心智迟钝的人，有着凶狠残暴的天性。与罗马省民温顺柔和的面貌比较，他们那种刚毅坚定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当地英勇好战的青年，给驻防在多瑙河沿岸的军团供应源源不断的新兵，他们经常与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作战，最佳部队的名誉可谓受之无愧。驻扎在潘诺尼亚的军队这时受阿非利加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指挥，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逐渐爬升，能够掩藏雄心大志，不会因为欢乐的诱惑、对危险的恐惧和人性的弱点而改变稳健的作风和企图。在得到佩尔蒂纳克斯被谋害的消息以后，他马上集合部队，很生动地详述禁卫军的罪恶、傲慢和懦弱，鼓励军团起兵报仇，他在最后的结论里(这段话一定极有说服力)答应给每个士兵400英镑。像这样充满荣誉的犒赏，比尤利安努斯用贿赂的手段购买帝国的价值高了一倍。欢呼的军队立即以奥古斯都、佩尔蒂纳克斯和皇帝的名号尊称塞维鲁(公元193年4月13日)。他生性迷信，相信梦兆和占卜给他带来的运道，同时也靠着显赫的功勋、制定恰当的策略所获致的成果，攀登到巅峰的地位。
塞维鲁决定角逐帝位之后，马上主动争取，充分利用其独特的优势。
潘诺尼亚的边界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这是进入意大利的捷径。记得奥古斯都说过，潘诺尼亚的军团10天之内可以出现在罗马城外。他的竞争对手和意大利隔着海洋和大陆，所以进行这件大事必须抢先下手，在让他们知道大局已定之前，他已经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了仇，也处罚了尤利安努斯，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宣誓，成为合法的皇帝。在远征期间，他不眠不休地赶路，全副武装走在行军纵队的前头。他的这种做法赢得了部队的信任和爱戴，督促大家要勤劳，激励大家的士气，鼓起大家的希望，表现了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的态度，同时让大家知道未来还有更丰厚的报酬。
处境可怜的尤利安努斯原打算与叙利亚总督争天下，但潘诺尼亚军团势如破竹地前进，使他面临灭亡的危机。告急消息传来，让他更为忧虑。他不断获得报告，说塞维鲁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又说意大利城市不愿阻挡塞维鲁进军，不仅没有能力拒止，还要箪食壶浆迎王师。拉文纳这个重要的城镇，没有加以抵抗而是立即投降，亚得里亚舰队落在对方手中，敌军离罗马仅有250英里，尤利安努斯短暂的皇帝生涯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走向终结。
尤利安努斯尽一切努力想要免于覆亡，或者至少要能撑一段时间。他要求收买的禁卫军在城内备战，环绕城郊建立防线，甚至加强宫廷的防御工事，好似那些最后的护城壕，在没有外援的形势下，还能抵御胜利的侵略者。恐惧和羞辱使禁卫军的卫士不敢抛弃连队队标逃亡，但是他们听到潘诺尼亚的军团，由百战沙场的将领指挥，曾在冰冻的多瑙河岸很轻松地征服凶狠的蛮族，人人无不惊慌失色，唉声叹气地离开浴场和剧院这些声色场所，开始进行备战的工作。兵器久不上手，早忘了怎么使用，甲胄的重量也让他们吃不消；想靠外形凶猛的野兽来吓唬北方的部队，未经调教的大象却把技术欠佳的驭手摔下背来；从米塞卢姆抽调来的舰队，在海上的操练错误百出，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元老院在一边冷眼旁观，对于篡位者的焦灼和软弱，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从尤利安努斯所表现出的所有举措，都可看出他已六神无主，心惊胆裂。他坚决要求元老院宣布塞维鲁是国家的公敌，同时又央请潘诺尼亚的将领一同治理帝国。他派遣执政官阶层的人员出任使节与对手谈判，一面又派刺客去谋取塞维鲁的性命。他要求灶神处女和所有各级祭司穿着祭祀的服装，带着罗马诸神的祭器和贡品，以庄严的行列迎向潘诺尼亚军团。同时，他又举行诡异的仪式和非法的活人献祭，以卜问命运的凶吉和祈求神明赐福改运。
塞维鲁既不在乎尤利安努斯的武力，也不畏惧他的法术，唯一的危险是行刺的阴谋，于是他选了600个忠诚的卫士，在行军的全程，日夜甲不离身在四周严密防护。他领军长驱直入，部队快速挺进，毫无困难地通过亚平宁山的隘口，把派来阻挡的军队和使节纳入麾下，然后在距罗马70英里的因特朗尼亚稍作停留。塞维鲁胜券在握，但是禁卫军处于困兽之境，难免引起流血冲突，所以不愿动武登上皇位，这种用心值得赞佩。他在首都的使者向禁卫军提出保证，只要交出一无是处的皇帝和谋弑佩尔蒂纳克斯的罪犯，接受胜利者公正的审判，他就不会将此一令人悲痛的事件视为团体行为。禁卫军的反抗只是情绪性的固执，他们毫无忠诚可言，欣然接受简单的条件，抓住大部分凶手，通知元老院不再为保护尤利安努斯而战。执政官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塞维鲁为合法的皇帝，敕令封佩尔蒂纳克斯为神祇以为荣耀，宣布尤利安努斯的退位并判处其死刑。尤利安努斯被私下带到宫殿的浴场，像一般罪犯那样被斩首(公元193年6月2日)。离他花费巨款买到帝位，到岌岌可危的政权垮台为止，只过去了66天而已。塞维鲁在极短时间内，率领大军从多瑙河地区远征到台伯河畔，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也可以证明：农业和贸易能够供应充分的军用粮食，道路的状况良好，军团有严格的训练，以及各行省明哲保身的退缩态度。
塞维鲁首先要处理佩尔蒂纳克斯的身后事宜。他采取两种措施，一个是基于策略而替他报仇，其次就是根据礼法尊以荣名。他对禁卫军下达指示，新帝在没有进入罗马之前，他们不准携带武器，但是要穿着典礼的制服，就像平时随护君王那样，在罗马附近的大平原上等候他驾临。这批傲慢的部队既后悔又害怕，但也只得服从。一支精选的伊利里亚军队将长矛平举将他们团团围住，禁卫军已经无路可逃，也没有能力抵抗，只有在惊怖的笼罩下静待命运的安排。塞维鲁登上临时法庭，严厉斥责禁卫军的不忠和怯懦，以谋叛和背信解除官兵的军职，剥夺华丽的勋标服饰，发配到离首都100英里的地方，不从则处死。在处理期间，他另外派部队去收缴遗留的武器，占领位于罗马的营房，以免发生困兽之斗。
佩尔蒂纳克斯的葬礼及被尊为神的祭祀，极为庄严而隆重，元老院以哀痛的心情为爱民如子的皇帝举行最后的仪式，以极为敬重的仪式来表达怀念的深思。继任的君主所呈现的关怀并非绝对的真诚，他虽推崇佩尔蒂纳克斯的德行，但是只限于小节而未能及于更大的抱负。塞维鲁以极为动人的语气在葬礼上致辞，表面上看来很哀伤，内心却感到非常满足。他用虔诚的追思，使群众认为只有他够资格接替先帝的位置，然而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感想是，使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是武力而不是典礼。他在30天之后就离开罗马，不容许自己因轻易获胜就心满意足，他还要准备应付更难缠的对手。
塞维鲁的才华和运道极其出众，使得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拿他与第一位最伟大的恺撒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对比让人感到汗颜。恺撒拥有豪迈的心灵、宽厚的仁慈和多样的才华，能够调和爱好享乐、渴求知识和开创伟业于一身。在塞维鲁的个性中，难道我们也能找到这些特质？唯独有一件事可以相互媲美，那就是他们都以迅速的行动获致内战的胜利。塞维鲁以不到4年的时间，征服了富庶的东方和骁勇的西方，击败两个既有名声又有才能的敌手，歼灭许多在武器和训练方面势均力敌的部队。凡是那个时代的罗马将领，都通晓筑城的技术和用兵的原则，塞维鲁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在运用上不仅匠心独运而且别具慧眼，所以比起他的两位对手更占优势。我不再详细叙述这些军事行动，但是对抗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的两场内战，整个过程和结局几乎相同。我把影响到征服者性格发展和帝国形势所呈现的最值得关注的情况，整理出我个人的看法。
谎言欺诈和虚伪作假被运用到公共事务上，虽然会损害到自己的尊严和信用，但不像在私人交往时，被视为无耻和堕落的行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些举动，是因为缺乏道德勇气。至于为政之道也是如此，那是追寻权力过程中所衍生的缺陷，因为即使是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只凭着个人的力量，征服数百万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以，基于政治策略的名义，这个世界允许骗术诡计和伪装掩饰大行其道。然而塞维鲁所运用的策略，却不能以维系国家特权做理由来为他辩护。他为了出卖你而事先给予承诺，为了毁灭你而事先多方奉承，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誓词和条款的制约，但是利害关系远比良知良能更为重要，必要时不受任何责任义务的束缚。
若他那两位竞争者因为共同的危险而能相互合作，毫不迟疑地向前挺进，则塞维鲁可能会在他们的协力下溃散。或他们只是基于各自的立场，用各自所属部队同时向他发起攻击，内战也会拖很久，成败也未可知。但他们却在敌人高明的战略和武力下，受骗于暂时的合约而感到安心，最终在塞维鲁迅速的行动中被各个击灭，轻易成为战争的牺牲者。
塞维鲁害怕尼格尔的声誉和实力，所以先向他进军。塞维鲁拒绝发布宣战的告示，根本不提对手的名字，只是向元老院和人民表示，他意图整饬东方各行省。他在私下称尼格尔是他的老朋友和指定继承人，表现极为亲切，且大力赞扬他要替佩尔蒂纳克斯报仇的义举，认为惩罚卑鄙的篡位者是每位罗马将领应尽的责任。同时他也让尼格尔了解，拥兵自重抗拒元老院承认的合法的皇帝，本身就是罪行。尼格尔的儿子和其他总督的儿女，都被他拘留在罗马当作人质，当作父亲忠诚的保证。只要尼格尔的实力仍旧令人敬畏，他便会将尼格尔的儿女视为自己的子弟一样，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照顾。但他们不久也随着父亲的覆亡，在公众同情的眼光下，先是被放逐，后来被处死。
正当塞维鲁全力投入东方的战争时，他非常忧虑不列颠总督会越过大海和阿尔卑斯山，进而据有后防空虚的帝国，挟着元老院的权力和西方的军队，阻止他班师回朝。阿尔比努斯的举措暧昧不清，他并未僭用帝王的头衔，留下谈判的余地。但紧接着他很快就忘记了所宣示的爱国言论，对帝座起了觊觎之心，以恺撒这个危险的封号，作为他在生死攸关时刻保持中立的报酬。等到与尼格尔竞争的胜败揭晓时，塞维鲁对要毁灭的人还是保持很恭敬的态度，甚至在通知他已战胜尼格尔的信函中，还称呼阿尔比努斯是亲密的兄弟和治理帝国的伙伴。塞维鲁的妻子朱丽亚和儿女也致上对阿尔比努斯诚挚的敬意，特别请求阿尔比努斯忠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要保有军队来维持共和国的权力。送信的使者奉命要以表达对阿尔比努斯的尊敬为借口，请求给予私下的接见，好趁机拔出短剑取他的性命。这件阴谋被发现，误听人言的阿尔比努斯，最后还是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准备和他的对手进行力有不逮的竞争。这时，塞维鲁亲自指挥一支身经百战的常胜军对他进行迎头痛击。
东方最重要的征战对塞维鲁而言不过举手之劳，只发生了两次接战，一次在赫勒斯滂附近，另一次在西里西亚狭窄的隘道，这两次战斗决定了叙利亚对手的命运，欧洲的部队对柔弱的亚细亚人一直保有优势。但是接着在西方发生的战争略有不同，里昂之役有15万罗马人参加战斗，对阿尔比努斯之战可谓存亡在此一举。不列颠军队的骁勇善战与伊利里亚军团的严格训练，正好形成一场猛烈而且胜败难料的抗争。在很短一段期间内，塞维鲁的一世英名像是付诸东流，幸而善战的皇帝收容残破的部队，领导他们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就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结束战争。
近代欧洲内战之所以名声响亮，不仅在于竞争派系之间存在的深仇大恨，更在于双方斗争的顽强固执绝不退让。他们通常揭橥宗教、自由和忠诚的理念，或者至少要能以此为借口。领导人物是有独立产业和世袭势力的贵族，部队作战就像人们吵架那样要争出一个结果，好战精神和党派热情强烈充斥着整个社会；失败的领袖很快又会有新的拥护者，渴望为同样的理念洒下他们的鲜血。但是罗马人在共和国覆亡以后，只是为了选择主子而战斗。那些争天下的候选人拿自己的名望当招牌，加入的人员中少数是因为真心敬爱，还有一些是感到害怕，人数最多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根本没有人基于抱负和理念。军团无法感受到党派的热情，他们在大量赏赐的诱惑之下参加内战，接着要求更多的承诺。首领在失败以后，无法兑现所开出的价码，他的追随者那用钱买来的忠诚也跟着瓦解，同时首领们也要顾虑到自己的安全，找一个无关痛痒的理由赶快逃走。对于行省而言，无论是受到谁的压榨或统治，完全一样毫无差别。省民只顾眼前，听命于那鞭策的权力，要是当权者屈服于更大势力之下，他们就赶紧乞求新来的征服者大发慈悲。但是，这位征服者已欠下部属庞大的债务，不得不牺牲那些有罪的城邦，来满足士兵的贪婪。在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几乎没有防备森严的市镇能够阻止溃散部队的骚扰。要是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无论任何人、任何家族或阶级，对一个没落团体的主张都不可能再有兴趣。
然而，在尼格尔和塞维鲁的火并中，只有一个城市例外，这个城市确实值得赞扬。拜占庭是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通道，配置强大的城防部队，一支有500艘船只的舰队停驻在港口。塞维鲁发起猛烈的攻击，却受制于严密的防卫，计划无法得逞。他派部将留下来围困拜占庭，攻克赫勒斯滂这个防卫较弱的通道，对退缩在城里的敌军置之不理，率领部队前进寻求敌军主力决战。攻击拜占庭的兵力逐渐增加，到后来整个帝国的海军力量全部投入战场，但是拜占庭怀念故主尼格尔，仍然保持着忠诚与信念，支撑了长达3年之久。公民和军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同仇敌忾的决心并肩作战，尼格尔的主要部属知道赦免无望，也不屑向敌人屈服，全部来到拜占庭这最后的庇护所。此城池坚固无比，享有永不陷落的美誉，一个著名的工程师在这个古城，把毕生所知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拜占庭最后因饥馑而投降，官吏和士兵都被刀剑斩杀，城墙被摧毁推平，所有的权利被剥夺。这注定要成为东方首都的城市，现在完全像一个普通村落，臣属于佩林里乌斯的羞辱统治下。历史学家迪翁赞美拜占庭的繁荣富裕，后来也感叹它的荒凉没落，不免要谴责塞维鲁的报复行动，使罗马人民丧失对抗本都和小亚细亚蛮族的坚固城堡。这观点要到后代才能证实，那时哥特人的舰队满布黑海，通过毫不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腹地。
尼格尔和阿尔比努斯逃离战场被逮捕后处死，遭遇这样的命运不会令人惊讶和同情。拿着生命来作为赢取帝国的赌注，就会有这种下场。塞维鲁也没有傲慢自大到能让敌手以平民的身份活下去。他记仇的个性受到贪婪心理的刺激，沉溺于毫无谅解余地的复仇之中。大多数省民对于这个幸运的候选人并无嫌恶之情，只是正好处于当地总督治下，不得不服从行省的命令，结果也受到失败者一样的命运，不是被处死就是遭到放逐，特别是财产也全被没收。很多东方城市被剥夺自古以来的荣誉，被迫奉献给塞维鲁财库的金额，是尼格尔统治下所缴总数的4倍。
在战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来临前，因为整个大局未定，塞维鲁表面上还对元老院保持尊敬，让他的残暴多少还受到一点约束。不久，在随着阿尔比努斯的头颅落地而来的一封充满威胁的信件中，他通告所有的罗马人，对于不幸对手的支持者，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他一直在疑惧自己没有受到元老院的爱戴，因而感到非常愤怒。虽然新近发现一些议员通敌的信函，他还是把宿怨隐藏在心头，35名议员被指控支持阿尔比努斯叛党，他毫不追究地加以赦免。从这个行动看来，他像是完全忘记和原谅了他们所犯的罪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将41名议员，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部从全部处死。西班牙和高卢一些高贵门第的省民，也都牵涉其中而被一网打尽。这些事情的始末和姓名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塞维鲁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是唯一能确保人民和平与皇权稳固的措施。而且他不胜惋惜地提到，要推行仁政，必先施重典。
专制君主的真正利益在于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凸显君主真正伟大之处。再无所作为的帝王，谨慎也可以补才能之不足，还是能够制定出与天资卓绝的帝王相同的行为准则。塞维鲁把罗马帝国视为他的资财，到手以后，便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贵的产业，制定有益的法律，刚直坚定地执行，不久以后就矫正了自马可逝世以来，政府各部门的滥权恶习。在司法方面，皇帝的判决一般都能做到详察、明理和公正，即使有时会稍稍偏离公平的原则，通常也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民。他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他兴建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这些都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内讧的灾害已经清除干净，行省再度出现了和平繁荣的宁静景象，许多城市在塞维鲁的慷慨施舍下恢复生机，被称为他的殖民地，这些城市用兴建公共纪念物来表达对塞维鲁的感激和幸福的生活状态。罗马的军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原有的名声。他的确有资格夸耀自己的成就，即位于帝国蒙受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之后却建立起了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首任恺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还是无法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基于感激的心情、错误的政策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地住在军营之中，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他给他们史无前例地加薪，以致让士兵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在执行危险的任务或参加公开的庆典时，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萎靡衰弱，也因为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长此以往，士兵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耐烦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信，他对于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在信中告诫他的一个将领，要从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地探索始末，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言传身教，但是帝王之尊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但这种禁卫军制度虽然危险却依然必要，塞维鲁很快用一种新的模式将其重建起来，而且将人数增加4倍。这支部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但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那些优雅的部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于是塞维鲁以新血接替，他规定所有边疆的军团，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到禁卫军来服役，当作一种荣誉和奖励。此新制度实施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衷于练习武艺，罗马街头出现的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使人惊骇不已。但塞维鲁深表自满，外地的军团势必会将这批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凭借现有的在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的5万人兵力，他可以随时赶赴战场，粉碎一切叛变的野心，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而强大的部队，不久就变成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统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在各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并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一来，政府就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机构。普劳提阿努斯是塞维鲁所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时，他看上去可以长葆荣华富贵，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对其宠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优秀法学家帕皮尼安担任了这一责任重大的禁卫军统领职位。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以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但塞维鲁即位后，因为他年轻时在军营中即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习惯于军事指挥的专制独裁，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难以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保持一个缓冲的力量，即使是拿来摆样子，还是大有好处的。塞维鲁不屑于对一个憎恨掌权君王却又在他不悦时表现出惊惶战栗的议会自称是公仆。因此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命令，而且毫不避讳地行使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对元老院的胜利可谓轻而易举，同时也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而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选出，也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坚实稳固的君主政体。当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那些或是对共和国一无所知或是对之只抱有厌恶态度的行省去的时候，赞美共和国的美好传统也逐渐消失。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帝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时，元老院充斥着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无碍，用奴化理论来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这些新来的特权拥护者，他们一边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一边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宫廷乐意倾听他们的观点，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宣扬说，帝国的权力并非来自推派的代表，而是基于元老院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处理帝国如同处理私人财产。知名的民法学家，像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到达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强势治理下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所带来的恶果，无不斥责他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
人之能臻于伟大境界，务必心存积极进取的精神，运用天赋能力克服艰难险阻；但是获得帝王的宝座，并不一定能永远满足个人的抱负。塞维鲁承认此一令人遗憾的真理，并且深以为憾。他凭借着功勋和机运，能从籍籍无名而身居帝王之尊，最后还自谦于“历尽世事沧桑之人，毫无功成名就之心”。他所烦恼的事并非创业而是守成，年纪和病痛的折磨，使他满足于既有的权力，不再追求更大成就。因而，他已不寄望于自己未来的雄心壮志，唯一的希求是发挥父爱的仁慈之心，渴望家族和睦兴旺，永葆盛名。
塞维鲁就像大多数的阿非利加人一样，非常喜爱研究巫术和占卜，能够详尽解说各种梦境和预兆，而且精通星象和子平之学。除了当前因科学昌明影响力衰弱外，几乎在过去每个时代，这些命理都能发挥支配人类心灵的作用。他在任职里昂尼斯高卢总督时不幸丧偶，续弦时就挑能够给他带来好运的女子。等他知道在叙利亚的埃米萨有个年轻淑女，生下来就有“金枝玉叶”之命，便赶紧前往求婚得以结成连理。朱丽亚·多姆娜确实如星象推断般贵不可言，天生丽质不因年华老去而稍减魅力，何况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坚定的意志力和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才华在妇女中如凤毛麟角。她具有和善乐观的气质，对于丈夫阴沉猜忌的性格，倒是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但等到儿子登基后，她亲自处理帝国重大事务，用审慎的态度支持皇帝行使权力，也采用温和手段来规劝他那狂放的奢华生活。朱丽亚致力于文学和哲学，且颇有成就，带来相当大的名望，同时也是各种艺术的赞助人，成为当代才智之士的朋友。文人雅客满怀感激而赞赏不绝，无不称誉她的懿德洁行；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所记载的绯闻，则朱丽亚皇后的贞节不无非议。
她在这场婚姻里有了卡拉卡拉和格塔两个帝国的继承人。他们自负而虚荣，以为运道可以取代功绩和勤奋，因而表现出坐享其成的懒散态度，使得他们的父皇和罗马世界都大失所望。这两兄弟自小就对彼此产生水火不容的反感，从来没有在德行和才能方面相互勉励，随着年岁的增长，双方的厌恶不断加深。原本像孩童般的争吵，在佞臣的煽动下，愈演愈烈。怀着对两边主子的希望和恐惧，最后剧院、赛车和宫廷都分为两派，私下明争暗斗不已。行事审慎的皇帝用尽各种劝说和权谋，想要化解日渐增长的仇恨。他深知这种尖锐对立使得他一切的打算，全部蒙上不祥的阴影，而且会使他那费尽辛劳、流尽鲜血、耗尽钱财以及伤亡无数士兵打下的大好江山，毁于儿辈的手中。他对两人同样喜爱，毫不袒护，都授予奥古斯都的位阶和安东尼的尊号，使得罗马世界第一次同时出现3个皇帝，纵然是如此的公正，也只会激起更多的竞争。生性凶狠的卡拉卡拉保有长子继承权的优势，而性格温和的格塔赢得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失望的父亲痛苦万分，塞维鲁预言会出现兄弟阋墙、弱肉强食、煮豆燃萁的后果，胜利者也会因所犯的恶行而遭到报应。
在这种环境之下，传来不列颠的战事和北方蛮族入侵行省的消息(208 A.D.)，塞维鲁听到甚为高兴。他的儿子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心灵受到腐化，整日争斗不休，现在可以有借口让他们离开罗马，趁年轻时多加锻炼，使他们能习惯战争和政事的劳苦。虽然他老迈年高(年过六十)且患有痛风，必须用担架抬着行进，但还是在儿子和整个朝廷的陪伴下，率领兵强马壮的大军深入遥远的离岛，越过哈德良和安东尼所建的两道边墙，进入敌人的国度，按计划征服不列颠，完成帝国长久以来所期盼之伟业。部队贯穿岛屿直达北端，未曾遭遇敌军，但是喀里多尼亚人全部埋伏起来，藏匿在罗马大军的后方和侧翼。据说天候的酷寒，以及越过苏格兰的山岗和沼泽进行的艰苦冬季行军，使罗马损失5万人马。喀里多尼亚人抵抗到最后，还是屈服在猛烈而持续的攻击之下，为了求得和平宁愿缴出部分武器，割让一大块领土。但是蛮族表面归顺，实则只是为了免于当前的恐惧，等到罗马军团撤离，他们又满怀敌意恢复独立。这种反复无常、毁约背信的行为，使得塞维鲁大为震怒，重新派遣大军进入喀里多尼亚，下达充满血腥的命令，不是降服而是灭绝当地的土著。所幸傲慢自大的敌人塞维鲁不久驾崩，土著才免于灭族之祸。
喀里多尼亚战争没有出现重大的事件，也没有产生关键性的结果，并不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据说塞维鲁的入侵行动，很有可能与不列颠历史和传说里的光辉时代联结起来。芬戈尔的名声连同那些英雄豪杰和吟游诗人，他们口口相传的诗句经由印刷出版，又重新在我们的语文中复活。也就是他在那个紧要关头，领导喀里多尼亚人避开塞维鲁的锐锋，在卡戎河的两岸赢得重大胜利，迫使世界霸主的儿子卡拉库尔曳兵弃甲而逃。有关苏格兰高地的这类传说，至今仍被疑云笼罩，就是现代的评论家进行最深入的探索，也无法完全澄清难以理解的传闻。设若我们能够平和地沉醉于欢愉的想象之中，认为芬戈尔确有其人而奥西恩确有诗歌流传于世，这两个相互对抗的民族之间的实际状况和处世态度的强烈对比必会使达观的头脑感到极大的愉悦。要是我们拿塞维鲁的无情报复与芬戈尔的慷慨仁慈相比较，拿卡拉卡拉的怯懦残暴与奥西恩的勇敢高雅相比较，拿基于利益和恐惧心理服务于帝国旗帜之下的雇佣军头，与受到莫尔文国王感召而披甲上阵的自由武士相比较。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想到未受教化的喀里多尼亚人，全身散发着自然的温暖德行，堕落的罗马人沾染着铜臭和奴性的卑贱恶习，这样的对比之下，接受教化的人民又有哪些优势可言。
塞维鲁年老体衰，久病难起，激起卡拉卡拉的狼子野心和阴毒邪念，他急于登基称帝，不愿将帝国分而治之。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要缩短他父亲余日不多的残年，尽力在军中煽起叛变而未能成功。这位老皇帝经常批判马可过于宽厚，若能断然采行公正措施，就可使罗马人免于孽子的暴虐统治。现在他所处的情况如出一辙，终于体会到法官的铁面无私，很容易在父爱的亲情下冰消瓦解。他何尝没有深思熟虑，也曾疾言厉色地加以威胁，明知逆儿不孝但依旧无法下手处置，最后只有法外施恩。他这最后的一次宽容，对罗马造成的危害比他之前所有的残暴行为更大。他的心神不宁使得病体更为痛苦，因求死不得而烦躁难安，最后总算能够得到解脱。塞维鲁驾崩于约克，享年65岁(公元211年2月4日)，光荣而且卓然有成地统治帝国18年之久。
临终之际，他劝告两个儿子要同心协力，要求军队拥护这对兄弟。这两位任性妄为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老父的逆耳忠言，也丝毫不受感动。但是领受遗命的部队，没有忘记忠诚的誓言和先帝的权威，他们拒绝卡拉卡拉提出长子继承权的请求，宣布两兄弟同时为罗马皇帝。两位新皇帝不久恢复了不列颠的和平，就离开喀里多尼亚回到首都，以封神的荣耀为父王举行盛大的葬礼，被兴高采烈的元老院、人民和行省承认是合法的君主。兄长的位阶似乎较为尊贵，但两人共同以平等独立的权力治理国家。
像这样一个权力无法集中而形成分裂的政府，即使兄弟之间手足情深，也会成为不和的根本因素。更何况双方对立势如同寇仇，无法达成共识，那就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共治并存的局面。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只有一个在位，另一个必须下台，于是双方都在用尽心机来算计对手，并且用高度的警觉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免受到刀剑的攻击或毒药的谋害。他们从高卢回到意大利，一路行进极为快速，两人既不同桌用餐，也不共处一室，这种兄弟阋墙的恶形怪状，全让行省民众看在眼里。他们返回罗马以后，立即将范围广阔的皇宫区隔开来，两个生活区域之间断绝来往，所有的门户和通道加强戒备，卫兵的站岗和换班，就像处于围城之中，控管得非常严密。两位皇帝只在公开场合，在他们万分悲痛的母亲面前相见，这时每人身边也都环绕着全副武装的随从。即使在参加重大的庆典和集会时，宫廷无论怎样加以掩饰，也无法遮盖他们心中对彼此的恨意。
两位皇帝间所潜伏的内战诱因，使政府无所适从，一定要设法让敌对的兄弟都能蒙受其利。有人遂提议，双方既已无法和睦相处，不如将帝国划分开来，以符合各人利益。条约内容已详细拟定，卡拉卡拉是长子，保有欧洲和阿非利加西部，把亚细亚和埃及的统治权让给格塔，格塔可以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安条克，这两个城市的财富和雄伟都不比罗马差。这样一来，双方的军队配置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都把对方当成敌国严加防范。此后，从欧洲挑选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只承认罗马主权；亚洲的人民和土著，就追随这位东方的皇帝。进行中的谈判被朱丽亚太后的泪水打断，这个主张刚提出来时，就让每个罗马人心中充满恐惧和愤慨。罗马帝国这片广大疆域，是长期征战的产物，在时间和政策的捏合下紧密结合成整体，需要强大无比的力量，才能将它撕成两半。罗马人非常担心，这被分割的两部将很快经由一次内战，恢复成一人统治的局面；若分裂永久存在，就会因行省的分治而造成帝国灭亡，就算目前的根基再坚固也无济于事。
若条约付诸实施，欧洲的君主不久就会成为亚洲的征服者，但是卡拉卡拉获得了一个轻易却充满罪恶的胜利。他假装同意母后的恳求，答应到她的寝宫和弟弟见面，双方和平修好(公元212年2月27日)。正在他们谈话时，原来就埋伏好的百夫长，拔剑冲向不幸的格塔。惊慌的母亲用手臂来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但是已经无济于事，连自己的手也被砍伤，身上沾满幼子的鲜血，这时竟还看到长子正在大叫，起劲为那些凶手助威。卡拉卡拉在犯了这件滔天大罪以后，带着满脸惊怖的神情，匆匆跑到禁卫军的营区，好像那里才是唯一的庇护所。他跪倒在军营保护神的雕像前面，士兵想要扶起他来给予安慰时，他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述说刚刚遭到一场大难，侥幸得以身免，暗示他已经阻止了敌人的阴谋，决心要与忠于他的部队存亡与共。格塔虽深受军队的喜爱，但抱怨已毫无意义，采取报复行动更是危险，何况他们对塞维鲁的长子仍有敬畏之心，于是这种不满在窃窃私语中逐渐消失。卡拉卡拉接着拿出父亲在位期间累积的财富来犒赏禁卫军，令他们相信他采取自卫的正当性。军心向背对他的生命和权势极为重要，军方的拥护可以左右恭顺的元老院议员。议会只知道一味地奉承，对于命运的安排毫无异议地加以批准。卡拉卡拉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免得引起群众的愤怒，在提到格塔此一名字时还带着几分尊敬，把他当作罗马皇帝举行隆重的葬礼。后代人士因为同情格塔不幸的遭遇，也就不提他所犯的过错。我们总认为这位年轻皇帝是他充满野心的兄长手下无辜的牺牲品，但是没有想过，他之所以没有进行报复和谋杀，不是不愿，只是缺少这样的力量。
卡拉卡拉的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但是在他处理公务和享受欢乐时，即使听到更多奉承的言辞，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他承认自己的心灵受到折磨以致痛苦万分，常常在狂乱的幻想中见到他的父亲和弟弟，面带怒容像生前那样对他威吓和责备。要是他真有这种犯罪的自觉，那就应该用德治向世人表示，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基于形势所逼，乃情非得已的手段。但是卡拉卡拉的忏悔，只是想让他的罪恶和谋害手足的行为从世界上的一切记忆之中消失。他从元老院回到皇宫，看见他的母亲在几位贵妇的陪同下，为幼儿死于非命而悲痛哭泣，猜忌的皇帝竟然用立即处死来威胁她们。马可唯一留下的女儿法迪娜，被逮捕以后遭受处决的命运。甚至就是伤心的朱丽亚也只有止住悲戚，无可奈何地压下叹息，对于谋刺事件用笑容表示赞同。据估计，以格塔的友人为名而被处死的男女将近2万人，举凡他的卫士和自由奴、替他处理事务的大臣、陪着他消遣的同伴、那些走他的门路在军队和行省得到升迁的官吏、与他有深远关系的随从人员，都包括在告发名单之内，无一赦免。
所有与格塔有来往的人，甚至就是悲悼他的死亡，或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全部都受到株连。希尔维乌斯·佩尔蒂纳克斯是先帝的儿子，因为几句不适当的玩笑话而丧生。家族具有热爱自由传统的赛拉西·普里斯库斯，由于出身良好，被罗织成重大罪名。最后连毁谤及嫌疑的特定理由都已用完。有位议员被控暗中与政府为敌，只因为他是个具有财富与品德的人，这样的证据就足以让皇帝满意了。他经常拿这类自以为理由充分的原则，做出最血腥的推论。这么多无辜的公民受到杀害，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莫不暗地里落泪悲痛。
禁卫军统领帕皮尼安之死，被悲叹为国家的灾祸。在塞维鲁统治的最后7年，帕皮尼安负责处理国家的主要事务，发挥影响力使皇帝迈向公理正义之路。塞维鲁对他的德行和才华深信不疑，在临终的病榻前面，要他尽力维护皇室的昌隆和团结。由于卡拉卡拉对父王所留的大臣不满已久，帕皮尼安的鞠躬尽瘁，更引发他埋藏在心头的恨意。格塔被谋刺以后，这个统领奉命用他那雄辩的技巧，为此一残暴事件提出让人接受的辩解。想当年具有哲人风范的塞涅卡，曾经用亚格里皮娜之子的名义为杀害其母的事件，给元老院写过一封类似的信。帕皮尼安加以拒绝，他极为严正地答复道：“犯下杀害亲人的罪行，远比为之辩护要容易。”他毫不犹豫地在死亡和真理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凛然正气，不参与宫廷的勾心斗角，也不舍弃自己应有的立场和原则，较之他所有的职位、丰富的著作和身为名律师在罗马法律史上所享有的盛誉，使帕皮尼安的大名更能永垂不朽。
自古以来，罗马人之所以特别感到幸福，即使处于恶劣状况仍能获得最大安慰，就是因为皇帝的德行可以积极发挥，恶行受到无形约束。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经常亲自视导辽阔的疆域，所到之处能够表现出睿智和仁慈的行为。提比略、尼禄和图密善的暴政，所及的区域不过是罗马或近郊的庄园，限制在元老院的议员和骑士阶级。但是卡拉卡拉可说是人类的公敌，在谋害格塔以后仅仅过了一年(213 A.D.)就离开首都(从此没有回来过)，其余的统治期间全部在帝国的几个行省，他特别喜欢流连东方，所到之处相继成为他蹂躏和掠夺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被迫同行，无不恐惧他那善变的性格，每天提供巨额经费供他享乐花用，而他毫不放在眼里，随意丢给卫士瓜分。除此之外，卡拉卡拉在每个城市兴建宏丽的行宫和剧院，有的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也不下令停止修建。大多数富有的家庭因为处以罚金或籍没财产而家破人亡，一般人民也因巧立名目和日益增加的税赋而苦不堪言。国家太平无事时，他稍有不如意便勃然大怒。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发布大屠杀的命令，从位于塞拉比斯神庙的行营，亲自监督杀害几千公民和外国人。他从不在意要杀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有没有犯罪，只是冷酷地通知元老院，所有的亚历山大里亚人，不管是被杀死还是已经逃走，全部同样有罪。
塞维鲁明智的教诲，没有在他的儿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欠缺想象力和辩才，而是他没有判断力和人性。有一个为暴君所喜爱的格言，虽然会带来危险，但卡拉卡拉不仅牢牢记住，还无限制地滥用，那就是“掌握军队，欺压民众”。他的父亲对军队的确很慷慨，还能审慎地加以约束，对部队有时会纵容，但由于他的坚定和权势，也让状况缓和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儿子把“纵兵殃民”当成统治策略来推行，使得军队和帝国全部难逃覆灭的命运。士兵作战的勇气，不是通过军营严格的纪律得以加强，反而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消磨殆尽。他们的薪饷和赏赐大幅增加，使国家的财政极为困难，而军队却人人发财，想要他们在平时守法重纪，战时为国效力，一定要靠清苦的生活才能维持。卡拉卡拉举止傲慢，态度粗暴，但是和部队相处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尊严，跟士兵在一起打闹，忽视将帅的职责，极力模仿普通士兵的穿着和习惯。
卡拉卡拉的个性和行为，无法受人爱戴，但只要他让军队得到好处，便无兵变之危，后来发生阴谋活动结束他暴虐的统治，完全是猜忌性格引起的后果。他将禁卫军统领的职责分由两个大臣负责，军事部分交付给亚得文图斯，一位经验丰富但才能较差的军人；民政事务由奥皮里乌斯·马克里努斯掌理，他凭着熟练的行政能力，加上公正的处世态度而擢升到高位。但得到宠幸与否完全随着皇帝善变的性格而定，只要他起了猜疑之心，或是发生突变状况，他们的性命便随时不保。
有一位自称通晓未来的阿非利加人，做出非常危险的预言，说马克里努斯和他儿子命中注定要登大宝。消息很快传遍行省，后来此人被绑送罗马，还在郡守面前坚持预言不会有错。郡守曾接到处理有关“卡拉卡拉继位者”这项传闻的紧急指示，立即将审讯阿非利加人的情形，报告设在叙利亚的行宫。尽管信差的传递速度很快，马克里努斯的一位朋友还是想尽办法，把迫在眉睫的危险通知他。皇帝收到来自罗马的书信，正好要参加赛车，就将未拆封的文件交给禁卫军统领，指示他赶快处理，并就其中重要事项提出报告。马克里努斯看到文件，知道在劫难逃，决心先下手以求自保，于是他挑起下级军官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个名叫马尔提阿利斯的士兵，最近在升百夫长时遭到否决，感到很失望，马克里努斯希望能假他的手来行事。
卡拉卡拉对宗教很虔诚，要从埃德萨到卡雷的月神庙去进香朝拜。他在一队骑兵伴护下前往(公元217年3月28日)，途中稍作停留，卫士在外围保持相当距离。这时马尔提阿利斯借口执行勤务接近皇帝，并拔出短剑刺死皇帝，凶手随即被皇家卫队射杀。卡拉卡拉就此结束一生，罗马人能忍受他这么多年的统治，真是人类的耻辱。对他心怀感激的罗马士兵只记得他的偏爱和慷慨，根本不管他的罪行。
卡拉卡拉曾强迫元老院出卖人格和宗教尊严，把他尊为神祇。这位神祇在世时，亚历山大大帝是他心中唯一的英雄，他使用亚历山大的名号和标章，组成一支马其顿方阵卫队，还迫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好表现他无聊的热情，以让人知道他对德行和荣誉的尊敬。我们由此想到，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和征服波兰后，还吹嘘他的英勇和宽大可与亚历山大媲美(虽然他缺少腓力之子那种高不可仰的成就)。但卡拉卡拉一生中，除大量谋杀自己和父亲的朋友外，没有一件事的表现能与马其顿英雄稍为类似。
塞维鲁家族绝灭以后，罗马世界3天没有主人，军队的选择(元老院距离遥远而且无能为力，因此不予理会)在急迫的状况下悬而未决。没有人在身世和功勋方面出类拔萃，能赢得他们的爱戴，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禁卫军的决定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他们的统领燃起希望，两位极有权势的大臣自认为有继位的合法权利。亚得文图斯是资深统领，年纪大且身体多病，加上名望和才干都不足以服众，就将这个危险的宝座让给野心勃勃的同僚马克里努斯。马克里努斯装出一副哀恸欲绝的样子，使人无法怀疑他就是杀死皇帝的主谋。军队对他的为人处世既不喜爱也不尊敬，想四处找一个可以竞争的对手。后来因为他答应给一大笔的犒赏费和维持禁卫军原有的特权，大家就勉强同意。他登基(公元217年3月11日)后不久，就赋予10岁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帝国的荣衔和安东尼的封号。这个少年以其俊美外表和额外的赏赐，拿盛大典礼做借口，想获得军队爱戴，确保马克里努斯尚未稳固的帝座。
新皇帝的权力因元老院和行省的欣然接受，得到合法的承认。大家原先根本没料到能从痛恨的暴君手下脱身，因而无不欣喜若狂，所以对卡拉卡拉的继位人是否具备应有的德行和条件，似乎没有在意。等到惊喜的心情平静下来，大家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马克里努斯的优点，这才指责军队的推选太过于仓促。皇帝必须由元老院选出，统治权虽然不再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但会托付给元老院的议员负责行使，这迄今为止仍被视为政体的基本原则。然而，马克里努斯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他地位的急遽提升显露了出身的低下，何况是皇帝这个对元老院议员的生命和财产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重要职位，一向由骑士阶级出任。这种愤慨的窃窃私语四处可闻：帝王的紫袍竟然穿在了一个缺乏显赫家世，也没有建立非凡功勋的人身上，而没有把帝王之尊赋予出身和地位与帝国荣誉相当的元老院议员。马克里努斯一旦被不满的目光进行深入的审视探查，就很容易发现他的败德行为和重大缺陷，他任用大臣时，遭到很多非议，不满的人民以其一贯的直率，立即非难他疲软的怠惰与过分的严厉。
马克里努斯的问题在于过急的野心使他爬上很难站稳的顶峰，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他受的训练是宫廷的应付技巧和文官的办事形式，等站到凶狠无纪律的群众面前，虽然他有统治的权力，还是会紧张得不知所措。他毫无军事指挥才能，个人的勇气受到怀疑，军营中流出耳语，揭露他对付前任皇帝的秘密阴谋。卑鄙的伪善更加重凶手的罪恶，使军方对他产生的轻视和厌恶与日俱增。马克里努斯挑拨士兵下手，引起暴君的灭亡，在获得成功以后缺少作为一个改革者应有的条件，这是他命运中无可奈何之事，迫不得已只有尽量运用禁卫军那惹人讨厌的机构。卡拉卡拉奢侈挥霍，留下一大堆难以处理的后遗症。若那位一无是处的暴君能够知道，他所犯恶行造成的后果，会为谋害他的继位人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定会偷笑于九泉之下。
马克里努斯在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时，非常谨慎小心，想用一种容易而且很难觉察的方式，使罗马军队恢复生气和活力。对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士兵，他取消了卡拉卡拉所赐予的危险特权和额外待遇；对于新兵，他运用塞维鲁循序渐进的训练制度，逐步养成他们守法和服从的习性。但不幸的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破坏了原来计划所能获得的良好效果。前任皇帝在东方集结很多部队，马克里努斯没有立即将他们分散到各行省，反而在登基那个冬天，让他们全师驻扎在叙利亚。部队整日无所事事留在军营，在盘算他们的实力和数量，交互传递各种怨言，心中想要发起另一次革命，好获得更多利益。老兵没有受到优厚待遇，反而识破皇帝的别有用心而深感不满；新兵进入军中服役，看到皇帝很吝啬又不对外征战，工作增加，报酬反而减少。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阴郁，军中不满的耳语传播开来，慢慢形成煽动性的嚣闹，接着是局部哗变宣泄出愤怒的情绪，只须等待很小的事件爆发以引起全面的叛乱。状况既然如此发展，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朱丽亚太后体会到造化弄人和天理循环的无奈，从寒门出身到贵为至尊，尝到了乐极生悲的苦果，命中注定要悲泣幼子的冤死和长子的被杀。卡拉卡拉惨遭报应的命运，以她的智慧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但作为人母及帝国之后，仍然无法克制悲愤之情。篡位者对塞维鲁的遗孀仍然尊重，她在痛苦挣扎中降为一介平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随后在焦虑羞辱中自杀身亡。她的妹妹朱丽亚·梅萨被迫离开安条克宫廷，带着20年宠幸所得的庞大财富退隐于埃米萨，两个女儿索阿米娅斯和马梅娅在身边陪伴。她们两人也各有一个儿子，索阿米娅斯的儿子名叫巴西努斯，献身于太阳神庙当祭司。叙利亚青年只要获得这个神圣的职位，不论是出于审慎或迷信因素，就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重用而青云直上。
许多部队驻扎在埃米萨，马克里努斯要求严明的纪律，为了让他们过艰苦的生活，命他们进入冬营加强训练。士兵成群结队在太阳神庙休息，看见这位年轻大祭司雅致的服装和漂亮的面容，在表示尊敬之余，还认出这个面孔很像他们仍在怀念的卡拉卡拉。政治手腕极为高明的梅萨，看到士兵的这些表现，为了孙子未来的命运，不惜牺牲女儿的名节，暗示巴西努斯是被谋害皇帝的私生子。她派出密使慷慨散发数量庞大的金额，大家很高兴地收下并不拒绝，默认了他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年轻的安东尼(他僭用并玷污那受人尊敬的名字)在埃米萨被部队拥立为帝(公元218年5月16日)，发表声明说他有世袭的权利，并且向军队大声疾呼，要他们追随在年轻而高尚的皇帝大纛之下，协助他报杀父之仇，反抗军事专制的压迫。
妇人和宦官的阴谋配合极为严密，行动非常迅速果敢。马克里努斯要是采取积极的作为，还是能粉碎羽翼未丰的敌人，但是他却在恐惧和安全之间举棋不定，只守在安条克屯兵不出。这样一来，叙利亚各地的军营和守备部队，全部弥漫着反叛的气氛，很多派出的军队中发生杀害长官、投效叛党的事件。同时他们把马克里努斯迟迟不愿恢复军人待遇和应有的特权，归咎于他的软弱无能。最后马克里努斯从安条克发兵，与年轻的皇位觊觎者兵力大增且斗志高昂的军队遭遇。他自己的部队上战场时看起来很不心甘情愿，但是等到会战到了紧要关头时(公元218年6月7日)，禁卫军在自动自发的驱策下，发挥勇猛的斗志和训练的优势，使叛军的战线崩溃。
叙利亚皇帝的母亲和祖母按照东方的习惯随军出战，看到状况不利就从篷车中跳出来，以激发士兵的同情心，尽力鼓舞斗志消沉的士气。这位安东尼在这一生中从来不像个大男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却能证明自己是个英雄，他骑在马背上领着经过整顿的部队，手执长剑冲向层层密布的敌军。甘尼斯是个宦官，生长在东方温顺奢靡的环境，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妇女，今天的表现却像才气横溢的大将。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仍是难分胜负，要不是马克里努斯放弃大好机会很快逃走，可能会获得胜利。他的怯懦只让他多活了几天，不幸的结局还让其蒙上了羞耻的污名。他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落得同样的命运，详情也就不多说了。顽抗的禁卫军得知他们为之奋战的皇帝已经逃走，也就放下武器投降。罗马军队交战的双方，一起流下愉悦和激动的眼泪，大家团结在卡拉卡拉儿子的旗帜下，东方各省很高兴承认第一位有亚细亚血统的皇帝。
早先，马克里努斯很客气地去函给元老院，提到一个叙利亚骗子引起了轻微的骚乱，于是通过一个敕令，宣布叛徒和他的家族是公敌，只要受骗的支持者立即回到原来的岗位，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让他们还有立功的机会。安东尼从宣布继位到获得胜利，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决定罗马世界的命运何其短促)，这段时期的首都和东部各行省，陷入希望和恐惧交织的混乱中，因为不论是谁能在叙利亚获胜，谁就统治整个帝国，不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年轻的征服者用立场严正的信函，将胜利的消息通知恭顺的元老院，语气显得尊敬和稳重。他把马可和奥古斯都光辉的例证，作为用人行政的最高指导原则。他的年纪和运道与奥古斯都相比颇有相似之处，这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们都在少年时代打赢一场硬仗，报了杀父的大仇。他身为安东尼(这是卡拉卡拉的封号)的儿子和塞维鲁的孙子，同时也接受马可·安东尼的名号。元老院还未以正式敕令授予他护民官和代行执政官头衔之前，他就老练地向帝国要求世袭的权力，这样做是犯了罗马的大忌。他率先违反体制的不聪明举动，可能是叙利亚朝臣的无知，或者是军事参赞人员的过度傲慢。
新即位的皇帝从叙利亚到罗马(219 A.D.)，一路上花费几个月时光寻欢作乐，他在尼科米底亚度过了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一直拖延到来年夏天才凯旋进入首都。他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先他而至，被送到元老院，奉令置放在胜利女神祭坛上，让罗马人民瞻仰他那叫人无法恭维的风采。他在画里穿着米底人和腓尼基人宽松飘逸缀以金丝的袍服，头上戴着高耸的冠冕，项圈和手镯镶嵌极为名贵的宝石，眉毛涂黑，双颊抹上粉彩和胭脂。严肃的议员很感叹地说道，罗马人长久以来吃尽自己同胞暴政的苦头，现在居然苟延残喘于阴柔奢靡的东方专制政体之下。
供奉在埃米萨的太阳神被尊称为埃拉伽巴卢斯，其用一块黑色圆锥形石头作替身，大家都相信它是从天上降落到这一处圣地的。安东尼认为他能当上真命天子，完全是这位神祇的庇护。如何用虔诚的祭典表示全心全意的感激，是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务。埃米萨的神明胜过世间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他崇敬和荣耀的最大目标，埃拉伽巴卢斯的称号(他身为大祭司和受宠者，已经僭用那个神圣的名字)对他而言，比帝国所有伟大的头衔更为亲切。庄严的行列经过罗马街道时，路面洒上金粉，四周镶着名贵珠宝的黑色石头，置于六匹乳白骏马所拉的华丽座车之中，所有的马匹均覆盖丝绣的马衣。虔诚的皇帝握住缰绳，大臣在旁边扶好，慢慢向后倒退表示敬谢，这样他就永远享有神明降临的无上幸福。在帕拉丁山建造一座雄伟华美的神庙，埃拉伽巴卢斯神的祭器供奉，极尽铺张和隆重之能事。在神坛上摆设丰富的美酒和大量的祭品，燃烧着昂贵的香料，叙利亚少女围绕神坛，在蛮族的音乐声中，跳着有挑逗意味的舞蹈。严肃的高官显贵和文武大臣穿上腓尼基式的长袍，参与不登大雅之堂的祭典仪式，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内心里气愤万分。
对于这处罗马的宗教信仰中心，他狂热地想要把战神盾牌、智慧女神神像和崇敬努马的神圣誓约全部搬离这个地区，再用一群位阶较低的神祇，安排在不同的位置陪祀来自埃米萨的伟大神明。但是除非让一个闻名于世的女神祀奉在他的寝宫，否则对他的宫廷而言，还是不够完美。最初他要选帕拉斯做他的配偶，但是害怕她那好战的性格，吓坏温柔纤弱的叙利亚神祇。倒是阿非利加人以阿斯塔特为名所供奉的月神，被认为适合陪伴日神。于是他将月神的神像连带神庙里丰富的祭器当作嫁妆，从迦太基运到罗马，这场神圣的婚礼，是罗马和帝国最重要的节日。
喜好美色是人的天性，但一定要顺乎自然而有所节制，并以正常的交往、亲密的联系，以及对外观的鉴赏与想象力来增进感官的满足。但是这位埃拉伽巴卢斯(就是用这个做名字的皇帝)却被他的青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运所毁败。他疯狂陷溺于低级趣味的淫乱之中，不久就因过度纵欲而产生厌倦，要借助人为的刺激力量，那就是成堆的女人和各种美酒佳肴、精心设计的各种姿态和春药，来挑起他那衰退的欲念。这是皇帝唯一关心和支持的学问，这方面出现的新名目和技术的创新成为他统治时期的特色，也使他留下千载的骂名。埃拉伽巴卢斯缺乏品味和风雅的气质，只能纵情声色任意挥霍，在疯狂的浪费中耗尽人民的财富。身边的谄媚之徒对他随声附和，认为这是温和的前代皇帝时期闻所未闻的精神面貌和宏伟气象。打破时节天候的规律、戏弄臣民的情感和爱好、破坏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这些可以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排列成队的媵妾和更换频繁的妻子，其中还有一位灶神处女被人从神圣的处所强抢出来，仍然不能满足他已无能为力的情欲。罗马世界的霸主喜欢像女人一样着装打扮，手里宁愿拿梭杆也不要权杖，将政府的重要职位授予他无数的爱人，以致国家的尊严扫地，甚至有一位公开运用皇帝的称呼和权力，他只好称自己是皇后的丈夫。
埃拉伽巴卢斯的罪恶和愚行，难免因想象或偏见而有所夸大。然而，我们仅就公开暴露在罗马公众面前并能得到当时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所证实的情节来看，那种卑鄙污秽的下流程度，实在是任何朝代和任何国家所仅见。东方帝王的纵欲微行，局限于后宫的高墙之内，将人们好奇的眼光隔离在外；荣誉和高贵的情操，使现代欧洲的宫廷讲究娱乐的高尚、礼法的规范和舆论的尊重。但是罗马贵族的堕落和富有，竟将各民族和各习俗所产生的罪恶汇集以供他们享乐，无惧于法律的惩处，也不在意舆论的批评，他们生活在奴隶和食客的百依百顺之中，既无因犯罪而受到惩罚之忧，也不怕任何人的批评。至于皇帝更是处于高不可及之处，以极其轻蔑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各阶层的臣民，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放纵奢华的皇家特权。
世界上最无用的蠢材，也敢于指责别人不守法的行为，即使他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且他很容易找出彼此年龄、性格和地位上的微小差异，振振有词地认为应该有不同的待遇。权势熏天的军队拥立卡拉卡拉荒淫的儿子为帝，他们为这可耻的选择而感到羞愧，厌恶了这位魔头想另作打算，转而对皇帝的表弟产生好感，也就是马梅娅的儿子，品德和操守良好的亚历山大。精明的梅萨深知她的孙子埃拉伽巴卢斯必然毁于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为了预留后路，应该替家族找更有力的支撑。她把握住了一个祭神的良机，趁着年轻皇帝心情很好时，劝他收养亚历山大，授予“恺撒”的荣衔(221 A.D.)，这样他的神职就不会因要处理政务而中断。
性情和善的王子是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很快就赢得民众的爱戴，但却激起暴君的嫉妒，决心要他败坏品德来同流合污，再不然就取他的性命，以结束这危险的竞争关系。他空洞的计谋很快因自己多嘴而泄露出去，被谨慎的马梅娅安置在她儿子身边的谨慎而忠心的仆人给破坏。埃拉伽巴卢斯急于完成这件事，发现靠诡计没有效果，决心要用武力来执行，于是下达了一项专制的命令，把他表弟恺撒的地位和荣誉予以撤销。元老院接到消息后毫无反应，在军营里却引起轩然大波，禁卫军发誓保护亚历山大，要向那羞辱皇位的人报仇。浑身发抖的埃拉伽巴卢斯泪流满面地求饶，并保证只留下所爱的希尔罗克里斯，才消弭了他们的愤怒。禁卫军的首领既可以照顾亚历山大，也可以看管皇帝行为，这才让他们满意。
双方的妥协不可能维持很久，即使像埃拉伽巴卢斯这样卑劣的人，也不愿在屈辱的条件下，让人牵着鼻子去治理帝国。不久以后，他想出一个很危险的方法，要去试验军队的反应，于是放出风声说他的表弟已经死亡。人们自然认为是他下的毒手，在军营中激起大家的狂怒。这场风暴显然只能让受欢迎的亚历山大出面，并且恢复他的权力，否则无法平息。皇帝由这件事看出大家喜爱他的表弟，对他本人非常讨厌，一时怒气大发，想要处罚几位领头闹事的人。他这种无理性的严厉态度，马上使他的亲信、他的母亲和他本人走向死亡的命运。埃拉伽巴卢斯当场被禁卫军杀死(公元222年3月10日)，肢解的尸体被拖过罗马街头丢进台伯河中。元老院对他的盖棺论定是遗臭万年，后人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正。
亚历山大取代他表兄埃拉伽巴卢斯的位置，被禁卫军推上皇帝的宝座。他与塞维鲁家族的关系以及所僭用的名字，完全和上一任皇帝相同。他的德行和所遭遇的危险，使得罗马人对他产生好感，热心慷慨的元老院，在一天之内授予他代表帝国尊严的各种头衔和权力。但是亚历山大是位谦和孝顺的青年，年纪只有17岁，政权遂落入两位妇女——他的母亲马梅娅和他的祖母梅萨——手中。后者在亚历山大登基后不久逝世，马梅娅成为她的儿子和帝国的摄政者。
在每个时代和国家，两性之中比较聪明或强壮的一性掌握国家的政权，另外一性去管理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世袭的君主政体之中，尤其是现代的欧洲国家，基于骑士精神和继承法则，使我们习惯于一种很特殊的例外：在文治和武功这两方面都一窍不通的女人，也能够在伟大的王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是罗马的皇帝仍然被视为共和国的军事统帅和行政首长，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虽然享有“奥古斯塔”的称号，但是个人毫无权势。要是让女人来统治国家，在古代那些有婚姻而无爱情，或者是相爱而不知道体贴和尊重的罗马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傲慢的亚格里皮娜将帝国的权位授予她的儿子，实际上自己也想分享这份荣誉，但是她那疯狂的野心，为关心罗马尊严的公民所厌恶，在计谋百出的塞涅卡和比罗斯手中遭到挫败。
后继各帝无论是睿智或平庸之辈，都不愿冒犯全国臣民之大不韪。只有淫乱败政的埃拉伽巴卢斯，会用他母亲的名号来污辱元老院的名声，索阿米娅斯就坐在执政官的旁边，以合法成员的身份签署立法机构的敕令。她的妹妹马梅娅非常谨慎，拒绝接受像这样一无是处且易引起反感的特权，后来制定严谨的法律，禁止妇女进入元老院，凡恶意违犯者可将其头砍下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娅万丈雄心的目标在于实际的权力，不是虚荣的表面，要在儿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绝对永久的帝国，她的母爱不容许有任何敌手存在。亚历山大得到她的同意，和一位贵族的女儿结婚，但是他对岳父的尊敬和妻子的爱情，与马梅娅的爱心和利益发生冲突。那个贵族立刻被控以叛国罪处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受尽羞辱后被赶出宫廷，最后被放逐到阿非利加。
纵然这种因嫉妒而产生的残酷行为及在某些方面的贪婪，使马梅娅受到责难，但整体而言，她的用人行政都符合她儿子和帝国的利益，并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她选出16名在智慧和德行上都优秀的议员，组成常设性的国务会议，每件重大的公共事务都经过讨论再做出决定。名声显赫的乌尔比安，不仅精通罗马法律且极受罗马人民的尊重，由他担任会议主席，发挥贵族政治的持重和坚定，恢复政府的秩序和权威。他们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杜绝城市里外来的迷信和奢侈，再就是清除埃拉伽巴卢斯贪婪暴虐所留下的痕迹，接着便将政府各行政部门安插的佞臣全部遣散，用一批有才德的人来取代。文官的推荐标准是学识和公正，武职的任用资格是英勇和纪律。
但是，马梅娅和那批精明的顾问最关心的事，还是如何陶冶皇帝的性情。罗马世界的祸福安危，视他个人素质而定。肥沃的土壤使得培植容易，甚至用不着人力的耕耘。亚历山大具有优越的理解力，能够领受德行的益处、知识的愉悦和努力的必要，自然流露出善良温和的气质，使他不受外在刺激和罪恶的诱惑。他对母亲始终保持孝心，对睿智的乌尔比安像对待严师一样的尊敬。乌尔比安庇护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免于谄媚和奉承这类毒药的腐蚀。
亚历山大日常起居很简单，显出有为皇帝令人激赏的一面，容或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仍值得当代帝王效法。他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是个人的礼拜活动。他的私人教堂墙上挂满英雄画像，他们改善人类的生活，理应受到后代子孙崇敬。但他认为神明最愿意接受的祭拜方式，是对人类的服务。因此他早上大部分时间花在主持会议、讨论公务和裁定诉讼上，所表现的耐性和见识已超出他的年龄限制。公务的枯燥乏味由文学的魅力来纾解，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所喜爱的诗歌、历史和哲学，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及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是他最感兴趣的作品，可以增加他的理解力，并使他对人和政府都有了最崇高的认识。心灵的陶冶之后便是体能活动，亚历山大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且动作敏捷，精通各种运动，都能出类拔萃。在沐浴后，吃个早餐恢复精神以后，他再次活力充沛地投入一天紧张的工作中。晚餐才是罗马人的主餐，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进食，阅读和答复世界各地写给皇帝的大量信件、备忘录和陈情书。他的饮食非常简单节俭，经过挑选的朋友都是很有学问且品德高尚的人，为了供他咨询，也来参加这样的餐会。乌尔比安就经常受到邀请，他们的谈话很亲密而且具有启发性，偶尔停下来背诵一些令人感到愉悦的作品；而一般有钱和奢侈的罗马人，则是经常召来舞女、小丑和角斗士。亚历山大的穿着朴实无华，举止谦恭有礼，温文儒雅。在适当的时间，他会将宫殿开放给所有的臣民，进入的人好似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像伊琉西斯仪式中发出的有益身心的训谕：“进入这座神圣的宫殿，要有纯洁无邪的心灵。”
这样一种始终如一、不给邪念和恶行留下多余时间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40年之间，接连经历4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13年(222—235 A.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既有经验中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谨慎而慷慨的恩赐，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需求，也不会伤害勤劳人民的积极性。他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无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皮乌斯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高贵，这个名字曾通过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予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马克里努斯之子)，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埃拉伽巴卢斯)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还是诚恳地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
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以敬爱和感激回报他的恩主。但是还存在着极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民众的安宁和福祉。为了执行这个危险的计划，亚历山大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执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军队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17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里面装有充足的粮食，但只要一进入敌人的边境，因士兵懒散成习，就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用金银来镶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地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的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原已式微的军纪，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在他们之上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的谨慎是徒劳的，勇气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提前发作。
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还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好。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认为每项改革计划都是出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的内战猛烈进行了3天，在这个时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陷入火灾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也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被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被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他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给予他罪有应得的惩罚。
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拥有特权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张气焰，为了恪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运使执政官的职权，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花在坎帕尼亚庄园中。
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军队的态度，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时，皇帝进驻安条克，有些士兵因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导致他们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玛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是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就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作贱民看待。
他这种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杀他。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地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地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威，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30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之后，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或许，如果将这个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给哲学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如果这件事要经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举动可以与恺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他行为的坚定不及他动机的纯洁。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了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时，固然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后，竟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成为了公众冷嘲热讽的目标。令人疲倦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屡次出师无功使得统帅的声望跌落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
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而引起的内战，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则，这些因素使军队扩大了危险的权力，抹去了罗马人民铭刻在心中残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我们尽全力合理而清晰地解释那些摧毁帝国基础的内部变化。每位皇帝个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胜利、登基、愚昧和运道，与君主政体的衰亡息息相关，更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一直留意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所以不能对卡拉卡拉的诏书毫不理会，因为就是这份文件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予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那毫无限制的慷慨并非来自广阔的胸襟，而是基于贪财的动机所产生的卑鄙结果。基于这种种缘故，我们要从共和国的凯旋时代开始，到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为止，对帝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
围攻伊特拉斯坎的维爱是罗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并非因为城池的形势险要，而是围攻的部队缺乏攻城技术。虽然战地离本土不过0英里，2但长年辛苦的冬季战争，需要特殊的鼓励。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经费来自一般的贡金，按照公民的财产公平分配来课税，很好地平息了沸腾的民怨。征服维爱以后的200多年，共和国虽然所向无敌，但只给罗马增加了权力，而没有创造太多财富。意大利各城邦仅缴纳军事服役的贡金，在布匿战争时代，所运用的庞大陆海武力，都由罗马人本身的经费来维持。那些斗志高昂的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但却乐此不疲，认为努力之后，必然能迅速享有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期望终于达成，在这段期间内，叙拉古、迦太基、马其顿和亚细亚的财富，随着凯旋式带进罗马，仅战胜佩尔修斯所获得的财富就有200万英镑。罗马人民成为各国的主人，从此不再受重税之苦。行省与日俱增的赋税和贡金，足以支付战争和政府的一般费用，多余的金条和银块储存在农神庙，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附带其中的详尽记录已经遗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在那份遗嘱里，经验丰富的皇帝很精确地平衡罗马帝国的税收和支出。由于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们只好引用古人若干不完整的资料，他们刚好舍弃了抽象的文辞而注意较实用的细节。据称，亚细亚被庞培征服后，每年的税收从5000万德拉克马增加到1.35亿德拉克马，大约是450万英镑。在托勒密王朝昏庸统治的末期，埃及每年的税收据说已达1.25万泰伦，大约是250万英镑。后来，由于罗马人的俭省，以及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增加，在获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卢是靠纵兵掠夺和贩卖奴隶发财，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贸易一样，就帝国而言，这两大行省的贡金收入，几乎可说是不相上下。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要求对方在50年内赔偿1万优波克或称迦太基泰伦，相当于400万英镑，就当时看来罗马可是发了横财。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为罗马的行省，原先那点赔偿，跟之后从土地和居民那儿征收的税金来比，真是不算什么。
西班牙的状况非常特殊，等于是古代世界的秘鲁和墨西哥。这块富庶的西方陆地是腓尼基人发现的，单纯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矿场，为外乡人的利益而卖命工作，与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样。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区，贪婪和野心使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带着武器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陆，几乎所有的地点都能发现丰富的铜矿、银矿和金矿。靠近迦太基纳的一处矿场，每天生产2.5万第纳的银币，相当于一年300万英镑。每年却能从欧斯图里、加利西亚和琉息太尼亚这几个行省收到2万磅重的黄金。
罗马帝国那些有影响力的城邦之所以被消灭，我们需要时间和资料才能进行非常正式的探讨。不过要是看见他们为取得钱财，连荒芜贫瘠的地方都不放过，而行省的大量财富或来自于天，或成之于人，就会对税收有些概念。奥古斯都有次接到吉阿鲁斯居民的陈情，非常谦恭地请求他免除“三一税”的沉重负担。他们的税金总数不过150第纳，大约5英镑而已，但是吉阿鲁斯是爱琴海的一座小岛，也可以说只是一块岩石，缺乏清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只居住着一些可怜的渔民。
虽然资料来源有限而且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点结论：首先，罗马行省的正常收入(时间和环境的差异可以略而不计)不会少于1500万英镑或2000万英镑。其次，如此庞大的税收，对奥古斯都依据稳健原则所建立的政府，足够支付所需的费用。那就是说他的宫廷简单朴实一如议员的家庭，他的军事建设经过计算可用来防卫边疆，既没有激起征战的旺盛企图心，也没有外来侵略的严重顾虑。
纵使这两种结论从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但至少后面一点，无论是从奥古斯都的言辞还是作为来看，都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收入不敷支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很难断定，他到底是罗马世界的国父，还是自由权利的压迫者；到底他是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种不平等待遇，还是要让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陷入赤贫的地步。从他一开始掌握政权，就经常暗示贡金不足，有必要以适当比例对罗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负担。在执行这些失去民心的方案时，他一直很谨慎，经过权衡轻重后，一步步实行，最先是实施关税，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在查定罗马公民的个人实际财产后，再据以完成税务计划。要知道，这些人已经有150年未缴纳各种税金了。
其一，像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须逐渐建立。征服者以强权为手段将行省的财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借着商业和技术，用温和的方式反哺给勤劳的行省。在奥古斯都和后继诸帝统治下，各种商品均需课税，并经过1000种不同的路径，进入富庶和奢侈的帝国中心。不论法律怎样为之解释，支付税收的都是罗马的购买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税率从商品价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若假定税率的变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所引导，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课更高的税，帝国劳动人民生产制造的产品，比从阿拉伯和印度运来的无益但受欢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相对宽容。现仍存有一份商品目录，项目很多但不完整，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必须纳税的物品有：肉桂、没药、胡椒、生姜、所有香料、各种宝石(其中以钻石价格最昂贵而翡翠最为耀目)、帕提亚和巴比伦的皮革、棉花、生丝和丝织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阉人。我们可清楚看到，用来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隶，他们的用途和价值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兴起。
其二，奥古斯都在内战之后设立消费税，虽然全面实施，还算非常有限，很少会超过1%。但是项目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出售或者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屋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都包括在内。像这样的税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计，所以经常引起反感以致怨声载道。皇帝知道国家的需要和财源所在，只有公开发布诏书表示：军队的需求大部分要依靠征收消费税。
其三，奥古斯都为了使政府能够抵御内忧外患，决定成立一支常备军，就设立特定的财库，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退役老兵的酬金以及战争的额外费用。消费税是大宗收入，专门拨作这方面使用，但发现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弥补其间的差额，皇帝建议对遗产课征5%的新税。但是罗马的贵族把金钱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奥古斯都听到愤愤不平的怨声，还是能保持平常心，公开将整个案件提到元老院来讨论，要求他们对于军中服役所需经费问题，提供不会引起反感的权宜办法。元老院各持己见无法做出决定，而且对整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扰。奥古斯都对他们暗示，元老院要是冥顽不灵，他将不得不提出更高的土地税和丁税，这样一来，大家只有默然接受。对于遗产和继承的课税会因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对象除非继承的金额很大，可能要到达50或100个金币，否则不会进行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也不会强制索取。由于亲属及穷人的权利都受到保障，如果陌生人或者是远亲意外获得一笔财产，这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会很欣然缴纳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事。
富裕的社会继承税收的金额非常庞大，看来最适合罗马人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随心所欲，可完全依据自己的心愿写遗嘱，根本不受近代有关限定继承人和决定财产分授家属之限制等规定。基于各种原因，父亲的偏心与不公，对于共和国热心奉献的爱国人士，或是帝国生活放荡的贵族，都会失去影响力。只要父亲将财产遗留四分之一给儿子，那儿子就不应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但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财主，在家庭里是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官和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随侍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赚钱的一门学问，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宣称它完全配得上一个特殊的称号。根据讽刺诗的生动描述，整个城市分为两大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人，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地在遗嘱上签名同意。当然，也有一些人抱着对理性的尊重态度，受到别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遗嘱。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17万英镑。小普林尼的朋友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雄辩家，在遗产的赠与上也一点都不吝啬。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一视同仁地索取他们财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这样过了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便逐渐落入国库。
尼禄登基之初，皇帝渴望获得民心，或许是一念之慈的盲目冲动，希望能废除关税和消费税。聪明的元老院议员赞颂他的慷慨行为，但却转移计划执行的方向，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共和国的财源，瓦解帝国的力量。如果这个美梦可以实现的话，像图拉真和安东尼这样仁民爱物的皇帝，早就热烈地把握如此光荣的机会，将重大的恩惠赐给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减轻大众的负担为满足，但还是不会将这些税收完全除去。他们用法律的温和与精确，以订出税务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各阶层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释、过时的要求和租税承包商的肆意妄为。因而，在每个年代，即使是罗马最仁慈最明智的行省总督，也还是坚持贯彻租税承包商那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来搜刮主要的关税和消费税，这说起来真是一件怪事。
卡拉卡拉的想法和做法与安东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发现必须满足自己在军队里引发的无穷贪婪。奥古斯都所设立的几种税制，以遗产税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额最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影响力并不限于罗马和意大利。税捐收入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而加剧，新的公民虽然在相同条件下缴税，但可以因此取得阶级和特权，获得更丰富的补偿，像是地位和财富的光明远景，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但是这些显示着身份差别的好处，却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毫无意愿的省民被迫接受罗马公民的头衔，得不到一点利益，却要承担罗马公民的实际义务。塞维鲁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订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其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并且在统治期间(在他死后又恢复过去税率)施展铁腕强制执行，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
当所有省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尽义务纳税时，对于过去以臣民的条件所奉献的贡金，应依法予以豁免。但卡拉卡拉和他的儿子并不采纳政府的税务原则，要求旧有的贡金和新加的税捐同时征收。到亚历山大当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将登基时所收税捐的总额减少到三十分之一。虽很难了解他基于何种动机，愿将危害大众的残余罪恶予以铲除，但带有毒素的种子并未清理干净，还滋长蔓延开来，在后续朝代，为罗马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在本书中，我们经常提及的土地税、丁税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大量征用，全部来自行省，供宫廷、军队和首都之用。
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由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来充任，他们体会到法律和文学带来的益处，经历各种文官和武将的职务，依据功绩逐渐向上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
当罗马制度最后一道藩篱被卡拉卡拉踩倒，职业的隔离逐渐成为阶级的区别。内部行省最有教养的公民，才够资格充任律师和行政官员。当兵吃粮的粗活丢给边疆的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军营而不知国家，只懂战争而不懂学识，当然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搏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可以保卫紫袍，但是更多时候却颠覆了帝座。
世界有很多种政府形式，其中以君主世袭政体最令人发噱。试想老王死后把国家当成私产，像对待一群牲口那样传给对人类以及对他自己还浑然无知的婴儿。英勇的武将和贤明的大臣，放弃对帝国的天赋权利，来到皇子的摇篮前屈膝宣誓效忠，像这样怎能不使人气愤填膺？对于此一题目所发表的讽刺和议论，只会让人感到迷惑而无所适从。但是我们再稍为深思，仍会赞同此种成效显著的权宜之道，从而建立不受情绪影响的继承大法。人民应有选举君主的权利，这种论点虽然理想，但是极为危险，任何能够削弱此等主张的因应措施，我们欣然表示默许。
我们要是休憩田园不问世事，很容易设计出理想的政府形式，王位要经由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公平的投票，权杖交给最贤能的人。但是过往的经验却推翻了这种空中楼阁的想法，同时告诉我们，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君王的选举永远不可能找出最有才华的人，也不可能让选出的人合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军队是一个团结的组织，有共同的情感和足够的力量，可将本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同胞身上。军人的特性在于有施加暴力的倾向，以及经由训练产生的听命于人的奴性，完全不可能成为法律制度的守卫者，也不适合担任文官政治的保护人。公理正义、人性价值和政治智慧，对他们而言是对牛弹琴，自己不懂，也对别人有这些美德感到反感。英勇善战赢得他们的尊敬，慷慨大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这两方面来说，前者是野蛮人物所具备的掠夺能力，而后者是浪费公共财产的利己行为，要是野心分子将两者充分运用，就可以推翻政权。
一个人因优越的家世出身所得到的特权，只要获得时间和舆论的认可，不仅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不会引起争端。这种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利可以消除许多纷争，同时明确的安全感也使在位君王免除了许多残酷的行径，由于这种观念已稳固建立，欧洲君主政体的温和统治，才能在和平的环境里代代相传。
至于谈起这种特权所产生的缺点，那就是会经常发生内战。亚洲的专制帝王被迫杀开一条血路，才能登上父皇的宝座。然而，即使在东方，竞争的范围通常局限于几个皇室的成员。要是哪个走运的竞争者，用明枪暗箭剪除他的手足以后，就不会对治下的臣民有任何猜忌。但是罗马帝国则不然，元老院的权威丧失以后，整个局面是一场混乱。行省的皇室和贵族，长久以来，被锁拿置放于傲慢的共和国大将车驾之前，当作引导凯旋式的俘虏。古代功勋显赫悠久绵长的罗马家族，相继在顶着恺撒头衔的暴政下陨落。在位的帝王受到共和国形式的束缚，也因后代子孙的不断失败而受到挫折。因此，任何世袭继承的观念，完全无法在臣民心中生根，英雄不怕出身低，每个人都可以抱着“大丈夫当如是”的理想。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根本不受法律和成例的约束。就是出身贫贱的人也不是毫无见识，他们同样希望凭着勇气和运道在军中爬升，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可与柔弱萎靡不得人心的主子逐鹿天下。亚历山大·塞维鲁被弑，马克西明登基以后，没有一位君王可以高枕无忧安坐帝位。每一个边疆的蛮族农人，也都想登上权势熏天而又危险无比的宝座。
约在发生此事的32年前，塞维鲁皇帝离开东方班师回国。部队暂停在色雷斯，举行与军事训练有关的各项竞赛，庆祝幼子格塔生日，当地群众蜂拥而至瞻仰皇帝天颜。有一身强力壮的年轻蛮族，用粗俗的方言诚挚请求，允许他参加角力比赛。若罗马士兵输给色雷斯农夫，严格的训练与纪律就会失去光彩，于是部队派出最强壮的人，结果却被他一口气摔倒16名。赢得比赛虽只有微不足道的奖品，但他的胜利却获得从军当兵的特许。这个兴高采烈的蛮子在新兵中出人头地，不禁大跳乡土舞步以表欣喜之情。他发现自己获得了皇帝的另眼相看，立即跑到他的马前，寸步不离地追随，在长途跋涉后仍毫无疲倦之色。塞维鲁惊诧问道：“色雷斯人，跑了这么远的路后，你还愿角力吗？”这位未显倦容的年轻人回答：“陛下，非常愿意。”片刻工夫，他又摔倒7名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他因英勇无敌和技巧过人，获得金项圈作为奖品，并被任命为乘骑卫士，随护在皇帝身边。
他的名字叫马克西明，虽生在帝国边疆，却是蛮族混血儿，父亲是哥特人，母亲是阿兰人。他在任何场合都显得强悍果敢且骁勇善战，天生的野性因见过世面而渐趋温和，从而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塞维鲁和其子在位时，他在军团担任百夫长，深受两位皇帝赏识。前者更有知人之明，对他相当器重，使马克西明产生感恩心，不愿在杀害卡拉卡拉的凶手麾下服务。献身军旅所产生的荣誉感，使他拒绝接受埃拉伽巴卢斯萎靡软弱的侮辱。等亚历山大登基，他才重返宫廷。皇帝授予的职务使他发挥所长，逐步高升，开始在第四军团担任护民官。在他负责尽职的督导下，第四军团很快成为全军纪律和训练最佳的单位。士兵一致推崇他，视他为埃杰克斯和赫拉克勒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被擢升至最高军事指挥官。若不是马克西明具有太多蛮族血统，皇帝也许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儿子。
这些施恩笼络的手段不仅没有赢得他的忠诚，反而激起色雷斯农夫的野心。他认为只要受到上官的节制，即使立下再大的功勋，还是得听命运的摆布。虽然他缺乏智慧，但为人狡猾又自私，看见皇帝失去军队的爱戴，便想利用士兵的不满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施政的对错和为人的正邪，原本就难以区分，贤德的君王很容易受到倾轧和诽谤的陷害。军队乐于听取马克西明所派使者的言辞，说是对他们受尽耻辱还要忍耐感到极为羞愧，军队在这13年来，要在懦弱的叙利亚人所制定的军纪下听命服从，而这位胆小鬼是他母亲和元老院的奴隶。他们大声疾呼，现在是时候把无能的文官权力全部连根铲除了，要推选一位真正的军人来作为他们的统帅和皇帝。他不但受过军队的训练，也会率领他们从事战争，一定会恢复帝国的荣耀，也会让大家享用帝国的财富。那时正有一支大军集结在莱茵河畔，受皇帝的亲自指挥，这些部队刚从波斯战场回来，就立即进军迎战日耳曼的蛮族。马克西明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新兵训练，有一天(公元235年3月19日)在进入训练场时，像是突如其来的冲动，也可能是有计划的阴谋，大家要拥立他为皇帝。他坚决表示反对，但是被高喊的呼叫声所淹没，士兵要急着杀死亚历山大·塞维鲁，使得叛变成为既成事实。
亚历山大被杀有很多说法，真相如何莫衷一是，问题是他没有觉察到马克西明的忘恩负义和狼子野心，所以才死于非命。
有的作家很肯定地说，他用过餐便去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钟时，他自己的一些卫兵闯进皇帝帐篷，将他杀伤多处，这位贤德的皇帝在毫无防范之下伤重身亡。我们还可以听听另一种较可能的说法，马克西明在离御帐有几英里路的地方，被一个人数众多的分队以紫袍加身拥立为帝。他认为要成功，就不能向大军公开宣布，而是要采取机密的手段。亚历山大闻讯之后，还有时间向部队呼吁，要求他们恪尽忠诚的责任，但不坚定的效忠行动因为马克西明的出现而迅速消失。马克西明自称是军人阶层的好朋友和支持者，军团在欢呼声中推举他为罗马皇帝。马梅娅的儿子受到军队的背叛和出卖，逃回自己的帐篷里，以为至少已经逃过群众的杀戮，然而接着出现一名护民官和几位百夫长，他们就是要命的刽子手。他未能表现出大丈夫的气概，反而又哭又叫苦苦哀求。他的不幸和无辜必然得到后世的同情，但是却在最后时刻因贪生怕死而受人鄙视。他大声责怪马梅娅的骄纵和贪婪是他覆灭的主要原因，结果他的母亲也随之命丧黄泉。很多忠实的朋友也成为愤怒士兵手下的牺牲者，还有一些人受到篡夺者加诸的残酷待遇。凡是被重用的人都遭到解职，很屈辱地被赶出宫廷和军队。
以往的暴君，像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和卡拉卡拉，都是荒唐淫乱、少不更事的青年，在帝王之家接受教育，被帝国的骄傲、罗马的奢华和吹捧的声音所败坏腐化。马克西明跟他们不同，他的残酷源于害怕被人轻视。他虽靠着士兵的拥护而成事，主要是弟兄们爱他，把他看成大家的化身，但他意识到自己低贱的身世、粗野的外貌及对文明生活中艺术和制度之全然无知，要是与亚历山大那善良的德行相比，真是强烈的对照。他记得自己过去光景不佳之际，经常等候在傲慢的罗马权贵门前，被狗仗人势的奴隶拒之门外。当然他也记得那些接济和帮助过他的朋友，但不管是得罪还是有恩于他，他们全都冒犯了他，因为他们全都知道皇帝那见不得人的出身，许多人被罗织罪名处死。马克西明就是因为杀害对他有恩的人，使得他以蛮族家世和忘恩负义的恶名，血淋淋地存在于青史之中。
暴君天性阴鸷嗜杀，对帝国每位出身高贵和功勋显赫的人，都起猜疑心，只要听说有任何不稳的迹象，就毫不留情斩草除根。有一位曾任过执政官的议员名叫马格努斯，被控是要杀害他的主谋，没有证人和证据，也没有审判和答辩机会，就连同4000名疑为帮凶的人员一并被处死。意大利和整个帝国到处都是密探和告发者，就算是最轻微的指控，那些治理过行省、指挥过军队、获得代行执政官和凯旋式殊荣、身为最高阶层的罗马贵族，都会被绑在马车上，递解到皇帝面前。没收财产、放逐异地或者立即赐死，都算是最仁慈宽大的处置。有些极为可怜的受害者被缝在被杀野兽的兽皮里，或丢给野兽咬死，或遭乱棍打死。在3年的统治期间，他从来没有回到罗马和意大利，而是经常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转移，他的营寨就是严酷的专制统治所在地。他蔑视法律和正义的原则，靠军队宣誓效忠的刀剑来维持统治。那些出身高贵、具有气质和修养的人士，遭到排斥不准接近。罗马皇帝的朝臣又成为古代奴隶和角斗士的首领，他们掌握残酷的权力，使人留下恐惧和厌恶的深刻印象。
要是马克西明的残酷行为只限于地位崇高的元老院议员，或者是那些想从宫廷和军队牟取暴利的投机分子，一般人民对于这些特权阶级的受苦受难，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还会幸灾乐祸。但是暴君的贪敛受到士兵搜刮无餍的刺激，最后竟然开始侵犯公共财产。帝国每座城市原都有独立的税收，用来购买粮食供应民众，支付各种运动和娱乐经费。在马克西明交代之下，将全部财产没收供国库运用，掠夺庙宇最值钱的各种金银祭具和饰物，神明、英雄和皇帝的雕像通通都被融化铸成钱币。这些触犯天理、亵渎神明的乱命，在执行时不可能没有引起骚动和杀戮。很多地方的人民宁愿以死来保护他们的神坛，也不愿眼看他们的城市遭到战争的抢劫和暴行。士兵虽然可以从冒犯神祇的侵夺中得到好处，但是内心还是会有羞愧之感，无论如何冷酷施用暴力，同样畏惧亲戚朋友义正词严的指责。在整个罗马世界，愤怒的呼声清晰可闻，要求对人民的公敌采取报复的行动。最后，因为个人的压迫行为，和平而没有武力的行省被迫走向反叛之路。
阿非利加的财务官是个为虎作伥的家伙，以没收充公和课处罚金来搜刮富人财产，作为皇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当地的富有青年，他事先设计罗织罪名，只要执行就能剥夺他们大部分世袭的产业(公元237年4月)。在此时刻，要死要活都得赶快做出决定。在他们苦苦哀求下，贪心的财务官答应对他们宽限3天。他们利用这3天的时间，拿出钱财，集合了一大批奴隶和农民，带着棍棒和斧头当武器。当财务官接见他们时，为首之人用藏在长袍里的短剑刺杀财务官。群众协力占领提斯德鲁斯小镇，高举义帜反抗罗马皇帝统治。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人们对马克西明的痛恨上，下定决心要与丧尽天良的暴君周旋到底。这时，他们需要一位德行可获得罗马人爱戴和尊敬的皇帝，而且他的权威能使行省的革命大业稳定发展。戈尔狄安以代行执政官头衔担任阿非利加的总督，成为他们推举的对象，但他毫不考虑就拒绝此危险名位，流着泪请大家让他平静以终天年，不要使他沾染内战的血腥以致晚节不保。但在大家胁迫下他只有接受皇帝的紫袍，何况在马克西明残酷的猜忌下，他已走投无路，因为根据暴君的观点，凡受人拥戴妄想荣登大宝者非死不可，凡起了称帝的念头就是叛变。
戈尔狄安家族是罗马元老院最为显赫的世家之一，父系方面是格拉古的后裔，母亲来自图拉真皇室，有庞大的家财可以维持贵族的排场，更能享受高雅的格调和发挥好施的德行。伟大的庞培在罗马曾经住过的府邸，很多代以来都属于戈尔狄安家族所有，宫殿里以展示大批古代海战胜利纪念品而闻名，也装饰许多当代绘画作品。他的庄园位于通往普拉内斯特的道路旁边，以壮丽无比的大浴场、三座长达100英尺的大厅、一个宏伟的柱廊(由200根极其罕见而昂贵、四面为不同种类的大理石长柱所支撑)而闻名于世。公共竞技活动全部由他自费举办，每次都有数百头野兽和角斗士参加，似乎他的财富已超过臣民应有的程度。当然也有些官员很大方，但是只限于罗马有数的几次节日祭典。戈尔狄安却不然，在担任市政官时，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等他当了执政官，更扩展到意大利各主要城市。他曾两次被推举出任这个最荣誉的职位。一次是卡拉卡拉统治的朝代，另一次是亚历山大在位时期，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才华，能够获得明主的赏识，也不会引起暴君的猜忌。
在他一生悠游的岁月当中，都能与世无争，研究文学，平静沐浴于罗马的光荣之中。等他得到元老院的提名，经过亚历山大的批准，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时，他明智地请求交出军事指挥权，以及几个行省的统治权。这位皇帝还在当政期间，阿非利加的人民在忠诚的代理人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等到野蛮的马克西明篡夺帝位以后，戈尔狄安尽力减少许多他无能为力加以预防的苦难。在他逼不得已接受紫袍加身时，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身为幸福的安东尼时代硕果仅存的元老重臣，在自己的行事作为中重现哲学家皇帝的美德，这些都完全展示在三十卷传诵一时的诗集之中。
他的儿子担任部将，随着德高望重的前执政官到阿非利加赴任，后来也被尊为皇帝。虽然他为人并不是很清廉，性情倒像他父亲那样和蔼可亲，拥有22名侍妾以及6.2万册藏书的图书馆，由此可知他兴趣之所在。而且从他留下的“作品”来看，显然前者也像后者一样有其实用价值，并非讲究铺张只摆场面而已。罗马人民认为小戈尔狄安的长相很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更高兴他的母亲是安东尼的孙女。他们有着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他那潜伏在慵懒生活中的才能总有一天会复苏，于是公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戈尔狄安和其子把推举皇帝的骚动平息后，就将宫廷移到迦太基，在那里受到阿非利加人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哈德良巡视后，还未见过罗马皇帝的威仪。但这种空洞的欢呼声，既不能增强他们的实力，也无法维护他们的名位。基于事理和本身利益，他们必须请元老院核定，于是当地高阶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前往罗马，向元老院陈述采取此一行动的缘由及其过程，特别说明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最后凭借勇气孤注一掷。新登基的皇帝写给元老院的信非常谦恭有礼，一再表明接受皇帝的名位极其无奈，要把推选的结果和他们的命运，交给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来裁定。
元老院对此事毫无疑虑，也没有异议。戈尔狄安的门第和姻亲关系，使他们与罗马的著名世家息息相关，他们用大量的财富资助依附于他们的议员，为人正直使他们获得了许多朋友和部从，而温和的统治方式则带来恢复文官政府甚至共和政府的远景。军事暴力所造成的恐惧，起初迫使元老院不得不将亚历山大的被杀置之不理，还要批准一个蛮族农夫被推选为皇帝，到现在发生反效果，激起维护自由和人道不受侵犯的权利。马克西明公开表示对元老院的痛恨，而且已经无可调解。最听话的顺从尚且未能平息他的怒气，再小心谨慎也无法消除他的猜疑，为了保障本身安全，势必要担负风险发起义举，若未能成功，元老院的议员就是第一批牺牲者。除了这些要考虑的事项，可能还涉及更急迫隐秘的问题，只在执政官和行政官员的准备会议中讨论，等获得结论后，便在卡斯托神殿召开元老院全体大会，根据古代的保密方式，要求大家提高警觉，并且不发布敕令。
执政官叙拉努斯说道：“各位议员，两位获得执政官殊荣的戈尔狄安，一位是具有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一位是各位的将领，已在阿非利加被拥立为帝，让我们感谢提斯德鲁斯的年轻人。”他勇敢地接着说下去：
让我们感谢迦太基忠诚的人民，他们是将我们从恶魔手中救出来的恩人。为什么你们听我说话的表情那样冷淡!那样怯懦!为什么你们面面相觑？为什么踌躇不决？马克西明是人民的公敌，愿他的仇恨跟着他的身体一起被消灭，愿我们长期沐浴在戈尔狄安皇帝的谨慎和幸福之中，以及其子戈尔狄安二世的英勇和坚忍之中。
执政官高贵的言辞驱散了元老院的暮气，议员恢复热情，投票一致决定，批准戈尔狄安当选。马克西明和他的儿子及所有拥护者，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凡是有勇气和机运消灭他们的人，可得到国家最丰厚的报酬。
皇帝一直留在边疆，禁卫军有一支特遣队驻守罗马，说是保护其实是用来控制首都，统领维塔里阿努斯效忠暴君，经常迅速执行残酷的命令。现在先要杀死他，才能提振元老院的声威，从危难的状况下拯救议员的生命。在元老院的决定尚未泄露之前，他们派出一位财务官和几位护民官去结束他的性命。他们勇敢地贯彻命令，手上拿着沾满血迹的短剑，冲过街道向人民和士兵宣布革命的消息。自由的热诚得到大量的赏赐，皇帝承诺要给予金钱和土地，马克西明的雕像被推倒，帝国的首都承认两位戈尔狄安皇帝和元老院的权威，意大利其他地方也都闻风响应。
长久来在专制暴虐和军队横行下忍辱负重的议会，现在又焕然一新产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元老院接掌政权，勇敢且镇静，准备以武力维护自由。在担任过执政官的议员中，有很多因功勋和能力受到亚历山大皇帝赏识，从中很容易选出20位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又能征善战的将领，然后把意大利的防御任务交给他们。每人奉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招训意大利青年，巩固港口和道路的防务，阻止马克西明随时发起的进攻。从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选出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派往各地会见行省总督，恳切地请求他们火速展开行动，拯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也提醒各民族要记取自古以来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友谊。代表团受到欢迎和尊敬，意大利和各行省表现出的支持元老院的热情，足以证明马克西明统治下的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致他们对政治压迫的恐惧，更甚于内战的长期对峙。这种可悲情景所唤起的持续的愤怒情绪，在那种为了少数党派领袖的利益从而引起的内战中，确实很难见到。
正当戈尔狄安父子在各地受到爱戴之际，他们却已离开人世(公元237年7月3日)。迦太基衰弱无力的朝廷受到威胁而告急，因毛里塔尼亚总督卡佩里阿努斯率领一小队老兵和大群凶狠蛮族，迅速挺进，向一个效忠于新皇帝而无战力的行省发起了进攻。年轻的戈尔狄安率领一些卫士和很多在迦太基的安逸生活中长大不知战阵为何事的群众前往应战。但他的勇气无补于事，他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他那年事已高的父亲，登基才36天，听到战败的消息便自杀身亡。迦太基缺乏防守力量，遂开城投降，整个阿非利加又遭到暴虐搜刮，损失大量的生命和财产。
戈尔狄安父子的不幸下场，使罗马受到突如其来的恐怖打击。元老院在协和殿召开会议，假装处理日常事务，大家的心情都极为焦虑，好像不敢面对自己和国家的危险。一时之间，冷漠和惊愕笼罩整个会场，直到一位与图拉真同名同族的议员，惊醒了同僚麻木的心灵。他非常诚挚地告诉大家。如果再拖拖拉拉不做决断，那就没有时间来建立元老院的武装力量了。马克西明的天性乖戾而且怒气填膺，正率领帝国的军队向着意大利前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若不是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就是因反叛失败被制服后受到拷打屈辱而亡。他继续往下说：
我们已经失去两位杰出的皇帝，除非我们自暴自弃，共和国并未随着戈尔狄安的灭亡而丧失希望，很多议员无论在德行还是才干上，都可以担起帝国的重责大任。让我们再选两位皇帝，一位进行战争对抗人民的公敌，另一位坐镇罗马指导文官政府。我非常乐意冒着令人嫉妒的危险来提名，请大家投票支持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各位议员们，请支持我的提名。如不赞同，为了有利于帝国，请另选高明。
大家的忧虑制止了嫉妒的窃窃私语，候选人的功勋也获得一致承认，元老院大厅响起一片欢呼：“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皇帝万岁!愿元老院的裁决赐福于你们，愿你们的施政赐福于整个共和国!”
新皇帝的德行和声誉证明罗马人的前途大有希望，各自的才能都适合所负责的和平与战争部门，相互之间没有猜忌也无须竞争。巴尔比努斯是位广受钦佩的演说家、名声卓著的诗人和聪明睿智的行政官员，以廉洁公正治理帝国所有的内部行省，博得大家一致的好评。他出身贵族，家道富裕，行为举止非常慷慨大方而且和蔼可亲，虽然喜欢享受但不会损害到个人的尊严，也不会因安逸而丧失处理事务的能力。马克西穆斯为人比较粗鲁，凭着个人的勇气和才干，以平民出身而能跃升军国要职，战胜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他在担任郡守时生活严肃规律，执法大公无私，赢得人民的尊敬，但是相较之下，人民更爱戴和蔼的巴尔比努斯。这两位同僚都当过执政官(巴尔比努斯两度荣任此职)，列名元老院20名将领之内，一位是60岁，而另一位是74岁，在年龄和阅历上都已达成熟圆通之境。
元老院同等授予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执政官和护民官的权力、国父的头衔以及最高祭司的职掌之后，他们便登上卡皮托神庙向罗马的保护神致敬，庄严的祭祀仪式被人民的骚动所干扰。毫无纪律的群众不爱刚直严肃的马克西穆斯，也不怕温和仁慈的巴尔比努斯，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把整个神庙团团围住。他们固执地喊叫，意图维护与生俱来选举君王的权利，提出的要求倒是比较温和，那就是除了元老院选出的两位皇帝以外，还要从戈尔狄安家族中增加一位，以感激为共和国殉难的两位皇帝。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率领卫士和骑兵，企图从骚动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通路，武装着棍棒和石块的群众又将他们赶回卡皮托神庙。不论结果如何，最好还是让步，否则就会两败俱伤。一个年仅13岁的男孩，他是老戈尔狄安的孙子，也是小戈尔狄安的侄儿，在民众的注视下，公开获得恺撒的装饰和头衔，一场骚动在相互忍让之下终于平息。这两位皇帝在罗马很平静地得到大家的承认，准备对抗公敌保卫意大利。
罗马和阿非利加的起义相继发生，快速得令人简直难以置信，马克西明心中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据说他听到戈尔狄安举兵的消息，以及元老院发布惩处的敕令，已经不是像常人那样发脾气，根本就是野兽在大声咆哮。他对遥远的元老院无可奈何，就在他的儿子、朋友和旁边这些人的身上发泄。戈尔狄安去世的消息固然令他放心不少，接着得知元老院下定决心，放弃所有宽恕和调解的希望，并且推举两位在功勋上为他所深悉的皇帝，这时唯一能令马克西明平息内心的事，就是大起刀兵来报仇雪恨。亚历山大抽调帝国各地的军团，集结在此处形成战力强大的部队。征讨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三场战役获得胜利，使得他们的声誉蒸蒸日上，证实了他们军纪的严明，同时通过在蛮族中挑选年轻精英的方式，来补充军团的人数。马克西明将其一生献身于军旅，为秉持史实的公正，对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人和才能卓越的将领，也不可一味抹杀其所建立的功勋。
唯其如此，我们料想有此种性格的皇帝，绝不容许叛变因拖延时日而做大，必定立即从多瑙河发兵，迅速进军台伯河。他的常胜军为元老院的蔑视所激怒，急于夺取意大利的战利品，意欲以烈火燎原之势轻易打胜这场有利可图的征战。就我们相信的那个时代并不翔实的编年史显示，有几次对外的战争正在进行，使得回师意大利的行动拖延到第二年的春天。从马克西明审慎的举止和作为，可以得知其传闻的蛮横个性和形象，是政敌书于笔墨的诽谤之辞。虽然他心情急躁但还是保持着很理智的考量，而且这个蛮子有着苏拉一般的气度，在制服罗马的仇敌之前不允许自己报私仇。
马克西明的部队以壮盛军容进发，抵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脚，见到意大利边境的寂静和荒芜，无不大感惊愕。在他们大军接近时，居民放弃村庄和城镇，牛群被赶走，粮食不是搬走就是损毁，桥梁受到破坏，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供入侵部队居住或维生。这是元老院的将领非常明智的做法，他们计划打消耗战，用饥馑来慢慢削弱马克西明的兵员，再迫使他围攻意大利的主要城市，消耗他的战力。这些城市从坚壁清野的地区，搜集储备了大批人马和充足的粮秣。阿奎莱亚成为抵抗侵略者第一击的城市，在亚得里亚海湾尽头出海的河流，因为冬雪融化而水势高涨，形成阻挡马克西明大军的天险。最后，他们花很大的力气制作了很多大木桶，将这些木桶接合起来构成桥梁。全军渡河到达对岸，将阿奎莱亚附近美丽的葡萄园全部连根铲除，拆毁郊区的房屋和建筑，用取下的木料制造投射机具和大型塔台，然后从四面八方攻击城市。年久失修的城墙倒塌，但因处理得宜迅速修复。阿奎莱亚最坚强的防御在于市民的齐心协力，各阶层的人员处于极端危险之中，知道暴君的残酷不仁，毫无惊慌之感，反而激起高昂的斗志。元老院20名将领中的克里斯皮努斯和门诺菲卢斯，率领一小部正规军进入被围的城市，全体市民在他们的支持和指导下，更是勇气百倍。马克西明的军队在不断的攻击中被击退，攻城机具被对方派人纵火烧毁。阿奎莱亚人抱着满腔热血的牺牲精神，相信保护神贝列努斯会亲自披挂上阵，庇护在苦难中的信徒，这就更激起他们必胜的信心。
马克西穆斯皇帝一直进军到达拉文纳，要巩固这个重要的据点，加速军事准备工作，看清当前需要面对的情况，用理智和策略来指导战争的进行。他深知一座城镇无法抵挡大军的持续攻坚，更担忧敌人一旦厌烦阿奎莱亚的顽抗，突然放弃无用的围攻，直接进军罗马。帝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自由就要靠两军在野战中决定胜负。什么样的军队才能与莱茵河和多瑙河久经战阵的军团抗衡？现在有一些部队，是由从意大利征召的慷慨激昂却气力软弱的青年所编成的，加上若干日耳曼协防军，他们的稳定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要是依靠他们一定会产生危险。正在忧虑这些问题时，马克西明的内部却爆发了一起阴谋，结束了暴君罪恶的生命，使罗马和元老院解除了一场浩劫。要是这个愤怒的蛮子获胜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阿奎莱亚的人民在围城中没有吃到多大的苦头，他们的粮食存量很充足，在城墙里有几道清泉，可以供应取用不尽的饮水。马克西明的士兵却完全不是那回事，他们饱尝日晒雨淋、病疫流行和饥饿难挨之苦，眼见田园被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弥漫军中。当时所有的情报也都被切断，以为整个帝国都支持元老院，他们要在阿奎莱亚无法攻破的城墙下牺牲送死。暴君凶狠的脾气因攻城的困顿而经常发作，归咎于军队的怯懦。他那任性而为的残酷行为，现在非但无人畏惧，反而引起痛恨和报复。有一队禁卫军因妻儿留在阿尔巴军营中，这个军营就在罗马附近，他们担心家人会因元老院的判决而受到株连。于是马克西明为卫士所叛，连带他的儿子(共享皇帝的名号)和帮凶亚鲁利努斯统领，一同在中军大帐被杀(公元238年4月)。他的头被插在矛尖上使阿奎莱亚人相信围城已经结束，于是打开城门，慷慨的市集供应马克西明饥饿的军队。他们全军参加对元老院、罗马人民以及合法皇帝马克西穆斯和巴尔比努斯的效忠宣誓。这就是一个充满兽性的野蛮人必然的下场，一般公认他缺乏一个文明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操。但是他的躯体正好配得上他的心灵，身材超过8英尺，力量之强和食量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要是生在一个未开化的时代，诗歌和传说必然把他描述成恶魔一样的巨人，超自然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毁灭。
暴君灭亡，罗马世界的欢欣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据说消息在4天内从阿奎莱亚传到罗马，马克西穆斯的班师回朝等于是一场胜利游行。他的同僚和年轻的戈尔狄安出城迎接，3位皇帝并肩进入首都，意大利各城市的使者随行，用感激和丰盛的祭品来向他们致敬。他们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真诚的欢呼，使大家相信黄金时代必然随着黑铁时代来临。两位皇帝的作为亦不负众望，他们亲自主持法庭审判，一位的严厉与另一位的仁慈形成互补。马克西明加在遗产和继承的重税，即使未完全取消也获得减轻，并恢复对军纪的要求。在元老院劝说下，帝国的大臣制定了许多合理可行的法律，想要在军事独裁的废墟上恢复文官体制。马克西穆斯私下以很轻松的口气问道：“我们将罗马从恶魔的手里解救出来，希望能得到什么报酬？”巴尔比努斯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元老院、人民和所有人类的敬爱。”他那颇有见地的同僚说道：“哎呀!我怕军人会不高兴，还有就是他们的愤怒不满，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他的忧虑正好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
就在马克西穆斯准备保卫意大利、对抗公敌时，留在罗马的巴尔比努斯忙着处理内部的不和以及流血的场面。元老院笼罩着疑惧和猜忌的气氛，即使在集会的神殿，每位议员不是公开携带武器，就是将武器暗藏在衣服里。有次正在讨论议案时，有两位资深的禁卫军卫士，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恶意的动机，无礼地闯入元老院，顺着台阶直上胜利女神祭坛。执政官加利卡努斯和禁卫军议员梅西纳斯看见这种傲慢的行为不禁大怒，拔出剑来把两人当成间谍杀死在神坛下，然后跑到元老院门口，未经深思熟虑就鼓动群众去杀害禁卫军，说他们是暴君的支持者。有些禁卫军逃过群众的愤恨，跑进军营来寻求庇护，利用防卫优势抵挡群众不断的攻击，而且还获得大帮角斗士的帮助，这些人原来都是有钱贵族的财产。内战持续很多天，双方损失惨重，全市一片混乱。当给军营供应饮水的水管破裂时，禁卫军的处境就急转直下，逼迫他们做困兽之斗，冲进城市烧毁很多房屋，杀得街道上洒满居民的鲜血。巴尔比努斯皇帝企图调解罗马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所下的诏书没有发挥作用，休战协定也不可靠，敌对行为暂时停息一会儿，但很快再度爆发，且变得更为激烈。军人讨厌元老院和人民，轻视软弱的皇帝，认为他没有气魄也无权力来要求臣民服从。
暴君逝世以后，留下实力强大的军队，受到形势所逼别无选择，只好承认马克西穆斯的权威。他马不停蹄抵达阿奎莱亚前的军营，接受全军的效忠宣誓以后，就以充满感情的语气向他们发表演说。他并非谴责军队没有服从政府的命令，而是感叹这个混乱时代所造成的悲剧，特别向士兵提出保证，在他们过去的行为中，元老院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他们鄙弃暴君，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马克西穆斯以一大笔犒赏来加强规劝的效果，举行庄严的赎罪祭典来净化军营的戾气，随即解散军团，让他们回到各自的行省。正如他所盼望的那样，士兵表达出感激和服从的情绪。但是禁卫军的骄纵心理却无法消除，他们在那光荣的日子随着皇帝进入罗马，但是等到听见群众的欢呼声时，就露出阴郁失望的面容，因为他们自认是凯旋式的主角，而不只是伴随在旁的配角。当全体成员都进驻禁卫军大营以后，那些追随马克西明的卫队，还有留守罗马的人员，在暗地里相互埋怨而且感到忧虑，军队拥立的皇帝很可耻地遭到覆亡，元老院选出的人选高踞帝国的宝座。文官系统和军事集团的争权造成长久的不和，现在因这场战争而分出胜负，文官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军人必须学着服从元老院的新规定。不论文雅的议会表面上装得多仁慈，军队害怕元老院用整饬军纪和伸张正义作借口，进行缓慢而无情的报复行动。不过，命运仍然操持在自己手中，要是他们有勇气，就可以对缺乏实力的共和国虚张声势的威胁嗤之以鼻，很容易让世人知道，谁掌握武力谁就是这个国家把持实权的主人。
当初元老院推选两位皇帝，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应付内外各种危机，骨子里还是希望借着最高长官的分权，无从产生专制政体。此一策略果然奏效，但对皇帝和元老院极为不利，权力上的冲突因个性上的差异而爆发。马克西穆斯鄙视巴尔比努斯是专事奢华的贵族，反过来他的同僚也讥讽他不过是出身低贱的武夫。他们的不和大家心里有数，再也无法团结起来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来对付在禁卫军大营里面的共同敌人。就在全城参加卡皮托竞技比赛时，两位皇帝单独留在宫内(公元238年7月15日)，突然听到消息，说是有一队不怕死的凶徒快要来到，因为二人的寝宫相离甚远，相互不知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也就无法给予援助，在指责和争辩中浪费宝贵的时光，一直到禁卫军的士兵冲进来才结束徒然无益的争论。士兵们抓到“元老院的皇帝”，这是他们对皇帝恶意而藐视的称呼，接着就剥去皇帝的袍服，意气风发地把他们拖过罗马的街道，本想将这两个命运多舛的皇帝凌迟处死，又恐忠诚的日耳曼皇家卫队前来救援，于是很快结束他们的生命，留下浑身是伤的尸体，任凭群众给予怜悯或羞辱。
在短短几个月内，6位皇帝死于剑下，已接受恺撒头衔的戈尔狄安，是军方认为唯一适合补位为帝的人。他们将他带到营区，同声尊为奥古斯都和皇帝。他的名字让元老院和人民听来感到很亲切，幼小的年龄使得军队有很长时期能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罗马和行省都听从禁卫军的选择，不惜放弃自由和尊严，以避免共和国首都又重新发生内战。
因为戈尔狄安三世死时年仅19岁，他一生的历史我们知道得不多，有些记载了他受教育的状况，还有一些是大臣的施政作为。其中还包括了大臣如何滥用或是引导他的行为，这是单纯而无经验的年轻皇帝必然遭遇的状况。他登基以后，就落到他母亲身边的一群竖阉手里，这批东方来的蠹虫，自从埃拉伽巴卢斯临朝，就开始扰乱宫廷。因为这批小人狡诈的阴谋，在无知的皇帝和受苦的臣民之间，张起一道无法穿透的厚幕。秉性贤良的戈尔狄安受到蒙骗，帝国的官职公开卖给无能之辈，他竟浑然不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何种可喜的意外事件，使皇帝能够逃脱这批无耻奴隶的掌握，全权信任一位大臣，除了帝国的荣誉和人民的幸福，这位大臣那明智的建言无任何目的。
似乎是亲情和学识使米西特修斯得到戈尔狄安的重用(240 A.D.)，因为他是年轻皇帝的修辞学老师，而且皇帝又娶他的女儿为妻，就提升岳父出任首席大臣。两封相互来往极为感人的书信流传至今，大臣基于严正立场，恭贺戈尔狄安能够脱离暴虐的竖阉，特别提到要避开他们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皇帝也以和蔼惶恐的态度，承认过去的行为犯了很多错误，用非常惋惜的语气感叹朝臣不断尽力隐瞒事情真相，君主何其难为。
米西特修斯一生研究学问，并未服务军旅，但这位伟大人物多才多艺，当他出任禁卫军统领时，执行军事任务极为果敢而决断。波斯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242 A.D.)，威胁安条克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在岳父规劝下，离开罗马奢华的生活，亲自率军东征。这也是历史上记载最后一次打开雅努斯神殿的大门。等他带领一支大军抵达时，波斯人不得不将守备部队撤离占领的城市，从幼发拉底河退到底格里斯河。戈尔狄安以喜悦的心情向元老院宣布出师告捷，显露出适当的谦虚和感激，将功劳归于身为统领的岳父所表现出的才能和智慧上。在远征期间，米西特修斯注重军队的安全和纪律，军营维持正常而充分的供应，在所有边疆城市设置仓库，储存大量的醋、熏肉、草料和麦类，防止军士因积怨而产生暴动的危险。但戈尔狄安的大业，却随着米西特修斯的死亡而付诸东流。他死于痢疾，极可能是中毒而亡。菲利普接替担任统领(243 A.D.)，他是个阿拉伯人，早年以抢劫为业，能从卑贱的地位跃居帝国最高官职，证明他是位勇敢又有才干的领导者，但他的勇敢怂恿他觊觎帝座，他的才干并非用来服务君王而是图谋取而代之。他在军中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故意使得供应短缺激怒士兵，将造成的灾难归咎于皇帝的年轻和无能。若想要追查杀害戈尔狄安的阴谋，以及公开叛变的连续步骤，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邻近幼发拉底河和阿博拉斯河汇合之处，在皇帝被杀(公元244年3月)的地点建立了纪念墓碑。走运的菲利普被军队拥立为帝，元老院和行省立即表示赞同。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知名的作家，研究罗马帝国的军事政府，他的看法有的地方虽然天马行空，但是论点相当精辟，特此抄录如下：
3世纪的罗马帝国，充其量只是一个非正统的共和国而已。很像阿尔及尔的贵族政体，民兵拥有主权，可以对称为德伊的行政官员进行任免。军事政府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近于共和政体而不是君主政体。但也不是说，军人靠着抗命和叛变，才有资格参加政府。皇帝对军队所讲的话，就好像以前的执政官和护民官向人民所宣布的事项，难道不是属于同样的性质吗？尽管军队没有议会的形式和集会的地点，尽管他们的辩论很简短，行动很突然，决定也不是冷静考虑的结果，难道他们还不是一样用专制统治主宰共和国的命运吗？皇帝是什么？不过是军方为了私人利益，推选凶暴政府的代理人而已!
当军队拥立菲利普时，他正是戈尔狄安三世的禁卫军统领。戈尔狄安向军队要求让他成为唯一的皇帝，无法获得同意；戈尔狄安请求让他与菲利普均分权力，军队根本不听他的话；戈尔狄安同意贬到恺撒的位阶，这个善意被认为毫无必要；戈尔狄安希望至少能被任命为禁卫军统领，恳求仍遭到拒绝。最后，只有请军方饶他一命。军队在这审判的过程中，行使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孟德斯鸠曾引用这段有疑问的叙述。菲利普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愿让无辜的恩主幸免一死，直到他想起戈尔狄安遭受的冤屈必然在罗马世界激起同情，遂不顾皇帝的恳求哀号，下令剥去他的紫色袍服，立即处死。不久，这惨无人道的判决就得到了执行。
菲利普从东方回到罗马，急欲抹去犯罪的回忆，争取人民的好感，于是用最铺张壮观的方式来庆祝百年祭(公元248年4月21日)。自从奥古斯都恢复举办这以往的盛会以来，历经克劳狄、图密善和塞维鲁，这已经是第五次，从罗马奠基算起来是整整的1000年。百年祭的各种典礼活动，用深远庄严的敬意，借着妥善的安排以激发崇高的信仰心理。两次节庆之间相隔很久的时日，超过人一生的寿命，没有人曾经参加过两次，更无人敢吹这个牛皮。神秘的祭祀典礼在台伯河畔接连举行三个夜晚，战神广场到处歌舞升平，火炬灯笼彻夜通明，奴隶和外乡人不准参加国家大典。一个由出身贵族家庭、双亲健在的27位青年，以及同样数目的处女所组成的合唱团，祈求慈悲的神明保佑活着的人，为下一代带来希望，唱出宗教的诗歌，体验古老的神谕，使罗马人民能够保有他们的德行、幸福和帝国。菲利普的展示和娱乐之华丽壮观，使民众目眩神迷，虔诚的信徒全神贯注在宗教的仪式上，少数有见解的人，在他们焦急的心里，反复思索着帝国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
自从罗慕路斯带领一小撮牧羊人和亡命之徒，在台伯河附近占山为寨以来，10个世纪倏忽之间已成过去。最初4个世纪，罗马人胼手胝足获得了战争和施政的经验。他们严格运用这些规范，加以上天的垂爱，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击败四面的敌人，统治欧、亚、非许多专制王国。到最后的300年，则消耗在表面的繁荣和内部的腐化之中。罗马现在成了军人、行政官吏和立法者的国家，这些人来自罗马的35个部族，共同融会成人类的共同集团，里面混杂着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和省民，他们有罗马人的名字却没有罗马人的精神。一支佣兵，征自边疆的居民和蛮族，系唯一保持独立和滥用独立的人。在他们动乱不安的选择下，叙利亚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相继登上罗马的王座，被赋予统治西庇阿征服地区和西庇阿自己家乡的专制权力。
罗马帝国的疆域仍然是从大西洋到底格里斯河，从阿特拉斯山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从世俗的眼光看来，菲利普是一位比哈德良或奥古斯都拥有更大权力的君主。虽然罗马看上去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但令人精神昂扬的进取心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人民的积极性受到暴政的压迫而变得灰心丧志，军团的纪律在各种德行消失之后，独自支持起了国家的宏图大业，却因皇帝的野心而腐化，或因皇帝的懦弱而废弛。边疆地区实力衰弱，专恃防御工事，日积月累逐渐腐烂崩塌，大部分的行省成为蛮族逐鹿之场，不久他们便发现罗马帝国已步入没落之途。
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加入一些有趣的插曲，其中提到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的国内状况。他这样做，主要是让读者在历经这么多罪恶和灾难的场面后，能放松心情。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的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权势、元老院敕令甚至军营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要想弄清楚这些历史大事，就得对那些替汉尼拔和米特拉达梯报了一箭之仇的国家的特性、武力和意愿，事先做一些了解。
在远古时期，欧洲覆盖着浓密的森林，只有少数四处漂泊的野蛮人藏身其间。亚细亚的居民聚集成为人口众多的城市，受到幅员辽阔的帝国管辖，是工艺生产、奢华生活和极权专制的中心。亚述人统治着东方世界，直到尼努斯和塞米拉米斯的权杖从懦弱无能的继承人手中失去为止。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接着均分亚述人的权势，然而他们也被波斯人的王国吞并。这时波斯的武力已不限于亚细亚的狭小范围内，据说居鲁士的后裔薛西斯，统率200万人马侵入希腊。菲利普之子亚历山大受荣誉心驱使，要为希腊复仇雪耻，只用3万士兵就征服了波斯。塞琉古家族篡夺马其顿对东方的统治权，不久后又得而复失。大约在此时，他们签订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把托罗斯山西边的地方割让给罗马，接着被帕提亚人从上亚细亚的各行省驱走，这批游牧民族是西徐亚人的后代。帕提亚人的军队无可匹敌，从印度开始横扫至叙利亚边界，最后自食其果，被阿德夏尔或称阿尔达希尔所灭亡。新建立的萨珊王朝统治波斯，直到阿拉伯人入侵为止。这些巨大变革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力，罗马人不久后就有深刻的体验，这件事发生在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的第四年，也就是226年。
阿尔达希尔在军旅生涯获得极高的声望，也是帕提亚人最后一位国王阿尔塔班的部将。他建立了莫大的功勋，对王室形成威胁，因此遭到放逐的处分继而举兵叛变。他出身清寒，敌人对这一点横加污蔑，同样也使支持者大为赞赏。要是我们相信前者的毁谤，他就是一个制革匠妻子和一个士兵婚外情的结晶。而支持者认为他是古代波斯国王的旁系后裔，虽然时间和不幸的遭遇，使他的祖先逐渐沦落为庶民。身为皇室的胤嗣，他要维护自己统治国家的权力；而且波斯人从大流士逝世以后，500年来在高压下痛苦呻吟，他要将解救人民当作最高贵的任务来接受挑战。他在三次重大的战役中击败帕提亚人，阿尔塔班国王在最后一次会战中被杀，整个国家的士气从此一蹶不振。
阿尔达希尔的权力和地位，由在呼罗珊的巴尔奇召开大会，获得庄严的承认。阿萨息斯王室两个旁支帝系，混杂在投降的行省总督当中。第三支帝系只想到过去的权位，并没有考虑当前大势已去，因而带领众多的属下队伍，企图回到他们的亲戚亚美尼亚国王的领地。这支兵力不多的逃亡部队，全部被机警的征服者所截断，于是前任国王的双层冠冕和“万王之王”的头衔，全部被大胆的胜利者所享用。但是这些名声显赫的头衔，无法满足波斯人的虚荣，反而提醒他要善尽职责，激起万丈雄心，恢复居鲁士时代帝国和宗教的卓越成就。
波斯受到马其顿人和帕提亚人长期高压奴役，欧洲和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传入对方的宗教，但也败坏了彼此的信仰。阿萨息斯国王采用祅教祭司的宗教仪式，里面混杂着外地的偶像崇拜，使得教义受到玷污和羞辱。波斯古代先知和哲学家琐罗亚斯德在东方世界仍受到尊敬。但《阿维斯陀圣书》里陈腐而神秘的经文，竟引起70个宗派的争论。他们用各种方式解释宗教的基本原则，但都被一群不信神的人所嘲笑，这些人拒绝相信先知的天命和奇迹。虔诚的阿尔达希尔从国内各地召来祭司，成立大会做出决议，以镇压偶像崇拜者，驳斥不信神者，重新团结分立的宗派。
这些祭司长久以来，感叹于默默无闻和遭人轻视，于是极为高兴地接受了会议的邀请，在指定的日子里前来参加，人数竟有8万人。可想而知，在这样吵闹的大会上进行各项讨论，既无法接受权威的理性指导，也不可能反映政策的正面作用。波斯宗教会议经过连续运作，人数减少到4万人，接着是4000人、400人、40人，最后剩下7位祆教祭司。他们的学问和虔诚最受人尊敬，其中有一位年轻而地位崇高的修道院院长，名叫埃尔达维拉夫，从弟子手中接过三杯可令人沉睡的美酒，一饮而尽，顿时人事不知。等他睡醒后，就向国王和信徒述说天国的见闻，以及上帝与他亲切的谈话。这种超自然的显灵平息了所有的怀疑，琐罗亚斯德受崇信的条文，为权威所肯定而更为精确。
对这著名的宗教体系做一番简短的描述，会让人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不仅凸显波斯民族的特性，也说明不论是平时或战时，他们与罗马帝国都有好些重要事务需要处理。
祆教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在于“善”与“恶”两种对立的力量。东方哲学不智地企图将精神良知和身体罪恶的存在与仁慈造物主和世界统治者的位格相互调和归于一致。琐罗亚斯德的著作《时间之无限》所说的最初与开始之本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宇宙因此而存在”或“宇宙由此而存在”。必须承认这些无限的物质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并非赋予实体的自我意识，也不必拥有道德的完美性，随着无限时间进行随机或有意的运作，倒是与希腊人的混沌观念非常近似。宇宙有两个基本原则，万物从中源源而出永无止境。阿胡拉的“善”和阿里曼的“恶”各拥有创造力，展示出不变的性质和不同的目的，善的原则恒久被光明所吸收，恶的原则恒久被黑暗所埋葬。明智仁慈的阿胡拉赋予人类行善的能力，提供享受快乐的美好场所，光明护佑着世界，维持着星球转动、四季运行、风雨调和。但怨毒的阿里曼找阿胡拉的麻烦，换句话说，破坏他所发挥的和谐作用。自从黑暗闯入光明的天地，善和恶最微小的质点便纠缠在一起，相互发生影响，使得好树结下最毒的果子，用洪水、地震和大火来证明大自然的冲突，人类的小世界受到罪恶灾难的打击。正当其他人类被狰狞的阿里曼用锁链所俘获时，只有虔诚的波斯人崇拜他们的保护人阿胡拉，在光明的旗帜下作战，深信当末日来临他们必然会享有胜利的荣光。在那决战的时刻，至善的光明智慧使阿胡拉的力量，胜于对手的狂暴怨毒。阿里曼和他的追随者失去作战能力而被制服，沉入他们原本的黑暗中，光明的德行维持宇宙永恒的宁静与和谐。
琐罗亚斯德的神学理论，在外人看来固然奥秘晦涩，就是在数量庞大的门徒眼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观察家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波斯宗教崇拜的那种极富哲理的简明纯真，真是令人大为惊撼。希罗多德说道：
那个民族拒绝一切的庙宇、祭坛和神像。知道有些民族凭着想象以为神明源于人性，而且与人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就会嘲笑这些人何其愚蠢。他们在高山的山顶进行祭祀，崇拜仪式的关键在于圣歌和祈祷，向位于穹苍的最高主宰呈献他们的诉求。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多神论者基于他的真知，指责他们还不是一样地崇拜地、水、火、风、日和月。但是每个时代的波斯人，都否认这种污秽的说法，试图解释令人起疑的行为，并且尽可能加以掩饰。最基本的元素，尤其是称为密特拉的火、光和太阳，是他们崇拜尊敬的对象，因为他们将密特拉视为神明和造物最纯洁的象征，也是最高贵的赐予和具有无上权威的使者。
每一种宗教都对人心产生深远的影响，无须用任何理由就能虔诚地接受皈依，这样可以训练出信徒的服从心；经由谆谆教诲的道德责任来启发信徒的心灵，这样就能赢得信徒的敬畏感。琐罗亚斯德的宗教在这两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虔诚的波斯人在青春期，就被授予一条由个人保管得非常私密的腰带，这是神明保护的标记。从那时开始，人一生的行为无论巨细，都经由跪拜顶礼或高声喊叫的祈祷方式，向神明呈献至高的崇敬。在任何情况下，要是忽略这种非常特殊的祈祷，就是一项重大的罪恶，不亚于违反道德责任。像是正义、仁慈和慷慨这些道德责任，琐罗亚斯德的门徒也要尽力遵守。他们希望逃脱阿里曼的迫害，与阿胡拉生活在永恒的幸福之中，这种福分与德行和虔诚适成正比。
在很多著名的实例中，琐罗亚斯德不用先知身份，而以立法者的面目出现，对个人和公众的快乐生活，衷心表达出人道关怀，这极为难得，因过分迷信就会产生奴性。一般人认为斋戒和独身，可获得神明恩宠，他痛心疾首地加以谴责，认为拒绝上天给予的最大的恩赐就是犯罪行为。祆教的圣人也要结婚生子，一样要种植有用植物，扑灭有害动物，引水灌溉波斯干燥的土地，从事所有农业劳动，使自己免于挨饿。我们可从《阿维斯陀圣书》引用对我们有深刻启示且极富哲理的箴言：“全心全力播种耕作的人，所得到的救赎，比一万年不停的祈祷要来得多。”每年春天要举办节日庆典，表示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原来高高在上的波斯国王，要舍弃人间的荣华使自己更为伟大，与他的臣民不分贵贱，很自在地混杂在一起。农夫在那天允许与国王及总督同桌用餐，君主接受他们的请愿，垂询百姓疾苦，以最平等的话语和他们交谈。他常用这样的词句(听起来是官样文章，但至少是句实话)：“你们辛劳工作维持我们生存，我们也在提高警觉来保护大家安宁，基于相互需要，让我们像兄弟般和衷共济地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富庶而专制的帝国，如此的庆祝仪式，必然变成应付性质的戏剧化表演，对皇家的听众来说这只是一出喜剧，但有时也会对年轻储君的心灵产生示范作用。
若琐罗亚斯德所有的教条都能维持此高尚特质，他的地位将与努马和孔子平起平坐，所创立的宗教体系必然受到神学家甚至部分哲学家的掌声。但在那杂乱的作品里，有的充满理智和感情，有的基于宗教狂热和自私的动机，有些坚持高尚的真理有益人心，还有一些混合着卑劣而危险的迷信引起反感。祆教的祭司或称为圣袍阶级，数目之众多真是吓人，前面提到有8万人受召参加会议，他们的力量因纪律而加强。正规的教士组织散布在波斯所有的行省，驻锡巴尔奇的阿奇马格斯被尊为教会的领袖，以及琐罗亚斯德的合法继承人。祆教祭司的财产相当多，除在米底拥有引人非议的大片肥沃土地外，他们还向波斯人的财产和行业征收普通税。怀着利己之心的先知这样说道：
虽然你有好收益使得钱财超过树上的叶片、落下的雨滴、天上的星星或海岸的沙粒，但除非受到祭司的祝福，不然都对你不利。要想获得解救的指引，能够被祭司所接受，必须将全部所有的十分之一，诚心诚意地贡献出来，这里要包括你的物品、土地和金钱。要是祭司满意，你的灵魂便逃过地狱的折磨，在现世会获得赞美，到来世会永享幸福。祭司是宗教的导师，他们无所不知，要拯救全人类。
这些于己有利的教条，受到至高的崇敬和绝对的信仰，不容置疑，在年轻人纤细的心灵上留存深刻的印象。因为波斯的祆教祭司是教育的负责人，即使皇室的孩童都托付在他们的手中。祭司具有沉思默想的至高天分，深入钻研东方哲学的无上境界，以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技艺，获得精通某些神秘学说的声誉，这门学问即以祆教祭司(magi)而得名。有些祭司喜爱世俗的活动，参与宫廷和城市的工作。我们很容易看出来，阿尔达希尔的统治，很多方面受到圣袍阶级的顾问和指导，他们的政策抑或信仰的尊贵，在国王手中再现古代的荣光。
祆教祭司第一个建议，就是要遵从他们宗教的内向特性、古代诸王的作为，甚至是因不宽容的执着而成为宗教战争受难立法者的先例。所以阿尔达希尔才会颁发诏书，将除了琐罗亚斯德教义规定的项目外，所有的礼拜仪式都严厉禁止。帕提亚人的庙宇和君王神格化的雕像全部被推倒，亚里士多德的剑(这是东方人给希腊的多神教和哲学所取的名字)很轻易地被折断。宗教迫害的烈火很快烧到更固执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身上，当然也没放过自己民族与宗教中的异端。庄严的阿胡拉对敌手产生猜忌之心，阿尔达希尔也不容有叛徒存在，因此宗教迫害得到专制政权的支持，在幅员辽阔的帝国境内，异教徒减到8万人的微小数目。这种风气真是使琐罗亚斯德的教义蒙受羞耻，但是迫害的过程并没有产生任何内部的动乱，反而在宗教狂热的压力下，使波斯民众团结起来，巩固了新成立的帝国。
阿尔达希尔凭着英勇善战和指挥才能，从帕提亚古老的皇族手中夺走统治东方的权杖。他面临的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要在极为辽阔的波斯建立团结合作、上下一心的政府。
阿萨息斯懦弱纵容，让自己的儿子和弟兄以世袭的方式，占有重要的行省和王国主要的机构。18名最有权势的行省总督，又被称为维塔克梭，获准拥有王侯的头衔。丧失实权但仍然骄纵的君主，对保有管辖众多王侯的名义而感到心满意足，即使从势力范围内山区里的蛮族部落，到上亚细亚的希腊城市，都不承认也不服从更高的权威。帕提亚帝国真是虚有其名，所展现的统治方式，与欧洲通行的采邑制度毫无差别。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达希尔这位积极进取的胜利者，率领一支纪律严明的大军，亲自巡视波斯每一个行省，击败最顽强的反叛分子，攻占最坚固的防御工事，用武力展现恐怖的手段，为和平开设降服的道路。对于顽抗不从者，为首之人处死，追随者从宽处置，心悦诚服的归顺者就赏赐官位和财富。
高瞻远瞩的阿尔达希尔，除了他自己以外，不许再有人拥有国王的头衔，消除一切隔离帝座和人民的中间势力。他拥有的王国的面积和现代波斯几乎一样，四周是海洋与大河，像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亚拉克西斯河、阿姆河、印度河、波斯湾和里海，这些构成波斯天然的边界。在公元3世纪时，整个国家估计有554座城市，6万个村庄，约4000万人口。如果拿萨珊王朝和塞菲王朝的统治，以及祆教和伊斯兰教的政治势力做一比较，我们获得结论：阿尔达希尔的王国至少有同样多的城市、村庄和居民，但是不可否认，在每个时代，海岸没有优良的港口，内陆缺乏灌溉的水源，对波斯人的商业和农业都极为不利。但是他们认为，仅凭着人口的数目就值得夸耀。
阿尔达希尔以雄心壮志击破地方诸侯的抗拒，然后开始威胁邻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他的前任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时，曾经肆意侮辱过波斯。他很轻易地战胜粗野的西徐亚人和软弱的印度人，但是罗马人则不然，从前曾侵犯过波斯而且现在仍旧保持强大的势力，对这个敌人必须大动干戈，全力以赴。图拉真的胜利为罗马赢得了40年的平静时光，这是英勇作为和稳健政策的成果。从马可继位到亚历山大临朝这段期间，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曾经发生两次战争，虽然阿萨息斯动用举国之力，与罗马的局部武力相抗争，但是一般说来还是后者较占优势。马克里努斯受到王位不稳和生性懦弱的影响，花费200万英镑买到和平，但是马可的部将、塞维鲁皇帝及其子，在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建立了许多胜利纪念碑。他们的战功很不巧被内部的变革所影响，以致无法将之完整叙述。我们只要看到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个大城不断受到刀兵之灾，就可略知一二。
塞琉西亚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在古代巴比伦的北方距离大约45英里，是马其顿征服上亚细亚的首府。亚历山大帝国覆灭很多年后，塞琉西亚仍旧保持着希腊殖民地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生活、军事武德和爱好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由300名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所统治，人民当中包括60万公民，城池坚固，只要国内各阶层和谐相处，就不将帕提亚人的实力放在眼里。但是各派系疯狂的倾轧，逼得请求共同的敌人给予危险的援助，而这个敌人已经虎视眈眈站在殖民地门口。帕提亚的君王就像统治印度的蒙兀儿大君，喜欢过西徐亚祖先的游牧生活，皇家的营地经常搭盖在底格里斯河西岸，距离塞琉西亚只有3英里的泰西封平原上。宫廷的奢侈豪华和专制独裁，聚集着形形色色数不清的随伴事物，泰西封这个小村落立即膨胀成为一个大城市。
马可在位时，罗马将领深入泰西封和塞琉西亚(165 A.D.)，受到希腊殖民地友好的接待，拿出灭此朝食的精神攻击帕提亚国王的居留地，但这两座城市最后却走向了相同的命运。塞琉西亚遭到烧杀掳掠，30万居民遭屠杀，玷辱罗马胜利的荣誉。塞琉西亚与强敌为邻而耗尽国力，惨遭致命的打击，沉沦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泰西封经过33年的休养生息，完全恢复力量，能够顽强对抗塞维鲁皇帝的围攻(198 A.D.)，但最后城池被攻破，亲自镇守的国王仓促逃走，1万名俘虏和丰富的战利品，用来奖赏罗马士兵的辛劳。虽然经历这样多的灾难，泰西封依然是继巴比伦和塞琉西亚以后，东方世界最大的首都之一。波斯君王夏天在埃克巴塔纳享受米地亚山区的凉爽微风；泰西封气候温和，成为他冬天行宫的所在地。
罗马人从这些成功的入侵行动中，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永久利益，中间有一大块沙漠与帝国的行省隔绝，所以他们不愿保有这样遥远的领地。征服奥斯若恩王国的行动，虽然并不很光明磊落，但是却有实质上的好处。这个小国拥有美索不达米亚以北、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良田沃野，首府埃德萨位于远离幼发拉底河20英里的地方，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居民是希腊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混合种族。实力衰弱的奥斯若恩国君，处在两大敌对帝国之间，基于地缘的关系倒向帕提亚人这边﹔但是罗马的优势力量一至，逼得他们只有勉强顺从，这点可以从他们的徽章上看得出来。马可在位时结束了与帕提亚的战争，为了巩固并不稳固的忠诚，认为有必要加强实质上的控制，于是在很多地点建构堡垒，一支罗马守备部队驻守尼西比斯这个坚固的城镇。康茂德死后，罗马陷入混乱，奥斯若恩的国王企图解脱束缚。塞维鲁的强硬政策迫使他们顺从，卡拉卡拉的背信使征服工作很容易完成。最后一任国王阿布加鲁斯被链条绑住送往罗马(216 A.D.)，他的领土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首府列入殖民区的位阶。帕提亚王国衰亡前10年左右，罗马越过幼发拉底河获得稳固而永久的基地。
如果从谨慎和荣誉出发，阿尔达希尔进行战争，都应该是以获得便于防守的边疆之地为目的。但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波斯君王，誓言要完成范围更广泛的讨伐计划，认为不管是从理性或者实力方面来评估，他的军队都足以支撑他那伟大的抱负(230 A.D.)。他拿居鲁士的成功作为先例：他第一个征服了亚细亚全境，而这块地方后来一直处于他继任者的占领之下，领地一直延伸到普罗蓬提斯和爱琴海；卡里亚和爱奥尼亚均成为帝国的行省，受到波斯总督统治；从埃及一直到埃塞俄比亚边境，也都承认他的权威。在这些地方，波斯人的统治权因长期被他国篡夺而暂时失去，却并未被摧毁，一旦他戴上波斯的冠冕，等于继承居鲁士的衣钵和神武；高居此位，最重大之责即是恢复帝国过去的疆界和光荣。“万王之王”(使者用这傲慢的尊称告诉亚历山大皇帝)命令罗马人立刻离开他祖先的行省，并要将亚细亚让给波斯人，罗马皇帝应以不受干扰而能获得欧洲为满足。这侮慢的命令由400名高大又英俊的波斯人递送，他们骑着健壮骏马，装配精良武器，穿着华丽服饰，显示出他们的主人是何等的高傲伟大。这样的使节并非谈判而是宣战，亚历山大·塞维鲁和阿尔达希尔集结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兵力，御驾亲征指挥军队，要在这重要战役一决胜负。
要是我们相信记录的可靠，那么根据现存的皇帝对元老院的咨文，就得承认亚历山大·塞维鲁对波斯人的胜利(233 A.D.)，绝不亚于腓力之子，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所获得的荣耀。伟大国王率领军队，包括12万名全套精钢甲胄的骑兵，700只战象背上的塔台载满弓箭手，1800辆装上镰刀的战车。这样庞大的实力，在东方历史上可谓前所未见，就是传奇小说也无法想象，却在一场战役中被击溃，这充分证明罗马的亚历山大是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军人，也是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统帅。波斯那位伟大的国王丧失勇气逃走，丰富的战利品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这场重大胜利的直接成果。像这种矫揉造作的叙述，用来伪造极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很明显是爱慕虚荣的皇帝所授意，再经过不知羞耻、满身奴味的谄媚者加以修饰，由远在后方只知奉承的元老院全盘接受。
我们无法相信，亚历山大的武力对波斯有任何有利之处，只会怀疑所有这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炫人眼目的荣誉，只是要掩饰实际存在的羞辱。
这些怀疑被当代一位历史学家证实，他撰写的专论里，提及亚历山大的德行时非常尊敬，但也坦白指出他的错误。他称亚历山大用来指导战争的全盘计划确实考虑周详，罗马军队分三路同时入侵波斯，但作战行动未获得预期成效。第一路入侵部队行进到巴比伦的沼泽平原，抵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用人力开凿的河口，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受到大批弓弩手箭如雨下的攻击而被歼灭。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是罗马的盟友，波斯骑兵在广大的山区无法发挥作用，使得罗马第二路远征军能安全进入米底的腹地。这支勇敢的部队蹂躏附近行省，几次对抗阿尔达希尔的行动均获得成功，总算给好胜的皇帝争回一点面子。但获胜的部队在退却时，没有做妥善安排，也可说是命运不济，再度通过山区时，因路况太差加上冬季严寒，大部分士兵丧生。
最初的计划是，在这两支分遣部队深入波斯领土的另外一端时，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主力，侵入王国的中部来支援他们的攻击。毫无经验的年轻皇帝受到他母亲建议的影响，或者是因为自己害怕，置最勇敢的军队于不顾，也放弃胜利的大好美景，整个夏天在美索不达米亚按兵不动，毫无作为之下任凭师老兵疲，然后才率领残破的部队退回安条克。反观阿尔达希尔的处置则不然，他迅速奔驰于米底山区和幼发拉底河沼泽之间，都是亲身在场抵抗入侵的敌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将大无畏的精神发挥到极限。但是在与罗马久经战阵的军团做了几次缠斗到底的殊死战之后，波斯国王也丧失了他的精锐选锋，甚至就是获得胜利，也严重削弱了他的实力——当亚历山大退出波斯，以及随着那位皇帝死后发生混乱的大好时机，他却无法一展雄风大显身手。他原来的愿望也完全落空，不仅没有将罗马人赶出亚细亚大陆，发现自己连区区的美索不达米亚行省都无法从他们的手里夺走。
阿尔达希尔的统治从帕提亚灭亡算起(240 A.D.)，只维持了14年，这在东方历史甚至在罗马史上，都是值得纪念的年代。他长得一表人才，相貌威严，性格豪勇，天生就是继承帝国的国王，也是征服四邻的英主。他编纂的法典直到波斯帝国的后期，仍旧被尊为文治和宗教政策的基础。他有许多逸事一直留传至今，他对政府制度有独到的见解。阿尔达希尔说道：“国王的权威必须由武力保护，武力得由税金维持，所有的税金由各项农业负担。农业除非有公正法律和稳健政策保障，否则无法绵延繁殖、生生不息。”阿尔达希尔将创立的帝国及对抗罗马人的雄心壮志，遗留给沙普尔继承。后者的性格和作风都酷似其父亲，但他的野心太大，让两国卷入毁灭性的长期战争，蒙受难以恢复的灾祸。
波斯人悠久的文明，极易让人被侵蚀和腐化，无论在心灵和肉体上，都缺乏英武好战的独立人格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所以才让北方蛮族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人。战争技术能使希腊和罗马最大程度地发挥武力，就是当前的欧洲仍然如此，但在东方则毫无进展，如何用纪律来约束混乱的群众，波斯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样他们也不熟悉工事构筑、围攻作战和正常防御。他们依靠勇气而非纪律，但是最主要的凭借还是兵员的数量，步兵的组成部分是半武装毫无进取心的农民群众，受到可以抢劫的诱惑而仓促编成，一场胜利就会星散，反之，失败亦然。君王和贵族将后宫的骄纵和奢华带进军营，作战行动受到一大群无用的妇女、宦官、马匹和骆驼阻碍。即使在即将获得成功的战役中，波斯军队也会为突如其来的饥馑所分裂或摧毁。
不过，虽然波斯贵族基于奢华和专制，仍保持着个人英勇和民族荣誉的强烈意识。7岁起就接受忠贞、射箭和骑术教育，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相当精通射箭和骑术。最优秀的青年在国王的照顾下接受教育，在宫殿里锻炼技艺，在冗长而辛劳的行猎中，铸造出坚忍和服从的习性。各行省的总督都开办军事学校，波斯贵族如果在战争时愿意服役，就可接受国王赐予的土地和府邸(基于封邑制度所养成之观念)，听到召集就全副武装骑上骏马，带着衣着华丽的随从和大量卫士，他们都是精选自最强壮的奴隶和最勇敢的亚细亚猎人。波斯的轻骑兵和重装骑兵，猛烈的冲锋和迅速的行动，像天际的乌云威胁逐渐衰落的罗马帝国东方各省。
波斯的政府和宗教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密切关系，我曾提及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这些部族带着武器马匹、牛只羊群和妻儿家人，在里海到维斯杜拉河之间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放牧漂移，整个地区从波斯边界直达日耳曼人的疆域。但是好战成性的日耳曼人，开始只是抵抗，接着发展为侵略，最后终于颠覆西罗马帝国。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欧洲国家的家务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更要重视和关切。近代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从日耳曼的森林中崛起，在那些蛮族简陋粗糙的制度中，仍可辨识出当代法律和习俗的基本原则。塔西佗这位历史学家，最早运用哲学的思维理则来研究史实，以独到的眼光和生花的妙笔，描绘出日耳曼人那种单纯朴素和自在无羁的原始状况。他的叙述简辟精到，不禁使当时的文人雅士爱不释手，也让现代的历史学家愿意深入研究。这个题材包罗万象，意义深长，已经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不仅着力甚大而且极其成功，读者对问题的了解变得更为熟悉，作者要想有所创见也就日益困难。因此我们要尽心全力探讨，反复思考某些天候、习俗和制度上的重要环节，就是这些因素，致使粗野的日耳曼蛮族得以成为罗马强权的劲敌。
古代日耳曼延伸的区域极其广大，虽然不包括以莱茵河为边界、臣服于罗马的西部各省，占有之面积仍然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几乎涵盖现在的日耳曼、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利沃尼亚和普鲁士的全部，以及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广大的区域居住着一支由各个部落组成的庞大民族，从容貌、习俗和语言上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来源，显著的类似特征被一直保存下来。古代的日耳曼在西面以莱茵河与帝国的高卢行省相邻﹔南面以多瑙河与伊利里亚行省分界，起于多瑙河的一列山岭叫喀尔巴阡山脉，成为达契亚，或称匈牙利对抗日耳曼的屏障﹔东边与萨尔马提亚人处于相互防备的状况下，疆界的划分并不明显，这两个民族常因部落之间攻守联盟而纠缠不清；至于遥远而未知的北方，古代人依稀感觉到，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群岛之外，还有一个冰冻的海洋。
有些学识丰富的学者认为，以前的欧洲比现在要冷，古代日耳曼对天候的描述有助于证实他们的理论。一般对厚重浓雾和漫漫长冬的怨言，可能较少受到关注，因为我们没有方法定出精确的温度标准，去衡量那些生长在希腊或亚细亚温暖地区的抱怨者的感觉或说法，但我必须指出两种比较不含糊的特定状况：
其一，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屏障罗马行省的两条大河，经常在冰冻之后能够承载很大的重量。蛮族选择最寒冷的季节入侵，在宽广而坚实的冰桥上，运送数量庞大的军队和骑兵，以及笨重的运输纵列，不至于有任何困难和危险。当前这个时代倒是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其二，驯鹿这种用途广泛的动物经得住严寒，也唯有在这种气候才能生存，是北方蛮族荒寂生活最大的保障。有人发现它生长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岩石地区，此地离北极在十度之内。这些动物喜爱拉普兰和西伯利亚的雪地，无法在波罗的海以南地区生存，更谈不上饲养繁殖。但是在恺撒的时代，黑希尼亚森林遮盖着日耳曼和波兰大部分区域，驯鹿、麋鹿和野牛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动物。近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导致寒冷的天候减少的原因。广大的森林被逐渐砍伐，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排放沼泽的积水使可耕种的土地增加，空气也更为温和。今天的加拿大就是古代日耳曼的缩影，虽然纬度与法国和英国气候最好的行省相当，但是冬季的酷寒实在令人无法消受，到处都有驯鹿生长，遍地覆盖又深又厚的积雪。在塞恩河和泰晤士河见不到冰雪的季节，圣劳伦斯河这条巨大的河流却已完全冻结。
古代日耳曼气候对土著身心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了解清楚，也容易夸大其词。很多学者对此有共同看法，却谈不上有确切证据，就认为北方酷寒对增长寿命和促进生殖都有好处，北方的妇女比起温带环境的妇女更为多产，人种繁殖会加速。我们也可断言，日耳曼寒彻心肺的空气，使得土著的四肢强壮、肌肉发达，身材也比南方人高大，适合担任发挥力量而非运用耐心的工作。他们因身体机能的强大而更加活跃，这也是天候使神经和心智受到磨炼的结果。冬季战争的严酷环境，会使罗马军队士气低落，但早已适应北方艰苦环境的青年丝毫不受影响；反过来说，他们也无法适应夏季的炎热，在意大利阳光照射下，容易因生病和疲倦而衰弱不堪。
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会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会成为历史对这些居民的固有认识。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地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和鞑靼人一样，都宣称雅弗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17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带到大地之上。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最富创见，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他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他认为希腊人是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学认识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作不完美的摹本。
只是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8人增加到2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涌向欧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却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推翻了，而且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从而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而后者扎根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学科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谈到这些技艺，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2300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90个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念，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时，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和牲口。
但是塔西佗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辛勤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他们的牢笼而非安全的场所。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兽皮制成的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为他们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他们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而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和萨克森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也一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但从他们手中的这些武器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会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作价值相等的物品。
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发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预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国家中，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残疾、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
但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不爱工作，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欢愉，能契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沉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为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却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
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得到赠予美酒的承诺才参战。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
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
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
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而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大多数参与人员的决议。日耳曼的部落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时被引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被很庄严地授予矛和盾，成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会议议题包括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会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审慎地思考，然后用言语说服参加会议的人，而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时，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会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的不满。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用矛敲击着盾，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心志不坚的群众被不合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
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联合政府会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从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可看出日耳曼习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点。诸侯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操持着土地财产的绝对权力，同时根据一种划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但是他却没有处死、监禁甚至殴打公民的权力。一个民族如此保护人身的权利，而不重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他的人民完全无视于勤奋的工作和技艺的学习，但是会受到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启发和激励。
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诸自己身上的责任，士兵以藐视的态度抗拒行政官员的权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中提到：
出身高贵的青年若没有列入著名领袖的忠诚战友名单中，去奉献他们的武力和服务，就会感到惭愧。这些忠诚伙伴之间进行着高贵的竞争，以便受到领袖的尊重，而获得更高地位。领袖之间的竞争，在于获得多少英勇的战友。永远被一群精选的青年所围绕，就是领袖的骄傲和力量，在和平时这些人是他的装饰，在战争时这些人是他的保障。这些英雄的荣誉会散播开来，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礼物与使者被送来恳求得到他们的友谊，他们使用武力带来声望，保证所赞助的党派获得胜利。领袖的骁勇善战若在危险的时刻被其战友超越，他会感到极不光彩；从战友的立场来说，若无法与领袖同样的骁勇善战，更是个人最大的耻辱。领袖在战场上被击倒而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护领袖的个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勋当战利品来装饰他的荣誉，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领袖为胜利而战，战友为领袖而战。最高贵的战士，即使本乡本土太平无事，也要赶赴遥远的战场，保持人多势众的队伍，去践行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冒险犯难来赢得声名。战友向慷慨的领袖要求奖赏，只有久历战阵的骏马，沾满血迹和赢得胜利的枪矛，才是合乎战士身份的礼物。领袖要表现自己的好客，在简单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这些英勇的战友。唯有战争、掠夺、友情，才能保证他们的予取予求。
当然，这种制度偶尔会使共和政体积弱不振，但整体而言，却能激发日耳曼人在性格上的活力，使这些野蛮人易受影响的德行日趋成熟，以至于信仰和英勇、好客和礼节，在接着而来的骑士时代受到世人的瞩目。据一位才高八斗的学者宣称，领袖将最早期的采邑作为赠予勇敢战友的最光荣的礼物，等到征服罗马的行省以后，则以一种带着类似效忠职责与军事服务的方式，将获得的土地加以分配，因而产生了很多蛮族的地主。这种状况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则相抵触，他们喜欢互赠礼物，但不会形成双方义务关系的负担。
“在骑士时代，更恰当地说是浪漫时代，所有男人都很勇敢，妇女都很贞洁。”贞洁是比勇敢更难保持的德行，这一切只能靠古代日耳曼的妇女实现。一夫多妻制除了诸侯之间，一般并不常见，目的在于巩固联盟关系。习俗而非法律禁止离婚，将通奸视为无法赦免的罪行来加以惩处，基于先例和风气，诱拐妇女也被视为不正当行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塔西佗很坦率地拿蛮族的美德懿行和罗马女士的淫荡败德来做比较。严格说来，日耳曼人的婚姻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一种忠诚和贞洁的风气。
文明的进步可以缓和人性的凶恶性格，但是对贞洁这种德行产生不了正面作用，因为引起不贞的原因在于心灵的软弱。要是一味在两性的交往上琢磨，就会让优雅的生活开始腐化，爱情的欲念转变为难以控制的热情，就会产生危险，要是被蒙蔽的话后果更为严重。优雅的服饰、动作和姿态，增加美丽的诱惑力，经由想象力，更加重了感官的刺激。奢华的欢娱、午夜的拥舞和淫乱的景象诱惑女性，增加了红杏出墙的机会。要是拿这种危险的环境做个比较，蛮族未施脂粉的妇女，因贫穷、孤独，以及需要辛苦照顾家庭生活，在贞节方面更为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敞开一无遮蔽，对于配偶的忠诚，却比波斯后宫的高墙、门闩和太监更为安全。除了这些理由，还要基于荣誉的天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任对待妇女，每逢重大情况必与她们商量，欣然承认在她们的心胸之中存在着比男子更高的尊荣和智慧。
日耳曼的女性中有些解读命运的人，像是巴塔维亚战争的维利达，以神的名义统治着日耳曼最凶狠的国家。其他的女性虽然没有被当成女神来崇拜，却被尊为与士兵完全平等的战友。她们从结婚典礼开始，一生都与丈夫安危与共、荣辱同当。在日耳曼人大举入寇时，蛮族营地充斥着成群的妇女，无论是听到刀兵相接的声音，看见各种杀戮毁灭的场面，甚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受到重伤或死亡，她们仍然镇定如昔，毫无畏惧之心。过去发生很多次这样的状况，日耳曼的军队已经丧失作战的勇气，因为妇女宁死也不愿当奴隶，所以又被赶回去拼命到底。要是大势已去，她们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和儿女做一了断，以免受到胜利者的侮辱。这样的女强人真是令人钦佩，但说实在话，她们既不可爱也让人无法感受到爱，要与男人一比高下，就得抛弃迷人的诱惑力，那就是女性的娇弱和温柔。日耳曼女人发自内心的骄傲，教导她们要压制各种柔情，以争取荣誉。女人的最高荣誉就是贞操，这些精神昂扬的女性的情操和品行，可以视为民族特性的成因、结果和证据。女性的勇气，不论是由狂热所激发还是习惯所确立，在隐约之间对男性并不完美的模仿，表现出那个时代和民族的特色。
日耳曼人的宗教制度(要是蛮族的狂野想法能配得上这种称呼的话)基于他们的需要、畏惧和无知，崇拜自然界庞大的物体和他们象征的代表，像是太阳和月亮、烈火和大地，还有那些想象中的神祇，各据有重要的职位来管辖着人类。他们相信经由某种不可思议的占卜，可以了解上天的意愿，而拿人来做牺牲，是祭坛最珍贵也是最乐意接受的祭品。神的子民持有高贵的观念，就能赢得神的赞许。他们既不将神局限在庙宇的墙内，也不用人像来表示神的形体。我们知道日耳曼人不善于建筑，同时也完全不懂雕刻的艺术。我们不必对说出真正的理由而有所顾忌，他们对宗教的表达与其说是基于理智的考量，毋宁说是欠缺创造的才能。日耳曼人用黑黝而古老的树丛当作庙宇，受到后代子孙奉若神明的尊敬，秘密幽暗的处所隐藏着想象中的神明力量，没有设定明显使人敬畏和崇拜的目标，却在心田深处烙上宗教的恐惧意识。那些举止粗俗而又目不识丁的教士，根据经验运用各种手段，尽量要把这种印象和做法保持下去，以符合他们的利益。
基于同样的无知，这些蛮族并不知道和信奉法律的有效限制，竟然赤裸裸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暴露在迷信的盲目恐惧之中。日耳曼的教士利用同胞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在与俗世有关的事务上，拥有官吏所不敢行使的权限。傲慢的战士忍耐服从着鞭打的惩戒，这权力并非来源于人类，而是战争之神的命令。教会当局经常干涉内政的缺失，在民众召开的会议场合维持秩序，有时会对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事务表示更大的关切。近来在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较为偏远的地方，经常举办庄严神圣的游行。大地女神那不为人知的象征物，置放在母牛拉曳的大车上，四周用布幔覆盖，女神的停居地是吕根岛，用这种方式巡视邻近部落的信徒。在她出巡这段期间，战争暂时休兵，争吵沉寂下来，武器弃置一旁，心浮气躁的日耳曼人有机会享受平静与和谐的祝福。11世纪的神职人员经常挂在口边的话，就是“奉神之名，停止打斗”，这很明显地引用自这个古老的习俗，这句话常用来呼吁双方休战，但是收效不大。
宗教所产生的影响力，只会强烈激起日耳曼人凶狠的情绪，没有办法产生安抚的效果。宗教在尘世的代理人基于既得利益和信仰狂热，以遵奉上天的旨意为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而且满怀成功的信心。神圣的旗帜长久以来在陷入迷信的队伍中受到尊敬，被置放在战场的前方，同仇敌忾的军队发出可怕的誓言，要把对方献祭给战神和雷神。在士兵 (这就是日耳曼人) 的信念当中，怯懦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勇敢的男子汉会受到好战神明的垂爱﹔抛弃盾牌的卑鄙角色，会被他的同胞赶出宗教集会和内部会议。有些北方的部落相信转世的说法，也有人相信战死后会进入一个可以痛饮美酒永生不朽的天堂。但是大家都同意，献身军旅和光荣战死，无论是今生和来世，都是对未来的幸福做了最好的准备。
教士给予永世不朽这种空洞的承诺，吟游诗人也会强调各种英勇的行为，这种社会等级很特别的人物，对于要想研究古代的凯尔特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日耳曼人的某些学者专家而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象。吟游诗人的天才和性格，以及对自身职责的重要性所抱持的尊敬心理，已经有充分的例证，但是我们无法想象或是表达出他们在听众心中激起的对战事和荣耀的热情。在一个光芒四射的民族当中，对诗的品味与其说是心灵的感受，还不如将之看成幻想的欢愉。然而，当我们闲暇无事时用阅读来消遣，身临其境般感受荷马和塔索所描述的战场，在不知不觉中为虚构的情景所吸引，感受到一种战斗气氛的蓬勃生机。但是在心平气和下进行孤独的深思，这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多么的微弱!又是何等的冷漠!吟游诗人在上战场时，或者在胜利的宴会，歌颂古代英雄的光荣事迹。古代英雄的后裔就是好战部落的族长，神情激昂地倾听朴实无华而充满生气的音韵，对战事和危险的展望提升了军歌的效果，而军歌激发起热情，渴求名声和不惜一死，就是日耳曼心灵不变的期盼。
以上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们生活地的气候，他们的缺乏学识、技艺和法律，他们的荣誉感、侠义心和宗教观以及那自由意识、崇尚武力和渴望冒险进取的精神，全都有助于形成一个产生军事英雄的民族。然而我们发现，从瓦鲁斯战败到德西乌斯临朝，250多年来，这些可怕的蛮族对于帝国萎靡颓废和奴隶充斥的行省，很少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也没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扩张受到缺乏武器和纪律的阻碍，而其对罗马的愤怒也因古代日耳曼内部的纷争而转移。
其一，一个民族控制了铁以后不久就可以控制黄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日耳曼粗野的部落，同时缺乏这两样有价值的金属，只有独自慢慢去寻找，获得一种接着就可以得到第二种。从外表就能看出日耳曼军队缺乏铁，他们很少使用刀剑和长枪，他们的弗拉迈(这是日耳曼的名字)是顶部装着锐利而狭小铁尖的长矛，需要时可以从远处投掷，也用来做近身战斗时的冲刺。他们的骑兵带着这种矛和一个盾，就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增加步兵的战力，他们选择散开队形，尽力投射标枪。他们所谓的军装是一件宽大的披风，木头盾牌和柳条盾牌上仅有的装饰就是一片混杂的颜色。少数族长因穿着胸甲而显得与众不同，很少人有戴头盔的习惯。虽然日耳曼人的马匹外形不美观，速度也不够迅捷，没有受过罗马的马术训练，但有几个国家却以骑兵赢得很高的声誉。大体来说，日耳曼军队的主力是步兵，按照部落和家族的次序，排成几列纵队。这些半武装的战士，无法忍受疲累与等待，总以狂嗥的叫嚣和混乱的队列冲向战场，有时会发挥天生的勇气，战胜虚有其表的罗马佣兵。蛮族只知倾全力发起第一击，但是不知道整顿部队再战或是退却以保持实力。他们认为被击退就是战败，战败的结果通常是全军覆灭。
罗马军人拥有全副盔甲，除此之外，他们的纪律、训练、阵式、设防的营地和各种投射机具无不齐全完备。面对这样的罗马军队，蛮族竟敢凭着血气之勇，在战场上迎战由军团构成的主力，真是令人感到惊讶无比。何况罗马军队还有协防军所属的各种部队来支援他们的作战。这种竞争实在太不公平，到了后来，罗马军队被奢靡和怠惰的习性销蚀了精力，被抗命和叛乱的风气败坏了纪律。等到把蛮族组成的协防军带进罗马的军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举措，因为这样就教会了日耳曼人运用战术和战法。虽然在开始时所使用的协防军数量不大而且有严密的防备，但是从西维利斯的案例来看，罗马人相信这种危险是货真价实的。在尼禄死后的内战期间，这位智勇双全的巴塔维亚人，拟订了一个极具野心又极有创意的计划，所以他的敌人才拿他来跟汉尼拔和塞多留做比较。8个巴塔维亚步兵支队，在不列颠和意大利战争时名声大噪，这时就投靠在他的旗帜之下。西维利斯遂领着这支日耳曼军队进入高卢，说服特雷武和朗格勒等有实力的城市支持他的理想目标，使他能够击败罗马军团，摧毁设防的营地。他使用在罗马军队服役时所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对抗罗马人，最后经过一场顽强的斗争，屈服在帝国的势力之下。西维利斯以光荣的条约保全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巴塔维亚人仍旧据有莱茵河口的海岛，是罗马君王的盟友而不是仆人。
其二，古代日耳曼要是能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必然非常巨大。地域广阔的国家可能有100万战士，全部都是适龄的壮丁，可以立即发挥作用。但是这批凶狠的群众，经常被各种怀有敌意的企图所刺激，无法协调合作，完成有利于整个民族的伟大计划。日耳曼分裂成四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在每个国家当中，也经常有几个部落联合起来，不仅组织松散，而且容易造成危险。蛮族很容易被激怒和煽动，他们不会原谅别人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更不要提公然的侮辱，引起他们的愤怒就会流血，而且记仇不愿和解。打猎和饮酒的乱哄哄宴会上，经常发生的偶发性争吵，就足够在整个民族之间产生心结。任何重要的族长所领有的私人采邑，都可以将这种不满在他的追随者和盟友之间播散开来。对无理取闹的报复，抢劫不设防的地方，都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日耳曼是最令人感到畏惧的国家，用杳无人烟和保持原状的广阔边疆，来环绕自己的领土。邻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证明他们感到武力的恐怖，用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保护自己的国家免于突然受到侵略的危险。塔西佗曾说过：
布鲁克特里族遭到邻近部落的绝灭，这些部落也许是被这一种族的傲慢所刺激，也许是被所能获得的战利品所引诱，也许是受到了帝国神灵的启示。最终有6万多蛮族被杀，虽然并非罗马人所为，却为我们提供了能在竞技场上观赏的娱乐活动。罗马人现在已经到达繁荣的巅峰，除了要这些蛮族之间不和以外，对命运已别无所求，但愿罗马的敌国彼此永远保持势不两立的仇恨心理。
塔西佗的这种想法，完全基于爱国心，但不见得合乎人道，也表示出他的同胞所秉持的政策原则。罗马帝国认为最安全的权宜措施，不是与蛮族作战，而是让他们分裂，因为就是击败对方也得不到利益和荣誉。罗马人借着金钱和谈判，暗中进入日耳曼的心脏地区，对于靠近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国家，在不丧失尊严的状况下，尽量运用各种诱惑的手段来加以安抚，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用的朋友，而不是带来麻烦的敌人。最有名望和势力的族长，像是受到奉承可以满足虚荣心一般，接纳微不足道的礼物，这些礼物被他们当作高贵的标记和奢华的器具。在内部发生纷争时，势力较弱的派系企图与边疆行省的总督取得秘密的联系，好维护本身的利益。日耳曼人之间每一件争执，都是罗马人的阴谋煽动所致，而且任何有利公众和团结的计划，都被个人的猜忌和利益形成的强烈偏见所摧毁。
马可·安东尼在位时，从莱茵河河口一直到多瑙河的所有日耳曼国家发起合谋，甚至包括萨尔马提亚人在内，这件事吓坏了罗马人。我们并不清楚像这样一个仓促组成的联盟，究竟是基于需要，还是理智或感情上的产物。但可以很确切地说，蛮族并不是因为罗马皇帝的怠惰而受到引诱，也没有被罗马皇帝的野心所激怒。马可面临危险的进犯行动，一方面要保持坚定，另一方面要提高警觉。他安排有能力的将领到容易受到攻击的地点，自己亲自指挥多瑙河上游几个重要行省，经过冗长而互有输赢的战事以后，蛮族的战斗意志被摧毁。主谋的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不但自食其果，还受到严厉的处罚，被迫从多瑙河的河岸向后退出5英里，奉令交出年轻的精英分子，立即送到不列颠遥远的海岛，他们在那里充当人质，也可以当作士兵使用。因为夸迪人和马科曼尼人经常叛乱，愤怒的皇帝决心要将这个区域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但这个计划因他的崩逝而中止。然而，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联盟，在帝国历史的最初两个世纪中只出现一次，以后就完全消失，在日耳曼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本章内容是概论日耳曼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并不对恺撒、塔西佗或托勒密时代的这个大国里的各种部落进行描述或辨识。因为新生的族群就像古老的部落一样，不断在本书中出现，只能简单扼要地提到他们的来源、状况和特殊的性格。现代国家是悠久定形的社会，用法律和政府结合在一起，被农业和技艺约束在祖国的土地上。日耳曼部落就像军人那样自愿结合起来，因为都是蛮族，就常会发生激烈的变动。同样在这块土地上，当征战和迁移浪潮发生时，所生活的居民就会变换。同样的社会，在防卫或侵略计划之下团结一致，会赋予新成立的联盟一个新的头衔。古代的联盟瓦解以后，会在独立的部落恢复长久被人遗忘的名称。一个胜利的国家经常将自己的名字颁给被征服的民族，有时自愿的群众会从各地蜂拥而来，投身到受人爱戴的领袖所展开的旗帜之下，他的营地就成为他的国家。在开创大业的环境里，要不了多久，这些混杂的群众就会有共同的称呼。凶恶的侵略者不断更换自己的名号，使得罗马帝国的臣民感到惊惶失措。
战争和政治是历史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繁忙的舞台上，人类因境况不同而大异其趣。一个伟大的帝国有几百万驯服的臣民，默默从事他们的工作，不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件，所以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宫廷、首都、军队和战场这些方面。但是一个自由放任和野性未驯的国家，在内部动乱的时节，或者出现小型共和国那种状况，几乎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参加行动，后续的情况也会受到大家的瞩目。日耳曼的人民经由不断的分裂和不停的运动，使我们产生迷惑，好像人数在大量增加。日耳曼实在有太多的国王、战士、军队和国家，有些很容易使人忘记他们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在各种不同的称号之下重复地出现，而且经常对不具声望的对象滥加各种显赫的名号。
从菲利普热烈庆祝百年祭到伽利埃努斯皇帝逝世，羞辱不堪而灾祸连绵的20年光阴弹指而过(248—268 A.D.)。在这段苦难的时期，罗马的行省几乎没有片刻可以免于入侵蛮族和暴横军队的肆虐，残破的帝国似乎已濒临最后瓦解的紧急关头。对历史学家而言，这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缺乏可信的史料记载，要想把整个史实交代清楚又不容间断地加以记述，的确有很大的困难。所能找到的都是不完整的断简残篇，不是太过简略就是晦涩含糊，有的地方还矛盾百出，只有尽力去搜集加以比较，有时还要靠自己的臆测。虽然不能用推论取代事实，然而基于对人性的了解，凭着一股坚毅不屈而从容自若的热情，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在某些状况下，倒是能补充历史材料的欠缺。
举例来说，历史的过程有时缺乏记录，但是并不难想象可能发展的状况。接连许多皇帝遭到谋弑，已经使得君王和臣民之间的忠诚关系日渐松弛。所有菲利普的将领都可以模仿主子的作为，反复无常的军队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暴力的革命，随时会把出身低微的军中伙伴推上皇帝的宝座。历史只能事后补记，像是公元249年的夏天，在梅西亚的军团爆发的反对菲利普皇帝的叛变事件，有个部将名叫马里努斯，成为叛军拥戴的对象。菲利普事先获得警告，生怕梅西亚军队的动乱扩大成为燎原之火，他因为过去的罪行和迫近的危险而困惑不安，亲自将消息通知元老院。但是在议场中可能出于畏惧或者不满，呈现出阴郁而不祥的宁静。直到最后，出身高贵且参与会议的德西乌斯，冒着可能受到皇帝猜忌的危险，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他认为整个事件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一场匆促而未经谋划的骚动，下级军官要想称帝只是幻想，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易变的军队像当初推选他那般将他毁灭。整个事件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迅速处理妥当，菲利浦非常赏识他在元老院的仗义执言。
马里努斯被杀以后，部队人心惶惶，骚动还未完全平息，看来只有德西乌斯是让军队恢复纪律的最好人选。德西乌斯长久以来不愿接受任命，就是怕建立功勋以后会带来危险，同时也考虑军人那种愤怒而又不甘受压制的心情，一定会想尽办法运用毁灭性的权力。他的看法也都被事实所肯定，梅西亚的军团逼迫着长官成为共犯(249 A.D.)，留下两条路让他选择，要是不想死就得穿上紫袍当皇帝。在他做出决定以后，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无法避免，他指挥或者追随军队到达意大利的边界。
菲利普集结全部兵力，虽然受他提拔的竞争对手目前声势浩大，还是要前去迎战，好将敌人击退。皇帝的军队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叛军全部由老兵组成，领导者指挥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丰富。菲利普在战场被杀，也有人说是战败后在维罗纳被处死，他的儿子和帝国里追随他的人员，在罗马被禁卫军屠杀殆尽。德西乌斯的年事已高，根本无须加以辩驳，他自己没有野心，完全是形势所造成，元老院和行省都非常清楚。据说他在被迫不得不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之后，曾经派出私人代表面见菲利普，说明自己的无辜和忠心耿耿，郑重声明等他回到意大利就会推辞皇室的尊荣，恢复过去恭顺的臣民地位。德西乌斯的表白可能很诚挚，但是等到天命所归，在这种状况下既不容推辞，也实在难以舍弃。
德西乌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事战乱后的善后工作，进行公正的审判和各项行政事务，但他一听见哥特人入侵，就赶到多瑙河地区平叛(250 A.D.)。这是历史上首次提到这个伟大的民族，接踵而来就是他们粉碎罗马人的势力和权威，洗劫罗马帝国的首都，统治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大事就是灭亡西罗马帝国。对于这群粗野而好战的蛮族而言，哥特人这个名字不一定很适合，却是最普遍被接受的称呼。
哥特人征服意大利以后，在6世纪开始时，鉴于当前已经完成伟大的事业，自然会耽溺于过去的光彩和未来的荣耀之中，希望保存对祖先的记忆，好把他们的成就留给子孙永矢勿谖。拉文纳宫廷的首席大臣、博学的卡西多鲁斯，对哥特历史上的征服者感到非常崇敬，于是将他们的事迹撰写成十二卷书，现在只剩下乔南德斯改写的简略本流传在世。作者用最高明的手法，将这个民族的灾祸和过错略而不提，大肆宣扬成功的英勇行动，用许多亚细亚的战利品来炫耀胜利的成果，这些其实大多是西徐亚民族的东西。蛮族仅有的记忆是从他们热爱的古老歌谣中得来，虽然不一定正确，但可以推断哥特人发源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岛屿或半岛上。意大利的征服者确知北方极地之国是他们的故乡，古老血缘的联系因为当前官员的友谊而加强，斯堪的那维亚的国王乐意放弃野蛮行为所造成的伟大事迹，情愿在平静和文雅的拉文纳宫廷安享余年。
虽然不像罗马人那样虚荣心旺盛，但是在北方有很多哥特人的遗迹留存下来，可以证明哥特人古老的居留地，是在越过波罗的海那片遥远的国土。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时代，这个民族继续保有瑞典南部，留下来的都是没有强烈进取心的人员，最大的地区到现在还是分为东歌得兰和西歌得兰两个部分。到了中世纪(从第9世纪到第12世纪)，基督教逐渐向北部发展，哥特人和瑞典人在同一个国家里，成为两个风格迥异而相互敌视的成员。后者占了上风，但没有消灭前者。满意自己战事成就的瑞典人，在每个时代都盛赞哥特血缘的光辉。就在对罗马的教廷表示不满时，查理十二很含蓄地提到，他们英勇的祖先已经打败了世界的统治者，而他的军队将会更胜一筹。
11世纪快结束时，乌普萨这个瑞典人和哥特人都相当看重的小镇，还存在着一座非常有名气的庙宇。里面很华丽地装饰着大量的黄金器具，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在当海盗时的冒险活动中获得，以供奉给3位主要的神祇，那就是战神、生殖女神和雷神。每9年举行一次的庄严祭典中，每种动物要拿9只来献祭(除了不用人类以外)，血淋淋的尸体悬挂在庙宇旁边的神圣树丛上。这种野蛮的迷信现在还留存的唯一痕迹，保留在埃达这个神话体系之中。埃达是古代传统最有价值的文物，在冰岛完成编纂已有13个世纪之久，丹麦和瑞典的学者还在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埃达的内容非常神秘而且隐晦不明，但是就拿位阶最高的神明奥丁来说，很容易将其分为两种角色，那就是斯堪的那维亚最伟大的战神和立法者。就后者这个角色来看，有点像是西方的穆罕默德，创立适合于当地天候和人民的宗教。波罗的海四周无数的部落，为奥丁无可匹敌的勇气、滔滔不绝的雄辩和魔法术士的名声所降服。奥丁在漫长而光辉的一生传播英勇的信念，以自我解脱的方式来保全他那纵横四海的英名，不愿在疾病和衰老中可耻地终结一生，决定要像战士那样从容就义。在瑞典人和哥特人庄严的会议中，他在自己身上切开9处致命的伤口，匆忙离开尘世(他用垂死的声音在最后这样表示)，好到战神的宫殿去赴英雄的宴会。
奥丁的居处在称为奥斯-高特的国土，其意为“众神的花园”。恰巧与奥斯-堡或奥斯-奥夫这个名字相似，就语义学看来是出于同一处地点，这样就从杜撰的神话架构，进入历史的系统之内，更容易让大家接受这是真正的史实。可以把奥丁视为蛮族部落的族长，居住在梅奥蒂斯海畔。等到米特拉达梯战败，庞培的大军威胁北方，要奴役他们的部族。奥丁对于这种压迫心中愤怒不平但是无力抵抗，遂带领他的族人从萨玛尔提亚人在亚细亚的边界搬到瑞典，以作为维护自由的最后根据地，用伟大的构想来形成一个宗教和一个民族，期望能在漫长的休养生息后，有能力报仇雪耻。所向无敌的哥特人以好战的宗教狂热武装自己，从北极的邻近地区成群地蜂拥而出，来惩罚欺压人类的恶霸。
哥特人经过这么多世代以后，只能保持起源于斯堪的那维亚模糊不清的传统，像这样没有文字的蛮族，对他们迁移的时间和情况，不可能有任何确切的记录。横越波罗的海是很简单而自然的举动，瑞典居民拥有足够数量的大型船只，全部使用划桨，从卡尔基斯克隆纳到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最近的港口，距离不过100多英里。等到踏上坚实而充满历史感的地面，时间上来说，早的话可能在公元前，晚的话到安东尼的时代。哥特人成功到达维斯杜拉河口，那是土地肥沃的行省，很久以后才建立托伦、埃尔宾、科宁斯堡和但特泽克这些商业城市。在哥特人的西边，汪达尔人有大量的部落沿着奥得河，以及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的海岸向外发展。他们在习性、外貌、宗教和语言上完全相似，似乎说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是源于同一个伟大的民族；后者又可以细分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格庇德人。至于汪达尔人则被很明显地区分为赫鲁利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等不同的称呼，开始组成很小的邦国，到了后来发展为势力强大的君主国。
哥特人在安东尼时代仍旧居住在普鲁士，等到亚历山大·塞维鲁在位时，罗马的达契亚行省经常受到破坏性的入侵，罗马人已经能感受到他们的迫近。此后，大约其间有70年的中断期，可能正是哥特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第二次迁移。确切原因并不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可能刺激没有文字的蛮族采取行动：可能是一场瘟疫或者饥荒；要不就是打了胜仗或者吃了败仗；也可能假借神明的指示；或者被大胆领导者的口才所说服，就足够驱使哥特人的大军向南方温暖的地带移动。此外，受到好战宗教的影响，哥特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上，都能胜任最艰难的冒险活动。他们使用小圆盾和短剑，在近身搏斗中所向无敌，无条件服从世袭的国王，使得会议发挥稳定和联合的功能。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声名显赫的阿马拉，是意大利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十世祖，他的权力既来自列祖列宗所建立的勋迹，也来自他源于哥特民族半人半神安塞斯的家世。
哥特人伟大事业所建立的名声，对日耳曼所有汪达尔国家勇敢战士产生了激励作用。他们之中有些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投归哥特人旗帜下作战的。最初的迁移行动将他们带到普里佩奇河岸，人们在古代就知道那是玻里斯提尼斯河在南边的一条支流。这条曲折蜿蜒的溪流穿过波兰和俄罗斯的平原，为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为数量庞大的牛群供应新鲜的水源和草地。他们顺着从前没有走过的河道，对自己的勇气极为自信，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前进。巴斯塔奈人和维尼第人首先出现，优秀的年轻人不论是被选中或是强迫加入，都能增加哥特军的力量。巴斯塔奈人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边，中间有一块面积很大而废弃不用的土地为维尼第人所有，将巴斯塔奈人和芬兰的野蛮区域隔开。我们大可相信，这两个民族在马其顿战争就已经出名了，后来分为波奇尼、博拉尼和卡皮几个英勇善战的部落，根源还是出自日耳曼人。
权威学者认为，萨尔马提亚人的血统是来自维尼第人，而维尼第人到了中世纪开始就闻名于世。但是在那个位置不定的边疆地带，血缘关系和风俗习惯都极为混乱，会使最用心的研究人员也困惑不知所措。等到哥特人快要接近黑海时，遭遇了血统较纯正的萨玛提亚人，就是贾济吉斯、阿兰和罗克索拉尼几个部落。他们也是第一个看到玻里斯提尼斯河和塔内斯河河口的日耳曼人。要是我们调查日耳曼和萨尔马提亚这两个地区的人民最显著的特点，就会发现人类之中两个主要民族，最大差别在于一个住在固定的茅屋，而另外一个住活动帐篷；还有就是穿紧身的衣服还是穿宽大的长袍；再有娶一个妻子还是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就军事武力方面而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还是骑兵；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条顿语系，而另一个讲的是斯拉夫语。斯拉夫语通过征战传播，从意大利的国界散布到日本的邻近地区。
哥特人现在据有乌克兰，这片国土的幅员辽阔而且非常肥沃。可以通航的河流贯穿其间，从不同的方向流入玻里斯提尼斯河，到处散布着广大而高耸的橡树森林。有丰富的猎物和鱼类，无数的蜜蜂筑巢于老树的空干里以及岩石的洞穴中，这些在混乱的年代也是有价值的商品。还有大量的牛群、气温适宜的天候、每种谷类都能种植的土壤，以及生长极为繁茂的植物，显示出自然界蓬勃的生机，可以诱使人们辛勤工作。但是哥特人对这些无动于衷，仍旧过着怠惰、贫穷和掠夺的生活。
游牧的西徐亚族向东方移动，与哥特人新的居留区为邻，双方的战事毫无意义，即使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了胜利，也无利可图。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罗马人的区域有更大的诱惑力，达契亚的田地有丰收的谷物，辛勤的民族用双手播种，好战的民族可坐享其成。当年图拉真征服此地，完全基于国家的尊荣而并无实际利益，后继诸帝可能保持这种看法，遂削弱帝国在这里的实力。达契亚是新成立且人烟稀少的行省，没有强大的力量可阻止蛮族入侵，财富也无法满足他们贪婪的胃口。只要把遥远的德涅斯特河岸当成罗马人权力的边界，下多瑙河地区的防线就可轻松防守，梅西亚的人民因此过着毫无警觉的生活，他们盲目地认为，蛮族离他们很遥远，很难进入他们的地区。
等菲利普在位时，发生哥特人入寇事件，梅西亚人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错误。这个凶狠民族的领袖带着藐视的态度，横过整个达契亚行省。在跨越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时，没有遭到任何能够妨碍他们行程的敌对力量。纪律松弛的罗马部队放弃最重要的据点，原来驻守的人员害怕受到惩罚，大批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帜下。最后，数量庞大的蛮族出现在马西亚诺波里斯的城墙前。此城市是图拉真所建，用他姐姐的名字以示对她的尊敬，同时也是梅西亚的首府。居民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以赎回生命和财产，让入侵者退回他们的地盘。第一次用军队对付富裕而衰弱的国家获得成功，使哥特人极为兴奋但并不满足。哥特国王尼瓦率领强大的兵力再次越过多瑙河的消息，很快传到德西乌斯皇帝耳中。部队已分散开来袭扰梅西亚全境，军队主力包括7万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所到之处无人敢撄其锋锐，需要罗马皇帝率领大军御驾亲征。
德西乌斯察知哥特人到达亚特鲁斯河时，尼科波里斯已发生战事(250 A.D.)，图拉真在此留下很多战胜纪念物。他向前推进时，哥特人解围而去，计划夺取更重要的地点，于是围攻色雷斯的菲利普波里斯，此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所建，位于海姆斯山脉下方。德西乌斯下令急行军，追随敌军通过这片崎岖难行的国土。当他认为离哥特人的后卫还有相当距离时，尼瓦却迅速回转打击尾随的追兵。罗马人营地遭到奇袭，皇帝在一大群半武装蛮族部队追赶下，第一次狼狈而逃。菲利普波里斯经一阵抵抗后，因缺乏外援而被攻破，这座大城惨遭劫掠，据称有10万人被屠杀，还有更多俘虏成为待价而沽的战利品。先帝菲利普皇帝的弟弟普里斯库斯耻于用皇室身份乞求蛮族仇敌的保护。不过，由于哥特人把时间耗在冗长的围城上，使德西乌斯的士气得以恢复，立刻整顿军纪，征召更多兵员。他的部队截获几批卡皮人和其他日耳曼人，他们都想赶到老乡那里分一杯羹。他派出勇敢而忠诚的军官负责据守山岭隘道，修复和增强多瑙河的据点工事，防范哥特人向前扩张或撤退。他受到运道好转的激励，焦急等待机会，要发出致命和决定性的一击，来恢复自己和罗马军队的荣誉。
当德西乌斯在蛮族入侵的风暴中极力奋斗，他的心情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还能够平静地考量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从安东尼时代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伟大的罗马已经在衰退。他立即觉察到，要是不能恢复公众的美德、古老的原则、朴实的习俗和法律的尊严，罗马的伟大就无法在不朽基础之上重建。他要推动这个崇高而困难的计划，决定首先恢复监察官这个已废除的官职。这个官位要是没有受到历任恺撒的篡夺和忽略，保持从创始就有的正直廉明，对于国家的永续发展会有相当大的贡献。他经过仔细的推敲，认为君王会基于私心而授予权力，但是要让人民保持尊敬，必须建立权威，所以他出于元老院大公无私的精神建议选举监察官。瓦莱里安在一致同意之下，受到元老院的欢呼，获得这个最荣誉的职位。他虽然在后来成为皇帝，现在却在德西乌斯的军队中服务，而且表现极为卓越。
等到元老院的敕令送到皇帝手中(公元251年10月27日)，他正在营地召开会议。监察官就任仪式开始前，他认为瓦莱里安出任这个艰巨而重要的职位，是元老院最佳的选择。这个君王对他所钦佩的臣民说道：
祝贺瓦莱里安!祝贺元老院和罗马共和国的批准!请接受监察官的职位，来判定我们的言行举止!你将要挑选值得继续担任元老院的议员，你将恢复骑士阶层在古代光辉的地位，你将改进税收的状况并且能调和公众的负担，你将要对形形色色的公民区分出合于规定的层级，你将要确实考察罗马的军事实力、政府财务、官员操守和国家资源。你的决定必能获得法律的力量做后盾，无论是军队、宫廷、法院和帝国的官员都要遵守你的裁决。除了在职的执政官、罗马的郡守、神圣的国王和最年长的灶神处女(她要保持不容侵犯的贞操)外，没人能够免除这种责任。就是这少数几位，虽然不必畏惧这种严格的要求，但对罗马的监察官要保持最大的尊敬。
一个官员并不是帝国的共治者，而被授予这样广泛的权力，瓦莱里安很怕自己被擢升至高位的结果是带来嫉妒和猜疑。他非常谦虚地提到他有很多缺失，不足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位﹔他也极具技巧性地暗示，监察官事关帝王的尊荣，一个臣民微弱的能力无法负起这样的重责大任。接踵而来的战事使得这个不切实际的构想中断，免除了瓦莱里安的危险，也不会让德西乌斯感到失望，而这也是必然要遭到的后果。监察官可以用来维持国家的道德水平，但绝不可能恢复已经丧失的操守规范。仅靠一位官员执行他的权力，不仅毫无效果也发生不了作用，除非民众的心目中很快感觉到荣誉和德行的重要，如此在尊重公众的意见的前提下，才能革除堕落的习俗。在那个基本原则已经消失的时代，监察官的审判权力成为充场面的摆饰，或者成为带有偏见的滥权机构。就罗马人而言，比起根除公众的恶行，征服哥特人要容易多了，但就在走出第一步时，德西乌斯就随着他的部队全军覆灭。
从当前的情势看来，哥特人不是被围困就是受到罗马军队的追击，部队的精英在菲利普波里斯的长期围城作战中消耗殆尽，罗掘俱穷的行省无法提供给养，用来维持数量庞大而且任意浪费的蛮子。哥特人陷入这样的困境，情愿放弃所有的战利品和俘虏，用来买通罗马人，给他们一条不受阻碍的安全退路。但是皇帝认为稳操胜券，决心要严惩这些入侵的匪盗，用杀鸡儆猴的手段让北方的蛮族知道厉害，拒绝听取任何调停的意见。心高气傲的蛮族则宁愿战死也不愿当奴隶。德里布隆尼场是梅西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这次会战的战场。哥特人的军队列阵时成三线配置，不知是有意的选择还是意外的安排，第三线的前面有块沼地当作掩护。德西乌斯的儿子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正要准备接受紫袍的尊荣，在作战行动开始时，就在伤心老父的眼前被箭矢射死。这位坚毅刚强的皇帝忍住悲痛，大声向惊慌的部队宣布，他丧失一个儿子对共和国而言，算不了一回事。双方的战斗真是惨烈无比，在悲愤和震怒的气势下要拼个你死我活，哥特人的第一线终于被击溃，第二线继续接战还是遭到同样的下场。这时只有第三线保持完整，准备在沼地的通道上对贪功冒进的敌军做最后的抵抗。
现在运气转坏了，一切都对罗马人不利，到处是很深的淤泥，让人站不稳，想前进就会滑倒。他们全是重装，在深水里无法拿起沉重的标枪并投出去。但蛮族习惯在沼泽地区作战，身材高大而且用的矛比较长，可以投到很远的地方杀伤敌人。
罗马军队在沼地的作战成为无望的挣扎，最后失败已成定局，就连皇帝的尸体都没有找到。享年50岁的德西乌斯是位有成就的皇帝，战时主动负责，平时和蔼可亲，他和他的儿子无论在生前死后，都配得上古代最光荣的令名。
素来气势凌人的军团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收敛不少，耐心等待元老院推举皇位的继承人，收到敕令后非常恭谨地表示服从。大家为了追念德西乌斯为国捐躯，要把皇帝的头衔授予幸免于难的儿子霍斯提利阿努斯(公元251年12月)。但是在元老院还有一批议员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属意于经验丰富而又能力高强的加卢斯，认为只有他才能保卫满目疮痍的帝国。新登基的皇帝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把伊利里亚几个行省从胜利的哥特人铁骑的蹂躏下解救出来(252 A.D.)。他同意对方保留入侵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是数量庞大的战利品，还有更羞辱人的东西，就是一大群阶级和职位都很高的俘虏。他给敌人的营地供应各种用品，让他们尽量感到方便以安抚暴烈的脾气，产生乐于离开的意愿，甚至答应每年付给他们大量黄金，条件是以后不再入侵蹂躏罗马的国土。
罗马在西庇阿时代，国王们在恳求共和国给予保护以后，就会收到一些象征性的礼物。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也以能够亲自接受为荣。这些东西不外乎是一个象牙座椅、一件紫色的粗制长袍、一个并不考究的银盘或是一些铜币。等到各国的财富集中到罗马以后，皇帝为了表示他的伟大，或者是基于政策的需要，对于他的盟国经常做出慷慨大方的举动，可以使蛮族免于贫穷。他们建立功勋以获得荣耀，保持对罗马的忠诚以获得酬劳。这些自愿发给的奖赏，大家都了解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基于罗马人的慷慨和友情。这些礼物和津贴会分配给友邦和属国来负担，有时也会遭到拒绝，说这会使他们负债太多。但是订立契约每年支付金额给战胜的敌国，这就是可耻的贡金，而且无法加以掩饰。在罗马人的心目中，与蛮族的部落签订不平等的法律文件，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丧权辱国行为。原先之所以推举这位皇帝即位是为了拯救国家，现在变成大众轻视和嫌恶的对象。虽然霍斯提利阿努斯是死于猖獗的瘟疫，但众人也把这笔账算在他的头上，就连前位皇帝死于非命，他们也怀疑是这位可恨的继承人提出有利哥特人的意见所致。在他当政的第一年，帝国还能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但是民众的不满并没有缓和下去，等到不再忧虑发生战事的和平时期，耻辱的感受就愈来愈深。
罗马人发现他们牺牲荣誉，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安宁，于是怒气冲天火冒三丈。等到帝国的财富和衰弱的状况毫无保留地展露在世人眼前，一大群新到的蛮族受到成功者的激励，也不像他们的同族要受义务的约束，很快进入伊利里亚各行省大肆烧杀掠夺，这种恐怖的行动已经及于罗马的门户(253 A.D.)。帝国的防卫看来好像被懦弱的皇帝所放弃，现在就由潘诺尼亚和梅西亚的总督埃米利安努斯负起这个责任，他重组溃散的军队，激励部队低落的士气。蛮族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很多人被俘虏，其余被赶出多瑙河地区。这位胜利的领袖截回贡金，当作赏赐分给大家，于是欢呼的士兵就在战场拥立他称帝。加卢斯根本不关心国家的福祉，放纵自己在意大利过着愉快的日子，几乎同时传来充满野心的部将叛变成功及迅速进军的消息，于是他率军前往斯波莱托平原迎战。当两军相望，加卢斯的士兵见到对手是如此光荣，对比在这个皇帝的指挥下所感受的羞耻，不禁对英勇的埃米利安努斯生出敬仰之心，再加上对方要厚赏反正的人员，他们为此慷慨的行为所吸引，于是加卢斯和他的儿子沃卢西阿努斯被自己人杀害，内战也因此结束。元老院对胜利者的权利给予合法承认(公元253年5月)，埃米利安努斯在致元老院的信函中，表现出混合着谦恭和自负的心态。他保证在国内事务方面要听从他们明智的意见，对于手下将领的素质也感到满意，并要在短期内重建罗马的声威，把帝国从北边和东边的蛮族手中解救出来。他的雄心壮志被谄媚的元老院所赞许，从现存的奖章上，可以看到“胜利的力士”和“复仇的战神”等封号。
新即位的君主即使真有能力去践行美好的诺言，依然需要足够的时间，然而从他胜利到灭亡还不到4个月。虽然埃米利安努斯铲除了加卢斯，但是遭到比加卢斯更强有力的对手而难逃一死。瓦莱里安奉那位不幸皇帝的命令，要他把高卢和日耳曼的军团带过来给予援助。瓦莱里安非常热心而且忠诚地执行这项任务，等他来救助君主时已经太迟，于是决心采取报仇的行动(公元253年8月)。埃米利安努斯的部队仍旧在斯波莱托平原扎营，对瓦莱里安那种刚正不可侵犯的性格感到敬畏，当然更怕的是他兵力上的优势，何况他们已丧失宪法原则的保护。埃米利安努斯拥立加卢斯为帝，现在手上沾满先帝的鲜血，担下弑君的罪名，让瓦莱里安获得莫大的好处。瓦莱里安经过一场内战取得帝位，在动乱年代获得无瑕的声名是罕见的事，更无须对被废的前任有任何感激或忠诚可言。
瓦莱里安穿上紫袍时已将近60岁。他能登基并非民众的推选，也非军队的拥戴，而是罗马世界共同的愿望。在他逐步获得国家荣誉步步高升时，完全无愧于仁德君主对他的垂爱，他还自称是僭主和暴君的仇敌。他出身贵族世家，为人温和有礼，凭着渊博的学识、审慎的言行和丰富的经验，获得元老院和人民的尊敬。要是人类能够自行决定谁当主子，相信会一致公推瓦莱里安做大家长(这是古代一位作者的看法)。也许他的实际才能德行与声名不符，或许他年老精力不济，出现懒散和怠惰的状况，所以他决定在衰老之际找个年轻力壮的同僚，与他一起共商国是，时机的紧迫使他需要一位将领更甚于一位储君。
他曾经出任过罗马监察官，有知人之明，大可以拿紫袍作为军事功勋的奖赏。但是他放弃了可以巩固政权、激励人心的正确选择，基于亲情和自私的打算，把最高的职位颁给他的儿子伽利埃努斯。这个年轻人的短处是缺乏男子气概，一个由于一直默默无闻而将自己的罪恶行径隐藏起来的青年。父子共同统治7年，伽利埃努斯继续独当一面约8年之久(253—268 A.D.)，但整个期间可说是动乱和灾难不断。罗马帝国处于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苦境，受到国外侵略者盲目疯狂的攻击，加上国内王座篡夺者蠢蠢欲动的野心，真是国脉危如悬丝。我们并不打算追本探源追查事件始末，找出祸乱的发展途径，但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当政这段期间，罗马最危险的敌人依序是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哥特人和波斯人。除此以外，还会涉及一些名不见经传部落的入侵行动，提到他们生疏而怪僻的姓氏，只会对读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干扰而已。
法兰克人的后裔构成了欧洲幅员辽阔、文明开化的国家。为探索他们那没有文字记录的祖先，人们真是绞尽脑汁，除了可信的传说，还有各种不同的臆测。凡是有可能发现此民族的来源的每条线索都经过深入的研究，每处地点都经过仔细的调查。潘诺尼亚、高卢和日耳曼北部，都可能是这群聚集的战士最早的发源地。后来，学者终于摒弃了过于理想的观点，那就是征服者的迁移作用，而接受更简单、更可信的设想。他们认为在公元240年前后，原来居住在下莱茵河和威悉河的部落，用法兰克人的名号组成新联盟，就是现在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包括黑森伯爵的领地以及不伦瑞克和吕讷堡的封邑在内。这里在古代是乔西人的居留地，凭借无法通行的沼泽区，公然反抗罗马军队；还有切鲁西人以阿尔米纽斯的名声而感到自豪；也要把卡蒂族算上去，他们因勇猛无畏的步兵而所向无敌，此外还有几个不出名的部落也住在那里。
日耳曼人的主要个性就是热爱自由，享受奔放无羁的生活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他们问心无愧，也确实在尽力护卫着法兰克人或自由人的光荣名号，虽然这名号只是掩盖住了，却没有完全消除联盟中各个邦国本来的名字。基于彼此的默认和相互利益，他们制定了第一部联盟法则，再以习惯和经验慢慢予以加强。法兰克联盟与海尔维第亚共同体颇有相似之处，参加的每个州保留本身的独立主权，一起商议共同的问题，不承认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也不接受派出代表参与的会议有任何约束他们的力量。但这两个联盟的运用原则极为不同：瑞士基于明智和真诚的政策指导，已经获得200年的和平；但是法兰克人具有猜忌多变的心性、放纵掠夺的贪欲以及破坏条约的习气，构成可耻而狡猾的性格特色。
对于下日耳曼人民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罗马人早已有所领教，现在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就直接威胁到高卢地区。帝国将要面对无法抗拒的入侵行动，需要储君和皇帝的同僚伽利埃努斯亲自率军进驻。当这位国君带着年幼的儿子萨洛尼乌斯，在特里夫的宫廷展露出皇家的威严排场时，他的军队正接受波斯蒂尤默斯英明的指挥。这位将领虽然后来背叛瓦莱里安家族，现在可是忠心耿耿地捍卫着国家最大利益。语焉不详的颂辞和奖章隐约宣告了一连串的胜利，战胜纪念物和头衔可以证明(要是这证明算数的话)波斯蒂尤默斯建立很大的名声，后来一再被称为“最伟大的日耳曼征服者和高卢的救星”。
但是，仅有的一件我们所知的简单的事实，就可以一举抹杀那些浪得虚名、粉饰过当的纪念物。莱茵河虽然被尊为行省的屏障，在法兰克人气势勇猛的大举进攻之下，却无法发挥阻绝的作用。破坏性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越过河流直达比利牛斯山的山脚，他们的行动并没因此而停止下来。过去从未受到外来威胁的西班牙，完全无法抵挡日耳曼人的入侵。在这12年当中，伽利埃努斯统治的大部分富庶的国土，沦为强弱悬殊、一片焦土的战场。塔拉戈纳是平静行省里繁荣的首府，遭到掠夺以后几乎完全毁灭，甚至到5世纪奥罗修斯那个年代，他在作品里提到这个巨大城市的废墟之中，依然点缀着残破不堪的村舍，诉说着蛮族的凶狠残暴。等到这片被搜刮一空的乡土没有物品可供抢劫，法兰克人就在西班牙的港口捕获一些船只，开往毛里塔尼亚地区。这些愤怒的蛮族给遥远的行省带来极大的惊惶，仿佛自另一个世界从天而降，因为他们的名字称呼、生活习惯和容貌举止，对阿非利加海岸的居民来说完全陌生，也从来没有人提到过。
易北河边的上萨克森地区，现称为卢萨斯侯爵领地，在古代有片隐秘森林，是斯威弗人可怕的祭祀地点。任何人想进入这块圣地，必须四肢趴伏在地，公开宣示相信这位统治一切的神灵﹔献身部族的精神也和宗教仪式的供奉牺牲一样，将森农森林装点得更为神圣。一般认为此地是这个民族的诞生地，在某个特定时期，凡是以斯威弗血统为荣的部落，都会派遣使者前往聚会。经过狂野仪式和活人献祭，更能加深大家同源同种的印象。从奥得河到多瑙河，广大的日耳曼内陆地区，都是奉斯威弗族为名的群众。他们和其他日耳曼人最大的不同是留着长发，在头顶挽成粗糙的发髻，这是他们最喜爱的装饰，可让他们在敌人眼中显得高大而可怕。日耳曼人热衷于善战威名，都自称是超凡勇猛的斯威弗人。像以前乌西皮特人和滕克特里族两个部落，集结大军与有独裁官之尊的恺撒接战，战败后最后自己宣称，恺撒的军队连不朽的神明都无法匹敌，从他面前逃走根本不算耻辱。
卡拉卡拉皇帝在位时，众多斯威弗人出现在美因河畔，此处已接近罗马行省，目的是找寻食物，看有无劫掠的机会，再就是获得战胜的荣誉。在仓促状况下自愿组成的军队，慢慢聚合成巨大而恒久的民族。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加入，于是便取名为阿勒曼尼，意思是“全体人员”，用来表示虽然有不同的来源，但是都一样的勇敢，关于后面这点特性，在紧接而来的入侵作战中，罗马人已经完全领教。阿勒曼尼人主要是在马背上战斗，但是在骑兵里混杂着轻步兵，更能发挥威力。这些轻步兵选自勇敢而又灵巧的青年，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全部都能伴随着骑士做长途行军、迅速冲锋和紧急撤退。
这群黩武好战的日耳曼人，过去见到亚历山大·塞维鲁对作战有充分的准备，感到非常惊奇。后来又面对一个继承人，是和他们一样勇敢和凶狠的蛮子，所率领的军队也让他们惊魂丧胆。但是，由于他们不断在帝国的边疆徘徊逗留，等到德西乌斯死后，这些地区的混乱情势更为加剧了。他们使高卢几个富庶的行省遭受严重的损害，也首次戳破意大利虚张声势的假面具。一大群阿勒曼尼人渡过多瑙河，穿越雷提亚的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第平原直抵拉文纳，几乎就在罗马城的视野之内，高扬蛮族胜利的旗帜。元老院感受到侮辱和危险，大家的心头点燃古老美德的火花。两个皇帝都在远方指挥战争，瓦莱里安在东部，而伽利埃努斯在莱茵河，所有的希望和措施都要靠罗马人自己想办法。在这个生死存亡之际，元老院的议员负起保卫共和国的重责大任，抽调留守首都的禁卫军，再从平民中征召愿意服役的健壮青年，用来填补兵员的不足。阿勒曼尼人见到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突然出现，在大为惊惧的状况下，满载掳掠的战利品，退回日耳曼人的地区。就不谙战斗的罗马人来说，这是一场至为难得的胜利。
当伽利埃努斯接到消息，说他的首都从野蛮人手里获得解救， 他并不感到欣慰，却对元老院的勇气感到惊愕，生怕有一天他们像对付外来侵略者那样，从国内的暴政中解救整个共和国。他那种胆小怯懦又忘恩负义的心理，臣民看得一清二楚。他发布诏书禁止议员参加军事训练活动，甚至不准他们接近军团营地。但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除了暴露自己的短处，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富有的贵族还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很高兴能恢复自己懒散的天性，毫不为忤地欣然接受那种不让他们参加军事活动的侮辱性命令。只要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浴场、剧院和庄园，他们非常乐意把关系帝国安危的重大事务，交到农民和军人粗糙的双手之中。
有位罗马帝国晚期作家，提到阿勒曼尼人另一次入侵，事态更是严重万分，但帝国获得更大光荣。据说在米兰附近的会战中，伽利埃努斯亲自率领1万罗马人，击溃30万的敌人。不过，我们可将这难以置信的胜利，归之于历史学家不重证据的轻信传言，或是皇帝手下将领过分地夸大战果。伽利埃努斯竭力保护意大利不受日耳曼人侵犯，却完全运用另外一种性质的武器，他娶马科曼国王的女儿琵琶为妻。马科曼族是斯威弗人的部落，经常和阿勒曼尼人混合在一起，从事战争和征服行动。伽利埃努斯允许她的父亲在潘诺尼亚保留很大的居住区，当作联盟的代价。她那不加粉饰的天生丽质，使得见异思迁的皇帝把宠爱集中在蛮族少女身上，政策上的联合也由于爱情的彩带而更加牢固。但是傲慢的罗马人心中充满偏见，把罗马公民和蛮族联姻视为亵渎的行为，拒绝承认她的合法地位，同时对这位日耳曼公主加上“伽利埃努斯的侍妾”这种侮辱性称号。
我们已追述哥特人从斯堪的那维亚，至少也是从普鲁士向玻里斯提尼斯河口迁移的状况，接着就追随胜利军队从玻里斯提尼斯河打到多瑙河。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统治下，多瑙河所形成的边疆，不停受到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入侵骚扰，但罗马人的防御不仅坚定且非常成功。那些战火不断的行省还能给罗马军队提供毫不衰竭的兵源，而且在伊利里亚的农民中，出现不只一位能够保持地位和展示才华的将领。虽然蛮族的铁骑经常在多瑙河两岸徘徊进出，有时还会深入意大利和马其顿的边界，皇帝派出的将领却总能阻止他们的前进，或者切断他们的退路。然而，哥特人敌意的激流却转向完全不同的通道。他们在乌克兰找到新的居留地，立刻就成为黑海北部海岸的主人。在这个内海的南边，分布着小亚细亚几个弱小而富庶的行省，拥有一切让蛮族征服者入侵的条件，而且毫无抵抗的能力。
玻里斯提尼斯河岸离克里米亚半岛狭窄的入口仅有60英里远。这个半岛在古代被称为克尔松涅斯·陶里卡，欧里庇德斯以绝妙的艺术手法，美化古代故事，写出无比动人的悲剧，有部分场面就发生在这个荒凉不毛的海岸。狄安娜血腥的牺牲，奥列斯特和皮拉德斯的到来，以及美德和宗教对抗野蛮和凶残所赢得的胜利，全都有助于表明历史事实。那个半岛上面原始的居民陶里人，逐渐与海边定居的希腊殖民区相互交往后，野蛮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变。
博斯普鲁斯王国的首都位于海峡上，通过梅奥蒂斯海将自己和黑海连接一起。这个小国由已退化的希腊人和半开化的野蛮人组成，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就是独立的国家，最后却被有野心的米特拉达梯所吞并，结果连同剩余的领土都落在屯有重兵的罗马人手中。从奥古斯都当政开始，博斯普鲁斯国王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也不是没有用的同盟。他们运用送礼、用兵及在地峡上修筑一道轻便的工事，有效抵挡住萨尔马提亚人出没无常的剽掠。这个国家就是一条通道，位置适中又有方便的港口，可用来控制黑海。只要国王的权杖能够正常地代代相传，他们都会忠实而有效地执行这项重要的职责。不幸国内发生倾轧，出身卑微的篡位者为了攫取空虚的王座，出于恐惧或者要谋取私利，允许哥特人进入博斯普鲁斯的心脏地区。
征服者在获得大片久已废弃的肥沃平原之后，又能够控制一支海上部队，可以将军队运到亚细亚的海岸。那些用来航行在黑海的船只构造非常奇特，完全是用木材拼装成的轻便平底船，全船没有用一根铁钉，暴风雨将至时，经常会盖上一个斜屋顶。哥特人在这种漂浮的房屋里，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深不可测的大海。船只由一些忠诚和技术都很可疑、被强迫来服役的水手所驾驶。但是抢劫的渴望驱散所有对危险的恐惧，天生无所畏惧的性格在内心产生更为理性的信念，根本就将航海的知识和经验弃之不顾。具有无畏精神的战士，经常抱怨他们的向导太过于怯懦，得不到风平浪静的保证，就绝不冒险启航，同时在任何状况下也不愿将船驶出陆地视线之外。所有这些，至少看来像是现代土耳其人的做法，很可能在航海技术方面，不见得比古代博斯普鲁斯的居民要高明多少。
哥特人的舰队沿着左边的塞卡西亚海岸前进，第一次出现在罗马行省最遥远的城市前面。皮提乌斯有很便利的港口和防备森严的城墙，以致入侵者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照理少数守备部队卫戍的偏远据点不应如此，结果哥特人被击退，使得人们对这群蛮族的畏惧之心少了几分。就是因为有苏克西阿努斯这样能力出众的高阶官员，防守着这一带的边疆，使得哥特人一切的努力毫无作为。但是，等到苏克阿西努斯被瓦莱里安调到地位更高但却无法发挥作用的职务以后，哥特人又开始对皮提乌斯发起攻击，最后毁灭了那座城市，洗刷掉过去的耻辱。
环绕黑海水域，在东边从皮提乌斯到特雷比藏德的航程是300英里。哥特人所走的路线，使他们可以看见科尔基斯的国土，此地因阿尔戈英雄号的远征而闻名于世。他们原来打算要抢劫位于发西斯河口一座富有的神庙，但是没有得手。特雷比藏德是古老的希腊殖民地，从万人大撤退那个时候起就享有盛名，由于哈德良皇帝的慷慨，在缺乏天然海湾的荒凉海岸，修筑一个人工的港口，因而获得财富和荣耀。这座城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围绕着双重的城墙，看来可以抵挡哥特人无情的进攻，而且除了正规的守备部队，还驻扎了1万援军予以加强防务。但是，再有利的条件也无法弥补纪律松弛和警戒懈怠的缺失。特雷比藏德声势浩大的守军，整天只知饮酒作乐，谁也无心守备那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
哥特人很快发现被围部队疏于防备的状况，他们高高堆起大束柴把，在静寂的深夜里，战士手里拿着刀剑爬上城墙，进入无人守备的城市，对人民展开一场大屠杀。惊惶的士兵从另一边的城门逃走。最神圣的庙宇连同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全部遭到毁灭，落在哥特人手中的战利品真是多得惊人，因为邻近地区将特雷比藏德看成安全地点，都把财物存放在这里。他们捕获的俘虏更是无计其数，胜利的蛮族穿过本都这个广阔的行省，一路未遭到任何抵抗。在特雷比藏德掠夺的战利品，装满在港口搜捕到的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海岸抓到的强壮的青年用链条锁起来担任划桨手。哥特人对第一次海上远征的成就感到十分满意，兴高采烈回到他们在博斯普鲁斯王国新建的居留地。
哥特人第二次远征的人数和船只都增加不少，不过他们另外选择了一条路线，避开已被洗劫一空的本都行省，沿着黑海西岸前进，越过玻里斯提尼斯河、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广阔的河口，一路上捕获大量渔船以壮大舰队的声势，向着分隔欧、亚两洲，黑海注入地中海的狭窄通道迅速接近。卡尔西顿的守备部队原来驻防在朱庇特·乌利乌斯神庙附近，一处可以控制海峡进口的岬角上，由于守军的数量超过哥特人的军队，所以根本不必畏惧蛮族的入侵。但是他们也只是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已，竟在慌张的状况下弃守有利的位置，轻易地让武器和钱财储存最丰富的卡尔西顿落在征服者的手中。就在蛮族迟疑不决，不知究竟是走海路还是陆路，到欧洲还是到亚洲寻找战机时，有个叛逃的内奸向他们提供情报，指出尼科米底亚曾经是比提尼亚的首府，非常富裕而且易于夺取，从卡尔西顿的营地前往只有60英里。他在前面当向导指引毫无抵抗的攻击，然后分得部分战利品。哥特人已经学会如何酬劳敌方的叛徒，虽然他们对这种事感到很厌恶。尼斯、普鲁萨、阿帕米亚和基乌斯这些城市，繁荣的程度与尼科米底亚不相上下，但也全都陷入灾难之中。整个比提尼亚行省在几周内惨遭蹂躏。柔弱的亚细亚居民已经享受了300年的和平生活，已完全丧失武备的训练，忘却危险的恐惧，老旧城墙崩塌却不修缮，富庶的税收全用来兴建浴场、庙宇和剧院。
基齐库斯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抵挡米特拉达梯的全面围攻，就是靠着明智的作战法则，一支有200艘作战船只的舰队和3个装满武器、投射器具和粮食的仓库。此地现在仍旧是财富和奢侈品的集散地，但是除了地势险要以外，古代的实力已不复存在。城市坐落在普罗蓬提斯海的小岛上，有两座桥梁与亚细亚的陆地相连接。哥特人在新近掠夺普鲁萨以后，决定要将这座城市摧毁，进军至不到18英里的地方，突然出现偶发的状况，使得基齐库斯暂时逃脱被毁的命运。当时正是多雨的季节，阿波罗尼湖是奥林匹克山所有山泉的贮水库，已经涨到相当的高度。有条名叫林达库斯的小河的源头就是那个大湖，忽然变成一道宽阔的激流，阻止哥特人前进。
他们从海滨城市赫拉克利亚撤退，可能是舰队停泊在那里，到处是装满财物连绵不断的车队，后面是尼斯和尼科米底亚被纵火燃烧发出的熊熊火光。有些很含糊的记载，说是他们经过一场战斗被迫退走。但是即使获得完全的胜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秋分马上来到，迫使他们尽快赶回去。要是在9月以后和5月以前还在黑海航行，就是现代的土耳其人也会肯定地表示，这是最轻率和最愚蠢的行为。
当我们听说哥特人在博斯普鲁斯的各个港口，所编组的第三支舰队共有500艘帆船时，必然会很快算出总兵力。学识渊博的斯特拉博明确告诉我们，本都和小西徐亚蛮族所使用的海盗船，每艘只能装载25—30人，因此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次强大的远征所能运送的战士，最多不过1.5万人而已。这次入侵行动不限于黑海地区，要把毁灭的路线从辛梅里安航向色雷斯岸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们几乎到达海峡中途，突然又被浪潮推回到入口处。等到第二天刮起顺风，几个小时之内就将他们带到像湖一样平静的普罗蓬提斯海面，登陆到基齐库斯小岛上去，立即使得古老而高贵的城市遭受摧毁。从那里再穿过赫勒斯滂海峡的狭窄通道，接着在散布众多岛屿的爱琴海上蜿蜒曲折地向前航行。在俘虏和逃兵的帮助下，可以掌握船只的航行方向，指导对希腊海岸以及亚洲海岸的各种袭击行动。
最后，哥特人的舰队在比雷埃夫斯港下锚，离雅典城只有5英里。这时雅典正在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以便进行坚强的抵抗。克莱奥达姆斯是个工程师，奉皇帝的命令前来加强海岸城市的防守能力，对抗哥特人的入侵。他已开始修复自苏拉以来任其倒塌的古代城墙，但他的技术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那些蛮族很快就变成了文学和艺术发源地的主人。然而就在征服者尽情掠夺和狂欢时，他们的舰队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只有很少的兵力守卫，受到英勇的德克西普斯出其不意的攻击。他和工程师克莱奥达姆斯一起逃出雅典，匆匆组成一支志愿军，里面有农夫也有军人，要为国家遭受的灾祸雪耻复仇。
但是，这种英勇的行为对已经没落的雅典没有带来一点好处。不仅无法打击北方侵略者无所畏惧的士气，反而激起他们更深的恨意，把狂暴的愤怒倾泻在希腊每一个地区。想当年相互征战不休的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和斯巴达，现在竟没有能力编组军队应战，甚至无人防守已经损毁的堡垒。无情的战火顺着海上和陆地，从最东边的苏尼乌姆一直燃烧到西海岸的伊庇鲁斯，直到哥特人进入意大利的视线，危险迫在眉睫，才把毫无动静的伽利埃努斯从美梦中惊醒。全副戎装的皇帝率领军队阻止敌军进犯，他的出现似乎压下了敌人的气焰，同时让对方的实力分散。他很快与赫鲁利人谈好条件接受他们的归顺，在瑙洛巴图斯族长的领导下，大批的蛮族愿意向罗马效力。为了鼓励一个人的行为，就颁给他执政官的尊荣，像这样羞辱的事例从前还未发生过。
很大一群哥特人讨厌过单调的航海生活，不仅危险而且辛苦，所以就冲进梅西亚地区，想要打开一条通路，越过多瑙河回到乌克兰的定居地。罗马将领之间的倾轧带给蛮族活命的机会，否则难逃全数被歼灭的命运。这支四处烧杀队伍的残存人员回到他们的船上，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回航，归途还乘机抢劫特洛伊海岸。这个地方因荷马史诗而获得不朽的声名，从此也会把哥特征服者的烧杀掳掠长存记忆之中。等到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安全抵达黑海盆地，就在色雷斯的安奇阿卢斯登陆，那里离海姆斯山不远。他们开怀地浸泡在舒适无比的温泉中，一洗多月来的辛劳，因剩下的路程不多，也就容易航行。这就是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海上远征的大致状况，有人会觉得难以想象，当初只有1.5万名战士的队伍，在这样大胆的冒险犯难过程中，怎么维持得住人员损失和分兵作战？当他们的人数由于战死、船难和温暖气候的疾病而逐渐消耗时，有一大群土匪和逃兵为了抢劫，投效到他们的旗帜之下。再就是大量逃亡的奴隶，大部分都具有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血统，一心要抓住自由和报复的机会，不断补充他们的队伍。
哥特民族在这几次远征中认为已经克服巨大的危险，获得应有的荣誉。但那些在哥特人旗帜下共同作战的部落，在史料不完整的时代里，有时会有所区分让大家知道，有时就和哥特人混杂在一起无法辨别。由于蛮族的船队从塔内斯河口出发，对于这样一个人种混杂的团体，我们就经常用一个含糊而熟悉的名字称呼他们为西徐亚人。
人类遭遇到灾难，不论是多么有名的人物死去，多么高大的建筑物倒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抛在脑后。然而我们却无法忘怀以弗所的狄安娜神庙，曾经遭遇七次灾难，每次修复更能增加光彩，最后在哥特人第三次海上入侵中被烧得片瓦不留。唯有在希腊的艺术和亚细亚的财富通力合作之下，才能建成这样神圣而宏伟的建筑物，使用127根爱奥尼亚型大理石柱作为支撑，每根有60英尺高，都是虔诚的帝王所奉献。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所设计的祭坛，从最有名的传说中选择装饰的题材，有拉托娜那对金童玉女的诞生、阿波罗杀死独眼巨人后的藏匿、酒神巴库斯饶恕被击败的亚马逊女战士。以弗所神庙的长度只有425英尺，约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三分之二，在其他方面，就更不如这座举世赞誉的现代建筑了。一座基督教十字架形状的大教堂，所伸展出去的双臂，比起异教徒椭圆形的神庙，需要更大的宽度才能容纳得下。如果提出要在空中修建一个与万神殿同样大小和比例的拱形圆顶，即使是古代最大胆的艺术家也会为之吃惊不已。不管怎样，狄安娜神庙被认为是世界奇观之一而受到赞美，波斯、马其顿和罗马这些代代相传的大帝国，尊敬它所代表的神圣地位，尽力踵事增华使其更为光彩耀目。但是波罗的海粗俗的蛮子缺乏艺术欣赏力，厌恶异国的迷信所带来的恐惧感。
另一种与入侵有关的状况也值得注意，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现代学者异想天开的看法。他告诉我们说是哥特人洗劫雅典时，把搜集到的图书全部堆起来，就像火葬一样将希腊的学识全部烧掉。这时有位首领比起他的手下更有策略性的眼光，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就让他们打消焚书的做法。他说还是让希腊人去潜心研究学问，这样他们就不会重视武备。这位精明的理论家(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用的是无知蛮人的思维理则，要知道在最文明和强势的国家中，各种天才人物都会在同一时代出现，也只有科学的时代才是军事武力最有成就的时代。
波斯开创新局的君主阿尔达希尔和他的儿子沙普尔，击败阿萨息斯王朝赢得胜利(前面已经提到过)。在那个古老皇族的众多亲王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国王科斯罗伊斯保住了性命和独立地位。他依仗强大的国力，不断利用敌方的逃亡人员和不满分子，依靠与罗马人的联盟，以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勇气保卫了自己。虽然在30年的战争中，他的军队保持常胜的英名，但后来还是被沙普尔派出的刺客所暗杀。亚美尼亚爱国的总督，要维护国家的自由和皇室的尊荣，恳求罗马保护合法的继承人提里达特斯。但是科斯罗伊斯的儿子还是一个幼童，盟军又远水救不了近火，波斯国王亲率一支难以抗拒的大军向着边境前进，年轻的提里达特斯成为国家未来的希望，被一个忠心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亚美尼亚在而后的27年中，心不甘情不愿成为大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沙普尔因轻易获胜而意气风发，尽量利用罗马人的天灾人祸和堕落习性，迫使卡雷和尼西比斯强大的守备部队投降，随即将灭亡和恐怖扩展到幼发拉底河周边的广大地区。
最重要的边疆已经丧失，忠诚的盟友被摧毁，再加上满怀野心的沙普尔迅速获得胜利，使罗马人深深感到羞辱和危险。瓦莱里安聊以自慰地提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在他的部将的严密防卫下，足可高枕无忧。纵使他年事已高，仍然决定要亲临前线保卫幼发拉底河。当他通过小亚细亚时，哥特人的海上侵袭已经中止，饱受蹂躏的行省获得短暂又不可靠的平静。等他渡过幼发拉底河，与波斯的国王在埃德萨的城墙外面遭遇(260 A.D.)，一战而败成为沙普尔的俘虏。有关此一重大事件的详情还是模糊不清，只能根据仅有的少许线索，知道罗马皇帝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轻敌妄进以致自食恶果。他把一切都托付给禁卫军统领马克利安努斯。这个一无是处的大臣，只能让他的主子在被压迫的臣民面前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却被罗马的敌人所轻视和侮辱。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或者是别有用心，帝国的军队陷入无法发挥杀敌勇气和作战技能的困境。
罗马人不顾一切想要冲破波斯的重重围困，都在遭受重大伤亡的状况下被击退。沙普尔以优势兵力包围罗马人的营地，耐心等待日益恶化的饥馑和瘟疫，以保证赢得最后的胜利。罗马的军团毫无纪律地发出怨言，认为瓦莱里安是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发出叛变的喧嚣声要求立即投降。虽然想花大批黄金买通对方同意他们撤退，但是波斯人认为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那些钱当回事，于是扣押使者，列出作战队形前进到罗马人的防壁下，坚持要与皇帝当面谈判。瓦莱里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自己的生命和尊荣交给敌人处理。会商的结果自是意料中事，皇帝成为俘虏，惊慌失措的部队放下武器。在这个大获全胜的时刻，沙普尔顾盼自雄，决定推出一位完全听话的继承人，登上瓦莱里安下台后所空出的帝座。基里阿得斯是安条克犯案累累的逃兵，被选出来侮辱罗马帝国的紫袍，不管被俘军队是如何的不愿，波斯胜利者还是要贯彻自己的意志。
这个奴性已深的逃兵为讨好主子，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带领沙普尔越过幼发拉底河，经由卡尔基斯向安条克这座东方大城前进。波斯骑兵的运动是如此迅速，要是公正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可信，当安条克突然被进攻时，城里懒散的居民都群聚在剧院欣赏表演节目。安条克不论公有或私人的壮丽建筑物，全部都被洗劫一空，还有很多被彻底摧毁，无数的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敌人掳走。只有埃米萨的大祭司下了必死的决心，才能暂时阻止毁灭的浪涛。他穿着一身祭神的衣袍，出现在一大批信仰虔诚的农民队伍前面，虽然只有投石器当武器，还是要保护他们的神祇和财物，不使其落到琐罗亚斯德那些追随者肮脏的手里。塔尔苏斯和其他的城市被毁，只能很悲惨地证明，除了这个特殊的例外，叙利亚和西里西亚的征服，也都无法中止波斯大军前进的步伐。托罗斯山脉的通道狭隘，原本可以据险固守(要是对骑兵为主的敌人，在此地可以进行一场有利的作战)但同样也被放弃，结果使得沙普尔可以对卡帕多细亚的首府恺撒里亚形成包围之势。
虽然这个城市在罗马只列在二等，却有40万居民。德谟斯提尼负责指挥作战，并没有受到皇帝的任命，而是自愿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守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恺撒里亚被一个医生出卖而陷落。虽然敌人下令要尽最大可能将他活捉，他仍能杀开一条血路逃生。这位英雄人物能逃离强敌的魔掌，一方面是值得称许赞美，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正是他的负隅顽抗，使得数千名追随他的市民惨遭屠杀。沙普尔被指控残酷无情地对待俘虏，一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归之于民族的仇恨，还有就是出于卑劣的傲慢心理和受挫的报复情结。但是整体来说，这位君王在亚美尼亚人的面前显出立法者的温和性格，对于罗马人民却摆出征服者的狰狞面目。他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境内无法建立永久性的根据地，于是把几个行省的人民和财富全部迁移到波斯，留在他身后的是一片荒凉的原野。
沙普尔的威名正在帝国东部令人闻风丧胆时，他收到一份无愧于帝王之尊的礼物。那是一支满载着珍奇的珠宝和昂贵物品的骆驼队，随同厚重的贡品一起送过来的，是帕尔米拉最尊贵最富有的元老奥登纳图斯的一封言辞尊敬、不卑不亢的信。那个傲慢自大的胜利者说：“谁是奥登纳图斯？怎么这么大胆竟敢给他的主子写信？要是希望我减轻对他的惩罚，就应该自己反绑着双手，爬到我的宝座前面来。他只要稍有犹豫，他和他的国家就会大祸临头，自取灭亡。”同时表示要将礼物扔到幼发拉底河里去。像这样逼人走向绝路的做法，使得帕尔米拉人只有振奋全副力量周旋到底，于是奥登纳图斯和沙普尔兵戎相见。在奥登纳图斯的精神感召下，从叙利亚的村庄到沙漠地区的帐篷中，集结了一支小规模的军队，盘旋出没在波斯大军的四周，扰乱他们的撤退行动，掠劫他们的财物牲口，还抢走那位伟大皇帝的几位妃子(这是比珠宝还值钱的东西)，最后使他带着几分混乱和尴尬退向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奥登纳图斯靠着这次功勋为其名望和地位奠定基础，罗马帝国的尊严在受到波斯凌辱后，总算让一个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或称为阿拉伯人找回一点颜面。
历史的回响虽然不及仇恨和谄媚的呼叫来得洪亮，但仍然要谴责沙普尔滥用征服者的权势。我们听说身穿紫袍戴着枷锁的瓦莱里安被展示在群众的面前，完全是一副落魄王侯的可怜相，还听说只要波斯君王上马，脚下就要踩着罗马皇帝的脖子。尽管所有的盟邦都在劝他，要记住命运的兴衰无常，要提防罗马会东山再起，要让有身价的俘虏成为和平的保证，不能只当作泄愤的对象，但是沙普尔完全置之不理。等到瓦莱里安受不了这种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后，他的皮还被剥下来填进干草，做成人的形状，好几代都保存在波斯最著名的庙宇里。比起爱虚荣的罗马人经常建立的铜像和大理石像，这是更要真实得多的纪念碑。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更富于教育意义，但是真实性值得可疑。现在仍旧保存着东部的王侯写给沙普尔的信，看来都是冒名伪造。再说这个充满猜忌心的君王，为了对待竞争的敌手，如此公开侮辱帝王的尊严，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事。至于瓦莱里安在波斯受到什么待遇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唯一落到敌人手中的罗马皇帝，在监禁中悲惨度过绝望的余生。
伽利埃努斯皇帝长期忍受他的父亲和同僚的指责，虽然得知消息以后心中暗喜，但是外表显得不动声色，只是说道：“我知道我父亲是个凡人，但是他表现得如此勇敢，我没有任何遗憾。”当罗马为不幸的君王悲痛不已时，他儿子那种毫无人性的冷漠态度，被一些奴性十足的廷臣当成坚强的英雄气概和斯多噶精神加以赞扬。伽利埃努斯成为帝国独一无二的皇帝后，他那种轻浮多变和颐指气使的性格，真是让人无法恭维和描述。任何一种技能只要他想学，以他天赋的才华都可以做得很出色，但由于他只有天才而缺乏判断力，变成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作战和治国这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不会以外。他通晓很多新奇而无实用价值的技能，他是辩惊四座的演说家，也是风格典雅的诗人，是善于养花莳草的园艺家，也是手法出众的厨师，但却是个不足取的皇帝。当国事危殆需要他亲临指导和加强呼吁之时，他却与哲学家柏罗丁高谈阔论，把时间消磨在细琐和无聊的消遣上，不然就是准备体验希腊的神秘仪式，或是在雅典的最高法院参加辩论。像他这样过度炫耀自己，等于在侮辱那些缺乏才识的普通人。他对胜利装模作样的嘲笑态度，更是加深了公众受到的屈辱感。他对于接连不断传来的入侵、战败和叛变的报告，用淡然一笑表示接受，装出无所谓的神情，拿来一些丢失行省的产品，然后不经意地问道，要是获得不了埃及的亚麻布和高卢的阿拉斯挂毯，难道罗马就会毁灭？不过，在伽利埃努斯的一生中，有几回受到强烈的刺激，变得像一个英勇的军人和残酷的暴君，直到对血腥感到满足，或对抗争感到疲倦后，又会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他那天生温吞慵懒的性格。
这个时候的政府掌握在没有实力的君王手里，帝国各行省都有一大批人起来反对瓦莱里安的儿子，企图篡夺帝位，这是不足为怪的事。奥古斯都王朝的历史作家出于非常玄妙的想法，要拿罗马和雅典各30位僭主做一对比。他们特别选出这个数目，后来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但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种对比既无必要也没有道理。一边是单一城市的统治阶层联合组成的30人议会﹔另一边是在广大的帝国里起伏不定、形势各别的竞争敌手。我们又能从这两者之间找出什么类似之处呢？再者，除非我们把加上皇帝头衔的妇女和儿童都算进去，否则就无法凑成“30”这个数目。
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再怎么令人反感，好在只产生了19个窥伺帝位的人：东部地区有基里阿得斯、马克利安努斯、巴里斯塔、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高卢和西部行省有波斯蒂尤默斯、洛连阿努斯、托维托里努斯和他的母亲维多利亚、马略和泰特里库斯 ；伊利里亚和多瑙河的边界有英格努乌斯、里基里阿努斯和奥略留；本都有萨图尼努斯；伊索里亚有特雷贝利阿努斯；色萨利的皮索；亚该亚的瓦伦斯；埃及的埃米利安努斯和阿非利加的塞尔苏斯。要想把这些不知名人物的生死存亡做个交代，将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同时也毫无教育意义与趣味。我们只能研究一下可以强烈标示出那个时代的状况、人民的举止习俗和那个时期的人物所具有的处世态度、理想抱负、行为动机和天命气数，以及篡夺行为所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特质。
一般而言，所谓僭主这个令人厌恶的称呼，在古代是用来表示非法篡夺最高权力的行为，并不是指某人有滥用此种权力的含意，所以僭主并不一定就是暴君。在这些高举起义旗帜反对伽利埃努斯皇帝的人士当中，有几位是品德高尚的模范人物。几乎所有的反叛分子都有相当的才能和勇气，他们建立功勋受到瓦莱里安的赏识，逐渐擢升到帝国最重要的职位。那些自封为奥古斯都的将领，是以卓越的指挥能力和严格的纪律要求，获得部队的尊敬；再不然就是战争中的英勇与成就为全军将士所崇拜；或者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开朗、慷慨大方，得到大家的赞许和爱戴。他们打胜仗的战场就是被推举为皇帝的所在。那群觊觎紫袍的人士当中，即使是出身不堪、当过竞技场兵器保管员的马略，也有无畏的勇气、无敌的体能和赤裸裸的率直。他低贱的职业的确为他的提升带来嘲讽与讪笑，但是绝不会比那些为数不少出身农民和士兵的对手更为卑微。
在一个天下板荡、群雄并起的时代，每个天才人物都能掌握最好的机会。身处战乱频仍的环境，军事才能是通向成功和荣誉的青云之路。在那19位僭主之中，只有泰特里库斯是元老院议员，皮索是唯一的贵族。卡尔孚尼乌斯·皮索是努马第二十八代的直系子孙，因为母系方面的亲属关系，有权在家里挂上克拉苏和伟大庞培的画像。他的祖先获得共和国所有最高的荣誉，在罗马古代的豪门贵族中，只有卡尔孚尼乌斯家族经历几代恺撒的暴政还能幸存。皮索个人的品德也能增加古老门第的光彩，等到篡位的瓦伦斯下令把他处死以后，曾经极度懊悔地承认，就是敌人也应尊敬皮索的圣洁无瑕。此外，他虽然死于反对伽利埃努斯的武装起义，承蒙皇帝宽宏大量，元老院以敕令正式表扬此一德行高尚的叛徒。
瓦莱里安的将领对深受尊敬的老王感激不尽，都不愿服侍那个奢侈怠惰、没有出息的儿子。罗马世界的帝座得不到忠诚的支持，对皇帝的反叛很可能被看成爱国的行为。如果深入研讨篡夺者的心理状况，可以发觉很多是基于恐惧，并非受到野心的驱使。他们害怕伽利埃努斯残酷的猜忌刻薄，同样畏惧部队突发的暴力行动。要是军队突然对某位将领产生极为危险的好感，声称他有资格继承帝位，这时他就命中注定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最谨慎的做法，也只有决心先享用帝王的尊荣再说，宁可在战争中试试自己的运气，也比等着刽子手来杀要好。当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牺牲者，在士兵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宝座时，有时会为即将来临的不幸而暗自伤悲。萨图尼努斯在登上帝位那天说道：“你们失去一个有能力的统帅，倒是推举出一位非常可怜的皇帝。”
后来接连发生各种想象不到的变革，证明萨图尼努斯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伽利埃努斯统治下冒出来的19位僭主中，没有一个享受过平静的生活，能够寿终正寝。只要披上鲜血淋淋的紫袍，等于激起追随者的恐惧和野心，好让他们起而模仿。处于内部阴谋、军事叛乱和内战威胁的重重包围下，全身战栗仿佛置身于悬崖的边缘，经过或长或短寝食难安的焦虑时日以后，终究会落得不可避免的下场。不过，这些朝不保夕的君王，分别由他们所统领的军队和行省，奉承所应得的尊荣。但是，他们应有的权力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上，永远得不到法律和历史的认可。意大利、罗马和元老院始终依附伽利埃努斯的正统地位，把他视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这位君主确实能够放下身段，以瓦莱里安儿子的身份满怀感激之心，对奥登纳图斯获得胜利的军队致谢，认为他们值得接受荣誉的称呼。在罗马人普遍的赞同下，经过伽利埃努斯的同意，元老院把奥古斯都的头衔颁给这位勇敢的帕尔米拉人，似乎要将东部的政府委托给他。事实上那早已为他所有而且可以独断专行，更像私产一样传给他那大名鼎鼎的遗孀芝诺比娅。
即使一位哲学家对于人世的一切灾难无动于衷，要是看到这种从农舍到皇宫，再从皇宫到坟墓的迅速转移过程，就是再冷漠的个性也会深有感触。这些命运乖舛的皇帝，他们的被推选、掌权和死亡，对于臣民和部从同样带来毁灭性的作用。致命的高升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经常要用巨额的赏赐向部队支付，这些钱还得掏自被榨干的人民。不论人格再高尚，用意再纯正，只要走上篡位这条路就无法回头，只有把掠夺和残酷的行为实施到底。当篡夺者倒下去时，就有一大批的军队和行省跟着遭殃。伽利埃努斯荡平在伊利里亚称帝的英格努乌斯以后，颁发给大臣一份最野蛮的命令，现在还能被我们看到。那位外貌柔和却毫无人性的皇帝说道：
战事以后随时都会继续发生，所以仅仅消灭那些手执武器的人是不够的。只要在屠杀儿童和老人这个问题上，能够不要让我们的名声受损，就把所有男性不论年龄完全连根铲除。任何人只要说过反对我的话，抱着反对我的思想，就不能让他活下去。要知道我是瓦莱里安的儿子，也是许多王子的父亲和兄长。要记住英格努乌斯已被推举为皇帝，撕烂他，杀死他，把他剁成碎块。我现在亲笔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也有我这样同仇敌忾的精神。
当国家的武力因为个人纷争而消耗殆尽时，没有防卫力量的行省让侵略者可以长驱直入。就是最英勇的篡位者处于这种混乱的情势之下，也要被迫与罗马的敌人签订屈辱的条约，用极为高昂的代价买到蛮族的中立和协助，甚至容许怀着敌意的独立民族，进入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
这就是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统治之下，蛮族和僭主使得各行省分崩离析，帝国陷入屈辱和毁灭的谷底，从此再无起死回生之日。虽然受到资料缺乏的限制，还是尽可能按照次序，去追述那段艰苦时期的一般状况。这里仍然有几项比较特殊的事件：一、西西里的混乱局面；二、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事件；三、艾索里亚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事件让我们对那些可怕的情景有更深的印象。
其一，数量庞大的土匪队伍能够到处作乱，法律无法制裁反而受到蔑视，是因为政府已经处于最虚弱的状况，连最底层的社会民众都感觉得到，而且要加以利用。西西里的位置免于蛮族的入侵，没有武装的行省也不足以支持篡位者。但这个一度繁荣而现在仍然肥沃的岛屿，却落在更低贱的人的手中受苦——一群无法无天的奴隶和农民统治着这片饱受抢劫的土地，使人想起古老年代的奴隶战争。农民若不想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就要当帮凶。大举破坏的结果是彻底毁灭西西里的农业生产。更由于主要田庄都是罗马元老院那些富有议员的财产(在古老的共和国时代，他们经常把大块土地圈进一个农庄之中)，这种私人的侵害行为对首都造成的不利影响，极有可能比哥特人或波斯人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在亚历山大大帝亲自规划和建构下，亚历山大里亚才有深厚的根基。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15英里，里面居住了30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来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找到适合的职业。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瓦莱里安被俘后，他儿子的傲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亚历山大里亚人尽情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不幸的国土就成为内战的战场，而且持续长达12年之久(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建筑雄伟和街道宽阔的布鲁琼区连带着皇宫和博物馆以及埃及国王与哲学家的居所，据一个世纪后的人描述，就已经是现在这种荒凉景象了。
其三，伊索里亚是小亚细亚一个非常小的行省，特雷贝利阿努斯在那里称帝，这场并不引人注意的叛变，却产生了非常离奇令人难以忘怀的后果。伽利埃努斯手下的军官很快将登基称帝这个举动消灭得一干二净，但是那批追随者感到自己不会被赦免，决心不再与帝国以及皇帝有任何权利义务的关系，于是重回原始的状态，把崎岖的岩石山区和宽阔的塔尔苏斯河的一条支流，当成保护自己使外人无法进入的根据地。土地肥沃的山谷用耕种供应所需的食物，抢劫的习惯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奢侈品，伊索里亚人长期继续下去，成为罗马帝国腹地的一个野蛮民族。后来的皇帝不论用武力还是策略，都无法让他们归顺，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建立坚强的工事防线，包围充满敌意而独立自主的地区，但是还不能有效制止这群国内敌寇的袭击。伊索里亚人逐渐将地盘伸展到海岸，甚至把西里西亚的西边山区都包括进去。这里从前就是胆大妄为的海盗据为巢穴的地方，共和国为了肃清这群心腹大患，在伟大的庞培指挥下投入全部的兵力。
人们的思想习惯喜欢把宇宙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因而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经常点缀着洪水、地震、彗星和异象，以及大众编造的各种反常征兆。但一次历时甚长而普遍发生的饥馑确实为害甚烈，这是抢劫和压榨不可避免的后果。把现存的农作物搜刮一空，等于是夺去未来收成的希望。饥荒以后必然继以流行时疫，这是由于食物的缺乏和不洁所引起。从公元25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265年猖獗无比的瘟疫，可能还有其他的形成因素，竟然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段时期，仅是罗马一地每天就有5000人死亡。许多曾经逃脱蛮族杀戮的城镇，却因瘟疫而人烟断绝。
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用来计算悲惨的人口死亡比例也许有点用处。亚历山大里亚对于有权领取配给粮食的人数有准确的记录，原来从40岁到70岁的总人数，和伽利埃努斯统治结束后，从14岁到80岁还活着领粮的人数完全相等。把这个准确的数字用到修正过的死亡率计算表上，可以证明半数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已经丧生。如果我们用类推的方式计算别的行省，可以估计出战争、瘟疫和饥馑在几年之间大约消灭了罗马一半的人口。
见allname.md
罗马帝国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可悲的统治下，几乎要毁于军人、僭主和蛮族之手，后经几位来自有尚武好战精神的伊利里亚行省的出身低微的君王，才挽救帝国于将颓之际。在大约30年时间里，克劳狄、奥勒良、普罗布斯、戴克里先和他的同僚，敉平国内的叛乱，击败国外的敌人，整饬军队的纪律，重建强大的边防，赢得“罗马世界中兴之主”的光荣令名。
打倒一位柔弱的僭主，可以为后续的英雄开创出路。愤怒的民众将灾难归咎于伽利埃努斯。事实的确如此，这是他寡廉鲜耻的行事态度，以及漠不关心的施政作风所造成的结果。他根本没有荣誉观念，而这是公德沦丧后唯一可恃的力量。就他而言，只要能够保有意大利，无论是蛮族获得一场胜利，还是罗马失去一个行省，乃至有个别将领叛变，对他过着安宁享受的生活都毫无影响。最后，驻防在上多瑙河地区的部队，拥立他们的主将奥勒留为帝(268 A.D.)。奥勒留不屑于只统治雷提亚这片山地，于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米兰，威胁罗马，直接挑战伽利埃努斯对意大利的主权，要与他在战场决一胜负。皇帝被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行动激怒，也觉察到逼近的危险，潜伏在本性中的英勇突然奋发，他一扫平日慵懒的形象，迫着自己离开奢华的宫殿，全副戎装站立在军团前面，向着波河前进，去迎战他的对手。在这个改名为庞蒂洛罗 的地方，阿达河上的桥梁就是那次战争的纪念物。整个战争的过程，证明了这个目标对双方都极为重要，雷提亚的叛军头目不仅被击败，而且身受重伤，退回米兰。接着米兰很快被包围，这座城墙从古代以来就遭受过无数次的攻击，却仍然屹立不倒。奥勒留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可恃，对外来的援兵也已不抱希望，这场叛乱似乎已经逃脱不了注定的失败命运。
奥勒留最后的办法是使围攻者失去忠诚报效之心，于是派人向对方营地散发传单，要求敌方部队放弃毫无价值的主子。他在传单中说，伽利埃努斯为了自己的享受而牺牲大众的幸福，即使是有功于罗马的臣民，只要引起猜忌就会丧失性命。奥勒留很有技巧地将恐惧和不满在对手的主要将领之间散播，于是禁卫军统领希拉克里阿努斯、声名显赫的高阶将领马尔西安以及指挥达尔马提亚卫队的希克索斯，形成了一个私下活动的阴谋组织。首先，他们的想法是要终止对米兰的围攻，随时会暴露的危险逼迫他们加快进度以实现他们大胆的计划。但是伽利埃努斯的突然死亡，使得一切都迎刃而解。
这一天时间已经很晚(公元268年3月20日)，皇帝大摆宴席时听到警报传来，奥勒留率领部队，已经离开城镇列出阵式要背水一战。伽利埃努斯从来不是畏战之辈，马上从丝质的卧椅上起身，来不及穿好全副胄甲，也没有集合卫队，就跳上马背全速驰向受到攻击的地点。他在状况不明的情势下被敌军包围，黑夜的混战之中受到长矛致命的一击。伽利埃努斯在弥留之际，爱国之情在心头油然滋长，他最后的要求是指定继承人，将帝位传给在帕维亚指挥分遣部队的克劳狄。皇帝的遗言被大家接受，并很快传送出去。这批阴谋分子也很乐意遵守命令，他们原来的打算也是要把克劳狄推上宝座。皇帝死亡的消息传出以后，部队表示怀疑和愤恨，但是等到每个士兵得到20个金币的犒赏后，疑虑自然消失，愤怒也告缓和。然后他们表示同意这次推选，承认新任皇帝所建立的功勋 。
克劳狄的出身被人有意掩盖，之后经过一些奉承之徒 的杜撰润饰，掩盖了他低微的家世。我们只能知道他是多瑙河地区某个行省的土著，年轻时代就进入军队。他为人审慎而又英勇，深得德西乌斯的赏识和信任，元老院和人民都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官员，值得加以重用。然而瓦莱里安初时并未注意，仍旧让他在下层担任军事护民官 。但是没过多久，皇帝就发觉了克劳狄的功绩，晋升他为伊利里亚边区的将领和行政首长，指挥驻防在色雷斯、梅西亚、达契亚、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所有的军队，接着指派他担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后来又以代行执政官头衔任阿非利加总督，有希望荣任执政官。等他战胜哥特人，获得将雕像放置在元老院的殊荣后，伽利埃努斯开始对他起了猜忌之心。有人认为士兵出身的人没有资格登上帝座，对克劳狄显露出轻视的态度。克劳狄知道以后非常不满。有一些流言经非正式渠道传到皇室成员那里，在皇帝回答他所信任官员的一段话中，很生动地表现出他那个时候的心情：
你上次呈送过来的消息，我看了以后极为关心。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克劳狄现在对我们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这会使人产生恶意的联想。如果你真的很忠诚，就尽力用各种方法去安抚这段过节，但是在和解的过程一定要严守秘密，绝对不能让达契亚的部队知道这件事，否则会激怒他们，进而引起很多狂暴的行动而不堪收拾。我会送他一些礼物，你要注意看他是否很高兴接受。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怀疑我已知道了他那不谨慎的谈吐。对我怒火的恐惧，可能逼得他走上绝路。
那些礼物是一大笔钱、一个精美的衣柜及非常值钱的黄金和白银做的盘子 ，还附上一封恭敬的信函，这样一来君主与他那不满的臣属便能够重修旧好。伽利埃努斯运用非常巧妙的手法，安抚伊利里亚将领愤怒的情绪，驱除畏惧的心理。于是在伽利埃努斯统治期间，虽然克劳狄看不起这位主子，但还是为他仗义执言，甚至摆出不惜为之一战的姿态。的确，最后他从阴谋分子那里接下了伽利埃努斯血染的紫袍，但那时他并不在营地，也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虽然他赞许这种行为，我们还是很公正地推测他很清白， 完全不知有这件事。当克劳狄登上帝座时，他已54岁。
围攻米兰的行动仍然持续，奥勒留立刻发现，他的策略已成功，但却迎来一个更坚决的对手。他很想与克劳狄谈判，以签订结盟和瓜分疆域的条约。但这位英勇无畏的皇帝回答：“告诉他，像这种建议应向伽利埃努斯提出，他也许会有耐心听，然后接受这个和他一样可鄙的同僚。” 这是毫无余地的拒绝，再继续坚持下去也毫无作用，奥勒留不得不献出城市投降，任凭征服者处置。军事法庭宣布他的行为犯了死罪，克劳狄在故作姿态表示反对后，同意死刑的判决。为了显示对他们新君主的热情，元老院很快批准了对克劳狄的推举。由于他的前任在高层有很多仇敌，所以他们假公正之名，对伽利埃努斯的朋友和家人进行严厉的报复。有个忘恩负义的官员运用惩罚过当，被元老院解除职务，于是皇帝出面求情提出一个赔偿的法案，这一举措使他获得很好的名声。
像这样的故作仁慈之举，很难看清克劳狄的本性，不过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他是凭良心做事。伽利埃努斯在位时，很多行省发生叛变，凡是涉案人员触犯叛国罪，财产都要充公，伽利埃努斯为了表示他对下属很慷慨，就把这些没收的财产分赐手下的官员。克劳狄继位那天，有个老妇人投身在他的脚前，控诉先帝的一个将领任意收受她世袭的产业，这位将领就是克劳狄本人，她指责他依然不能摆脱那个时代的不良风气。皇帝受到谴责感到面红耳赤，但是他请她相信一定会就此事秉公处理。后来，他承认自己的过失，马上将产业全部返还。
克劳狄为恢复帝国古老的光荣，着手进行艰巨的工作，首先是重整军中秩序，唤醒部队的服从意识。他凭着资深指挥官的威望，常告诫部队，军纪废弛会导致战乱频仍，最后军队本身也蒙受其害。人民不堪过度压榨，生计绝望而产生怠惰之心，无法供应一支庞大而奢华的军队，就连最基本的衣食都会有问题。历代君王在位时深感朝不保夕，为护卫个人安全不惜牺牲臣民的身家性命，但是随着军队权力日增，个人的生存更无保障。皇帝详述无视法纪约束的任性行为会带来不幸的后果，军人只会让自己白白牺牲，经常发生煽动性的拥立事件，随后就会引起内战，军团的精英分子不是消耗在战场，就是死于胜利后的残酷清算。他生动描绘国家财源枯竭，行省残破，罗马人的令名受到侮辱，以及贪婪的蛮族会获得可厌的胜利。他宣称，为了对抗蛮族，他打算先加强军备，泰特里库斯目前可以统治西方，甚至就是芝诺比娅也可以保有东方的疆域 。这些篡夺者是他个人的对手，在他能够拯救整个帝国之前，绝不会让私人的仇恨影响到最重要的目标。要是不及时采取防备措施，迫近的危险就会压碎军队和人民。
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那些不同的部族，都投效到哥特人的旗帜之下作战，现在已经集结的兵力(269 A.D.)，比起以往从黑海出发的任何部队的实力都更为庞大。涅斯特河是流向黑海的一条巨川，他们在河岸建立了一支有2000艘船的船队，甚至有人说是6000艘， 无论这数字有多么不可思议，数量还是不够载运原来计划的兵力，那就是32万蛮族部队。不论哥特人的真正实力有多强大，就这次远征的气势和成效来看，所做的准备工作远远不够完善。他们的船队通过博斯普鲁斯这个小国时，技术生疏的舵手无法克服狂暴的海流，窄隘的海峡壅塞太多的船只，发生很多起互撞事件，也有很多撞毁在岸上。蛮族对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发起几次袭击，但是这个敞开的国度过去常常遭受掠夺，所以城市防备森严。他们的突击无功而返，而且还蒙受相当大的损失，船队弥漫着沮丧的气氛，要做散伙的打算。有些部族的族长脱离之后，航向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但是主力还是坚持原来更稳妥的路线，最后在靠近圣山的山脚下抛锚，突击帖撒洛尼卡这座城市，这是马其顿行省最富有的首府。他们的攻击因为克劳狄迅速接近而受到干扰，同时也可看出他们作战只凭凶狠勇气，毫无技巧可言。这位献身军旅的君王迅速赶至战场，亲自率领帝国所有的部队前来决一死战。哥特人无心恋战，立刻拆除营地，放弃围攻帖撒洛尼卡，把船队留在原处不加理会，横过马其顿的山地，压向意大利最后的防线，要在那里与克劳狄对阵。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中，克劳狄写给元老院和人民的一封信，保存至今。皇帝提到：
各位议员：据悉有32万哥特人侵入罗马的领土，要是我击败他们，各位的感激就是我服务的酬劳；万一我失败了，请大家务必记住我是伽利埃努斯的继承者。整个共和国已经困顿不堪而又民穷财尽，我们必须为瓦莱里安而战，还要与英格努乌斯、里基里阿努斯、洛利阿努斯、波斯蒂尤默斯和塞尔苏斯，以及其他几千个人作战，他们都是因鄙视伽利埃努斯而发动叛变。我们需要标枪、长矛和盾牌，帝国的实力在西班牙和高卢，然而现在这些被泰特里库斯所篡夺﹔我们很惭愧，东方的弓弩手都在芝诺比娅的旗帜下服务。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伟大的罗马人。
这封信显示出克劳狄很可悲的坚强意志力，他像一位英雄那样大声疾呼，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同时也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危险，但是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仍旧怀抱着永不绝灭的希望。
事件的结局远超过他的心愿和世界的期望，这是一场光辉的胜利，克劳狄从大群的蛮族手中拯救了整个帝国，后代子孙尊称他是“哥特人的克星”，他以此扬名千古。历史学家对这次非常规战争的记录很不完整，使我们无法描述出当时作战的序列和环境。但是，如果综合大家提及的状况，可以把这件值得纪念的戏剧性事件，分为三个步骤来加以说明：
其一，在达尔达尼亚的纳伊苏斯城附近打了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军团在开始时遭受优势敌军的压迫，人员有很大的伤亡，几乎就要败北，要不是皇帝事先准备好了援军，并及时到达，他们将无法逃脱被完全歼灭的命运。一支兵力强大的特遣部队，很秘密地通过难以行军的山地突然出现，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在他一声令下后，即刻从后方攻击即将获胜的哥特人，整个局势在克劳狄积极作为下完全改观。他恢复部队的士气，重新组成战斗队形，从各方面向着蛮族施加压力。据称在纳伊苏斯会战中有5万人被杀。有几个人数较多的蛮族团体，把车辆当成活动堡垒，借着这种掩护才能逃脱杀戮战场。
其二，我们可以设想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像是战胜者过度劳累，以及命令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以至于克劳狄无法在一击之下，完全摧毁哥特人的主力。战事扩散到梅西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各行省，作战行动拖延成为各种行军、突击和大规模的混战。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全部一样，当罗马人遭到损失，通常都是由于自己的怯懦或者是轻敌。但是皇帝的智慧高人一等，对国内的状况了如指掌，非常明智地选择最适当的手段，保证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获得成功。数量庞大的战利品是多次胜仗的收获，包括很多牛群和奴隶。从年轻的哥特人中间选出一部分来补充军队的需要，其余人员全部贩卖为奴。女性俘虏的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每位士兵可以分配两到三名妇女。我们可以从这种情况下获得结论，这些入侵者的海上远征都带着家人，他们不仅是怀着抢劫的目的，同时也有定居下来的打算。
其三，他们的船队不是被夺就是沉没，损失极为惨重，以至于哥特人无法实施撤退。罗马人的哨所形成很大的包围圈，部队在后面形成有力的支撑，然后逐渐向中央聚拢缩小包围圈，把蛮族迫进海姆斯山区最难通行的部分。虽然蛮族可以在那里找到安全的庇护所，但是物质极度缺乏，由于这段时期是严寒的冬季，他们被皇帝的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数因饥饿、瘟疫、逃亡和战死而逐渐减少。等到春季来临(270 A.D.)，这批从涅斯特河口登船的敌人，除了小股死拼到底以外，已经完全溃不成军。
瘟疫横扫过人数众多的蛮族，最后证明对征服者一样有致命的危险。克劳狄在位只有短短的两年，战绩辉煌令人难忘，在举国的哀恸和颂赞声中病逝在西米乌姆。他在临终前召集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官员，当着大家的面推举奥勒良接任帝位，认为这位将领是完成他遗志的最佳人选。克劳狄具有很多方面的美德，他的勇气、和蔼、公正、节制以及珍惜名声、热爱国家，使他成为确能为罗马紫袍增添无限光彩的少数皇帝之一。君士坦丁是克劳狄兄长克里斯帕斯的孙儿，当君士坦丁在位时，先帝的德行和功勋受到宫廷御用文人的极力吹捧。这些颂扬之声，之后传述成：将克劳狄从尘世间夺走的神明，为酬报他的功绩与忠诚，要让他的家族在帝国中建立永恒的基业。
虽然有这样的神谕，弗拉维家族出人头地还要推迟20年(他们很高兴地采用这个名字)。克劳狄立奥勒良为帝，这使得他的兄弟昆提里乌斯立即没落。先帝基于爱国心，曾经责备过昆提里乌斯缺乏足够的稳健与勇气，曾将他降为平民的地位。等到克劳狄过世，昆提里乌斯倒是一点都没有耽搁，也不经深思熟虑，就在他统领大军的阿奎莱亚称帝。虽然他在位不过17天，却有时间得到元老院的批准，还经历了一场兵变。他很快得到消息，以英勇出名的奥勒良在多瑙河大军的拥戴下，已经登上皇帝的宝座。他不论在名声和功绩方面均无法与对手相比，只有俯首称臣，甘拜下风(公元270年4月)。
这本著作并不打算很详尽地叙述每位皇帝在登基以前的作为，对于私人生活的各种机运和传闻更是着墨甚少。我们只能简单提及，奥勒良的父亲是西米乌姆地区的农夫，承租一个很小的农庄，这个农庄是富有的元老院议员奥勒利乌斯的财产。他那位喜爱戎马生涯的儿子应募入营当一名普通士兵，然后开始不断晋升，当过百夫长、军事护民官、军团的副将、营区的统领、部队的将领、在边区被称为“公爵”，最后在哥特战争开始后，担任重要职务，成为指挥骑兵的主将。他不论出任哪一项职务，在过人的英勇、严格的纪律和成功的指挥这三方面都无可匹敌。瓦莱里安皇帝将他擢升为执政官，在那个时候就用华丽的词句，赞许他是“伊利里亚的救星”“光复高卢的名将”，以及“媲美西庇阿的将领”。在瓦莱里安的推荐之下，元老院有一个议员名叫乌尔皮乌斯·克里尼图斯，此人有很高的地位和功勋，身世可以追溯到图拉真，就收养了这个潘诺尼亚的农夫，并将女儿嫁给他，更用他可观的财产，去调剂奥勒良奉行不悖的贫朴生活。
奥勒良在位大约有4年9个月，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很多名垂后世的丰功伟业：他结束哥特战争；惩治入侵意大利的日耳曼人；从泰特里库斯手中光复高卢、西班牙及不列颠﹔摧毁芝诺比娅在东方建立的王国，使这个骄傲的王朝化为一片焦土。
奥勒良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连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所以他率领的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对军队的规定很简单，可以包含在写给下级军官的一封信中。善尽责任督促部属，要求他们像渴求活下去那样，争取出任军事护民官的职务。他严厉禁止赌博、饮酒和求神问卜。奥勒良期望他的部下必须谦逊、节俭和勤劳，个人的甲胄要经常保持光亮，武器要锐利，衣物和马匹要准备好，以供随时之用。他们必须住在宿舍里，要保持营地的朴素、整洁和肃穆，不可以损毁农田的收成，不可以偷窃，哪怕是一只羊、一只鸡或一串葡萄，不可以强征民间的物品，无论是盐、油或木柴。这位皇帝继续说道：“公家配发的物品足够我们使用，军人的财富要得自敌人的战利品，而不是得自省民的眼泪。”有一个很独特的案例，可以看出奥勒良的要求不仅严厉，甚至已经是过分的残忍。有个士兵勾引屋主的妻子，这个违犯军纪的可怜士兵，被绑在用力硬拉在一起的两棵树上，等绑住的绳子被砍断，这两棵树突然弹开，就将他活活撕成两半。还有一些案例非常恐怖，但是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奥勒良的惩罚虽然可怕，但是在他的军队中，同样的罪行很少再度违犯。他的作为都能用他订立的法条来加以支持。容易受到煽动的军团，有他们所畏惧的首长，下属都学会如何服从，指挥起来当然就会得心应手。
克劳狄的逝世使哥特人振作起奋斗的精神。防守海姆斯山区隘道和多瑙河地区的部队，因为顾虑发生内战已经撤下来。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部族，原先留下未随着行动的人员，现在又有了很好的机会。他们放弃在乌克兰的居留地，越过达契亚和梅西亚的河流，使得惨受克劳狄打击的族人，在生力军加入以后，势力又开始壮大起来，联合在一起成为数量很大的团体。这批新的联军终于与奥勒良的部队遭遇，只有夜晚才能终止血腥和难分胜负的冲突。双方忍受20年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在经历这样多的灾难以后，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
哥特人和罗马人都同意签订长久而有利的条约，蛮族很热诚地促进和解，军团很高兴批准双边条约。奥勒良基于审慎免得落人口实，把这个重要问题提交军团来投票决定。哥特人各部族保证供应罗马军队2000人的协防军，全部都是骑兵，并且规定服役和归还的条文。罗马人在多瑙河开设一个定期的市集，由皇帝指定专人来照应，由蛮族共同负担费用，双方要用宗教的忠诚来遵守条约。若有500人的团体由营地散出劫掠，蛮族的国王或将领要负责逮捕犯罪的为首分子，用长矛将他活活搠死，作为侵犯神圣诺言的牺牲。不过，不无可能的是，奥勒良采取预防措施，要哥特人的族长交出自己的儿女作为人质，这种措施对和平相处不无贡献。对年轻人他加以军事训练，尽可能不要远离他的统御；对少女则让她们接受罗马的教育，并将其中一些人许配给主要的军官，逐渐使得两个民族产生密切的关系。
和平最重要的条件并没有形诸文字，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那就是奥勒良从达契亚撤走罗马军队，默默将这个面积广大的行省放弃给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他的判断非常有远见，只要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根本不顾虑面子的问题。这样做可以缩小帝国的边界，达契亚的臣民在这样遥远的位置，既无法定居耕作也很难守备防卫，迁走以后可以增强多瑙河南岸的实力和人口。梅西亚这块肥沃的地区，因为蛮族不断入侵几乎要成为一片荒漠，但只要勤奋工作就会恢复旧观，成为新的达契亚行省，对图拉真的征服也仍然会铭记在心。不过，原来那块土地上还是留下相当多的居民，他们安土重迁，宁愿接受哥特人统治。虽然他们已经不在罗马管辖之下，但这些自甘堕落的罗马人对帝国还是能发挥作用。他们可以指引这些征服者如何成为一个农业民族，教导蛮族各种生产技术，让他们知道如何过舒适的文明生活。
多瑙河两岸之间逐渐建立商业和语言的交流，等到达契亚变成独立国家后，仍在证明它是帝国对抗北方蛮族入侵最坚强的防线。等到愈来愈多的蛮族定居下来，基于双方的利害关系对罗马更为忠诚，永久的利益发展成为生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古老的行省到处是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在不知不觉中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仍旧承认哥特部族那种非凡的名声和权威，并且以身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后裔子孙为荣。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名叫格塔依的人，比那个名字相似而可怜的皇帝要幸运多了。他灌输给容易上当的哥特人一些空洞的信条，说是在遥远的年代，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居住在达契亚行省，接受扎莫克西斯的教诲，阻止塞索斯特利斯和大流士胜利的大军向西前进。
就在奥勒良用英勇的行动和审慎的作为，好不容易恢复伊利里亚边疆的安定时，阿勒曼尼人却又大动刀兵。虽然经过伽利埃努斯的收买和克劳狄的惩治，但是在冲动的年轻人的怂恿下，有4万名骑兵出现在战场，步兵的人数还要多一倍。蛮族为了满足贪婪的抢劫，开始是以雷提亚边疆的几个城市为目标，在获得成功以后胃口加大，迅速进军，从多瑙河到波河这一带都惨遭蹂躏。
皇帝很快获得了蛮族入侵的消息(公元270年9月)，知道他们在劫掠完后就会撤离，于是很快集结了一支常备军，沿着黑希尼亚森林的边缘，安静而迅速地进军。阿勒曼尼人满载着从意大利抢来的战利品，退回多瑙河的南岸，根本没有怀疑对岸会有什么状况。罗马军队占据有利的位置，隐藏在那里准备要截断他们的退路。奥勒良并没有惊动蛮族，让他们以为自己很安全。在没有受到干扰的状况下，蛮族有一半的兵力渡过河来，他运用这样大好的机会发起攻击，很轻易地获得胜利，过人的指挥才能适时发挥，让罗马军队占尽优势。他把军团排成半圆形阵式，左右两角越过多瑙河，横扫正面敌人后突然向中央压迫，把日耳曼人连后卫一起包围。失去斗志的蛮族不管从哪个方向望过去，都只有一片荒芜的田野、水深而湍急的河流，以及胜利在望而且绝不手软的敌人，真是感到万念俱休。
阿勒曼尼人陷入这种悲苦的处境，唯一的指望就是恳求和平。奥勒良在营地前方接见使者，摆出刁斗森严的壮盛军容，显现罗马军队有强大的战力和高昂的斗志，军团全副武装、井然有序地排成阵式，保持使人畏惧的肃杀气氛。各级主要的指挥官，在位阶标志和仪仗的簇拥下，骑着战马位列皇帝御座两边。后面陈列着皇帝和先帝的神圣画像、金色的鹰帜，以及军团的各种名衔，所有的文字都用黄金刻成，耸立的矛尖闪耀出一片银色光芒。奥勒良肃然端坐御座，他那雄伟的姿态和庄严的神情，使得蛮族无比敬畏，意识到这是掌握着他们生死大权的君王。使者不觉哑口无言，俯伏在地。他们奉命起身并获准发言，在译员的协助下，他们为背信的不义行为提出很多借口，夸大自己的功绩和战力，说是受到命运的播弄才会离开自己的家园，知道和平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同时还带有不识时务的自信，要求罗马付给他们大量的补助金，作为他们与罗马联盟的代价。皇帝的答复极为严厉而且毫不通融，对他们要与罗马联盟表示轻视，更愤慨于他们竟敢提出条件。他指责蛮族既对战争艺术无知，也不知遵守和平的规定，在最后要他们退下去之前，他开出自己的条件要他们抉择，只有投降才能得到无条件的宽恕，否则就会在他的震怒下自取灭亡。奥勒良已经将遥远的行省放弃给哥特人，但是要相信或者饶恕这些反复无常的蛮族，实在太过危险，他们在旁虎视眈眈，意大利随时会大祸临头。
就在这次会面以后，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紧急状况，需要皇帝亲临潘诺尼亚。他交代部将要很谨慎地完成歼灭阿勒曼尼人的工作，不论是用武力还是用饥饿的手段。绝望中的奋斗常会胜过坐待成功的来临，蛮族知道不可能在渡过面前的多瑙河后，再冲过罗马人防备森严的营寨，于是决定击破围在后面的哨所，那里不仅兵力较少而且警戒也不够严密。经过大家奋不顾身的努力，从不同的道路奔逃，全军转过来又指向多山的意大利。奥勒良原来认为战争即将结束，敌军全数被歼，接到阿勒曼尼人逃脱的消息感到极为痛心。米兰地区即将受到蛮族的蹂躏，军团已经受命在后追赶，但是部队过于钝重无法发挥作用，敌人迅速飞奔逃走，步兵可以保持骑兵那样敏捷。几天以后皇帝亲自赶来援救意大利，率领他所选用的协防军(其中有人质和汪达尔人骑兵)，以及所有参与过多瑙河战役的禁卫军。
阿勒曼尼人的轻装部队，散布在阿尔卑斯山到亚平宁山之间广大的区域。奥勒良和他的部下要不断保持警觉，去找寻、进攻、追击这些数量庞大的小股蛮族武力。虽然这是场杂乱无序的战争，但是有三次会战不能略而不提，双方的主力投入到惨烈的战斗中，成功确实来之不易。第一次是在普拉森舍附近的战斗，罗马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当时那位作者极为偏袒奥勒良，根据他的说法，危险的程度好像帝国会就此瓦解。狡猾的蛮族在森林里列阵，趁着薄暮昏暗之际对军团发起攻击。在长途行军之后，部队疲倦而又混乱，几乎无法抵挡他们狂野的冲锋。但是，经过一番可怕的杀戮以后，熬过难关的皇帝很坚决地重新整顿军队，甚至还能保持荣誉不致一败涂地。第二场会战发生在翁布里亚的法诺附近，500年以前汉尼拔的兄弟就是在这里失去性命。
日耳曼人到目前为止，一切还都很顺利，于是沿着艾米利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军，打算要掠夺没有防卫能力的都城。奥勒良始终注意罗马的安全，追蹑在后面跟踪而至，等到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就在此地发起攻击，阿勒曼尼人受到惨败再也无法恢复。逃走的残余人员在靠近帕维亚的第三次会战中全数被歼，意大利从阿勒曼尼人的入侵中得到解救。
迷信源于恐惧，害怕的人类对每一种新降临的灾难，都认为是看不见的仇敌用愤怒来发泄不满。当蛮族很快逼近罗马城墙，群众感到无比的惊愕和惧怕，发现共和国最大的希望全部依赖于奥勒良的作战勇气和指挥能力。元老院下了一道敕令，要请示西比莱的神谕给予帮助。甚至就是皇帝本人，不论动机是出于宗教或者政策，都推崇这是非常有用的措施，叱责元老院过于缓慢，只要能满足神明的需要，就是供奉再多的钱财，呈献再多的动物当牺牲，释放再多异族的俘虏，也都在所不惜。献上除活人以外的各种祭品，让流出的鲜血来洗涤罗马人的罪行。西比莱神谕所喜爱的祭礼不会残害无辜，只有祭司穿着白袍的游行队伍，伴随少男和少女的歌颂。再就是城市和邻近地区的斋戒仪式(公元271年1月11日)，奉献的牺牲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使蛮族无法通过已经举行仪式的神圣地面。不论他们的想法多么幼稚，但是迷信的行为有助于战争的胜利。法诺的决定性会战中，要是阿勒曼尼人幻想他们看见一支幽灵大军在奥勒良那边助战，他也乐于承认这支虚幻的援兵，确实发挥最大的作用。
不论这种精神上的壁垒能使人产生多大的信心，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恐惧，罗马人要建构范围更广、材质更坚的城防工事。罗慕路斯的继承者环绕着罗马七山，所建的古老城墙有13英里长，就当时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和人口而言，实在是大得不成比例。因经常受到拉丁姆人袭击，为对抗这个死缠不放的敌人，需要将相当面积的牧场和耕地包括在城墙里。等到罗马不断成长茁壮，城市的范围和居民逐渐增加，充塞所有的空间，穿过无用的城墙，盖满战神的原野，随着公路的开辟，从四面八方向美丽的郊区发展。奥勒良新建的城墙到普罗布斯在位才告竣工，一般人都加以夸大说将近50英里，实际上准确的数字是21英里。这是一件浩大而可悲的工程，当首都需要防卫时，代表着国家已经衰弱。罗马人在国势昌盛的时代，信赖军团的武力，安全地保障位于边疆的营地，根本没有任何疑虑之处，不像现在需要防守帝国的宝座，来对抗蛮族的入侵。
克劳狄战胜哥特人，奥勒良歼灭阿勒曼尼人，重建后的罗马军队对抗北方的蛮族能够维持古代的优势。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的第二件任务，是要惩治国内的僭主，将帝国已经分裂的部分统一起来。虽然奥勒良是受到元老院和人民承认的皇帝，但是统治的区域受到限制，只能及于意大利、阿非利加、伊利里亚、色雷斯及所属的边疆地区。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以及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仍旧分别为两位叛贼所有。过去这类人物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现在只有他们逃脱应有的惩罚，何况这两个宝座竟为妇女所篡夺，使罗马蒙受更大的羞辱。
相互争夺的君王在高卢行省不断起落，波斯蒂尤默斯严肃的个性只是加速自己的陨灭。他镇压在门兹称帝的竞争对手后，拒绝让军队抢劫这座反叛的城市，最终在7年统治之后，成为这群贪婪军人手下的受害者。
维克托里努斯是他的朋友和同僚，则因细故被杀。这位君主有杰出的成就，却因为情欲而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他以暴力行为发泄情欲，毫不在意社会的法律，甚至连爱情的法则都不尊重。他在科隆被嫉妒的丈夫阴谋杀害，如果他们饶过他无辜的儿子，这种报复就会显得更有正当性。在很多英勇的君王被谋害以后，发生了一种很不平常的现象，那就是一位女性长时间控制着高卢剽悍的军团，这些史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维多利亚是维克托里努斯的母亲，她运用政治手腕和金钱，陆续将马里乌斯和泰特里库斯扶上帝座，利用这些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皇帝，对整个国家进行严密的统治。所有的钱币不论铜币、银币或金币，上面都刻着她的名字，其头衔为奥古斯塔和“军队之母”。她的权力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极可能是忘恩负义的泰特里库斯下的毒手。
泰特里库斯原来是阿基坦的总督，这个行省一直平静无事，所担任的职位很适合他的个性和所受的教育，后来受到野心勃勃的女赞助人的唆使，才穿上紫袍继位称帝，统治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有四五年之久。就不守法纪的军队而言，他既是君主也是奴隶。他对军方心存畏惧，军人则对他表示轻视。英勇而幸运的奥勒良终于公开宣布，要达成统一帝国的目标。这时候泰特里库斯才敢透露自己处于何种悲惨的地位，恳求皇帝赶快来拯救这位不幸的对手。他很怕私下联系的情形被军方发觉，到时性命一定不保。他已经无法统治西部这片疆域，只有背叛自己的军队，好让帝国完成统一。他表面上装出要打内战的样子，领导部队进入战场对抗奥勒良，故意把营地开设在最不利的位置，将自己的计划和企图全部通知敌人，然后就在开始行动之前，带着少数亲信人员逃走(公元271年夏季)。这些反叛的军团被自己的长官出卖，虽然引起混乱使士气受到影响，但是仍旧不顾牺牲，做困兽之斗，直到最后一个人被砍倒为止。这场令人难忘的血战发生在香槟的沙隆附近，法兰克人和巴塔维亚人所组成的非正规协防军，在奥勒良的压迫与劝说后撤退，折回莱茵河。如此，帝国恢复平静，皇帝的声名和权威从安东尼边墙一直传播到赫拉克勒斯之柱。
早在克劳狄当政时，奥顿在无外力援助下，竟敢单独反抗高卢的军团，围攻7个月后，这个历尽磨难、早已苦于饥馑的城市被攻破，受到劫掠。在另一方面，里昂坚决抗拒奥勒良的大军，我们只知道里昂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没有人提到奥顿得到任何奖励。的确，这就是内战的政策，睚眦之仇必报，再造之恩难记，因为报复有利可图，施恩则所费不赀。
奥勒良掌握泰特里库斯的人马和行省以后，立即挥师东向(272 A.D.)，要征讨帕尔米拉的女王——闻名天下的芝诺比娅。近代欧洲有几位著名的妇女，能身负帝国的荣誉和重任，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乏此类女中豪杰。但是如果不算成就无法证实的塞美拉米斯，芝诺比娅可能算是自古以来的第一位，非凡的天才跨越了亚洲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打破了强加于女性的唯命是从和柔弱无能。她自称是埃及马其顿王朝的后裔，绮年美貌和天生丽质不输于祖先克莉奥帕特拉，忠贞不渝和勇敢进取又远在那位女王之上，不仅美丽而且英气逼人，肤色黝黑(这与本书无关宏旨，但对于女性却非常重要)，牙齿洁白有若编贝，一双大眼睛显出与众不同的神韵，气质是那样甜美迷人，说话的声音清晰明亮，悦耳动听。她的理解力较之男性毫不逊色，好学而富有文采，不仅知晓拉丁文，对希腊文、叙利亚语和埃及语更为精通。为了便于自己参考，曾经将东方历史编撰成史纲要览，并且在哲学大师朗吉努斯的指导下，深入了解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精要之处。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子嫁给平民出身，后来荣登东方统治者宝座的奥登纳图斯，她很快就成为这位英雄人物的诤友和伴侣。在战争的空闲时间，奥登纳图斯喜爱行猎，经常在大漠之中对雄狮、花豹和熊罴等猛兽穷追不舍。芝诺比娅对这种危险的活动一样甘之如饴，早已经训练成不畏辛劳的体格，从来不用带篷的车轿，通常是着戎装骑在马背上，有时也会带着部队步行前进。奥登纳图斯开疆辟土大部分要归功于她的细心策划和坚忍不拔，他们曾经两次把波斯伟大的国王赶出泰西封的门户外，获得光辉胜利，共同奠定名声和权势基础。他们指挥的军队和拯救的行省，不再承认除了战无不胜的领袖以外任何君王的主权。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尊敬这位异族人士，就是他为被俘的皇帝报了大仇。连瓦莱里安素来不知感恩的儿子，也承认奥登纳图斯是合法的盟友，双方的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亚细亚烧杀掳掠的哥特人进行一次远征后，帕尔米拉的君王回到叙利亚的埃米萨，未料这个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竟会被国内的叛变置于死地。他所喜爱的行猎正是致死的原因，也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使对方有机可乘。他的侄子麦尼奥竟敢在他面前投掷标枪，这种错误的行为受到指责后，仍旧故态复萌。身为国君也是猎人的奥登纳图斯非常生气，就命人将他侄儿的马收回不让他骑，这对东方人而言是很大的侮辱。同时，他还将这位冒失的年轻人关了很短一段时间。经过处分以后这件事很快就被忘掉，但是惩罚却结下了怨仇，麦尼奥找到几个大胆的同谋，在一个盛大宴会的场合杀害了他的叔父(250 A.D.)。奥登纳图斯的儿子希罗德，是个性情温和的青年，并非芝诺比娅所出，也随着他的父亲被害。麦尼奥的血腥报复行为只能逞一时之快，还没有来得及自封奥古斯都的头衔，便被芝诺比娅在她丈夫的丧礼中当作牺牲品处死。
芝诺比娅在丈夫几位忠诚朋友的支持下，立即登上空虚的宝座，稳固统治帕尔米拉、叙利亚和东方超过5年。奥登纳图斯过世后，元老院赞许他个人的成就，也代表着授权已经中止。但这位英勇善战的孀妇，根本不在乎元老院和伽利埃努斯，使得一位前来讨伐的罗马将领，曳兵弃甲大败而回。芝诺比娅不像一般妇女，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不知所措，她始终坚持明智的政策指导，治国极为稳健老到；如果事情必须权宜处理，她会保持冷静绝不动怒；若过失必须立即惩罚，也不会行妇人之仁。她厉行节约被人指责为吝啬，但在需要花钱的场合，却显得慷慨大方。像阿拉伯、亚美尼亚和波斯这些邻近国家，都害怕与她为敌，要求结成联盟。于是，奥登纳图斯的版图，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比提尼亚的边界，这位孀妇又为之加上祖先留给她的遗物，也就是人口众多、物产富裕的埃及王国。克劳狄为了酬庸她的功绩，同意在全力从事哥特战争时，由她执掌东方的政局。当然，芝诺比娅的行为也有很多暧昧之处，看来很想成立一个保持敌对状态的独立王国。她的宫廷运用罗马的礼仪，后来又夹杂着亚洲壮丽的排场，强迫臣民把她看成居鲁士的继承人一样行跪拜礼；她的3个儿子都接受拉丁式的教育，经常穿着皇家的紫袍到部队去巡视；她自己则始终保有君王的冠冕，使用词藻华丽而意义含糊的头衔——东方女王。
等到奥勒良进入亚洲(272 A.D.)，要面对的敌手是个女性，只有这点会使人产生轻视的心理，除此以外他占不到任何便宜。比提尼亚因为芝诺比娅的武力和权谋，原来已经发生动摇，现在因为奥勒良亲临，又对罗马表示归顺。奥勒良在行军时走在军团前面，接受安锡拉的投降。经过一段坚持不懈的围攻以后，在一位市民的叛降协助下夺取提亚纳。按照奥勒良对部队慷慨而对敌人凶狠的脾气，他会将这个城市任凭愤恨的士兵去烧杀掠夺。但是出于尊重宗教的心理，对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的同乡采取宽容的态度。安条克的市民在大军压境以后，全部逃离城市，皇帝立即发布安民告示，号召逃亡人员回乡，对于在没有选择之下，被迫在帕尔米拉女皇手下服役的人员，全部赦免不予追究。这种出人意料的慈善作为，使得叙利亚人心悦诚服，一直到埃米萨的势力范围之内，人民都愿意支持仁义之师。
芝诺比娅要是不采取行动，让西方的皇帝进入到首都100英里以内，她的声誉就会受损。所以决定东方的命运在于两次会战，这两场会战的环境是这样的类似，除了第一次在安条克附近，而另一次是在埃米萨以外，很难分辨出两者的环境有什么不同。帕尔米拉的女王在每一次会战中，都亲临战场鼓舞士气，把执行任务的工作交给扎伯达斯全权负责，后者曾经在征服埃及的战事中展现军事长才。芝诺比娅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大部分由轻装弓箭手和全身铠甲的重装骑兵所组成。奥勒良的骑兵由摩尔人和伊利里亚人组成，抵挡不住对手声势惊人的冲锋，便在边打边退的状况下混乱地向后逃走。帕尔米拉人奋力追赶。罗马的骑兵等待机会反击，再用不断的缠斗来困惑对手，使他们无法脱离，终于打垮这支过于笨重运动不灵的重装骑兵。双方交战时，东方的轻装步兵先是用尽箭矢，接着在短兵相接的近身搏战中失去防卫的能力，他们没有甲胄护身，几乎赤裸，完全暴露在军团的刀剑砍杀之下。奥勒良早已编组好这批久历戎伍的老兵部队，他们原来驻扎在上多瑙河地区，接受过阿勒曼尼战争严酷的考验，获得骁勇善战的英名。
芝诺比娅在埃米萨会战失败后，没有能力再编成第三支大军。这时帝国以内原来臣属于她的民族，一直到埃及的边界，全部投靠到战胜者的麾下，何况奥勒良派出最勇敢的将领普罗布斯，率领一支部队占领埃及的行省。帕尔米拉成为芝诺比娅最后的根据地，她将部队撤到首都的城墙之内，进行顽强抵抗的准备工作，像一位女英雄那样做出大无畏的声明，要是她的统治结束就以身相殉。
在阿拉伯贫瘠荒凉的沙漠里，少数农耕地区就像广大的海洋中间浮现出来的岛屿。无论是塔莫尔或者帕尔米拉这样的名字，在叙利亚语和拉丁语里的意义，都是指温暖气候下阴凉而葱郁的枣椰林。此地的空气清新，有珍贵无比的流泉，灌溉的土地可生产水果和谷物。这样优越的条件，再加上地处波斯湾和地中海之间，到两边的距离大概相等，所以经常有骆驼队来往，把数量众多的印度贵重商品运到欧洲各国。帕尔米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独立城市，用互利的贸易联系着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保持着卑躬屈膝的中立地位。最后，等到图拉真获得胜利，这个幅员很小的共和国便落到罗马人手中，当作一个从属而颇受重视的殖民地，繁荣兴旺达150年之久。我们从遗留的少数铭文可以看出，雄于资财的帕尔米拉人在和平时期，建构庙宇、宫殿和希腊风格的柱廊。时至今日，形成的废墟散布在几英里范围之内，仍为好奇的旅客流连凭吊。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的崛起，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番新气象，成为可以与罗马分庭抗礼的对手。但是这种竞争要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多少代的子孙都成为一时风光的牺牲品。
奥勒良皇帝行军越过埃米萨和帕尔米拉之间的沙漠地区，不断受到阿拉伯人的袭扰，不得不让军队，尤其是行李和辎重，避开那些行动剽悍的匪徒积极而大胆的抢劫。他们看准时机发起袭击，得手后很快逃脱军团迟缓的追击。围攻帕尔米拉才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亲自参与进攻，身体被标枪刺伤。奥勒良在一封信上写道：
罗马人民总以开玩笑的口气，谈起我跟这位女人所进行的战争。他们根本不了解芝诺比娅的性格和她的力量，她为防御作战做的准备工作非常周全。石块、弓弩和各种投射武器多得算不清。每一小段城墙就配置两到三门弩炮，也可以用小型投射器投掷燃烧的火球。她害怕受到惩处所以不惜死拼到底，但是，我仍然信赖罗马的神明给我的护佑，使我能够完成当前的工作。
然而，神明的保佑终归有限，围攻的成败也无法预料。奥勒良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提出有利的投降条件，女王可以很光彩地退位，市民仍旧保有古老的权益。他的意见被严词拒绝，同时伴随着侮辱性的言辞。
芝诺比娅之所以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是因为她认为在短期内，罗马大军受不了饥馑的压力，就会循着沙漠原来的路线退兵。更有信心的是东方的君主不会坐视，特别是波斯的国王，必然会出兵保护这位作为屏障的盟友。但奥勒良的幸运和坚毅克服了许多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沙普尔逝世使波斯的权贵无暇他顾，只能派遣有限的援军前来解帕尔米拉之围。皇帝或用武力对付，或很慷慨地花钱收买，很容易地就令他们全部无功而返。从叙利亚各地派遣按时出发的运输队，陆续不断地安全抵达皇帝的营地，再加上在埃及获得胜利的军队，在普罗布斯率领下全部归建。芝诺比娅到此时才决定逃走。她骑上速度最快的单峰驼，已快要到达幼发拉底河的河岸，但还是在离开帕尔米拉大约有60英里的地方，被奥勒良的轻骑兵追上，当作俘虏送到皇帝尊前。她的首都不久以后投降(273A.D.)，出乎意料得到宽大的处理。兵器、马匹、骆驼以及大量的黄金、银块、丝绸和珠宝，全部归胜利者所有，只留下600名弓弩手编成的守备部队。皇帝回到埃米萨，花了很多时间对东方行省进行赏功罚罪。有些行省在瓦莱里安被俘后，就对罗马失去忠诚之心，等到帝国获得战争的胜利，又重新归顺到罗马属下。
叙利亚女王被带到奥勒良皇帝面前，他非常严厉地问她，为什么胆敢运用武力反抗罗马皇帝!芝诺比娅很机智地回答，不仅表示尊敬也显出坚强的一面：“过去我没有办法把奥勒留或伽利埃努斯当成罗马皇帝，所以才会这样；现在，我只承认你是我的征服者和君主。”但是，女人的坚强通常都是装出来的，很少能够硬撑下去，至死不变。等到审判时，芝诺比娅的勇气完全消失无踪，在士兵们叫嚣立即处死的怒吼声中，她全身颤抖不知所措，忘记要拿克莉奥帕特拉当榜样，来面对这绝望的处境。她靠着出卖自己的声誉和朋友，苟延残喘地偷活下去，把坚决抵抗的罪名全部归于别人的建议，说她身为软弱的女性，完全是受到臣下的操纵。残忍的奥勒良将泄愤对象转移到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成为她恐惧的牺牲品，这些无辜的人员当中还包括朗吉努斯。他的名声远超过出卖他的女王和处决他的暴君，也因此而长存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不世的天才和高深的知识，无法感动无知无识的凶狠士兵，但是他们有助于朗吉努斯的灵魂能够和谐地飞翔。他没有任何怨言，平静地随着行刑者离开，全心怜悯女主人的不幸，尽力安慰为他伤心的朋友。
奥勒良东征班师回朝，已跨越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传来消息说帕尔米拉人屠杀了留下的总督和守军，再度树起反叛的旗帜。他勃然大怒，立即回军指向叙利亚。安条克对他如此迅速的行动感到十分惊讶，孤立无援的帕尔米拉人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悔恨不已，毫无能力抗拒压境大军。我们可以看到奥勒良所写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把处死的范围限定于武装叛乱分子，但很多老人、妇女、儿童和农夫依然惨遭杀害。虽然他最关心的事情是要重建太阳神庙，还是对残存的帕尔米拉人起了怜悯之心，允许离开的人们回来重建他们的城市，但是摧毁一座城市比重建要容易得多，像这样一个商业和手工业制造中心，曾是芝诺比娅的皇城，慢慢衰落成默默无闻的市镇、一个微不足道的城堡，最后变成破败的村落。现在的帕尔米拉不过三四十户人家，他们在宏伟庙宇的空旷中庭，用泥砖砌起他们的农舍。
戎马奔波的奥勒良还有最后一件工作要完成。帕尔米拉反叛期间，菲尔穆斯在尼罗河地区作乱，虽声势不大，却造成危险的后果，亟须出兵镇压。菲尔穆斯实际上是埃及的富商，但自称是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的朋友和同盟。他在印度的贸易过程中，与布伦米人和萨拉森人建立亲密关系，这两个民族位于红海两岸，很容易进入上埃及地区。他鼓动埃及人起来争取自由，带领大批愤怒群众攻进亚历山大里亚城，在那里穿上紫袍称帝，开始铸造钱币，发布告示，招募军队，到处夸口只要用纸张贸易的盈余，就可维持作战。像这样的军队在对抗奥勒良的大军时，怎会有防守的能力？所以也无须详细叙述。菲尔穆斯很快被击败，捕获以后经过拷问就立即处死。奥勒良现在可以向元老院、人民和他自己祝贺，不过3年的时间，他就使罗马世界恢复和平与安定。
自从罗马建城以来，没有哪个将领能像奥勒良这样，对于凯旋式的荣誉如此当之无愧，也没有任何一次凯旋式，有这样无与伦比的盛大和华丽(274 A.D.)。壮观的队伍最前面是20头大象和4只皇家的老虎，还有200多只来自帝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珍奇动物，接着是1600名角斗士，要在圆形竞技场上献身于残酷的搏斗活动。从亚洲得来的财宝，许多被征服国家的兵器和旗帜，还有叙利亚女王华丽的餐具和衣饰，不是排列成对称的图案，就是故意零乱地堆起来，展示在行列的中间。从地球上最遥远的国家，像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巴克特里亚纳、印度及中国所派来的使臣，全都穿上贵重或别致的服装，充分展现出罗马皇帝的威望和权势。还有许多城市所呈献的礼物，特别是大批金质的王冠，也陈列在民众面前。
一长串被押解在凯旋式行列中的俘虏，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勒曼尼人、萨尔马提亚人、法兰克人、高卢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他们见证了奥勒良辉煌无比的胜利。每个民族的战俘都佩上不同标记，10名在战场被捕获的哥特人女战士，被加上“亚马孙女战士”的称号。但是群众的眼光已经顾不得看俘虏，全部集中在泰特里库斯皇帝和东方女王的身上，前者和被加上奥古斯都称号的儿子，都穿着高卢人的长裤、橘黄色的上衣和紫色长袍。芝诺比娅苗条的身材套上黄金做的镣铐，锁在颈项上的黄金链条由一个奴隶拿在手里，身上珠宝的重量使她几乎要晕倒。她行走在一辆豪华马车的前面，过去曾希望乘坐它进入罗马的城门，后面跟着两辆更为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分别属于奥登纳图斯和波斯国王所有。
奥勒良在凯旋式乘坐的车辆(过去是哥特国王的座车)，特别为了这个场合，用四头雄鹿或四头大象拖拉前进。元老院、民间和军方最有名望的人士，全部紧跟着庄严的游行队伍。群众是如此快乐、惊奇和感激，不由自主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但是泰特里库斯的出场亮相，使元老院的愉悦心情蒙上一层阴影，甚至情不自禁地喃喃私语，抱怨这位皇帝实在太过分，竟让一位担任过高官厚爵的罗马人当众受辱。
奥勒良在凯旋式中对待这些战败的对手虽然任性而为，但事后的处置却极为宽大仁厚，这在古代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过去那些异国的王侯无法保住自己的宝座，经捕获后送到罗马，随着凯旋式的队伍登上卡皮托神殿，经常会被勒毙在狱中。但这次大不相同，被打败的篡夺者虽然已坐实叛国罪，却让他们在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中度过余生。皇帝把离开首都20英里，位于蒂伯尔的一所精致的庄园赠给芝诺比娅。这位叙利亚的女王后来慢慢变成罗马妇女，几个女儿都嫁给贵族家庭，后代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
泰特里库斯和他的儿子恢复原有的阶级和家产，就在西连山顶盖了一所宫殿，落成以后邀请奥勒良参加晚宴，皇帝进门时非常惊喜地看见一幅画，描绘出他们之间的那段奇特的历史。泰特里库斯正向皇帝献上一顶皇冠和高卢的权杖，再从他的手里接受代表元老院议员身份的标章。后来他被派去治理卢卡尼亚，这位被废的国王和皇帝建立起友谊，而且交往密切。有次奥勒良开玩笑地问道，你不觉得管辖意大利的一个省，比统治阿尔卑斯山以北整个地区，更为称心如意吗？他的儿子后来一直是元老院备受重视的成员，也没有任何一家罗马贵族，像他那样受到奥勒良及其继承人的尊敬。
奥勒良的凯旋式节目繁多需时甚长，即使从清晨就开始进行各项活动，庄严而缓慢的游行队列到上午9时还没有登上卡皮托神殿，等到皇帝回到皇宫已经天黑。庆典延续下去，除了各种戏剧表演外，还有赛车场的惊险节目、猎杀各种凶猛的野兽、角斗士的搏命格斗，以及大规模的海上作战模拟。慷慨的赏赐被分发给军队和民众，有一些慈善机构也捐献资财，来为奥勒良的光彩锦上添花。在东方获得的战利品有相当大的部分呈献给罗马的神明，卡皮托神殿和各种庙宇因为皇帝的虔诚，被各种进献物装饰得金光闪闪。太阳神庙获得1.5万磅黄金，凯旋式过后不久，便用这笔钱在昆林纳尔山盖起一座华丽的建筑物，奥勒良认为承蒙天赐厚福，这座建筑是用父母的名义来向神明呈献的礼物。他的母亲原来是太阳神庙的初级女祭师，这位幸运的农民之子，从儿童时代所培养出来的感情，就是要将一切都奉献给光明之神。他每一步的高升、在统治期间的每一场胜利，基于感激之情都更加强了他对信仰的虔诚。
奥勒良的军队击败了共和国在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过去那个软弱而高压的政府，所造成的正在滋长蔓延的犯罪行为、派系倾轧、投机钻营和邪恶风气，经过他这番严格的治理，应该可以在帝国根绝迹灭。但是，腐败的过程已远超过治疗的速度。放任社会混乱的年头是那样漫长，比起奥勒良只有几个月的军事统治时间，我们只有承认，一段平静无事的短暂时光，不足以完成那样艰巨的中兴大业。他想恢复钱币的币值，也都遭到强大恶势力的反对。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烦恼。他说道：
神明确实下达谕旨要我这一生在战争中度过，如今就在城里我的眼前发生叛变，这会引起严重的内战。铸币厂的工人在费利奇西穆斯的煽动下，发起造反的活动。这个家伙原来是奴隶，经过我的提拔负责财务工作。最后叛乱虽然已经被镇压住了，但是部队驻扎在达契亚，营地在多瑙河河岸的7000名士兵，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杀害。
当时也有作者记载，补充说明此事件是在奥勒良凯旋式后不久发生的，决定性的战斗在西连山展开。因铸币厂的工人在钱币上掺水造假，皇帝为维护政府信誉，通知民众可到国库，用成色不足的劣币换回良币。
我们也可以满足于如实报道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但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也不能不提出来好有个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下，发生铸币厂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目前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些贪污的组织难道不害怕奥勒良绝不通融的态度？何况犯罪得到好处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很难想象这些罪犯用什么策略，把受到他们伤害的民众武装起来，去反对维护民众权益而被他们出卖的国君。我们也许会自然地想到，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厌恶，而改革币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图拉真广场公开烧毁作废的单据一样，受到人民的欢迎。
在商业原则完全不被人民了解的时代，采用严酷而轻率的措施，也许更能达到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但像这样暂时的误解很难激起一场内战，更不要说加以长久的支持。要是不断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达到使人无法负担的地步，最后就会激怒那些无法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民。但是那种状况不管怎么说，与采用必要的手段恢复钱币的币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在处理币值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会产生不便，但是比起长久的好处也就可以忍受了。要是在过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损失，会由大众来分摊；现在是少数拥有大量现金的富人，明确感受到财富减少，随着产业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奥勒良采用哪种说法来掩饰发生叛乱的真正原因，对于拥有权力而又心怀不满的部分人士，他那改进币值的做法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罗马虽然已谈不上民主自由，却还是深受派系倾轧的伤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对人民特别关心，但人民对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禁卫军则产生不满。元老院管权，骑士阶段管钱，禁卫军管军，要是没有这三种人士的参与，谁也无法进行私下的阴谋活动，激起暴民成立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与英勇好战的君主领导下的、曾经征服西部和东部的多瑙河畔久经锻炼的精锐之师对抗。
不管那次叛变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归之于铸币厂工人很难令人置信，奥勒良倒是尽可能对胜利的成果加以运用。他天性严酷，身为农夫出身的军人，他饱经忧患，不会产生多余的怜悯和同情，见到酷刑和死亡完全无动于衷。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把市民的生命看得无足挂齿，常因细微小事严厉惩罚百姓，更会把军营的纪律要求转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务上。他的正义感结果成为盲目的热情冲动，只要感觉到自己或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本不考虑证据的运用和量刑的原则。
罗马人用毫无理性的叛乱来回报他对国家的服务，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贵的家族卷入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不论是明确犯罪或仅是涉嫌，急切的报复心理促使他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自己的亲侄儿都无法幸免。刽子手杀得手软(要是借用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监狱拥挤不堪，可怜的元老院为卓越的议员遭到杀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议会对奥勒良的傲慢跟他的残暴一样难以忍受。他对民事制度的限制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绝用任何头衔来行使职权，始终拿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个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国。
后来有个才智出众的罗马皇帝说道，他的前任奥勒良所具有的才能，适合指挥一支军队，而不是统治一个帝国。因而，奥勒良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经验，实非常人所能及于万一，在举行凯旋式后几个月，他又领军进入战场(公元274年10月)。有鉴于军团不安其位，能够参加国外的战争不失是明智之举，加上波斯国王因瓦莱里安的受辱而沾沾自喜，仍旧毫无忌惮地侵犯罗马帝国的尊严。皇帝亲自率领纪律严明而又骁勇善战的军队，完全不恃兵力的数量，直接向着分隔欧、亚两洲的海峡进军。在那时，他体会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防范在绝境中的反抗。他对身边一位被控受贿的秘书发出威胁的言辞，而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说说就算。这个秘书唯一的希望，是使军队一些重要军官陷入同样的危险境地，让他们像他那样处于恐惧之中，于是就冒充主子的笔迹，列出一长串血腥名单。这些人一看到自己的名字，知道即将被处死，根本没有怀疑这是欺骗行为，也无法加以验证，大家便决定杀死皇帝以求自保。奥勒良在从拜占庭向赫拉克利行军的途中，遭到一群阴谋分子的攻击。这些人由于地位很高，所以留在他的身边。经短暂的抵抗后，他死在缪卡波尔的刀下(公元275年1月)，这还是他平素最喜爱和信赖的一个将领。军队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元老院对他表示厌恶，但一般的看法则认为他是英勇善战而且掌握机运的君王，对于暮气已深的国家进行了一番有用却过于严厉的改革。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不过，奥勒良逝世后发生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军团敬仰战无不胜的统帅，对他的被弑感到哀悼，并且决定采取报复的手段。谋叛的秘书所使用的诡计很快被发觉，他本人受到惩罚被处死。那些受骗动手行刺的高阶军官，有的确实感到悔恨，也有人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参加冤死君主的葬礼。在军事会议中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一决议在给元老院的呈文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英勇无敌而能蒙神保佑的军队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一个人的罪行使很多人犯下滔天大错，夺去奥勒良皇帝的性命。德高望重的尊长和元老，务请各位将先帝的英灵置于众神的行列，根据议会的判断决定最适合的人选来继承帝位。不论是军队中的谁犯下罪行或错误，使我们蒙受巨大的损失，都已经不配统治整个帝国。
罗马的元老院听到消息并不感到诧异，只不过又一位皇帝在军营被弑而已，他们私下对奥勒良的逝世感到高兴。这封代表各军团的来信非常谦卑而又恭敬，当执政官在全体会议中朗读时，大家在欣慰中夹杂着惊奇。军队怀念已过世的君王，基于畏惧和尊敬所能激发的礼遇，全都大量倾注在议员身上。元老院基于感激之情，将推举皇帝的权力作为回报转让给这批向共和国尽忠的军队，但军队认为元老院有合法的权利推举皇帝。虽然他们屈意请求，但议会非常谨慎，最后的结论还是拒绝推举皇帝，主要是不愿让这群任性善变的武装团体抓住把柄，使得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受到威胁。其实，军团的实力就是表示诚意的保证，他们并没有假装的必要，对元老院的推举一定会听从。但元老院又不免联想到，偶然的悔恨难道可以改正80年来根深蒂固的积习？要是军人那种习惯性的反叛又开始发作，狂妄的举动就会伤害到元老院的尊严，被推举的人选也会送掉性命。元老院在通过决议以后就照着这个意思拟出敕令(公元275年2月3日)，授权军方投票推选新皇帝。
随后双方便开始不断争论，形成人类历史上极不可能而确有其事的状况。军队像是厌倦弄权生事，再度请求元老院从本身的议员中间推举一位登基为帝。元老院仍旧坚持敬谢不敏，军队还是极力要求。相互之间婉拒和敦促至少有三次之多，双方表现得谦恭有礼，只要对方决定谁登大宝一定无条件接受。就这样8个月的时光过去，帝国处于无政府状况下安然无事，罗马世界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君主、没有篡夺，也没有叛乱。奥勒良指派的将领和官吏继续执行职责，在很长一段空位期，好像只有一个亚细亚的总督被免除职位。
据称罗慕路斯死后所发生的事故跟现在很相似，当然不一定可靠，但他的生平和个性与奥勒良有些相似。那时王座空悬12个月之久，才推选出萨宾族的哲人接位，这段时间是由城邦的几个阶级联合，用同样的方式护卫公共安宁。但在努马和罗慕路斯的时代，贵族有权控制人民的武力，在范围很小且注重公德的社区，自由权利的平衡很容易保持。早期衰弱的罗马城邦与目前有很大差别，现在随时会发生状况，毁掉空位期所呈现的服从与和睦。须知目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嚣乱混杂的首都、空前庞大的帝国、充满奴性的专制政体、40万佣兵组成的军队以及习于革命的历史经验。
即使帝位仍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军纪的要求和对奥勒良的追思，仍旧能够约束军队易于反叛的习气，也能制止军队首脑人物的野心。那些战力最强的军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御驾亲征的大纛使罗马和行省的军营产生敬畏之心，不敢轻举妄动。这一股宽宏大量的气概在短期内还激励着军事阶层，我们可以期待少数爱国之士能使军方与元老院重归旧好。这是重建共和国，恢复昔日的美德和英勇的唯一可行之道。
9月25日，执政官在元老院召集会议，报告帝国即将遭遇危险而严峻的状况，这时距离奥勒良被害已有8个月。执政官轻描淡写提到，军队已经呈现不稳的情势，任何时刻、任何微小事件都可能引发兵变，接着他用雄辩的语气表示，只要推举皇帝这件事继续拖延下去，各种危险就会随之发生。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日耳曼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占领高卢一些重要据点和富庶的城市﹔野心勃勃的波斯国王使得东方一直警报不断﹔埃及、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正受到国外和国内武力的威胁﹔立场不稳的叙利亚宁愿接受女性的统治，也不愿臣服于神圣的罗马法律。接着执政官对首席议员塔西佗说话，请他就“推举适当人选即位为帝”这个重要议题发表意见。
要是我们月旦人物，纯以德行风范而不以时势造化，那我们应对塔西佗比国王还高贵的家世，深表崇敬之意。罗马有位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著作嘉惠后世弥久长新，塔西佗议员自称系其后裔。他当时已75岁高龄，始终保持洁身自爱的习性，凭着巨额的财富和获得的荣誉，更能光大门楣。他曾经两次出任执政官，虽然家产达200万到300万英镑之多，仍然过着文雅而有节制的生活。他能够以尊敬的态度和忍耐的毅力，从荒淫无道的埃拉伽巴卢斯到精明英武的奥勒良，经历了多位君王的贤明与不肖，这使得他对帝位万人之上的责任、危险和诱惑，自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孜孜不倦钻研先贤的著作，深知罗马制度和人类天性。民意所趋一致认为塔西佗是帝国最适合继位的公民，这种令人不悦的谣言传到耳中，让他决定退休，回到坎帕尼亚的庄园。当他勉强应执政官召请，回任元老院的最高席位，对重大问题提供建言来帮助共和国时，已经在巴亚宜过了两个月悠闲的隐居生活。
当塔西佗起立发言时，会场同声高呼“奥古斯都”及“皇帝”以向他致敬：“塔西佗奥古斯都，祈神明保佑汝，吾等选汝为君王，将共和国与世界托付于汝。能从元老院接位登基，全然在汝之地位、作为和风范。”等到喧嚣声音平息以后，塔西佗甚想拒绝此危险之尊荣，对于他们要选年迈而体衰的老人，接替英勇的奥勒良出任皇帝，甚表疑惧之意：
诸位元老，像我这身朽骨还能经得住盔甲的负荷吗？还能忍受得了军营的磨炼吗？衰微之躯只有细心调养始能维持残生，如何受得住气候激烈的变化和军队生活的艰辛？我精力已竭几乎连议员的职务都难以承担，又何以负荷军国大事之繁剧？诸位岂能期望军团尊敬早想颐养天年之花甲老人？诸位以为我故意找理由来回绝元老院的厚爱？
塔西佗的拒绝或许是出于至诚，结果还是在元老院恳切请求下打消辞意。500名议员不断喊叫，一再用动听的说辞，表示罗马历代最伟大的皇帝，像是努马、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都是在晚年登基。元老院的选择是头脑而不是体力，是君王而不是武将，期望他靠着智慧来指挥军队。米提乌斯·法尔可尼乌斯在执政官的座位仅次于塔西佗，他起来发言时，除了对大家的话表示赞同以外，也说了很多不入耳的话。那就是罗马过去忍受年轻人刚愎任性的恶行，这次选举一位有德行和经验的议员，或许有人认为是自私，但的确是大无畏的行动，所以特别劝告塔西佗要记住这次选他的理由，希望他在挑继承人时，不要只找家族的亲人，而要在整个共和国的范围中来选择。法尔可尼乌斯这番话获得大家的赞同。皇帝当选人要服从国家的权威，接受同阶人员对他的效忠，元老院的抉择要经过罗马人民和禁卫军的同意才算定案。
塔西佗的统治并没有配不上他的一生和原则。他一向感激元老院，认为国家的议会是法律的制定者，个人应臣属于法律。他研究治国之道，知道国家的大患在于帝王的傲慢、内政的紊乱与军队的暴力。这些都已经损害到整个制度，需要整治才能恢复古老共和国的形象。或者，至少要用奥古斯都的策略以及图拉真和安东尼的美德，才能加以维系不至于堕落。下面简述元老院在推选塔西佗登基后，可以获得哪些重要的特权，从中可见一些端倪：
其一，从他们的团体中推举一人使用皇帝的头衔，担任全军的统帅及统治边区各行省的政府。
其二，决定执政官团的名单，一共有12名成员，以两人为一组负责两个月的政务，享有古老最高官员的尊荣。元老院可自由行使职权，在提名时不需征求皇帝意见，所以对于皇帝支持他的弟弟弗洛里努斯一事置之不理。塔西佗像罗马人那样表达出很真诚的情绪，很恼怒地说道：“元老院了解这位帝王的个性，所以不买账，因为这位帝王是他们选出来的。”
其三，指派行省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和行政长官，将民事审判权授予各级官员。
其四，凡涉及城市郡守阶层中级官员的审理案件，帝国所有的护民官都可以提出上诉，元老院应予受理。
其五，皇帝的诏书要附有元老院的敕令才具有法律效力。
其六，还有对其他政府部门的监察权，譬如督导财政。即使在奥勒良这样严厉的统治下，政府部门也敢将公共支用的税收转移部分作为他用。
公告信函毫无耽搁地被分送到帝国各主要城市，像是特里夫、米兰、阿奎莱亚、帖撒洛尼卡、科林斯、雅典、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要求各地遵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已经恢复古代尊荣，让这项改革的喜信能众所周知，这种信函还有两件保存至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非常特殊的残本，那是元老院议员提到此事的私人信件，从中可发现他们极为喜悦，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位议员写信告诉他朋友说：
不要浪费时光在巴亚宜和普提奥利过悠闲的退休生活，赶快回城到元老院来，罗马又要兴旺起来了，整个共和国都会变了。感谢罗马的军队，这才真正是罗马人的军队。至少，我们已恢复应有的权势，最终目的是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听到很多请托的状况，现在已经指派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也推选出皇帝了，当然不能完全如愿，有的地方还是要自我约束一下。总之，这一切令人太高兴了。
不过，期望愈高失望就愈大，军队和行省对罗马那批游手好闲的柔弱贵族，都不可能长期服从。只要轻轻碰一下，他们的傲慢和权势就像没有支撑的结构一般，掉落地面摔得粉碎。受到鼓舞的元老院突然展现耀目的光芒，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接着就是永远熄灭。
实际上，在罗马通过的一切政令，要是不能获得掌握实权的军队批准，就只能算是逢场作戏而已。塔西佗将议员留在罗马做他们升官发财的美梦，自己在禁卫军统领的陪同下来到色雷斯的军营(276 A.D.)。这位应军方的请求，由元老院所推举的皇帝，特地会见集结起来的部队。等到统领让队伍整顿好安静下来后，皇帝很巧妙而得体地向全体官兵讲话，用奖金和犒赏的名义，赏赐大笔金钱满足大家的贪念，部队用高声的欢呼来表示尊敬。作为奥勒良的继承人，他的年龄虽然无法冲锋陷阵建立功勋，但是他的见解要比罗马的将领更为高明。
去世的皇帝准备对东方进行第二次远征时，曾和阿兰人取得协议，他们是一支西徐亚民族，居留在梅奥蒂斯海附近地区。这批蛮族在礼物和赏金的引诱下，同意以大量轻骑兵入侵波斯。他们履行诺言，赶到罗马边界时，奥勒良已经过世。而将领因为怀疑自己是否在皇位空悬期拥有决定权，自己也尚未准备好，所以不知道是要接受还是拒绝才好。阿兰人则认为罗马人不重视此事，完全是背信负义的行为，他们因为受到这种待遇，决定诉诸自己的勇气索取酬劳并进行报复。他们像鞑靼人那样迅速移动，很快侵入本都、卡帕多细亚、西里西亚和加拉太这几个行省。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城市和乡村被掠夺，军团看到熊熊火焰，全都按捺不住要求将领让他们前去制止。塔西佗的应对措施很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他先让这些蛮族知道帝国并没有背信，并且也预定以武力来制裁他们的行为。他表示他们与奥勒良签订的协定若是作废，军队便会立即免除他们出兵的责任。这样的承诺使大多数的阿兰人缓和下来，情愿放弃战利品和俘虏，很快撤过费西斯河退回到荒漠。对于剩下那些不愿和平解决的蛮族，罗马皇帝决定起而作战。罗马军队非常英勇，而且都是有经验的老兵，他们听命从事，不过几周的时间，就将亚细亚的行省从西徐亚人入侵的恐惧中解救出来。
但塔西佗的荣耀和生命都很短暂，深冬之际远离坎帕尼亚轻松的退休生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高加索山脉的山脚，身体因不习惯军营的艰苦而变得非常衰弱，心理负担更是加剧了身体劳累。这些军人有一阵子激起公德的热诚，愤怒和自私的情绪好像停止下来，但很快又故态复萌，对于年迈的皇帝表现得非常粗鲁，营地和帐篷里到处都在争吵。塔西佗那种温和友善的性情，只能引起他们的轻视之心。无力化解军队派系之间的内讧，使他感到极为痛苦，但他也不可能满足贪婪的索求，总算是体认到要想调解这种无秩序的状况，是毫无希望的。塔西佗认为军队放纵任性，不把法律微弱的约束力放在眼里，是最难克服的恶习。他一直对此感到焦虑和失望，因此缩短了他在世的时间。这位无辜的帝王是否为军人所杀害不得而知，但却可断言，军队的骄横确实是导致塔西佗死亡的主因。塔西佗崩殂于卡帕多细亚的提亚纳(公元276年4月12日)，在位时间只有6个月20天。
塔西佗一逝世，他的弟弟弗洛里努斯也不等元老院的批准，就迫不及待穿上紫袍做皇帝，表现出不似人君的猴急态度。对罗马制度的尊敬与否，会影响到军队和行省的态度，而弗洛里努斯突如其来的野心，虽然不致激起他们的反对，但却引起强烈的指责。如果不是那位在东方的将领兼英雄人物普罗布斯大胆站出来，为元老院打抱不平，这种不满也就在窃窃私语中逐渐消失了。不过，这次的竞争还谈不上势均力敌，欧洲的军团实力非常强大，他们支持塔西佗的弟弟﹔软弱的埃及和叙利亚部队，要是没有这位能力高强的领袖，在接战以后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运道很好而又积极进取的普罗布斯克服所有的困难，他的对手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但只习惯在寒冷的地区作战，西里西亚酷热的气候使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这里夏季的卫生条件对身体有害，很多人逃亡，兵员数量减少，以至于山区的隘道无力防守，最后塔尔苏斯开城投降。弗洛里努斯登基不过3个月，部队就背叛这位受到轻视的皇帝，让他轻易成为结束内战的牺牲者(公元276年7月)。
王位经常更替，世袭权力的概念已经荡然无存，落败的皇帝在受难以后，他的家族也不会引起继位者的猜忌。塔西佗和弗洛里努斯的子女，得到允许降为平民身份，混杂在一般百姓里居住，虽然贫穷却可以清白地活下去。当塔西佗被元老院推选为帝时，他为了服务公众，舍弃大量家财，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很慷慨的举动，但是很明显泄露了他的意图，是要将帝国传给他的后裔。落得这种下场的唯一安慰，除了让人记得他的事功只是昙花一现以外，还有就是动听的预言，给后代子孙带来长远的希望。预言说是千载后，塔西佗的家族会出现一位君王，他是元老院的保护者、罗马的中兴之主，也是全世界的征服者。
克劳狄和奥勒良的出身同是伊利里亚的农夫，这两人在帝国式微时力挽狂澜。如今对普罗布斯的即位，伊利里亚的农夫也应与有荣焉。大约在20多年前，瓦莱里安皇帝知人善任的洞察力，使他发现了这位年轻军人的很多优点，军事法规虽对任职的年龄有限制，但仍破格授予他军事护民官的阶级。普罗布斯不久就战胜了占据数量优势的萨尔马提亚人，是役还救了瓦莱里安一位近亲的性命，不负其拔擢之明。皇帝亲自颁给其颈圈、臂镯、长矛、旗帜、公民冠和登城冠等奖品，这是古代罗马授予英勇将士的殊荣，同时将第三军团，接着就是第十军团交给他指挥。以后他每次擢升都能一显身手，让人感觉他未来的发展能更上层楼。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曾转战阿非利加和本都，以及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等地区，不论是英勇的胆识和指挥的能力，都表现得极为卓越而有丰硕战果。奥勒良对他征服埃及固然极为感激，但是更为推许他冒着性命危险，阻止皇帝犯下残酷暴行的那种忠心耿耿的赤诚。塔西佗为了借重他的将才以弥补个人军事学养之不足，授以东方各行省军事总指挥的职位，薪饷较一般将领高5倍之多，应允给予其执政官的位阶，以及凯旋式之荣誉。普罗布斯即位时仅44岁，声望极隆又受军队爱戴，正是春秋鼎盛之年，可大展宏图。
普罗布斯的功勋为世人所公认，所统率的军队已战胜弗洛里努斯，帝国之内再无竞争对手。要是我们相信他的自白，会发现他毫无称帝的意念，后来之所以接受也是勉为其难。他曾在私人信函内写道：“就我现有的权势，实在没有必要顶着虚名而身陷猜忌之险境，这样一来，我就得扮演军方所强加于我的角色。”他出乎至诚写给元老院的信函，至少在言辞上表现出罗马爱国者的情操：
诸位元老：
当各位从元老院议员中推举一位接替奥勒良皇帝时，完全是基于公正和智慧做出的最适当的选择。各位才是世界最合法的统治者，从祖先那儿继承的权力，由各位传给后代的子孙。要是弗洛里努斯没有像继承私人产业那样，篡夺自己兄长的帝位，能够听从具有最高权力的各位所做的决定，无论各位将厚爱施于任何人，一切都会很圆满解决，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现在军队为了维护体制，已经惩处他那轻举妄动的作为，也授予我奥古斯都的头衔。基于我的权利和我的功勋，请求各位以仁慈之心给予恩准。
当执政官宣读这封非常恭敬的信函时(公元276年8月3日)，在座的议员都飘飘然难掩满意之情，觉得普罗布斯已操左券，还能卑辞相求实在难得。大家异口同声以热烈的词语，颂扬他的操守德行和丰功伟绩，还有他那温和稳健的言行。于是元老院毫无异议地立刻通过一项敕令，批准东部军队所推举的继位人选，对他们的统帅授予所有身登大宝的尊荣：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国父的头衔、在元老院一天可以提出3个动议的权利、祭司团大祭司长的职位、行使护民官的权力以及代行执政官头衔的军事指挥权，还有就是举行登基的仪式。看起来是增加皇帝的尊荣和权势，隐约中显现出共和国的古老传统和规定。
普罗布斯从当政开始同样表示友善的态度，允许元老院参与帝国的行政事务。这位忠诚的将领为了维护罗马军队的光荣战绩，经常把金冠和蛮族的战利品堆放在大家的脚前，这些都是他无数次胜利的成果。然而，他虽然表面上满足元老院的虚荣，私底下一定轻视议员的懒惰和软弱。虽然元老院有权力随时废止伽利埃努斯可耻的诏书，但他们身为西庇阿骄傲的继承人，默默忍受被排除在军方所有的职务之外。同时，他们深刻地体验到，谁若拒绝刀剑，就得丢掉权杖立即下台。
奥勒良凭借武力，已经粉碎罗马四周敌人的抵抗，等他逝世后各方的蛮族又卷土重犯，声势更为强大。在短短6年的统治时间里，蛮族再度被普罗布斯积极的英勇作为予以讨平。论武功他不输古代英豪，重新恢复了行省的和平与秩序。帝国最危险的边区是雷提亚，经过他大力扫荡以后，根本无须顾虑还会有敌人留存。他击溃萨尔马提亚部族飘忽不定的战力，运用令人敬畏的手段，迫使这些蛮族归还所掠夺的战利品。哥特民族要求与英勇善战的君王结成联盟。他深入山区击败伊索里亚人，围攻并夺取了几个坚固的堡垒。他非常自傲于制服国内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们过去的倨傲无礼深深伤害到帝国的尊严。篡位者菲尔穆斯在上埃及所引起的事端，一直没有完全平息，托勒密和科普托斯的城市，在与布伦米人联盟后加强防务，仍旧维持着暗中叛乱的状况。要想对这些城市和南部野蛮的协防军加以惩治，必然使得波斯的宫廷提高警觉，“万王之王”就会终止与普罗布斯的友谊。
普罗布斯建立的勋业大部分是由于个人的英勇无敌和指挥有方，所以为他写传的作家感到非常惊奇，何以他能在短短6年之内，参加那么多远距离的战争。他将次要的行动交给部将负责，选贤与能是他治绩的一大特色。诸如卡鲁斯、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君士坦提乌斯、伽勒里乌斯、阿斯克勒庇德图斯、安尼巴里阿努斯以及很多重要官员，以后不论是登基治国，或是辅弼朝政，都在奥勒良和普罗布斯的麾下受过严格的训练。
普罗布斯对共和国最大的贡献，应该算是光复高卢(277 A.D.)，从日耳曼蛮族手中收回70多个欣欣向荣的城市。自从奥勒良逝世后，这个最大的行省受到蛮族毫无忌惮的掠夺。在众多抵抗凶狠的入侵者的事件中，状况比较清楚，能让后人分辨出来的事件，是英勇的普罗布斯连续击败蛮族三支大军，当然有些情形只能靠推断：像是把法兰克人驱回他们的沼泽地区。法兰克可能是指一个联盟，所以取这个带有“自由参加”意味的名字。他们占领着沿海一大片平坦地区，因莱茵河贯穿其间，经常泛滥成为积水的湖沼。还有几个部族像是弗里西亚族和巴塔维亚族都加入了这个联盟。还有他击败的汪达尔人的分支勃艮第人，这个部落在奥得河到塞恩河之间到处流窜，寻找可以抢劫的地方，现在只要归还所有的战利品，就允许他们全身而退；这方面也让蛮族感到庆幸，但要是他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立即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惩处。
在入侵高卢的蛮族当中，以利吉人的战力最为强大，这个距离遥远的民族，统治着波兰和西里西亚边界广阔的领域。阿里伊族在利吉人之中，无论是人口数量和凶猛的程度都居于领先地位。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很生动地描述：
阿里伊人天性残暴狠毒，靠技术及环境努力强化他们令人恐惧的特质。他们使用黑色的盾牌，身体也绘成黑色，专门选在深夜时分作战。他们成群前进的身影，看来就像黑乌乌的阴影。他们怪异得像魔鬼一般的面貌，任何敌人看见了都会不寒而栗。人在战场上视觉的抵抗力最差，最容易被敌人慑服。
然而罗马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可以克服这种引起恐惧的现象。他们在一次规模不大的交战中击败利吉人，最有名望的族长森诺也被普罗布斯活捉。深谋远虑的皇帝不愿将此英勇民族逼上绝路，签订了很宽大的投降条约，让他们安全回到自己的国土。但他们在行军、战斗和撤退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使得这个民族的势力全部瓦解，以后无论是在日耳曼人或帝国的历史上，再也没有提到利吉人的名字。在光复高卢的过程中，据称入侵的蛮族损失40万人。这对罗马人而言是件艰巨的工作，皇帝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因他悬赏的价格是一个蛮子的头颅一枚金币。由于战士的名声是建立在对人类的杀戮上，我们很自然地推测，贪婪的军人胡乱倍增杀敌的数目，而普罗布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全盘接受，并没有严格检查。
日耳曼民族不断骚扰帝国的边疆，自从马克西明远征加以惩处以后，罗马将领的企图心受到限制，仅仅满足于防卫作战。骁勇的普罗布斯趁着高卢胜利的声势，渡过莱茵河，把所向无敌的鹰帜展示在易北河和内卡河地区。他内心始终抱持一种看法，除非蛮族在自己的国家体验到战争的灾难，否则在他们的心里根本不会存有和平的念头。日耳曼在最近一次大迁移中受到惨重的打击，以致战力衰竭无法抵抗，对于皇帝统率大军前来，感到极为惊骇。9位地位最高的日耳曼诸侯来到营地，俯伏在皇帝的宝座前，乐于接受征服者的命令，心甘情愿签订和平条约。他们从行省带走的财物和俘虏，皇帝坚持要求如数归还，要是敢拒不交还掠夺的战利品，各地的官吏有责任惩罚这些顽抗的强盗。普罗布斯在他们区域的边界上留下守备部队，日耳曼人要提供相当数量的谷物、牛只和马匹作为贡金，供应这些部队使用，当然蛮族除了这些物资也没有别的东西。皇帝甚至有很多构想，像是要强迫日耳曼人放弃他们的武备，将他们的纷争交给罗马解决，把他们的安全托付给罗马保护。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得指派长驻此地的总督，还有大量用来维持治安的军队，这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因此，普罗布斯经过判断以后，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于是就把这个庞大的计划搁置下来没有执行。要是日耳曼被贬成一个行省，罗马人唯一的收获是增加需要防守的边界，花费更多的人力和金钱，来对付作战更为凶狠、行动更为积极的西徐亚蛮族。
普罗布斯放弃将好战的日耳曼人变成臣民的构想，为了应付当前的需要，代之以建造一道坚固的防线拒止蛮族的入侵。这片国土的范围就是现在的土瓦本大公国，在奥古斯都那个时代，因为古老的居民全部迁移一空，所以成为荒芜之地。这里的土地很肥沃，很快就对邻近的高卢行省产生吸引力。有些冒险者前来建立新的殖民地，他们拥有不受羁绊的性格，不顾一切追求财富，据有这片无主的产业，缴交了十一税后为帝国所承认。帝国为了保护这些新来的臣民，边区守备部队的防线逐渐从莱茵河延伸到多瑙河。大约是哈德良在位时，防御的形式已经建立而且推展开来，守备部队的防线建构完成，用森林和栅栏做成坚固的工事和堑壕来掩护。普罗布斯皇帝在原来很粗糙的防线上，建构一道相当高的石墙，每隔一段距离筑有守备塔来加强防御力量。从多瑙河邻近的诺伊斯塔德和拉蒂斯邦，延伸越过丘陵、山谷、河流和沼泽，抵达内卡河上的温普芬，最后终止在莱茵河的河岸，一路蜿蜒过来将近200英里。这样一个重要的屏障把两条主要的河流连接起来，可以保护在欧洲的行省，中间的空隙似乎已经弥补得很坚固，使得蛮族特别是阿勒曼尼人无法像从前那样很方便地切入到帝国的要害部位。但是从中国和不列颠所获得的经验得知，通过修筑堡垒高墙来防御广袤的边疆，全属徒劳无功之举。一个积极进取的敌人，可以任意选择和变更攻击的位置，最后必能发现守备薄弱的部分，或趁其不备而攻之。防守者的兵力和注意力经常处于分散的状况，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部队要是不明敌情，也会产生畏惧的心理而影响至巨，到时候防线只要有一点被突破，就会全面崩溃。普罗布斯建造的石墙所遭遇的命运或可证实此种说法，在他死后不过数年，石墙就被阿勒曼尼人推倒。剩余的残迹还零落地散布各处，现在只能引起土瓦本农夫的惊奇，以为是恶魔的力量。
普罗布斯强迫被征服的日耳曼民族签订和平协定，协定中有一项有利于罗马的条件，就是要日耳曼人履行义务，每年征召1.6万名身强体壮的青年，供应罗马军队所需，然后分配到各行省，再以每批50到60人的规模，派到罗马部队作为紧急增援之用。这种明智的做法，是要将蛮族对罗马的协助，发挥威力于无形。到现在这种人力的供应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项目，因为意大利和内地各行省习于文雅的生活，人民虚弱不堪，无法承担军备的重任。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艰苦的边疆地区，人民在身心两方面都适合军营的辛劳工作，但是连年战争使人口的数量逐渐减少，家庭的破碎和农业的凋敝影响最大，不仅摧毁目前的人力资源，更断送未来数代的希望。普罗布斯采用极为明智而正确的计划，让被俘或逃亡来归的蛮族组成新的殖民地，分发土地、家畜及各种农具，采用各种奖励措施，使他们安定下来为共和国培养服役的兵源，用来取代人力资源业已枯竭的边疆。他曾运送一大批汪达尔人到不列颠的剑桥郡，让他们无法逃走也没有能力作乱，之后证明他们果能忠心耿耿为国服务。
大量法兰克人和格庇德人居留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两岸，将近十万巴斯塔奈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后者非常乐于到色雷斯定居，他们很快受到了罗马臣民的感染，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观念。但普罗布斯的期望大多数还是落空，蛮族既无耐心而且生性懒惰，无法忍受缓慢而单调的农耕工作。他们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喜爱，只要有人站出来反对专制，就可以煽动他们很快叛乱，给自己和行省带来致命的危险。虽然后来的皇帝继续采用类似措施，但这种人为的供应，对于高卢和伊利里亚最主要的边境，还是不能恢复到古代原有的态势。
在所有放弃新开发的居留地区、扰乱公共安宁的蛮族中，只有很少数的人员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武装作乱，在整个帝国之内流窜，但是被这位英勇的皇帝率军平定，最后还是逃不掉全数被歼的命运。其中有一部分法兰克人，开始时也是仓促行事，却获得成功，后来产生极大影响，不应该因为没有引起注意而放过不提。
普罗布斯将法兰克人安置在本都的海岸地区，着眼点在于加强边疆的实力，制止阿兰人的入侵。有一支船队停靠在黑海的一个港口，结果落在法兰克人的手里，他们决定冒险通过不知底细的海洋，从费西斯河回到莱茵河的河口。他们很轻松地通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在地中海里到处巡航，随心所欲进行报复和抢劫的行动，不断袭击毫无戒心的亚细亚、希腊和阿非利加海岸。叙拉古是一个富庶的城市，过去雅典和迦太基的海军在它的港口里鏖战不休，现在被一小群蛮族掠夺，战栗的居民大部分都被屠杀。法兰克人再从西西里岛前进到赫拉克勒斯之柱，很放心地向着大洋航行，沿着西班牙和高卢海岸，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穿过不列颠海峡的航路，完成了令人惊叹不已的航程，在巴塔维亚和弗里西亚海岸安全登陆。这次成功的实例教导他们的同胞，善于利用运动快速的优势，不必害怕大海的危险，只要发挥积极进取的精神，就会有一条新的路线可以获得财富和荣誉。
普罗布斯虽保持高度警觉和主动的作为，也不可能立刻使广大版图内的每一部分都受到他的约束。蛮族只要抓住国内战争的良机，就会挣脱加在身上的枷锁。当皇帝出发解救高卢时，将东方的指挥权授予萨图尼努斯，这是一位战功赫赫、经验丰富的将领。然而他终因君主出征在外，加上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轻举妄动、朋友的危言耸听以及自己心怀畏惧，迫不得已发动叛乱。但是他对帝国甚至自己的生命，从登基那刻起就未抱任何希望。他说道：
悲哉!共和国丧失一位可用之材，多年的汗马功劳毁于一时的鲁莽行动。你们难道不知掌握君权之可悲吗？那就像利剑悬在头上，随时会丧失性命。畏惧自己的侍卫，怀疑自己的友人，行为的选择和生活的方式完全失去自主能力。无论年龄的长幼、品格的高下或行事的良窳，都免不了因猜忌而引起责难。当我被推举登上帝位，就注定要终生忧虑，不得安享天年。唯一值得安慰之事，是可以保证将来下场悲惨者，绝非仅我一人而已。
预言的前面部分，因普罗布斯的胜利得到证实(279 A.D.)，由于他的慈善为怀，后面部分所幸并未言中。这位仁慈的君王甚至想从愤怒的军人手中，救下萨图尼努斯的性命。普罗布斯过去对他的操守极为敬重，信任有加，不惜为他说话，当有人第一次提到他即将叛变的消息，普罗布斯认为是诬告而将告发者加以惩处。萨图尼努斯之所以有这种下场，是因为他对手下的追随者没有约束，误听人言。而这些在下的拥戴者，比起有经验的领袖，他们的期待更热切，所以罪恶就更深重。
萨图尼努斯在东方的叛乱事件刚处理完，西方又产生新的问题。波诺苏斯和普罗库卢斯在高卢举起反叛的旗帜(280 A.D.)。这两个军官作战英勇，虽然一位好酒而另一位好色，但决非懦弱无能和贪生怕死之辈，而且声言要保持崇高的品格，畏惧强加在身上的惩罚，结果还是不敌普罗布斯过人的才能。他获得胜利后依然保持仁慈的风格，让他们无辜的家人能保有财产和生命。
普罗布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平定国外和国内所有的敌人，温和而稳健的施政作为重新恢复了共和国的安宁。行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陷入一大群带着敌意的蛮族、一个受拥立的僭主，甚或一帮横行的盗匪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这时皇帝终于可以再度造访罗马，庆祝自己的光荣和给全民带来的幸福。英勇的君王举行凯旋式(281 A.D.)，壮观的程度能够展现他的战功，人民不久前因看到奥勒良的战利品而钦佩不已，现在更为庆幸有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将先帝的丰功伟业发扬光大。在那一天，我们不会忘记发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状况，有80名角斗士在毫无生还希望的情况下，在圆形竞技场中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还保留的600名角斗士则准备在以后几天表演。他们不愿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为大众提供娱乐，于是杀死看守的警卫，从监禁的地方冲出来，在罗马的街道上滥杀无辜，引起全城一片混乱。他们坚决抵抗正规部队的围剿，最后还是寡不敌众全部被歼灭。他们这样做不仅死得光彩，更可以一泄心头之恨。
普罗布斯的治军不像奥勒良那样残酷，但对军纪的要求同样严格。后者对违纪官兵的处罚极为冷酷无情，而前者让军团进行各项劳动，没有闲暇可以为恶。普罗布斯治理埃及时，着手兴建各项重大工程，使这个富庶的国家获得很大利益。尼罗河的航运对罗马非常重要，于是他进行了多项改革的工作。军人用双手建构庙宇、桥梁、柱廊和宫殿，等于转变角色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人。据称汉尼拔为防止部队习于怠惰生活，终日无所事事而发生危险，要求他们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栽种大片橄榄树林。根据同样的原则，普罗布斯让军团在高卢和潘诺尼亚的丘陵地开垦葡萄园。值得一提的是，有两处地方，完全使用军队的劳力来挖掘沟渠和栽种灌溉，其中之一名叫阿尔摩山，位于西米乌姆附近，是普罗布斯的出生地，使他产生一种孺慕之情。他为了报答养育的恩德，一心想把很大一片无用的沼泽变成耕地，于是就指派部队担任这项任务。
一个人在执行得意的计划时，即使贤德之士也会因磊落正直而自满，容易忘记拿捏谦和的分寸。普罗布斯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部属的耐性和意向，军人职业上的危险，只有靠生活上的欢娱和闲散来补偿。要是部队的责任因为农垦而不断加重，最后的结果不是不堪负荷而解体，就是非常气愤地设法摆脱。普罗布斯的做法欠妥，据说已激起部队不满。他重视群体的利益甚于军队的利益，甚至表示国家得到和平后，最理想的方式是立即废除常备兵和雇佣兵。他不慎将此种意图透露出来而遭到杀身之祸。那年夏季最热的一天，普罗布斯如往常那样不顾酷热的天候，严格要求部队排除西米乌姆地区沼泽的积水。士兵担任劳累工作时极为暴躁，突然丢下工具抓起武器，爆发了狂怒的兵变事件。皇帝深知大难临头，逃到监工的瞭望塔上躲避。结果塔被推倒，不幸的普罗布斯当场死于乱剑之下(公元282年8月)。部队泄愤之后立即平息下来，懊悔冲动的行为，不再记恨皇帝的严厉，决定建一座纪念碑，追思先帝的丰功伟业，使之永垂不朽。
军队对普罗布斯的惨死深表哀伤和悔恨，一致宣称禁卫军统领卡鲁斯最有资格继承帝位。提及这位君王的状况时，不免令人觉得混淆而可疑，他以具有罗马公民身份而自豪，不像前面几位皇帝要不是外国人要不就是蛮族出身，所以他很喜欢与这些先帝比较血统的纯正。然而当时的人觉得好奇而追查他的身世，发觉真实情况跟他的说法大不相同。他的祖先可能来自伊利里亚、高卢或者是阿非利加。他虽然是军人，但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担任过元老院的议员。然而要说授予军队最高的职务，就他的年龄来说已经过大。当时帝国的文官和军职的资历完全分开计算，他却能获得一致的拥护，可见有其过人的长处。他受到普罗布斯的重用和尊敬，一直深表感激，严格说虽然他反对谋害普罗布斯，但是这种行为使他获利最大，所以也无法逃避成为帮凶的嫌疑。他以众所周知的操守和才能感到自豪，但是他原来很淳朴的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严厉而残酷，就是替他写传的那些并不知名的作家，都在犯愁是否要将他放在罗马僭主之列。卡鲁斯登基时大约60岁，两个儿子卡里努斯和努梅里安均已成年。
元老院的权势随着普罗布斯的逝世而消失。军方虽然感到悔恨，但也没有像当年奥勒良被弑后那样，依照职责对文官政府的统治权表示尊重。他们认为无须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于是自行决定推举卡鲁斯继位。新登基的皇帝致元老院的信函表现出冷淡而高傲的态度，扬扬自得宣称依法行事。这种行为一反前任那种友善的作风，新的朝代从开始就没有展现博大的气象，终非良好的预兆。罗马人民被剥夺权利和自由，也只能私下发发牢骚。不过，恭贺和奉承的声音还是到处可闻。在他继位时有人写了一首田园诗，倒是可以抱着开玩笑的心情，姑且一读。说是两个牧羊人为了避开中午的酷热，就跑进乌努斯神的洞穴去休息，在一块木板上发现了当时人物的记述。这位农村的神明用带有预言性质的诗句，描写出帝国在这位伟大君主的统治下，全都会过着幸福的生活。乌努斯向这位到来的英雄欢呼，他的肩上背负着整个罗马世界，将战争和内讧全部消除干净，再一次恢复到纯洁和安定的黄金时代。
可能身经百战的老将没有听到这种无聊诗文，卡鲁斯和军团都一致同意，准备执行延误很久的波斯战争。他在出发远征前，将恺撒的头衔颁授给两个儿子，并且赋予长子卡里努斯与皇帝同等的权力，指示这位年轻君王，首先要平定高卢新发生的动乱，然后在罗马坐镇，负责统治西部各行省的政务。在这位老皇帝卓越的指挥下，罗马军队获得一次大胜，使伊利里亚的安全得到保障，1.6万名萨尔马提亚人伏尸战场，还有2万多名蛮族被俘。罗马军威大振，决定趁胜进军，不顾隆冬天气，通过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等地区。最后，他带着小儿子努梅里安，到达波斯帝国边界，将营地设在高山顶上，把敌人的财富和宝物指给部队看，要他们入侵这个国家去夺取。
波斯国王瓦南尼斯是阿尔达希尔的后裔，虽然已经征服上亚细亚战力最强的国家赛格斯坦，但在得知罗马大军东征后却仍感到惊慌，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法尽力拖延罗马人进军的速度。波斯的使者在日落时分到达营地，军队正享用着俭朴的晚餐。他们要求谒见罗马皇帝，最后被引见给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军人，正拿一块发霉的咸肉和一些硬碗豆当晚餐，唯一能够显示皇帝的威严的地方，就是穿着一件紫色的粗羊毛长袍。会议就在毫无宫廷礼仪的状况下进行，卡鲁斯将戴着以掩盖秃头的便帽取下，对使者很坚决地表示，除非波斯国王向罗马认输，否则立刻将波斯夷为平地，就像他的秃顶一样，寸草不留。虽然他的谈话很有技巧，事先也有准备，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感受到卡鲁斯的行事作风十分严峻质朴，很像继承了伽利埃努斯皇位的那位好战君主(指克劳狄)。波斯的使者极为惊慌，狼狈告退(283 A.D.)。
卡鲁斯的威胁并非夸口之言，他率军蹂躏美索不达米亚，凡是阻挡他前进的敌人全部被他铲除。他占领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些重要城市(都没有抵抗就投降)，带着获胜的大军越过底格里斯河，把握住最好的机会入侵波斯。现在波斯最高会议全力应付国内党争，同时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印度边界。罗马和东方知道这种状况，都认为稳操胜券。某些阿谀之言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大肆夸张，说要灭亡波斯、征服阿拉伯、敉平埃及，最后甚至要一劳永逸解决西徐亚人的入侵问题。但是卡鲁斯注定要使这些预言落空，甚至他连话都没有说出口，就因为他的死亡而将这一切否定(公元283年12月25日)。这件事后来还引发了很多争论，从他的秘书给罗马郡守的一封信中，或许可以了解真相。他写道：
我们敬爱的卡鲁斯皇帝病倒在床上时，正好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营地。天空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辨五指，从不断亮起的闪电的照耀下，发现大家都陷于混乱中。在一阵轰隆的雷鸣过后，我听到突然发出的哭声，知道是皇帝过世了。接着发生的状况是侍从们怒气攻心，放火焚烧御用帐篷，于是产生传闻说卡鲁斯是被雷打死的。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真相，他的过世完全是病故。
虚悬的帝位没有引起争夺，怀有野心的将领彼此之间产生恐惧，相互牵制不敢行动。年轻的努梅里安和不在现场的兄长卡里努斯，受到一致拥戴成为罗马皇帝。公众期望卡鲁斯的继承人能够追随先人脚步，不能容许波斯人从惊恐的状况下复原，必须手持武器向苏萨和埃克巴塔纳的宫殿前进。军团的实力固然强大，但不论数量再多，训练再严，却都因受到迷信的影响而感到极为沮丧。虽然用各种手段来掩饰先帝的死因，都不可能使部队去除心中的阴影，而且舆论的力量强大，古人对雷电的威力感到极为恐惧，要是有任何地点或人员受雷击，都会认为是神明愤怒的惩罚。这时也就记起过去的神谕，上面提到底格里斯河是罗马军队到达的极限。现在灾祸降临到卡鲁斯的头上，军队向年轻的努梅里安大声疾呼，要服从神明的警示，领导他们离开这个不祥的作战地区。文弱的皇帝没有办法消除蛊惑人心的成见，只能撤退。这使波斯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在片刻之间，竟会撤得一干二净。
先帝崩殂的噩耗很快从波斯的边界传回罗马，元老院和行省都祝贺卡鲁斯的儿子登基(284 A.D.)。这两位走运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门第和功绩有何出众之处，以为两者之中只要有一项非常人所及，就可稳保帝王之尊，并且视为理应当然之事。他们的出身和教育与庶民没有不同，只因为父亲称帝而能晋身皇家尊荣。卡鲁斯在位约16个月后逝世，将帝国的基业遗留给儿子继承。要想在遽登大宝之时而能保持平常心，必须讲究洁身自爱和谨言慎行，可是这位长子卡里努斯欠缺应有的德行。
他在高卢战争中确也表现出英勇的气概，等班师回到罗马以后，却过着奢侈腐化、挥霍无度的生活，个性软弱而又暴虐，纵情声色毫无品位，极度夸耀表面的虚荣，毫不顾虑公众的尊敬。在几个月之内，他连续娶了9个妻子，并接着离婚，这时她们大多仍怀着身孕。虽然婚嫁和离异是合法的行为，但是像这样喜新厌旧率性而为，无异于羞辱自己和罗马的名门世家。他对那些记得他从前出身寒微或指责他现在行为过失的人，全都恨之入骨。过去他父亲指定了一些朋友和顾问，来辅导这位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现在这些人不是被他放逐就是处死。对他不够恭敬的同学和朋友，则使用最卑鄙的报复手段加以迫害。卡里努斯与元老院的议员在一起时，装出高贵的帝王派头，经常公开宣布要将议员的财产分配给罗马人民。他从罗马最低贱的人渣中选用他的亲信和大臣，整个宫廷甚至皇帝的筵席上，都充斥着歌手、舞女、娼妓以及各类邪门歪道的随从。他的司阍负责市政；将禁卫军统领处死后，挑选一个陪他放荡行乐的大臣来递补；另外一位声名狼藉、无耻之尤的大臣，被授予执政官的职衔；有一个机要秘书熟悉各种伪造的技巧，懒惰的皇帝竟让他代签各种文件。
当卡鲁斯皇帝着手进行波斯战争时，为保障家族财产安全，将西方的行省和军队交给长子统治，虽合乎政策需要，却也显然是基于自私的动机。等他接到消息得知卡里努斯的胡作非为后，心中感到无限羞愧和懊恼，并表示要加以严办，以期对公众有所交代。同时他要收养君士坦提乌斯以代替不肖子，操守廉明且英勇过人的君士坦提乌斯此时正任达尔马提亚总督，但收养之事稍有延误，待卡鲁斯死后遂作罢论。卡里努斯无所忌惮，更可无法无天，挥霍奢侈过于埃拉伽巴卢斯，残酷不仁更甚图密善。
卡里努斯施政最大的功劳，从历史的记载和诗文的歌颂中可以得知，是用他自己和兄弟的名义，在剧院、赛车场和竞技场展示各项节目的伟大壮举。大约20年后，戴克里先的廷臣向这位节俭的君王，提到他前任的手笔之大，获得非常响亮的名声。戴克里先承认卡里努斯的统治，确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欢乐，这种毫无意义的挥霍浪费，会让罗马人民在如痴如狂中获得最大的享受，但是审慎的戴克里先却瞧不起这种作风。年老的市民曾经目睹往日的各种盛会，像是普罗布斯和奥勒良凯旋式的排场，菲利普皇帝非常别致的竞技和搏斗项目，却都比不过卡里努斯的豪华壮观。
历史曾经详细记载罗马历代皇帝的事迹，从而我们知道卡里努斯的豪举，确实有独到之处。要是提及猎捕野兽这件事，或许可以对设计的浮华和手段的残忍，从人道的立场加以谴责。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罗马人为了娱乐他们的民众，在这方面所花的费用之庞大和设计之精巧，说是空前绝后亦不为过。普罗布斯曾经下令，把很多大树连根挖起移植到赛车场，成为一片广大而浓荫密布的森林，然后将鸵鸟、大角鹿、梅花鹿和野猪各1000只放养其间，任凭民众前来射猎取乐。翌日就换上雄狮和雌狮各100头、花豹200只，以及300头熊。这批野兽本来是年轻的戈尔迪安皇帝准备做凯旋式游行之用，后来的继位者也曾经在竞技场中展示出来，但是像这样一次屠杀几百只大型野兽，倒是非常少见。20只斑马表现出雅致的外形和遍布斑条的躯体，使罗马人大开眼界。悠游在萨尔马提亚平原的大角鹿以及埃塞俄比亚平原的长颈鹿，这样高大又对人无害的动物各有10只。与之形成对比的是，30只非洲鬣狗和10只热带地区最凶狠的印度虎，还有自然界最具有威力的四足兽，犀牛和尼罗河河马也都来亮相。此外，还有32头大象组成庄严的队伍，从世界各地运送到罗马竞技场。
这么多的珍奇野兽，的确令一般人看得出神，叹为观止。博物学家可在此进行研究，真正观察这些不同品种动物的外形和特性，这倒是意外的收获，但是这点好处对科学家来说可以很容易得到，也不足以成为任意糟蹋人类共有自然资财的理由。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发生过一件稀罕事例，明智的元老院竟能将民众的娱乐用来维护国家的利益。罗马战胜迦太基，俘获一批大象，由几个奴隶用钝矛在后面赶着，在赛车场里表演。罗马士兵看到后，知道这些笨重的动物毫不足畏，以后在战争中看到在队列中的战象，就不怕跟它接战了。
把猎杀和展示野兽当作豪华的活动，很适合那些视自己为世界主人的民众；作为展示的建筑工程除了用来娱乐以外，还能显示出罗马的伟大。第度的大竞技场无愧于“巨无霸”的称号，后代子孙看到残留的遗迹，难免心生敬畏而产生钦佩之感。这个椭圆形的建筑物有564英尺长、467英尺宽，以80个拱门做基础，用四根连续柱式的结构，升到140英尺的高度。建筑物的表面镶嵌着大理石，也装饰着各种雕像。内部的构造是巨大的凹状斜面，充满并围绕着60到80排大理石座位，上面覆盖着坐垫，很轻易就能容纳8万名观众。64个出入口方便大量人员的进出，通道、走廊和楼梯都设计得非常精巧，每个人无论是元老院的议员、骑士阶层还是平民，很容易到达规定的位置，不会产生任何混乱。不论任何方面连细节都没有忽略，尽量让观众感到方便和舒适。座位上方有很大的活动凉篷，在必要时放下来防止日晒和雨淋，利用喷泉使空气不断保持清新，同时使用大量香料保持气味芬芳。在建筑物的中央或为搏斗场或为舞台，铺上最好的细沙，随时可以改变外表形状。舞台可以升起来变成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乐园，随后亦可变成色雷斯的岩层和洞穴。地下水管供应源源不绝的水流，舞台可以从平坦的地面马上变成一个大湖泊，由于挖的深度够，所以上面还可以漂浮起作战的船只。为装饰豪华场面，罗马皇帝不惜工本，大手笔投资。很多记载提到大竞技场的摆设都是用黄金、白银和琥珀制成。诗人描述卡里努斯的竞技节目，他把自己当成是个牧羊人，被其壮观的名声吸引到首都。防护野兽的网是用金线编成，柱廊全都镀金。用来区分观众的台阶，也布满价格昂贵的马赛克镶嵌，这些马赛克全部用美丽的石子做成。
卡里努斯皇帝备极尊荣，安享帝王的福分，所见所闻都是民众的颂赞、廷臣的奉承和诗人的讴歌。他本人实在欠缺值得称誉的德行，但不得不认同的确他蒙受神的恩典。就在此时，他的弟弟在离罗马900英里外逝世(公元284年9月12日)，卡鲁斯家族的皇权，也在一次突发的革命中转到他人手中。
卡鲁斯的两个儿子自从父亲逝世后，彼此还未晤面过。他们所做的安排是先拖一阵子，等弟弟在波斯战争得到光荣的成就，就用敕令要他回到罗马来举行凯旋式。至于双方的权责，甚至于行省或整个帝国的划分，都还没有确定，但是要想联合统治，看来不会维持太久的时间。两个人的性格有差异，很容易引起兄弟之间的猜忌。即使在罗马最腐败的时候，卡里努斯都罪该万死。努梅里安则适合做个太平皇帝，他的言行举止和蔼可亲，操守德行也受到公众的喜爱和尊敬，对诗文和演说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已擢升到最高的地位，表现却非常谦虚，显得更为尊贵无比。他的辩才受到元老院的赞许，并不像西塞罗那样锋芒太露，毋宁是谦和稳重。虽然当时并不缺乏诗文的高手，但他依然可与当代名家一争高下，而且与对手成为要好的朋友，有很详尽的资料可以证明他不仅心地好而且才气高。
但努梅里安的才华适合头脑沉思而不是身体力行，等他父亲即位后，逼得他无法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何况他的性格和爱好均不适合指挥军队，波斯战争的艰苦生活摧残了他的身体，炎热的气候使他染上目疾。在漫长的撤退行动中，只能独处在黑暗的帐篷里或是舁床上。国家大事不论是民政或军政，全部授权给禁卫军统领阿里乌斯·阿培尔负责。后者是皇帝的岳父，所以可以大权独揽，御帐由他派出亲信严密看守。在很长一段时期，阿培尔因皇帝不能视事，就假借名义对军队下达命令。
卡鲁斯死后还不到8个月，罗马军队以缓慢的行军方式，离开底格里斯河班师回国，到达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地方。军团停扎在亚细亚的卡尔西顿，行辕已经过了赫拉克利亚，行抵位于欧洲的普罗蓬提斯。军营到处流传着努梅里安已经死亡，有个心怀不轨的奸臣，仍然假冒皇帝之名行使皇权的消息。众人刚开始是窃窃私语，到了后来变成群情激动的喧嚣。性格暴躁的士兵无法忍受这种长期悬疑不决的情况，带着强烈的好奇心闯进皇帝的帐篷，发现努梅里安的尸体横陈床榻。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原本可以让大家相信是自然死亡，但是这种掩饰的行动，可以解释为犯罪的证据。阿培尔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措施，是想让自己被推举为帝，结果这反而成为他灭亡的原因。虽然目前部队已被激起狂怒和悲伤的情绪，但还是愿意遵守正常的程序，可见在伽利埃努斯以后几位武功显赫皇帝的教诲之下，军队已经建立起了严明的纪律。所有军队奉命向卡尔西顿集结，阿培尔被铁链锁住，当作罪犯押解过来。在营地中央成立一个法庭，将领和军事护民官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他们立即向部队宣布，选择卫队指挥官戴克里先继承帝位，并为受大家爱戴的皇帝复仇(公元284年9月17日)。候选人未来的命运，全部要看当前如何掌握机会做出妥善处置。戴克里先深知他原来的职位必然会招来猜疑，于是在登上法庭以后，举头目视太阳，在神明鉴察之下，郑重表明自己清白无罪，然后用皇帝和法官的口气，命令给阿培尔戴上脚镣手铐，将之押上法庭。他指着阿培尔说道：“这个人是谋害努梅里安的凶手。”然后不容他有辩驳的机会，拔出剑来刺进统领的胸膛。罪证已经昭然若揭，不容被告否认，军团一再高声欢呼，接受戴克里先皇帝的判决和权威。
在进入另一位皇帝的统治之前，要先简要交代努梅里安兄长的悲惨下场。卡里努斯拥有大量军队和充分财力，能支持他以合法的名义统治帝国，但他个人私德有亏，抵消了他在出身和地位上的优势。他父亲最忠诚的下属，都瞧不起这个儿子的不学无术，更畏惧他的残酷傲慢，人心都向着他的对手。甚至元老院也不讳言，他们宁愿接受一位篡臣也不愿接受一位僭主。戴克里先运用各种政治手腕，激起国内不满，在冬季进行密谋活动，公开准备要打一场内战。到了春天，东方和西方的军队在马古斯平原遭遇(公元285年3月)，此处是梅西亚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畔。从波斯战争回师的部队，为获得光荣的胜利早已耗尽体能和兵员，战力无法与毫无耗损的欧洲军团相比，所以队伍被击破。在那悲惨的时刻，戴克里先不仅是帝位甚至连生命都将不保。但是卡里努斯由于英勇的士兵而获得优势，也由于军官的叛逆而丧失自己的生命。有位军事护民官的妻子被他勾引，所以要找机会报复，一击之下，奸夫身上流出的鲜血，冲刷掉了内战的冲突。
戴克里先的统治较之前朝各位皇帝更为光耀夺目，但是他个人的出身则更为贫苦卑贱。贵族世家所标榜的特权，因为世人过分要求功勋和霸业，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在人类的自由和奴役之间，仍然保持着一条明显的鸿沟。戴克里先的父母原是罗马元老院议员阿努利努斯的奴隶，他的名字源于达尔马提亚的一个小镇，那是他母亲出生的地点，所以身世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他父亲从主人家得到自由以后，因为能够读书识字而得到文书工作。他那位志向远大的儿子，从庙宇中得到有利的神谕，也自认为颇有才能，所以决定在军中发展，希望能出人头地。谁知道奇迹发生，他靠着计谋和机遇，一步一步实现神谕的预言，向世人展示他的丰功伟业。戴克里先一路飞黄腾达，当过梅西亚的总督，获得执政官的尊荣，负责指挥宫廷卫队的重要职位，在波斯战争中展现非凡的才能。等到努梅里安死后，有心争取王位的人员均自叹不如，竟一致推举这位奴隶出身的人，认为他最适合接任帝座。
出语恶毒的宗教狂热人士，在指责他的同僚马克西米安行事野蛮残暴的同时，对戴克里先皇帝的勇气产生怀疑。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受到军团尊重和士兵爱戴的皇帝，就像以前那些英勇善战的君王一样，竟会是个胆小鬼。然而，毁谤的言论总要很巧妙地找到最脆弱的部位，然后再加以攻击。戴克里先在需要恪尽自己的权责时或在紧要关头，并不是没有担当。但是他决非英雄人物，缺乏大无畏的气概，无法把危险和权势置之度外，不能以毫无虚伪之心赢得举世的赞誉。事实上，他的才能偏于实用，不会夸耀以引起他人的猜忌；心智均衡，对人性的揣摩富于经验；处理事务精明能干又能讲求技巧；慷慨大方而且生活节俭朴实，常以军人的爽直掩饰深沉之心机﹔能随时改变手段以达成锲而不舍的目标﹔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顾虑别人，甚至违背自己的良知﹔但是有时也会假借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之名，以利于达成自己的企图。戴克里先也与奥古斯都一样，被视为新帝国的奠基者，就像恺撒的养子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政治家，而非统兵征战的勇将。在他们能用策略达到目标时，就绝不使用武力。
戴克里先的成功之道在于其宽厚温和的作风。罗马人在接受死刑、放逐或籍没时，只要稍微给予宽容或公正，就会极口称赞上位者的仁慈。对内战能自行熄火，他们更感到惊喜。戴克里先把卡鲁斯家族的首席大臣阿里斯托布鲁斯视为心腹，尊重过去政敌的生命、财产和地位。他甚至让卡里努斯大部分奴仆，继续在原来的位置上供职。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谨慎的动机，让善玩手段的戴克里先可以获得仁慈的美名。有些奴仆为了得到他的欢心，不惜暗中出卖旧主人；有些人对不幸的故主怀有感恩之心，得到他的尊敬。奥勒良、普罗布斯和卡鲁斯这几位皇帝，都有知人善用的才干，在政府和军队的各部门安排有能力的官员，撤换他们只会损害到公众的利益，对继任者而言毫无好处。此种做法使得整个罗马世界都相信新政府会有美好的远景。戴克里先公开赞扬前代皇帝的美德，特别表示要效法马可·安东尼的王道思想，用以彰明个人之所好。
戴克里先当政时最关心的事项，就是要表明诚挚和稳健的态度，于是以马可为榜样，提升马克西米安做他的同僚，开始时给他加上恺撒的头衔，最后进封其为奥古斯都(公元286年4月1日)。但是就他的动机和目的而论，与马可不顾国家的利益，完全是出于私人的情感，而将帝王的尊荣授予一名儇薄少年相比，真是天差地别。戴克里先是在国事危难之际，让一个多年战友共同肩负治国重任，用以增强东方和西方的防卫力量。马克西米安像奥勒良一样，出生于西米乌姆地区的农民家庭，大字不识，视法律为无物，貌和举止粗野，后来虽然贵为皇帝，仍然不改其本色。战争是他唯一的专长，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扬威帝国每处边疆。他的军事才能不在指挥部队而在于让士兵唯命是从，或许他的兵法造诣不能让他成为卓越的将领，但是凭着勇敢、忠贞和经验，他能够执行最艰巨的任务。
马克西米安的缺点对提拔他的恩主而言，颇有利用的价值。他从无恻隐之心，行事不畏后果，戴克里先对政策每有重大的兴革举措，马克西米安便成为执行残忍行动最适当不过的工具。等到血腥的牺牲者已经选定，有时为了审慎起见，戴克里先出面调停，救出几位本不想取其性命的人士，而有时为了防止报复，就会对马克西米安的严酷轻描淡写地斥责几句，所以当时以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来对比宽猛之治道不同。两人虽然性格大相径庭，在位时仍能保持当年布衣之交。马克西米安作风粗暴而倨傲，会对自己和国家的安全带来莫大的危险，但他一向尊敬戴克里先为不世的天才，承认理性的力量胜过蛮横的暴虐。这两个人不知是自大还是迷信，一位自称为约维乌斯，另一位自称赫尔克里乌斯。按照御用文人的说法，约维乌斯是比拟朱庇特用智慧推动宇宙的运行，赫尔克里乌斯则欲仿效所向无敌的赫拉克勒斯铲除世上的恶魔和暴君。
但是，这两位自比古代神明和英雄的皇帝，能力却不足以承担治理国家之重任。有远见的戴克里先发现帝国四面受蛮族攻击，在重点方面需要安置大军和皇帝御驾亲征。他基于此种考虑，决心再次让出一部分过于庞大的权力，用较次一级的恺撒称号，授予两位功勋显赫的将领，分享统治帝国的君权(公元292年3月1日)。伽勒里乌斯原以牧牛为业，故获得阿门塔里乌斯的别名；君士坦提乌斯因为脸色苍白，常被人称为克洛卢斯。两人都身御紫袍荣登次一位阶的帝座。前面在提到马克西米安的乡园、出身和习性时，等于已经描绘出伽勒里乌斯的大致轮廓。他常被视为马克西米安年轻的化身，但是事实上，无论在才能和品德方面都要高明得多。君士坦提乌斯的家世不像共治者那样低微，他的父亲优特罗皮乌斯是达尔达尼亚很有地位的贵族，母亲是克劳狄皇帝的侄女。虽然他年轻时期过着军旅生涯，个性却温和友善，人们在很久以前就异口同声赞誉，认为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了用家族关系来增强政治的联系，两位皇帝分别成为两位恺撒的父亲。戴克里先以伽勒里乌斯为子，马克西米安以君士坦提乌斯为子，迫使他们与发妻离异，各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养子。这4位君主划地分治广大的罗马帝国：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防务责成君士坦提乌斯管理；伽勒里乌斯驻守多瑙河两岸，以护卫伊利里亚各行省；马克西米安管辖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戴克里先自己保有色雷斯、埃及和富庶的亚细亚地区。每人在统辖范围内都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四人的联合治权及于整个帝国，每一位随时准备为共治者提供意见或亲临效力。两位身居高位的恺撒尊重两位皇帝的权威，而这3位较年轻的君王，都能以感激和顺从的言行，毫无例外地承认成全他们的再生之父(戴克里先)。他们之间没有发生猜忌的权力之争，团结合作表现出非常奇特的和谐景象，可以比拟为演奏一段协奏曲，完全依靠首席乐师高明的技巧，引导着整个乐曲流畅进行。
这重大措施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等马克西米安的联合统治满6年后，才正式推动执行，主要是在这期间不乏重大事件发生。为使读者有明确概念，我首先要描绘戴克里先政府的全盘轮廓，接着叙述他在统治期间的作为——按照的是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而不是编年记事上令人困惑的日期先后。
马克西米安第一件功绩，虽然当时的史学家对此的记述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其性质非常独特，值得在历史上留下记录。俗称巴高达的高卢农民发生暴动，经他镇压后得以平定(287A.D.)。当时的状况与14世纪英国和法国遭遇的情形大致相似。欧洲有不少约定俗成的规则渊源于凯尔特蛮族，封建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恺撒征服高卢时，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通常分为3个阶层，即教士、贵族和平民。最高阶层的统治靠宗教，次一阶层靠武力，第三也是最后阶层的平民，在公共会议中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表决权。因此，平民在受到债务的压迫，或是畏惧暴力的侵害时，很自然地会请求有力的首领给予保护，于是保护者对被保护者的个人或财产，就如同希腊和罗马的主人对奴隶那样，享有绝对的权利。因之，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民沦为奴隶，被迫长期为高卢的贵族奉献劳力。他们不是受到镣铐的囚禁，就是为严苛的法律所限制，终身不得离开贵族的田产。从伽利埃努斯在位到戴克里先时代，高卢长期受到内忧外患的煎熬，农奴的境遇更为凄惨，在主子、蛮族、军队和税吏的交相压榨下，已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这些农民由忍无可忍而至绝望之境，在暴怒之下拿起农具当作武器。群众四处揭竿而起，农夫和牧人变成步卒和骑兵，举火将荒凉的村庄和没有防备的市镇付之一炬，到处蹂躏不亚于凶狠的蛮族。他们本为维护人类的天赋权利而起义造反，但是所使用的手段极为残酷。高卢贵族害怕报复，有人到坚固的城市寻求庇护，也有人远离这片已成无政府状况的野蛮区域。农民的统治根本毫无章法可言，两位首领胆大妄为，愚昧无知到竟敢僭用皇帝的服饰。等罗马军团兼程赶到，他们的势力登时烟消云散。团结而有纪律的部队击溃乌合之众，轻易赢得胜利，只要发现带有武器的农夫，一律严惩重办，已成惊弓之鸟的余众潜回故乡。他们本来为争自由而反抗，举事失败后，更难逃脱被奴役的命运。虽然有关的资料很少，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这次战争的细节，之所以此次起义声势浩大，就是因为民众的情绪在被激发以后，是如此坚强而一致。但是我们也不会相信，两位首领伊利阿努斯和阿曼达斯都是基督徒﹔也不会说这次叛乱是为了争取基督教提倡人性自由的仁慈原则而被挑起，就像在路德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宗教战争一样。虽然教会教诲我们人类有天赋的自由权利，但是一旦战争发生则绝不心慈手软。
马克西米安刚从暴动农民的手里收复高卢，却因卡劳西乌斯的叛乱而失去不列颠(287 A.D.)。自从普罗布斯当政，法兰克人鲁莽的海上行动获得成功以后，他们那批胆大包天的同胞，就建构一支由轻型双桅帆船组成的小型舰队，不断蹂躏邻近海洋的几个行省。帝国为了击退这些不断的零星入侵，需要整建一支海军兵力，审慎而勇敢地进行各项相关措施。布伦正对着不列颠海峡，皇帝选择此地配置罗马舰队，委派卡劳西乌斯负责指挥。他是一位出身寒微的梅纳皮亚人，对航海和驾驶有高明的技巧，作战像士兵那样勇敢。这位新上任的海军将领的操守有问题，因为当日耳曼海盗离开港口，出海劫掠时，他不予理会让他们通过，等他们回程再加以袭击，然后将获得的战利品大部分据为己有。卡劳西乌斯积累的财富可以视为犯罪的证据。马克西米安准备下令将他处死，但这位机警的梅纳皮亚人早已防备皇帝会对他下手。他将钱财散给所指挥的舰队以获得拥戴，同时又对蛮族许以好处，离开布涅格港向不列颠进发，说服驻防的军团和协防军加入他的阵营，然后无所顾忌地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穿上紫袍当起皇帝，公开反抗那位生气的君主法律和武力的制裁。
当不列颠分裂出去后，帝国才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失去它确实令人气愤不已。罗马人一直怀念那个面积广大的岛屿，它在很多地方都有优良港口，气候宜人，土地肥沃，能够生产谷类和葡萄，贵重矿物产量丰富，茂密的草原有数不尽的牲口，森林里到处都是野生动物和有毒的蛇类。当然，这些说法有的地方也言过其实。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失去不列颠数目庞大的税收，心中感到极为懊恼。虽说他们也承认，像这样一个行省，的确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不列颠在卡劳西乌斯的治理下，有7年繁荣的局面，直到叛乱再起。这位不列颠的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域，在边疆抵御北方的喀里多尼亚人，从大陆招来大量技术人员给予协助。他铸造各种不同的钱币，可以看出他的品位和财富，有些钱币现在还存在。他生长在法兰克人的边界，喜欢模仿他们的衣着和习惯，所以与这个孔武有力的民族建立友谊。他把最勇敢的青年招募到军队里服役，为了回馈这些有用的盟友，就把军事训练和海上作战有关的技术，全盘教给这些蛮族。卡劳西乌斯仍旧据有布涅格和邻近地区，他的舰队在海峡横行无敌，控制塞恩河和莱茵河的河口，肆虐沿海各地，威名远播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在他的指挥下，不列颠奠定海权国家应有的地位，后来能掌握海上霸权，绝非毫无渊源。
卡劳西乌斯带走驻布涅格的舰队，使罗马没有能力实施追击和报复，等到花费很多时间和大量人力，建造新的舰队下水后，部队又因不熟悉当地的天候和水文，被精练的叛军打得溃不成军。海战失利后，双方开始谋和(289 A.D.)，马克西米安对卡劳西乌斯大无畏的精神感到无可奈何，与戴克里先商定将不列颠的皇权让出，承认叛徒卡劳西乌斯也享有帝位的尊荣。擢升两位恺撒重新提振罗马军队的斗志，马克西米安亲自坐镇防备莱茵河一线，将不列颠战争全部授权给英勇的副手君士坦提乌斯负责。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夺取布涅格这个重要基地，越过港口的通道修筑巨大的海堤，以阻断外来的援军。城镇经过坚强的抵抗之后终于投降(292 A.D.)，卡劳西乌斯的海军实力有相当部分落到围攻军的手里。君士坦提乌斯准备了3年时间，打造了一支适合的舰队用来征服不列颠。他保护高卢的海岸，侵入法兰克人的国土，使得篡夺者失去强大盟友的援助。
就在准备快要完成时，君士坦提乌斯接到僭主死亡的消息(294 A.D.)，认为是获得胜利的预兆。就像卡劳西乌斯的谋叛一样，属下也比照办理，结果他被首席大臣阿利克图斯杀害。凶手继承了他遗留的权力，连带也遭遇即将面临的危险。但是阿利克图斯才能不足，对内无法完全掌握局势，对外也不能击退外敌。眼看大陆对岸到处都是部队和船只，内心焦急万分。君士坦提乌斯非常谨慎地将兵力分为两部，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防备和抵抗。海军统领阿斯克勒庇德图斯是战功彪炳的军官，负责指挥分遣舰队，在塞恩河口完成集结后，随即向敌人发起攻击。在那个航海技术非常不完善的时代，难怪当时的演讲人要对罗马人的无畏勇气赞不绝口，竟敢在暴风雨季节利用侧风发航。
天候有利于这次远征作战，他们在浓雾的掩护下，避开阿利克图斯派驻在怀特岛外以备迎战的舰队，在西部海岸某处安全登陆，等于是告诉不列颠人，他们就算有优势的海军力量，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的侵略。阿斯克勒庇德图斯在部队登岸后，立即将所有船只付之一炬，宣称远征已有神明保佑，他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雄行径，更是让后人产生无限的钦佩。篡夺者自己带着部队列阵于伦敦附近，准备迎战君士坦提乌斯雷霆万钧的攻击，因为君士坦提乌斯此时正亲自率领布涅格的主力舰队，即将到来。但是另外一支新到的敌军已经开始登陆，急需阿利克图斯亲自到西边来坐镇，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他不得不命令部队长途行军。他那一小股困惑而沮丧的部队，遭遇到海军统领的主力，接战以后全军覆没，阿利克图斯也随着阵亡。如同往例，只需要一次会战就能决定这个岛屿的命运。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在肯特登陆，发现全岛都是归顺的臣民，一致对大军发出欢呼的声音。征服者确能秋毫无犯，使大家相信现况不会有任何变化。终于，分离10年以后，不列颠又重回了帝国的怀抱(296 A.D.)。
不列颠除了本土的敌人外一无所惧，只要总督保持忠诚之心，控制部队的纪律，那些苏格兰和爱尔兰裸体蛮子的入侵，对行省的安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何保持大陆的和平，也就是守备构成帝国边界的主要河流，才是更困难也更重要的目标。
戴克里先和副手开会商讨之后，决定帝国的政策，目的是维护公众的安宁，使用的手段一为激起蛮族之间的冲突与不和，一为加强罗马边界的防御工事。在东方从埃及到波斯的边界，将固定的营地排列成一条横线，每个营地有适当数量的驻防部队，派出军官负责指挥，供应所需的各种武器和给养，并且在安条克、埃米萨和大马士革设置新的军械库。皇帝对欧洲较凶狠的蛮族，也没有掉以轻心。从莱茵河口一直到多瑙河口的古老营地、城镇和碉堡，全部重新加以整修。在最容易被突破的地点，很有技巧地建构新的防御工事。边疆的守备部队被要求严密加强警戒，运用各种可能的措施，使得漫长的防线更为坚固，成为无法飞越的天堑。这样一道受到重视的障碍很少有人胆敢侵犯，蛮族只有转过头来自相残杀，以发泄心中的怒气。哥特人、汪达尔人、格庇德人、勃艮第人还有阿勒曼尼人，相互之间充满仇恨和敌意，他们的实力就这样消耗殆尽，不论征战讨伐的结果如何，受到击灭的对象都是罗马的敌人。戴克里先的臣民很高兴隔山观虎斗，大家感到庆幸，现在只有蛮族在打可悲的内战。
纵使戴克里先有良好的政策，在20年的统治期间，沿着数百英里的边界，也不可能维持长久没有外力干扰的安宁。只要蛮族停止内部的争执，守备部队的警戒稍有松弛，蛮族就会运用实力和技巧，在防线上打开一条通道。不论哪个行省受到侵犯，戴克里先的神色丝毫不变。他不仅天生性格稳重，必要时也可装出平静的样子，事态的发展严重到需要他插手时，才亲自前往坐镇指导，绝不将自己的部下和个人的声名暴露在无谓的危险之下。他尽可能采用诸般手段来保证作战的成功，且一定要以审慎为上策，只有在获胜之后才会以炫耀的方式展现所获得的成果。他把最困难的战争和最棘手的事件，交给对强打猛攻一无所惧的马克西米安去处理。这位忠诚的战士只要获得胜利，就会很高兴将功劳归于恩主的明智见解和天赐运道。
等到认养两位恺撒后，两位皇帝就不需要亲自上阵冒矢石之险，可以稍事休息让养子服其劳，把多瑙河和莱茵河的防务交给他们来负责。伽勒里乌斯的警觉性极高，从不会等到蛮族大军入侵帝国疆域才将其击溃。君士坦提乌斯作战英勇又能主动积极出击，从阿勒曼尼人狂暴的入侵中拯救了整个高卢。他在朗格勒和温多尼萨的胜利，可看出他的行动要冒相当大的危险，才能获得这成就。当他在一小支卫队的随护下，穿过这片开阔的国土时，突然遭到数量极具优势的敌军包围，他边战边退，朝朗格勒前进。但陷入惊慌的市民拒绝打开城门，只用绳索将受伤的君主吊上城墙。等他被困、陷入危险的消息传出后，罗马军队很快从各处赶来救援。在入夜前，有6000名阿勒曼尼人被杀，这样的报复行动能恢复他丧失的荣誉。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开始，之后还有几次对萨尔马提亚人和日耳曼人的胜利，可以从中看出这位恺撒的功绩，但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没有多大意义。
普罗布斯在完成征讨以后的处理方式，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也加以效法。捕获的蛮族，除了判处死罪及发售为奴者外，剩余人员都分散到省民当中，有些也被指派到特定的区域(在高卢，被分到亚眠、博韦、康布雷、特里夫、朗格勒和特鲁瓦等指定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因战争的灾难而大量减少，他们通常被安置为农夫和牧人，不可以从事武备的工作，除非因为权宜之需，才征召到军中服役。皇帝在蛮族恳求罗马保护的前提下将土地所有权赐给他们，但是要像成为农奴那样有一定的服役年限。当局批准一个屯垦计划，为卡皮人、巴斯塔奈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设置几个殖民区，同时答应他们在某些方面，能够保持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独立自主，这是很危险的纵容行为。省民对这种处理方式感到欣喜万分，这些蛮族在不久以前还是恐惧的对象，现在却耕种自己的田地，驱赶牛群到附近的市集，贡献个人的力量为公众谋福利。帝国的省民为此都向君王恭贺，但将蛮族安置于罗马境内，虽然能够大量增加臣民的数目和军队的兵源，但是他们忘记无礼侮慢来自非分的恩宠，铤而走险出于高压的统治，躲在暗中数量庞大的敌人已进入帝国的心脏地区。
当两位恺撒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耀武扬威时，两位皇帝则需要御驾亲征前往罗马世界的南部边界。阿非利加从尼罗河直到阿特拉斯山脉，刀兵四起，5个摩尔人部族组成联盟，离开游牧的沙漠进犯一向平静无事的行省。尤里安在迦太基以及阿希莱夫斯在亚历山大里亚，都擅自登上帝座成为僭主，甚至布伦米人也不甘寂寞，再度侵犯埃及地区。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西部建立的功勋，很难了解有关的细节，但由事件的始末可以得知军队的进展很迅速，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他战胜毛里塔尼亚凶狠的蛮族，将他们赶过山区。就是这片难以通行的地方，使得此地居民有恃无恐，一点都不顾王法，把抢劫和暴力当成习以为常的生活。
戴克里先在埃及的另一边，派出大军包围亚历山大里亚(296 A.D.)，他令军队将输水道切断，使广大城市的各区域无法得到尼罗河水源。他的营地戒备森严，希望通过围城的方式使对方不战而降，但最后受到被围群众的突击，到头来只有放弃这一计划，不得不下令军队发起报复攻击。在围攻8个月后，亚历山大里亚毁于兵乱和大火，只有恳求征服者大发慈悲，但仍受到极为严厉的处置，数以千计的市民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埃及只有少数罪魁祸首逃脱死刑或流放的宣判。布西里斯和科普托斯这两个城市，下场比亚历山大里亚更悲惨，前者因古迹而闻名世界，后者作为印度贸易的门户而极为富有，在戴克里先严惩的命令和军队的屠城之下，完全毁灭为一片焦土。
埃及民族的性格，毫无仁爱之心又极为懦弱怕事，但是从这些行为来看，却能证明他们有暴虎冯河的勇气，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立即影响到罗马本身的安宁和生计。自从菲尔穆斯的篡夺行为不断引起叛变以后，上埃及行省一心要与蛮横的埃塞俄比亚结盟。布伦米人散布在梅罗伊岛和红海地区，人口的数量微不足道，习性并不谙战事，使用的兵器不仅简陋而且没有多大杀伤力。像这样的民族，古人看到他们其丑无比的外形，感到大吃一惊，甚至不把他们算成人类的一分子，现在他们见到天下大乱也要趁火打劫，竟敢将自己列为罗马的敌人。这种盟友对埃及人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当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主要的战争上，他们的入侵给平静的行省带来很大的困扰。为了找一个适当的敌手来对付布伦米人，戴克里先说服了纳巴泰人。纳巴泰人是努比亚地区的一个民族，戴克里先要他们离开利比亚沙漠的古老居留地，把赛伊尼和尼罗河瀑布以上广阔而荒芜的地区，全部奉送给他们，但要他们保证尊重并保卫帝国的边疆。这个条约被长久保存下来，每年的签约典礼要在埃勒凡泰尼岛举行庄严的献祭，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都向世界所有有形或无形的神明俯首礼拜，直到基督教建立，引进更严谨的宗教崇拜仪式为止。
戴克里先在这段时间内惩罚了埃及人过去的罪行。他为了未来的安全和幸福，在以后的统治期间，强力执行很多明智而有远见的规定。他曾颁布一封非常特别的诏书，不能被看成是猜忌的暴君为了惩治异己所采用的手段，而应该算是审慎而仁慈的行为，应受到举世的赞扬。他要求持续不断地检查“所有古老的书籍，凡是与炼金术有关的作品，必须毫不留情地烧毁，担心埃及人因此而变得富裕，激起他们反抗帝国的信心”。如果戴克里先真正相信这门技术很有价值，那他又何必非要摧毁，自己加以利用来解决税收的问题，岂不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所以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了解到这门学问看起来很唬人，事实上完全是愚蠢的行为。他切望自己的臣民能有理性，不要浪费钱财做这种有害的行业。这些古老的书籍借用毕达哥拉斯、所罗门和赫尔密斯的名字，事实上是当代的高手用来骗人的勾当。希腊人对炼金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根本不加理会。普林尼虽然长篇大论提到这门技术，但却着眼于它的起源和人类对它的误解，很少谈到金属的质变。所以从炼金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戴克里先的查禁是官方首次采取的行动。后来，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将这门伪科学散播到全世界，因为它能够投合人类贪婪的心理。在中国也和在欧洲一样，引起热烈的研究并曾经风靡一时。在黑暗的中世纪，每一种不可思议的奇闻异事都受到大众的欢迎，所以人们把炼金术当成一门正式的学问，像过去那样寄以厚望，希望能借以发财，这种想法使有些人将之当成行骗的工具。哲学基于经验终于放弃对炼金术的研究，到了近代，不管再怎么财迷心窍，也会运用经商和实业这些比较具体的办法来致富。
平定埃及后接着就是波斯战争。戴克里先统治期间最重大的工作，就是要制服此强大民族，迫使阿尔塔萨西斯的后裔承认罗马帝国的无上权威。
前面提到瓦莱里安在位时，波斯人不守信义，以武力征服亚美尼亚，而且先用暗杀的手段害死科斯罗伊斯。他的儿子提里达特斯在襁褓中继承王位，后来被老王忠贞的友人救走，在罗马皇帝的保护下接受教育。提里达特斯从放逐中获得宝贵的经验，那就是他早年所受的苦难、对人性的了解以及接受罗马的纪律和训练，他要是坐在亚美尼亚的王座上，绝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收获。他在年轻时就以英勇的行为闻名遐迩，在各种军事训练上，不仅体力就连技巧也无人能及，甚至在奥林匹克竞技会这种体育的竞赛中也能独占鳌头，他更高贵的特性是尽力保护了恩主李锡尼(282 A.D.)。普罗布斯死后发生叛乱，李锡尼已是大难临头，暴怒的士兵要强行进入他的帐篷，只有亚美尼亚的国君独自拿着武器在外面阻挡，而且后来又帮助他复职。
李锡尼不论在哪个职位，都被伽勒里乌斯视为好友和得力的助手，也受到戴克里先的赏识和重视。等伽勒里乌斯称帝后，不久就擢升他到奥古斯都的位阶。提里达特斯在戴克里先统治的第三年，被封为亚美尼亚的国王(288 A.D.)。这并非完全基于利害关系，也是公正的处置。罗马不仅可以从波斯王国的篡夺行为中，掌握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同时，罗马自尼禄当政起，对于阿萨息斯王朝最年轻的旁支，就答应给予保护。
当提里达特斯到达亚美尼亚的边界，立即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忠诚的拥戴。26年来，这个国家在外来的桎梏中经历无穷无尽的苦难。想当年波斯王国完成征讨工作，用宏大的建筑物来装饰胜利，不仅浪费人民的血汗钱，这些建筑物更是奴役的标志，这种行为受到大众的憎恶。征服者因为害怕发生起义行动，所以采取最严酷的防范措施，由于遭到公众的抗拒，更要加强高压统治，征服者深知自己已经激起全国人民的痛恨，并且毫无排解的余地。前面提到祆教的信仰带有绝不宽容的精神，亚美尼亚那些已被奉为神明的历代国王，他们的雕像以及日神和月神的神圣画像，都被狂热的征服者肆意破坏。波斯人在巴加万山的山顶上兴建祭坛，为阿胡拉点燃永不熄灭的熊熊圣火。当一个民族受到这么多的伤害，为了独立自主、宗教信仰和继承权利，不惜揭竿而起是很自然的事。起义的狂流冲垮所有阻碍，波斯守备部队在动乱开始前已经撤离。
亚美尼亚的贵族投奔到提里达特斯的旗帜下，纷纷诉说往日的功劳，要求献身于未来的建国大业。同时他们对于在外国政权的统治下，拒绝为敌人服务的行为，特别请求国王给予表扬和赏赐。提里达特斯要阿尔塔瓦斯德斯负责指挥军队，幼年时候这个人的父亲救过他的命，家人也因此一义行而受到屠杀，所以又将一个行省交给阿尔塔瓦斯德斯的兄弟来治理。他同时将军事最高职位授给奥塔斯总督，这位贵族个性刚毅忠诚而且正直不阿，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国王，并呈献给国王很大一笔钱财。
这些珍贵的物品存放在一座很僻远的堡垒里，奥塔斯很谨慎地保管它们不让敌人染指。在这些亚美尼亚的贵族之中，有一位非常有钱的盟友，但过去并不为人所知。他的名字叫孟哥，祖先是西徐亚人，所以有一大群牧民奉他为主，多年来营地都设置在中国皇帝管辖的边陲。中国势力在那时已远达粟特地区，由于他们招惹了地方大员的不满，孟哥带领他的人退到阿姆河岸，恳求沙普尔的保护。中国皇帝根据主权，要求归还这群逃犯，而波斯国王则以不能出卖受庇之人，此举有违待客之道加以辩护。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战争，他答应将孟哥逐赶到西部最遥远的地方，说是这种惩罚就跟处死他一样可怕。于是波斯国王选择亚美尼亚当作孟哥的流放地，划出一大片区域给西徐亚牧民，让他们在那里养育牲口和马匹，按季节的转移开设营地逐水草而居。现在他们受到征召要击退提里达特斯的进犯，但是他们的头目衡量当前的状况，考虑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可能的后果以后，决定不参加波斯人的阵营。亚美尼亚国君对孟哥过去的事迹和势力都很清楚，对他非常尊重，让他参与机密的事项。获得这样一个勇敢而忠诚的部下，对复国大业大有帮助。
积极进取的提里达特斯那时真是无往不利，非但将仇敌逐出亚美尼亚全境，且为了报复，率军侵入亚述的心脏地区。历史学家为使提里达特斯的名声不致湮没，带着一腔民族热忱，赞颂他神勇的表现。在东方具有浪漫色彩的传奇中，描绘出巨人和大象都被他神力惊人的手臂所制服的场景。其他的资料显示当时波斯王国陷入极端的混乱状况，所以亚美尼亚国王才获得渔人之利。波斯萨珊王朝野心勃勃的兄弟相互争夺王位，霍尔木兹这一派费尽心机却没有成功，所以要借重居住在里海附近蛮族的危险助力。可能是某方获胜也可能经过协商，内战很快结束，纳尔塞斯受到一致承认，成为波斯国王，然后运用全力来对付外敌。双方实力太过悬殊，盖世英雄提里达特斯也无法挽回劣势，第二次被赶下亚美尼亚的王位，再度前往罗马皇帝的宫廷寻求庇护。纳尔塞斯立即在背叛的行省重建权威，大声抗议罗马对叛徒和逋臣给予保护，誓言要征服整个东方。
皇帝无论是出于政策或荣誉的立场，都不可能放弃亚美尼亚国王，他决定派遣帝国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296 A.D.)。戴克里先以一贯稳健的态度，先在安条克建立坚固的基地，加强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他把指挥军团的责任托付给所向无敌的伽勒里乌斯。为此，特地将他由多瑙河防区调到幼发拉底河战线。双方的军队很快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相遇，打了两场难分胜负的会战，但在第三次会战后，产生决定性的结局，罗马军队大败。这是伽勒里乌斯轻敌急进所致，他带着一支兵力不足的部队，攻击数量庞大的波斯人。另外，地理环境的因素也是他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克拉苏的死亡和10个军团惨遭杀戮一样，伽勒里乌斯就在同一地点被击溃。这片平原有60英里长，从多山的卡雷延伸到幼发拉底河，是荒凉不毛而表面平坦的沙漠，见不到一个山丘和一棵树木，也没有任何可饮用的水源。坚持到底的罗马步兵因炎热和口渴而战力衰竭，他们知道保持阵式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只要队伍没有被击破，就不会立即遭到危险。在这种状况下，他们逐渐被优势的兵力所包围，受到快速的机动部队袭击，为蛮族骑兵的箭雨所歼灭。
亚美尼亚国王在会战中表现得很英勇，却是以团体的灾难换取个人的声誉。他被追击至幼发拉底河畔，这时坐骑已经受伤，看来已经无法逃脱胜利在望的敌军的追捕。在这个生死关头，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下马纵身溪流之中，身上的甲胄很重，河水又深不见底，这里的宽度将近半英里，全靠着他的体力和技巧才安全抵达对岸。我们虽然不知道他当时逃脱的状况，但是他根本不顾罗马将领的死活。等他回到安条克，戴克里先不把他当成讲道义的朋友和同僚，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吃了败仗的君主，感到气愤不已。于是这位高傲的人穿着紫袍，满面羞愧和认错的表情，在皇帝座车后面徒步走了一英里，把可耻的行为展现在整个宫廷前面。
戴克里先对战败感到愤怒，为表示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恺撒再三乞求后才稍做让步，同意他继续指挥作战，用来恢复自己和罗马军队的荣誉。第一次远征大部分都是战力较弱的亚洲部队，为了改进缺失，抽调身经百战的老兵军团，以及从伊利里亚征召的新兵，组成第二支大军﹔再加上相当数量的哥特协防军，这些蛮族的供应由皇家支付经费。伽勒里乌斯选出精兵2.5万人担任前锋，再度越过幼发拉底河(297 A.D.)。这次没有让军团暴露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开阔平原上，而是通过亚美尼亚山地，不仅可获得居民协助，而且这片国土适合步兵作战，崎岖的地形不利于骑兵的机动。
罗马人身处逆境更重视纪律，蛮族因胜利而感到兴奋，产生玩忽和松懈的心理，这时就可看出两者的差别。伽勒里乌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达成攻敌不备的效果，只带了两位骑士随护，亲自秘密侦察敌军营地的位置和状况。这次奇袭作战在夜间发起，给波斯大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色诺芬曾写道：“他们的马匹都已事先系好，马脚用木枷拴住，防止到处乱跑。如果发生紧急状况，波斯人先要将马饰整理好，装上马勒和缰绳，披上铠甲以后，才能骑上战马。”在这种状况下，伽勒里乌斯猛烈的攻击将混乱和灾难扩展到整个蛮族营地，在可怕的大屠杀中只遭到轻微的抵抗。受伤的国王(纳尔塞斯亲自指挥这支大军)趁着局势大乱，逃向米底的沙漠。他那豪华的中军御帐以及手下高官的帐幕，全部成为征服者丰硕的战利品。只要提一段插曲，就可知道军团的将士纯朴而善战，对于奢华的生活方式竟一无所知。有一个修饰很华丽的皮袋里装满珍珠，落在一个小兵的手里，他很小心地将袋子收起，却认为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值钱而全部丢掉。
纳尔塞斯的损失极为惨重，随军前来的几个妻妾、姐妹和小孩都成为俘虏。虽然伽勒里乌斯的性格并不像亚历山大，但在胜利以后，倒是拿这位马其顿伟人对待大流士家属的友善行为当作榜样。纳尔塞斯的妻妾和儿女受到保护，免于被强暴和伤害，她们被送往安全的地点，受到非常尊重和仁慈的对待。这是个宽大为怀的敌人对于老幼妇孺和皇室人员都表达了善意。
帝国的东部正在焦急等待这场大战的结局。戴克里先在叙利亚继续集结军队，展示罗马霸权无远弗届的威力，同时能够应付战争发生的各种状况。等到胜利的信息传来，他亲身前往帝国边界，慰勉壮志已酬的伽勒里乌斯，商讨后续作战相关事项。两位君主在尼西比斯见面，双方都尽到最尊重的礼数。接着伽勒里乌斯立即安排波斯使者觐见，纳尔塞斯的战力和斗志在惨败以后无法恢复，认为只有谋求和平才能阻止罗马大军前进。阿法班是他最赏识的家臣，也是他的心腹，奉命前往谈判和平条约，被授权在必要时接受罗马皇帝所提出的条件。阿法班在会议开始时，代表他的主子感谢罗马仁慈对待他主子的家人，请求能让这些地位高贵的俘虏得到自由。他认为向英勇的伽勒里乌斯祝贺，并不会损及纳尔塞斯的名声，承认恺撒战胜国王也不丢脸，因为这位国王在他的国家已经赢得很多胜利。虽然波斯事业是正义的，但阿法班还是承认了罗马目前所占据的优势，声称无论皇帝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会接受。他们并不在意命运一时的枯荣，要知道物盛则衰，剥极必复。阿法班用典型的东方式比喻来总结他的谈话，说罗马和波斯是世界的一双眼睛，不管弄瞎哪只眼都是无可挽回的悲剧。
伽勒里乌斯气愤填膺，激动地说道：
波斯人也会说出听命运“安排”的话，还很平静地教训我们要懂得谦和的美德，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回想一下，你们是怎样用“谦和”的方式对待不幸的瓦莱里安。你们使用诡计打败他，用毫无尊荣的手段对待他，把他当作俘虏尽情羞辱一直监禁到死为止，他的遗体公开示众遭到永无止境的糟蹋。
不过，伽勒里乌斯还是使声调缓和下来，暗示使者罗马人不会践踏无力反抗的对手。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做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波斯人不能再提他们的丰功伟业。他在辞退阿法班时，还是给了使者一线希望，纳尔塞斯很快会得到通知，基于皇帝的宽厚仁慈，他将获得长久的和平，以及归还他的妻妾和儿女。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发现伽勒里乌斯虽然流露出凶狠的性格，但还是尊重戴克里先明智而权威的指导。伽勒里乌斯具有雄心壮志，想掌握战机征服东方，最后目的是使波斯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戴克里先极为谨慎，坚持要遵循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的稳健政策，一定要抓住最适当的时机来结束长期的战争，获得光荣而有利的和平。
为了履行他们所答应的诺言，戴克里先随后立即指派他的秘书西科里乌斯·普罗布斯前往波斯宫廷，告知他们最后的决定。他身为和平使者虽然受到了热烈的款待和友善的安排，但波斯国王却以长途的行程之后需要休息为借口，一天天拖延普罗布斯觐见的时间。他对于国王这种迟缓的行动只有耐心等待，最后终于得到许可在米底的阿斯普鲁达斯河边觐见。纳尔塞斯的延迟是基于不愿为人所知的动机，那就是要集结更多的部队。虽然他对和平很热衷，但有实力在手，会使他在协商时说话更有分量和权威。
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国王只有3位人员在旁协助，那就是阿法班大臣、卫队统领和负责亚美尼亚边区的指挥官。使者提出的第一个条件，目前看来并不明智。尼西比斯这个城市位于两个帝国之间，是为了双方的贸易而建立的。有关这点不难了解罗马皇帝的意图，是希望对通商加上一些限制条件，好改进他们的税收状况。但是波斯认为尼西比斯位于罗马的领土上，不论是输出或输入都可以自行做主，要对其加上一些限制条件，这应该算是罗马的国内法，不能订在国外条约之中。罗马方面为了使得贸易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有些规定需要波斯国王这边推动，可能对波斯的利益和主权都有损害，所以纳尔塞斯表示万难同意，但是所有的条件只有这一点发生问题，罗马这边也就不再坚持。皇帝要么让贸易以自然的方式流通，如果想对其加以限制，只有依靠自己的权威来建立。
等到这方面的困难解决，神圣的和平得到两国的同意和批准，和约的条件给罗马带来荣誉，也满足波斯的需要。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是，罗马历史上很少有这类性质的记录，因为战争的结局大多数是绝对的征服，或是对蛮族的战争，很少用到文字。和约的要点为：
其一，以阿博拉斯河，或者是色诺芬所称的阿拉克西斯河，作为两国固定的国界。这条河发源于底格里斯河附近，在尼西比斯下方数英里处，与一条名叫迈多里乌斯的小溪汇合，然后流过辛格拉城墙下方，在切尔奇西乌姆附近流入幼发拉底河。戴克里先非常注意切尔奇西乌姆这个边疆城市，在那修建了特别坚固的防御工事。美索不达米亚是很多次战争的目标，现在割让给帝国，波斯依据条约对这个广大的行省放弃所有的权利。
其二，波斯将越过底格里斯河的5个行省让给罗马。这几个行省的形势可以构成很有效的阻碍，在加强生产和军事技术之后，实力大幅提升。底格里斯河北边的4个行省是印提林尼、扎迪尼西、阿扎尼尼和摩索伊尼，这个区域少为人知而且面积不大。但是帝国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获得卡图伊尼这个广大而多山的地区，是卡杜克奇亚人古老的根据地，多少世代以来在亚洲专制王国的腹地，保持独立自主的状态。曾有一万名希腊人忍受痛苦的行军，以且战且走的方式用7天的时间穿过这片国土，他们的领袖所叙述的撤退是前无古人的行动，认为卡杜克奇亚人的箭雨，比波斯国王的权势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的后裔现在称为库尔德人，用的姓氏和生活方式跟过去相比没有多大改变，只在名义上承认土耳其苏丹是其君主。
其三，这第三条其实不提都可以，罗马的忠实盟友提里达特斯，重新登上他父亲所遗留的王位，承认并保障罗马皇帝的最高权力。亚美尼亚的国界延伸至米底境内辛萨的堡垒，这些增加的领土，并不全是基于正义原则所采取的慷慨行动。前面提到越过底格里斯河的4个行省，就是帕提亚人过去从亚美尼亚的疆域中分割出来的，当罗马获得这些行省的主权以后，将阿特洛帕提尼这个广大而肥沃的地区让给盟国作为适当的补偿。此地的主要城市就是现代的陶里斯所处的位置，经常有幸成为提里达特斯的居住地，有时也会被称为埃克巴塔纳，在建筑物和城堡工事方面，它模仿的是米底人光耀夺目的都城。
其四，伊比利亚这片国土是不毛之地，当地的居民粗鲁而且野蛮，但是他们习惯于使用各种武器，与帝国的蛮族有所区别，且更为凶狠和难以征服。他们把高加索山脉狭窄的隘道控制在手里，萨尔马提亚人是否能够通过，完全要看他们的脸色，经过他们允许后，萨尔马提亚人才能向南抢劫富庶的地区。波斯人把伊比利亚国王的继承提名权让给罗马皇帝，有利于罗马人巩固在亚洲地区的权力。东方因此享受到40年长久的宁静，提里达特斯在世时，两个敌对王国都能严格遵守协定。等到下个世代继位以后，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激起万丈雄心，纳尔塞斯的孙子为了对抗君士坦丁家族的君王，发起长久而持续的战争。
接连继承大宝的伊利里亚农夫，将处于状况极度恶劣的帝国，从僭主和蛮族手里拯救出来，完成艰辛困苦的工作。戴克里先进入统治的第20个年头，举行了罗马凯旋式，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值得纪念的节日，马克西米安是拥有同等权力的共治者，陪伴着他共享殊荣。两位恺撒也曾征战各地建立勋业，但是根据严格的古老规定，这分绩效要归功于身为父亲的皇帝对他们的指导和教诲。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凯旋式(公元303年11月20日)，比起当年奥勒良和普罗布斯，在规模和华丽程度上或许有所不及，但是在另外几方面却享有更高的名声和气魄。阿非利加、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尼罗河这几处边疆，都送来各自的战利品。最突出的装饰品带有非常独特的性质，那就是在获胜的波斯战争中征服的重要地区的模型。士兵们抬着代表着河流、山脉和行省的模型，走在皇帝的前面。波斯国王被俘的几位妻妾、姐妹和儿女的画像，构成一番满足人民虚荣心的场面。然而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点却不怎么光彩，那就是这是罗马城最后一次凯旋式，从此皇帝再也没有征服异域，罗马再也不是帝国首都。
罗马在台伯河选定的地点奠基以后，此地由于古代各种典礼仪式和不可思议的奇迹，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神祇的存在和英雄的往事，使得整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显得生气勃勃，而这个世界帝国也早已被奉献给了卡皮托神殿。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感受到这份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它来自他们的祖先，在他们最早期的生活习惯中得到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治方面相关措施的有效保护。政府的形式和所在的位置密切结合，公认两者缺一不可。但是首都的统治权力，却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而逐渐萎缩。行省的地位即将提升到同样水平，被征服民族获得罗马人的名分和权益，却没有接受罗马人的文化和偏好。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制度的残余和风俗习惯发挥了它们的影响作用，保住了罗马最后的尊严。无论是出生在阿非利加还是伊利里亚的皇帝，都尊重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愿意将罗马当成运用最高权力的法源基础，统治广大疆域的政治中枢。
战争的紧急状况使得君王长驻前方，但是，只有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这两位皇帝，最早开始在和平时期也定居在行省的城市。这种做法无论出于何种私人的动机，就政策的考虑都很正确。位于西部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把宫廷安置在米兰，这个地点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下方，为了伺察日耳曼蛮族的动静，显然要比罗马更为方便。米兰很快显现出皇城的气势，据说这里的房舍数量很多而且建筑优美，人民的言行举止不仅谦恭有礼而且风度翩翩。主要公共设施是一个竞技场、一所剧院，还有铸币厂和皇宫，以及以建造人马克西米安为名的浴场。柱廊里装饰着各种雕像，还建有两道城墙成为双层防卫，更增加这座新都城在外表上的美观，与邻近的罗马比较并不相形见绌。
戴克里先运用个人的闲暇时间加上东部的富庶和资财，大力整建位于欧亚交界处的尼科米底亚，此地离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距离概约相等，要与罗马的宏伟和尊严相抗衡。由于君王的倡导和民众踊跃出资，尼科米底亚在不到数年间，就实现了非数代工夫不能达成之宏伟壮丽，在面积和人口上，是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重要城市。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一生戎马倥偬，大部分时光是在军营和长途行军中度过，每当公余闲暇，都会回到位于尼科米底亚和米兰的居所，过着安逸的生活。戴克里先统治届满20年，曾到罗马参加凯旋式，以前是否到过帝国的京城颇成问题，即使在那次盛大的典礼中，他停留的时间也未超过两个月。他本来应邀到元老院致词，接受执政官的徽章，由于厌恶都城人民的放纵无礼，突然提早13天离开罗马。
戴克里先对罗马及首都人士的纵情放荡表示不悦，并非一时的率性而为，乃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运用。这位高瞻远瞩的皇帝早已计划一套新的帝国政治体系，后来由君士坦丁王朝实施完成。元老院把老朽的体制视为神圣，还要恭谨地加以保存，戴克里先决心剥夺他们仅剩的权势和尊荣。戴克里先登基前八年，罗马元老院拥有为时短暂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抱负，趁着这股兴奋的潮流，许多贵族得意忘形地表现重建共和的热忱。曾几何时，事过境迁，当普罗布斯的继承人撤销对共和派人士的支持，元老院掩盖不住无可奈何的愤慨。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负责铲除麻烦多过危险的风气，这个任务最适合他那残暴的性格。对元老院最有声望的成员，过去戴克里先对他们装出很尊重的样子，现在被他的共治者以莫须有的证据，指控犯下秘密谋反的罪行。持有一座上好的庄园或是一片耕种的田地，都被当成犯罪的物证。禁卫军在过去对罗马尽力压制，现在反而是多方保护，因为这些倨傲不逊的部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即将日薄西山，自然想与元老院的势力结合起来。但是戴克里先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减少禁卫军的员额，取消他们所具有的特权，职位也由伊利里亚两个忠诚的军团取代，分别命名为“约维乌斯军团”和“海克力乌斯军团”，指定担任皇帝的警卫任务。
但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对元老院致命而难以发觉的伤害，其实是他们从不出席元老院会议的必然后果。只要皇帝居住在罗马，议会虽然受到压制，但是所具有的实力不容忽视。奥古斯都以后所有的皇帝，有权随心所欲制定法律，最后还是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古代公民权的模式便保存在法律的审查和颁行之中。贤明的君王为了尊重民意，对于共和国的行政官员和执政官，在言行方面采取优容的态度。君王的威严尽可以在军队和行省显现，等到他们居住的位置离首都更远，就可把奥古斯都对继承人的告诫置之度外，也就不再用伪装来掩饰自己的行动。在行使法庭审判和施政作为的权力时，只要与大臣商量一下，无须像过去那样要咨询元老院的意见。当然，一直到帝国的末叶，提到元老院时仍能保持相当敬意，议员受到恭维感到沾沾自喜。多少年来元老院一直就是权柄的根源，又是运用权势的工具，如今终于遭到敬而远之的待遇，落得无疾而终的下场。既然已经与帝国宫廷和权力机构失去任何联系，就只会被视为卡皮托山上一个可敬而无用的古迹。
罗马君王只要看不到元老院和古老的都城，很容易忘记他们拥有的法定权力的来源和属性。像是执政官、前执政官、监察官和护民官等，基本上就是民选的官职，结合起来构成整体的权力，人民也通过这些职称看出共和国的由来。现在这些平民化的头衔弃而不用，如果还要用“统帅”和“大将军”等称呼，来表明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就要将这个名词赋予更新颖和更庄严的释义，不再是指罗马军队里的将领，而是主宰罗马世界的皇帝。“皇帝”一词原来含有军事性质，演变成为使人卑躬隶属的意义。“主上”或“主子”这个称呼，最早所表示的隶属关系，并不是指臣民对国君或是士兵对长官，而是自己的家养奴隶对操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如此令人厌恶的含意，难怪早期几位恺撒视为蛇蝎弃而不用。等到时日已久，后来的君王对这个称呼的抗拒缓和下来，听起来也不令人讨厌。到了最后，像“我主”和“皇帝”这些用语不但成为阿谀的口头禅，也渐渐用在法律的条款和纪念物的铭文中。
这一类崇高的称呼已足以满足最极端的虚荣心。而要是戴克里先的继承人还拒绝国王的称号，那倒不是真正的谦虚，只是感到有点难为情罢了。只要是使用拉丁语的地方(这是整个帝国的官方用语)，罗马皇帝的头衔，比起无数蛮族酋长自称国王，可要尊贵得多。过去罗马的国王源于罗慕路斯，或是来自塔昆文地方的用语。但是，这个问题在东部的感受跟西部大不相同，在早期，亚洲的统治者习惯使用希腊语的头衔巴塞勒斯或国王，代表的意义是众人中最显赫者，而它立刻就为东部奴化很深的省民所引用，很谦恭地用它称呼罗马的君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甚至自认具有神明的属性，至少已僭用神明的称号，并且传给他们的继承人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不过这种过甚其词的恭维，由于并不代表特定的含义，也就谈不上亵渎神明的意思，只要习以为常，即使奉承过度得让人肉麻的用语，听起来也不过是含混表示敬意而已。
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戴克里先，罗马皇帝会不拘形式地与市民交谈，这时市民为了表示敬重，所使用的礼节，与对元老院议员以及官吏没有多大差别。皇帝唯一特殊之处在于穿着紫色的长袍或军服，元老院议员的长袍用宽的绶带或袍边，骑士阶级比较窄，这些绶带和袍边都是尊贵的紫色。戴克里先出于自大的心理，或者是基于政策的考虑，这位手腕高明的君王把波斯宫廷的气派引用过来。他戴上皇帝的冠冕，并用这种服饰代表皇权，罗马人看到因而产生反感。卡利古拉戴上后，被人视为无可救药的疯狂行为，其实那不过是在白色的带子上面缀以珍珠再绑在头上而已。戴克里先和以后的皇帝全都穿着丝和金线织成的长袍，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连鞋面上也镶上贵重的宝石。由于手续和仪式的增加，使得晋见皇帝极为困难。宫中各处通道全部派家臣严密把守，内部的寝宫由机警的阉人巡视，因而宦官的人数和权势日益增大，这是专制政体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是臣民终于可以面睹天颜，那么不论官职大小都应俯伏在地，仿照东方规矩口呼主上并顶礼膜拜。戴克里先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一生中对他自己以至整个人类，都有正确的评估和衡量，所以很难想象，他采用波斯的礼仪来取代罗马的成规，仅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已。事实上，他自以为摆出高贵的气势就可杜绝一般人的非分之想。使公众难以见到君王，就可减少接触人民和士兵的机会，不会受到粗暴行为的伤害﹔而长期让人听命膜拜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人们崇敬的心理。戴克里先就像奥古斯都假装谦卑一样，一直在演戏作秀。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两台喜剧表演，还是后者比前者高明，看起来奥古斯都也更有人情味。皇帝对罗马世界拥有无限的权力，奥古斯都的目的是要尽量遮盖掩饰，戴克里先是要全力展现，唯恐不被人知。
戴克里先建立新体制的第一条原则是炫耀宫廷，第二条原则是政府分治。他将帝国、行省及军事和民政机构，再划分为若干区域或部门。政府的单位加多，行政效率必然减低，但职责功能更为明确。不论改革的利弊如何，都应由创始者负主要责任，但新政的成效将由继任者逐渐改善始能获得，未臻成熟及完备的阶段，不宜事先评论得失。因此，真正新帝国的准确形象，要等君士坦丁统治时才能知道。目前只能就戴克里先亲自规划的蓝图，来描述最重要的轮廓。他找到3个共治者和他一起行使帝权，主要是他深信，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国家防卫的需要。因此，他不认为四帝分治是临时权宜之计，反认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按照他的构想，两个年长的皇帝应头戴冠冕，使用奥古斯都的头衔以示尊贵，各自选择一位副手及继承人，给他们恺撒的名号。这两位恺撒在升到最高统治者位置时，再各选一位继承人接任恺撒，这样可以毫无间断地补充新一代的皇帝。帝国划分为4个部分，东部和意大利是重要地区，多瑙河和莱茵河是动乱地区，前者需要奥古斯都亲自坐镇，后者交由恺撒前往治理。军团的力量掌握在4个齐心协力的君王手里，任何人想要连续击败4个强大的对手，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会使野心勃勃的将领望而却步。在政府的行政方面，两位皇帝以统一的权力管辖整个帝国，法令在会议里核定，经由两位皇帝的联名签署，颁布后各行省要遵照办理。纵使有这样多的预防措施，罗马世界的政治联合还是逐渐解体，分裂的作用愈来愈严重，以致在短短几年之内，竟会出现永久分离的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
戴克里先的体系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缺失，就是政府机构的扩大以致支出增加，结果是加重税赋，人民的生计更加艰难。当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家庭，非常简单地由奴隶和自由奴构成，一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也感到非常满足。但现在完全改观，帝国在不同的地方建立4个规模宏大的朝廷，这样多的罗马国君在追求虚荣，一味讲究廷仪的排场和生活的奢侈，要与波斯国王一比高下。众多的大臣、高级官员、一般官吏和各种奴仆，充满政府的各级单位，与过去相比，人数成倍增加。当时就有人说道：“当征收的比例超过负担的能力时，行省便会感受到税赋的沉重压力。”从这时起到帝国灭亡为止，随时可听到哀鸣和怨恨的声音。每位作家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当时处境，分别挑选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作为诅咒谩骂的对象，但是他们对沉重赋税的深恶痛绝却完全一致，特别是过重的土地税和丁税，是那个时代无法忍受的苦难。有位公正的历史学家从这些论点中找出真相，赋税加重的责任在于皇帝，虽然不是个人的恶行所致，但行政机构的浮滥却难辞其咎。戴克里先是新制度的创始人，但在他统治期间，这个日趋严重的过失，还局限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开创了带来祸害的先例，而不是实际对人民的压榨。还有一点要知道，他在国家岁入和支用方面一直本着节约的原则，何况在支付正常经费开支后，皇帝的金库里还有足够的储备金，可以供应合理的赏赐和国家紧急需要之用。
戴克里先在他统治的第21个年头，终于实践了禅位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两位安东尼皇帝的身上，看起来要自然得多，因为他在取得和行使王权方面，都没有领受哲学之教训。戴克里先为世界创下光荣退位的先例，只可惜后世帝王起而效法的为数不多。我们自然会想起查理五世的类似行径，经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使得英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何况这两位皇帝的性格还十分相像，政治才能远在军事天分之上，品德方面有可议之处，言行多半出于做作并非天性使然。查理的逊位颇受时运枯荣盛衰的影响，心血凝聚的计谋不能实现，所带来的失望之情促使他宁愿放弃现有的权力，因为他已经无法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是戴克里先的统治正处于无往不利的顺境，并非已击败所有敌人和完成全部计划以后，才很严肃地考虑禅退的问题。无论是查理或是戴克里先，都还没有到达衰老知命之年，前者59岁，后者仅55岁，但是这些君王过着繁忙的生活，长年栉风沐雨从事战争和巡视工作，再加上国事的忧虑和施政的操劳，很容易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以至于人未老迈就已衰弱不堪。
虽是朔风扑面、淫雨绵绵的冬季，戴克里先在凯旋式庆典刚结束，就离开意大利绕行伊利里亚各行省，向东部出发。恶劣的天候和旅途的劳累，使他感染慢性疾病，只有躺卧在密闭的舁床里，让人抬着缓慢行进。夏末(304 A.D.)还未抵达尼科米底亚，病情以惊人的速度严重恶化，那年整个冬天他都留在皇宫养病，危急的状况引起普遍关怀，都是人们出乎内心的真情流露。一般人只能从侍从人员的脸色和行动所表现的欣喜和惊惶，来判断病情和健康的状况。由于经常流传皇帝崩逝的谣言，戴克里先秘而不宣加以隐瞒，因为伽勒里乌斯没有赶来，生怕发生无谓的麻烦。直到3月1日他才再次公开露面，看起来是那样苍白和瘦弱，以至和他熟悉的人都认不出来。这一年多来，他担忧自己的健康和身为帝王的职责，很勉强地硬撑，在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现在是到该做决断的时刻了。为了身体的健康，他必须丢开劳心费神的工作，完全放松以安静养病。但是他身负帝王之责，即使病倒在床，也要被迫推动一个庞大帝国的施政作为。他决定要在光荣的禅退生活中安享余年，使自己毕生戎马所获得的荣誉不再受命运播弄，把世界的舞台让给年轻更有活力的共治者。
禅退仪式在离尼科米底亚3英里外一块开阔的平原上举行(公元305年5月1日)。戴克里先登上高大的宝座，在洋溢着理性和庄严的演说中，对聚集在此一场合的民众和军人，宣告他禅位的意图。等他脱下紫袍后，在众人关怀的眼光下离开，坐上一辆挂着帷幕的车子，穿过市区，毫不耽搁向自己所选的退休地点──家乡达尔马提亚前进。就在5月1日同一天，马克西米安按照早已取得的协议，也在米兰辞去帝位。甚至在罗马凯旋式的华丽盛会中，戴克里先已经思考要辞去政府职务，同时希望马克西米安也遵从他的安排。可能那时马克西米安已有承诺，一定会按照恩主的意思去做，很明确地保证只要戴克里先提出劝告或做出榜样，无论在什么时候，马克西米安都会照样步下皇帝宝座。双方曾经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坛前，立下神圣的誓词。但是对性格凶狠的马克西米安来说，他平生喜爱权势，既不图眼前的安宁也不求身后的虚名，这种没有约束力的誓言，到底能发生多大作用可想而知。然而，不管马克西米安多么不情愿，对这位明智的同僚所凌驾于他的威势，最后只有勉强屈服，他禅位以后立即退隐到卢卡利亚的庄园。像他那样脾气暴躁的人，不可能长期过平静的生活。
出身奴隶家庭，登上九五之尊的戴克里先，以平民身份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时光。他遵从理性的指示，满足于退休的生活，一直受到在朝君王无比的尊重，因为他把世界交到他们手中。一辈子忙于国事的心灵，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失去权力以后，最大的烦恼是无事可做。为了排除无聊的时光，许多人向他提供了休闲活动，像读书写信和拜神许愿，但戴克里先并没有产生多大兴趣。他自己保留一些最合乎自然的嗜好，建筑、耕种和园艺占用去他大部分的闲暇时间。他对马克西米安的回答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从而得到启发。那位浮躁不安的老人，请求戴克里先再度穿上皇帝的紫袍，重新握住驾驭政府的缰绳。
他只是展现出同情的笑容，丝毫不为诱惑所动，很冷静地回答说，要是马克西米安看到他在萨洛那亲手种植的包心菜，就不会要他为追求权力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他在和朋友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人类最难精通之事莫过于治国之道。凡是谈及他最喜爱的这个主题时，因为亲身经历的关系未免产生激动的心情。他常说：
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能最好的部属。
戴克里先接着说：“这些下流无耻的伎俩防不胜防，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会被朝臣出卖，以至于身败名裂。”一个人在盖棺论定后，历史会评估他的功业和名声，这样才能享受到退休生活的乐趣。但这位罗马皇帝在当时的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难完全以平民身份去享受生活的舒适和安全，退位以后对帝国所面临的困难，知道以后也不可能不闻不问，这些困难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他也不可能漠不关心。这样一来，恐慌、悲痛和疑惧就会接踵而至，干扰他在萨洛那与世无争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对他的爱心和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戴克里先在临终(313 A.D.)前受到侮辱，感到更大的痛苦。他是现任皇帝的养父，对他们有栽培玉成之恩，照说李锡尼和君士坦提乌斯要有图报之心。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留存的信件，说戴克里先情愿自杀，也不想再受他们的迫害。
在结束戴克里先平生事迹和性格作风的叙述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了解他退休后生活的地方。萨洛那是他出生地达尔马提亚行省的主要城市，离阿奎莱亚和意大利的边界大约有200罗马里(按照公路长度计算)，到西米乌姆将近270罗马里，这是罗马皇帝到伊利里亚边疆时所驻跸的地点。现在有一个残破的村落，保留着萨洛那的名称，直到16世纪，还有一所剧院的遗址，散布着颓败的拱门和一些大理石柱，诉说着昔日繁华的风光。在离城市六七英里的地方，戴克里先兴建一座规模宏伟的宫殿，从这个工程的浩大程度，可以推断戴克里先在很久以前，就在为禅退的计划做打算。当然，不一定非要是本地人，对这些地方有天生的偏爱，才会选这样一个有益健康而又便于享受奢侈生活的退隐地点。根据后人的说法：
此地的土质干燥而且肥沃，空气洁净又清新宜人，虽然夏天有几月非常炎热，但是不像伊斯特里亚海岸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冬季会遭受暴虐狂风的袭扰。从皇宫的位置向四周远望，美丽的景色不下于土地和气候的优越条件。西边是亚得里亚海林木繁茂的海岸，海中散布着无数的小岛，像是水波渺茫的大湖。北面有一个海湾，可以通向萨洛那古城，望过去是一片田畴延伸到远方，与亚得里亚海向南和向东广阔的海域，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北方是一列不规则的山脉，但是离这里有适当的路程，山丘上到处可见村落、树林和葡萄园。
虽然君士坦丁出于很明显的偏见，在提到戴克里先的宫殿时，故意摆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他有一位继承人，只见到荒废和残破的状况，就以赞不绝口的词句描述宏伟的景象。宫殿占地大约9到10英亩之间，整体近乎正方形，侧面矗立着16个高塔，两旁的纵深大约是600英尺，另两面的横宽将近700英尺，全部用美丽的砂岩建造，并不比大理石逊色，是从附近的特劳采石场获得。四条呈直角相交的街道，把这片大建筑物区分为若干部分，有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门可以通达正厅，现在称之为“金门”。通道的尽头是柱廊中庭，全部都是花岗石的柱列。在一侧可以见到埃斯库拉庇乌斯方形神殿，另一边是朱庇特的八角形神殿，戴克里先将后面这位神祇尊为他的命运保护神，视前面那位神祇为健康庇护者。要是拿现在残留的遗迹和维特鲁乌斯的说法做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建筑物有许多部分，像是浴场、寝宫、中庭、长形柱廊大厅，以及西济克斯式、科林斯式和埃及式厅堂，都描述得相当正确，至少在位置上很相似。这些宫殿建筑的形式变化多端，比例非常适当。但是就现代人的眼光从品位和舒适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很大的缺点。这些高耸宽阔的房间，没有窗户和烟囱。它完全靠着顶部采光(这些建筑物都是一层)，沿墙壁安装通气管来取暖。正厅的西南边有一列长达517英尺的柱廊，展示着美丽的绘画和雕像，成为高贵气派又赏心悦目的散步通道。
要是这座宏伟的建筑物位于荒无人烟的国度，自然会受时间的摧残而塌毁，但是，也唯其如此，才能逃脱贪婪的人类所造成的破坏。阿斯帕拉图斯这个小村庄，还有很久以后出现的斯帕拉特罗市镇，都是在戴克里先宫殿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金门现在正对着市场，施洗者圣约翰取代了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光荣，朱庇特神殿在圣母的保护下，成为一所天主教堂。有关这段的叙述，得感谢英国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他完全出乎单纯的好奇心，深入达尔马提亚的心脏地带，实地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然，我们也难免要产生疑问，他是否过分美化那无法复原的实物，即使有再好的计划和技术也办不到。最近有位旅行家到过那里，他颇有见地地说道，斯帕拉特罗那片令人感伤的废墟，不仅体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伟大，同时也表达出艺术的衰落。若建筑的状况已这样令人悲惨，那么绘画和雕刻的损毁更为显著。建筑主要是依循机械原则，不比雕刻和绘画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形象，还要表现出心灵的属性和热情。崇高的艺术不仅要有灵巧的双手，除了想象力的激发外，还要有正确的鉴赏与观察力指引。
几乎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帝国的政治动乱、军队的跋扈骄纵、蛮族的入侵掠夺，以及专制的高压统治，都不利于天才的发展和学术的研究。连着几位伊利里亚出身的皇帝拯救了帝国，但是并没有恢复科学的发展。他们所接受的军事教育，无意于激起文学的爱好。甚至就是戴克里先的心灵当中，尽管对事务的处理不仅积极进取而且周详精到，但是同样不会进行研究和思考的工作。法律和医术两方面的职业有普遍的用途，可以获得若干利益，因此还可以吸引具有相当才能和知识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学习这两种行业的学生，几乎在那个时期没有人能够成为继往开来的大师。诗歌的旋律已经沉默无声，历史成为干枯而混杂的断简残篇，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也产生不了教诲的作用。一些雄辩之士供职朝廷无所作为，拿着皇家的薪饷专以奉承为能事，除了为皇权辩护外别无才能。
新柏拉图学派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是学术和人类衰败的标志。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已压下雅典学派的声势，一些古老的派别都纷纷打着“最新潮流”这类旗帜，他们标榜自己的体系，说是学习方法新颖，研究态度严肃。这些大师像是阿摩尼奥斯、柏罗丁、阿梅里乌斯和波菲利，都是思想精辟和见解高超的人物。但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学习哲学的真正目的，努力钻研的结果非但无法增进人类的理解力，反而产生害处。新柏拉图学派完全忽略那些适合人们状况和能力的知识，也忽略伦理学、自然科学和数理科学的整体领域。他们耗尽精力在形而上学的口舌之争，企图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要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能够统合一致，至于是哪些问题，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们的理性在类似深刻而不切实际的思考里消磨殆尽，心灵暴露在超乎想象的幻影之中。他们狂妄地自信已经掌握某种奥义，可以将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声称能够跟魔鬼和各种精灵很亲密地交谈。因此，经过非常奇特的变革，把对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对法术的研究。古代的圣哲曾经嘲笑民众的迷信，现在这些柏罗丁和波菲利的门徒，拿寓言当作借口用来掩盖这种自甘堕落的行为，反倒成为迷信的狂热辩护人。在有关信仰的几个神秘问题上，他们和基督教徒的意见一致，便用打内战的狂怒姿态，对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其余部分大肆攻击。新柏拉图学派不配在科学史上享有任何地位，但教会史免不了要提到这个名字。
帝国所形成的权力平衡局面，需要戴克里先坚强而富有技巧的手腕才能维持，是多种不同性格和才能的综合运用。当时所具备的条件真是千载难逢，两位皇帝之间没有猜忌，两位恺撒也没有野心，4位各镇一方的君王一致追求共同利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以后，内部的混乱和倾轧长达18年之久，帝国发生5次内战，其余时间虽然没有战事，也无法保持平静的状况。敌对的君王之间充满恐惧和仇恨，各自扩大势力范围，完全不顾臣民的死活。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在交出统治权后，按照最新的规定，所遗留的帝位应由两位恺撒递补，同时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君士坦提乌斯年长而且资深，以皇帝的尊荣继续领有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统治这些疆域广大的行省，他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个人也因此感到满足而没有非分之想。他的个性仁慈、宽厚而且稳健，特别是对人极为和善，受惠的臣民赞扬他的美德，可以和马克西米安的战功以及戴克里先的治术相提并论。君士坦提乌斯保持罗马君王的谦虚，并没有仿效东方的傲慢心态和华丽的排场。他以率真的口吻宣称，民心的归向是他最宝贵的资产，无论身居帝位的尊荣或面临艰险的情势，自信能够依赖臣民感恩图报之心，获得额外的支持和援助。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省民，深知只有在他的统治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所以极为忧心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日益衰弱的身体，以及众多年幼的子女，这些都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与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所生。
个性刚毅的伽勒里乌斯则迥然相异，虽然可以获得臣民的敬重，但本人却不肯纡尊降贵去争取大众的爱戴。他的名声完全来自战功，波斯战争的胜利助长了他傲慢的气焰，自恃功高，蒙戴克里先另眼相看，对君士坦提乌斯产生轻视之心。要是我们听信一位道听途说的作者所发表的论调，就会将戴克里先禅位的起因归之于伽勒里乌斯的威胁。他特别记述两位君王的私下谈话，后者表现出忘恩负义和倨傲不逊的态度，从而发现前者极为懦弱怕事。但是这种空穴来风的轶事传闻，从戴克里先的性格和行为来看就会不攻自破，不论禅位是基于何种意图，要是对伽勒里乌斯的作为感到危险，以他的明智和见识一定会制止这种可耻的争执。当他光荣掌握皇权时，绝对不会在羞辱的状况下退位。
君士坦提乌斯和伽勒里乌斯登基成为奥古斯都后，要选出两位恺撒递补空位，使帝国的体制保持完整。戴克里先很诚挚地渴望退出世界的舞台，因为伽勒里乌斯娶了他的女儿，自然就会支持他的家族和他托付的帝国。所以他一点也不犹豫，就把大家所羡慕的推选大权，以功勋卓越为由授予伽勒里乌斯。这件事一经决定，并没有询问西部两位君主的意见，也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意图，特别是这两位都有成年的儿子，可以视为递补空缺的最佳候选人。失势的马克西米安只能生闷气，不足为惧，温和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无畏于危险，但是不会因为争权夺利，而让无辜的黎民受到内战的摧毁。
伽勒里乌斯所推选的两位恺撒，既缺乏才干和功勋，本身也不是重要人物，只能说是出于个人野心的驱使而已。第一位是达扎，后来称为马克西明，也就是伽勒里乌斯的外甥，一个毫无处世经验的年轻人，从举止和谈吐中就能知道他只受过私塾教育。他被戴克里先授以紫袍拔擢至恺撒的高位，负责统治埃及和叙利亚，他自己也和全世界一样对此感到惊奇不已。另一个是忠诚的家臣塞维鲁，沉溺于玩乐而且才具不足以负重任，被遣往米兰接受马克西米安尚不愿放手的恺撒服饰，以及所统治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按照制度的架构，塞维鲁应承认西部皇帝的最高权力，但是他只听从恩主伽勒里乌斯的指示。虽然伽勒里乌斯的统治区域从意大利的边界绵延至叙利亚的边界，但是加上他所栽培的两个恺撒，势力范围是帝国四分之三的疆域。同时他知道君士坦提乌斯即将逝世，所以罗马世界的主子只剩下一人。我们确信他在内心对未来的君主会有安排，以确保自己从公众生活中退隐前，会完成20年光荣的统治。
但为时不到18个月，两次突如其来的变革，使伽勒里乌斯的雄心壮志全部付诸东流。他想兼并帝国西部各行省的企图，因君士坦丁称帝而幻灭；又因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而失去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君士坦丁的声誉受到后世子孙的重视，对他平生的事功有非常详尽的记载，但是他的出生地，就跟他母亲海伦娜的身世一样，不仅是文学也是举国争论的主题。虽然根据传说，海伦娜的父亲是英国国王，但我们认为海伦娜是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有人说她是君士坦提乌斯的侍妾，我们要为她婚姻的合法性提出辩护。君士坦丁大帝很可能生于达契亚的纳伊苏斯(274 A.D.)。他的家在这样一个以出产职业军人而享有盛名的行省，显而易见，他很少有机会借教育来提升心智。
在他大约18岁时，父亲擢升到恺撒的高位(292 A.D.)，但是随着这件喜事而来的就是父母的离异。他的父亲为了迎娶公主，被迫与母亲分开，这桩皇家联姻的光彩使海伦娜的儿子受到羞辱和伤害。他并没有随着君士坦提乌斯去西方，而是留在戴克里先的麾下服务，在埃及和波斯战争中表现得极为英勇，逐渐升到一等护民官的荣誉职位。他的身材很高大而且不苟言笑，对于体育和军事项目都很精通，战时英勇无畏，平时对人友善。在他一生的作为中，始终怀着年轻人的进取精神，又能习于审慎的节制加以调和；有旺盛的企图心并全力达成，又能保持冷静和自律的习性不受物欲的诱惑。因而民众和士兵爱戴他，称他为最有资格的恺撒候选人，这样一来就激起伽勒里乌斯对他的猜忌。虽然为了避免物议，不能采取公开的暴虐行为，但是一位专制君王要暗地里下毒手，还是防不胜防，这使得君士坦丁的处境更为危险。这时感到焦灼的父亲，不断来信要求跟儿子见面，表现出最热切的期望。伽勒里乌斯想出各种借口尽量拖延，然而对他的同治者这种很自然的要求，不可能一直置之不理，也不能使用武力来加以拒绝。最后同意他前往的命令已经批准，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收回成命。君士坦丁费尽心机终于成行，于是连夜离开尼科米底亚的宫廷，运用各地的驿站经过比提尼亚、色雷斯、达契亚、潘诺尼亚、意大利和高卢，在民众喜悦的欢呼声中抵达布伦港口。就在那个时刻，他的父亲准备登船前往不列颠。
不列颠的远征轻松赢得对卡里多尼亚蛮族的胜利，这是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期间最后的功业。他在约克的皇宫崩殂(公元306年7月25日)，离接受奥古斯都的头衔才15个月，离他被擢升至恺撒的高阶则有14个年头，逝世以后立刻就由君士坦丁接位。继承的观念自古就有，一般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些处理私人财产的原则，已经转用到国家主权上。英名盖世的父亲将受人尊敬的功勋、民众的希望，以及在感情和地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力，全部都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且这种做法势不可当。帝国西部军队的精英分子随着君士坦提乌斯到不列颠，增援的地方部队是一大群阿勒曼尼人，全部听从世袭酋长克罗库斯的命令。君士坦丁的拥护者不断开导这些军团，要他们了解到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性，他们向其保证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有权能够推举候选人。他们问，军队要是有两位人选，一位是他们所敬爱的皇帝的子嗣，那个够资格站在队伍前面的儿子，选他就会带来无上的荣誉；另一位是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只会感激在亚洲的君主把西方的军队和行省交给他，选他就会带来屈从的羞辱。这时还有什么迟疑不决之处？同时向大家暗示，君士坦丁具有感恩和慷慨的美德，在得到应有的显赫地位以后，一定不会让军队失望。
君士坦丁这位很有心机的君王，最后等到大家用奥古斯都和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时，才出现在军队的面前。他所渴望的目标是帝座，还不完全是野心的问题，因为这才是安全的保证。他对伽勒里乌斯的性格和情绪非常了解，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知道要想活下去就得掌握统治权。他表面上装出坚决反对的样子，就是为了证明他没有意愿公然篡夺帝位，所以在开始时并没有屈从军队对他的欢呼，一直到他把这些状况写在信里，立刻派人送给位于东部的皇帝以后，才正式接受军队的拥戴登基为帝。君士坦丁将他父亲逝世的噩耗报告皇帝，很谦恭地提到他具有合法的继承权，而且表示非常的遗憾，在挚爱他的部队的坚决要求下，不容许他运用更正常、更合于规定的方式继位为帝。伽勒里乌斯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惊讶和失望，继而暴跳如雷。他向来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就大声威胁说要把信件和使者全部丢进火里，等他意识到对战争没有获胜把握，怒气就慢慢平息下来，再深入衡量对手的个性和实力，决定接受君士坦丁给他留下的台阶，同意由他赐给君士坦丁最高的恩惠。伽勒里乌斯既没有指责也不批准不列颠军队的推选，只是接受过世同僚的儿子统治阿尔卑斯山这边的行省，给予他恺撒的头衔，在罗马君王的位阶中列为第四，把空下的奥古斯都位置给予所赏识的塞维鲁。这样一来，帝国的和谐得以保持。君士坦丁已经掌握实力，只有耐心等待机会，期望能够获得最高的权柄。
君士坦提乌斯第二次婚姻有6个小孩，分别是三男三女，具有皇家的血统，照理应比海伦娜出身微贱的儿子更有优先权。但是君士坦丁已经32岁，正是处于身心巅峰的时期，那时他最年长的弟弟才13岁。去世的皇帝因为他有卓越的功勋，所以才同意并正式核定由他继承。君士坦提乌斯在弥留之际，交代长子要维护家族的兴旺和安全，恳求他要像一位父亲那样运用权威和爱心，来照顾狄奥多拉的儿女。后来从他们受到完善的教育、被安排有利的婚姻、享受富贵的生活以及最高的皇室地位，证明君士坦丁确实发挥兄弟之爱和手足之情。这几位皇子和公主的秉性温和，知道感恩图报，对于长兄妥善而至当的安排，完全言听计从。
伽勒里乌斯具有雄心大志，高卢行省未如所愿，始终难释失望之情，等到因一时疏忽失去意大利以后，他那高傲的个性和帝王的权势，更是受到极大的打击。皇帝长期未能留在都城，早已使得罗马充斥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人民逐渐发现，尼科米底亚和米兰比罗马更具有优势，这不能完全归于戴克里先的偏心，而是他所创设的政府形式，造成这样的后果。虽然在他退位后没有几个月，继承人就用他的名义，建造了一座豪华的浴场奉献给罗马，但是这样做还是无法平息民怨；后来人们用这座浴场遗迹的场地和材料，修建了很多教堂和修道院。罗马这些文雅的隐秘场所是如此舒适和奢华，原本安宁的气氛被罗马人抱怨的声音所干扰。有个谣言在暗中流传，说是建造这些建筑物所需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来负担。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伽勒里乌斯的贪婪行为，或者是基于紧急状况的需要，他为了征收土地税和丁税，要求对臣民的财产进行非常严厉的调查，尤其是要精密地测量不动产。只要发现有一点涉嫌到隐匿行为，就严刑拷问，取得个人财产的真实口供。
自古以来，意大利的地位较行省高，但原来获得的特权已经没有人理会，税务官员开始统计罗马的人口数目，用来制定新的税率。就算罗马市民的自由精神，已经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即使是最驯服的臣民，要是政府在无前例可援的状况下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有时也会挺身起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因公然受辱而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个人利益的受损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受到民族荣誉的鼓舞而变得更为激昂。前面提到征服马其顿以后，罗马人民就解除个人税捐的负担。虽然他们经历过各种形式的专制政体，还是享受将近500年免除赋税的特权。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忍受一个伊利里亚农夫的无理取闹，何况他还居留在遥远的亚细亚，竟敢将罗马贬成帝国要呈献贡金的城市。人民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而元老院则运用权势加以煽动和纵容；实力衰弱的禁卫军因害怕遭到解散的命运，非常高兴能找到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宣称要运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外人压榨。每个市民的意愿也是他们的希望，那就是将外国暴君逐出意大利后，要推选一位居住在此的君王，加上在此地实施统治的政府，这样才配得上罗马皇帝的头衔。面对这种状况，热情的民众决定拥护马克森提乌斯。
马克森提乌斯是马克西米安皇帝的儿子，他娶了伽勒里乌斯的女儿，按照身世和婚姻来说，帝国的继承人非他莫属。但是由于他才薄德鲜，根本不被考虑授予恺撒的尊荣。君士坦丁虽然因功勋而得到这个位阶，处境还是很危险。伽勒里乌斯选择副手的条件，一方面是不能蒙受识人不明之讥，另一方面是对恩主要听命行事。因此，一位名气不高的外乡人受到拔擢，登上意大利的王座；帝国西部前任皇帝的儿子，反而赋闲在离首都几英里的庄园中，过着无所事事的奢华生活。所以他的心情极为郁闷，感到无比羞辱、苦恼和气愤。君士坦丁继位的消息，更激起他嫉妒的情绪，公众的不满使他重新获得希望，很容易就把个人所受的冤屈和应得的权利，与罗马人民的目标相互结合在一起。禁卫军的两个护民官和一个军需官着手安排这次谋叛活动，罗马各阶层的人员都受到精神感召，很快发起事变。这个过程既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任何困难，只有罗马城的郡守和少数官员，仍旧忠于塞维鲁，所以都被禁卫军杀死。
马克森提乌斯被授予帝王的服饰，受到元老院和人民的赞扬，称他是罗马自由和尊严的保护者(公元306年10月28日)。至于马克西米安是否事先被告知这次密谋，已经无法确定，但是看到反叛的旗帜在罗马城升起，这位老皇帝不甘寂寞，蠢蠢欲动。当年戴克里先迫他退位，要他习于平凡而极为孤独的生活，现在装出慈祥父亲的样子来掩藏复出的野心。等到他的儿子和元老院出面邀请，他就自贬身价重新当起皇帝。凭他当年的威望和经验，加上在军事方面的造诣，马克森提乌斯这一派自然增加了相当大的声势。
塞维鲁皇帝在同僚的劝说和命令之下，立刻启程前往罗马。他所采取的行动极为敏捷，相信可以很快镇压罗马的暴乱，特别是作乱的民众不习于战事，而指挥者又是一个儇薄无行的少年。但是等他到达以后，发现城门紧闭，城墙上满布武装人员，有位身经百战的将领站立在反叛队伍的前面，反观自己的部队却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有一大群摩尔人受到大量赏金的引诱，投效敌营，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马克西米安在阿非利加战争时征召入伍，受到忠诚誓言的约束，自然对故主产生感激之情。禁卫军统领阿努利努斯公开宣称自己受到马克森提乌斯的赏识，已经习于听从他的指挥，于是带走了相当多的部队去追随马克森提乌斯。有位演说家向民众发表意见，说罗马已经重新建立一支大军。不幸的塞维鲁丧失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人给他出主意，只有撤军离开，等于是在慌张无措的情况下逃到拉文纳，在一段时间里他在那里很安全。拉文纳的防御工事可以挡住敌人的攻击，城市四周都是沼泽，使得意大利的大军难以接近。塞维鲁在海上控制一支战力很强的舰队，保证各项补给品的供应不致匮乏，给增援的军团维持一条进入的通道，等到春回大地，援军就会从伊利里亚和东方开过来。马克森提乌斯亲自指挥围攻作战，很快发现这项任务除了浪费时间和兵力以外，收不到一点效果，因为无法用武力和饥饿来夺取这个城市。于是他改变作战方式，不再仅是对着拉文纳的城墙，而是要冲破塞维鲁的心防。这种运用计谋对付敌人的做法，看起来很像戴克里先的个性，与马克森提乌斯大而化之的作风完全不同。塞维鲁以前经历过部下的背叛事件，使得这位心情恶劣的君王，对于最忠诚的朋友和随员，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马克森提乌斯派出的密使很容易说服他，相信有人在发起阴谋活动要出卖这座城市。同时让他知道愤怒的征服者不会任意处置他，愿意接受荣誉投降来化解他的恐惧。塞维鲁在一开始受到礼遇和尊重，马克森提乌斯将被俘的皇帝带到罗马，给他非常郑重的保证，只要退位就没有生命的危险。然而他最后所能得到的优待，竟只是安适的死亡以及与皇帝这个身份相符的葬礼。不久，他的判决被批准，将处死方式留给他自行选择，他最后选择采用古人常用的做法，将动脉割开放血，死后就葬在伽利埃努斯家族的墓园里。
虽然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的个性迥异，但是目前的处境和利益倒是很一致，为了审慎起见，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马克西米安虽然德高望重，但还是愿意移樽就教，风尘仆仆越过阿尔卑斯山，要与高卢的统治者举行会谈。他带着女儿福斯塔作为结盟的保证。君士坦丁与福斯塔在阿尔勒举行的婚礼场面很壮观。这位戴克里先的老同僚硬是要让君士坦丁将帝国西部归还他统治，作为交换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予他的女婿。君士坦丁同意从马克西米安手里接受这个封号(公元307年3月31日)，拥护罗马和元老院的主张。但是他的声明暧昧不清，援助也缓不济急。他考虑意大利王侯和东方的罗马皇帝之间，冲突在所难免，要是发生战事，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和企图早做打算。
事态的严重性逼使伽勒里乌斯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他率领战力强大的军队(都是刚从伊利里亚和东方调来)，挥军进入意大利，要为塞维鲁报仇，惩处反叛的罗马人。他像个蛮族那样用暴怒的语气，表示他的意图是要以武力铲除元老院，消灭作乱的民众。马克西米安非常具有技巧性地设置了一套防御体系，入侵的军队发现居民充满敌意，到处都是工事，行进极为不便。虽然他排除万难抵达了纳尔尼，离罗马不到60英里，但在意大利所能掌握的疆域，只限于营地附近很狭小的地区。
感到入侵行动遇到的困难愈来愈大，高傲的伽勒里乌斯开始做修好的打算。他派遣两位阶层很高的军官，去晋见罗马的君王，说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争端，同时宣称伽勒里乌斯还是像父亲那样关心马克森提乌斯，对他的要求一定会慷慨应允，这会比他从胜负难分的战争中获得的利益还要多。伽勒里乌斯提出的主张遭到马克森提乌斯的强烈反对，伪装出的友谊被对方藐视而加以拒绝，过不多久他发现要不是及时撤退，就会落得跟塞维鲁一样下场。过去罗马人用银弹攻势打垮很多贪婪的暴君，现在要如法炮制来对付伽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名声响亮，他的儿子长于计谋，私下用大批金钱收买，并同意事后给予更多赏赐，这些加起来的效果，不仅熄灭了伊利里亚军团的锐气，也使他们的忠诚打了折扣。等伽勒里乌斯最后下达撤退命令时，他发现要这些老兵不背弃他们的连队，确实要费很大的工夫，即使这些部队在他指挥之下，过去曾经赢得长胜的英名。
当时有位作者指出这次远征之所以失败，还有两个原因，虽然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第一个原因是说伽勒里乌斯只熟悉东方的城市，所以对伟大的罗马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发现他的部队不适于围攻这个巨大的首都。但是要知道，范围广大的城市只会提供敌人更多的进攻路径，所以罗马长久以来，习惯上对迫近的征服者开城降服。人民靠着短暂狂热所激发的斗志，根本无法对抗纪律严明又英勇善战的军团。第二个原因是军团本身感到害怕和悔恨，他们就像共和国有孝心的儿子，不忍去冒犯神圣的年迈双亲。但我们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内战，党派的狂热和军事服从的习性，都能把土生土长的罗马市民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要说外乡人和蛮族会特别体谅，谁都不会相信。而且在他们带着敌意进入此地之前，并没有见过意大利，所以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感情。要不是基于某种利害关系，对行为产生约束，他们就会用恺撒的老兵所说的话，来回答伽勒里乌斯：“若我们的将领想要率军前往台伯河岸，我们就会先去准备营地的位置。只要他决定推倒哪一段城墙，我们准备好工具就去干，一点都不会犹豫。哪怕是敬爱的罗马城，也照干不误!”这是著名诗人卢坎写的诗句，非常忠于历史真相，即使因而受到指责，也不损他在文坛的地位。
伽勒里乌斯的军团在撤退的过程中真是无恶不作，惨绝人寰。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平民，抢夺财物，将意大利的牲口驱赶一空，所到之处放火烧村，想把这个无法征服的地区，完全夷为片瓦不留的平地。马克森提乌斯率军在后面跟进，但是行动非常谨慎，不愿逼骁勇的老兵部队做困兽之斗。他的父亲正第二次访问高卢，希望能说服集结在边境的君士坦丁堡大军采取行动，联合起来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君士坦丁只听从真理的指引，不会因愤怒的情绪而采取行动，所以坚持明智的理念，那就是分裂的帝国要维持权力的平衡。况且伽勒里乌斯的壮志消沉，不再是个可畏的目标，也就无须再对他产生恨意。
伽勒里乌斯的心志坚如铁石，但重视可贵的友情。李锡尼在个性和风格方面虽与他不尽相似，仍获得他的赏识和敬重。他们是在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年轻默默无闻时就建立起了密切关系，共同经历了军旅生涯的自由和危险，这使友情更为坚实。他们的发展步骤几乎相同，历练各种职务都得到很大的成功和荣誉。等伽勒里乌斯被授予帝王尊荣，立刻想起这位战友，要设法将他提升到同等的地位。在他权力到达巅峰的那段时期，认为恺撒的头衔已经配不上李锡尼的年龄和功勋，准备将君士坦提乌斯的位置留给他，统治整个西部帝国。当皇帝亲自指挥意大利战争时，将多瑙河的防务托付给他的好友，等到远征无功而返，就把塞维鲁死后留下的空位授予李锡尼(公元307年11月11日)，立即要他负责指挥伊利里亚各行省。李锡尼擢升的消息传到东部，当时马克西明正用高压的手段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马上显示出嫉妒和不满的态度，不愿屈就恺撒这个较低的位阶。他对伽勒里乌斯使出祈求和争吵的手段，甚至不惜恶言相向来强要奥古斯都的头衔。实在说，这是头一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罗马世界由6位皇帝统治(308 A.D.)。在西部帝国，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对他们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外表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而在东部帝国，李锡尼和马克西明对他们的恩主伽勒里乌斯，倒是真正唯命是从。利益的对立和最近战争所产生的新仇旧恨，使得帝国分为两个敌对的权力集团，但是相互之间的忌惮又使得局面看上去一片平静。这种貌合神离的态势，一直维持到两位年长的君王死后，剩下的几位副手自然就会改弦更张。
马克西米安勉强辞去帝位时，御用文人就极力推崇他有哲人的谦让之风。等到他因野心而激起内战，这些人又吹嘘说他是位心胸宽大的爱国者，还惺惺作态地批评他不该贪图退休生活，应以国事为重。马克西米安和他儿子为了掌握权势，根本不可能长久维持双方的和谐。马克森提乌斯认为自己经由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选出，是意大利合法的统治者，无法忍受父亲对他的控制；马克西米安很傲慢地宣称，是因为他的名声和能力，他的儿子才能被推上帝位。禁卫军和部队都畏惧老皇帝的严厉，公开宣称要站在马克森提乌斯这边。无论如何，马克西米安的生命和自由还是受到尊重，他在意大利提出要到伊利里亚过退休生活，表面上假装对过去的作为感到惋惜，暗地里又有所图谋。但是伽勒里乌斯非常了解这位老同僚的为人，立即要求他离开自己的地盘。失望的马克西米安最后的庇护所只有他女婿的宫廷，他受到那位手腕高明的君主的尊敬，福斯塔皇后也表现出恭顺的孝心。为使人不再怀疑他有野心，他第二次辞去帝位，公开宣称自己将权势看成过眼云烟。若他能坚持决心，这次退位虽不像第一次那样获得尊荣，但至死为止，都可以过着舒适而高贵的生活。可是一旦有了接近帝位的希望，他又忘记过去失意的情况，决定要进行绝望中的奋斗，不登上帝座就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次法兰克人入侵，君士坦丁带着部分军队前往莱茵河岸，其余的部队驻扎在高卢南部各行省，在阿尔勒城储存了相当数量的钱财，用来对付野心勃勃的意大利皇帝。马克西米安很狡猾地伪造出君士坦丁死亡的消息，并轻易地相信这个自己制造的谣言。他毫不犹豫地登上帝位，取得储存的钱财，就像他惯常的做法那样，很大方地散发给部队的士兵，尽力把自己往日的战绩和功勋，灌输到他们的心中。就在他快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并与儿子马克森提乌斯达成协议，将带着部队进入高卢时，君士坦丁的迅速行动粉碎了他所有的希望。
这位君王一得知他的丈人在后方作乱的消息，很快回头从莱茵河以急行军赶到索恩河，在沙隆上船到了里昂以后，再顺着罗讷河的急流直抵阿尔勒的城门。他带来的兵力使马克西米安无法抵挡，也很难在邻近的马赛找到庇护。马赛有一条狭道与大陆相通，上筑有防御工事用来对抗包围的部队。海面上的航道则是开放的，马克西米安可以从海上逃走，马克森提乌斯也可从海路把援军运过来。后者完全可以以为了保护受伤而年迈的父亲为借口，来掩饰自己入侵高卢的企图。君士坦丁担心迟延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下令立即发起攻击，但云梯太短，够不着高耸的墙堞。马赛的守备部队也发觉自己做了错事，不该庇护马克西米安，这会带来很大的危险。不过，要是他们把城市和马克西米安都交出去后还得不到赦免的话，那还不如坚决守下去。当年他们也曾对抗恺撒，并忍受很久的围攻。不过，只要单把人交出来，一切就可圆满解决。于是在非常机密的状况下，马赛的守备部队对篡夺者做出了毫不留情的死刑判决，马克西米安同样获得了他给予塞维鲁的优容，那个案例已传遍世界。马克西米安为自己一再犯错而悔恨不已，最后只有自缢而死(公元310年2月)。
马克西米安失去戴克里先的支持，又不屑于他温和的建议，只不过3年的时间，就在羞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野心勃勃的一生中，第二个阶段的复位给民众带来苦难，也使自己身败名裂。他落得这种下场是罪有应得，要是君士坦丁能饶恕这位既是他父亲的恩主也是他妻子的父亲的老人，那我们更会高声赞扬他的仁慈。在这件惨事的处理过程中，福斯塔为了尽她作为妻子的责任，只有牺牲父女的亲情。
伽勒里乌斯的晚年倒是没有遭到羞辱和不幸，虽然他享有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威，并没有像在出任恺撒的职位时获得那样光荣的成就。不过，一直到逝世为止，他都在罗马世界的君王中保持排名第一的地位。他从意大利撤军以后又活了4年，很明智地放弃统一帝国的念头，把余年用来追求声色，也做了一些有益民生的工作。其中有项工程非常著名，唯有用帝王之力才能推动，那就是将渫浚佩尔索湖的积水排放到多瑙河，砍伐四周浓密的森林，为潘诺尼亚的臣民开辟出了很大面积的农业用地。
伽勒里乌斯死于痛苦而缠绵的恶疾，身体变得过度肥胖形成无法控制的水肿，皮肤全是溃疡，像是受到无数虫虻的叮咬，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无名肿毒。因为伽勒里乌斯得罪了臣民中最狂热最有势力的宗教团体，遭受到恶疾缠身的痛苦，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被说成是遭到天谴而相互庆贺。等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一去世(公元311年5月)，那两位身受栽培之恩而登上宝座的皇帝，马上集结军队，打算要争夺或者瓜分无主的领土。他们经过协商，没有兵戎相见，同意分割遗留的疆域，亚细亚的各行省落到马克西明的手里，欧洲部分则增大了李锡尼的势力。赫勒斯滂海峡和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两者之间的边界，这个穿过罗马世界中间的内海，两岸布满武装军队和防御工事。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死后，皇帝的数目减为4个，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基于实际的利益联合在一起，马克西明和马克森提乌斯最后也成立秘密联盟。不像过去大家对伽勒里乌斯心存忌惮，产生畏惧和尊敬的心理，还能形成约束力，现在冲突已经不可避免，这些不幸的臣民将遭到惊怖和灭亡的后果。
虽然罗马帝王不良的癖好造成了很多罪行和惨剧，但能发现他们偶尔的善举也是一桩乐事。君士坦丁在位第六年到奥顿巡视时，慷慨地豁免所积欠的贡金，同时根据臣民的确实数量按比例所核定的丁口数，也从2.5万人减少到1.8万人。然而从君王对人民所施的恩惠来看，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当时社会的惨状，税赋的本身和征收的方式都是难以忍受的重负，强征暴敛的结果是陷民众于绝望之境。奥顿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田园无人耕种，很多省民不是远走高飞就是投身为盗，不愿负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位爱民如子的君王采取的慷慨行动，不过是针对行政法规所制定的各项要求，稍为纾解一下过于严厉的条文而已，这些规定因需要而设，也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要是不提处死马克西米安这件事，君士坦丁在高卢的统治，是他一生中施政最为仁慈宽厚的时期。蛮族忌惮他积极果敢的作为，行省的安全得到保障，免于入侵之苦。有一次在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战役中，赢得重大胜利，他下令将俘虏的王侯丢到特里夫的竞技场去喂野兽，民众看到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蛮族头目不禁大乐，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现像这样违反人道和败坏法律的行为。
君士坦丁的善举在马克森提乌斯恶行的衬托下，更显得极为突出。高卢的行省就那个时代的条件尚能享受幸福的生活，同时代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却只能在可鄙又可恨的暴君统治下呻吟不已。有些人热衷于谀媚奉承，经常把失败者贬得一文不值，将全部光荣归于获胜的对手。但那些喜欢揭发君士坦丁隐私和过失的作家，也一致认为马克森提乌斯为人残酷、贪婪而放荡。他在阿非利加镇压微不足道的叛乱获得大量钱财，总督和少数追随者被定罪，整个行省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人烟繁盛的城市像是锡尔塔和迦太基，以及其他面积广大的丰饶乡土，都受到刀兵和战火的摧毁。滥杀无辜的胜利伴随着肆意而为的法律和审判，阿谀者和告发人像一支无敌大军开进阿非利加。富贵之家很容易被安上谋叛的罪名，即使有人能蒙受皇帝的宽大发落，最轻的惩罚也是没收财产。为了炫耀这场伟大的胜利，就用壮观的凯旋式来加以庆祝，马克森提乌斯把一个罗马行省的战利品和俘虏，展现到民众眼前。首都的状况和阿非利加一样值得同情，罗马的财富像填无底洞那样供应挥霍无度的开支。他的税务大臣完全是运用抢劫的手法，在他统治期间，首先以“乐捐”的名目向元老院的议员敛财，胃口愈来愈大，使用的借口也愈来愈多，像是作战胜利、婚丧喜庆，甚至皇室荣典，都按照比例要臣民加倍奉献。
马克森提乌斯就像从前那些暴君一样，受到元老院难以平息的仇视和嫌恶，主要原因是元老院拥戴他登上宝座，又支持他对抗强敌，但他对元老院的慷慨和忠诚却毫无感恩图报之心。他的猜疑忌恨使元老院议员的性命难保，而这些议员的妻女不知羞耻的行为，倒是能满足他的肉欲。照理说成为一位君王的情人是个难以抵制的诱惑，但是一旦他的劝诱无效就会使用暴力。有个使人难忘的例证，一位贵夫人为了保持贞节宁愿自杀而死。马克森提乌斯只尊敬军人而且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罗马和意大利到处都是武装部队，他纵容他们喧嚣和暴乱的行为，就是抢劫和杀害无力反抗的平民，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皇帝自己胡作非为，所以纵容军队伤天害理的作风。马克森提乌斯经常从元老院议员手里，夺取他们的庄园或美丽的妻子，赐给军队里受到赏识的人员。像这样的君王，无论是平时或战时都无法治理国家，虽然可以用钱买到支持，但获得不了部队的尊敬。他的傲慢也像他的其他恶行一样令人憎恨。他过着怠惰而奢华的生活，不论是在宫殿的高墙之内，或是在邻近的萨路斯特花园里，都能不断听到他的大声宣告，说他是唯一的皇帝，其他的君王不过是他的部将，用来防守边疆的行省，好让他在首都不受干扰享用荣华富贵。罗马人长久以来怨恨君主远离都城对他们不加理会，在马克森提乌斯6年的统治期间，皇帝近在咫尺，却同样使他们感到无尽的懊恼。
君士坦丁认为马克森提乌斯的作为让人厌恶，罗马人的处境确实值得同情。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运用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之所以能控制自己的野心，是基于审慎的考虑，不是正义的要求，反而是意大利的暴君竟敢去激怒这位难以克服的敌人。马克西米安死后，按照惯例，他的头衔被撤销，原有的雕像也因丑行而被推倒。那个生前迫害过他、后来又抛弃他的儿子，装出一副思念不已的孝心，说要采取报复行动，把所有树立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用来推崇君士坦丁的雕像立即销毁。明智的君士坦丁不想挑起战争，也充分认识到它的困难和后果，所以不理会对方的侮辱，准备采用温和的谈判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歧见。后来发觉这位意大利皇帝已有极具敌意和野心的计划，才逼得他不得不用武力自卫(312 A.D.)。
马克森提乌斯公开宣称他对整个西部帝国有统治权，着手准备一支非常强大的兵力，从雷提亚侵入高卢各行省。虽然他不期望李锡尼会给他任何帮助，却一厢情愿地以为伊利里亚的军团在收到他所送的重礼以后，会为他的承诺所打动，抛弃那位君王的旗帜，归顺到他麾下来效力。君士坦丁仔细衡量当前的状况后，立即采取果敢的行动。他私下接见打着“元老院和人民”旗号的使者，来使恳求他从万民唾弃的暴君手里拯救罗马。紧接着他召开会议，听到了一些胆怯的意见，却都置之不理，他已经决定要阻止敌人，把战争带到意大利的腹地。
征战之事充满危险，也带来无尽光荣，前两次入侵意大利以失败收场，使君士坦丁的前途危机重重。在意大利由老兵组成的部队尊敬马克西米安的名气，才在他的儿子手下参加这两次作战，现在他们得到了荣誉也获得了利益，所以不会产生异心出现背叛的行动。马克森提乌斯知道必须拥有禁卫军，才能稳固他的宝座，因此扩大编制至以往的规模，把从意大利应召服役的人员都拨进去，组成8万兵力的强大部队。在征讨阿非利加叛乱时，也征召了4万摩尔人和迦太基人加入，甚至西西里也供应相当比例的部队，这使马克森提乌斯的总兵力到达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意大利的钱财要用来供应战争所需的经费，邻近的行省征发大量谷物和各种补给品，已落到民穷财尽的地步。
君士坦丁的总兵力是9万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由于皇帝已率军出征，因此对莱茵河的防务要特别注意，意大利远征队不得超过总兵力的一半，避免因争天下而给公众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他只率领4万人马出征，面对至少比他多3倍兵力的敌人。
罗马的军队不敢面对战争的危险，都配置在安全距离以外，因为他们过着毫无训练的太平生活，所以整体战力变得衰弱不堪。他们早习惯在罗马剧院和浴场里混日子，根本不愿到战场去打仗。老兵都已忘记武器的使用方法，也不熟悉战争的各项工作；至于新征的兵员，更是一窍不通。反观高卢的军团则很能吃苦耐劳，因长期防卫帝国边疆，对抗北方蛮族，常执行各种艰难困苦的任务，所以成为英勇善战且纪律严明的劲旅。就领导者的状况来看，也像部队一样有极大差别：马克森提乌斯听到谄媚的言辞才会异想天开，认为征服敌人易如反掌，等他发现自己习于安乐，不能忍受战阵之苦，又不懂兵戎之事，这种雄心壮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君士坦丁从幼年开始，就在战争的行动和军事的指挥中磨炼出坚忍无畏的心志。
当年汉尼拔从高卢进军意大利时，居住在当地的野蛮民族绝不会平白让正规军队通过，所以他不得不在山区打开一条通路。阿尔卑斯山虽是天险，但还是要用人为的工事来加强，构筑的堡垒花费许多人力和金钱，有的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能控制所有进入平原的通路。就现在来看，意大利这个区域，撒丁尼亚国王根本不用担心会有敌军能侵犯他的国土。但是在过去，将领要想穿越这个通道，似乎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碍。君士坦丁在位时，山区的农民接受外来文化，成为顺服的臣民，这片乡土储存的粮食很丰富。罗马人修建的公路通过阿尔卑斯山，真是惊人的巨大工程，在高卢和意大利之间开放几条运输的孔道。君士坦丁使用通过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道路，现在称为塞尼山。他率领部队经过一番努力，在马克森提乌斯的宫廷尚未得到他离开莱茵河的消息之前，就已经进入皮德蒙特平原。萨苏这个城市位于森尼山的山麓，四周建有城墙，派驻了相当的守备兵力来阻止入侵者。君士坦丁的大军认为没有必要花长时间进行围攻，于是在抵达萨苏那一天，就对城门实施火攻，架起云梯爬上城墙。在发起突击的同时，用各种弩机发射大量抛石和箭矢，士兵手执刀剑进入城内，将守备部队斩杀大半。君士坦丁下令扑灭战争引起的大火，才使萨苏逃脱全毁的命运。
在离萨苏40英里的地方，却还有一场硬战等着开打。马克森提乌斯的部将指挥兵力强大的意大利军队，集结在都灵平原，主战力是一支重装骑兵部队。自从罗马军的纪律废弛后，作战再不敢凭一腔血勇，而是从东方国家学到恃兵甲之利的观念，将马匹和骑士都披上全副铠甲，将关节之处巧妙地接合在一起，避免妨碍身体的活动。外表看起来这种骑兵好像没有敌手，作战可说是无坚不摧，因此，将领通常将他们排成冲击纵队或楔形阵式，形成攻坚的矛头，或者用在分散的侧翼，他们自夸可以轻易踹破和踩碎君士坦丁的军队。幸好君士坦丁有前例可循，他采用当年奥勒良在同样状况下所使用的防御方法，否则对方运用重装骑兵的计谋可能就会得逞。君士坦丁极具技巧性地部署兵力，事先安置阻绝设施，使敌人的骑兵纵队不能发挥冲击威力，再用分隔歼灭的方式使陷入阵式的骑兵无法脱身。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在混乱中向都灵奔逃，城中居民将城门紧闭，拒绝让败军进入，只有少数人员能保全性命。君士坦丁仁慈地对待都灵，称赞他们的行为，然后率军进入米兰的皇家宫殿。从阿尔卑斯山到波河之间，所有的意大利城市全部承认君士坦丁的权威，热心参与解救罗马的大业。
从米兰到罗马，不论是使用埃米利亚公路还是弗拉米尼亚公路，行军都非常方便，但君士坦丁不能够马上前往击灭暴君。为了审慎起见，他必须先对付在意大利的另一股敌军。因为该股敌军所处的位置及其实力，既可以在侧面拒止君士坦丁的军队前进，亦可在他前往罗马失利后，截断大军的退路。卢里修斯·蓬佩阿努斯是勇气和能力都高人一等的将领，负责守备维罗纳，将所有部队都配置在威尼提亚行省。他听到君士坦丁将向他进军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一批骑兵去迎战，但在布雷西亚附近被击溃，高卢的军团一路追击到维罗纳的城门。
君士坦丁睿智的头脑很快就认清当前状况，知道围攻维罗纳的重要性，也了解困难所在。这座城市只有一条道路，经过狭窄的半岛通往西方，其他三面都为阿迪杰河所环绕，湍急的河流贯穿威尼提亚行省，可以使被围的城市获得人员和粮食的充分供应。
君士坦丁在经过几次不太成功的尝试后，终于在离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渡河点，这处河流的水势比较平缓。君士坦丁率领部队渡河后，立刻围绕着维罗纳建立了坚固的工事，将城池团团围住。他鼓舞全军士气，不断发起攻击，蓬佩阿努斯孤注一掷的出击也被驱退。这位坚毅的将领在安排好防务、加强守备部队的实力后，就秘密逃出维罗纳。他逃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顾虑整个城市民众的安全。在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后，他又集结一支军队，要与君士坦丁在战场决一雌雄。蓬佩阿努斯的策略是，若君士坦丁固守在围城的防线之内，他就与守城的部队配合，发起内外夹击。皇帝非常注意当前的动态，知道这支强大敌军将要迫近的消息后，除留下一部分军团继续围城外，便亲自率领这支无论在勇气和忠诚方面都让他深为倚重的部队，前去迎战马克森提乌斯的部将。
高卢军队最常用的作战方式，是将部队部署成两线配置。但君士坦丁认为敌军的人数远超过自己的部队，因此改变部署，减少第二线的兵力，延伸第一线的正面，以使之在长度上能与敌人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样调整后，使得由老兵组成的部队更能发挥战力，也不怕敌人从侧翼包围，后来证明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会战在接近黄昏时开始，双方坚持不退，激战整夜，将领的指挥已经没有施展的余地，完全依仗士兵的勇气。君士坦丁在晨光的照耀下展现出胜利的景象。这场大屠杀使成千的意大利人伏尸在原野上，蓬佩阿努斯也战死沙场，维罗纳立即无条件献城投降，守备部队全成为战俘。当军官们向君士坦丁祝贺胜利时，也附带发了一阵牢骚，抗议君士坦丁没有善尽一位指挥官的职责，竟然表现得比部下还勇敢。军官们的建言中，有些话已经到鲁莽的程度，不过，就连最猜忌的君王听了也不会不高兴。他们恳求他在未来的作战中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轻易涉险，因为他身系罗马和帝国的安危。
当君士坦丁在战场表现指挥能力和作战勇气时，意大利的君王好像不知道内战的灾难和危险已经蔓延到他的领土的中枢地区。马克森提乌斯依然沉浸在寻欢作乐中不理国事，想隐瞒军事失利的消息，不让公众知道，他用毫无根据的信心来欺骗自己，不敢面对现实，想就此拖延下去，事实上这只会令问题更加恶化。君士坦丁的快速前进还是没有让他觉醒，不知自己即将面临致命的危险。他一直自我吹嘘，说凭着他的慷慨大方和罗马的威名，已经解决过两次敌军的入侵，现在也可用同样的方式驱退高卢叛变的军队。原来在马克西米安麾下服务的那些有经验和能力的军官，不得不告诉这位软弱无能的君王，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这才使他警觉不能再醉生梦死。下属还敦促他要鼓舞剩余部队的勇气，这样才能避免自己陷入灭亡的命运。马克森提乌斯的作战资源，无论是人力或金钱，两方面都很充足，禁卫军要想保持强大的实力，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就得跟他采取一致的行动和目标。因此第三支军队很快编成，兵员数量比在都灵和维罗纳两次会战损失得还要多。
但是皇帝毫无领军作战的意愿，对军旅之事完全外行，担心战斗带来的危险以致惊惶不已。他的畏惧还带有迷信的成分，对于各种征兆和预言非常在意。根据四处听到的谣传，他知道君士坦丁好像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和帝国，因此，即使再胆怯也不得不鼓起勇气，迫得他只得亲临战场。他已经无法忍受罗马人民对他的藐视，在竞技场上到处能听到愤怒的喧嚣，暴民围住皇宫大门，指责这位懒惰的君主是个胆小鬼，大声赞扬君士坦丁无畏的精神。马克森提乌斯在离开罗马之前，特别请求西比莱神谕给他指示。这些古代预言的守护者，虽然无法通晓命运的秘密，但却精通解释神谕的各种技巧。于是就针对当前的状况，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预告，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保持神谕的令名于不坠。
君士坦丁的行军极为迅速，可以说跟首位恺撒征服意大利的速度不相上下，这不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奉承话，因为从维罗纳投降到最后战争结束(公元312年10月28日)，只花了短短的58天。君士坦丁一直在担忧，就怕这个暴君听到消息后产生畏惧心理；或者基于审慎的打算，不敢冒险进行堂堂正正的决战，龟缩在罗马城内坚守到底。他有充足的粮食可以防止饥馑的发生，但君士坦丁则无法打持久战，若逼不得已，最后就必须运用武力将帝国的首都整个毁灭，如此一来，他就算获胜，也会失去最宝贵的报酬，何况解救罗马还是打内战的动机和最重要的借口。
等他抵达距离罗马大约9英里路，一个名叫萨克萨·鲁布拉(Saxa Rubra)的地方时，发现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已完成了列阵，准备要与他决战，心中真是又惊又喜。敌军的正面延伸很长，横跨广阔的平原，多层纵深直达台伯河边，可用来掩护后卫，但也对撤退行动形成阻碍。根据后来的各种资料，我们知道君士坦丁部署兵力的技巧极为高明，他选择了最显眼也是最危险的位置，使旌旗招展的军队将他的行动看得很清楚。他亲自率领骑兵向敌阵发起冲锋，这次雷霆万钧的攻击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马克森提乌斯的骑兵部队主要是由穿铠甲的重骑兵以及摩尔人和努米底亚人的轻骑兵所组成。高卢的骑兵比重骑兵灵活，也比轻骑兵坚韧，凭着骁勇善战的精神把两者打得大败而逃。骑兵在两翼崩溃后，使得步兵的侧翼失去掩护，不受军纪约束的意大利人抛弃连队标志，不顾一切向后逃走，对于这位平素痛恨的暴君已毫无畏惧之心。禁卫军知道自己所做的恶行不会得到赦免，就拼死做困兽之斗。虽然这些老兵奋勇作战，还是无法挽回劣势，不过却能光荣战死，他们并没有退后一步，尸体散布在他们阵列原有的位置上。
整个战场一片混乱，马克森提乌斯毫无斗志的部队被冲锋陷阵的敌人在后面追赶，上千人投身到台伯河水深盖顶的急流之中。皇帝自己想经由米尔维亚桥逃回城市，但一群人拥塞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使他被挤落到河里，身上穿着的沉重铠甲，让他很快被淹死，尸体陷入很深的淤泥里，第二天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等到他的头颅被展示在人民眼前，才让大家感到获得解救，也提醒罗马人要接受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恩惠。大家带着忠诚和感激的心情向他欢呼，祝贺他凭着智勇双全的才华，获得一生中最光荣的胜利。
在运用胜利的成果方面，君士坦丁称不上宽厚仁慈，但也不会招来严词攻击。他采用的处置办法，是将暴君的两个儿子处死，整个叛党经仔细筛选后，只杀掉几个为首分子。如果他战败，他的家人和部属也会遭到这种下场。马克森提乌斯一些主要的追随者既然享用他的富贵和罪孽，料想也要相随于黄泉之下。但当罗马人民大声叫嚣，要抓出更多人来抵命时，君士坦丁慈悲为怀，不听从这些讨好的声音，更不愿看到群众发泄愤怒的情绪。他对告发者不仅不受理，还加以惩罚，以制止这种不良风气。受到暴政压迫的无辜人员都从流放地召回，发还被没收的财产，颁发大赦令使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人心得到安定，重建安居乐业的环境。君士坦丁第一次亲临元老院表达推崇之意，在态度亲切的演说中，简述自己对国家的功绩和贡献，保证对在座的高阶人士特别关照，承诺要重新恢复元老院古老的尊荣和权利。元老院心怀感激，依据尚能保有的职权，授予他空洞的尊贵头衔来报答他毫无意义的诺言。同时对君士坦丁的权力也不敢擅自做主，要求依惯例加以批准，只是通过一项敕令，在统治罗马世界的3位奥古斯都中，封他为位阶最高者。
为使君士坦丁的这次胜利能够名垂青史，人们立即举办了各种竞技比赛和庆典活动，同时籍没马克森提乌斯的资财，来兴建数座建筑物。君士坦丁凯旋门是艺术衰落最可悲的明证，也是人类虚荣最空洞的独特证据。在帝国的都城竟找不到一个有才华的雕刻家来修饰这座公共纪念物，因此将图拉真凯旋门艺术价值最高的雕像，全部搬来用在这座新的拱门上，既不尊敬祖先的令名，也不考虑是否合乎情理。至于时代背景和人物造型的不同，历史事件和环境特性的迥异，一概置之不理。比如，从未率军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皇帝跟前，竟跪着帕提亚人俘虏。古物学家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在君士坦丁的纪念物上，发现图拉真的头像。在古老雕像之间的空隙，需要用新装饰来加以填补的地方，全是粗俗无能工匠的手艺。
禁卫军的建制最后终于被废止，不仅是审慎的预防措施，也是一项报复行动。马克森提乌斯恢复这支骄横队伍的数量和特权，有些地方还加以扩大，后来一直受到君士坦丁的镇压，防务森严的营地也被拆毁。侥幸逃过杀身之祸的少数禁卫军官兵，被分散到帝国边疆的军团，只能远戍异地，再也无法对帝国造成危害。君士坦丁整肃驻扎在罗马城的部队，对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尊严是致命的打击，被解除武装的首都从此无法保护自己，受到远处主子的凌辱和轻视。
罗马人当初是为了保住即将消失的自由，免受缴纳税赋之苦，才拥护马克森提乌斯登上皇位。不料他当上皇帝以后，用元老院的名义假借自由捐献来强征贡金，所以他们才恳求君士坦丁前来解救，等到击败暴君，自由捐献也改为正常的税赋。元老院的议员按照申报的财产，区分为几个等级，最富有的议员每年缴纳黄金8磅，次等4磅，最后一等2磅；就是那些贫穷到可以申请豁免税赋的人，也要缴8个金币。除了元老院正规的成员外，他们的儿子、后裔甚至亲戚，凡是能享受到元老院阶层这一空洞特权的人，都要分担沉重的税赋。如此，对于君士坦丁很愿意增加此一“有用”阶层的人数，就一点都不足为奇了。
胜利的皇帝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以后，在罗马不过停留两三个月，后来在他一生中也只来过两次，分别是主持登基十周年和二十周年庄严隆重的庆祝典礼。君士坦丁几乎永远保持动态的生活，不是参加军团各种演习和训练活动，就是巡视各行省的状况。他将“新罗马”兴建在欧洲和亚洲接壤处之前，诸如米兰、阿奎莱亚、西米乌姆、奈伊苏斯和帖撒洛尼卡各地，都是他临时居住的城市。
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之前，为了确保与伊利里亚皇帝李锡尼的友谊，至少要他严守中立，于是答应将自己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他，但婚礼拖延到战争结束后才举行。两位皇帝在米兰晤面交换意见(公元313年3月)，目的是借着通婚和利益来巩固双方的联盟，就在公开祝宴进行时，他们不得不分开。因为法兰克人入侵，所以君士坦丁必须赶赴莱茵河；而亚细亚君主的敌意表现，也需要李锡尼亲身前往处理。
马克西明与马克森提乌斯成立秘密联盟，他并没有因为马克森提乌斯的下场而丧失勇气，而是决定要以内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马克西明在隆冬之际离开叙利亚前往比提尼亚的边界，这是天候酷寒而且道路崎岖难行的季节，很多人员和马匹倒毙在深雪之中，道路也被连绵的降雨冲毁。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他不得不把沉重的辎重和行李留在后面。他率领一支战力强大而且能够发起奇袭的军队，经过额外加倍的努力，在李锡尼的部将通报他带着敌意而来的消息以前，就已经跨过了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拜占庭在围攻下只坚持了11天，就向马克西明投降。赫拉克利亚的城墙把他的大军阻挡住了几天，等他一夺取这个城市，就从获得的消息中得知，李锡尼已经在距离只有18英里的地方扎营。协商毫无结果，其间两位君王都想方设法收买对方的人员，但后来依然只有诉诸武力解决。
东方帝国的皇帝指挥一支纪律不佳但老兵甚多的部队，大约有7万人马；李锡尼麾下只有3万伊利里亚人组成的军团，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优势敌军的压力，但是凭着他的军事素养和部队的英勇善战，他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公元313年4月)。马克西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拼命逃走，比起他在战场的英勇行为，真是值得大声喝彩。在24小时之内，他面无人色，全身颤抖，在失去皇家佩饰的状况下，出现在尼科米底亚，从他被打败的地方到此地的距离有160英里。亚细亚的财富尚未枯竭，虽然精锐的老兵部队在这次行动中全部丧失，但只要有时间，他仍旧可以运用权力从叙利亚和埃及征集大量兵员。但他在遭到这次打击后，只活了两三个月，便在塔尔苏斯过世。后来产生很多传言，说他是因失望伤心而死，也有人说是被毒死，或说是遭到天谴。像马克西明这样无才无德之人，死后根本没有人会为他哀悼或悲伤，东方各行省对于能够避开内战的摧残而感到庆幸不已，都欣然接受李锡尼的统治。
死去的马克西明皇帝留下8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幼小的年龄会获得别人的同情，但李锡尼毫无怜悯之心，对他的仇敌绝不放过，一定要斩草除根。
处死塞维里努斯这位年轻的可怜人，无论从策略或报复来说都没有必要。李锡尼从来没有受到他父亲的伤害，而且塞维鲁的统治时期很短，也没有什么作为，领地是帝国很偏远的地方，早已被人遗忘。提到李锡尼杀害坎迪戴努斯，更是丧心病狂和忘恩负义的行为。这位青年是伽勒里乌斯的私生子，他的父亲是李锡尼的朋友和恩主，因为认为他太年轻，没有能力保住头上的皇冠，才把帝位传给李锡尼，希望这位君王能够感恩图报并保护他的儿子，让他过着安全而富贵的生活。坎迪戴努斯满20岁时，虽然没有功绩和野心，但在生日时摆出皇家的排场，李锡尼因此产生猜忌的心理。甚至连戴克里先的妻女，也是他极端暴虐行为下最无辜也最显赫的牺牲者。
戴克里先将恺撒的头衔赐给伽勒里乌斯时，也把女儿瓦伦丽娅许配给他当妻子。她经历一生的荣华富贵和颠沛惨痛，真是一部悲剧的最佳题材。瓦伦丽娅是一个善尽本分的妻子，因为自己无所出，就不顾别人在背后指点，收养丈夫的私生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像亲生母亲那样慈祥地对待坎迪戴努斯，非常关心他的生活。等伽勒里乌斯去世后，继位的马克西明垂涎她庞大的产业和诱人的姿色，想要人财两得。虽然他的妻子还健在，但他根据罗马的法律把她休掉，只为了尽快满足自己难以克制的情欲。瓦伦丽娅是皇帝的女儿，也是另外一位皇帝的孀妇，知道目前处于无法保护自己的情况，只有用很缓和的语气向马克西明派来求亲的人表明自己的立场：
就算是礼法允许一位妇女可以得到合于她的身份和地位的第二次婚姻，但在她丈夫尸骨未寒之际就接受求婚实不能算是正当的行为，何况她的丈夫还是求婚者的恩主。这时她的心情还很悲痛，仍旧穿着丧服。她还要明白地表示，要是一个男人为了得到新欢，就毫无情义地将忠诚而且深爱着他的发妻休掉，那么她对于他的人品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马克西明被拒绝后，因爱生恨，证人和法官都受他的支配，因此罗织罪名将瓦伦丽娅告上法庭，使她的名誉受到诋毁，平静的生活被破坏无遗。在受到犯通奸罪的不实指控后，她的产业被没收充公，侍候她的阉人和家仆受到最不人道的酷刑。有几位无辜且受人尊敬的贵妇，因基于友谊帮她说公道话而被杀。皇后本人和母亲普丽斯卡被判处流放，从一个城市被赶到另一个城市，受到无尽的羞辱，后来才被监禁在叙利亚沙漠一个偏僻的村庄，等于把她们的羞耻和苦难公开展示在东方的行省面前，而在过去的30年里，她们在这里享尽皇室的尊荣和富贵。
戴克里先想要减轻女儿所受的苦难，使尽办法也得不到效果。他把帝位给予马克西明，期望能够得到最后的回报，他提出恳求，希望能让瓦伦丽娅到萨罗纳过退休生活，以给受罪的父亲送终。他只能恳求，因为他再也无法对他们形成威胁，但他的祈求得到冷淡的答复，被置之不理。傲慢的马克西明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因为戴克里先现在成了一个哀求者，并且他的女儿已经成为罪犯。
马克西明死亡以后，两位皇后的命运看似会苦尽甘来。到处是一片大乱的景象，看守她们的警卫也放松了警觉，让她们很容易逃出放逐的地方，经过一些人的帮助，尽量隐藏行迹赶到李锡尼的宫廷。在他统治初期，对于年轻的坎迪戴努斯还很礼遇，使得瓦伦丽娅私下感到很欣慰，觉得是因为她们的缘故，让自己的养子也能受惠。但是美好远景还在眼前，接着就是晴天霹雳，坎迪戴努斯惨遭杀害，血染尼科米底亚的宫廷，让她知道接替马克西明王座的人，是更心狠手辣的暴君。瓦伦丽娅为了自己的安全，只有和母亲一起匆忙逃走，在各行省漂流了15个月，穿着平民的衣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最后终于在帖撒洛尼卡泄露行踪，被捕后立即处斩，尸体被丢进大海。人们看到这令人伤感的一幕，害怕军方警卫的逮捕，只有压下心中愤愤不平的怒气，认为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不该得到这种下场。我们也为这场惨剧感到惋惜，没有发现她们的罪行，也不知道李锡尼为什么要如此残忍。更让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他明明可以用更秘密或者正当的方式来报复，却选择了这样一种迫切的方式。
罗马世界现在为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所平分，前者是西部的主人，后者统治东部。大家期望这两位征服者不要再发起内战，能因私人情谊和公开盟约的联系，克制内心更进一步的野心，至少也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
两位胜利的皇帝开始相互对抗，是在马克西明死后一年才发生的事(314 A.D.)。表面看来君士坦丁才华横溢又胸怀大志，好像他是先动手的侵略者；但事实上，李锡尼阴鸷狡诈，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不难找寻真相，他在煽动一场阴谋活动，来对付与自己结盟的亲人。君士坦丁不久前把妹妹安娜斯塔西娅许配给巴西努斯，后者是个世家子弟而且很富有。然后君士坦丁将这位亲戚擢升为恺撒。按照戴克里先设立的政府架构，就得把意大利或者是阿非利加交给他来治理，但是所应许的封地在执行时受到延误，要不就是状况跟过去不同，已经有了变化。这样一来，巴西努斯获得尊荣，本来应该可以巩固他的忠诚，现在反而产生了离间的作用。他的任命要得到李锡尼的同意以获得批准，这位手段高明的君主立刻派出自己的密使，与新上任的恺撒建立秘密而危险的通信联系，挑起他不满的情绪，劝他要为自己打算，因为他不可能得到君士坦丁公正的对待，所以必要时，使用暴力亦在所不惜。机警的皇帝在叛徒安排妥当快要动手之前，发觉整个阴谋活动，然后严正宣布断绝与巴西努斯的亲戚关系，剥夺恺撒的皇室位阶和头衔，对他的谋叛和不忠处以应得的刑责。这时巴西努斯已逃到李锡尼的国土寻求庇护，在要求引渡这位罪犯时，傲慢的李锡尼加以拒绝，并且肯定地表示巴西努斯早已有反叛君士坦丁之心。在意大利边界上的艾摩纳，发生了侮辱君士坦丁雕像的事件，这成为两位君主产生不和的信号。
第一次会战发生在西巴利斯附近(公元315年10月8日)，这是潘诺尼亚位于萨瓦河畔的城市，离西米乌姆的上方大约50英里。两位势力强大的君主在这场重要的冲突中，带到战场的兵力看起来与他们的地位并不相称，只能推测有位皇帝忽然怒气发作，使得另一位受到突如其来的奇袭。西方皇帝只率领2万人，东方统治者的兵力是3.5万人，不过，兵力劣势的一方倒是占有地形之利。君士坦丁在一处大约半英里宽的通道上建立前哨阵地，这条通道的一边是很陡的小山，另一边是难以通行的沼泽，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坚守顽抗，击退敌军的攻击，接着就乘胜追击，领军进入平原。身经百战的伊利里亚军团在统帅的旗帜下列阵，这位君王的军旅生涯曾经身受普罗布斯和戴克里先的教导。双方发射的箭矢很快就消耗殆尽，势均力敌的两军蜂拥而上，用短剑和掷矢进行肉搏战斗，从当天的清晨一直激战到黄昏，胜负难分。君士坦丁亲自在右翼领导了一次英勇的冲锋，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李锡尼当机立断向后撤退，救出其余的部队免于全军被歼。当他计算损失后，发现伤亡达2万人，他判断在目前状况下，得胜的敌军会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此过夜已没有安全性可言。于是他放弃营地和辎重，带领大批骑兵秘密离开，克服万难继续行进，终于逃脱敌军的追击。在他不屈不挠的努力下，他的妻子、儿女和财产得以保全，他把这些都存放在西米乌姆。李锡尼通过这个城市以后，就破坏了在萨瓦河上的桥梁，很快在达契亚和色雷斯征集一支新军。他在逃离时，把恺撒这个头衔授给瓦伦斯，他是一位负责伊利里亚边疆防务的将领。
色雷斯的马底亚平原是第二次会战的舞台，战斗没有上次那样激烈，人员的伤亡也比较少，双方部队的勇气和纪律尚能不分上下，胜利取决于君士坦丁的卓越才能。他率领5000人获得有利的高地，在激战之际攻击敌军的后卫，使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李锡尼的部队虽然两面应战，却还能守住自己的阵地，直到夜幕降临，战斗趋于尾声，便向马其顿山区安全撤退。两次会战失利，平白牺牲最英勇的老兵部队后，李锡尼的野心受到打击，亟欲求和。他派出使者米斯特里阿努斯觐见君士坦丁，展开如簧之舌曲意奉承君王的高尚德行，同时很委婉地表示战事仍是胜负难分，无可避免的灾难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因两位皇帝都是他的主人，所以他接受授权前来达成长久而光荣的和平。君士坦丁接受他的说辞，但在提到瓦伦斯时，表达出他的气愤和不齿，用强硬的语气说：
我们从帝国西部海岸进军以来，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获得胜利，还不是为了要得到和平？现在若是不拒绝负恩的亲戚，那就得接受一位可耻的奴隶成为同僚来治理帝国，所以要让瓦伦斯退位，不得继续享有恺撒的头衔，这是签订和约的首要条件。
在目前的状况下，李锡尼必须接受屈辱的条件(公元315年12月)，不幸的瓦伦斯不过在位几天，就被剥夺君王的名号，也赔上自己的性命。这个障碍移走后，罗马世界很快恢复平静。李锡尼连续被击败，使得军队残破不堪，却还能展现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当前处境已陷入绝望之中，有时困兽之斗能产生惊人效果。君士坦丁的善意使他获得有利的转机，期待能在第三次斗争中赌一下自己的运气。君士坦丁再度承认李锡尼是他的朋友和兄弟，仍让他保有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权，但要把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这几个行省，割让给西部帝国。君士坦丁统治的区域从卡帕多细亚边境，延伸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顶端。同时条约里特别规定，获得继承权的三位皇室青年都是皇帝的儿子，克里斯帕斯和小君士坦丁接着获授西部的恺撒，同时小李锡尼在东部获得同样的头衔。从这个比例可以知道，战胜的君王凭着军队和实力，享有较高的权势和地位。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修好后，彼此之间仍旧仇视和猜忌，加上对之前的伤害记忆犹新，且担心未来又起战端，所以心结很深，各做打算。但罗马世界依然保持了8年的平静。在此期间，一系列经过立法程序的帝国法律开始实施。要把君士坦丁花费心血制定的民法条文一一抄录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最重要的制度与政策和宗教的新体系有关，直到他统治期最后几年，由于天下太平无事，才得以全力以赴使之臻于完善。他制定了很多法律，就我们所关心的个人财产和权利，以及律师的业务等项目而论，偏重于私权力的运用，与帝国的公权力法律体系的关系不大。还有很多属于地方性的临时法令，不是历史应该重视的范围。不过，可以从一大堆法律中选出两条来加以说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造福人民不浅；另一条十分奇特，因为过分残忍。
其一，抛弃和杀害幼婴的行为在古代很普遍，后来在各行省，特别是在意大利更是盛行，这与生活苦难有直接关系，主要是难以忍受的重税，以及税务官员对欠税人家残酷的迫害所造成。家徒四壁的人民并不以人丁兴旺为可喜，反而认为不让孩童面临难以忍受的苦难，是父母唯一可行之道。或许是当时这种绝望的事例太多，君士坦丁出于人道关怀，在感动之余，先向意大利各城市，接着向阿非利加发布一项诏书，指示当地的行政官员，只要父母带着子女前来面见，证明自己贫穷以致无法维持生计，都要立即给予足够的补助。但规定过于宽松而且条文很含糊，根本不可能长期普遍实施。这项法律虽然值得称许，事实上只是揭露了公众的苦难，对那些御用文人来说，他们自己的生活美满，根本不相信一位慷慨大度的君王治下会有苦难和罪恶存在，这就是反驳他们最有力的铁证。
其二，君士坦丁处置强暴的法律，对人性中基于本能的过失，毫无宽恕心。按照条文对上述罪行的描述，不仅使用暴力强迫，就连采用柔情手段，勾引25岁以下未婚少女离开父母的家庭，全都包括在内。
对得逞的强暴犯将被处以死刑，而且简单的处死还不足以偿其罪恶，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在竞技场被野兽撕成碎片。要是那位处女出面承认是自己愿意跟他走，不仅救不了她的情人，连自己的性命也都不保。这当众处罚的责任交由有罪一方或被害妇女的父母来执行，要是出于人性的仁慈，不愿在发生罪行以后将事情张扬出去，以双方正式结婚来挽救家庭的荣誉，一经发觉，当事人会受到流放和财产充公的处分。奴隶则不分男女，无论是犯了强暴罪或诱奸罪，一律活活烧死，或是施以酷刑，将烧熔的铅灌入喉咙。由于这种犯行是公诉罪，对外来的异乡人也可提出控诉。起诉不受罪行发生时间的限制，判刑可以延及这种不正常婚姻无辜的后代子孙。
但是，当罪行引起的可怕后果远不及惩罚本身为重时，严酷的刑法还是会对人类的情感稍为让步。这个诏书最引起反感的部分，在后继的朝代曾加以修改和废止。甚至君士坦丁本人也经常采取宽恕的行动，对过于严酷之处予以补救，这可说是皇帝很特殊的幽默表现，他制定法律极为严厉而残酷，但执行时又显得宽容，甚至会打折扣。无论是皇帝的性格或是政府的制度，很难找到比这个缺失更具象征性的意义。
帝国的军事守备有时会干扰政府的施政作为。克里斯帕斯是位个性和善的青年，接受恺撒的头衔以后负责指挥莱茵河的防务，由于调度有方，英勇过人，对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作战赢得了几次胜利。边境蛮族慑于他是君士坦丁的长子，也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孙儿，而产生敬畏之心。皇帝自己负责多瑙河方面的防务，那边的状况更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哥特人在克劳狄和奥勒良在位时，知道罗马军队有强大战力，对帝国的权势颇为忌惮，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但这些好战的民族经过50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实力，新生一代崛起后，不再记得往日的惨状。位于梅奥蒂斯海边的萨尔马提亚人追随哥特人的旗帜，有时是他们的臣属，有时又成为盟友。他们组成联军冲击着伊利里亚这个广大的区域，坎波纳、马古斯和波诺尼亚发生过几次围攻和会战，激烈的战斗让人难以忘怀。
君士坦丁虽然遭到蛮族顽强的抵抗，最后还是占到上风，哥特人被迫将到手的战利品和俘虏留下，换取耻辱的撤退。对于无礼的蛮族胆敢进犯帝国边疆，皇帝在事后还是愤愤不平，因此决心予以严惩。他修复图拉真时代所建造的桥梁，率领军团渡过多瑙河，侵入蛮族在达契亚防卫最森严的隐秘圣地。当他施以最残酷的报复行动后，不惜纡尊降贵给予哀求的哥特人和平，条件就是只要帝国一要求，他们就要供应他的军队4万名士兵。盖世功勋给君士坦丁带来不朽的声名，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有些过誉之词也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就像欧西比乌斯宣称，远到极北之处的所有西徐亚民族，在受到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给予的严惩后，受到巨大的影响，以致分裂为许多宗派和部族。
君士坦丁的光荣已达登峰造极之境，不愿忍受帝国尚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的现实。虽然他与李锡尼的关系并没有破裂，但他深信凭着才能和军备的优势，趁着李锡尼年事已高，而且民怨很深，可以一举将其征服，连根摧毁这位东部皇帝的势力。但这位年老的皇帝确知今日之友即明日之敌，已从迫近的危险中惊醒，提振起精神和才智应付激烈的斗争。他并非浪得虚名之辈，否则怎么配与伽勒里乌斯建立友谊，荣登帝国的宝座。他立刻征召东方的兵员，将部队部署在亚德里亚堡的平原，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巡弋，全军有步兵15万人，以及主要来自卡帕多细亚和弗里吉亚的1.5万骑兵。一般认为这两个地方出产的马匹非常雄健，比起骑士的勇气和技术可高明多了。舰队由350艘三层划桨战船所组成，埃及和相邻的阿非利加海岸提供130艘，还有110艘来自腓尼基人的港口和塞浦路斯岛，滨海国家像是比提尼亚、爱奥尼亚和卡里利，也要尽义务供应110艘战船。
君士坦丁的军队奉令在帖撒洛尼卡集结，全军共有步兵和骑兵12万人，皇帝对军威雄壮的队伍甚感满意，兵员总数虽然较少，但是列阵战士反而比东方的对手要多。君士坦丁的军团从欧洲民风强悍的行省征召人员，纪律能约束他们的行动，胜利能鼓舞他们的斗志。何况其中还有大量久历军旅的老兵，在这位统帅的指挥下参与过17次的光荣战役，他们准备以无比的勇气做最后的奋斗，俾能在退役时接受最高的荣誉。
君士坦丁海上作战的整备，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较李锡尼处于劣势。希腊滨海城市按照分配的额度，指派人员和船只前往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集中，整个联合兵力大约是200艘较小的船只，而且战力相当微弱，要是与古老的雅典共和国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所派出的无敌舰队相比，无论是数量和装备上都要屈居下风。自从意大利不再是政府的施政重心，米塞卢姆和拉文纳的海军整备逐渐被人忽略。帝国的造船和海员主要用于商业，而不是为了战争，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和生产，自然就转到埃及和亚细亚的行省。那里的技术不但成熟，而且材料的获得更为便利。令人感到奇怪之处是，帝国东部能获得巨大的海上优势，为什么不掌握机会，将战争带到对方的疆域，选择最重要的区位发起攻势作战？
李锡尼并没有采取上述的积极行动，否则会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他只是很谨慎地驻扎在亚德里亚堡附近的营地，等待敌手前来接战，主要是他已先期在此整建工事，不愿放弃既得的地形之利。君士坦丁指挥部队从帖撒洛尼卡向色雷斯方向前进，直到为赫布鲁斯河宽阔的急流所阻，发现迎面小山的陡坡上布满敌军，李锡尼的部队从河岸一直延伸到亚德里亚堡。在很多天内，双方都在进行胜负难分的远距离前哨战斗，最后君士坦丁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辛工作，终于把通路和攻击的障碍全部排除。在此要提一下君士坦丁最不可思议的事迹，像这样的事迹就是在诗文或传奇小说里都很难看到。这并非御用文人的吹捧之词，而是一位对他并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记述。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位英勇盖世的皇帝，在12名骑士的陪同下，骑马奔入赫布鲁斯河中，凭着所向无敌的本领，像砍瓜切菜一般，将15万敌军打得大败而逃。
佐西穆斯轻易采信传闻，没有用理性思考，对于亚德里亚堡会战整个事件，把最难置信的插曲选出来加以修饰和润色，真正重要的部分反倒没有提及。君士坦丁大腿所受的轻伤能够证明君士坦丁所遭遇的危险和他本人的英勇。但无论是从虚构的小说或者是讹误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记载，全把获得的胜利归功于英雄的勇气，而不是一位领袖的将道。真实作战状况是君士坦丁派出5000名弓箭手，绕到敌人后方占领一处浓密树林，结果他们到达此地的意图，被认为是要伐木建构一座桥梁。李锡尼对敌军奇特的部署感到困惑，只有放弃有利的阵地，到平原上列出阵式，准备在对等的状况下与敌人决战(公元323年7月3日)。这样一来，条件对他不利，征集的新兵乱成一团，根本不是西部老兵军团的对手，据称有3.4万人被杀。李锡尼工事环绕的营地在傍晚被攻破，大部分人逃到山区，次日向征服者投降，任凭处置。李锡尼逃进拜占庭的城墙，在里面固守。
君士坦丁立即着手围攻拜占庭，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多让人觉得可疑的事件。在内战后期，拜占庭被认为是欧洲到亚洲的关键位置，整个城堡的防御工事都经过整修和加强，只要李锡尼仍旧控制海洋，守备部队所受到的危险和饥馑，会比围攻的部队还要少很多。
君士坦丁把海上作战指挥官召到营地，交付明确的任务：要打通赫勒斯滂海峡的航路。李锡尼的舰队根本没有击沉或摧毁弱势敌军的想法，躲在狭窄的海峡里不敢活动，使得数量的优势无法发挥作用。皇帝的长子克里斯帕斯奉命执行此一大胆的任务，以无比的勇气克服万难获得辉煌的战果，受到部队的推崇和赞扬，也引起父亲的猜忌。海上的接战持续了两天，在第一天夜晚，交战舰队双方都受到相当损失，各自回到欧洲或亚洲的港口。第二天快到中午时，突然刮起一阵强烈的南风，带着克里斯帕斯的船只冲向敌军。他掌握战机发起全面攻击，在技术和勇气的配合下，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摧毁敌军130艘战船，杀死5000人。亚洲舰队的统领阿曼达斯历尽千辛万苦，才逃到卡尔西顿的海岸。赫勒斯滂海峡的航路被打通，运输船运来充足的粮食和供应品，抵达君士坦丁的营地，使他可以实施围攻作战。他下令筑起人工土堤，土堤的高度与拜占庭防壁齐平，在上面建起高耸的木塔，用投射机具发射沉重的石块和标枪，袭扰守军使之无法安然休息，同时在几处地点架起攻城槌，不停冲击城门或城墙。要是李锡尼坚持在城内防守，就会遭到毁灭的命运。他在被围以前就审慎安排，把人员和财富搬到亚细亚的卡尔西顿。他经常会找一个副手来分担责任和危险，于是将恺撒的头衔授给他手下的一员大将马尔提尼阿努斯。
李锡尼经过连续几次挫败，仍旧保有相当的资源和实力，趁着君士坦丁在拜占庭进行围攻作战时，他又在比提尼亚征召一支5万到6万人的新军。但君士坦丁并没有忽略他的对手仍在做最后的挣扎，因此将相当多的兵力用小船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克利索波利斯(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斯库塔利)的高地登陆后，立刻发起决定性的接战。李锡尼的部队虽然新近编成，武器装备都很缺乏，纪律也难以维持，却能够面对敌军发挥勇气做困兽之斗，然而在毫无希望之下终被打得溃不成军，有2.5万人被杀，他们的统帅已难逃覆灭的命运。李锡尼又撤到尼科米底亚，已经没有希望进行有效的防守，只是想获得谈判的时间。他的妻子君士坦提娅是君士坦丁的妹妹，出面为丈夫求情。这倒不是出于亲情，而是策略的需要，君士坦丁在神明面前发誓，提出庄严的保证，只要牺牲马尔提尼阿努斯的性命，以及李锡尼同意退位为民，就让他的余生过着平静而富裕的生活。君士坦提娅的行为加上她与敌对两派的关系，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位勇敢的贵夫人——历史上著名的屋大维娅，她既是奥古斯都的姐姐，也是安东尼的妻子。
但人类的性向已有所改变，一个罗马人为了活下去，就是牺牲荣誉和自由，也不再被认为是件羞耻的事。李锡尼向攻打他的敌手恳求赦免，身着紫袍投身在他的“主子”脚前，在羞辱的怜悯声中站起来，获准参加皇室的宴会。接着他被送押到帖撒洛尼卡，那是选来监禁他的地方，他很快就被处死而终结一生。
他的被杀不知是士兵愤而动手，还是奉有元老院的敕令。总之他过去如何对待别人，今天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按照胜利一方自行订立的法条，他被控以参加叛乱组织的密谋罪，以及暗通蛮族的通敌罪。但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不需任何人证和物证，也不用审判和宣告。或许可以从他懦弱求饶的行为，证明他的清白无辜。
李锡尼的一生留下了千古的骂名，他的雕像被毁弃，同时皇帝下了一道很急促的诏书，要求把跟他有关的不良风气尽快改正。所有他制定的法律，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审判程序，全部明令废除。37年以前，戴克里先把权力和行省分给他的同僚马克西米安，在君士坦丁获得胜利以后，罗马世界又统一在一位君主的权威之下(324 A.D.)。
我们已将君士坦丁从约克登基到李锡尼在尼科米底亚退位的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不仅是这期间发生的事件本身极为重要且曲折离奇，而且大量臣民和财富的丢失、税收的不断增加、穷兵黩武等，已经成为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紧接着的重大变革是君士坦丁堡的奠基和基督教的胜利。
对基督教的创立和发展过程进行一番坦诚而合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极为重要的课题。当庞大的政体外受暴力凌虐，内遭腐化侵蚀而日趋崩塌之际，一个淳朴而谦卑的宗教，却不动声色潜入人心，在平静和隐蔽的掩护下茁壮成长，忍受反对和压制，激起奋斗的精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树立起了十字架的胜利旗帜。基督教的影响并非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或仅及于罗马帝国而已，经长达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民族所信奉，并在技艺、学术和武备方面开人类先河。经由欧洲人民的勤奋和热忱，基督教得以在亚洲和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借由殖民地的扩张，从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智利，在古人所未知的新世界中稳固建立起来。
此项探讨极其有用且有趣，但也伴随着很特殊的困难，就是教会历史资料的匮乏且其中疑点甚多，无法驱散笼罩早期教派的不解之谜。公正的原则，又时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露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无知信徒们不足征信的看法；而且对一个不置可否的旁观者而言，他们所犯的错误已对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但只要他们认为神的启示是“为我”和“利我”的，那些对虔诚基督徒的恶意污蔑和无知异教徒的虚妄胜利都会消失。神学家乐于描绘出宗教从天而降，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景象。历史学家却身负重责，必须揭示出早期教会在尘世和生性软弱而自甘堕落的人类长期接触后，无可避免地沾染上过错和腐败。
我们想要探讨，基督教的信仰对世上所有古老宗教，为何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对此问题，倒是有一个明显而令人满意的答案：基督教的教义产生让人信服的力量，以及伟大创始者具有支配命运的意志。但这个世界并不见得乐于接受正道和理性，神慧经常不惜利用人性的感情和人类的处境，作为达成宗教目的的工具。因此，或许我们能以谦恭之心，姑且抛开神意这一主要原因，允许我们追问基督教会所以能迅速发展的次要原因何在。看来收效最大、助力最强的原因有五点：
其一，渊源于犹太教狂热的信仰。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绝不宽容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来自犹太教，在接受基督教义取代摩西律法后，已革除原有狭隘而封闭的观念。其二，永生和来世的教义，加强和改进此一绝对真理，使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三，原始教派不可思议的力量。其四，基督徒纯洁而严谨的德行。其五，基督教的团结和纪律逐渐在罗马帝国的核心形成独立自主而日益壮大的宗教王国。
前面已提及古代世界的宗教和谐，彼此相异甚或敌对的民族，可以接受相互之间的信仰方式，至少也会表示尊重。只有一个民族拒绝与全人类交往，那就是犹太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呻吟，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从亚历山大继承人的阴影中走出来后，他们在东方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接着向西方发展，很快引起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维持特殊的仪式和怀揣着对其他民族敌视的态度，非常固执地表现出一个奇异群体的形象，有时甚至不惜公开承认，毫不掩饰地对非我种族的人类抱着难以调解的憎恶。无论是安条克的暴力、希律王的计谋，还是邻近各民族所做的榜样，都无法说服犹太人将希腊的神话和摩西的教义结合起来。
罗马人根据宗教宽容的原则，对所厌恶的迷信还是给予保护，胸怀宽阔的奥古斯都不惜纡尊降贵，下令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为国运昌隆献祭。须知亚伯拉罕最低贱的后代，是所有人憎恶的对象，他们本应向朱庇特神殿礼拜；征服者的温和态度，不足以压制臣民带有妒意的偏见，看到异教徒的标记传入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愤怒。卡利古拉要将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遭到这个民族的反对，他们对偶像崇拜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死亡，卡利古拉因而没有达成目的。犹太人对摩西律法坚信不移的程度，不亚于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涓涓细流，如被逼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涌而出，有时甚至可以激起一股翻腾巨浪。
对古代世界来说，这种毫不通融的顽固态度，是如此可厌甚或可笑，由于上帝有意揭示特选子民的神秘历史，而具有了更可怕的性质。但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对摩西宗教表现出全心全意的信奉，与他们先祖决不轻信的态度相比，令人感到吃惊。当耶和华在西奈山的雷鸣闪电中传授律法的时候，当海潮的升降和行星的运行为方便以色列人而暂停的时候，当信奉或拒绝主而受到尘世的奖赏或惩罚的时候，犹太人却始终对亲眼可见的“神王”的权威进行反抗。耶和华的圣所供奉各民族的偶像，在模仿阿拉伯人的帐篷里和腓尼基人的城市中进行的各种荒诞仪式，等到上天对这个不知感恩的民族撤回保护，他们的信仰才获得加强和净化。那些与摩西和约书亚同时代的人，目睹无比惊人的神迹却毫不在意，等受到各种灾难的压力，才对这些奇迹深信不疑，终使得后代的犹太人免于沾染偶像崇拜的习气。从此，这个民族违反一般人类思想的准则，对亲身经历的实际见证视若无睹，完全屈从远古时代祖先的传统。
(一)犹太教的特性和主要内涵
犹太教适合保守的自我防卫，从来无意于征服世界，有史以来新入教者的人数，可能从未超过叛教者。神的应许最初仅给予单一家族，那特殊的割礼仪式只限在单一家族中进行。当亚伯拉罕的后代繁衍得多如海中砂粒时，亲口把律法和仪式的体系传授给他们的神祇，宣称自己才是以色列全民族的神，以一种特有的关怀和爱护，把受他厚爱的人和其余的人类分离开来。对迦南土地的征服，伴随许多奇妙的情况和血腥的杀戮，使获得胜利的犹太人和所有邻人处于无法和解的敌对状态。犹太人奉命铲除偶像崇拜最甚的部落，为了贯彻神意，不因人性的软弱而迟疑不为。他们禁止与外族通婚或结盟，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仪式。有的禁令永久有效，有的则要延续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在摩西律法的条文之中，从来没有律定对非犹太人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犹太人也无意自愿承担起这一责任。
这个不友好的民族在面对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不是基于罗马人公正的宽大政策，而是出于希腊人自私的虚荣心理。亚伯拉罕的后代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与神签订契约的继承人，他们担心世上的异族轻易分享他们的遗产，降低其所具有的价值。在与其余种族增加接触、扩大知识范围后，也未能纠正他们与生俱来的偏见。以色列的神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就应感谢多神教的开阔天性，而不是传教士的积极行动。摩西的宗教似乎仅为一个特定区域和一个独特民族而创立。如果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每个子民必须一年三次亲自前往圣殿朝拜主耶和华，根本不可能离开狭窄的应许之地向外发展，这一障碍由于耶路撒冷神殿被毁灭而消除，但是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随之绝灭。异教徒长久以来对空无一物的圣所感到惊异，更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神庙和祭坛、没有祭司和牺牲的宗教，能以什么作为崇拜的对象，又用什么作为奉献的工具。可是即使在犹太人处境十分凄惨时，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独自享有高傲的特权，非但不寻求外来奥援，还尽量避免与外族人交往。他们具有不可动摇的毅力，尽力执行律法的要求，譬如在特殊节日，只食用特殊规定的肉类，还有无关紧要但却十分烦琐的生活细节，这些都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厌恶和反感。同时，犹太人坚决反对其他民族不同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仅仅就痛苦而危险的割礼一项，就足以将一个志愿皈依者拒于犹太教会堂大门之外。
(二)基督教的渊源和背景
在这种状况下，基督教用摩西律法的力量武装自己，但接着又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全球各地茁壮成长。他们建立的新体系和古代的旧体系一样，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教义的宗教真理和崇拜同一上帝的宗教热情。在有关最高神灵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他们向人们宣告，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要增强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他们承认摩西和先知都具有神的权威，这是基督教最稳固的基础。自世界之始，连续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了弥赛亚即将来临，信徒必须为那天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位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看法，表现出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并非仅是一位先知，更是一位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的牺牲为世人赎罪，此后神庙中不完美的祭品全部取消。现在一种纯洁的、适用于一切气候、地区和人类的精神崇拜，取代了徒具形式和虚有其表的礼拜仪式。在入教礼中使用净水代替人血，获得神恩的对象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普遍应许给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但一切能够使一个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能增强他的虔诚和保证他的幸福，甚或能够满足在虔诚的表面幌子下，秘密潜入人心的骄傲特权，仍然仅为基督教会的成员所专有。但是，所有的人在此时都被容许和邀请，获得这一光荣的称号，这不仅作为一种恩惠提供给世人，而且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义务。因而，在亲戚朋友中传播他所得到的无法估量的幸福，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拒绝接受，因为那将冒犯仁慈全能之神的意旨，会被视为罪恶受到严厉惩罚。所以，公开宣扬教义成为新入教者最神圣的责任。
无论如何，基督教会从犹太会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困难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把耶稣看成古代神谕预言的弥赛亚，尊他为德行和宗教两方面的先知和导师。但他们非常固执，死守祖先的各种仪式，试图强加于数目日益增多的非犹太人信徒身上。他们以为摩西的律法起源于神，根据永恒完美的伟大创作者所提出的论证，必定有其可信之处。他们非常肯定地表示：首先，在永恒的时间中始终不变的神，若打算取消那些有助于在众人之中区分出选民的神圣仪式，那他在取消时也必定会和当时宣告时一样明确与庄严；再者，那就不必一再声明，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而是应该把它说成只是适用于弥赛亚来临之前的权宜之计，尔后救世主会教导人类更完美的信仰和宗教；最后，弥赛亚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门徒，不仅不应该做出榜样，遵守烦琐的摩西律法，同时应公开向世人宣布废除陈旧无用的仪式，这样一来，基督教就不致和犹太会堂许多教派暧昧地混在一起。这样的议论似乎被用来作为对“摩西律法”失去存在意义的辩护之词，但是饱学的圣职人员却不辞辛劳，对《旧约全书》中含糊的语句和使徒意义不明的行为，用文字和语言做出大量解释。我们在这里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的整个体系，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做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成见都难以兼容的裁决。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种谨慎措施的必要，也证明犹太教对各教派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最早一批耶路撒冷主教有15名，全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领导的会众能够把摩西律法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这个教会在基督死后仅仅40天就建立起来，许多年里一直在使徒直接监督下活动。教会的原始传统，被看作正统基督教的标志，那是很自然的事，远方的教会经常受到“母会”的求助，慷慨捐资以解救耶路撒冷教会的急难。
但是，当许许多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科林斯和罗马建立起来以后，各基督教殖民地对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觉中减弱。曾为教会奠定基础的犹太入教者，或后来所说的拿撒勒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日益增加的会众包围之中。数量庞大的信徒都是从各种多神教教派来到基督旗帜之下，至于那些经使徒同意，摆脱摩西宗教仪式沉重负担的非犹太人，最后却又拒绝让更为拘谨的同教弟兄分享当初苦苦争取的宽容。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会堂遭到毁灭，拿撒勒人十分伤心，虽然双方的信仰不同，但出于习惯还是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终保持亲密关系。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异教徒认为是由于最高神灵的鄙弃，基督徒却更恰当地说，是神对不信的人所施的震怒。
拿撒勒人离开耶路撒冷的废墟，来到约旦河东岸一个叫作佩拉的小镇，古老的教会在寂寞凄凉之中，度过60多年的时光，仍能享受经常朝拜圣城的欢乐，从天性和宗教上教导他们对既爱且敬的神庙，抱着有一天能重建的希望。
在哈德良统治期间，犹太人不顾死活的宗教狂热，终于给自己带来极大灾难。罗马人为屡次叛乱的行为所激怒，不惜以极为严峻和残酷的态度行使胜利者的权利。皇帝在锡安山上修建被称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的新城，给予殖民地特权，公开宣称任何犹太人如果胆敢走近该城，便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并且他在那里配置了一队罗马步兵以加强对命令的执行。拿撒勒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开普遍适用的禁令。现世利益的影响让真理的力量得以增强，他们选出马可作为主教。他是一个非犹太人的高级教士，很可能出生于意大利或某个拉丁行省。在马可的劝导之下，这个教区绝大多数人民放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奉行的摩西律法，通过自愿牺牲旧日的习惯和传统，才获得自由进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权利，这样一来犹太人就和正统基督教会非常牢固地结合起来。
(三)摩西律法对基督教的影响
当锡安山重新恢复耶路撒冷教会的名声和荣誉时，创立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罪名，加在剩余一小部分拒绝追随拉丁主教的不知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们仍然保存佩拉旧日的居留地，逐渐向大马士革附近一带的村庄扩展，在叙利亚一处现在名叫阿勒颇，当时被称为贝罗依的城市中，建立起势力并不庞大的教会。要是用拿撒勒人来称呼那些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被认为未免过于尊贵，因此他们很快因为心智低劣和处境贫困，获得伊比奥尼教派这个轻蔑的名称。
在耶路撒冷教会重新恢复数年以后，那些衷心承认耶稣为救世主，但仍继续奉行摩西律法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这个疑问已经成为引起争论的议题。殉道者查士丁由于天性仁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虽然他讲这话时十分犹豫，但仍然决定为信仰不完整的基督徒着想：只是自己实行摩西仪式，而不对其进行普遍推广的话，仍可得救。然而，当有人追问查士丁，教会保持何种态度时，他承认在正统基督徒中，很多人不但把犹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而且在一般的朋友来往、互相宴请和社交生活中，也拒绝与他们接触。凭着常理也可以想到，更为激烈的意见会压倒较为温和的看法，因此在摩西的信徒与基督的信徒之间，始终存在一条使两派分离的鸿沟。不幸的伊比奥尼派被犹太教视为叛教者加以拒绝，而基督教又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而加以排斥，这样使得他们非采取更为明确的立场不可。因而，虽然迟至公元4世纪时，还可以找到这教派逐渐消亡的一些残迹，但实际上它已不知不觉中消融在基督教会或犹太会堂之中。
当正统基督教会对摩西的律法保持一种既不过分尊敬也不无故加以藐视的中立态度时，许多异端派别却趋向严禁和放纵的两个极端。伊比奥尼派以犹太教普遍接受的真理为依据，断言它永远不可被废除。但是诺斯替教派却根据思想偏颇的立场，同样轻率推断这些“真理”并非“神慧”的产物。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然而这些意见的产生，是源于人们对遥远古代宗教的无知，无法对神的安排做出正确判断。
诺斯替教派的宗教主张十分虚妄，他们在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后如获至宝，毫无顾忌加以大肆宣扬。由于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追求感官乐趣，对于早期主教的广纳妻妾、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后宫三千，都一概加以责难。提到迦南土地的征服，纯朴的土著居民遭到绝灭，更不知道如何用合乎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他们想到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腥事件所玷污，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偶像崇拜的仇敌的“怜悯之心”，完全不亚于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
撇开解释律法的不同派别，说到律法本身，诺斯替教派断言一个仅仅以血腥牺牲和烦琐仪式为内容，赏罚的性质纯粹取决于肉体世界的宗教，绝不可能激发起向善之心，也不会使人尽力克制情欲的冲动。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听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犹太人的偶像崇拜，带来那么多的罪恶行为，但是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在于，他们将基督降临人世视为神性光辉的首次显露，基督的降世是为了把人类从种种错误中拯救出来，并向人类昭示一个富含真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最博学的神父不惜降低身份，贸然接受诺斯替教徒的诡辩。诺斯替教徒承认他们的说法在字面上与任何一条信念和原则都难以兼容，但是他们认为隐藏在训诲寓言的宽广帷幕后面，便绝对安全，不怕受到任何攻击，因而公然把训诲寓言向摩西教势力微弱的教区散播。
(四)基督教产生异端的根源
过去有人颇为明智地指出(虽说不一定真实可靠)，那就是在图拉真和哈德良当政的时代，大约是基督去世100年之后，教会像处女一般纯真，从未受到分裂和异端的破坏。因而大可以放言高论，那个时期救世主的信徒，不论在信仰的理念还是实践方面，都享有比以后各个时代更大的自由。等到圣餐问题的争论变得没有回旋的空间，优势教派所发挥的精神影响越来越严酷时，它的许多最有名望的拥护者被要求弃绝个人成见，结果这些人反被激怒而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探求优势教派错误原则的结论，公开树起反对教会统一的叛旗。
在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之中，诺斯替教派一向被认定最为和蔼、博学和富有。像这样显示学识优越的名号，可能是信徒以此自豪而定名，也可能是嫉妒的对手出于戏弄加在他们头上。这个教派毫无例外属于非犹太民族，主要创始人似乎全都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温和的气候使人的身心倾向于懒散和虔诚的沉思。诺斯替教派把许多东方哲学，甚至琐罗亚斯德理念崇高而晦涩难解的教义，如物质的永恒性、存在的两大原则以及不可知世界奥妙的神职体系等，和对基督的信仰混杂在一起。
基督徒一旦投身到那个广大的深渊，就完全为混乱的想象所支配，由于宗教的歧路本来就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竟在不知不觉中分成50多个小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马西昂派以及更后来的摩尼教派。每个教派都把自己的主教、会众、神学家和殉道者拿出来夸耀。这些异端教派不理正统教会采用的《四福音书》，自行撰写历史事迹，按照各自的教义需要，编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诺斯替各教派很快在各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会众遍及整个亚细亚和埃及，也在罗马传播开来，有段时期甚至深入西部各行省，绝大部分兴起于公元1世纪，盛行于公元3世纪，等到公元四五世纪，由于更为时髦的争论的流行，再加上教会当局统治权力的高涨，在各方受到压制和打击。尽管这个教派常常扰乱内部的宁静，玷辱宗教的声誉，但实际上不仅无碍而且有助于基督教的发展。有些非犹太教的信徒，虽然对摩西律法怀有强烈的反感和偏见，但依然有许多基督教教派可供选择。有的教派不要求入教者未经教化的头脑先建立神启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在加入以后，不知不觉中逐渐强化和扩张。教会之所以能征服许多最顽固的敌手，在这个方面得益不浅。
但是，正统基督教、伊比奥尼派和诺斯替教派之间，不管在有关摩西律法的神性和责任问题上存在多大的分歧意见，却同样抱着宗教狂热的排他性。教徒在憎恶偶像崇拜方面，不断受到激励，而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严酷风格，却正是使犹太人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有位哲学家把多神教体系看成是人类欺骗和谬误相结合的产物，总在外表虔诚的面具之下，隐藏着鄙视的微笑。他根本不必担心这种内在的嘲弄和外表的顺从，将会使自己遭到神明的痛恨，这种仇视他既看不见也无法理解。但是，原始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却显得更为可厌和可怕。
在整个教会和许多异端教派中，普遍存在一种意识——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创造者和保护人，也是异教徒崇拜的对象。这些反叛的精灵虽然失去天使的地位，已经投入地狱的深渊，但仍然可以在世间到处游荡，折磨有罪人的肉体，迷惑他们的心灵。魔鬼很快就发现人心倾向宗教信仰，便极力加以破坏，运用手段消除人类对造物主的崇拜，篡夺神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荣誉。只要邪恶计谋得到成功，魔鬼的虚荣和报复之心便得到满足，并得到了他唯一还想要获得的安慰：希望人类各民族卷入罪恶和苦难之中。教徒依据设想不惜公开声明，魔鬼分工扮演了多神教中一些最主要的角色：一个拥有朱庇特的名号和权力，另一个装扮成埃斯库拉庇乌斯的形体，第三个变成维纳斯，第四个也许是阿波罗。他们凭借长时间的经验和来去如风的专长，完全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和庄严的姿态，扮演所担任的角色。他们潜伏在神庙中，创立各种节日和祭礼，编造神话和发表神谕，常常还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基督徒在邪恶思想的影响下，很容易对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他们受其摆布，甚至渴望接受异教徒神话中最荒唐的故事。就一个基督徒而言，这类信念伴随着恐怖的后果。即使对某一个民族的宗教表达极微末的敬意，也被看作是向魔鬼的直接崇拜，以及对上帝尊严的冒犯。
(五)福音教义的纯洁性
由于存在着这种见解，因此一个基督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职责，也会带来很多磨难。每个民族的宗教不仅仅是规定的信条，在学校中教诲和在庙宇中宣讲，多神教的无数神祇和祭祀仪式，都和各种情况下的工作、娱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开相互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放弃人类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会职务和娱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事先或事后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礼，政府官员、元老院议员和军人都必须前往主持或参加。公众的游行活动是异教徒祭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欢欣的场面。皇帝和人民为庆祝某一神明的特殊节日而举行的各种竞技比赛，被视为诸神会接受的最好祭品。基督徒出于对上帝的敬畏，避开可厌的竞技场和戏院，发现自己在一切欢乐宴会上都会落入可怕的异教陷阱之中。每个欢宴场合都有朋友在召唤慈悲的神明，纷纷酹酒敬神相互祝福。当一个新娘假装挣扎不肯出门，被迫在盛大的婚礼中跨过新居的门槛；或一支凄惨的送丧队伍，缓缓向火化堆行进时，基督徒在这种十分有趣的场合，却只好被迫离开他最心爱的亲人，绝不愿沾染邪教仪式带来的罪过。任何与偶像的制造和装饰有关系的技术或行业，都属于罪恶的偶像崇拜活动，这可是一个严厉的判决，社会上从事自由业或手工业的绝大部分人员，都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永恒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放眼看看那众多的古代遗迹，我们将会觉察到，除了直接表现神明的伟大和用来进行礼拜的圣器外，希腊人凭着优良的技术，制作出来用以奉献神明的优美形象和动人故事，全是异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家具上最华美的装饰，甚至音乐和绘画艺术以及辩才和诗歌的技巧，也莫不是出于同一个不洁的来源。在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描述下，阿波罗和缪斯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最出色的奴仆，通过天才的创意，生动有力的美丽神话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事迹。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语言中，同样充斥许多大家熟悉的亵渎用语，一个粗心的基督徒可能不小心脱口说出，有时听到也只有无可奈何。
这种到处埋伏着的危险诱惑，随时准备向不曾提防的信徒发动袭击，在庄严的节日里更会加强攻势。一整年之中，各种节庆组合配置得如此巧妙，使得迷信活动不仅充满娱乐，而且常常还带有善行的表象。罗马的宗教仪式常常在最神圣的节目中出现，像是庆祝新年的活动，为公众和私人的生活祝福，尽情在神明前面悼念死者和怀念生者，确定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在大地春回时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表示对罗马城的奠基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重大日子永矢弗谖，以及在农神节的纵情狂欢中恢复原始人类的平等地位，这些都可以算在内。基督徒对此种极为平常的场合，也会表现出犹豫和矜持的态度，从而可以想见他们对渎神的宗教仪式是何等深恶痛绝。在普通的欢庆节日里，古人按照习俗在大门上装饰灯笼和桂枝，头上戴着花环，这种无伤大雅的风俗一直被当作民间传统宽容对待。然而，从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大门是在家神的保护之下，桂枝是崇拜月桂女神的圣物，花环虽然常常戴在头上作为喜庆和哀悼的象征，最早却使用于迷信活动的仪式之中。基督徒在这类问题上被劝说顺从本国风俗，遵守行政长官命令，但他们仍然会战战兢兢始终忧心如焚，唯恐受到良知谴责，受到教会非难，受到上帝惩罚。
这就是为了维护福音教义的纯洁，丝毫不受偶像崇拜风气的污染所必不可少的常备不懈的警惕之心。依据旧有传统公开或私下进行的迷信仪式，因原有宗教的拥护者受到教育和习惯的影响，一直仍在漫不经心地奉行。每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便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表示激烈反对的机会。基督徒正是通过这类经常发生的抗议活动，不断加强自己对信仰的坚贞。随着宗教狂热的增加，他们也便能够运用更强大的力量进行反对魔鬼帝国的神圣战争，最后必然取得更大的胜利。
西塞罗针对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在著作中以最生动的笔墨，描述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迷惑。
有些哲学家想要让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极为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走向终点的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人不复存在便也不再有任何痛苦。
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生抱有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正确的理解。尽管我们也承认，在这种崇高的探索中，他们的心智常常为想象所左右，这些想象又为虚荣心所激励。他们看到自己智力所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难免会自鸣得意，就会在极其深刻的思索和极为重要的作为中，全力施展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他们想到自己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苦苦追求万古流芳的名声，绝不愿把自己看成田间的野兽。即使他们对某种高贵的生物无比赞赏，也只能限于尺土之内和几年的岁月之中。于是他们带着一厢情愿的见解，进而求助于形而上的科学，更正确的说法是形而上的语言。
这些智者很快发现既然没有一种物质具备运用思维活动的特性，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纯洁简单而又不可分解，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能感受到更高等的美德和幸福。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这样他们就十分草率地把人的灵魂看作是弥漫和支持整个宇宙无限的自在精神的一部分了。这样一种脱离人类感官和经验的学说，可以让有哲学头脑的人士用来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个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很快会被现实生活的人际来往和世俗事务所磨灭。详细体察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恺撒时代的著名人物的行为、品格和动机，从而可以断定，人生在世所作所为，从来不会因为死后的功过和赏罚而有所顾虑。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这种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并称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一)永生教义的哲学含义
哲学所能达成的最崇高的理想，也不过模模糊糊指出，人们对来世的愿望、希求，或最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肯定，脱离肉体的灵魂飞翔到无法觉察的空间，存在于不可见的世界，并且描述出阴间的真实状况。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存有下列缺失，难以承担永生来世的重责大任：
其一，神话体系欠缺一个确凿而牢固的支撑，经由窃取手段以获得权威的说法，已为异教徒明智之士所否定。
其二，画家和诗人任凭幻想描述地狱的情况，在其中安置许多幽灵和妖魔，奖赏和惩罚又毫无正义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最为亲切的严肃真理，竟被毫无章法的虚幻情节所压抑和玷污。
其三，希腊和罗马虔诚的多神教徒，很少把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一个基本信条。
众神的意旨，就其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而非私人社会的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和阿波罗圣坛前祈求的愿望，已经很清楚表明，崇拜者关心今世的幸福，对于来世的生活不是毫无所知，就是不感兴趣。有关“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曾经在印度、亚述、埃及或高卢大事宣扬，获得相当成就。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野蛮人具有超越时代的知识，只能说是受到祭司制度的影响，那些祭司利用道德动机将其变成推动个人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会想到，对宗教而言如此重要的原理，早该用肯定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亲自讲明，至少也要将这事托付给亚伦，因为只有他具有世袭祭司的身份。当我们发现，摩西律法没有灵魂不灭一说，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关于来世的问题，先知言辞隐讳，在遭受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始终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居鲁士允许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应许之地，以及以斯拉重新恢复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耶路撒冷逐渐出现两个著名的派别——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明文规定，非常虔诚地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因为他们奉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种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书之外，加上一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接受东方民族的哲学和宗教中的纯理论性教条，于是关于气运和宿命、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的奖惩等说法，都列入新的信条之中。
法利赛派处世态度严肃，早已受到犹太人团体的接纳，灵魂不灭之说在亚斯漫尼家族的君主和大祭司统治时期，成为会堂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犹太人性格不像多神教徒冷漠和倦怠，只要求得心灵满足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一旦犹太人承认死后世界的观念，就会用整个民族的狂热全力信奉。不过，犹太人的这种狂热并没有为其增加可信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加强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有关永生和来世的学说，虽然为自然所提供、为理性所赞同和为迷信所接受，仍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具有神性的真理。
如果现在向人类提出，只要接受福音的信仰，遵守有关教条，就能保证获得永恒幸福，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各种宗教、各个阶级，以及各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古代基督徒受到鼓励要鄙弃现世生活，很自然地会相信灵魂的永生，有关这一方面，近代多疑而不完美的信仰，使我们无法具备此种概念。在原始基督教会中，真理的影响力无论实用价值和古老程度如何，还是值得大家尊重。这样一来，与实际经验难以兼容的意见，也能为大家所接受。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末日将临，天国近在眼前。使徒的预言中提到此一奇妙事件即将发生，这种说法由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来，对基督的言论一字一句都能虔诚接纳的人们，则像大旱之望云霓。在曾经目睹基督混迹人间，为犹太人在韦斯巴芗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难做见证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地在云端中出现。17个世纪的变革，教导世人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是只要容许此一受误导的观念，为达成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便会对基督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永远怀着敬畏的心情，期待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种族的人类都将在神圣的审判者面前战栗。
(二)千禧年和原罪思想
古代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千禧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有密切关系。神创造世界的工作是在6天之内完成的，根据先知以利亚(Elijah)的说法，这6天的长度算到现在应该共合6000年，从而知道用于工作和竞争的漫长时期即将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欢乐的安息日，要有1000年之久。基督带着功德圆满的圣徒，还有少数避开死亡得以神奇复活的人，共同来治理人世，直到指定最后让人类全部复活的那一天。这种希望使信徒喜不自胜，于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幸福天国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神圣的色彩装饰起来。但这种只有纯净的精神欢乐的幸福，对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情感的居民来说，未免过于理想和崇高。一个充满田园生活乐趣的伊甸园，不再适合罗马帝国普遍存在的高标准的社会生活。于是他们用黄金和宝石修建起了一座城市，郊区到处都超现实地堆满谷物和美酒，幸福和善良的人民自由享受自天而降的物产，不会受到保护私有财产法律的限制。
这种肯定千年盛世即将来临的说法，从亲自与使徒嫡传弟子有过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到曾充任君士坦丁儿子的老师的拉克坦提乌斯，都有相同的说法，其后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厌其烦反复加以申告。尽管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这种说法，但在正统基督教信徒的心目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正好吻合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心理，在促进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上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等到基督教会庞大的结构即将完成时，这种临时的支撑即被抛到一边。基督亲自治理人世的论点，最初被当作神秘的寓言来看待，后来逐渐被视为可疑而无用的见解，最后则被认为是异端和宗教狂热分子杜撰的邪说，被整个加以舍弃不予理会。这个神秘的预言至今仍是构成神圣教规的一部分，被认为可以发挥安抚人心的作用，因而免于遭到教会禁止的命运。
在基督的门徒得到应许，可以得到暂时统治人间的幸福和荣耀的同时，那些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却被指明将遭受灾难的袭击。新耶路撒冷的修建工作将和神秘的巴比伦的毁灭同步进行，只要君士坦丁以前那些皇帝信奉偶像崇拜，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就会遭到巴比伦的命运。一个繁荣的民族无论是道德和肉体方面，都会受到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损害。内部的纷争和来自北部荒野地区凶恶蛮族的入侵、瘟疫和饥馑、彗星和日食月食以及地震和洪水，不过是罗马将面临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预警，等到最后那一刻，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山之城连同宫殿、神庙和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烈火和硫黄的狂焰之中。不过，好虚荣的罗马人还可以聊以自慰，他们的帝国正好与整个世界共存亡。这世界如同过去一度绝灭于洪水一样，注定第二次要被大火迅速摧毁。
有关这将普遍出现的天火问题，基督徒的信念有幸和东方的传统说法、斯多噶学派的哲学以及大自然的现况十分吻合。即使抛开宗教角度来考虑，将意大利选作大火发生的起点和主要场地的国家，自然和物质的条件也最适合于达到此目的。那里有深邃的洞穴和硫黄的矿床，以及包括爱特纳、维苏威、利帕里在内许多经常喷发的火山。一个头脑冷静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也没有办法否认，很有可能世界体系最后会毁灭于一场大火之中。基督徒听从传统说法和圣书的解释，并非以理智推断作为信念的基础，怀着恐惧的心情，不仅相信而且期待即将来临的事件。由于他们心中永远存着可怕的想法，认为在帝国发生的灾祸，是这个世界濒临毁灭无可置疑的先兆。
基督教徒由于对神性的无知或怀疑，将最明智和最高尚的异教徒治以重罪，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观念，无法接受这种做法。始终具有坚定信仰的原始基督教会，毫不犹豫地把绝大部分人类归入应受永恒惩罚的范畴内。在福音之光升起前，求助于理性之光的苏格拉底或其他古代哲人，还可容许抱有获得赦免的希望。但那些在基督诞生或去世后，仍然顽固坚持崇拜魔鬼的人，被激怒的神绝对不可能给予正义的宽恕。这种在古代世界不存在的严酷情绪，似乎在博爱与和谐的体系中注入了一种苦楚精神。血缘和友情的纽带，常被不同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怨恨摧折。基督徒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始终遭受到异教势力压迫，出于愤恨和精神上的自傲，而尽量陶醉在未来的胜利中。态度严肃的德尔图良叫喊道：
你们这些异教徒喜爱热闹场面!那就等候最庞大的热闹场面——世界末日最后永恒审判的到来吧!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骄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明，呻吟在最底层的黑暗深渊里面；那么多曾经迫害过上帝名声的官员，消熔在比他们用以焚烧基督徒更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么多明智的哲学家和受愚弄的门徒，在炽热的烈火中烧得通体发红；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在基督而不是在密诺斯的法庭上战栗；那么多的剧作家表达他们自己所受的苦楚；那么多舞蹈家在火中跳动时，我将会多么快慰，多么开怀，多么欢乐，多么狂喜啊!
这位狂热的阿非利加人用以描绘地狱情景的那种虚妄自大而毫无情感的俏皮话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的读者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定会允许我将其余部分避而不提吧!
在原始基督徒当中，毫无疑问有许多人的性情更符合所信奉的友爱和仁慈精神。当他们的朋友和同胞面临危险时，他们能抱持真正的同情，不惜竭尽所能，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多神教徒没有人给予照顾，遭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惧的袭击时，不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哲学家，都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可靠的保护，很容易被永世折磨的威胁所吓倒。这种恐惧增进信仰和理智的发展，如果他们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徒的宗教是最完美和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改变信仰就会势在必行。
据称基督徒生前也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力量，这必然使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感到称心如意，同时，这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人士改信基督教。除了偶然状况下发生的特异事件，神为宗教的利益暂时中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神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早期弟子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拥有各种法力。像是会说多种语言、具有通天眼和预言吉凶的天赋；有伏魔驱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伊里奈乌斯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经常听说有人被神授予了通晓外国语言的能力，不过伊里奈乌斯向高卢的土著宣讲福音时，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不知所云。无论是在清醒还是在睡梦中，得到来自神的灵感、见到神灵显形、可以传达神的旨意都被认为是无上恩典，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这些恩典不分阶层授予各个等级的信徒。当他们的虔敬之心经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做好接受异乎寻常感情冲动的充分准备后，便在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在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明的喉舌。
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所要达成的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揭示教会未来历史，指导教会当前任务。有些不幸的人遭受魔鬼折磨，从他们身上驱除魔鬼被看成宗教的一项寻常的工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为基督教最令人信服的真实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举行。患者的苦痛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和法术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古代一个不知名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想篡夺人类的崇拜。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只要是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神迹。连那个随着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在这些人当中长时间生活下去。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说到神奇的治病法术，不论治愈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惊奇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有些怀疑派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承认这类现象，照旧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点，他对安条克主教提奥菲卢斯说，如果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东部首席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他这位朋友能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方为上策。
原始教会的神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否定了宗教奇迹的存在。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是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欧洲各地，却受到新教教会神职人员广泛的责难。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并非完全来自某种特殊论点，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证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要采用一种能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更难的是，要将这种理论恰当运用，保证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能准确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不致将成因归于超自然的天赋。从最初那位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神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迷信的发展进程是如此缓慢，几乎让人无法觉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应当从哪个特定环节截断这根传统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奇异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可信度和分量上不低于前代所提的凭据。如果我们不能像公元2世纪时，用相信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那种程度来对待公元8世纪时值得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时神圣的伯纳德，那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备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
若任何这类神迹的真实性要依靠表面的实用性和正当性来获得承认，那么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要驳斥，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要使之皈依，不管何时都能找到上天应插手其事的足够动机。既然每个信徒接受神的启示就会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非常明显，必然有过一个时期，这种法力不是突然之间，就是逐渐在基督教会中消失。
我们不管把那个时期安排在哪一个时代，是使徒去世的时代，是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还是阿里乌斯异端归于消灭的时代，说来全都一样。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竟会毫无所感，同样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仍旧假装具备那种失去的神奇力量，这样，妄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或人为安排的事件所产生的效果全归于超自然的原因。
新近发生的真正神迹的经验，可以教导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眼睛(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恰当说法的话)习惯于“神工”的风格。如果近代某位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竟敢冒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来提升拙劣模拟作品的声誉，这种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很快被揭穿，遭到公众愤怒的斥责。
原始基督教会自使徒时代以后，不管对神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会对真理和宗教的起因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等到了现代，一种潜在而且不怀好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虔诚信徒的思想。人们多半都不相信对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只是出于一种冷漠而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和想象，在长时期观察和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的情况下，对于亲自去证实神可见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教徒中最有好奇心和最易轻信的人，常常受到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具有神奇法力的团体。原始基督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四周到处都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奇异事迹，常常自以为是目标、工具和证人。他们非常愉快地以同样轻松但却更为合理的态度，接受福音史上确凿有据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曾超过他们经验范围的神迹，就能产生启发作用，使他们具有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理解能力的不可知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百般赞扬，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可靠保证，被描绘为基督徒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学者非常严格的说法，一些非基督徒同样可以实践的美德，经过证明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功效。
原始基督徒总以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并认为对神的信念能够启发或克制人的理解能力，同时净化信徒的心灵，指导他们的行动。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同教兄弟纯净性的辩护士，以及稍后一段时期赞扬先辈圣洁的作家，都曾以极其生动的色彩展示了如何通过福音的传播，来向世人推荐生活习性的改革。既然我的意图只是想说明支持天启发挥影响力的人为因素，那么就只须简略地提出原始基督徒与同时代的异教徒或他们堕落的后代相比，更为纯洁和严肃的两种动力：为过去的罪恶忏悔，以及值得称许的维护自己所属社团名誉的意愿。
(一)原始教会赎罪的观念
从很早开始，没有信仰的人基于无知或恶意，指责基督徒诱使十恶不赦的罪犯参加他们的教派。这些人一旦有悔改之意，便极易信服，各个庙宇的诸神绝不会轻予宽恕的恶行，只要依靠受洗的净水便可以除去罪孽。这种受到歪曲的责难获得澄清之后，既增加了入教的人数，也提高了教会的声誉。基督教的友人可以正大光明地承认，许多名声显赫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能一直遵循仁爱和宽厚原则的人，从个人行为端正的意识中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不易受到突然迸发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所侵扰，也正是这种情绪感化了心灵，促成许多人的皈依。传播福音的教士，效法神圣的救主，对于那些因罪行受到良心谴责，常常自食恶果的人，尤其是女人，并没有采取鄙视的态度。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看到光荣的永生，便会抱定决心终生致力于善行和忏悔。追求完美和至善将成为他们灵魂的主导情绪。大家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庸俗，激情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鸿沟。
当新近改宗的人员加入信徒的行列，参与教堂礼拜活动时，便会发觉自己已经提升精神的层次，思想变得纯净，举止变得稳重，不致再度陷入过去混乱的生活。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要是和所属的民族团体或宗教信仰脱离，马上就会引起注意和招人忌恨。一个社会组织的人数愈少，名声便愈会受到成员言行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提高警觉，自我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同教弟兄的言行举止，因为他既然分享共同的荣誉，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当比提尼亚的基督徒被带上小普林尼的法庭时，他们非常恳切地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绝不犯偷窃、抢劫、通奸、伪证和诈欺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过了一个世纪后，德尔图良还很诚心地夸口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过着严肃的遁世生活，憎恶当时人们的骄纵和奢侈，习惯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手艺和行业，有责任行使诚实和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人对他们外表的圣洁所产生的怀疑，也由于世人对他们的鄙视，因而锻炼出谦虚、温和以及忍耐的习性。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徒都非常钦佩，也常给虚情假意的朋友以可乘之机。
(二)基督教重视品德的具体做法
有关原始基督徒的品德，有一种情况的确真实可信，那就是连他们的过失和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品德所造成。教会的主教和神学家，已经证实他们的言辞具有权威，能影响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和实践，但是对圣书的研究，可说是虔诚有余而学能不足，完全按照文字的含意来接受基督和使徒的严格教义，不像后来那些明智的注释家，用更灵活、更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释。深具宗教热情的神职人员，意图使福音教义的至善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宗教上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推到了一个在我们今天这种虚弱和腐败的状态中，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像这样一种崇高的教义，必然会引起人民的敬仰，但是却不易获得世俗哲学家的赞许，因为这些哲学家在短暂人生中的作为，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考虑。
人类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知”和爱“行”。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业和艺术的熏陶，社会交游和友情的切磋，经由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以纠正可能的偏差，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源头。爱“行”是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基本原则，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的行动，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爱之心加以指导，便能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根基，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地或者一个帝国，都会因他一人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盛。因此，我们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于爱“知”，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归于爱“行”，“知”“行”兼备而且彼此和谐相互结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性格，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徒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所以他们既不爱“知”也不爱“行”。
思想开明的人士，把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训练自己的理性和想象，毫无保留地与别人进行快意的交谈。严肃的神职人员，把有趣的消遣当成无益于灵魂获救的知识，将愉悦的交谈视作滥用语言才能的罪过，不是表示厌恶加以拒绝，就是极其小心勉强接受。在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同时追求着两者，用一种无害而温和的方式与忠实的伴侣分享两性的喜悦。然而，虔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抱着另外的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装出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种感官乃为生命的绵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够获得信息，在此种状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为对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等待进入天堂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不仅要抗拒味觉和嗅觉最普通的诱惑，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乐声，用冷漠的态度看待人类艺术最完美的成就。鲜艳的服饰、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被看成是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对于肯定自己有罪却不能肯定自己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来说，俭朴和愁苦的外观对他们更为适合。
神职人员对奢侈的指责，不仅非常细密而且极为详尽。他们基于宗教的虔诚对许多物品感到愤怒，如假发、白色以外所有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词、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最后这点，根据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所进行的欺骗行为，妄图改进造物主的作品，可以被套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所接受，这些奇怪的规定，如同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着表明自己圣洁绝顶的少数人才会遵守。但要让人类中的低下阶层，自称具有鄙弃(命运却不容他们得到)豪华和享乐生活的美德，那是很容易的事，而他们也乐意这样做。原始基督徒的美德就和早期的罗马人一样，常受到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三)基督教禁欲的原则和制度
神职人员对任何有关两性交往的问题，依据同一原则，严格要求守贞。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情欲和降低灵性的欢乐都深恶痛绝，经常喜欢提出一种观点：要是亚当谨遵造物主的严命，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通过无罪的繁殖方式，会让天国住满一个无邪的永生族类。婚姻制度只是堕落的后代延续血脉的一种必要手段，对于自然而然产生的难以满足的情欲，无法形成有效约束。正统的诡辩家在这个有趣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说明人们在不得不赞同一项必须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列举出来，将会使得年轻人捧腹大笑，也让女性听了脸红。神职人员一致认为，人只需要一次婚姻，完全可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情欲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此等罪行，如同严重侮辱基督教的纯洁，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之外，甚至被赶出教会的怀抱。既然把情欲视为罪恶，婚姻只不过是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照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成是最易接近神完美境界的途径，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观点。
古罗马的宗教制度要维持6个处女灶神祭司，经常感到困难重重。原始基督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生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在内，认为这是使撒旦无可奈何的最明智的办法。面对肉欲的引诱，有些人立即投降，有些人始终坚不可摧。处于阿非利加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处女，认为自己有战胜情欲的能力，绝不自甘堕落于欢爱之中。她们可以要求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为在欲火中仍能保持清白的贞洁而深感荣耀，但是自觉受到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像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新的丑闻而已。可是，基督教的苦修者(因为修炼的过程极为痛苦而得名)之中，很多人由于没有贸然行事，能够获得较大成就，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通过精神上的满足得到补偿。这种难以实行的自我牺牲，甚至令众多异教徒都不禁为至上的美德表示赞赏，神职人员在对贞洁基督徒的颂扬声中，更能显示出口若悬河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在以后的年代里，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利益产生平衡作用。
基督徒对尘世俗务的厌恶程度不亚于对享乐的鄙视。他们有忍让的精神，可以宽恕往日的仇恨，容忍一再的欺凌，却不知道如何保护人身和财产。他们生活俭朴，不容许赌咒发誓，也难以适应地方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的激烈斗争。他们的仁慈已到达无知的地步，某些人的罪恶行径和敌意企图，只要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就不得不利用正义制裁和战争手段把这些同类置于死地。然而对此，他们却怎么也无法相信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基督徒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并不完善的法令，得到上天的许可，由神意启示的先知和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运用。基督徒非常清楚也公开声明，这种体系对当前世界而言确有必要，心满意足地承认异教徒总督的权威。但是，他们虽然没有忘怀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和军备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徒没有放弃更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士兵、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对公共福利视若无睹，甚至达到犯罪程度的冷漠姿态，遭受异教徒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要是所有人员都抱着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四处遭受蛮族围攻的帝国，将会有什么下场呢？对于这个带着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给予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徒的处境和宗教所产生的疑虑完全吻合，他们对俗世的积极生活没有好感，可以找到借口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但是并不妨碍他们享有神所赐予的荣誉。
人的性格会因暂时的激情感到兴奋或消沉，但总会还原到正常和自然的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徒对尘世的事务和欢乐毫不动心，但是爱“行”的本能不可能完全绝灭，等到可以在教会治理上施展长才，很快又能容光焕发。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团体，要对帝国原有的宗教进行攻击，必然采用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除在基督教共和国行使精神职能，还要进行世俗的领导。教会团体的安全、荣誉和壮大，永远存在于虔诚信徒的脑海中，就如同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特有的爱国精神。有时基督教徒们也会运用诸般手段以达成所望的目标，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意图掩饰自己和友人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求得权力和影响，并将之全部用以谋取教会的公共利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要负责查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诡计，反对同教弟兄心怀叵测的阴谋，把他们揪出来公开加以谴责，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谐与幸福的团体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员所受的教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到，同时也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间被推上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通世故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人或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行为的秘密动机时，就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之中，要是渗入了宗教狂热，这种情绪更添苦涩和顽固的味道。
(一)教会成立治理机构的起源
教会治理经常是宗教争论的题目，也是宗教斗争的对象。在罗马、巴黎、牛津及日内瓦相互敌对者之间的论战，全都力图使原始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标准。少数用诚恳和公正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士，认为使徒放弃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不公正的指责和教会的分裂，也不愿剥削基督徒未来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获得使徒许可，在公元1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科林斯的教会中找到。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建立宗教团体之前，仅有共同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且和平形成内部组织的基础。由于缺乏纪律要求和传教经验，这些宗教团体不时靠神的代言人以先知的名义，前来帮助以弥补缺失。这些神的代言人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才能，都能被召去担任职务。每当他们感到获得神力冲激时，可以在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的旨意。不过这种非同小可的天赋常被某些喜爱预言的导师滥用甚或误用，在极不恰当的场合尽情显露，任意扰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他们因狂热而引起的傲慢和过错，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局面。等到先知制度变得无用甚至有害之时，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职位也被撤销。
宗教事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教会的主教和长老，这两种称呼在开始时，似乎是用来指代担任同样职位和阶层的个人。长老的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更能表现出稳重和聪睿的特性；主教的头衔表示他们对所辖教区基督徒的信仰和行为负有监督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不同，便有数目不等的主教团长老，运用平等的权力和协商的态度，指导每一个新成立的教会团体。
即使信徒拥有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还是需要上级的领导，公开商议的规定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至少可以授权一个人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教会关怀公众的宁静，不希望他们被每年一度或不定期的选举所干扰，出于这点考虑，原始基督徒建立了极受尊重的永久性领导机构，从长老当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种平凡的称号中冒出来，后者仍是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尊称，前者专用于新设立的高贵主席职位。这种在公元1世纪结束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治理架构，由于具备非常明显的优点，对于基督教保持当前的和平宁静和展开未来的宏图大业可以说是极关紧要，因而很快就毫不迟疑地为散布在帝国各处的教会团体所采用，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代制度得到普遍承认，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看作是最古老最神圣的机构加以尊重。
我们用不着强调，最早荣获主教头衔的那些虔诚和谦卑的长老，是不可能享有现在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伟大排场和熏人权势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他们也会加以拒绝。我们可以十分简略概括地说明一下，他们的权势最初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主要属于宗教方面非常狭窄的范围，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教徒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泄露的纠纷。在最早的很短一段时间里，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实施。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人民的忠实仆人。无论何时，主教职位因原任主教死亡产生空缺，教会便召开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备担任圣职的资格。
在使徒过世后100多年的时间中，基督教会采用这种温和而且平等的制度，让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友好的文件书信和使者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树立一个最高权威，也没有成立一个立法会议的单位，好把全体基督徒统一起来。由于信徒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利益和计划密切结合起来，很可能会带来若干好处。到公元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细亚的教会采用“行省宗教会议”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依据自己国家众所周知的先例，像是希腊城邦会议、亚该亚同盟以及爱奥尼亚城镇联合会等，作为模式建立起来。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到各自省会集会的做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规。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获得少数名声卓越的长老当场给予的帮助，有时会因旁听的群众而受到影响和制约。他们订出被称为“教规”的法条，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均可得到解决。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圣灵感应必定会大量地向基督教子民代表联合大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能满足个人野心，又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被整个罗马帝国各地普遍采用。各行省的宗教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的情况互传消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会采用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架构，并获得名副其实的权力。
(二)教会权力的建立和转移
当教会的立法权力逐渐为宗教会议取代时，主教却通过集体行动，获得更多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他们一旦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便可以运用联合起来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公元3世纪的高级教士，不知不觉中将劝告转变成命令的语气，为未来撒播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文词，弥补在力量和理智方面的欠缺。他们增强教会的团结和权力，每个主教根据职位的代表性，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自夸享有尘世的统治权，但有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神授，可以从目前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代理人、使徒的继承者，也是摩西律法中高级祭司的神秘化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子民自由选举的权利。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旧征询长老的看法和子民的意向，一定会先反复思考，对教会有什么好处，才会主动屈尊就教。主教承认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每位主教都要求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常用比喻中的羔羊，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服从，并不是在一方无须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教会组织中的民主受到热烈支持，有的是来自内部教士的热心公益，还有就是利害关系所造成的反对派。但是，有些人对教会一片忠心，却被扣上自立宗派和分裂教会的恶名。主教的宏图大业依靠主动积极的高级教士不断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像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具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以及只有圣徒和殉教者才有的基督徒美德，运用诸般手段协调起来发挥力量。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平等地位的有关因素，同样也使主教获得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产生教会最高管辖权。每当主教在春秋两季参加行省宗教会议时，每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常为少数人的智能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总要有人具有正常而不招人忌恨的才德。各行省宗教会议永久主席的职位通常由该行省省城的主教担任。但是那些野心勃勃、很快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头衔的高级教士，像同辈主教弟兄篡夺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权威一样，全在暗中准备。没有多久，一场为了争夺最高权势的斗争便在总主教之间展开。他们每个人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城市的尘世荣誉和优点，教区基督徒的数量和富裕程度，产生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如何保存了使徒和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
无论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可以预见罗马必会受到各行省的尊重，很快就会使各行省臣服。帝国首都的教徒团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罗马教会是西部最古老的教会，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许多其他的基督教组织，都是经由罗马教会传教士虔诚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和科林斯，因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备感荣耀，台伯河两岸却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罗马主教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圣彼得本人和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意大利和各行省的主教，愿意承认他在基督教贵族政治中具有排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不过专制君王的权力因被人厌恶而受到抵制，就像雄心万丈的罗马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对精神统治的抵抗，这甚至比抵抗世俗统治更为激烈。爱国的西普里安用绝对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行省宗教会议，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他运用手段把自己的企图和东方主教的利益联结，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寻找新同盟。若说这场布匿战争没有血流成河，并不是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配合愤怒和吶喊，拼命向对方叫嚣。每当现代的正统天主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斗士进行争论的细节(他们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似乎只有在元老院和军营中才有可能出现)与一个教皇、圣徒以及殉教者相联系起来时，总会感到十分苦恼。
教会权威的发展使“僧俗”间产生重大差别，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俗人”这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僧人”专指被特别选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员。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构成现代历史最重要的主题，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示意义。僧俗之间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教会的安宁。但是整体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会进入主教和殉教者的心胸，驱策他们增多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没有世俗的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不是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两种治理武器，并在自己的社团内部有效加以运用，那就是恩赐和惩罚，前者来自虔诚信徒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信仰所产生的敬畏。
(三)教会财务的管理和运用
受到柏拉图衷心赏识的，存在于严谨的艾塞尼教派之中的共产制度，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在宗教狂热的促使下，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财产，把获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脚下，然后大家平均分配。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无法维持而遭到废除。因为当财富落到不像使徒那么纯洁的人员手里，他们人性中的自私成分复苏，财富不仅遭到滥用，也破坏了道德和纪律。因而后来改信的教徒准许保有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通过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扩大各人独有财产的数额。传播福音的执事只接受适当的部分钱财，并不要求全部捐献。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每个信徒根据需要的迫切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奉献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知道摩西律法中有关什一税的条款，仍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此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美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的犹太人都奉命交出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并通过放弃很快必将随世界毁灭的多余财富，以立下莫大的功德。一般而言，每个教会的收入多少没有定准，随着教徒的贫富状况而有很大差异。同时教徒在偏僻的乡村相当分散，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
德西乌斯皇帝在位时，行政官员认为罗马的基督徒拥有极为可观的财富，这一点从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金银器皿可以得知。许多新加入的教徒，为增加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子女的利益于不顾；父母成为圣徒，子女却常变成乞丐。对于局外或敌对人士的揣测之词，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揣测之词相当可靠。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起募捐，赎回被沙漠地带蛮族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竟然能从远不如罗马教会富足的社团募到10万塞斯退斯(大约850英镑)。在德西乌斯时代之前的100年，罗马教会有一次从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一笔逾20万塞斯退斯的巨额捐款。这些奉献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接受，也无力承受一定份额地产的拖累。当时有若干法令涉及不准转让的规定，任何团体未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和敕令，禁止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畏惧和嫉妒对象的一个教派，是不会轻易给予其特准的恩典的。不过据记载，亚历山大·塞维鲁当政时出现一件事，指出这种限制有时并不发生作用。通过钻法律漏洞加以规避，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严格的法律在执行时渐趋松弛。到公元3世纪结束之前，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都赠予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各行省大城市极为富裕的教会。
主教是教会理所应当的管理人，公共钱财全交给他一人负责，既无账目也无人监督。长老的职责只限于教务活动，一些执事更无实权，只是专门雇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如果我们相信西普里安激烈的言辞，不知道他的阿非利加兄弟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犯下福音教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背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理人，有的把大量教会财富用来获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用来牟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拿来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没有受到任何强制，就不能随意滥用奉献者的信任。运用慷慨捐献的钱财时，教会应表明自己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团体。有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的生活，拨出足够的经费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令人感到愉快的部分称作“阿嘉庇”的“爱之宴”。此外全部余款都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由主教考虑后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援助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忠于传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不幸人士。一种慷慨互通有无的做法，能把最遥远的行省也相互连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兄弟的捐献，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是奖励那些为教会建立功勋的教徒，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虽然嘲笑新教派的这项原则，但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也承认其确能发挥仁德之风。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许多即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在尘世受到忽视，就会投入教会温暖的怀抱。我们相信照当时盛行的不人道做法，常有许多婴孩被父母遗弃，他们被虔诚的基督徒救出，免于死亡，再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维持生计。
(四)教会处理赎罪问题的原则
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可以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组织应享有的福利之外。基督教会主要对一些重要的罪犯行使此权力，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欺或淫乱罪的人；那些宣扬已被主教团斥为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随者；还有那些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仍旧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人士。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徒，无权参与信徒的宗教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情谊都将全部断绝。他们也会因为不敬神灵，而使自身变成原先崇敬自己或曾经喜爱自己的人所厌恶的对象。而且，被正统宗教团体开除会籍这一事，就足以在品格上留下可耻污点。所以一般人即使不是避若蛇蝎，起码也都怀有戒心。
不幸被驱出教门的信徒，处境十分痛苦和悲惨。一般而言，他们的恐惧往往甚于苦难。参加基督徒团体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锁钥，交给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而被开除教籍的人也无法从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因为原来就有明确的目标，并可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有获得真正的得救道路的希望，力图在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可能在基督教大团体里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罪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总是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徒的大家庭里去。
有关如何处理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勿枉勿纵，另一种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教会分为两派。严格和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排斥这些罪人，即使他们愿意以最卑下的身份，回到被自己玷污或背叛的神圣教会中来，也要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他们只能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经由从生到死的忏悔，也许能感动至高的神。基督教会中最纯洁最受尊敬的人，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宽恕的大门和天堂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要建立一种严厉和正直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助罪人涤清过错，另一方面对旁人产生儆戒作用。悔罪的人要很谦卑地公开认错，接受斋戒而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饶恕所犯的罪行，恳请所有信徒代为祈祷。如果罪行的性质属于十恶不赦，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
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能获得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怀抱。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用于罪行异常严重，怙恶不悛的罪犯。基督教会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寡，由主教裁量做出不同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一在加拉太，一在西班牙，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但仔细对比他们各自保存至今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南辕北辙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太人，经过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是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罪行，却完全被剥夺和解的希望，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宽恕。他所犯下的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他十七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罪在不赦的过失。
宽厚和刚直合理地搭配，同时根据政策原则和正义行为所施为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性力量。用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种特权的重要性。他们拿维护秩序的堂皇借口掩饰自己的野心，对于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会众队伍，行使教规防止有人逃离的时候，不容许有任何对手出来抗衡。从西普里安自以为是的文告中，我们看出开除教籍和接受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权威最主要的成分。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所得到的惩处，远不如蔑视主教权威所获得的谴责更为严重。有时我们可以想象着听见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一条大缝，地狱的火焰吞噬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种族。有时我们也可以忖度，罗马执政官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严格执法的决心。迦太基主教责备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放纵目无法纪的行为不加惩罚，主教的权威随之消失，统治教会崇高而神圣的权力也跟着结束，最后必然带来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放弃了尘世的荣誉，对一群卑微和遭到世人鄙视的会众，竟能绝对控制他们的良心和思想，这比起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怀恨在心的人民身上的那种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个人内心的骄傲。
探索重要问题的过程极为烦琐，虽然令人厌烦，但我期望从除了神意的主要原因外，提出次要原因，将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的真理。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人为渲染，或是出于偶然的情况，以及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对于人类深受不完美天性相称的诱因所影响，看来也不应感到奇怪。
基督教得益于5个次要因素，那就是：信仰的热忱、来世的憧憬、神迹的传闻、严格的德行以及教会的体制。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发展，获得伟大成就。正是由于第一个因素，基督徒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决心要使被征服的敌人完全屈从。接下去的3个因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因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武器，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的志愿兵，借此发挥无可抗拒的威力，去奋力击败一大群不知“为何而战”及“为谁而战”的乌合之众。在多神教各种教派中，埃及和叙利亚四处游荡的狂热教徒，是唯一有组织的僧侣阶层，他们对神的安全和昌盛极为关切，利用民众的迷信思想，获得声誉和支持。罗马和各行省的多神教祭司，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富有资财，把出面管理著名神庙或参与公众献祭活动，当作极为风光的事务，大部分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等到他们按照乡土的规定和习俗，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时，则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态度。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各有正当职业，宗教的热情和虔诚，很少受到个人利益或职业习惯的影响。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始终不会受到纪律约束，也不会产生管辖的联系。当他们受到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只要在和平与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对行政官员而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彼此之间完全是同床异梦，各不相干，不仅松散也没有任何定准，在无须控制之下，任凭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而自然浮沉，依生活和处境的偶然情况，决定崇拜的对象和虔诚的程度。只要宗教信仰可以任意滥用在1000个神明的身上，那么他们的心灵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发生真诚和激烈的感情。
(一)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发展开创有利的历史条件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时，微弱而残缺的异教信仰失去原有的力量。人类虽然以自身之力无法洞察信仰的奥秘，理性却可以战胜异教的愚昧。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尽力揭开异教的虚假和荒诞时，他们不得不借用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不信神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伺候、全神贯注倾听他放纵言论的奴仆。有哲学头脑的人在公众场合，对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制度，表面上装出一副尊重的模样，但只要透过那层勉强的掩饰，内心的鄙视就会显露出来。在知识和地位上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他们不仅不接受神，反而加以嘲笑。等到老百姓发现这种状况，不免对他们信仰的教条充满疑虑和恐惧。古老传统日趋衰落，使得大部分人陷于痛苦不安的境地，对社会带来极大危险。怀疑的思想和错乱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士感到欢悦；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甘之如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幻境的消失就会带来痛苦。人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与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想要把希望和恐惧向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意图，是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是如此迫切的需要，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立即会被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代。若在紧要关头，上天不曾真正显现足以唤起人们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可以吸引人民好奇、惊异和敬仰的启示，那么很快就会有更为新兴和合适的神灵出来，占据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实际的情况来看，已有许多人从自以为是的偏见中解脱，念念不忘且急切希望个人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填补心灵的无限空虚，满足尚无着落的慌乱情绪。任何人如果愿意深思此一问题，则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会感到惊奇，可怪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和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明确提过，罗马对外的征战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好了准备，加速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行动。在本书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欧洲、亚洲和非洲最文明的行省，在何种情况下被罗马君王统一起来，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的密切联系，能够团结在一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热切期盼救世主，但是对神派来的先知所施展的神迹，表现非常冷漠。人们认为出版和保存《希伯来文福音书》完全没有必要，有关基督言行的真实史事，要等到非犹太人信徒大增以后，才在距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用希腊文编写而成。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文，除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罗马臣民全都可以领悟。后来为使那些农民皈依，传来特别的译本。原来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可以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和不列颠，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便利的通道。那种把外国宗教传入遥远地区时，通常要面对的障碍和阻挠，这些宗教征服者从未遭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基督的信仰已经在帝国各行省和大城市中传播。不过有关教会奠基的情况，组成教会的信徒人数以及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现在不是无从查考，就是被虚幻和浮夸的言辞所掩饰。基督教在亚细亚、希腊、埃及、意大利以及帝国西部，声望日渐增高，尽管我们获得的资料并不完整，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对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成就，也不会忽略。
(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地理条件
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爱奥尼亚海的富裕行省，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示传教热情和信仰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的辛勤培植，在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个区域建立起最大的基督教社团。就叙利亚行省而言，大马士革、贝罗依、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教会，不仅最古老而且最有名望。先知在《启示录》中描述亚细亚的以弗所、士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等7个教会，它们因此得以扬名后世，衍生的下属单位遍布人口众多的地区。在很早一段时期，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两个岛屿，还有色雷斯和马其顿这两个行省，热情接受新来的宗教。基督徒共和国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希腊和亚细亚古老的教会，有充分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使得诺斯替派和其他异端教派都能蜂拥而起，足以说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不外乎用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
除了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的供状、怨言和表现出来的恐惧。琉善是一位研究人类的哲学家，他的作品用极生动的词句描绘当代的各种情况，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充满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徒。基督死后不到80年，仁慈的普林尼不禁发出感叹，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图拉真皇帝极为详尽的信函中，提到罗马神庙几乎全部荒废，用作祭品的牲口无人购买，而从异地传入的宗教信仰，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经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原野。
有些作家颂扬和叹惜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无须对他们的说法和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可正确判断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数。无论如何，有一种事实总算保存下来，让我们对这个不为人知的有趣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那就是狄奥多西当政时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长达60余年，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安条克教会有10余万会众，其中竟有3000余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此后，东方最繁华荣耀之地，在于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时，发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25万人，这证明居民总人数恐怕不下于50万人。不论基督徒数量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若我们拿受迫害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偏僻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对立因素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应当采用的人口比例数是多么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记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上面所列举信徒的人数甚至超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显而易见，这位言辞锋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比较，前者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者却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非常兴旺，加上邻近巴勒斯坦，使新兴宗教极易传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们是居住在马里乌特湖区的艾赛尼人，这个犹太教教派对摩西的宗教仪式本就不如从前那样尊敬。艾塞尼人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厉行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热爱，热衷殉教以及义无反顾的信仰，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极其生动的景象。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统、科学的形式的，当哈德良巡视埃及时，见到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学君王的注意。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仅限于这个国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内。
一直到公元2世纪末叶，德米特里乌斯的前任仅是埃及教会的高级教士，掌握教会大权后，他亲自任命3位主教，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20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态度勉强接受新制定的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很难见到一个埃及人可抛弃野蛮习俗，而不再杀害动物用来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统治宝座，蛮族的热情屈服于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风气，埃及的城市充满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三)罗马教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异地和外省来的人流，不断注入罗马城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奇特或丑陋的事物，任何一个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脱法网的搜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无论是传播真理或虚妄的导师，还是道德或罪恶社团的创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门徒和从犯。罗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在无端遭到尼禄迫害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位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维在叙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继而取缔巴库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语气和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使得元老院采取严厉的措施之后，人们同样担忧已有极大数量的简直可称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团体，介入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要是能够仔细深入追究，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徒没有超过7000人。当然，如果考虑这些人将是司法单位侦办的对象，这个数字就相当惊人了。塔西佗和较早时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骗的狂热分子未免过于夸张，到底有多少人抛弃对诸神的崇拜，措辞非常含糊不清，我们对这点也要加以澄清。罗马教会毫无疑问在帝国中居首位而且会众最多，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经过38年和平时期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罗马教会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辅祭42人，以及读经师、驱魔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和穷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条克的状况做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罗马的基督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很难做出准确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居民不可能少于100万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
(四)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向
西方诸行省对基督徒的了解，似乎来自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阿非利加和高卢，逐渐仿效首都的做法。然而，尽管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访问拉丁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还要渡过大海越过阿尔卑斯山。除此以外，在其余那些幅员广阔的地区，无法找到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比起安东尼统治时期，出现过更激烈的皈依热潮和迫害活动。福音传播在高卢严寒区域缓慢发展，与在阿非利加炙热的沙漠地带，那种迫不及待的接受情况极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会的主要组织，这个行省基督教组织发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镇。设置主教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宗教社团的声望和地位，而这些团体在整个公元3世纪中，受到德尔图良宗教热情的鼓舞，服从西普里安才能过人的领导，由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
我们转过来看看高卢，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沉默适合虔诚的心灵，却与宗教的热情难以兼容。我们不免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感叹，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无法将这些行省的凯尔特语改为拉丁语。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行省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行省的福音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的官员呈送《护教申辩书》时，这些行省便已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
有关欧洲西部教会模糊不清和资料欠缺的源起问题，现有的记载非常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建立的时间和情况做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到很久以后，阴暗的修道院里游手好闲的僧侣，受到贪婪和迷信的支配，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在这些神圣的浪漫传说中，有关使徒圣詹姆士的事迹，由于过分夸张怪异，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是金纳萨雷特斯(Gennesareth)湖边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却忽然变成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曾赞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Compostella)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他的威力；代表军阶的宝刀加上宗教法庭可怕的拷问，用亵渎神明的借口来消灭任何持反对意见的论点。
基督教的发展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早期神职人员按照神的预言陈述事实，新兴的宗教在创立者死后的100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殉教者圣查士丁说道：
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还是任何其他人种，不论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不论他们对工艺和农业多么一无所知，不管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对有人在祈祷，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奉献给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
即使就今天的真实状况来看，这种极难如愿、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词，只能看作一位把信仰建立在理想基础上的虔诚而任性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无论这些是神职人员的信念还是愿望，都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蛮族——那些西徐亚人和日耳曼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这是不容置疑之事。甚至就是伊比利亚、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都不曾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在那个时期之前，经常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对于喀里多尼亚部落、莱茵河、多瑙河及幼发拉底河的边陲地区，可能传播过不完整的福音教义。在幼发拉底河的对岸，只有埃德萨很早就接受基督教信仰，坚定的决心表现十分突出，基督教的教义正是从此地向外推展，才较为容易地传入希腊人和叙利亚人的城市。当时这个地区还受到阿尔达希尔后裔的统治，但这些教义对波斯人的心灵并没有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原有的宗教体系，在训练有素的僧侣阶层努力之下，要是与希腊和罗马变化无常的神话做一比较，其建构显得更为技巧和牢固。
(五)原始基督徒的人数和处境
当前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虽不完善，所持的立场倒是很公正。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认为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出于恐惧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信仰的虔诚，实在是过分夸大所得的成就。按照奥利金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未皈依的庞大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根本不可能肯定，甚至也难以猜测早期基督徒的确实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做出最高的估计，很难想象在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已有二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投身到十字架旗帜之下。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看起来像是人数大为增多，也是有助于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和强大。
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显赫的少数人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贫穷之中。基督教是面对整个人类的宗教，相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必然会从下层社会得到更多的信徒。像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竟然慢慢变成十分可憎的污蔑借口。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教会的辩护者看来也不曾全力否认，那就是新兴的基督教派，完全由人群中的残渣所组成，都是一些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其中经由最后这类人的推荐，可能才把传教士引进富有和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毫无名气的教师(这是异教徒恶意的贬词)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宣扬教义。他们小心翼翼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冲突，尽可能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因为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的缘故而最易接受外来影响的心灵，灌输迷信的恐惧思想。
像这种出于恶意的描绘，虽说有的地方颇为相似，但是从对歪曲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敌人之手。基督教卑微的信仰广布整个世界，一些因天资和财富获得地位的人士成为信徒。阿里斯泰德斯曾向哈德良皇帝呈献极具说服力的《护教申辩书》，他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士丁有幸遇见一个老人，或者说是天使，改变了他的关注点，使他开始对犹太先知进行研究，但在这之前，他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及柏拉图等不同学派求教过有关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斯阅读过多种希腊文著作，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的学识非常渊博。虽说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仍可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知名的修辞学教师，后来甚至在基督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是并不见得有对宗教产生有益的效果而已。知识可以带来虔诚之心，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指责亚尔特蒙追随者的那番说辞，完全可用来诋毁使徒继承者的各个教派。
他们妄图修改圣书，背弃古老的信条，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构成他们的观点。他们忽略教会的道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着对大地进行测量时，竟然会忘怀天主的旨意。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对于伽伦的著作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自滥用不信教者的技艺和科学，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淳朴。
(六)与基督教兴起有关的各种问题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士，完全和基督教信仰无缘。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比提尼亚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祖先的宗教。德尔图良利用阿非利加前执政官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很明确地对他提到，要是坚持运用残酷的株连手段，就必须将迦太基的人口消灭十分之一，而且他会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那些出身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以及他最亲密朋友的友人和亲戚。但是德尔图良这种过于大胆的挑战言论，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从不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等到40年之后，瓦莱里安皇帝倒是真正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从他的敕令中，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院议员、罗马骑士以及有身份的贵妇，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然逐渐丧失内部的纯洁，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致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基督徒，他们都试图协调现世和来世生活的利益。
然而，由于这些特殊的事例不是数量太少，就是时间太晚，无法消除横加于早期基督徒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虚构的传说来加以强辩，更可行的办法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诲的题材。大家只要愿意深思便会有所体会，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使徒，那么把第一批基督徒在尘世的地位降得越低，就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格和功德。我们有责任时刻铭记在心，一般而言，天国的门专为穷人敞开。受过灾难和鄙视所磨炼的心灵，听到神灵应许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相反的是，有福分的人为拥有尘世而感到满足；有智慧的人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滥用理性和知识的优越，事实上却一无所得。
我们确实需要建立理念来自我安慰，免得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悲伤。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最有资格接受上天恩赐，像塞涅卡、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身为奴隶的埃皮克泰图斯，以及马可·安东尼皇帝等人，他们都为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人性尊严。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中，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荣誉，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他们的思想所形成的哲学，清除一般人迷信的成见，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是一个令人惊异和关心的问题)都忽略或漠视基督教体系的成熟。无论他们说出的话还是有意的沉默，对于遍布罗马帝国日益扩大的教派，都表现出鄙视和不齿。在他们中间，那些愿意降低身份提到基督徒的人，也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和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帖耳听从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真正让有见识的学者产生共鸣的理论。
原始基督徒一再为自己和宗教撰写的护教言论，这些哲学家是否仔细读过，值得怀疑。不过更令人惋惜的是，没有更具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传播宗教的大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谬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只是经由揭示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大众的同情。在应当明示基督教神圣起源时，却大力宣告弥赛亚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将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神迹讲个清楚。经常谈论的教义或许能启迪基督徒，或者使犹太人改教，因为这两者承认预言的权威，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所包容的含义和应验的情况。不过，有些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信仰道路和预言风格，这种劝诫方式用在他们身上，便会大大减弱说服的力量和影响。查士丁和后来的护教者那种拙劣的手法，把崇高意义的希伯来神谕变成遥不可及的幻象，充斥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漠无情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闭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一些用奥尔甫斯、赫耳墨斯和女预言家的名义强加于他的、好像来自上天的真正灵感，实际上是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使得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采取欺诈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不很高明的诗人，给自己笔下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和无用的盔甲。
但是，对于万能的上帝基于他们的感觉而非理性，亲手提出的证据，异教和哲学世界竟毫不在意，我们又该如何原谅他们呢？在基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第一批门徒的时代，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神迹所证实：跛脚能行走、盲人看得见、生病得痊愈、死者可复生、恶魔遭驱除……自然规则往往为教会的利益暂时停止发挥作用。但是，希腊和罗马的圣哲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神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精神和物质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行省，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景象，天地一片漆黑。如此神奇的现象，理应引起人类惊愕、好奇和虔敬。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放过不提。这件事发生在塞涅卡和老普林尼在世时，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眼睛所曾亲见的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食，仅满足于描述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在那个值得记忆的时刻(公元前44年3月15日)，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毫不例外都对此大书特书。
基督教在传播福音的初期阶段，凭着基督教教义的纯正、道德律条的纯真以及教徒生活的纯洁，人们必会很自然地认定：异教徒会推崇这些充满善意的教会﹔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可能会嘲笑有关宗教奇迹的种种说法，却也会对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地方当局对这些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而能够奉公守法的教徒，不但不会迫害，还会尽力保护。另外，只要回想一下多神教普遍受到宽容，自古以来始终享有民众的崇拜，哲学家因漠视宗教也不会反对，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也会鼎力支持。因此我们无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何种罪行，竟会触犯自古以来听之任之的宗教政策？何况罗马帝王素来保持中立态度，听任上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和迷信活动在温和统治下安然并存。到底是何种动机，促使他们一反常态，惩处信奉独特的但无害于人的宗教信徒？
古代罗马世界的宗教政策为了制止基督教发展，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80年之后，有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处死了几个无辜的基督教信徒，他所依据的法令更是由一位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基督徒向图拉真继任者一再提出的申诉状中，充满了悲惨的情景，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之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顺从良心呼声、谋求信仰自由的信徒，不能分享贤良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对几位著名殉教者死难情况的记载，措辞都十分谨慎。自从基督教执掌最高权力开始，教会统治者不遗余力，模仿昔日异教徒仇敌的本领，在宗教迫害方面同样的残酷无情。本章的宗旨是要从一大堆未经整理、充满谬误和显然虚构的资料中，设法筛选出可信而且较为有趣的史实，力求清晰合理，并对首批基督教徒遭受迫害的原因、程度、持续时间和重要情节，重新做一番交代。
受到宗教迫害的教派，由于恐惧感的压抑、愤怒情绪的播弄、狂热信仰的刺激，很难心平气和去调查事实真相，客观无私地评估敌人的行为动机。对于宗教迫害这个问题，连那些安全无虞、立场公正的局外人士，往往都不能持平清醒地看待。罗马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如此对待原始基督教徒，有种说法是从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而得，似乎较为真实可信。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是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祭典仪式，全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要是某种教派或某个民族，要从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只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必然会触怒其他教派，最后导致他们联合一致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基于彼此的宽恕加以维持，要是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随之而来的权利也就不复存在。自古以来，只有犹太人非常明确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只要深入思考，犹太人在罗马当局手中所受到的待遇，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根据，可以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受迫害的真实原因。
罗马皇帝和总督对耶路撒冷神庙的尊重，前面已经提过。这里只想说明，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城市的毁灭，以及后续发生的情况，都会激起征服者难以言喻的怒火，并用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这样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尼·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表现出无法忍受的情绪，甚至引发多次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塞林等地区，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跟毫无戒备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后来却进行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任何耳闻目睹的人都不禁为之发指，当然情不自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称快。当局惩罚这个疯狂的民族，愚昧荒谬的迷信不仅使他们与罗马政府为敌，还要成为全人类的仇人。犹太人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另一方面是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一厢情愿相信具有最高权力的救世主，很快将降临人间，解开他们的枷锁，为这些选民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宣称自己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奋起实现以色列的梦想，终于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的军团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
尽管犹太人对政府不断挑衅，罗马皇帝的愤怒总会随着获胜而平息，战争和危险一过，帝国恢复平静，不再惶恐难安。罗马当局对多神教实施宽容政策，加上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恢复古老特权，又能对婴儿施行割礼，仅有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即不得把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强加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身上。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不得进入耶路撒冷城区，却可在意大利的行省和城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居留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荣誉，无须负担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义务。罗马人具有宽容性格，对异教保持不屑一顾的情绪，使得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在形式上获得法律认可。犹太教长驻于太巴列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和信徒，行使内部司法权力，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教徒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奉献。帝国各主要城市建立新的犹太会堂，按照摩西律法规定和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斋戒日及其他节日庆祝活动，全都可公开举行。这样一来，罗马当局温和的宗教政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犹太人冷酷的态度，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梦幻中清醒，逐渐安于做帝国驯良和勤劳的臣民。原来犹太人那种对全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的行为，而是另外找到了无害的发泄管道，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经文，诅咒傲慢的埃多姆王朝。
犹太人厌恶罗马皇帝和臣民信奉的神明，拒绝参与祭拜活动，却还能自在地过着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使人不得不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之所以能幸免于基督门徒所受的苦难，其中必有原因存在。这两个集团的区别不易分辨。但从古代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至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教却只是一个教派。虽然每个集团都应尊重邻近的另一个集团的神圣传统，但就一个民族而言，更有责任坚持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圣哲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一致要求他们必须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犹太人自视较常人圣洁，这就会激怒多神教徒，反说他们是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犹太人不屑于与其他民族交往，遭人蔑视也是罪有应得。摩西律法大部分内容看来烦琐而荒谬，然而，许多世纪以来被一个庞大社会所接受，犹太教徒当然也可援例。他们被世人承认有权奉行教规，若违背便被视为犯罪。
这种原则虽可保护犹太会堂，但对原始基督教会并没有好处，也不能产生保护作用。基督徒只要信仰基督福音，便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割断了习俗和教育之间的神圣纽带，破坏帝国和家族的宗教制度，狂妄诋毁祖先长期信仰和崇拜的神圣事物。这种叛教行为(若能这样认定的话)还不仅是局部或限于某一地区的问题，虔诚的叛教者既然摒弃埃及或叙利亚的神坛，自然不屑于在雅典或迦太基的庙宇中去寻找庇护。每个基督徒都以厌恶的情绪抛弃家族、所在城市以及行省长期保有的迷信思想。全体基督徒都毫无例外拒绝和罗马、帝国乃至全人类所崇信的神明发生任何关系。因此那些受压制的信徒不论怎么要求伸张正义，要求听从良心呼唤和自行判断不能剥夺的权利，也都无济于事。基督徒的处境也许使人同情，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辩，却始终不能被异教世界的有识之士和一般信徒领会。按照常人的看法，任何人要是对相沿已久、代代相传的信仰产生怀疑，简直和有人忽然对本乡本土的习俗、衣着或口音感到厌恶一样荒唐无稽。
异教徒的惊愕很快转为憎恨，基督徒里最虔诚的人士，都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冠上不信神的恶名，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危险。怨毒之心和偏颇成见相互为用，把信徒说成是一群无神论者，胆敢攻击帝国的宗教制度，这帮人受到罗马当局的严厉指责，完全是罪有应得。基督徒使自己和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多神教的神庙所奉行的迷信活动全都断绝了关系(他们很乐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别人始终不明白他们究竟信奉何种神明，用何种形式的宗教来代替古老信仰和庙宇。基督徒对“最高的神灵”所持有的纯洁而崇高的观念，并非异教徒芸芸众生的粗俗头脑所能理解。他们无法体会一个存在于信徒心灵之中独一无二的上帝，它既不具有任何可见的形体，又不按照习惯举行祭奠和庆祝，也不设置祭坛供奉牺牲。曾经超然物外对第一动因的存在和属性进行沉思默想的希腊和罗马的先哲先贤，不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是出于虚荣的作祟，总愿意为自己和少数得意门徒保留致力于这种哲理思维的特权。他们绝对不肯承认人类的偏见是真理的标准，但却认为偏见是人性原始意向的自然流露。
先哲认为，大众的信仰和宗教要是置感官于不顾，脱离迷信的程度愈远，愈将无力阻止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狂热情绪产生的幻景。一些才智之士对基督启示说投以不屑一顾的目光，他们坚信他们匆匆得出的结论，进而更坚信一直尊敬的神性统一观念，被新教派狂野任性的激情所损毁，为虚无缥缈的玄想所磨灭。一篇据称出于琉善之手的著名对话录，作者刻意用嬉笑怒骂的笔调，论述三位一体这个神秘的题目，不仅无法达到期望效果，就飘浮不实的人性的软弱和深不可测的神性的完美而论，还暴露出作者对这方面的无知。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仅被信徒尊为圣人和先知，还被当作神明来崇拜。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惊异，因为多神教教徒对民间流传的神话或任何有关的事物，即使再牵强附会，都会拿来当作崇拜的对象。关于巴库斯、赫拉克勒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各种传说，早已脍炙人口，所以相信上帝之子一如常人降临人世，也是想当然之事。但基督徒竟然要抛弃那些供奉古代英雄的神庙，令人感到吃惊。正是这些英雄在世界的早期发明了各种工艺，制定各种法律，征服世界各处危害人类的暴君和妖魔。基督徒宁愿选择一个鲜为人知的教长作为唯一崇拜对象，在早些年头，那位教长在一个野蛮民族中，成为本族怨毒的同胞和罗马政府猜忌下的牺牲品。为数众多的异教徒民众只对尘世的利益感兴趣，拿撒勒的耶稣赐予人类赛过无价之宝的生命和不朽，大家却视若无睹。在这些贪恋红尘的人看来，基督自甘牺牲的精神、坚持贞洁的勇气、博爱无私的胸怀、人品举止的崇高和生活言行的朴实，不足以弥补缺乏声望和无所建树的缺陷。他们拒不承认基督对黑暗势力和死亡取得巨大胜利，反而对基督教神圣创始人极为可疑的出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受尽屈辱的死亡，多方曲解甚或横加污蔑。
基督徒置本人的信念于国家宗教之上的罪过，因人数众多和联合行动而更加严重。众所周知，早有人发表过这方面的见解，那就是罗马当局对臣民的任何结社活动，都极为仇视和猜疑，即使全然无害甚至抱着有益社会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也很难得到政府认可。因此，脱离公共敬神活动的基督徒，私下举行宗教集会，自然更令人生疑。他们的组织不合法，最后被认为对社会造成威胁和危险。罗马皇帝以维护治安为理由，禁止基督徒在夜间秘密集会，认为他们违背了正义的法则。基督徒由于信仰而表现得执着而顽固，更给他们的行为和用心涂上了一层严重的犯罪色彩。罗马帝王对于俯首听命的顺民或许会立即停止使用武力，他们认定命令能否贯彻执行，关系着统治者的尊严。若有一种独立精神，自认可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他们就会使用严厉的惩罚来阻止。基督教带着这种精神就会产生叛逆活动，等到扩展范围增广和持续时间加长，就更会受到罗马当局的压制。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主动积极和成效卓然的宗教狂热，将信仰传播至帝国的每个行省，甚至每个城市。新的皈依者为了和性质显然与众不同的特殊社会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不惜抛弃自己的家族和国家。基督徒阴沉和严峻的神态，对正当谋生活动和各种人生乐趣的厌恶，加上经常散布大难即将临头的预言，使得异教徒不免忧心忡忡，害怕这个新教派会带来某种危害。大家愈是不明白，就愈感到后果严重。普林尼说道：“不管基督教的宗旨是什么，只凭着他们桀骜不驯的顽固态度，就应予以惩罚。”
基督的门徒进行宗教活动时，总尽量避开别人的耳目，最初是出于恐惧和需要，后来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基督徒极力模仿古希腊伊琉西斯神秘派极端诡秘的做法，认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神圣的组织在异教徒心目中愈显高不可及。然而许多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意，后来产生的结果完全与他们的意愿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基督徒之所以遮遮掩掩，是由于有些做法根本见不得人。这种被曲解的小心作为，为敌视他们的人提供了制造谣言的机会，使怀疑他们的人更对可怕的谣传信以为真。这些故事四处流传，基督徒被说成是人类中最邪恶的败类，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干着荒唐的下流勾当，不惜牺牲人类的尊严和道德，取悦那位不可知的神。有许多人假装悔过自新，出面讲述亲眼所见举行拜神仪式的情景。他们肯定地说：
基督徒入教的神秘仪式，是把一个刚出生且浑身沾着面粉的婴儿，捧到一位手持匕首的新入会教徒面前。他闭着眼在这个代他赎罪的牺牲品身上胡乱砍杀。残酷行动完成后，教徒们便大口喝干婴儿的血，大块吞食还在颤动的小肢体，全体须通过这共同的犯罪意识以保证彼此永恒的秘密。更有人证明说，在这种惨无人道的献祭后，大家便一起吃喝，所有人都以狂饮来满足各自的兽欲。待某个时刻，灯火突然全部熄灭，所有人抛弃羞耻心，遗忘人的天性，并在黑暗中不顾伦常，胡乱进行交配。
然而，只要仔细读一读古代基督徒的申辩书，任何一个正直的反对派人物，对这些诽谤造谣的说法，都不会信以为真。基督徒坚持本身的清白，向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呼吁，要求追查谣言。他们宣布，只要有人能够为诽谤他们的罪行提供任何证据，甘愿领受最严厉的惩罚。他们同时还反驳说，别人胡乱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不仅毫无实据，从情理上来推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方面倒是令人信服。他们反问道，福音书上一条条圣洁的戒律，对于各种合法的享乐尚且要加以禁止，谁能相信竟会唆使教徒去犯那些最值得诅咒的罪行；谁能相信如此庞大的一个宗教团体，会有人这样令自己的组织声誉蒙羞；谁又能相信如此人数众多、品性各异、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人群，对死亡尚无所畏惧，竟会违背教养和天性深深印入脑中的做人准则。这样义正词严的申辩，除了有些基督教的辩护士不识大体，为了发泄对教会内部敌人的切齿仇恨，不惜损伤宗教事业的共同利益以外，任何言辞都驳不倒申辩的真实性。
当然，这些辩护士有时暗示，有时直截了当宣称，强加于正统基督徒头上血腥的献祭活动和淫乱行为，事实上是马西昂派、卡勃克拉特派以及属于诺斯替派的几个小教派的所作所为。这些派别已成为异端，在某些方面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戒律。其结果是，那些和基督教会脱离关系的分裂教派，也使用类似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人声称，那种不堪入耳的淫乱行径，在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一直普遍存在。正统信仰和异端教派之间微妙的分界线，异教徒政府地方官员根本无法分辨。他们认为这是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揭发出彼此共同的罪行。政府当局有时本着温和与冷静的态度，完全不理会各教派之间的宗教狂热，经过公正的慎重调查之后所做的报告中，总是声称那些抛弃罗马宗教信仰的派别，所做的交代很真诚，行为也无可非议。虽然他们那种荒谬和过度的迷信会招致法律的惩处，但这样的调查，对首批基督徒的安宁和名声，总是件好事。
历史的使命在于从实记录史事以为后世借鉴，要是刻意为暴君的行为开脱责任，或为迫害的旨意寻找借口，就会自取其辱。我们必须了解，那些看上去对原始教会毫无善心的罗马皇帝，要是将他们和近代君王动辄使用军队暴力和恐怖手段以镇压不同信仰的臣民做一个比较，其罪恶程度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像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这样的君王，无论从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方面，应该都能认清良知的权利、信仰的义务和法律的公正。古代的罗马帝王和官吏，对基督徒坚持信仰的原则一无所知，但出于促使基督教合法或自然皈依本国的神圣宗教制度的考虑，他们的内心不会产生敌对的动机，所定的罪责也可以获得缓颊，这些因素都能够降低进行迫害的激烈程度。当局的行为出于立法者的温和政策，不受具有偏见的宗教狂热所驱使，执行那些针对地位卑贱的基督徒所制定的法律时，常因蔑视心理而不以为意，甚至出于人道的关怀而免于处理。要是我们全面检视罗马当局的心态和动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当局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发觉对此一新兴教派不可漠然视之。
其二，任何臣民被控犯有此一奇特罪行，当局在量刑定罪时，都会特别谨慎处理。
其三，处罚以从宽为原则。
其四，受害的教会有和平安宁的时期。
那个时代的异教徒作家长篇大论写下皇皇巨著，但是对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视为平常，着墨不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四点符合事实，所言不虚。
感激上天的恩赐，早期的基督教会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罩住，在教徒的信仰成熟、人数增加之前，保护他们免于恶意的攻击，甚至完全不被异教徒知晓。他们逐渐抛弃摩西所规定的种种崇拜仪式，为最早皈依福音的人提供安全而无害的掩护。由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亚伯拉罕的族人，割礼就是最特殊的标志，在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举行礼拜，并将律法和先知视为神的旨意在地上显现。就是在心灵上接受以色列应许之说的非犹太人，在改变信仰以后从外观上也被视为犹太人。
多神教徒重视表面的祭典和仪式，更甚于信仰的实际内容。这个新兴教派有伟大的企图和期望，始终小心地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私下传播，从罗马人对那个闻名的古老民族所抱持的宽容政策中，获得相当程度的保护。时隔未久，犹太人受到宗教狂热和对异端深仇大恨的刺激，慢慢觉察到他们的拿撒勒兄弟正在背弃犹太教堂的教义，一心一意要把异端邪说淹没在信奉者的血泊之中。但是上天的意旨，早已解除他们执行恶毒念头的武装能力。虽然他们有时还能无法无天，行使煽动叛乱的特权，但是已不再拥有审判罪犯的司法权力。同时犹太人发现，要在一个冷静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的心中，煽起由狂热情绪和偏见引起的仇恨也确乎不易，何况各行省总督曾宣布，随时准备受理危害公共治安的案件。一旦罗马人听说问题的核心不是具体事件，而只是一些有关宗教的空话以及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应如何解释所产生的争论时，罗马当局便觉得，认真研究在一些野蛮和迷信的人当中发生的不着边际的意见分歧，未免有损于罗马帝国的尊严。因此，第一批基督徒的清白无辜，倒是受到全然无知和不屑过问的保护，异教徒地方官的法庭常常变成躲避犹太会堂疯狂迫害最安全的庇护所。
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传说，也会在这里重述十二使徒漫游异邦的行程，他们的种种神奇行迹，以及各自不同的死难情景。但是，经过一番更细腻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曾目睹基督创造各种奇迹的人，如何可能会被允许在巴勒斯坦境外，用自己的鲜血来证实他们所言不虚。从常人的正常寿命来判断，就能知道，在因犹太人的不满而导致的那场以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而告终的疯狂战斗爆发之前，十二使徒中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早已过世。从基督死亡到那场令人难忘的暴乱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除了在基督死后第35年，也就是那场大暴乱发生之前两年，尼禄曾对帝国的基督徒突然进行过一次短暂而残酷的迫害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罗马政府改变宽容政策的任何迹象。后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独特事件的历史面貌，主要是依靠那位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仅凭他的人品也足以使我们不能不对这段史料做一番最认真的思考。
尼禄当政的第10年，帝国首都遭到一场大火，为祸之烈和受害之广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腊艺术和罗马功勋的纪念物，布匿战争和征服高卢的全部战利品，最神圣的庙宇和最壮观的宫殿，都被凶猛的烈火吞噬。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部或地段，只有4个区部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平地，其余7个地段在经历大火肆虐后，到处是断壁残垣的悲惨景象。当局提高警觉，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让这场重大灾害引起不良后果。皇家花园开放收容受难民众，迅速搭建临时房舍让灾民栖身，提供廉价的粮食和民生用品。从下达的诏书对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构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罗马当局采用了一种最宽厚的政策。正如繁荣时期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罗马大火发生数年以后，反而建造出比过去更美丽整齐的新城市。尼禄在这段期间尽量谨言慎行，装出悲天悯人的仁慈态度，还是无法使他免于大众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个杀妻弑母的凶手身上，是很自然的事。身为国君，无视尊贵的地位，竟敢在剧院登台献艺，这种人还有什么蠢事做不出来。因而谣言到处流传，指控皇帝纵火烧毁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谬的传言愈容易迎合灾民愤怒的心情。当时竟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更是使人坚信不疑，说是尼禄欣赏他所引燃的大火，手里弹着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毁而发思古之幽情。尼禄皇帝为了转移用专制力量也无法消除的嫌疑，决意要找一些人出来当替死鬼。塔西佗曾经这样写过：
因此，尼禄为了辟谣，将群众所称的基督徒抓来。这些人因作恶多端普遍受到厌恶，于是用各种残酷至极的手段来惩罚他们。教派因创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当政时，被代行法务官头衔的庞提厄斯·彼拉多处死。这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再度于发源地犹地亚传播，并蔓延到首都。须知罗马是当世最污浊放荡的罪恶渊薮，邪教在受到庇护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开来。起初，当局将自认是教徒的人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有大量人员被判罪，与其说是在城市纵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他们死于残忍的酷刑，临终还受到凌辱和讪笑。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缝上兽皮，让狗撕裂。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后来身上浸着易燃物质，在夜晚点上当成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当成大型展示场所，到处是惨无人道的景象，还举行赛车活动，皇帝亲临主持，他有时还会打扮成赛车手的模样混杂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过实在应予以严惩示众，但舆论认为这批可怜虫是死于暴君的残酷，并非为着大众的利益，因此群众由痛恨转为怜悯。
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类变革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尼禄位于梵蒂冈的花园和竞技场，受到首批基督徒鲜血的污染后，却因这个受迫害的宗教的一连串的胜利，以及代表的极大的特权而变得更为名闻遐迩。就在这块土地上，历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为壮观宏伟的教堂。他们从加利利海卑微的渔夫手里，获得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所继承的是恺撒的宝座，为征服罗马的蛮族制定法律，把管辖心灵的统治范围，从波罗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两岸。
有关尼禄的迫害活动，在此还要提出几点意见，希望能够解释若干疑点，为研究后续的教会历史提供一些线索：
其一，后世抱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离奇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塔西佗这段著名记述的可靠性。前一点已经为治学严谨的苏埃托尼乌斯所证实，他也提到过尼禄曾惩罚过一个新的邪恶的新兴教派。可为后一点做证的则有：说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为文那难以模仿的特殊风格；他那可以保证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热分子篡改的极高的声望；还有就是那段记述的主要精神，虽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并未提到他们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
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罗马大火的前几年，只能从阅读史料和与人闲谈中了解到幼年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以后才为公众所瞩目。他对高尚的阿格里科拉出于感激之情的怀念，写出使后人读之深受感动而有所启发的最早的一部历史作品，这时他已经40岁了。他以《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志》一试身手以后，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奥古斯都崩殂至涅尔瓦继位的30卷本《罗马编年史》。涅尔瓦的仁政创造了公正和繁荣的时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来治史。当他进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题材之后，考虑到自己的荣誉，避免让人作为笔诛的口实，认为与其颂扬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记录往日暴君的罪恶。他决定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奥古斯都以降相继四代帝王的行迹。要将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饰，使之成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发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对塔西佗这样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尽他大半辈子的心力。战功彪炳的图拉真在当政末期，已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古老的限制范围以外，这位历史学家却在《编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绘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继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预定的进度，还来不及叙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这时候的间隔只有60年，身为编年史家，有责任要能容纳当代人的各种观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跻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讨这个新教派的起源、发展和性质时，很自然地抛开尼禄时代的偏见，而以哈德良时代的看法为依据。
其三，塔西佗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好奇和见识，将许多事件中间环节的状况和概念，留给读者自己补充，因此他的行文极为简洁，故意省略这些环节。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必然有特殊原因，导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否则，照当时他们的隐秘生活和清白无辜来看，不太可能引起帝王注意，更不可能触怒当局。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压迫，现在大量聚居在首都，比起基督徒当然更会引起皇帝和民众的怀疑，何况一个对罗马的压迫感到忍无可忍的民族，不惜采取残暴的手段来报仇雪恨，倒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是犹太人在皇宫里有靠山，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暴君本人。美丽的波培娅是尼禄的皇后，也是皇宫的主宰，还有一位犹太血统的演员深受皇帝宠爱，都在为这个让人厌恶的民族说项讲情。想要犹太人不受牵连，必须找出替罪的羔羊，于是有人提出，虽然真正的摩西信徒与罗马大火没有关系，但最近他们之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教派，像加利利派可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加利利派这个称呼之下，有两类人被混为一谈，其实他们的行为和信仰根本风马牛不相关，一类是信奉拿撒勒耶稣的门人弟子，另一类是投身到高卢人犹大旗帜下的狂热信徒；前者是人类的朋友，后面这类人才是充满仇恨的敌人。他们之间唯一类似之处，是为了捍卫坚定的信仰绝不会让步，全然无畏于死亡和酷刑的威胁。犹大的追随者在煽动同胞全面叛乱以后，全部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中壮烈牺牲；但作为基督徒的耶稣信徒，则已经遍布在整个帝国。在塔西佗所处的哈德良时代，一个完全被人遗忘的邪恶教派，竟将它的罪行和祸害，归之于应公正对待的基督徒身上，倒是自然不过的事。
其四，不管人们对这种臆测(这只是一种假定而已)抱持何种想法，事实非常明显，尼禄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引起的原因，都限于罗马城的范围之内。加利利派或基督徒所信奉的教义，从来没有成为惩罚的标的，也没有受到追究查禁。从此以后，他们在长时期内遭受苦难的概念，一直与残暴和虐待发生关联。后来几位较为温和的皇帝，将这个受到暴君压迫的教派，看成善良和无辜的被害人，尽量采取宽容的对待方式。
有件事值得注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几乎同时毁灭于战火之中。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信徒自愿向圣殿所做的捐献，竟然被暴虐的征服者抢走，拿来整修和装饰朱庇特神殿。罗马皇帝向犹太人征收人头税，虽然每个人缴的税额有限，但是这笔钱的运用早已有所计划，征敛的手段非常严厉，让人认为是一项让民众不堪其苦的苛政。有些人与犹太人既无血统渊源，也没有宗教关系，税务官员还是可以任意课税。基督徒原来借着犹太人的会所当庇护，现在也无法逃脱贪婪的勒索。基督教徒一直不愿沾染上偶像崇拜的嫌疑，凭良知也不能为披着魔鬼外衣的朱庇特神庙尽力。由于基督徒当中尽管数目日减，却仍有相当数目的人依旧信奉摩西的戒律，他们想要极力掩盖犹太血统，却很不容易做到，只要检查是否行过割礼，马上就能揭穿身份。
但是就罗马当局的官员来说，他们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上的差异。在那些用皇帝名义设置在罗马的法庭或是以代行法务官名衔设置的犹地亚地方法庭上，有两位受审的基督徒，据说他们的出身甚至比伟大的君王还要高贵得多。他俩是耶稣基督的亲兄弟使徒圣犹大的孙儿，本来具备继承大卫王的资格，受到全民的尊敬，从而引起总督的猜忌。但是他们的穿着褴褛而且答话很老实，很快让当局相信，他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扰乱罗马帝国的安宁。他们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皇室血胤，以及和弥赛亚的近亲关系，但是否认有任何世俗的企图，声称要建立纯粹属于精神和心灵的天国。当被问到财产和职业时，他们就伸出因每日辛勤劳动而长满老茧的双手，说是完全靠着耕种为生，在科卡巴村庄附近有一块面积约24英亩的土地，价值约9000德拉克马或300英镑。于是圣犹大的孙儿在总督既怜悯又鄙视的心情下，无罪释放。
大卫王室的衰落使后代子孙免于暴君的猜忌，但是自己家族的兴旺使得怯懦的图密善皇帝提高警觉。只有他所恐惧、憎恨或尊敬的罗马人流血，才能消除他的不安。所以图密善对付自己亲叔叔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的两个儿子，老大很快以涉嫌谋叛而定罪，小儿子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由于生性懦弱无能，才幸免于死。皇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位不会造成威胁的堂弟真是恩宠备至，把自己的外甥女多米蒂娜许配给他，收养他们所生的儿子，希望有一天让他继承王位，并赐予孩子的父亲执政官的高位。可是，连一年的任期都没有满，图密善就找了一个微小的借口，将堂弟判处死刑，多米蒂娜也被放逐到坎帕尼亚海岸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另外一大批被牵连进去的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判没收财产，被指控的罪名是“无神论者”和“认同犹太人”。按照当时官府和舆论对基督徒模糊不清的了解，以此二者离奇结合而成的罪名，除了用于基督徒身上，对其余人员全都不适合。
就凭着这种“莫须有”的解释，并由于过于迫切地希望拿一个暴君的多疑作为他们死得光荣的证据。于是教会便将克莱门斯和多米蒂娜列于第一批殉教者的名单之中，并将图密善的暴行称为“第二次大迫害”。但是，这次迫害(如果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的时期并不长，处死克莱门斯和放逐多米蒂娜后不过几个月，一名深得多米蒂娜喜爱的自由奴史蒂芬，虽然没有信奉她的宗教，却在皇宫里刺杀图密善。元老院对死去的皇帝加以鞭尸，废除他所下的诏书和判令，赦回被流放的人。在涅尔瓦皇帝温和的统治下，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地位，发还所没收的财产，就连一些罪无可恕的人也都获得赦免，或者逃脱了惩罚。
大约过了10年，图拉真在位时，小普林尼被他在元老院的同僚和皇帝任命为比提尼亚和本都的总督。他到任后不久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应依据哪些法令和规定来进行法院的审判工作。小普林尼从来没有参与过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只知道有这个教派的名称，至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属于哪种性质，按什么方式定罪，应给予何种惩罚，他根本一无所知。他在惶恐的状况下，就像以往惯常的做法，将这个新兴教派的状况写了一篇奏章，就他个人难免有点偏袒的看法，呈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以圣明的睿智解开他的疑惑、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的一生汲汲求知，通晓政府事务，19岁的年纪就以出色的辩词，在罗马法庭初试啼声，进入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他也荣任过执政官，个人交游广阔，与意大利和行省的各阶层都有联系。如果说他对这方面无知，那倒是释放出来一些信息。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当他出任比提尼亚总督时，对于取缔基督徒并没有一般的法规和元老院的敕令。因为无论是图拉真还是以前几位公正廉明的皇帝，他们的诏书和司法裁定，都会收入民法和刑法的法典之中。同时，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对这个新兴教派的意见，即使在法庭上有取缔基督徒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可以成为当局必须遵循的先例。
图拉真的宗教政策在概念上或许会发生错误，但就他对小普林尼奏章的批示来加以对比，表现得还算公正仁慈。因而后来有一段时期，基督徒常用来为自己辩护。图拉真皇帝并没有表现出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狂热，要把异端查得水落石出，一点都不能放过，使判罪的人愈多愈好。相反地，他表示最关紧要之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人身安全，而不是防止犯罪者逃脱制裁。他承认要制定一套普遍适用的法律甚为困难，但在颁布两项较为宽大的法令后，对于受苦受难的基督徒，确实起了支持保护的作用。虽然他明令指示地方官员惩处已依法定罪的基督徒，但基于人道的考虑，还是提出非常矛盾的做法，那就是禁止对未定罪的嫌犯进行审讯，也不允许有一点风声就进行追究。皇帝对于匿名指控概不受理，认为这种可耻的行为损害政府信誉，因而严格规定，要以“信奉基督教”的罪名给人定罪，必须有合法的控告人公开出庭做证。
按照这样的规定，任何人要想充当告发人这种引人怨恨的角色，必须公开说明产生怀疑的理由，具体提出秘密集会的时间和地点，列出大量内部情况的资料。而这些都是教徒严格保密，绝对不会让这些神圣的事物为基督教的敌人所亵渎。要是控告人的指控生效，必然遭到人数众多而又活跃的教派的仇恨，受到人群中思想开明分子的谴责，而且不管任何时代和国家，这种行径都被视为可耻的告密者。反之，若证明控告不实，按照哈德良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凡诬告市民犯有信奉基督教的罪名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最高可判处死刑。个人之间的仇恨或者宗教信仰的冲突，可能会无视于遭受侮辱或危险所带来的恐惧，但是也可想象得到，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中，很少人愿意以身试法来指控敌人。
为了规避法律的限制所采取的权宜手段，对于制止私人仇恨或宗教狂热的害人计谋，确实发挥很大的功效。恐惧和羞愧的心理对个人行为产生制约，但在人数众多而喧嚣的集会中，这种影响力就会失去作用。虔诚的基督徒希望获得殉道的光荣，当然有更多人力求逃避，不是迫不及待，就是提心吊胆地等待按规定即将来临的节日庆典和竞技比赛。一到这种场合，帝国各大城市的居民都会聚集到竞技场或者露天大剧场去。那里所具有的特殊气氛以及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激发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让他们完全丧失人性。无数的观众头戴花环，满身经过香熏，要用牺牲的鲜血净化灵魂，置身于保护神的画像和祭坛之中，全部沉浸在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欢乐之中。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想到，只有基督徒憎恶全人类共有的神祇，怀着阴险的恶意拒不参加庄严的集会，就是在对公共喜庆活动进行侮辱或表示厌恶。
如果帝国最近遭到任何灾难，比如一场瘟疫，一次饥荒，或一场战争的失利；如果台伯河泛滥成灾，或者尼罗河河水没有漫进田地；如果发生地震或者季节的寒暑失调，这时，迷信的非基督徒认定这全是基督徒的过错，他们的罪孽和渎神活动，虽然因政府的过分仁慈而得到宽恕，终于还是引起上天的震怒。在一大群狂乱和被激怒的暴民环伺之下，诉讼案件不会按公正的法律程序进行。在一个被野兽和角斗士鲜血染污的竞技场里，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庞大人群不耐烦的怒吼声，指控基督徒是全体人类和神明的公敌，呼吁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于是人们就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着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抓来扔进关着狮子的兽穴里。主持这类集会的行省首长和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满足民众这种要求，牺牲几个最惹人痛恨的基督徒，来平息他们的怒火。但是，有一些明智的罗马皇帝保护基督徒，免遭暴乱群众任意指控所带来的伤害。他们很公正地谴责这类私刑，认为这既不符合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有损帝国政府的公道立场。哈德良和安东尼·皮乌斯的诏书都明确宣布，集会上民众的呼喊，对热心信仰基督教的人，永远不能作为定罪和惩罚的合理见证。
有些基督徒定罪以后也不一定要服刑，经过证人的证明，或者自愿招供，已经充分坐实有罪的人，仍能自己掌握选择生或死的权利。基督徒使地方官员最感愤恨之处，不在于过去的可恶罪行，而是目前的抗拒态度。当局认为对定罪的人，已经提出非常宽大的赦免条件。他们只要同意在祭坛上敬几炷香，就会平安地在一片掌声中当场释放。大家认为，一位仁慈的法官要善尽责任竭力感化，而不是惩罚那些迷途的狂热分子。法官根据被告的年龄、性别和具体处境而采取不同态度，不惜屈就高高在上的身份，向教徒指出活着如何充满乐趣，死亡是可怕的绝灭，不仅苦口婆心劝说，有时甚至请求他们多同情一下他们可怜的家人和亲友。如果规劝和威胁都不起作用，还会使用暴力，皮鞭和刑架可用来补充说服力之不足。为了制服这些在异教徒看来如此冥顽不灵、怙恶不悛的罪犯，不惜使用各式各样的酷刑。对于迫害者这种离奇的行为，古代的基督教辩护人据实提出严厉的指责，说当局违反一切法律原则和正常的法庭程序，然而使用酷刑的目的，不是要强迫罪犯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而是要他否认自己的罪行。
等到后来，接连几代的修道士在孤寂无聊之中，竟以研究早期殉教者所受各种死状和苦刑为乐，挖空心思发明许多想入非非的离奇酷刑。他们假想狂热的罗马政府地方官员，置一切道德观念和公共廉耻于不顾，竟然对无法制服的人进行奸污，下令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暴力。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妇女，往往被迫受到更严酷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重要。奉命前来奸污她们的淫荡青年，事先都曾受到法官庄严的告诫，要他们对那些不愿向维纳斯祭坛敬香的渎神处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爱神的荣誉。可是，他们的强暴行为总是无法得逞，总会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及时进行干预，使这些贞洁的女基督徒，最后能够免于遭受身不由己的蹂躏。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交代，在比较古老和更为可信的教会记录中，很少有这类污秽笔墨的夸张词句。
对早期殉教者的描述，之所以如此不顾事实真相，表现得如此荒诞，主要是出于一个很自然的误解。公元4世纪和5世纪的教会作者妄加猜臆，认为罗马政府地方官员像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一样，对基督徒怀有势不两立的狂热仇视。诚然，一些由平民摇身一变成为朝廷显贵的人员，可能会怀有基层民众的成见。还有一些人出于贪婪或恩怨，也会表现得残酷无情。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可以用早期基督徒感激涕零的供状作为证明，皇帝或元老院派往各行省操持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人士，他们尊重法治精神，通晓各种哲理，往往拒绝执行可厌的宗教迫害任务，对某些告发根本不予受理，或者向被控基督徒指明逃脱刑责的办法，使之免遭法条的惩处。尤其在官员被授予可以自行裁决的司法权力以后，他们总是尽量解救和帮助一直遭受迫害的基督徒，而非变本加厉做进一步压迫。当局并没有将被告到法庭的基督徒全部判罪，更没有把那些狂热坚持基督教信仰、已被判罪的人全都处死。在大多数状况下，基督徒都会被判处不太严厉的惩罚，如监禁、流放或者发配到矿山服行苦役，为遭到判决的不幸受害者，保存一线希望。如能遇到新主即位、皇室婚姻或者战争获胜等国家庆典，皇室会颁令大赦天下，他们很快就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和财富。
罗马政府地方官员若要立即处死殉教者，看来只是从两个极端中仔细挑选的少数人。其中大部分是主教或执事，都是在基督徒中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处死他们，可以产生杀一儆百的作用。不然就是些基督徒中身份最卑贱的人，特别是那些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贫民，一般人认为这些人的生命一文不值，他们的苦难在古代人看来，不值得挂齿。学识渊博的奥利金曾经亲身经历，而且广泛阅读古代基督教的历史，非常明确而且清楚地提到，真正殉教者的人数实在是微不足道。单凭这种权威性的论点，就足以推翻一般人所谓的曾经出现一支殉道大军的说法。从遍布罗马各地的许多地下墓穴中，搜寻到的殉教者的遗骨和遗物，数量之多，足以塞满为数众多的教堂，神迹和功德更成为连篇累牍的圣徒传奇中不可思议的主题。但是，奥利金一般性的议论，可以从友人狄奥尼西乌斯的具体证词中得到解释和说明。狄奥尼西乌斯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大城里，一直受到德西乌斯皇帝的荼毒，但是按照他的估计，因信奉基督教被迫害至死的殉教者，大约只有十男七女。
就在罗马当局进行迫害的同一时期，能言善道、积极进取又充满宗教狂热的西普里安，不仅管辖迦太基教会，更负责整个阿非利加教区。他具有能使信徒升起虔诚尊敬心的特质，但也激起异教徒地方官吏的猜忌和仇视。由于他的地位和性格使然，他注定成为招致嫉妒和危险的目标。然从西普里安一生的经历来看，人们过分夸大了这位基督教主教所处的危险处境。比起一些俗世的野心人物，为追求权势和富贵，他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了。须知4位罗马皇帝连带整个家族、亲信和部从，在短短10年之内全部灰飞烟灭。这段时期迦太基主教凭借其口才和威望，一直在指导阿非利加教会会议的工作。他出任主教3年以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因德西乌斯皇帝严厉的诏书，对于地方当局的侦骑四出而感到紧张，也为民众在公共集会中，要求把基督教的领袖西普里安抓来喂狮子的狂暴叫嚣声感到惊惧。为谨慎起见，他觉得应该回避，遂逃到一处与世隔离的僻远地方躲藏，但仍与迦太基的教士和民众保持联系，在那里直到风暴过去，不仅可以保全性命，也无损于自己的权势和声望。不过，这种极端小心的做法难免引起非议，有些行事严正的基督徒对此事感到惋惜。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公开加以辱骂，认为放弃神圣的职责是怯懦和背叛的行为。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目前暂时苟全性命，供来日教会在紧急时献身之用，并无不当，而且有几位主教的先例。何况他还是遵从神的旨意。但真正可以杜绝悠悠之口的做法，是在8年以后，他决心以身殉教的那种从容赴义的精神。有关他遇难的真实状况，有人抱着宗教的热诚很公正地记载下来，只要摘录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我们对罗马当局宗教迫害的精义和方式，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就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分别第三次和第四次出任执政官那一年(257 A.D.)，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阿非利加总督的帕特努斯在私人的议事厅里召见西普里安，向他宣达刚接到的皇帝诏书：凡是背弃罗马宗教的人士，应立即回归到祖先遗留的祭典仪式。西普里安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不仅是基督徒还是主教，只信奉和礼拜唯一的真神。他身为帝国的臣民，每天都为两位皇帝的圣躬康泰祷告。他用温和而充满信心的态度，坚持公民应享的权利，对总督这些难以释怀而且明显违法的问题，表示无法接受。西普里安以抗命罪被判处流刑，很快被发配到滨海的自治城市泽吉塔尼亚，该地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离迦太基大约有40英里。被流放的主教在那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为能坚持理念而沾沾自喜。他的名声传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事迹被印制成册用来教诲人数众多的基督徒。虽然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被来信、访问和各种贺词所打断。等到行省的新总督到任后，西普里安所处的状况更加好转，他从流放地赦回，不过还是不准进入迦太基，他就在首都近郊自己的花园里居住。
西普里安被捕过了一年以后，阿非利加总督伽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处死一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迦太基主教知道自己会被选为牺牲者，脆弱的心灵受不了打击，刚开始想偷偷逃走，不愿身陷险境以获得殉教的光荣，但是很快他恢复了知天安命的态度，回到花园静候死神使者到临。两名高阶军官奉命前来拘捕，坐上马车把他夹在中间，当时因总督很忙排不出时间来处理，所以未送到监狱。他们将他带到迦太基的一所私人住宅，也就是其中一位军官的家里，准备了一桌精美的晚餐款待主教，允许教会的朋友前来见他最后一面。这时，外面的大街上挤满了大群教徒，都为精神上的导师即将面临的命运感到忧虑和惊慌。西普里安在第二天早晨被带上法庭，总督在询问过姓名和案情以后，命令他向罗马的神明献祭，特别表明要他考虑抗命不从的后果。西普里安肯定而坚决地加以拒绝。于是，总督在和列席的陪审官员稍事讨论后，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判处死刑。判决书的内容是“塔西乌斯·西普里努斯敌视罗马神明，身为犯罪集团的首领，妖言惑众，公然违抗两位圣明皇帝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的法律，本法庭依法宣判处斩首之刑”。处决他的方式尽量温和以减少可能的痛苦，也没有使用酷刑逼使迦太基主教放弃自己的信仰，或是供出他的同谋。
判决一经宣布，等候在法庭门口的大群基督徒立刻发出“我们愿意一起去死”的呼声。他们流露出的强烈的热情对西普里安毫无帮助，但是也没有为自己带来危险。西普里安在几个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护卫下，既没有抵抗也没有受到任何侮辱，就被解送到近郊的刑场。宽阔的平地上早已挤满观看的群众，几位在教会协助他的长老执事和辅祭，奉准陪伴充满圣洁光辉的主教，帮他脱下长袍，将亚麻布铺在地上，承接为教会牺牲的宝血，并且听从他的吩咐给了刽子手25个金币。于是这位殉教者先用双手蒙住脸孔，等他将手垂下时只见刀光一闪，头颅便被砍落下来，尸体留在原处几个小时，用来警告这些信奉基督教的非犹太人。到了夜晚，来了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将遗骸搬运到基督徒的墓地，公开举行西普里安的葬礼，没有受到地方官府的干涉。参加送葬和祭奠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到审问和处罚。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阿非利加行省有很多位主教，西普里安是第一位够资格获得殉教圣徒的冠冕的。
西普里安有权选择作为殉教者死去，或是作为叛教者而活着，不过这种选择却关系到他身后的荣辱。哪怕这位迦太基主教当初参与基督教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和野心，面临这种生死关头，也总要保持他原有的操守。只要还有一点大丈夫气概，也要忍受酷刑的折磨，总不能临危变节，将一生的名望付诸东流，那不仅会受到基督徒弟兄的唾弃，也为异教徒所鄙视。只要西普里安对宗教抱持炽热的情绪，确能像他所宣示的那样，受到教义理念的支持，那么殉教者的桂冠是终生追求的目标，根本不会使他感到恐惧。
从基督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那些言之有理而又语意含糊的证道辞内，很难了解他们所抱持的观念。至于有幸为宗教而牺牲性命的殉教者，也无法确定，在生前对他们许允的不朽光荣和永恒幸福，他们究竟能体会到何种程度。神职人员尽其所能地教诲人们，殉教的烈火可以涤清一切过错，救赎所有的罪愆。特别提到一般基督徒的灵魂，必须经过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净化过程，只有受难者可以意气风发地进入永恒的天国，位列于教长、使徒和先知之中，与基督一同统治俗世，协助审判全人类。千古流芳的英名可以满足世人天性中的虚荣心，经常激起殉教者的勇气。
雅典和罗马对为国捐躯的公民，会表彰他们的荣誉，但是要与早期教会对在信仰战场获胜的教徒的那种热烈的感激和崇敬相比，要显得冷漠无情许多，就像内容空洞的展示活动。教会每年都要举行神圣的仪式，纪念德行高洁和受苦受难的殉教者，最后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中完成崇敬的典礼。有些公开承认宗教信仰的基督徒，会被异教徒的官员从法庭和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殉教未成，但是这种坚定的决心还是获得应有的荣誉。最虔诚的女教徒会要求亲吻所戴着的镣铐和身上经历酷刑的伤痕。这些人被认为已经接受神的恩典，意见会受到重视，得意忘形之下，难免滥用因宗教热诚和信仰坚定所获得的崇高地位。殉教者之名所代表的荣誉，被用来表彰那些为信仰基督而受苦以及牺牲的人。他们有高尚的德行，但是也显示出殉教者的人数实在不多。
现代人的观念清晰而且行事谨慎，对早期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可能只会指责而不会仰慕，或许是会仰慕而不会效法。根据苏比西乌斯·塞维鲁生动的描述，那时的基督徒渴望成为殉教者的急切心情，更甚于后代人企求获得一个主教席位。伊格纳提乌斯在戴着镣铐穿行于亚细亚各大城市时，写下的一些书信所表现的情绪，实非普通人的天性所能容忍。他带着宗教的狂热祈求罗马人，在他被投入露天斗兽场时，千万不要出于好心，进行无礼的干预，夺去他即将成为殉教者的光荣。而且他声称决心要挑逗和激怒那些野兽，好成为解脱罪孽的工具。有些故事特别提到某些殉教者的勇气，真把伊格纳提乌斯所说的话付诸实施。他们故意引得狮子发怒，催促刽子手赶快行刑，兴高采烈跳进专为他们准备的烈火，在那剧烈的痛苦折磨中，表现出无比欣赏的神态。有些故事还提到狂热宗教信仰的人员，对罗马皇帝为保护基督徒安全所颁布的限制性法令，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有些基督徒有时因为没有人告发他们，就主动坦白自己的信仰，用粗暴的行为扰乱异教徒公开的宗教仪式，成群结队拥到罗马地方官吏的法庭周围，大喊大叫要求官府拿他们去治罪。
像基督徒这种露骨的做法，不可能不引起早期哲学家的注意。但是他们的反应似乎只是感到惊讶，而很少表示钦佩之意。有些基督徒的坚毅精神是那样超乎常态、不合情理，哲学家们无法解释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因而把这种急于求死的激情看成是极度的绝望、过于愚顽或狂热的迷信所造成的离奇结果。安东尼努斯总督对亚细亚行省的基督徒叫喊着说道：“不幸的人们!可怜的人们!如果你们真要是对生活如此厌倦，找一根绳子或一处悬崖不就再容易不过了吗？”对于那些自己坦承、无人告发的基督徒，他在判刑时会极为谨慎(一位博学而虔诚的历史学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对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帝国的法律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因此他只能挑出少数几个人来定罪，借以警告他们的教友。对其他大多数的教徒，他总是带着气愤和鄙夷的神情打发他们离开。但不管这种厌恶情绪是真是假，信徒这种始终不屈的表现，对那些天性易于接受宗教真理的人却颇有正面的影响。每到那种可悲的时刻，总会有许多人出于怜悯和钦佩，最后皈依基督教。悲壮的激情往往从受难者的身上传达给旁观者，有人说，殉教者的鲜血变成基督教发展的种子。
尽管献身宗教的精神不断提升，引人动容的教诲继续煽动，狂热的情绪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被对人性的希望、对生命的留恋、对痛苦的害怕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情感所取替。审慎的教会负责人慢慢体会到，有必要对徒众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狂热情绪加以限制，不再轻信在生死关头全然丧失理性的坚毅精神。随着信徒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不再那样艰苦和严峻，他们也就不再热衷于追求殉教者的光荣。基督徒士兵不愿做出一番英雄事业以求得扬名于世，在应尽责抵抗的敌人面前往往狼狈逃窜。不过，他们倒是有三种可以逃避迫害的烈火的方法，产生罪孽的严重程度也各自不同。第一种公认完全无罪，第二种的性质可疑或至少属于有罪范围，第三种则被视为对基督教信仰有直接背叛的罪行。
其一，罗马地方当局遇到有人告发某人信基督教时，总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被告，给他一些时间以先料理好自己的家务，准备为被控告的条款做出答复。这些情况显然会使后世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感到无比惊奇。若被告对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把握，完全可以趁着这段空当找机会逃跑，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荣誉，躲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或远赴外省，在那里耐心避风头，以便再获得平静和安全。如此合乎人情的办法，除一丝不苟、顽固坚持古代教规而沦为异端的孟他努派拒不采用外，神圣的高级教士很快都用建议和行动给予肯定，且不会受到人们的非议。
其二，行省总督对钱财的贪婪远胜于宗教的热忱，往往对出卖证书(一般称为“免罪证”)的做法采取放任的态度。这份文件可证明持有者奉公守法，且曾向罗马神明奉献牺牲。那些富裕而胆小的基督徒凭着假证书，就可让恶毒的告发者无法开口，同时就某种程度而言，很安全地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渎神的行为，事后采取有限的赎罪悔改就能够抵消过错。
其三，在每一次迫害活动中，总有不少怕事的基督徒公开否认或实际放弃原来的信仰。他们用法定的焚香祭神或奉献牺牲的做法，证明改邪归正的诚意。有些叛教者一受到政府当局的虚声恫吓就屈服，另外有些较有耐力的人常在长时间反复受刑之后才停止反抗。有些人惊恐的面容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还有些人却若无其事地显现出愉快神情走向罗马神祇的祭坛。但他们只要度过眼前的危险，就会停止装模作样的姿态。一旦严酷的迫害有所缓和，教堂的门前就挤满悔过的人群。他们对屈服于偶像崇拜表示十分痛心，同样用信仰的热情请求允许重新加入基督教会，但不见得人人都蒙受接纳。
最高当局对基督徒判决和惩罚的一般原则，尽管早已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独立的权限来实施统治。这一教派的命运主要仍取决于自己的宗教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最高统治者和下属各级官吏所抱持的观点。异教徒会因一时的宗教狂热刺激，产生源于迷信的疯狂情绪，当局在经过慎重思考以后，常会压下或减轻这种情绪以免引起冲突。行省总督在各式各样动机的驱使下，可以严格执行法律，也可以放宽尺度。在这些动机之中，最强有力的一项，莫过于当局不仅要注意已公布的诏书，还要揣摩皇帝秘而不宣的意念。他的一个眼神就足以点燃或熄灭那一次迫害的烈火。每当帝国各地偶尔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早期基督徒就会鸣冤叫屈，夸大自己遭受的苦难。所谓“十大迫害”这个人人皆知的数字，是公元5世纪时的教会作家所议定。他们对于教会从尼禄到戴克里先时代，这250年间所经历的兴衰祸福，应该有更为清晰和肯定的看法。由于埃及发生十大瘟疫和《圣经启示录》提到的七头十角兽等先例，启发他们运用“十”这个数字。但是当他们把对预言的信仰应用于历史事实时，却非常小心地只选择了对基督教事业最为仇视的朝代。然而那几次短暂的迫害活动，不过是起到恢复信徒的宗教热忱以及强化他们对教规的信念的作用而已。每一次异常严厉的迫害以后，总会有很长的和平与安宁时期作为补偿。一些君王的漠然视之和另一些君王的宽容态度，使得基督徒的信仰完全能够得到公众的容忍，虽然也许并不合法。
德尔图良在《护教论》中列举两个非常古老、非常奇特，但同时也是非常可疑的皇帝大发慈悲的案例。那就是提比略和马可·安东尼颁布的敕令，那些敕令不仅要保护基督徒的清白无辜，甚至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神迹，完全肯定其所应有的真实性。
在这两个案例之中，第一个例子显然存有难解的可疑之处，令人无法轻信。大致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庞提厄斯·彼拉多本人曾经禀告皇帝，说曾经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而且似乎还是个圣人，极不公正地判处死刑。因而，虽然自己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却有成为基督教殉教者的危险。其次，公开表示蔑视一切宗教的提比略，却忽然想到要把犹太人的弥赛亚，归入罗马神祇的行列。再次，一向对提比略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居然敢违抗主子的命令，提比略对元老院的抗拒态度，非但没有表示生气，反倒很高兴保护基督徒的法令得以实施，在教会实际存在获得正名以前的年代，他要保护基督徒免受严刑峻法的伤害。最后，有关这样一项异乎寻常事件的记录，虽然保存在完全公开和绝对可信的文卷之中，却没有被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发现，只显现在这位在提比略死后160年据以撰写《护教论》的阿非利加基督徒的眼前。
第二个例子说马可·安东尼颁布诏书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在马科曼尼战争中，他向上帝祈祷，竟使他神奇获救了。好几位异教徒作家都曾连篇累牍记述罗马军团陷入困境，暴风雨和冰雹如何及时来临，一时间雷电交加，以致蛮族军队在恐惧中望风逃窜等情节。如果当时军中有基督徒，在这样危险的关头，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功于为了自身以及全军的安全而做的祈祷。但是，黄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帝国的奖章以及安东尼纪功柱，却都非常肯定地说明了一切。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没有人发现基督徒有这样重大的贡献。因为毫无例外，他们会把获救归功于朱庇特的庇护和墨丘利的援救。在马可临朝那段期间，他作为哲学家始终鄙视基督徒，而作为统治者随时会对基督徒施加惩处。
命运反复无常难以窥测，基督徒在有德之君治理下所遭遇的种种苦难，等到一位暴君即位反倒立即终止(180 A.D.)。罗马帝国的臣民中，只有基督徒身受马可的迫害，也只有基督徒获得康茂德宽容政策的保护。康茂德最宠爱的嫔妃，就是那位策划谋害皇帝情人而留名千古的梅西亚，对于受迫害的基督教会存有异乎寻常的偏爱，尽管她的罪恶行为和福音戒律无法兼容，但是她可能希望通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保护者，而为女性的脆弱所引发的不正当行为赎罪。在梅西亚的仁慈庇荫下，基督徒安然度过13年的残酷暴政。等到塞维鲁家族统治帝国时，基督徒和新王朝建立起较家仆更为亲密的关系。皇帝有次患重病时，有个奴仆呈献涂身的圣油，对身体和精神极为有效，他因而重用宫廷几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卡拉卡拉的奶妈和教师都是基督徒，要是年轻的君王显露出仁慈心，那也是偶发事件，虽然微不足道却与基督教的发展大有关系。在塞维鲁统治下，民众对宗教的愤怒情绪受到制止，严峻的古老法律也暂时束之高阁，各行省的总督满足于每年从辖区的教会收取献礼，以作为他们奉行宽容政策的代价和报酬。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主教，为决定庆祝复活节的时间引起争论(198 A.D.)，最后竟以武力相向，是那段安静时期的最重大事件。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人数日益增多，终于引起塞维鲁的注意和疑虑，在此之前，教会的安宁一直未受到干扰。为抑制基督教发展，他颁布一份诏书，虽是针对新入教的人士，但若严格执行起来，热心的布道者和传教士难免遭遇到危险和惩罚。在这次并不严厉的宗教迫害中，仍可看到罗马和多神教的宽容精神，只要是奉行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任何申辩和解释都会欣然接受。
但是，塞维鲁制定的法律，很快就随着皇帝的权威同时结束，而基督徒在经历了忽然袭来的暴风雨之后，接着享受了38年(211—249 A.D.)的安宁时光。在这以前，他们通常在私人住宅和隐蔽地点举行集会，现在已拥有举行礼拜仪式的专设馆所，甚至在罗马城内购置土地供教会使用，还可以公开选举神职人员，选举的方式堪称楷模，亦受到非基督徒的敬佩。这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使得教会的声望日增，出身于亚细亚各行省的君王，他们的政府显然对基督徒最为温和。这个教派的杰出人士，无须哀求宫廷奴仆和帝王情妇的保护，而是作为教士和哲学家被敦请进宫。早已在人民中传播的神秘教义，现在也不知不觉引起君王的好奇。
由于奥利金的虔诚和学识在东方极为知名，马梅娅皇太后途经安条克时，表示愿意召见他谈话。奥利金当然接受了这一殊荣，对于这样一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女性，虽然不敢奢望其改信基督教，但还是尽情地对其加以劝导，让对方能够接受他们的教义，最后很光彩地返回了在巴勒斯坦的退隐住所。马梅娅对宗教信仰所秉持的观念，后来被她的儿子亚历山大承袭。皇帝出于虔诚之心，虽然做法并不明智，却对基督教表现得极为关切。他在私人教堂里供奉了亚伯拉罕、奥尔甫斯、阿波罗尼乌斯和基督的神像，以示对他们恰如其分的崇敬，因为正是这些圣者曾以种种方式教导人类，要向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他的家属当中有人公开表示信奉更纯洁的信仰，实际遵守基督教的仪式，在宫廷里或许也是第一次有主教出入。亚历山大逝世以后(235 A.D.)，惨无人道的马克西明，对不幸的恩主遗留下来的宠臣和奴仆发泄自己的愤怒，于是一大批各种身份的男女基督徒，便卷入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中，因而这场杀戮便被不恰当地称作宗教迫害。
不管马克西明生性如何残忍，他对基督徒泄愤所产生的迫害，不仅范围有限，时间也很短促。虔诚的奥利金一心要为主牺牲，仍然存活在世，继续向专制君王灌输福音书的真理。他给菲利普以及菲利普的妻子和母亲写了好几封劝善的信(244 A.D.)。等到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禁卫军统领篡夺王位，便立即成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保护人。菲利普对这个新教派公开表示好感和偏爱，甚至教堂执事都获得尊敬，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传得绘声绘影，怀疑皇帝改信新教。后来还有人据此编造一套故事，说他谋害无辜的先帝，只有靠忏悔和行善来赎罪。菲利普的统治结束，紧接着是帝国的新君即位(249 A.D.)，新政府立即开始对基督徒进行残酷压迫。要是与短促的德西乌斯统治下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他们会觉得自图密善时代以来的处境，简直可以称为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安全。
从德西乌斯皇帝的道德操守来看，我们难以相信，他之所以运用残酷的手段，只是对前代皇帝宠信的人怀着卑劣的仇恨情结。更为可信的是，他为了恢复罗马的淳朴风气，要彻底执行所规划的计划，渴望把帝国从罪恶的迷信中解救出来。于是一些最重要城市的主教不是遭到流放，就是处死。地方官员全面提高警觉，阻止罗马教士进行新的选举，时间长达16个月之久。当时基督徒认为，皇帝宁愿出现一位皇位竞争者，也不能容忍首都有一位主教。如果我们设想，德西乌斯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发现基督教在谦恭外表的伪装之下隐藏着骄傲之心，或者德西乌斯有先见之明，得知世俗的统治从精神的权柄中逐渐升起，那么，他把圣彼得的继承者当作奥古斯都继承者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瓦莱里安的统治显得轻率易变和反复无常，这和罗马监察官的威严极不相称。在他的统治前期(253—260 A.D.)，宽容的态度甚至超过被疑为暗奉基督教信仰的君主。但在最后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却因为一位大臣而全心信奉埃及迷信，受到诱导采用前代皇帝德西乌斯的论点，恢复实行严厉的统治。伽利埃努斯执政为帝国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却恢复了教会安宁，颁发的敕令就其主旨像是承认主教公开的职位，使得基督徒完全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过去的法令虽然没有正式废除，却渐渐听任湮没无闻。这样一来(除了归之于奥勒良皇帝的敌意以外)，基督徒接连度过40多年的繁荣时期，但是对于他们所重视的德行而言，较之最为严酷的迫害时期更要危险得多。
当奥登纳图斯和芝诺比娅掌握东方时，萨摩萨塔的保罗担任安条克大主教的职位，他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明了那个时代(260 A.D.)的状况和特征。那位高级教士拥有的巨大财富就足以证明他的罪恶，因为这宗财产既非祖先的遗产，也不是来自诚实的劳动。保罗把教会工作看成有利可图的职业，掌握的教权成为其贪污受贿和巧取豪夺的工具。他经常向富有的信徒敲诈勒索，把很大一部分公共收入据为己有，由于他过着阔气和奢侈的生活。在异教徒眼中，基督教变成了丑恶不堪的组织。他的议事厅和主教宝座、公开露面时的豪华气派、恳请接见的求告人群、大量来函和请愿书的口述回复以及永远忙碌不堪的事务，看来像是担任民政长官的职位，而与早期主教的卑微地位极不相称。每当保罗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向教民讲道时，他像一位亚洲的诡辩家那样，采用象征性的比喻，打着戏剧性的手势，大教堂里便会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为他神奇的口才欢呼。对那些胆敢抗拒权势及不肯阿谀奉承的人，这位安条克大主教表现得极其傲慢而又严厉。可是，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教士却显得宽容而放纵，把教会的金银随意赏给他们，容许他们和主子一样满足各种世俗的欲望。至于保罗更是肆无忌惮地吃喝玩乐，还把两个年轻貌美的妇女接进主教府邸，当作长期打发悠闲时光的伴侣。
即使萨摩萨塔的保罗在这方面可说是罪大恶极，但要是能够保住正统信仰的纯洁，他对叙利亚首都教会的统治，也能够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如果恰好在这时教会遭到迫害，一次英勇的行为还会使他被尊为圣徒和殉教者。他不幸在涉及三位一体论的争议上，轻率而且固执地坚持一些十分微妙的错误，激起东方各个教会狂热和愤怒的情绪。从埃及直到黑海，所有的主教都拿起武器展开行动，经过多次会议，发表引起争论的文字，宣布将他逐出教门的惩罚，反复提出含糊的解释，不断签订无效的协议。最后，七八十名主教为此特别在安条克集会，终于做出判决(270 A.D.)，将萨摩萨塔的保罗赶下大主教的宝座。而他却在未经教士和信徒的同意下，擅自委任了一位新继承人，这种显然不合常规的做法，使心怀不满的派别声势大增。保罗对于拉拢宫廷的手腕并不陌生，终于设法获得芝诺比娅的欢心，得以继续占据主教的住所和职位4年有余。
奥勒良的胜利改变东部的局势，斗争双方以分裂和异端的罪名相互指责，现在都接到命令，获准到征服者的法庭去陈述各自的理由。像这样公开而颇为奇特的审判，得到的结果只是让人完全相信，基督徒事实已经存在，教会拥有财产和各种特权以及奉行的内部策略，即使没有获得法律认可，至少已得到帝国当局的承认。奥勒良身为异教徒和军人，不可能参加他们的争论，看看究竟是保罗还是对手的思想更符合正统信仰的标准。奥勒良的裁决是以公正和理性的一般原则作为基础，认为意大利的主教是所有基督徒中最公正和受尊敬的评审人。当他得知所有主教已一致同意宗教会议的决定，就不再表示任何异议，立即下令强迫保罗交出属于教职所有的世俗财产(274 A.D.)。这些财产据同教兄弟认定，一直被他侵占。不过，在为奥勒良的公正判决欢呼时，不应忘记，他的策略是急于想采用种种可用的办法，笼络臣民的兴趣和成见，从而恢复和加强各行省对首都的依赖。
帝国不断发生变革，基督教在和平与繁荣之中更加兴旺。虽然一般人认为恶名昭彰的殉教者时代，发生在戴克里先继位以后，这位贤明的君主所采行并维持了18年之久(284—303 A.D.)的新政治体系。就宗教方面而论，体现出更温和与更开明的宽容精神。戴克里先的心灵并不擅长深入思考，只适合遂行战争和推展政务等积极性的活动。他处世的态度很谨慎，反对在宗教方面有任何重大革新。虽然他的天性不会感受到信仰的激情和狂热，就算对帝国古代的神明，也只是基于习惯表现出关切的样子，但是他的妻子普丽斯卡和女儿瓦伦丽娅，却有空闲的时间，满怀敬意去聆听基督教的教义。一般认为这个教派很多世代以来，都靠着妇女虔诚的奉献得以发扬光大。宫廷里的内宦首领，像是琉善、多罗修斯、戈哥尼乌斯和安德鲁，他们随侍在戴克里先的身旁，管理他的家务，所以受到赏识，能够仗着权势保护着他们公开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那些管理着皇帝的皇家装饰、衣物、摆设、珠宝，甚至个人产业的重要官员，也都纷纷拿他们做榜样，虽然有时要陪皇帝到神庙里献祭，还是可以带着妻子、儿女和奴仆，非常自由地参与基督教的各种活动。
戴克里先和他的副手经常将重要职务委托给公开表明不叩拜罗马神明，却显露出治国才能的人才。各行省的主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受到民众尊敬，连官员也表示优容相待。几乎在每个城市里，古老的教堂都感到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教徒，因而在原来的旧址上，建造更为壮观和宽大的建筑物，供信徒公开举行礼拜。欧西比乌斯深切感叹，帝国的习俗和原则都已堕落不堪，这是戴克里先治下基督徒享有自由未加限制而产生的结果。过度繁华的后果是无法维持严格的纪律，欺诈、猜忌和狠毒在各地区的教堂集会和圣职团体之中蔓延开来。长老执事想要得到主教的职位，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不惜一切努力要达成目标。所有主教要在教会中争夺最高的职位，他们的行为表现就是要攫取世俗和独断的权力。基督徒认为自己的信仰有别于异教徒，但是只能从相互论战的著作中看得到，从实际的生活和行为中倒是看不出来。
尽管存在着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感，细心的人仍可以觉察到某些迹象，显示教会正受到空前激烈的迫害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基督徒的狂热情绪和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已经把多神教教徒从冷漠的蛰伏状态中唤醒，他们决心维护习俗和教育一直教导他们应予尊崇的神祇。业已持续了200多年的一场宗教战争，因为相互之间的挑衅活动，使得斗争双方的敌对意图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一个过去从未提及的新兴教派，用莽撞的态度公然指责同胞的错误，因此让他们的祖先永远处于可耻的地位。如此一来，遂激怒了人数庞大的异教徒。那种要想出办法在死敌的咒骂声中，建立为民间神话辩护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脑海里毫不在意、等闲视之的宗教体系，产生崇仰和敬佩的情绪。基督教会声称具有超自然的神力，那种力量使人感到恐惧和渴望。
罗马原有宗教的信徒，也用各种神迹堆起保护自己的堡垒，发明新的献祭程序、赎罪方式和入教仪式，企图使濒临绝灭的神谕能够重振声威。有些骗子为了迎合他们的想法，编造相关的奇迹故事，让人听到以后表示相信。双方对敌手所宣扬的神迹也都信以为真，虽然将对方的神迹归之于巫术和魔鬼的力量而感到满意，但又共同同意恢复和建立迷信的统治。哲学原是迷信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却变成最有用的盟友。雅典学院里古木参天的树林，伊壁鸠鲁学派繁花开放的庭园，甚至斯多噶学派宏伟高耸的柱廊，和许多亵渎神明的怀疑学派一样，几乎全都荒废无人理睬。还有许多罗马人希望靠着元老院的权势，对西塞罗的作品加以取缔和压制。新柏拉图学派中最得势的一派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同他们瞧不起的祭司建立联系，共同对抗令人畏惧的基督徒。这些生怕因落伍而被淘汰的哲学家，一心想从希腊诗人虚构的著作中寻找充满智慧的寓言，替选出的门徒制定神秘的献祭仪式，把古老的神祇当作上帝的象征或使者来崇拜，撰写许多反福音信仰的长篇大论文章，这些论著后来都被审慎的正统基督教皇帝付之一炬。
戴克里先的政策和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使他们偏向于保持宽容的原则。但另外两位共治者——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却很快被发现对基督徒的名称和教派怀有无法调解的仇恨。这两位君王的心灵从未受到学术的启迪，个人的性格也未受到教育的感化。他们获得名声是靠着战场的杀戮，等到有幸攀登权力顶峰，却仍然保持着农夫和士兵的偏见与迷信。在治理各行省的一般事务时，他们会遵守恩主所制定的法令规定，但在军营和皇宫里，有时因为基督徒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他们就会找出可供利用的借口，秘密进行各种迫害。
有一位阿非利加青年名叫马克西米利安努斯，其父认为他应该合法地服行兵役，就亲自送他到行政官员面前，但他固执地宣称，良心不允许他当兵杀人，结果被判处死刑。然而，对于百夫长马塞卢斯的行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不加以惩罚。在一个公共纪念日，这位军官扔掉他的皮带、武器和军阶标志，高声向大家喊叫宣布，他只服从永恒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此之外他谁也不服从，他将永不再使用杀人武器，也不再为崇拜偶像的主子效命尽忠。士兵听到后不胜惊愕，赶紧将马塞卢斯抓住，送到廷吉接受毛里塔尼亚地方长官的审问。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就以逃亡罪名被判斩首。这类性质的例证大多属于军法和民法问题，不见得算是宗教迫害的范围，却会使皇帝对基督教产生恶劣的反感情绪。伽勒里乌斯以此作为借口，很严厉地将大批基督徒身份的军官解除职务。同时也使一派人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就是说凡由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教派，其所奉行的教义若仇视公共安全，此教派不仅对社会毫无裨益，且很快给帝国的臣民带来危险。
伽勒里乌斯赢得波斯战争的胜利后，不仅声望提高，未来的仕途也更为顺利，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和戴克里先共度一个冬天，这时对基督徒的处置成为秘密商谈的主题。施政经验非常丰富的皇帝，同意在宫廷和军队里，不容基督徒担任任何职务，但仍然偏向采取宽容的措施。他特别强调，要是任意杀害这些误信邪教的信徒，不仅会带来危险，也是过分残忍的行为。在伽勒里乌斯的坚持之下，戴克里先最后还是同意召开一次会议，由军队和行政部门少数主要官员参加，将这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在座的朝臣认为这是一个表态的机会，大家异口同声支持恺撒(伽勒里乌斯)要严办的主张，尤其是他们掌握君王要消灭基督徒的心理因素。无论是基于君权的高傲、宗教的虔诚或是群众的恐惧，可想而知已经进行反复地说明，也许这些朝臣还要加油添醋，认为帝国的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因为有一批背道而驰的人民，生活在行省的心脏地区，逐渐茁长壮大。基督徒否认罗马的神明和制度，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团体，趁着他们还未建立武装力量之前，帝国要尽快镇压，再不处理就会发生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神职人员进行统治，也成立公用的金库，经常举行主教会议，将分散的部分紧密联合起来，何况那些人数众多、富有资财的信徒完全听命于教会的指令。经过这样一番说辞后，戴克里先勉为其难地下定决心，采用一套新的宗教迫害政策。对于这样一个决策过程，我们感到可疑，至于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像是宫廷的秘密阴谋活动、个人之间的不同见解和恩怨、妇人和阉宦的嫉妒心理，或者那些微不足道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可以影响到英明的君主，左右帝国的命运，那就非我们所知，无法在此加以叙述了。
基督徒在那个凄冷的冬天，焦虑不安地等待冗长的秘密协商所宣示的结果，终于得到皇帝的旨意。2月23日(303 A.D.)是罗马特米纳利亚祭典节日，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安排，正好是在这一天提出从此要限制基督教的发展。那天清晨，禁卫军统领在几位将领、护民官和税务官的陪同下，来到尼科米底亚主座教堂门口。这所教堂位于该城人口最稠密、风景最壮丽的高地上。教堂的大门被撞开，大家蜂拥进入圣所，没有搜寻到可崇拜的偶像，只有将几卷《圣经》烧毁了事。戴克里先的大臣带着大队侍卫，随扈校尉在前面开路，装备着可以破坏防御工事的器具，排成作战队形向前推进。于是一所高耸于皇宫之上，早引起异教徒的愤恨和嫉妒的神圣建筑物，在大家一鼓作气的努力下，不到几小时便被夷为平地。
第二天，罗马当局发布了有关宗教迫害的诏书。戴克里先一直反对流血，缓和了伽勒里乌斯的狂怒情绪，要是按照他的提议，凡是拒绝向罗马神明献祭的人士，都要立即活活烧死。但是从目前的规定来看，对倔强顽固的基督徒所施用的惩罚，不仅非常严厉而且贯彻到底。诏书特别规定，帝国各行省的基督教堂要拆除干净，凡是敢秘密集会进行宗教崇拜的人员均处以死刑。那些对基督教的性质和教义进行过研究的哲学家，现在负起指导盲目迫害活动的卑鄙任务。他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论，包含在先知、使徒和福音书作者的作品之中。所以他们极可能建议发布命令，要求主教和执事将所有的圣书交到地方当局的手里，然后很郑重其事地公开焚毁，凡是抗拒不从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根据同一份诏书，罗马当局立即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可以高价标售拍卖，也可以并入皇室的产业，或者赐给当地城市和同业行会，或者赏给多方恳求、贪财好利的廷臣。在实行取缔礼拜活动和解散管理组织的有效措施以后，认为有必要让那些仍然执迷不悟、拒不接受祖先传下来的自然宗教，也就是不信罗马国教的臣民，沦入万劫不复的处境。诏书宣告，凡是基督徒，出生为市民的人不能享有任何荣誉和职务，奴隶则被永远剥夺获得自由的希望，这些人的身家性命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授权法官接受和审理控告基督徒的案件，但是基督徒在受到伤害以后，却不允许向法官提出控诉。这样一来，不幸的教民只能受到司法机构的严厉惩处，却得不到政府组织的任何利益和保障。这种新形式的殉教既痛苦又持久，既不为人所知又屈辱不堪，哪怕是信仰最坚定的基督徒也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情感因素和利害关系倾向于支持皇帝的计谋，也是无可置疑的事。但是贤明的政府基于政策的要求，有时也必须采取干预的行动，以缓解基督徒所受的压迫。此外，罗马的君主无法消除滥用惩罚所带来的恐惧，也不能对诈欺和暴力行为放任不管，从而让自己的权威和帝国的臣民处于最可怕的险境。
这份诏书张贴在尼科米底亚最热闹的地点。但还没等所有公众看到，便被一位基督徒撕了下来，同时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说他对不信上帝而又专横跋扈的总督，不仅鄙视更十分厌恶。根据罗马最温和的法条，这种罪行也相当于谋叛，应处以极刑。如果这位基督徒是有地位或有教养的人，这种情况只会加重罪责。结果，他被判活活烧死，或者说是用小火慢慢烤死。那些刽子手热心为皇帝所受到的侮辱施加报复，用尽可以想到的各种酷刑，却始终丝毫未能改变他从容就义的神态，在死亡的痛苦之中，他的脸上仍然挂着坚毅而藐视的微笑。一般基督徒认为，他的行为严格说已不符谨慎的原则，却对他那神圣的炽热激情极为钦佩。大量加于这位英雄和殉教者的赞美之词，更在戴克里先的心中加深了恐怖和仇恨的印象。
戴克里先不久遭遇一场危险，更使他的恐惧几乎成为现实了。在短短的15天之内，尼科米底亚皇宫里他的寝宫先后两次起火，尽管都被及时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但这灾难离奇地重复出现，让人感到绝非偶然或一时的疏忽，嫌疑自然落在基督徒身上。有人认为，极有可能是一些走投无路的狂热分子无法忍受当前的苦难，担心有更可怕的大祸临头，于是，忠诚的同教兄弟就与宫里的阉宦合谋，企图暗害两位皇帝的性命，因为他们已被视为上帝教会的死敌。每个人胸中都充满猜疑和愤恨的情绪，特别是戴克里先。结果很多人或因其所担任过的职务，或因其所享受过的恩宠，都被投入监狱。各种形式的刑讯和逼供随处可见，不论在宫中还是在市区，四处都是遭到处决的人所留下的血迹。但是，不论采用什么办法，却始终无法查出有关神秘案件的任何线索。我们对那些遭难的人，也只能认定他们清白无辜，钦佩其坚韧不屈的殉教精神。几天以后，伽勒里乌斯仓猝告别尼科米底亚，声称如果迟迟不离开虔诚向主的皇宫，他将成为基督徒怒火下的牺牲品。关于这次迫害的情况，我们只能从教会史学家那里获得带有偏见的不完整资料，而且他们对皇帝何以会如此惊恐万状也完全茫然毫不知情。他们之中的两位作者——一位亲王和一位修辞学家，曾经亲眼看到尼科米底亚那场火灾，一个将其归之于雷电和上天的震怒，另一个认定是恶毒的伽勒里乌斯亲自纵火。
取缔基督教的诏书原来要作为敕令下达，颁行全帝国一体实施。不过戴克里先和伽勒里乌斯不必等待西部君王的联署，也肯定知道他们必然同意。因此，按照目前执行政策的观念来推论，行省的总督必然都会事先接到密令，同一天在统治区域对基督徒宣战。我们可以想象，无远弗届的公路和密如蛛网的驿站，使得皇帝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从尼科米底亚传达到罗马世界各个行省。他们不会容许这份诏书在50天后，还不能在叙利亚公布；或是在将近4个月之后，还没有通知到阿非利加的各个城市。后来发生延迟的状况，可以归于戴克里先遇事谨慎的作风。他一直对这些迫害措施不很赞成，希望先在亲眼所见之下进行一番实验，免得以后在边远行省实施，要冒引起混乱和不满的风险。事实上，地方当局在开始时，也不敢轻易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后来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获得准许，甚至鼓励宗教迫害的热情。基督徒尽管乐意放弃装饰华丽的教堂，还是不愿下定决心中断教徒的宗教集会，或者将《圣经》付之一炬。
有一位阿非利加主教菲利克斯，出于宗教虔诚的执拗态度，让地方政府的下级官员十分难堪。当地的典狱长把他抓来交给总督处治，这位前执政官又把他转送到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那里去。菲利克斯甚至不肯做出含糊其词的答辩，最后终于在贺拉斯的诞生地，也就是卢卡尼亚获得封号的维约西阿，被斩首示众。或许皇帝因此事另发有诏书，以致这一事件开了先例：从此以后允许各行省总督有权对拒不交出圣书的基督徒处以死刑。毫无疑问，许多基督徒借这个机会得到殉教的桂冠。但是同样有更多的人用缴交和告密的方式，使圣书落入异教徒手里得以苟且偷生，甚至有不少主教和地方教会监督人，因罪恶的顺从行为获得“叛徒”的恶名。他们在阿非利加教会的这些过失，造成许多眼前的丑闻和未来的纷争。
在当时帝国的范围内，圣书的不同版本和抄写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因此，即使拿出严厉的清查手段，也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就连查禁任何一个教堂供公众使用而保存的经书，也需要卑鄙无耻的叛徒配合才能办到。但是，只要有政府的命令，再加上异教徒的努力，要破坏一所教堂却非常容易。不过，有些行省当局认为只要把礼拜场所封闭起来就可交差，还有些地方很严格地按照诏书条文行事，让人拆下门窗，搬走长凳和讲经桌，像火葬堆一样放把火烧掉，然后把残存的建筑物也尽量捣毁。说到这类悲惨事件，在此可以引用一则非常奇特的故事，相关情节有许多不同说法，而且令人难以相信，只能挑起而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弗里吉亚有个小镇，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看来是那里的行政官员和全体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行省的总督害怕在执行皇帝诏书时遭到反抗，特地要求罗马军团派出兵力强大的支队。当前来拆除的队伍逼近时，市民全部进入教堂，决心用武力保护神圣的教堂，再不然就死在废墟之中。他们极为愤怒，拒绝允许他们撤离的通知，后来军队被市民顽固的态度所激怒，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殉教活动，大批弗里吉亚市民连同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葬身火海。
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轻微的动乱，尽管刚兴起就都被扑灭，但却给教会的敌人提供了看来有理的口实。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说基督教的主教虽然公开声明绝不抵抗，要无条件服从，但现在忘却了这些誓言，在暗中阴谋鼓动制造出很多麻烦。戴克里先产生愤恨和恐惧的心理，越过迄今一直保持温和态度的界线。在一连串残酷的诏书中，他宣示决心要彻底取缔基督教。第一道诏书指示各行省总督把基督教会的教士全部抓起来，原为关押重大罪犯的监狱，现在挤满大批的主教、地方教会监督人、祭司、读经人和驱魔师。第二道诏书命令地方当局可以使用严酷的手段，把教职人员从可厌的迷信中挽救出来，重新回头祭拜罗马的神祇。在这一项严酷的命令之后，又补充一道诏书，把对象推广到全体基督徒。要是基于原来尚可接受的温和政策，控告人都必须先拿出直接和严肃的证据来，现在的状况已有改变，搜索、追查和折磨固执的信徒竟成为帝国官员的职责和兴趣所在。凡有人胆敢拯救一个被查禁的教派，使之逃脱罗马神明和皇帝主持正义的震怒，均将处以重刑。然而，尽管法律森严，许多异教徒出于行善的勇气，处处掩护身为基督徒的朋友和亲戚。从而可以证明，宗教狂热的怒火，并没有使他们发自天性的仁爱的情操完全泯灭。
戴克里先发布惩处基督徒的诏书之后，仿佛急着想把这迫害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他本人很快禅位脱下了皇帝的紫袍。他的共治者和继位者基于性格和处境，有时想不顾一切蛮干到底，有时倾向于暂缓执行严峻的法条。对于教会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情况，除非我们对戴克里先颁布第一批诏书到重新恢复平静的这10年来基督教会在帝国各地的状况分别加以考察，否则便无法获得正确而清晰的概念。
君士坦提乌斯的性格天生温和而仁慈，绝不愿无端压迫治下的臣民。基督徒在皇宫担任主要职务，受到他的喜爱和尊重，他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从没有任何不满。但是，只要君士坦提乌斯仍然处于恺撒的次要地位，就无法公开拒绝执行戴克里先的诏书，或者不服从马克西米安的命令。不过，他的权力倒是可以减轻基督徒所受的苦难，虽然勉强同意捣毁教堂的做法，但又尽量设法保护基督徒免遭民众怒火和严酷法律的打击。高卢各行省(还可以将不列颠包括在内)之所以能独享安宁，完全应归功于君主用温和的态度加以调解。西班牙总督达提阿努斯出于宗教的狂热和策略的考虑，一心执行皇帝公开颁布的诏书，而不愿去体会君士坦提乌斯的苦心。因此，几乎不用怀疑，省府当局必曾沾染殉教者的鲜血。等到君士坦提乌斯升到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地位，便放手实施德政。虽然他的统治时间很短，但还是能建立起宽容的制度，为君士坦丁做出训示和榜样。他那幸运的儿子继位伊始便宣布保护教会，后来终于名副其实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动机非常复杂，可以归之于他那仁慈的天性、他的政策和信念，或者出于忏悔。在他和其子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主要宗教。那一个改革运动的进展，将成为本书极为有趣和重要的一章。现在只需要说明一点，君士坦丁的每一次胜利，都使教会得到一些安慰和恩赐。
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行省经历过一次短暂而残暴的迫害。对于戴克里先颁布严厉的诏书，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早就仇恨基督徒，喜欢流血和暴力活动，因此非常严格而且兴高采烈地予以执行。在进行宗教迫害第一年的秋天，两位皇帝在罗马聚会庆祝胜利，其后几项镇压邪教的法令就是那次秘密协商的结果。罗马当局由于两位君王驾临，执行得格外起劲。戴克里先禅位后，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在名义上由塞维鲁统治，所在的基督徒毫无自保能力，完全暴露在主子伽勒里乌斯绝不宽恕的仇恨之下。罗马的殉教者当中，阿达克图斯值得后代人的景仰。他出身意大利贵族家庭，由于屡受宫廷封赏，升任为执掌皇家产业的财务大臣。阿达克图斯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整个帝国发起的大迫害中，他似乎是唯一位居显贵的人物。
马克森提乌斯的叛乱很快使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教会恢复平静。这位暴君多方压迫各阶层的臣民，却偏爱受尽苦难的基督徒，显示出公正和仁慈的一面。他完全信赖基督徒的感恩和爱戴，因而自然也必会认为，他们原来在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手中遭受过那么多苦难，而且至今还心有余悸，那便势必能保证他可以得到这个现有人数和财富都极为可观的一派人的忠心支持。马克森提乌斯对待罗马和迦太基主教所抱持的态度，可看作极度宽容的证明，因为很可能最正统的君王，都会采取同样的政策来对待基督教自成派别的教士集团。马塞卢斯是两位高级教士中的一位，对迫害期间背叛和隐瞒宗教信仰的大批基督徒严加处置，使得首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派别之间的愤怒情绪多次引发严重的骚乱状况。基督徒自相残杀，只有将宗教狂热远胜于高瞻远瞩的马塞卢斯流放出去，才是动乱的罗马教会得以恢复平静的唯一办法。
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的行为更无理性可言，该城一个祭司发表诋毁皇帝的文字，罪犯躲进主教府邸，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教会豁免权的要求，这位主教却拒绝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处。由于这种抗拒构成反叛罪，门苏里乌斯被法庭传唤，在经过短时间的审问后，并没有被判处死刑或流放，而是仍旧让他回到自己的教区。这便是基督教臣民在马克森提乌斯治下的幸福处境，如果出于自身需要想弄到任何殉教者的尸骨，必须到遥远的行省去收购。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位名叫阿格拉伊的罗马女士，她出身于执政官世家，万贯家产需要73名管家来料理，其中又以卜尼法斯最受女主人宠爱，阿格拉伊混淆了虔诚和爱情的界线，据说她竟允许他与她同床共枕。她庞大的家产可以满足从东方获得圣徒遗骨的虔诚愿望，于是她把相当数量的黄金和香料交付给卜尼法斯。这位情人也便在12个马夫和3辆有篷马车的护送下，远赴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进行长途朝圣旅行。
宗教迫害的主要决策者伽勒里乌斯嗜杀成性，他与统治下不幸的基督徒势不两立。可以想象得到，许多既不为财富所累、也不为穷困所苦的中产阶层人士，常常会选择背井离乡，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西部去寻求庇护。如果伽勒里乌斯只指挥伊利里亚的军队和行省，他要搜索或制造殉教者会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在这一个四战之地，对待宣扬福音的传教士比帝国其他地方都更加冷淡和厌恶，以至于很难找到足够的基督徒。等到伽勒里乌斯获得最高权力和统治东部之后，他便让他的狂热情绪和残酷行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不仅在他直接管辖之下的色雷斯和亚细亚如此，而且马克西明也感到正中下怀，于是决定遵从恩主严酷的命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雷厉风行。但是，伽勒里乌斯屡遭失望打击的高涨野心、6年宗教迫害行为的经历再加上心头萦回不去的痛苦情绪，对他造成巨大的激荡，终于使他彻底觉悟，最专制的暴政也不能完全绝灭一个民族，也无法摧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了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害，于是他以本人的名义，再加上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共同发布一份诏书，在开列一长串皇家头衔之后，基本内容如下：
我们夙夜匪懈维护帝国的统一和安全，依据罗马古老的法律和公认的准则，时刻不忘改正各方面的错误。特别希望那些在帝国各行省组成社团、受蒙骗的基督徒，能回到合乎理性和自然的道路，不要背弃祖先建立的宗教和仪式，不要厌绝古代遗留的规章和典范，完全任凭自己胡思乱想，毫无依据编造出荒唐的法条和谬论。我们此前发布的一些意在敦促大家崇敬诸神的诏书，已使许多基督徒陷入危险和苦难之中，其中许多人丧失性命，还有更多的人始终坚持渎神的愚蠢做法，至今不能参加任何正常的公众宗教活动。为此我们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决定对那些不幸的人法外开恩，今后将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念，只要永矢勿谖已公布的法律，对政府抱持适当的尊敬，便可以毫无畏惧和不受干扰地在宗教场所集会。我们即刻颁发另一道诏书，将旨意告知各级法院法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希望得到宽容的基督徒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个人与共和国的安全和繁荣祈福。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在诏书和文告的字里行间，去探测帝王的真正意图或秘密动机。由于这些话出自一个垂死皇帝的口中，这种处境倒是可以证实他的诚意。
伽勒里乌斯签署这道诏书时，断定李锡尼会同意他的朋友和恩主的这一意图，而且任何有利于基督徒的政策，都会得到君士坦丁的赞许。但这位皇帝却不敢贸然在序文里写上马克西明的名字，而他的同意与否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几天后他就将继承亚细亚各行省的统治权。不管怎样，马克西明在当政的头6个月，始终装着采纳前任交代的策略，尽管他没有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公告，保证教会安宁。禁卫军统领萨比努斯向各行省总督和行政官员发出通知，提到皇帝的仁慈和宽厚，体认基督徒毫不屈从的固执，指示执法官员停止无效的控诉，对那些狂热分子的秘密集会不必干预。根据这些命令，大批基督徒从各处监狱和矿山里被释放，坚强的信徒唱着胜利的赞美诗返回各自的故乡。那些屈服在狂风暴雨打击下的人，含着悔恨的眼泪，要求重返教会的怀抱。
但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平静转瞬即逝，东部的基督徒再也不会对君王的为人抱有任何信心。残酷行为和迷信思想渗入马克西明的灵魂，前者提出迫害的手段，后者指明迫害的对象。皇帝全心全意崇拜罗马诸神，研究魔法，相信各种神谕，把先知和哲学家当成天上来客无比敬重，将他们提升到行省负责人的高位，并让他们参加最机密的国事会议。这些人很容易使他相信，基督徒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完全依靠严格的纪律，多神教虚弱不振主要是因为祭司之间缺乏团结以及上下级关系不明。于是，一种显然只是比照基督教会的管理体制被照本宣科建立起来。
遵照马克西明的命令，帝国各大城市里的神庙都一一加以修缮和整饰，所有管事的祭司也都全归在一个高级大祭司的管辖之下，用来推行异教的各项活动以与主教对抗。但要是市级和省级的高等祭司成为皇帝的直接代理人，大祭司也得承认他们具有最高权威。白袍是高贵地位的标记。这些新任命的高级祭司，全部从最高贵最富有的家族中挑选出来。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和祭司团的影响，从东部各个地区，特别是从尼科米底亚、安条克和提尔，送上来大批表示效忠的奏章，全都经过巧妙的安排作为民众的呼声，迎合朝廷已明示的意旨，吁请皇帝坚持法律的公正，不要一味宽大为怀。为了表示对基督徒的憎恶，他们请求政府将不敬神的宗派逐出所在的地区。马克西明在泰尔市民的奏章上所做的批语至今尚在。他以无比满意的口吻赞扬他们的热情和虔敬，申斥基督徒不敬神的顽固态度，迫不及待通过流放基督徒的要求，从而显示出自己只是接受一项义务，并非由他亲自主动提出。祭司和地方官员全部被授权执行他刻在铜牌上的诏书。敕令虽然告诫他们要避免流血，但是对一些冥顽不灵的基督徒，他们却仍然施以最残酷和最恶毒的惩罚。
顽固残酷的君王有计划地制定暴政，亚细亚基督徒无不谈虎色变。但没过几个月，西部两位皇帝颁布诏书，迫使马克西明暂时中止执行迫害计划。后来，他轻率地对李锡尼发动的内战占据了他全部注意力。而马克西明的失败和死亡，很快使基督教会从最后也是最凶狠的敌人手里解放出来。
在这段关于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几份诏书授权进行的迫害活动中，我有意略去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难和死亡的情景。事实上，从欧西比乌斯的历史书籍、拉克坦提乌斯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以及各种最古老的案卷中，可以收集到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厌恶之极的描述。要让各种刑架和皮鞭、铁钩和烧红的铁床，各种火与铁的拷打、野兽和比野兽更为野蛮的刽子手、惨无人道加于人体的刑具，充斥文章的若干篇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凄惨的景象还可用来达成某些目的，不论是为了推迟死亡或庆祝胜利，还是指引人们去发现那些为基督献身的圣徒遗骨。但是，我对所收集的资料，在确定可信之前，无法决定该引用哪些内容。严肃的教会史学家欧西比乌斯本人就间接承认，他重述了一切能为基督教增光的记载，却略去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丢脸的材料。这样一来难免使人怀疑，如此公开违反这一条历史学基本法则的作者，恐怕对其他法则也未必严格遵守。欧西比乌斯的个性使这样的怀疑更具可信度，因为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人相比，他都较能保持不轻易采信的态度，也更为熟悉宫廷里的各种运作。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当政府官员被个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当殉教者的狂热情绪促使他们抛弃谨慎从事的准则，甚至忘记保持得体的言行，以致他们竟动手推倒祭坛，对皇帝肆意谩骂，殴打开庭审案的法官，这样一来，所有人类能想象得到的刑具，最坚强信念所能忍受的酷刑，都会被拿来折磨那些虔诚的牺牲者。然而有两个无意中提到的情况，却让人得知被司法官员逮捕的基督徒，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痛苦不堪：
其一，被判在矿坑中劳动的信徒，由于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可以在那些阴暗凄凉的地点修建小教堂，自由表达虔诚的宗教信仰。
其二，主教对那些自动向行政官员投案、宗教信仰过度狂热的基督徒，也不得不加以阻止和谴责。他们之中有些人被穷困和债务所迫，盲目寻求机会要借光荣的死亡终结悲惨的人生。另一些人怀着天真的希望，期待能够经过短时间的监禁洗去一生的罪孽。还有一些人则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盼望教会给予坐监者一大笔补偿金，从此可以过富裕的生活。等到教会战胜一切敌人后，被囚的教徒出于自私和虚荣的考虑，极力夸张所受苦难的程度。时间或地点的隔绝使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随意编造，像是谁的伤口如何顿时自愈，谁又转眼恢复了健康，或者有谁断掉的肢体立即神奇地接上等。有关神圣殉教者的各种例证，可以相当方便地用来解决编造的困难和压制别人的改正意见。夸张的传说只要能为教会增添光彩，便会受到轻信会众的喝彩，获得掌权教士团的容忍。教会历史会采用一些可疑的证据，以证明其所言不虚。
有关流放、监禁、苦难和折磨的含糊描述，在一位高明演说家笔下，十分容易被加以夸大或淡化，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一个更为清楚和不易篡改的事实做进一步探索。那就是，由于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和继位者颁布的诏书而丧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传说记载整支军队和全城的市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中，被屠杀一空。更早的一些作家仅以悲愤的心情，不着边际地大发牢骚一番，根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用生命证实了对福音的信仰。不过，从欧西比乌斯的史书中，我们知道仅有9位主教被处死。据具体列举的巴勒斯坦殉教名单，可断定能加上殉教者称号的基督徒，不会超过92人。对于那时期一般主教的热诚和勇气，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提到主教被处死的人数，无法做出有用的推断。但是后面这个数字，却可以用来证实十分重要和极为可能的结论。根据罗马帝国行省划分的情况，巴勒斯坦的面积可以算为东部帝国的十六分之一。有些总督不论是出于真正仁慈，还是假装出伪善的姿态，手上始终没沾染基督徒的鲜血，我们也便有理由相信，那个过去基督教的诞生地，在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治下被处死的殉教者，至少应占全国殉教者的十六分之一，总数可能达到1500人。按这场迫害延续的10个年头平均分配，每年实际牺牲的殉教者则为150人。在意大利、阿非利加，再加上西班牙这几个行省，经过两三年后，严峻的刑法不是暂时搁置，就是明令废止。这几个行省要是也按同样的比例计算，那么，在罗马帝国境内经法院判决处以极刑的基督徒，总数将减至不足2000人。不容置疑，与以前的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时代，受难基督徒的人数更多，敌人也更疯狂。而像这样可信而温和的估计，可帮助我们推算出，为了达成将基督教传播到整个帝国此一重大目标，到底有多少圣徒和殉教者牺牲性命。
我们要用自动浮现在脑海中、令人深感悲叹的事实来结束这一章。那就是有关殉教问题方面，即使我们毫不怀疑，也不去深究，完全认同史书上的记载和虔诚教徒杜撰的传说，也必须承认，基督徒在长期内部斗争中彼此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异教徒的狂热所带来的迫害。在西罗马帝国被推翻后的那个愚昧的时代里，帝国都城的主教把统辖权扩及俗世的人民，包括拉丁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为了抵制理性力量的冲击，所建立的一套迷信制度，从12世纪到16世纪，遭受大胆狂热分子的摧毁，这些人一直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世上。
罗马教会用暴力行动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一个和平而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惊人数字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这个人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在疯狂的教派斗争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在那个印刷术的发明便利了情报流通，也增大了泄密危险的年代，他为自己的国家撰写了一部编年史。要是相信格劳修斯著作的权威，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300年时间中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但是，如果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难以置信，因而认定格劳修斯过分夸大宗教改革派的功绩和苦难，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对于古人出于轻信的态度而撰写的可疑而又极不完整的重要作品，我们又能相信到什么程度？对于受到君士坦丁保护的主教和演说家，他们享有记述皇帝用仁德征服对手的权利，同时记载了失势的前任迫害基督徒的情况。在这样的立场下，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相信他们的记述？
见allname.md
须知君士坦丁大帝最后一位敌手是乖戾的李锡尼，也是为他的胜利增添光彩的最后一个俘虏。中兴之主度过安宁和昌盛的统治时期，留给继承人的是一个完整的罗马帝国，以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而且，他所推行的改革为后代统治者所奉行和推崇。君士坦丁和他的诸子在位期间，发生多起重大事件，历史学家如果不全力以赴，将只有时间联系的各种场面一一整理出大致的头绪，那么他就一定会因量多事繁而无以为继。在叙述加速帝国衰落的战争和变革之前，应该先详细说明有助于帝国强大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另外，应采取一种古代的世俗和教会方面尚未知晓的分类原则，以基督教的胜利及其内部纷争为线索，这样便能为教育后人及后人批判提供足够而明确的历史资料。
李锡尼战败后黯然引退，获胜的君王建造起一座城市，命中注定要在争胜之地统治未来的东方，使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宗教能够万古长青，永垂不朽。戴克里先当初迁都的动机，不知是出于傲慢无知还是策略需要，他试图从罗马这一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脱身出来。后继者以他为榜样一直沿用了40年，显示这个动机的力量确实强大无比。罗马的地位已没落，原来附属的王国，慢慢否认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权力。一位黩武好战的君王出生在多瑙河地区，在亚细亚的宫廷和部队里接受教育，为不列颠军团拥立称帝，那么很自然地会对恺撒的国土冷漠以待，视若无物。意大利人历来把君士坦丁尊为救星，他们很恭顺地接受他不时屈尊向元老院发布的敕令。但是自皇帝登基后，人民很少有机会一睹天颜。君士坦丁在他精力充沛的壮年，统治着广阔的国土，根据和平与战争的情势，一直亲身在边界上活动，或是和缓而庄严地行进，或是不辞辛劳地戒备，时刻都准备与外来或国内的敌人一战。但是，随着他的权势逐渐抵达巅峰时期，年龄日益衰老，他开始设想在哪一处建都才能永久保持国家的强大和王权的威严。经过深思熟虑后，君士坦丁认为最佳地点位于欧亚边界，在这里部署强大的兵力，一方面可以用来压制居住在多瑙河和塔内斯河之间的蛮族，另一方面也能对波斯保持警觉，该国国王始终对屈辱条约强加在身的束缚感到义愤填膺。戴克里先当年基于这些条件考虑，大张旗鼓地建设尼科米底亚的行宫。但是，教会保护者始终憎恨死去的戴克里先，不愿在尼科米底亚建都，更何况君士坦丁有雄心大志，想建立一座能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城市。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交战的后期阶段，有机会从军人和政要的立场，反复考量拜占庭举世无匹的绝佳位置。这座城市不但自然条件优越，可以拒止外来敌人的进攻，而且交通极为方便，利于通商贸易。早在君士坦丁很多代之前，便有一位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 ，曾指出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莫大的优势，正因如此，身为希腊实力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掌握海上霸权，有幸成为独立而繁荣的城邦国家。
如果我们用君士坦丁堡赫赫威名所及的边界来衡量拜占庭，这座皇都的形状近似不等边三角形。钝角的尖端指向东方和亚洲海岸，直逼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波涛；城市北部以海港为界，南面濒临普罗蓬提斯海或称为马尔马拉海；三角形的底部对着西方，邻接欧洲大陆。周围的陆地形势和水域的分布情况，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加以详尽说明，很难了解清楚。
黑海的水流经过曲折海峡，日夜不停地迅速奔向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仅在历史上留名，在古代神话中更是众所周知。绿树成荫的陡峭海岸布满了庙宇和神圣的祭坛，充分显示希腊航海家的无能、畏惧和虔诚，他们一心想要踏着阿尔戈号英雄人物 的足迹，重新探访险恶的黑海。这一带海岸长期流传着一些神话，像是淫荡的鸟身女怪 占领菲纽斯神殿及森林之王阿密库斯在赛斯图斯向勒达的儿子挑战。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尽头是库阿尼恩礁岩，据诗人描述，这些礁岩最初全浮在海面上，原是天神为防止俗人出于好奇的窥探， 而特意用来守护黑海入口处的屏障。从库阿尼恩礁岩到位于拜占庭顶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长16英里 ，宽度一般在1英里半左右。在欧亚两大陆上修筑的新城堡，建立在两座著名的神庙——塞拉比斯和朱庇特·乌利乌斯基础之上； 希腊皇帝修建的一些老城堡，占据海峡最狭窄部分的地区，相距对岸突出的海滩不过500步而已。
这里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 企图包围君士坦丁堡时，曾全部重新整修，增加守备强度。土耳其的征服者可能不太清楚，在他统治时期近2000年以前，大流士就曾选定此地，修建了一座把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浮桥。距离老城堡不远处，有个被称为克利索波利斯或斯库塔里的小镇，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郊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逐渐展开并与普罗蓬提斯海汇合时，正好穿过拜占庭和卡尔西顿之间的一片海域。卡尔西顿比拜占庭还要早几年由希腊人修建完成，缺乏眼光的建造者竟然没有从地理位置来加以考量，海峡西岸显然比东边更为优越，这种糊涂做法一直受到后人讪笑。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可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条臂膀，有金角的美称，得名原因是其弯曲的部分像公鹿犄角，或者说更像一头公牛的弯角。“金”字更是生动的形容，因为各种财富从最遥远的国家被四时不断的季风吹进君士坦丁堡安全而宽广的海港。吕库斯河由两条溪流汇合，不停向海港注入淡水，不但可清除水底污物，还为定期返回河口的鱼群提供适合的栖息地。这块水域几乎感觉不到潮汐涨落，港口水深恒常不变，船上货物不需小船接驳，可直接运上码头。这里经常停靠许多庞大船只，船头靠在码头的栈房边，船尾还在水面漂浮。从吕库斯河口伸到海港港口的这只博斯普鲁斯的臂膀长度有7英里，但入口处却仅宽约500码，必要时横拉起一根粗大铁链，可保护港口和城市不受敌舰袭击。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同时从两边向后延展，环抱着马尔马拉海，古代称之为普罗蓬提斯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航程约为120英里。要是有人经过普罗蓬提斯海的中部向西航行，跃入眼帘的景色是远方色雷斯和比提尼亚的高地，更远处高耸着的还有奥林匹斯山终年积雪的山峰。在它的左侧愈离愈远的是一个深入陆地的海湾，戴克里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亚位于海湾的底部。再就是经过库济库斯和普罗科纳苏斯等几个小岛，然后才能在加利波利抛锚停泊，到了这里，分隔欧亚两大洲的这片海域又收缩起来，再度成为一条狭长的海峡。
地理学家利用最精确的测算方法，探勘赫勒斯滂海峡的地势和范围，算出这条著名海峡的曲曲折折的水道有60英里长，一般宽度为3英里。我们发现这个海峡最狭窄之处，是土耳其古老的城堡以北，塞斯图斯与阿比杜斯城之间的一段海面。正是在这里，勒安得耳为获得爱人芳心，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游过惊涛骇浪的急湍海流；薛西斯(Xerxes)为将170万蛮族运往欧洲，在两岸距离不超过500步的地方，用船只搭起了一座硕大无比的浮桥。一片收缩得如此狭窄的海面，似乎够不上“宽广”两字的称呼，但荷马和奥尔甫斯却经常这样来形容赫勒斯滂海峡。但是，人们对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对的，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前进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诗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随波荡漾，极目远望像是抵达了天地的尽头，四周的田园风光，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忘却了大海的存在。丰富的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这条海峡看成宽广奔腾的河流，湍急的溪水在森林和陆地之中流过。最后，通过一个宽阔的出口流入爱琴海，或称多岛之海。
远古的特洛伊就坐落在艾达山山脚的一个小高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赫勒斯滂海峡的开口处。西摩伊斯河和斯卡曼德河是注入海峡的两条小河，永不干涸的水流为其增加的水量，真是微乎其微。当时希腊人的军营沿着海岸延伸大约12英里，从西格安到罗提安海岬，大军的两翼高举阿伽门农大纛，选出最勇敢的精锐部队担任守卫。这些海岬中的第一个先被阿喀琉斯率领的所向无敌的迈米登人占领，接着，英勇无畏的埃阿斯便在另一个海岬上安营。过分傲慢的埃阿斯，最后被忘恩负义的希腊人当成牺牲品，坟墓就建在他曾经极力保护的水师使之免遭愤怒的约夫和赫克托耳摧毁的那个地方。后来在这里兴起的罗提姆小镇上的居民一直将埃阿斯奉为神明。君士坦丁在最后选定拜占庭之前，曾想到把帝国的中心建立在这著名的血战之地，传说罗马人最早在此繁衍生息。他首先想选来作为新都城的地址，便是位于古特洛伊城下方、面对罗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坟墓的广阔平原。尽管这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但在这里留下的未完工的雄伟城墙和城堡，至今仍旧吸引着每位航行经过赫勒斯滂海峡的旅客的注意。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确据有优越地位，仿佛是大自然专为君主国家设计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这位于北纬41度的皇都，人们正好可以从它的七座小山上，俯瞰欧、亚两大洲海岸；这里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富饶、海港宽阔安全，位于大陆边陲一个面积狭小的范围之内，十分易于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等于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当敌军从海上来犯时，可闭关自保，又能随时为前来贸易的船队敞开大门。东部各行省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应归功于君士坦丁的政策。黑海地区的蛮族在上一代大动刀兵，曾进入地中海腹地，现在他们知道无法越过坚固的屏障，被迫终止海盗行径。即使这两道海峡的大门全部关闭，都城依靠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生产各种物品，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和奢华需求。
在土耳其高压之下呻吟不绝的色雷斯和比提尼亚海岸，靠着葡萄园、果园和农业收成，呈现出一片富饶景象。普罗蓬提斯海以鱼类资源丰富著称，有些鱼类到了汛期，不需任何技术，也不必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捕获。等到这两个通道为了对外贸易而完全敞开时，它们按照季节变化，轮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产和人工财富。从日耳曼和西徐亚的森林到遥远的塔内斯河和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河源，所有能收集到的未曾加工的土产，欧洲或亚洲的工匠所能制造的任何手工艺品，加上埃及的谷物，印度运来的宝石和香料，始终随着季节的风向，驶入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连续许多世代，此处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
君士坦丁堡同时具备了美观、安全和富足的条件，由此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选择极为正确，不应引起非议。但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总得和神话传说或圣贤英雄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伟大和威严。因此，皇帝也不愿居功过多，把全部责任揽在己身，而更愿意将其归于永恒的神意的安排。他在一份法规里告诫子孙后代，完全听从神的旨意，为君士坦丁堡奠定了千秋万世的基础。这方面，尽管没有任何资料说明上天如何启发他的心灵，但这一谦虚的沉默所留下的遗憾，却被后世的作家凭着聪明才智所弥补。他们详细描绘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庭城内时，神明在他的睡梦中显灵的情景。拜占庭的守护神，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忽然在他面前变成如花似玉的少女，于是他亲手用帝国一切伟大的象征，作为她的装饰。君王醒来后对这吉利的梦兆仔细揣摩，接着就毫不迟疑地遵从天命执行了。凡一座城市或殖民地奠基命名之日，罗马人总按照传统规定的带有迷信观念的旧习，不惜一切花费也要举行隆重庆典。尽管君士坦丁想要减少异教味道过于浓厚的仪式，但他却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处心积虑要给在场的臣民留下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深刻印象。皇帝手执长矛，步行在庄严队伍前，领导众人划出未来城市的界线。圈入的范围愈来愈大，一直到随从在惊愕之余，不得不壮着胆子告诉他，他所圈入的地面已经超过了一座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积。这时他说：“我还得继续前进，直到引导我的神灵叫停为止。”对这位超凡入圣的领导者，我们不想继续揣度他的性格或意图，还是实地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边界和范围吧。
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如下：皇宫的宫殿和宫廷园林占据了东面的海岬，也就是那七座山丘的第一座，按我们今天的度量衡来计算，大约有150英亩。土耳其人戒备森严、象征着专制统治的建筑物，正好就建在希腊共和国原来的基础上。不过也可以这么假定，当时的拜占庭人看到海港有便利的条件，急于超过皇城的界线，向港口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新建的城墙，横跨三角形的宽阔的腰部，在与古老的工事相距15个斯达底亚的地方，从港口直接兴建到普罗蓬提斯海。城墙将拜占庭包括在内，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纳进去。这七个山头，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一层高过一层，景色极为壮观。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建筑物一面向上方的港湾发展，另一面沿着普罗蓬提斯海延伸，已经覆盖了第六个山丘狭窄的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宽广的山顶。年轻的狄奥多西为保护城郊地区不受蛮族长年的骚扰，兴工建造长度足够的永久性城墙，把整座城市围得固若金汤。从东面海岬到金门，君士坦丁堡最长的直径约为3罗马里，周长在10—11罗马里之间，按英制计算，大约有2000英亩。现代旅客有时会把君士坦丁堡的边界一直延伸出去，把欧洲这边相邻的村庄，甚至亚洲的海岸全都包括进去，这种过分夸大的做法，并无任何根据。不过佩拉和加拉塔这两个郊区，虽然在海港另一边，却可以视为城市的一部分。要是加上这两地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16希腊里(大约14罗马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面积如此宽广的城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仍旧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古罗马、伦敦甚至巴黎之下。
这位立志要为自己的光辉统治立下永恒丰碑的罗马世界的主人，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竭尽了数百万臣民的财富、劳力和智慧。有人计算出皇室的花费实在惊人，仅就城墙、柱廊和供水渠道，就要支用大约250万英镑。覆盖黑海海岸的森林和普罗科尼那斯小岛上著名的白色大理石采石场，都可提供取用不尽的建筑材料，只需经过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断运往拜占庭港口。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匠人胼手胝足，希望工程早日完工。但心急的君士坦丁很快发现，由于技术水平日益下降，现有的建筑师无论技术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庞大设计的要求。于是，他下达命令，即便是距帝国最遥远的行省，总督也要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利用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的天才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从事建筑行业的相关技术。
君士坦丁运用统治权力，找到最优秀的人才进行新城的土木工程建设，但装饰城市的艺术作品，全都出自伯里克利和亚历山大时代最著名的大师之手。要想使菲迪亚斯和利西波斯这样的天才再次出现，那确实超出罗马皇帝的能力。然而，大师留给后代不朽的作品却无处躲藏，全部暴露在专好虚荣的专制帝王面前，任凭他肆意掠夺。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城市最有价值的装饰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像是著名战役的战利品，具有宗教意义的圣器，古代的神明、英雄、智者和诗人的知名雕像，全都被用来增加君士坦丁堡威名盖世的风光。历史学家锡德雷努斯非常感慨地说，体现伟大人物的纪念品全部都在这儿，除了没有灵魂以外，其余可说是应有尽有。但是，很明显，在这君士坦丁的城市中，在一个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双重奴役的衰落时期的帝国中，我们绝不可能找到荷马或德谟斯提尼的灵魂。
征服者围攻拜占庭时，把营帐安置在第二座山丘居高临下的山顶上。为永久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君士坦丁仍选定这极有利的位置建造市政广场，这广场外形看上去像是圆形或是椭圆形的。两个遥遥相对的广场入口做成凯旋门形状，四周柱廊中布满了各种雕像。中央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因受到战火的毁损而被称之为“烧焦石柱”，立在20英尺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10块高10英尺、周长约33英尺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顶端，大约距地面120英尺的高处，安置阿波罗的巨大青铜雕像，据猜测可能是从雅典或是弗里吉亚一个市镇运来，一般认为出自菲迪亚斯之手。这位艺术大师雕刻的日神，若按照后人附会之言，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本人，雕像的右手拿权杖，左手抓地球，头戴金光闪亮的皇冠。赛车场或称椭圆大竞技场，是座堂皇的建筑物，长400步，宽约100步，两个大门之间的场地布满各种雕像和方形石碑。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气势雄伟的残留古物：三条蛇缠绕在一根铜柱上，三个蛇头过去一度支撑着金色三角祭坛。在希腊人击败薛西斯后，得胜的勇士便把此战利品奉献给德尔斐神庙。土耳其征服者用粗暴的双手，损毁椭圆形竞技场美丽的外观，仍旧沿用着阿特梅丹的旧名，实际上却把它当作马术教练场。
在皇帝观赏赛车节目的宝座前，有一道螺旋形阶梯直达王宫。这里坐落着一些宏伟的建筑，几乎不亚于罗马城的王宫，加上附属的庭院、花园、柱廊等，整个建筑群从椭圆形竞技场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占据了普罗蓬提斯海沿岸很大一片地方。我们还可以对大浴场也赞扬一番，君士坦丁施展大手笔，用高大的石柱、各种大理石雕刻以及60多座青铜像加以装饰，却仍沿用宙克西普斯这个旧名。不过，在这里如果刻意详细描绘城市各地点的不同建筑物，就会偏离这段历史的主题。总而言之，凡是能显示伟大都城的宏伟和壮丽，能够提供众多居民便利和娱乐的东西，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墙内，可说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有一份在该都城建设百年后所记录的文献，开列的项目包括：1所学校或学府、1座赛车场、2所剧院、8个公共浴场、153个私人浴室、52座柱廊、5座谷仓、8条水渠或水库、4个用于元老院会议或法庭审判的宽广大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还有4388间房屋，在高大和华丽方面，绝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拟。
奠基者下一个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就是钟爱的城市人口过多。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紧接着就是黑暗时期，这一重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无论是远期还是近期的影响，都被虚荣的希腊人和轻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视，这方面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人们一直提到，罗马所有的贵族家庭、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以及不计其数的随从人员，都跟随皇帝迁到普罗蓬提斯海岸。大家也都相信，那荒凉的古都完全留给了由外来户和当地平民混杂而成的人群，而那些早已被改为果园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马上就要无人居住和耕种了。在这部历史中，对于那些夸大失实的说法，我们要还原其本来的面目。君士坦丁堡的发展并不能归于人口自然增多，也不能说是生产的需要，我们必须承认这块人为的殖民地，是牺牲了帝国许多原有的旧城才兴建起来的。罗马及东部几个行省的许多富有的议员都曾受到君士坦丁的邀请，让他们到他为自己的住所选择的这块福地来居住。主子的邀请往往与命令无异，皇帝表现出慷慨好施的态度，立即赢得手下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的服从。他把在新都城多处修建的宫殿分赠亲信，还发给土地所有权和固定津贴，以维持高贵而体面的生活，并且还把本都和亚细亚的领地，划给都城的永久住户作为世袭产业。但是这类鼓励措施和优惠条件，很快便难以为继并遭废止。无论政权中心位于何处，国家岁入相当大的部分总会被皇帝本人、政府大臣、法庭官员以及宫内人员挥霍一空。最富有的省民被利益、权势、欢乐和新奇的强大动机所吸引。于是，居民中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在不知不觉中由仆役、工匠和商人形成，他们靠出卖劳力，满足上层人士的生活需要或奢侈享受。不到一百年，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人口已可与罗马一争高下。整排新盖的建筑物，根本不考虑卫生条件或生活方便，非常稠密地紧塞在一起，留下极其狭窄的街道，使得拥挤不堪的人群、马匹和车辆几乎都无法通行。原来圈定的城区范围已渐渐容不下日益增长的人口，新的建筑从两边向大海方向延伸，增加部分可独立成为一座面积广大的城市。
罗马的贫民靠着政府经常分发的酒、油、粮食、面包、铜钱和其它实物就能生活得不错，几乎不用依靠劳动谋生。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效法头一位恺撒的手法，有的地方尽量慷慨豪爽，却遭到后代的指责。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和征服者，认为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获得阿非利加以后，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奥古斯都更是费尽心机，力图使罗马人民建立这种概念，现在既然已能过富裕生活，便应彻底遗忘过去的自由权利。然而，君士坦丁的挥霍毫无道理可言，不论从公共或私人利益考量都无法原谅。他为建造新的都城，每年从埃及强征来的税收，实际上全被用来养活一群妄自尊大的懒汉了。皇帝制定的其他法规倒是无可厚非，但就实质而论确也无关紧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为十四个地区或区域，公民会议被尊为元老院，使这里的公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权，并将这座新兴的城市称作殖民地，使她成为古罗马第一位最受宠爱的女儿，德高望重的母亲仍然享有法律上最高的领导地位，能与她的年岁、威严以及过去的伟大成就完全吻合。
君士坦丁珍爱这城市，全力督导加速施工(330—334 A.D.)，全部城墙、柱廊及主要建筑物经过几年时间全部完工；根据另一记载，这些只花了几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了。这种异乎寻常的赶工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许多工程都是在仓促中草率完成，以后几代皇帝的统治期间，为维护建筑物不致崩塌，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但等到这些建筑刚刚完成，显现出新奇和宏伟气势时，城市的奠基者已在为庆祝落成进行筹备了。在这样一个盛大的、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表演节目之多和花费之大，不难想见。还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奇特情况，在此要提出说明。每当城市的奠基之日来临，按照君士坦丁的命令，要在一辆专为凯旋式准备的战车上，放置一尊君士坦丁的雕像，用木头制作的雕像主体，外面包了一层金，右手拿着城市守护神的小型塑像。仪仗队的士兵手持白色细蜡烛，身着盛装，随着庄严行进的队伍一起穿过大竞技场。当队伍行经这位皇帝的宝座时，他从座位上站起，非常虔诚地向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在城市的落成典礼上，君士坦丁还通过一道雕刻于大理石柱上的诏书，赋予这城市第二罗马或新罗马之名。然而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始终胜过那高贵的称呼，而且，在经过14个世纪的变革后，仍保留缔造者永垂不朽之名。
新都城建立以后，必然伴随民政和军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里先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由后面几位继位者完成的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象而发人深思，还揭露出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以及内在的原因。我们在追溯过去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时，难免要联系到更早或更晚的罗马历史，这一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典》这一时期，有130多年的时间。从此段历史中，以及从西部和东部的《职官志》中，我们可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和最权威的资料。当然，要说明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正常叙述。只有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重要性的读者，才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过眼云烟的宫廷变故，重视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奇闻逸事。
罗马人天生具有男子汉的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但是，当他们从古代自由权利中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那种讲究场面、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在君主国家却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而在罗马的专制政体中，则完全被扑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阶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的最下贱的专制工具，大量存在着非常可鄙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因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在当时被视为神圣的位阶制度(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中，每一个位阶都有极其严格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意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都是亵渎的行为。在双方或傲慢或谄媚的交往中，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奥古斯都可能愤怒得予以禁止的词汇，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书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贵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形；统率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他们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就陈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在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罗马帝国政府运用的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人物样板，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要员被称为“显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可以称之“特勋阶”；其二为德高望重者或众望所归者，可称之为“卿相阶”；其三为世家出身者或获得官位者，可称之为“士尉阶”。在最早的罗马时期，最后提到的这个用词克拉里西穆斯，只不过是用来表示尊敬的一般称呼，后来专用以指代元老院成员，最后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的担任各行省总督的官员。后来，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议员，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衷于“卿相阶”这个新称呼。不过，“特勋阶”一直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的尊敬和服从，这一称呼只可用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骑兵和步兵的主将；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在那些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行政官员中，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通过毫不费力地颁发荣誉证书，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但如果他们还有野心那也不会轻饶。
在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行政官员时，其权力便来自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予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可耻的遭遇。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赐予正当报偿的时代，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份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作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在宫殿进行，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
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志，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上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而被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现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那闻名于世的行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发塔昆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
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等方面的花费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甚至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
纵观历史，贵族和民众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的，莫过于罗马共和国的初期，那时便已确立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界。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他们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把依附于他们的部从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经过许多保民官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这座城市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和韦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能人，让他们成为新贵族。这些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
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起，在古老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经想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就确立一种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的头衔，但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就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但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的地位，可以轻易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
禁卫军统领的地位与执政官和贵族的命运不能相提并论。执政官和贵族过去的显赫地位已成明日黄花，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禁卫军统领则逐渐从低下的地位步步高升，真正掌握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从塞维鲁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护卫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首相”，一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一手举起帝国的旗帜。统领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侍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官兵的支持。但是，傲慢的军队的实力经戴克里先削弱，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后，那些仍能保住官职的统领，便毫不费力地成为皇帝的侍臣，处于一种既能发挥作用而又恭顺臣服的地位。禁卫军统领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对整个宫廷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精锐的先锋，只在战争时负责冲锋陷阵，战后君士坦丁立即剥夺统领的军队指挥权。而且，最后君士坦丁通过一项奇妙的变革，将皇帝卫队的队长全部转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按照戴克里先建立的政府改革计划，四位君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等到帝国在君士坦丁手中再次统一以后，他仍旧设置四个统领，管辖所属的各个行省。
其一，东部统领的司法权在地球上三个主要部分行使，这些地区原来是在罗马直接管辖之下。那就是南到尼罗河大瀑布，北邻费西斯河岸，西至色雷斯的山区，东接波斯边界。
其二，潘诺尼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所属主要行省，接受伊利里亚统领的管辖。
其三，意大利统领的权力不仅限于头衔所表明的地区，他实际上还统治远至多瑙河畔的雷提亚，地中海上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阿非利加大陆从昔兰尼到廷吉塔尼亚之间的大片地区。
其四，高卢统领所统辖的地区，在这个复合名称下包括相关的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实上从安东尼边墙直到阿特拉斯山山脚，整个区域莫不听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权威。
禁卫军统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奉命对臣服的民族行使民政管理权，这样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可一展长才，满足个人野心。他们凭着自己的才智，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权力，在国家的和平时期，几乎包括国家和人民各自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前者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后者则是尽了自己的义务，拿出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及一切与帝国繁荣有关的生产活动，都受到禁卫军统领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敕令时，按自己的意图进行解释，督导贯彻实施，有时甚至可以进行修改。他们监督各行省总督的施政作为，免除玩忽职守者的官位，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需上诉，都要送到统领的法庭进行审判。他的裁示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更改。皇帝不容有人对他的判决持相反意见，也不许任何人对如此蒙受信赖而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任何不满。官员的任命完全符合个人的地位，如果他心存贪婪，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酬金、礼品及各种回扣。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统领的野心，却也十分留意通过任期较短或年限不定的办法，来减弱这一重要职位所能掌握的权力。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城市，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不受禁卫军统领的管辖。由于罗马这座城市的地域十分广阔以及历史原因，法律的运作非常缓慢而且成效极差，这使得奥古斯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里专设一位新的行政长官，施展铁腕以运用专制权力，控制地位卑贱喜爱闹事的民众。瓦列里乌斯·墨萨拉雷曾被任命为罗马第一任郡守，只有他的名声可以当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议。但是仅仅上任几天之后，这位才能出众的公民便辞去职务，用不愧为布鲁图斯之友的口吻宣布，他无法行使与公民自由权利完全相违的专制力量。后来随着人们的自由意识逐渐淡薄，便愈来愈体会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看来最初设想的仅仅专门运用铁腕镇压奴隶和流浪汉的郡守，现在可以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扩展到骑士阶层和罗马贵族的身上。自古以来，帝国每年选出法务官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但是任期无限、能力很强的行政官员，通常会成为皇帝的心腹，法务官不可能长时间与这些行政官员争夺司法审判的控制权。因此法务官的法庭常无人问津，人数也从12—18位之间，逐渐减到二三位，重要的职能仅限于如何花费巨资，为人民的娱乐筹办各种赛会。
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变为虚有其表的装饰，而且后来在首都连充场面的作用都起不到，郡守占据元老院中空出来的位置，很快就出任重要议会的主席。郡守接受来自100英里范围之内的起诉案件，根据立法同意管辖权的下授原则，市政府的权力全由他授予所属的下级单位。罗马的郡守要负起繁重任务，有15个官员做他的助手，其中有些职务就称呼来说原来与他的地位相等，甚至过去还是他的上级。各个主要部门都和一个人数众多的监察单位发生联系，这个监察单位相当于城市的警备队，专门负责防火、防盗和防范各种夜间的不法活动；同时还掌管公众所需的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储存和分配；负责管理港口、水渠、公用水沟以及台伯河上的航运和河道；并负责监督市场、剧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这个单位有很高的警觉，其职责等于现在一般警察负责的三个主要工作——公共安全、民众生活和清洁卫生。此外，市政府非常留意首都的市容美化和各种装饰纪念物，专门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检察官，负责保护这批无生命的罗马人。根据一位老作家非常夸张的计算，雕像数量之多不在活人之下。君士坦丁堡建立约三十年之后，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为了相同的目的设置权力和地位相类似的行政官员。总之，这两座城市的郡守以及四个禁卫军统领之间，彼此的地位完全平等。
帝国的位阶制度中被尊为“卿相阶”的一批人，在“特勋阶”的统领和行省“士尉阶”的行政官员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这个阶层中，以代行执政官的名义出任亚细亚、亚该亚和阿非利加的总督，自认为高人一等，事实上他们在过去也的确都是德高望重之士，倒也能获得大家的认同；他们审判的案件，可以上诉到统领那里去做出终审，这成为他们不能独断专行的唯一限制。但帝国的民事政府被分为13个大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王国。其中第一个行政区在东方伯爵的管辖之下，只要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竟有可以称之为秘书、文书或信使的600名工作人员，在他的手下担任各种工作，便可以得知他的职务是何等重要而且杂乱。埃及的特派行政长官，已不再由罗马骑士担任，但是这个名称仍然保留，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气，过去曾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现在则握在东方伯爵的手中。余下的11个大行政区，像是阿西阿纳、庞梯卡、色雷斯，马其顿、达契亚、潘诺尼亚、西伊利里亚，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则由11个副统领或统领代表负责治理，这种称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这里顺便提一下，罗马军队的将领，以及有公爵和伯爵头衔的军官，都容许使用“卿相阶”的头衔和称呼。
皇帝的御前会议弥漫着彼此妒嫉和相互排挤的气氛，大家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罗马征服者最早的政权形式非常简单，等到吞并大片国土以后，无形中划分为无数区域，分别归入116个行省(3个是前执政官出任总督的行省，37个是一般总督的行省，5个是军阶出任总督的行省，71个是设省长的行省)，需要维持一个巨额支出的庞大政治机构。其中有3个行省由前执政官治理，这些行政官员的头衔不同，位阶也依次升高，用以代表身份的标记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待遇因为一些偶然情况，各人的生活享受和获利多少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他们全都(除了前执政官)属于“卿相阶”这一阶层，而且都是蒙受皇帝的恩典，在四大统领或其副手的管辖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区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重任。卷帙繁多的法典和法令全书，可以为研究各行省的行政体系提供丰富而详尽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的时间前后涵盖6个世纪，是充满智慧的罗马政治家和法律家的心血成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只需摘录两个制止滥用权力的独特而合理的规定，就可以说明问题所在。
其一，为了维护和平和秩序，授予各行省总督执法的“尚方宝剑”，总督被允许进行人身处罚，对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杀大权。但是他们无权让被判死刑的罪犯自行选择处决的方式，也不能对罪犯判处温和而又能保持颜面的流刑。郡守所专有的特权，是可以向犯人处罚高达50磅黄金的罚金，而他们的副手仅能处罚几盎司黄金的罚款而已。这种看似放纵较大的权力、严格管制较小的权力的做法，实际出于十分合理的考虑，那就是较小的处分权容易被滥用。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要是产生愤怒的情绪，常常对臣民采取迫害的行动，使得自由权利和家财产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官员基于审慎或人道的考量，还是害怕自己犯下残害无辜的罪行。要是做进一步研究，有关流放、巨额罚款或选择较不痛苦的死法这些问题，特别与富豪和贵族有关。那些容易被行省行政官员当作满足贪欲或发泄愤怒的对象的人，便可以躲开暗中的迫害，去接受禁卫军统领更为严格公正的裁判。
其二，让每个人感到担心的事，莫过于正直的法官会因涉及本身的利益或有感情的联系，在审判时发生偏袒的行为。因而制定严格规定，除非获得皇帝的特准，任何人不得在出生地的行省出任行政职务，禁止总督的儿子与当地居民联姻，也不得在自己权限所及范围内购买奴隶、土地或房屋。尽管已有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经过25年统治之后，仍然对司法部门的贪污受贿和欺诈行为十分痛心。有些法官自己或经由法庭里的官员，安排与当事人面谈的机会，对案件的及时安排、有利拖延以及最终如何判决，都可以公开出价讲情。皇帝了解这些情况，并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些违法活动始终存在，而且也许很少受到惩罚，这一点可从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收效甚微的厉声申斥中得到证明。
行政官员都来自法律事务这个行业。著名的查士丁尼学院教授罗马的法律，便是查士丁尼皇帝为国内的青年所兴办。这位君王为了鼓励他们勤奋学习，不惜纡尊降贵提出保证，有一天他们凭着能力和才智会从帝国政府得到丰厚的报酬。学习这门学科可以获得远大的前途，在西方和东方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学校专门教授基础课程，其中以位于腓尼基海滨的贝里图斯学校名气最大，自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以来的300年中，教育办得非常成功，学院的创办人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很多的好处。经过五年正规课程的训练以后，学生分散到各行省去寻找待遇优厚和职位体面的工作。在这个早已被复杂零乱的法律、诈术和罪恶所败坏的庞大帝国中，他们有无穷尽的就业机会，仅是东部的禁卫军统领法庭，便可以为150个法律工作者提供岗位，其中64名享有特权，每年从中选出2名，年薪60磅黄金，主要是为国家的利益充当辩护士。考验他们法律才能的第一步，是不定期指派他们充当行政官员的陪审法官，然后逐渐提升他们为所在法庭的主审法官。他们可以得到行省的管辖权出任高级行政官员，依靠自己的才能、名声或强有力的后台，能够高升到“特勋阶”的地位。在法庭的实际工作中，这些人总把“讲理”当成辩论的工具，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解释法律，因而在公开处理国家司法事务时，这种有害的风气可能成为他们性格的一部分。从古到今的许多法律工作者，他们的表现无愧于崇高而明智的职业，怀着纯真的忠诚之情，竭尽自己的心力智慧，担任这个无比重要的职位。但是，到了罗马帝国司法制度的衰败时期，法律人员的普通升迁都充满种种徇私苟且的现象。这项高尚的技艺在过去被视为贵族的神圣遗产，现在却落入刚刚抛掉奴隶身份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们不是凭着专门技能，而是靠诈术在经营一项下流的罪恶业务。有些恶讼师设法探求别人的隐私，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诉讼，使自己或同伙有机会大捞一笔。还有一些人关在房中，摆出法律专家的架势，对富有的当事人把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眼花缭乱，就连简单的事情也弄得真相不明，或者故意添油加醋，把绝无道理的讼案说得头头是道。这些律师组成外表体面的众所周知的特殊阶层，放言高论的腔调充斥着整个法庭。他们对公正的名声不感兴趣，其中大多数就法律的指导而言，被人称为无知的土匪。他们把当事人带进一个浪费、拖沓和失望的迷宫，然后，经过几年无聊的折磨，当事人的耐心和财产即将消耗殆尽，最后便被一脚踢开。
奥古斯都所运用的政府组织策略，授予总督全部的统治权力，尤其在皇帝直辖的行省更是如此。地方大员们无论平时或战时，按照个人的作为获得奖励或接受惩处，他们既要能穿着文官的袍服在法庭治民，也要能全副铠甲率领军团出兵征战。他们在税赋的征收、法律的执行和军事的指挥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以只要个人的忠诚产生问题，所统治的行省也会涉入谋叛的活动，虽然如此，这种组织和用人的策略还是很少改变。从康茂德临朝到君士坦丁统治，将近有100名总督运用各种方式，打出反叛的旗帜，其中有些人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君王猜忌和残酷的作为下，更多的无辜者受到冤枉，涉嫌者也牵连其中。君士坦丁为了确保王权的稳固和帝国的平静，不受掌握地方大权的臣属的威胁，决定把领军和治民的权责分开，一劳永逸解决帝国的隐忧，以往虽然也曾实施，但都是一时的权宜做法。
禁卫军统领在过去掌控帝国的军队，现在把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主将的手里。君士坦丁设置步兵和骑兵两位主将，位阶都是“特勋阶”的侯爵，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战时无论军队是由步兵或骑兵编成，都由这两位主将共同指挥。等到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主将的人数也就倍增，后来又将负责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四个边区的将领，按照同样的位阶和头衔区分指挥权责，防卫帝国的任务交付给八位步兵和骑兵主将。在主将下面又设35位军事指挥官，配置在各行省，其中3位在不列颠、6位在高卢、1位在西班牙、1位在意大利、5位在上多瑙河、4位在下多瑙河、8位在亚细亚、3位在埃及、4位在阿非利加。他们的位阶通常是伯爵或公爵，其所表达的含义，跟现代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使用时会让人感到奇怪。但是要知道这是运用拉丁文所产生的讹误所造成，一般他们对军事首长都用第二种称呼，也就是说各行省的军事指挥官全都是“公爵”。其中不到十位享有更尊贵的地位，他们的位阶是“伯爵”，这不仅是荣誉名衔也显示其深受君王器重。“伯爵”的名衔由君士坦丁的宫廷所授予，服饰可以着金带以示区别，而且俸给非常优厚，可以用来维持190名下属和服务人员及158匹马。
各级将领奉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干涉民政，尤其是司法和税务，但是军事指挥和部队有关事项也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君士坦丁在这个时候，对教会阶层给予合法的制衡，使得罗马帝国在民事和军政方面获得良好的平衡。由于这两个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双方的行事原则大相径庭，经常会引起争执，造成不和，有的地方对帝国是产生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有害的影响。当然行省的将领要与总督联合谋叛引起动乱，确实是很困难，可也别期望他们能齐心合力服务帝国。等到有事时，军方迟迟不发兵救援，而且行政部门也不愿向军方低头。部队没有接奉命令，也没有粮草的支援，经常是留在原地待命，把国家的安全置之不理，让毫无防卫能力的民众，任由愤怒的蛮族去蹂躏。君士坦丁的分权，使国家丧失进取的活力，但也确保君王的长久统治。
提到君士坦丁，还有一件革新之举应加以谴责，革新的结果是断丧军队的纪律，使帝国陷入沦亡的局面。在他与李锡尼争夺天下并赢得最后胜利之前，有19年的时间不顾帝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全副力量投入内战。敌对的双方为了逐鹿罗马世界，把防守边疆的兵力大部分抽调一空，各方控制地盘内的大城市，像帝国的边界一样，驻扎数量庞大的军队，把自己的同胞视为绝不饶恕的敌人。等到用国内守备部队平定内乱以后，战胜的君王缺乏智慧和毅力以恢复戴克里先严格要求的军纪、制裁带来致命影响的放纵行为。这种习性的养成，在于过分溺爱部将以及军事制度不彰所致。君士坦丁统治期间，宫廷掌握的部队称为内卫军，还有负责守卫边疆的部队称为边防军，这两种军制差别很大，为此订出相关法规。内卫军的待遇较高而且能享受特权，除非是应付紧急的战争状况，平时驻扎在宁静无事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兴建军营，运用高压手段实施军事统治。士兵日久顽生，逐渐忘怀军职应该具备的素养，过着纸醉金迷的平民生活，不是自甘堕落去从事小本行业，好赚取蝇头薄利，就是无所事事，整天在浴场和剧院打混度日，完全失去积极进取的活力。部队变得不重视军事操练，只知道讲究饮宴和穿着，他们平素的作为让帝国的臣民感到畏惧，等到蛮族大军压境，则表现出畏战的怯懦姿态。
戴克里先和他的同僚，沿着大河兴建的坚强的防线，现在不是疏于工事的保修和维护，就是缺乏守备的决心和勇气。边防军表面上还保持原有的数量，可以负起守备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已经恶化到屈辱不堪的地步，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些困难和危险就会全部暴露出来。尤其是他们的薪给和恩赐只有内卫军的三分之二，更是让人愤愤不平。甚至就是特种部队和军团，虽然待遇已接近内卫军的水平，但是在荣誉的称号方面，不及内廷部队受到君主的宠爱，难免心存芥蒂。君士坦丁一再对边防军发出严厉的威胁之辞，说他们要是胆敢变节叛乱，或者纵容蛮族入侵，分享掠夺的战利品，就要派大军镇压，严惩不贷，但是这些都无成效可言。之所以会不断发生灾祸，主要是由于当政者的作为欠当，用不公正的严厉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虽然建立功勋的君王费尽心血，致力于恢复边疆守备部队的实力和数量，但是君士坦丁轻率而软弱的施政作风对帝国造成了致命的伤口，使得民不聊生，国力凋敝，这一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帝国最后发生分裂为止。
在位者畏惧有实权的将领和部队，同样采用怯懦的策略，打散战力集中的单位，贬黜有军事才干的官员，认为愈是软弱无能的部属愈会听命服从，以至于有几位君主心存这种想法，采用各种制度来推展，尤其君士坦丁更是如此。军团因百战功高产生狂妄的骄气，自认有实力可取而代之，战胜者的营地经常成为反叛的温床。自古以来，军团从建立开始就保持着6000人的兵力，一直到戴克里先当政，每一个军团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都是战争胜利的宠儿，光耀夺目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数年之后，这些巨大的战斗体减缩到人数极为薄弱的地步，举例来说，七个军团加上一些协防军，部署在阿米达城抵抗波斯人的围攻，整个守备部队加上不分男女的居民，还有逃离乡村的农夫，总数一共不到2万人。基于事实和一些证据，相信军团部队的编制和有关的战斗精神和纪律，全部出于君士坦丁的决定。虽然保有原来的番号和荣誉，但是军团的步兵只有1000人或500人，过去很多单独执行任务的分遣部队，经常发生谋叛事件，现在感到实力微弱不敢轻举妄动，就是一旦生事也容易加以制止。君士坦丁后续各帝，沉溺于夸大炫耀的心理，发布的作战序列有132个军团，铭刻在官兵总名册上，以显示帝国实力举世无双。这些部队将减编以后剩下的人员，还要再分配到几百个步兵支队和骑兵分队。数量极为庞大的兵员、番号和旗帜，确实令人生畏，也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民族齐心效忠帝国。罗马民权伸张的共和国时代，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全在于力求简约务实，虽然留下的痕迹很少，但是在双方交战之际，罗马军队的严阵以待和亚洲国家的乌合之众，成为强烈的对比。一位爱好古物的考据家，只要勤于爬梳，就可从《职官志》中找到很多罗列的项目；但是历史学家要想让自己满意，一定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查证的各种相关资料，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后续各帝在位时，帝国的边疆有大军防守，常设的驻地和派遣守备部队的位置，一共有583处，总兵力有64.5万人，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超古代的需要，就是以后的朝代也无法达到当时的规模。
基于社会的状况各异，军队的征集出于不同的动机。蛮族勇武无知为天性好战所驱使，共和国的市民受强烈的责任心感召，国君的臣民受到荣誉感的鼓励尤以贵族为然，但是一个凌夷式微的帝国，那群生性怯懦而习于享受的居民，不是为了图谋利益才会在军队服役，就是受到严刑峻法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罗马帝国的政府，因为军费支出的增加，对军队不断的赏赐，以及为了收揽人心和浪费放纵所设立的各种新名目，使得财源日渐枯竭，但是对行省的青年而言，他们投身于危险而困苦的军事生涯，这些增加的待遇是必要的补偿。
征兵的身高标准已经放宽，就是身为奴隶，在心照不宣的纵容下也进入了各个军事阶层，丝毫不受歧视和排斥。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法克服当前的困难，获得符合标准而足够的志愿服役兵员，逼得皇帝不得不采用更为有效而高压强制的措施。为了奖励士兵勇敢杀敌，对退役荣民授予土地，从现在起附加条件，包括最早给予领地所有权的人员在内，他们的儿子要想获得继承权，必须在军中服役一定年限，从成年开始就要履行责任，凡是胆怯逃避者均给予严惩，不仅丧失荣誉和财产，有时甚至连性命都不保。但是退役荣民之子每年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服役兵员的需要，经常需要从行省办理征集，政府当局对不愿服役的及龄役男，同意他们有选择的余地，要求每位地主如果不是自行从军，就得找到替代人员，再不然就支付巨额罚款以获得免役。这种金额在降低以后，还要42块金币，对志愿从军人员而言真是高得离谱。士兵这个行业确实令人生畏，耽于安逸的罗马人在心理上已无法适应，意大利甚至行省有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兵役的压力，将右手的手指切除。这种奇特的自残行为变得非常普遍，在法律上遭到严格的取缔，在拉丁文的词汇中有特定的用语。
选用蛮族进入罗马军队的现象，变得日益普遍而且需求殷切，但也带来致命的危机。剽悍大胆的西徐亚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乐于战阵之事，发现保护行省比抢劫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他们投身行伍，不仅加入由族人组成的协防军，甚至自行编组军团，还有的则进入威名远播的内卫军部队。等到蛮族自由混杂在帝国臣民之中，逐渐明了状况，对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产生轻视，也开始模仿文明社会的权术手段。罗马人的知识使他们对蛮族保持有利态势，能够支持帝国的伟业，虽然日趋没落尚能相安无事，而罗马的骄傲取决于蛮族的无知，等到蛮族获得知识达到对等的条件，也就对罗马失去原有的尊敬之心。蛮族士兵只要展示出军事才能，毫无例外能升任更高阶的指挥职务，可以担任军事护民官、伯爵、公爵，甚至独当一面的将领，即使祖先是外国人，也无须自惭身世加以掩饰。这些将领即使受命发动战争对付自己的族人，也会受到信任，他们宁受效忠誓言的束缚而非同种同源的血统。然而他们也难免犯下通敌罪行，或是受到猜疑，为的是邀集敌人进犯掠夺，而在退离时坐地分赃。大军的营地，以及君士坦丁子孙的宫殿，都受到他那大权在握的党羽法兰克人的统治。法兰克人非常合作，也十分热爱自己的国家，要是个人受到冒犯等于是国家受到侮辱。
当暴君卡利古拉想将执政官的紫袍授予他所钟意的人选时，就亵渎神圣传统的程度而言，将这个对象换成一匹他心爱的马，或换成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高贵的酋长，两者受到的非难不会有什么差别。三个世纪的变革，使人民不再抱残守缺，固执成见。君士坦丁公开核定要把执政官的荣誉授予蛮族，等于是给他的继承人开了先例，因为这些将领的功勋和服务，够资格升到罗马人的最高阶级。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对于法律不仅无知而且轻视，无法胜任文官的职务，使得他的权位与军职的才能不兼容，这就会造成大权旁落的现象。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有成就的市民，他们经由学习的过程，能写能读，可以发挥个人的才能和进取的精神，具备适合于法庭、元老院、军营和学校各种不同职位的特质。
总督和将领总是远离朝廷，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把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特勋阶”，完全依据他们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负责有关皇帝个人安全、划策献计和财产管理的事务。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按当时的称呼叫作侍寝大臣，他的职责是侍候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留在皇帝身边就可以狐假虎威，显得有几分光彩。皇帝要是有资格统治天下，他的寝宫总管(原应如此称呼)一般都是能干而且身份低下的仆从；而一位机灵的仆人善于处理偶尔不应听到的机密，就是没有多大天分，在无形之中也可以爬升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官员有高明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机运。狄奥多西的几个孙儿堕落而又荒唐，从来不接见臣民，受到敌人的藐视。他们竟把侍寝大臣的地位提高，超过宫廷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这位宦官的副手也服侍在皇帝身边，成为大批体面奴隶中的头号人物，在皇帝看来应当比埃及或亚细亚“卿相阶”的总督更要高一等。侍寝大臣的司法权是得到内廷伯爵或称监督官的认可，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服饰和奢侈的饮食。
重大公共事务完全交付给御前大臣，凭着他过人的勤劳和才能去处理。他是宫廷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学习院”的纪律，接受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其中有些案件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这些人在宫廷里服务，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家属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的裁决。皇帝和臣民之间的通信联系由国务大臣负责，他的手下有四个办公室，其中第一个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卿相阶”的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148名秘书分担。这些部门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这在过去被认为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蛮族的使臣，还任命几位通事。现代国家极为重视的外交事务部门，当时却很少引起御前大臣的注意。在他的观念里，帝国的驿站和军械库才是特别值得关心的重点。帝国生产军械的城市有34座，15座在东部，19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设有工厂，长期雇用工人，生产各式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攻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投射机具和器械。这些装备一般都先储存在军械库，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分发运用。
在长达9个世纪的过程中，财务官的职位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早期的罗马每年都由人民选举2名较低阶的行政官员，减少因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而引起的非议，同时对执掌军队指挥权的执政官或行省管理权的代行执政官，配属类似名义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2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4名、8名、20名，在某一短期内甚至有40名之多。许多高贵的公民最大的野心便是取得这个职位，然后就能在元老院出任议员，得到这个晋身之阶，以后才能获得共和国的荣誉，所以担任财务官是每个人最正常的期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可他同时又认同自己拥有每年可以在元老院推举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从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一位，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这种做法被继任的皇帝模仿，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为固定的职位。受到青睐的财务官具有崭新而引人注目的性质，终于能摆脱按年资晋升的限制。由于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后来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发言人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统领和御前大臣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帮忙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是他并不需要负责管理杂乱的事务，有足够的时间和才智去培养雄辩的口才，尽管这种品位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庄严的气概。在有些方面，帝国财务官与现代司法官的职务很相似。虽然不识字的蛮族似乎使用大印，但皇帝颁布法案时却没有引进这种做法。
帝国的财政大臣被加上非常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用意是让人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着君王的慷慨解囊。一个脑力再好的人，对于庞大帝国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无数的开销，也弄不清楚其中的详细情况。事实上为了管理账目，雇用分属十一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按照专业分工检查和监督各自负责的工作，在人数方面，总会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很多次想要实施大规模的裁员，把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特别是那些原有很好的工作，偏偏要想尽办法钻进收入丰厚的财务部门的人。帝国共有29个行省税务官，其中18个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司库大臣还把自己的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造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司库大臣监管帝国的外贸活动，控制所有毛、麻织品的生产工厂以及生产的工序，包括纺纱、织布和染整，这里主要的工作由大群奴隶身份的妇女负责，生产的产品供应军队和宫廷使用。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就可以列举出26座，因而在工业发达的东部各行省，这样的工厂会更多。
专制君王可随心所欲征收和支用国家的岁入，此外，皇帝本人就是极为富有的公民，拥有范围广泛的产业，需任命一位伯爵或内务大臣负责管理。这些财产中一部分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也有若干得自于世代穿着紫袍的家族，但绝大部分的来源很污秽，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皇室的产业遍布于从毛里塔尼亚到不列颠的各行省中，而卡帕多细亚土地肥沃，使得君士坦丁要把全地区尽量圈为己有，因而这位君王和继承人抓住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贪婪行为。他们取缔科马纳最富裕的神庙，尽管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在位亲王的荣誉，但皇帝还是把大片献给神明的土地全归为私有，毫不考虑上面住着信仰战神的6000居民和奴隶。这块土地上，居民本身没有价值，但是从阿格莱乌斯山到萨鲁斯河广阔的平原上，大量繁殖着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它们有着神骏的体态和飞一般的速度。这神圣的动物被供应于宫廷，或用于帝国的赛车活动，故特别制定法律加以保护，民间的主人都不得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卡帕多细亚的产业非常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帝国其他地方则由低阶官员负责。到处都有司库大臣的副手管理私产以及公共财产，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控制行省的官员。
出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的目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由两名内廷伯爵指挥。官兵的总数是3500人，分为七个教练队或分队，每队500人，光荣的任务在东方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任。每当举行公共纪念活动，部队便会排列在皇宫的庭院和柱廊，高大雄伟的身躯、严肃寂静的纪律、持用金银镶嵌的兵刃、盛大的军容表现出罗马帝国的威严。从这七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和步兵担任贴身卫士，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这种特殊的荣誉。他们骑马在内廷值勤，有时还会被派到行省，迅速有效地执行主子的命令。内廷伯爵有的后来升为禁卫军统领，与统领一样，他们都希望经由服务皇宫进而能够指挥军队。
罗马帝国修筑道路及建立驿站，使朝廷与各行省之间来往方便。但这些设施有时却被滥用，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两三百名信差，在御前大臣底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当选的执政官名册、皇帝的诏书或战争得胜的消息。这些人后来向君王报告他们所知的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成为君王耳目，给人民带来莫大祸害。软弱无力的统治必然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一万人之多，并且完全不顾再三告诫他们的法令。他们把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信差，在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在进行中的阴谋，到处打探暗藏的不满以及打算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戴着热爱国家的面具，掩盖对真理正义的践踏和对犯罪恶行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真正有罪者或清白无辜者的胸膛，只要这些人惹他们生气，或是不肯花钱消灾。不论是出生在叙利亚还是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脚镣手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法庭的危险，都要面对告密者罪恶的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护。要是按照当时采取的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要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使被告再也难逃法网。
审判委员会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实验性质的做法，会造成误导，带来很大的危险，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它的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判过程用在奴隶身上，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士对奴隶的痛苦根本视若无睹；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他们绝不会同意对公民的肉体任意折磨，因为这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要是研究一下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荣誉思想还能发挥影响力，一个罗马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也不可能受到屈辱性的酷刑。当然，对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而言，他们的行为不为罗马的准则所约束，也不必遵守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他们不仅使用酷刑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施加在马其顿人身上，这些人民过去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就是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以及维护并提高人性尊严的雅典人，也都逃不掉酷刑的威胁。由于省民无力反抗只有默许，使得各行省的总督获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利，一开始是强迫流浪汉或平民罪犯承认所犯的罪行，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阶级的区别，践踏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臣民基于恐惧心理只有请求颁布性质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非常愿意实施这些保护办法，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酷刑，等于合法授权不必有任何忌惮。豁免令的范围在于保护所有属于“特勋阶”和“卿相阶”的人士、主教和属下的长老、讲授人文科学的教授、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市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帝国新设立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一条致命原则，只要涉及叛国罪，其中包括经过律师的罗织，证明被告对皇帝或帝国怀有敌意，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所处的地位一律变得同样可悲。皇帝的安全比公理正义和人道考虑更为重要得多，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即使是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都同样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受到告密者恶意的检举，被指控为犯罪活动的同谋，所提出的犯行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样的恐惧像利剑一样，永远悬挂在罗马世界主要公民的头顶。
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是因先天继承还是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都会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但因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在于其暴虐而是贪婪，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税赋太重；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但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税赋就会成比例地减少。但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至少我们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在位的君王不仅剥夺元老院的权势，同时还搜刮行省的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财产估值诏书的源起是为了能正常地征收罗马人的贡金，后来成为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词，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但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的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税这一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交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禁卫军统领会用这些税收来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于冗长)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征收对象的构成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对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进行赋税的评估；接收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但是由于君主与臣民的账目不断地被分开，以及先前预计的税额随着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庞大的财政机器在同样理由的推动下，年复一年地发生变革。
税收对行政部门而言，极为紧要也特别受重视，需要行政长官和行省的代表发挥最大智慧去执行。然而一群下级官员却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后台是帝国的财务大臣，有的是行省总督派出的人员，由于管辖权很复杂，难免引起派系之间的冲突，为了夺取鱼肉人民的肥缺，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工作勤奋的官员只会引起嫉妒和责怪，他们把费用和危险全部强加在“里长”的身上，这些人构成城市地方团体的主干，皇家法规有严厉的条文，责成他们让民间社区承受应有的负担。帝国全部的地产(不包括国君的世袭产业)都是征税的项目，每位新购买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纳税义务。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说是土地测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适当的比值，以确定每位公民对公共服务所应尽的责任。经由广为人知的财产估值期限，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样一个困难而又费钱的作业重复一次的周期是15年。行省派出测量官来丈量土地，有关土地的性质，无论是耕种农地还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园还是树林，都要很仔细地加以记录，要按照5年的平均产值来估算它的价格。报告里把奴隶和牛只的数目被视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据以宣誓，保证一切都真实无虚。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有伪造作假或试图规避执法人员的意图，都被当成重刑犯予以处罚，而且是叛逆和亵渎双重罪行。
贡金大多用货币支付，帝国流通的币值中依法只接受黄金，其余税款由每年的财产估值诏书决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应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难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质和产品，各种项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麦、木材或生铁，省民用劳力或费用支付，运送到皇家仓库，根据宫廷、军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都城的使用状况，再加以分配。财税委员经常要办理大宗采购，严禁他们进行任何赔偿行为，不得接受与征收与实物同价格的金钱。初期小社区的环境很单纯，可用这种方式征集人民自动奉献的物品，但一旦处于操控极度严苛的状况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个贪污腐化和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中，高压权力和欺骗技巧永远在斗法。罗马行省的农业已逐渐凋敝，在君主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宗旨趋向于背离“以农立国”的原则，使臣民失去支付现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着清除债务和减免贡金来赢取民心。坎帕尼亚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罗马在此赢得最早的胜利，也是权贵退休后养老之处。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划分，在大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从台伯河延伸到锡拉鲁斯河的区域，在君士坦丁死后60年内，实际测量出有33万英亩土地因荒废和弃耕而获免税，几乎占行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此时尚无蛮族踪迹，但这种令人惊异的荒芜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记有案，这要归因于皇帝的施政作为。
无论是基于策略或出于偶然，征税方式像是要将田赋归并在丁税内，政府把解交金额分配给各行省，用缴纳贡金人口数和应缴税款总数来表示。后者往往取决于前者，如果后者的数量极多，那么这个行省的贡金就很可能位于诸行省之首。丁口就是负担贡金的人头数，每个人头按比率得到定值税额，此定额不仅要被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个负担贡金的人头，因意外事件影响和整体环境变化，所代表的身价经常会变动。有很多奇特状况被当作知识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有关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同时也是现在欧洲最光辉耀目的王国。君士坦提乌斯贪婪的大臣刮光高卢财富，每个人头每年的贡金是25个金币，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将丁税减到7个金币。在极端剥削和暂时施惠之间寻求一个合理比率，丁税应定为16个金币，大约等于9英镑，这才是高卢征税的正常标准。但这种计算对有心人而言，很容易能够通过推论联想到两个困难，就是大家对丁税的力求平等和惩罚严厉性感到震惊万分，对其稍加解释也许可以令我们对有趣的帝国式微的财政状况有所了解。
其一，只要财产的划分出现不公平的状况就会引起不满，这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由于税收的评定应完全平等，其中绝大部分的人会被剥夺生计，此即罗马丁税的原则。但在执行时，人们却感觉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贡金乃根据实况来缴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征收。几位贫穷的市民可合组成一个人头，共同分担税款，而富有的省民依据财产，可负担好几个名额的丁口。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生活在统治高卢最有成就的皇帝的时代，他曾提出最富诗意的要求，把自己负担的贡金，比拟为希腊神话里的怪物革律翁，恳请赫拉克勒斯大发慈悲，砍掉恶龙的三个头好拯救性命。西多尼乌斯是极为富有的诗人，他都不断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脑海里可以浮现出许多高卢贵族像死去的海德拉(Hydra)一样，长着100个头，躯干伸展到整个国土，吞食着数以百计的家庭的景象。
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每年的额度是9英镑，我们可拿来与当前国家的状况作比较。现在法国被专制君王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的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1800万英镑，由2400万居民来分担。其中只有700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不用纳税的妇女和小孩。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50先令(20先令为1英镑)。但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如果国家的每位臣民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
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农民受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名列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但很合理地要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埃杜伊人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落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50万居民，隶属奥顿和讷韦尔两个主教辖区，等到增加沙隆和马孔以后，人口总数达到80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2.5万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7000个。刚好出现与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相类似的情形，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50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大约是450万英镑，虽然看起来每人分担了超过正常四倍的税额，但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在君士坦提乌斯横征暴敛下算出来是700万英镑，在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下则减到200万英镑。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为了分享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货币和商品中的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的主体上。虽也有免税措施，但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行业者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中，谋得的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务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因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被称之为“五年摊捐”。
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当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的不当方式，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那就是决定配额的方式非常武断，征收方法极端严苛。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知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很少损害国库的收益。在对商人的征税过程中，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已被证实，却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而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普通税的征收是出于帝王的绝对权威，但偶尔呈献的“冠金”，却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的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就将其供奉在朱庇特神庙，这是他们未来荣耀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热情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恺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2822个，总重量是黄金20440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他认为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将这当作更容易接受的礼物。
自发的奉献最后成为欠恩应尽的责任，也不再限于凯旋式的场合，而被认为是君主国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许可的一种行为，经常伴随着皇帝纡尊降贵地宣布即位、出任执政官、皇子出生、晋封恺撒、战胜蛮族，或者任何能为皇帝在位的记录踵事增华的实际或假想事件。罗马元老院的特别赏赐是黄金1600磅，大约6.4万英镑；抑郁的臣民用巧妙措辞加以颂扬，君王把这些无益但蓄意而为的证词，当成是忠诚和感恩的表示，心满意足加以接受。
一个民族若过分傲慢或自怜，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做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觉察不到自身的才智和品德已经日趋堕落，使他们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严；但是暴政的疯狂、纪律的废弛以及赋税的日增，不仅使他们身受其害，而且让他们对此深感痛恨。历史学家不怀偏见，一方面承认民众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看到可以减轻苦难的有利条件。蛮族风暴转瞬间会使罗马帝国的伟大丧失基础，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有相当多的居民，在培育艺术和文学的园地中仍然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体系的形式、权力和经费能够抑制嚣张跋扈的军人集团。尽管法律受到特权的破坏和巧辩的歪曲，罗马司法制度运用明智的原则，依然能够保持秩序和公正，这是东方专制政体难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学对人类产生保护作用。自由权利这个名词，虽然已经不会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感到惊愕，但能够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奴隶或蛮族。
君士坦丁迁移帝国的统治中心，对国家的行政和宗教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他到底具有何种性格，一直是人们注意的重点，对这一点的讨论引起极大的分歧。基督教徒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不惜使用推崇英雄甚至圣徒的词句，来美化这位基督教会的救星；而那些遭到压制的人群无比愤怒，认为君士坦丁既懦弱又邪恶，把他说成是历史上最可憎的暴君，他的登基有辱帝国的尊严。这些不同的看法经过很多世代还能保留下来，虽然程度有所差异，但对于他的为人处世到今天仍有褒贬。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把他那最热忱崇拜者所不能否认的缺点，和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的优点，不怀任何成见综合起来，才有希望对这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勾画出一个正确的形象来，也才能毫无愧色地为史实所接受。但若不能从恰当而明晰的角度，把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仔细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来加以研究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要想把不协调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将不兼容的性格特点调和起来，最后其所产生的形象很可能像是一个怪物。
君士坦丁有得天独厚的外表和心灵，身材雄伟、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在男性的阳刚活动中表现出矫健的身手和灵活的技巧。他从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进入老年，始终保持着强壮的体魄，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坚持清心寡欲的原则。他非常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可以随意地交谈。尽管有时会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在无法控制之下对人大发脾气，一般而言，他那待客以礼的态度，凡是接近过的人都会倾心不已。有人怀疑他交友是否真诚，但是从很多情况看来，证明他并非刻薄寡恩、不能同生共死之徒。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方面的缺失并未妨碍他明了知识的重要，在他大力支持之下，艺术和科学还获得相当的发展。他勤奋处理公务不知疲倦，活跃的头脑毫不间断地用于阅读、写作、思考、接见外国的使节、研究臣民的疾苦和不满。即使那些指责他措施不当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持之以恒的耐心，如此才能规划出无比艰巨的计划，确保自己不被学识的偏见和群众的叫声所阻挠，并最终能够将之贯彻完成。他在战场上能够把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很成功地灌输给手下的士兵，指挥大军的才能已臻完美的境界。他与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作战，获得辉煌的胜利，应归功于他的将道，并非只靠运气而已。他热爱荣誉，将之看作辛劳工作的奖赏，也是激发积极作为的原动力。
自从他在约克登基那天起，灵魂中的统治激情就点燃了他无可遏制的野心。野心还可能是出于对当前危险的处境、敌手的性格特质、自身高尚的品格、预见自己的成功可以为混乱的帝国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判断。早在他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进行内战时，他这一边已经赢得人民的好感，人民很自然地将暴君毫无忌惮的行径，和君士坦丁明智公正的施政进行比较。
设若君士坦丁在台伯河畔战死，甚至在哈德良堡的平原上阵亡，除了这些极少数例外，后人所知君士坦丁的为人可能不外乎如此。但是，他最后一段统治时期(根据同时代的一位作家非常温和而关怀的叙述)，使他丧失身为罗马皇帝无愧于后代子孙的荣誉。在奥古斯都的一生中，起初人民看到的是一位毁灭共和国的暴君，后来逐渐变成国家以及全人类的父亲。而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长期受到臣民爱戴和使得敌人丧胆的英雄，却为自己的运气所荼毒，或由于赫赫战功而再也无须掩饰自己的行为，最后堕落成残暴而放荡的君主。他统治的最后14年(323—337 A.D.)，所维持的安宁局面，只能说是粉饰的太平，并非真正的繁荣。进入老年的君士坦丁更被两种彼此对立、但也可以调和的恶行所玷污，就是纵情任性的掠夺和挥金如土的慷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多年累积的财富，全被他挥霍一空。这位征服者进行的各种革新措施，都得大量增加开支，同时各项建设、宫廷用度及庆祝活动的开销，都要立即大量供应现金；对人民的压榨，是能维持君王无限制浪费的唯一资金来源。他那些品德败坏的亲信，靠着主子的慷慨大方全都十分富有，还要肆无忌惮地掠夺侵占和贪污受贿。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虽受到掩盖，在政府行政机构各部门中，却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能觉察到，皇帝本人尽管仍能获得臣民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他们的敬爱。愈进入晚年，他愈刻意追求穿戴和举止，使他更为人们所鄙视。傲慢的戴克里先采用亚洲华丽的排场，在君士坦丁身上显得软弱和阴柔。他戴着各种颜色的假发，是当时的巧匠精心制作的一顶式样新颖无比昂贵的皇冠，浑身珠光宝气，还戴着项圈和手镯，再加上一件像水波拖在后面的丝质长袍，上面绣着金碧辉煌的花朵。这样的装束即使穿在年轻又愚昧的埃拉伽巴卢斯身上，也会让人感到俗不可耐。现在要想从年事已高的君王和罗马年迈的老兵身上，找到失去的智慧和简朴，那更是难上加难。繁荣和放纵所败坏的心灵，是不可能升华为宽宏的气度，能够藐视猜忌，大胆发扬恕道的。马克西米安和李锡尼的致死之道，按照他们身为暴君所习得的原则来看，可以说是命该如此。但是一篇文章提到君士坦丁有损晚年名声的处决，也可以说是谋杀的客观叙述，在一些至诚人士心中所能引起的联想，也只能是：这样一位皇帝，受到情绪或利益的支配，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法律的公道和仅存的人性。
君士坦丁终其一生都与好运相随，飘扬着胜利的旌旗，同时也使他的家庭生活充满希望和欢乐。那些统治时间漫长，使国家日臻繁荣的前辈，像是奥古斯都、图拉真和戴克里先，生前都因没有后代而深感不安。但是在那个经常发生动乱和变革的时代，不容任何皇室有足够的时间，让后裔在紫袍的庇荫之下茁壮成长。但是，等到哥特人克劳狄获得皇位，他的弗拉维皇族却延续了好几代。君士坦丁本人也把从他父皇那里继承来的宝座传给了他的子息。皇帝曾结婚两次，出身寒门的密涅维纳是他年轻时合法的伴侣，她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克里斯帕斯；后来他娶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为妻，她生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名字相近的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
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胸无大志的兄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虽然没有实权，但都享受到最高荣誉和巨额财产。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活着时鲜为人知，死时也未留下后代。两个兄长都娶了元老院有钱议员的女儿，为皇族增添了新的支派。封为大公的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他的儿子以加卢斯和尤里安两位的名声最大。后来被封为监察官的达尔马提乌斯，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叫作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大帝的妹妹安娜斯塔西娅和尤特罗皮娅，分别嫁给出身贵族并具有执政官身份的元老院议员奥普塔图斯和涅波提阿努斯。他的三妹君士坦提娅的生平事迹和所受苦难，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她在丈夫李锡尼败亡后一直寡居；经过她苦苦哀求，结婚所生下的儿子当时才没有受到牵连，活了一段时间并且保留恺撒的头衔，看来还有渺茫的继位希望。在这个弗拉维家族中，除去这些妇女和她们的亲眷之外，还有十到十二位男性。按照现代法律术语，应被称作皇族血统的亲王，似乎全应按出生顺序，继承或者辅佐君士坦丁的王位。但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人数众多的兴旺家族，很快就只剩下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两个人，只有他俩在一系列类似悲剧诗人在感叹珀罗普斯和卡第穆斯的诗篇中所描述的罪恶和灾难中幸存下来。
克里斯帕斯是君士坦丁的大儿子，也是帝国的指定继承人，公正的历史学家都把他说成是一位对人友善而且卓然有成的青年。关于他的教育和学习的问题，全交托给基督徒中最有口才的拉克坦提乌斯负责。在培养这位杰出学生的兴趣并唤醒他的良知方面，拉克坦提乌斯堪称最称职的导师。克里斯帕斯在17岁那年，就被授予恺撒的称号，被赋予管辖高卢各行省的权力，当时正好发生日耳曼人的进犯，可以让他尽早施展军事才能。在其后不久爆发的内战中，父亲和儿子分掌兵权。从这段历史的记载得知，在强攻李锡尼以优势舰队全力固守的赫勒斯滂海峡的行动中，充分显示出克里斯帕斯的英勇和才干。赫勒斯滂海战的胜利对结束战争意义重大，东部臣民向他们欢呼时，君士坦丁和克里斯帕斯这两个名字已合而为一，高声宣告整个世界已被征服，现在全都处在仁德的皇帝和其子的统治之下。一个皇帝到了老年，很难获得公众的喜爱。但是年轻的克里斯帕斯的身上，布满朝气的光辉，从各方面来说，都有理由受到朝臣、军队和人民的尊敬，他也确实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对于一个治国多年、经验丰富的君王，臣民在承认他的功绩时总是感到很勉强，常常抱着不公正的态度，夹杂着表示不满的抱怨，但只要看到他的继承人表现出一点良好的品德，认为可以从继承人那儿获得个人和公共的幸福，便一厢情愿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
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人民的爱戴很快引起君士坦丁的注意。不论作为父亲还是皇帝，都无法容忍有人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还能共存。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对儿子表示信赖以获得其感恩，以此确保儿子对自己的忠诚，却要坚决阻止尚未显露的野心可能引起的越轨行为。克里斯帕斯很快看到未成年的弟弟被授予恺撒头衔(公元324年10月10日)，掌握高卢各行省原属他管辖的特殊部门。他自己是长大成人的王子，近年内有过重大功绩，非但没有得到奥古斯都的高位，反而像囚犯一样被关在父亲的皇宫里，听任阴险的敌人对他进行恶意的中伤，毫无自卫能力，自然深感不满。处在这样一种痛苦的环境里，年轻的王子恐怕很难做到处处注意自己的举止，尽量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可以断言，在他身旁，一定聚集着许多行事冒失或怀有二心的随从，用尽心机故意挑逗他发泄不满，也许他们还接到密令，要随时告发他。就在这一段时期，君士坦丁发布一道诏书(公元325年10月1日)，不论真假如何，明确表示怀疑有人正阴谋策划推翻他本人和政府，他不惜以荣誉或重金为诱饵，呼唤各层次的告密者，即使是执政官和大臣也可以大胆检举，甚至连朋友或最贴身的亲信，都无一例外。同时他还庄严地宣布，将要亲自聆听这些指控，对有害于他的人进行报复。最后，他还用一段祷告结束他的敕令，这段祈祷词倒是真的表露出他对危险的担忧，恳求最高的神明一如既往保佑皇帝和国家的安全。
告密者接受优厚的条件奉命行事，自然全都通晓宫廷的斗争艺术，选定克里斯帕斯的朋友和亲信作为有罪的告发对象。再说，皇帝既已答应要进行充分的报复和惩罚，显然他的诚意毋庸置疑。然而，君士坦丁虽然把自己的儿子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在表面上却保持着关心和信任的态度，授予他各种勋章，和往常一样祝福年轻恺撒的统治能够长久而又太平。人民并不知道宫廷的秘密，仍旧爱戴他的德行和尊敬他的地位。一位请求将他从流放地召回的诗人，用同样的热情歌颂父亲和儿子的伟大。为了庄严庆祝君士坦丁统治20周年，君士坦丁特意为此召开纪念大会，皇帝决定要把朝廷从尼科米底亚迁到罗马，准备在那里举行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时每个人眼睛所见和嘴巴所说，都要极力装出幸福和快乐的样子。就这样，君士坦丁用庆祝仪式和伪装掩饰的帷幕，暂时盖住了最阴险的报复和谋杀计划。可怜的克里斯帕斯在节日期间被皇帝下令逮捕，君士坦丁放下父亲的亲情，却没有保持法官的正义，审讯极为草率且秘密进行，看来他也感到让罗马人看到年轻王子的悲惨命运，有失皇家的颜面。克里斯帕斯被押解到伊斯特里亚的波拉，不久便被刽子手杀害，也有可能是用较仁慈的方式给毒死(公元326年7月)。
态度和蔼可亲的李锡尼是位年轻的恺撒，也因克里斯帕斯的事件受到株连。君士坦丁最喜爱的妹妹痛哭流涕，哀求他饶恕她的儿子，说她的儿子除了出身别无罪过，就这样也完全没能打动他那顽固的猜忌心。君士坦提娅在儿子被杀后很快逝世。有关这些不幸王子的故事，他们犯罪的事实真相，接受审判的方式，以及如何被处死的细节，都已淹没在不可知的神秘气氛中了。那位显贵的大主教虽在一部洋洋洒洒的作品中，盛赞这位英雄人物的美德和虔诚，但有关这悲剧的细节，却小心地避开不着一词。这种不顾遭人责难的做法，也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现今一位最伟大的君王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拥有全部专制权力的沙皇彼得大帝，把将有罪或已十分堕落的儿子判处死刑的理由，完全交给俄国人、欧洲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去评论。
克里斯帕斯的冤曲早已得到大家的承认，以致现代希腊人虽然对都城奠基人无比崇敬，但对于他犯下杀死亲生儿子的罪行，因碍于人类的感情，无法为之辩护，只能勉强加以掩饰而已。他们只能说，当伤心的父亲一发现指控不实，由于自己轻信谗言，错误地置自己的儿子于死地时，立即向世人公开表白了他的悔恨和痛苦；为丧生的亲生子哀悼40天，这期间他停止沐浴，断绝所有的生活享受；还说，为了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他给克里斯帕斯立了一尊金像，上面镌刻铭文：献给受枉定罪的儿子。如此煞有其事的故事，理所当然可以得到学者的支持。但是，如果查阅一下更早、更可信的记述，就会发现君士坦丁是用血腥屠杀和报复来表达他的忏悔，为了弥补误杀无辜儿子的过失，却处决了也许真有罪孽的妻子。
他们把克里斯帕斯的不幸，归之于继母福斯塔的阴谋，无法消除的仇恨或无法满足的情欲，使她在君士坦丁的宫廷里重演了希波吕图斯和菲德拉的悲剧。和密诺斯的女儿一样，马克西米安的女儿诬告她的非亲生儿子，对她这个贞洁的王后有乱伦企图，由于皇帝嫉妒心重，很容易颁发处死这位年轻王子的敕令，除掉妨碍她亲生儿子更上层楼的可怕对手。但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对孙儿克里斯帕斯的早死非常伤心，要为他进行报复。没多久就有人发现，当然也可能是造谣，说福斯塔正和一个在御马厩服役的奴隶有罪恶的勾搭。对她的判决和治罪是在提出指控后立即进行，特意将奸妇放在蒸气浴池中，用烧得更热的高温给闷死。有人也许会想到，20年夫妻生活的感情，考虑到儿子是预定王位继承人的荣誉，应该会软化君士坦丁的铁石心肠，不管她犯下多大的罪行也只有容忍，在独自关押的牢房里消磨罪恶的余生。
但是，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无的放矢，对这一段存有许多疑点和混乱的奇特历史，我们没有办法弄清楚真实情况。不论是攻击君士坦丁或为他进行辩护的人，全都忽略了接位的皇帝统治期间，发布的两篇重要文告中非常重要的段落。文章在开始就盛赞福斯塔皇后身为女儿、妻子、姊妹和多位王子的母亲，所拥有的懿德、美貌和幸运。另外一篇有段话说得非常明白，小君士坦丁在他父亲死后三年被害，他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遭到不幸而伤心哭泣。尽管有许多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家都提出肯定的证据，仍然让人相信或至少不免产生疑问，福斯塔是否能逃过丈夫盲目多疑的残暴行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的枉死，再加上大批有地位而无辜的朋友遭到处决，无论如何，足以表明罗马人完全有理由不满，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他们会在宫门口张贴讽刺诗，把君士坦丁辉煌而又充满血腥气味的统治，说成和尼禄不相上下。
克里斯帕斯被处死，帝国王位继承权落到福斯塔的三个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身上。这三位年轻王子先后都被授予恺撒的称号，晋升的时间分别是父皇在位的第十年、第十二年和第十三年。罗马帝国出现众多的主子，我们还可以认为他是出于亲情的偏爱而加以原谅，但是皇帝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不惜置自己的家庭乃至全体人民的安危于不顾，毫无必要地把他的两位侄子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提升高位，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前一位被授予恺撒头衔，与他的堂兄弟地位平等；为了讨好后一个，君士坦丁特意创造一个新奇的称号“至尊者”，一并随着这种称号赏给他的还有一件金紫色的袍子。但是在罗马帝国各朝所有的王子当中，只有汉尼拔利阿努斯破格被加以国王的称号。即使是在君士坦丁治下，这种做法不仅离奇也无法解释。帝国的奖章和当代作家的文章，可以成为确凿的证据。
君士坦丁公开认可五位年轻的继承人，整个帝国对他们的教育问题感到十分关心。他们要进行各种体能的锻炼，为将来应付疲劳的战争生活和繁忙的高阶职务预作准备。有人偶尔提到君士坦提乌斯的教育情况和各种才能，认为他在跳远和赛跑等体育运动方面表现出色，还说他是射箭的高手和熟练的骑士，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使用的武器全都能运用自如。为了增加几个儿子和侄子的学识，君士坦丁对教育的要求也很严格，但是成效要差一点。皇帝不惜重金，请来讲授基督教教义、希腊哲学以及罗马法理方面的知名学者。至于教导皇家青年如何治理政府和知人善任，则由他亲自现身说法。但是君士坦丁的才干是从逆境奋斗中经历长期的磨炼所获得。他从私人生活的自由交往中，在伽勒里乌斯充满危险的宫廷里，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力求在同侪中出人头地，依靠个人行为所表现的谨慎和坚强，求得当前的安全发展和未来的伟大成就。他的子侄是命中注定的继承人，在皇宫里生活和接受教育，身边围绕阿谀奉承之徒，从小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一心想着自己将要继承王位。他们处于高贵的尊荣地位，不容许纡尊降贵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们站在高位向下看，各种人物都显得平凡，所有事物看来都简单。
君士坦丁纵容子侄，让他们在不知世事艰难的年轻时候，就负起统治帝国的责任，只有拿管辖下的人民当作试验品，来熟练统治的艺术。小君士坦丁被指派到高卢地区掌握军国大权，他的弟弟君士坦提乌斯则将他父皇之前的世袭领地，换取了富庶而又战事较少的东部各行省。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尊崇君士坦丁的第三个儿子君士坦斯，把他看作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代表。君士坦丁还把达尔马提亚派到邻接哥特人的边区，后来把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交给他统治。恺撒里亚被选作汉尼拔利阿努斯的住处，他的新王国计划由本都、卡帕多细亚和小亚美尼亚所属各行省组成。所有王子都分别建立适当的行政机构，每人都分派一定数量的卫队、军团士兵和一些辅助人员，用来维持高贵的地位和维护个人安全。君士坦丁把自己所相信的人，安排在他们身边担任大臣和军事指挥官，协助年轻王子行使被赋予的权限，甚至进行相当控制以免发生差错。等到他的子侄年龄较长、经验更加丰富之后，对他们运用权力的限制才逐渐放松。但是，皇帝始终把奥古斯都的头衔留给自己专用。尽管他经常委派恺撒前往军队和行省，但始终让帝国全都听命君士坦丁本人，只有他才是最高首领。塞浦路斯虽然有个赶骆驼的人发起了一场带来麻烦的叛乱，但君士坦丁的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积极对付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上，但这些都没有干扰到他最后十四年的平静统治。
人类种族有不同的分支，萨尔马提亚人非常特别，他们将欧洲古老居民的形体和肤色，与亚洲蛮族的生活和习俗融合在一起，根据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偶发事件，才会产生联盟或征服的行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国界原本在塔内斯河两岸地区，有时为了扩展领地，会推进到维斯图拉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平原。出于照料为数众多的牲口和牛群、追捕各种猎物、从事战争以进行烧杀劫掠等目的，萨尔马提亚人过着四处移动捉摸不定的流浪生活。妻儿住在活动的营地中，这些营地有点类似小型的城镇，由牛只拖曳的大车和各种帐篷组成。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在于骑兵部队，战士的习惯是经常保持一两匹备用马，前进和撤退非常迅捷，可以对远距离的敌人实施奇袭，要是无法力敌也能逃脱追击。由于他们缺乏钢铁材料，只能用很原始的方法制造甲胄，那就是将马蹄的硬趾切成薄片后磨光打亮，然后像鱼鳞一样紧密排列起来，最后很牢固地缝在亚麻布做的内衣上面，这样就可以用来抵挡刀剑和标枪。萨尔马提亚人的攻击武器是短剑、长矛、强弓和箭囊。有时候出于需要，他们也会将鱼骨做成武器锋利的尖头，浸泡在有毒的溶液里，被它伤到的人立刻就会中毒，这是最不人道的作战方式。这个民族就人性方面而言，因习性残酷而受到痛恨；这个国家就战争方法而言，因资源的缺乏而受到轻视。每当蛮族从荒野出现，就到处搜寻可以猎取的对象。他们那一脸浓密的胡须和未梳理的长发，从头包到脚的皮毛外衣，狰狞的面貌和强健的体魄，表现出内心的暴虐无情，罗马行省文明程度较高的民众看到以后印象深刻，感到极为惊慌和恐惧。
感情丰富的诗人奥维德，年轻时在罗马过着奢靡豪华的生活，后来因故受到惩罚，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多瑙河岸。在那里，他面对着荒野里愤怒的怪物，丝毫没抵抗能力，使得他对这个民族的铁石心肠感到极为畏惧。但是后来他却用温和的语气帮他们说话，倒是令人感到惊奇。奥维德表达出怜悯之情，有时也混合着缺乏男子气概的悲伤，他栩栩如生地描写蛮族的衣着和举止。
葛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武力和入侵，联合起来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毁灭。而且从历史记载可以得知，贾齐格人是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也是这个民族最英勇善战和人数最多的部族。他们受到物质生活的诱惑，要在帝国的边区找到永久的居留地。达契亚人原来居住在蒂萨河两岸，靠捕鱼为生，但在奥古斯都当政后没有多久，他们被迫退到多山的国度，把上匈牙利肥沃的平原放弃给获胜的萨尔马提亚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以多瑙河为界，另一边是半圆形的喀尔巴阡山脉，这成为其北面的屏障。萨尔马提亚人据有这个有利的位置后，只要受到屈辱的刺激，就会看准机会发起攻击，或是在礼物的安抚下暂停入侵行动。他们对于各种威力较强的武器，也逐渐获得使用的技术。虽然萨尔马提亚人没有建立功勋获得声名，但是编成的骑兵非常强大，经常协助邻近的友人，像是东方的哥特人和西方的日耳曼人。他们生活在酋长的统治之下，建立一种无常规可循的贵族制度。但是，等到汪达尔人受哥特人的压力而逃亡以后，他们迁入汪达尔人遗留的广大地区，从原来居住在北方大洋的滨海民族，就是著名的阿斯廷吉人中，选出一个人来担任国王。
萨尔马提亚人带有敌意的行为引发了黩武好战的独立国家的争夺。汪达尔人的诸侯受到恐惧和复仇的刺激，同时哥特人的国王也想要将领土从黑海延伸到日耳曼边区，几方争斗不休。马罗斯河是注入蒂萨河的支流，此时的河水中流淌着蛮族奋战的鲜血。萨尔马提亚人见识到对手的实力强大而且人数众多，就恳求罗马的君王给予保护。虽然罗马人乐得隔山观虎斗，想坐收渔翁之利，但是对哥特人武力的发展也起了警惕之心，君士坦丁立即声称要帮助较弱的一方。狂妄的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不愿坐等罗马军团的攻击，他无所畏惧地渡过多瑙河，对整个梅西亚行省带来恐怖和破坏。为了对抗极具毁灭性的敌人的入侵，年迈的皇帝御驾亲征(331 A.D.)，但是在这次作战中，无论是他的指挥还是机运，几乎将他从事国内外战争的百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很羞辱地看到自己的部队遇到数量微不足道的蛮族支队就逃走，被追赶到设防营地的边缘，逼得他为了顾虑安全，很可耻地仓皇后撤。
好在第二次发生的对抗事件以及成功的军事行动，恢复了罗马人的名誉。在一场顽抗到底的斗争中，兵法和纪律的威力总要胜过乌合之众和匹夫之勇，哥特人被击溃的军队脱离战场，放弃残破的行省，从多瑙河撤退。虽然在这次作战中，是君士坦丁的长子接替指挥，但这场威名远播的胜利(公元332年4月20日)，还是归功于皇帝的运筹帷幄和洪福齐天。
后来，君士坦丁尽力促成与切森尼苏斯人的协议，终于达成了对哥特人的优势局面。切森尼苏斯人是自由不羁而且英勇好战的民族，首都位于陶里卡半岛，也就是现在的克里米亚，仍旧保存着希腊殖民地的遗迹。他们由一位终身任职的行政长官管辖，也有一个元老院在旁协助，为了强调议员的重要性，特别尊称他们为“元老”。切森尼苏斯人有强烈的反抗哥特人的情绪，因为在上个世纪，他们曾以极为弱势的兵力对抗哥特人的侵略。他们用商业和贸易的共同利益与罗马人联合在一起，他们拿仅有的产物，像是盐、蜂蜡和皮毛之类的东西，交换亚细亚各行省的粮食和各种制品。他们服从君士坦丁的征调，在行政长官狄奥杰尼斯的指挥下，整备一支兵员相当庞大的军队，主要的战力是十字弓和战车。切森尼苏斯人的行军非常迅速，对敌人发起奋不顾身的攻击，在协助皇家的将领作战时，使哥特人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应对他们的进攻，结果导致哥特人两条战线同时失利，被驱赶进入山区。在这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中，仅是严寒和饥馑就消灭了10万敌人。
最后哥特人卑屈求饶，君士坦丁同意对方的和平要求，接受阿拉里克的长子作为最有价值的人质，同时他很慷慨地赐给哥特人酋长很多头衔和报酬，尽力要让他们相信罗马人的友谊，双方不要再兵戎相见。皇帝对忠诚的切森尼苏斯人表示感激之意，更是用心良苦地把皇家的饰品赠给行政长官和他的继承人，用华丽的光彩来满足国家的尊荣，特别规定他们的船只可以在黑海各港口贸易，永久豁免关税，答应支助固定的补助金，不论平时和战时，都供应铁器、谷物、食油和其他的物品。但是在处理萨尔马提亚人时，皇帝认为把他们从即将绝灭的状况下解救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同时也过于精打细算，从前通常有一笔赏金，用来付给这些民不聊生的民族，现在为支付战费也都扣除不放。
蛮族为得不到赏金而激怒开始轻举妄动，萨尔马提亚人忘记自己刚刚接受的恩惠，也不管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正处于危险的地位，开始对帝国境内发起袭击(334 A.D.)。君士坦丁极为气愤，决定不管这些蛮族的死活，也不愿再对抗贝里克。这位很有声望的武士刚坐上哥特人的王座，就起了并吞萨尔马提亚人的野心。汪达尔人国王威苏马耳用大无畏的勇气保卫国土，因为没有外援必须独力支撑，最后在一场决定性的会战中被击败，且惨遭屠杀，萨尔马提亚人的年轻精英也都伏尸沙场。这个民族剩余的人员为了保卫国家，采用权宜之计将奴隶武装起来。这些奴隶都是从强健的部族中掳获，曾当过猎人和牧人，在大声叫嚣的支援下报了战败之仇，把侵略者逐出国界。但是萨尔马提亚人立即发现，把国外的世仇大敌变成国内的心腹大患，不仅更为危险，而且无法解决。这些奴隶因过去遭受奴役而气愤填膺，为目前的光荣而得意忘形，于是在利米甘特人的领导下，宣称是他们拯救了这个国家，所以要夺取统治权力。
面对愤怒且失去掌握的群众，他们的主人毫无抵抗能力，但是情愿过困苦的流放生活，也不要在奴仆手下苟延残喘。这时有些逃亡的萨尔马提亚人不顾羞耻，投靠到哥特人带有敌意的旗帜下，还有更多人团结起来撤过喀尔巴阡山脉，投奔他们的日耳曼同盟夸迪人。夸迪人在未耕种的国土里，划出一大片多余的荒野分给他们。但这苦难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员，把希望寄托于富裕的罗马行省，于是向皇帝恳求保护和宽恕，只要接受他们，准许他们在内地定居，就会绝对效忠帝国，郑重保证平时要尽臣民的责任，战时愿意从军当兵，对帝国忠诚不变，尽到最神圣的义务。依据普罗布斯及后续各帝所采用的政策，君士坦丁非常愿意接受蛮族建立的殖民区，就从潘诺尼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意大利划出大片土地，供给30万萨尔马提亚人作为居住和维持生计的地方。
君士坦丁重挫哥特人的威风，接受降服民族的效忠宣誓，再度弘扬罗马帝国的权势。来自埃塞俄比亚、波斯以及最遥远的印度的使节，祝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公元335年7月25日)。如果他把长子、侄子和妻子的死当作莫大的运道，那么他的三十年统治，无论从公私两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毫不间断地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奥古斯都以后所有皇帝，在位时间都没有他这样长，也享受不到他这样大的福分。
三十周年的隆重庆典之后，君士坦丁大约又活了十个月。他在64岁的高龄，经过短期的病痛，便在尼科米底亚郊外的阿库里昂宫结束了令人难忘的一生(公元337年5月22日)。他到这里原是为了清新的空气和神奇的温泉，希望重新恢复日见不支的体力。哀悼活动和葬礼仪式过度铺张，超过以往任何一位皇帝丧事的规模，完全不顾古老罗马城元老院和人民的要求。已故的皇帝遗体仍按照他生前的最后愿望，运到以建造者为名对他表示永久纪念的城市。君士坦丁的遗体用各种象征伟大的服饰装扮起来，身着紫袍，头戴皇冠，躺在一张金床上，安置在皇宫专为出殡布置得金碧辉煌和灯火通明的殿堂。觐见的仪式仍然严格按照过去的程序进行，在每天规定的时间里，政府、军队和皇族的重要官员仍旧跪在地上，非常严肃地围绕在君主身边，仿佛他仍活着一样，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态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种像表演的仪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一些阿谀的臣民尽量掌握机会，恭维君士坦丁受到上天的特殊恩宠，在他死后仍能继续统治帝国。
不过这种统治只是空洞的形式，等所有臣民不再想得到他的恩赐，也不畏惧他的震怒时，大家发现这位绝对专制君王的愿望，已很少有人放在心上。那些在过世君王的遗体前礼敬有加，表示无比崇敬的大臣和将领，已在暗中策划夺掉达尔马提亚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统治权，原先君士坦丁是指定由他的两个侄儿继承。由于对宫廷的具体情况了解太少，很难断言那些密谋的发起者要这样做是出于何种动机，至多只能假想是因对禁卫军统领的忌恨和报复。阿布拉维斯受先帝的宠爱，对他人表现得十分狂傲，有很长一段时间左右着皇帝意志，后来有负皇帝的信赖和厚爱。大臣和将领为获得军队和臣民谅解，表面上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振振有词倒也并非虚妄地辩说，只有君士坦丁的亲生儿子才能享有最高权力，指出争权君王日益增多就会产生危险，彼此敌对的王子毫无手足之情，也不知相亲相爱，已在威胁着国家安全。这项计谋是在秘密策划下积极进行的，直到有一天各个部门忽然异口同声宣布，除了先帝的亲生儿子外，他们无法接受外人统治罗马帝国。较为年轻的达尔马提亚靠着友情和利害关系，加上继承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部分才能，理所当然成为拉拢的对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好像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兄弟以及从慷慨的伯父那里所获得的合法权益。他们处于怒涛般的威慑和压力之下，似乎一直被掌握在无法和解的仇敌手中，既没有办法逃跑也无力反抗。他们的命运要等君士坦提乌斯前来处理，他是君士坦丁最宠爱的次子。
皇帝临终前的遗言，是要让君士坦提乌斯主持葬礼，这位王子仗着身处东部，靠近都城，轻易阻止远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弟兄采取行动。他占据君士坦丁堡皇宫后，第一要消除皇室亲属的恐惧心理，庄严宣誓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第二则是急着寻找合理借口，使自己能从冒失的承诺中脱身，不致受到良心谴责。这时欺骗的伎俩用来为残忍的阴谋服务，一纸显而易见的伪造文件，却得到神圣人物的背书。君士坦提乌斯从尼科米底亚主教手中，得到一份经确认为他父亲的遗嘱。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皇帝表示怀疑自己被他的兄弟毒死，要求儿子惩罚凶手，不仅要为死去的父亲报仇，更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可怜的亲王，无论他们提出多么充分的理由，反驳那谁也不相信的指控，为自己的性命和名誉辩护，最后依然被愤怒士兵的呼声压制下去。这些士兵公然宣称，军队同时是这些罪犯的复仇者、审判官和刽子手。诉讼程序的基本精神和形式，都被一场混乱不堪的屠杀破坏，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叔叔和七个堂兄弟倒在血泊中，其中以达尔马提亚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最为知名。其余人员包括与先帝妹妹结婚的罗马大公奥普塔图利斯，还有以权势和财富论，可能觊觎皇位的禁卫军统领阿布拉维斯。
如果对这血腥的谋杀描绘得不够仔细，还可补充说明，君士坦提乌斯娶叔叔尤里乌斯的女儿为妻，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堂兄汉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出于策略考量，不顾世俗礼法反对，在近支皇族之间结成婚姻关系，仅足以向世人表明，这些王子王孙对极近的血缘关系既毫不在意，对天真幼小亲属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自然对以婚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也同样冷漠无情。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仅只有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两个最小的儿子加卢斯和尤里安，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脱身，也仅是因为那些疯狂的士兵杀得心满意足后，才饶了这两个幼儿。君士坦提乌斯趁他弟兄不在，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后来有一段时期，他不免对自己年轻无知时，在不怀好意的大臣的怂恿和军队不可抗拒的威逼下，做出的残害至亲的暴行，感到略为悔恨。
弗拉维家族大屠杀发生之后，三兄弟经过磋商重新划分帝国各行省的疆域(公元337年9月11日)。小君士坦丁是年纪最长的恺撒，除了居有最高的位阶以外，还获得了以先帝之名，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都城；色雷斯以及东部地区划归君士坦提乌斯，作为他可以世袭的领地；君士坦斯则被承认是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西伊利里亚的合法君主。军队都服从他们继承的统治权，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之后，三人同意接受罗马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头衔。这三位王子登基时，年龄最大的不过21岁，其次为20岁，最小的一位才17岁。
欧洲黩武好战的民族都已投效在两兄弟的旗帜之下，于是，率领亚洲战力虚弱部队的君士坦提乌斯，只得独自承受波斯战争的重担。君士坦丁去世时，沙普尔登上东方的宝座，他是霍尔木兹或霍尔米斯达斯的儿子，纳尔塞斯的孙子。纳尔塞斯被伽勒里乌斯击败以后，只有退避三舍承认罗马的威权。沙普尔的统治时期非常长，虽然现在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他本人却还正当盛年，因为命运的特殊安排，他登基的日期早在出生之前。霍尔木兹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正怀着身孕，腹中孩子的性别难以确定，能否顺利生产无法预料。这不免在萨珊王室的亲王当中挑起非分之想。祭司肯定霍尔木兹的遗孀必将顺利产下男孩，得以消除了发生内战的威胁。波斯人屈从于迷信的预言，毫不迟疑地准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310 A.D.)。在王宫正厅的中央放着皇帝的御床，王后庄严地躺在上面，在可能掩盖着未来阿尔塔薛西斯继承人头部的地方，放上一顶王冠。波斯总督和大臣俯伏在地上，对着看不见而又无知觉的君主，用虔诚的礼节表示崇敬。
如果从民族的习性和他的统治时间异常长久来看，这个奇特故事确有几分可信的话，那不仅要羡慕沙普尔的幸运，更应钦佩他的天赋。他在波斯后宫的柔和环境里接受与外界隔绝的教育，居然了解锻炼意志和身体的重要，在对专制权力的绝对责任和诱惑毫无体会时，便早已登基称帝，凭着他的功勋，真可说是当之无愧。他在幼小的年纪，因为国内的混乱不可避免地饱尝各种灾难。强大的也门或阿拉伯国王提尔，不断骚扰和掠夺他的都城。就连身为公主的先帝的妹妹也被掳走，真是损害王室的尊严。然而，自沙普尔成年以后，骄纵的提尔国王，连带他的民族和国家，全部降服在锋芒初试的年轻武士脚下。他非常明智地采取恩威并济的办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此次胜利的效果，竟然使得既恐惧又感激的阿拉伯人，对他加以“杜拉克纳夫”的头衔，也就是“民族捍卫者”的称号。
沙普尔的敌人认为他兼具军人和政治家的美德，要为祖先雪耻复仇的愿望激起了他旺盛的企图心。罗马人掌握底格里斯河对岸五个行省，他要从这种不利的困境中脱身。君士坦丁在军事方面的声望、罗马政府实际或表面所具有的力量，都使沙普尔暂时停止发起攻势。沙普尔采取敌对行动激怒对方，先运用谈判的技巧探试帝国宫廷的耐心。君士坦丁的逝世就是战争的信号，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界的实际状况像是在鼓励波斯人，征服不仅容易，而且可以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宫廷的疯狂屠杀把违法乱纪和暴动叛乱的风气，扩散到东部地区的军队之中。军队不再受到纪律的自我约束，无法像过去那样，仍旧对资深的指挥官保持服从的习性。行事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在潘诺尼亚和兄弟会谈以后，匆忙赶到幼发拉底河岸，军团逐渐恢复原有的士气和纪律。沙普尔趁着混乱的状况围攻尼西比斯，在美索不达米亚占领了几处重要的城堡。
亚美尼亚名声显赫的提里达特斯，凭着本身智勇双全加上对罗马的忠诚，长期以来享受着和平与光荣，与君士坦丁保持着稳固的联盟关系，在世俗和精神方面产生同样的利益。由于提里达特斯改变信仰，像这样一位英雄的身上显现出圣徒的气质，他建立了基督教的信仰，并将其从幼发拉底河传播到里海之滨，亚美尼亚在政策和宗教两方面紧紧地依附着罗马帝国。但是很多亚美尼亚贵族不愿放弃众多的神明和妻妾，心怀不满的派别扰乱公共秩序的宁静，辱骂年迈体衰的君王，像是等不及他死期的来临。提里达特斯终于在统治五十六年以后逝世，亚美尼亚王国的气数随着他一同绝灭。合法的嗣子被放逐，基督教的教士被谋杀或被赶出教堂，阿尔巴尼亚的蛮族从山区被邀请下山。两位最有权势的省长篡夺皇家的纹章和权力，恳求沙普尔给予援助，打开城门让波斯的守备部队进驻。基督教团体在阿尔塔克萨塔大主教的指导下，向虔诚的君士坦提乌斯求助，这位大主教是启示者圣格列高利的后任。经过三年的动乱后，亚美尼亚王室有位名叫安条克的官员，成功获得皇帝的委任和支持，拥护提里达特斯的儿子科司罗伊斯接位。对于忠心耿耿的阿萨息斯家族的家臣，就用职位和报酬收买，同时宣布大赦，大部分变节的总督都不究过往。
但是罗马从这次事变中只获得表面的虚名，并非实际的利益。科司罗伊斯是位虚有其表的君王，天生懦弱无能，无法胜任战争的烦剧工作，讨厌人际间的交往。他在伊琉塞鲁斯河畔的树丛中建造一所宫殿，就从首都退居到那里，从事打猎和弄鹰的活动打发闲暇时光。他为了能让自己过安逸的生活，即使受到再大的羞辱也不以为意，屈从沙普尔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每年支付贡金，并归还富裕的阿特罗帕提尼行省。这是提里达特斯穷毕生精力，加上伽勒里乌斯的军队获得胜利后，才从波斯手中割让给亚美尼亚的。
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期间很长，波斯战争(337—360 A.D.)带来的灾难使东部的行省吃尽苦头。轻装部队不定期的入侵，越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泰西封的城门直到安条克，不断散布着恐怖和破坏。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也趁火打劫，但是因团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嗜好有所不同，有的随着自主性很强的酋长参加沙普尔的部队，还有些部落以毋庸置疑的忠诚为罗马皇帝效命。在战争的重大行动中，双方的表现都极为英勇。罗马和波斯的部队一共发生九次浴血大战，君士坦提乌斯亲自指挥两次。普遍认为，当时的状况对罗马不利，但是在辛格拉会战(348A.D.)中，罗马军队奋不顾身的英勇行动，几乎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沙普尔的大军架起三座桥梁渡过底格里斯河前进，辛格拉的守备部队全部撤下来。波斯人占领了靠近希里哈村附近一处有利的营地，大量兵工辛劳工作，在一天之内环绕营地挖出深壕，堆起高耸的防壁。他那数量极为庞大的军队，当排列成会战队形时，布满整个河岸和邻近的高地。有一块12英里长的平原，横亘在两军之间。双方迅速开战，但是蛮族只是做出了轻微的抵抗就无秩序地向后逃走，好像是无力阻挡重型军团的实力，也可能是为了诱使对方疲劳追击。罗马军顾不得炎热和口渴，穿着厚重铁甲追赶敌军越过平原，列队在营地前掩护撤退的骑兵，也被他们切成数段。君士坦斯也匆忙地跟着追击，他想要约束部队的冒险急进，提醒大家夜晚将近，看来已经无法在白天完成任务。然而部队打仗靠的是自己的英勇，并不完全听从指挥官的经验和能力。大家默不作声，就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抗议长官的怯懦一样，只是愤怒地冲向前去攻击，把壕沟填上，打破防壁，分散开来进入帐篷里，找水喝来恢复体力，同时也为卖力而有丰硕的收获感到高兴。
但是智慧过人的沙普尔期盼的胜利时刻即将到来，他的部队大部分都配置在高地，对于前面的退兵只是在旁观望，置之不理。现在趁着暗夜的掩护衔枚疾进，同时波斯的弓箭手在营地亮光的引导下，瞄准了未着甲胄和四处乱跑的人马，箭矢如雨一般落下。根据可信的史实记载，被击败的罗马人死伤惨重，军团逃走的剩余人员也吃尽苦头才得以生还。甚至在措辞最温和的颂词中，都承认皇帝的荣誉被不服从命令的士兵所玷辱，对于令人悲伤的撤退状况在此就避而不谈了。然而后来有个被收买的演说家，为了破坏君士坦提乌斯的名誉，用非常冷静的态度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沙普尔的儿子在波斯人的营地被俘，这位不幸的青年是王座的继承人，就是最野蛮的敌人也会产生同情心，结果毫无人性的罗马人先施以鞭笞，再用酷刑折磨，最后当众处死。这个演说家最后说道，这对皇室的荣誉是极大的污点，要大家深植在脑海中留给后世子孙来批判。
沙普尔大军掌握战场的有利态势，连续获得九次胜利，使他的名声因英勇善战和指挥若定，传遍世界各国。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守备森严的城市中，只要最坚强且最古老的尼西比斯仍旧为罗马人据有，沙普尔就不可能完成他的计划。尼西比斯从卢库卢斯时代起，就有东部雄关的美名，在这12年内，为对抗沙普尔的大军，受到三次壮烈的围攻(公元338年、公元346年、公元350年)。这位君王鞭策大军进行60天、80天和100天的不断攻击，三次都受到重大损失，无比耻辱地被罗马军队击退。尼西比斯是范围广大且人口众多的城市，离底格里斯河有两天行程，位于迈西乌斯山麓优美而肥沃的平原中，四周围绕三重砖墙，外有很深的护城壕。卢西里阿努斯伯爵率领守备部队实施英勇抵抗，受到民众义无反顾的支持。尼西比斯市民在主教训诲下众志成城，即将到来的危险迫使他们向军队效力。他们认为沙普尔的目标是要在这里扶植波斯殖民地，把他们驱赶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去做野蛮人的奴隶。他们因前两次的围攻获胜，得意扬扬，充满信心。
伟大的国王自尊心受到打击，率领着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联合部队，第三次向尼西比斯进军。一般用于战场的投射机具，或者是拿来破坏城墙的攻城器无法发挥作用，因为罗马人对这种技术极为精通，波斯人一连围攻了很多天却毫无进展。就在这时，沙普尔真无愧是东部的君王，他想到了一个破敌的良策，那就是要运用自然界的力量。当时正是亚美尼亚高山积雪融化的季节，从平原和尼西比斯城之间流过的迈多里乌斯河，就像尼罗河一样泛滥成灾，淹没临近的地区。波斯人使用大量劳工，把城市下方的河道堵住，然后筑起土堤把河水限制在里面，这样就成为一个人工的湖泊，再准备一队战船，里面装满士兵。同时有一种机具可以抛射500磅重的石头，全部排成队形前进，可以与防壁上守备的部队处于同等的高度来接战。高涨的水势带来无可抗拒的力量，对战斗的双方部队都产生致命的作用。后来终于有一段城墙抵不住累积的压力，突然之间崩溃，出现长达150英尺广阔的缺口。波斯人立即发起全面的攻击，尼西比斯的存亡到了最后关头。在派出大纵深的攻击队伍时，重装骑兵在前面担任先锋，在泥泞中的行动受到妨碍，还有大部分在冲锋时没有注意，淹死在积水的洼地里。战象受伤后陷入狂野的暴怒，使得攻城列队更加混乱，同时四处奔逃，数以千计的波斯弓箭手死于战象的践踏。伟大的国王坐在很高的御座上，看到部队不幸的混乱场面，只有压住心中的怒气下令收兵，经过几个钟头的整顿后再继续攻击。但勇敢的市民抓住机会，连夜施工改进防务。等到第二天，波斯人发现整段缺口部分已经筑成一道6英尺高的新城墙。
沙普尔对于没有把握住战机而感到失望，而且还损失两万人马，但仍旧发挥不屈不挠的意志，继续对实力减弱的尼西比斯层层包围。后来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要去防卫波斯的东部各省，对抗马萨格塔人难以抗拒的入侵。等他获得东部吃紧的信息以后，立即放弃围攻，迅速离开底格里斯河岸向阿姆河前进。他要从事的西徐亚人战争极为危险而困难，使他不得不马上跟罗马皇帝签订停战协定，这件事对两位君王都同样重要。就在不久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位兄弟在西部发生的事变中死亡，自己面临内战的威胁，他的实力不容分散，要尽自己最大努力、鼓足勇气应付当前的变局。
帝国在分治以后，三年时间很快过去。君士坦丁的儿辈似乎迫不及待想让世人知道，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本不属于他们的领土。最年长的君王小君士坦丁立即抱怨，在瓜分被谋杀的亲戚那份领地时，受到了欺骗。虽然他对君士坦提乌斯下毒手所立的功劳，不敢争辩只有屈服，但是他坚决要求君士坦斯放弃阿非利加各行省，因为他的弟弟从死去的达尔马提亚手里已经得到了富裕的马其顿和希腊，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小君士坦丁非常在意这件事，在经过冗长而没有结果的谈判之后，他凶狠的天性被激发，听从亲信的意见，认为不论是基于地位或利益，必须对争执采取行动。于是他率领一群喧闹的乌合之众，不像出征倒像是打劫，穿过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突然侵入君士坦斯的疆域，阿奎莱亚四周的乡土首先遭受他义愤填膺所带来的暴虐行为。君士坦斯当时驻扎在达契亚，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审慎而且更能发挥作用，一听到他的长兄入侵的信息，立刻从伊利里亚部队中派遣一队先锋先行出发，自己再率大军随后跟进。在部将卓越的指挥之下，很快终结了这个有违天理的争执。小君士坦丁与先锋遭遇后，对方佯作不支败逃，他在追赶时中伏。这位性急的年轻人和少数随员，被隐藏在树林中的敌军袭击，受到包围以后被杀害(公元340年3月)。他的尸体在阿尔萨河里被找到，获得君王葬礼的尊荣。他的行省全部向胜利者输诚，但是作为兄长的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分到一杯羹，君士坦斯理所当然地占有了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域。
君士坦斯的气数不过延长了10年，还是一位国内的叛徒，用更可耻的手段为他的长兄报了杀身之仇。君士坦丁建立的制度带有致命缺失，他的儿辈在统治上展现懦弱和无能的一面，特别是由于他们本人的恶行和疲软，失去了臣民的尊敬和爱戴。君士坦斯在军队毫无功绩可言的成就中，变得极为狂妄高傲，但是他缺乏能力又不专心国事，这使他更被人轻视。他喜爱一些日耳曼俘虏，原因是他们年轻迷人，民众把这一点当成丑闻到处传播。有蛮族血统的马格嫩提乌斯是极具野心的军人，公众对君士坦斯未能维护罗马的荣誉感到不满，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皇帝的卫队约维安斯军团和海克留斯军团都把他看成首领，所以他从中选出一帮人作为心腹，在皇家营区保持最有利和最重要的地位。他和马塞利努斯建立友谊，获得大量钱财的支持，才能用很慷慨的手段来发起叛变。士兵被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说服，认为要顺应公众的呼吁，挣脱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不要成为世袭制度下的奴隶，要选择一位更积极而勇敢的君王，并对他的德行给予报酬，就像对待堕落的君士坦斯的先人那样，让他从平民擢升到世界的宝座。
等到阴谋成熟可以执行时，马塞利努斯借口庆祝儿子的生日，摆出很隆重的场面，款待居住在奥顿城里，在高卢宫廷中担任高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的身份都是有战功的侯爵和男爵。山珍海味的饮宴被很技巧地拖到夜深，宾客毫无顾忌地自由交谈，故意说些非常危险甚至叛逆的话，也没有引起一点怀疑。突然之间家门大开，马格嫩提乌斯在离开一会儿以后，穿着登基的冠冕和紫袍进入宴会大厅，谋逆分子马上用奥古斯都和皇帝的称号向他三呼万岁。这些人不论是出于惊讶、恐惧、酒醉还是野心的驱使，还有些人根本不知事态的严重，都异口同声地参与欢呼。卫士很快将签完字的效忠誓词拿走，市镇的城门紧闭，在日出之前，奥顿城市和宫廷里所驻守的部队和金库，都奉马格嫩提乌斯为主人。站在谋叛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秘密行动用尽心机，认为会对君士坦斯产生奇袭的作用。谁知君士坦斯正在邻近的森林里从事喜爱的狩猎，或许是私下进行带有犯罪性质的娱乐活动，虽然被他的部队和臣民所遗弃，已经没有反抗的力量，但听到叛乱迅速展开的消息，还是有时间迅速逃走。他打算搭船离开，但在到达西班牙一处海港之前，就在比利牛斯山山麓靠近海伦娜的地方，被一队轻骑兵赶上，他们也不管这里是神圣的庙宇所在地，君士坦丁的儿子被奉行任务的队长下令杀害(公元350年2月)。
君士坦斯的死，让人知道重要的革命行动竟能如此轻易达成，西方各行省均开始仿效奥顿宫廷的先例。意大利和高卢两个主要行政区，全部都承认马格嫩提乌斯的主权。篡位的僭主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搜括国库的金银财富，根据他应尽的义务，给拥立的部队付出很大一笔赏金，同时要供应内战所需的费用。伊利里亚为四战之地，从多瑙河延伸到希腊半岛的顶端，长期以来服从一位老将的指挥。维特拉尼奥献身军旅生涯，以优异的执行力和丰富的经验博得名声，特别是他的生性单纯，深获部下的爱戴。他对君士坦丁家族的顺从已成了习惯、责任和义务，对于主子仅存的儿子，他立即做出保证，无论是他个人或部队的忠诚之心都绝不动摇，一定会对高卢的叛徒施展报复的手段。但是维特拉尼奥的军团受叛乱带来的利益所引诱，并没有同仇敌忾的心理，于是他们的领袖也立即丧失坚毅和忠贞之心，何况君士坦提娜的名衔，为他的野心带来一个很好的借口。君士坦提娜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她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封给她奥古斯塔的名号，于是她亲手把皇冠戴在伊利里亚老将的头上(公元350年3月1日)，期望他的胜利能达成她梦寐以求的虚荣，原以为她的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死后，一切都成了泡影。这位新登基的皇帝在没有获得君士坦提娜同意的情况下，可耻地与西部的篡贼结盟，即使马格嫩提乌斯的紫袍上还沾染着她兄弟的鲜血。
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对皇室荣誉和安全的影响至深至巨，君士坦提乌斯正好趁机终结劳民伤财的波斯战争，尽快回师以保住天下。他把东方的政事托付给部将照料，后来交给堂弟加卢斯统治，等于是把他从监牢中的囚犯提升到君王的宝座。他在向欧洲进军时，回思前尘不禁心潮澎湃，希望与畏惧、忧伤与愤慨在胸中起伏不已。等他到达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亚，皇帝接见马格嫩提乌斯和维特拉尼奥派来的使臣。叛逆阴谋的发起人马塞利努斯采取各种手段将新主子推上帝位，很大胆地接受危险的任务，与从政府和军队中选出的有名望的三员显贵组成使节团，奉旨抚慰君士坦提乌斯愤怒的情绪，同时要晓以利害关系使他心生畏惧。他们经授权建立他与西部君王的友谊和联盟，用双重婚姻来巩固双方的关系，那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娶马格嫩提乌斯的女儿，而马格嫩提乌斯与野心勃勃的君士坦提娜结婚。同时在协定中承认，东方的皇帝具有更高的地位。万一个人的骄傲和手足之情，逼得他拒绝这样公平合理的条件，使臣奉令要详加说明，要是他敢激怒西部统治者所具有的优势力量，轻率的举动将遭到无可避免的毁灭。君士坦丁家族过去赢得很多胜利，对属下的亏欠和军团的牺牲实在太多，所以大家才会英勇地站起来反对。
君士坦提乌斯认为这些意见和理由值得仔细研究，要延到第二天才能答复。就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要使大家对内战抱持一致的看法，于是他在会议中讲话，与会人员不论是真的忠诚或装出忠诚的样子，都默不作声地静听。他说道：
昨天晚上在我回宫休息时，君士坦丁大帝的幽灵抱着我被谋杀兄弟的尸体，在我的眼前升起。他那熟悉的声音坚定我复仇的决心，要求我不能让公众失望，向我保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不朽的光荣，我的军队能够戴上正义的冠冕。
君王亲口宣示出光明的远景，化解一切疑虑，也结束所有的谈判，用藐视的态度拒绝可耻的和平条款。僭主派来的使臣只放回一位，带着君士坦提乌斯傲慢的答复，其余几位则戴上脚镣手铐下狱，他们犯了谋叛大罪，没有资格获得赦免的特权。敌对双方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战争已经无法避免(350 A.D.)。
君士坦提乌斯身为君士坦斯的兄长，采取上述措施来对付高卢谋叛的篡贼，是他应尽的责任。基于维特拉尼奥的状况和性格，君士坦提乌斯决定运用比较温和的办法。东部皇帝的政策是要分化敌人，力求伊利里亚的部队与叛乱团体划清界限。要让爽直而单纯的维特拉尼奥上当受骗是很容易的事情，何况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在荣誉和利益两个对立的观点上摇摆不定，等于向世人展示出动摇的内心。他在不知不觉中入了圈套，愿意参与一场充斥阴谋的谈判。君士坦提乌斯承认他是帝国合法而且地位相等的共治者，条件是要他公开宣布拒绝与马格嫩提乌斯建立可耻的联盟关系，在双方行省的边界上指定一个地点见面会商，为了巩固友谊要立下忠诚的誓约，对于内战期间的行动商定共同遵守的原则。在达成协议以后，维特拉尼奥率领两万骑兵以及数量更多的步兵，向着撒尔底迦前进，他的实力远胜过君士坦提乌斯。表面上看来伊利里亚的皇帝能够控制对方的生命和气数，但是君士坦提乌斯靠着私下协商成功，开始引诱维特拉尼奥的部队，并在暗中耍诈要让他的帝位不保。维特拉尼奥手下的将领并没有说一定会倒向君士坦提乌斯这边，他们准备抱着观望的态度，看整个部队在激动的情绪下，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状况。
双方的军队汇集到一起，在靠近城市的大平原上参加集会。按照古代的传统规定，要在中央设置军事法庭，也就是一个高高的将坛，皇帝根据惯例在庄严和重大的场合对部队训话。罗马人和蛮族的队伍井然有序，人人执着出鞘的短剑，举起如林的长矛，骑兵分队和步兵支队按番号排列，可以从他们的兵器和旗帜加以区分，绕着将坛形成巨大的圆形阵式，集中注意力保持安静，只有不时发出的响彻云霄的喧嚣和欢呼，才会打破肃杀的气氛。两位皇帝出席这次隆重的集会(公元350年12月25日)，按例向官兵说明国家事务有关的状况。君士坦提乌斯有皇家的血统，所以位阶列在前面，虽然他的修辞学并不十分高明，但在提及自己当前所面对的困难时，表现得极尽坚毅、机巧和雄辩之能事。他的演说在前面部分，重点仅是针对高卢的僭主，接着，用充满悲情的语气，哀悼被残酷谋杀的君士坦斯，暗示除了他的兄弟以外，没有任何人有权继承他的地位。他用欣慰的语气显示出皇室家族的荣誉，唤醒部队对光辉的往事、英勇的勋迹、盛大的凯旋以及君士坦丁大帝慷慨的赏赐的回忆。他们本应用军人的誓约来效忠他的儿子，然而深受他栽培之德的部下，却忘恩负义地引诱大家违纪犯法。围绕在将坛四周的军官，接到指示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了赞同他的话不仅有理，而且具有无法反驳的权力，就高声欢呼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
忠诚之心和悲愤之情在士兵的队列中传播开来，撒尔底迦平原激荡着巨大的喝彩声：“赶走傲慢自大的篡贼!君士坦丁之子万岁!我们打着他的旗帜就会百战百胜!”几千人在喊叫，摆出威胁的姿态，武器发出可怕的撞击声，使维特拉尼奥胆战心惊，气焰全无，站在变节的部下中间，焦急得不发一言。他已经无法退避，只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取下头戴的冠冕，在两支军队的注视下，拜倒在征服者的脚前。君士坦提乌斯在掌握了制胜的局面后，依然十分谨慎，刻意表现出温和的形象，请年迈的求饶者从地上起来，讨好地尊称他为“老爹”，并亲手扶他步下宝座。普鲁萨城被指定为退位君王的休隐之地，当然也可以说是他被放逐到那里，享受了六年平静而富裕的生活才过世。他经常对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宽厚表示感激之情，并且用他那单纯友善的心地，劝他的恩主放弃争霸世界的雄心壮志，在平凡中寻求自我的满足(就像他那样能够顺其自然)达成无为而治的理想。
君士坦提乌斯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事件中，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的行为能够尽量做到公平正直。他的廷臣把他用心良苦的讲话，比作伯里克利和德谟斯提尼在雅典对民众的演说，用雄辩成功说服武装的士兵弃暗投明，做出最好的选择。他与马格嫩提乌斯即将到来的斗争，不仅关系重大，而且血流成河更为惨烈。僭主快速进兵好来迎战君士坦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亲率大军，全部由高卢人、西班牙人、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组成，在省民的支援下成为军团的主力，而这些蛮族是帝国的世仇大敌，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下潘诺尼亚有一块肥沃的平原，位于德拉弗河、萨沃河与多瑙河之间，形成面积辽阔的舞台。双方的战斗人员都富于作战技巧，而且不愿鲁莽进攻，内战的军事行动持续了整个夏天。君士坦提乌斯宣称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西巴利斯河，只有这个地点才能决定胜负。因为提到西巴利斯河，他的部队就受到激励，会记起他的父亲曾在这个幸运的地点领军作战获得胜利。然而，皇帝围绕着他的营地修筑了无法攻破的堡垒工事，看来并没有主动出击的打算，反倒是拒绝接受敌军的挑战。马格嫩提乌斯的目标是诱使敌人应战，再不然就迫使对手放弃有利的阵地。为了达成目的，他运用各种运动和部署的手段，配合欺敌的计谋，从他通晓兵法看来，可见得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他带领军队突击重要的城镇锡斯西亚，对首府西米乌姆发起攻击，这些要点都位于御营的后方，期望能打开一条通路越过萨沃河，进入伊利里亚东部各行省。要是他能将对方兵力强大的分遣部队，诱进阿达尼的狭窄通道，就可加以分割后再各个歼灭。
高卢的僭主在整个夏天看上去一直主宰着战场，君士坦提乌斯的部队备感困苦而且士气低落。他的名声在世人眼里日趋下降，甚至自贬身价要求签订和平协定，把阿尔卑斯山以外各行省的主权，全部让给谋杀君士坦斯的凶手。能言善辩的菲利普是皇家的使臣，他极力主张这个提议，马格嫩提乌斯的会议和军队都有意愿接受。但是这位狂妄自大的篡位者，很不谨慎地听从友人的谏言，下令将菲利普当成俘虏囚禁，再不然就当作人质。同时他派遣一位官员前去谴责君士坦提乌斯，说他不够资格统治帝国，用答应赦免他的罪行来侮辱他，条件是要卸下紫袍马上退位。皇帝基于荣誉只能这样回答：他相信自己的理由合乎正义的要求，复仇之神必然给予保护。但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处境极其困难，也不敢表达心中的气愤提出抗议。无论如何，菲利普的谈判没有发生效用，然而他使法兰克人西尔瓦努斯这位有名声和功勋的将领下定决心，抛弃马格嫩提乌斯，在墨萨会战前几天，带着大量骑兵投向君士坦提乌斯的阵营。
墨萨这个城市又称埃塞克，靠着德拉弗河邻近有一个沼泽，是匈牙利的战略要地，现代有一座船只做的浮桥，至少有5英里长，所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马格嫩提乌斯挥军指向墨萨，发起突击，放火焚烧城门，正要架起云梯攀登城墙，英勇的守备队已经扑灭了火焰。君士坦提乌斯的部队即将来到，使他没有时间继续进行围攻作战。皇帝立即排除妨害运动的唯一障碍，督促军队的主力在附近的山头占领阵地。墨萨四周的战场是一片毫无掩蔽的平原，君士坦提乌斯的会战队形是右翼用德拉弗河做依托，在左翼方面，不仅占有地形之利，而且配置了优势的骑兵，延伸出去越过马格嫩提乌斯右翼的侧背。双方从早晨开始列阵，大部分时间都在焦急地等待，并没有发起攻击。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巡视队伍，用雄辩的言辞鼓励官兵英勇作战，退到离战场不远的一所教堂，在这决定胜负的日子里，向他的部将下达命令投入战斗。他们竭尽所能发挥奋不顾身的精神和训练有素的技巧，确实值得君王的器重。骑兵非常明智地从左翼发起行动，整翼骑兵采用斜行队列向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过敌军的右侧，对方在措手不及下无法抵挡猛烈的冲锋。但是西方的罗马部队训练良好，很快就重新整顿，日耳曼的蛮族部队习性英勇，也要保持令名于不坠。双方的局面稳定下来，变成正常的接战行动，这时要靠着掌握特定的关键因素，才能捕捉战机，造成态势的逆转，整个会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分出胜负(公元351年9月28日)。
君士坦提乌斯依赖骑兵发挥战力才能获得最后胜利，他的重装骑兵就像一群钢铁铸成的巨人，身上的锁子甲发出耀眼的光芒，用沉重的长矛冲开高卢军团坚强的阵式。等到军团开始败退，第二线轻骑兵分队的运动更为灵活，手执长剑杀进敌军退守所形成的空隙，使得对方大乱，无法掌控部队。这时数量庞大的日耳曼主力几乎毫无掩护，完全暴露在东方弓箭手矢无虚发的火力之下，整个蛮族部队被痛苦和失望所驱策，为了逃命投身于德拉弗河宽阔的急流。总共有5.4万人被杀，胜利者的战死人数竟超过战败者，可以证明作战的场面是何等坚忍和激烈。有位古代作者特别提到，帝国的兵力在墨萨会战中消耗极为惨重，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损失更多，如果不是这样白白牺牲，非但可以用来防卫帝国的边疆，更能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增加罗马光荣的名声。虽然有个被收买的演说家大力抨击，指责僭主在应战伊始就抛弃自己的旗帜逃离战场，但这种空穴来风的话根本不值得相信。马格嫩提乌斯展现出将领和军人的风范，一直到局面无法挽回而且营地被敌军占领，考虑到安全才丢掉皇室的标饰。他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摆脱轻骑兵的追击，对方始终牢牢地跟在他身后，从德拉弗河岸一直纠缠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麓。
冬天快要到来，生性怠惰的君士坦提乌斯提出很勉强的理由，把战争行动延迟到第二年春天(352 A.D.)。马格嫩提乌斯的行营设在阿奎莱亚城，他下定决心要固守山区和沼地的通路，以防卫威尼斯行省的边界。他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碉堡，被对方无声无息一举攻占，只要人民还偏向于支持僭主的作为，他绝不会放弃对意大利的掌握。但是等到尼波提安的起兵举事失败以后，僭主的大臣实施残酷的报复行动，在罗马人的心中留下恐怖和愤恨的深刻印象。尼波提安是优特罗皮娅公主的儿子，也是君士坦丁的侄儿。这位生性冲动的青年，对于西部帝国的权杖竟被叛逆的蛮族所篡夺，感到气愤填膺，就将奴隶和角斗士武装起来，组成一支铤而走险的队伍，击败罗马实力衰弱只能维护社会安宁的警卫队，接受元老院所提供的人质，然后僭用奥古斯都的头衔。他的统治仅维持了28天，很快就垮台了。随着正规部队的进军，充满野心的希望顿时破灭，尼波提安被杀，他的母亲优特罗皮娅和追随者全部被害。叛乱行动遭到镇压，马格嫩提乌斯发布“公敌宣告名单”，凡是与君士坦丁的名号和家族有亲属关系，或是涉及举事反抗的人员，都逃不脱制裁的毒手。但是在墨萨会战以后，君士坦提乌斯立即成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主人，一群被放逐的贵族冒险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装备一支舰队，从胜利者的营地里获得保护，开始进行报复的行动。他们的同袍传来秘密的消息，罗马和意大利的城市已经被说服，要在他们的城墙上插上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心怀感激的老兵因他的父亲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现在向他的儿子表达忠诚感恩之心。意大利的骑兵、军团和协防军重新向君士坦提乌斯宣誓效忠。篡夺者察觉到弃职逃亡的人数在增加，被迫带着仍旧对他忠心耿耿的部队撤退，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高卢的行省。不过，有一支分遣队奉命对马格嫩提乌斯的部队施加压力，截断他们逃离的路线。然而过于目中无人的结果是，对手在帕维亚平原找到机会，转过身来袭击在后追赶的部队，将他们屠杀殆尽。虽然这对胜利毫无助益，但是总算一泄心头之恨。
气数将尽的马格嫩提乌斯雄风顿失，知道毫无希望反败为胜，只能主动求和。他先派遣能力信得过的元老院议员，接着是几位主教，认为凭着他们的圣职会蒙优容接见，要他们向君士坦提乌斯说明他愿意卸下紫袍退位，奉献余生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君士坦提乌斯公开宣称自己不变的决心，就是要惩治凶手的罪行，胜利的军队将瓦解所有的抵抗，但是其他人只要抛弃反叛的旗号，答应尽量给予宽恕和赦免。一支皇家的舰队很容易就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掌握在手里，摩尔人各族不再观望，立刻向皇帝表示臣服。相当战力的部队登陆以后通过比利牛斯山，向着马格嫩提乌斯最后的根据地里昂前进。僭主因遭遇的灾难而凶性大发，何况他本就不是善良之辈，极有可能采取各种极端行动，逼得高卢的城市随着他一齐玉石俱焚。因此这些城市决定不再坐以待毙，特里夫是禁卫军治理下的首府，发出叛变的信号，关上城门反对德森提乌斯，他被他的兄长擢升到恺撒和奥古斯都的高位。德森提乌斯不得不从特里夫撤退到桑斯，但立刻就被日耳曼的军队包围。君士坦提乌斯竟将这种带来不良后果的伎俩，引用到罗马的内战冲突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皇家的部队打开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在塞琉古山的血战中，马格嫩提乌斯的党派从此被烙上叛逆者的恶名。他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支大军进入战场，忠贞的卫队被暗中收买。当他在公众中出现要用言辞来激励士气时，受到的“欢迎”是异口同声的呼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万岁!”僭主现在发觉，他们准备牺牲他这最受厌恶的罪犯，来换得宽恕和赏赐。他为了不让他们得逞，就用佩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公元353年8月10日)，这比被敌人处死更轻松也更有荣誉。而且他们为了复仇，就会用正义和亲情做借口来大肆渲染。德森提乌斯在得知兄长去世的消息后，也步其后尘上吊自杀身亡。
谋逆活动主使人马塞利努斯在墨萨会战后消失踪迹，这个叛乱失败被判有罪的政治团体，在其幸存的领导人物被处决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宁。严酷的审讯行动延伸到每个涉及叛逆案的人员，不论是自愿参加还是被迫入伙，全不放过。绰号叫“株连者”的保罗，办案有高明的技巧而且行事极为残苛，被派到不列颠遥远的行省，追查漏网后潜伏的谋逆分子。马丁是这个岛国的副行政长官，对这种做法表示非常气愤，就被罗织犯罪的证据，逼得总督怒极用剑刺伤皇室的大臣，最后只有了结自己的性命。帝国西部最无辜的臣民也受到牵连，不是放逐边陲就是籍没家产，有的被处死甚至受到酷刑迫害。怯懦的人通常表现出暴虐的天性，君士坦提乌斯毫无恻隐之心。
君士坦提乌斯获得内战胜利之后，将整个罗马帝国被分割的行省又重新统一起来。这位软弱的君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缺乏天生的领导才能，他不但惧怕自己的军事将领，还不相信手下的大臣，使得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只不过是在罗马世界建立起宦官阶层的统治。那些可怜的畸人是古老东方世界专制制度下的产物，使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皇帝后宫的嫔妃和压制不服从专制统治的人民。罗马皇帝因为要模仿亚洲的奢华生活，宦官遂也被引入希腊和罗马，后来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在奥古斯都时代，招人厌恶的侍阉原本被看成服侍埃及王后的怪物，后来却逐渐进入贵妇人和元老院议员的家庭中，甚而进入皇帝的宫廷中。图密善和涅尔瓦(Nerva)用严厉的诏书加以限制，高傲的戴克里先却是非常喜爱与重视，谨慎的君士坦丁将这些人贬到最低贱的地位。但是等到堕落的儿子即位以后，侍阉在宫廷的人数却是日益增多，并且逐渐了解与掌握君士坦提乌斯的机密会议。一般人都厌恶和蔑视这些残缺不全的家伙，认为他们不再具备人类的正常机能，根本不可能怀有任何高尚的感情，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活动。
竖阉都擅长谄媚奉承和阴谋诡计，交互利用君士坦提乌斯的畏惧、怠惰和虚荣，控制他的思想和行动。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是从哈哈镜里看到帝国的繁荣，竟然毫无顾忌纵容他们的不法行为：拦截受害行省向皇帝提出的请愿书；通过贪赃枉法和出卖官职以获得大量财富；让别有用心的人士从他们手中买得特殊权力以提高地位，而使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受到屈辱；听任竖阉对那些具有独立精神、不屑请求奴隶保护的正人君子，发泄心中的仇恨。这些奴隶当中以寝宫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最为著名，君主和整个宫廷全都受到他的控制，以致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讽刺说，君士坦提乌斯倒能得到这位狂傲的宠臣几分信赖。在他使用诡计的怂恿下，皇帝对倒霉的加卢斯签署处决令，从而在玷污君士坦丁家族荣誉的滥杀名单上增添新的罪行。
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儿加卢斯和尤里安，侥幸逃过士兵愤怒的屠刀，这时哥哥才不过12岁，弟弟刚6岁。由于哥哥体弱多病，留在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依靠虚伪的怜悯过着朝不保夕、寄人篱下的生活。君士坦提乌斯知道，如果杀死两个幼小的孤儿，等于赤裸裸向世人暴露他的残暴。他们被分别安置在爱奥尼亚和比提尼亚的城市里，作为流放和接受教育的地方。然而，随着他们逐渐长大，勾起皇帝猜忌之心时，为了以策万全，他将两个不幸的青年关在恺撒里亚附近的马色兰城堡。他们在六年的囚禁生活中，所受到的待遇，一半倒是如愿以偿，有细心监护人的照顾，一半则充满对多疑暴君的恐惧。他们的监狱是几代卡帕多细亚国王所住的王宫，环境优美，建筑壮观，室内十分宽敞。他们在最优秀的老师指导下，进行知识的学习和体格的锻炼。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被指派前来侍奉或更应该说是看管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子，倒也无愧于他们高贵的身份。但是，这两个小孩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失去财产、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完全与社会隔绝，再也见不到他们所信任或尊敬的人士，每天只能和严格按照暴君命令行事的奴隶相伴，度过凄凉的时光，而且那位暴君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也使他们完全断绝了和解的希望。
然而，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紧迫，皇帝也或许是他的宦官，不得不给21岁的加卢斯加上恺撒的头衔(公元351年3月5日)，而且，为增加双方牢固的政治关系，还把君士坦提娜公主嫁给他。在一次正式会晤中，两位君王互相保证从此绝不让对方受到伤害，然后毫不拖延地回到各自的领地。君士坦提乌斯继续向西进发，加卢斯则在安条克定居下来，管辖东部统领的五个大行政区。在这次幸运的升迁中，新加封的恺撒当然不会忽略他的弟弟尤里安，让他同样得到合乎身份的称号、表面上的自由和一份世袭的财产。
史家提到加卢斯时总是表现出口诛笔伐的态度，认为这位恺撒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甚至就是尤里安也想遮盖自己兄长的败德恶行。加卢斯既没有天分和才气，更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来弥补学识和经验的不足，就这样从监狱擢升到帝王的宝座。他自小身遭惨祸，生长在孤独的环境里，没有人给予指导和纠正，养成阴郁而粗暴的乖戾性格。忍受回忆的痛苦使他失去同情心和宽厚的性情，抱着睚眦必报的心理，对于接近的人员或权力压制下的臣属，会突然发作无法控制的狂怒，甚至给这些人带来送命的危险。君士坦提娜是他的妻子，前面曾经提到过，她不算一位女人，而是一个地狱的泼妇，用嗜血的无餍胃口，给她的丈夫带来难以忍受的苦恼。她从来没有发挥正面作用的影响力，提出仁慈和宽厚的意见，反而要激起他那凶狠恶毒的情绪。她爱慕虚荣，把女性的温柔置之度外，为了一串珍珠项链就痛下毒手，使得一位清白无辜而操守良好的贵族被夺去生命。
加卢斯的残酷暴行，有时会公开地展示在对民众和军方的行刑中，有时因为违反法律和审判程序，就加以掩饰伪装。安条克的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到处充满着密探和告发者，就是恺撒自己也会穿上平民服装隐藏身份，带着憎恶的目光去刺探消息。宫殿里处处可见杀人的凶器和刑具，叙利亚的首都弥漫着愤恨不平的怨气。东部的君王因为自己恐惧的太多，而值得自己统治的又太少，所以选择臣民作为泄愤的对象，用无中生有的叛逆来指控省民，就是连自己的廷臣也不信任，猜想他们借着机密的通信，激怒怯懦的君士坦提乌斯使其对自己产生疑惧之心。岂不知这样一来，等于是剥夺了自己唯一的支持，也就是人民的拥戴，同时也使得亲者痛而仇者快，使皇帝有堂皇的借口使他丢掉帝位和性命。
只要内战还尚未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君士坦提乌斯就对那位被选出来统治东部的君王，装着不知道他懦弱和残酷的施政作为。他一得到高卢的僭主派出刺客到安条克的消息，就公布出来让公众知道，皇帝和恺撒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同一阵营的。为了联合所有力量面对同一位敌人，他必须容忍加卢斯。然而，君士坦提乌斯的胜利已成定局，那位完全依赖于他的共治者，对他既没有帮助也无法形成威胁了。皇帝不仅对所有的事务要求严格，而且用多疑的眼光予以详细地调查，于是他暗地里决定，要剥夺加卢斯的紫袍，或者至少要他离开亚细亚安逸享受的环境，参加困苦而危险的日耳曼战争。提奥菲卢斯是叙利亚行省的执政官，因粮食歉收以致供应不足，遭到安条克民众的杀害。这被认为是心生怨恨的加卢斯在背后的纵容和指使。这起事件不仅是恶性重大的暴虐行为，更是对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无上权威构成危险的轻侮举动。在这种状况下，两位“特勋阶”的大臣——东部禁卫军统领图密善和宫廷财务官蒙提乌斯负有督导和改善东方的局势的特殊任务。他们被叮嘱在晋见加卢斯时，举止要温和有礼，用最高明的手腕说服他，接受兄长和共治者的邀请(354 A.D.)。
鲁莽的禁卫军统领没有采用审慎的措施，使得自己丧失性命，也牵连到加卢斯难逃灭亡的命运。图密善抵达安条克以后，在经过宫廷的门前就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用旅途劳累身体微恙做借口，接连几天杜门不出，暗中准备一份煽风点火的报告，传送给皇帝的宫廷。最后经不住加卢斯的再三邀请，禁卫军统领屈就对方参加会议。但是他刚开始就口述简单而傲慢的训令，意思是恺撒要立即赶回意大利，根本不留给他料理家事的时间，而且加以威胁，要是延误或是迟疑就会受到惩罚。身为君士坦丁的侄儿和女儿，无法忍受一位臣下的无礼，这对夫妻为表示自己的愤怒，立即交代卫兵看管图密善。虽然发生争执，但仍有调解的空间。然而蒙提乌斯这个政治人物，虽然具备手腕与经验，却由于轻举妄动使得事态的发展不堪收拾。财务官用傲慢的语气指责加卢斯，未经授权怎么可以免除官员的职位，怎么敢囚监禁卫军统领。加卢斯召开军政官员的联席会议，要求两位代表就统治权限的问题，对个人和权责提出辩护。等到他那鲁莽的性格被激怒以后，听从下面人最危险而且不顾一切的意见，这种草率的行为就等于宣战。他命令警卫全副武装，把安条克的民众集合起来，激起大家狂热的情绪，呼吁大家重视恺撒的安全，对他受到的侮辱采取报复行动。民众服从他的命令带来致命的后果，他们丧失理性把禁卫军统领和财务官抓出来，用绳索绑住双腿拖过城市的街道。不幸的受害者在咒骂声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投入奥龙蒂萨河中。
不管怎么说，发生这种行为完全出于加卢斯的唆使，以后要想认定自己的清白无辜，唯一的希望是诉诸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位君王的内心首鼠两端，交织着暴乱和软弱，既不敢僭用奥古斯都的头衔称帝，也不敢动用东方的部队和财力来保护自己。君士坦提乌斯故意装出平静无事的样子，让他上当受骗。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将亚细亚的老兵军团调走，使加卢斯的宫廷毫无实力，空虚得不堪一击。但是君士坦提乌斯认为在加卢斯的首都将他逮捕，仍旧会带来危险，要是能用缓慢而更安全的手法来加以掩饰，岂不是更容易手到擒来？君士坦提乌斯像平常那样写了一封信，里面满是信任和友情的表白，却带来莫大的压力，信里规劝恺撒要善尽居高位者的职责，在军国大事上能够分劳分忧，要他用亲身莅临、提供意见和支援军队的方式，来协助西部帝国。在新仇旧恨的相互伤害之下，加卢斯知道无法善了，感到畏惧万分，但是他完全放弃了逃走或抵抗的机会。当时有位护民官名叫斯库底洛，是一个貌似忠实的军人，却用花言巧语骗他放心不会有事。他想靠着妻子君士坦提娜帮他说话，谁知她竟然因水土不服而逝世，结果她所犯下的贪婪恶行，全部算在他的头上，让他更难逃灭亡的命运。
拖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满心勉强的恺撒起程前往皇帝的宫廷，从安条克到哈德良堡，带着富丽堂皇的长列车队，横越自己所管辖的广阔疆域。他用赛车场的比赛节目，款待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为了自我安慰真是煞费苦心，也想隐瞒焦虑的情绪不让世人得知。无论如何，旅程的状况使他警觉到迫近的危险。在所有主要的城市，遇到的大臣早已有打算，奉命要逮捕他的官员窥探他的动静，防备他在绝望中做垂死的反扑。在他离开安条克以后，派员接收他所留下的行省。他在路途上遇到很冷淡的致意，有的根本置之不理。公路两旁驻扎的军队，在他的车队接近时，听从预先的计划撤离，以免滋生事端，引起不必要的内战。加卢斯得到允许在哈德良堡休息几天以后，接到一道内容傲慢而又毫不通融的旨意，要求他把声势浩大的随从队伍留在当地，他自己只能带10辆驿车，尽快赶到皇帝在米兰的行宫。在迅速行进的途中，过去因为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兄弟和共治者分外尊敬他的官员，慢慢变得毫无礼貌，对他的言行敷衍而冷漠。加卢斯从这些随员的面容上看出来，他们虽然是护卫，但马上就会变成处决他的刽子手。他开始后悔自己行事的荒唐鲁莽，在恐惧和悔恨中回想他的作为，明白如今惹来悲惨的命运完全是咎由自取。
迄今为止对他的掩饰行为，等到了潘诺尼亚的佩托维奥全部掀开。他受到指示前往郊区一座宫殿，将领巴尔巴提奥带着一队精选的士兵，等待着地位崇高的牺牲者到来，一点怜悯之意都没有，也无法用金钱收买。等快到黄昏时，他很可耻地被剥夺恺撒的头衔，然后遭到逮捕，立即被送到伊斯特里亚位于波拉幽僻的监狱，近年来很多皇室人员在此丧命。他感到大祸临头，等到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敌欧西比乌斯出现，自知已无法幸免。这位阉宦是以皇帝的代表和法官的身份，来审讯他在东方的作为和行动。加卢斯为羞惭和罪行所压倒，毫无反抗的能力，承认受到指控的所有刑事罪名和谋叛行为，但是声称全部归咎于妻子的指使。君士坦提乌斯原来对这件事就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等到核阅审讯记录，更是气愤万分。皇帝相信与他势不两立的堂弟只要活在世上，就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签署死刑判决书，传送出去后立即执行。君士坦丁的侄儿双手被绑在背后，像十恶不赦的罪犯在监狱被斩首(公元354年12月)。当时有人要为加卢斯开脱，好减轻皇帝的残酷惩罚。皇帝被说动起了怜悯之心，尽力想要追回血腥的处决令，派出第二位信差传令暂时缓刑。但是被阉宦阻止未能成行，因为他畏惧加卢斯记仇的性格，同时也想把东方富庶的行省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为数众多的后裔，目前除了在位的皇帝，只有尤里安幸存于世。不幸生于帝王家使他受到加卢斯罢黜事件的牵连，原本被放逐到爱奥尼亚美丽的乡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事发后立即在重重警卫的监护下被押解到米兰的宫廷，在那里过了七个月心惊胆战的生活，时刻忧虑会遭到可耻的处决。他的家人历尽迫害，连朋友和仆从都受到牵连，每天都有人为此丧命，有些惨剧就在他的眼前发生。他的面容表情、举止态度，即使他沉默不语，都有人带着不怀好意的眼光，在一旁详细地观察。他不断受到敌人的攻讦和围剿，还好并没有触怒这些人，毕竟要想耍心机玩手段他还是门外汉。但即使处于不幸的逆境，尤里安依然在无形中培养出了坚忍和审慎的修养，像保护生命那样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因宦官的狡猾诡谲而被构陷获罪。他们处心积虑想套出他的肺腑之言，他却始终保持警觉，抑制自己的悲伤和愤慨。他因高贵的性格而不屑于奉承暴君的作为，不肯假装认同兄长的被谋杀是罪有应得。
尤里安把自己能够大难不死，归之于神明的保佑，罪孽深重的君士坦丁家族接受正义的审判，遭到绝灭的惩处，唯独他因清白无辜获得赦免。上天所施予他的援手，正是优西比娅皇后对他的关照之情，他内心充满感激。皇后是位美丽而贤德的妇女，她能左右丈夫的心意并且在丈夫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她运用很多措施来平衡宦官弄权的不法活动。尤里安在保护人的说项之下，得到允许到宫廷觐见皇帝。他获得相当的自由来为自己的状况提出辩护，皇帝听取了他的倾诉。虽然他的敌人一直力言，加卢斯之死会产生仇恨，即使对尤里安加以赦免，还是会对皇帝带来危险。不过，优西比娅温和的处理方式还是在会议里占了上风。宦官畏惧第二次会面可能产生的效果，就劝说皇帝将尤里安放逐。皇帝听从劝告，将尤里安暂时送到米兰附近，后来才想到雅典这个城市，是最合于尊贵身份的放逐地点(公元355年5月)。
尤里安自己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将希腊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学术知识和宗教信仰，不仅将之作为嗜好而且为其奉献出全副热情。他以愉快的心情遵奉命令，远离喧嚣的军队以及阴险的宫廷，平生素志终能如愿以偿。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学院的树丛之下，与当代的哲学家自由交谈讨论。他们孜孜不倦教导皇家学生，陶冶他天赋的禀性，鼓舞其自负的才情，激励献身的精神。这种辛劳并非没有收获，尤里安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保护雅典，他对雅典的关怀之情一直在慷慨的心胸里盘旋不已，这里是他的权力成长之地，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温煦文雅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崇高的地位加上高贵的气质，使得哪怕是初次交谈的陌生人，也和一般市民那样为之倾心不已。有一些同学或许会用带着偏见和憎恶的眼光，检验他的行为，但是尤里安在雅典的学院里，建立起沛然自若的风格，大家都肯定他的德操和才华，而且很快传播到罗马世界。
尤里安在雅典不问世事，把时间全部用来专心学习时，皇后却在为他的前途打算，一点都没有疏忽不管，决定要按照计划去推行。自从不久之前恺撒弃世，留下君士坦提乌斯单独料理国事，庞大帝国所累积的重压使他备感辛劳。就在内战的伤口快要愈合之际，高卢的行省却因蛮族的肆虐而刀兵四起，萨尔马提亚人不再视多瑙河为插翅难越的天堑，逍遥法外的伊索里亚人打家劫舍的恶行更为猖獗。这批强盗从崎岖的山地冲下来，蹂躏邻近地区，甚至胆敢围攻塞琉西亚的主要城市，所幸有三个罗马军团严密守备，才未让他们得逞。最关键的是，波斯国王因得胜而得意忘形，再度威胁亚细亚的和平，于是西方和东方都亟须皇帝的御驾亲征。君士坦提乌斯首次诚心默认，以他一己之力无法事无巨细照应广大的疆域。那些奉承的阿谀之辞，说他凭着全能的才华和天赐的洪福，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现在已经无济于事，因此他能够心平气和听取优西比娅的建议，满足厌倦怠惰的情绪，又不会触犯猜忌的傲慢心理。
优西比娅意识到加卢斯的阴影始终盘踞皇帝的心头，于是提及两兄弟从幼年时就完全相异的性格，可以比之于图密善和提图斯，用这种方式很巧妙地转移君士坦提乌斯的注意力。她不断灌输皇帝这种看法——尤里安是一位禀性温和毫无野心的少年，只要授予紫袍就会忠心耿耿感恩图报；同时他有资格升任一人之下的高位，为皇室增添荣誉，不会争权夺利，抢走君王和恩主的光彩。受宠的宦官虽然反对，但在私下经过一番顽固的奋斗以后，还是屈服在皇后的权势之下。皇帝决定在尤里安与自己的妹妹海伦娜举行婚礼以后，授予他恺撒的头衔，让他统治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土。
虽然有召他返回宫廷的命令，也暗示他即将被授予的高位，但当尤里安不得不离开喜爱的隐退地，带着含泪面容悲伤地告别雅典人民时，他依然为自己的生命、气运甚至未来的事功而担忧不已，唯一的信心来自坚定的信念，相信密涅瓦女神会赐给他力量，告诉他该如何行事，同时从日神和月神那里，获得天使在冥冥之中所给予的保护。他满怀忧惧赶赴米兰的皇宫，发现那些谋害家人的凶手，带着虚伪的面孔和充满奴性的态度向他招呼时，坦诚的青年不会掩饰自己愤愤不平的情绪。优西比娅为完成仁慈的策划而无比喜悦，像一位姊妹那样温柔地接待他，用拥抱尽力驱除他心中的恐惧，为他安排光辉的前途，使他抑郁的恨意得以调解。当他第一次把希腊哲学家的长袍换成罗马帝王的军服时，剃去胡须的面容和局促不安的样子，好几天都在宫廷引人发噱。
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在选择一位共治者时，不必再移樽就教元老院，但是为使提名的批准获得军方的同意，认可的过程还是让人感到焦虑。在这样严肃的场合，全副戎装的警卫和驻地在米兰附近的军队全部参加。君士坦提乌斯登上高台，手牵着堂弟尤里安，这天正是他25岁的生日(公元355年11月6日)。皇帝精心准备讲词，构思完美而且富丽堂皇，明确表示各种危险威胁到国家的繁荣，需要提名一位恺撒负责西部的政局。要是他的这一意见得到认同，那么只有君士坦丁的侄儿才有资格获得紫袍的尊荣。这时下面响起一片满意的喃喃声，得到了士兵的认可。他们注视着尤里安坦率的面容，很高兴地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热情的火花，带着温煦的羞涩而缓和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接着进行他的任职典礼，君士坦提乌斯用充满威严的口吻向他讲话，因他的年龄和地位居长，必然会采用这种方式，他告诫新任恺撒建立英雄的事业，不要辜负神圣而不朽的名号。皇帝对共治者提出强烈的保证，他们的友情绝不会受到时间的磨损，也不会因远距离的分离而告中断。等到演说完毕，士兵用盾牌撞击膝盖，发出巨大的赞许声音。军官围绕将坛，用相当含蓄的态度，向君士坦提乌斯表示要建立功勋以报答拔擢之恩。
两位君王乘坐同一辆战车回到宫廷，在缓慢的游行途中，尤里安内心背诵所喜爱的荷马诗句，以舒缓对前途未卜的恐惧。在叙任式以后，恺撒在米兰停留24天，他统治高卢的第一个月，等于过着华丽而严苛的囚禁生活，获得的尊荣不足以补偿所丧失的自由。他的行动受到监视，通信受到拦截，基于审慎起见，不得不婉拒最亲密友人的来访。过去跟随他的家臣，只允许四个人留在身边：两名侍从、一名医生和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是专门雇来照料高价搜集的书籍，这是皇后送给他的礼物。她很用心地研究各种学识，在这方面与她的朋友一样培养出浓厚的兴趣。除了几位忠诚的仆人以外，基于恺撒的地位崇高，需要有一班家务人员在旁照料。这些人都是一群奴才，对于新主人根本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大部分人员一无所知而且满怀疑虑。他缺乏经验，非常需要一群明智之士在旁协助；详细的指令规定他在用餐时的服务以及如何分配时间，这种做法只适用于导师严格管理下的年轻人，而不是独当一面指挥重要战争的君王。要是他表现出热切期望获得臣民拥戴的心情，这时君王就会因忌惮而感到不满并加以阻挠，甚至就是婚姻的结晶，也因为优西比娅心怀嫉妒的诡计而流产。她在这一方面，似乎完全缺乏女性的温柔，也失去宽宏大量的气度。
尤里安回忆父亲和兄弟的遭遇，不时提醒自己正处于险境之中。西尔瓦努斯不幸的命运更增加了他的忧虑。西尔瓦努斯在擢升前那个夏天，被选中担任重大的任务，要从蛮族僭主的手中解救高卢。但是这位将领很快发现他在宫廷中留下了最危险的敌人，在几位主要大臣的鼓动之下，道行高深的告密者弄到了他写的几封推荐信，将书信的内容抹掉只留下签名，空白的羊皮纸暗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由于他的朋友锲而不舍的努力，这件陷人入罪的阴谋最终被识破。在皇帝主持的重要会议中，政府和军方将领参加，无辜的西尔瓦努斯得到平反。但是阴谋破获太迟，对他进行诽谤的报告和仓促籍没他的家产，使他感到自己受了不白之冤，气愤的长官起而叛变。他在大本营科隆登基称帝，采取积极的行动，威胁要入侵意大利和围攻米兰。在这场危机发生以后，一位与他同阶的将领乌尔希西努斯再度受到重用，过去他在东部的政绩出众，却因受到一场叛乱的牵连而去职。他为同样性质的冤屈所激怒，就发布煞有其事的声明，急着率领一些追随者投效西尔瓦努斯的阵营。乌尔希西努斯的行动完全是皇帝的安排，接着他就背叛了过于轻信的朋友，于是西尔瓦努斯的统治只维持了28天就惨遭杀害(公元355年9月)。士兵并没有犯罪的意图，只是盲目追随领导者，这时立刻恢复他们对帝国的忠诚。那些奉承君士坦提乌斯的人，盛赞君王的智慧和运道，说他不费吹灰之力消弭内战于无形。
君士坦提乌斯与尤里安分别以后，为了保护雷提亚边区和迫害正统基督教会，在意大利停留18个月。皇帝在回到东方之前巡视古老的都城(公元357年4月28日)，出尽风头也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米兰沿着埃米利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前往罗马，等他距离城市不到40英里时，这位在行军途中的君王，过去从未征服过国外的敌人，此时竟然要摆出凯旋式的行列。所有的大臣穿着华丽的服饰，组成金碧辉煌的扈从队伍，在承平时期被无数侍卫和御骑前呼后拥。这些禁卫军分队全副戎装，衣甲鲜明，丝质旗帜用金线做成浮雕，绣成各种龙形，在皇帝四周迎风飘扬。君士坦提乌斯独据一辆华丽的御车，庞大的车身用黄金和名贵的宝石做成装饰，除了在通过城门时低头致敬外，他装出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色，帝王的庄严使他看上去岿然不动。宦官把训练波斯青年时的严格纪律带进宫廷，他们谆谆教诲皇帝要养成忍耐的习性，因此在缓慢而酷热的行进当中，皇帝安然稳坐，全身丝毫不动，也不会左顾右盼，四处张望。罗马的官员和元老院议员全部出来接驾，皇帝很留心地打量共和国的市民尊容，以及贵族家庭的执政官形象。无数民众排列在街道两旁，在暌违三十二年以后，再能够见到神圣的君王，群众一再欢呼表示欣慰之情。君士坦提乌斯很幽默地表示，好像全人类突然集合在这个地方，真是使他大吃一惊。
君士坦丁之子临时居留在奥古斯都的宫殿，主持元老院的会议，在西塞罗经常登临的讲坛上，对着议员发表高论。他在赛车场的比赛中受到非常殷勤的接待，接受金冠和颂词，这是他统治都城的象征，特别为这次大典准备。他在短暂的30天访问期间，花费很多时间视导艺术和权势的纪念物，它们散布在罗马七山和其间的谷地。他赞誉卡皮托神殿的威严气势，卡拉卡拉以及戴克里先浴场的庞大高耸，万神殿的对称简朴，提图斯大竞技场的气象万千，庞培剧场以及和平女神庙的典雅结构，然而要说超凡入圣的建筑物当属图拉真广场和纪念圆柱。君士坦提乌斯承认要不是这些建筑物既创新而又雄伟，能够获得举世称誉的声名，否则就配不上世界的首府。今天的旅客注视古代罗马的遗迹，从无瑕美景的光辉中抬起头来，心中常会顿生不胜唏嘘之感。
君士坦提乌斯对这次视导行程感到很满意，也激起他的好胜之心，要对罗马呈献纪念物以表达感谢之意和慷慨之诚。他最初的想法是比照图拉真广场，竖立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和骑马铜像，但是在深思熟虑以后，考量到执行的困难，还是选择用装饰都城的方式，把埃及的方形尖石碑当礼物送给罗马。年代久远文明灿烂的时期，在创造拼音文字之前，古老埃及统治下的城市像是底比斯和赫利奥波利斯，竖立起相当数量的方形尖碑，它们那简单的造型和坚实的材质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历尽时光的侵蚀和人事的沧桑，毫无损伤，巍然屹立。有几根很特别的石柱被奥古斯都和后续各帝当作权势和胜利的象征，运到罗马成为地久天长的纪念物。但是还留下一根方形尖碑，因为体积巨大而且带有传统的神圣性质，长时期以来逃脱征服者基于虚荣心的掠夺。君士坦丁计划拿它来装饰新都城，下令将它从赫利波里斯的太阳神庙前的基座上移开，然后顺着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里亚。这时君士坦丁逝世，整个计划就暂时停下来，而这座方形尖碑命中注定要由他的儿子献给帝国古老的首都。为此，他特别下令建造承载力和容量惊人的船只，用来运送极为沉重的花岗岩石柱，从尼罗河的河岸直达台伯河。君士坦提乌斯的方形尖碑在离城3英里的地方上岸，动用大量人力和技术，竖立在罗马大赛车场之中。
君士坦提乌斯接到伊利里孔行省传来的警报，说行省即将陷于水深火热的危险之中，就仓促起程离开罗马。狂乱的内战造成不利的影响，罗马军团在墨萨会战遭受难以补救的损失，使得整个地区毫无防卫的能力，暴露在蛮族轻骑兵的威胁之下。特别是夸迪人的入侵，这个凶狠勇猛而且实力强大的民族，将日耳曼人作战和用兵的方式，与盟友萨尔马提亚人的作战优势相结合，更能发挥双方的优点。边区的守备部队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的前进，怠惰的君王最后被迫要从帝国遥远的边疆，将最精练的内卫军集结起来，亲自率领赶赴战场，指挥整个战役的进行，准备在秋季和来年的春天，全力进行这场态势险恶的战争(公元357 年、公元358年、公元359年)。皇帝在用船只搭成的桥梁上通过多瑙河，将进兵途中遭遇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直接杀进夸迪人的心脏地带，严厉报复罗马行省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丧失斗志的蛮族立即屈服乞求和平，愿意归还俘虏的臣民；为了补偿他们过去的恶行，他们提供地位高贵的人质，作为未来遵守规定的保证。第一位前来向君士坦提乌斯求饶的酋长，故示大方的廷臣拿他来做榜样，鼓励那些胆怯或固执的酋长起而效法。皇帝的御营挤满来自遥远部落的王侯和使者，他们的国土位于下波兰的平原，原本认为自己在高峻的喀尔巴阡山脉后面十分安全。君士坦提乌斯与多瑙河对岸的蛮族约法三章，特别是对遭到放逐的萨尔马提亚人表示言不由衷的同情，这批人在奴隶的叛乱中被赶离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加入对于夸迪人来说是一股很可观的力量。皇帝运用慷慨而讲求权谋的政策，把萨尔马提亚人从受制于人的屈辱状况中解救出来，用另外的条约恢复民族的尊荣，联合在一位国王的统治之下，成为罗马帝国的朋友和同盟。
君士坦提乌斯宣布自己的决定，认为各方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只要把利米甘特人绝灭或驱离以后，行省就一定可以得到和平。因为这个民族起于奴隶的本性，他们的风俗习惯一直在传播邪恶的暴行。这个计划虽然可以为他们带来荣誉，但实行起来却困难万分，利米甘特人的领地在罗马人这面，受到多瑙河的保护，与敌对的蛮族隔着蒂萨河。两条大河之间全都是沼泽地区，经常发生泛滥，形成错综复杂的荒原，只有当地居民熟悉不为人知的小路和难以穿越的丛林，能够在当地通行无阻。等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大军快要接近时，利米甘特人用尽阵前求情、诈术欺骗或是武力对抗等各种办法，但是君士坦提乌斯严厉拒绝他们的哀求，识破蛮族粗糙的欺骗伎俩，运用作战技巧和坚定士气，击退利米甘特人暴虎冯河的勇气。其中有一个最好战的部落，定居在正对蒂萨河与多瑙河汇合口的小岛上，答应过河参加友善的会议，好趁机对皇帝的营地发起奇袭。结果就在他们要动手时，自己却成为背信弃义的牺牲者，四周受到严密的包围，被骑兵践踏，毫无还手之力，受到军团的大肆屠杀。他们不愿向敌人求饶，怀着大无畏的精神历经痛苦的死亡，手里仍然紧握着武器。这次的胜利使得相当多的罗马人陈尸在多瑙河的对岸。泰法勒人是一个哥特人的部落，受雇在帝国的军队服务，在蒂萨河这边进击利米甘特人。自由的萨尔马提亚人是他们过去的主人，受到希望和复仇的激励，穿过多山的国土，进入从前属于他们所有的中心地区。蛮族的木屋建在荒野的深处，引发火灾使他们的位置无所遁形。士兵充满信心在沼泽地区作战，只有在通过时会带来危险。利米甘特人最勇敢的武士处于穷途末路的困境，却仍然决心拿着武器死战到底，根本不作屈服的打算。但是老年人凭着他们的权势，力主从长计议。利米甘特人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来到皇帝的御营，听取征服者对他们命运的宣判。君士坦提乌斯自认有仁慈之心，愿意原谅他们一再犯下的恶行，赦免这个有罪民族的余众，指定很遥远的国土作为流放地，让他们在那里安养生息过和平的日子。
利米甘特人只有心不甘情不愿地听从命令，但是等他们抵达指定居留地，终于可以安顿下来时，又回到多瑙河河岸，尽力夸张困苦的情况，表达他们赤诚的报恩之心，恳求皇帝在罗马行省的界线内，赐给他们一块不受干扰的居留地。虽然过去已有多次的经验，但君士坦提乌斯对于蛮族的反复无常和不守信义仍不以为意，情愿听取奉承者的意见。这些人表示要是能提供一个供应士兵的殖民区，那会为帝国增添尊荣和利益，到那个时候，要获得臣民缴纳的不当罚金，比要臣民从军服役更容易。利米甘特人得到批准可以渡过多瑙河，皇帝在靠近现代城市比尤达附近的大平原上，给予群众觐见的殊荣。他们围绕着将坛，看似表露出尊敬的态度，倾听充满温语慰勉和庄严神圣的讲话。这时有个蛮族把他的鞋子抛到空中，大声地喊叫着：“玛哈!玛哈!”这句话表示轻蔑的挑战，等于向群众发出信号。他们愤怒地一拥而上要抓住皇帝本人，将他的宝座和黄金的卧榻无礼地抢走，但是侍卫拼死抵抗，使他获得机会骑上一匹快马，从混乱的现场逃脱。蛮族安排奸诈的偷袭是极不荣誉的行为，立即为数量和纪律都占优势的罗马人所平服。在利米甘特人的名字和种族全部被绝灭后，战斗才宣告停止。自由的萨尔马提亚人获得古老的家园以后开始重建，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并不相信他们善变的性格，心中仍旧希望他们感恩图报，能够对他们未来的行为产生影响。他对地位高贵的酋长齐扎伊斯印象深刻，这位酋长有雄伟强壮的体魄和逢迎奉承的态度，于是他赐予其国王的名号。齐扎伊斯证明他的统治策略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很诚挚而持久地维护恩主的利益。君士坦提乌斯由于获得光辉的成就，胜利的军队用“萨尔马提库斯”的名号向他欢呼。
罗马帝国和波斯王国分别在遥远的边疆多瑙河和阿姆河，抵抗蛮族的入侵，这两个地点相距有3000英里。至于两国之间的国界，则在停滞的战争和不稳的和约之中，经历世事的兴衰和沧桑。君士坦提乌斯派驻东部的两位大臣，一位是禁卫军统领穆索尼安，才德不足以服人，而且缺乏诚信；另一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西安伯爵，出身行伍，是个身强力壮的老兵。他们与波斯省长塔马沙普尔展开秘密谈判(358 A.D.)，使用亚细亚充满奴性和带着奉承意味的语言，对和平的提案加以解释以后，再传到波斯大王的营地。波斯王沙普尔决定派出使臣，同意罗马人苦苦哀求所提出的条款。纳尔塞斯奉命出使，一路很风光地通过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长途跋涉以后抵达西米乌姆。在第一次觐见时，虽然来使非常恭敬，但是国王傲慢的信函却将真相表露无遗：
万王之王沙普尔，日神和月神的兄弟(像这样崇高的头衔完全是东方人的虚荣心作祟)，对于他的兄弟君士坦提乌斯恺撒，在经历了天灾人祸的教训后能更明理守分，而感到非常欣慰。身为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的法定继承人，沙普尔要郑重声明，马其顿的斯特里蒙河才是帝国真正的古老边界，而作为和平的条件，只有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属各行省割让给波斯，何况这些地区都是罗马人运用欺诈的伎俩，从他祖先的手中夺去的。沙普尔再次重申，要是不能归还这些有争议的国土，就不可能在稳固而长远的基础上，建立任何和平条约。同时他敢很自豪地提出威胁，要是使臣得不到承诺空手而归，他准备在春季出动大军，用武力来维护正义的要求。
纳尔塞斯天生具有文雅和友善的态度，在不违背所负职责的状况下，尽力软化所传信息的刺耳音调。在御前会议里，君士坦提乌斯对信息的提出方式和内容都经过审慎的衡量，就用下述的答复打发使臣归国：
君士坦提乌斯有权拒绝接受派来大臣的非正式声明，该员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得到上位者任何明确的命令。不过，皇帝并不反对一个和平而光荣的条约，但是，像这样的和平条件，竟趁着帝国东方实力空虚之时，直接提到罗马世界至尊无上的皇帝面前，这不仅没有礼貌而且极为荒谬，只有表示愤慨对使臣加以拒绝。战阵之事谁也不能说有必胜的把握，沙普尔应该记得，罗马人有时会在战场吃败仗，但是他们最后总会赢得战争的胜利。
纳尔塞斯离开以后过不了几天，罗马帝国就派出三个使臣前往沙普尔的宫廷。现在波斯国王从西徐亚人的远征中班师，回到位于泰西封的行宫。这次选出一位伯爵、一位律师和一位雄辩家，负起出使的重要任务，君士坦提乌斯私下对缔结和约感到焦虑，只能寄希望于三位人选中，第一位身居高职的地位，第二位精通法律的技巧，第三位有口若悬河的辩才，可以说服波斯国王放弃固执而又无理的要求。但是双方谈判的进展，被安托尼鲁斯充满敌意的手段所反对和破坏，安托尼鲁斯是叙利亚的罗马臣民，受到压迫后投效敌营，沙普尔允许他参加御前会议，甚至与国王同桌共餐。按照波斯人的习惯，经常会在进食时讨论重要的军国大事。这位头脑灵活的亡命之徒，千方百计说服国王，使他觉得除了有利可图以外，还可以满足报仇的心理。他不断激起新主子的野心，提出这时最勇敢的内卫军正追随皇帝，在多瑙河参与遥远的战争，值此千载难逢之机，沙普尔应该立刻率领波斯大军，与凶狠蛮族联盟，以此强大的实力侵入精疲力竭又无防卫能力的东部各行省(359 A.D.)。罗马的使臣无功而返，第二位大使同样有很高的地位，但依旧无济于事，被拒于千里之外，并且威胁说要将他处死或放逐。
正在波斯人准备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构筑桥梁时，阿米阿努斯这位服务于罗马军旅的历史学家，被派遣前去观察对方军队的动静。他们在亚述平原一座小山顶上，看到远至地平线的尽头，全部布满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沙普尔位于队伍的前面，穿着华丽的紫袍特别引人注目，希俄奈特国王格伦贝特斯在他的左边，这是东方人最尊贵的位置，他有着一副严厉的面孔，是老迈年高而威名显赫的武士。君主把右边的位置留给阿尔巴尼亚国王，他率领来自里海海岸的独立部落，省长和将领按照不同的阶级散布在两旁。除了东方奢华的后宫行列以外，整个军队包括10万名作战人员，惯于吃苦耐劳和行军作战，从亚洲国家最勇敢的战士中挑选出来。罗马的叛徒运用各种手段，要在御前会议中引导沙普尔的行动。他提出非常明智的意见，大军不应浪费整个夏天，进行冗长而困难的围城作战，而是应该直接对着幼发拉底河行军，接着要毫不耽搁向前挺进，迅速占领叙利亚实力薄弱而富裕繁盛的首府。
但是波斯人刚一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发现敌人已经早有安排，运用诸般手段以迟滞大军的前进，破坏他们原定的计划。居民带着牛群安顿在防御能力很强的地点，整片国土的粮秣和草料全部放火烧掉，在河流的徒涉地点打进削尖的木桩建造坚固的工事，各种投射机具和弩炮布置在对岸。此时的幼发拉底河正是季节性的涨水期，这极大地妨碍了蛮族袭击泰普萨库斯河的桥梁，而只有夺取此地才能打开最常用的通路。他们那位极为高明的向导马上变更作战计划，指导军队绕了一个大圈，虽然路途较长，但是通过富裕的地区，对着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前进，幼年期的巨川在那儿只是可以越过的浅水溪流。沙普尔以明智的不屑态度，对尼西比斯的实力置之不理，但当他在阿米达的城墙下通过时，决定要显露一下自己的威势。要是国王的御驾亲征根本不畏惧守备部队，那对方见到这种气势立刻就会归顺。但城上投出一支标枪，无意中亵渎了神圣，使波斯的大王蒙受了奇耻大辱。沙普尔看到被钉在地上的皇家头巾，知道自己打错了算盘。气愤填膺的君王根本没耐性听取大臣的劝告，他们恳求不要为满足一时愤怒之情，而牺牲成功的大好机会。次日，格伦贝特斯带着一群先锋前往城门，要求城市立即投降，这是在以无礼行为冒犯君王后，唯一可接受的赎罪方式。对他这一提议的回答是矢石交加、箭如雨下。他的独子是个英俊勇敢的少年，被从弩炮中发射出来的标枪贯穿整个胸膛。希俄奈特王子的葬礼完全采用本国的仪式，沙普尔用非常庄严的保证抚慰年老父王丧子之痛，会把罪恶的城市阿米达当成一个火葬堆，来给他儿子抵命，使他的英名能流传千古。
阿米德或称阿米达是个古老的城市，有时采用省民的称呼叫作迪亚尔贝克尔，位于肥沃的平原，地势非常有利。底格里斯河的天然水道和人工沟渠纵横交错，可以用来灌溉，有一条水势不大的溪流弯成半圆形，绕着城市的东边流过。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不久以前，将自己的名字赐给阿米达以示最高荣誉。城墙的强度增加，修建了高耸的塔楼，以提升整体的防御力量，并设置一个军械库供应各种投射机具。当此处被沙普尔的大军包围时，正常的守备部队已经达到七个军团的兵力。波斯国王在开始时抱着乐观的希望，认为靠着按部就班的正规攻击就能获得胜利。在他那声势浩大的阵营里，参与的几个国家都被分别指定了展开的位置：维尔泰伊人在南边，阿尔巴尼亚人在北边，弥漫着悲痛和愤慨情绪的希俄奈特人在东边，塞格斯坦人在西边。后者是最勇敢的战士，一列无坚不摧的印度战象掩护着正面。每一边都配置波斯部队，用来支援攻击的效果，激励高昂的士气。国君自己毫不考虑高贵的地位和本身的安全，全副戎装亲自督导围攻作战，激起年轻士兵视死如归的勇气。经过顽强的战斗，蛮族被击退，但罗马的士兵还是不断地冲锋，结果蛮族牺牲惨重，被赶离接战的位置。有两个过去参加叛军的高卢军团，叛乱平息后被发配到东部，在一次夜间突击中杀进波斯的营地，凭着不讲纪律的蛮勇赢得莫大的令名。
在不断的攻城行动中有一次最为惊险，有个背叛的逃兵出卖阿米达，向蛮族指出一道秘密而被忽略的阶梯，这是从悬崖上面凿出来的用以打水的小径。这座悬崖矗立在底格里斯河的溪流旁边，70名从皇家卫队选出的弓箭手，保持静肃爬上悬崖，控制住了有三层楼高的木塔，在高处升起波斯人的旗帜。这个信号使攻击部队信心大增，同时也使被围人员士气沮丧。要是这群敢死队在这位置多支持几分钟，他们的牺牲可以赢得光荣的令名。沙普尔在运用强攻或诡计都无法奏效后，只有进行旷日持久、步步为营的围攻作战，并向罗马逃兵请教各种围攻技巧，在适当的距离开挖前进的战壕。担任这项任务的部队在向前推进时，用坚固的盾屋做成可移动的掩体，以抵御投射的矢石，在深沟的上面也要架起防盾，以保障士兵着手损毁城墙基础的工作。同时开始构建许多木塔，下面装上轮架可向前推动，供应士兵各种投射武器，这些木塔与城墙处于同样的高度，使士兵能与守卫在壁垒上的部队接战。每一种攻城方式，无论是可以想到的技巧，或是可以发挥的勇气，全部用在阿米达的防御作战上。沙普尔的工程和装备，被罗马人的火攻不止一次地摧毁。但是被围城市的资源会耗用竭尽，波斯人修复受损的装具，继续向前逼近，攻城槌把城墙打出一条很大的裂口。守备部队的实力因作战伤亡和瘟疫流行，损耗到不堪再战的程度，只有屈服于疯狂进击和强打猛攻。士兵和市民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无法从后面城门逃走，在征服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下，无一幸免。
但是阿米达的毁灭使罗马行省获得安全。胜利的兴奋情绪很快消失无踪，沙普尔终于有时间仔细考量得失，为了惩罚拒不从命的城市，他损失了大军最精锐的部队，错过了征战最有利的季节。身经百战的老兵有3万人葬身在阿米达城墙之下，交战不断的围攻持续73天，失望的君王装出一副凯旋的模样回到都城，内心感到懊恼不已。还不仅如此，蛮族盟友善变无常，在遭遇未曾预料的困难以后，就想打退堂鼓放弃战争。年迈的希俄奈特国王因报复而得到满足，丧子情景的恐惧使他打道归国，家族和国家都陷入了无人继承的窘境。沙普尔在次年春天率领进入战场的大军(360 A.D.)，无论从实力和士气方面来说，都不再能支持他那漫无边际的野心。他放弃征服东部的构想，只要能够收复美索不达米亚两个设防城市，那就是辛格拉和贝扎布德，他就感到满足。这两个城市，其中一个位于黄尘滚滚的沙漠之中，另外一个城市坐落在很小的半岛上，为底格里斯河深邃而湍急的激流所环绕。五个罗马军团成为俘虏，人员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囚禁，那个地方位于波斯国境的边陲地区。军团的编制已经缩小，这是君士坦丁时代的杰作。在拆除辛格拉的城墙以后，征服者放弃这个孤立而偏远的位置，但是他很细心地恢复了贝扎布德的堡垒工事，在这个重要的前哨派驻守备队，并且将其作为老兵的殖民区，充分供应各种防御器具，激起他们高度荣誉和忠诚的情操。等到战役将近结束，征服维尔塔，或称之为特克里特的行动未能获得意料中的成效，使沙普尔的军队蒙受羞辱。但是一直到帖木儿时代，此地依然被认为是阿拉伯人坚强无比、难以攻陷的城堡。
防卫东部、对抗沙普尔的大军，需要最优秀的将领且要能施展才能。非常幸运，勇将乌尔希西努斯就在行省服务，只有他能给士兵和人民信心。然而在此危急关头，他却因宦官陷害，被皇帝调离现职，而将东部军事指挥权交付给萨比尼安。这位狡猾而富有的行伍军人，虽然已经到达衰老的知天命之年，但是却谈不上有任何经验。生性猜忌而又反复无常的监军宦官，接着又发布第二道命令，乌尔希西努斯再度被派到美索不达米亚边疆，要他将功抵罪，勤劳国事，如果获得荣誉，就将之归于毫无奉献而又在暗中害人的仇敌。萨比尼安留在埃德萨的城墙之内，整日无所事事，只会举行无聊的阅兵来打发时间，并且要求士兵踏着皮瑞克战舞的步伐，按着笛号的节奏前进，把有关公众的防卫工作置之不顾，全部推到勇敢而勤奋的东部前任将领身上。但是不论乌尔希西努斯提出任何主动积极的作战计划，像是建议编组一支轻便而又灵巧的军队，由他亲自率领，从大山的山脚下面扫过，拦截敌人的运输车队，骚扰波斯人绵长的阵线，甚至去解救陷于绝境的阿米达，怯懦而忌妒的指挥官却都宣称，他奉有严格的命令不能危及部队的安全。阿米达终于失守，英勇的守军要是逃过蛮族的刀剑，也会死在罗马军营行刑队的手里。乌尔希西努斯后来经不公正的调查，被认为犯有过失，受到毫无担当的萨比尼安惩处，丧失军阶和职位。
但是君士坦提乌斯在接到报告前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立即明白这种陷害忠良之事无法避免，使得受到枉曲的部将义愤填膺，然而长久以来政府的原则就是宁冤勿纵。后来皇帝自己发觉，要从外敌的入侵中防守东部的疆域，绝不是容易的任务。君士坦提乌斯征讨多瑙河的蛮族，在完成安抚和绥靖的工作以后，开始缓慢向着东部进军。等他的大军扫过烧得片瓦不覆的阿米达以后，他率领优势兵力围攻布德。在巨大的攻城槌不断冲击之下，城墙震动得几乎要倒塌下来。城镇已经到达罗掘俱穷的地步，但是守备部队靠着百般忍耐和大无畏的精神，还是坚守不懈。等到雨季将近，皇帝只有解围而去，很不光彩地退回设于安条克的冬营。倨傲自负的君士坦提乌斯和才情自许的廷臣，在波斯战争中没有任何光荣事迹可以提供材料写出流芳后世的颂词。然而他的堂弟尤里安，经委付高卢行省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建立功勋的简略事迹已传遍整个世界。
内战的愤怒使人盲目，君士坦提乌斯之所以把高卢人的国土放弃给日耳曼蛮族，乃因高卢人对与他争天下的马格嫩提乌斯始终抱有好感，承认僭主的权威，并接受他的指挥。一大群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受引诱渡过莱茵河，是因获得马格嫩提乌斯的礼物和承诺，再不然就是产生抢夺战利品的欲望，还有就是希望能永久占据征服的区域。皇帝基于暂时的需要，与蛮族签订和平盟约，结果这草率的权宜之计反而激起了蛮族贪婪的念头。君士坦提乌斯立刻发现要想打发可畏的盟友是很困难的工作，心里感到无限懊恼。等尝到甜头，知道罗马世界是如此富裕，也就顾不得忠诚和叛逆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些毫无纪律的强盗，把帝国所有的臣民当成世仇大敌来看，凡是想要的财物全部都得弄到。45个富裕的城市，像通格里、科隆、特里夫、沃尔梅斯、斯皮尔斯、斯特拉斯堡等，以及大多数乡镇和村庄，全都遭到抢劫，化为灰烬。
日耳曼蛮族仍信守祖先遗留的教条，痛恨城墙对行动的限制，用厌恶的口吻称之为监狱和坟冢，把他们独立的居所建立在河流岸边，像莱茵河、摩泽尔河及默兹河，将大树砍倒横放在道路，当成粗制滥造的工事，以防范遭到突击的危险。阿勒曼尼人所留居的地区就是现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兰克人占据巴塔维亚人的岛屿，合在一起就是宽广的布拉班特，却以托克萨德里亚这个称呼闻名于世，可说是高卢王国的发源地。从莱茵河的源头一直到出海口，日耳曼人征服的区域是在河流西岸，大约向前延伸40英里，整个地区聚集很多用自己姓氏和宗族命名的殖民地，而他们所毁灭的地区比起征服的区域起码大三倍。在较远距离以外无防守能力的乡镇，高卢人全逃离一空。设防城市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实力和预警没信心，他们所赖以维生的谷物，只能种植在城墙附近。军团的编制日益缩小，缺乏薪饷和粮食，没有武器和纪律，听闻蛮族将要奔杀而来就胆战心惊，甚至光听到名字就吓得面无人色。
面临如此悲惨的处境，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被指派前来拯救和治理高卢的行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毋宁是展现皇室虚有其表的伟大形象。尤里安以不求闻达的心情，接受学究式的教育。他对书本较之武艺更为娴熟，对死亡较之生存的印象更为深刻，因而使他自外于战争和政府的实际运作，就这方面而言，完全是一窍不通。他不断笨手笨脚地重复温习各种军事操作，这些知识对他而言极为重要，他难免叹息地叫道：“啊!柏拉图，柏拉图!哲学家怎么会有这种工作!”然而就是思辨哲学用最高贵的教条和光辉的例证，充实了尤里安的内心。但是对有些担负重责大任的人来说，他们太不把这些哲学放在眼里，尤里安就是受到陶冶才会喜爱德业、追求声誉、藐视死亡。他在学院养成自我克制的习惯，这也是军营中严肃纪律的基本要求。他用最简单的生理需求来律定饮食和睡眠的方式，不屑于佳肴美味布满餐桌，满足于粗糙和普通的饮食，就跟最低阶的士兵完全一样。在高卢寒冷的冬天，他的寝室没有生火保暖，通常在短促而受到打扰的睡眠以后，半夜从铺在地板上的毛毯里起来，处理紧急的事务，巡视营地的状况，或者偷得片刻空闲，进行最喜爱的研究工作。他在过去经常运用辩论的原则，对所中意的题材发表公开的演说，现在可以用来鼓励或安抚杀气腾腾的武装群众，更能发挥所望的效果。虽然尤里安早年的谈话和写作都已习惯使用希腊语文，非常熟练而且能够掌握辞章之美，但是他的拉丁腔调已达到如假包换的程度。
尤里安在一开始并没有规划要成为立法者，或是担任法官的工作，所以他的重点不可能放在罗马的民法体系方面。但是他从哲学的研究养成坚持公理正义的信念，靠着仁慈的性格来化解乖戾之气，了解公平处理和讲求证据的基本原则，对于最复杂冗长的问题都有耐性进行调查，充分掌握关键所在以进行讨论，使事件能够真相大白。施政和战争，必须考虑环境和状况的随时变化，没有实务经验的学生，常为最完美的原理在执行时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困惑不已。但是在获得最重要的学识以后，尤里安从自己才智的活力中所能得到的协助，与萨路斯特从智慧和经验给他的支持，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萨路斯特是位高阶军官，从他成为高卢统治者那一刻起，就向他诚挚地表示忠心不贰。他的友谊对君主极具价值，虽然他是正直不阿的廉洁之士，但是深知“忠言逆耳”的道理，能够很委婉地说明事情的真相，而又不会伤害到君王的颜面。
尤里安在米兰穿上紫袍后，立即被派往高卢，随身带着实力微弱的卫队，兵力只有360人。他在维埃那度过痛苦而焦虑的冬天，一举一动全部都掌握在直接听命于君士坦提乌斯的大臣手中，只把奥顿被围和获救的信息通知恺撒。那座古老大城仅有的保护是塌毁的城墙和怯懦的守备部队，靠着一些老兵保卫家园的意志，重新拿起武器，下定必死的决心才拯救整个城市。他在行军离开奥顿途中，通过高卢行省的心脏地区。尤里安尽早抓住机会展现出过人的英勇，率领一小队弓箭手和重装骑兵，选择较短而危险性较高的道路。这时蛮族主宰战场，他只有且战且退地应付敌人的攻击，最后终于光荣而安全地抵达兰斯附近的营地，罗马军队奉命在此集结。
年轻君王的风范提振了官兵低落的士气，他们从兰斯出发搜寻敌军，虽然信心十足却差点命丧沙场。阿勒曼尼人熟悉地区的状况，暗地里将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在一个下雨天的黑夜里，抓住机会全力攻击罗马人的后卫。部队的秩序一时大乱，好不容易整顿妥当，已经损失两个军团。尤里安经过这次的教训，体认到谨慎和警戒是战争艺术最重要的课目。在第二次作战行动以及接着完成的各项成就中，尤里安不仅一雪前耻，进而建立在军事方面的声誉。但是蛮族的机敏使他们在不利状况下能够全身而退，他虽然获得胜利但却无法尽歼敌军，未能达成决定性的效果。不过，他向着莱茵河河岸进军，视察了残破不堪的科隆，他了解到战争的困难，在冬天快到时撤军回师，这引起宫廷和军队的不满，他自己也觉得没有达成任务。敌军的战力并未被击破，就在恺撒离开部队，刚把大本营开设在位于高卢中心的桑斯时，立即遭到大群日耳曼人的包围，开始了艰苦的守城战。虽然他感觉当时的形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仍旧展示出深谋远虑的大无畏精神，完全可以弥补在作战位置和守备部队方面的劣势。蛮族围攻30天未能得逞，难掩失望的怒气只有黯然退兵。
尤里安虽然感到骄傲，但只能感谢他自己的兵力，如果再深入考量就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因为那些本因荣誉和忠诚应该尽力协助他的人，却要抛弃他、背离他，将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马塞卢斯是高卢的骑兵主将，严格遵从君士坦提乌斯猜忌的命令，对于尤里安所处的困境，完全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并制止他所指挥的部队开拔前往解救桑斯。要是在恺撒身陷绝境的状况下仍保持沉默，那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一种侮辱，使他本人和所拥有的权力都受到世人的轻视。要是对这种形同犯罪的行动都不加处置，那可以肯定是出于皇帝的授意，就像过去对弗拉维家族的皇子皇孙痛下毒手一样，难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责难。
马塞卢斯被召回，只是不痛不痒地解除原来的职务。塞维鲁补升遗留的空缺被指派为骑兵将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不仅勇敢而且忠诚，能够很尊敬地提出意见，执行任务时满腔热血，全力以赴，而且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指挥权力，因此尤里安在保护人优西比娅的照顾下，最后终于掌握高卢的军队。尤里安在接踵而至的战役(357 A.D.)中，采用极明智的作战计划。他亲率剩余的一群老兵，还有相当数量经他同意征召的新兵，很勇敢地杀进日耳曼军队的驻防地，用非常审慎的态度重建萨韦尔纳的防御工事。在这个地形有利的要点，不仅可以阻止蛮族的进犯，更可以截断敌军的退路。
就在此时，步兵主将巴尔巴提奥带着3万人马的大军，从米兰开拔通过山区，准备在巴西尔附近搭桥渡过莱茵河。我们可以料想得到，阿勒曼尼人在罗马大军的夹击之下，很快就会被迫撤离高卢行省，尽速赶回去保卫自己的国土。但由于巴尔巴提奥的无能、嫉妒或是领受密旨，遂行战役的希望完全破灭。从巴尔巴提奥的行动来看，他不仅是恺撒的敌人，还是蛮族的盟友，竟能允许一支掠夺者的队伍，几乎就在营地的门口自由通过和返回，丝毫不加以理会。这样的疏忽或可归咎于缺乏能力，但他采取叛逆行动，烧掉一些船只和大批储存的粮食，毁弃高卢军队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成为通敌行为和犯罪意图的确凿证据。日耳曼人对缺乏实力或意图，不敢冒犯他们的敌人，通常表示轻视。巴尔巴提奥可耻的退兵，使尤里安失去了所期望的支持，单独留下他，要从极危险的情势下全身而退，得不到安全保障，也丧失了军队荣誉。
阿勒曼尼人免于被入侵的恐惧后，马上准备教训罗马年轻的君王，因他竟妄想争夺此区的所有权。阿勒曼尼人认为，无论基于征服或条约，他们拥有此区，乃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兵力运过莱茵河。凶狠的克诺多马尔挥舞着沉重的标枪，就像从前对抗马格嫩提乌斯的兄弟并赢得胜利一样。他担任蛮族的先锋，靠着从前的功绩，心中激起好战的冲动，但长期的征战经验使他有所节制。在他后面跟进的人员，是6位与他一样有王室血统的国王以及10位诸侯，加上一长列斗志高昂的贵族，还有来自日耳曼各部落的3.5万名勇敢战士，光是看到如此庞大的阵容，阿勒曼尼人就有必胜的信心。而从逃兵那儿所获得的情报，更让他们士气大振。他们得知恺撒只有1.3万人的薄弱军队，军队驻扎的位置离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营地，约有21英里的距离。尤里安带着劣势的军队，决定主动迎战蛮族的乌合之众，战机的关键之处在于趁阿勒曼尼人处于分离状况，集结不易之时予以区分击灭。
罗马人编成两路纵队以密集队形进军，骑兵在右而步兵在左，等发现敌军时白日将尽。尤里安想延到次日早晨开始会战，使部队获得所需的睡眠和食物，消除身体的劳累。不过，最后他还是屈服于士兵要求出战的呼声，以及作战会议上立即接战的意见。他训示大家要奋战到底，证明急于歼敌的热情并没有误事。虽然如此，要是战败，他难免要受到轻率冒进和傲慢无知的指责。出战的号角响起，下达口令的喊叫在原野上回荡，两军向对方发起狂暴的冲锋，恺撒亲自指挥右翼，主要仗恃弓箭手的技巧和装甲骑兵的冲力。但在敌人轻骑兵和轻步兵混合部队的凌厉攻势下，他的阵式不断被击破。最懊恼难安的是，看到600名以勇敢著称的装甲骑兵逃走。尤里安靠着亲自处理和个人声威，才阻止了士兵的逃亡并重新整顿部队。他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赶到他们的前面以大义相责，领着部队转回去对抗胜利在握的敌军。步兵两条阵线之间的战斗极为激烈，双方誓死不退杀得血流成河。日耳曼人具有身强力壮和人高马大的优势，罗马人则着重于纪律严明和坚忍不拔，就像蛮族在帝国的旗帜之下服务时，把双方的优点都能结合起来。但他们的蛮力所发挥的效果，还是要靠优秀领导者的指挥，因此这也决定了那天会战的结果(公元357年8月)。在这次值得纪念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人损失4位护民官和243名士兵，恺撒获得了无上的荣誉，高卢的行省得以脱离苦海。6000个阿勒曼尼人在战场被杀，还不包括淹死在莱茵河中以及企图游过河而被标枪刺死的人。克诺多马尔被敌人包围成为俘虏，连带3位同伴，他们愿意与酋长同生共死。尤里安在会议中用隆重军礼接待他，对于克诺多马尔的战败，用宽宏大量的气度表示怜悯。对待俘虏虽应羞辱，但尤里安隐藏蔑视之心不表露出来，并未将降服的阿里曼尼国王当成展示自己武功的道具，让高卢城市欢迎这种奇观。尤里安倒是把国王当作胜利的纪念品，让他很恭敬地拜倒在皇帝的脚前求饶。克诺多马尔获得人道的待遇，但是没有耐性的蛮族国王受到战败、囚禁和放逐的拨弄，必然不久于人世。
尤里安将阿勒曼尼人从上莱茵地区各行省驱除殆尽以后，转而对付法兰克人。这个民族定居在高卢和日耳曼边界，位置更靠近海洋，不仅人多势众，且具有凶悍斗志，是蛮族中最可畏的敌手。虽然他们在抢劫的诱惑下，激起内心强烈的欲望，但还是公开宣称对战争有全心奉献的喜爱，认为这可以表现人性最光荣最幸福的一面。他们的心志和身体因不断参加作战行动，锻炼得无比坚强。可借用一位演说家鲜明的语句来表示：“他们喜爱冬天的冰雪犹如喜爱春天的花朵。”在斯特拉斯堡会战后的12月份，尤里安攻击一群法兰克人，大约有600人退到默兹河边的两座堡垒里，在严寒季节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忍受围攻有54天之久，一直到最后，因饥饿而精疲力竭。这时罗马人在河上加强了警戒，眼看就要打破双方对峙的僵局，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逃脱的希望。法兰克人第一次放弃了他们那古老的信条，那就是他们过去服膺的真理：“不是征服就是死亡。”
恺撒立即将俘虏送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皇帝将他们当成最有价值的礼物接受，很高兴增加很多人高马大的战士到特选的部队，可以担任皇帝的私人警卫。这一小群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让尤里安深入考量远征的困难，他准备在来年的春天对付整个日耳曼民族。他勤勉地完成各项工作，用迅捷的行动奇袭积极的蛮族，使他们不胜惊惧。他命令士兵携带20天的干粮，立即将营地设置在通格里附近。这时敌人仍旧以为他还留在巴黎的冬营，等待运输车队将补给品从阿基坦缓慢地运上来。他不让法兰克人有联合行动或深思熟虑的机会，用高明的战术行动将军团从科隆到海洋成一线展开。军队获得胜利，拿出杀一儆百的手段，立刻使各部落陷于绝望的深渊，只有苦苦哀求征服者大发慈悲，表示出唯命是从的态度。顺服的卡马维人退过莱茵河，回到原来的居留地，但允许萨利安人领有新垦殖的托克萨德里亚，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提供必要的协防部队。双方以庄严的誓词缔结条约(358 A.D.)，帝国指派长期工作的检查员与法兰克人住在一起，有权强制各部落严格遵守各项规定。
在此可以叙述一段插曲，像是精心编制、情节动人的悲剧，不仅事件本身很有趣，也无损尤里安的英名。当卡马维人求和时，尤里安要求国王把儿子作为人质，这样他才有恃无恐，不怕对方反悔。此时的卡马维人正笼罩在凄惨的沉默中，眼泪和呻吟的声音等于在宣告蛮族因悲恸而不知所措。年老的酋长用哀伤的语气说道，他现在因丧子而痛苦万分，谁知还给族人带来灾难。这时卡马维人趴俯在宝座前面，突然之间，原本以为被杀的青年成为俘虏，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喜悦的嘈杂声很快肃静下来，大家很注意地倾听恺撒在会议中发表的谈话：
看这位年轻人，国王的儿子，你们刚才还在为他的遇难而流泪。你们是因为犯了过错才会失去他，神明和罗马人把他归还给你们。我会一直照顾和教育这位年轻人，不仅当作个人功业的纪念物，也是你们诚挚友谊的保证。你们必须守信遵奉规定，不得违背立下的誓言。共和国的军队会报复不忠不义的行为，罪行重大万无生理，清白无辜必得赦免。
蛮族觐见后退出，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怀着感激和钦佩的心情。
从日耳曼蛮族手中解救高卢行省，对尤里安而言不过是牛刀小试，他渴望与帝国首位皇帝，以及其他威名显赫的君主一比高下，从一个事例就可以证明，他曾写下他在高卢的作战记录。尤里乌斯·恺撒不无自负地提到，曾经两度越过莱茵河，尤里安夸口说他在接受奥古斯都头衔之前，已经带着罗马的鹰帜安渡巨川进行三次远征(357 A.D.、358 A.D.、359 A.D.)。斯特拉斯堡会战后，日耳曼人惊愕之情表露无遗，这促使他安排第一次的试探。部队虽然表明对此毫无兴趣，但是折服在领导者雄辩的口才之下。他要与将士同甘共苦，保证赢得光荣的胜利。梅恩河两岸的村庄储满谷物和牛群，受到入侵军队蹂躏。模仿罗马文雅开化所构建的重要房舍，全部为大火吞噬。恺撒很勇敢地向前推进10英里，直到大军的行动为黑暗而无法穿越的森林所阻，隐藏的通路有秘密陷阱和埋伏，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到处充满危机。地面已覆盖白雪，尤里安把图拉真所建古老的堡垒修复以后，同意与归顺的蛮族签订10个月的休战协定。
为了对蛮族违反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行动，尤里安着手第二次的远征，渡过莱茵河去教训傲慢的提尔马尔和霍尔泰尔，这两位阿勒曼尼人的国王曾参加斯特拉斯堡之战。他们答应归还仍旧活着的罗马俘虏，于是恺撒要求高卢的城市和乡村，对于所损失的居民人数提出确实的报告，他很快而又正确地指出，蛮族在哪些地方想要做手脚欺骗他，这样一来，大家深信他具有超凡的学识和能力。
他的第三次远征较前两次获得更大成就，且影响更为深远。日耳曼人集结战力，沿着对面河岸运动，想毁坏桥梁，阻碍罗马人进军的通道，但蛮族周到的防御计划，竟被巧妙的牵制行动打得措手不及。300名全副轻装的精兵搭乘40条小船，保持静肃顺流而下，在敌人哨所不远处登岸，勇敢敏捷地执行命令。蛮族的酋长参加夜间宴会，放心大胆喝得醉醺醺回去，结果遭到奇袭。无须重复千篇一律令人厌恶、全是杀戮和破坏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阿勒曼尼人当中6个最傲慢的国王，完全听从尤里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其中有3位获准到罗马军的营地，去见识严格的训练和雄壮的军容。有2万名俘虏被尤里安从蛮族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在结束战争后越过莱茵河班师。他的成就重振古代的光荣，可与布匿战争和辛布里之战的胜利相提并论。
尤里安凭着英勇无敌的气势和指挥若定的修为，确保了国家的和平，这时他所推行的工作，更合于人道的关怀和哲学家的风范。高卢的城市在蛮族入侵中遭到破坏，他竭尽全力加以修复，从门兹到莱茵河口之间的七个重要前哨，在尤里安的命令下全部整修，并强化各种工事和装备。降服的日耳曼人接受公正而屈辱的条件，负责准备和运送所需的材料和物资。尤里安本着热心公益的精神，竭尽心力督导计划的执行，这种风气普及到整个部队，就连协防军对劳苦的勤务，也放弃可以要求豁免的权利，与罗马士兵一样担负起吃力的工作。
恺撒无可推脱的职责是要为全体居民和守备部队提供安全和维持生存的粮食，前者之所以弃逃和后者之所以叛变，完全是饥馑所造成的致命和必然的后果。高卢行省的耕种土地受到战争灾难带来的干扰，但是只要怀着对人民的关切之情，大陆的缺粮完全可以用邻近岛屿丰收的食粮来加以供应。从阿登森林伐木建造600艘大型三桅船，经过几趟前往不列颠海岸的航行，回程都是满载谷物，然后顺着莱茵河上行，把货物分配给沿河的城镇和据点。尤里安的军队恢复自由而安全的通航，而在此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牺牲尊严，宁可将2000磅白银当作纳贡礼物。吝啬的皇帝不愿把这样大额的金钱发给士兵，却同意供献给蛮族。尤里安的机智和坚定使他能接受严酷的考验，这些部队虽然不满，却仍旧随他赶赴战场，经历了两次战役，他们都没有得到正常的薪饷和额外的赏赐。
深切关怀臣民的安宁与幸福是尤里安用人行政的指导原则。他把自己住在冬营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常常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现，并不喜欢摆出主将的威严。在他准备出征前，先将呈上来让他审定的大部分公私案件，交给各行省总督去处理，但等他回来后，总会重新仔细检查处理的状况，对过于严苛的法律略加缓和以资弥补，详阅法官的判决提出复审意见。他不愿被人视为心地善良的滥好人，也不会为了实现法律的公正，纵情于草率而鲁莽的行动。在控诉纳博省长犯有敲诈勒索罪的案件中，他能够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压下法官过于偏激的情绪。激动的德尔菲迪乌斯大声叫着说：“如果只凭被告否认就能翻案，那还能定谁的罪？”尤里安则回答说：“如果只凭别人认定有罪就能判决，那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在处理有关和平与战争的重大问题上，君主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但君士坦提乌斯根本不考虑这是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还是一味地欺诈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要是被尤里安的德行所阻止，不能尽兴掠夺所要的贡品，便认为自己受到伤害。尤里安拥有皇家的权柄，有时会出面纠正下级官员公然的贪污行为，揭露他们进行掠夺的各种手法，提出力求公允简单的新税制。但是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能够掌握财政起见，将有关权责交付给高卢统领弗罗伦提乌斯，这个酷吏个性阴毒，根本不知怜悯和同情为何物。即使有人提出非常客气和温和的反对意见，这位傲慢的大臣都抱怨不已，有时使得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行为未免过于软弱。恺撒以厌恶的心情批驳一项征收特别税的法令，特别提到民众的苦难状况，所以对统领送给他签署的超量财产估值表示拒绝的态度。这样一来，终于激怒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朝廷。
尤里安在写给最亲近友人的一封书信中，毫无顾忌地表达出非常激动的情绪。他叙述自己在高卢的作为以后，接着说道：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会采取与我不同的做法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难道我不应责无旁贷地保护着他们，免得让毫无人性的强盗，对他们施加无休无止的伤害吗？一个放弃职守的保民官会被处死刑，被剥夺举行葬礼的荣誉。如果我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忽略更为神圣和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又有什么资格定别人的罪呢？神既然把我安排在这个高位上，他的恩惠就会引导我、支持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真希望上天能让我现在有一个像萨路斯特那样的顾问啊!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接替我，我将毫无怨言地拱手让贤。我宁愿用短暂的时间趁机做些好事，也不愿意长时间或永远作恶多端，自以为不会受到惩罚。
尤里安非常不稳固的、依附于人的处境，充分显示出了他的节操，同时也掩盖住了他的缺点。这位在高卢地区维护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年轻英雄，没有被授予彻底清除政府弊端的权力，却有勇气减轻人民的灾难与痛苦。除非他有能力使罗马人恢复尚武精神，或能够使与帝国为敌的蛮族，学会过勤劳和文雅的生活，不然无论是与日耳曼人媾和，还是征服日耳曼人，照理都不可能指望保证人民获得安宁。然而，尤里安在高卢的胜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止蛮族的入侵，从而延缓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高卢的城市长期受到内战纷扰、蛮族入侵和国内暴政蹂躏，因尤里安发挥有利的影响力，现在重新恢复了生机。人们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日增，逐渐产生勤劳的精神。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受到法律保护而再度兴旺；工匠组织的同业工会中，挤满有能力及受到尊敬的成员；年轻人不再反对结婚，成家的人也愿意生孩子；公众和私人的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俗办理；各行省的交通状况很安全，国家显示出一片繁荣景象。像尤里安这样有理想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给民众带来的欢乐情绪，必然会对巴黎格外感到满意和亲切，因为这是他冬天的居所和特别偏爱的地方。这座占据塞恩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辉煌都城，最初不过是河中的一个小岛，居民靠河流获得纯净和甜美的饮水。激流冲刷四周城墙，只有两座木桥可通入城中。塞恩河北边覆盖着一片森林，在河的南边，现在称作大学区的地方原是一大片房屋，其中点缀着一座王宫、一座竞技场、几处浴场、一道水渠和一个供罗马军队操练的战神广场。严酷的气候由于靠近海洋得到调和，通过实验获得经验，精心种植和照顾的葡萄和无花果获得成功。但在特别严寒的冬季，塞恩河水常结出极厚冰层。顺流而下的巨大冰块，可能会使亚细亚人联想到从弗里吉亚采石场采到的白色大理石。安条克的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使尤里安留恋在心爱的卢特夏那严肃而简单的生活，那里的居民不懂得或不屑于搞娱乐性的戏剧活动。
尤里安要是将毫无男子汉气概的叙利亚人与勇敢诚实的高卢人相比，便会感到生气，因而对于凯尔特人性格中过于纵酒误事这唯一的缺点，他也可以原谅。如果尤里安今天能重游法国首都，可能会去和学识卓越的学者交谈，这些人都有能力理解和教诲希腊人的门徒。对这个不因沉溺奢华生活而丧失武德的民族，他也会原谅他们做出生动而美好的蠢事。而且他必定会对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更加柔美、精纯和高尚的那些无价的艺术品百般赞赏。
公开建立基督教是帝国内部最重大的变革，引起人们极大关切，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教诲。君士坦丁的胜利和政策已不再影响欧洲当前局势，但身为君王却改变信仰的印象，至今仍保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田，像牢不可破的链条，把在位时的教会体系和现今的观念、情感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绝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突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在他的宫廷任职(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就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上的权威。博学的欧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时，天空忽然出现的神奇景象(312 A.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恶意地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直到他临死之时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时，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337 A.D.)。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受过相当的困扰，这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一些新的观念，也总要确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时，才逐渐表露。在他临朝统治的整个时期，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君王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受到阻挠，有时发生改变。
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封诏书(321 A.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在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于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后的庄严形象进入奥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而且无论他在清醒时，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被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他很明智地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采取非常野蛮的残暴行为，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
征服意大利约五个月以后，罗马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诏书》(公元313年3月)，庄严而明确地宣示他的旨意，恢复正统基督教会的和平。两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对面会谈中，君士坦丁的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都略胜一筹，他提出双方联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锡尼欣然同意。这两位君王和政权所产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东部的暴君过世后，《米兰诏书》就成了罗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剥夺的公民权利及信仰权利，在两位英明的皇帝手里全部得到恢复。法条明文规定，凡被没收的礼拜场所和集会地点，都必须无条件、无代价地归还给教会，更不得拖延时日。在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皇帝还非常慷慨地承诺，要是愿意用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回来，皇家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有利于社会的规定，目的在于使宗教信仰能够维护未来的平静，运用广泛平等的宽容原则作为基础，然而这种平等会被后来的教派解释为对他们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荣。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给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员绝对的自由权利，来选择自己希望加入的，或已经笃信的，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宗教。他们详细解释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命令各行省总督对这份保护宗教自由的诏书，一定要按照规定要点，真实不虚地加以执行。他们不惜谆谆教诲，向臣民阐述颁布宽容基督教诏书的两大原因：其一是出于维护万民的和平幸福的善良意愿；其二是经由这种作为，表达虔诚愿望，能够荣获天上神明的恩宠。他们从自己的身上已经应验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的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诚表现，我们可以推断出三种彼此相异但并非不发生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其次，根据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谨慎的说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上天庞大统治集团众多神明中的一员；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观点，这种想法也许更能引人入胜，那就是尽管有众多的神明、仪式和观点存在，崇拜一个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有助于使所有教派和民族获得统一。
君王对问题的探讨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是多于对抽象理论的考虑。君士坦丁逐渐增加的爱好和倾向，基于他对基督教品格的敬仰，以及他对传播福音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的德性的信心。身为专制君主，他的作为可以毫无忌惮，他的情绪也可以唯我独尊，但是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的，那就是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然而，即使是最明智的法律，运用时也不够周详和稳定，很难发挥鼓励善行的功能，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的产生。单凭法律的力量对它所谴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对所禁止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够惩处，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但是曾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活力和纯洁的各种原则，在漫长的时间里随着帝国的专制和衰败而消失殆尽。
尽管哲学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支配人类思想的力量，但异教的迷信鼓励人们行善的影响力却极其微弱。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睿智的统治者很高兴见到这样一种宗教的茁壮成长，它在人民中间传播纯良、仁爱和遍及世界的道德体系，适合各种行业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同时那种被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的说法更加强化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神启的观念在推动并改革国家体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听到拉克坦提乌斯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也许会产生信服的心理。这位雄辩的护教家不仅坚定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崇信基督教将重现罗马原始时期的纯真与美好；真诚信仰上帝对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可以消除他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福音的真理会遏制人们所有的邪念、敌意和私心；一个民族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和谐和博爱的激励，统治者就不必用武力来维持正义。
在君王的极权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福音精神，必然会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始基督徒建立政权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并非基于人民的意愿，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统治大权的皇帝，尽管采取叛逆和谋杀的手段篡夺宝座，后来却急着打出君权神授的旗号。这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臣民却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缚，对这样践踏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也甘心情愿接受他的统治。谦卑的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中，为虚名私利所引起的争端杀戮同类，更被视为莫大的罪恶。基督徒在公元开始的头三个世纪中，表现出了耶稣门徒逆来顺受的忠诚，那是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的教义，不涉及阴谋叛逆和公开暴动的罪恶，保持纯洁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要与暴君在战场决一胜负，或愤然迁移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后来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兰西、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新教徒，被称为改革派，因与原始基督徒混为一谈，而自认受到侮辱。其实，我们应该推崇而不是指责祖先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许我们应把原始教会的坚忍既看作一个弱点，也视为一种美德。必然有一派毫无战斗力的平民，没有首领、武器和防御工事，在罗马军团的统帅面前进行没有效果的反抗，而自取灭亡了。然而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时，却可有理有据地提出他们信守顺从和驯服的原则，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都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们甚至会进一步表示，若皇帝周围的臣民信奉基督教义，全都学会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会建立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根据神意安排，无论皇帝是否残暴，他们都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民族的使者。但神圣的历史多次提出人所周知的案例，表明上帝对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了干预，他把权杖和宝座交到摩西、约书亚、基甸、大卫、马加比这些英雄人物的手里。他们具有崇高的品德，产生的动机和带来的结局全部是神的恩赐，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教会，使教会保证会赢得胜利。若说以色列的士师只是偶然任职和临时需要的行政官员，犹太的国王却从伟大祖先临终时的御体涂油仪式中，获得世袭传承和长期有效的权力，不会因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同样，具有特殊神力的天主，现已不为犹太人所专有，可能选中君士坦丁与其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期维持光辉灿烂和遍及世界的统治。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行省统治权的竞争对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惨死，很快便结束基督徒对他们的仇恨，满足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对抗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最后取得胜利，清除仍然反对“大卫第二”的可怕竞争对手，看来他的大业完全是上天特别照顾所造成的结果。马克森提乌斯这个罗马暴君的个性，不仅有负皇帝的尊严，同时也玷污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徒可享受一时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和其他的臣民一样，随时可能受到毫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诏书》的人道规定明智地表示赞同全出之于勉强。他在领地内禁止召开全行省的宗教大会；有基督徒身份的官员全被极不光彩地解职；虽说他避开了进行全面迫害的罪行，或者说可能引起的危险，但他公然撕毁自己的庄严承诺，执行部分迫害行动，反而使人更为深恶痛绝。
据欧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当时的东部正处在地狱的黑暗深渊中，来自天堂的吉祥光芒温暖并照亮西部各行省。大家认为，君士坦丁的虔诚是武力正当性的完美证明。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对成果的运用，进一步坚定了基督徒普遍的想法：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受到万王之王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意大利的征服产生了更广泛的宽容敕令，等到李锡尼失败，君士坦丁获得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权后(324 A.D.)，便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所有臣民立即效法君主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认为君士坦丁荣升高位直接与天意有关的观点，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两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证实了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基督徒的热切和积极的忠诚，使他们愿意为君士坦丁尽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满信心地期待，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上天神奇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在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元4世纪初期，帝国人口里基督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趋堕落的群众中，他们就如同奴隶一样对自己主子的更换漠不关心，但是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可能是从良心的原则出发，必要时可以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种做法会对人民的领袖有些帮助。君士坦丁的父亲做出榜样，并且教导儿子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职务时，可以从这些人中选派能够完全信赖的大臣和将领，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忠诚可以说毫无保留，相对而言就可以加强政府的力量。在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下，宫廷和军队中，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在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日耳曼蛮族，对这方面毫不在意，在宗教问题上全都会接受主帅的信仰。因而可以断言，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
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利益，使长期流行于基督徒之中的战争和流血惨剧逐渐消除。在君士坦丁善意保护下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主教的权威及时被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对宗教应尽的义务，或者在教会平安无事时，用来对不愿服行兵役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领域，不断增加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忠诚的热情，在那些仍然为对手所占有或篡权的行省，依然可获得一个强有力派别的支持。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长；后者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基督徒更热心为其对手的利益奋斗。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远，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毫无危险的传递情报，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统一大业，也为宗教信仰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君士坦丁已经公开宣称，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会。
宗教热情鼓舞着军队和皇帝，激励士气、增加战力，使他们充满信心奔赴战场。上帝曾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开道，在约书亚的号角中让耶利哥城墙倒塌，也会为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的威力。教会历史证明他们抱着的期望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就是靠着那明显的奇迹，现在也已获得证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实的原因，是否出于想象，确实值得后人加以研究。我将尽力把所涉及的标帜、梦境及神启符号逐一考量，将这段奇妙的历史故事合乎事实的部分和有关神奇的部分区分开来(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团，文藻优美，言辞华美，但史实内容完全禁不起考证)，使大家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著名故事有正确的认识。
十字架本是施用于奴隶和异族的刑具，让罗马市民产生恐惧的感觉，因而其概念与罪恶、痛苦和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君士坦丁之所以在统治的区域很快废止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诚。但他在罗马城中竖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地表示，对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带来的偏见感到厌恶，因此他让雕像的右臂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战绩，把对罗马的拯救全归于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气的真正象征的铭文。这同一形象也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全都神圣化：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面，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中间。就连那些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象征，也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细致而已。
表现十字架取得战绩的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此一含义不明却闻名遐迩的称呼，据说是用世界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名。它的基本构造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质绸幡上，非常奇妙地编织了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图像。长杆顶端是一顶金质皇冠，四周环绕着神秘图案，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及基督教的缩写名字。拉伯兰旗交由50名侍卫保管维护，他们全经过考验，不仅忠诚可靠，而且骁勇善战，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更显得与众不同。经过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传说：保卫拉伯兰旗的侍卫在执行任务时，全身刀枪不入，对敌人的攻击毫无所惧。
第二次内战期间，李锡尼感受到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兰旗立即产生战无不胜的士气和信心，与它对阵的军团，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此后，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为榜样，出征的队伍无不高举十字架旗帜。但等到狄奥多西自甘堕落的继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后，拉伯兰旗被当作一件意义崇高而无实际用途的圣物，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这面旗帜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的纹章上，这个家族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正中央。还有就是用在宗教和军事的纪念碑上，在上面加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军队的荣誉、恢复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庄严华丽的词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奖章上，镌刻在拉伯兰旗旁边的是一行令人难忘的铭文：“追随此旗，百战百胜。”
原始基督徒在遇到危险和灾难时，都会用手划出十字架记号，保护精神和肉体安全。这种手势被用于一切宗教活动，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绝对可靠的动作使自己免受一切神灵和世俗邪恶力量侵害。君士坦丁非常谨慎，采用循序渐进的步骤到最后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时也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记号，但他这种宗教奉献的精神是否合于教义，只有教会当局才有足够权威来确定。有位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做过全面研究。他所提出的证据，对这位皇帝的虔诚信仰赋予了更为惊人和崇高的特质。这位作家非常肯定地提到，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刻在士兵盾牌上。皇帝遵从上天命令，获得米尔维亚桥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上帝对他的勇敢和顺从所赐予的酬报。基于某些问题，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善于辞令的作家做出的判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他出于宗教热情或利害关系，一直全力支持当权派。他是在罗马胜利约三年之后，才发表与尼科米底亚迫害者的死亡有关的作品的。但是地点相距1000英里，再加上1000天的时间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宣传资料，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就会相信。这当然能获得皇帝的默许，因为皇帝在听到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于推动计谋得逞的绝妙故事时，绝不会表示反感。李锡尼当时还掩饰对基督徒的仇恨，同样是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场，写出祷告方式的显灵景象，说李锡尼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军队面前再度现身。
这种神迹一再出现，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使人类的思考能更为理智。但是，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仔细加以分析，我们很自然就会从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在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一天里，他时刻不安地等待，一阵短暂而又时断时续的睡眠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这时，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征，很可能自动出现在皇帝活跃的想象之中，何况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显示神威。正如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运用军事谋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那样利用宗教方面的骗局，非常巧妙地获得成功。
古老的民族都认为梦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高卢军队有相当多的人员，很早就相信基督教非常灵验的象征。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无畏的英雄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必然会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胜，将此结局视为意料中事。但元老院的成员和人民却不同，他们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救出来，自然感到欣喜万分，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成非人力所及的奇迹，但是又不敢明说他是靠着神祇的保佑才获得大捷。在这次战役三年之后建立的凯旋门，用模糊的文字颂扬君士坦丁，说是靠着他伟大的心灵和诸神的护佑，拯救共和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为罗马雪耻复仇。一位异教徒演说家最早抓住机会向征服者歌功颂德，认为只有君士坦丁有幸能与最高天神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但是最高天神把普通人的事务交托给属下神明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应该追随君王，也去信奉新兴的宗教。
哲学家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世俗和宗教历史的梦境、征兆、神迹和怪诞事件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所理解的状况，多半都会受到编造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指称背后必有神明直接参与。惊愕的群众产生巨大的想象力，有时会给迅速在天空滑过的流星加上匪夷所思的形状和颜色，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示。纳扎利乌斯和欧西比乌斯是两位著名的演说家，他们用精心制作的颂词，不遗余力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业。在罗马取得大捷后过了九年(321 A.D.)，纳扎利乌斯撰文描写自天而降的神将，细心描述天兵天将的优美姿态、精神面貌、巨人一般的形体、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以及如何毫不在意地任凭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同时还自称受到派遣，即将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为他效力助战。为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听他演讲的全体高卢民族。他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这个事件，为古代神明显灵的事迹找到可信的证据。欧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最初可能起源于梦境，经过26年的时间(338 A.D.)，已被纳入一个更为正确和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君士坦丁在一次行军中，亲眼见到在正午太阳的上方，矗立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饰物，上面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天上的景象使皇帝和全军为之震惊，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在震惊之余，再加上当天晚上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当晚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眼前出现，向他展示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形象，要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旗帜向马克森提乌斯和他的敌人前进。
这位饱学的恺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有所感觉，最近新发现的神奇传闻，可能会使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但是欧西比乌斯既没有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这样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也没有收集并记录活人的证词，想必会有众多人员曾目睹惊异的神迹。欧西比乌斯仅谈到已死的君士坦丁曾提供非常奇特的证据，却令他感到极为满足。他说君士坦丁是在事情发生许多年后，在一次无拘束的谈话中，对他讲述亲身经历的离奇意外事件，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饱学的教长具有审慎的态度和感激的情分，不容许他怀疑胜利的主子讲话的真实性。他曾明确表示，像这样的事，如果从比他地位稍低的人口中说出，他绝不会相信。何况据以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天空出现图像的故事后来被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就是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以后，那段时期的基督徒也根本不予理睬。但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接纳有助于促使一般民众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在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降低这第一位基督徒皇帝的胜利成果，并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据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做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假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他们采取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地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但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的影响，逐渐变成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智慧超群，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欧西比乌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来服务宗教，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可以耐心观察他被逐渐说服的缓慢过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无论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多少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的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帕斯卡尔和洛克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中，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的《神谕集》和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的神圣启示，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茁壮成长，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遍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种崇高的、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的解释，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定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做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在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时，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他确定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时，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
骄傲的君士坦丁拒绝接受新入教者的恩典，让人难以解释或原谅，但是他的洗礼一再延迟，倒是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惯的准则和做法加以说明。洗礼仪式由主教亲自主持，加上几个教士的协助，时间是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天，在教区大教堂里举行。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教会接纳。审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时。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会要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于各种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礼仪式可以全面和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从此可以永远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把令人肃然起敬而无法重复举行的仪式匆忙地履行完毕，或者是把失去无法再得而又极为贵重的恩典轻易地加以抛弃，是很不明智的事。推迟洗礼却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乐趣，同时又能把确保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福音书具有的极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君士坦丁走过了一条黑暗而又血腥的战争和谋略之路，在获得全盘胜利之后，更毫无保留让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播弄。
君士坦丁不去强调超越图拉真和安东尼，因为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作为在他们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然而，处于巅峰期的君士坦丁，却把年轻时代获得的声誉完全断送。随着逐渐深入认识真理，相应的行为却愈来愈背离仁德规范，就在他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那年，他处决了自己的长子，也可说是谋杀，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贵的盛典受到玷污。从此事发生的日期，可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那毫无道理的说法，那就是在克里斯帕斯死后，身为父亲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但他能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获得赎罪，反倒是异教徒祭司不愿给予。克里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不决。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有一种无比灵验的处方，只不过他不愿服用而一再向后延，直到死亡临头不能再反悔时，因为反悔就会带来危险。到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召见几位主教，主教看到他热切请求，于是为他进行洗礼。他们听到皇帝郑重宣称，他在余生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很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紫袍的做法，无不使在场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以及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后来的暴君因而相信，在长期统治中可能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在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一干二净。这种滥用宗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对于高尚品德的形成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
慷慨的庇主将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的宝座，教会用感恩之心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原谅他的过错。希腊人不会忘记庆祝皇室圣徒的节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特别会冠以形同使徒尊称的名号。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神圣使徒的品德，就会变成非常夸张而又俗气的奉承话。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基督福音获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么君士坦丁的功劳并不亚于上帝的使徒。他颁布宽容基督教的诏书，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承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运用打动人心的说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热忱宣扬神启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很短暂，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会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论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将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做出的榜样、他的劝说以及他那不可抗拒的笑容，在皇宫里充斥着唯利是图和奴颜婢膝的人群中，一定会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热情，结果都被授予某些特权，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社会下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以模仿为主，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立即纷纷效法。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万位男士在罗马接受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要让一般民众得救也未免太过容易。
君士坦丁强势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一批信仰更为坚定和虔诚的王子，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已经被灌输基督教精神或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已把福音教的知识传播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蛮族原来对出身卑贱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产生反感而深为厌恶，但很快就仿效起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对他们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聚集在罗马军队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愿当作胜利的象征而奉献牺牲，他们凶狠的同胞同时获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原来的保护神；而他们的始终保存基督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与罗马教友建立起神圣而永恒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怀疑他们宁可不要国家，也不会放弃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出现一丝和平，祆教祭司的迫害行动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当地人士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传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于收到成效。君士坦丁时代的弗鲁孟提乌斯，终身致力于传教工作，要使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提奥菲卢斯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时授予大使和主教职务，带着皇帝送给萨巴人或荷美莱特人的200匹纯种卡帕多细亚马，乘坐在红海航行的船只。提奥菲卢斯还带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礼物，可能引起蛮族的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他花费好几年的时光，走遍这片灼热的土地，成功在各处进行宗教事务方面的访问。
罗马皇帝拥有的无法抗拒的实力，在改变民族宗教信仰这个重大而危险的问题上也都完全表现了出来。用军事力量的威慑行动去镇压异教徒只会产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恩的情绪。罗马体制早已确定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不相信这样轻易地改变宗教，便会丧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认为在改变信仰以后，就不能为所保护和笃信的宗教制定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有最高司法权。《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明文规定皇帝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但是，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过去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影响，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肯定。从努马到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国家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为一谈。国家最高行政官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要亲自行使神圣的职能。无论罗马还是行省没有任何阶层的祭司，自称较别人更为圣洁，更能和神明直接沟通。但基督教会在圣坛前的献祭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低等的执事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朝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出子女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阶层也获得这种荣誉。行政机构和教会在暗中争夺审判权，使得帝国政府处处感到为难。用不洁的手碰到神圣的约柜，会带来罪恶和危险，这难免让一位虔诚的皇帝感到吃惊。把人分为僧侣和俗民两大类，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祭师，都是通过神明的渊源获得世俗的权力和财产。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当时的行政机构抱持反对或蔑视的态度，更强化原始基督教会的纪律。基督徒早已选举自己的执事人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后，经过300年实践所成形的法典，对教区的内部政策做出规定。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永久性的盟约。皇帝和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不会看成是宫廷的恩宠，而认为是教会的合法和永恒权利。
正统基督教会共有1800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审判权的主教，其中1000人在帝国的希腊省区，800人在各拉丁省区。教区管辖的范围和边界的设立，是基于最早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的传播程度，在不同的状况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两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细亚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大到涵盖一个行省，也可能小到仅限于一个村庄，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严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相同的职责和权力。当君士坦丁推行军政分离政策时，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的，但又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制度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关于神职制度的内涵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下面几方面简单说明 ：一、公开的选举；二、教士的任职；三、财产；四、民事审判权；五、教会的谴责；六、公开演说的训练；七、宗教会议。
其一，公开的选举。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后，选举的自由权利还依然存在。原来在共和国时，他们可选出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但如今罗马臣民只有在教会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权利。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布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进行选举。下级教士有选举权，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城市的议员和贵族，地位很高或财富出众者也有选举权；选举大权最后还掌握在全体教徒手里，他们在选举日，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赶来，有时候会发出喧闹的呼喊，完全压倒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欢呼声有时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选人头上，选出年长的长老或圣洁的僧侣，或者以虔诚和狂热著称的世俗教徒。然而，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高官，并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讲究利害关系，激起私恨怨恨，运用欺骗伎俩，贿选腐化堕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动，过去曾败坏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使圣徒继承人的遴选受到影响。有位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外一位用丰盛的佳肴笼络选民，还有第三个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贿选的做法，凡是帮助他实现下流无耻愿望的人员，将可以分摊一份从教会贪污的财产。
民政和教会法令把普通群众排斥在庄严的重要事项外，古代宗教法规明定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有关限制，使候选人不致过分浮滥。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职位的教堂举行会议，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他们所具有的权威多少可控制住选民的情绪，纠正选民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人选，不同派别激烈争斗时，有时可能由于他们的公正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不论是顺从还是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最后逐渐成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习俗。但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宗教原则，那就是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个正统教派教堂。皇帝身为罗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众和平的捍卫者，可有效地公开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选，但这些专制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只容许1800个终身任职的宗教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服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宗教官员，自己也绝不会擅自抛弃光荣的职位，这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则。明智的宗教会议想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的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纪律不像东部那样松弛，但是信仰热情使得规定成为需要，也就同样收效甚微。愤怒的主教彼此严厉指责的对立情绪，只不过暴露出共同的罪孽，以及他们的行为全都让人诟病。
其二，教士的任职。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启后的功能，这种极为重要的特权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对于痛苦的独身生活更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专设非常独特的祭司阶层，奉献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用来永远侍候神明，这种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拥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骄傲而且获得保证，可以接受神圣的遗传。但是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关怀，又会逐渐消除炽烈的信仰热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是得到现世的职位，基督教圣殿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教士的职务与军人及行政官员没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热心于宗教职务，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和尽心做事的态度，可以维护教会的荣誉和利益。主教(法律制止滥用权力之前)根据职权可以强制心怀不轨的野心分子保护受苦受难的平民大众，奉行按手礼授予世俗社会里最珍贵的特权。整个正统教会教士的人数比罗马军团的士兵更多，皇帝却豁免他们应尽的公私劳役、市政职务、个人赋税和奉献乐捐，这些对一般公民来说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教士担任的圣职却可以抵消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每位主教对委派牧师拥有绝对不可干预的支配权，也获得受委派教士永远的服从，因而每个主座教堂的教士连同下属的教区，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会。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维持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那个时代迷信的风气盛行，把犹太教会堂和异教庙宇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使得各种职位和人数都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各级教士，像是执事、副执事、辅祭、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门房，都在各自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派的场面。教士的称呼和特权还被广泛授予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统治权的虔诚教友。曾经有600名游方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像一层乌云遮住整个基督教世界。
其三，财产。教会在《米兰诏书》颁布(313 A.D.)后的收入和安宁都获得保障，基督徒不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夺去的土地和房屋，对过去在行政官员默许下占有的财产也从此拥有了真正的主权。等基督教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后，全国教士马上有权公开要求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费用。对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比起摆脱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必须忍受更加沉重的负担。但随着基督教的日趋茁壮，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会阶层必须靠信徒供奉，才能维持并且富裕起来。在《米兰诏书》颁布八年之后(321 A.D.)，君士坦丁公开容许臣民可自由将财产遗留给基督教会。教徒在生前要过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贪心而难免对奉献有所保留，等到临死时，对宗教的慷慨行为如潮水一样奔腾出来。有钱的基督徒学习君王的榜样。一位虽然富可敌国，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获得不了善果。
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袋或1.8万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
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一比高下，却显露出来只图夸耀的宗教热忱。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有的向两边扩张形成圆顶，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建筑。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乌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着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这些格局宏伟的圣殿可以靠着地产收入，当作最稳定的财务基础。从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1800座教堂不断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财产，日益变得更为富有。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富人、穷人之间都保持相等的距离。但随着他们所管辖城市的升级和繁荣，他们的财产无形中提高很多。一份虽然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行省三座罗马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这几座教堂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生产2.2万金币或1.2万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主教早已无法获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共分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余三份分配给下级教士、救济穷人以及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为避免这项神圣的委托发生舞弊，经常进行严格的查核。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规定向国家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儿辈的坚拒。
其四，民事审判权。拉丁地区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礼物，接受独立的司法权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实际上这是时机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赐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不仅保住并且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
(1)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贵无比的特权，那就是只能由同样身为主教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组成的宗教会议能够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个人仇恨关系，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当事人逍遥法外更为有害。他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御袍，好遮盖那位宗教的罪犯，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
(2)主教的教内审判权对教会阶层来说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世俗法规的审理范围之内。教士的轻微过失，不会因公开审判或处分使教会丧失颜面。年幼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也只不过受到主教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销神圣而且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所犯的罪行，那么罗马的行政官员可以挥出正义之剑，不再考虑宗教豁免权的问题。
(3)主教的仲裁权获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据以运用的宗教法规，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裁定以后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执行。行政官员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渐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惧和疑虑。但他们遇事仍求助于主教法庭，因为他们信赖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圣奥斯丁语带满意地抱怨说着，宗教永远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扰，不断裁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土地和牛羊。
(4)古老相传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诚的狄奥多西二世将庇护权扩大到圣地的邻近地区。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一来，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干预获得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财产可能得以保全。
其五，教会的谴责。主教永远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监察官，有关赎罪的戒律也全都纳入整套宗教法规体系之中，它精确规定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则。教皇如果在惩罚凡人隐匿而未彰显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明显的恶行和深具破坏性的罪过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监察权。如果想对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能够保护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信仰狂热或私仇愤恨的伤害。主教却大胆谴责没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将他们逐出教会。圣阿塔纳修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送交卡帕多细亚教会。
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期，赫拉克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辛尼修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职位。这位颇有哲学修养的主教，尽管并不愿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应有的威仪。他惩治人称利比亚恶魔的安德洛尼库斯省长，此人占据可以牟利的职位，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采取一套搜刮民财和施展酷刑的新办法，更因为亵渎神明而加重了压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开始选择使用温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劝诫无法挽救行政官员傲慢堕落的灵魂时，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权威进行最后裁判，结果使安德洛尼库斯、他的同伙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
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西拿基立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作为基督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数量众多的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要与耶稣的敌人断绝来往，不容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会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作所为引人反感，却向全世界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尼库斯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只得向教会乞求宽恕，也使得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子孙，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这种乐事倒是不容易获得。诸如此类教规和事例，一直都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为长期骑在帝王头上的罗马教皇铺平胜利的道路。
其六，公开演说的训练。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经历过群众粗俗不堪和无的放矢的叫嚣和呐喊。这种肆意的攻讦随着冲动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开来。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强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听到的人在内心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影响。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彻底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动家和罗马的护民官全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是基督徒献身宗教相当重要的表现，但在古代的庙宇里却付之阙如。直到帝国各地的讲坛挤满神圣的宣讲人，他们能享有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从这时起帝王再也不会听到群众演说家的刺耳声。护民官所提出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出现许多熟练而坚定的反对者，同样在后面跟着很多摇旗吶喊的人，争着出头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标往往从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不论是主教还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权的长老，知道顺从的听众被各种繁杂的宗教仪式摆布得非常听话，布道者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讲辞会有被打断或受到质疑的危险。
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会严格服从，只要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用居于高位的手定好音调，意大利或埃及数百个讲坛，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值得赞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他们称颂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对个人而言只会带来极端的痛苦，对人类根本没有一点益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的财产。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为形而上学的诡辩、俗气的仪式和虚构的神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玷污，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主题，不外是憎恨教会的反对者，发扬宗教美德，服从教堂的神职人员。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这时会众的头脑会被神秘的论调所扰乱，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堂里冲杀出来，准备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让别人去为教会牺牲。这种在风格和语言方面的堕落，在拉丁地区主教的激烈演说中随处可见。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却常常拿来和雅典最辉煌的典范相比，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亚洲的状况要好得多。
其七，宗教会议。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会，宗教会议向罗马世界120个行省传送基督教的教会教规和立法精神。依据法律规定，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用以改进与会人员的行为，重申神职人员的权利、表达在座人员的忠诚。如果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就对他们的绩效进行审查。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审判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是最关紧要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此类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支付足够旅费津贴的证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早期(314 A.D.)，那时他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关阿非利加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会议去处理。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着本乡本土的语言，在会议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样，讨论拉丁地区或西部教会与大家利害相关的问题。
11年之后(325 A.D.)，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的阵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会，能够通过与会人员最后的裁定，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事实上这种争论非常微妙。380名主教听从宽容君王的召唤全部到场，与会人员包括各个阶层、教派和称号的教士总共是2048人。希腊的教士都亲自前来，拉丁地区的教士在获得同意后，由罗马教皇派出的代表团担任。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为期两个月的大会，让侍卫等在门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坐在大厅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听别人发言，讲话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很谦恭地声明，他是使徒继承人的行政首长，绝不是审判官，何况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为地上的僧侣。一位专制君王对无拳无勇的臣民集会，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态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奥古斯都政策的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世间风云变幻，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会之父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无法和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众舆论之中，比较能够用合理的傲气维持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用英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曾使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无能、意气用事和愚昧无知，都已被世人逐渐淡忘。整个基督教世界全无例外，完全听命大公会议永远正确的教条。
极为感激的教士用赞美的声音，推崇君士坦丁一生的作为，使他们可以发挥宗教热情，增进实质利益，获得安全、财富、荣誉和尊敬。君士坦丁支持正统教会的信仰，认为这是政府官员最神圣的义务和最重要的责任。《米兰诏书》是信仰自由的大宪章，赋予罗马世界每位臣民选择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但是这个极为宝贵的权利立刻受到侵犯。皇帝自认了解真理，所以吸取了迫害的典则。对于反对正统教会的教派来说，基督教的胜利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压迫。君士坦丁很容易相信，异端教派敢于争论他的理念，反对他的统治，是执迷不悟的犯罪行为，要及时采用严苛的手段，对他们加以节制，将这些可怜的人们从永恒惩罚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皇帝非常慷慨地对正统教会的教士赐予酬劳和豁免，异端教派却不得享受这些特权，他要求大臣和教谕立刻采取行动，不得浪费时间和减低成效。有些异端的徒众因帝国尚未统一而能苟延残喘，等到君士坦丁征服东部，随着东部行省立即奉行他的诏书，这等于宣告他们完全绝灭的命运。在充满宗教狂热和严词指责的序幕后，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教派的集会，籍没他们的公共财产，将之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是供正统教会运用。有些教派抗拒皇室的严厉作风，像是萨莫萨塔的保罗，领导追随的徒众进行直接的反抗；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还是狂热地继承先知的预言；诺瓦替安派严正否认尘世的悔改所能产生的效果；在马西昂派和瓦伦提尼安派的领导之下，亚细亚和埃及形形色色的诺斯替派信徒，又开始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摩尼派从波斯传入东方和基督教神学中最欺世盗名的著作。地方行省运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推动皇帝的政策，企图将可憎的异端完全根除，或者至少要能限制他们的发展。一些针对异端的刑事规定是从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中复制而来的，而这种“改宗皈依”的方式受到某些主教的赞许，他们过去尝过高压手段的滋味，现在有权诉诸这方面的要求。
有两个微不足道的情况，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内心没有完全被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所腐化。在他谴责摩尼教和同宗的派别之前，他决定对相关教义就其本质方面进行精确的探索和调查，但是他不相信他的宗教顾问会公正无私，于是把这件很精细而微妙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学问渊博而且行事稳健的政府官员负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位官员是很容易被金钱收买的。另外一件事是皇帝很快被说服并承认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正统信仰和严谨教规加以禁止是过于仓促的举动。教会之所以对诺瓦替安派产生异议，是他们认为有些戒律条款并非救赎世人的基本要件。为此皇帝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赦免诺瓦替安派教徒在法律方面的罪行，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一所教堂，尊重他们的圣徒所行的奇迹，邀请该派的主教阿塞西乌斯参加尼西亚的大公会议。同时他用开玩笑的口气，温和地嘲讪这位参加会议的主教，说他的教条太过琐碎。从君主口里所说出的话，自然会被赞美和感恩的心情所接受。
君士坦丁在马克森提乌斯死后，立刻用获得胜利的军队光复阿非利加，他误以为一位受过教化的改宗者能很快适应该地，结果不断产生的怨言和相互的指控给他的统治带来很大的困扰(312 A.D.)。等他得知从昔兰尼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行省的广大地区，都因宗教的纷争而动荡不安时，真是感到非常惊异。人心涣散的根源在于迦太基教会的重复选举，而这个教会无论就位阶或富裕的程度，在西部的教会中都名列第二位。凯基利安和马约里努斯是阿非利加相互敌对的两位总主教，等到后者过世，就留下一个空缺给多纳图斯，他因为才识过人而且品德高尚，受到他这一派教徒的坚定支持。凯基利安的圣职任命在前，应该在位阶上具有优势，但是他过于急躁，没有等努米底亚的主教们到达，就自己登上了总主教的宝座，这就算称不上不合法，至少也是不合程序的行为。于是这些主教指责凯基利安，同时推崇马约里努斯，结果这70名主教，因为有人发生丑闻，再加上努米底亚宗教会议上发生了涉及女性的阴谋、亵渎神圣的交易和嚣闹暴乱的议程，使得他们的职权再度受到削弱。
这些产生争执的党派，他们的主教仍然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有人由于过去把《圣经》私下送给戴克里先的官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对手的群起而攻，地位岌岌可危。双方相互攻讦，同时进行私下的活动，像是有人证实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上次的迫害期因宗教信仰吃尽苦头后，态度还是没有改过自新。分裂的教会没有能力进行公正的裁判，皇帝为了平息双方的争论，陆续成立五个法庭很慎重地审理本案，整个审判的过程从最早提起上诉到最后的宣判，拖延了三年之久。意大利禁卫军副统领和阿非利加拥有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负责进行全面的调查。两位主教的贵宾把处理报告带到迦太基，里面是罗马和阿尔勒御前会议所下达的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在神圣宗教会议中至高无上的裁决。整个案件对凯基利安有利，全体一致承认他是阿非利加真正合法的总主教，具有民事和教会的全部权力。将教会的位阶和财产判给他所指定的主教，对于皇帝而言毫无困难，君士坦丁将多纳图斯派的主要领导阶层全部放逐。
然而这件案子要求公正处理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受到关注后又重新进行判定。或许他们的冤情不是没有根据，完全是宠臣奥修斯运用狡猾阴险的手段取得皇帝的信任所致。欺骗和贿赂的影响力，可以使无辜者受到惩处，有罪者加重刑责。不过，这种不公正的情况要是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在专制政体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缺失，何况类似的案例多如牛毛，后代子孙觉察不到，很快就会遗忘。
这次事件要不是导致了教会的分裂(315 A.D.)，发生重大的影响，也不会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阿非利加的行省忍受了300年的痛苦，靠着基督教本身的力量才完全平息下去。多纳图斯派受到争取信仰自由和发挥宗教狂热的激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拒绝服从篡夺者，他们认为凯基利安的当选有争论，教职的权力不被他们承认。凡是有人接受凯基利安叛教者和邪恶的党派，使自己获得圣职任命，多纳图斯派就将这些人全部逐出教会，这样他们也失去了与人类社会和宗教正常的交往。他们极为欣喜而又充满信心，认为欧洲和亚洲的主教受到罪行和分裂的影响，使徒的继承权已经断绝，正统教会的特权如今只属于所选定的阿非利加信徒，只有多纳图斯派的信仰和纪律，才能够保证教会正直纯洁不受任何污染。他们用毫不通融的态度坚守着顽固的原则，要是一个改信者，或者是来自东方遥远行省的圣职人员被派到阿非利加，他们都会怀疑这些人的合法性，视之为异端或分裂分子。对于这些人所主持的洗礼和任职，他们还要再重复一遍这些神圣的仪式。这些教徒在获准接受多纳图斯派的圣餐礼之前，无论是主教、处女或是纯洁的幼儿，都要蒙受公开认罪的羞辱。要是多纳图斯派得到一座教堂的所有权，而它过去曾被正统教会的敌手使用过，他们就会像获得一座偶像崇拜者的庙宇那样，用猜忌的心理很小心地处理以净化这个亵渎神圣的建筑物。他们洗净进出的道路，重新粉刷墙面，焚毁木制的圣坛，熔掉金银器具，把作为圣餐的面包丢给狗当食物，用尽一切侮辱的手段，在宗教的派系之间激起永恒的仇恨。虽然这两个派别混杂在阿非利加的城市里，彼此有相同的语言和习惯，同样保持着宗教的狂热和知识，也有同样的信仰和崇拜仪式，但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嫌恶之情，酿成了水火不容的分裂局面。多纳图斯派受到帝国政府和教会的排斥，毫无权势可言，却仍旧在有些行省保有人数上的优势，尤其是努米底亚，有400位主教承认总主教的管辖权。
但是教派坚强不屈的精神有时会被人抓住要害。原本分裂的教会由于内部的离心离德，造成的后果更是惨不忍睹。多纳图斯派的主教有四分之一追随马克森提乌斯自立门户，他们最早的领袖规划出狭窄而孤独的道路，要与人类的大社会分道扬镳，不相往来。与他们差异不大的祈祷派，竟敢大言不惭地宣称，等到耶稣降临世上进行最后的审判时，必然发现真正的信仰保存在恺撒里亚·毛里塔尼亚几个无名的村庄里。
多纳图斯派的分裂还仅仅局限在阿非利加一地，酿成大祸的三位一体争论却不断危害基督教世界的每个地区(360 A.D.)；前者是滥用自由形成偶发性质的吵闹，后者用哲学当幌子带来神秘难解的争辩。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克洛维或狄奥多里克时代，罗马人和蛮族的世俗利益，深深涉入阿里乌斯教义的神学争论之中。因而请允许历史学家用尊敬的态度掀开圣所的神秘，从柏拉图的学院到帝国的衰亡，推论出理性和信仰、谬误和激情的发展过程。
柏拉图的才智受到本人沉思冥想的激发，或是埃及僧侣传统知识的启示，竟敢探索高深莫测的神性。他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境界，首次提出了自存的概念，进而考量宇宙的必要成因。雅典的智者没有能力领悟：为何经由个体本质极为简单的结合，能容许不计其数的相异而又连续的观念，构成智能“理性”世界的模式；为何一个“人”纯粹的精神力能够执行完美模式，用擅长塑造的手铸造出粗陋而自主的混沌状态。要从这种困难中脱身而出已是徒然无望，甚至人类心灵中微弱的力量也要受到压制，诱使柏拉图要考虑经过三次变形的神性：宇宙的首次成因、宇宙的理性或逻各斯(道)、宇宙的灵魂或精神。柏拉图充满诗意的想象力有时会贯注于形而上的概念，有时又会受到这种概念的激发。这三种原始的要素在柏拉图的系统中，被述说成三个神明，在一个神秘莫测而又难以形容的世代，三者相互结合在一起。而逻各斯对一位永恒之父的圣子来说，被认为是最易获得的本性，至少圣父就是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很明显，这些隐秘难知的玄理在学院的花园里审慎地喁喁私语，就是柏拉图最私淑的门徒，经过30年勤奋的学习，还是无法完全了解。
马其顿人用武力将希腊的语文和知识传播到亚细亚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知名的学院教授柏拉图的神学体系，不仅保存了原有的内容，还能发扬光大。犹太人受到托勒密王朝的庇荫，在他们的新都城建立人数众多的殖民区，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员遵从合法的传统祭典，从事赚钱的经商行业，只有少数希伯来人有更为自由开放的心灵，将一生奉献给宗教和哲学的沉思。他们对于雅典哲人的神学体系不仅全力钻研，而且心悦诚服，但是不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在这方面的贫乏，那将会使民族的自尊受到羞辱。他们勇敢地指出，就像是那些从祖先继承神圣的金银和珠宝，都是后来从埃及主人那里偷窃的物品。在基督出生前100多年，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创作了一篇哲学论文，被当成受到所罗门智慧所启示的遗物，被认为货真价实而且极为珍贵，因而毫无异议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种做法不符合柏拉图学院的风格，也有伤哲人的感情。还有一些类似的状况，摩西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结合突显出斐洛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创作于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宇宙的灵性与希伯来人的虔敬相违背，他们把逻各斯的特质赋予摩西的耶和华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长，神的儿子以可见的形象，甚至是以人的容貌降临世间，执行众所周知的职责，看起来与宇宙成因的本质和属性自相矛盾。
柏拉图的滔滔雄辩、所罗门的崇高名声、亚历山大里亚学院的学术权威，以及犹太人和希腊人思想的几不兼容，这些都使得高深莫测的学说无法建立不朽的真理，虽可取悦理性的心智于一时，但却无法永远得到满足。受到上帝启示的先知或是使徒，只有他在人类的信仰领域施行合法的统治，要不是《四福音书》作者用天赐的巨笔，完成卓越的神圣著作，肯定逻各斯的名声和神性，学院学派、吕克昂学派和画廊学派基于各自的哲学观点，必然会因柏拉图的神学而困惑得不知所措。基督教的改革完成在涅尔瓦统治的时代(97 A.D.)，向世人揭露绝大的秘密，那就是逻各斯(道)太初与神同在，逻各斯就是神，他创造万物，万物都借着他而被创造，化身为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为童女所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古老而受尊敬的教会作者即福音神学家，提出基督凭着神的荣誉建立了永世不朽的根基，他们特别警惕，致力于驳倒两个持反对立场的异端邪说，它们曾破坏原始教会的和平。
其一就是伊比尼奥派，他们的信仰过于粗俗而且不够完美，这些人又被称为拿撒勒派，崇敬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具有超凡入圣的德业和权柄。他们把希伯来神谕中所有的启示，提到弥赛亚所应许属灵和永恒的国度，全部归之于他本人以及未来的统治。他们之中有人承认他为童女所生，但是对逻各斯或神的儿子存在于太初和保有完美的神性，仍旧非常固执地加以否认，这在《约翰福音》里有明确的释义。过了50年以后，殉教者查士丁提到伊比尼奥派的谬误，认为这个派别只保留基督徒的名义，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不值得用严厉的口气加以谴责。
其二是以别号“幻影论者”而知名的诺斯替教派，此教派完全逸出正道走向极端，主张基督具有神性的同时也显示他的人性。他们受教于柏拉图的学院，经常听到逻各斯极为玄妙的观念。他们想要表示，上帝最光明灿烂的“元气”或称为“流溢的光”，可以用来塑造成一个“人”的外表形体和可见容貌。但是他们又徒然无益地声称，世俗物体的缺陷和天国本质的纯净，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共存。就在基督的宝血依然弥漫在髑髅地的山顶时，幻影论者虚构出邪恶和纵情的假说，认为耶稣并非生于处女的子宫，而是以完美的人形降临于约旦河的河岸，并把旨意强加于敌人或门徒的身上，使彼拉多的手下对着空虚无物的幻象，愤怒而无能为力地杀戮，耶稣看上去像是丧生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又从死中复活。
使徒借用柏拉图神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提到这些原则经过神的核准，第二、第三世纪博学的长老受到鼓励，可以欣赏并研究雅典智者的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有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其中之一就是预见到了基督教的改革。柏拉图可敬的名声经常被正统教会使用，以及被异端教派滥用，一般都是拿来支持自己的真理或是反驳别派的错谬。柏拉图评论者的妙思所建立的权威，以及逻辑辩证的运用技巧，被用来证明柏拉图的见解在遥远的后世的意义，同时这也让有创造力的作者保持谨慎的沉默。特别像是神秘莫测的三位一体，有关三个神格的性类、形成、区隔和平等，这些微妙而又深奥的问题，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学院和基督教学校展开争论不休的激辩。热烈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索深渊的秘密，导师和门徒的骄傲满足于文字的表达技巧。但是那些最明智的基督教神学家，像是伟大的阿塔纳修斯，他们坦承，无论如何用尽理解力去思索逻各斯的神性，辛劳的工作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产生反效果，思考得愈多理解得愈少，写作得愈勤愈是无法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人们在探索的每一个步骤，不得不认识到或者是感觉到，人类心灵的运思能力与所望目标的大小之间不可估量的差距。吾人可能会努力萃取时间、空间和事物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我们通过经验知识获得的理解力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我们想很快地合理推定属灵世代的无限的本质，通常就会从否定的概念推断出肯定的结论，如此我们就会陷入黑暗、困惑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这些困难源于所讨论主题的性质，带着无法负荷的重量压在哲学和神学的争论者身上。但是我们也可能观察到两种最基本、也是最特殊的情况，从柏拉图学院的论点中辨别出正统教会的义旨。
其一，在一个哲学家所精选的社会中，其中的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格物致知的习性，在雅典的花园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可以安静地沉思或是温和地讨论有关形而上学的一些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于柏拉图学派的弟子而言，个人的思考不会指望别人有所理解，更不会激起大家辩论的热情，他们神游物外的深思，由于他人的怠惰、忙碌或是勤奋从事其他的学问，不会引起注意而受到忽略。但是等到逻各斯被揭露出来，成为基督徒信仰、希望和宗教崇拜的神圣目标之后，高深莫测的神学体系，被罗马世界每个行省数量庞大而日益增加的群众所接受，无论这些人年龄、性别和职业为何，都很少习于抽象的推理和切望的沉思，没有资格来判定神性的制度。
然而德尔图良大言不惭地提到，基督徒的神智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甚至那些难倒了最聪明的希腊智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目标离我们无限远，人类对它的理解程度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的确可以被计算为无限小。至于小到何种地步，就要用对固执和教条所产生的信心来加以衡量。这种沉思不再是打发时间的休闲活动，而变成当前生活中最严肃的责任，也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种神学成为个人沉思和公众谈话最常见的主题，相信是义务，怀疑是罪恶，错误是危险，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冷酷的哲学所呈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被虔诚的狂热精神激起腾空的烈焰，甚至就是普通语言表示的隐喻，也暗示了感觉和经验所造成的谬误的成见。基督徒憎恨希腊神话粗俗而龌龊的世代，忍不住要用大家熟悉的孝顺和父子的关系来加以证明。圣子的角色像是永恒从属于赋予它存在意义的创造者，但是由于世代继承的行为就精神和抽象的感觉而论，必定会传承自然之道的属性，不会在圣子和永恒全能的圣父之间，树立起权柄和时效的界线。基督去世后八十年，比提尼亚的基督徒在普林尼的法庭里宣称，他们把他当成神明祈求保护，他那神性的荣誉在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永垂不朽，所有的教派都尊他的名，自视为他的门徒。他们崇敬基督，恐惧任何异教崇拜，原本可能让他们断言逻各斯相等和绝对的神性，但他们忧虑会触犯到基督伟大的圣父和宇宙中那独一的至高权柄，害怕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他们迅速升至天国的宝座。基督徒由于这种对立的意向，内心会悬虑难安，甚至发生动摇，我们可以由神学家的作品看得出来，从使徒时代的末期到阿里乌斯争论开始，上述的忧虑在这段期间盛极一时。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教派，都需要信徒的赞同以增加他们的信心。就是最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也得承认，即使他们走运获得罗马正统教会的真理，也会用散漫、含糊甚至矛盾的语言，来陈述他们的概念。
其二，区别基督徒和柏拉图学派的首要条件是个人的虔诚，其次是教会的权威。哲学的徒众强调学术自由的权利，对教师尊敬的情感，往往体现于出手大方和自愿呈送束脩。但基督徒形成人数众多而纪律严明的社会，法律和官吏的管辖权很严格地运用在心灵的信仰上，想象力毫无拘束的漂荡状况，逐渐受到信条和忏悔的制约，个人判断的自由权利降服于集合公众智慧的宗教会议。神学家的权威为教会的位阶所决定，主教是使徒的继承者，对背离正统信仰的人施以教会的谴责。但在宗教争论的时代，任何压迫行为都会对心灵的反弹增加新的力量，一个精神上的叛徒的宗教狂热和固执作风，有时会为野心和贪婪的秘密动机所激发。形而上的论辩成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和借口，柏拉图学院的精妙之处成了党派倾轧的徽章标志，激烈刻薄的争论使双方本已分道扬镳的信条更扩大了分歧。普拉克西阿斯和撒伯里乌的黑色异端，长久以来竭尽全力要混淆圣父与圣子。只要他们对神格的区隔较之神格的对等，坚持得更为严谨而热烈，可能就会受到正统派的谅解和宽恕。等到争论的狂涛消退，撒伯里乌派的发展不再成为罗马、阿非利加和埃及教会所恐惧的对象，宣扬神学见解的浪潮开始平稳地流向对立的极端，就是出于其他宗派之口的受到谴责的名词和释义，最正统的神学博士现在也会拿来使用。
宗教宽容的诏书恢复基督教的平静和安宁后，有关三位一体的论争又在动荡不安的亚历山大里亚复活，那里是柏拉图学派、智慧才俊以及富有人士在古代的聚集中心。宗教纷争的火焰迅速从学术界传播到教士和人民中间，再散布到各行省和东部。有关逻各斯的永恒性这个玄妙的问题，在基督教大会和群众的布道会上也有人热烈鼓吹。阿里乌斯学说的离经叛道，通过他本人和对立教派的狂热宣扬，很快变得众所皆知，即使是态度最坚决的反对者，都承认这位杰出的长老学问渊博，生活上无可指责。他还在前一次的选举中，慷慨地拒绝登上主教的宝座。而阿里乌斯的竞选对手亚历山大后来却成了他的审判官，这一重大案件得以在他的面前进行法庭辩论。如果开始时亚历山大还有些犹豫，最后他却做出判决，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绝对不容违背的原则问题。无所畏惧的长老决心要否定愤怒主教的无上权威，因而被排斥于教会的一切活动之外。但是孤军奋斗的阿里乌斯得到了人数众多这一派的支持，直接追随者中有2位埃及主教、7位长老、12位执事以及700名处女(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亚细亚大多数主教都支持或赞成他的主张，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是通过两位欧西比乌斯的行动实现的，他们分别是恺撒里亚的最博学的高级教士欧西比乌斯，以及尼科米底亚的虽已成为政治家，却仍未失去圣徒身份的欧西比乌斯。在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召开的宗教会议，与埃及的宗教会议对抗。皇帝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神学的论争上，经过整整六年后(318—325 A.D.)，最后结果仍然要提交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做出裁定。
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神秘性，一旦进入民众的公开论争，就会产生危险。提到神圣的三位一体说所具有的性质，按了解的状况，虽然这种区分并不完善，但是显然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而且早已有人很明确地指出，要是从宗教信仰绝对和纯粹的眼光看来，三种学说之中没有一种能免去异端邪说和思想错误之嫌。
其一，根据阿里乌斯及其门徒最先提出的第一种假说，逻各斯是圣父按自己意愿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必须有所依附的自发性产物。至于创造出来的圣子，是在一切世界出现之前诞生，最长的天文年代也只能和他存在时间的一刹那相比。然而，他的存在时间并非无限，在极其精微的逻各斯产生前，已有过一段时间。圣父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注入他那博大的精神，赋予他灿烂的光辉。作为绝对完美的可见形象，他在脚下无比遥远之处，见到宝座上面光芒万丈的天使长；然而他只用一束反射的光，使得圣子如同罗马皇帝受到恺撒或奥古斯都封号的儿子一样，按照圣父和神王的意愿统治着宇宙。
其二，根据第二种假说，逻各斯具有一切与生俱来和不可言喻的完美，就宗教和哲学而论应归属于“最高神明”。三种相异和无限的心灵或物质，三种均等和永恒的存在构成神性本质。如果说其中任何一个不曾存在或停止存在，本身便是一种矛盾。那些相信共有三个神明独立存在学说的鼓吹者，则企图用三者在统治万物时能够永远协调和一致的说法，解释在世界的设计和秩序中第一动因显而易见的统一性。和这种行动的统一约略相似的情况，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社会中都经常出现。破坏相互之间的和谐，这种动因只能来自于功能的不完美或不平等；但是由无限的智慧和美德所引导的全能全知，必定会选择同样的手段以达到同一目标。
其三，三个神明因自身需要而存在，具有神一切最完美的属性，彼此永远同时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具有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令人惊愕的心灵有无可抗拒的力量，他们实际是同一个神明，只是在天恩和自然的体系中，可以同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并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按照这种假说，真正实质的三位一体经过精纯化和抽象化以后，存在于心灵之中，只会想到有三位一体这个名字。逻各斯不再是一个神格而是一种属性，只有在比拟的意义中，应用永恒的理性才能称呼为圣子，从开始便与上帝同在，而且是逻各斯并非圣子创造万物。逻各斯的化身只能成为神智的灵感，充满耶稣这个人子的灵魂，指导着他的行动。这个神学问题绕过一圈之后，让人感到非常惊奇，竟然发现撒伯里乌派所做出的结论，正是伊比奥尼派论争的起点，是以极难理解的神秘学说引起人们的崇敬，却规避有心人士的探究。
如果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A.D.)的主教能凭良心公正行事，阿里乌斯和他的同道很难夸口，说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两种观点虽针锋相对，但全是他们提出的学说，很有希望得到大多数人赞同。阿里乌斯派很快发现自己处于险境，马上审慎装出谦虚和友善的态度。这种卑躬屈节的模样，过去无论在民事纠纷和宗教争执中很少人采用，那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不得已而为，别人看到也不会赏识和钦佩。他们建议教友遵从福音书仁爱和宽容的训示，强调两种论点的特质是内容深奥难以理解，反对使用在《圣经》上无法找到的词句和解释，自愿做出重大让步，满足争论对手的要求，同时又不损害自己坚持的原则所具有的完整性。获胜的一方带着傲慢的怀疑态度接受他们提出的提议，同时又急于寻找相互之间无法调和的差异，只要阿里乌斯派加以拒绝，便会背上异端邪说的罪名。
在一封公开宣读以后感到惭愧又马上撕毁的书信中，他们的支持者尼科米底亚的欧西比乌斯坦承，柏拉图学派很熟悉“本体同一”或同体论的说法，这种论点与神学理论体系的原则相违背。控制宗教会议的进行并提出各种决议的主教，见到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依照安布罗斯生动的叙述，拿起由异端邪说身上拔出的宝剑，斩断那个可恨怪物的头颅。圣父圣子同体的学说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得到确认，后来的希腊教会、拉丁教会、东方教会以及新教都一致同意它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条。但是，如果这个“名词”不能用来指责异端教派，使得正统基督教会团结起来，那就无法达成多数派的目标，他们基于这种原因才把它纳入正统基督教教义之中。实际上多数派又分为怀有对立情绪的两派，分别支持三神论和撒伯里乌派的观点。但是极端的对立将要推翻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根本，双方都同意限制各派对原则的严格要求，避免在对手的催促下产生公正但招人怨恨的后果。宗教事业共同的利害关系让他们愿意联合在一起，暂时放下不同的观点，仇恨心理由于宽容的和解协商而软化。采用神秘的“本体同一”这个名词，使双方的争论暂时搁置起来，对这个非常特别的字眼，大家可以用本派的教义灵活加以解释。
撒伯里乌派的解释，曾在五十年前迫使安条克会议不得不禁止使用这个著名的专用名词，但暗中抱有偏爱的神学家们对名义上的三位一体说产生好感，支持“本体同一”。然而，在阿里乌斯时代声誉最高的圣徒，如无所畏惧的阿塔纳修斯、博学的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以及其他一些教会的实力派人士的强力支持下，尼西亚教义获得了最后的成功。他们认为“本体”一词实际上就是“本性”的同义词。他们因而非常肯定地表示，根据他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如果三个神格完全属于相同类型，那么彼此就是“本体同一”或同体。这种单纯的平等关系会受到干扰，一方面由于内在联系和精神渗透牢牢结合了神格，另一方面由于圣父的崇高地位，这一点在圣子不失去独立性的前提下是公认的。只是在这个限度内，那几乎不可见而极为恐惧的正教球体，才被允许安全地颤动。不论哪一边，只要超出这块圣地，都会有暗中埋伏的异端分子和魔鬼，袭击不幸在外的游荡者并把他们吃掉。但神学的憎恨程度取决于好战的精神而非论争的实质，异端分子贬低圣子神格时所受到的待遇，比否定圣子神格时更为严苛。阿里乌斯派渎神的疯狂行为，使得阿塔纳修斯将一生的时光奉献在无法讲和的斗争中。但是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安锡拉(Ancyra)的马塞卢斯(Marcellus)所宣扬的撒伯里乌教义辩护。等到他被迫从会众中退出以后，在提起这位可敬友人的微小过错时，总带着一丝暧昧的微笑。
在一个连阿里乌斯派也不得不顺从的全国大会的权威压迫下，将具有神秘特性的“本体同一”这个词刻在正统基督教派的旗帜上，这一行为尽管引起私下的口角和暗地里的争斗，但在维护和坚持信仰的一致或至少是口头的一致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体论人士获得成功，可以正大光明地被称为正统基督教教徒，对自己的具有简洁和稳定的信条而深深引以为荣，对于敌对教派那种变幻无常的论点，以及在信仰原则上毫无定见的表现，百般加以羞辱。阿里乌斯派主要人物诚实或狡诈的习性、对法律或人民的惧怕、对基督的尊敬、对阿塔纳修斯的憎恨，凡能影响和扰乱一个神学教派的协议的一切来自人间或天上的缘由，全部在这些分裂主义者之间注入了一种混乱和变异的精神，以至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了18种不同的宗教模式，这种报复性的行为使正统教会的尊严受到亵渎。信仰狂热的奚拉里基于自身处境的困难，倾向于减轻而不是夸大东部教士的错误，宣称在他流放的10个亚洲行省极为广阔的地区内，几乎找不到一位高级教士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他所感受到的压迫以及亲眼所见而又身受其害的混乱局面，在很短期间里平息了他灵魂深处的愤怒情绪。从下面抄录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这位普瓦提埃的主教极其不慎，竟然模仿起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风格。奚拉里说道：
有种状况既可悲而又危险，那就是世间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教义，有多少种思想倾向就有多少种宗教学说，有多少种谬误就有多少种渎神的理由。因为大家全都任性地制定信条，随意对信条进行解释。在接连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本体同一”在这次的议程里受到否定，下次讨论又被接受，再开会竟然经过解释以后遭到排斥。在那段令人痛心的日子里，圣父圣子部分类似或全部相同的问题，变成了争论的主题。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制定新的信条，用来描述无法目视而又难以理解的奥秘。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忏悔，再为那些忏悔的人辩护，最后诅咒那些我们为之辩护的人。无论是我们之中有人运用别人的学说，或是别人之中有人使用我们的论点，我们全部加以谴责。于是，不惜相互把对方撕成碎片，最后，彼此成为毁灭对方的根源。
没有人愿意我在此浪费时间谈论神学问题，特别是连听到名字都感厌恶的阿里乌斯十八种信条。然而，举出其中最独特的一种当作范例，像是讨论一种植物所具有的外形特征，探索栽培种植的过程，倒是会令人感到兴趣盎然；如果单调地描述无花之叶和无果之枝，就是勤奋的学生也会失去耐心和好奇。我们应该关注到从有关阿里乌斯的论战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由它产生了三个教派，并且使得彼此之间有所区别，仅在共同反对尼西亚会议的“本体同一”时，这三教派又联合起来。
其一，要是问到圣子是否与圣父相像，那些异端分子都会坚决做出否定的回答。他们追随阿里乌斯的理论，或者紧跟哲学的观念，确认造物主和他最神圣的创造物之间存在无限差距。埃提乌斯支持这一明显的结论，因而反对他的宗教狂热人士给他加上无神论者的称号。他那冲劲十足、永不停息的性格，几乎试过人世所有的职业，先后做过奴隶、农夫、串街的补锅匠、医生、小学校长、神学家，最后更成为一个新兴教会的使徒。全靠他的门徒优诺米乌斯的能力，这个教会才能兴建起来。埃提乌斯的思想缜密，脑袋里装满《圣经》中的词句，加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吹毛求疵的三段论法，博得“战无不胜”纵横家的称号，没有人在任何问题上能驳倒他或使他保持缄默。这种辩才赢得阿里乌斯派主教的友情，但是后来由于他凡事据理力争，失去公众对他的支持，冒犯虔诚的追随者，使得阿里乌斯派转而攻击这位危险的盟友，甚至迫害他。
其二，造物主的万能对圣父圣子相像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说得通而又冠冕堂皇的解释。至高无上的上帝传输无限完美、创造只与他自己相像的生灵。这些阿里乌斯派人士受到既有地位又有能力的领导人强有力的支持，早已控制欧西比乌斯的宗教事务，占据东部的主要宝座。他们对埃提乌斯缺乏虔诚之心表示厌恶，公开宣称，根据《圣经》毫无保留相信圣子与其他一切创造物都不相同，仅与圣父相像。但是他们不承认他和圣父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物质，因而有时大胆为自己不同的意见提出辩解，有时又拒绝使用“本质”这个词说明神的属性，其实这个词用起来很恰当而又明确。
其三，肯定本体相类学说的教派，在亚细亚各行省的人数最多。因此当两派的领导人在塞琉西亚举行会议时，他们的意见可能占优势，因为他们有105位主教，对方只有43位。被选用来表达这种神秘相似性的希腊单词，和正统教会所支持使用的符号如此相近，以致历代世俗之士都对Homoousion(“本体同一”)和Homoiousion(本体相类)这两个只有一个音节之差的词之间引起的剧烈争论大加嘲笑。发音和符号都彼此十分相近的两个单词，正巧代表最为相反的两种含意，这种情况倒是挺多见。但如果我们确有可能，在那被不恰当地称作半阿里乌斯派和正统基督教派两种学说之间，找到确有意义的差异，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就会显得十分可笑。普瓦提埃主教促进各派的联合是非常明智的行为，他在弗里吉亚流放期间力图证明，通过一种虔诚的、一心向主的解释，Homoiousion就可以等于圣父圣子同体的含义。但是他承认这个词确有阴暗而令人可疑的一面，仿佛阴暗原是和神学的争论密不可分的。已到达教会门口的半阿里乌斯派，却带着难以释怀的愤怒对正统教会进行攻击。
埃及和亚细亚的行省曾经培育了希腊人的语言和处世态度，现在却深受阿里乌斯派论争的毒害。东部的教士和人民习于研讨柏拉图思想体系，喜欢运用冗长而多变的语言，进行虚浮而夸耀的辩驳，发表意见时滔滔不绝，而且喜欢咬文嚼字。激烈争论使他们忘形，把哲学的审慎和宗教的顺从抛诸脑后。西部居民没有探究到底的精神，看不见的东西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习性也不愿与人辩论。高卢的教会安于无知的状况，奚拉里在第一次宗教大会召开三十多年之后，还对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条感到极为陌生。拉丁人通过晦涩难懂和有失精准的翻译，获得神明知识的吉光片羽。他们的土语贫乏而呆板，不可能对希腊的专门词汇和柏拉图的哲学用语提出相应的同义语，尤其是这些用语已被福音和教会神圣化，用以表达基督教的信念。而且只要一个词使用失当，便有可能在拉丁神学中引起一系列的错误或混乱。但是，西部各教区的主教十分幸运，由于他们从正统的教会的来源取得了他们的宗教知识，因而能够保存原来恭顺接受的教义；当阿里乌斯派的瘟疫接近边界时，他们又及时得到罗马教皇像慈父一样的关怀，提供“本体同一”当作最有效的预防剂。
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令人难忘的里米尼宗教会议(360 A.D.)上完全表达出来。参加这个会议有来自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的400名主教，人数甚至超过了尼西亚大公会议。从第一次辩论开始，似乎只有80多名高级教士装着诅咒阿里乌斯的名字和亡灵，实际却坚持这一派的观点。人数的劣势运用技巧、经验和纪律的优势得到了补偿。这个少数派由伊利里亚的两位主教瓦伦斯和乌尔萨西乌斯指挥，他们一直在法庭和议会的阴谋和斗争中生活，过去参与东部宗教战争时，在欧西比乌斯的旗帜下受过训练。他们通过辩论和谈判，使得正直而单纯的拉丁主教感到难堪和困惑，最后更玩弄欺骗的伎俩，终于靠着诈术和纠缠而非公开的暴力威胁，从这些主教手中夺走保护宗教信仰的权力。里米尼会议一些成员非常草率地接受了一项信条，这项信条中被塞进一个带着异端邪说意味的单词，以代替“本体同一”的本意。按照杰罗姆的说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忽然完全成了阿里乌斯的天下，大家为此惊奇不已。但是拉丁各行省的主教刚回到各自的教区，便立即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开始痛恨自己何其软弱。这样一个极不荣誉的妥协方案，最后还是因大家的厌恶而被愤怒抛弃。“本体同一”论的旗帜虽曾被动摇，但是一直未曾倒下，此后在西部的基督教会中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期间，神学争端使基督教教会的和平受到干扰，上文已简略说明争端产生和发展的经过及变革。但皇帝总试图将宗教信仰甚至臣民的生命和财产置于自己的专制控制下，他做出的决定对宗教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神王的特权也得由人君的内阁来制定、变更或修正。
蔓延到东部各行省的宗教争端，造成的不良风气妨碍了君士坦丁的常胜局面。皇帝有一段时间抱着冷静的从容态度，旁观双方的争执。他给各不相让的亚历山大和阿里乌斯双方写了一封语气温和的书信(324 A.D.)。这完全可归之于军人政治家的天真意识，并非任何一位宗教顾问的出谋划策。他认为整个争端的起因是主教很愚蠢地提出一个非常难以理解而又微妙到无关紧要的法律问题，而那些长老又自不量力地草率做出解释。他为此事感到叹息，共有同一个上帝、宗教和礼拜仪式的基督徒，没理由为一点意见的不同看法而分裂。他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劝导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要效法希腊哲学家的精神，争论绝不丧失理性，就是各持己见也不致损害彼此友情。若民众的情绪不是那么猛烈急躁，君士坦丁处于宗教斗争的狂热之中，能保持平静和清醒的心灵，那么君主的冷漠和厌恶，可能就是将争吵压制下去最有效的办法。
但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极力要行政官员保持公正，反而激起了长老的宗教热情。君士坦丁为自己的雕像受到侮辱而怒火冲天，对日益扩大的暴乱行为，无论规模大小或真假，都感到惊愕。从他把300名主教召到皇宫集会起，就等于是已丧失和平解决的希望(325 A.D.)。君主的在场使辩论变得更为重要，注意聆听只会使争论更复杂。君王面对问题表现得很有耐性，这更加激发了争论各方的勇气。尽管君士坦丁的口才和智慧被普遍赞扬，但一位罗马将领自己的宗教信仰尚属可疑，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未经过研究，更谈不上心得和成果。用希腊语讨论形而上学问题或宗教信仰问题，他恐怕不具有此资格。但主持过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奥修斯是皇帝的亲信，他尽力使皇帝倾向正统教派。他只要适时地暗示，不久前拥护尼科米底亚暴君的欧西比乌斯，此刻却在包庇异端分子，可能会使皇帝马上对反对派怒不可遏。尼西亚信条已得到君士坦丁批准，他明确地宣称，凡是反对这次宗教大会神圣决定的人，都会受到放逐处分，立即消除反对派微弱的怨言。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主教，转瞬间从17人减到2人。恺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对“本体同一”的论点，用含糊的语气勉强表示同意。尼科米底亚的欧西比乌斯抱着迟疑的态度，只不过使遭受贬斥和流放的时间推迟约三个月。亵渎神圣的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亚最遥远的行省，他本人和门徒全按照法律被扣上波菲利派的恶名，著作被明令焚毁，凡是私自收藏的人员，一经发现定处以极刑。至此，皇帝受到宗派纷争的精神感染，他的诏书表示出恼怒和讥讽的语气，目的是要在臣民的心中激起对基督教敌人的痛恨。
皇帝的行为看来像是一时冲动，他的决定并无任何指导原则。尼西亚大公会议过后不到三年，他又开始对被打压的教派表示同情，甚至于表现出包庇的样子，主要是那个教派在暗中受到他喜爱的妹妹的保护。撤销放逐令以后，欧西比乌斯重新获得君士坦丁的赏识，官复原职，仍旧登上原来被屈辱赶下台的主教宝座。阿里乌斯像个在宫廷中遭受迫害的清白无辜的人，获得应有的尊敬，他的宗教信念得到耶路撒冷宗教会议的承认。皇帝急着要规正处理不公的过失，竟发布了一道旨意非常清楚的命令，要把他隆重迎回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教会。然而就在确定了阿里乌斯胜利归来的日子后，他却离开人世。人们不免想到这一离奇而可怕的暴毙，是正统派的圣徒使得他们的教会能够摆脱势力强大敌人的控制，而且圣徒在这方面的贡献，已经超过信徒祷告所提出的要求。
教会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斯、安条克的优斯塔修斯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保罗，都因各种不同的指控经几次会议的判决而被免职。后来，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临终前不久，由阿里乌斯派主教护持，在尼科米底亚接受洗礼，因此被放逐到遥远的行省。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府，无法规避轻率或软弱的指责。但是，这位轻易听信于人的君主，并不熟悉宗教战争方面的策略，可能只是听到持异端邪说的派别讲得头头是道，被他们谦恭的言辞和忏悔的行为所欺骗，事实上他对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而且在他尽力保护阿里乌斯，迫害阿塔纳修斯时，仍然认为尼西亚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信仰的城堡和君士坦丁王朝的殊荣。
君士坦丁的几位儿子从小就加入新入教者的行列，但是他们都效法父皇的做法，推迟举行洗礼的时间。他们同样公然要对并未正式参与其事的神秘活动做出自己的评判。有关三位一体争端的胜负，完全要视君士坦提乌斯的心情而定，他原来承袭东部各行省，后来拥有整个帝国。阿里乌斯派的长老或是主教，为了利益隐瞒已故皇帝的遗嘱，由于君王对国事的意见都听宠信家奴的掇弄，因而更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结成同党。太监和奴隶在皇宫里散布有毒的观念，这种危险的传染病由侍从传给警卫，由皇后传给不会生疑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对欧西比乌斯教派表现偏爱的态度，在领导人的巧妙安排下，无形中加强这种印象。他对僭主马格嫩提乌斯取得胜利，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推展阿里乌斯派的宗教事务。
当两军在墨萨平原进行交战时，敌对双方的命运全取决于战场的机遇，君士坦丁之子停留在城里，进入一座殉教者的教堂，度过那段焦虑不安的时刻。教区的阿里乌斯派主教瓦伦斯成为他精神上的抚慰者，采取非常谨慎的巧妙措施，不仅可以保证得到他的欢心，也让他能安全逃离危险。他秘密派遣行动敏捷而又可靠的信使，不断向皇帝报告战场上的变化。当朝臣们全都围绕着恐惧万状而又全身发抖的主子时，瓦伦斯却肯定地告诉他高卢军团已经败退，并且仍不失机智地暗示说，事态发生变化的消息属实，的确值得庆贺，是天使透露给他消息后才向皇帝报告。感恩的皇帝于是把胜利归功于墨萨主教的德行和参与，认为他对神的忠诚理应获得上天奇迹般的赐福。阿里乌斯派把君士坦提乌斯的胜利视为本派的胜利，认为君士坦提乌斯获得更胜于其父的光荣。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里尔立即编出天空出现十字架的细节，并绘声绘色地说十字架的四周有一圈彩虹围绕。而且，他说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十字架的形象出现在橄榄山的上空，大约维持了三个小时，使得虔诚的朝圣者和圣城的人民都大开眼界。天空的一颗流星被愈传愈大，阿里乌斯派的历史学家们甚至断言，在潘诺尼亚平原上交战的双方都清楚地看到，并说有意把自己装扮成偶像崇拜者的暴君，在正统基督教的吉祥象征出现之前逃走。
有个局外人用公正的态度看待帝国内战或宗教纷争的发展情况，引起大家的注意。阿米阿努斯曾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中服役，研究过皇帝的为人处世，他的作品中一小段文字，也许会比若干页神学的谩骂文章更有价值得多。这位谦恭的历史学家说道：
基督教本身纯真而又简单，但是却与愚蠢的迷信混为一谈。基督教非但不运用自己的权威使各方和解，反而整日在口头上争辩，被无聊的好奇心挑起的分歧意识，变得日益扩大，四处传播。道路上有大群的主教，从四面八方赶着参加他们所谓的宗教会议。在他们尽力使整个教派统一于特殊观点时，驿站的设施几乎被如此匆忙和频繁的奔走耗用得一干二净。
要是对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宗教活动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就能对这段奇特的文字做出合理评论，说明阿塔纳修斯的担心很有道理：那些不知疲倦的教士，在帝国各地奔走寻求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不信神明的世界引起轻蔑和耻笑。皇帝自从摆脱内战的恐惧以后，每当留在阿尔勒、米兰、西米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冬营，就把闲暇时间用在让自己开心的辩论上，当然有时也会使整个过程变得艰苦不堪。为迫使这位神学家在理论上就范，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暴君，不惜使用刀剑的威胁手段。皇帝反对尼西亚大公会议决定的正统教会信条，明白显示他的无能无知和专横暴虐的程度相较，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宦官、妇女和主教左右皇帝虚荣而软弱的心灵，使得他对“本体同一”论无比反感，但是怯懦的良心又对埃提乌斯亵渎神灵的做法感到惊愕。可怜的加卢斯似乎对这位无神论者表示关怀，这更加重了他的罪行。甚至几位大臣在安条克遭到屠杀，也被说成是这位诡辩家的建议。
君士坦提乌斯的思想不可理喻，也不会因信仰而坚定不移，他对左右两个极端产生恐惧，被迫盲目向黑暗而空洞的深渊靠近。他时而接受或又谴责阿里乌斯和半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时而放逐或又召回他们的领导人。在办理公务和召开宴会的季节，他利用整天时间甚至通宵不眠，对含义不明的信条逐字斟酌，甚至推敲每个音节。他甚至常常会在睡梦中思考这些问题，占据了他的休息时间。皇帝支离破碎的梦境都被他说是上天显灵，他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那些为满足他一时的热情冲动而不顾教会利益的教士授予他的“主教之主教”的荣誉称号。他忙着在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亚细亚召开多次宗教会议，计划要建立统一教派，但因为构想和作为的轻率、阿里乌斯派的分裂以及正统基督教会的反对，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挫折。他下定决心拿出最后手段，召开全国宗教会议，强制推行钦定信条。但尼科米底亚为地震所摧毁，难以找到合适会址，以及政治方面无法公开之原因，使这次集会有所改变。东部的主教指定在伊索里亚的塞琉西亚集会，西部的主教则在亚得里亚海海滨的里米尼聚商。前来开会的人，不是各行省选出的两三名代表，而是全教区所有教士。
东部的会议经过四天的激烈争论，毫无成效，结果不欢而散。西部的会议拖延将近七个月。禁卫军统领托鲁斯奉命，除非这些主教达成一致意见，否则不准散会。皇帝授权他可将15名最倔强的主教处以流刑，应允他若有能力完成艰巨任务，就授予他执政官的权力，使他易于按令行事。经托鲁斯的恳求和威胁、君王的无上权威、瓦伦斯和乌尔萨西乌斯的诡辩、饥寒交迫之苦以及悲惨和绝望的流放，里米尼会议的主教只得全部勉强同意。东部和西部的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谒见皇帝，君士坦提乌斯极为得意，终于强迫所有人接受圣子只是和圣父“相像”而绝非“同体”的信念。但阿里乌斯教派在未获胜前，便把拒不从命的正统派教士全部撤换。君士坦提乌斯对伟大的阿塔纳修斯一直进行背弃正义而又无用的迫害，为其统治带来很大的耻辱。
无论是在实际还是在想象的生活中，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一个人，全心全意坚持要达成单一目标，排除许多障碍，仅凭个人心灵力量竟能产生这样大的效果。阿塔纳修斯的不朽声名，将永远和正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联结在一起，他为维护神圣的学说，奉献毕生精力和时间。他生长在亚历山大里亚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早期的阿里乌斯派异端邪说刚刚萌芽，他就对其表示出激烈反对。他在一位年老的高级教士手下任秘书职务时，便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神父，都以惊奇和敬佩的眼光看待名望日益高升的年轻执事。在公众遇到危难时，光是靠资格老和地位高没办法解决问题，执事阿塔纳修斯从尼西亚回来后，不到5个月便登上埃及大主教的宝座。他任此要职达46年之久，漫长的任期一直不停和阿里乌斯派的势力进行斗争。阿塔纳修斯曾五次被赶下台，前后有20年的时间是在流放地点或逃亡生活中度过。罗马帝国所有的行省，全都曾目睹他推行圣父圣子同体论的功绩以及他为此遭受的痛苦。他把这项工作视为唯一的乐趣和职务，视为他的责任以及整个生命的荣誉。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处于迫害的风暴之中，保持沉默，努力工作，尽量护卫自己的名节，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尽管阿塔纳修斯的思想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是他表现出的优越品格和才能，能够治理一个巨大的王国，远比君士坦丁那堕落的儿子更为胜任。他的学识远不及恺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那样渊博，直率的谈吐也比不上巴西尔和格列高利文雅的演说。但是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之下，埃及大主教需要为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提出辩解时，他那种不事修饰的风格，不管用口述还是笔录，总是那么清晰、雄辩和极具说服力。在正统教会学派之中，他永远被尊为基督教神学最严谨的大师，同时被认为精通两门与主教身份不相称的世俗学问，那就是法理学和占卜学。他对未来的事物有时会幸而料中，不讲迷信的通达之士会认为这是他凭经验做出的判断，但是他的朋友肯定其来自上天的启示，敌人却说他精通万恶的巫术。
然而，阿塔纳修斯在一生之中不断接触从僧侣到皇帝等不同类型的人物，要与他们的宗教偏见和狂热情绪交手应战，因此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对人性的研究。他对不断变化的现象，始终能保持清醒的态度和前后连贯的看法；对于转瞬即逝具有决定意义的情节，一般人来不及注意，而他绝不会放过。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能够清楚分辨当前的情势，明白什么时候可以大胆按命令行事，什么时候必须进行巧妙而细心的安排。他知道能和权势人物抗争多长的时间，时机不对必须设法逃开免遭迫害。当他把教会的打击指向异端邪说和叛乱活动时，他要使自己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具有领导人的稳健作风，保持灵活机警和宽大为怀的态度。阿塔纳修斯的当选，免不了被人指责为不合常规和过于鲁莽，但是他处处得体的行为举止，很快赢得教士和信徒的好感。亚历山大里亚市民都迫不及待拿起武器，保卫这样一位能言善辩而又思想开明的本堂神父。在他遭受不幸时，总能从教区的教士对他衷心的拥护中得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埃及100名主教始终用无比的热情，尽忠于阿塔纳修斯的教会事务。他的衣着和配备都很简陋，以无碍于工作和主教的颜面为标准，然后他就前往从尼罗河河口到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所管辖的各行省进行访问。他与最下层的人民交谈非常亲切，用谦恭的态度向沙漠地区的圣徒和隐士致敬。阿塔纳修斯不仅在宗教大会上显露超人的智慧，参与者的人品学识与他不相上下；即使在许多亲王聚会的宫廷里，他也表现出从容不迫和坚定自信的举止，令人肃然起敬。在他几经波折的生活中，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曾失去朋友的信任和敌人的敬佩。
君士坦丁皇帝多次表示要恢复阿里乌斯在正统基督教会的地位，埃及大主教在年轻时就对这个主张坚决持反对立场。皇帝尊重阿塔纳修斯坚决的态度，可能也原谅了他的言行。阿里乌斯派把他视为实力最强大的敌人，不得不暂时掩饰心中的仇恨，暗中准备对他发起远距离的间接攻势。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把这位大主教说成骄纵任性和专横跋扈的暴君，公然指控他与梅勒提乌斯那批搞分裂的追随者，一起破坏尼西亚大公会议核定的协议。阿塔纳修斯公开表示，他反对接受屈辱的和平，而皇帝竟听信谗言，相信阿塔纳修斯曾滥用宗教和行政职权，对那些可恶的分裂分子进行迫害；说他曾经在马里奥提教堂里，打碎一个圣餐杯，犯下亵渎神圣的罪行；说他曾经残酷鞭打或关押了梅勒提乌斯那一派的六个主教；说该派的第七位主教阿尔塞尼乌斯被埃及大主教所谋杀，或至少被砍去手脚。
君士坦丁把这些有损阿塔纳修斯荣誉和生命的控告，通知他的兄弟达尔马提亚，也就是镇守在安条克的监察官。于是在恺撒里亚和提尔相继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东部的主教都得到指示，要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参加新建的基督复活教堂庆典仪式前，先对阿塔纳修斯的案子做出判决。这位大主教可能深信自己清白无辜，但是他感觉到，提出控告的仇恨情绪同样也会左右审判的进程，进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决。于是他表现得非常机警，拒绝出席敌人为他安排的法庭，对恺撒里亚宗教会议的开会通知不予理会，而且运用计谋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皇帝说出重话，如果他再拒不出席提尔会议，就用违抗圣旨的罪名加重处分，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顺从皇帝专横的命令。当阿塔纳修斯作为50名埃及主教的领队，从亚历山大里亚港开始航行之前，他采取明智的做法，和梅勒提乌斯派结成同盟。受到诬告说被他杀害的阿尔塞尼乌斯其实是他的好友，隐匿在随行人员之中。
提尔会议由恺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主持，就他的学识和经验来看，可以说是热情有余而机智不足。人数众多的阿里乌斯派，喋喋不休地叫嚷对杀人犯和暴君的咒骂。阿塔纳修斯装出不敢争辩的样子，使他们更加得意忘形地大声嚣闹，这时阿塔纳修斯平心静气等待决定性的时机，好把安然无恙活着的阿尔塞尼乌斯请到大会中来。还有一些指控因为性质关系，使他无法做出如此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这位大主教却也有办法证明，说他打碎圣餐杯的那个村子，从来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什么圣坛，更没有什么圣餐杯。但是，已经秘密决定要给敌人定罪的阿里乌斯派，试图借助司法形式来掩盖违法的行径。大会指派一个由六位代表组成的教士委员会当场搜集证据，但是这种做法遭到埃及主教的强烈反对，因而又引起一阵打斗争吵和公然作伪证的行动。在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代表离去以后，会议依靠多数派的投票，做出对埃及大主教降职和流放的判决(330 A.D.)。这份用最恶毒的语气写成的充满怨恨和报复心理的决议，随即被呈送给皇帝和正统基督教会。而在这个时候，那些主教马上恢复温和及虔诚的仪态，仿佛他们都是前往耶稣墓地的朝圣者。
阿塔纳修斯并没有因为顺从或默认了教会审判官的不公正审判而就此罢休。他决心要冒险一试，看看皇帝是否能听到真理的声音，因而在提尔最后判决尚未公布之前，无所畏惧的大主教匆匆登上即将扬帆开往京城的船只。如果他正式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可能会遭到拒绝或者借故推辞，因而阿塔纳修斯根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到来。他耐心等待君士坦丁从附近一处别墅返回皇宫，看到皇帝骑马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街道上走过，他便立即勇敢地站出来挡住面带怒容的君王。如此奇特的出现方式使皇帝感到惊奇和气愤，命令卫兵把强行求见的人赶走，但他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对眼前之人产生了相当的敬意，暂时缓和了恼怒的情绪。主教唤醒君王的良心，请求他主持公道，傲慢的皇帝被主教的勇敢和口才所折服。君士坦丁怀着公正和关注的心情，聆听着阿塔纳修斯的陈述，马上下令让参加提尔会议的人员前来说明定谳的理由。要不是欧西比乌斯派人士想尽办法，又为大主教编造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行，说亚历山大里亚的粮船向新都城运送居民赖以为生的谷物时，被阿塔纳修斯运用阴谋诡计加以拦截和扣押，否则阿里乌斯派恶意的审判可能会被揭穿。皇帝认为送走一个深获民心的领袖可以确保埃及的平静，倒是对此感到满意，但他拒绝任命新的大主教来接替空出来的职位。皇帝犹豫不决地考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对他的判决是有所戒备的隔离(336 A.D.)，而不是带来羞辱的流刑。阿塔纳修斯被送到高卢边远行省，但在特里夫的宫廷里受到殷勤的接待，他在那里度过了28个月的时光。皇帝的过世改变了整个政局，年轻君王的统治较为松散，小君士坦丁发布措辞非常谦虚的诏书，让阿塔纳修斯回到故乡，恢复原职(338 A.D.)，皇帝的礼遇充分肯定可敬客卿的无辜和才华。
年轻皇帝的逝世使阿塔纳修斯遭受第二次迫害(341 A.D.)，意志薄弱的东部君王君士坦提乌斯很快成为欧西比乌斯派的秘密同谋。这一派的90名主教借口为大教堂举行庆典在安条克集会，制定二十五条语意含混的信条，稍稍带有半阿里乌斯派的色彩，至今仍对希腊的正统派教徒起约束作用。会议做出一项外表看起来很公正的裁示，任何一位被宗教会议免职的主教，在未经过同等级另一次宗教会议判定无罪之前，均不得重新行使教会职权。这条教规立即被用在阿塔纳修斯身上，安条克会议宣布了这项决定，或者说是对他的免职已获得批准。一个名叫格列高利的外乡人接替他的位置，埃及行政长官费拉格利乌斯受命，运用行省的民政和军事力量支持这位新主教。
迫于亚细亚高级教职人员的阴谋陷害，阿塔纳修斯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在梵蒂冈圣洁的门槛外度过三年放逐和诉愿的生活。他刻意苦读钻研拉丁语文，很快就能用拉丁文与西部的教士谈判有关问题。他讲出合乎身份的外交辞令，使高傲的尤里乌斯改变态度，完全听从他的意见。罗马主教终于接受他的上诉，将这起案件看成属于教廷管辖范围内的特殊案件，并在一个有50名意大利主教参加的会议上，一致肯定了他的清白和无辜。等到第三年末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荒淫无道，仍旧关心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问题，在米兰的皇宫召见了这位大主教。金钱的力量推动真理和正义的事业，君士坦斯的大臣向皇帝建议，召开一次基督教教士大会，用来取代正统基督教会代表会。来自西部的94名主教和来自东部的78位主教在撒尔底迦集会，这个地方位于两个帝国的交界处，但是在阿塔纳修斯保护人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之间的辩论很快就变成充满敌意的争吵，亚细亚的教士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全部退到色雷斯的菲利普波利斯。于是在这两个敌对的会议上，彼此把对方看作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谴责对手是上帝之敌。两个会议决定的信条，都得到各自所在行省的批准和发行。于是，在西部被奉为可敬圣徒的阿塔纳修斯，在东部则被斥为可恶的罪犯。撒尔底迦会议第一次透露出希腊和拉丁教会之间的不和与分裂，由于在信仰上发生偶然的差异，以及在语言上无法克服的隔阂，最后终于分离。
阿塔纳修斯第二次在西部流放期间，经常在卡普阿、洛迪、维罗纳、帕多瓦、阿奎莱亚和特里夫等地获得皇帝召见。一般都由当地教区主教帮助安排召见事宜，御前大臣总站在神圣觐见厅的幔帐或窗子前，这样一来，大主教抱着始终如一的谦恭态度，庄重地提出申诉，这些受到尊敬的证人便可加以证实。当然，他就是出于谨慎的考量，也会使用温和而尊敬的语气，这才符合一个臣民和主教的身份。但在与西部君王友善的会见中，阿塔纳修斯也可能对君士坦提乌斯的错误表示失望，肯定大胆指控他的宦官和阿里乌斯派大主教的罪行，为正统基督教会所遭受的不幸和危险表示痛心，鼓励君士坦斯在宗教热情和荣誉方面能追随他的父皇。这位皇帝宣称，他决定将欧洲的武力和财力用于推展正统基督教会的事业，并说他要写一封信给他的哥哥君士坦提乌斯，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告诉他如果不同意立即恢复阿塔纳修斯的职务，就会亲自率领军队和舰队去亚历山大里亚，把阿塔纳修斯请上主教宝座。
这场可怕的宗教战争，由于君士坦提乌斯及时让步而得以避免，东部皇帝只得降贵屈尊向他曾伤害过的臣民请求和好。阿塔纳修斯保持着傲然的姿态并不回应，直到接连收到三封信，确实保证自己能得到东部君王的保护、善意和尊敬。君士坦提乌斯在信中请阿塔纳修斯回去继续担任大主教职务(349 A.D.)，甚至不惜自贬身份预先提出，可以要求几位主要大臣为他的真诚做证，这种真诚还表现在更为公开的行动：他向埃及发出严格的命令，召回阿塔纳修斯的追随者，恢复他们的权利，宣告他们无罪，从一切文书卷案中，销毁欧西比乌斯派得势时期所留不合法的审判记录。无论基于正义和颜面，在提出的要求全都得到许诺和保证以后，阿塔纳修斯大主教轻松穿过色雷斯、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几个行省缓慢前进。一路上东部的主教对他非常恭敬，却只会激起他的厌恶，这种虚伪的表面功夫无法蒙骗他看穿世情的眼光。他在安条克晋见君士坦提乌斯，用谦恭而坚定的态度接受君主的拥抱和辩解。皇帝要求在亚历山大里亚为阿里乌斯派保留一个教会，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来驳回这个要求，那就是除非在帝国其他的城市，对他那一派也能如此宽容。他的回答如同出于独立自主的亲王之口，只是显得比较温和与公正而已。这位大主教进入首府的情景完全像一次凯旋式，久别重逢和遭到迫害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对他备感亲切。他原来就能严格执行的权威，现在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他的名声从埃塞俄比亚到不列颠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
迫使君王不得不公然撒谎掩饰的臣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真诚和彻底的谅解。君士坦斯的不幸命运，马上使阿塔纳修斯失去实力强大和慷慨真诚的保护者。在弑君者(指马格嫩提乌斯)和君士坦斯唯一幸存的兄弟(指君士坦提乌斯)之间进行的内战，使整个帝国有三年多的时间陷入灾难之中，却给正统基督教会带来一段喘息时间。交战的双方现在都急于想得到这位主教的好感，因为他个人的威望，可能会对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的重要行省而后的倾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阿塔纳修斯曾见过马格嫩提乌斯派来的使臣，因而后来他被指控曾与僭主秘密通信。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多次向最亲爱的教父阿塔纳修斯表示，不管他们共同的敌人曾散布多么恶毒的谣言，他确实已经继承死去弟兄的信仰和皇位。感激和仁德之心都会使这位埃及大主教不能不为君士坦斯的不幸感到悲伤，对马格嫩提乌斯的罪行深恶痛绝。但是，阿塔纳修斯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心存顾虑是他唯一的安全保证，因而他为正义事业获胜而祈祷的热诚还是稍微降低一些为好。少数顽固而滥用君王信任的愤怒的主教，已不再存有恶毒的企图，非要置阿塔纳修斯于死地。但这位君王自己宣布了一个积压胸中多年的决心，要为自己曾受到的伤害报仇雪耻。君士坦提乌斯取得胜利后在阿尔勒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便全部用来对付比已失败的高卢僭主更为可恶的敌人。
如果皇帝率性而为，下令处死国内一位表现杰出和品德高尚的公民，公开使用暴力或滥用法律的大臣对这项残酷的命令，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但是他想控告和惩处那位受人爱戴的主教，下达命令却不得不十分小心，必然遇到种种困难，因此才会一再向后拖延。这便向全世界表明，教会的特权已经使尊重秩序和自由的意识在罗马帝国的政府中开始复活。提尔会议宣布的判决一直未被撤销，上面有东部绝大多数主教的签名，既然阿塔纳修斯曾一度被同教的弟兄宣判，免去崇高的教职，那么他后来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成不合法，甚至有犯罪的意图。但是埃及大主教过去曾经受西部教会坚定和强力的支持，基于这样的事实，君士坦提乌斯在没有得到拉丁主教的认可之前，不得不延缓执行判决的命令，而且教会内部的谈判竟费去两年的时间。皇帝和臣民之间的诉讼案，先在阿尔勒宗教会议、后来在有300多名主教参加的米兰会议都进行过严肃的争论。这些主教原本对教派的忠贞也逐渐受到破坏，主要是由于阿里乌斯派的判决理由、宦官运用的各种花招以及一位皇帝的恳切请求。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以寻求报复，滥用自己的权势以影响主教的情绪。贿选这最让人诟病的违宪行为，毫无疑问已经开始大为流行。荣誉、财物、免除赋税的许诺都私相授受作为交换宗教选票的条件，对这位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判罪，却非常巧妙地被说成是能使正统基督教会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
然而，阿塔纳修斯的朋友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领袖和理想。他们依仗神圣地位所能给予的保护，拿出勇往直前的气概，在公开的辩论和私下与皇帝的商谈中，始终坚持维护宗教和法律尊严的立场。他们宣称，不论是接受皇帝给予的恩宠，还是触怒皇帝所带来的恐惧，都绝不可能促使他们参加谴责一位不在场教友的活动，何况他全然无辜而且令人敬佩。他们相当有理地宣称，提尔会议做出违法和过时的判决，早已完全被皇帝的诏书、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复职、到处抗议的敌人保持沉默或改变信仰这些事实所完全推翻。他们再三强调，他的清白无辜得到参加埃及会议的主教一致证实，在罗马会议和撒尔底迦会议上得到拉丁教会公正的裁定。他们为阿塔纳修斯的艰难处境深表痛心，他在应有的地位、荣誉以及君王的表面信任之中，刚刚安享几年宁静的生活，如今却又再次被传唤去为毫无根据和夸大其词的指控辩解。虽然他们立论充分而且态度极为诚恳，但是在这场相持不下的辩论中，帝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主教身上，论战的两派都准备牺牲真理和正义，以求达到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目标，那就是保全或者除去捍卫尼西亚信念无所畏惧的勇士。阿里乌斯派仍然认为，用含糊的语言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是明智的做法。但是获得人民的爱戴和以全国性宗教大会的信条作为后盾的正统教会，他们的主教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在这次米兰会议上，坚持要敌对派先为自己洗掉散播异端邪说的嫌疑，然后再考虑控诉伟大的阿塔纳修斯。
但是，理性的声音(如果理性确实是在阿塔纳修斯这一边)却被多数人的喧嚣给压下去，其中多数是在派别斗争中受到收买的人。阿尔勒和米兰会议继续开下去，直到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法庭都宣判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有罪，将他免职以后才宣布散会。那些曾持反对意见的正统教会主教，现在都要在判决书上签字，从此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中，要和阿里乌斯派居心可疑的领袖团结起来。帝国的信使将一份表示同意的文书送给不曾到会的主教。凡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立意与阿尔勒和米兰会议公开的、受到神灵启示的英明裁定相抗衡的人，立即会被皇帝下令放逐，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执行正统基督教会会议的决议。
在那些因为坚持信仰而被流放的队伍中，有许多是身为高级教士的领导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罗马的利贝里乌斯、科尔多瓦的奥修斯、特里夫的保利努斯、米兰的狄奥尼西乌斯、韦尔切利的欧西比乌斯、卡利亚里的鲁西菲以及普瓦提埃的奚拉里。利贝里乌斯曾管理过帝国的首都，担任过显要职位；奥修斯功绩卓著、经验丰富，一直被认为是君士坦丁的亲信而受人尊敬，并且是尼西亚信条的创始人。这些高级教士处于拉丁教会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顺从皇权还是在据理力争方面，都可能成为会众学习的榜样。然而，皇帝多次威胁罗马和科尔多瓦的主教，逼使他们就范的企图，在一定时间内并没有奏效。那位西班牙人公开宣布他已做好准备，要在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下忍受苦难；想当年皇帝的外公马克西米安在位时，老主教已经受过60年的折磨。那位罗马人在觐见君主时，则坚持阿塔纳修斯的清白无辜和他自己的自由权利。等到利贝里乌斯被放逐到色雷斯的贝里亚后，就把一大笔作为旅费的钱寄回来，并且出言不逊，侮辱米兰的朝廷，说皇帝和他的宦官需要这笔钱付给士兵和主教。流放和监禁的艰苦终于磨损了利贝里乌斯和奥修斯的意志。罗马主教靠承认有罪的让步，而获得释放返回，后来及时悔过而消除了身负的罪行。科尔多瓦已衰老的主教奥修斯被逼迫签字，除了说服之外，中间更使用了暴力，他已年近百岁，这时非但精力不济，何况神志也有些不清醒。而阿里乌斯派的目空一切的胜利，使得有些正统教会的基督徒把责任推到不幸的老人身上，虽然他对基督教有过很大的贡献，但仍然引起众人不遗余力的抨击，在他死后都没有放过。
利贝里乌斯和奥修斯的屈服，使那些信念毫不动摇坚持阿塔纳修斯伟大德行和宗教真理的主教，觉得自己更加光彩。他们的敌人那种奸猾而恶毒的用心，更剥夺他们共同商量和互相安慰的机会，把这些被流放的杰出教士分送到相距甚远的行省，并精心为他们挑选一个在庞大的帝国中对他们最不友好的地点。但是他们却很快体会到，利比亚的沙漠和卡帕多细亚最野蛮的地区，比起某些城市来对他们还略好一些，城市里那些阿里乌斯派的主教，简直可以肆无忌惮发泄宗教仇恨。他们所能获得的安慰，只是自己的正直和不屈、追随者的拜访、来信和慷慨的救济，以及很快就能高兴看到，尼西亚信念的敌人在内部出现分裂，这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满足。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理念非常怪异，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在基督教教义问题上看法稍不合他的标准，就会引起雷霆暴怒，以致他对那些坚持“本体同一”论、主张本体同类论，以及那些不承认圣父圣子相像的人，都用同样的狂热态度加以迫害。三个主教观点完全不相同，但可能同样被免职。如果他们在同一流放地彼此相遇，那时，根据他们当时不同的情绪，对于敌对派系盲目的热情，可能会相互安慰或是加以责骂，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将来即使有再大的幸福也难以补偿。
西部正统基督教会主教的免职和流放，是为了置阿塔纳修斯本人于死地而预先安排的步骤。在过去的26个月里，帝国朝廷用尽各种阴险的手段和暗中的活动，要将他赶出亚历山大里亚，同时也撤回原来他向人民慷慨施舍的津贴。然而，当埃及的大主教被拉丁教会抛弃并且开革逐出教会，已经失去任何外来援助时，君士坦提乌斯派遣两名使臣前来口头宣布放逐的命令，监督贯彻执行。本来，这项判决已得到全体教派的公开认可，因而君士坦提乌斯不肯给信使书面命令的唯一动机，只能说他对这件事尚有顾虑，担心如果人民决心以武力誓死保卫无辜的精神之父，他的第二大城市和帝国的最富庶行省就有遭到攻击的危险。他这种过于谨慎的行动，给阿塔纳修斯提供装糊涂的机会。他以极有礼貌的方式否认这命令的真实性，说明这种做法有违宽厚君主一向所秉持的公正态度，同时也与从前发布的命令相抵触。埃及的民政当局发现不论是劝说还是强迫，都无法使大主教离开执掌教会大权的宝座。他们被迫不得不和亚历山大里亚深得人心的领袖达成一项保证协议，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皇帝真实意图之前，暂时停止彼此控诉和敌对行动。这个外表看来很温和的做法，欺骗了正统基督教教会，造成一种致命的虚假安全感。实际上，这时上埃及和利比亚的罗马军团已得到密令正迅速前进，准备包围或者袭击这座习于发动叛乱和已陷入宗教狂热之中的省都。
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大海和马里奥提湖之间，地理位置便于军队的接近和登陆，因此来犯的军队在城市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前，诸如关闭城门或占领重要据点，便已进入市区中心。签订协议后第23天的深夜，埃及公爵叙利阿努斯亲自率领5000名全副武装做好袭击准备的士兵，出人意料地拥进大主教正带着一部分教士和教徒做夜间礼拜的圣提奥纳斯大教堂。这座神圣建筑物的大门被进攻的士兵砸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骚乱和屠杀。但是，由于被杀者的尸体和兵刃的残片，第二天可能被当作无可辩驳的证据留在正统基督教会手中，所以叙利阿努斯的行动只能说是成功地闯入而非一次完全的征服。该市其他的教堂也遭到类似的暴力蹂躏，而且在此后至少四个月里，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暴露在敌对教派神职人员的鼓舞之下，惨遭任意肆虐的军队残害。大批虔诚的信徒被杀，如果他们无故受难，也没有人为他们报仇，那么都应该被称为殉教者。主教和长老受到残酷的迫害和侮辱，圣洁的修女被剥光衣服，受到鞭打和奸污，富有市民的家园被抢劫。就这样，在戴上宗教狂热的假面具后，兽性、贪婪和私愤可以尽量发泄，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受到鼓励。
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徒自成一派，人数众多且早已心怀不满，稍有人鼓动就愿意抛弃他们既害怕又尊敬的主教。由于寄希望于可能得到的某些好处，以及害怕被当作叛乱分子惩治，他们都表示支持阿塔纳修斯的继任者——卡帕多细亚很有名望的格列高利。篡位者在阿里乌斯派的宗教会议接受圣职，新委任的埃及伯爵塞巴斯蒂安，被派来执行这个重要计划，格列高利在武力支持下登上大主教的宝座。暴虐的格列高利无论是在使用权力或夺取权力时，根本不考虑教规、正义和德行，使得都城出现的暴力和恶行，在埃及90多个设有主教的城市重演。君士坦提乌斯在胜利的鼓舞下，公然表示支持使臣的做法。在公开发表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书信中，皇帝提到之前那位暴虐的主教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蛊惑盲目信徒以获得威望，现在终于能够从他的手里把亚历山大里亚解救出来，特别向大家恭贺。皇帝接着大谈新当选主教格列高利的品德和虔诚，可以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庇主和恩人，名望超过建城的亚历山大大帝。但皇帝又严正宣告，他将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高举着火和剑，穷追那些附和阿塔纳修斯的叛乱分子。这个邪恶的阿塔纳修斯已经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却避开审判，逃脱他早就罪有应得极为耻辱的死刑。
阿塔纳修斯的确是逃过了一场凶险万分的灾难，这位传奇人物的冒险经历的确吸引大家注意。在圣提奥纳斯大教堂被叙利阿努斯军队攻占的那个难忘夜晚，大主教非常冷静且无比威严地坐在宝座上，等待死神的来临。当大家的礼拜活动被愤恨怒吼和惊恐尖叫打断时，他却鼓舞吓得发抖的会众高唱《大卫之歌》，庆祝以色列的上帝战胜埃及骄横而渎神的暴君，用来表达他们坚定的宗教信仰。教堂的门终于被撞开，阵雨一般的箭矢射向人群，手举刀剑的士兵闯入圣所，铠甲在圣坛周围明亮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阴森可怖的光芒。阿塔纳修斯的周围围绕着虔诚的僧侣和教士，他怀着高尚的情操拒绝他们撤离的要求，并声称在最后一名会众安全离开前，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那天夜晚的黑暗和混乱非常有利于主教的逃离。尽管他混杂在沸腾的人流中，被挤倒在地失去知觉，全身不能动弹，但他最后重新恢复了大无畏的勇气，躲开士兵急不可待的追捕。阿里乌斯派的向导早已告知那些士兵，阿塔纳修斯的人头将是皇帝最喜欢的一份重礼。从那个时刻开始，埃及大主教完全从敌人的眼前消失，在绝对隐匿的环境中度过六年时光。
阿塔纳修斯誓不两立的敌人，用专制的手段统治整个罗马世界。穷追猛打的君王丝毫不肯放松，一封紧急的信件被送到埃塞俄比亚王子面前，要让阿塔纳修斯在地球上最遥远和最荒凉的地方也无法存身。伯爵、禁卫军统领、护民官和全国军队先后都参与了搜捕逃亡的主教。皇帝的诏书让一切行政和军事力量都随时处于戒备状态，许诺对不论死活能交出阿塔纳修斯的人将予以重赏，还宣告对胆敢私下窝藏全民公敌的人员，施以最严酷惩罚的条例。然而，蒂巴伊斯沙漠此时已住着大群野蛮而又驯服的狂热信徒，宁愿听从教长的命令而不管君王的法令。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为数众多的门徒，都把逃亡的大主教视为他们的父亲，敬佩他所表现出的和他们所信奉的严格信条相一致的忍耐和谦卑，并把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收集起来，当成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箴言。他们深信所有的祈祷、斋戒和守夜的功德，都比不上为保护真理和正义所表现的热情和所经历的危险。埃及的修道院一般建在偏僻荒凉的地方，像是在高山顶上或位于尼罗河的小岛上。然而，众所周知，塔本涅神圣的号角或喇叭，却能从各处召集来数千名体魄强健和意志坚强的僧侣，他们大多数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农民。当他们的藏身之处遭到强大军队的袭击，他们要是无法抵抗，就全都保持沉默引颈受戮，也绝不会改变他们的民族性格。就是说，他们所坚持的民族性格，让他们即使受到多么残酷的拷打，也不会在一个埃及人面前供出他决心保守的秘密。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就这样消失在一群人民中间，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要誓死保卫他的安全，每当危险临近时，便会用得力的手把他从隐匿的处所转移到另外的地方，直到最后他来到可怕的大沙漠地带。按照无知和盲从的迷信说法，那里住满妖魔鬼怪。
阿塔纳修斯的隐居生活直到君士坦提乌斯死去才告结束，其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和赤胆忠心地充当他的侍卫、秘书和信使的僧侣一起度过。但是，为了与正统基督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每当搜捕的风声有所缓和，他便不得不走出沙漠，潜入亚历山大里亚，把自身的安全交给朋友和追随者去安排。他经历的种种冒险的行径，完全可以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题材。有一次，他曾躲在干涸的贮水池里，直到一个女奴要将他出卖。还有一次他找到更为离奇的避难所，躲进一位年仅20岁修女的住房，她以文雅娴静的美丽气质闻名全城。她在多年以后追忆说，有一天半夜时分，大主教只穿着宽松的内衣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使她感到十分惊愕。他迈着匆忙的步子走过来，告诉她自己得到了上天的启示，让他来到友善的屋顶下寻求保护，所以求她一定设法保护他，让他免于危险。虔诚的修女答应他的请求，始终信守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所作的诺言，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神圣的保证，立刻把阿塔纳修斯引进最隐蔽的内室。从此她以朋友般的关心和仆人般的殷勤，随时注意他的安全和舒适。在危险没有解除之前，她一直按时给他送来书籍和饮食，给他洗脚，处理来往的信件。而且她更要小心注意，品格高尚、不能玷污名誉的圣者，和能引起最危险冲动的美貌少女共处一室，两人之间亲近的私下来往，一定要保持光明磊落，绝不让人存有任何疑窦。
阿塔纳修斯在遭到迫害和流放的6年生活中，曾多次前往看望这位美丽而忠诚的朋友。从他公开宣称亲眼看到里米尼和塞琉西亚会议的进行情况来看，我们不得不相信他确实在会议召开期间曾秘密来到会场。为了亲自与朋友进行交谈，也为了亲眼看到敌人走向分裂并扩大相互间的矛盾，对于一个细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样大胆而危险的行动也许确有必要，何况亚历山大里亚又与地中海每个港口都有贸易来往和航运联系。勇敢的大主教从神秘莫测的隐匿所，向阿里乌斯派的保护者毫不中断地发动进攻，及时散发让人们争相阅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呼吁正统基督教会要联合起来，并不断鼓舞教士和信徒的信心和士气。在他公开写给皇帝本人的《申辩书》中，有时在表面上赞扬温和的政策，也会在私下气愤填膺地大声抨击，充分揭露君士坦提乌斯是懦弱而邪恶的君王、杀害家人的刽子手、与公众为敌的暴君、教会里的反基督分子。尽管获得胜利的君王在统治极盛时期，曾在东方惩治加卢斯的莽撞，在军营平息维特拉尼奥的野心，在战场歼灭马格嫩提乌斯的军团，在高卢压制西尔瓦努斯的叛乱，但却在一双看不见的手中，受到一种既无法医治也无法报复的创伤。在基督徒的王国中，君士坦丁之子却是第一位感受到这些为宗教事业效命的信条的强大威力，是完全能够抗拒任何暴君和虐政的侵犯的。
阿塔纳修斯之所以受到迫害，就跟许多德高望重的主教一样，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要凭着良心去做正直的事。那些盲目献身于阿里乌斯教派的人员，在所有基督徒之中引起愤怒和不满，这使他的作为成为基督徒追求正义的目标。人们为失去忠诚的本堂神父而感到惋惜，更痛恨于尊敬的主教刚受到放逐随之就有外人侵占主教的职位，于是他们大声抱怨，认为他们选举的权利受到了侵犯。要是有谁服从一位图利的篡夺者，就会受到教徒的谴责，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位新人，对他秉持的原则抱着怀疑的态度。罗马正统教会向世人表示，可以公开举证对国教有异议的行为，如若不然就将其全部驱逐出教会团体。运用这两种方式，可以证明教会的管理者并未涉入罪行和异端。最早是在安条克采用，事实证明获得了很好的成效，之后马上就将此法传布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荣耀颂或者是圣诗集用来赞美三位一体的荣名，文体固然要文雅典丽，更重要的是音调要抑扬顿挫。正统教会或是异端派系的信条，实质内容用反意或联系词的些微变化来加以表示。弗拉维阿努斯和狄奥多鲁斯虽然虔诚而热心，但都是不懂音乐的外行，他们信守尼西亚宗教会议的信条，并将“交互应答”和正规的赞美诗，运用到公开的礼拜仪式上。经过这两位的安排，来自附近沙漠地区的一群修道士以及安条克的主座教堂配置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合唱团，用欢欣鼓舞的声音唱出“荣誉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
罗马正统教会用堪称典范的纯洁，羞辱阿里乌斯派的主教，指责他篡夺了年高德劭的优斯塔修斯的宝座。充斥着宗教狂热的歌声，唤醒了正统派信徒中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员。他们要自行组成分散的集会，暂时交由长老治理，直到被信徒遗弃的主教离去后，选出并任命一位新主教，担任本堂圣职为止。
宫廷的变革使得觊觎者的人数增加，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时代，这座城市经常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主教发生争执，在精神上对各自的追随者进行统治，教会的暂时所有权在他们之间相继失去或获得。基督教的滥权对罗马政府而言，是产生暴政和叛乱的最新起因，受到约束的平民社会因为宗教派系的怒火而被撕得四分五裂。位卑言微的市民冷眼旁观着皇帝的兴起和没落，根据预判和经验，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事业前途与教会的利害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众望所归的教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都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在君士坦丁的诸子统治时期，帝国的状况和人心的倾向。
其一，罗马主教长久以来，在众多人民忠义之心的护卫下，能保持崇高的地位和行事的原则。他们用蔑视的态度反对持异端思想的君王，无论他是在恳求、威胁还是奉献。当宦官私下宣称要放逐利贝里乌斯时，事先就考虑到了会发生动乱的情况，尽力做好防备措施，使本案的判罪能够顺利执行。宦官派重兵包围都城的四周，在统领的指挥下逮捕主教本人，不论是用计谋诱骗还是公开运用武力，都已无关紧要。等到他们奉命达成抓人的任务后，还要在民众的惊愕转变成暴动之前，深夜把利贝里乌斯迅速运到罗马人民势力所无法抵达的地方。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主教被放逐到色雷斯的消息，就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罗马的教士为了约束自己的行动，公开进行庄严的宣誓，绝不背弃自己的主教，承认菲利克斯。这位篡夺者受到宦官的庇护，在一座亵渎神圣的宫殿里，进行选举和授任圣职。
过了两年，那些忠诚的教徒的虔诚之心毫无动摇，当君士坦提乌斯巡视罗马时，受到他们不断的请求而感到极为困扰。罗马人民还保有古老自由权仅剩的部分，就是有权用无礼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君王。很多元老院议员和体面的公民受到妻子的压力，被要求出面为利贝里乌斯说项求情。丈夫劝说她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不仅减少危险，也更容易获得成效。皇帝彬彬有礼地接待女性代表，她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戴上贵重的饰物，显出富家豪门的气势和风采。皇帝钦佩她们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要追随敬爱的主教到世间最遥远的角落，答应要让利贝里乌斯和菲利克斯这两位主教，和平地管辖各自的会众。但是这种宽容就那个时刻来说，无论是付诸实施还是从情感上考量，都会引起民众极大的憎恨。当君士坦提乌斯的答复在罗马的赛车场被公开宣读时，如此合理的调解构想被民众用轻视和讪笑的态度加以拒绝。观众在赛车紧要关头表现出的激情，现在却直接对着不同的目标，重复不断地喊叫：“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主教!”罗马人民为了利贝里乌斯所引发的宗教狂热，并不只限于争吵而已。在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以后，很快就激起危险和流血的叛乱，让皇帝决定接受全民的条件，将菲利克斯放逐，同时将没有划分的都城全部归还给利贝里乌斯。经过一阵无效的抵抗以后，利贝里乌斯的敌手在皇帝的核定下被逐出城市，连带对立党派的势力全部瓦解。菲利克斯的党羽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浴场剧院，甚至在教堂里，都遭到惨无人道的谋杀。罗马在主教归来的那段期间，像是恢复了马略的大屠杀和苏拉发布“公敌宣告名单”那种恐怖的景象。
其二，基督徒人数虽在弗拉维家族统治时代急速增加，但在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帝国其他重要城市，非基督徒的党派仍据有很大势力。他们对基督教的繁盛感到嫉妒，甚至坐在剧院里时，还在讪笑教会的神学争论。只有君士坦丁堡享有不一样的优势，它孕育在基督教信仰的腹地，得以茁壮成长。东部的都城从未受到偶像崇拜污染，全体人民都深入吸取基督教的理念、德行和激情，在那个时代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类。
亚历山大去世后，保罗和马其顿尼乌斯争夺主教宝座，从宗教的奉献精神和能力来说，两人都够资格也都对获此职位势在必得。若说马其顿尼乌斯在品格方面没有非议之处，那么他的对手的优势在于先当选且以正统派自居。保罗坚定支持尼西亚教条，使他在教会节日表中，名字得以与圣徒和殉教者并列，也因而受到阿里乌斯派憎恶。在长达十五年的任职期间，他曾五次被赶下主教座位，总靠着民众强烈抗议才恢复原职，倒不完全是君主的恩准，所以只有对手的死亡才能确保马其顿尼乌斯的权力。不幸的保罗拖着锁链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跋涉到托鲁斯山最僻远的地点，被囚禁在黑暗而狭窄的地牢，被关在里面六天不给食物，最后被绞死，这些都是菲利普下的命令，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主要大臣之一。
帝国的新都城第一次被鲜血所玷污，同时也暴露了教会的斗争。在人民狂悖而顽强的暴动中，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杀。保罗被判处的惩罚是放逐，监督执行的任务最早被交付给骑兵主将赫莫杰尼斯，结果他因而送掉性命。正统教会的信徒起来反抗，要保护他们的主教，赫莫杰尼斯的豪华住宅被烧得片瓦不覆，帝国最高阶将领被脚镣手铐拖过君士坦丁堡的街头，死后尸体还受到示众的污辱。赫莫杰尼斯的下场使菲利普得到教训，禁卫军统领为了应付同样的状况，先期完成很多准备工作，之后卑辞相求，伴随保罗前往宙克西普斯浴场。这里有便道与皇宫和海边相通，并且已在花园阶梯的下面准备好一艘船，很快可以扬帆远航。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有这种亵渎神圣的事情发生，主教已经被押上船开往帖撒洛尼卡。他们立刻惊讶而气愤地看到，宫殿的大门打开，篡夺者马其顿尼乌斯在一辆高大的战车上，坐在统领的旁边，一队卫兵拔出剑在四周保护，军队的行列向着本座教堂前进。阿里乌斯派和正统教会的信徒情绪高涨，冲过去抢占这个重要的据点，在混乱的暴动中有3150个人丧失生命。马其顿尼乌斯在正规部队的支持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他的统治受到骚乱和暴动的干扰。即使与争论主题最无关的原因，也足以酝酿和点燃引起社会混乱的火焰。存放君士坦丁大帝遗体的小礼拜堂很可能受到破坏，主教就将庄严可敬的骸骨移到圣阿卡西乌斯教堂。这种审慎而虔诚的措施，被坚持主张“本体同一”教义的宗派描述成最邪恶的亵渎神圣行为，于是他们立即全面备战，奉献给神的地面被当作战场。有位教会历史学家提到了一件真实的事件，绝非修辞的比喻：教堂前面有一口水井，从柱廊和邻近庭院流进的鲜血，都从井口满溢出来。作者把暴乱归于宗教缘故，等于透露出没能够充分了解人性，但必须承认，动机能够误导宗教狂热所具有的诚挚，借口可以掩盖私心自用而产生的激情。被镇压下去的仇恨在另一个案例中再次爆发，成为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愤怒情绪的接续者。
君士坦提乌斯的怒火上升根本不需要有叛逆的罪行和武力的抗拒，就是首都的群众动乱和党派的犯罪行为，就足以触怒他残酷而专制的性格，因为这等于反对在他统治下的权威和宗教。他通常的惩处方式是死刑、放逐和籍没财产，在施行时尽量以“宁枉勿纵”为原则。希腊人对两名教士尊以圣名而永矢勿忘，其中一位是读经师，另外一位是副辅祭，被控谋害赫莫杰尼斯，定罪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被斩首。君士坦提乌斯有一份诏书反对罗马正统教会，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所以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诏书规定，教徒凡是拒绝接受阿里乌斯派主教的圣餐礼，特别是马其顿尼乌斯亲自主持的仪式，会被剥夺教会的豁免和基督徒的权利；强迫他们放弃教堂的所有权，严禁在城市的城墙之内举行集会；授权马其顿尼乌斯运用宗教的狂热，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各行省执行这项不公正的法律，地方政府和军队都要直接服从他的指挥。
为了支持本体相类的教义，半阿里乌斯派的暴政运用各种残酷的手段，不仅超越君士坦提乌斯授权的范围，也使得他的统治蒙受羞辱。教堂对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勉强前来的教徒举行圣礼，这些人都拒绝接受马其顿尼乌斯的神召，憎恨他所尊奉的教义。授予妇女和儿童的洗礼仪式上，教士把他们从朋友和父母的手里硬拉过去；用木头做的器具让领圣餐的信徒保持口部张开，将当作圣体的面包用力塞进他们的喉咙；用红热的蛋壳去烧灼娇柔处女的胸部，或是用尖锐而沉重的木板很不人道地压住。
君士坦丁堡和邻近地区的诺瓦替安派，非常坚决地赞同“本体同一”，与罗马正统基督徒几乎难以分辨。马其顿尼乌斯获得消息，帕夫拉戈尼亚有很大一片地区，全部居住的是此一教派的信徒，于是决定要使这些异端分子改信，不然就将他们全部绝灭。但是他不相信教会的传教士能发挥效用，于是亲自指挥一队包括4000员军团士兵在内的人马，出发去讨伐叛徒，要征服曼提尼姆整个区域，将之纳入教会统治的版图。诺瓦替安派的农夫被逼得走投无路，激起宗教的狂热愤怒，不惜牺牲也要与入侵的部队决一死战。虽然有很多帕夫拉戈尼亚人被杀，但罗马的军团竟被一群乌合之众击败，他们仅有的武器是斧头和镰刀。除了少数人员很不光荣地逃走，大约有4000士兵在战场丧生。君士坦提乌斯的继承人用简短而生动的文体陈述了帝国遭受的神学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在东方，这位君主的统治使他自己成为宗教和宦官的奴隶：“很多人被捕下狱，受尽迫害或是被强制放逐，成群的人被指为异端遭到屠杀，特别是在库济库斯和萨摩萨塔这些城市。在帕夫拉戈尼亚、比提尼亚、加拉太和很多其他的行省，城镇和村庄不是荒废就是完全受到摧毁。”
阿里乌斯争论的火焰正在焚毁帝国的生机，这时阿非利加的各行省受到外敌的蹂躏。这些具有超凡的宗教狂热的野蛮人被称为切尔库姆塞隆人，形成实力强大而且骇人听闻的多纳图斯派系(345 A.D.)。君士坦丁用严酷的手段执行法律，激起不满和反抗的精神。他的儿子君士坦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统一教会，结果却使得相互憎恨的情绪更为变本加厉，就是这样才造成教会的第一次分裂。两位皇室委员保罗和马卡里乌斯压迫当地民众并贪污腐败，虽然使徒有宝贵的训诫，但是伪善教会继承者的行为与之形成完全背离的对比。居住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村庄的农民，都是生性粗暴狂野的种族，并不完全信服罗马法律的权威，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在多纳图斯派导师的指引下，会被激起盲目而狂暴的宗教热诚。他们为主教遭到放逐、教堂遭到破坏、秘密的聚会遭到禁止，而一致感到愤愤不平。执法官员在军队的保护下对传教士施加的暴行，有时会被同样的暴力所击退。那些颇得民心的传教士在争执中丧失性命，粗野的信徒内心燃起熊熊怒火，要为他们神圣的殉教者采取报复行动。但由于他们既残酷而又轻忽，负责宗教迫害的大臣有时会让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然而突发的动乱所引发的罪行，让这些罪犯加速陷入绝望及民众的叛变中。
多纳图斯派的农民被驱离土生土长的村庄，很快改变勤劳工作的习惯，过着不事生产和剽掠抢劫的生活，就在杰图勒安沙漠的边缘结成剿不胜剿的匪帮。他们以奉献宗教的名义，不受教派里饱学之士的谴责。切尔库姆塞隆人的首领僭用的头衔是“圣徒队长”，因不易获得刀剑和枪矛，主要武器是巨大沉重的棍棒——他们称为“以色列人”，以及“赞美神”的著名口号。他们在作战中常这样大声喊叫，将恐怖传遍阿非利加毫无武备的行省。最初，他们抢劫很显然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但很快就超过这种限度，毫无节制地纵情于酗酒和贪婪的恶行之中。他们把剽掠一空的村庄放火全烧掉，用肆意妄为的暴虐手段统治毫无防守能力的国土，农业的耕种工作和商业的贸易行为全部中断。切尔库姆塞隆人还借口说是要恢复人类最早的平等，改进文明社会的恶习，为奴隶和债务人设置安全的庇护所，这些人就蜂拥而来参加他们神圣的阵营。他们要是没有遇到抵抗，仅是抢劫也就了事，但即使是最轻微的抗拒也会激起他们的暴行和谋杀。有些罗马正统教会的教士非常不谨慎，想要表现出虔诚的信仰，这些宗教狂热的野蛮人就用精细无比的手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对这些教士施加最痛苦的酷刑。切尔库姆塞隆人的勇气并不是完全用来对付无抵抗能力的敌人，他们与行省军队交战，有时也会获胜。在巴该的一次血战中，他们在开阔地区攻击皇家骑兵部队的前卫。多纳图斯派的信徒被捉后，遭受了同样的待遇，切尔库姆塞隆人的行为可以拿来和沙漠里的野兽相媲美。俘虏毫无怨言地丧生在刀斧下，或被火活活烧死。报复的手段很快就加倍奉还，对叛变的恐惧更为剧烈，相互之间的宽恕毫无希望。18世纪初，卡米萨德的迫害行动、无畏作风、犯罪程度和信仰激情，等于是切尔库姆塞隆案例的翻版。如果朗格多克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军事成就方面凌驾于努米底亚这些家伙之上，那么阿非利加人要更加决断和坚忍，才能维持强势的独立局面。
宗教的暴虐行为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但是多纳图斯派信徒的狠毒，是被一种很特别的狂乱所激发，他们的行为真正达到人神共愤的程度，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找不到与之相匹敌的例子。很多像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都恐惧活着，所以期望成为殉教者。只要自己的行为很神圣，那么他们就能为真正信仰的荣誉和永恒欢愉的希望而献身，至于死亡用何种方式或出于何人之手，这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有时会粗暴地扰乱节日祭典，亵渎异教庙宇，故意激起偶像崇拜者更强烈的仇恨，来给他们受到侮辱的神明报仇。他们有时强行闯进法庭，迫使受到威胁的法官立即下令将他们处决。他们经常在道路上拦住旅客，要求用棒棍把自己打死以成为殉教者，如果旅客答应就会给他报酬，如果不愿给予他们这份恩赐，他们就威胁要将旅客立即处死。当他们从别的方式中感到失望，无法达到求死的目的时，就会宣布一个日期，请他们的朋友和兄弟都来参加。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就在高耸的断岩上，自己头朝下纵身跳下去，有几处悬岩因宗教自杀的人数众多而闻名于当时。对于这些绝望的宗教狂热所产生的行动，有些人视之为神的殉教者而加以表扬，另外一部分人则产生憎恶，认为是撒旦的牺牲者。然而公正的哲学家会发现，这种不认输的倔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趋于极端的决裂作风，完全是源于犹太民族的性格和特质。
基督教会内部分裂，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教会的和平，玷污教会的胜利，哪怕是很简单地加以叙述，也等于肯定一位异教徒历史学家的说法，赞同一位德高望重主教的指责。阿米阿努斯由于本人的经历，相信基督徒之间的仇恨更胜于野兽对人的仇恨；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更是悲痛地哀叹，基督徒彼此不和已使天国一片混乱，变成黑夜的风暴和可怕的地狱。当代情绪激烈而怀着偏见的作家，总把一切功德都归于自己，将一切罪过都推给敌人，因而描绘出天使与恶魔的会战。我们冷静的理智否认邪恶或神圣的怪物竟会保持如此纯粹和完美的特性，应该把大致相等或不分轩轾的善与恶，归于称为正统基督教和异端邪说的敌对两派。他们原是孕育和成长在同一个宗教环境和政治社会之中，对于现世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恐惧，就比例上来说应大致相等。任何一方的错误都可能是无意而为，信仰都可能是真实无虚，行为都可能是值得嘉许或败坏不堪。他们以同样的目标激起奋斗的热情，有可能交互轮替滥用宫廷或人民对他们的支持。阿塔纳修斯派和阿里乌斯派在形而上学方面表达的意见，不会真正影响到道德质量。他们从福音书纯真而简单的训诫中得到的体会，使得行为受到偏执和不宽容思想的驱使。
有一位颇为自信的现代作家，他的历史著作被加以许多政治和哲学方面受人尊重的称号，在书中他批评孟德斯鸠那近于怯懦的谨慎，说他在叙述帝国衰亡的原因时，竟不曾提到君士坦丁所订的法令，取缔了异教的崇拜活动，使得很多臣民失去他们的祭司、庙宇以及公开的宗教信仰。这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一向重视人权，竟然不经思考就轻率接受了基督教牧师含混的证词，那些人把心目中英雄所实施的迫害行动说成功绩。我们用不着看那条假想的，可能曾在帝国法典编成之前大放光彩的法令，只要把君士坦丁不再掩盖自己改变信仰的事实，不再害怕有人与他争夺王位后，写给古老宗教信徒的那封信拿出来，便再明白不过了。他用十分恳切的口气敦请罗马帝国的臣民，效法他们君王的榜样，但他同时又宣称，那些不愿睁眼看天空出现万丈光芒的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庙宇里供奉想象出的神明。有关异教的宗教仪式遭到取缔的传闻，君士坦丁在此正式予以驳斥，这是他奉行温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他非常明智地说，人类的习惯、偏见和迷信无法用外力强加克服。这位高瞻远瞩的君王既不曾违背神圣的诺言，也不会引起异教徒的恐慌，只是运用缓慢而谨慎的步骤，摧毁多神教毫无纪律和日趋腐烂的组织。他偶然会采取一些过于偏激的行动，尽管在暗中受到基督教热情的驱使，但是表面上却充分表现出为了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样子。
君士坦丁试图摧毁古老宗教的基础，看起来像是为了整治其所引发的破坏作用，他仿效一些贤帝明君的做法，用严厉的刑罚禁止玄虚诈欺和亵渎神明的占卜术。这些幻术挑起人们异想天开的希望，有时会刺激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野心分子，不惜铤而走险危及社会的安全。对于已被公众认为虚幻不实毫无作用的神谕，他保持沉默，根本不加理睬。尼罗河畔的女祭司受到取缔，君士坦丁自己行使监察官的职权，下令将腓尼基的几所庙宇全部拆除，因在那里为了向维纳斯献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形形色色的淫乱活动。作为帝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很多方面来说，是靠着牺牲希腊和亚洲那些富裕的庙宇才能修建完成，并且拿那里抢来的物品把它装饰得富丽堂皇。神圣的财产被没收；神灵和英雄的雕像被搬运一空，被当成满足好奇心的艺术品，而不是崇拜的偶像；抢来的金银则被重新投入流通市场。那些行政官员、主教和宦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同时满足他们的宗教热忱、贪婪私欲和复仇之心。然而，掠夺活动毕竟局限于罗马世界的小部分地区，而且这些行省早已习惯君王和前执政官的籍没和搜刮，只有忍受他们利用暴政做出亵渎神明的行为，不过他们并没有企图破坏古老宗教的嫌疑。
君士坦丁诸子遵循着父皇足迹前进，情绪热烈且肆无忌惮，掠夺和压迫的借口日益增多，基督徒的不法活动受到百般保护，所有发生争议的问题都被解释为异教徒的过失。在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执政期间，毁坏庙宇的行为被当作庆典加以颂扬。君士坦提乌斯颁布一项简明法令，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认为这样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今后不必发布任何禁令：
立即关闭所有地方和城市的庙宇，全部派人严格看守，任何人无权违背此规定。帝国的臣民都不得奉献牺牲，任何人胆敢犯下此一罪行，就会受刀剑加身的惩治，被处决后财产将没收充公。言明在先，行省总督对上述罪犯惩办不力者，将受同样的刑责。
但是，这道严酷的诏书可能写成以后未曾公布，或者是公布以后却未曾执行。具体事实的例证和现存的黄铜及大理石纪念物可以证明，在君士坦丁诸子统治期间，异教徒的祭拜活动一直在公开进行。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仍然有一大批庙宇受到人们的崇敬，并未遭到毁损。笃信异教的群众有幸在地方政府的赞同或默许下，热烈享受献祭、拜神和游行的活动。这道血腥的诏书发布以后又过了四年，君士坦提乌斯亲自拜访罗马的神庙，表现十分得体。一位异教的演说家公开推崇，认为是值得而后君王效法的榜样。叙马库斯说道：
在位皇帝已同意灶神处女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将祭司的神圣地位赋予罗马的贵族，批准支付公众祭祀和牺牲费用的津贴。而且，尽管他自己信奉另一种宗教，但绝对无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取消神圣的古老宗教活动。
元老院仍然通过庄严的敕令，把过去的君王封为神明，君士坦丁死后也和他生前百般诋毁和诬蔑的众神坐在一起。努马首先设立祭司长的名衔、章纹和特权，为奥古斯都所僭用，七位基督教皇帝都毫不犹豫地接受。皇帝从被他们抛弃的宗教所获得的信仰绝对统治权，比起他们从信奉的宗教中所获得的要大得多。
基督教的分裂延缓了异教的衰亡，皇帝和主教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热诚要全力进行反对“非基督徒”的圣战，在他们看来国内的叛乱罪行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根据已建立的不宽容原则，这种根除偶像崇拜的做法非常正当。轮流在帝国宫廷当权的敌对派系，对于尽管拥有强大力量却日渐陵夷的教派，还是不愿彼此关系疏远甚或无谓地得罪。一切有关权威和潮流、利害和理智的动机全都对基督教有利，只是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普遍感受获得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时，两三个世代的时光就已经过去。一个源远流长的宗教，很晚才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后来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并非是因为这些人经过慎思明辨的考虑，仅仅不过出于旧日的习惯使然。国家和军队的荣誉都被毫不珍惜地赏给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的所有臣民，相当多的知识、财富和勇气仍然被用于为多神教效力。议员、农民、诗人、哲学家的迷信来自不同的根源，但是他们对庙宇里的神明同样都很虔诚。受到禁止的教派获得了让人感到耻辱的胜利，无形中激起他们狂热的情绪。而由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帝国的指定继承人，一位从蛮族手中解救高卢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雄，现在已在暗中信奉祖先的宗教，他们的眼前又开始出现曙光。
见allname.md
罗马人在宦官和主教可耻的暴政下痛苦呻吟时，赞扬尤里安的声音除了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无法听闻外，早已欢天喜地地传遍整个帝国的其他角落。日耳曼蛮族畏惧年轻恺撒的强大兵力，尤里安的部队与他并肩作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感激的省民在他的统治下欢欣地庆贺。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佞臣，为他的德业所激怒，总是秉持着一种奇怪的想法：人民的朋友就是宫廷的敌人。打一开始，尤里安的名声在宫廷中就受到怀疑，弄臣对于运用讽刺的言辞来损人很有一套，他们经常卖弄这种伎俩并得到皇帝的赞赏。这些小丑认为尤里安的简朴生活，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而对于有哲学家气质的武士的穿着和人品，他们竟用“被发左衽”“沐猴而冠”等荒谬的字眼加以嘲笑。他们认为这位恺撒处理公务的能力是多嘴希腊人虚张声势的传闻，这个投机取巧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古树参天的学院里学会战争艺术。恶意诬蔑的声音终于被胜利的欢呼所压倒，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征服者不再被当作蔑视的对象来肆意戏弄，君士坦提乌斯把部下的功劳据为己有，以满足自己卑鄙的野心。
按照古老的习俗，君士坦提乌斯在用月桂冠表彰荣誉的信函中，以君王的名义将之发布到各行省，里面却根本不提尤里安的功绩：“君士坦提乌斯综揽全局，调度有方；临阵当先，激励斗志；指挥若定，获得大捷；呈献战场生擒的蛮族国王，必使战胜之英名永垂不朽。”事实上，他离战场的距离还有40天的行程。 像这样过分夸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就是皇帝也不能自欺欺人。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私下认为，罗马人的称誉和关爱，是随着尤里安的地位上升而来的，因此内心产生不满，这使他听信技巧高明的阿谀者那些恶毒的谤言。他们策划了害人的计谋，表面看起来不仅光明正大而且振振有词。他们非但没有抹杀尤里安的功勋，反而承认并夸大他有极高的声望、优秀的才能和卓越的功绩。但是他们在暗中毫无根据地影射：如果善变的群众肆意妄为，拥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果获胜军队的主将，受到报复私仇以及独尊野心的诱惑，那么恺撒的德业很快就会转变为危险的罪行。君士坦提乌斯在御前会议中将他个人的恐惧解释为对公众安全的顾虑，但是在私下里甚至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是用畏惧夺权来掩饰他对尤里安无与伦比德行的痛恨和嫉妒的心态。
高卢平静无事而东部各行省却危在旦夕，这为皇家的大臣们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极为合理的借口，来施行他们卑劣的计谋。他们决定解除尤里安的兵权，把用来护卫他的个人安全和高贵地位的忠心耿耿的部队全部召回去。那些身经百战而又身强力壮的老兵，在莱茵河岸征讨凶狠的蛮族，现在要被调到遥远的战场对付波斯国王。就在尤里安趁着在巴黎冬营期间，手里掌握行政大权，可以尽心发挥全力推行政务时，有一位护民官和一位司法官匆匆抵达，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异。他们带来皇帝的命令，让他贯彻执行，不得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是：将尤里安统治下的凯尔特人、佩图兰特人、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组成四个军团 ，这些蛮族士兵虽然目前军纪良好、威名大振，但全部要调离他的麾下。同时其他的部队每个单位要挑选300名最勇敢的青年，这些人数众多的特遣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卢军队的精华，要立即开拔加速行军，竭尽全力在战役开始前抵达波斯的边界。
恺撒心中已经预料到这道命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感到极为悲伤。为了使参加协防军的志愿人员踊跃投效，特别规定他们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被调到别的地区去打仗。这事关帝国的信用和尤里安的荣誉，所以一定要保证遵守双方约定的条件。背约和高压的行为，使日耳曼不受羁绊的武士丧失信心，激起他们的愤怒之情，就他们而言，诚实是最高贵的德行，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过去，军团的成员享有罗马人的头衔和特权，应征入营防守共和国的疆域；但是现在这些佣兵部队，听到共和国和罗马古老的名字，根本无动于衷。高卢是他们出生的家园，他们全心全意依附着这片土地，过着自古以来所习惯的生活。他们喜爱尤里安，从内心对他表示感激和钦佩，同时轻视并痛恨皇帝。他们害怕劳累不堪的行军、波斯人如雨的箭矢和亚细亚炽热的沙漠，因而提出抗辩。他们认为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神圣的责任。所以，他们奉献自己只为了拯救家园，却已经没有余力去做分外之事。高卢人得知了迫在眉睫和无法避免的危险，这更加深了他们的忧虑和苦恼，等到行省的兵力被抽调一空，日耳曼人失去了武力的震慑，就会违反所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尤里安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精神依旧，但是军队的实际战力已经虚有其表，在无效抵抗之后，人民和皇帝必然会将国家的灾难归罪于他，而他不是成为蛮族营地的俘虏，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的罪犯。
假如尤里安遵从接到的命令，等于是给自己签下死刑判决书，有受他提拔的部下也都会被株连；但正式拒绝是叛逆行为，不啻在向君士坦提乌斯宣战。皇帝冷酷的猜忌心理、带有绝对权威的命令再加上奸诈的计谋，使尤里安没有辩白和解释的余地，何况恺撒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很难借故拖延时日以从容思考谋求对策。独坐愁城更增加了尤里安的忧虑，宦官早就怀着恶意把萨路斯特从现职调走，现在连能放心商量的人都没有。他甚至不能用大臣的背书来加强说明的分量，因为他们也害怕因涉入本案而随着高卢一起毁灭。解除兵权的时机事先经过仔细的考量，正值骑兵将领卢庇西努斯 被派到不列颠，去驱退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以及弗罗伦提乌斯为了估算贡金前往维埃纳。后者是一个狡猾而腐败的政客，遇到紧要关头不愿分担责任，一直规避与尤里安见面，因尤里安曾向他表示，在君王主持的会议中，任何重要的决定，一定要统领出席才有效。此时，恺撒因宫廷信使言语粗鲁和纠缠不休的请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甚至表示，如果他想等大臣回来再处理，那等于是承认自己犯下拖延的罪行，连带使他们也将遭到处决的命运。尤里安没有抵抗的能力，但也不愿执行命令，于是用很慎重的词句请求辞去恺撒的职位，甚至说这正是他的意愿。然而对于紫袍，他无法光荣保有，更无法安全舍弃。
经过痛苦挣扎后，尤里安迫使自己承认，卓越的臣民应以服从为美德，只有君主才够资格判定全民福祉。他发布命令，贯彻执行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有些部队开始向阿尔卑斯山进军，从几个守备部队抽调出来的特遣队，行进到指定地点集结。士兵穿过成群惊惶而恐惧的省民时感到极为困难，群众想用无言的绝望或大声的哀鸣来激起他们的怜悯，士兵的妻子手里抱着幼儿，混合着悲伤、柔情和愤怒的语气，指控丈夫将她们抛弃。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使恺撒起了恻隐之心，派出相当数量的驿车运送士兵的家人， 尽力抚慰他给大家带来的艰苦。这些可视为最高明的手段，更增加了恺撒个人的声望和戍边部队的不满。一大群武装人员的悲痛很快产生暴戾之气，他们的怨言在帐篷之间传播，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肆无忌惮，他们心里开始酝酿大胆的反叛行动。在护民官默许下，一份诽谤文字在一个极为恰当的时机于暗中散布，生动描述恺撒被罢黜的羞辱、高卢军团受到打压的痛苦以及亚细亚暴君的卑劣恶行。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奴仆对于危险情势的发展，感到惊慌且已提高警觉，逼着恺撒尽快让部队开拔，但对于尤里安诚恳而明智的劝告，没有经过考虑就加以拒绝。尤里安的意见是部队不要行军通过巴黎，并且暗示最后的会晤会产生危险和诱惑。
收到部队快要接近的通报，恺撒亲自前往迎接，他登上建在城门前一块平地上的将坛，在仔细辨识军官和士兵以后，根据他们的阶级和功勋，特别加以示意。尤里安在部队的环绕下，对他们发表精心推敲过的谈话，他用感激的语气赞许他们的战功，鼓励他们要用英勇的姿态接受赐予的荣誉，这会使他们受到极有权势而且出手慷慨的君主的另眼相看，同时训诫他们在奥古斯都的指挥下，要心悦诚服地从命和立即奉行。士兵担心不合礼仪的喧嚣会触犯他们的统帅，更担心这会让人怀疑是他们受到收买而伤了大家的感情，只有保持沉默，克制内心的激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踌躇一阵以后，部队解散回到驻地。恺撒招待麾下重要的军官，用很温馨的话语提到大家的友情，希望能报答一起赢得胜利的伙伴，可惜现在因为大家即将分离而失去了这份荣幸。他们离开宴会时，心中充满哀伤和困惑，也为未来崎岖的命运而懊恼不已，迫得他们告别敬爱的主将和自己的家园。现在他们只有鼓起勇气，众志成城，不得已采用权宜的办法，才能使高卢的军队不致分崩离析。大家这股怨气慢慢形成一场真正的叛乱，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抱怨，使得不满的情绪急剧高涨，再加上饮酒消愁，激昂的热情完全失去控制。在离开的前夕，部队纵情于毫无节制的饮宴之中。到了午夜时刻，冲动的群众手拿着刀，执着弓，带着火把，蜂拥到郊区围住皇宫 ，根本不理会这一行为极有可能会在未来给他们带来危险，他们大声叫出致命而无法收回的字眼：“尤里安·奥古斯都!”烦恼的恺撒在悬而未决时，思考受到混乱欢呼声的干扰，他只得紧闭宫门不加理会。现在他把持住自己，让他本人和尊贵的地位不要与夜间产生骚动的意外事件扯上关系。
到了次日清晨，士兵因无人理会而情绪冲动，强行进入皇宫，到处找寻他们要拥立的对象，拔出刀剑护卫尤里安通过巴黎的街道，将他安置在将坛上，不断用皇帝的名号向他欢呼致敬。他身为皇室后代子孙，谆谆受教于审慎和忠诚，抗拒叛逆的计谋，不以受到暴力胁迫为托词，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德行。于是他转过来要说服群众，更要坚定自己不变的意念。尤里安时而乞求他们的怜悯，时而则表现出自己的气愤，恳请他们不要玷污不朽胜利所带给他的声名。同时他提出保证，只要他们即刻恢复原来的忠诚，从皇帝那里获得的不仅是表示感激的赦免，甚至连惹起义愤的命令都可以撤销。但士兵自知已经犯下大罪，他们要的是尤里安的衷心感谢而不是皇帝的大发慈悲，大伙的热情逐渐变得没有耐心，等到失去耐心就会产生无法克制的狂怒。毅力惊人的尤里安在大家的祈求、指责和威胁下，一直坚持到这天的第三时 还是没有屈服，一直到最后他确信，要想活命，就必须答应登基。他在部队一致的欢呼声中，升坐在临时拿来的一面盾牌上，一个制作得很精美的项圈正好用来作为皇冠 。他答应发放给士兵们一笔相当数目的犒赏 ，最后才结束登基大典。新即位的皇帝不知是真的悲伤到了极点，还是表面上装腔作势，很快回到寝室最幽暗的角落，不再现身。
尤里安的悲伤是出于他的清白无辜，但是有些人根据传闻，不相信他的动机和表白，在这些人的眼里，他的清白无辜显得极为可疑。他具有活跃而积极的心灵，能容纳各种对立的概念，像是希望和畏惧、感恩和复仇、责任和野心、爱护声誉和害怕指责。但是要从这些情绪中计算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所占的分量，进而确定行为的原则，都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这些行为可能逃避旁人的观察，而所依循的原则是用来指导或迫使尤里安采取行动。部队之所以产生不满，完全是敌人恶意的阴谋诡计，他们发生暴乱是基于利害和情绪的自然影响。要是尤里安想用外表看来很类似的偶发状况，掩饰他早有深远计划的行事，那么他必须施展最高明的策略，不仅无此必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他当着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密涅瓦，以及所有其他神明的面，发表很严正的声明，一直到拥戴他当皇帝的前夜，还完全不知道士兵的图谋。要是对一位英雄的荣誉和一位哲学家的诚实，都秉持怀疑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气度未免太过于狭窄。
然而尤里安抱着迷信的想法，认为君士坦提乌斯是神明的敌人，而自己是神明的宠儿，这可能鼓励他去盼望和恳求登极即位的幸运时刻尽快到来，天命注定了他能为罗马人恢复他们那古老的宗教。当尤里安接到叛变的消息，带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想暂时先休息一会儿。事后他告诉朋友，说他看到帝国的保护神在房里等候，带着不耐烦的神色催他赶快进去，责备他缺乏勇气和野心。他极为惊异而且感到困惑，于是向伟大的朱庇特祈祷，立刻收到明确的神谕，他必须遵从神的旨意和军队的要求。这种说法完全违背理性的原则，不仅引起大家的怀疑，也在规避我们的探查。无论他是否在暗示他那高贵的心灵已经充斥着宗教狂热的精神，但是要是尤里安如此加以轻信，或者是玩弄狡猾的手段，就已经证明他的德行和正直的最重要原则被腐蚀了。
安抚拥戴者的过度热情，保护敌对方面的人员，防范暗中的阴谋活动，但是表面要等闲视之以免产生意外，危害到君王的生命和尊严，这是新登基的皇帝第一天最关心的工作。尤里安决心要维护既有的地位，并仍想要拯救国家不陷入内战的惨剧，拒绝与君士坦提乌斯的优势力量一争高下，始终不愿让忘恩负义的指责有损自己的人格。在军队旗帜和皇家仪仗的装饰下，尤里安出现在战神广场的士兵面前。全体人员生气勃勃充满热情，为他们的门生、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的朋友能够登上帝座而感到兴奋不已。尤里安简单叙述过去的胜利，叹息所遭受的痛苦，称许正确的决定，激起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同时阻拦他们轻率的冲动。他特别提到，东部的皇帝只要愿意签署相互平等的条约，他们必须放弃征战的念头，以平静保有高卢各行省为满足，而如果他无法获得部队严肃的认同，那么他就不解散这次的集会。
尤里安以这样的理念为基础，用自己的名义以及军队的副署，写了一封言不由衷但相当克制的信函，由御前大臣彭塔狄乌斯和寝宫总管优锡里乌斯前往传送，并且指派这两人充当使臣，负责接收回信，观察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和神情。这封信的署名依然用着恺撒的谦恭称呼，尤里安虽然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却断然要求君士坦提乌斯认可他奥古斯都的头衔。这次晋升不合常规，但仍然是正当的行为，基于部队的义愤和胁迫只有勉强从命。他承认他的兄长君士坦提乌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保证每年呈送诸如西班牙马匹之类的礼物，挑选相当数量的蛮族青年用来补充东部的军队，接受君士坦提乌斯依据权责和忠诚所挑选的禁卫军统领，但是他自己保有军队、税务和治理阿尔卑斯山以北各行省的权力以及所有文职和军职官员的任命权。他规劝皇帝多向公正的老成之士请教，不要相信私心自用的阿谀者的阴谋伎俩，他们就想趁着混乱大捞一笔。他劝皇帝接受这个公正而光荣的条约，这对国家和君士坦丁家族同样有利。尤里安在这次谈判中，除了到手的利益并没有要求得到更多，他职责所及的范围长久以来包括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各行省，这些行省仍旧会服从更有独立自主权势的西部皇帝。士兵和人民听到事情解决的消息感到极为喜悦，庆幸于自己的双手无须沾染犯罪的血迹。弗罗伦提乌斯成为亡命之徒，卢庇西努斯是被关的囚犯，凡是不满新政府的人员全部被解除武装，但是他们的安全也能得到保护，留下的空缺按照功绩推荐，由君王分派任命官员，根本不理会宫廷的钩心斗角和士兵的鼓噪叫嚣。
进行和平谈判要有实力做后盾，必须拿出全副力量准备战争。尤里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开始征兵，扩充编制，把军队掌握在手里并保持随时可以出动的状态。马格嫩提乌斯的党徒之前遭到残酷迫害，使高卢充满无数逍遥法外的帮派和强盗，对于他们所信任的君王，这帮人很高兴接受他的招安，愿意服从军纪的节制；但是君士坦提乌斯本人和他的政府，还对这些不法之徒保持势不两立的仇恨态度。这年到了适合大军作战的季节，尤里安亲自率领军团，在克里夫斯附近的莱茵河上架桥，准备惩罚阿陶里人不守信用的犯罪行为。这个法兰克人的部落在分治帝国的边界上肆意掠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前所未有的冒险，行军要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以前君王认为难以进入的国土，最终尤里安征服了敌人获得光荣胜利。
等他赐给蛮族和平后，他从克里夫斯到巴西尔沿着莱茵河巡视防务，考察的重点是从阿勒曼尼人手里光复的区域，越过遭受蹂躏最惨重的贝桑松，然后在次年冬天将大本营设在维埃纳。这条高卢的天堑在增添碉堡工事后，已经改进和加强了防御的能力。尤里安希望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就算他无法亲身在此坐镇，慑于他远播的威名，蛮族也不敢轻举妄动。瓦多迈尔是阿勒曼尼人当中唯一令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君王，这个狡猾蛮族的作为和行动，将影响到其他部族遵守条约的义务。瓦多迈尔的部队不受季节的限制，可以随时出兵，危险的战争威胁到地区的安定。尤里安运用计谋奇袭了阿勒曼尼人的君王。瓦多迈尔因为职责需要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毫无戒心地接受了罗马总督的邀请，在宴会当中被逮捕，被当作俘虏送到西班牙的内陆去囚禁。等到蛮族从极度惊愕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皇帝已经率领大军来到莱茵河，接着渡河抵达对岸，在第四次的远征行动中，重新让敌人对他产生悚惧的印象，获得蛮族的敬畏。
尤里安派出的使臣接到训令，要竭尽全力完成重要的任务。但是，在他们通过意大利和伊利里亚时，行省的总督故意加以阻挠，要求办理各种费时的手续，使得行程受到耽搁。从君士坦丁堡到卡帕多细亚的恺撒里亚，这段路更是缓慢得让人心焦，最后终于获得同意觐见君士坦提乌斯。这时皇帝从官员送来的急件中获知了最不利的消息，让他对付尤里安和高卢军队的希望落空。他带着不耐烦的表情听读来信，战栗的信差在气愤和轻蔑的眼光下辞下去，君王的容貌、姿态和狂暴的语气，表现出内心的混乱。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由于一位是海伦娜的兄弟，而另一位是她的丈夫，双方可以重归于好，现在因公主的死亡，两人的关系也随之瓦解。海伦娜曾经多次怀孕，但是次次流产，最后还因此丧失性命。优西比娅终其一生对尤里安保持善意的好感，甚至还会对海伦娜产生嫉妒的心理，同时她那温和的影响力，使君王能够节制愤怒的情绪。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在优西比娅死后，开始自暴自弃地纵情声色，完全落入宦官的奸谋和包围之中。
但是外敌侵略的危机使他不得不暂时停止惩罚私人的仇敌，转而向波斯边界进军，他认为不妨先明示条件。对于尤里安和他那一伙犯罪的死党，不法篡夺统治权，他有网开一面的仁心，因而提出严苛要求：僭越的恺撒要公开表示拒绝奥古斯都的称呼和位阶，这是来自叛徒的拥戴；他必须屈就过去的职位——权责有限、行事不能独断的臣子；他必须将国家和军队的大权，交到宫廷指派的官员手中；他必须相信自己的身家性命获得赦免，这项保证由加利克主教埃皮特克图斯公开宣布，这位阿里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宠臣。谈判在相距3000英里的巴黎和安条克之间进行，条约的磋商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没有任何成效。
尤里安很快体认到自制而尊敬的行为，对于不共戴天的仇敌，只是助长对手嚣张的气焰，于是很勇敢地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把生命和前途投入内战，誓要与君士坦提乌斯分出最后的胜负。他公开用军礼接见法务官李奥纳斯，对着专注的群众宣读君士坦提乌斯倨傲的信函。尤里安用谦和的语气郑重声明，为了对原来拥护他登基的支持者有所交代，只要他们同意，他就马上放弃奥古斯都的头衔。像这样装点门面的提议很快在那高呼着“奥古斯都尤里安，在军队和人民的授权之下，继续统治你所拯救的共和国”的声音下销声匿迹。群众的呼声就像雷鸣一样响彻整个广场，君士坦提乌斯的使臣吓得脸色苍白。尤里安接着读信函的后面部分，皇帝指责尤里安忘恩负义：他曾授予尤里安紫袍的高位，抱着关怀之心很仁慈地让尤里安接受教育，当尤里安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时，幼年生活都是他在照顾。
这时尤里安的情绪激动得无法克制，要让大家来为他主持公道，因此打断读信，不禁喊道：“说我是孤儿!杀害我全家的凶手，怎么会拿‘你是一个孤儿’来责问我？是他逼我报这血海深仇，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忘掉这件事。”集会解散后，尤里安费了很大的劲来保护李奥纳斯，没让群众拿他发泄心头的怒气，然后让他带着回信去回报自己的主子。尤里安表现出滔滔雄辩的豪放气势，带着藐视、痛恨和愤怒情绪，将忍耐了20年之久的压制和痛苦，全部都发泄出来。送出这个消息后，战争已经箭在弦上势不可免。尤里安在几周前庆祝基督教的显观节期间，公开宣布要不朽的众神保佑他的安全，这等于正式拒绝君士坦提乌斯的友情和宗教。
尤里安的处境立即获得改善，形势更为有利。他从拦截的信件中得知，敌手身为国君，却要牺牲国家的利益，再度诱使蛮族入侵西部的行省。有两个仓库区，一个已经整备完毕，位于君士坦斯湖边，另一个位于科蒂安阿尔卑斯山山脚，由它们的位置可以推断出两支大军的进军方向。每个仓库区储存60万夸脱的小麦或是面粉，这等于是很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敌军的实力和人数，能够对尤里安实施夹击。但是皇家的军团仍然在亚细亚遥远的驻地，多瑙河的守备兵力薄弱，要是尤里安突然进犯，占领伊利里亚最重要的行省，除了大群士兵会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外，产量丰富的金矿和银矿可以为尤里安进行内战提供充足的经费。
尤里安将士兵集合起来，向他们提出大胆的冒险行动，鼓励他们对将领和自己要有信心，训诫他们要维护军队的名声，要使面对的敌人胆战心惊，让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并且要服从自己的长官。他那充满活力的谈话，使得官兵欢声雷动。就是同样的部队，当君士坦提乌斯召集他们离开高卢时，竟会拿起武器来反抗，现在倒是很快速地答应，要追随尤里安远赴海角天涯，生死与共。举行效忠宣誓典礼时，士兵们把盾牌敲得砰砰作响，拔出佩剑指着自己的咽喉，发出惊悚的誓言，要为解救高卢和征服日耳曼人领袖的事业献身，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看到这种庄严的保证出于感情而非责任，只有担任禁卫军统领的内布里狄斯表示反对，这位忠诚的大臣孤身一人毫无奥援，在全副武装的暴怒群众中，坚持主张君士坦提乌斯的权力，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只能成为空留虚名的牺牲品。他的一条手臂被剑砍断，只有投身到被他冒犯的君王膝下恳求保护。尤里安用自己的斗篷盖住统领，使他免于受到手下人员的伤害，让他安全返回家中。即使敌人幡然悔悟，但还是得不到尤里安的原谅。他把内布里狄斯遗留的职位授予萨路斯特，高卢的行省从难以忍受的高税下得到解救，享受尤里安友人温和而平等的施政作为。当他还是学生时，内心就受到爱民如子理念的熏陶，并决心要将之贯彻实施。
尤里安成功的希望并非仗恃部队的数量而是迅捷的行动，在进行大胆的计划前，先尽量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很审慎地设想可能发生的状况。要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审慎已无济于事时，就用英勇冲破难关，或者听任命运的安排。他在巴西尔的附近地区集结部队，然后指派任务命各将领分别展开行动。一部兵力大约有1万人马，遵从骑兵将领内维塔的指挥，兵锋直接指向雷提亚和诺利库姆的中部地区。同等兵力的部队，在约维努斯和杰维努斯的率领下，准备顺着公路采用斜进的方式，通过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的边界。将领接受的训令要点是：要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准确的前进方向；要编成接近而密集的纵队使行军的速度加快，这样可以因地制宜，很快变换成为会战的阵式；要派出强大的前哨和机警的卫兵，保障夜间的安全以避免受到奇袭；要能出人意料先行抵达，使敌人来不及编组抵抗；要能突然拔营离开以逃脱敌人的侦察；要尽量展现实力，让敌人闻风丧胆；最后是要与国君在西米乌姆的城下会师。
尤里安自己执行最困难而特别的任务，他挑选3000名作战勇敢而又行动积极的志愿军，要求像他们的首领一样，要有只进无退、冒险犯难的精神。他率领这群忠诚的伙伴，毫无所惧投身于幽暗的梅西亚森林中，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黑森林，山高树密，遮天蔽日，掩蔽着多瑙河的源头。尤里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他的行军、他的勤奋和他的勇气，在无所知晓的状况下克服了多少困难险阻；他强行通过山峦和沼泽，占领桥梁或是泅渡过河，沿着最直接的路线，根本不考虑到底是罗马人还是蛮族的地域。最后在拉蒂斯邦和维也纳之间出现，计划在这个地方搭载部队，然后在多瑙河上航行。由于协调良好的诈敌行动，他夺取了一小队轻型双桅帆船，这些船只当时下锚在岸边。通过这次出击为军队获得了足够的粮食供应，能够满足不讲究食物质量而胃口奇大的高卢军队。军队很勇敢地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水手都很卖力地工作，日夜不停地划着桨，加上非常稳定的顺风，整个船队在11天内航行了700英里。在他的敌人接到他离开莱茵河的信息之前，部队已经准备在波诺尼亚下船，离西米乌姆只有19英里。在漫长而迅速的航行途中，尤里安为他的冒险大业定下了目标。很早他就接受了一些城市派出的代表团所传达的归顺之意，立下了不战而胜的功勋，同时他在沿河夺取带有敌意的据点时，也尽量克制不用武力攻占，以免旷日持久，节外生枝。多瑙河两岸的群众观看到尤里安盛大的军容，预测会发生重大的事件。一位英雄人物率领无数西方军队用惊人的速度进军，将无敌的名声传遍邻近地区。
卢西利安的职位是骑兵将领，指挥伊利里亚的部队，他收到了可疑的报告，并没有轻易选择拒绝或相信，虽然内心感到非常困惑，但是依然提高了警觉。他为了集结部队，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仅动作缓慢，而且犹豫不决，这时他受到达迦莱法斯的奇袭。尤里安手下的这位行动积极的军官在波诺尼亚登岸后，带着一些轻步兵向前推进。被俘的将领未卜生死，骑着马被领去晋见尤里安。这时尤里安很仁慈地把他从地上搀起来。他看上去一副惊魂失魄、不知所措的样子，于是尤里安好言去除他的恐惧和惊慌。等卢西利安惊惶甫定后，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征服者表示不服，他说是由于自己一时不察，率领的兵力不足，才会自投罗网。尤里安带着藐视的微笑回答道：“像这样怯懦的强辩，留着对你的主子君士坦提乌斯去说吧!当我让你吻我的紫袍时，已经把你看成一位战败求饶的降将，并不是一位卖弄口舌的说客。”
既有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他的预判正确，也只有大胆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于是他率领3000名士兵继续前进，攻击伊利里亚各行省中最坚强、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他进入西米乌姆漫长的郊区，接受军队和民众喜悦的欢呼。他们头戴花朵，手里拿着点燃的细蜡烛，引导他们承认的国君到皇家的居所，全城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过了两天，赛车场也举行比赛来表示庆祝。在第三天的清晨，尤里安向着海姆斯山的隘道进军，占领了形势险要的苏西伊雄关。这里位于西米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中途，分隔色雷斯和达契亚的行省，面向东边的那一边地势极为陡峭，另一边则是平缓的坡地。他把防卫这个要点的责任托付给英勇的内维塔。他是指挥意大利支队的将领，能够达成主子的意图，贯彻行军计划，如期完成会师。
尤里安获得人民的效忠，无论他们是出于恐惧还是真心拥戴，他的威名已经远超过兵力所及的范围。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领是托鲁斯和弗罗伦提乌斯，他们两人同时拥有最高的官职，出任徒有虚名的执政官，但竟然不战而退，很狼狈地缩回亚细亚的宫廷。尤里安有时无法约束他那爱逞口舌之快的脾气，为了谴责两位执政官的行为，在编年实录上，将他们的姓名前面加上“逃亡者”的字眼。被最高行政官员放弃的行省，全部承认皇帝的权威。他能调和自己军人和哲学家的气质，无论是在多瑙河的营地还是希腊的城市，都得到同样的尊敬。
在他位于西米乌姆和纳伊苏斯的宫殿，也可说是大本营，他把一份详述自己行为的辩白书，分送给帝国各主要城市，公开列出君士坦提乌斯机密的信函，恳求大家站在公民立场来审判这两个竞争者，其中一位要把蛮族驱除殆尽，而另一位却要开门迎敌。尤里安被指责为忘恩负义，内心受到很深的伤害，这激起他的雄心壮志，他要在兵戎相见的局面下，维持优势的地位，不仅要在战争的艺术方面胜过敌人，就是诉诸情理的文字写作上，也要高人一等。所以他要写一封信函给雅典元老院和人民，他自己的热情受到附庸风雅的指使，促使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提交给当时已经堕落的雅典人；他同样以谦卑的敬意，就像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那样，要求在最高法院的裁判席上为自己辩护。
他向罗马元老院提出请求，而元老院仍旧可以赐予代表帝国权势的头衔，共和国虽然不存在，这种做法还是符合原有的形式。罗马郡守特图拉斯召开会议，宣读尤里安的信函，承认现在他已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尤里安的请求得到同意，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他用很间接的方式谴责君士坦丁的改革，但是大力抨击君士坦提乌斯的罪恶行径，听的人倒是颇有同感。如同尤里安本人在场一样，元老院齐声高呼：“吾等乞求陛下怜悯，天命所归，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很巧妙的表达方式，按照战争结局的不同有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说成是坦率地谴责篡夺者有负君恩，也可以说成是奉承的言辞：尤里安这次行动所带给国家的利益，可以弥补君士坦提乌斯所有的过失。
尤里安大举出兵和火速前进的信息，很快传到敌手那里。君士坦提乌斯自从沙普尔班师回国以后，在波斯战争之余获得了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表面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君士坦提乌斯公开宣布要回师欧洲，迎击尤里安的部队，除了提到这次军事远征行动对他而言就像打猎一样轻松以外，其他的都闭口不谈。等到营地搬到叙利亚的海拉波里斯，他向军队说明他的计划，轻描淡写提到恺撒所犯的罪行和草率的行动，毅然向大家保证：要是高卢的叛贼胆敢在战场对阵，光凭大家眼中发出的怒火，就能让他们撑不下去；要是听到大家在攻击时的呐喊声，他们马上就会一败涂地。皇帝的讲话获得军队的欢呼，海拉波里斯的议长狄奥多图斯流出奉承的眼泪，请求皇帝把叛贼的头颅赐给他们，好挂起来装饰城市。皇帝挑选一支特遣队乘坐驿车出发，要是可能就固守住苏西伊关口。原来用来对付沙普尔的兵员、马匹、武器以及仓库，全部转拨供作内战之用。君士坦提乌斯过去在国内获得多次胜利，使他的党徒对于成功抱持极为乐观的看法。书记官高登提乌斯用自己的名义据有阿非利加各行省，罗马的粮食供应被截断，这样出乎意料的事件，给尤里安带来极大的灾难，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驻防在西米乌姆的两个军团和一个弓箭手支队向尤里安投降。但是他根据很多消息来源，怀疑这些部队的忠诚有问题，特别是他们过去曾受到皇帝的青睐。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权宜的办法，就是借口高卢边区兵力空虚，调他们过去担任守备，这样一来，可以让他们远离未来行动最重要的地点。这些部队很勉强地到达意大利的边界，但是他们畏惧漫长的行军，以及要面对凶狠的日耳曼蛮族，于是在一位护民官的煽动下，决定留在阿奎莱亚不再前进，并且在这个难以攻陷的城市，在城墙上升起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机警的尤里安立即发觉这场灾难为害不浅，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在他的命令之下，约维努斯率领部分军队回师意大利，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奋力争先的勇气，开始围攻阿奎莱亚。军团的士兵拒绝接受军纪的制裁，发挥技巧和毅力来进行防御作战，号召意大利其他地方也拿他们的勇气和忠诚做榜样，威胁尤里安的退路。要是他们真的败在东方军队的优势兵力之下，可说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尤里安的人道思想，在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残酷抉择中得以保全，君士坦提乌斯的死亡恰得其时，使罗马帝国能够脱离内战的苦难。寒冷的冬天也无法将君主留在安条克，就是他的宠臣也不敢忤逆他急着要报复的欲望。他有点轻微的发热，或许是近来心神不宁引起，因旅程的劳累而加重病情。君士坦提乌斯过了塔尔苏斯山以后，在不到12英里远的小镇莫普苏克里尼停顿下来，经过短期的调养，终因大限已到而驾崩，享年仅有45岁，在位24年(公元361年11月30日)。他的本性混合着骄奢和软弱、迷信和残酷，在以往国家和教会重大事件的叙述中，完全表露无遗。多年的滥权使他在当代人的眼中是极具争议的对象，仅留下个人的功勋值得后代子孙的关注，君士坦丁最后一个儿子离开尘世，唯一对他的评论是说他遗传其父的缺失而非能力。
君士坦提乌斯在弥留之际，遗言要尤里安接位继承大宝，这并非不合情理，他留下年轻而温柔的妻子，要考虑她未来的命运，何况她还怀着身孕。临终时对妻儿的关怀之情，还是胜过永难平息的仇恨。欧西比乌斯和那批有罪的同伙，还抱着一厢情愿的打算，想要选出另一位皇帝，以延续宦官的当政。但是军队不愿从事痛恨的内战，抱着不屑参与的态度粉碎了宫廷的阴谋，指派两位高阶军官前往晋见尤里安，矢言帝国的军队要效忠他的麾下。这位君王原已制定了三种不同的对色雷斯发起攻击行动的计划，现在都可置之高阁，无须牺牲市民的生命，不必冒着激战的危险，他一手攫走全盘胜利所获得的利益。
尤里安急着重访出生地和帝国的新都，他从纳伊苏斯出发，穿过海姆斯山区和色雷斯的城市前进。当他到达赫拉克利亚时，相距60英里以外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全都前来欢迎。他在士兵、人民以及议员恭敬的欢呼声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都城(公元361年12月11日)。无数的群众满怀崇敬之心拥挤在他的身旁，而当他们看到这位在缺乏经验的幼小年纪就曾击败了日耳曼蛮族，现在一帆风顺从大西洋岸边，直穿整个欧洲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英雄人物，身材竟如此矮小，衣着又极为简朴，也许感到颇为失望。几天后，去世皇帝的遗体在港口上岸，他们的君王表现出悲伤的感情，不论真假，臣民均报以热烈的欢呼。他不戴皇冠，身着丧服，步行跟随送葬队伍一直来到安放遗体的圣使徒大教堂。即使他这种表示尊敬的举动可以解释为出于自私，纯粹因为死者享有皇室的出身和荣耀，但是他的眼泪毫无疑问向世人表明，他已经忘记死者对他的伤害，只记得君士坦提乌斯交托给他的责任。阿奎莱亚的军团确知皇帝去世后，便立即打开城门，以几位有罪的首领作为牺牲，很容易地就获得了尤里安的赦免，这可以说是出于谨慎，也可以看作是他慷慨的举动。他这时年仅32岁，在毫无争议下据有整个罗马帝国。
尤里安所习得的哲理教导他应考虑个人未来的行止得失，但高贵的出身和生活所面对的特殊遭遇，从不容许他有选择的自由。他可能真心喜爱学院的林园和雅典的社会，但迫于君士坦提乌斯早先的意愿以及后来不公正的做法，这些愿望全部无法实现，最后只有不顾性命和声誉只为赢得拯救帝国的伟大名声，要向世人和后裔保证对千百万人的幸福负责。尤里安记得导师柏拉图曾说：“管理国家和群众的工作，永远必须交托给特定的人物；要想规正各民族的行为，需要借助上天的智慧和众神的力量。”每当他想到这些话，便感到自身责任重大。据此原则，他得出正确的结论：任何人要想统治国家，便应力求使自己和神灵一样完美；应除去己身欲望，开阔眼界并调节情绪，不要让亚里士多德的比喻得逞，要降服那头将登上专制君王宝座的野兽。君士坦提乌斯已经死亡，尤里安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美德，或者也可能是虚荣的宝座。他藐视崇高地位，放弃享乐生活，永远勤奋地履行晋升高位加之于他的职责。要是他的臣民被迫按照这位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君王用来自我约束的严格作息，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动，没多少人会同意让他从皇冠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尤里安的饮食非常简单，有位经常和他一同用餐的亲密友人曾说，简单而清淡的膳食(通常总以蔬菜为主)使他始终保持身心健康和舒畅，随时充满活力去进行繁乱而重要的工作，他就像一位作家、一位教皇、一个文官、一位将军和一位君王的集合体。他在同一天里得接见好几位大使，给他的将领、文职官员、私人朋友以及统治下的一些城市，亲笔写下或口述大量的信函。他听人诵读刚刚收到的备忘录，考虑请愿书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说明自己的处理方案时，速度之快使得秘书连速记都有些来不及。他的思路敏捷，意志坚定，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手写、耳听、口授；还可以同时进行几个不同问题的思索，彼此不会干扰，而且从无差错。等大臣都回去休息之后，君王还在飞快地处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然后，匆匆用完餐便躲到书房中去读书，一直到事先安排好的应在晚间处理的公务打断他的学习和研究。皇帝的晚餐更为清淡，他从不会因消化不良而影响到睡眠。另外，他的婚姻生活时间不长，完全基于政治考虑而无爱情可言，此后洁身自好的尤里安再没有和任何女伴同床共枕。他的秘书在前一天已睡足，精神饱满地进屋来将他叫醒，他的仆人也要分班进来侍候。他们不知疲倦的主子除了工作，生活上毫无乐趣可言。
在尤里安以前的皇帝——他的叔父、兄弟以及堂兄弟，都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打着与民同乐的幌子，沉溺于赛车场很幼稚的比赛，虽然可以用来装点热闹的场面，他们也只能作为无所事事的观众，把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那里，直到24场比赛全部结束为止。在盛大的节日期间，尤里安明确表示自己不合时尚，对那种无聊的娱乐不感兴趣，即使是不得不在赛车场露面，往往也是毫不在意地看完五六场比赛后，像一位不耐烦的哲学家那样匆匆离开竞技场。他认为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用来为公众造福，或拿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便是最大的浪费。由于他惜阴如金，短暂的统治时间似乎被拉长。如果不是那些日期全都确凿无疑，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从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公元361年11月)到他的继承人出发前往波斯战场(公元363年3月)，其间仅有16个月的时间。尤里安的施政作为和功绩只能靠历史学家尽力保存，但是现存他留下的卷帙浩瀚的著作，成为展示皇帝的贡献和才智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厌胡者》、《恺撒》、几篇演说词，以及他反对基督教的一部巨著，都是在两个冬季的长夜里完成的，其中一个冬季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个是在安条克度过。
皇家宫廷的改革是尤里安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他住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以后，要找理发师来服务，立刻有位衣饰精美的官员来谒见。君王带着大惊小怪的样子叫了起来：“我要理发师，而不是管钱的主计长。”他询问这个人有关雇用他的报酬，知道除了一大笔薪水外还有优渥的津贴和奖金，每天分派20个仆人来伺候他，还有很多马匹供他使用。上千的理发师、侍酒和厨子，供应少数官员的奢侈生活，而宦官的数量只有夏日的虫豸可以与之相比。国君把功绩和德行所获得的优势让臣民来裁判，而要想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就只能讲究壮观的排场，在衣饰、饮食、居所和随从上竞相争胜。君士坦丁和他的嫡子营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运用很多不同花色的大理石，装饰大量的黄金材质；烹调最精致的美食，像来自遥远国度的禽鸟、越渡大洋捕获的鱼类，不是当令季节的水果、冬天的玫瑰和夏日的冰块，这些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出于炫耀的心理。皇宫御用人员的花费超过军团，然而维持奢靡宫廷的财富其实只要花费其中很少一部分，就足够身登宝座者使唤，甚至足以保持其显赫地位的华丽排场。国君故意炮制不计其数的卑贱职务，以及用卖官鬻爵的方式设立众多的内廷高位，让一无是处的小人购买特权，然后就可以不劳而获，靠着国家的经费来维持而后的开销。庞大皇室家族的浪费、增加的赏金和津贴，很快成为合法的债务。有些人为了逃避仇敌的陷害，或是想要讨取别人的欢心，最后到处送贿买个平安，使得这些傲慢的贱仆得以突然致富。他们滥用自己目前的运道，根本不考虑过去或未来的状况；他们将抢夺和贪污所得，纵情于不正当的娱乐，最后还是挥霍一空；他们穿丝质长袍，上面用金线绣出花样，餐桌上摆满各种美酒和丰盛的菜肴；他们建造自用的房屋，像古代的执政官那样四周围绕着农庄。就是地位最尊贵的市民，在大道上遇到宦官，也要下马恭敬地问候。皇宫的奢华挥霍让尤里安深感不齿，有时难免义愤填膺。他通常睡在地上，除了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别的他一无所取。同时他最感自负之处，不在于处处要争强斗胜，而是藐视皇家的排场。
为了要全面根除这场影响已超过实际范围的灾难，他急着去解救人民的痛苦，缓和他们喃喃不满的怨言。要是人民知道皇帝勤勉的成果竟被如此浪费，对于重税难免会产生不快的心理。但在执行这样重要而有益的工作时，尤里安却受到指责，说他的处置过于仓促而严厉。他通过一封诏书，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荒废得不堪用，很可耻地遣散奴隶和跟班的随扈行列。对于全心奉献服务皇室的家臣，不论他们的年资或是贫穷的状况，毫无例外全部被赶出皇宫，也不采取补救的慈善措施，那倒确实是尤里安的作风。他很少想到亚里士多德最基本的原则，真正的德行位于两个对立的恶行之间，与各自保持相等的距离，简单地说就是中庸之道。华丽和精致的亚洲式服饰，鬈发和化妆，项圈和手镯，让君士坦丁穿戴起来显得如此荒谬，一直受到他那哲学家风格的继承人的严词拒绝。为了不穿矫饰的服装，尤里安打算抛弃正当的礼仪，表现自己重视安贫乐道的精神，连梳洗和清洁的习惯都不顾。有一场讽刺剧在公众面前演出，戏中的皇帝不仅高兴而且很骄傲地谈到自己指甲的长度，以及被墨水染黑的双手，同时很郑重地声明，虽然他身体绝大部分长满毛发，但是他只用剃刀除去头部的毛发。他带着自满的神态，赞许自己浓厚稠密的络腮胡须，看起来像希腊的哲学家，内心真是不胜欢喜。要是尤里安向罗马的执政官询问对胡须的看法，他们会说看不起大流士和第欧根尼，认为他们留着胡须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
尤里安要是仅仅纠正前朝的滥权恶行，而没有惩治犯罪的人员，改革的工作仍旧不够圆满。在写给亲密友人的一封私函中，他提到：
我们现在能从海德拉吞噬一切的巨口里获得解救，真令人惊愕不已。我无意把这个称呼安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头上，他已过世，愿他平静地安息!但他那些奸诈而残酷的嬖幸，想尽一切手段来欺骗和怂恿君王，让他温和的天性被阿谀之言消除殆尽。不过，我的意图不是用高压的手段制裁这些小人。他们会遭到起诉，但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一样会获得公正无私的审判。
他从政府和军队的高阶人员中，提名六位法官负责侦办这个案件，为了免于恶意的指责，说他是在公报私仇，就将这个特别法庭设置在卡尔西顿——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这边的海岸，赋予审判官绝对的权力，可以宣判和执行最后的判决，不能推迟日期也不接受上诉。主席由年高德劭的东部统领，另一位同名的萨路斯特担任。他的德行和地位，能够化解知名的希腊诡辩家与基督教的主教之间的争执，使双方修好如初。口才出众的马梅提努斯在旁协助，他是年度执政官当选人，最大长处是乐于为善、相信别人。但是这两位官员在民事方面的智慧敌不过内维塔、阿吉罗、约维努斯和阿尔贝提奥这四位将领的凶猛暴力。其中阿尔贝提奥被认为获得秘密的授权，公众要是看到他在酒馆里倒是很平常，如果他出现在法庭上，那就令人感到很惊讶。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两支部队的领导人员，全部一身戎装，怒气冲天地围绕着法庭。法官在法律的公正和党派的叫嚣之间，受到影响而摇摆不定。
寝宫总管欧西比乌斯长久以来滥用君士坦提乌斯对他的宠爱，实行蛮横、腐败和残酷的奴性统治，为了惩治他种种不法行为，对他处以耻辱的死刑。保罗和阿波德尼乌斯被处死(前者被判活活烧死)，他们要为数百位罗马人的寡妇和孤儿负责。但这种赎罪的方式并不完全适当，因为这些人是遭到合法暴君的出卖或谋杀。但正义女神(要是我们用阿米阿努斯这种悲惨的表达方式)自己也要为乌尔苏卢斯的命运痛哭流泪。帝国财务大臣流出的鲜血，是对尤里安忘恩负义的指控，因在皇帝早年最不幸的时刻，诚实的大臣勇敢而慷慨地伸出援手。暴戾的士兵被乌尔苏卢斯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激怒，认为案情严重，要判处他死刑。皇帝感到十分内疚并且公众也对此多加指责，个人受到很深的伤害，为抚慰乌尔苏卢斯的家人，把充公的家产发还。在这年的年底，他们用禁卫军统领和执政官的纹章旗帜装饰法庭。托鲁斯和弗罗伦提乌斯向铁面无私的法庭俯首认罪，乞求大发慈悲饶恕他们的性命，前者被放逐到意大利的韦尔切利，但是后者被判处死刑。明智的君王应该奖赏托鲁斯的罪行，因为正是他的无能使得叛军高歌猛进，而他却拿恩主和合法君王的宫廷作为避难所。但弗罗伦提乌斯的罪行证明法官的严厉确实很公正，他逃避的行为更显出尤里安的宽宏大量。皇帝大义凛然制止告发人，不要为了图谋私利而进行辛勤的调查，即使自己非常气愤，也不愿打探这邪恶逃亡者的藏身之处。
卡尔西顿法庭解散后过了几个月，阿非利加的统领代理人书记官高登提乌斯和埃及公爵阿尔泰米乌斯，在安条克被公开处决。阿尔泰米乌斯是这个最重要行省的僭主，进行暴虐而腐化的统治；高登提乌斯长期以来用诽谤的手法，诬蔑尤里安本人和他的品格操守。然而审判和定罪的程序在执行时显得极为拙劣，对公众而言，他们像是君士坦提乌斯的支持者，因坚守忠诚的原则而遭到杀害，使得邪恶的罪犯反而获得莫大的光荣。至于服侍过君士坦提乌斯的其他人员，受到法条不咎既往的保护，可安享他们所接受的贿赂，无论是抵抗尤里安的军队，还是压迫孤独无依者，都不会遭到惩罚。这些措施在执行时必然会贬低皇权的无上尊严，但就治国最正确稳健的原则而论，实在值得我们的嘉许。尤里安因群众不断的请愿感到非常头痛，尤其是埃及人大声要求归还他们呈献的礼物，因为过去的政府行事太过草率或者违法。他预见到这令人困扰的案情会引起不断的诉讼，于是提出保证，要是这些埃及人能前往卡尔西顿，他愿亲自接见，听取他们的请愿并做出裁决。一般而言皇帝之言神圣而不可违背，但等这些人登岸后，他却颁布一道严厉的命令，禁止船员运送埃及人到君士坦丁堡。这些失望的当事人只有留在亚洲海岸，等到耐性和金钱全部消耗得一干二净，只能在不停的抱怨声中回到自己的家乡。
君士坦提乌斯招募了一支密探、特务和告发者大军，为使一人酣然入睡，不惜干扰数百万人的安宁，现在被心胸开阔的继承人全部解散。尤里安产生疑惧时会慎重处理，施展惩处时怀着慈悲心肠，基于判断、自负和勇气的效益，藐视叛逆的行为。他自认有莫大的功绩，相信他的臣民之中没有人敢在战场上与他交手，或者企图谋害他的性命，甚或坐上已空的宝座。哲学家能够理解不满情绪在仓促间发起的攻击，英雄人物瞧不起空有野心的计谋，知道叛逆分子会为情势所迫，完全谈不上机运或能力，全都无法胜任谋朝篡位的工作。安卡拉有个市民为自己准备了紫色的服饰，这只是轻率的违制行为，但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之下，能够将其定为死罪。这个市民有个敌人，想尽办法向尤里安提出控告。国君派人经过详尽的调查后，就派告发者带着一双紫色的拖鞋，送给这位市民当礼物，使他的特殊嗜好能够增加光彩。一件更危险的谋叛涉及十位贴身侍卫，他们决定在安条克附近的训练场下手刺杀尤里安，但由于饮酒过量而泄露了阴谋，被链条锁着带到自尊心受打击的君王面前。尤里安把他们邪恶而愚蠢的行为数落一顿后，并没有像他们想象那样将他们处以受尽酷刑的死罪，只是把两名首恶分子宣判放逐之后结案。只有一件案例让尤里安违反了他已成习惯的仁慈作风，那就是处决一名少不更事的青年。他幻想这个青年用无缚鸡之力的双手，抢夺执掌帝国的大权。但是年轻人是骑兵将领马塞卢斯的儿子，这位将领在高卢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背弃恺撒的阵营，成为共和国的叛徒。尤里安其实并没有因个人的气愤而任性施加报复，只是把儿子和父亲所犯的罪行混淆了，没有弄得很清楚。马塞卢斯的不幸使他得到了与君王和解的机会，对于公正的法律所施于他的痛苦，皇帝愿意尽力去治愈这个伤口。
尤里安并非不知自由权利的可贵，他从学习中吸收古代圣贤豪杰的精神。然而他的生命和机运，完全取决于一个暴君反复无常的个性。等他登上宝座，有时会觉得自己为之骄傲的品格受到了羞辱，因为宫廷的奴隶不敢指责他的缺失，也就没有资格称赞他的德行。他确实痛恨东方的专制政体，在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帝王漫长的80年统治后，这种体制终于在帝国建立。尤里安经常沉思考虑，要把贵重的皇冠视为无物，即使舍弃帝座也在所不惜，只是迷信的动机制止他采取行动。但是他绝对拒绝使用“我主”或“主上”的称呼，虽然罗马人对这个用语已经是耳熟能详，早已遗忘这些用语原来具有奴性和屈辱的根源。君王对覆没的共和国怀抱尊敬之心，连带对执政官的位阶和职称都极为珍视。对于审慎的奥古斯都伪装出的行为，尤里安经过选择很乐意加以采用。在元旦破晓以后(公元363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马梅提努斯和内维塔赶往皇宫向皇帝致敬。听到他们快要到达的消息，尤里安从帝座上一跃而起，很热诚地走到前面去迎接，表现出非常谦恭的态度，使得面红耳赤的官员不知所措。他们离开皇宫向元老院进发，皇帝步行走在他的抬舆前面。注视的群众赞许这带有古代遗风的行列，但是私下不免责怪，在他们眼中这种行为会贬低帝王的尊严，但是尤里安的举止和态度还是赢得了民众一致的支持。在赛车场观看比赛节目时，他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疏忽，当着执政官的面举行释放奴隶的仪式。这时他忽然记起已经侵犯另一位官员的审判权，立即下罪己诏处以10磅黄金的罚锾，等于是向罗马世界宣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尤里安基于施政的理念和对出生地的关怀，把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所能享受的荣誉、利益和权势，照样授予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有一个合法假设被提出来，后来也逐渐建立，那就是将国家议会的一半迁移到东部，尤里安的专制政体继承人接受元老院议员的头衔，承认自己是备受尊敬团体的成员，获得代表罗马令名的尊荣。国君把他的注意力从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行省的地方元老院。他一再颁布诏书，取消不公正而且带来危害的豁免权，就是这类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怠惰的公民无须服务国家。他运用强制的手段，让公民以平等的方式共同负起公共的责任。要是按照利巴尼乌斯非常生动的说法，他让帝国垂危的城市恢复活力、光辉和灵性。
古老的希腊在尤里安的内心激发出最温柔的怜悯之情。当他思念起那些显赫天神、盖世英雄以及超越于神明和英雄之上的凡夫俗子，不禁感到向往不已，就是这些人把才智的碑铭和德行的典范，遗留给千年万世的后代子孙。他把伊庇鲁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城市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恢复原有的美丽和壮观；雅典视他为恩主，阿尔戈斯受他的奥援；高傲的科林斯享有罗马殖民区的尊荣，再度从废墟中崛起，从邻近的自主城邦那里索取贡金，目的是支付地峡的竞赛费用，这一竞赛过去以在竞技场中猎杀黑熊和花豹而闻名遐迩；伊利斯、德尔斐和阿尔戈斯这三座城市，从古代遥远的祖先那儿继承了神圣的地位，能够使奥林匹克、德尔斐和涅墨亚的竞赛永垂不朽，对于提供贡金的要求可以获得豁免。科林斯人很尊敬伊利斯和德尔斐，让他们免去缴纳贡金的义务，但是贫穷的阿尔戈斯受到了无礼的迫害，没有获得同意。他们派出代表团提出微弱的抗议，在行省长官的敕令之下只有闭口不言，因为长官住在首府，只考虑当地的利益。在裁决之后过了7年，尤里安同意将这个案子提交高等法庭审理。他在审判的过程中进行干预，用犀利的口才为一个城市辩护，所以后来阿尔戈斯才得到平反，他认为这个城市是阿伽门农的皇居、马其顿国王和征服者的发源地。
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繁重的军事和民治工作倍增，锻炼着尤里安的才能。但他常以演说家和法官的身份出现，这在现代欧洲的君主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早期有几位恺撒热心精研以理服人的艺术，他们的继承人在军事上无知，却偏偏充满亚洲那种讲究排场的自傲，把这些重要的统治术忘得干干净净。身为君王却对自己惧怕的士兵，不惜自贬身份向他们高谈阔论，而对看不起的元老院却始终保持疏远的沉默。君士坦提乌斯尽力避开元老院的会议，但就尤里安看来，这正是他大谈共和制的原则，充分显露一位雄辩家才能的最佳场所。他像在学校演练雄辩术般，轮番试验多种方式的赞颂、批评和告诫话语。他的朋友利巴尼乌斯说，尤里安对荷马有深入研究，他不仅学会且能模仿墨涅拉俄斯言简意赅的风格、涅斯托耳滔滔不绝的气派，以及尤利西斯悲愤有力的雄辩。法官的职能与君王的身份并不相称，尤里安把它当作一种职责和个人的乐趣来行使。尽管他信赖禁卫军统领的诚实和能力，还是常常亲自坐在他们身边提出自己的判断。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可以揭穿和击败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含义的公诉人所使用的肮脏伎俩。他有时忘记自己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提出一些考虑不周或不合时宜的问题。当他不同意法官、公诉人和其委托人的看法而坚持己见时，放大的声音和激动的身体流露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然而，因他清楚自己的脾气，促使他鼓励甚至请求友人和大臣对他的话提出反驳。而每当他们对他一时情绪冲动的表现，大胆提出异议时，在场人员都能看出他们的君主表现出羞愧与感激之情。尤里安的法令以公正原则为基础，君王的法庭最容易出现两种危险倾向，就是讲求表面的同情和平等，他都极力加以避免。他判定案件的是非，从不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虽然极愿意帮助穷人，但如果有钱有势对手的控诉完全合理时，穷人也会被判罪。他特别注意分清法官和立法者的界线，尽管他曾考虑要对罗马的法律进行改革，但在判案时，完全依据法律条文明确和严格的含义，此一原则是行政官员所必须执行，广大臣民所必须遵守的。
如果皇帝被剥去紫袍，光着身子被抛到广大的人群中去，必然立即沉入社会的底层，绝无出头的希望。但是尤里安的德行和能力，就某些方面看来，和他幸运的出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论他选择何种谋生之道，靠着他无畏的胆略、灵巧的机智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他都应当能得到他所从事职业的最高荣誉，因而即使尤里安在一个国家中生而为普通平民，也有可能使自己上升到大臣或将领的地位。如果可厌而难以捉摸的权力转移使他的希望落空，或者他明智地拒绝那条通往伟大的道路，那么，他把现有的才能用于勤奋学习，所获得的幸福生活和不朽名声绝非任何一位帝王所能想象。要是用非常仔细甚或挑剔的眼光描述尤里安，总感到他似乎还缺乏某种特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整体形象。他的才智不如恺撒那样崇高而伟大，他没有具备奥古斯都无比周详的审慎，图拉真的美德比他更为稳定和自然，马可的哲学比他更为简朴和单纯。然而，尤里安在逆境中表现得极为坚定，在顺境中又是那么谦和。从亚历山大·塞维鲁去世以后，整整过了120年，罗马人才又看到一位以履行职责为乐趣，不辞辛劳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始终要把权威和才能、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无论是政坛上的党派或宗教方面的教派，虽然对背教的尤里安不无感叹，但都认为他在和平时期及战争时期，已经表现出超人的才智，对他的国家充满爱心，身为君王能与统治世界的帝国相得益彰。
尤里安扮演的“背教者”角色损害到他的名声，德行受到狂热情绪的蛊惑，结果使得他的过错被夸大和渲染。后人对他的了解不多，总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哲学思想的君王，想方设法用一视同仁的态度保护帝国所有的教派，同时要缓和从戴克里先的诏书到阿塔纳修斯被放逐这段时期在人民心中涌起的神学热潮。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尤里安的性格和行为，就能知道他并未免于当时普遍存在的通病，如此就不至于对这位君王产生偏爱的印象。将他最要好的朋友和势不两立的敌人对他描绘出的不同形象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保持公正的立场，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看法。
一位明智而坦诚的历史学家，是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公正目击者，忠实描述了尤里安的种种行为。当代人士提出的证言看法倒是一致，从皇帝本人许多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得到证实。他的多种著作完全表明他对宗教所抱持的观念，要是从政策上考虑，他只会尽量加以掩饰，绝不会大肆张扬。虔诚而忠实地崇拜雅典和罗马的神祇，形成尤里安的主导情结。受到迷信和偏见的影响，开明思想被腐蚀和削弱，原来只存在于这位皇帝脑海里的幻影，对帝国政府产生了真正有害的后果。基督徒憎恶他人崇拜神话和传奇中出现的神明，不惜将他们的圣坛推倒，这些狂热的信徒集中力量，和臣民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保持着势不两立的状态。尤里安有时出于对胜利的渴望或遭到排斥而产生的羞辱感，真禁不住想要破坏法律的正义和谨慎的作为。他所唾弃而极力反对的教派竟然获胜，不免要诬蔑尤里安的名声。他的背教行为最终失败，使他遭到虔诚教徒排山倒海的抨击，发动谴责的信号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吹出的响亮的号角。在积极进取的皇帝短暂的统治期间，接二连三发生很多重大事件，值得详细而公正地描绘一番。现在谨将他的动机、意图以及各种行为，凡与宗教史有关的部分都将一一说明。
状况奇特而影响重大的背教行为，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尤里安成为孤儿、落入杀害他全家的凶手手里那段早期的生活中去寻找。幼小的心灵对生动的印象十分敏感，于是基督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名字、奴隶和宗教的概念，很快在他的内心深处联系在一起。他的童年生活是由尼科米底亚大主教欧西比乌斯照顾，这位主教与他的母亲一方有亲戚关系，直至尤里安满12岁以前，他从基督教导师那里学到的不是如何成为一位英雄，而是要成为一位圣徒。当时的皇帝关心尘世的皇冠远胜过天上的宝座，满足于仅保有新入教者的地位，而让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儿去接受洗礼。两兄弟还得在教会中担任低阶教职，尤里安曾在尼科米底亚教堂当过读经师。皇帝刻意培养他们对宗教进行研究，希望产生信仰虔诚的后果。他们祈祷、斋戒、向穷人散发救济、对教士赠送礼物、到殉教者的坟墓致祭，加卢斯和尤里安在恺撒里亚共同建立圣马马斯雄伟的纪念碑。他们用恭敬的态度和以圣洁闻名的大主教交谈，诚恳地请求僧侣和隐士为他们祝福，这些人自愿过艰苦的修行生活，并把这种精神引入卡帕多细亚。
等到这两位亲王接近成年，在他们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可以显出彼此性格的差异。迟钝而固执的加卢斯天生具有宗教热忱，完全接受基督教的各种论点，但基督教从未影响他的行为或约束他的欲望。弟弟的个性非常温和，对福音书的信条并没有反感，神学体系可以满足他那活跃的好奇心，解释神明奥秘难知的本质，对看不见的未来世界想象出无限远景。但是，尤里安的独立精神使他不愿屈就于被动和无条件的服从，那是教堂里傲慢无知的神职人员，借着宗教的名义所强加于人的要求。他们把自己主观的看法当成正式的法律，拿永恒惩罚的恐怖作为后盾。但是，当他们试图改变年轻亲王坚定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时，等于在无形中激发了他那早已伺机而动的天才，从此他再也不承认神学导师的权威。他在小亚细亚有关阿里乌斯思想斗争的攻讦中受到教育，东部主教的激烈言论、信条的不断更换以及唆使他们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动机，无形中坚定了尤里安的偏见，认为他们对如此吵闹不休的宗教，既不能深入理解也无法真正相信。他无法用关切的心情聆听基督教的证言，以增强对教会的信心，而是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和无法克服的厌恶情绪，固执而机敏地抵制那套教义。每当年轻的亲王奉命对正在进行的争论发表演说时，尤里安总是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异教教派那边，借口为力量弱小的一派进行辩护，可以使他的学问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训练和发挥。
加卢斯一朝得势穿上紫袍以后，尤里安也获得了自由，得以从事文学和异教思想的研究。有一大批诡辩家为皇家学生的爱好和慷慨所吸引，在希腊的学术与希腊的宗教之间建立严密的联系，荷马的诗篇不被看成人类天才的极致而受到赞扬，却被一本正经地归于阿波罗和缪斯的灵感。不朽的诗人描述奥林匹克神祇的形象，即使对毫无迷信心理的人而言，脑海里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熟悉他们的名字、性格、外形和特征，使得这些虚幻的人物都能真实而具体地存在，让神话产生令人向往的迷惘，明知与理智和经验完全格格不入，却又使得我们的想象能够暂时而不完全地接受。在尤里安那个时代，各种情况都会有助于延续和加强虚无的幻觉：希腊和亚细亚的神庙、艺术家借着绘画或雕刻表现诗人的作品以领会神祇的恩典、节日及献祭活动的盛大场面、占卜术的流行、民间关于神谕和神迹的传统说法以及2000年古老的传统习俗。多神教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因为温和的主张能获得民众相当程度的谅解，异教的宗教热忱和任性的怀疑学派颇能兼容。希腊人的神学思想并不要求完整而统一的体系，以把信徒的心灵全包括在内，而是由上千个松散而坚韧的部分组成，神祇的仆人可以自行确定宗教信仰所欲达到的程度。尤里安为他自己所选定的信条范围甚广。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是，他排斥福音教加在身上的有益束缚，却自愿把理性献给朱庇特和阿波罗的神坛。尤里安有一篇献给天神之母西布莉的祷词，提到他曾向个性柔弱的祭司要求供奉牺牲，弗里吉亚的男童毫不考虑后果答应照办。虔诚的皇帝用严肃的态度亲自提笔描述女神从帕加马的海滨来到台伯河口的全部航程，并且讲到一件极重要的神迹，使得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全都相信，被他们的使臣远涉重洋运来的用泥土做成的神像，真正具有生命、情感和力量。他为证明这一神迹的真实性，请求大家去观看该城的公共纪念碑，然后用带有几分刻薄的笔调，攻击有些人装腔作势和不识大体，竟然讥笑自己祖先的神圣传统。
存在于人民之中的迷信思想为虔诚的哲学家所真诚接受，并且大力宣扬和鼓舞，但尤里安却为自己保留了自由解释的特权，而且他自己已经静静告别教堂的圣坛，转向庙宇神殿的密室了。极端荒唐的希腊神话，用一种清晰可闻的声音向众人宣告，虔诚的探索者不能满足于表面的含义，更不可以被吓住，必须勤奋探求谨慎的古人有意用愚昧和寓言的面具加以掩盖的深奥难测的智慧。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诸如柏罗丁、波菲利和圣洁的扬布利库斯，将嘲喻作用发挥到极限，缓和与修正受到扭曲的异教形象，因而被人尊为大师。尤里安在扬布利库斯入门弟子埃得西乌斯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一心只想获得这方面的学问。他一本正经地声明，这种价值远高于帝国在世上的财富。这倒真是财富，但只在自己的主观看法上才能产生价值。任何自以为能从杂乱的岩层中找到珍贵矿脉的艺术家，也有同样的权利赋予其自认为最能表达自己爱好的名称和形象。
阿提斯和西布莉的神话已由波菲利做过解释，他的努力更激发尤里安的勤奋和虔诚，他自己创作和出版了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寓言故事。这种毫无根据任意解释的做法，可能满足柏拉图学派的高傲情绪，却暴露出他们在文艺上的虚荣。要是没有冗长的细节描写，现代读者就很难对那些充斥着怪异的隐喻、揣摩的字根、夸张的琐事以及自认为在揭露宇宙体系的哲人难以捉摸的奥秘，形成正确的概念。异教神学的传统说法多如牛毛，研究者在进行解释时，随意挑选对他而言最方便的情节。他们对神学的翻译是一种可以任意做解释的密码，能从任何一个寓言故事中，得出最适合他们宗教和哲学体系的解释。裸体维纳斯的淫荡形象可加以歪曲，用来揭示道德观念和实质真理；阿提斯受到阉割，可解释为太阳在回归线之间运行，人类的灵魂要与罪孽和过错永远分离。
尤里安的神学体系包括了“自然宗教”最崇高、最重要的原则，但是整个架构未能建立在神启的基础上，信仰缺乏坚实的保证，以致柏拉图的门徒落入低级迷信的习惯中。而且在尤里安的行动、著作和思想中，把神性的普通概念和哲学概念全部混淆在一起。虔诚的皇帝承认并崇拜宇宙的永恒动因，认为它是无限自然之中最完美的根源，为凡人肉眼所不能见和理解所不能及。用柏拉图的观点来说，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或产生不同层次的神祇、魔鬼、英雄和凡人，全部依赖他那不灭的灵魂，从第一动因获得生命的造物都被赐予天赋的永生。如此珍贵的恩惠不能随便给予卑下的生物，因而造物主把创造凡人，以及安排动植物和矿物界的美好和谐秩序的任务，交付给了有此种技术和能力的下级神明去做，把这个低等世界的各种工作委托给神圣的使臣去管。但是他们的治理工作不够完善，难免出现矛盾和失误。于是，地球及其上的居民被他们瓜分，马尔斯、密涅瓦、墨丘利或维纳斯的性格，从他们各自不同的信徒所遵循的法则和态度中，可以很清楚地找到根源。只要人类不朽的灵魂还被桎梏在不能长存的躯壳里，请求上天赐恩或赦罪就符合所要的利益和职责，因人类的虔诚崇拜可以满足神明的骄傲情绪，神明的感官则假定会从下界所献牺牲的烟雾中得到滋养。下级神祇有时可能会在神像上附身，居住在为他修建的神殿里，偶尔会到地上巡视，但他的宝座安置在天上，代表真正的荣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有不变规律，被尤里安很轻率地用来作为万物永恒存在的证据，这种永恒性足以充分证明这不是下级神祇，而是万能造物主的高深技术。在柏拉图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可见世界是不可见世界的一种形式，各种天体的形成都弥漫着神明灵性，可作为接受宗教崇拜最适当的对象。太阳发出暖和的光芒遍及整个宇宙，使生命得以繁殖绵延，生生不息，应该被视为逻各斯闪光的代表，作为全能天父鲜明、理性和仁爱的形象，受到人类的顶礼膜拜。
在缺乏真正创作灵感的时代，总会代之以狂热的强烈幻觉和欺骗的模仿伎俩。如果是在尤里安那个时代，这类手法只有异教的祭司曾拿来使用，以维持他们即将灭亡的事业，这应该说是他们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使然。但是，那些哲学家本人竟然也帮着滥用人类的迷信思想，希腊的神秘教义得到现代柏拉图学派惯用魔法或妖术的支持，这就不能不令人吃惊而茫然了。这些人士吹牛说自己能控制自然的变化，探索未来的奥秘，命令亡灵鬼魂为他们服务，欣然会晤高层神祇并与之相谈甚欢，并能使自己的灵魂与臭皮囊分离，重新与无限的神灵结合在一起直到永恒。
尤里安的好奇心虔诚而无所惧，使那些哲学家怀抱很大的希望，认为他是很容易掌握的对象，且从刚改变信仰的年轻人所处地位来看，这种成功可能产生至关重要的效果。埃得西乌斯在帕加马建立学院，因受到迫害而四处漂泊，尤里安倒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了解有关柏拉图学说的基本知识。受人尊敬的哲人精力日衰，无法满足积极勤奋而又才思敏捷的学生所提出的要求，于是由两位最有学问的门生克里桑特斯和欧西比乌斯按照他的意愿取代年事已高的老师。两位哲学家为扮演不同的角色，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并完成了分工合作。他们运用沽名钓誉和假装争辩的手法，挑动那迫不及待的渴求者的希望，最后又把他交给了他们的同伙——胆大包天且最有能耐的法术大师马克西穆斯。
就这样，刚满20岁的尤里安便在他的安排下，在以弗所秘密入门。从他在雅典住所的所来往人士中可清楚看到哲学和迷信违反自然的结合。他获得了正式加入埃琉西斯秘密教派的特权。这教派在希腊宗教普遍衰颓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一些原始圣洁的遗迹。尤里安的宗教热情是如此高涨，竟为了通过神秘的仪式和奉献，完成清洗罪孽的伟大工作，而拉拢埃琉西斯教派的大祭司，专程邀请他前往高卢皇宫。入会仪式于寂静夜晚的山洞深处进行，新入教者要对这种神秘仪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我就不必描述。通过入会者的感官或想象会诞生阴森可怖的声音和火花四射的妖魔，之后他沐浴在一道天光里，内心感到舒适并豁然领悟。在以弗所和埃琉西斯的深山，尤里安的头脑为真诚、深刻、坚定的信仰热情所渗透，难免有时会表现出虔诚的欺骗和伪善，这是最认真的狂热信徒性格中无法避免的过失。
尤里安从那时起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神祇效力，即使战事、政务和学习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仍然在深夜保留部分时光专为自己祭拜祈祷之用。这位军人和哲学家的严厉态度之所以会趋于缓和，与宗教信仰的节制私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要奉行严格而琐碎的规定。为了祭拜牧神潘或墨丘利、赫卡特或伊西斯，尤里安在规定的日子里，拒绝食用引起守护神反感的食物。自愿的斋戒使得他的感觉和意识保持在最合适的状态，有幸经常接待神祇非常亲切的访问。尽管尤里安本人出于谦虚从不谈及此事，但据忠心的友人演说家利巴尼乌斯说，尤里安一直都与神祇和女神保持交往。他们为了和喜欢的英雄交谈，经常从天上来到人间，常常触摸他的手或头发，使他从睡梦中醒来；每当尤里安面临危险，他们总是预先提出警告，并运用正确无误的智慧，为他的一生指示前进的方向；还提到他与这些天上来客的关系极其亲密，能够很容易分辨出朱庇特与密涅瓦的声音，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的神态。长期的禁欲和狂热情绪让他在睡梦或清醒时见到幻象，这使得皇帝的高贵身份降低到普通埃及僧人的地位。但是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终其一生全在虚无缥缈之中度过，致使一事无成。而尤里安却能够从迷信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拿起武器去作战，在沙场上征服罗马帝国的敌人后，安详地回到御帐之中，睿智而合理地指导帝国执行法律，并在文艺和哲学方面发挥他的才智。
尤里安曾将背教行为的重大秘密告诉给了一些与他有着友情和宗教的神圣联系的忠诚的新入会者。有一个有趣的谣言不断在笃信古老宗教的人们中间流传。帝国所有行省的异教徒，把他未来的伟大成就作为希望、祈求和预言的目标。他们抱着美好的期望，期盼着热忱而善良的改变信仰的皇帝，可以消除所有的祸害，让他们重获每一种福祉。对他们虔诚的渴望和热情，尤里安不仅不反对反而公然巧妙地表示，他决心要到达一个能够对他的国家和宗教都发生作用的地位。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对古老的宗教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他那喜怒无常的脾气时而保护时而又威胁着尤里安的生命。专制政府愚蠢到惧怕法术和占卜，严格禁止此类活动，要是异教徒只是进行祭拜活动，还能勉强同意。但是以尤里安所处的地位，这种宗教的宽容对他并不适用。不久以后，背教者成为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现在显然只有他的死亡才能解除基督徒的恐惧。但是年轻的亲王并不愿意成为殉教者，而是要获得英雄的荣誉。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开始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这个内心感到十分厌恶的教派，多神教的温和态度容许他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活动。利巴尼乌斯把他这位朋友的虚伪态度，说成值得赞扬而不是应该批评的行为，这位演说家说道：
就像玷污过的神像重新安置在宏伟的圣殿里，尤里安所受教育带来的愚昧和谬误，全部从头脑里被清洗干净，重新散发出美丽的真理之光。他的思想已经产生变化，要是公开承认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的行为只能一如既往。伊索寓言的驴子用狮皮掩饰自己，恰好相反，我们这头雄狮要用一张驴皮将自己伪装起来。他听从理性的指导，奉行审慎和必要的生存法则。
从在以弗所秘密加入异教直到内战开始，尤里安的伪装隐匿持续了十多年，在开始东征后，才公开宣称他是耶稣和君士坦提乌斯势不两立的敌人。他在庄严的节日不得不尽自己的义务参与基督徒的集会，这种强迫自己忍耐的情况更坚定了其信仰。尤里安怀着去见恋人般的急切心情，回到供奉朱庇特和墨丘利里的家庭圣殿，自由自在地焚香膜拜。诚实的人要时时伪装必然十分痛苦，公开承认自己信奉基督教，使得他的思想自由受到压制，迫使他在行为上违反人性中的高贵品德——忠诚与勇气，这更增加了他对这种宗教的厌恶。
尤里安虽然受过基督教的神圣洗礼而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就他的思想倾向而言，宁可接受荷马和西庇阿父子的神祇，也不愿信奉他的伯父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新宗教。但是作为哲学家，他有责任说明自己之所以反对基督教的道理，因为现在有众多的信徒、持续的预言、光辉的神迹和大量的证据在支持这个教派。
他在准备波斯战争期间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其中叙述的具体内容，许多都是他经过长期沉思默想所探索的论点。有些残篇断简被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抄录并保存下来，这个人是他的敌对分子。尤里安的文章是机智和学识、诡辩和宗教狂热的奇妙结合，高雅的风格和作者的地位使这些作品大受欢迎。被视为基督教寇仇的邪恶人员名单中，即使是波菲利的名字与品德高尚而又名声远扬的尤里安相比，也难免显得大为逊色。忠诚教徒的虔诚心灵或是受人诱骗，或是受人威胁，或是自己惊慌失措。异教徒有时参加寡不敌众的争辩，可以从皇帝传教士的通俗著作中，得到取之不尽的诡辩的反驳论点，用来大声激辩。这位罗马皇帝对神学的研究极其喜爱，吸取了好辩的神学家的狭隘偏见和狂热。他为自己订下永不后悔的誓约，要竭尽全力支持和宣传他的宗教观点。当他为自己使用的辩论武器所发挥的力量和技巧私下激赏不已时，对于敌手如此固执己见地抗拒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辩论的才华，难免要怀疑对手是否诚心参加辩论，或者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能力。
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叛教行动心怀恐惧和愤怒，他们真正感到害怕的不是他的论点而是他的权力。异教徒看到他的狂热信仰，急切盼望立即点燃一场迫害的烈火，以歼灭神祇的敌人；希望他用带着恶毒仇恨的智慧发明独特的死刑和残酷的刑具，这些刑具必定超出前任皇帝的意想之外，不像他们空有专横的愤怒而缺乏经验。但是，所有或恐惧，或期待着的教派都对这位看重自己名声、重视社会安宁和人民权利的君主谨慎的人道主义做法大感失望。尤里安受到历史经验的启发，经过反复的思考，认识到尽管身体的疾病有时可以用下重药的办法治愈，但心灵的偏差意识无论是烈火或刀剑都无法去除。内心不服的受害者可以被强拉到圣坛下，但他内心却仍然对亵渎神灵的活动十分憎恶，完全不能接受。压迫只能更加深宗教信仰的执着甚至可以让人为之疯狂。况且，等到迫害时期过去以后，曾经屈服的人会马上向自己的神表示忏悔，照旧恢复自己原来的信仰。那些始终坚持己见的人，可以得到荣名成为圣徒或殉教者。
尤里安非常清楚，如果他采用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所采用的残酷政策，不仅没有办法获得成功，而且只能使自己在后人心目中留下暴君的骂名。早先就是因为异教徒行政官员的严厉手段，使得基督教得以成长茁壮，如果还要照旧施为，会使基督教增添新的荣誉。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之下，加上担心打乱尚未稳固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宁，尤里安展现出一个政治家或哲学家的胸襟，颁布了出乎世人意料的诏书，向罗马世界全体臣民许诺，要实行自由和平等的宽容政策，对基督徒提出唯一的严厉要求，就是剥夺折磨其他教派的权力，包括那些被他们恶毒地称作偶像崇拜者和异端分子的同胞。异教徒获得优惠的许诺和明确的命令，将他们的庙宇对公众开放，人人有参拜的权利。异教徒在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一直忍受充满压迫性的法令和无穷的痛苦，转瞬之间被解救出来。
同时那些遭到阿里乌斯派和君王放逐的主教和教士，也从囚禁地被释放回各自的教堂，其中包括多纳图斯派、瓦诺替安派、马其顿派、优诺米派，以及那些信守尼西亚会议教义的更为富有的教派。尤里安非常了解他们在神学问题上的争论，并且感到可笑，于是就把敌对各派的领袖请到皇宫，欣赏他们之间激烈交锋的精彩场面。他们在争论中互不相让的声势，有时使得皇帝不禁大声喊道：“听我说!法兰克人全都听我的，还有阿勒曼尼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现在遇到的敌人不仅更加固执，而且更难征服。尽管他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劝诫他们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至少也要和平相处，但其实他在让他们离开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他一点也不用再担心基督教徒的联合了。立场公正的阿米阿努斯把尤里安表面装出来的宽厚态度，解释为有意煽起基督教的内部分裂。这种从根本上推翻基督教的恶毒用心和公开表示要恢复帝国古老宗教的无比热情，就尤里安的策略而言，两者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尤里安登基后照前朝诸帝惯例，立即担任大祭司的官位。他认为这是一位伟大帝王极光荣的称号，而且决心要竭尽忠诚全力以赴，完成这个神圣而重要的职务。繁忙的政务使皇帝不可能参加臣民全部的公开祭祀活动，他设立了一个供奉守护神太阳神的家庭殿堂，花园里布满各种神灵的雕像和祭坛，皇宫的房间装饰得像辉煌的庙宇。每天清晨他要用一头牲畜向光明之父献祭，等到太阳于地平线落下时，还要再宰杀一只动物，用流出的鲜血敬神，夜晚的月亮、星星和守护神也都得到及时的拜祭。尤里安对于宗教活动从不知疲倦，每逢重要的神祇祭典节庆，总要亲自到那位神祇或女神的庙宇去参拜，尽量拿自己做榜样，激起官员和人民的宗教热情。尤里安并没有为了突出自己身为君王的显赫地位而穿着光辉灿烂的紫袍，让手执金盾的卫士在四周围绕，而是表现出崇敬而热情的意愿，尽量亲身担任最卑微的工作去侍奉神祇，处在一群祭师、助手和舞女的中间，这些为神庙服役的人员，工作虽然神圣但是行为很随便。皇帝的工作就是搬柴、吹火、掌刀、宰杀，然后将血淋淋的手伸入死去动物的腹腔，掏出心或肝，然后用一位动物肝肠占卜家的高超技术，凭一些想象的征兆预言未来的祸福。对这种异乎常情的迷信活动，比较明智的异教徒也会提出指责。
在严格厉行节约的君王的统治下，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的经费，竟占去帝国税收的极大部分。各种美丽和珍奇的鸟类源源不断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用来祭神。尤里安常会在一天之内杀掉100头公牛作为牺牲，当时很流行一则笑话，说如果他在波斯战争中胜利归来，所有的长角牛必将绝种。皇帝亲自或命人给罗马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送去无比珍贵的礼物。有些古代的庙宇因年久失修或新近遭到基督徒的洗劫而破败不堪，皇帝支付了大量的修缮经费，献祭的费用跟这些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虔诚的君王亲自做出榜样，在公开鼓励和慷慨支持的影响下，许多城市和家庭都开始实施已放弃多年的祭祀活动。利巴尼乌斯带着虔诚的狂喜心情，不禁大声叫道：
帝国每个地方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到处是灯火通明的圣坛、流着鲜血的牺牲、缭绕香烟的殿堂，以及排场庄严的祭司和先知队伍，他们无须再感到危险和恐惧。祷告和奏乐的声音一直在最高的山顶回响，用公牛作为祭神的牺牲，同时也为受到保佑的信徒提供一顿晚餐。
然而，没有神学基础、道德准则和教会戒律的宗教，单凭尤里安的才智权力，不足以完成复原和重建的工作。迅速走向衰落和瓦解的道路，任何强势而坚持的改革全都无济于事。基督教皇的审判权，尤其在与皇室的尊荣结合后，范围扩大到整个罗马帝国。尤里安任命好几个行省的代理人，都是他认为最能和自己合作，完成宏伟计划的祭司和哲学家。在他有关宗教事务的信函中，可看到他对未来的意愿和打算，所叙述的事项都非常有趣。他指示所有城市的祭司团成员，应由热爱神祇和民众的人士组成，根本不必考虑他们的出身和财产。他继续说道：
若他们犯下可耻的罪行，应受到大祭司斥责或给予撤职处分；但只要他们还在现职，就有权受到行政官员和人民的尊敬。穿上粗布衣服便可很谦卑地表示他们已受到斥责，因为崇高地位本应穿着显示尊荣的神圣服装。当他们轮流在圣坛执事期间，在指定的日期不得擅自离开神庙，更不得停止为国家和个人祈求繁荣昌盛的祷告和献祭仪式。履行神圣职责须保持心灵和身体的纯洁，即使在离开神庙过普通生活时亦应随时检点，使自己的言行品德始终高于一般同胞的标准。身为神庙的祭司不得进入剧院和酒店，谈吐应当高雅，饮食讲求清淡，结交的朋友都是受人尊敬的人。在进入法院或皇宫时，只替那些祈求正义和含冤莫白的人讲话。祭司所研究的学问都应与神圣职务相关。一切色情故事、喜剧剧本和讽刺作品都应从书房里清除，只保留真实可信的历史书籍和与宗教有关的哲学著作，伊壁鸠鲁和怀疑学派亵渎神明的观点应遭到厌恶和唾弃。他要努力钻研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斯多噶学派的学说，肯定神祇的存在，世界完全受着神祇的旨意支配。他们的仁慈是人世短暂幸福的根源，在未来世界为所有人的灵魂准备应得的奖赏或惩罚。
这位皇家大祭司用最动听的言辞宣扬待人仁慈和友善的原则，鼓励属下的祭司要全力普遍推展这些德行，答应用国库的钱财来救济他们的贫困，郑重宣布他决心要在每座城市建立医院，将不分居住地区和宗教信仰收容所有穷人。尤里安用妒恨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会，他们非常明智地制定合于慈善行为的规章制度。他认为基督徒垄断慈善机关和救济活动，从而得到公众的赞扬和实际利益，他公开宣扬要加以制止和废除。皇帝想运用模仿精神采用教会的几种制度，这些制度所产生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敌人已经获得成功而受到证实。但是，即使想象中的改革计划真正得以实现，这种勉强且不完善的效法，也不会对异教徒产生多大好处，只会提高基督教的声望。异教徒安静遵守祖先的习惯，对于从外面引进的做法只是感到吃惊并不表示高兴。尤里安在为时不久的统治时期，经常抱怨自己的教派太过缺乏宗教的热忱。
尤里安具有宗教狂热，使得他把朱庇特的信徒都当作自己的友人和兄弟。虽然他未能充分认识基督徒坚持宗教信仰永不改变的美德，但有些异教徒如果把神祇的恩惠看得更胜于皇帝的恩惠，他会对这种高贵而永不改变的态度大加赞赏和奖励。要是他们对希腊的文学如同对希腊的宗教一样爱好，更有权利获得尤里安的友谊，因为他把九位缪斯也都列在自己的守护神名单之中。在他所信奉的宗教里，虔诚和知识几乎成了同义语，大批的诗人、修辞学家、哲学家都匆匆赶到皇宫，好据有主教所空出的位置，当初这些主教用各种手法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信任。但是他的继承人却把同入一教门，看作是比血缘更为神圣的关系。他总是从精通法术和占卜之类玄奥学问的智者中挑选亲信，因而每一个施展骗术、宣称能揭示未来秘密的江湖郎中，必定可以获得眼前的荣华富贵。在哲学家之中，马克西穆斯在皇帝门徒的朋友里居于最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内战最紧张的时期，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极度信任，尤里安都会向他通报自己的行动、想法，以及在宗教方面的计划。
尤里安刚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立即向马克西穆斯发出一份尊重而急切的邀请函。马克西穆斯这时与克里桑特斯同住在吕底亚的萨尔代斯，一起研究技艺和学问。谨慎而迷信的克里桑特斯拒绝参加，因为从占卜的结果来看，这次旅行充满凶险极为可怕，但是伙伴的狂热情绪却表现得毫不畏惧，继续坚持询问未来的凶吉，终于看到神祇同意满足自己和皇帝的愿望。马克西穆斯穿过几座亚细亚城市的旅行，充分显示哲学名不虚传的胜利，各地的行政官员竞相以无比的热情接待皇帝的朋友。尤里安得知马克西穆斯到来的消息时，正在元老院讲话，他立即终止演说前去迎接。两人相互亲密拥抱之后，他抓住马克西穆斯的手领他到会场中间，当众宣称他曾从这位哲学家的教导中获得助益。马克西穆斯很快赢得尤里安的信任，并且左右皇帝的思想，但面对宫廷的诱惑，他很快就堕落。他的穿着十分奢华，举止高傲，以致在继位君王的统治时期，终于极不光彩地受到调查，迫使他回答，他这位柏拉图的弟子是如何在受到恩宠的短短几年中聚集起大笔惊人的财富的。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和诡辩家，无论是尤里安自己选择，还是由马克西穆斯推荐进入皇宫，大都未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和名声。慷慨赠予的钱财、田地和房产都无法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民众对他们过去的贫穷和自命清高的生活记忆犹新，自然激起应有的义愤。尤里安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可能长期受骗，但是对那些在才智方面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却不愿意对他们的品德表示憎恶，力图使自己避开轻率无知和言而无信的双重责备，害怕产生侵犯文艺和宗教的行为，在教外人员的眼中留下无法抹除的污点。
尤里安把他的恩惠和利益，公平分配给坚定信奉祖先宗教的异教徒，还有那些谨慎皈依君主宗教的基督徒。他看到有许多人新近改变宗教，这既满足了他内心深处的主导情结，也满足了他的迷信思想和虚荣心理。而且有人还曾听到他用传教士般的热情宣称，如果他能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比米达斯更富有，每一座城市都变得比巴比伦还伟大，他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人类的造福者，除非他同时还能使臣民中所有反对不朽神祇的人都能回心转意。一位通晓人性又拥有罗马帝国财富的皇帝，可以让自己的论点、承诺和奖赏满足任何等级基督徒的需要，而及时转变宗教信仰，可以被当作一种德行来弥补候选人的不足，甚至还可以用来为罪行赎过。军队是专制权力的强大保障，尤里安特别努力要尽量破坏军队的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军队的真正同意，他的任何措施不仅危险而且也难以实现，士兵的习性使得如此重大事件很容易获得成功。高卢的军团都忠于胜利领导者的宗教信仰和气数运道，甚至在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以后，尤里安经常兴高采烈地告诉朋友，军队带着热烈的虔诚和旺盛的食欲，常参加在营地举行的百牛祭典。
东部军队在十字架和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下接受训练，劝服他们需要花费更大气力、付出更大代价才行。在庄严的节庆祭典期间，皇帝接受军队的欢呼致敬，奖赏有功官兵。皇帝的宝座被罗马和帝国的各种旗帜和队标围绕，基督教的神圣名字从拉伯兰旗上去掉。象征战争、皇权和异教信仰的标志巧妙混合在一起，使得虔诚的基督教臣民在向君主本人或画像致敬行礼时，常会犯下偶像崇拜的罪行。所有的士兵排队依次觐见皇帝，尤里安按照他们不同的官阶和功绩，亲自递交他们一份慷慨的赏赐。每个人都必须往圣坛上正在燃烧的火焰中丢入几粒香料，有些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士兵会抵制这种做法，也有人会在事后忏悔，但更多的士兵在金钱的诱惑和皇帝亲自在场的威严之下，也便参与了这种形同犯罪的活动。至于后来他们还坚持崇拜神祇，完全是出于对义务和利益多方面考虑的结果。尤里安经常使用这种计谋，付出的费用足够买下半个西徐亚族的男子前来服役。付出了如此代价，尤里安终于逐渐使军队获得神祇的保护，赢得罗马军团坚决有力的支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表示，异教之所以能够复辟和再度兴旺，那就是有一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员，出于眼前利益的考量，默默接受在位统治者的宗教，后来又因为同样的极为灵活的心思，重新回归尤里安继位者所倡导的信仰。
虔诚的君王在大力恢复祖先的宗教并且到处不遗余力进行宣扬时，竟然又拟订重修耶路撒冷神庙的伟大计划。犹太人分散居住在帝国各行省，尤里安在写给他们的一封公开信中，哀叹他们所遭受的不幸，颂扬他们对信仰的坚贞，痛恨过去那些专制的压迫者，宣称自己是善意的保护者，表示他虔诚地希望从波斯战争归来以后，能有时间到全能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向其感恩许愿。那些可怜的亡国奴过着低贱的生活，充满盲目的迷信思想，就一位精通哲理的皇帝来说，理应引起他的厌恶，但是犹太人对基督教这个名称的深仇大恨，就能赢得尤里安的友谊和好感。被冷落的犹太会堂对叛逆教会的富饶既厌恶又嫉妒。犹太人的能力无法达成恶毒用心的目标，但有些道貌岸然的犹太教领导人，却赞成阴谋杀害背教者，他们作乱的喧嚣不时将异教的行政长官从迷梦中惊醒。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犹太人变成基督徒的臣民，没有多久便体会到暴政的痛苦。塞维鲁颁布或批准的民事豁免权，也都逐渐被几位基督教君主废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挑起一次骚动，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主教和宦官提供了借口，可以施展攫取暴利的压迫政策。犹太长老居住在太巴列，他们仍能行使的审判权随时有被撤销的可能。在巴勒斯坦邻近的城市，人群仍然依恋应许之地，不肯离开。但哈德良的诏书已重新发布并加以执行，他们只能从远处观望的圣城城墙，已经为十字架的胜利和基督徒的崇拜所亵渎。
在这块满是岩石而又贫瘠不毛的地区，耶路撒冷的椭圆形城墙长约3英里，将锡安和阿克拉两座山全包了进去。上城和大卫城堡都修建在锡安山靠南的高坡上；下城的建筑在北面覆盖了宽阔的阿克拉山山顶，经过人工整平的部分取名叫作莫里阿，矗立着犹太民族庄严的神殿，自从被提图斯和哈德良的军队彻底毁灭后，人们曾用犁在这块圣地上画出一道长线，永久作为禁区的标记。后来锡安山日趋荒废，城市下方的空地则被艾利安殖民地公共或私人的高大建筑所占据，一直延伸到邻近耶稣受难的髑髅地小山。这些圣地受到偶像崇拜纪念物的侵入，一座供奉维纳斯的神庙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偶然，在耶稣死后复活的地点兴建起来。像这样重要的事件发生300年以后，君士坦丁才下令拆除亵渎的维纳斯庙宇，清理土地，移去石块，使人们可以看到神圣的墓穴。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这块神圣而充满奥秘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教堂。他那虔诚的慷慨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流风所及，所有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和上帝的儿子足迹所到之处，全都被奉为神圣的地点。
成群的朝圣客从大西洋岸边和遥远的东方国家来到耶路撒冷，强烈地想瞻仰耶稣为他们赎罪的最初的纪念地点。虔诚的教徒以海伦娜太后为榜样，她的朝圣行为像是新近改宗者的欣喜和老年人轻信的结合。纪念圣地象征着古代的智慧和荣誉，凡是拜访过的智者和英雄，都说自己曾受到神灵感召。在圣墓前跪拜过的基督徒，把自己更崇敬的信仰和更热忱的虔诚，完全归于和圣灵的接触。耶路撒冷的教士基于宗教热情，也可能起于贪婪心理，非常珍视并扩大为他们带来收益的朝圣行动。他们根据无可反驳的传统说法，确定所有重大事件实际发生的地点，展示曾用以折磨耶稣的实物，像穿透他的手、脚和身体的铁钉和长矛，戴在头上用荆棘编成的冠冕，被鞭打时绑在上面的柱子。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展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是在前面几位君王统治时从地下挖出来的。如今已把十字架的形象用于罗马军团旗帜上，作为基督教的象征。这些非常必要的神迹可表明实物能经久不坏，又恰好及时被发现，在无法反驳的情况下，逐渐让世人周知。“真十字架”的管理权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只在复活节的礼拜天才向公众展示。只有他有权满足朝圣者的虔诚心理，赠送给他们一小片用金银和珠宝镶嵌起来的木块，让他们无比得意地带回各自的家乡。但这项有利可图的生意很快便无物可卖，于是他们想到非常奥妙的办法，说是神圣的木材具有奇妙能力，可自行生长，尽管被不断分割，始终无损完整形状。
一般人认为圣地及不断出现的神迹，会对信徒的道德质量和宗教信仰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最受人尊敬的教会作家也承认，耶路撒冷的街头随时可看到由于买卖争执或娱乐活动引起的骚乱。这座圣城里的居民对各式各样的罪恶，像通奸、偷窃、偶像崇拜、下毒、谋杀，全都见怪不怪。耶路撒冷的财富和声望，使阿里乌斯教派和正统教派候选人垂涎不已。死后被尊为圣徒的西里尔，其德业表现在他出任主教行使职权时，而并非在获得主教职位之前。
按尤里安充满雄心的抱负，他可能希望恢复耶路撒冷神殿古代的光辉。鉴于基督徒早已承认取缔摩西戒律的判决，身为皇帝的诡辩家，可能会将这一胜利成果转变成为驳斥先知的可信性和神祇的真实性。他不欣赏犹太教堂的礼拜方式，但对于不肯放弃采纳埃及许多仪式和祭典的摩西教规甚表赞同。犹太人的神受到尤里安的欢迎，他相信多神教，期盼着增加神明的数目。尤里安对于奉献牺牲祭神的规模受到所罗门信仰虔诚的启发，所罗门曾在一次祭祀大典中杀死2.2万头牛和12万只羊。过多的考量会影响他的计划，但是基于当前有利的状况，性情急躁的君王不愿等待波斯战争以后再处理，何况未来吉凶未卜，夜长梦多。他决心不再延迟，立即动手在俯视耶路撒冷的莫利阿山最高处，建立一座气势宏伟的神殿，使邻近耶稣受难山的耶稣复活教堂为之失色；组成一批重视本身利益的教士队伍，将能识破敌对基督徒的计谋，不让他们有抗拒的能力；邀请大批犹太人前来殖民，因为他们坚定的宗教狂热，会使他们随时准备支持或者期待异教政府，对基督徒采取敌视政策。
皇帝的友人之中(如果“皇帝”和“朋友”这两个名词能够兼容的话)，照皇帝自己的看法，处在第一位的是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阿利庇乌斯，他待人慈善而且有强烈的正义感，是择善固执的正人君子。当他在不列颠负责行政工作施展才能时，他的诗作却模仿萨福颂诗和谐与柔美的韵味。尤里安把军国大计和个人私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所信任的大臣，因而阿利庇乌斯接到了一项特殊的委托，要去重建耶路撒冷神殿，恢复它昔日的繁荣华丽。只要阿利庇乌斯勤奋工作，必然获得巴勒斯坦总督的大力支持。帝国各行省的犹太人受到伟大解救者的号召，聚集到祖先曾长期居留的圣地，摆出凯旋的姿态，使现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备感惊愕，为之震怒不已。多少世代以来，重修神殿一直是以色列子民最迫切的愿望。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男人都抛弃贪婪之心，女人也不再珍惜服饰，摆阔的富豪拿出银制的铲和锅来当工具，运出的泥土上都盖着紫色丝绸。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争着要为圣洁的工程出力，伟大君王的计划得到整个民族热烈支持。
不过，单就这件事情而论，世俗权力与宗教热忱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犹太神殿的地基处现在矗立着一座穆罕默德的清真寺，看上去仍是一片发人深思的荒凉废墟。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在尤里安去世前6个月开工的，后来之所以停工是因为皇帝的离去和死亡，以及继位者统治下推行的新的策略。然而基督徒很自然地抱着虔诚的想法，认为在这场难忘的竞争中，必然有着表明天意所归的神迹出现，可以重振宗教的声誉，像是发生一次大地震、刮起一阵龙卷风以及地下喷出的一场烈火，把新建神殿的地基掀翻，毁弃已经完成的建筑。类似的说法不胫而走，从当时人士的记忆中可以找到相当可信的证据。关于这个众所周知的事件，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在写给狄奥多西皇帝的书信中，曾经加以描述，当然这封信要是被犹太人看到一定深感不满。能言善辩的克利索斯托也提到此事，安条克会众中有些年岁较大的人，对此事仍旧记忆犹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就在同一年里也发表了描述神迹出现的文章。格列高利还大胆宣称，这件不可思议的神迹，连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丝毫不觉得意外。纳齐安赞的说法不管听来多么奇怪，却得到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证实。这个精通哲理的士兵喜爱尤里安的美德，但是并未完全接纳他的成见。他那公正而又诚实的作品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不可思议的神迹，使得重建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中途停止：
正当阿利庇斯在行省总督协助下，不辞辛劳加快工程进度时，可怕的火球突然从地基附近喷射出来，时断时续，不停爆发，使得被烧灼或炸伤的工人无法接近。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没有止息的样子，好像下定决心要把这里的人全赶走，工程只有被迫放弃。
这种权威性的叙述虽然可以使信服的人感到满意，却使不肯轻信的人感到吃惊，有头脑的人，要去寻找不带偏见而且知识丰富的目睹者所能提出的原始证词。在那样一个事关重要的时刻，任何一件奇特而偶发的自然现象，都很容易被当作真正的神迹，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预想的效果。这种奇妙的说法很快就由于耶路撒冷虔诚教士们的修饰以及基督教世界积极的轻信而被全盘接受并夸大。在时隔20年之后，一位对神学争论毫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再拿起这个似乎可信而又光彩绚丽的神迹，将之当作装饰品来提升著作的价值。
重建犹太神殿与破坏基督教在暗中发生连带的关系。尤里安仍然公开维护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容忍态度究竟出于正义还是仁慈，却完全难以分辨。他对选择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时误入歧途的可怜基督徒，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但是他的同情透出蔑视，他的蔑视充满仇恨。尤里安经常用卖弄聪明的讥讽口气表达他的感情，这种话出自君王之口，便会造成极重要甚至致命的伤害。他非常清楚，基督徒永远以救世主的名字为荣，他却有意纵容让人使用另一个带侮辱性的称呼——“加利利人”。他把加利利派描述成为人所厌恶和为神所唾弃的狂热教派，声称由于他们的愚蠢行为，整个帝国曾一度濒临毁灭的边缘。他还在一份公开的诏书中暗示，对得了疯病的患者，适度的暴力有时可达成治疗的效果。在尤里安的观念和构想之中显然产生了不公正的分界线，那就是根据不同宗教情绪，一部分臣民应该得到他的恩宠和友情，另外那些人只配得到他的正义感使他对顺从的人民不得不给予一般照顾。根据一条充满恶意和压迫精神的原则，皇帝把原由君士坦丁和其子授予基督教教会管理、由国家税收拨出大笔慈善事业津贴的权力，转交给他自己教派的大祭司。花费大量心血和代价建立起的充满荣誉并享受种种豁免权的教会体系，全部被摔得粉碎。接受遗赠的愿望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加以阻挠，基督教各派的教士已落到人民中最下等和最卑贱的地位。当然，有些规章制度对于遏制教士的野心和贪婪确有必要，有位属于正统教会的君王很快起而效法。政策规定给予的特殊优惠，以及花在迷信行为上的费用，都仅限于那些自承信奉国教的祭司。立法者的意志难免掺杂偏见和意气用事。尤里安极为恶毒的政策，目的是要剥夺基督徒世俗的荣誉和特权，让他们在世人眼中不再因此受到尊敬。
有人对禁止基督徒教授文法和修辞学的法令给予公正和严厉的指责。皇帝申说自己的动机，为这项不公正的高压政策提出辩护，在他统治期间只有满身奴气的人才会保持沉默，也只有献媚拍马的人才会鼓掌叫好。尤里安随便将一个语义暧昧的词不加区分使用于希腊人的语言和宗教。他十分轻蔑地提到，凡是公开颂扬绝对信仰的人，都不配得到或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他还自以为是地争论，如果这些人拒绝崇拜荷马和德谟斯提尼所提到的神明，那他就只配在加利利派的教堂里解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罗马世界所有城市里，教育年轻人的工作完全交托给文法和修辞学家，他们由行政官员选出，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额外享有金钱和荣誉方面的特权；尤里安这份诏书似乎把医生和其他一些自由业者包括在内。皇帝对候选人有最后批准权，实际是依据法律掌握有学识的基督徒未来的就业状况，可以用收买或惩罚的方式来摧毁他们坚定的信仰。等到最顽固的教师辞职以后，异教的诡辩家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获得在教学方面的大权。尤里安号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可以自由到公立学校去学习，这样一来，他相信幼小的心灵必会对文学和偶像崇拜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大部分基督教青年出于自身或其家长的疑虑，不肯接受这种危险的教育方式，那他们也同时必须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尤里安相信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基督教会将会退化回到过去的简陋状态。目前具备当代最高水平的学识和辩才的神学家，将被新一代盲目而无知的狂热分子所代替，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信奉的原则进行辩护，更没有能力揭露多神教的愚蠢行为。
尤里安的意愿和计划，毫无疑问是要剥夺基督徒在财产、知识和权力方面的优越地位，运用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将他们从所有肩负重责和有利可图的职位上排斥出去。这种结果是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合力达成的结果，而绝非仅靠某一项法令直接获得的成效。优越的才能实际上应得到非常的待遇，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官员，都逐渐被解除在政府、军队和行省所担任的职务。皇帝公开表明他的偏见，更完全断绝了他们将来再次任职的希望，因为他曾经不怀好意地提醒大家，不论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战争，让一个基督徒从军服役都算违法。他还坚持己见，要用各种偶像崇拜的标记守护军营和法庭。政府的权力交托给公开宣称虔诚崇拜古老宗教的异教徒，皇帝选贤与能常常为占卜所支配，他挑出的合于神明意愿的亲信，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处于敌对教派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已吃尽苦头，时刻担心有更大的灾难来临。尤里安的天性不赞成残暴，世人看到他对名声的重视。公正和宽容的尺度刚刚建立不久，这位有哲学家头脑的君王绝不愿轻易破坏。然而，他所指派的行省官员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他们为了讨好皇帝就会毫无顾忌，在执行专制权力时，往往考虑君主的意愿而不是他颁发的命令。他们试着对不得随意加以殉教者荣誉的敌对教派的成员暗中实施骚扰性的暴政。皇帝对用他的名义进行的不公正做法，本人却尽量佯装不知，最后他对这些官员施以象征性的责备和实质性的奖励，表达出真正的情绪和意图。
用来压迫基督教的一个最有效工具，是规定基督徒必须为他们在前代皇帝统治期间毁坏的神庙支付巨额赔偿。获胜的基督教会在那时完全凭着敌对的情感，往往很少考虑要获得官方的批准。主教认定自己不会受到惩罚，经常带领会众前往捣毁黑色魔鬼的堡垒。划定的圣地原都有明确的界限，后来被君王和教士夺走，用来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种地方倒是很容易恢复原状。但是在这些圣地以及异教庙宇的废墟上，基督徒已经修建自己的宗教建筑，必须先拆除基督教堂才能建筑神庙。皇帝的公正和虔诚只受到一方的欢呼，另外一部分人不禁痛哭叹息，斥责亵渎神明的暴行。等到将地面清理完毕，重新整修雄伟的结构，把转用在基督教建筑的贵重装饰品恢复原样，显然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赔款和债务。原来进行破坏的人员，现在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来处理越来越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正而明智的立法者要用平等对待和温和的态度来调停，以求得敌对双方之间的平衡。但是，这时整个帝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已被尤里安不顾后果的诏书搞得天下大乱。异教行政官员为狂热信仰和复仇心理所激怒，滥用罗马法律赋予他们的严厉特权，使得基督徒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永远无法清债的债务人。
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期间，阿雷苏萨的马可主教竭尽全力要让教区的人民改变信仰，但显然他觉得采用强制的办法比说服更为有效。现在地方官员要他按原价赔偿出于任性而为的狂热所捣毁的神庙。他们看到他的确十分贫穷，于是转而为了制服他那虔诚的信仰和刚毅的精神，只要他付出少许的代价。他们把这位年迈的高级教士抓来，残酷地鞭打他的脊背，撕扯他的胡须，还给他涂上满身蜂蜜，赤身裸体着用大网兜住，吊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高处，任凭各种蚊虫叮咬他，让叙利亚的烈日曝晒他。尽管身在半空，马可仍然坚持以自己的罪过为荣，对那些无计可施的迫害者百般嘲笑。他最终被救走，享受神圣胜利的光荣。阿里乌斯派教徒为这位虔诚的神父隆重庆功，正统基督教会也非常热衷于将他视为同道，那些异教徒不免感到羞愧或悔恨，再也不愿采用这种无用的残暴行为。尤里安饶恕主教的性命，但是，如果马可确实救过年轻时的尤里安，后人只会谴责皇帝忘恩负义，不会赞扬他的仁慈宽厚。
在距离安条克5英里有处异教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叙利亚的马其顿国王早已决定将之作为圣地奉献给阿波罗，为光明之神修建一座雄伟庙宇。巨大的神像几乎填满宽敞的内殿，到处装饰着金银珠宝，这些踵事增华的工作全部出自于技艺精湛的希腊名家之手。供奉的天神手执金杯，躯体略向前弯，正向大地酹酒，恳求尊贵的大地之母，让美丽而冷艳的月桂女神投入自己的怀抱。这个地点充满神话传奇显得更为高贵，叙利亚诗人凭着想象，把这段爱情故事从佩尼乌斯河畔移到奥龙特斯河的两岸来。
安条克的皇家殖民地跟着效法古希腊的宗教仪式，预言之溪的准确和声望可以和德尔斐神谕媲美，从月桂树林的卡斯塔里亚泉流泻出来。他们向伊利斯河买下特权，在附近田野建造一座运动场，可取代希腊市镇在这里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年拨款3万英镑以供公共娱乐之用。于是在神庙和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月桂村周围，自然形成朝圣者和观光客的永久活动区，虽然它没有省城的称号，但市面上的繁华却可与之分庭抗礼。神庙和村庄深藏在一大片茂密的月桂树林和柏树林的包围之中，向外延伸已达方圆10英里，在最闷热的夏天为人们提供一片凉爽的浓密树荫。1000条纯净的溪水从一座座小山上流下，维持着土地的青葱和空气的清新，鸟语花香，使人心旷神怡。这片静谧的树林实际已成为有益健康和令人欢欣的乐园，享受生活和爱情的圣地。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像阿波罗一样，追逐心爱的情侣；含羞的少女以月桂女神的遭遇为戒，再不会愚蠢到不解风情的地步。
身为士兵和哲学家的君王明智地避开这个情欲天堂的诱惑，在这里，寻欢作乐的活动打着宗教的幌子，就是高贵德行的坚强意志也会遭到瓦解。然而月桂树林多少世代以来，却一直受到当地和外乡人士的崇敬。这块圣地所享受的特权，随着而后几代皇帝的慷慨更为扩大，每代都会给辉煌的神殿增加光彩夺目的饰物。
在一年一度的庆典节期，尤里安匆匆赶去祭拜月桂树林的阿波罗神像，这时他的宗教热忱表现出极度的焦躁不安。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早就在盼望排场盛大的牺牲，群众酹酒和焚香的壮观场面，大队童男童女身着白袍以象征他们的纯洁，为数众多的人民参与喧闹的集会。但是安条克人的宗教热情，自从基督教得势以来表现在完全不同的方面。皇帝抱怨没见到一个富足城市的部族，向他们的守护神奉献百牛大祭。他到这里也只见到破败的神庙里，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孤独祭司敬献一只鹅而已。祭坛已经荒废，神谕已归寂静，这片圣地已因基督徒进入里面举行葬礼而遭到亵渎。巴比拉斯(在德西乌斯的迫害下死于狱中的一位安条克主教)在坟墓中沉睡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遗体在恺撒加卢斯的命令下迁往月桂树林，骸骨上方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教堂。这片圣地有一部分土地被强占，作为维持教士生计和墓地之用。安条克的一些基督徒渴望安息在这位主教的脚下，于是阿波罗神庙中的祭司，连同他们既害怕又愤恨的会众一起撤走。直到另一场革命重新使异教徒得势，圣巴比拉斯教堂又被拆除，由虔诚的叙利亚国王早年修建而如今已开始毁败的神庙旁边又开始增修一些新建筑。
尤里安认为最关切的事，是要把遭受压迫的神灵从可恶的已经死去的基督徒，还有那些成功地压下自己的欺骗性或狂热呼声的还活着的基督徒的包围中解救出来。受到玷污的地点都按古老的仪式加以净化，原葬于此的遗骸要正式迁走，教堂的教士获准将圣巴比拉斯的遗骨迁回安条克城内原来的位置。这种温和措施可以缓和带着敌意当局的忌恨心理，但在目前情况下却被狂热的基督徒忽略。装载巴比拉斯遗骨的高大马车后面，一路上有无数的人在跟随陪伴和迎送，用雷鸣般的吼声高唱着赞美歌，全部都是大卫王的《诗篇》，非常明显表示出藐视异教神明和偶像崇拜。圣徒的凯旋是在侮辱皇帝的宗教，他只能用傲气掩饰自己的愤恨。队伍的游行实在是很不智的行动，就在结束后当天晚上，月桂树林的神庙为大火所吞噬，阿波罗的圣像化为灰烬，整座建筑物仅剩下断壁残垣，点缀着荒凉可怕的废墟。安条克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宗教信念，认为圣巴比拉斯施展神力，使得上天的雷电击中殿堂的屋顶。尤里安必须对此考量，这到底是人为的犯罪行为还是真的神迹，虽然一时还找不到证据，他毫不犹豫把月桂树林的大火归之于加利利教徒的报复行为。于是他关闭安条克的基督教会，并且没收教会的财产。要是这种恶行可以充分证明，那么尤里安立即下令惩处，倒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查出制造骚乱和纵火以及隐匿教会财产的主犯，好几位基督徒受到酷刑逼供，有位名叫狄奥多里特的主教被东部法庭判处斩首。这种过于草率的行动受到皇帝的斥责，他表现出的关切之情是真是假无人得知，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担心大臣的迎合，会给他的统治带来宗教迫害的污名。
尤里安的大臣过于热心的行动，在君主表示不满以后立即收敛；但是当一国之君宣称自己是一个教派的领袖时，群众中爆发出来的愤怒却不是那样容易控制，也不可能全部施以惩罚了。尤里安有一篇公开的作品，里面赞许叙利亚是一个坚贞而忠诚的圣洁城市，那里的居民在开始听到召唤时，便捣毁加利利人的坟墓。但是他也隐约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对亵渎神明行为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应该还要更温和一点才合于理性的要求。这种语焉不详、吞吞吐吐的表白，看来可以证实一些基督教教士的叙述。在加沙、阿什凯隆、恺撒里亚和海拉波里斯等地，异教徒得势期间作恶多端，任意横行，受到残酷迫害的可怜对象只能一死了之，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大街上被拖过示众。还有人(当时群众的愤怒情绪正无比激昂)用厨子烤肉用的铁叉来戳刺，被激怒的妇女用纺纱杆来乱扎。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的内脏在被嗜血的狂热分子品尝之后，很厌恶地掺和进大麦投给城里肮脏的牲畜去吃。这种表现宗教疯狂的景象，反映出人性中最可耻和最丑恶的一面，然而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屠杀事件，则由于史料的真实可靠和受害者的阶级地位，以及事情发生在富裕的埃及首府，引起更大的注意。
乔治出生于一个布匹漂洗工家庭，位于西里西亚的埃皮法尼亚，因为父母的籍贯或所受教育的关系，以卡帕多细亚为姓。他出身贫苦而又卑贱，凭着依附权贵的本事使自己能够发达起来，尽力巴结恩主，最后赞助人为这个没有前途的家伙弄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合同。他获得委任，为军队供应咸肉。这个差事本来就被人瞧不起，他更是搞得臭名远扬，用尽各种最卑鄙的欺骗和贿赂手段，终于为自己累积了大笔财富。但是他的贪污行贿行为也变得众所周知，只能远走高飞逃避法律的惩罚。乔治牺牲了名誉却保全了财产，经过这段可耻的经历以后，他皈依了阿里乌斯教派，至于信仰的热诚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他出于对知识的喜爱或炫耀的心理，收藏大批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修辞、哲学及神学方面的书籍。
卡帕多细亚人乔治选择的教派在当时占有优势的地位，终于登上阿塔纳修斯的宝座。新接替职务的大主教到任，就像一个出身蛮族的征服者，在他统治期间无时无刻不施展暴虐和贪婪的手段。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的正统基督教徒被丢给一个暴君，从他的天性到所受的教育，完全适合奉行残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不过，他对广大教区的各种不同居民能够一视同仁，在凌辱欺诈方面倒是没有差别待遇。埃及大主教摆出华丽的排场和傲慢的姿态，但是仍然掩饰不住卑劣下贱的出身和邪恶残暴的本性，仗着权势和手段，获得了垄断硝石、食盐、纸张和丧葬的专利，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全都陷于困境。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之父，竟堕落成为一个从事卑贱和恶毒行径的告密者。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他用早已过时的借口对城内的住房征税，理由是尊贵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大帝把土地的永久拥有权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就是托勒密的国王和帝国的恺撒。城内的异教徒曾经受到应许，可以获得自由权利和宗教宽容的希望，现在刺激他的贪婪之心。亚历山大里亚富有资财的神庙，受到这个傲慢高级教士的搜刮掠夺和肆意侮辱，他公然大声威胁说：“这些坟墓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在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下，他为人民的愤怒或正义所驱逐，后来运用国家的行政和军事权力，恢复原有的职权，满足他的报复心理，可以说这段时期的斗争是格外惨烈。
使者来到亚历山大里亚宣告尤里安即位，同时也宣告了大主教的垮台。乔治和两名从命于他的大臣——狄奥多鲁斯伯爵和铸币厂的负责人德拉康提乌斯，同时被毫不讲情面地戴上枷锁关进公共监狱(公元361年11月30日)。24天后，迷信的群众对徒具形式的审判无法忍耐，在愤怒之下冲开监牢的大门。他们受到残酷无情的百般凌辱，这几个神明和人类之敌当场被杀死。兴高采烈的群众将大主教和两个同僚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在骆驼背上，游街示众。阿塔纳修斯派对于此事完全漠然视之，这件事可以充分证明福音教具有无限耐性。可怜罪人的尸骸全被丢进大海，骚乱群众的领袖公开宣称，他们下定决心要打击基督徒的宗教热忱，虽然这几个人和前辈一样被敌人处死，但是一定不能让乔治成为光荣的殉教者。异教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的预防措施完全无效。大主教的壮烈牺牲抹除了人们对他生前恶劣的回忆，阿塔纳修斯的对手获得“殉教者”的称呼，对阿里乌斯派来说是既亲切又神圣。等到所有的宗派完全皈依正统基督教会以后，他被放入正统基督教会的庙堂受到崇拜。这位可恶至极的异乡客，被掩盖住了有关时间、地点问题的一切细节，立即戴上殉教者、圣徒及基督教英雄的面具。臭名远扬的卡帕多细亚人乔治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英格兰圣乔治，被尊为兵器、骑兵和武士的守护神。
大约在尤里安得到亚历山大里亚发生骚乱消息的同时，也传来埃德萨情势不安的情报。倨傲而富有的阿里乌斯教派欺负弱小的瓦伦提尼安派，犯下掀起骚乱和暴动的罪行，任何治理有方的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而不加以惩处。皇帝大为光火，对缓慢进行的司法程序感到不耐，立即下令埃德萨行政当局，没收教会所有财产，将现金分给士兵，将土地划归地方。法令的压力再加上毫不留情的讽刺，使得教会的处境更为难堪。尤里安说：
我曾经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一直是加利利派忠实的朋友。他们令人钦佩的教义许诺穷人拥有天国，我现在帮助他们解除世俗财产的负担，就可以更加专心致志推展德行，朝着拯救世人的道路前进。不过要注意——
君王接着以更为严肃的口吻说道：
注意你们正在消耗我的耐心和仁慈。如果这种骚乱继续发生，我会运用行政官员来惩治你们迫害人民的罪行。那时让你们感到恐惧的将不再仅仅是籍没和流放，还有火与剑的惩罚。
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无疑具有更残暴和更危险的性质。但是，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已被异教徒杀害，尤里安发布的公告又充分显示行政机构的偏袒。他对亚历山大里亚市民的谴责夹杂着推崇和关心的情绪，同时他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会背离希腊血统那种温顺和宽厚的性格。他非常严厉地谴责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完全违反法律的正义和人性。当然，他难免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详细叙述亵渎神明的暴徒卡帕多细亚人乔治的恶行，他们在他的统治下忍受长期的苦难。尤里安承认明智而强势的政府必须惩治人民桀骜不驯的态度，但是考虑到奠基者亚历山大大帝和保护神塞拉皮斯，他却对这个怀着兄弟般情谊的城市抱着宽容的态度，还是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行。
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平息后，阿塔纳修斯的竞争对手因素行不良而垮台，阿塔纳修斯便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登上宝座(公元362年2月21日)。大主教的宗教热情因谨言慎行而受到约束，在行使权力时，难免倾向于在观念上和人民取得谅解，而非激起他们的对立情绪。他在教会的工作不仅限于狭窄的埃及境内，活跃而博学的头脑挂念的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状况。而且阿塔纳修斯的年龄、品德和声望，都使他在基督教危急存亡的时刻，能够担负起身为教会独裁官的重任。从西部多数派主教出于无知或无奈在里米尼宣言上签字起，到现在还不过3年的时间，他们对正统教会的弟兄不分时机的严厉做法，不仅感到懊恼，相信也必然会心怀恐惧。如果这些主教的傲气胜过信仰，或许会投入阿里乌斯派的怀抱，避免受到当众悔过认罪的屈辱，使自己降到世俗下等人的地位。基督教内部因圣格的结合与分离所引起的纷争，在正统基督教会学者之间愈演愈烈。这个形而上学的争论正在逐步扩大，将使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公开形成永久的分裂。为此基督教特别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非常明智地使用阿塔纳修斯的名义，而且他也亲自参加了，因而具有宗教大会的权威性)，会议规定了所有一时误入歧途的主教，只要在尼西亚信条上签名，无须正式承认过去的错误，也不会对他们原来所持的学术意见加以深究，便可以恢复教内的活动。埃及大主教的建议早已使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教士在心理上对接受这种正面的措施有所准备。同时，尽管还有一些强硬派坚决反对，但对于共同敌人的恐惧，却增进了基督教内部的和平与妥协。
埃及大主教凭着高明的手段和持续的努力，在皇帝带有敌意的诏书对局势进行干预以前，已设法使和平的局面更为稳定。厌恶基督徒的尤里安把发自内心的憎恨全加在阿塔纳修斯的头上。尤里安为了主教的缘故，任意实施差别待遇，至少在精神上与过去发布的宣言相抵触。他坚持认为虽然他曾下令从流放地召回加利利人，但是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能依靠普遍的宽恕而全面恢复原来在教会的领导职位。一个曾由多位皇帝判刑的罪犯，竟敢无视法律的尊严，不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擅自登上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的宝座。尤里安对这种狂妄的行为感到震惊，再次将阿塔纳修斯逐出该城(公元362年10月23日)，作为对莫须有罪行的惩罚。他自认合乎正义的举动必然会得到虔诚的臣民的拥护，心中感到极为欣慰。然而，民众接连提出的强烈要求很快让他明白，亚历山大里亚大部分民众都是基督徒，坚决要和受尽苦难的大主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尤里安虽然明了真相，却并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变本加厉把流放阿塔纳修斯的命令扩大到适用于整个埃及的基督徒和教士身上。广大民众的宗教热情使得尤里安更要坚持到底，他已经提高警觉，如果让一位敢作敢为并深得人心的领袖，出来领导一个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从他那些愤怒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对阿塔纳修斯的勇气和能力极为忌惮。埃及行政长官埃克狄乌斯基于谨慎，也可能出于疏忽，对皇帝的命令拖延不予处理，直至遭受严厉的斥责后才打起精神来办理。尤里安说道：
尽管你对其他一些问题没有写报告给我，至少你有责任告诉我，对于处理神明的敌人阿塔纳修斯，你有什么看法。我早已把我的意图告诉过你。现在我用塞拉皮斯之名发誓，如果阿塔纳修斯在12月还没有离开亚历山大里亚，不，要是还没有离开埃及，我将对你的政府官员罚款100磅黄金。我的脾气你很清楚，我不轻易责备人，但是更不会轻易饶恕人。
为强调问题的严重，这信的后面还加上皇帝亲笔写的附言：
这种对神明侮慢的态度使我非常悲伤和气愤，没有什么事能比听到阿塔纳修斯被赶出埃及，更能使我感到欣慰。这个讨厌的坏蛋，在我的统治下有几位地位很高的希腊贵夫人接受洗礼，这都是他进行宗教迫害造成的结果。
他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将阿塔纳修斯处死，但埃及行政长官很清楚，执行这位盛怒君主的命令时，超过标准比不及标准对自己来说要安全得多。大主教谨慎地隐退到沙漠修道院里去，靠着一贯的机智行动，巧妙避开敌人设下的陷阱，继续活下去直到获得最后的胜利。皇帝在生前曾用令人胆寒的语言宣称，他认为所有加利利派的毒箭都集于阿塔纳修斯一身。
我在此要忠实叙述尤里安试图玩弄权术，使自己摆脱宗教迫害的指责或恶名，却依旧能收到实际效果。一位贤君的心灵和意识，竟受到置敌手于死地而后已的疯狂情绪毒害。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徒遭受的真正的苦难，完全是人类的激情和宗教的狂热所造成。最早传播福音的门徒具有驯良和恭顺的美德，对于他们的继承人而言，只是值得颂扬的目标，并非愿意仿效的模范。基督徒掌管帝国行政部门和教会机构长达40余年，他们沾染上了功成名就的傲慢恶习，并深信只有圣徒才有资格统治世界。怀有敌意的尤里安决定剥夺君士坦丁仁慈慷慨地给予一些教士的特权，他们便大呼自己受到了迫害；而对崇拜偶像者和异端制造者的广泛宽容，却被正统基督教教派看作是可悲的、不能容忍的事。
行政官员虽不纵容暴力活动，但带有宗教狂热的人民还是照样施为。佩西努斯的西布莉的祭坛，几乎是在皇帝面前被推翻。异教徒在卡帕多细亚的恺撒里亚仅剩下几处作为祭典的场所，命运女神的殿堂被愤怒的群众在骚乱中捣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关心神明荣誉的皇帝还是不愿干预正常的司法程序。当他发现理应被当作纵火犯惩罚的宗教狂热分子，却享有殉教者的尊荣时，实在难以忍受。尤里安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非常清楚君王存心和他们为敌。他们免不了要担心，不论出现任何情况，政府都可以将之当成对他们不满和怀疑的理由。在正常司法活动中，基督徒占有很大的人口比例，自然有人被判刑。但同教的弟兄对问题的是非曲直不加深究，只是一味要求更为宽容的处理，认定他们无罪，承认他们额外的要求，把法官的严判说成是恶毒偏见和宗教迫害。这些目前看来已经难以忍受的困苦，偏被说成一场大灾难来临前的小小序曲。
基督徒把尤里安看成凶残而狡猾的暴君，说他即将进行的报复行动，等到从波斯战场胜利归来后再开始动手。他们猜想一旦他打败罗马的外敌得以凯旋，就会抛弃那厌烦的伪装面具。隐士和主教将使得大竞技场血流成河，那些仍然公开坚持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将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一切可以用来损害背教者名声的流言恶语，被充满恐惧和憎恨的反对者到处传播，听者全都信以为真。他们轻率的喧闹完全激怒了一位从原则上来讲应该受到他们尊敬、从利益上讲他们应讨好的君王。他们仍旧公开叫嚣，要把祈祷和眼泪当武器反对暴君，为伸张正义将他的头颅交给震怒的上天去处置。但他们同时怀着怨恨的决心不断暗示，他们的顺从已不再是懦弱的表现。在人类品格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依据生存原则而产生的耐心，会在长期的迫害中消耗殆尽。我们无法断定，尤里安的宗教狂热会在何种状况下超越理性和仁慈，但只要认真考量基督教会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必然深深相信，不等这位皇帝能够完全消灭基督教，帝国已经陷入可怕的内战。
尤里安的《恺撒》是一篇带有哲学意味的寓言，是古代才智之士令人感到愉悦和得到教诲的作品之一。罗马的农神节是象征自由和平等的日子，这一天罗慕路斯为奥林匹克的神明和罗马的帝王准备了宴席，众神把罗慕路斯当成够资格的伙伴，帝王则统治好战的民族和地上被征服的国家。不朽的神祇按着天上的次序安排宝座，恺撒的席位靠着月神，俯视人间的天界。那些给神明和人类社会带来羞耻的暴君，被铁面无私的涅墨西斯头朝下地扔进鞑靼里亚的深渊，其余的恺撒继续向着座位前进。年老的西勒诺斯神是笑容满面的道学家，为了掩饰哲学家的智慧，故意戴上酒神巴库斯的面具，当恺撒经过面前时，就不怀好意大声宣布他们的恶行、过错和瑕疵。等宴会结束，墨丘利宣示朱庇特的旨意，要将天国的冠冕赐给功高盖世的人作为奖赏。尤里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马可·安东尼成为最有声望的候选人，优柔颓废的君士坦丁并没有被排除在竞赛外，亚历山大大帝也受邀前来与罗马英雄人物角逐光荣奖品。每位候选人可展现他们的丰功伟业，但从神明评判的角度来看，比起倨傲的竞争对手展开滔滔雄辩，马可谦逊的沉默显得分外感人心扉。等这场势均力敌的竞赛进行到裁判官检视每个人的内心、详细审查行为的动机时，皇室斯多噶派学者的优势引人注意，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亚历山大、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君士坦丁都感到羞愧，承认他们在世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名声、权力或乐趣。但神明用尊敬和关爱的眼光，注视一个德行高洁的完人，他即位后施展哲学的训示，渴望有缺失的人类能效法神明的属性。这篇立意良佳的作品(尤里安的《恺撒》)因为作者的地位而使得价值更高，一位君王要是尽情描述历代皇帝的功过得失，等于对自己的言行做出盖棺论定的评价。
尤里安经过冷静的思考，要效法安东尼益世和慈爱的德行，但是他那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亚历山大的荣名所激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智慧所带来的尊敬和群众所给予的赞美。皇帝精力旺盛，身心正处于一生中的巅峰时期，获得日耳曼战争的经验教训，激起他的雄心壮志，决定要在他的统治之下，创造光辉灿烂和永垂不朽的成就。从印度大陆和锡兰岛派来的东方使节，非常谦恭地向罗马的皇帝致敬。西方的国家对尤里安的丰功伟业，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极为尊敬而忌惮。尤里安对高卢战争胜利所得到的战利品，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他增添防御工事，加强色雷斯和伊利里亚边区的作战能力。多瑙河以抢劫为生的蛮族害怕他的名气，就会遵守条约的规定，未来不再恶意违反，这一点使他感到甚为满意。居鲁士和阿尔达希尔的继承者现在是他唯一的敌手，值得他运用武力大动干戈，他决定最后必须征服波斯，惩治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反抗和羞辱罗马尊严的傲慢国家。
波斯国王很快知道君士坦提乌斯的帝座已经易主，接位君王的个性与前任大相径庭。他谦虚地亲自提出富于心机的建议，也可能是出于一番好意，希望双方可以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傲慢的沙普尔被尤里安的坚持所吓住。尤里安非常严厉地表示，他绝不同意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个城市的硝烟和废墟中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带着藐视的微笑说，不必派遣使臣，他决定尽快亲自访问波斯的宫廷。性急的皇帝敦促加紧军事准备工作，将领的职务已经调派好，编组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成为重要的任务。尤里安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过小亚细亚各行省抵达安条克(362 A.D.)，时间大约是前任皇帝过世后的第八个月。他雄心万丈想要立即向波斯的腹地进军，但是整顿帝国的形势是他无可旁贷的责任，他的宗教信仰要恢复对古代神明的崇拜，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事。再加上明智友人的劝告，高卢的军团要进入冬营，经过一段时日的休养生息，才能重振耗损的实力，东方的部队也要借此机会加强训练以培养高昂的士气，这样一来，只能暂时将作战行动延后实施。尤里安听从属下的意见，在来年春天以前将大本营设在安条克，这里的人民带着恶意嘲笑着君王仓促的行动，如果尤里安稍为延迟，也许嘲笑就会变成指责。
尤里安若吹嘘说他在东方的首府与民众关系良好，双方都感到满意，那是他对自己的性格估计错误，也不了解安条克的风俗习气。温暖气候使当地民众尽情享受安宁和富裕的生活，放荡不羁的希腊人和天生软弱的叙利亚人混杂在一起，追求时髦是仅有的生活原则，寻欢作乐是人生唯一目标。安条克市民的身份完全依靠华丽服饰和家具来区别，讲求奢华挥霍的本领才能获得荣誉，诉诸阳刚气概的德行反倒会引来讪笑。歧视女性的谦卑与长者的年龄，成为这个东方首府普遍的堕落现象。喜爱壮观的场面，可发挥叙利亚人的鉴赏能力和生命热情，从邻近的城市能获得技巧卓越的艺人，每年有相当多的经费用于公众娱乐，剧院和赛车场的表演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这可说是安条克的福气和光荣。生活朴素的君王瞧不起这种光荣，也感觉不到这种福气，他厌恶臣民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尤里安保持严肃简朴的习性，有时还刻意表现，优柔颓废的东方人既不会欣赏更不会仿效。饮宴的节日是依据古老习俗，将荣誉献给神明，尤里安只有在这种场合才会放松哲学家的严谨态度。安条克的叙利亚人仅在宗教节庆的日子才不会受到勾引去寻欢作乐。大多数民众以身为基督徒为荣，这是他们祖先最早皈依的宗教，他们以不遵从道德的训示而感到自满，但对于理论性的教条，却小心翼翼不敢有违。异端教派和宗派分裂一直困扰着安条克教会，阿里乌斯派和阿塔纳修斯派及米勒提乌斯和保利努斯的追随者，相互之间激起信仰虔诚所产生的仇恨。
背教者尤里安是先帝的敌人和嗣君，势力强大的教派一直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关爱，所以对背教者怀有强烈偏见，再加上尤里安迁移圣巴比拉斯的遗体，激起群众对他无法平息的恨意。他的臣民带着迷信的愤怒情绪抱怨，饥馑追随皇帝的脚步从君士坦丁堡来到安条克。救灾行动采用的方法不当，更引起饥民的不满。天候的失调影响到叙利亚的收成，安条克市场的面包价格自然会随着谷物的缺乏而上涨，与此同时有人怀着贪婪的心理，运用投机的手法，囤积居奇垄断食物的供应，控制价格的增长，导致价格急剧上升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土地的收成被某一方声称是他独有的财产，被另一方当成是可以出售赚钱的商品，被第三方购买以维持每天的生命，中间代理商所累积的利润，全落在毫无反抗能力的顾客身上。人民越是焦虑不安，越会夸大和增加艰苦的情况，他们开始担心谷物的缺乏，饥荒也逐渐出现。当安条克过惯舒服日子的市民抱怨家禽和鱼类的价格居高不下时，尤里安公开表示，节俭的城市应该对葡萄酒、油和面包的正常供应感到满足。但是他也知道，让民众获得温饱是君主的责任。皇帝基于这种观念，竟敢采用非常危险而且让人疑惧的办法，他根据自己所拥有的合法的权限，强制固定谷物的价格。他立法规定在谷物缺乏时，出售的价格不得超过产量丰富的年份。他试图采取行动来加强法律的效力，在他的命令下，从海拉波里斯、卡尔息斯甚至埃及的谷仓，将42.2万摩笛的粮食送进市场。我们可以预想到后果并且这一后果很快就反应到了市场上，有钱的商人买下皇家的小麦，握有谷物的地主不供应城市的需要，只让少量粮食在市场出现，用不合法的高价私下出售。
尤里安仍旧继续推动自己的政策，他认为民众的抱怨是不知感激的谤言，同时他要让安条克知道，虽然他不像他哥哥加卢斯那样残酷，但同样遗传着倔强的性格。地区元老院的抗议更激起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他听信了谗言，也可能事实就是如此，说是元老院的议员掌握了土地并且致力于投机交易，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灾难。因此他认为这批人胆大包天，竟敢把私人的利益置于公众责任之上。于是整个元老院包括200名身份高贵和家财富有的市民，全部被警卫从议事的宫殿押送到监狱。虽然后来他在入夜之前放他们回家，但就是因为让他们太容易获得自由，反而无法获得感激。聪明而嫉妒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利用这个机会，发出同样的怨言，到处传播他们的苦况。农神节是金吾不禁的假期，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肆无忌惮的歌声，嘲笑着皇帝的法律、宗教、个人的言行，甚至他的胡须。安条克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勇气，是因为得到了官吏的默许，以及获得民众的支持。
尤里安身为苏格拉底的信徒，在遭到民众羞辱时只会深受震撼，虽然位居皇帝之尊，掌握绝对的权力，但是他过于敏感，不会采用报复来满足自己受到伤害的情感。如果尤里安是一个暴君，就会采取报复的手段，让安条克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失去法律的保护。毫无抵抗能力的叙利亚人，到时只有屈服在忠诚的高卢军团贪财好色和残酷暴虐的淫威之下。皇帝也可以用一项温和的判决剥夺东部首府的地位和特权，廷臣甚至臣民都会赞许这公正的行为，这能够保持国家元首的尊严。但是尤里安并没有滥用国家的权力，为个人受到的委屈进行报复，而是用一种无害于人的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有这种能力的君王少之又少。他受到讽刺诗和诽谤图书的侮辱，于是就写了一篇名叫《厌胡者》的文章加以反击，用自嘲的口气承认犯了错误，然后对安条克优柔阴险和虚伪矫情的言行举止大加挞伐。皇室的答复正式公布在宫殿的大门前，《厌胡者》这篇作品仍旧是尤里安展现气愤、智慧、仁慈和鲁莽的独一无二的纪念物。虽然他装出笑容表示无所谓，但其实内心还是耿耿于怀，就指派了一位格调与安条克臣民差不多的总督，用这种蔑视的态度总算出了一口气。皇帝甚至拒绝留在忘恩负义的城市，于是他宣布，下个冬天要在西利西亚的塔尔苏斯度过。
在尤里安看来，安条克只要有这样一位市民，凭着他的才智和德行，就可以弥补整个城市所有的过错和邪恶。诡辩家利巴尼乌斯(314—390 A.D.)生于东部的首府，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君士坦丁堡、雅典教授修辞学和演讲术，到了晚年才留在安条克。希腊青年在他的学塾孜孜不倦地求知，经常有80多个门徒在他身边，赞许他是举世无匹的大师。他的敌手却满怀嫉妒和猜忌的心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对他进行迫害，大家异口同声认定他危言耸听，而且虚有其表。尤里安的老师曾经要尤里安做出保证，绝不前往他们对手的讲座听课。这种做法很轻率，但可以看出利巴尼乌斯受到重视的程度。皇室的年轻人受到劝阻更被激发了好奇心，私下找到这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诡辩家所写的作品，深入研读并且模仿他的风格，逐渐超越了他门下最勤奋的弟子。等到尤里安登基以后，他宣称急着想与叙利亚的诡辩家见面，并且要酬谢他为人师表的风范。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里，只有利巴尼乌斯保持着希腊最纯粹的艺术观、人生观和宗教观。皇帝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因为敬爱的大师表现出的孤傲的气质，而更加肯定和推崇他。利巴尼乌斯不像一般人那样趋炎附势，急不可待地赶往君士坦丁堡的宫殿，而是心平气和地期盼皇帝能够前往安条克，这样可以免除宫廷那种冷淡而虚假的印象以及每次觐见君王都要进行的正式的礼仪。利巴尼乌斯的这种做法给君王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君王可以要求臣民服从，但是对待朋友态度就要诚恳。
每个时代的诡辩家都会用藐视的眼光或是装出这种模样，来看待因出身和机运所形成的个体的偶然差异，却对于心灵的良好素质保持尊敬，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这种天赋能力。尤里安不理睬贪污腐败的宫廷的喝彩声，那是登基称帝的装饰品。但是有位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却拒绝了他的恩惠，表现出对他个人的喜爱、对他声誉的钦佩以及对他令名的保护，所以尤里安对利巴尼乌斯的赞誉、训诫、自由和羡慕，感到心悦诚服。利巴尼乌斯有长篇大论的作品仍旧存留在世，大多数是这位演说家的老生常谈，在那里咬文嚼字，言之无物，是隐居学者的创作。他不理会当代人的信念，内心完全沉溺在特洛伊战争和雅典的共和政治中。然而安条克的诡辩家有时也会从幻想的高处屈身，写出包罗万象而又文辞典雅的书信。他赞扬当代人物的丰功伟业，勇敢指责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滥权，为尤里安和狄奥多西的气愤用事找出理由，用出众的口才为安条克辩护。在年纪衰老时，他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毁于一旦，这种不幸极为普遍。但特别的是，利巴尼乌斯将才智奉献给宗教和学术，但是在这些宗教及学术都消失后，他还活在世上，这是他最大的憾事。尤里安的这个友人冷眼旁观基督教胜利，气愤填膺，他的偏见使他觉得世界的前途变得一片黑暗，对天国的光荣和幸福不再抱有任何指望。
尤里安满腔热血急着要在春天开始时挥军赶赴沙场，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陪同他到达行省的边界(公元363年3月5日)。他用轻视的口吻责备他们一顿后饬回，决心以后不再前来这座城市。经过两天辛苦的行军，第三天他停留在贝里亚，也就是阿勒颇休息，他很懊恼地发现元老院几乎清一色是基督徒。对于背教者带有异教徒性质的讲话，他们很冷淡地接受，表面上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恭敬态度。贝里亚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市民，他的儿子不知是出于良知还是基于利害关系，竟赞同皇帝的宗教观念，被怒不可遏的双亲剥夺继承权利。尤里安邀请这对父子参加御宴，坐在这两个人之间，用宗教宽容的训示和例证反复开导，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他还是装出平静的样子支持年长的基督徒。宗教狂热让这父亲做出轻率举动，忘记应有的礼节和作为臣民的责任。尤里安最后对备感痛苦的青年说道：“你已经失去了父亲，对我而言，我有义务代替他的位置。”皇帝在巴特尼受到群众欢迎，这个小镇风景优美，位于长满丝柏的树丛之中，离海拉波里斯大约20英里。巴特尼的居民已经准备好呈献牺牲的庄严仪式，以献祭给他们的保护神阿波罗和朱庇特。但是尤里安虔诚的态度并不赞许群众表面的欢呼声，他非常清楚地看出，从神坛上升起的烟雾不是真诚的祈祷，而是虚伪的谄媚。
海拉波里斯有座古老而堂皇的庙宇，很多世代以来使得本地享有神圣的地位，但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过去民众奉献的财物可以供养300位僧侣，也许正是因此加速了其衰败。在这里尤里安遇见了一位哲学家，也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并为之衷心感到满足和喜悦。这个朋友的宗教信仰极其坚定，抵抗住了君士坦提乌斯和加卢斯要求他改教的压力，这些君王在经过海拉波里斯时，都会住在他家。尤里安全身散发着生机勃勃的热情，忙碌地进行军事准备工作，在写给朋友的信函中充满信心。他现在正从事重要而困难的战争，对于事态的发展极为焦虑，就是微不足道的预兆都非常注意观察和记录，依据占卜的规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未来各种事件的状况。他在一封文笔优雅的书信中，告诉利巴尼乌斯他已经到达海拉波里斯，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他运用才能克服了许多艰辛险阻，以及和安条克的诡辩家建立起了真诚的友谊。
海拉波里斯的位置很靠近幼发拉底河河岸，经常被指定为罗马军队的集合点，早先已经构建好了由船舶搭成的桥梁，可以立刻渡过这条大河。要是尤里安的脾气也像他的前任，就会在萨摩萨塔的赛车场和埃德萨的教堂里，把一年中最适合行动的季节白白浪费掉。但是这位英武过人的皇帝不苟同君士坦提乌斯的行为，倒是将亚历山大作为榜样，他毫不迟疑地向着离海拉波里斯80英里，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城市卡雷前进。著名的月神庙引起尤里安的虔诚之心，在停留的几天中，他主要完成了波斯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这以前，远征行动的秘密全部在他的脑海里，但是卡雷是两条主道路的汇合点，他的计划到底是要攻击沙普尔在底格里斯河这边的领土，还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疆域，现在已经隐瞒不住。
皇帝派出一支3万人马的部队，由他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和埃及公爵塞巴斯蒂安率领，奉命直接向着尼西比斯进军。在他的主力通过底格里斯河以前，确保这方面的边境不受敌军牵制性的侵犯，至于后续的作战则交由主将自行视状况处置。但是尤里安期望他们用强大的武力平定米底和阿底阿贝尼这些富饶的地区以后，能够同时到达泰西封的城墙下。他自己会用相等的速度沿着幼发拉底河前进，一起包围波斯王国的都城。像这样协调周密的计划要想获得成功，主要得依靠亚美尼亚国王强力的支持和协助，他不愿自己的国土在安全上发生问题，便只派出一支有4000骑兵和2万步兵的军队，配合罗马的军团对波斯人作战。亚美尼亚国王阿萨息斯·提拉努斯软弱无能，与他那充满男子汉气概的祖先伟大的提里达特斯相比，已堕落到比他父亲科司罗伊斯更为可耻的状况。由于这位怯懦的君王反对一切会带来危难和荣誉的冒险行为，现在更可用宗教和感恩作为借口，来掩饰他的胆小和怠惰。
提拉努斯对君士坦提乌斯怀有诚挚的忠义之心，表示深切的怀念。统领阿布拉维斯的女儿奥林匹娅斯在罗马宫廷接受教养，原来指定为君士坦斯的妻室，后来罗马皇帝将她许配给提拉努斯，这样的联姻可提高蛮族国王的地位。提拉努斯信奉基督教，统治全是基督徒的国家，不论从良知还是利益来考量，都抑制自己不要对胜利有所贡献，否则会给教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尤里安的言行不够谨慎，使原本产生心结的提拉努斯更加怒气填膺。尤里安对待亚美尼亚的国王如同奴隶，把他视为诸神的敌人。皇帝给提拉努斯的指令非常傲慢无礼，字里行间带着威胁意味，独立的国家像是处于屈辱的状态，这唤醒了国王久藏内心的愤懑。提拉努斯仍自诩为阿尔萨息德斯的皇室后裔，这位东部的波斯君主是罗马帝国的敌人。
尤里安的兵力部署最重要的是要用巧妙的手法欺骗敌方密探，转移沙普尔的注意力。军团表面上看是直接向尼西比斯和底格里斯河进军，但实际上突然间转向右方，越过卡雷平坦无垠且寸草不生的荒野，在第三天抵达幼发拉底河畔。这里有防卫严密的城镇尼西丰里乌姆，也可称之为卡林尼库姆，是马其顿国王所建。从此开始的皇帝的进军路线，顺着曲折的幼发拉底河走了90英里，终于在离开安条克一个月后，看到奈尔切西乌姆，到达罗马疆域最遥远的边界。在对抗波斯的历任皇帝中，尤里安率领的大军数量最多，共有6.5万名装备优良纪律严明的士兵。步兵和骑兵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队伍，不论是罗马人还是蛮族，都是从各行省精挑细选出来的。强壮的高卢人不仅拥有忠诚和英勇的名声，还护卫着敬爱君王的帝座和个人安全；西徐亚人组成的协防军是战斗力极强的团体，他们来自水土天候与波斯完全相异的地区，几乎是两个世界，却要去侵犯他们连名字及状况都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土；萨拉森人有几个部落都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他们纯粹是基于喜爱抢劫和战争，才投效到皇帝的旗帜下的，愿听从尤里安指挥，却拒不接受根据惯例所支付给他们的赏金。
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宽阔，壅塞着700条船的舰队，伴随着罗马军队一起行动，负责提供所需的补给品。这个舰队的作战实力包括50艘全副武装的快船及同样数量的平底船，在需要时可快速连接成一座暂时的桥梁。其余船只有的是用木材建造，也有一些在外面蒙上兽皮，装载的武器、机械、用具和粮食，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里安关怀部属福利，将大量库储的食醋和干粮装船供士兵食用，但他禁止部队饮酒，同时严格规定，不让过多的骆驼连成长串跟随在军队后面前进。查波拉斯河在奈尔切西乌姆注入幼发拉底河，分隔开了两个庞大而相互敌对的帝国，号角响起传来开始行军的信号，罗马人越过这条被当作国界线的溪流(公元363年4月7日)。照军队中古老的惯例，统帅要对全军发表演说，尤里安不放过展现辩才的机会，他用祖先的坚忍勇气和光荣胜利做例证，鼓励军团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波斯人的傲慢无礼，激起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训诫大家要效法他的决心，毁灭这个奸诈邪恶的国家，为共和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尤里安对每个士兵犒赏130枚银币，这使演讲更有说服力，同时他提到在查波拉斯河上的桥梁已被拆除，让部队知道有进无退，只有作战胜利才能确保安全。最后行事审慎的皇帝为了维护遥远边疆的宁静，不受带敌意的阿拉伯人肆意入侵，就在奈尔切西乌姆留下4000人的特遣队，加上原来的守备部队共1万人，来防卫这个重要的据点。
罗马人从此刻起进入敌人国土，要面对行动积极且手段高明的敌军。行军序列编成3个纵队，实力坚强的步兵形成主力位于中央，交给主将维克托指挥；右边是内维塔率领由几个军团组成的纵队，沿幼发拉底河岸边前进，时刻与舰队保持沟通；大军的左侧翼有骑兵纵队掩护，指定霍尔米斯达斯和阿林苏斯担任骑兵将领。霍尔米斯达斯的平生事迹值得我们注意，他是出身萨珊皇家族裔的波斯王子，属于反对沙普尔的少数派，从监狱逃到君士坦丁大帝友善的宫廷里安身。霍尔米斯达斯一开始获得新主子的同情，后来则得到他的尊敬。他在罗马军队中靠着英勇行为和忠诚态度，获得荣誉并晋升到很高的职位。他虽是基督徒，对于背叛自己的国家倒是心安理得。受压迫的臣民是最危险的敌人，确是所言不虚。上文提到3个主要行军纵队的部署，卢西里阿努斯率领1500名轻骑兵组成的分遣队，行动迅速又敏捷，负责掩护大军前卫和侧翼，搜索远距离的各种情况，一旦发现敌军接近可尽早传报信息。达迦莱法斯和奥斯若恩公爵塞康狄努斯指挥后卫部队。辎重位于纵队之间的空隙，受到严密保护。行军单位为便于运用或夸张声势，采用疏散队形，整个行军队伍延伸有10英里长，尤里安的位置被安排在中央纵队先头。但他情愿负起一位将领的责任，而非一位国君的责任，在一小队轻骑兵护卫下，他迅速赶往前卫、后卫或侧翼，用御驾亲临的方式，鼓舞罗马军队的士气和保障安全。
他们越过查波拉斯河到亚述的农耕地区，中间经过的国土是阿拉伯沙漠的一部分，都是干燥贫瘠的荒野，即使是人类运用最有力的技术也无法改进。尤里安行军经过的地区，就是年轻的居鲁士足迹所至之处。那次远征行动有位伴随者，就是才识卓越的英雄人物色诺芬，他曾经叙述道：
这片国土像海洋一样平坦，上面覆盖着苦艾，只要是生长在这里的灌木或是芦苇，全部都有芳香的气味，但是没有看到树木。鸨鸟、鸵鸟、羚羊和野驴是沙漠仅有的居民，出猎是辛劳的行军之中唯一的娱乐活动。
松散的沙土被大风刮起来成为尘暴，尤里安有很多士兵连带帐篷被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倒在地上。
美索不达米亚的沙质平原被放弃给了羚羊和野驴，但很多人烟繁密的村庄和市镇，安适地坐落在幼发拉底河岸边，有些位于河流冲刷偶然形成的岛屿上。安纳或被称为安纳索的这个城市，有一处阿拉伯酋长的居所，由两条长街组成，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小岛上，为天然的防御工事围绕，两侧都是肥沃农田。安纳索好战成性的居民摆出阵式，阻挡罗马皇帝的行军纵队。经过霍尔米斯达斯王子温和的开导，加上舰队和军队吓人的阵容，他们才转变傲慢态度，并乞求尤里安饶恕，也感受到他那宽大的心胸，就把民众全迁移到叙利亚的卡尔息斯附近，那是一个条件更有利的垦殖区。尤里安也接受总督普塞乌斯的输诚，赐给他高官和友谊。但提卢塔的堡垒难以攻克，皇帝只有对自己立下很难堪的保证，等他征服波斯国内各省后，提卢塔这时更可拿来增添征服者胜利的光彩。那些没有防御能力的市镇无法抵抗也不愿屈服，市民赶紧事先逃走。他们的房屋里都是战利品和粮食，全被尤里安的士兵占用。有些无人保护的妇女被屠杀，没人追究和处分犯罪的士兵。
在罗马部队行军期间，波斯的将领苏雷纳斯，还有迦山部落著名的酋长马莱克·洛多萨息斯，不断在大军四周盘旋窥伺。迷途人员被拦截，分遣单位受攻击，机警的霍尔米斯达斯也差点遭到毒手，但这些蛮族最后还是被驱离。整个国土越来越不适合骑兵作战，当罗马人到达马西普拉克塔时，发现城墙遗迹是古老的亚述国王构建，用来确保领土的安全，防范梅德人入侵的。尤里安的远征行动最初阶段花了15天的时间，从奈尔切西乌姆的堡垒到马西普拉克塔的城墙，距离约为300英里。
亚述是个富裕行省，越过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米底的山区，从马西普拉克塔古老的城墙到巴斯拉地区有400英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此汇合，再注入波斯湾。这一大片国土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美索不达米亚，两条大河在此区流过时，相距不超过50英里，特别是在巴格达或称为巴比伦，相距不到25英里。由于土壤松软，挖掘不费力气，所以有很多人工的渠道连接两条河流，并且纵横交错在亚述的平原上。这些人工的渠道有各种用途，而且非常重要。两条河因各有不同的泛滥期，可以把多余的水量排放到另一条河流。渠道可以再细分为更小的水沟，用来灌溉干燥的田地，补充原本缺乏的降雨量。这些河道不仅有利于社会的交往和商业贸易，而且河床的堤坝很容易决口，成为亚述人与敌同归于尽的武器，入侵的敌军经常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洪水。
亚述由于水土和气候的关系，有些很重要的作物像葡萄、橄榄和无花果都无法生长，但是那些用来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特别是小麦和大麦，产量极高，甚至到取用不竭的程度。农夫把种子撒在田地里，通常的报酬是两三百倍的收成。地面上散布着无数的椰枣树丛，勤勉的土著用诗篇和散文歌颂这种植物，说它的树干、树枝、叶片、树液和果实，经过巧妙的处理，可以有360种用途。有些产物特别是皮革和亚麻布，需要雇用很多民众来加工，却也是最有价值的外销商品。不过这些贸易全部操纵在外人的手里。巴比伦虽然成为了皇家的园林，但是靠近古老首都的遗址，新的城市陆续兴起，人口之稠密，从此地众多的城镇和村庄中就可以看出来。房屋用晒干的泥砖兴建，再用沥青很牢固地黏合在一起，这是巴比伦地区很特殊的天然产品。当居鲁士的继承人统治亚洲地区时，万王之王所有维持豪华排场的饮食和家用物品，全年三分之一时间的需要量，仅仅由亚述一个省就能如数供应。有四个很大的村庄负责提供饲养印度猎犬的食物，负担皇家马厩800头种马和1.6万头母马的全部费用，每天付给省长的贡金是一个英制蒲式耳的白银，可以计算出亚述的岁入是120万英镑。
尤里安使亚述的田园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公元363年5月)，哲学家用掠夺和残酷的行为报复无辜民众，和过去那些傲慢的主子施加于罗马行省的痛苦如出一辙。惊惧的亚述人只有请求河流给予帮助，用自己的手完成破坏家园的工作。道路根本不能通行，洪流灌进罗马人的营地，尤里安的部队有很多天要与令人气馁的艰辛苦苦搏斗。由于军团官兵的坚忍，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他们像习惯于面对危险的敌人那样习惯了劳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受到领导者不屈不挠精神的鼓舞，士兵修复受到损害的堤防，洪水又流回原来的渠道；整个椰枣树林都被砍倒，置放在道路受到冲刷的地点，用漂浮的木筏当桥梁，下面拿充气的皮囊作为支撑，军队可以渡过宽而深的渠道。
亚述有两个城市敢于抵抗罗马皇帝的大军，它们为自己草率的行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佩里萨波或称安巴是行省第二大城，离皇家行宫所在地泰西封有50英里。这座城市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戒备非常森严，构筑有双重城墙，还有一条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在外环绕，负责防守的部队兵力强大，作战英勇。霍尔米斯达斯上前劝降游说，却被很轻蔑地加以驱退，同时被谴责的言辞伤害，说他背弃皇家血统 ，指挥外籍军队对抗自己的君主和祖国。亚述人竭尽防守的技巧和勇气，表现得十分忠诚，直到攻城撞车奋力冲击，粉碎城墙的角隅打开一个很大的裂缝，他们才退守内围的城堡工事。尤里安的士兵蜂拥冲进镇内，等到战争的欲念得以满足，佩里萨波已成为一片焦土。冒烟房舍的地面架起各种机具攻击内堡，双方不断用投射武器展开战斗，现在各种弩炮已经可以架设在围攻的地区内，使得罗马人掌握有利地形，获得更大优势。等到攻城塔构建好后，士兵就可以和高耸的防壁内的敌人处于同等平面来接战。这种可以移动的塔车确实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内堡的守军已经丧失抵抗的希望，只有屈服求饶。从尤里安在佩里萨波城下出现，到让对方献城投降，只花了两天时间。这座人口繁盛的大城，残余的民众不论男女，只有2500人，后来他们得到允许，可以离开。存量非常丰富的谷物、兵器和华丽的家具，除了部分分配给军队以及保留作为公共设施外，其余不能运用的军需物资都用火烧毁，或是投入幼发拉底河里，佩里萨波的毁灭等于给阿米达悲惨的下场报了大仇。
毛盖马尔恰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一座城堡，整个防御设施有16座大型高塔、一道很深的护城壕，以及双层的砖石城墙，城墙全部由沥青黏合得极为坚固，离波斯的都城有11英里，构建起来作为外围的重要据点。尤里安皇帝害怕把这样重要的堡垒留在后面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所以要立即围攻毛盖马尔恰。罗马军队因而分为三部分，维克托率领骑兵及配属的重装步兵，奉命扫荡整个地区的敌人，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的河岸以及泰西封的郊区。尤里安亲自指挥攻城行动，将攻城器械全部对着城墙架设起来，看起来像是要依靠它们攻破城池。实际上，他设计出了更有效的方式，可以使部队攻入城市的中心。在内维塔和达迦莱法斯的督导下，罗马的士兵在相当的距离朝城池方向开挖壕沟，逐渐延伸到护城壕的边缘，然后很快用泥土将护城壕填满。部队不断卖力工作，在城墙的基础下方挖出一条坑道，每隔相当距离用木材支撑，特别选出3个支队，排成单列，在黑暗而危险的通道里很静肃地探路前进。大胆的队长在前面领路，向后方传出信号，时刻准备从幽暗的地下突入敌方城市的街道。尤里安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为了确保突击成功，他发起喧嚣而吵闹的正面攻城作战，以吸引守备部队的注意。波斯人在城墙上带着蔑视的眼光看着攻城的行列被他们击退，没有发生一点作用，于是唱着胜利的歌曲，把荣誉归于沙普尔而大声庆祝，同时向罗马皇帝做出保证，在他攻占固若金汤的城市毛盖马尔恰之前，就让他一命呜呼，到群星闪烁的宫殿觐见阿胡拉。
城市最终落入皇帝的手里，对于第一位从坑道里攀登到弃守高塔的列兵，史书记下了他的名字。通道被他的同伴加宽，他们带着按捺不住的热情一拥而出。1500名敌人已经出现在城内，惊愕万分的守备部队只有放弃城墙，唯一能够确保安全的希望也随之丧失。他们立刻对城门纵火将它烧开。士兵为了报复进行残酷的屠城，只有在满足色欲的需要和抢劫的贪念后，才暂时停下滥杀的行动。总督获得免死的保证就献城投降，然而他被指控曾对霍尔米斯达斯王子说出有损他荣誉的话，没过几天就被判决活活烧死。所有的堡垒和防御工事全部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一点遗迹显示毛盖马尔恰这个城市曾经存在过。
波斯都城的近郊兴建了三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到处堆金积玉珠光宝气，表现出东方君主穷奢极欲的豪华和倨傲。花园沿着底格里斯河迤逦延伸，天然的景色极为优美，根据波斯的风格装饰着对称的花坛、高耸的喷泉和浓荫的廊道。广大的园林用高墙围绕，里面豢养着熊罴、狮子和野猪作为皇家狩猎之用，维持的费用相当可观。现在高墙倾圮，各种猛兽任由士兵射猎。在罗马皇帝的指使下，沙普尔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在文明时代，两个敌对的国君还是会保持审慎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但是尤里安处于当前的情况，完全舍弃合于法律规范的待人之道。然而这些任性的破坏行动没有必要在我们胸中激起怜悯或愤恨的情绪。希腊艺术家用手完成一座风格单纯的裸体雕像，比起蛮族运用庞大劳力兴建这些粗俗的建筑物，更能显现天才的价值。要是宫殿的残迹比木屋的火灾让我们更为感动，我们的人性对生命的痛苦一定存在错误的判断。
尤里安成为波斯人恐惧和仇恨的对象，当地的画家把侵略他们国家的敌人画成凶暴的狮子，口里喷出毁灭一切的烈火。但是对他的朋友和士兵来说，这位具有哲学家风格的英雄显得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功业表现得格外引人注目，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他的言行举止已经习于自省节制和庄重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很自然地发挥出影响力，毫不费力，也不必刻意表现。他靠着后天培养的智慧，能够完全控制身体和心灵，坚持自己的行为，不会沉溺于人类最原始的生理需要。亚述的温带气候，等于是在诱使一个生活奢华的民族要尽量满足性欲，然而年轻的征服者保持贞节，能够纯洁到不受任何侵犯。那些极为美丽的女性俘虏，不仅无法引诱尤里安，甚至无法让他产生好奇心。何况这些美女并不会抗拒他的权力，甚至以博得他的青睐为荣。他用抗拒爱情诱惑这种坚定的毅力，来支持艰辛困苦的战争。当罗马人行军通过一望无垠和洪水泛滥的原野时，他们的君王在军团的前面步行，用同甘共苦的行动激励高昂的士气。每一项要使用劳力的工作，尤里安都带头拼命苦干。皇帝的紫袍就如同等级最低的士兵所穿的粗制羊毛战袍一样，全都沾满了汗水和尘土，变得污秽不堪。两次围城作战，让他有机会展现个人的英勇。在军事艺术有相当进展的状况下，任何一位行事谨慎的将领，都不会用这种“身先士卒”的方式来领导部队。皇帝站在佩里萨波的城堡前面，完全不理会极为危险的场面，鼓励部队要把铁铸的城门烧开，这时他差点被一阵投射武器的箭矢击中，同时巨大的石块也向着他抛掷过来。就在他巡视毛盖马尔恰的内城防御工事时，两个波斯人为了国家不顾自己的性命，拔出他们的弯刀突然冲杀过来。皇帝非常熟练地举起盾牌挡住致命的砍劈，然后用短剑很稳定而又准确地戳刺，把一个敌手杀死在他的脚前。建立丰功伟业的皇帝，得到臣民给予其的尊敬，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报酬，尤里安从自己的功勋中树立权威，恢复传统的军纪，对手下士兵的要求更为严厉。3名骑兵犯有可耻的行为被他判处死刑，他们在与苏雷纳斯的部队作战时，不仅临阵逃走，还丧失一面队标；同时他也用攻城冠奖励奋不顾身的士兵，他们首先攀登城墙攻进毛盖马尔恰市区。
皇帝的坚毅作风在围攻佩里萨波时因部队的贪财抢夺而受到考验。他们大声抱怨献身军旅的报酬，竟然只有100多枚银币这样微不足道的赏赐。他显现古罗马人的风度，用庄严而坦诚的语气表达出愤慨之情，说道：
发财是你们盼望的目标，这些钱财都在波斯人的手里，富饶国度的战利品都可以当成英勇和纪律的奖赏。请相信我的话，罗马共和国过去拥有庞大的财富，自从那些懦弱和贪财的大臣说动君王，要用黄金向蛮族购买和平以来，现在已经陷入短缺和可悲的境地。税收已经枯竭，城市已经没落，行省的人口大量减少。对我而言，从皇室祖先那儿继承的仅是无畏的精神。我很久以来就相信一个人真正的优势在于他的心灵，只要知道自己贫穷还能保持高尚的品格，就不会感到羞愧，在把贫穷算是古老德行的时代，这被认为是能与法比里修斯媲美的荣誉。要是你们愿意听取天神和领袖的话，一样可以获得这种德行和荣誉。但是如果你们毫不考虑还要坚持目前的做法，决心要恢复古老的暴乱那种可耻而错误的行为，就去做吧。身为人中之龙的皇帝，我随时准备赴死，瞧不起时时刻刻靠着偶然的狂热得到拥戴的生命。要是我发现自己不配领导在座各位，在座的许多首长(我以骄傲及欢欣的语气说)都可以凭着功绩和经验指挥这场重要的战争，我会放弃统治的权力而退位，既不悔恨也不烦恼，去过与世无争的平民生活。
尤里安很诚挚地表达他的决心，受到罗马人一致的鼓掌和衷心的拥戴。他们会在身为英雄的君主麾下奋战到底，有信心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经常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这些都是尤里安誓词的内容)激起他们无比高昂的勇气：“征服波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重振共和国昔日的光荣”。他的心灵里充满热爱名声的激情，但是在踏上毛盖马尔恰的废墟时，他才允许自己说：“我们现在已给安条克的诡辩家提供了一些素材。”
尤里安继续鼓起勇气，努力克服各种障碍，向着泰西封的城门进军。但是要想将波斯人的首都降服，即使是进行围攻，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不知道何处才是决战的战场，那么即使是以尤里安皇帝的军事指挥能力，要想实施勇敢而又能发挥技巧的作战也是不可能的。巴格达南边20英里，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好奇的旅客可以发现泰西封一些宫殿的遗迹。然而在尤里安那个时代，泰西封是面积广大人口稠密的城市。邻近的塞琉西亚无论是名声还是光荣都已完全湮灭，这个希腊殖民地只留下部分区域，完全使用亚述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只保留最早的称呼科切。这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边，但是要把它算成泰西封的郊区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两者之间有一座由船只搭成的永久性桥梁，整个区域连接起来以后被称为阿尔·摩代因，就是“城市”的意思，东方人用它来称呼萨珊王朝的冬季居所。波斯都城的四周被宽阔的河流、高耸的城墙和难以逾越的沼泽围绕，防守的能力非常坚强。尤里安在靠近塞琉西亚的遗址设置营地，用壕沟和防壁确保安全，阻止位于科切实力强大的守备部队主动出击。在这片物产丰富和景色优美的乡土，罗马人的饮水和草料可以获得充分供应。有几处堡垒会干扰大军的行动，经过一阵抵抗以后，还是屈服在英勇的攻击之下。
舰队可以从幼发拉底河通过一条人工河道，而这条水量充沛可以航行的溪流，正好在城市的下方不远处注入底格里斯河。要是舰队贸然进入这条名叫纳哈尔·马尔查的皇家渠道，因为科切所处的位置关系，立刻会和尤里安的军队分离。要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急流中操舵一个不小心，船只的航路就会穿过带有敌意的城市，使罗马整个水师全部遭到毁灭。有先见之明的皇帝预想到了这种危险，所以要采取补救措施。他过去曾经研究过图拉真当年在这个地区的作战状况，立刻想起这位武功盖世的皇帝曾经重新挖掘了一条可以通航的渠道，把科切隔离到右边，而在城市的上方不远处，将纳哈尔·马尔查的水量从这里注入底格里斯河。尤里安从农夫那里打探消息，找到古老工程的遗迹，原来的渠道完全消失在有意的填塞或是时间的湮灭之中。士兵不知疲劳地努力工作，挖出一条宽而深的渠道，很快可以容纳幼发拉底河的水量，然后构建一道坚固的堤坝，阻断纳哈尔·马尔查的正常水流。一道洪流立即冲进新挖的河床，罗马舰队经由安全的航道驶进底格里斯河，泰西封原来设置作为阻塞舰队之用的障碍，现在全部不能发挥功效。
把罗马军队运过底格里斯河，虽然是件很费力的工作，但比起过去的远征行动，倒不会那么辛苦，但会更为危险。河流很宽广而且流速很快，堤岸的斜坡很陡峭，攀登极为困难，河岸的脊部有一道很长的堑壕，后面排列了重装的胸甲骑兵、技术精良的弓箭手和巨无霸的战象(要是按照利巴尼乌斯修辞法的夸张说法)。这些野兽践踏罗马的军团，就像踩平一块黍米田般容易。面对这样强大的敌军，要想建造一座桥梁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大无畏的君王立刻抓住唯一的机会，隐瞒企图不让敌人和自己的部队知道，甚至对手下的将领，都到最后快要执行时才被告知。他借口要检查补给品的供应状况，80条船只逐渐开始下卸。一个精选的特遣队受命准备好武器，接到信号就要从事秘密行动。尤里安用充满信心和愉快的笑容，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举行军事比赛，以盛大场面来嘲笑敌人，带着侮辱对方的神情在科切的城墙下从事各种庆祝活动。白天的献祭显得喜气洋洋，等到晚餐的时刻一过，皇帝召集将领到他的帐篷，交代大家在今夜要渡过底格里斯河。他们听了感到非常惊异，为表示尊敬只有默不作声，但高龄的萨路斯特仗着年长和经验所具有的特权提出意见，其余首长在权衡轻重以后，都支持萨路斯特审慎的抗议。尤里安神色安然地提出说明：“征服和安全要靠攻击，我们面前的敌军实力不会减弱，加上源源不断的援军，兵力更会增加。我们就是再等下去，河流的宽度也不会缩小，河岸的高度也不会降低。”
尤里安立刻发出信号，部队马上采取行动，急着要打仗的军团士兵跳上靠近岸边的5艘船，大家使出全力来划桨，很快就消失在暗夜之中。对面升起一片火光，尤里安了解最前面的船只已经登岸，一定是敌人在放火烧船，于是他非常机智，把极端危险的状况转变成胜利的预兆，充满热情地大声喊叫：“我们的弟兄在对岸已经获得成功，看，他们发出指定的信号，让我们尽快赶过去协助他们，与敌军在战场一比高下。”一只庞大的舰队采取统一和迅速的行动，冲破水势汹涌的急流，抵达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速度快得可以扑灭船只的火焰，尽快援救冒险犯难的同伴。攀登陡峭而高耸的斜坡的难度，因为盔甲的重量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而增加了不少。一阵阵的石块、标枪和火把，不断向着攻击者的头顶投射下来。他们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爬上堤岸，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敌人的防壁上面，占领更大的作战面积，获得势均力敌的态势。尤里安率领轻步兵准备发起攻击，疾驰过队列后，他那富于经验的眼光立刻明了状况，最勇敢的士兵依荷马训示，已经布满在前列与后卫。皇家军队号角长鸣，发出会战信号，罗马人在发出呐喊声后，配合充满生气的乐曲，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等到投出无坚不摧的标枪后，立刻拔出短剑冲上前去肉搏战斗，这样可以抵消蛮族在投射武器上所占的优势。整个接战延续了12小时，直到波斯人从逐渐后退变成丧失秩序溃逃，最高阶级的领导人苏雷纳斯自己做出了可耻的榜样，罗马人在后一直追赶到泰西封城门前面。要是他们的将领维克托没有恳求大家中止莽撞的攻击，战胜者就会进入士气低落的城市，如果不能获得胜利，那追进去的人也就有去无回了。因为维克托被箭射中，伤势非常危险，大家才停止行动。罗马人这边已知的数据显示仅有75人丧生，而蛮族留在战场的尸体有2500具，甚至有说法是损失了6000名最勇敢的士兵。战利品就如预期的那样奢华而丰富，大量金块和银币、精美的武器和马饰，连床和桌子都是由大块纯银制作。胜利的皇帝为了奖励作战的勇士，颁发很多有价值的礼物，像公民冠、登城冠和海战冠。对尤里安来说，获得世人的尊敬比得到整个亚洲的财富更珍贵，他举行庄严的仪式向战神献祭。但牺牲显示出最不利的征兆，透过不甚明显的迹象，尤里安很快发现他的丰功伟业已到尽头。
在会战后的次日，皇帝的随身侍卫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两个禁卫军军团，以及其余的部队，大约占全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安全渡过底格里斯河。这时波斯人从泰西封的城墙上看出去，邻近的四野是一片寂寥。尤里安向着北面投以焦虑的眼光，心中充满期望。他自己已经胜利抵达沙普尔的首都，他相信塞巴斯蒂安和普罗科皮乌斯也会奋勇迈进，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行军和会师的任务。但是他的期待完全落空，亚美尼亚国王主导的背叛行动，使协防军从罗马人的营地里潜逃溜走；再加上两位将领不和，无法拟订有利大局的任何计划，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皇帝只能放弃获得主要援军的希望，亲自主持军事会议。有的将领认为围攻泰西封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祸害，极力加以劝阻。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他赞同将领们所提出来的意见。就这方面来说，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这个城市被尤里安以前的皇帝围攻三次，结果都获得成功，现在能有多大的防卫能力可以抗拒罗马6万大军？何况这些部队由最勇敢而有经验的将领指挥，船只、粮食、攻城器具和军用物资的供应非常充足。但是我们大可以相信，凭着尤里安热爱荣誉和蔑视危险的性格，不可能因为无足轻重或虚幻不实的障碍丧失攻城的勇气。就在他放弃围攻泰西封的重要时刻，有人异想天开提出用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遭到他严词拒绝。
沙普尔很久以来已经习惯君士坦提乌斯迟疑不决的作风，对于继位者的明快和勤奋感到极为惊异。遥远的行省靠近印度和西徐亚的边界，省长奉命征集部队，不得有任何拖延，尽速行军前来勤王。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缓慢，行动受到耽误，在沙普尔领军进入战场之前，已经收到惨败的信息。亚述受到蹂躏，他的宫殿被毁灭，用来防守底格里斯河主要门户的军队英勇的官兵受到杀戮。皇室的骄傲在顷刻间化为尘土，他坐在地上用餐，头发也不梳洗，显示出内心的悲伤和忧虑。这时就是要求他拿出一半的国土来换取另一半国土的安全，也许都不会遭到拒绝，他会很高兴签署和平条约，成为罗马征服者忠诚和听命的盟友。他派遣一位职位很高而又蒙受信任的大臣，借口私人事务秘密向霍尔米斯达斯示好，请求代为缓颊，安排觐见皇帝。萨珊王朝的王子为来使所说服，不知是基于自负还是仁慈的心理，或许是身份和责任使然，认为这是能终止波斯的灾祸和确保罗马胜利最有利的结果。他惊讶地发现皇帝意志坚定，这位英雄人物记得当年亚历山大曾经因拒绝大流士的建议，而给他自己及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是尤里安感受到，要是对安全和光荣的和平怀抱希望，就会断送部队高昂的士气，因此他诚挚要求霍尔米斯达斯，私下让沙普尔的大臣离去，隐匿替敌人说项的危险行为，不能让营地的人员得知。
尤里安的尊严和利益都不能让他顿兵在泰西封坚城之下，浪费宝贵的时光。他不断向守城的蛮族挑战，要求让两军在开阔的平原决一胜负；对方用审慎的态度答复，如果他要表现英勇的气概，不妨去寻找国王的军队。他只有忍下这口气，但是倒能接受他们的劝告。于是他不愿将行军的目标局限在受制于人的状况下，仅及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决心效法亚历山大冒险犯难的精神，大胆向着内陆行省进军，逼得他的对手为了争夺亚细亚的帝国，跟他在阿贝拉(Albela)的平原决战。尤里安非常宽宏大量，一位身份高贵的波斯人玩弄手段，对皇帝极力称赞获得了他的信任，最后却背叛尤里安。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扮演充满危险、反间和羞辱的角色。他带着一群忠诚的追随者投效敌营，编出一段故事说他遭受了无情的迫害，用夸张的语气提到沙普尔的残酷、人民的不满和国势的衰弱，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愿意在罗马军队进军时充当人质和向导。霍尔米斯达斯聪明而且富有经验，对这些理由产生怀疑，但皇帝听不进去，没有产生效果。尤里安抱着轻信的态度，把叛贼当成心腹言听计从，发布很仓促的命令。不仅违反他原有审慎的作风，也危及自己的安全。
不到1小时，尤里安就失去了整个水师。这些部队不知花费了多大的劳力、金钱和生命，才能行驶500英里的距离来到这里，到最后只有12条小船保留下来，最多不超过22条，用来伴随行军的部队，作为运输的工具，或者搭建临时桥梁通过河流，保留给士兵20天粮食的供应量。其余的仓库和停泊在底格里斯河的1100艘船只，在皇帝指挥下，全部葬身烈焰中。基督教的主教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讥讽背教者的疯狂，等于用自己的手来执行上帝公正的判决。一个有经验的士兵做出冷静的判断，认为主教的著作就军事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分量，但这个士兵亲眼看到船队葬身火海，也对部队发出的喃喃怨言赞同不已。然而尤里安这种行动并非不正当，有还算充分的理由可以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幼发拉底河的航行过了巴比伦以后就无法溯流而上，在底格里斯河不能超越俄庇斯，后面提到这个城市离罗马人的营地并不远。尤里安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能强迫庞大的舰队克服湍急的激流向上游航行，何况有几处地方还有人为或天然的瀑布，靠着风帆和橹桨已经是无能为力，需要拖曳船只对抗向下冲流的河水，2万名士兵的体力会耗尽在冗长辛劳的工作中。要是罗马人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行军，领导者即使有能力和运道也无法完成伟大的建树，只能期望早日班师回国。反之，要是向内陆进军，那么摧毁舰队和粮食就是唯一合理之道，否则人数众多且行动积极的敌军，会从泰西封的城门蜂拥而出，这些有价之物就会落在他们手中。如果尤里安的军队最终获得了胜利，我们就会钦佩这位英雄人物的指挥和作战能力，竟然敢于剥夺他们撤退的打算，留下死亡和征服让他们选择。
笨重的炮兵和辎重队列会延迟现代军队的作战行动，对于罗马人营地当时所处的状况，我们所知甚少，然而，不论在哪个时代，6万大军的粮草是审慎的将领应该优先考量的问题。这些生存的必需品不是自行携带就是取自敌国，即使尤里安能在底格里斯河上维持一条可供运输的桥梁，以及保持对亚述的征服，但是一个经过刀兵蹂躏的行省，不可能供应数量庞大而且需要定期运送的补给品。在一年的这个季节，整个地区被幼发拉底河的泛滥所淹没，疾疫流行的环境里，天空都被成群的昆虫遮成黑色。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一点都不讨人欢喜，位于底格里斯河和米底山地之间的广阔地区，满布着村庄和城镇，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农业的耕种和生产非常发达。尤里安认为，征服者手里据有两样深具说服力的工具，那就是刀剑和黄金，很容易从畏惧或贪婪的当地人那里获得大量粮食。但是，等到罗马人大军开到以后，所有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他们所到之处，居民放弃无人防守的村庄，在有防卫工事的城镇寻找庇护。牛群都被带走，干草和成熟的谷物被纵火焚烧，有时为了扑灭火灾不得不耽误部队的行军。尤里安举目所见是四处冒烟和空无一物的原野，展现出凄凉无比的景象。具有宗教狂热的民族认为独立自主比田园财产更为重要，才会实施坚壁清野的防卫手段，要不然就是专制政府的严苛策略，只考虑国家的安全，根本不让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在目前的情势下，波斯人的信仰和忠诚支持着沙普尔的作为。
皇帝立即感受到粮食存量的缺乏，而且还继续在他的手里浪费掉。事实上在他耗光全部粮食之前，如果运用快速而直接的行军，可以抵达富裕而毫无武备的城市埃克巴塔纳，或称为苏萨。但是他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因为不熟悉道路，再就是被他的向导出卖。罗马人朝着巴格达东边的旷野前进，在里面毫无目的地飘荡几天。这位波斯的变节者运用计谋把罗马人引进陷阱，自己逃脱愤怒的报复。他的追随人员经过刑囚以后，供出阴谋行动的秘密。长久以来征服希尔卡尼亚和印度的幻想，一直萦绕在尤里安的脑海中，现在却折磨着他的心灵，自觉由于个人的疏忽和冒失，才会给全军带来灾祸与不幸。他急着想从安全撤退或成功的希望中求得平衡，但是不论是从神明还是凡人中，都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最后，他决心直接向底格里斯河的河岸进发，这可能是唯一的生路。他企图用快速的行军进入科朱尼的边境，这个行省富足而友善，承认罗马的主权，这样才能救出全军。神情沮丧的部队接获信号开始撤退，这时离通过查波拉斯河仅过去了70天，立志要推翻波斯王朝的乐观气氛似乎还在眼前。
罗马人进入所望的地区，有几队波斯骑兵与之保持一段距离，观察和监视他们的行军状况，有时用散开队形，有时也用密集队形对前卫实施小规模接战。这些分遣队有更强大的兵力在后支持，等到纵队的先头刚要指向底格里斯河，就看到平原上升起一阵尘烟。罗马人现在只盼望安全而迅速地撤退，为了尽量让自己安心，把看来极具威胁的征兆，自欺欺人地当成是一群奔跑的野驴，或者是友善的阿拉伯人正要赶来。他们停下来搭起帐篷，构筑营地防御设施，整夜保持严密警戒，等到天明以后，发现自己已被波斯的大军包围。而这支军队只是蛮族的前锋，由胸甲骑兵、弓箭手和战象组成的主力陆续来到，全部听从著名的高阶将领麦兰尼斯指挥。伴随他的是国王的两个儿子及很多地位很高的省长，名声及期望夸大了后续部队的强大，在沙普尔亲自指挥下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罗马人继续行军，地形极其复杂，绵长的行列有时会弯曲甚至中断，为保持警觉的敌人提供了很好的进攻机会。波斯人不断发起狂暴的冲击，但受到了顽强的抵抗，一再被驱退。在马罗迦的作战行动，规模之大够资格说是一场会战，特别是损失了相当多的战象和省长，在国君的眼里看来，这两者的价值没有多大的差别。
罗马人这边没有显著的优势，几名阶级较高的军官被杀或受伤。皇帝本人亲自赶到最危险的场合，鼓舞或引导部队发挥奋勇杀敌的精神，部下受到感召，才会奋不顾身地作战。罗马人的攻击或防御武器都比较重，构成作战的实力也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但是无法进行长距离和有效的追击。东方的骑兵所受的训练可以在全速之下向任何方向投掷标枪，或是张弓射箭。波斯的骑兵部队在快速而毫无秩序的飞驰中，最能发挥无可抗拒的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罗马人面临的形势越发糟糕，身经百战的老兵习惯了高卢和日耳曼的寒冷气候，亚述夏天的酷热使他们感到头昏眼花，不断的行军和战斗耗尽了他们的精力。面对行动积极的敌人，在缓慢而危险的撤退行动中，他们为了预防敌人的攻击，只有因应状况打打停停，一切都失去了章法。而随着时间的消逝，补给品愈来愈少，罗马人营地的粮食价格猛涨。尤里安对吃毫不讲究，连饥饿的士兵都不屑一顾的食物，他都会感到满足。他把为皇室准备的补给品，以及用驮马载运供应护民官和将领的粮食，尽量节省下来供给部队食用。这种杯水车薪的救济方式更加深了大难临头的印象，罗马人开始心存最悲惨的想法，认为在他们抵达帝国的边境之前，不是死于饥饿就是在蛮族的刀剑下身亡。
尤里安目前所处的情势，是面对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不得不继续奋斗。夜晚最寂静的时刻，他还在研究和盘算解决之道，即使他闭上眼睛想要暂时避开干扰休息一下，但心中仍然激动不已，感到万分悲痛。在这样的状态中，帝国的守护神出现在他的面前，想来一点都不会令人惊讶。他的头部和丰饶角挂着一面丧礼使用的面纱，慢慢退出皇帝御用的帐幕。国君从卧榻上起身，漫步走到外面，疲困的精神在夜凉似水的空气中清醒过来，他看见一颗火红的流星，斜扫过天际以后突然熄灭。尤里安认为他看到了战神带着威胁的面貌，于是召开会议举行托斯卡纳人的肠卜仪式，得出他应该避开战斗的结论，这一占卜结果获得部将一致的认同。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现实的考量和理性比迷信占有更大的优势。
拂晓时响起号角的声音，部队行军经过丘陵起伏的原野，波斯人很秘密地埋伏在小山的后面。尤里安有如一位卓越的将领，不仅富于作战的技巧也有很高的警惕性，他亲自率领先锋部队。突然，后方传来示警的信息，说是后卫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天非常炎热，他将胸甲脱下放在一旁，从他随从的手里抓过一面盾牌，带领相当多的增援部队，急着赶去救助后卫。就在这时，正面也同样发生了危险的状况，大无畏的君王赶紧率人赶去防卫正面的敌人。就在他疾驰过行军纵队时，队伍中部的左方遭到攻击。波斯人的骑兵部队和战象发起狂暴的冲锋，差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好在轻步兵及时赶到，非常灵活地运用投射武器，对准马背上的骑士和战象的腿部，矢无虚发获得良好的战果，击败数量庞大的敌人。
蛮族向后逃走，尤里安在危急关头始终处于战斗的第一线，这时大声喊叫并且做出姿势激励大家发起追击。他的侍卫都很紧张，但是在混战的状况下，他们散布或被压制在友军和敌人之中。他们记得毫无畏惧之心的君王没有穿甲胄，劝他要注意即将来临的危险。就在他们大声喊叫时，从飞驰的骑兵分队中投射出一阵掷矢和箭雨，有一根标枪擦破他手臂上的表皮，贯穿肋骨插进深处的肝脏。尤里安想从身侧拔出致命的武器，但是手指被锋利的矛头割破，他失去知觉，从马背上摔落到地面。他的侍卫飞跑过来援救，把受伤的皇帝轻轻从地上抬起来，离开混乱的战场运到邻近的帐篷里。发生不幸事件的报告在队列之间传播，悲伤的罗马人激起莫之能御的勇气，要为他们的国君复仇雪耻。两军激战不退，继续进行血流成河的搏斗，直到天色全黑才收兵停战。波斯人在左翼方面战绩辉煌取得优势，罗马主将安纳托里乌斯被杀，统领萨路斯特仅以身免。但是这天的战事对蛮族不利，他们被迫放弃战场，包括两位将领麦兰尼斯和诺霍德特斯，50名贵族和省长，以及大批最勇敢的士兵，全部丧生在敌人的手中。要是尤里安没有逝世，罗马人的这一成果可能转变为决定性的胜利。
尤里安因失血过多而陷入昏厥状态，等他醒过来以后，所说的话表现出军人的武德。他叫人把他的兵器和马匹带过来，急着要冲向战场，但是痛得太厉害把精力都消耗尽了。军医检查他的伤势，发现症状严重，已回天乏术。在最紧要的生死存亡之际，英雄和智者的坚定性格表露无遗。在这次致命的远征行动中陪伴他的哲学家，把他的帐篷比拟为苏格拉底的监狱。那些基于责任、友情和好奇，围绕在他卧榻四周的部属，用尊敬的态度表示出伤感的神色，静听垂死皇帝的遗言：
朋友们!弟兄们!离别的时刻就快到了!我带着欢愉的心情走完人生道路。哲学使我得知灵魂超越肉体，能够脱离高贵的皮囊，并非痛苦而是快乐。宗教让我领会到早死是信仰虔诚的报酬，迄今为止我靠着德行和坚忍支持，这是神明赐我的恩惠，现在我遭受致命一击，尔后使我不再有玷辱名誉的危险。由于我生前没有犯下罪行，死时也毫无遗憾。我很高兴自己的私生活能清清白白，也很有信心让最高神明对我的赐福，在我手中保持纯洁和干净。我憎恶专制政体的腐化败坏和草菅人命，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幸福；我的行为都能遵从审慎、公正和稳健的规范，把一切事物都委之于天命。我的建议是要以和平为目标，长久以来和平与全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当国家在紧急关头召唤我拿起武器时，我就会献身于危险的战争。同时有明确的预兆显示(我从占卜中已经得知此种结局)，我命中注定要在剑下亡身。现在我用崇敬的言行向不朽的神明献上我感恩的心，没有让我在暴君的残酷、阴谋的暗算或慢性的病痛中丧失生命，他让我在荣誉的事业和灿烂的生涯中告别这个世界。说来可笑，我还想拖延死亡的打击，还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但是我的精力不济，已经感到死亡即将临头。我很小心地抑制不要说出任何话，以免影响到你们投票选出皇帝，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周到，或许不够明智。要是无法获得军队的同意，我的推荐会危及他的性命。我仅以一个好市民的身份表示我的希望，祝福罗马人能有一位贤明的君主。
经过这番讲话以后，尤里安用坚定而温和的语气交代后事，使用军事遗嘱分配他剩余的私人产业，同时询问安纳托里乌斯为什么没有在场。从萨路斯特的答话中得知安纳托里乌斯阵亡，他哀悼朋友的去世，与他刚才的说法有点矛盾，这也是友情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他责备旁边的人太过悲伤，劝他们不要用毫无男子汉气概的眼泪，来污辱即将去世的君王，再过不了一会儿他就会上到天国，四周都是闪烁的群星。旁边的人保持静肃，尤里安开始与哲学家普里斯库斯和马克西穆斯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着重在灵魂的性质这个部分，结果使得他的心灵如同肉体一样急着去迎接死亡。他的伤口很快开始大量出血，由于静脉肿胀，呼吸发生困难。他感到口渴要饮冷水，等到喝下去以后，就毫无痛苦、安详地过世了(公元363年6月26日)，时间大约是午夜时。这就是当代明君贤帝最后崩殂的情况，享年不过32岁，从君士坦提乌斯逝世后，统治罗马帝国的时间是一年零八个月。从他最后的表现来看，虽然有的地方过于夸张，但是热爱德业和名声却是他一生的最佳写照。
基督教获胜以及帝国惨遭重创，照说应由尤里安负责，因为他竟没有想到为实现自己未完成的计划，及早公正地选出一位共治者和储君。但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皇族的成员，现在仅剩下他自己一人。若他认真考虑在罗马人中挑选一个最高尚的人士，让他穿上紫袍与自己一起治理国家，又舍不得让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害怕选中的人忘恩负义，这都是很自然的事。何况他的身体很健康，年纪很轻，未来还大有可为，这种种考虑都会动摇他安排继承人的决心。尤里安突然死亡，使帝国无主，没有接位人选，自戴克里先登基以来的80年中，国家从未经历这样的混乱和危险。这个政府早已不在乎纯粹的贵族血统，出身的贵贱已无关紧要，官位的高低不过是暂时状况，随时会有变化。有希望身登大宝的人，便只能凭个人的才能来获得别人的肯定和人民的爱戴。
当时这支饥饿的军队，处于蛮族四面包围下，不得不缩短悲伤和考虑的时间。在这痛苦的环境中，皇帝的遗体遵照他最后的愿望，按照仪式涂抹香膏。黎明时分，几位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邀请军团的指挥官、骑兵和步兵官员协助完成各项工作。在当天夜晚会议前的三四个小时里，暗中进行的各种密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会议中提出的皇帝人选，因为派系的关系使得程序大乱。维克托和阿林苏斯纠合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的旧人，尤里安的友人则拥护高卢领袖达迦莱法斯和内维塔。这两个派系的性质和利害关系、执政策略，甚至宗教原则，全都形成对立，双方的不和可能导致最严重的灾难。唯一能调和分歧的意见、获得一致支持的候选人只有品德高尚的萨路斯特，如果不是他一再坚决、谦虚而诚恳地声称自己年高体弱，实难当重任，受拥戴的禁卫军统领肯定马上会被选为尤里安的继承人。这些将领对他的推辞颇为吃惊，也感到不解。不免想听听一位下级军官(阿米阿努斯)甚为可行的建议。他劝他们应该像皇帝因故不在那样照常工作，尽一切能力使军队摆脱目前困境，托天之福能够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再本着团结的精神共同商讨，选举出合法的君王。
就在他们进行辩论时，有几个声音正向着约维安高呼皇帝和奥古斯都，当时他不过是内廷侍卫的首领。在一片混乱之中，帐篷四周站岗的卫兵也随声附和，在短短几分钟内传到远处的军营。这位新被选上的皇帝为自己的好运深感意外，匆匆穿戴上皇室的服饰，接受将领对他宣誓效忠(公元363年6月27日)，谁能想到他刚才还在乞求这几位将领的照顾和保护。约维安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是他的父亲瓦罗尼安伯爵功勋卓著，长时期为国效力，后来光荣退休，一直过着清闲的生活。他的儿子志愿从军，从最低阶的士兵干起，喜欢醇酒和女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能尽一个基督徒和军人的本分。约维安的表现很平常，不会引起他人的羡慕和嫉妒，但是朴实的外貌、开朗的性格、随和机灵的谈吐，却使他赢得战友的好感。对于不会受到对手的计谋操纵，纯粹由群众推出的人物，两派的将领全都默认。约维安怀着恐惧的心情，并未因遽然身登大宝而得意忘形。当天的状况随时都可能结束新皇帝的性命和统治，敌情的紧迫使大家只有听从会议的决定。约维安在前任帝王去世不过几小时之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开始行军，使罗马军队脱离目前的困境。
获得敌人尊重的最真切的表现莫过于他们的恐惧。而恐惧的程度，可以从庆贺脱离危险时的欢欣神情准确衡量出来。一个逃兵向沙普尔军营报告尤里安逝世，天大的喜事使沮丧的君王忽然感到胜利在望。他立即派遣皇家骑兵，也就是1万名“铁骑军”，用来支援并加强追击作战，全部兵力一起压向罗马军队的后卫。罗马行军纵队的后卫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用戴克里先和善战同僚的名字命名的几个著名罗马军团，阵列被敌人的战象冲散和蹂躏，三位护民官在阻止士兵逃跑时送掉了性命。最后的战斗终因罗马士兵拼命坚持有了转机，波斯军队的人员和战象伤亡惨重，被迫后退。罗马军队在酷暑中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和战斗，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底格里斯河岸，位于泰西封上游约100英里的萨马拉。第二天，蛮族不再牵制行军的部队，却袭击设置在安静深谷的约维安御营。波斯的弓箭手从山上辱骂和骚扰疲倦已极的罗马军团士兵，有一支奋不顾身的骑兵冲进禁卫军守护的寨门，经过一阵混乱的砍杀，全部丧生在皇帝的营帐旁边。当天晚上，设在卡尔契的营地，完全靠底格里斯河的高耸堤岸作为防护工事。尽管追击的萨拉森人不断前来骚扰，罗马军队在尤里安逝世后4天，仍然在杜拉附近扎下营帐。
这时底格里斯河还位于他们的左边，但已面临粮尽援绝的困境。有些性情急躁的士兵，自以为帝国的边界就在前面不远处，向他们的新君王提出准许冒险渡河的要求。约维安和一些有见识的军官，力图劝阻此种冒失行动，让他们了解即使确有能力和勇气，渡过这条深不可测的急流，也只会毫无抵抗能力，落在占据对面河岸的蛮族手中。但是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之下，他只得勉强同意派出500名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冒险一试作为全军的榜样，要是失败等于对全军提出警告。这些人员从小生长于莱茵河或多瑙河畔，全都精通水性。他们在寂静的夜晚游过底格里斯河，袭取一个没有戒备的敌军哨所，等到天亮便在对岸发出成功的信号，证明他们不仅勇气十足而且机运良好。渡河成功使约维安立即听从几位建筑师的建议，他们说可以用充气的羊皮和牛皮连接起来，上面铺上泥土和木柴在河上建起一座浮桥。至关重要的两天时间花费在无效的工程上，每日忍受饥饿之苦的罗马人，抱着绝望的心情看着底格里斯河以及对岸的蛮族。随着皇家军队苦难的加深，敌军的兵力和固守不退的决心正在加强之中。
罗马人身处毫无希望的境地，完全崩溃的意志忽然在和平的呼声中又开始复苏。沙普尔心中一度出现的狂妄想法很快消失，现在感到十分不安。鉴于在多次胜负难分的对阵中，他丧失了最为忠实和英勇的贵族、作战最勇敢的部队和大部分战象，经验丰富的君王畏惧挑起罗马人的负隅顽抗，更害怕罗马帝国大张旗鼓前来解救尤里安的继承者，甚至为他报仇雪耻。苏雷纳斯带着另一位波斯总督来到约维安的御营，声称他的君主宽大为怀，只要他提出的条件能使人满意，就答应让约维安带着被俘部队的遗物，安全返回国门。生还的希望立即瓦解了罗马人的斗志，皇帝在军事会议的建议和士兵的呼声中，不得不同意接受和平协议。他立即派出禁卫军统领萨路斯特和将领阿林苏斯，前往了解波斯国王的意愿。狡诈的波斯人却找出各种借口，故意讨论困难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协商解决办法，等想到了变通的办法，又反悔之前同意的条款，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就这样使尽谈判手段，足足拖延了4天，以致耗尽罗马军团仅存的一点给养。若约维安能采取大胆慎重的步骤，应该毫不松懈继续行军，议订和约的进程必会暂时阻止蛮族的进攻，那么用4天时间，便已安全到达相距仅100英里的科朱尼。
优柔寡断的皇帝没有识破敌人的计谋，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最后只能完全接受、无力拒绝带来屈辱的和平条件。底格里斯河以东5个行省被沙普尔的祖父割让给罗马，现在又归还给波斯君王。沙普尔就凭一纸和约马上把固若金汤的尼西比斯拿到手中，这座城市曾经挡住3次大军压境的围攻。辛格拉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最坚强据点之一的摩尔人城堡，都一并从罗马帝国的疆域中割让给敌人。这些要塞的居民在撤离时，可带走自己的财产作为优惠条件，但这位战胜者表示强硬的坚持态度，罗马人必须永久放弃亚美尼亚国王和王国的主权要求。这两个敌对国家签订长达30年的和平条约，也可说是停火协定。为了信守条约的签订，举行隆重的宣誓和宗教仪式，同时双方还交换了地位极高的人员充当人质，以保证协议条款的执行。
安条克的诡辩家利巴尼乌斯感到极为愤怒，看到英雄的权杖落入软弱的基督徒继承人手里，不禁公开表示，沙普尔的温和态度实在令人钦佩，竟然仅要求罗马帝国割让这么小一块地方就会满足。他还提到波斯国王要是非常狂妄地将领土一直扩展到幼发拉底河畔，也不会遭到拒绝。即使要拿奥龙蒂萨河、西德努斯河、桑迦里乌斯河，甚至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波斯的边界，约维安宫廷肯定也会有人向懦弱的君王提出保证，剩下的国土仍可以满足权势和奢侈的要求。对于这种恶意的讥讽虽然很难接受，但是必须承认，带来如此屈辱的条约之所以会顺利签订，的确与约维安的个人野心有很大的关系。这位默默无闻的内廷侍卫头目，凭着运气而非才能一举登上皇帝的宝座，迫不及待要从波斯人手中脱身出来，想要阻止普罗科皮乌斯的阴谋计划，这位将领目前统率着美索不达米亚军队。而且在底格里斯河畔混乱的军营中匆匆进行选举，很多军团和行省对此一无所知，约维安想从胜败难卜的状况中建立自己的统治。
同样是在这条河的附近，距离杜拉这个要点不远的地方，1万名希腊人在没有将领、向导和给养的状况下，距离他们的家园1200多英里处，被原来的雇主抛弃，任凭另一边得胜的君王去处置。然而希腊人的行动和成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性格而非处境，他们不愿用顺从的态度，任凭主将的一己之私和个人观点，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希腊人举行的联合会议表现出群众大会慷慨激昂的情绪，每个公民的思想中都充满对荣誉的热爱、崇尚自由的豪迈以及对死亡的藐视。他们很清楚自己在武器和训练方面都优于蛮族，不屈服也不投降，靠着耐心、勇敢和军事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值得怀念的万人大撤退，暴露并嘲笑着波斯王国的衰弱。
作为屈辱让步的代价，罗马皇帝可能提出了一些要求，像是为饥饿的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容许他们通过波斯人架设的桥梁渡过底格里斯河。但约维安即使敢于坚持这种合法合理的条款，傲慢的东方暴君虽然宽宏大量饶恕入侵者，也一定会严词拒绝这种要求。萨拉森人不时阻截掉队的罗马士兵，但是沙普尔的官兵却信守停火协议，容许约维安寻找最合适的地点渡河。从放火烧掉的舰队中保留的几条小船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载运皇帝和他的亲信，然后，经过多次往返，把大部分官兵都渡过去。但是，每个人都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害怕最后被抛弃在敌区的岸边。有些士兵等不及行动迟缓的船只，冒险靠一些轻巧的竹筏或充气的皮囊渡河；有的在后面还拖着马匹一起游过去，有些人成功抵达对岸；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冒险的途中被大浪吞没；还有很多被湍急的水流带走，最后成为贪婪和凶残的野蛮阿拉伯人送上门的猎物。部队这次渡过底格里斯河遭受的损失，不低于一天战斗的伤亡。
罗马军队到达西岸以后，总算是摆脱了蛮族充满敌意的追击，但是在穿越美索不达米亚长达200英里平原的艰苦行军中，依然要忍受饥渴的折磨。之后，他们必须横穿绵延70英里的沙漠，一路上看不见绿色的草地或可饮用的泉水，那些冷酷无情的荒漠根本看不到敌人还是朋友的足迹。军营中如能发现少量的面粉，每20磅便有人抢着花10块金子买去。部队的驮兽早都被杀来充饥，沙漠随处可见罗马士兵丢弃的武器和行囊。他们破烂不堪的衣物和面黄肌瘦的容颜，充分说明过去的灾难和遭受的痛苦。当部队还远在乌尔城堡时，就有人带着少量的食粮来迎接大军，由这件事表明塞巴斯蒂安和普罗科皮乌斯的忠心，因此这点给养越发显得令人感激。皇帝在提尔沙法塔非常亲切地接见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将领，这支劫后余生的部队终于能在尼西比斯好好休息一下。约维安的信使早已用谦虚的言辞向国人宣布他被选为皇帝，与波斯签订和约以及他安全归来。同时这位新君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各地的官员，以确保欧洲部队和行省对他的忠诚。这样他们出于利害关系或思想倾向的动机，必将坚定支持他们的恩主身登大宝。
尤里安的友人在早先满怀信心地宣称，这次远征必定大获成功。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幻想着神祇的殿堂堆满东方的战利品，整个波斯会降到很卑下的地位，成为一个纳贡的行省，接受罗马法令和行政官员的管辖。蛮族将改着征服者的服饰，采用他们的习俗和语言，埃克巴塔纳或苏萨的年轻人都师从希腊老师学习修辞学。尤里安的军事进展中断与帝国的联系，在他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后，拥戴他的臣民便对君王的命运和前途一无所知。他们对胜利的憧憬不幸受到皇帝逝世传言的干扰，直到不得不接受重大噩耗时，仍旧坚持对这一重大噩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约维安的信使开始传布有关议和的明智做法，认为这是事出无奈确有必要，但更为响亮而真实的传闻却明确地告诉民众新皇帝如何丧师辱国，并透露了他所接受的可耻条约内容。当人民得知，接替尤里安为帝的卑鄙继承人竟割让了伽勒里乌斯战胜获得的五个行省，并毫无羞愧地把东部行省最坚强的堡垒，也是重要城市的尼西比斯，拱手让与蛮族，心中无不充满震惊、悲痛、愤怒和恐惧。像这样深刻而危险的问题，与公众的安全息息相关，无论对其了解到何种程度，一定会在民众的谈话中引起争论。更有些人抱着一丝希望，相信皇帝会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背信弃义行为，来为自己的胆小怯懦赎罪。罗马元老院一贯坚持择善固执的精神，拒不承认罗马军队被敌人俘虏后，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款。如果是为了维护帝国的尊严，那么必要时将一位有罪的将领交给蛮族去处置，绝大多数约维安的臣民，都会接受古代的先例，一定会欣然默许。
但皇帝无论法定权力受到哪些限制，就国家主权而言，他是法律和军队的绝对主人。当初迫使他签订和约的动机，现在照样逼迫他履行协议。他急着牺牲几个行省换取帝国的安全，看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的宗教和荣誉称号，只不过是拿来掩盖约维安的恐惧和野心而已。尽管尼西比斯居民按照礼仪，请求约维安进驻位于城内的皇宫，皇帝基于谨慎的作风和个人的颜面，很委婉地加以拒绝。在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波斯的特使拜尼西斯进入皇宫，从阁楼上升起伟大国王的旗帜，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残酷的惩罚条例，凡不服从者将被处以流放或苦役。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前，尼西比斯的多数居民还匍匐在君王脚下，祈求保护。他们恳求他不要抛弃他们，至少不要把忠诚的殖民地交给盛怒下的蛮族暴君。沙普尔曾在尼西比斯的城下连续三次进攻受挫，已气得快要发疯。他们仍然有武器和勇气，可以逐出入侵的敌寇，只求皇帝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卫。一旦获得独立自主，他们仍会恳请恩准作为他的臣民。他们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约维安说话语无伦次，一再强调发过誓无法更改。当他带着几分勉强接受当作礼物的金冠时，市民已知晓毫无挽回的余地，有一个代表西尔瓦努斯忍不住叫道：“啊，皇帝陛下，愿你统治下的所有城市都会这样为你加冕!”
约维安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便俨然摆出君王的架势。他对自由非常反感，更是厌恶真理。根据他的推断，人民的不满情绪可能使他们投向波斯政府，因而他发布了一道诏书，限所有的人在3天内离开这座城市，否则将处以死刑。阿米阿努斯曾用形象生动的笔调，描述当时人们普遍感到万分绝望的情景，仿佛这一切都是他抱着无比怜悯的心情亲眼所见。年轻的战士满怀愤怒和悲伤，离开他们全力保卫的城池。哀悼死者的人们来到儿子和丈夫的坟前，最后流洒几滴告别的眼泪，眼看这座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的城市就要落入野蛮的新主人手中，使得阴灵惨遭亵渎。年老的市民亲吻自家的楣柱，抓住屋门不肯放手，他们曾在这里度过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大路上挤满前途茫茫的群众，在这场大难临头的灾祸中，阶级、性别和长幼之分全都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尽最大能力带走自己的家产，但是不可能马上弄到足够的马匹或车辆，还是得把绝大多数值钱的家产都扔下。无动于衷的约维安保持冷酷的态度，更加重了这些不幸流亡者的苦难。后来他们在阿米达新建的住处安顿下来，这座新兴的城市来了数量可观的大批殖民者，很快就恢复往日的光辉，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皇帝对辛格拉和摩尔人的城堡，下达同样的撤离命令，同时将底格里斯河以东五个行省归还波斯。沙普尔对这次胜利所带来的荣誉和成果，感到极为愉悦。这次可耻的和平谈判被视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重要转折点。约维安之前的统治者，曾对僻远而又无益的行省放弃管辖的主权。但自从建立罗马城以来，罗马的守护神，也就是守卫着共和国疆界的护界神，还从未在进逼的敌军的刀剑下向后撤退。
约维安在人民大声疾呼的反对声中履行协议后，匆匆离开使他蒙受羞辱的国土，带着整个宫廷前往安条克享受奢华的生活。他完全没有考虑宗教的情绪，只是基于礼仪和感激，向已死的君王遗体表示最后致敬。因为失去亲人而真正痛苦的普罗科皮乌斯，在要让他护送灵柩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被免除对军队的指挥权。尤里安的遗体从尼西比斯运到塔尔苏斯，行进缓慢，用了15天时间。护灵队伍走过东部各城市时，同时受到敌对两派的痛心哀悼和破口大骂。异教徒早已把深受爱戴的英雄归入靠他的力量得以享受人间香火的神祇之列；基督徒的诅咒将背教者的躯体送入坟墓，灵魂要打下地狱。一派人痛心他们的祭坛将面临毁灭，而另一派人则欢呼教会又将获得解救。
基督徒用傲慢暧昧的声调欢呼，神圣复仇之剑早已悬在尤里安的头上，现在终于落了下来。他们到处宣扬，暴君在底格里斯河对岸咽气时，埃及、叙利亚以及卡帕多细亚的圣徒已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并不承认他死于波斯人的标枪，却说像这样的伟大壮举，乃是出自一位信仰虔诚的勇士之手，此一凡人或不朽的神灵并不为人所知。这种论调极为草率而且不智，却立即被不怀好意或出于轻信的教徒所接受。他们有的盲目地跟着喊叫，有的公然断言其事，教会的领导人指使并着手进行宗教狂热的谋杀活动。尤里安死去十六七年以后，利巴尼乌斯还在呈送狄奥多西皇帝的一篇公开文告中，严肃而激烈地提出这项指控。他的怀疑并没有事实或理论的根据，安条克的诡辩家对死去已久的朋友始终忠心耿耿，我们只能表示钦佩而已。
按照古老的习俗，罗马人举行葬礼以及凯旋式，赞美的颂词要用一些讽刺和嘲笑加以冲淡。在表现生者或死者荣耀的盛大庆典上，也会将他们的缺点暴露于世人眼前。这一习俗在尤里安的葬礼上充分体现出来。由于他在生前向来轻视和厌恶戏剧活动，所以喜剧演员对他非常反感，就在基督徒观众的掌声中，生动而夸张地扮演过世皇帝种种错误和愚蠢的行为。他那多变的性格和独特的处世态度，为滑稽戏和讽刺剧提供大量素材。他在施展超人才干时，经常忘记自己高贵的地位和尊严，亚历山大变为第欧根尼，又从哲学家降为传教士。他纯真的品德为极度的虚荣心所玷污，迷信的思想扰乱伟大帝国的平静并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他动辄大发脾气的做法，看上去像是用心做作。
尤里安的遗体被埋葬在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庄严的墓地位于寒冷而荒凉的西德努斯河畔。很多忠诚爱戴去世的伟大人物的友人，都对此事表示不满。哲学家表明合情合理的愿望，说柏拉图的门徒应该安息在学院的园林之中；军人却又用更响亮的声音喊道，尤里安的骨灰应该和恺撒的骨灰掺混起来，在古罗马纪功碑的环绕下放置于战神广场。帝王史中像尤里安这种伟大人物真是世所罕见，难逢敌手。
尤里安的逝世使得帝国的政局陷入难以为继的险恶处境。罗马军队全靠一纸充满羞辱的条约逃脱毁灭的命运，信仰虔诚的约维安利用最早那段和平时期，恢复了教会和国家的内部安宁。前任皇帝的作为不够谨慎，非但没有化解各派的歧见，反倒有意煽起宗教战争。表面上他像是在两个敌对教派间致力于建立均势的平衡，这样双方感受到希望和失败的运道无常，都觉得己方有机会夺取权势和实际的恩宠，斗争就会永不止息。基督教徒忘记福音书的教义，异教徒反倒吸取教会宗教狂热的精神，就在每个人的家庭里，人性和亲情被盲目的宗教狂热和报复心理抹杀。法律的尊严受到恶意破坏或滥权自为，东部的城市到处血流成河，罗马人的世仇大敌却据有国家的心腹重地。约维安所受教育使他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教，他从尼西比斯回师安条克的一路上，罗马军团的前头高举十字架的旗帜，那是君士坦丁的拉伯兰旗，这等于是在向人民表明新任皇帝的宗教信仰。等到他一登上皇帝宝座，立即向各行省的总督发出一封传阅信函，宣告基督教的神性真理和合法地位。尤里安居心险恶的诏书受到废止，恢复教会的豁免特权并且扩大范围。约维安还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灾祸频仍，他不得不削减对慈善事业的拨款。
基督教徒异口同声赞许尤里安的虔诚继位者，但他们对他还不了解，不知道他到底会选哪些教条或哪次宗教会议作为正统基督教教会的标准。教会得到和平后立即恢复了之前因宗教迫害而暂时搁置的激烈的争论。相互竞争的各派教会领袖，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未来的气运取决于最早的印象，都希望自己的理念能深植在一片空白的士兵脑海之中，于是匆匆赶往埃德萨或安条克的宫廷。东部的大道上挤满本体同一论、阿里乌斯派、半阿里乌斯派和优诺米派的主教，他们在这场神圣的赛跑中尽力奔走，都想要超越对手。皇宫的房间内回响着嘈杂的叫嚣声，皇帝的耳朵里充斥着形而上学的争论，混合着冲动的彼此抨击，形成一片乱哄哄的奇特景象。态度温和的约维安要求他们相互体谅，并准备在未来召开宗教大会解决他们的争端，这反而被认为是他置身事外的征兆。但是他尊敬伟大的阿塔纳修斯，认为主教的德行配享天堂，这终于让世人非常清楚地了解到，皇帝完全相信尼西亚教义。
阿塔纳修斯这位在信仰战场上骁勇坚毅的老兵已达70岁高龄，听到暴君死亡的消息立即从退隐地点走出来，在民众热烈欢呼声中又一次登上大主教的宝座，非常明智地表示愿意接受约维安的邀请。阿塔纳修斯德高望重的形象、处变不惊的勇气和令人折服的辩才，在连续四代君王的宫廷里，都能保持早已获得的名望。等他得到信仰基督教的皇帝的信任，并且确定皇帝对基督教的信仰以后，立即返回自己的教区，用极为精练的议事程序和老当益壮的精神体力，对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以及正统基督教会，又继续管理了10年之久。他在离开安条克之前曾向约维安提出保证，只要皈依正统教义，上天必定赐予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阿塔纳修斯有理由希望后人或者会赞许他的预言成真，或者会原谅他不过做了一次无效的祈祷，但无论如何他已表达衷心的感激。
微小的力量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约维安的机运来自宗教的理念，能够掌握时代的精神和最有势力教派的支持，他们的信仰最虔诚而且人数众多，基督教在他的统治之下轻易获得最后的胜利。曾几何时，异教徒仗着尤里安的机谋而无往不利，如今受到皇家赞助的眷顾消失，守护神也被委弃于尘土之中。很多城市的庙宇不是被关闭就是被废弃，哲学家经历的富贵有如过眼云烟，为着审慎起见还刮光胡须，隐匿自己的真才实学。基督徒欣喜若狂，对于他们在前朝所遭受的折磨，如今是宽恕还是报复，全都操在自己手里。异教世界的惊惧被明智和仁慈的宽容诏书所驱散，约维安非常明确地宣示，虽然巫术魔法那些亵渎神明的仪式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他的臣民可以自由而安全地奉行古老崇拜的祭典。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仍旧熟知过去的法律，受到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托付，要对新登极的皇帝表达忠诚拥戴的心意。于是他详述至高神性的仁慈、人类易犯的过失、良知良能的正义，以及独立自主的心灵，用议论风生的辩才，谆谆教诲理性的宽容原则，毕竟在“迷信”遭到灾祸的时刻，不会耻于诉诸宽容原则。他公正地指出，在最近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动中，两个宗教都颜面尽失。那些毫无价值的改宗者，以及追随统治者紫袍的信徒，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更没有感到自惭，先是从教堂走向庙宇，再从朱庇特的祭坛回到基督徒的圣殿。
罗马军队在7个月内行军1500英里，历尽战争、饥馑和天候的险阻艰辛，终于又回师安条克。虽然他们为国牺牲而且劳累不堪，时节又接近冬季，但怯懦而又焦急的约维安，只让人员和马匹有6个星期的休息时间。皇帝无法忍受安条克人民轻浮的举止和恶意的嘲笑，按捺不住要据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防止有野心的竞争者趁机占领虚位以待的欧洲。但是他很快接到让人安心的信息，从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大西洋沿岸，全都承认他的权位。他从美索不达米亚营地传递出去的首批信件中，将高卢和伊利里亚的军事指挥权授予马拉里克和卢西利安伯爵。前者是位勇敢而忠诚的军官，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后者是他的岳父，过去指导尼西比斯的防务，因骁勇善战而称誉全军。马拉里克自谦无法胜任婉拒职位；巴塔维亚支队突然发生哗变，卢西利安在兰斯惨遭杀害。但是骑兵主将约维乌保持稳健的态度，丝毫不以个人的荣辱为念，立即安抚骚动的部队，平息士兵心中的疑惧，举行效忠宣誓并且齐声欢呼表示赞同军队的推选。等到约维安越过托罗斯山抵达卡帕多细亚的提亚纳，西部军队的代表团向新即位的君王致敬。
约维安离开提亚纳，继续用急行军赶往加拉太的首府安卡拉，以执政官的名位和服饰授予他的幼子(公元364年元月1日)。达达斯塔纳是个毫无名气的小镇，正好位于安卡拉和尼西亚之间的半途上，因约维安在此丧生而为世人所知(公元364年2月17日)。在约维安死前一天，他享用了极为丰盛的晚餐并痛饮美酒，之后退回寝室休息。第二天早晨发现约维安皇帝暴毙在床上，突然死亡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是消化不良所引起，可能是饮酒过量，也可能是夜晚食用蘑菇出了问题；也有人认为是睡眠中吸入煤炭燃烧的气体引起窒息，行宫的墙壁用潮湿的泥灰粉刷后，会产生有毒的气体。但对一位君王的死亡缺乏正规的调查，他的统治和名位很快为人所遗忘。唯一发生的引人注意的情况是，有人在暗地里造谣，说是约维安之死是宫闱之间下毒所致。约维安的遗体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与以前的国君一样举行葬礼。悲痛的行列在路上遇到他的寡妻查丽托，她是卢西利安伯爵的女儿。当她仍在为新近去世的父亲哭泣，而急着想擦干眼泪好投入身为皇夫的怀抱时，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与丈夫的天人永隔。她在失望和悲伤之余更要为母爱的焦虑而受尽折磨。就在约维安去世前6周，幼小的儿子被安置于显赫的权位之上，荣饰着“尊贵者”的头衔和执政官的虚名。皇家青年沿用祖父的名字瓦罗尼安，他并未察觉自己的命运，只有被当政者猜忌时，才提醒他自己是皇帝的儿子。16年后他仍存活在世，但已经丧失一目。他那受苦的母亲一直在担心，随时会有人把她无辜的儿子从她的手中夺走，用他的鲜血来平息在位君王的疑虑。
约维安过世后，罗马世界的王座有10天没有主宰(公元364年2月17日至26日)。大臣将领继续集会商议，要执行各自所负的职权，维持公众秩序，平静调动部队前往比提尼亚的城市尼斯，选来作为推举皇帝的地点。掌握帝国军政大权的人物举行庄严的会议，帝王的冠冕再度一致呈给统领萨路斯特，他第二次拒绝接受这被赐予的荣耀。当有人托称父亲的德行可以使其子获得恩惠时，统领就用公正无私的爱国心坚持到底，正告所有的选举人，他和儿子，一位是衰弱的老人，而另一位是没有经验的青年，无力担负统治国家的重责大任。接着提出的几位候选人，他们的性格作风或工作表现受到质疑，在权衡各种状况后，陆续遭到否决。但等到瓦伦提尼安的名字被宣布，这位军官的功绩受到全体与会人士的赞许，投票结果获得一致通过，连萨路斯特也诚挚认可。瓦伦提尼安是格拉提安伯爵的儿子，伯爵是潘诺尼亚地方西巴利斯河的土著，出身寒微，力气惊人又武艺高强，晋升为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军事指挥官，带着丰富财产从军中退休，难免让人对他的操守说闲话。不过格拉提安在军中的阶级和经历，对儿子的事业发展有很大帮助，让儿子有机会显示自己的真才实学，在晋升方面优于同侪。
瓦伦提尼安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态度端庄，刚毅的面容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信心，让人印象深刻，使朋友油然心生敬重之感，仇敌难免怀有畏惧之心。身为格拉提安之子继承其父的最大优点，就是有强壮而健康的体格，使得无畏的勇气能发挥最大效果，养成纯真和自制的习性，约束私情欲念，发挥天赋才能。瓦伦提尼安不仅自尊自爱，也获得国人的尊敬。他从小喜爱军人生活，不愿咬文嚼字附庸风雅，对于希腊文和修辞学可说是一窍不通，但具有演说家的特质，绝不会怯场紧张，能够适应所处的情况，用滔滔不绝的雄辩，表现出胸有成竹的风范。他所研习的法规，全部跟军事纪律和行军打仗有关，素以工作勤奋和要求严格著称，不仅善尽军营的职责，还能排除万难达成任务。尤里安在位时，他公开藐视正当红得势的宗教，因而遭到罢黜。但是从他后来的作为看来，瓦伦提尼安的生活不知检点，有时会胆大妄为，他所受的影响来自军队的粗鲁习气，而不是基督教的狂热信仰。不过，由于君王赏识他的才干，原谅他的过失，仍旧加以重用。他在波斯战争中历经各种状况，又像过去在莱茵河的作战一样，建立骁勇剽悍的名声。他在执行重要任务时，能不负所望快捷完成使命，赢得约维安的器重，令他指挥第二梯队盾牌兵担任内卫勤务，从安条克开始行军，抵达安卡拉营区。他在非常突兀的状况下受到召唤，所以就这次选举而言，不可能犯有罪行和先期密谋。于是他在43岁那年，开始全权统治罗马帝国。
大臣和将领在尼斯开会推举的人选还不能算数，除非获得军队众口拥戴的肯定。德高望重的萨路斯特深知人数众多的集会经常会发生意外状况而使预定的人选有所变动，故提议与会人员在就职典礼那一天，不能出现在公众前，要是违反这一规定就处以死刑。这样做可避免因个人的声名，受到有心人士的拥立而节外生枝，难以善后。然而由于闰年的关系，使得典礼那天要置闰，根据古老的迷信，这增加的日期会带来凶兆，大会只有延后直到吉时来临才开始(公元364年2月26日)。瓦伦提尼安站在高耸的将坛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最明智的做法，是赞同会议的选择。部队按照军阶环绕在将坛四周，在官兵欢呼雷动声中，很庄严地授予新登基的皇帝冠冕和紫袍。就在他伸出手要向全副武装的群众讲话时，一阵嘈杂的低语突然从队伍中间爆发开来，逐渐变成洪亮而迫切的喧嚣，那就是他必须即刻为帝国提名一位共治者。瓦伦提尼安不动声色的镇定态度使场面安静下来，也获得大家的尊敬。然后他向集会人员发表演说：
弟兄们，几分钟前你们有权让我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是你们据我过去的表现，判断认为我可以治理帝国，所以推举我登上帝座。那么考虑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现在已是我的责任。与宽广的天地相形下，人类是多么渺小，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而生命无常，因而对各位的要求我绝不会有婉拒之心，也急切恳求有价值的共治者给予协助。但要知道，双方不和会产生致命危险，抉择一位忠诚的朋友需要周详而审慎的考量，这也是我最关切的事。各位的作为是要善尽本分和有始有终，现在就回到营房去，安静修养身心。按照惯例，新皇登基，各位会得到应有的赏赐。
惊讶的部队混合着骄傲、满意和畏惧，承认这才是一位主子的语气。愤怒的叫嚣声平息下来，鸦雀无声的气氛表示出尊敬的态度。瓦伦提尼安在军团的鹰帜以及骑兵和步兵各种旌旗的围绕之下，摆出军容威武的排场，引导进入尼斯的皇宫。
不过，瓦伦提尼安感觉这件事极为重要，为了防止士兵借故产生草率的拥立行动，立刻召集首长集会讨论。性格直爽的达迦莱法斯简短的表示，最能代表大家的心声，这位军官说道：“贤明的君主，要是你只照顾家庭的利益，那么你有一位兄弟；如果你热爱国家，可以考虑身边最够资格的罗马人。”皇帝压下他的不满，但是没有改变心意，开始缓慢的行程，从尼斯经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就在首都的一处郊区，他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予自己的弟弟瓦伦斯，这是他登基以后的第30天(公元364年3月28日)。现在就是最有胆识的爱国分子也很清楚，他们的反对于国家毫无好处，倒是会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皇帝的绝对意志在宣布以后，大家就只能用无言的屈服表示接受。瓦伦斯当时是36岁，从未在军事和民政的职位上一展长才。从他的个性来看，世人无法抱乐观的看法。不过，他具有的唯一特点，是在瓦伦提尼安的提挈之下，可以保持内部的安宁。他会忠心耿耿满怀感激地依附恩主，在他一生之中不论有任何行动，都会谦卑而愉悦地听命，唯兄长的地位、才智和权势马首是瞻。
瓦伦提尼安在划分行省前，先着手改革帝国政府组织。无论哪个阶级的臣民，只要是在尤里安统治期间受到了伤害或压迫，只要提出公开控告就会受理严办。当萨路斯特统领提出恳求，希望从政府职位上退休时，人们保持沉默，证明他无瑕的廉洁。瓦伦提尼安出于友谊和尊敬，诚挚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在故去皇帝的宠臣中，很多人过去滥用所获的信任，或假借宗教名义为自己牟利，现在无论是君王施恩还是司法的公正，都不可能全身而退。宫廷大臣和行省总督有很大部分从现职调开，但有些功绩卓越的官员，还是得到另眼相看，没有受到牵连。反对的叫嚣虽非常激烈且满怀义愤，微妙的调查程序不断进行，但是看来很多地方倒是明智且温和。
两位君主突然病倒，给新的统治带来干扰也产生疑虑，幸好他们很快恢复健康。就在初春，两位皇帝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梅迪亚纳的宫殿也是一座坚固城堡，距离纳伊苏斯只有3英里远，他们做出罗马帝国分治的严正决定(公元364年6月)。瓦伦提尼安把东部统领掌管的从下多瑙河直到波斯边界的富裕地区授予他弟弟；在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高卢统领掌管的地区，经常发生战事，由他亲自统治，范围从希腊的东疆到喀里多尼亚的防壁，再从不列颠的边墙到阿特拉斯山脉的山麓。所有行省的治理按照上述的疆域划分清楚，但是两个国务会议和宫廷需要加倍的将领和官员，依他们的功勋和地位有所区别，另外是骑兵和步兵都增设七个主将。当这些重要的事务全部在友善的气氛下处理完毕，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在最后一次拥抱后分手。西部皇帝把临时的行宫设置在米兰，东部皇帝回到君士坦丁堡，他的疆域有50个行省，而他根本不会说民众使用的语言。
东部的平静局面很快被叛乱打破，瓦伦斯的宝座受到一位大胆敌手的攻击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位祸首是尤里安皇帝的亲戚，唯一的过错是名声太高引起猜忌。普罗科皮乌斯的晋升极为快速，出身没落家世的他先是担任军事护民官，然后是司法官，最后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联合指挥官。那位君主还没有子息，公众的看法是他可能成为继承人。还有就是在他的朋友之间盛传，说是尤里安在卡雷月神庙的祭坛前，曾私下把皇家的紫袍授予普罗科皮乌斯，当然这些话也可能是仇敌在造谣。他用遵守本分和服从负责的态度，尽力化解约维安的猜疑，然后退休带着家人归隐田园。他在卡帕多细亚行省有庞大产业，但像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竟然也受到干扰。一名官员带着一队士兵，奉新即位君王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的名义，被派遣前来处理普罗科皮乌斯所涉及的案件。不幸的命运可能使他遭到终生监禁或者是耻辱的死刑，配合的态度可能会获得较长的缓刑和体面的结局。他根本不与官员争辩皇家的命令，只要求给予他片刻时间的恩惠，好拥抱哭泣的家人，同时用非常丰富的招待，松弛卫兵的警觉。他用尽手段逃脱追捕，来到黑海海岸，越过海洋抵达博斯普鲁斯这个国家，在很偏僻的地区停留了几个月，尝尽流离失所和孤独匮乏的痛苦。他那悲哀的心情沉浸在不幸的灾难中，为当前的处境激起更大的忧虑。要是发生任何意外使人得知他的姓名，不守信义的蛮族会毫无顾忌地违反待客之道。
普罗科皮乌斯在感到急躁而绝望时，乘坐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他现在只能寄望于成为统治者才能生存，因为他作为一个臣民，已经无法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开始他潜伏在比提尼亚乡村，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逐渐敢进入首都，把自己的生命和气运全托付给两位忠诚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元老院议员，另一位是宦官。他从获得的信息中了解公共事务的状况，感觉到一线成功的希望。民众间普遍弥漫着不满的气氛，他们怀念萨路斯特的公正和能力，他被解除了东部统领的职务，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他们藐视瓦伦斯的为人处世，粗鲁又缺乏勇气，软弱又不和善；他们畏惧皇帝的岳父所具有的影响力，彼得洛尼乌斯被封为大公，他是一个残酷而贪婪的大臣，严厉追缴从奥勒良皇帝以来所有拖欠的贡金。
就篡夺者的图谋叛逆来说，目前局势极为有利。波斯人的敌对行动需要瓦伦斯在叙利亚坐镇，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部队都在调动，首都有时会驻扎很多士兵，他们要从这里渡过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两个支队的高卢部队接受阴谋分子建议，他答应成功后给予他们丰盛赏赐。同时部队对尤里安的尊敬之情仍未忘怀，对他无故受到压迫的亲戚，同意支持他的继承权利。第二天清晨，支队在靠近安娜斯塔西亚浴场的地方列阵，普罗科皮乌斯穿着紫袍看来像演员而不是皇帝，如同死中复活一样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士兵已完成接待准备，对着心惊胆战的君王发出欢乐的呼声和忠诚的誓言(公元365年9月28日)。而从邻近地区集合的一群强壮的农夫，使得队伍的人数增加，声势更为浩大。普罗科皮乌斯在党徒用武力护卫下，陆续掌握法院、元老院和皇宫，在他开始暴动夺取政权时，对于人民在一边袖手旁观而且态度沮丧，感到极为惊慌和恐惧，那是因为民众并不清楚叛乱的原因，也忧虑事变会带来苦难。但是他的军事力量远超过任何实质上的抵抗，不满分子全部聚集到叛军的旗帜下。穷人激起趁火打劫的希望，富有人家畏惧抢劫不得不受到裹胁。群众的心理很容易被说服而变得坚定不移，篡位者许诺一旦革命成功就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结果他们果然上当受骗。官员都被抓了起来，监狱和军械库被打开，海港的进口和通道也被占领。不到几个钟头，普罗科皮乌斯的地位虽然还未稳固，已经成为皇城独一无二的主人。
篡位者运用勇气和手段，使料想不到的成功获得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他非常巧妙地传播于己有利的谣言和评论，同时为了迷惑民众，故意接见遥远国家派来的使臣，当然有些是虚构人物。色雷斯各城市以及下多瑙河地区的碉堡，驻扎庞大的军队，逐渐涉入反叛罪行。哥特君王愿意供应君士坦丁堡统治者数千名协防军，使他的阵营变得更加强大。普罗科皮乌斯的将领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费吹灰之力控领比提尼亚和亚细亚没有防卫能力而富裕的行省。位于岛屿上的城市库济库斯倒是尽力防守，但还是屈服在他的势力之下。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军团，奉命前来清剿，也投入了篡位者的怀抱。他开始征召新兵来增强老兵部队的实力，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军队，无论就数量还是战力而论，都可以与相互竞争的强大对手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霍尔米斯达斯的儿子是位精力充沛而又精明能干的青年，不惜以尊贵的身份拔剑反对东部合法的皇帝。这位波斯王子立刻被授予罗马代行执政官这个古老而特别的职位。
福斯蒂娜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遗孀，与篡位者联姻，把自己和女儿交到他手中，更增加了起事的地位和声望。君士坦提娅公主大约有5岁，坐在舁床上随着部队行军，被继父抱着在武装人员的集会中亮相。等她经过陈列的队伍，激起士兵的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英勇的气概，回想起当年君士坦丁家族的光荣，他们在效忠的欢呼声中，誓言要捍卫皇室幼女的权利，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就在此时，瓦伦提尼安接获东部发生叛乱的可疑信息，已提高警觉，但又感到非常困惑。日耳曼战争的危机迫得他只能关心自己疆域的安全，每一处通信管道不是中断就是讹传。他所听到的谣言满天飞，更是感到焦虑，说是瓦伦斯战败死亡，留下普罗科皮乌斯单独成为东部的主人。其实瓦伦斯还好好活着，当他在恺撒里亚接到叛变的信息时，基本已对生命和前途感到绝望，提出与篡夺者谈判的建议，私下打算在必要时为了保命可以逊位。怯懦的国君因大臣的坚持免于耻辱和毁灭，现在上下一心决定从事内战。萨路斯特在承平时被免除职位毫无怨言，等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就自告奋勇要负起辛劳而危险的任务。德高望重的大臣恢复原职出任东部统领，这是瓦伦斯所采取的第一步措施，表示他的悔恨，使人民感到满意。
普罗科皮乌斯的统治所能获得的支持，是来自军队的势力和行省的顺从。很多地方的文职或军职官员，不论是出于责任还是利益考量，尽力使自己不要涉入叛乱的罪行，或是找机会背弃篡夺者的阵营。卢庇西努斯率领叙利亚的军团，用急行军前来援救瓦伦斯。阿林苏斯的武艺、英俊和骁勇在当时英雄人物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用小部队攻击数量占优势的叛党。当他看到士兵的面孔很熟，过去曾在他的麾下服务时，就大声叫唤他们赶快投诚，并将造反的头目抓住带过来，这完全是他的才华出众能让人信服，通常对方都会遵从这种极不寻常的命令。阿尔贝提奥是君士坦丁大帝麾下身经百战的老将，曾经出任执政官而名重一时，受到劝说从隐退生活中复出，再度领军赶赴战场。在激战之中他平静地取下头盔，露出满头白发和衰老面孔，在子弟和战友的亲切叫唤声中，普罗科皮乌斯的士兵发出致敬的欢呼。他向他们规劝，不要支持可鄙僭主毫无希望的举事，追随他们的老指挥官，他一定会领导他们获得荣誉和胜利。
在塞阿提拉和纳科利亚的两场接战中，部队受到背叛军官的影响和指使，抛弃命运乖戾的普罗科皮乌斯。篡夺者在弗里吉亚的森林和山区流窜一段时间后，被丧失前途的党徒出卖，擒送到御营立即斩首(公元366年5月28日)。普罗科皮乌斯遭到与过去的失败僭主同样的下场，战胜君王在合法审判的形式下所实施的残暴行为，激起人们的怜悯和义愤。
上述行动都是专制和反叛的必然后果。但是在两兄弟统治下，罗马和安条克对运用魔法的罪行，展开如火如荼的调查和雷厉风行的惩罚(373 A.D.)，这被认为是对天国的不满和人世堕落的征兆。在当前这个时代，最让我们直言不讳感到骄傲的事，莫过于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已经废止这种残酷和可憎的偏见。过去这些偏见曾在整个世界肆虐，还涉及所有宗教观念的各个体系。罗马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全都相信而且痛恨“阴间的法术”，认为它可以控制自然的运行和人类的心灵。他们畏惧符咒的经文、奇妙的草药和邪恶的仪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认为魔法能够取人性命，也能起死回生，激发心灵的热烈情绪，破坏人类创造的成果，迫使恶魔吐露未来的秘密。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相信那些满脸皱纹的女巫和到处巡行的术士，虽然在贫贱和不齿中度过卑微的一生，却因害人利己的极度可厌动机，在空中、地面和阴世的超自然疆域发生很大的作用。社会的舆论和罗马的法律同样在指责魔法奇术，但是由于他们满足了人心最迫切的激情，所以导致愈禁愈烈。有一种基于想象的原因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那就是有人在暗中预测皇帝的死亡以及阴谋的成功。要是考虑产生的效用，就会鼓动野心分子的希望，解除他们忠诚誓言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魔法涉及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圣的罪行，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恐惧会扰乱社会的安宁和个人的幸福，就像本不会伤人的火焰，却可以通过温度逐渐熔化蜡制的人像。被恶意锁定的目标受到惊吓，胡思乱想，“火焰”就可以获得无与伦比为害甚烈的力量。草药泡制的饮料，被认为可以汲取超自然的力量，当作毒药使用极为方便；魔法有时会被愚蠢的人类利用，为最凶残的罪恶提供工具，或者拿它来作为掩饰险恶用心的面具。
在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的大臣暗中推动下，立刻使得告发者大肆活动。在上者表明不会拒绝罗织的控诉，何况这种罪行几乎是无所不在。虽然定罪的条文就量刑的标准而言并不严重，但在虔诚却过度严苛的君士坦丁最近的判决中，仍然将死刑作为唯一的惩罚。这种死罪是把叛逆、魔法、下毒和通奸全部毫无条理地混杂一起，对于有罪还是无辜、赦免还是加重的认定完全没有原则，要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基于个人愤怒还是谬误的情绪来做出最后的裁决。大臣很容易发现，宫廷根据各个法庭提供的判处死刑的人数，来评估他们办案的勤奋和能力。他们并不是不愿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但是他们更热衷于炮制伪证以及通过严刑拷打得到证据，用莫须有的指控套在最受尊敬的人员身上。随着调查的展开，不断为刑事起诉找出新的课题，即使无耻大胆的告发者提出的谎言被查明，也只是无罪加以饬回。但是可怜的受害人在指出真正或虚假的同谋以后，很少能得到与这一骂名相对应的回报，也就是说自己送命还不够，必须株连更多的人员。从意大利到亚细亚遥远的边疆，不论是青年还是老人，都被锁在铁链上拖进罗马和安条克的法庭，元老院议员、贵妇人和哲学家惨死在耻辱而暴虐的酷刑之下。有些被指派看管监牢的士兵，带着怜悯而气愤的怨言提到，如果这么一大群囚犯要想逃走或激起抗拒，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足以应付。最富有的家庭因罚款和籍没而破产，最清白无辜的市民也为自己的安全而战栗。我们可以从一位古代作家的非常肯定的断言中形成一种概念：在很多令人憎恶的行省里，囚徒、流人和逃犯在居民中占最大部分。
塔西佗叙述无辜和卓越的罗马人被处死，牺牲在最早的那些恺撒的残酷暴政之下。历史学家的手法和受害人员的功绩，在我们的心头激起印象鲜明的情绪，为之感到恐惧、钦佩和怜悯。阿米阿努斯用庸俗而毫无特色的笔调，描绘双手沾满鲜血的人物，极为详尽而冗长，使人读之生厌。我们不再着重描述自由和奴役、伟大和悲惨的对比，只想提及在这两兄弟统治时，他们是如何用令人感到耻辱的手段，在罗马和安条克掀起一场恐怖的处决风潮(364—375 A.D.)。至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瓦伦斯是怯懦胆小，而瓦伦提尼安则是暴躁易怒。瓦伦斯在位的统治原则就是处心积虑关切个人的安全，当他还是臣民时，就带着惊惧的敬畏之心，亲吻在上位者的手；一旦身登大宝，就期望人民像他过去那样，对皇帝充满惧意，为了忍辱保生永远降服。瓦伦斯的宠臣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和籍没的特权来弄钱发财，但是他本人非常节俭，没有贪婪的意念。这些人鼓起如簧之舌向他进言：其一，任何叛逆案，涉嫌就是证据；其二，权力的最大问题是会引人窥视；其三，图谋未遂的罪行并不轻于已遂的行动；其四，任何臣民威胁到君王的安全，干扰君王的起居，生命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瓦伦提尼安有时会受到蒙骗，让他的自信受挫，但是告发者如果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只会让他产生警惕之心而更为坚毅不移，就用藐视的笑容使告发者保持沉默。他们赞誉他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皇帝讲求司法公正时，很容易受到误导，认为仁慈是软弱的表现，愤怒倒是至高的德操。瓦伦提尼安有积极进取的伟大抱负，一生都在不断地奋斗，克服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对于曾经损害到他的人不会法外施恩，对侮辱他的人更是睚眦必报。如果说他的谨慎会受人指责的话，那么他勇往直前的精神就值得赞扬。事实上就是傲慢而有莫大权势的将领，一旦激起奋不顾身士兵的愤怒之心，也会带来血流五步的后果，因此他们常常感到戒慎恐惧。然而在他成为世界霸主后，很不幸把这一重要的原则忘掉，那就是：阻碍都可排除，勇气克服困难，凡事要合情合理，对人要宽宏大量。现在只要臣下让他感到不满，或是无意中使他感到不快，就任凭自己发泄狂暴的情绪。不论是管理皇室还是帝国，哪怕是轻微的触犯和顶撞，甚至有些是纯属想当然耳，像是一句逆耳的回话、一件意外的疏失、一次无心的迟误，所受到的惩罚都可能是立即判处死刑。西部皇帝经常冲口而出的话是：“砍掉他的头”“把他活活烧死”“用乱棍把他打死”。就是最有权势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对于他那血腥的命令不能稍加争辩或延迟，否则会让自己受到抗命的罪行和惩罚。这种野蛮的审判是他的得意之作，瓦伦提尼安养成冷酷作风，毫无恻隐之心和悔恨之意，突然产生的激情更证实了他暴虐的习性。他观看刑囚和处死犯人所产生的剧烈痛苦时，不仅泰然自若且感到满足。对那些有同样脾气臭味相投的手下，只要忠心耿耿就会受到重用，得到他的友谊。马克西明因杀戮罗马的贵族家庭而获得功劳，于是赐予他皇家称号作为报酬，出任高卢的统领。瓦伦提尼安养有两只凶狠巨大的熊，以封号“纯纯”和“小金”而知名，像马克西明一样受到宠爱，他把它们当成信任的侍卫，住的笼子靠近寝宫。他经常带着愉快的心情，把罪犯丢进去引起巨熊狂怒的咆哮，看着野兽撕开血淋淋的肢体吞吃下去。罗马皇帝会小心检查它们的饮食和训练状况。“纯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效劳后，获得退役的荣誉，这只忠诚的野兽在原来的森林里恢复了自由。
罗马帝国如果表现出平静的征候，那一定是瓦伦斯的内心没有感受到恐惧的威胁，或者是瓦伦提尼安已经压制住狂暴的脾气的时候。暴君只要恢复正常的情绪，至少在作为上像是国家君父。西部皇帝运用大公无私的决断，能够清楚地考量到自己和公众的利益，然后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至于东部皇帝完全拿他兄长当榜样，亦步亦趋跟着仿效，有时明智而仁慈的萨路斯特统领会给予指导。两位君主在位期间都能保持节约和简朴的习性，宫廷的生活享受并未使人民感到羞惭或叹息。他们逐渐改革君士坦丁时代许多腐败和放纵的行为，合理地采用并改进尤里安和继承人的构想，展示出守法的风格和精神，使后代子孙对他们的为政之道有更高的评价。
我们期望君王关心臣民的福利，看起来这种方式不像身为“纯纯”的主人应有的作风，瓦伦提尼安怎么会责备遗弃新生婴儿的不法行为，同时在罗马的14个区设置14个技术高明的医生，供应薪水和特定的权利呢？这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基于良知设立用途广泛的机关，用来教育青年和支持已衰微的科学。他的目标是在每一个行省的都会区，都要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修辞学和文法课程。学校的规模和地位要与城市的重要性相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更要卓越和突出。瓦伦提尼安的诏书文辞优美，从留下的残本看来，君士坦丁堡的学院还不够完美，后来设置规章逐渐改进。不同的学习科目一共有31位教授，其中有1位哲学家、2位律师、5位诡辩家、10位希腊语法教授、3位演说家以及10位拉丁语法教授。此外还有7位抄写员，通常称之为古文家，用笔墨辛勤地工作，制成古典作家的各种正确抄本，供应公立图书馆的需要。设定的管理学生的各项规则都很严格，这为现代的大学提供了最早的纲要和教育方式，入校要有原籍地方官员所颁发的证书，在公家登记的资料上注明姓名、职业和出生地点。用功的青年严格禁止在饮宴和剧院浪费时间，受教育者的年龄限制在20岁以内，为了责罚怠惰和不听管教的学生，授权城市的郡守可以鞭打或开除他们。郡守也要直接对御前大臣提出年度报告，评鉴学者的能力，并推荐给国家，为国家服务。
瓦伦提尼安所设定的制度，对国家的和平与社会的富裕有很大的贡献。那就是创立辩护士来维护城市的权益，辩护士经过自由的选举产生，功能等于人民的护民官和律师，在民事官员的法庭面前保障人民的权利和陈述冤屈，甚至可以上诉到皇帝的御座。两位君主对财务的管理非常尽心，长久以来不积私产，而且极为俭省，但是在收取和支用国家岁入方面，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东部和西部的政府稍有不同。瓦伦斯听从大臣的建言，只有受到公众的压力，皇家才可以不惜经费地大量供应所需。同时他不会好大喜功，以确保国家万年之基，只有发生了实际的灾难才尽力而为。因此他不需要增加税额，要知道在过去40年，税收已经逐渐比最初调高两倍之多，就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他将东部的贡金减低四分之一。瓦伦提尼安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倒是不太注意，也不甚操心。他改进政府会计和财政的浮滥现象，但是毫无顾忌地征收私人财产的大部分收益，认为财富与其拿来让个人过奢侈的生活，不如用来使国家得到防卫和进步更为有利。东部的臣民享受到当前的福利，赞颂君王赐给他们恩惠；瓦伦提尼安让后世的子孙感受到实质的勋绩，从外表看来倒不会目眩神迷。
瓦伦提尼安性格中最令人称道的一面，是在宗教竞争的时代始终保持坚定而有节制的公正无私。他在经过研究以后产生很强烈的理念，因为对神学的无知再加上心灵并未腐化，所以拒绝就微妙的问题进行神学的争论，只是表现出尊敬的态度置身事外。统治尘世使他提高警惕也能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记得自己是教会的信徒，但是更不会忘记自己是教士的君主。当背教者(尤里安)在位时，瓦伦提尼安就表露出热心敬仰基督教的态度，因之他允许臣民拥有与他一样的权利。对于一位君王所同意的普遍宽容原则，大家都非常感激地接受并且深具信心，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宗教的热情，无须恐惧和掩饰。所有的异教徒、犹太人和承认基督神性的教派，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免于专制的压迫或公众的侮辱。瓦伦提尼安并不禁止任何形式的崇拜，除了那些秘密和有罪的行径，假借宗教之名在暗中进行邪恶和脱序的勾当，在这种理念下，他非常严厉地取缔魔法，施以残酷的惩罚。但是皇帝通过鉴别以保护古老的占卜术，只要是经过元老院的核准，由托斯卡纳的肠卜官来施展的占卜都得到允许。他指责在夜晚进行纵情声色的献祭行为，连有理性的异教徒也都深表赞同。但是他立即批准普雷提克塔图斯的请愿，这位亚该亚的总督特别提出说明，要是剥夺希腊人在埃琉西斯秘密仪式里受到他们珍视的祝辞，他们会畏惧灾祸从天而降，使尘世的生活受到影响。人类的内心潜伏着宗教狂热的致命原则，只有哲学夸口(也不过是哲学的吹嘘而已)可以用温和的手段加以根除。这次维持了12年的休战，是在瓦伦提尼安政府的强迫之下不得不为之。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使得宗教的派系暂时中止相互伤害的争执，减轻双方的偏见和敌对的行为。
宽容的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但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势均力敌之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地笼罩在宗教战争的恐怖中。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都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因有59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但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这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份，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来办理。
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征服对方统一教会，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做出决定之前，最感为难之处在于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那样喜欢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但他的思想单纯并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
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80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被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在每一次的冲突中，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锒铛入狱的代价。在每一次的选举中，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
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这被人当成是对他的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但一大群民众被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47年，心满意足地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公元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这等于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了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
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为他写《护教申辩书》。但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而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
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从中联想到一种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与西部的宁静无事进行对比。
其二，不论对含糊而隐约的报告有多少信任，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其中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恺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的厚重外衣，就会为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而感到极为惊讶。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担心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他那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真实不虚的意见以及身份的尊严，断言自己绝不会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和权力。瓦伦斯很虔诚地为主教座堂服务，他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捐出一大片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将医院设置在恺撒里亚地区。
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因他的诏书而激起非常强烈的嚣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加入埃及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不就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确定下来，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3000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沙漠，那里居住着5000名僧侣。因而传出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
现代的立法者运用智慧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教士敛财和贪婪的行为，主要是渊源于瓦伦提尼安的先例(370 A.D.)。他颁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的诏书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警戒传教士和僧侣不得前往寡妇和处女的家屋，并提出警告，要是违犯就送交民庭法官给予谴责。神职人员不得从慷慨的“属灵女儿”的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产业，凡是遗嘱违背诏书，一律不具有法定效力，非法的赠予会被没收送缴国库。后续的规定有类似的条款，将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内，所有教会阶层的人员均不得收受任何遗赠物品，严格限定自然与合法的继承权利。瓦伦提尼安像监护人一样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爱，用严厉的方法来遏阻正在成长的恶行。在帝国的首都，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妇女分到极为丰盛的自主家财，其中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她们对教义不仅保持冷静的心灵，而且怀抱着极为热切之情，对基督教教义的信奉甚至一度成为流行的风尚。她们舍弃服饰和奢华所带来的愉悦，为了赞誉贞节牺牲婚姻生活的闺房之乐。有些传教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打着主意去指导她们羞怯的天性，使空虚的芳心有所寄托。于是她们很快给予他们无限的信任，这种信任通常会为骗子和神棍所趁机滥用。这些人来自东部的边陲之地，在华丽的剧院享受僧侣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权。他们无视世俗礼法，逐渐习得吸引异性的长处，就有年轻美貌的妇女投怀送抱，并享受着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样受到奴隶、自由奴和部从的服侍。
罗马贵妇万贯家财因任意的施舍和昂贵的朝圣耗用殆尽，手腕高明的僧侣在“属灵女儿”的遗嘱上名列首位，或者成为唯一的“受益人”。他们打着伪善的面孔，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慈善事业的工具，也是救济贫民的大管事。这是有利可图而又极不光彩的行当，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骗合法的继承人，那些手段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时代也会激起人们的气愤。两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诚挚地承认，瓦伦提尼安的诏书虽令人感到羞辱但确有必要。基督教教士应失去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好处，让演员、赛车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旧享用。但立法者的智慧和权势，对付既得利益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倒是很少能占到上风。杰罗姆和安布罗斯对无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着默许的态度。要是神职人员受到制止不能追求个人的报酬，就会尽心尽力增加教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们存在于内心的贪念会因目标的改变而受到尊重，升华成为虔诚的行为或爱国的举动。
瓦伦提尼安公布法律规定，迫得罗马主教达马苏斯指责教士的贪婪。达马苏斯为人善良，善于把握时机，曾网罗博学多才的杰罗姆为他服务，杰罗姆不仅热心而且功绩卓著。心存感激的圣徒对于这位很难界定的人物，称赞他的功绩和纯洁。但是罗马教会在瓦伦提尼安和达马苏斯的统治之下，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却很奇怪地提到了当时教士所犯下的前所未有天理不容的恶行。他用公正的态度写下下述文字：
行政长官尤维提乌斯带来和平与富裕，但是发狂的人民引起血腥的暴动，立刻扰乱了安宁的统治。热衷权势的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为了争夺主教的职位，已经超越人类野心的正常尺度。他们挑起了狂怒党派的斗争，追随双方的信徒爆发了激烈口角并发生重大的伤亡。统领没有能力阻止或安抚骚动，受到强大暴力的逼迫只有退到郊区。达马苏斯占上风，他的党派最后获得胜利，在基督徒用来宗教集会的西西尼努斯主座教堂，里面发现了137具尸体。在恢复惯有的平静以前，民众的内心还是愤怒不已。我只要想到首都是如此繁华富饶，目前的状况就一点都不会令我感到奇怪，丰盛的战利品一定会燃起野心分子的欲念，产生凶狠而顽强的斗争。获胜的候选人在贵妇人的奉献之下，可以大发利市。他的衣着立刻有专人照料并且极为高雅，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通过罗马的街道。就是奢侈浪费的皇家餐桌，无论是菜肴的精美、品项的丰富，还是花费的浩大，都无法与罗马教皇的享受相比。
这位诚实的异教徒继续说道：
这些教皇如果要追寻真正的幸福，那就不要拿伟大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作为自己享受的借口。他们应效法有些行省的主教那些可以当作楷模的生活，饮食节制而清淡，衣着简单朴实，很谦卑地低垂着双眼，把纯洁温驯的德行奉献给神，以及真正崇敬他们的人。
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的分裂活动因后者被放逐而平息。统领普雷塔克塔图斯智慧过人，终于恢复城市的宁静。他是富于哲学理念的异教徒，为人博学多才、器识高迈而且风度翩翩，用嘲笑的方式来掩饰谴责的行为。他告诉达马苏斯，如果自己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职位，就立即改信基督教。公元4世纪教皇的形象非常鲜明，表现出集财富和奢华于一身的样子，显得更为奇特，他代表着中间阶层，位于贫贱渔夫出身的使徒和皇室地位的尘世君王之间，他的领地从那不勒斯的边界到波河的河岸。
将领和军队做出明智的选择，把罗马帝国的权杖交到瓦伦提尼安的手里，主要是基于他在军中的声望。他拥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坚持古代的严格纪律和训练要求。部队之所以热切期盼他提出副手人选，是有鉴于国家的局势已处于危险的状况，要有能干的将领才能替他分忧分劳。瓦伦提尼安自己也知道，就是能力最强的人，在遥远的边疆地区，面对入侵的敌国君王，同样无法胜任防卫的工作。自从尤里安逝世以后，过去曾畏惧他的威名的蛮族，现在终于无所忌惮了。位于帝国东部、南部和北部的部落，产生出掠夺和进犯的乐观心理，燃起漫天的战火。蛮族的入侵通常杂乱无章，有时根本无法抵挡，但是在瓦伦提尼安12年的统治期间，他秉持坚毅的心志和高度的警觉，能够保卫帝国的疆域，同时运用强势作为，指导个性柔弱的兄弟，激起他奋发图强的进取心。或许用编年史的记事方式，更能表达出两位皇帝虽关心的对象不同却同样急迫的心情。不过这样一来，读者会因冗长而不连贯的叙述，而分心不能抓住重点，因而我将之分为五个主要的战场来加以评论：一、日耳曼；二、不列颠；三、阿非利加；四、东部地区；五、多瑙河地区。使得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下的帝国，可以呈现出以军事为主所具有的特色。
新任皇帝登基时，按照惯例和条约规定应该赐给蛮族大批礼物。乌尔萨西乌斯是瓦伦斯的御前大臣，为人吝啬又态度傲慢，送给蛮族的东西不仅数量减少，而且质量很差，使得阿勒曼尼人的使臣大为不满。他们在强烈地抗议后，表示要把受冒犯的状况告诉族人。阿勒曼尼人的酋长觉得自己受到了藐视，激起他满腔的怒火，黩武好战的青年蜂拥至作战的旗帜下。在瓦伦提尼安越过阿尔卑斯山前，高卢人的村庄已受到战火的蹂躏。等到他的部将达迦莱法斯领兵前去迎战，阿勒曼尼人已经带着俘虏和战利品安全退回日耳曼人的森林。次年初(公元366年1月)，阿勒曼尼人将整个民族的武装力量，编成几个实力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纵队，趁着北国酷寒的冬天河流冻结，渡过莱茵河所形成的天堑。两位伯爵率领的罗马军队被击败，伯爵们自己也受重伤而死，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的鹰帜落入获得胜利的敌人的手里。他们用侮辱的叫声和威胁的姿态，展示自己所获得的战利品。鹰帜后来又被夺回来，但是巴塔维亚人玷污声誉逃走的丑态，被要求严厉的领导者看在眼里，真是无法挽救的奇耻大辱。
瓦伦提尼安的治军观点，是士兵畏惧自己的长官更甚于畏惧敌人。部队在气氛很严肃的状况下集结，面无人色的巴塔维亚人被皇家的军队包围在中间。瓦伦提尼安步上将坛，他说要是判处这些胆小鬼死刑等于玷污他的手。但他无法忍受那些身为军官的人给他带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他认为他们的无能和怯懦，才是被敌人打败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担任军官的巴塔维亚人从军阶上除名，剥夺他们的武装，然后当众指责，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为奴隶。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宣判中，犯罪的部队全部匍匐在地上，祈求君主的宽恕同时提出保证，只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一定会证明自己不会侮辱罗马的名声和身为军人的责任。瓦伦提尼安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为他们的乞求所感动，就把武器发还，同时赦免他们的罪行。巴塔维亚人举着武器发誓，要用阿勒曼尼人的血来洗刷他们的耻辱。
达迦莱法斯婉拒了主将的职责，很谨慎地表示工作对于他而言太过艰巨，之前要不是因为跟他竞相杀敌的同僚约维努斯在战役快要结束时处置得宜，趁着蛮族的兵力分散，把当前的困境转变成有利的态势，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难免要吃败仗。于是瓦伦提尼安命令约维努斯率领纪律严明的大军，包括骑兵、步兵和轻装部队，展开严密的搜索，迅速向着梅斯地区的斯卡波那前进，在阿勒曼尼人来得及抵抗之前，对一大群敌人发动奇袭。部队毫无伤亡，轻易赢得胜利，使士兵感到极为兴奋。敌人另有一批人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力，在邻近地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直到人畜为之一空，正在莫瑟尔河阴凉的岸边休息。约维努斯是对地形有独到眼光的将领，带领部队衔枚疾走，穿过一条深幽而林木丛生的溪谷，直到发现怠惰的日耳曼人并没有派出警戒，忽视休息时的安全。他们有些人在河里洗濯健壮的躯体，梳理淡黄色的长发，还有很多人肆意地大口痛饮美酒，突然听到罗马人的号角声音，发现敌人已经进入营地，他们在惊惧之中乱成一团，丧失秩序，继而慌张地逃命。就是最勇敢的武士在混乱的群众当中，都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被罗马军团和协防军的士兵，用刀剑和标枪如砍瓜切菜一样当场杀死。
幸存的人员逃避到最大的第三座营地，位于卡塔劳尼亚平原，靠近香槟省的沙隆，星散开来的分遣部队都被召回到主将的旗帜下。蛮族的酋长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这种下场，全部都提高警觉，准备迎击瓦伦提尼安的部将，要与得胜的敌军进行决一生死的会战。相持不下的战斗使双方血流成河，不仅势均力敌而且互有胜负，整整厮杀了一个长长的夏日，罗马人终于取得优势，损失1200人，阿勒曼尼人有6000人被杀，4000人受伤。英勇的约维努斯追杀逃走的敌军残部，一直赶到莱茵河的岸边，然后班师回到巴黎(公元366年7月)，接受君王隆重的欢迎，在次年擢升到执政官的名位。
凯旋的罗马人因为对待被俘国王的做法，使得英名受到玷污，在气愤的罗马将领不知情的状况下，部队把国王吊死在绞架上。之所以发生这种不荣誉的残酷行为，是因为瓦多迈尔的儿子威西卡布在精心策划之下被谋杀。这位日耳曼人的王子身体虽然衰弱多病，但具有勇敢和无畏的精神，这件事激起部队的愤怒。在罗马人的唆使和包容之下，发生多起国内暗杀事件，这种行为违反了法律的仁慈和公正，也暴露出一个懦弱而衰亡的帝国，深藏在内心的忧虑和恐惧。若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维持信心，在大庭广众下就不必用短剑来解决问题。
就在阿勒曼尼人新近遭到变故显得卑躬屈节时，上日耳曼地区的主要城市莫甘提阿库姆，也可称为门兹，遭到奇袭，使高傲的瓦伦提尼安大失颜面。伦多是位勇敢而有心机的酋长，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在最不会让人起疑的基督教节庆，突然渡过莱茵河，闯进没有防备的城市，掳走一大群俘虏。瓦伦提尼安决心要对整个部族实施严厉的报复，命令塞巴斯蒂安伯爵率领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部队，从雷提亚方面入侵蛮族国度。皇帝自己在其子格拉提安的陪伴下，率领无敌大军渡过莱茵河(368 A.D.)，两翼由约维努斯和塞维鲁负责掩护，这两位是西方的骑兵和步兵主将。阿勒曼尼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村庄不遭蹂躏，就把营地安置在高峻而难以进入的山区，就是现代威尔登堡大公国的位置，很勇敢地期望罗马人向此地进军。
瓦伦提尼安有强烈的好奇心，坚持要侦察隐秘而且没有敌军戒备的小径，结果差点丧失生命。有一队蛮族突然从埋伏的地点冲出来，皇帝非常机智地操纵坐骑从险峻的斜坡上滑下来，持甲者被抛弃在后面，头盔上镶嵌着的光彩耀目的名贵宝石也遗失了。罗马军队在一声号令之下，从三方面对包围的索利西尼乌姆山发起攻击，每向前攀登一步就能增加成功的激情，减低敌人的抵抗。等到同心协力的军队占领山顶，毫不留情将敌军赶下北面的斜坡，塞巴斯蒂安伯爵的部队部署在那里，正好拦截蛮族的退路。瓦伦提尼安获大捷后，返回特里夫进入冬营，展开排场华丽的凯旋盛会，与民同乐。但明智的君王并没有因为征服日耳曼人而得意忘形，他把注意力放在高卢边境的防御上，要专注于这边的工作来对付敌人。因北方的部族带来源源不绝的志愿军，这些勇敢的人员可补充对方的实力。在莱茵河的河岸上，从莱茵河的源头一直到大海，一路紧密构建了许多坚固的堡垒和适用的木塔。由于一位聪明的皇子精通各种机具，特别引进最新的工程和武器，征召无数罗马和蛮族青年，加以严格的训练，以熟悉各种作战的要求和技巧。工程施工时，有时受到议会代表的反对和引起蛮族的袭击，但瓦伦提尼安在而后当政的九年中，确保了高卢的安宁和平静。
行事审慎的皇帝非常勤奋地实践了戴克里先明智的规范，处心积虑要在日耳曼各部族之间煽动不和，造成离心离德和相互残杀的局面。大约在公元4世纪中叶时，在易北河两岸地区，还要算上卢萨斯和图林吉亚，这一大片所属不明的国度全被勃艮第人据有。这个黩武好战而且人多势众的民族是汪达尔人的一支，名不见经传，却逐渐茁长壮大成为强势的王国，最后安定下来成为繁荣富裕的行省。勃艮第人古老风俗习惯中最独特的地方，是民事和教会的制度迥然相异。亨德诺斯被用来称呼国王和将领，西尼斯图斯的头衔则被授予高级教士。教士的身份很神圣，地位可以永远保持。但是世俗统治的任期非常不稳定，要是一场战争中，国王的勇气和指挥受到控诉，很快就会被赶下台来。臣民要是具有私心，有时连因土地的不够肥沃和天时的不正而歉收，都要由他负责，其实照说这些应该归于宗教的部门比较适合。有些盐矿的主权归属未定，在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之间引起不断的争议。后者在秘密的唆使和慷慨的收买之下，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勾引，同时他们的血统带有传说的性质，说是渊源于罗马的士兵，就是很早以前德鲁苏留在碉堡的防守部队，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信任的关系，更能促进彼此的利益。
勃艮第人有支8万人的大军很快出现在莱茵河岸(371 A.D.)，迫切要求瓦伦提尼安提供先前答应的供应和赏金，倒是对于罗马人的借口和推托没有产生怨恨之心，终于在达不成期望的结果后，被迫撤离。高卢边境的武备和工事，在蛮族冲动时可以产生阻止作用。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相互屠杀俘虏，所产生的世代深仇使双方都吃尽苦头。一位贤明的君主之所以多心善变，可解释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在瓦伦提尼安的最初的规划中，或许只是要对蛮族施加威胁而不是绝灭。由于日耳曼民族之间都想将对方斩草除根，保持实力的平衡有利于相互残杀。马克里阿努斯是个有罗马名字的阿勒曼尼君王，能运用士兵和政客的技巧，引起罗马人的仇视和尊敬。皇帝亲自率领一支应变灵活的轻装部队渡过莱茵河，行军50英里深入敌境。部队缺乏耐心以致功败垂成，否则必然可捉住要追捕的目标。后来马克里阿努斯与皇帝协商，获得罗马人给予的殊荣，所接受的恩惠使他到死都与帝国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
瓦伦提尼安的碉堡工事保护陆地安全，但高卢和不列颠的海岸却完全暴露在撒克逊人的蹂躏之下。像这样一个声威显赫的名字，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却没有引起塔西佗的注意。在托勒密的地图上，也不过隐约提到辛布里克半岛窄隘的颈部，以及易北河口三个很小的岛屿。像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现在是石勒苏益格大公国或荷尔斯泰因大公国的领地，不可能容纳撒克逊人永不衰竭的狂潮。他们统治着整个海洋，使不列颠岛国满布他们的语言、法律和殖民地，能够长时间捍卫欧洲北部的自由权利，对抗查理曼大帝的武力统治。由于日耳曼的部落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松散的规章制度，使得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而且这些部落基于战争和友情的偶发因素，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理由，都会使他们混合在一起。
土生土长的撒克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喜爱渔人和海盗这两种极为危险的职业，等到首度的冒险活动获得成就，那些天性英勇的同胞自然就会起而效法。他们的故乡全是森林和山地，阴暗和孤寂的环境使人无法忍受长久停留，独木舟的船队像潮水一样顺着易北河漂流而下，里面拥挤着强壮而无畏的伙伴，渴望去观看海洋彼岸充满希望的远景，尝试未知世界的财富和奢华。不过，很可能是居住在波罗的海四周的民族，提供给撒克逊人数量庞大的生力军。他们拥有武器、船只、航海的技术和海战的习性，但是困难在于出发以后要通过北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由于一年中间有几个月被冰块所堵塞)，这使得他们的技巧和勇气只能被限制在宽阔内海的范围之内。等到一支船队从易北河口出发并获得成功的消息传播开来，立刻刺激他们越过石勒苏益格狭窄的地峡，船只很容易航向大海。这些海盗和冒险家有很多不同的队伍，作战的目标都打着同一旗号，在不知不觉中联合成为长期的利益组织。开始是为了掠夺，后来则形成了统治，一个军事联盟由于通婚和血缘产生的作用，逐渐塑造成一个国家团体，邻近的部落如果要求加入联盟，就得接受撒克逊人的名号和法律。
要是这些无可置疑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事实，那只有详细描述当时使用的船只来取信于读者，撒克逊海盗就是靠着它在日耳曼海、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波涛中耀武扬威。这种大型平底船的龙骨用轻质的木材来构造，但是船舷和甲板的上部结构是用柳条编成，再蒙上坚固的皮革。在海上缓慢而长距离的航行中，这些船只经常暴露在船难的危险之中，事实上这种不幸事件屡见不鲜。撒克逊人的海上编年史中，毫无疑问，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大都发生在高卢和不列颠的海岸。但是海盗无畏的精神让他们敢于在大洋和海岸冒险犯难，他们的航海技术也因进取的作风而受到肯定。出身卑微的水手熟悉划桨用橹、升降船帆和操控船只，而且撒克逊人喜爱有暴风雨的天气，可以用来隐匿行动和企图，吹散敌军的舰队。等到他们把西部滨海行省的底细弄清楚以后，就扩大可以烧杀掳掠的范围，使最偏僻的地点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撒克逊人的船只吃水很浅，在较大的河川很容易溯航深入80英里甚至100英里。船只的重量很轻，可以放在大车上从一条河运往另一条河。海盗从塞恩河口或莱茵河口进入，再顺着罗讷河的急流进入地中海。
瓦伦提尼安在位期间，高卢的滨海行省受撒克逊人的肆虐极其严重，特别设置一员位阶为伯爵的军官，负责海岸的防卫，他的责任地区包括阿摩里卡在内。这位官员发现不管是自己的能力或手上的实力，都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使命，就恳求步兵主将塞维鲁给予协助。有一次撒克逊人被围而且兵力居于劣势，被迫归还所掳获的战利品，答应选出一队高大而强壮的青年，送到皇家的军队服役，然后照协议的规定，同意他们安全撤回自己的国家。所有的条件都经过了罗马将领的批准，但是他经过再三的考量，最后非常草率地实施了一次背信的杀俘行为，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极为残忍无情。这时还有一名撒克逊人活着，发誓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蛮族把步兵秘密部署在深谷里，因为急于复仇反而暴露了埋伏的位置，罗马人自己背弃条约，反而差一点成为受害者。要不是一大队铁甲骑兵在后跟进，作战的声音使他们提高警觉，急着赶上前去解救袍泽，否则就无法制服不惧死亡的撒克逊人。最后留下一些俘虏的性命，要让他们的血流在竞技场中。演说家西曼库斯用抱怨的口气提到，29名绝望的野蛮人用手勒死自己，使想看好戏的观众感到失望。然而文雅而明理的罗马市民，听到消息说撒克逊人把掳到的作为战利品的活人，拿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来祭神，用抽签的方式选择作为蛮族的祭品，对此无不感到大惊失色。
我们那些未开化的祖先，以为在传说中，埃及人、特洛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西班牙人，都曾在不列颠建立殖民地，因而感到骄傲并深信无疑。之后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说法慢慢在无形中完全消失。当前这个时代只能接受简单而合理的见解，也就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群岛的居民，最早是来自邻近大陆的高卢。从肯特的海岸直到极北的凯斯内斯和阿尔斯特，凯尔特人的起源还是历历可见，非常明显地保存在类似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中。不列颠部族的特性可以归于偶发状况和地区环境的影响，罗马的行省虽然能够享有文明与和平，但是罗马人已经被奴化了，身为野蛮人能享有的自由权利，只限于喀里多尼亚很狭小的地区。
北部的居民早在君士坦丁统治时代，就已分为两个主要的部族，就是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它们都经历过相似的命运。皮克特人不管是权力还是留存的事迹，比起成功的对手真是相形见绌；苏格兰人在很长时间里都能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经由平等而自愿组成的联合国协，更能倍增英国的荣耀。自然界的力量自古以来将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区分得非常清楚，前者是山地人，而后者居住在平原。喀里多尼亚的东海岸可以看成平坦肥沃的国度，甚至在粗作农耕时，就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谷物。肉食的高地人用轻视或羡慕的口吻，称呼皮克特人为“克鲁尼克”或“食麦者”。土地的耕种能够很精确区分所有权，以及建立定居生活的习惯，但是皮克特人喜爱的武力和抢劫，仍旧支配着他们生命的激情。他们的战士在作战的日子里把衣服全脱光，在裸露的身体上，用鲜艳的颜色和怪异的图案，画出非常奇特的模样，在罗马人的眼里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喀里多尼亚西部遍布着不规则突起的荒凉而又贫瘠的山地，农夫终日劳苦，很难谋得温饱，倒是更适合放牧牛羊。高地人的职业都是牧羊人和猎人，很少长久停留在固定住所，因而获得苏格兰人的称呼，在凯尔特人的语言中是“漂泊者”或“流浪汉”之意。不毛之地的居民被逼得向大海去寻找新鲜食物，深邃的大湖和海湾贯穿整个国土，鱼产量非常丰富，他们逐渐也敢于到大海的浪涛中撒网打鱼。赫布里底群岛沿着苏格兰的西海岸散布开来，这个附近的区域吸引着他们的注意，也是他们改进所需技巧的场所，在暴风吹袭的海洋慢慢掌握控制船只的技术，在夜晚可依据熟悉的星星引导海上的航路，渐渐地，他们习惯了这种危险的生活。
喀里多尼亚有两座陡峭的海岬，几乎要接触到另一个大岛的海岸，因为生长着繁茂的植物，所以获得“绿地”的称呼，也保存着埃林、伊尔尼或是爱尔兰的名字，听起来与现今没有多大的变化。可能在遥远的古代，阿尔斯特肥沃的平原就已经成为了苏格兰人荒年时的殖民地。北地的异乡客竟敢迎战军团的武力，就在孤悬海外的岛屿上，罗马人对尚未开化不知战阵为何物的土著，展开征服的行动。在罗马帝国衰亡的时代，喀里多尼亚、爱尔兰和人岛全都住着苏格兰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同宗的部落，经常为了军事的冒险活动联合起来，基于共同命运而产生的意外事件，对他们的影响甚大。他们长久以来就很珍惜普通的姓氏和出身所带来的源远流长而又鲜明耀目的传统。圣岛的传教士，把基督教的光芒传播到北不列颠，使苏格兰人建立起了非常自负的观念，使得爱尔兰的同胞成为苏格兰族裔的生父，也是精神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比德还保存着无拘束力而又寂寂无名的传统，在公元8世纪的黑暗时代放射出一线光明。在这样就外人看来不足为道的基础上，吟游诗人和修道士逐渐树立起神话的巨大上层结构。两种阶级的人士同样肆意滥用杜撰传奇的特权，苏格兰民族基于误导的自傲心理，采用爱尔兰人的家谱学。在波伊西乌斯的天马行空和布坎南的自我标榜下，编年史上装点着一长串虚无缥缈的国王。
君士坦丁过世6年以后，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造成了极大的破坏(343—366 A.D.)，迫得他那统治西部帝国的幼子不得不御驾亲征。君士坦斯巡视过不列颠这块地域，但是要说到他有什么建树，从颂词的字里行间，只知道他为战胜恶劣的天候而大事庆祝。换句话说，从布伦格涅的海军基地出发到桑威奇的港口，托天之福能够风平浪静安全抵达。苦难的省民遭受不幸的灾祸，这灾祸既来自国外的战争，也来自国内的暴君。紧接着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之下，宦官的作威作福和贪污腐化，更是变本加厉使得民不聊生，只有尤里安的仁政让他们暂时能松一口气。由于恩主的离去和逝世，所有的希望随之而去。人民的血汗钱既被征收作为士兵的薪饷，也被指挥官中饱私囊，从军中除役甚或免除兵役都可以公开出价。士兵的苦难在于被极不合理地剥夺合法的给养，原本就已无法维持生活，这样只能激起他们经常逃离军队。军纪的要求已经松弛，大道上不断有盗匪出没，良民受到欺凌打压，放纵莠民四处为恶，整个岛屿弥漫着不满和犯上的风气。每一位野心勃勃的臣民和前途绝望的逃犯，心里存着迫切的愿望，要推翻软弱无能而又施政乖张的不列颠政府。北方充满敌意的部族憎恶世界霸主的权势和傲慢，积怨已深，无法消除。陆地和海上的蛮族，像苏格兰人、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带着难以抗拒的愤怒，从安东尼边墙迅速扩展到肯特海岸。很多工艺或天然的制品以及令人生活舒适的产物，蛮族自己没有能力制造，也不能通过交易获得，现在都堆积在不列颠富裕而多产的行省。
有一位哲学家感叹人类之间恒久的争执，但是他承认比起满足征服的虚荣，餍足掠夺的欲念才是产生一切冲突的主要原因。从君士坦丁时代一直到金雀花王朝，这种巧取豪夺的风气不断煽动贫苦而又强壮的喀里多尼亚人，他们已经堕落到不知和平的美德和战争的法则为何物。同样的民族，过去曾经散发出慷慨好义的气质，激起诗人的灵感写出《奥西安颂歌》。住在南部的乡亲感受到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残酷无情的蹂躏，也将各种事件加以夸大渲染。喀里多尼亚人还有一个更骁勇的部族叫作阿塔科提人，被瓦伦提尼安视为心腹之患。他的士兵指控这些蛮族喜欢吃人肉，而且有证人曾经目击，有人提到他们在森林里出猎，袭击牧羊人更胜于他们的羊群。在极为恐怖的食人饮宴中，无论是男女，一律不放过，他们会精挑细选认为最可口的部分。格拉斯哥是商业和学术的城镇，要是附近真有食人生番存在，那么在苏格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野蛮和文明极端相反的实例。其影响之大可说无远弗届，能够扩大我们的观念，使人存着美好的希望，有朝一日在南半球的新西兰，也会出现休谟这号人物。
每位逃过英吉利海峡的信差，把最可悲和示警的信息带到瓦伦提尼安的耳中。等到皇帝得知行省的两位指挥官受到蛮族突袭惨遭杀害，立即派内廷伯爵塞维鲁前往，但又立刻将他召回特里夫宫廷，转而派遣约维努斯，这更显示出邪恶的敌军声势极为浩大。经过一段长时间进行的详尽磋商，最后决定把防卫不列颠的责任托付给狄奥多西，靠着他那英勇无敌的能力去收复失土(367—370 A.D.)。这位将领的丰功伟业，以及身为后代皇帝的生父，特别受到当代作家的青睐，极力加以赞美。但是他真正的勋劳应该受到行省和军队的颂扬，派遣他的提名获得批准，预兆着即将来临的胜利。狄奥多西抓住航海的最好时机，率领数量庞大的由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组成的老兵部队，加上约维安和维克托的禁卫军团，在不列颠安全登陆。他在从桑威奇行军前往伦敦的途中，击败几股蛮族，解救成群的俘虏，将部分战利品分给士兵作为奖励以后，其余的东西全部物归原主，为此赢得了大公无私的名声。伦敦的市民原本已经近乎绝望，现在却大开城门迎接他们的救星。这时狄奥多西从特里夫宫廷获得援助，宫廷特别派来一位军方的部将和政府的总督，于是他运用智慧和勇气执行光复不列颠的艰巨任务，呼吁逃亡在外的士兵回归部队，颁布大赦的诏书免除他们心中的疑虑，用愉快的笑容缓和军纪的肃杀气氛。
他只能在陆地和海上对骚扰的蛮族进行零星的战事，无法获得一场重大胜利的荣誉，但是这位罗马的将领行事谨慎而且精通兵法，领导统御的能力在两次战役中展现无遗(368 A.D.及369 A.D.)，他经过不断的努力，把行省每个地方都从蛮族残酷而贪婪的手中解救出来。狄奥多西用如父辈一般的关切态度，重建城市的繁茂昌盛，尽力恢复堡垒工事的安全机能，使用强大的武力，将战栗不已的喀里多尼亚人局限在岛屿北部的一隅之地。他建立新的行省，命名为瓦伦提亚，并开始设置拓垦区，用来彰显瓦伦提尼安统治的光荣使之永垂不朽。在诗人的著作和颂词里，提到图勒这块未知区域，在极北的大地上也沾染着皮克特人的鲜血。狄奥多西的船橹冲破海勃波里安海的波涛，遥远的奥克尼是他击败撒克逊海盗、赢得海战胜利的战场。他带着公正而光彩的名气离开行省，君王对他在军中所立下的功绩深为钦佩，而且毫无猜忌之心，立即将他擢升为骑兵主将。不列颠的胜利者在上多瑙河这个重要的位置，阻止阿勒曼尼人的大军并将敌人击溃，这件事发生在被选派镇压阿非利加叛变之前。
君王不愿当法官判处邪恶大臣的罪行，使得臣民认为他就是共犯。长久以来，阿非利加的军事指挥交由罗马努斯伯爵负责，他能力不足以适任职位，所作所为的唯一目标，就是要牟取卑鄙不法的私利，所以他的行动看起来像是处处与行省的人民为敌，倒是成为沙漠里蛮族最要好的朋友。奥亚、利普提斯和塞卜拉太是三个繁荣兴旺的城市，长久以来以的黎波里的名称构成一个联邦，这还是第一次关上城门，防止盖突利亚的蛮子带有敌意的进犯(366 A.D.)。一些有相当地位的市民遭到袭击和屠杀，村庄和郊区被敌人剽掠，肥沃土地上栽种的葡萄树和果树，都被充满恶意的蛮子砍倒在地。
受害的省民请求罗马努斯出兵保护，发现军事总督的暴虐和贪婪比起蛮族未遑多让。他们没有能力供应4000匹骆驼及众多荒唐的礼物，更不用说要在他出发协助的黎波里前交付。这些要求受到拒绝等于断了罗马努斯出兵的念头，于是他就受到控诉，被指为民众灾难的始作俑者。在三个城市的年度会议中，他们选出两名代表，按照习惯向瓦伦提尼安呈献胜利金冠和贡金，这是他们的责任也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同时提出很谦卑的指控。他们受到蛮族的凌虐使得家破人亡，总督未尽保护之责，有亏职守。要是瓦伦提尼安坚持公正和严厉的处置，仅就罗马努斯的罪行就会人头落地。但伯爵非常精通贪赃枉法的技巧，派出一名机警的心腹迅速赶往宫廷，花钱买通御前大臣里米吉乌斯，请他念及多年友情给予援手。御前会议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明智处理多种问题，但君王还是可能被奸计蒙骗，民众基于义愤的控诉经过搁置就冷淡下来。
等到再度发生公众的重大祸害事件，引起阿非利加民众再次赴京控诉，瓦伦提尼安终于从特里夫宫廷派出司法官帕拉狄乌斯，前往调查阿非利加的全盘状况以及罗马努斯的施政作为。帕拉狄乌斯不能保持铁面无私的立场，受诱中饱私囊了部分公款，原来这是付给军队的薪饷。他自知犯下大罪，被迫只能包庇伯爵，证明他的清白和政绩，宣布的黎波里人的控诉案是挟嫌诬告。帕拉狄乌斯带着特别委员会从特里夫再次回到阿非利加，对于反对君王代理人的邪恶阴谋，要找出首脑人物加以惩罚。他的调查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大获成功，迫使利普提斯的市民否认发出求救的信息，他们当时已忍受八天的围攻，同时指责代表团的渎职行为。于是在瓦伦提尼安草率而刚愎的暴虐作风下，最后宣布了不堪卒闻的判决，要立即执行，不得延误。的黎波里省长被认定有包庇和同情的行为，在尤蒂卡公开斩首，四位地位显赫的市民以欺君之罪以及从犯罪被判处死刑，且在皇帝的直接命令下，另两名涉案人被判割去舌头的刑罚。罗马努斯为自己逃脱法律的惩罚而得意忘形，同时也为受到民众的反对而恼怒不已，仍旧官复原职，负责指挥军队。阿非利加人因为他的贪婪行为而义愤填膺，加入了摩尔人菲尔穆斯的叛乱阵营。
菲尔穆斯的父亲纳巴尔是富甲一方和位高权重的摩尔人王子，非常了解罗马的势力已臻至巅峰，在他逝世时，留下成群的妻妾和无数子孙。因继承权带来的惊人财富引起激烈的争执，其中一个儿子扎玛在家庭口角中被他的兄弟菲尔穆斯杀死。这种无法化解的狂暴情绪，可以归之于贪图家财的动机，也可能是兄弟阋墙的仇恨。罗马努斯对这一谋杀行为判处了合法的报复性惩处，他具有很大的司法审判权力，在这种状况下他的处置倒很公正。菲尔穆斯很清楚，如果不想伸出脖子让刽子手下刀，就得诉求皇室法庭的判决，那只能依靠他的武力和人民。他在自己的家乡被当成解救苦难的英雄，同时他很快发现，罗马努斯只能在归顺的行省作威作福，这个阿非利加的酷吏普遍成为人民藐视的目标。无法无天的蛮族在抢劫后，纵火将恺撒里亚烧成一片焦土，等于让倔强固执的城市知道，顽抗到底的下场是多么危险。菲尔穆斯至少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现在他要考虑的事项是，他是该戴上摩尔国王的冠冕，还是穿上罗马皇帝的紫袍(372 A.D.)。
行事轻率而又满怀忧苦的阿非利加人立即发现，揭竿而起的行为太过冲动，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具有的实力和领导人的才能。就在菲尔穆斯获得可靠的情报前，西部帝国的皇帝已经选好将领，有支运输船队在隆河口集结。这时菲尔穆斯突然获得消息，大将狄奥多西率领一小批老兵部队，在阿非利加海岸靠近伊吉尔吉利西河或称吉杰里的地方登陆(373 A.D.)。怯懦的篡贼被对手优势的德行和才能压得无法动弹，虽然菲尔穆斯的手里有兵员也有钱财，但是毫无获胜的希望。就像在同样的国度和类似的情况下，狡猾的朱古达所实施的伎俩，被他依样画葫芦拿来运用。他想用诈降的行为欺骗警觉心很高的罗马将领，不断花钱雇用阿非利加独立的部落，支持他与政府的争执以及确保他能在失利时逃亡，同时他借机收买对方部队的忠诚，延长阿非利加战事的时间。
狄奥多西仿效前辈梅泰卢斯的战例，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菲尔穆斯装出哀求者的样子，将叛乱归咎于自己的一时冲动，谦卑地乞求皇帝大发慈悲时，瓦伦提尼安的部将用代表友情的拥抱接受了他的说辞，并且打发他离开。但是狄奥多西一直向他说明，真诚的悔改要有实质的誓言。身为罗马将领可不会被虚假的和平保证说服，停下正在进行的战争，而让敌人死灰复燃。狄奥多西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查明了菲尔穆斯的阴谋，虽然调查是在私下进行，但他行事公正，倒是让人民无话可说。有一些菲尔穆斯的从犯，按照古老的习俗，丢给喧嚣的群众处以军队的死刑，还有更多人被砍掉双手，以达到非常严苛的恐吓效果。叛徒的仇恨会伴随着畏惧而升高，罗马士兵虽然害怕当前的状况，但是对主将感到由衷的钦佩。盖突利亚广阔无边的平原，阿特拉斯山区不计其数的山谷，菲尔穆斯都可能藏身其中。如果篡贼想让敌手失去耐心，就应该让手下躲在偏僻不见人迹的地方，期待在未来发生革命，但是他被狄奥多西的毅力击败了。
罗马的将领下定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停止追捕，只有僭主的死亡才能终止战争。任何阿非利加的地区要是胆敢支持叛贼，就会同样遭到毁灭的下场。狄奥多西亲自率领一支不超过3500人的小部队进入了敌人国土的内部，他保持沉着稳重的态度，丝毫不掉以轻心，但是也不畏惧。部队有一次受到摩尔人2万大军的攻击，狄奥多西实施大胆的冲锋，使乌合之众的蛮族一蹶不振，等到罗马军队井然有序地后撤，对手感到大为惊异。罗马军队熟练的战法令蛮族极为困惑，最后终于承认文明国家的领导人物，的确棋高一着。当狄奥多西进入伊萨弗伦西斯人的地界，傲慢的蛮族国王伊格马泽尔用挑衅的语气，要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和他劳师动众来此的目的。睥睨自雄的伯爵答道：“我是世界之主瓦伦提尼安的将领，受命前来追捕走投无路的叛贼，给予他严厉的惩罚。你应该立即将他交到我手中，要是不遵从君王的命令，我就把你和你的臣民全部赶尽杀绝，鸡犬不留。”伊格马泽尔听到后感到自己的处置没错，敌军有实力和决心来执行致命的威胁，牺牲一个有罪的逃犯获得所需的和平，是很合算的事，就派出警卫看管菲尔穆斯，以免让他趁机逃走。摩尔人的僭主饮酒浇愁，横下心来在夜间自缢而死，不让罗马人在凯旋式中称心如意。伊格马泽尔所能交给战胜者的礼物只有他的尸体，很小心地将之装载在骆驼背上。狄奥多西率领得胜的部队回到西提菲，居民热烈的欢迎表示出他们的喜悦和忠诚。
阿非利加几乎沦丧在罗马努斯的恶行之下，靠着狄奥多西的功业才能解民倒悬之苦，然而这两位将领分别受到宫廷不同的待遇，倒是让人要深入探索其原因。骑兵主将暂时解除了罗马努斯的职权，在维护安全和兼顾个人荣誉的状况下派人看管，直到战争结束再来处理。罗马努斯的罪行在提出可信的证据后已经坐实，公众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将他明正典刑以还大家一个公道。但是他在获得梅洛包德斯的奥援后，再次激起他求生的意志以对抗合法的判决。在获得一群对他友善的证人以后，整个案情又再三地拖延下去。最后，伪证和作假消除了不利的证据，使他得以逃脱法网的制裁。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光复不列颠和阿非利加的将领(狄奥多西)，就身为臣民而言已经达到功高震主的地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迦太基斩首(376 A.D.)。这时瓦伦提尼安已逝世，狄奥多西的处死和罗马努斯的无罪，都要归咎于大臣玩弄权谋，仗着君王的信任，欺负他儿子是没有治理经验的青年。
狄奥多西在不列颠的战绩，有幸获得像阿米阿努斯那样杰出作者的叙述，他对于地理的记载非常精确，我们可以抱着很大的好奇心，踏着他行军的足迹亦步亦趋追随前进。但是阿非利加有很多未知的部族，要是一一列举不仅冗长而且引不起读者的兴趣，所以只能做一般性的叙述。他们都是摩尔人黝黑的种族，聚集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行省靠背后的居留地，阿拉伯人称呼其为“椰枣和刺槐的国度”。等到罗马人的权势在阿非利加日趋衰微，文明生活和农耕区域的范围也跟着逐渐收缩。越过摩尔人极其辽远的边界，是广大无垠而又荒凉不毛的沙漠，向南延伸的距离超过1000英里，一直抵达尼日尔河的河岸。古人对阿非利加这个巨大半岛所知极其有限，所以才会相信炎热的地区根本没有人类居住；有时又会沉溺于幻想中，说是只有“无头人”留在这片一无所有的空间，或是一些怪物，像是长着羊角和羊蹄的森林之神萨提尔、神话里半人半马的森陶，以及矮小的侏儒非常勇敢地和鹳鹤打斗不停。
迦太基听到奇异的传闻而惊惧不已，赤道两边的国度有很多民族，与人类在容貌上最大的差异是皮肤的颜色。罗马帝国的臣民抱着很大的期望：从北边出发的大群蛮族，马上就与南边的蛮族遭遇，他们同样凶狠，而且交手以后互不相让，这样就会同归于尽。要是熟知阿非利加敌人的情况，这种令人沮丧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尼格罗人的怠惰，似乎既非美德也不是怯懦所导致。他们就像其他人类一样，沉溺于激情和欲念之中而无法自拔，相邻的部族始终处于敌对行为之中，毫无知识以至于不能创造出有效的防卫或破坏性武器，也没有能力形成大规模的统治计划或征战方案。这种天赋心智的明显低落被温带民族所发现并滥用，每年有6万黑人在几内亚海岸被押送上船，再也无法返回故土。但是这些人都是戴着锁链离岸，未曾间断的迁移已历经两个世纪的时间，供应的人力资源足够占领整个地球，这要归咎于欧洲的罪恶和非洲的软弱。
丧权辱国的条约拯救了约维安的军队，罗马人这边一直忠实地履行规定事项，严正放弃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的主权要求和联盟关系。这些从属的王国缺乏保护，暴露在波斯君主的大军虎视眈眈之下，面临丧权失国的命运。沙普尔率领由铁甲骑兵、弓弩部队和佣兵步卒组成的无敌大军，进入亚美尼亚的国土。然而沙普尔常用的伎俩，就是战争和谈判的交互运用，他认为欺骗和伪誓是帝王术最有威力的工具。他装模作样地称许亚美尼亚国王明智而审慎的作为，用阴险的友谊提出再三的保证。毫不疑惧的提拉努斯竟然被他说服，把自己交到不守信义而又残酷无情的敌人手中。在一次盛大的饮宴欢会之中，沙普尔将他逮捕，因为提拉努斯具有阿尔萨息德斯的高贵血统，特别用银链将他锁住以示尊敬。后来提拉努斯被幽禁在埃克巴塔纳的遗忘之塔，很快就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一生，不是用自己的佩剑自杀就是被暗杀身亡。
亚美尼亚王国成为了波斯的一个省份，由卓越的贵族和受宠的宦侍分享军政大权。接着沙普尔毫不耽搁，进军去平服黩武好战的伊比利亚人，萨洛马息斯获得皇帝的允许统治这个国家，现在被优势的兵力驱逐出境。万王之王为了羞辱罗马的尊严，故意把国王的冠冕放在卑鄙家臣阿斯帕库拉斯的头上。
整个亚美尼亚只有阿尔托格拉萨一个城市敢于抗拒入境的大军，储藏在那座坚固堡垒中的金库，引发了沙普尔的觊觎之念。奥林匹娅斯是亚美尼亚国王的妻子，现在成为孀妇，处于险境，引起公众的同情。他的臣民和士兵不惜决一死战，被围的残部英勇地发起协调良好的突击，波斯人在阿尔托格拉萨城下受到奇袭被迫后撤。但是沙普尔的兵力不断增加，他不断调来精锐的部队，防守部队的勇气消耗殆尽，固若金汤的城墙屈服在敌人持续的攻势之下。傲慢的征服者用烈火和刀剑摧毁了反叛的城市之后，只留下不幸的皇后一个人被押走，而她在运道最好时，曾被指婚为君士坦丁之子的新妇。沙普尔正为轻易征服两个独立王国而沾沾自喜，然而很快他就会获得不同的感受。人民的内心依然坚定，始终保持着对波斯的敌对情绪，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地归顺。他不得不信任的总督却第一次抓住了机会，可以重获他的同胞的爱戴，而且表露出对波斯的姓名永不磨灭的恨意。
自从亚美尼亚人和伊比利亚人改变宗教后，都认为基督徒受到上帝的宠爱，而祅教徒则成为上帝最痛恨的敌人。教士对迷信的人民发挥影响力，一直在竭尽全力支持罗马。只要君士坦丁和阿尔达希尔的后裔，还在争夺中间行省的主权，那么宗教的关系便总是能在两国的形势上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有一个人数众多而且行动积极的党派，承认提拉努斯的儿子帕拉是亚美尼亚合法的统治者，有权利继承已经延续有500年之久的王位。伊比利亚人一致同意国家分属两个相互敌对的君主，阿斯帕库拉斯只有得到沙普尔的垂青才能戴上皇冠，于是宣称由于他的子女被暴君扣为人质，考虑到子女的安全，无法公开否认与波斯的联盟关系。
瓦伦斯皇帝尊重履行条约的义务，但又忧虑东部会涉入危险的战争，于是采用缓慢而小心的措施，冒险在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这两个王国，扶植支持罗马人的党派。有12个军团在居鲁士河畔协助萨洛马息斯建立权威，英勇的阿林苏斯保卫幼发拉底河这条战线。在图拉真伯爵和阿勒曼尼人国王瓦多迈尔的指挥之下，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沿着亚美尼亚边界设置营地。但是他们得到严格的指示，禁止在第一次的敌对行动中投入部队，因为这样就违背了条约的规定。罗马将领绝对服从这些要求，在波斯人的如雨箭矢下撤退，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真是值得嘉勉，一直到完成合约上规定的义务以后，才能去获得正当而合法的胜利。然而这些故意摆出的战争姿态，逐渐消失在冗长而无结果的谈判之中，感到安心的代表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相互指责对方背信和恶意违犯条约的行为。看来原始条约有的条文过于暧昧不清，最后变成各说各话，由两国的将领提出片面的证据，根本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这些将领无事可干，都来协助谈判。
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入侵造成的影响，动摇了罗马帝国的基础，将亚细亚的行省暴露在沙普尔的武力之下，毫无反抗的余地。但是波斯国王已到了衰老之年而且病痛缠身，只有奉行新的治国方针，以安宁和稳健为上。他在他统治的第70个年头才过世(380 A.D.)，波斯的宫廷和政府在他死后立即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还有就是尽力应付与卡曼尼亚人的战争。在享受这么多年的和平以后，两国古老历史上的相互攻伐早已被遗忘。两个帝国心照不宣，容忍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王国成为中立的缓冲区。狄奥多西在位第一年，波斯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对前朝的不当举措深表歉意，同时为缔结双方的友谊，带来宝石、丝绸和印度象等礼品，作为向皇帝致敬的贡物。
瓦伦斯在位时，就一般状况而言东方的事务中只有帕拉的历险事迹引人注目，值得一提。这位贵族青年听从母亲奥林匹娅斯的劝告，在波斯大军围攻阿尔托格拉萨时趁机逃走，恳求东部皇帝给予庇护。但是亚美尼亚的国务会议极为软弱，对于帕拉的支持、征召、复位和背叛，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转移。亚美尼亚人认为在有继承权的统治者即位以后，才会令他们感到国家的前途有希望。瓦伦斯的大臣对于这种要求所持的立场是，只要诸侯不僭用国王的冠冕和头衔，就可以维持他们在本国的权力。但是大臣立即为草率的决定深感懊悔，波斯国君的指责和威胁让他们不知所措，终于找到理由可以不遵守答应的事项：一方面是帕拉的脾气非常暴虐而且喜怒无常，为了细微的猜疑之心就会牺牲最忠诚的臣属；另一方面还与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也是国家的仇敌，私下保持很秘密而且极不荣誉的通信。
帝国的大臣借口皇帝要与他磋商有关的事务，说服帕拉从亚美尼亚的山区下来。他原来有自己这派人马的保护，现在等于把个人的安全和独立，交付给不守信义的宫廷去为所欲为。亚美尼亚国王不论是从他的亲眼所见，还是从他的国人所获得的印象，他经过的地方都受到行省总督非常得体的尊敬。但是等到他抵达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帝国找出很多借口使他的行程停顿下来。他的行动受到监视，说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提高警觉，这样他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罗马人手里的囚犯。帕拉压制自己的怒气，掩饰自己的恐惧，在暗中做好逃走的准备，带着300位忠心的随员立即上马。布置在行馆门口的军官，立刻把他逃跑的消息通知西里西亚的行政长官，接着纵马在郊区赶上帕拉，极力劝阻他不要任意妄为，免得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没有产生效果。一个军团奉令追捕身为皇室的逃亡分子，在后追赶的步兵对一队轻骑兵无法发挥吓阻作用。等到他们射出第一拨箭雨，对方已经争先恐后从塔尔苏斯的城门逃走。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行军，帕拉和亚美尼亚人全部到达幼发拉底河岸，只能靠着泅水渡过河流，人员有损失，时间也受到耽搁。整个地区都已经提高戒备，两条道路间有一块相隔3英里的空地，已经被1000名骑乘弓箭手占领，由一位伯爵和一员护民官在场指挥。要不是突然出现一名友善的旅客泄露了前方的危险，告诉他逃脱的方法，帕拉就会被优势的兵力生擒活捉。一条阴暗而几乎无法通行的小径，使亚美尼亚人的部队安全通过浓密的树丛，帕拉把伯爵和护民官抛在身后，他们还在耐心地等待这批骑兵的到来。他们回到宫廷为自己没有达成任务提出辩解，很严正地力陈亚美尼亚的国王是法力高强的魔术师，用遁形法让他自己和所有的人马在军团的眼前通过。
等到帕拉回到祖国，仍旧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朋友和盟邦，但是罗马人自认感情受到伤害，无法原谅他。瓦伦斯在御前会议中秘密签署他的死刑判决，将这项血腥的任务交付给狡猾而又谨慎的图拉真伯爵，而且他有一项长处，就是很容易获得君王对他的信任，然后找到机会用短刀刺进国王的心脏。帕拉受邀参加罗马人的宴会，宴会按照东方的标准装饰得富丽堂皇，醇酒美人无不具备，大厅回响着令人愉悦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在痛饮美酒。等到伯爵声称自己要离开一会儿，就拔出他的短剑，然后发出谋杀的手势。一名强壮的蛮族亡命之徒立刻冲向亚美尼亚国王，虽然帕拉的手边正好有一件武器，挥舞起来英勇保卫自己的生命，但最终还是丧生于敌手。皇家将领的餐桌上，竟然流浸着一位客人也是一位盟友的鲜血。这就是罗马政府的大政方针，如此软弱而邪恶，为了达成政治利益的可疑目标，不惜面对整个世界的指责，违犯国家的法律和荣誉，亵渎神圣的待客之道。
在30年的和平时期里，罗马人固守边疆，哥特人扩张领域。东哥特国王、伟大的赫曼里克以及阿马利的贵族，鼓舞同胞的热情，所获得的胜利几乎可以媲美亚历山大的功绩。但是最令人难以置信而特别让人感到惊异之处在于，这位哥特人的英雄所具有的雄心壮志，不完全体现在年轻时的勇气上，从80岁到110岁，他将他整个的生命都投入了举世无匹的丰功伟业中。独立的部族被说服或受到胁迫，都承认东哥特人的国王是哥特民族的共主。
西哥特人或称特尔文吉人的酋长放弃皇室的头衔，采用“士师”这个比较谦虚的称呼。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像阿萨纳里克、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都因为邻近罗马的行省，才能建立个人的勋业。赫曼里克靠着国内的征战增强军事实力，以达成他狼子野心的企图。他侵入位于北疆的邻近国家，大概有12个民族，他们的名称和领地已不可考，但都陆续屈服在优势的哥特人大军之下。赫鲁利人居住在靠近梅奥蒂斯湖的沼泽地区，以实力和机敏著称于世。他们组成的轻步兵在蛮族的战争中备受重视，交战各方都急着请求协助，但是赫鲁利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降服于哥特人审慎而稳健的毅力之下。在一场血腥的冲突中，国王被杀，好战部族的余众成为赫曼里克营地非常管用的帮手。哥特人接着进军对付维尼第人，这个部族不谙战阵之道，仅凭人多势众取胜，据有面积广大的平原，就是现代的波兰。
战胜的哥特人在操练和纪律上占有决定性优势，何况兵力强大，在数量上并不输对方，当然会稳操胜券。等维尼第人归顺后，征服者在毫无抵抗之下挥军指向埃斯蒂人的边界，这个古老民族的名字仍旧保存在爱沙尼亚行省。波罗的海沿岸这些遥远地区的居民，依赖辛勤的耕种为生，靠着琥珀的贸易致富，崇拜大地之母而祭祀不绝。但是埃斯蒂人缺乏铁器，战士只能使用木棍，这个富裕国家的归服靠的是赫曼里克的智慧而不完全是武力。它的疆域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包括哥特人原有的领地和新近获得的国土，用征服者的权威统治着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的大部分地区，有时候就像一位暴虐的僭主。但是在地球上他所统治的地区，无人有能力修饰和记述英雄的事迹，使之流芳千古。赫曼里克的名字几乎埋没在历史的灰烬当中，他的功勋外界所知有限，就连罗马人也不清楚他那气焰冲天的权势是如何发展形成，但无疑他已经威胁到了北疆的自由和帝国的和平。
哥特人对君士坦丁皇室的继承权，遵守双方的约定，保持忠诚的态度。由很多证据得知，哥特人之所以如此听命，是基于罗马皇帝炙人的权势和慷慨的赐予。他们重视公众的和平，要是有一股带着敌意的势力竟敢越过罗马人的国境，做出违反规定的行为，就会坦诚承认过失，将之归咎于蛮族青年犯上作乱的习气。然而两位新近即位的皇帝没有显赫的出身，为哥特人所轻视，认为他们只是受到推选才擢升帝座，这也激起了他们更为大胆的希望，公开鼓吹他们的企图，是要打着国家的旗帜出动联盟部队。这种想法很容易受到引诱，于是他们与普罗科皮乌斯的叛党一拍即合，提供危险的援助，煽动罗马人的内战。哥特人与罗马公开签订的条约规定协防军的人数不超过1万人，但是西哥特人的酋长抱着雄心万丈的企图，越过多瑙河的军队总数已超过3万人，他带着强大的气势和极度的自傲开始进军，凭着所向无敌的勇气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366 A.D.)。
他们的行为展现出主子的暴虐无理和敌人的纵军殃民，使色雷斯的行省在蛮族压迫下呻吟不绝。由于他们不知节制地任意妄为和过度滥饮，虽可满足贪念，却也延迟了行程。在哥特人接到普罗科皮乌斯战败逝世的消息以前，已感受到整个地区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对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在复苏之中。瓦伦斯或瓦伦斯的将领展现出高明的为将之道，构成前后呼应的警戒哨所和堡垒工事，拒止哥特人前进，也牵制他们的退却行动，让他们的粮草补给全部中断。蛮族的凶狠气焰因饥饿而消失无踪，变得驯服听话，只有忍气吞声地丢下兵器投降，为得到食物活命，任凭征服者处置。无数俘虏被分配给东部城市，省民很快就看惯了蛮族狰狞的面貌，长久以来连听到他们的名字都感到恐惧，现在却敢估量自己的实力与可怕的对手一比高下。西徐亚人的国王(只有赫曼里克够资格用这样崇高的称呼)为族人的灾难感到悲痛和愤恨，他派出的使臣在瓦伦斯的宫廷，对于长久存在于罗马人和哥特人之间的古老而尊贵的联盟关系受到破坏，大声提出严正的抗议。使臣宣称他们为了履行联盟的责任，才援助尤里安皇帝的亲属和继承人，所以要求立即归还具有贵族身份的俘虏，而且提出非常奇特的论点，就是哥特人的将领，即使随着部队一起行军，在敌对行动中列阵作战，仍旧具有使臣神圣不容侵犯的地位和特权。骑兵主将维克托立即断然向蛮族明示，拒绝接受这种狂妄的要求，同时用他的实力和地位，表达东部皇帝对这件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谈判破裂之后，瓦伦提尼安用坦诚的诫言激励生性怯懦的皇弟，对于帝国受辱的尊严要有自处之道。
哥特人战争的光彩夺目和声势浩大，当代有历史学家对其大肆颂扬。其实除了成为帝国衰亡的先声之外，没有突出的事件值得后代子孙特别重视。哥特人的国君年迈，并没有领导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的部族到达多瑙河畔，更不可能远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只是把危险而光荣的防卫作战托付给英勇的阿萨纳里克，为了对抗眼前的敌人，竟想用衰弱无能的手控制庞大国家的全部力量。罗马人在多瑙河上架起一座浮桥，瓦伦斯御驾亲征(367—369 A.D.)鼓舞部队的士气，个人的英勇倒是可以弥补他对兵法的无知，同时很明智地决定要尊重维克托和阿林苏斯的意见，这两位分别是骑兵和步兵主将。于是他们运用技巧和经验指导战役的进行，但发现无法将西哥特人从山区坚强的据点中驱走。在冬天快要接近时，经过兵燹的平原空无一物，迫得罗马人只有退过多瑙河。翌年夏天淫雨不断，使得河水高涨，双方只有暂且休兵，瓦伦斯皇帝在整个夏季都被困在梅西亚纳波里斯的营地。战事到了第3年，变得对罗马人有利，哥特人的状况日益艰苦。贸易中断使蛮族无法获得满足享受的物品，这些已成为生活所必需，要是缺乏就会感到狼狈不堪。广大的区域赤地千里，很可能发生饥馑，对蛮族形成威胁。阿萨纳里克被迫背水一战，在平原上损失惨重。战胜的将领运用更毒辣的手段在后面穷追猛打，只要将哥特人的头颅带到皇家的营地，均能获得高额的悬赏。
蛮族的降服平息了瓦伦斯和军事会议成员的怒气，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奉承颂扬的谏言，首次以公论之名进行，皇帝听到后感到心满意足。负责指挥战事的将领维克托和阿林苏斯，被授权制定议和的条件：迄今为止蛮族所享有的贸易开放权利，将严格限制在多瑙河的两个城市；由于他们的首领胆大妄为，所以扣留应有的赏赐和补助金作为严厉惩罚。这些规定只针对阿萨纳里克一人，此举要让西哥特人的其他士师看到，比起作战所得的虚名，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瓦伦斯的大臣举行会谈时，提出这些条件，阿萨纳里克面对当前的情势，只顾个人的利益，不管在他统治下其他阶层的死活，只想保留自己和族人的地位。他坚持自己的声明，说战事不应完全由他负责，且他并没涉及违犯条约的伪誓罪，甚至没有踏上帝国的疆域，同时他重视神圣的誓言，从新近发生的罗马人叛乱案中，可以肯定他的立场。多瑙河沿岸分隔两个独立国家的领土，被选来作为会议的地点。东部的皇帝和西哥特人的士师，在相等数量的武装随员陪伴下，乘坐平底船前进到河流中间。在批准条约和提供人质以后，瓦伦斯摆出凯旋的场面回到君士坦丁堡。哥特人维持宁静的状况达6年之久，等到成群结队的西徐亚人从北方的寒冷地区长驱南下，逼得哥特人又开始冲进罗马帝国。
西部皇帝将下多瑙河的指挥责任委付给皇弟，自己专心照顾雷提亚和伊利里亚各行省的防务，等于沿着欧洲最长的河流延伸数百英里。瓦伦提尼安的政策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要继续构建新的工事堡垒来巩固边疆的安全。但在执行这种政策时，唯一的缺点是会激起蛮族的不满和愤慨。夸迪人提出申诉，预定兴建的堡垒选址在他们的领地内，这些怨言促使罗马当局采取合理而温和的措施。伊利里亚的主将埃奎提乌斯答应暂时中止工程的进度，静候君王颁布明确的指示。这样的处置受到高卢统领的热切赞同，却伤害到一位竞争对手，就是像暴君一样毫无人性的马克西明，倒是使埃奎提乌斯的儿子平步青云。瓦伦提尼安无法控制急躁的个性，听信宠臣所提出的保证，说是把统治瓦伦里亚的大权和工程的执行，全部交付给埃奎提乌斯责负尽职的儿子马塞利努斯，皇帝就可高枕无忧，不用再为蛮族厚颜无耻的抗议而烦心。然而这位年轻而卑劣的大臣，傲慢自大的行为侮辱了罗马的臣民和日耳曼的土著。他认为要尽快建立盖世功勋，以向世人证明快速擢升是自己应得的报酬。他假装收到夸迪人国王盖比尼乌斯逊恭有礼的来函，表示出重视和关切之意，但这别有用心的殷勤姿态掩盖住了他那血腥而毒辣的阴谋，轻信别人的国君被说服，接受马塞利努斯迫切的邀请。我对于要在叙述类似的罪行时，让表达的方式不完全雷同，实在已经感到词穷。
在帝国遥远的地区，同一年内竟然有两位皇家的将领，在他们那不谙待客之道的桌上沾染着君王的鲜血，而且当着他们的面，毫无人性地谋杀贵宾和盟友，关于这些我又该怎么为读者交代清楚呢？盖比尼乌斯和帕拉的命运完全相同，但君王的惨死所激起的愤怒之情，就亚美尼亚人卑躬屈节的奴性和日耳曼人豪迈不羁的精神，所造成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夸迪人在马可·安东尼当政时，曾将恐惧带到罗马的城门前，但如今他们那无与伦比的实力已经消退。但他们仍旧拥有武力和勇气，绝望中的奋斗更是势不可当，还能获得盟友萨尔马提亚人的骑兵支援。凶手马塞利努斯缺乏远见，他为了镇压菲尔穆斯的叛乱，将善战的老兵抽调一空，整个行省的防御能力薄弱，暴露在蛮族狂怒的报复之下。他们在作物收成的季节入侵潘诺尼亚(374 A.D.)，抢劫的物品只要无法运走就毫不留情地毁弃，对于空虚无人的堡垒工事不是不予理会，就是加以破坏。
君士坦提娅公主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女儿，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女，在险象环生的状况下逃过一劫。这位皇室贵夫人曾愚昧支持普罗科皮乌斯的叛变，现在被许配给西部皇帝的嗣子作为妻室。她的随行队伍经过安宁的行省时极其铺张但却没有防护力，行省总督梅萨拉主动负责拯救她于危险之中，使国家免于羞辱。就在他接到通知，说是公主驻扎用膳的村庄受到蛮族的包围，就火速将她安置在自己的战车上，全速驰骋直抵西米乌姆的城门，行驶的距离有26英里。要是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继续前进，官员和民众产生恐慌的心理，就是西米乌姆也无法保证安全。迟缓的行动使得禁卫军统领普罗布斯有足够时间镇静下来，恢复市民的勇气。他费尽心思辛勤工作，修复废弃的工事，增强防御的力量，及时获得一队弓箭手有效的增援，保护了伊利里亚行省的首府。蛮族为西米乌姆坚固的城墙所阻而无法得逞，转而派出兵力对付边区的主将，把谋杀国王的事件不甚公正地归咎于他的主使。埃奎提乌斯率领进入战场的部队只有两个军团，但包括梅西亚和潘诺尼亚身经百战的老兵单位。他们不识大体，为着阶级和职位的高低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是惨遭全军覆没的主因。就在他们的兵力分散而各自行动时，被剽悍凶狠的萨尔马提亚骑兵袭击，全部横尸战场。寇边入侵的成功激起邻近边界各部族的效伤，要不是边区的军事指挥官——年轻的公爵狄奥多西——发挥英勇过人的才能，击败帝国的敌人，梅西亚行省必然无法幸免于难。所以他的作为不仅可媲美其父的功勋，也无愧于后世大帝的称号。
瓦伦提尼安虽居留在特里夫，却念念不忘伊利里亚的灾难，但现在冬季将至，只能将计划延到次年春天执行(375 A.D.)。他率领相当数量的高卢部队从摩泽尔河畔启程，在半途遇到萨尔马提亚派出的乞求宽恕的使臣，只是含糊地回答等他赶到事发现场，详细调查后再公开宣示。当他抵达西米乌姆后接见伊利里亚行省的代表，他们齐声感激皇帝的高瞻远瞩，在禁卫军统领普罗布斯的治理下过着幸福生活。瓦伦提尼安看他们表现出忠诚护主和受恩深重的态度，心中十分得意，于是不假思索地询问伊庇鲁斯的代表、一位真诚率性的犬儒学派哲学家，派遣他前来是否出于行省的意思。“是一群苦难的人民用眼泪和呻吟派我前来。”伊菲克里斯这样回答道。皇帝为之语塞。于是他指责大臣采用产生不良后果的作为，但赦免了这些人的过失。这种做法顶多会使臣民受到损害，却可赢得他们的忠诚。且只有对谋杀盖比尼乌斯的案件严厉惩处，才能重建日耳曼人的信心，维护罗马人的荣誉。但傲慢的君主胸襟不开阔，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忽视激起事变的原因，只记得所受的损害，要进入夸迪人的国度大开杀戒寻求报复。野蛮的战争造成全面的破坏和滥杀，不论在皇帝还是世人看来，这种残酷报复的行为不仅合理而且正当。罗马军纪严明，敌人已陷入惊愕混乱状况。瓦伦提尼安毫无损失，安然撤过多瑙河大胜而返。
他决定发起第二次的作战，彻底毁灭夸迪人的实力，就将冬营设置在多瑙河边的布雷格提奥，靠近匈牙利的城市普雷斯堡。作战的行动因气候的酷寒而延迟，夸迪人非常谦卑地期望征服者能够息怒，想尽办法说服埃奎提乌斯，将使臣引导到御前会议。他们躬着身体，面带沮丧的表情趋向宝座，并没有敢抱怨国王遭到谋杀，只是严正发出誓言，肯定上次的入侵是一些不守规定的强盗所犯下的罪行，国内的全民会议已经给这些人定罪，一致表示出深恶痛绝的态度。皇帝的回答没有一点仁慈同情之心，让他们完全丧失希望。他口无遮拦地肆意辱骂他们卑鄙无耻、忘恩负义和倨傲粗暴。皇帝的眼神、声音、面容和姿态，表露出狂怒的程度已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时他全身激动引起强烈的痉挛，体内一根血管突然爆裂，口不能言地倒在随从的怀中。他们极力照料，立即掩饰整个情况不让群众知晓。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西部皇帝在极大的痛苦中亡故(公元375年11月17日)，直到最后还能保持清醒，对于围绕在御用卧榻四周的将领和大臣，不断挣扎着要宣布他的意图，但是已经无能为力。瓦伦提尼安享年54岁，还差100天他的统治就满12年。
一位教会历史学家像煞有介事地证实瓦伦提尼安有一夫多妻的行为：
塞维拉皇后(我转述这件八卦消息)把意大利总督的女儿，可爱的贾斯蒂娜视为闺中昵友。皇后在出浴时看到她的裸体，感到极为艳丽惊人。这样轻率的谈话难免使皇帝动心，就把贾斯蒂娜弄上床成为第二号妻子。帝国的臣民从诏书中知晓此事，他可以说真是艳福不浅。
但确定历史事件要有合理证据，瓦伦提尼安是有两次婚姻，先后与塞维拉和贾斯蒂娜结缡，运用古老的方式，先离婚再取得结婚许可，虽然会受到教会指责，但合于法律规定。塞维拉虽是格拉提安的母亲，对格拉提安而言，他已具备各种条件，毫无疑问有资格继承西部皇帝的帝位。他是国君的长子，瓦伦提尼安的光荣统治，能自由且合理选择继承人，一定会获得军队首肯。且格拉提安在9岁时，皇家的少年就从溺爱的父亲手里接受紫袍和冠冕及奥古斯都头衔。高卢军队在满意和欢呼声中，庄严地批准推举人选。在罗马政府所有合法的文件中，格拉提安列名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签署的后面。由于他与君士坦丁的孙女结婚，瓦伦提尼安的儿子获得弗拉维家族的全部继承权利。基于时势、宗教和人民的尊敬，皇室接连三代的传承已视为神圣的事物。
格拉提安在父亲过世时仅有17岁，军队和人民对他的器度都表示出了好感。但格拉提安无忧无虑地居住在特里夫宫廷，离瓦伦提尼安突然崩殂的所在地布雷格提奥，有数百英里的距离。争权夺利的风气受到主子在位的压制，现在立即在皇室宫廷中蔓延开来。梅洛包德斯和埃奎提乌斯两人指挥伊利里亚和意大利配属的地方部队，玩弄权术阴谋拥立幼儿，以达成他们在背后操控的野心。他们运用借口遣走有声望的领导人物，调开高卢部队，因这些人会全力维护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他们大胆实施具有决定作用的计划，根绝国内外敌人的希望。贾斯蒂娜皇后留在距布雷格提奥仅100英里的宫殿，很尊敬地被奉请到营地，同时带着故世皇帝的儿子。在瓦伦提尼安皇帝死后6天，与他同名的年幼王子仅有4岁，由母亲抱着在军团前亮相，接受军队欢呼，被庄严授予象征最高权位的头衔和服饰。格拉提安皇帝明智而稳健的作为及时消弭了内战危机，他愉快地认同军队的拥立，并公开宣称，他一直认为贾斯蒂娜的儿子是手足而不是仇敌，同时建议皇后带着儿子瓦伦提尼安住在米兰，位于美好而安宁的意大利行省，他自己则尽心负责阿尔卑斯山以外疆域。格拉提安掩藏心中愤怒，直到能安全地惩罚阴谋指使人，也有人仅受到解职处分。虽然他始终保持友爱和关切的态度对待同是国君的幼弟，但在治理西部帝国的工作上，他逐渐混淆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一位君主的监护人。罗马世界由瓦伦斯和他的两位侄儿联名统治，瓦伦提尼安这位年幼软弱的皇帝已习惯了长兄的位阶，对西部帝国的御前会议从来无法产生权威和影响。
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的第二年，7月21日早晨，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强烈地震的摧毁与破坏。震动传入大海，突然之间发生退潮，地中海的海岸变成干地，可以用手捉到大量鱼类，大船全部搁浅在泥地上。好奇的群众看见海里现出的深谷和山脉，无不大开眼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它们从未暴露在阳光的下面。但是接着浪涛铺天盖地而来，声势惊人而且无法抗拒，西西里、达尔马提亚、希腊和埃及的海岸受害最烈：船只被大浪卷起搁在屋顶上，要不就送到离岸边2海里远的内陆；民众连同住所被高涨的浪潮一扫而空；很多城市像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每年都要哀悼这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有5万人在海啸中丧失生命。这场巨变的报告在行省之间传递时，更扩大了灾情的状况，使得罗马的臣民惶恐不安，人人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他们回想过去那些地震，曾经摧毁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的城市，认为这次的打击不过是示警而已，仅是发生巨大灾变的序曲。他们的想象力惊人，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帝国衰亡，还是世界陆沉的预兆。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观点，是把一切特殊事件归之于神明旨意。自然界的变迁，可说在冥冥之中，与人类的心灵产生的道德和形而上的观点息息相关。具有莫大智慧的神学家依据各自的宗教主张，就可辨识出，异端邪说通常会引发地震，洪水是人类罪恶和过失无法逃避的后果。历史学家对这些立论崇高的臆测之词，无须讨论其真伪或恰当与否，就他的经验就可得知，人类的激情较之自然的震怒更为可怕。地震、海啸、飓风和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灾害，与战争相比根本无法及其万一。
现在欧洲君王把闲暇时光用来研究战争艺术，激起臣民的勇气，但战争却因为君王的审慎或人道而有所节制。现代国家的法律和习性，使战败士兵的安全和权利受到保护。过着和平生活的市民，很少抱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战争的蹂躏。罗马帝国的衰亡引发连绵的灾祸，这个时期起于瓦伦斯的统治，臣民的幸福和安宁全部被断送，多少世代的成就毁于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之手。匈奴人在西部行省突然犯边，然而早在40年前，哥特民族靠着武力，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让后来更多的带着敌意的部落，用更野蛮的方式达成入侵的目标。群体漂移的动机湮灭在遥远的北国，深入观察西徐亚人或称之为鞑靼人的游牧生活，倒是可以说明这种破坏性迁移的潜在因素。
地球上的文明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关键在于合理运用还是滥用理性，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为习性和信念，构成欧洲人或中国人。本能较之理性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明一切，四足兽的食欲也比哲学家的沉思更容易让人领悟。人类之中的野蛮人部落，由于生存条件接近野兽，彼此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他们的行为模式稳定不变，完全是天赋才能具有缺陷的必然后果。他们的需要、欲望和乐趣与野兽处于同样的情况，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食物和天候的影响极具威力，用以形成和维持蛮族的民族特性。当然，在进步的社会中会产生相当多的伦理因素，这种本能的要求就会受到阻止或抑制。
历史上每个时代，在西徐亚或鞑靼地方的广阔平原上，猎人和牧人部落依水草而居。他们怠惰的习气无法忍受耕种的劳苦，好动的天性拒绝定居生活的限制。综观历史，西徐亚人或是鞑靼人因所向无敌的勇气和迅速无比的征服，获得闻名于世的声誉，亚细亚的帝位一再为北方的牧人所倾覆。他们用武力将恐怖和毁灭散布到欧洲富裕进步和能征善战的国家。这种状况下，当然还要加上其他原因，冷静的历史学家不能一厢情愿地用和平天真这些美好品德，来装饰游牧民族的浪漫色彩，必须勉为其难承认他们的习性和行为，更适合于坚忍和残酷的军营生活。为证明我的观察无误，要从两个最主要的论点，对游牧人和武士构成的民族加以说明：其一是他们的饮食和居住状况，其二是他们的游猎和部族的统治。古代的记录用现代的经验加以证实，在波里斯提尼斯河、伏尔加河和塞林加河的河岸，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一个文明的民族通常以谷物或稻米为主食，虽然有益于健康，但仅能由农民辛勤的工作得到。有一些天生好命的野蛮人，居住在热带地区，靠着大自然的赏赐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但是在北方的天候条件下，以畜牧为生的民族，只能依赖牛和羊群勉强度日。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决定(要是他们能如此决定的话)人类的性情受肉食或素食的影响会到何种程度。无论食肉和残酷是否有连带关系，从任何观点来衡量，不杀生对人性的建立还是有益处的。虽然有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在家庭中看到和动手屠宰牲畜，同情心所受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被欧洲文雅艺术掩盖的令人反感的动物，在鞑靼牧人的帐篷里被毫无遮掩地宰杀。令人厌恶的宰杀动作却一览无遗。他们习惯于屠杀牛羊，以此作为每日的食物，血淋淋的肢体无须经过多少处理，就被毫无感觉的屠夫拿到餐桌上食用。在军队这个行业里，特别是要指挥一支大军，专门使用动物当食物明显会产生实际的好处。谷物的运送不便而且易于败坏，必然需要大型仓库用来供应军队赖以生存的物品，使用大量的人员和驮兽，费尽辛劳进行缓慢的运输。但是牛和羊群可以伴随鞑靼人行军，保证提供充足的肉食和奶类，所经的地方绝大部分是未耕种的荒野，草类生长迅速而且繁茂，只有少数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北方强壮的牲口只有在那里才无法找到可用的牧场。鞑靼人对饮食不讲究，而且能忍受饥渴，可以增加牛羊供应的数量，延长使用的时间。他们靠着这些动物的肉为生，不管是宰杀还是因病而死都一律下肚，毫无差别。
在任何时代和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文明社会一般都忌讳食用马肉，但鞑靼人贪吃的胃口特别嗜爱，这独特的口味有助于军事作战的成功。西徐亚人的骑兵部队主动积极，在距离遥远的快速入侵行动中，通常都会带着相当数量的备用马匹，随时用来增加速度，或是免于饥饿之苦。众多的马匹是发挥勇气的泉源，使食物的供应不致匮乏。当鞑靼人营地四周的秣草耗用殆尽，就宰杀大部分的牛，把鲜肉用烟熏过，或晒成肉干，这样做可以长久保存。在突发状况下的紧急行军，他们会为自己准备相当分量的干酪球，或是坚硬的凝乳，食用时可溶在水中。坚忍的战士靠着轻便饮食，维持很多天的精力，不致因缺粮而丧生。但是这种斯多噶派哲人奉行不渝、基督教的隐士极为心仪的戒除食欲的克制能力，蛮族接着就用暴饮暴食来补偿。鞑靼人把来自温暖地区的美酒视为最喜爱的礼物和最贵重的商品。他们孜孜不倦从事的生产工作，是运用技术从马奶中提炼发酵的烈酒，饮后很容易醉倒。无论是旧世界还是新世界的野蛮人，对于交替出现的饥馑和丰盛所带来的兴衰，身受其苦而深具经验。就像猎食的动物，他们的胃已习惯于极端的饥饿和暴食，不会感到有任何不适。
一个社会进化到以农立国和崇尚武力的时代，成群的士兵和农夫散布在广阔的土地上，这是一片耕种过的地区。当好武的年轻希腊人或是意大利人，集会在同样的旗帜之下，不论是保卫自己的领土，还是侵略邻近部落的区域，必然已有很多世代悠然消逝。生产制造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逐渐在城市的城墙之内聚集起一大群人，但是这些市民不再是士兵。技艺可以美化和改良文明社会的状况，同时也会腐蚀军事生活的习惯。
西徐亚人的游牧方式看来可以结合简朴和精练的不同优点，同一部落的个人可以经常集会，但是他们只聚集在一个营地里。这些生性勇敢的牧人，相互之间有时共同勉励，有时彼此竞争，就会激发天赋的本能。鞑靼人的寓所不过是很小的庐幕，大致成卵形，居住的环境寒冷而污秽，年轻的男女混杂在一起。富人的大厦也不过是木屋而已，大小以能方便地装置在大车上为准，可能要用一队牲口来拖曳，数目多达二三十头公牛。大群家畜白天放牧在邻近的草地，到夜晚赶回来受到营地的保护。人与动物永远聚合在一起，需要防止产生有害的混乱，在所分配的扎营地点，就得建立秩序和警卫，这是初步的军事行为。
等到地区的牧草消耗殆尽，部落的牧人就像军队一样，要开拔到新的牧场。这在游牧生活中是例行工作，等于在演练作战行动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项目，可以获得这方面最实用的知识。位置的选择依据不同的季节有常例可循，鞑靼人在夏天向北方进发，把帐篷安置在河岸，至少也要靠近奔腾的溪流。冬天回到南方，营地选在山峦的后面，要能进出方便，避开从西伯利亚冰冻地区刮来的寒风。这种生活方式普遍为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所采用，等于把迁移和征战的精神传播开来。
人民和地域的关系结构脆弱不堪，经常为微小的意外事件而损毁。对真正的鞑靼人来说，营地才是自己的家园，土地并不是。在营地的区域内，环绕着他的家人、同伴和财产。经过长距离的行进以后，他所熟悉的东西，或是那些他所喜爱或有价值的物品，仍旧在他的四周。渴望抢劫掠夺的欲念、抗拒束缚羞辱的性格、爱好自由不羁的生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用来驱策西徐亚人的部落，大胆进入前所未知的国家，盼望着发现更丰盛的物产、实力不足畏惧的敌人。
北方游牧民族的变革通常会决定南方农业民族的命运，从中国的国境到日耳曼的边界，敌对民族之间的冲突方兴未艾，胜败进退不停地流转，永无止息。民族的大迁移受自然现象的因势利导，易于反掌，有时则费尽千辛万苦始克成行。鞑靼地区虽然位于温带，但严酷的寒冷来自矗立的高原。特别是在东部，上升到海平面以上半英里的高度，到处都是盐渍地，浸入土壤的浓度已达饱和。那些注入黑海、里海和北冰洋的河流，不仅宽阔而且水势湍急，到了冬季全部被冻结。田野覆盖厚雪，无论是逃亡流离还是乘胜追击的部落，他们带着家人、大车和牛，在平整而坚实的地面上，安全横越广大的平原。
与辛劳的农地耕种和生产制造相比，游牧生活看上去要懒散得多。鞑靼族群里地位最尊贵的牧人，只把牛的管理这些家务事委付给俘虏，至于自己的生活则很少需要奴隶服侍或细心照顾，打发闲暇的时光不在于享受乐趣和满足嗜好，而是花在更为暴力和血腥的狩猎上。鞑靼地区的平原放牧强壮而耐久力极强的纯种马，很容易加以训练用于战争和出猎。每个时代的西徐亚人都被称誉为勇敢而精练的骑士，他们在马背上稳如泰山，这是长年累月不断骑乘的结果。就外乡人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马匹息息相关，吃喝睡眠都可不离马鞍。他们在马上使用长矛，认为技术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武器。要拉开鞑靼人的长弓需要有极其强大的臂力，沉重的箭矢可达成百步穿杨的效果，穿透力很强，难以抵挡。他们用弓箭射杀荒原中无害的动物，只要失去天敌，像野兔、野羊、麝獐、水鹿、麋鹿和羚羊之类的动物，很快就会大量繁殖。骑士和马匹的活力和耐性，能够不断从事辛劳的追猎活动，丰富的猎物可以供应生活所需，也可成为鞑靼人营地的奢侈品。
西徐亚猎人的成就不在残杀胆怯而无害的野兽，他们要勇敢地面对愤怒的野猪、刺激动作迟缓的黑熊转过身来攻击追逐的猎人，也要逗引藏身在丛林里的老虎，让它凶狠地冲出来。只有危险才能带来荣誉，他们可以在美丽的原野上狩猎，尽情展现勇武的精神，正好用来进行战争的预演，使之成为最好的训练场所。鞑靼的王侯感到骄傲和愉悦的活动，莫过于狩猎竞赛，对人数众多的骑兵部队构成最富教育意义的演习。把围猎的队伍拉开来，形成范围扩大到很多英里的圈子，将广大地区的猎物围在里面。然后部队从外圈向着中心点前进，在紧密的包围下，捕获的猎物被猎人用标枪任意射杀。出猎的行军经常会连续很多天，骑兵部队非得爬过山岭、游过河流，迅速穿过山谷，才能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不违反预先规定的命令和序列；鞑靼人将眼光投向遥远的目标，加快脚步尽快赶到，养成剑及履及的良好习惯；保持适当的间隔，按照左右两边部队的运动状况，调整自己的步速不至超前或落后；注意接收以及传送首领所发出的信号。他们的首领在这个演习场中，能够磨炼战争艺术最重要的课程，对于地形、距离和时机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判断。只要将所学交替运用，同样的耐性、精力、技巧和纪律，在实战中可以拿来对付世仇大敌，狩猎的消遣活动为征服一个帝国拉开序幕。
古老日耳曼人的政治社会，外表看来像是独立无羁的武士自愿组成的联盟。西徐亚人的部落，现在的称呼是“旗”，也因此而闻名于世，采用的形式像是人口众多而日益兴旺的家族。在后续的世代中，家族因同一血统家系，能够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就是最卑贱和最无知的鞑靼人，也把家谱当作无价之宝，很骄傲地予以长久保存。不论两个人的阶级差别有多大，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个人的财富差距造成的社会贡献不同而形成，双方之间都会相互尊重，因为都是部落创始者的后裔。根据现在仍在流传的习惯，部落会收养最勇敢和最忠诚的俘虏，或许这能解释可能存在的疑虑，那就是广义上的血缘关系，绝非只遵从法律的规范。但这种有用的偏见会产生真实的效果，因时间和舆论而获得认可。
傲慢的蛮族对血缘上的首领表达乐意和自愿的服从，他们的酋长或称为穆萨，代表着他们的父辈，在平时执行法官的职责，战时享有领袖的权威。在游牧世界最早期的环境里，每位穆萨(要是我们能够使用这个现代的称呼)执行自己的职责，相当于大家族中独立自主的酋长。他们特有的领土是通过强大的力量或是彼此的认同而逐渐确定的，但是各种因素的不断运作，有助于联合到处漂泊的“旗”成为民族团体，并接受最高首领的指挥。弱者意欲获得支持，强者有统治的野心，权力因联合而变得更加强大，用来压制或是吞并邻近部落分散的力量。由于被征服者可以自由分享胜利的成果，最骁勇的酋长急着安排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加入联盟团体无法抗拒的旗帜之下。最有成就的鞑靼君主取得军事指挥权，凭着功勋和实力得到最高地位的头衔，在同侪的欢呼声中登上宝座。可汗的头衔就亚洲北部的语言来说，表示全部包括在内的帝王尊荣。世袭继承的权利长久以来限于有王国创始者血缘的后裔，现在所有的可汗，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长城，全部都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
领导好战的臣民进入战场是鞑靼国君无可推卸的责任。无人认为幼儿有继承王座的权利，有些皇亲国戚以年龄或勇武著称，被授予前任国君的刀剑和权杖。部落被课以两种不同的定期税收，分别被用来支付给国君和特定的酋长，以维持他们尊贵的地位。两种税收所奉献的总额是十一税，不论是财产还是战利品。鞑靼的君王享用人民十分之一的财富，由于自己牲口的价值成长速度较快，能够维持宫廷朴素无华的场面以及对有身价或宠爱的追随者给予报酬。这些人有时会拒绝严苛命令所具有的权威性，比起前者，施惠所产生的温和影响力，更能获得下级立即服从的效果。臣民的习性和首领一样喜爱杀戮和掠夺，暴君的偏袒行为可能会激发文明民族的恐惧感，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可以为之找到借口。
但是专制君王的权力在西徐亚的荒原中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可汗的直接管辖权只限定在自己部落的范围内，皇家的特权因古老的部族会议制度而受到制约。鞑靼人的库利尔台，也就是节庆大会，定期在春秋佳日的平原之上举行。统治家族的王侯、各部落的穆萨，带着孔武有力、人数众多的随从，乘坐在马背上参与集会。雄心勃勃的君王在询问大家的意愿以后，就可以校阅武装民众的实力。在西徐亚或鞑靼民族的制度中可以发现封建政体的雏形，但是这些敌对民族之间的宿仇有时会造就实力强大的专制帝国。战胜者脱颖而出，让其他王侯处于从属的地位，收取他们的贡金来充实战争资财。这些由游牧民族组成的强大的专制帝国重视武备而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进而将征服行动扩展到欧洲或亚洲。而一旦征服了那些繁华的地区，北方功成名就的牧人屈从于艺术、法律和城市的同化力量，传入的奢华生活在摧毁民众的自由权利后，腐蚀帝座的基础。
目不识丁的蛮族在经常性的远距离迁移中，无法记录年代久远的历史事件，现代的鞑靼人根本不知道祖先的征战行为。我们所了解的西徐亚人历史，是来自他们与文明的南方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像是希腊人、波斯人和中国人。希腊人在黑海上航行，沿着海岸建立殖民地，虽然不够深入，还是能够逐渐发现西徐亚人的大致情况。他们从多瑙河和色雷斯的边界，一直迁移到冰冻的梅奥蒂斯海，那里一整年都是冬天，而高加索山则被诗意地描写成地上的终极界线。诗人以人云亦云的态度赞美游牧生活的豪情诗意，认为好战蛮族的数量和实力能轻易地抗拒希斯塔斯皮斯之子大流士的大军。他们这种唇亡齿寒之忧倒是有几分道理。
波斯国王向西部征讨，一直到多瑙河的两岸以及欧洲部分的西徐亚边界，帝国的东部行省暴露在亚洲的西徐亚人眼下。平原上野性未驯的居民越过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大河，前进路线直接指向里海。伊朗人和图兰人之间经久不息的交锋，令人难以忘怀，成为历史和传奇的最佳题材。罗斯坦和阿斯芬迪尔是神话人物，也是波斯的民族英雄，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北方的阿法拉斯亚人，同时也效法蛮族绝不服输的精神，就在这一片地方，力拒居鲁士和亚历山大所向无敌的大军。
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心目中，西徐亚的真正地理位置是这样的：东边以伊穆斯山或卡夫山为界。亚洲那些难以逾越的绝境和人迹罕至的景色，则为无知所掩盖，或因杜撰的想象之词而使人迷惑不已。但是这些难以抵达的区域，早就安居着一个势力强大、文明发达的民族。要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追溯到40个世纪之前，就是按照确切的有历史学家记载的文字来看，也仍有近2000年之久。中国的历史详尽地记录了游牧部落的状况和变革，但仍然使用含混的名字称呼他们，像西徐亚人或鞑靼人。这些部落是伟大帝国的臣属与敌人，有时也成为征服者。帝国政策始终保持不变，就是要抗拒北方蛮族，免于他们暴虐惨烈和玉石俱焚的侵略。从多瑙河河口到日本海，西徐亚的疆域横跨经度达110度，对比之下，已超过5000英里。这片广袤旷野的纬度则很难测定，如果从北纬40度接触到中国的长城算起，向北面不断推展达1000英里，直到为西伯利亚的酷寒所阻。在这个极度寒冷的冻原，见不到生气勃勃的鞑靼人营地，只有轻烟从地面或雪堆中飘出，显示通古斯人或称萨莫耶德人的地底住所。由于土地无法充分供应所需的马匹和牛只，他们使用驯鹿和大型犬类，取代驮兽的原有功能。这些地球上最凶狠的征服者，逐渐退化成猥琐而软弱的族群，听到兵刀的声音就颤抖不已。
匈奴人在瓦伦斯统治时期威胁着罗马帝国，更早的时期则在中华帝国所向无敌。他们古老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发源地，是一片面积广袤的区域，虽然干旱而贫瘠，却正好位于长城的北面，现在是蒙古49个旗的领地，每个旗是一个草原的部落。这个游牧民族一共有20万户人家，孔武有力的匈奴人扩张狭窄的疆域。粗野的酋长获得“单于”的称号，逐渐成为这个横扫欧亚大帝国的征服者和君主，所向无敌的军队向东的扩张只受到海洋的阻挡。那些在黑龙江和极远的朝鲜半岛之间稀疏散布的部落，被迫追随着匈奴人的旗帜。他们在西边靠近额尔齐斯河的源头以及伊穆斯山的谷地，发现了水草丰美的瀚海和为数甚众的敌人。单于有名部将在一次远征中降服了26个国家，伊果人在鞑靼族群中以使用文字而名闻遐迩，成为统治下的属国。
说来凑巧，一个流浪的部落逃离匈奴人的统治后，进入了波斯人的疆域，迫得入侵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将战胜的军队撤回。在北边以大洋作为匈奴人势力范围的界线，没有敌人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当然也找不到证据可以用来反驳他们的夸耀之词：只有他们真正征服了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广大世界。当然其中也不乏他们的想象。北海成为帝国最遥远的边界，这个“北海”指的可能是贝加尔湖，爱国的苏武曾在湖岸边牧羊。这是个面积很大的盆地，长度超过300英里，所以才不愿使用湖来做名字。还有几条大河像安加拉河、通古斯河和叶尼塞河，从大湖流出可以直通北方的海洋。很多遥远国家的降服，使得单于的气焰高涨，但是他都不把这些小国放在眼里，匈奴人的英武作战，只为了享用南方帝国的财富和奢华。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终于构建起长达1500英里的长城，以防卫边疆，抵抗匈奴的入侵，但这样一个在世界地图上据有显著位置的伟大工程，却没有起到保护人民的应有功能。单于的骑兵通常有二三十万人，弓马之熟谙举世无双，历经严酷天候之考验，机动的速度极为惊人，连高山峻岭、长江大河都无法阻挡他们的大举入侵。
匈奴立即从正面发起快速的攻击，使战术精巧却行动迟缓的中国军队来不及反应，张皇失措毫无还手之力。汉高祖刘邦出身行伍，靠战功登上帝座，率领逐鹿天下所训练出的百战王师，出兵与匈奴相抗衡(200 B.C.)，结果被夷狄大军围困七日，毫无突围的希望，只能依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才被释放归国。后续诸帝竭尽全力，善用各种笼络手段谋求和平，又大兴土木起造宫殿，以致国势凌夷而羞辱不堪。朝廷很快认识到军队和防御工事已不足恃，而且很轻易相信，当烽火在不同的地点燃起，即使军队枕戈待旦，日夜不懈，也会因疲于奔命而不堪一击。为了在局势不稳的状况下维持暂时的和平，条约规定支付定额的金钱和丝绸。就像后来的罗马人一样，中国皇帝因权宜之计而甚为苦恼，就用礼物和赏赐的名义，来掩饰让人感到羞辱的贡金。但是这里面还有比贡金更为难堪的项目，而为天理人情所不容。蛮荒之地的生活艰苦，婴儿在出生时要是体格不够强壮，在幼年时期很容易夭折，使得两性之间的数量根本不成比例。鞑靼人是面貌丑陋体态笨拙的种族，把自己的妇女看成劳动和处理家务的工具，他们贪色的欲念要享用更文雅的美人。中国每年挑选一群娇丽的少女，奉献给举止粗鲁的匈奴人，靠着皇室亲生或收养的女儿，与傲慢的单于联姻，以稳固双方的结盟关系。这样一来，皇室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在无形中便受到污染。有位中国公主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就把这种处境用长诗表达出来，为她的父母将她远适异国，嫁与夷狄为妻而长吁短叹，为饮唯酪浆、食唯腥膻、居唯庐幕而恨声不绝，希望能变成一只归雁飞回自己的故乡，充分表达出千秋万世永无止息的哀怨之情。
中国在历史上有两次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匈奴人的实力并不输于蒙古人或女真人，他们抱着很大的野心，对成功充满乐观的希望，但是实力强大的汉朝，终于在第五代的汉武帝时，运用武力和政策，挫了敌人的锐气，阻止蛮族南下牧马。他在长达54年的统治期间(141 B.C.—87 B.C.)，平服南方各省的苗族，让他们接受法律和文教的治理，并扩展帝国古老的边界，从南边的长江一直扩张至广东的口岸，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怯懦的防卫作战。他的部将深入匈奴的国境数百英里。在杳无边际的沙漠，因为不可能构建仓库，且很难运送足够的粮食，汉武帝的大军一再陷入难以忍受的困境之中，14万士卒出征扫荡敌人，只有3万人安全归来。但巨大的损失也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和光辉的胜利，中国的将领统率部队沉着应战，运用战车克敌，加上鞑靼人辅助部队的效命，在战力上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单于的部队因睡眠和贪饮在营地被奇袭，英勇的匈奴国王突围而去，留下1.5万名臣民在战场任凭宰割。
但这场重大的胜利以及前后很多次血战，对于摧毁匈奴人势力所做的贡献，依然比不上有效的分化政策，后者使各属国不再服从匈奴的命令。汉武帝和后续各帝运用武力威胁和各种承诺的利诱，使在东方和西方的相当多的部落不再承认单于的权势。这些部落把自己看成帝国的盟邦或属国，全部成为匈奴不共戴天的仇敌(70 B.C.)。还有大量生性蛮横的人民，被安置在长城之内，成为中国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这也就相对削弱了匈奴原本的势力。臣民的背离和内战的困惑，最后使得单于放弃了独立君王的尊荣，不再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国家。他在首都长安的朝会上，当着部队和官员的面，接受皇帝赐予他的封号和各种赏赐，虽然有别于献俘的凯旋，但这依然算是中国人最为自负的胜利(51 B.C.)。有一座壮丽的宫殿作为接待之用，他的爵位在皇室所有皇子之上，夷狄之君有限的耐性全都用来应付宴会的礼仪，其中包括八道肉食和九段庄严的音乐。他为了善尽职责，跪在地上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用自己和子孙的名字立下效忠的誓言，很感激地接受印信，作为合法属国的章纹和标记。
在这次耻辱的归顺以后，单于有时还会背弃联盟的关系，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战争和掠夺，但是匈奴的君主政体逐渐衰微，后来发生内争而分裂，变成两个敌对的王国(48 B.C.)。其中一国的君王受到恐惧和野心的驱策，率领8个旗，大约由4万或5万户家庭组成，投奔到南方。他获得“单于”的称号，被划给适于生存的区域，那片区域位于中国北方各省的边缘，一直作为附属为帝国提供服务，等到势力衰弱以后，还要求帝国为他复仇。自从分裂造成致命的伤害以后，北方的匈奴处于积弱不振的局面长达50年之久，这时他们受到外部和国内敌人的双重压迫。有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骄傲的文字，竖立在一座高山之上，向后世子孙昭示，中国军队进兵700英里，攻入敌人的心脏地区。鲜卑人是东方鞑靼种族的一个部落，他们立誓要向匈奴报复过去所忍受的伤害和耻辱。经过1300年的统治以后，在公元1世纪末叶，单于的权力完全遭到摧毁(93 A.D.)。
战败的匈奴人受到所处位置和状况的影响，各自的命运产生很大的变异。大约有10万最贫穷而毫无志气的民众，对原有的家园感到满足，就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和身份，与鲜卑这个获胜的民族混杂在一起。58个旗大约有20万人，他们认为即使要过奴役生活，也要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就退到南边恳求中国皇帝的保护，获准定居下来，以守卫陕西省最遥远的边界和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匈奴人最有实力而好战的部落，在气运不利的状况下，还能保持祖先大无畏的精神。西方世界为他们的英勇而门户大开，他们在世袭酋长的领导下，决定要发现并降服遥远的国家，到达鲜卑人的武力和中国人的法律所不及之处(100 A.D.)。他们所选定的迁移路线，很快让他们越过高峻的伊穆斯山脉及中国的地理边界之外。
我们很明显地看出，这次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直指乌浒河，一个对着伏尔加河前进。在里海的东侧，肥沃多产、面积广大的粟特平原上，他们建立了第一个有统治权的垦殖区，他们保持了匈奴人的名称，也获得了优泰莱特人或尼泰莱特人的称呼。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较为驯顺，因为长久居住于温和的气候和富裕的行省里，就连面貌也逐渐改变。须知这个行省还保留着对希腊艺术的模糊印象，他们因皮肤的颜色而获得“白匈奴”的外号，很快放弃了游牧生活。戈尔戈是国王的居住地，又称卡里斯姆。国王可以对服从的人民行使合法的权威，享受短暂的繁荣和兴旺。由于粟特人的勤劳工作，他们能够维持奢华的生活。然而他们唯一留存的古老野蛮习性，是把所有曾分享君王恩典的侍从，全部活埋在同一座墓穴为君王陪葬，人数可能多达20个。
匈奴人邻近波斯的行省，为了争权夺利经常被卷入血腥的斗争。但是他们在平时遵守条约的规定，战时用人道的行为对待敌人，普遍获得大众的尊敬。他们对佩鲁西斯或称菲鲁兹的作战，获得了令人难忘的胜利，不但展现出蛮族的武勇，也表露出温和节制的态度。
匈奴第二支族人逐渐向西北方发展，历经寒冷天候的艰辛，克服劳苦困难的行程，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不得不拿出中国的丝绸，来交换西伯利亚的毛皮。他们的文明生活仅限于初期阶段，现在被岁月抹去所有的痕迹，匈奴人天生凶狠的性格，在与野蛮部落的交往过程中，受到刺激更为变本加厉。这些野蛮的部落就某些行为来看，与荒漠的野兽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具有独立不羁的气质，拒绝接受单于的世袭继承制度，每个旗由特别选出的穆萨(或称为旗主)来治理，由穆萨组成喧嚣的会议掌管全民族的公共事务。迟至13世纪获得“伟大的匈牙利”这个称呼，才在历史上证实这个国家的存在，他们这时还暂时居住在伏尔加河东岸。他们在冬季带着牲口前往这条大河的入海口附近，夏天逐水草抵达萨拉托夫的高纬度区域，或是卡马河的合流处。这些地方如今(指18世纪)是卡尔梅克人的边界，他们在俄国保护下已有1个世纪之久。还有些人又回到中国边界附近他们原来的发源地。这些四处漂泊的鞑靼人无论是离开还是回归，联合在一起的营地，包括5万个庐幕或家庭，展现出古老匈奴人的远距离迁移行动。
从匈奴在中国人眼中消失，到出现在罗马人的面前，几百年时光转瞬而过，这段时间的历史陷入黑暗，无人知晓。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得知是同一股力量逼得他们离开本乡本土，不断向着欧洲的边界前进。鲜卑是匈奴人不共戴天的世仇，势力之大从东到西横跨3000英里，匈奴无法力敌这个邻居，逐渐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和恐吓；西徐亚人的部族也不敌鲜卑人大败而逃。对匈奴而言，溃逃的西徐亚人可以增加自己的实力，但同时也缩小了既有的疆域。读者要是不了解这个民族，光是听到名字就会感到刺耳，因此在进入主题之前，有若干关键之处不能避而不提。
首先就是北匈奴因为南匈奴的灭亡，而获得了相当的人力增援，这是3世纪发生的事件，当时的南方地区全部都被纳入中国的版图；其次是英勇的战士远离家园，是要获得自由的乐土，寻找冒险犯难的乡亲；再者是他们因兴旺繁荣而分为较小的部落，一旦时运不佳遭遇困难，自然就会团结起来。
匈奴人带着牛马牲口、妻子儿女、随从盟友，一起迁移到西方的伏尔加河地区。接着放胆前进侵入阿兰人的国土，而阿兰人是一支游牧民族，一度占领并蹂躏广阔无垠的西徐亚旷野之地。位于伏尔加河与塔内斯河之间的平原，上面散布着阿兰人的帐篷。但是他们的声名和习惯随着征战的胜利，扩展到广大的区域，阿加瑟西和格洛尼这些喜欢在身上彩绘的部落，被击败成为阿兰人部属。他们向北发展，深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处于当地的野蛮人当中，那些野蛮人在暴怒或饥饿时，习惯以人肉为食。他们向南进犯，一直推进到波斯和印度的边界。混合萨尔马提亚人和日耳曼人的血统，改进了阿兰人的容貌，黝黑的皮肤变得较为白皙，尤其是头发成为淡黄色，这在鞑靼人的种族中很少见。他们与匈奴人相比，体形面容不会那样丑陋不堪，行为习性也不会那样残忍粗暴，但是在英勇无畏和放任不羁的精神上，一点都不输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热爱自由，所以拒绝使用家养的奴隶。由于他们爱好武艺，认为人类最愉快和最光荣的事务，莫过于战争和掠夺。他们将固定在地面上的一柄出鞘的弯刀作为宗教崇拜的唯一对象，敌人的头皮是最有价值的马饰。他们用怜悯和蔑视的眼光来看待胆怯的战士，只有这种人才会期望活到老死之龄，才会忍受缠绵床榻的病痛。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兵力在塔内斯河两岸遭遇，双方就勇气来说势均力敌，但是总得分一个高下。匈奴人在血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阿兰的国王被杀，被击溃民族的余众一哄而散，通常不是逃走就是投降。有一群自行流放的族人，在高加索山脉的深处，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发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姓氏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另外一个族群本着大无畏的勇气，向着波罗的海的海岸前进，与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结合在一起，入侵罗马帝国位于高卢和西班牙的行省，分享所获得的战利品。但是绝大部分阿兰人还是加入匈奴人带来荣誉和利益的联盟，而且匈奴人尊敬运道不佳但勇气十足的敌人，成立联盟可以增加兵员的数量和作战的信心，共同侵入哥特帝国的疆域。
伟大的赫曼里克据有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寿至颐期而又威名显赫，漫长的寿命让他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当他获得警报，说一群闻所未闻的敌人，以雷霆万钧之势快速接近时，他的野蛮臣民将这些入侵的人称为“蛮族”，不能说没有道理(375 A.D.)。惊慌失措的哥特人看见自己的田园和村庄被焚毁，家人惨遭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对于匈奴人的兵员数量、作战实力、快速行动和残酷无情，不仅感到畏惧，而且加以夸大。除了强大的军事势力给他们的带来恐惧以外，匈奴人尖锐刺耳的喊叫、粗鲁古怪的动作以及丑陋畸形的容貌，更引起人们的惊愕和厌恶。要是将这些野蛮人拿来与野兽做比较(从图画上看有些相似)，差别只不过是用两条腿走路而已，何况姿态还极为不雅；他们奇形怪状的身材，就跟古代放在桥头的地界神一样，是一块矮墩墩的石碑。他们有宽阔的肩膀、扁平的鼻梁、小小的黑眼睛陷在深凹的眼眶里，几乎都不留胡须，所以无法享受年轻时短髭的风流潇洒和年迈时长髯飘然所带来的尊敬，只能从这些方面与别的人种有所区分。这个民族的起源带有神话的性质，与他们的外形和习惯很相配。传说古老的女巫全身恶臭从事死亡的勾当，被人类社会所驱除，就在沙漠里与地狱的精灵交媾，这种受到诅咒的结合，产生的后裔就是匈奴人。对于充满恐惧和荒谬无比的传说，怀恨在心的哥特人倒是深信无疑，但是，在满足自己恨意的同时，无形中更增加了恐惧感。恶魔和女巫的后代，必然继承了不可思议的神奇能力和凶恶不祥的性格作风。
赫曼里克为了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准备组成哥特人的联军，但是立刻发现那些臣属于他的部落，过去一直受到高压统治，深感愤愤不平，现在不仅不愿击退来敌，反倒支持匈奴人的入侵行动。罗克索拉尼族有位酋长，已经背叛赫曼里克的阵营。他的妻子虽然无辜，还是受到残酷暴君的严词指责，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惨死的妇人有一群兄弟，要找机会为她报仇。年迈的哥特国王被他们用短剑围攻，严重的伤势使他缠绵在床榻之上，虚弱的身体妨碍到战事的指挥和进行。由于哥特人各个部落之间心怀鬼胎不断发生争执，全民会议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赫曼里克在绝望中死去，治理国家的大权落在威悉默的手里。在一些西徐亚人佣兵部队的协助下，他虽然实力不足，但还是勉强维持着与匈奴人和阿兰人相抗衡的局面，直到在一场决定性的会战中，战败被杀为止。东哥特人只有认命降服，从此以后，就连阿兰人的王室阶层，都被傲慢的阿提拉看成手下的臣民。冲龄国王威特里克被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救出来，这两位积极进取的武士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英勇和忠诚。东哥特人那些不愿受奴役的余众，在这两位武士的指挥下，小心翼翼地向着达纳斯图斯河前进，这条巨川又叫德涅斯特河，现在正好分隔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的疆域。
在西哥特人这方面，生性谨慎的阿萨纳里克非常重视自身的安全，就把西哥特人的营地设置在德涅斯特河的两岸，他怀着坚定的决心要反抗胜利的蛮族，但是自认目前以不激怒对方为宜。匈奴人受到大批行李和俘虏的拖累，无法保持以往正常的行军速度，但他们运用军事技巧来欺骗阿萨纳里克的部队，让对方几乎陷入全军被歼的命运。西哥特人的士师防守德涅斯特河两岸，匈奴人大量骑兵部队趁着月明之夜，在可以徒涉的位置渡河展开包围攻击。在这种状况下，一切作为全部无济于事，西哥特人只有向多山的地区撤退。胸有成竹的哥特将领拟订深谋远虑的计划，进行之后的防卫作战，准备运用普鲁斯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山地，构成坚固的防线，要从匈奴人破坏力极强的入侵行动中，确保这片广大而富饶地区的安全，这块地区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瓦拉几亚。但是西哥特的士师所怀抱的希望和安排的措施全部落空，那些全身颤抖的同胞非常焦急，为恐惧所驱策，认为只有多瑙河才是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可以把他们从所向无敌、在后追赶的匈奴人手中救出来。整个民族在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的领导下，很仓促地向着这条大河的河岸前进，恳求东部的罗马皇帝给予保护。阿萨纳里克战败后，担心会犯下通敌的罪行，带着一群忠实的部下，向着考卡兰这个多山地区退却。在外斯拉夫尼亚难以穿越的森林掩护下，安全可以确保无虞。
瓦伦斯结束高卢战争，获得相当的荣誉和成就以后，带着大批人马穿过亚细亚的疆域，最后将行宫设置在叙利亚的首府。他在安条克花了5年时间，从相当安全的距离以外，注意观察波斯国王带有敌意的企图；阻止萨拉森人和伊索里亚人的抢劫行动；用理性的态度和有力的论证，力行阿里乌斯教派的神学信仰；并且采用处决有罪者和滥杀无辜的手段，以去除心中的疑惧。瓦伦斯派往驻守多瑙河的文职官员和武将送来重要的情报资料(376 A.D.)，使他极为关注当前的状况。据报帝国的北方掀起了一场剧烈的动乱，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匈奴是个来历不明的民族，极其邪恶凶狠，入侵的行动已摧毁哥特人的武装力量。前来恳求瓦伦斯收容的群众原本是好战的土著，惨遭打击以致尊严扫地以后，被逼络绎不绝地来到多瑙河河畔，队伍的横向宽度达若干英里。他们高举双手，声泪俱下，痛悔以往的不幸和当前的危险，将获得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政府的宽大处置上。并且他们郑重提出声明，只要皇帝仁慈为怀，允许他们垦殖色雷斯的荒地，他们基于责任道义和受恩之深重，必定自我约束，严守国家法律，防卫帝国疆域。哥特人的使者急于从瓦伦斯的口中获得决定同胞命运之答复，承诺对上述的保证奉行不悖。
瓦伦提尼安在前一年逝世(公元375年11月17日)，东部皇帝无法获得兄长睿智而极具权威的指导。哥特人的状况亟须当机立断，无奈手下的宠臣胆小怕事，以为拖延不决和含糊其词才是最稳靠的办事方法，瓦伦斯终于为群臣所误。只要人类还存有好恶之情和利害之心，有关战争与和平、正义与政策等问题，就会一直在会议中争辩不休，这些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也一直是近世所深思熟虑的主题。当大量蛮族受到绝望和饥馑的驱使，恳求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疆域内定居，到底是同意还是拒绝，就其合理性和危险性所做的考量，瓦伦斯却不曾请教当时欧洲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听听他们有何高见。有关国家安全之重大议题，瓦伦斯完全交给手下的大臣讨论。他们当然会深感困扰而产生意见分歧，但是很快就达成了默契，提出一项极为中听的意见，以投合君王傲慢自大而又怠惰贪婪的性格。那些被授予禁卫军统领和将领头衔的“奴隶”，对于此次哥特人大迁移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等闲视之，便是漠不关心。要知这与以往在帝国边陲地区，建立局部而临时的殖民区，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称这是上天赐予的恩惠，能够让罗马掌握来自地球上遥远国度的为数众多又难以征服的外籍军队，可用来拱卫瓦伦斯的宝座，同时据以减少行省年度征兵员额，收取省民大量黄金作为补偿费用，以充实皇家财源。哥特人的恳求得到批准，宫廷接受他们效力，命令很快颁给色雷斯行政区的各行省总督和军方将领，令他们对大量人员所需的交通和给养，完成必要的准备，同时将哥特人安置在适当地区以供未来定居之用。不过，皇帝的恩典附带两项严苛的条件，就罗马人而言，审慎处理是正当的要求，而不满的哥特人处于困境也只有接受。那就是他们在越过多瑙河之前，先要解除武装；还要把子女留下，分送到亚细亚各行省接受教育过文明生活，他们被作为人质，以保证父母的忠诚。
远距离的协商一定会耽误时间，有一群哥特人缺乏耐心，在恳求没有得到罗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想先行渡过多瑙河。他们的行动被布置在沿岸并严加戒备的部队发觉，蛮族的先锋被击退，蒙受相当的伤亡。然而在瓦伦斯统治之下，国务会议经常表现出怯懦的一面。像这次处理蛮族事件，勇敢的军官为国家服务尽职尽责，结果受到免职的处分，能够保住性命已是万幸。皇帝的敕令终于下达，要运送整个哥特民族渡过多瑙河，但是要执行这个命令，就得完成艰辛而困难的工作。流经此地的多瑙河，河面的宽度在1英里以上，而且连日大雨使得水位暴涨，不少人在渡河途中被急流冲走，遭到溺毙。一支庞大的船队由各型船舰和独木舟组成，已经完成整备，日夜在两岸之间穿梭运输，不知疲劳地辛勤工作。瓦伦斯的下属要竭尽所能，不让一个蛮族留在对岸，谁知这群人竟会颠覆罗马的基础。原来的构想是要准确计算渡河的人数，但是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要完成这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根本不切实际，只有半途而废。
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大军，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不经的传说，只是古人的夸大之词，但是世人只要看到目前的景况，就可证明，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完全是据实记载。相关的证据显示，渡河的哥特武士有20万人，要是再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包括男女老幼在内总数将近100万人，极其庞大的群众形成无与伦比的迁移行动。哥特人的儿童要与平民大众分离，尤其是出身高贵阶层的小孩更是如此，一点都不耽搁地就被送到遥远的地点，在那里居住，接受教育。无数的车队载运人质或俘虏通过城镇时，行省属民看见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具有强壮而勇武的体魄，感到惊愕不已，难免产生羡慕之心。对罗马人极为重要的协定，为哥特人带来羞辱，他们就想尽办法加以规避。
蛮族认为武器是荣誉的标志，也是安全的保障，打算付出代价，让好色和贪财的军官能够接受。于是生性傲慢的武士为了保有武器，勉强同意拿妻子和女儿供罗马人淫乐。美丽少女或俊俏娈童的诱惑，使检查人员大开方便之门。有人还不以此为满足，要染指新盟友的华丽地毯和亚麻衣服，甚至滥用职权，不惜巧取豪夺，让自己的农场塞满牲口，住宅充斥奴隶。哥特人手执武器也获准登船，等到集结在对岸，巨大的营地满布下梅西亚的平原和山丘，就像大军压境一样，带来杀气腾腾的敌意。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是东哥特人的首领，也是幼君的监护人，随后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立即派遣使者赶赴安条克宫廷，请求给予他们西哥特人所获得的待遇，他们同样会答应归顺并且感恩图报。瓦伦斯断然拒绝，使东哥特人中止南下的行动，这显现出了宫廷的懊恼、疑虑和恐惧。
所谓的蛮族是毫无纪律而且居无定所的未开化群体，需要用最坚定的意志来协调，最巧妙的方式来管理。将近100万额外的臣民，要供应他们每日生活所需，工作必须极为勤奋又要毫不懈怠，何况经常会遭到失误和意外的干扰。哥特人要是感觉到自己成为畏惧或藐视的对象，不是无理取闹就是气愤填膺，促使他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因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瓦伦斯的将领是否谨慎和正直。在这个重要关头，卢庇西努斯和马克西穆斯负责色雷斯军政府诸般事宜。岂知两人利欲熏心，稍有中饱私囊的机会，便置一切公益于脑后。唯一可减轻他们罪行之处，在于他们毫无能力察知种种倒行逆施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他们非但未能遵奉君主的命令，以慷慨好施的作为满足哥特人的要求，反倒对饥饿的蛮族所急需的用品，课以毫无人性的重税。腐臭粗劣的食物售价高昂，市场不供应卫生而足够的粮食，倒是充斥着狗肉和病死的不洁动物。哥特人要获得1磅面包，需要放弃一个实用而所费不赀的奴隶，用10磅贵重而已无用的金属抢购小量肉类。一旦耗尽家财，就要靠着鬻儿卖女维持最低生活。虽然他们酷爱自由，每个哥特人都想保有这种胸襟，但是在无可奈何之时，只得屈从于令人丧气的格言：子女与其死于无望之境，不如苟活于奴役之身。有名无实的恩主，向他们讨债的种种暴虐行为，令人最为愤慨，何况那点恩情早被随之而来的伤害所抵消。不满的情绪在蛮族的营地逐渐滋长，他们诉说着自己的忍耐和尽责，到处恳求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但并没有结果，最后只有大声抱怨，从新盟友那里得到冷酷无情的待遇。在这个肥沃而丰收的行省，举目所见是一片富裕的景象，然而他们却因人为的饥馑，身受不堪负荷的苦难。
自从帝国的贪官让受伤害的民族可以保有和使用武器，他们不仅掌握自救的手段，也有报复的工具。喧嚣的群众不会掩饰他们的情绪，抗议就是反叛的征候。卢庇西努斯和马克西穆斯不仅怯懦而且自知犯下大罪，这时起了警惕之心。这些狡猾的大臣运用巧妙的手法，把御前会议中集思广益所定出的政策，以暂时的权宜办法来取代，想将哥特人从帝国边陲的危险位置分散开来以后，送到内陆各行省的军队驻扎地点。由于他们自知自己不值得蛮族尊重或信任，很快从各地召集军队，对于群众缓慢而拖延的行动，用武力加以催促。然而这些蛮族对于身为罗马的属民，并未否认其名分和责任。瓦伦斯的将领，现在把全部注意力投向心怀不满的西哥特人，对于构成多瑙河防卫要点的船只和工事，非常大意以致疏于戒备。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很焦急地等待机会，好摆脱匈奴人蹑踪追击，他们发现罗马人产生了重大的疏失就善加利用，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尽快获得木筏和船只上。东哥特人的首领很顺利地将幼主和军队运到对岸，在帝国的领域内形成独立而带有敌意的阵营。
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拥有“士师”的称号，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西哥特人的首领，权威来自他们的门第，得到国人的认可和拥戴。在承平时期，两人的权势和地位相当，等到国人受到饥饿和高压痛苦，才识高人一等的弗里提根负起军事指挥之责，依据公众利益行使被授予之职权。他在抵抗暴虐政府的伤害和侮辱，完成世人公认的正当行为之前，一直约束着西哥特人暴虎冯河的冲动，也不会为博得公正和稳健的虚名，牺牲任何实际的利益。他深知团结哥特人的力量在一个旗帜之下，所能产生的优势和好处，于是暗中与东哥特人建立友情。就在他信誓旦旦表示绝对服从罗马将领时，哥特人的部队开始慢慢向梅西亚诺波里斯前进。这个城市是下梅西亚的首府，离多瑙河约有70英里。就在这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地点，双方之间仇恨的火花点燃了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焰。
卢庇西努斯邀请哥特酋长参加豪华的饮宴，身强力壮的扈从全副武装留在宫殿的入口，但是各处城门戒备森严，坚持不让蛮族在货物充足的市场购物。然而他们认为自己具有臣民和盟友的身份，就应该有这份权利。这些扈从卑辞请求同意，城门的守卫却以无礼和嘲笑的口吻加以拒绝。双方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市民、士兵和哥特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和对骂，接着互相殴打，很快举起刀剑，在意外争执中流出的鲜血，成为长期毁灭性战争发起的信号。在喧闹而纵饮的欢宴中，有位传令兵私下向卢庇西努斯报告，很多士兵被杀，武器被夺。这时他饮酒过量，睡意很深，竟然下达轻率的命令，要杀光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的卫士，以为死者报仇。骚动的叫声和垂死的呻吟惊醒了弗里提根，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就像一位英雄那样具有冷静和无畏的精神，他知道要是再给敌人考虑的时间，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那他就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哥特人的领袖用坚定而稳重的语气说道：“双方因细故发生争吵，看来已经扩大。只有保证我们的安全，运用我们的权威，才能缓和这场骚动，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讲完话以后，弗里提根和他的同伴拔出长剑，不受阻拦地穿过挤满群众的宫殿、街道和城门，跨上坐骑，在吃惊的罗马人面前，飞驰离去。
哥特的将领回到自己的营地，受到群众热烈动人的欢呼，毫不迟疑，立即向罗马宣战，按照祖先的习俗竖起代表各部落的旗帜，蛮族号角回响着粗犷而哀怨的旋律。罪大恶极的卢庇西努斯在激怒可畏的敌人以后，未能及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反倒是用轻蔑的态度来处理。他以发生紧急状况为理由，尽量召集军队，率领前去征讨哥特人。蛮族在离梅西亚诺波里斯约9英里的地方，等待敌人来攻。这场作战的胜负取决于将领的才能，而不是部队的武器和纪律。英勇的哥特人在弗里提根的指挥下，用奋不顾身的近战，摧毁了罗马军团的阵列。卢庇西努斯把武器、将旗、部属和勇敢的士兵全部扔在战场上，部队奋战到底徒然牺牲性命，只能用来帮助可耻的主将逃命而已。有位哥特史学家赞颂民族的光荣事迹时，很骄傲地说道：
就是这个得胜的日子，终结了哥特人的苦难。罗马的安全响起警钟，自此后，哥特人从流离失所的异乡逐客，变成当家做主的市民身份，向原来的地主显示出绝对的统治权，最后终于据有以多瑙河为界的帝国北部行省。
但蛮族争夺统治权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和破坏。他们本应享有的天赋权利和社会交往，都被帝国的大臣剥夺，正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才会对帝国臣民施加报复。由于卢庇西努斯的罪行，使得色雷斯生性和平的农民受到蹂躏，村庄被焚毁，无辜的家人被屠杀或掳走。哥特人战胜的信息立刻传遍邻近地区，罗马人感到无比惊慌和沮丧，仓促之间只能鲁莽从事，反而使得弗里提根的气焰高涨，行省的灾祸加剧。
就在大迁移发生前不久，一大群哥特人在苏里德和科利阿斯的指挥下，以罗马为他们提供保护为条件替帝国效力，开往哈德良堡城墙下扎营。但瓦伦斯的大臣急着要他们离开，好搬迁到越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处。在那么远的距离就不易与同胞联系，也不会使帝国的富裕对他们产生危险的诱惑力，惹起大家效法。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不贰，他们只有委曲求全，接受了要他们迁移的命令，但婉转地表示希望能给予他们足够的粮食，并延后两天出发。但哈德良堡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在乡间的宅邸受到骚扰而大为光火，摆出毫不通融的态度，将城市里的众多居民和工人武装起来，语带威胁地让他们立即离开。蛮族感到惊愕，但还是心平气和，最后被群众辱骂的叫嚣和投射的武器激怒，失去耐心且无法忍受对方的轻蔑行为，便痛击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逃走的市民不敢还手，很多人的背后留下可耻的伤口。蛮族夺得华丽的甲胄，过去他们自命英勇不屑于披挂。
哥特人的两支部队由于遭遇雷同而惺惺相惜，得胜的分遣队立刻和西哥特人联合起来。苏里德和科利阿斯的部队期望弗里提根尽速抵达，这样他们就能列阵在他的旗帜之下，在哈德良堡的围攻作战中扬威立功。守备部队抵抗得极为激烈，这让蛮族知道，要攻击正规的工事碉堡，毫无军事技术可言的蛮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将领明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解围而去，临走前爽直地说，他只是跟石头城墙言和，于是把一腔怨气发泄在邻近地区。弗里提根很高兴有一群强壮的工人加入阵营，这些人在色雷斯的金矿服行劳役，残酷的主人鞭策他们，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新加盟的人领着蛮族穿过无人知晓的小径，到达最偏僻的地方，用来安置民众、牛和储备的谷物。在这些向导的协助下，蛮族了解当地的状况，可以到处通行无阻，使当地民众无可遁形，结果是抵抗必亡，逃走难行，一切希望破灭之后只有归顺，也难获得蛮族征服者怜悯之情。在四处受到蹂躏和破坏时，有一大批被当作奴隶卖掉的哥特儿童，重回到双亲的怀抱。他们过去备尝丧失子女的痛苦，但是双方在见面以后，照说心灵受到亲情的安慰，能够恢复人道的关怀，没想到反而激起了他们凶暴的天性，急欲报仇雪恨。他们听到子女的诉苦，说身为奴隶受到主人的摧残迫害，真是觉得痛心疾首，于是如法炮制，把这些残酷的行径，同样施为在罗马人的子女身上。
瓦伦斯和朝廷大臣将一个敌对的民族带进帝国的中枢地区，的确是草率而不智的决定。但是只要坦诚地承认以往的缺失，然后很实在地按照原来的保证行事，还是能够调解双方的隔阂。从东部君王怯懦的个性来看，这种息事宁人的温和措施应该会获得他的同意，但是，他唯独对这件事表现出英勇的作风，暴虎冯河的举动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害惨他的臣民。他从安条克回师君士坦丁堡的行为，等于明示了他的意图，在于敉平危险的叛乱活动(377 A.D.)。他知道这件大事很难料理，由于格拉提安皇帝亲自统率西部的军队，他请求侄儿给予援助。久经阵战的部队防卫着亚美尼亚，也被火速召回，放弃重要的边区，任凭沙普尔自由处置。在皇帝还未到达前线这段时间里，他把当前指挥哥特战争的责任交付给部将图拉真和普洛弗图拉斯。这两位将领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等他们抵达色雷斯，内廷伯爵里绍默率军加入。西部的协防军由高卢的军团组成，在行军时打着他的旗帜，但逃亡的风气很盛，无论是实际战力还是兵员数量都是虚有其表。召开作战会议时，将领们根本不考虑状况，完全出于虚荣心，竟决定寻找敌军主力一决胜负。
蛮族扎营在开阔而肥沃的草原上，多瑙河分成六条支流出海，这地方靠近最南边的河口，营地用大车环绕成坚固的城寨，蛮族很安全地待在封闭的保护圈内，享受英勇行为所获得的荣耀，以及从行省掠夺的战利品。就在大家痛饮作乐时，机警的弗里提根通过观察罗马人的行动，洞悉他们所望达成的企图。他知道敌军的数量会继续增加，也了解对方意图攻击他的后方。而就在这时，因为军队缺乏牧草，逼得他要移动营地，于是把散布到邻近地区从事掠夺的分遣队召回到他的旗帜下列阵。这些在外的单位远远看到烽火信号，服从首领的命令，用最快速度赶回去。营地好战的蛮族群众，都在大声喧闹叫嚣，一副等不及的样子要求出战，酋长也在一旁鼓动，火暴的情绪更形高涨。两军已经完成接战准备，但天色已晚，只有等到第二天清晨再动手。战备的号角响起，哥特人相互立下重誓，激励视死如归的勇气。向前迎敌的队伍，用粗俗的歌声颂扬祖先的光荣事迹，同时混合着凶狠而刺耳的呐喊，来对抗罗马人经过训练、全军一致的齐声吆喝。弗里提根施展作战的技巧，在指挥方面高人一等占到上风，但是流血成河的短兵相接，无论是开始或结束，双方都很清楚，完全取决于每位战士坚持到底的决心，发挥体力、勇气和机敏的战斗效果。亚美尼亚的军团要用武器来保护他们的声名，但是受到优势敌军的压迫毫无还手之力。罗马军的左翼陷入混战之中，地面上遍布着零乱的尸体。
不过，从战局地整体来看，双方倒是有失有得打成平手。等到接近黄昏时，两军收兵各回营地，谁也没能赢得决定性的战果。虽然双方的损失都很大，但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更惨痛，因为他们的兵员数量较少。哥特人同样没有料想到竟会遭到如此坚强的抵抗，不但感到困惑，而且极为沮丧，于是就在大车围成的城寨内停留7天，坚守不出。罗马人只要情况容许而且时间和地点适合，就会将阶层较高的军官掩埋，并且很虔诚地举行葬礼仪式，但是对于无法分辨的平民大众，只有不加掩埋留在平原上。腐烂的肉体被贪吃的猛禽所吞食，在那个时代，只有鸟类可以经常享用到如此盛大的宴会。几年以后，裸露的白骨散布在广阔的原野上，在阿米阿努斯眼里，这是沙利西斯会战最可怕的纪念物。
一场血战使哥特人的前进受阻，帝国的将领因为军队在不断的激战中消耗殆尽，不得不运用更合理可行的计划，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让数量庞大的蛮族得不到给养，在饥饿的压力下陷于毁灭的绝境。他们准备将东哥特人局限在多瑙河、西徐亚荒原和海姆斯山地之间，如此狭小的一隅之地，必然会引起饥馑，让蛮族的战力和意志在无形中冰消瓦解。这个计划获得了相当大的成效，蛮族几乎耗尽自己的存粮和所在地区的收成。骑兵主将萨图尔尼努斯很勤奋地工作，加强罗马人的工事堡垒，缩小包围圈的防线。但告警的情报干扰到了他的任务，一群新到的蛮族越过毫无防备的多瑙河，不是支援弗里提根，就是仿效他的举动。萨图尔尼努斯对敌人的兵力多少一无所知，担心会被截断后路，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只能忍痛放弃围攻哥特人的营地，以致功败垂成。怒气填膺的东哥特人从包围圈里冲出来，为了满足饥饿难忍的胃口和深仇大恨的心理，从多瑙河河岸延伸300英里直到赫勒斯滂海峡，一再蹂躏这块富裕的国土。
行事明智的弗里提根成立蛮族联盟，以感情和利益为诉求的目标，获得很大的成功。他派出的使者用哥特人对掠夺的爱好和对罗马的仇恨，来说服他人参与，当然有时视状况对自己的困难避而不提。弗里提根把大部分的同胞团结起来，将他们纳入组织严密的同盟中，这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服从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的指挥，把两人视为冲龄国王的监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敌对部落之间的长期仇恨，都被暂时搁在一边不予理会，整个民族那些各行其是的成员，此时全都聚集在一面旗帜之下。东哥特所有的酋长，全部都为西哥特主将的才干所折服。弗里提根从实力强大的泰法勒人那里获得协助，这个部落由于很可耻的家庭习性，使得军事的名声受到玷辱。每个年轻人早在呱呱坠地之时，就与部落的武士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友谊，也可以说是淫荡下流的恋情，一直要等年轻人单独在森林里杀死一只巨熊，或者是一头野猪，证明他有男子汉的气概，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才能解除。
哥特人最强大的生力军来自原先的敌人，就是这些对手将他们驱出原来的家园。匈奴人和阿兰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原本就很松散，加上他们的收获非常丰硕，所以延后了征服行动，也使得会议受到干扰。弗里提根开出很高的价码，使好几个旗的人马受到诱惑。西徐亚人的骑兵队速度惊人，有了他们，本就屹立不倒、坚持到底的哥特步兵，就可以增强机动和打击的效果；萨尔马提亚人对瓦伦提尼安的继任者怀恨在心，利用当前混乱的局势，不仅想要趁火打劫，还要扩大自己的势力；阿勒曼尼人也来浑水摸鱼，入侵高卢的行省。这些状况引起西部皇帝的关注，也转移他用兵的方向。
军队和皇宫中的蛮族，引发了罗马帝国的危机。他们逐渐被发觉与有敌对意图的同胞相互通信，无论是出于不慎或是有意为之，罗马帝国的弱点都已被泄露出去。有个士兵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曼尼人，担任格拉提安的贴身侍卫。他属于伦提恩西部落，居住在君士坦斯湖的对岸。为了处理家务事他请假返乡，在和家人与朋友短暂相处时，对他们好奇的询问都详细地做了回答。这个多嘴的士兵虚荣心作祟，把他所熟知的国家机密和主子的意图，尽情宣泄无遗。他提到格拉提安准备率领西部帝国以及高卢的兵力，前往协助他的叔父瓦伦斯。永不服输的阿勒曼尼人获得这个情报以后，可以预先安排正确的时间和方式，使入侵行动获得成功。他们派出轻步兵先遣部队担任危险的任务，在2月渡过冰冻的莱茵河，为这次影响深远的战争拉开序幕。
他们怀抱着极为大胆的想法，要达成掠夺或征服的目标，把深思熟虑的审慎作为置之度外，也不遵守国家之间的诚信原则。一群群强壮的亡命之徒，从一处处森林和村庄中蜂拥而出。在阿勒曼尼人大军前进的途中，畏惧的民众将他们的兵力估计为4万人。善于奉承的宫廷为了夸耀起见，把数量扩大为7万蛮族。奉令向潘诺尼亚进兵的军团，立刻被召回，或是停留不再开拔，用来防守高卢遭到入侵的行省。军事指挥权分别被授予纳尼努斯和梅洛包德斯。年轻的皇帝虽然尊重前者的经验和智慧，但是更赏识后者临阵当先的大无畏精神。对于内廷伯爵和法兰克人国王之间水火不容的个性，也只有后者能调停得相安无事。他的对手是阿勒曼尼国王普里阿尼努斯，其为人刚愎任性，行事宁折不弯，部队也受到领导者这种精神的感召。就在阿尔萨斯平原，靠近阿根塔里亚镇或称为科尔马的地方，双方的部队遭遇，引起激战。这一天的光荣战绩要归功于投射武器，以及罗马士兵准确的射击技术。阿勒曼尼人坚守阵地不退，在毫无还击余地之下惨遭屠杀，只有5000蛮族逃到山林里保住性命。国王光荣战死沙场，免于族人的责备。他们通常会将无法获胜的战争，归咎于领袖的不讲道义或政策不当的缘故。
这次重大胜利确保了高卢的和平，罗马的武备获得极高的荣誉，看来格拉提安皇帝进行东部的远征再也不会受到耽误。但等他快接近阿勒曼尼人的边界时，突然向左方转进，在料想不到的状况下渡过莱茵河，对阿勒曼尼人发起奇袭，大胆进入敌人国土的心脏地区。蛮族用天然的障碍和战斗的勇气，来阻挡敌人的前进，但在无敌的罗马军团面前只有败退。他们从一个山头撤到另一个山头，一再的战败，总算让他们认清了敌军的实力和坚毅，臣服于罗马人的鹰帜下。他们的归顺并非出于真诚的悔改，而只是因为他们陷入绝境(公元378年5月)。为惩罚这个不守信义的民族，皇帝从他们之中挑选一批勇敢强壮的青年，作为征集的兵员，用来保证双方在未来能够相安无事，这才是最实际的誓词。帝国的臣民对于阿勒曼尼人既不为武力所降服，也不受条约的拘束，早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也不认为自己能获得长久的平静局面，但他们发现，在这位年轻君王统治下，倒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居乐业的日子。当军团爬过崎岖的山岭，翻越蛮族的工事防线，英勇的格拉提安站在队伍都能看到的前列，卫士穿着镀金和颜色斑驳的甲胄，为弓箭所穿透和损毁，那是他们奋不顾身地保护着君王安全的证据。瓦伦提尼安之子以19岁的年龄，具备安邦定国的才华，对抗阿勒曼尼人获得成功，被视为赢得哥特战争胜利的先兆。
当格拉提安的作为受到臣民称誉和歌颂时，瓦伦斯皇帝终于带着宫廷和军队离开安条克，而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把他看成国家的罪人和公众的蟊贼。他不过停留首都休息了10天(公元378年5月30日至6月11日)，椭圆形大竞技场就发出喧嚣的叫吼，催促他出兵去讨伐蛮族，因为是他引狼入室。市民在离真正的危险有一段距离时，总是显得英勇无比，甚至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他们执有武器，就能把受到蹂躏的行省从厌恶至极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无知民众的交相指责，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瓦伦斯就民众对他的藐视之心，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名声还是内心的想法，都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在受到激怒以后，他只有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不久以后，他看见部将轻易获胜，对于哥特人的实力，觉得不过尔尔，在瓦伦斯已存轻敌之念时，弗里提根克服万难，已将大军集结在哈德良堡近郊。泰法勒人的进军受到勇将弗里杰里德的拦截，这批无法无天蛮族的国王在战场阵亡，哀求饶命的俘虏被送到遥远的意大利，在空旷的摩德纳和帕尔马地区定居下来务农垦荒。塞巴斯蒂安在被纳入瓦伦斯麾下不久，凭着功勋晋升为步兵主将，声望日隆，成为国之干城。他获得批准从各军团挑选300名士兵，组成单独执行任务的特遣部队，并令他们立即加强军事训练和军纪要求，要部队熟悉各种武器的运用，这件事在瓦伦斯即位后几乎已被遗忘。这次在塞巴斯蒂安英勇过人的指挥下，罗马军队突袭哥特人大军的营地，夺回大量战利品，数量之多几乎摆满了哈德良堡市区和附近的平原。将领呈报自己的战功，表现出卓越的才华，精彩的叙述反倒使宫廷放下了本就不多的警惕心。虽然塞巴斯蒂安很小心地加以强调，说明哥特人战争的艰辛，君王只赞许他的武德，倒是听不进他的谏言。瓦伦斯听信宫中宦官奉承阿谀之词，滋长了骄纵和乐观的心理，急欲完成想象中轻易就能获胜的征战，以使自己留名千古，永垂不朽。
他派遣大量百战沙场的老兵赶往前线，以提升军队的战力。进军的路线从君士坦丁堡指向哈德良堡，充分发挥军事策略的有利条件，可以制止蛮族采取主动作为，使他们无法占领位于中间的隘道，不致阻碍部队的前进和粮草的运送。瓦伦斯把营地开设在哈德良堡城墙的外面，根据罗马人的备战要求，挖掘壕沟，构筑防壁，四周形成坚固的工事。他召开最重要的军事会议，从而决定皇帝和帝国的命运。有一派人主张缓进，先要明了当前的状况再采取行动。维克托强烈支持这个论点，他从过去累积的经验获得教训，也修正了身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天生鲁莽性格。塞巴斯蒂安的话像一位官僚，四平八稳而又曲意奉承，用诸般手段暗示，要是怀疑当前唾手可得的胜利，等于是怀疑皇帝的勇气和尊严。
由于弗里提根的欺敌和西部皇帝的谏言，瓦伦斯的绝灭已成定局。蛮族的主将深知谈判在战争中可获得莫大的利益，就派遣一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担任神圣的和平使节，直接闯入敌人的军事会议，给与会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使者的陈述非常有力而诚挚，一再诉说哥特民族的灾难和愤慨，以弗里提根的名义提出郑重的声明，若漂泊无依的同胞能在色雷斯的荒原获得安定的垦殖区，所需的谷物和牲口得到充分供应，蛮族就会放下武器，或用来防守帝国。但他接着又用和知心朋友说话般的语气偷偷说道，愤怒的蛮族反对这些合理的条件，要不是罗马军队这样强大，可以支持他的主张，不然就连弗里提根会不会签订条约，都让人感到可疑。正在这个时候，里绍默伯爵从西方回来，宣布阿勒曼尼人的惨败和归顺；接着知会瓦伦斯，他的侄儿率领高卢的老兵和获胜的军团，正在火速的进军之中；同时带来格拉提安的建议，暂时停止实行任何危险而关键的措施，等到两位皇帝会合后再联合出兵，以保证赢得哥特战争的胜利。但是东部的皇帝自以为是，出于傲慢和猜忌的动机，采取犯下了致命错误的行动，他藐视令人厌恶的谏言，拒绝大失颜面的援助。他的统治要是与格拉提安这位大无畏青年的名声相比，真是令人相形见绌，感到羞愧难当。因此，他要在凯旋的光荣被西罗马的皇帝分享之前，先行树起战胜的纪念碑。于是瓦伦斯怀抱这种念头，匆匆出兵赶赴战场。
8月9日就罗马历书来说，是大凶的日子。瓦伦斯皇帝把行李和军用金库都留下来，在强大卫队的护驾下，从哈德良堡出发，去攻击扎营在12英里外的哥特人。由于命令的错误以及对地形的不熟，右翼也就是骑兵纵队已到达看得见敌人的位置，而左翼还在相当距离以外。于是士兵在夏日炎阳照耀下，被迫突然加快脚步。行进的队伍极为混乱，花了很长时间才排出战斗序列，造成毫无必要的延误。哥特人的骑兵被派到邻近地区去放牧，弗里提根还是继续施展他那骗人的伎俩，派遣和平使者、提出建议事项、要求安排人质……这些都是用来争取时间的手段。罗马人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烈日之下，口渴、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劳，榨干了士兵的意志和体力。皇帝被使者说服，就也派了一位使者前往哥特人营地，热心负责的里绍默受到嘉许，只有他敢接受这项危险的任命。内廷伯爵身着代表使节的华丽服饰，旗帜招展地前进了一段距离，到达两军之间的空地，就在这时他被会战的警报突然召回。巴库里乌斯和伊贝里安发起了仓促而草率的攻击，指挥一群弓箭手和盾牌兵，毫无章法地一拥而上，受到损失后很快就不光彩地退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飞驰的骑兵队，正在哥特将领热切的期望中赶回来，从小丘上像旋风一样扫过平原，为蛮族军队奋力向前的攻击增添声势惊人的力量。
哈德良堡会战给瓦伦斯和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可以用几句话加以描述：罗马骑兵部队不敌退逃，留下步兵被敌包围，砍杀殆尽。要知步兵单位一旦在开阔的平原被数量优势的骑兵包围，即使射术精良，勇敢坚定，也很难全身而退。瓦伦斯的部队遭到敌人雷霆万钧的攻击，惊慌之际只有各自为战，壅塞在狭小的地区之内，无法展开列出阵式，甚至就是运用短剑和标枪，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威力。在喧嚣、砍杀和慌忙之中，皇帝被卫队抛弃，或许是被箭射中，受了重伤正寻求兰斯阿里人和马提阿里人的保护，只有他们的部队仍能坚持不退，奋战到底。忠心耿耿的将领图拉真和维克托，发现皇帝身陷险地，于是大声呼叫，除非能把皇帝救出来，否则就会全军覆没。有些部队受到忠义之言的感召，拼死冲上前去抢救。在一块浸满鲜血的地点，散布着成堆折断的武器和零乱的尸体，不管是在活人还是死人当中，都没有找到蒙难的君王。有几位历史学家叙述皇帝之死，要是所记详情属实，那么从开始他就没有幸存的希望。瓦伦斯在随从的照料下，从战场移送到邻近的木屋，想把伤口包扎好以后，再找更安全的地方避难。但是敌人很快包围了这个简陋的藏身地点，正准备破门而入时，箭矢从屋顶上射下来，使蛮族战士大为光火。最后他们不愿再拖延下去，就堆起干柴放火烧屋，烈焰立刻吞噬整间茅舍，罗马皇帝和随从全部殉难。有一位青年从窗口跳出去，才逃得性命，他证实了瓦伦斯被火烧死的悲惨信息。这一消息同时也传到哥特人那里，只因为他们太过于鲁莽，丧失了奇货可居的战果。
许多勇敢而知名的军官在哈德良堡会战中丧生，实际损失和罗马过去在坎尼平原的惨败相当，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则远过之。2位骑兵和步兵主将，2位宫廷显要，以及35名军事护民官全部被杀，这次灾难的始作俑者塞巴斯蒂安也在战死之列，倒是罪有应得。罗马军队大约损失三分之二的兵力，剩余人员趁着黑夜的掩护，惊慌之余逃得性命。只有维克托和里绍默率领的部队，在千军万马混乱之中，沉着应战，遵守纪律，能够井然有序地退却。
日前所产生的悲痛和恐怖印象，仍旧留存在人们内心，当代最有名望的修辞学家，为被击败的军队和不得人望的君王，写出在葬礼中使用的悼词，后来有位异乡人登上这位皇帝留下的宝座。利巴尼乌斯坦率地说道：
指责皇帝没有自知之明，把国家的不幸归罪于部队缺乏勇气和训练，其实都毫无必要。就我个人来说，对他们昔日的功勋，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对他们在阵列中英勇接战，坚持不退，奋战到底，光荣牺牲，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对他们血染疆场，也使蛮族血流成河，致以最大敬意。表现将士荣誉的碧血会被雨水冲刷，但是留下成堆的白骨，这些都是将领、百夫长和无畏战士的忠骸，确能名垂千古。国君自己在阵线的前列对决，力战身亡。本来他的随从可以从皇家马厩牵来脚程最快的骏马，载着他立刻逃脱敌人的追击，请求他保存宝贵的生命，能继续为国效劳，但怎么说也是徒然。他始终存有这种信念，丧失这么多勇敢而忠诚的臣民，他也不能苟且偷生。高贵的君主已葬身在杀戮战场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冒着大不韪，把蛮族的胜利归于罗马军队的畏惧、懦弱和轻率。首长和士兵受到祖先遗留的德行所激励，在纪律和兵法上占有优势。他们靠着热爱荣誉的支持才会奋勇杀敌，同时要战胜酷热和口渴的考验，抵挡烽火和刀剑的威胁，到最后不惜一死免于败逃苟生的耻辱。我们只能说，神明的恼怒是敌人胜利的唯一原因。
历史真相与这篇悼词大有出入，与瓦伦斯的性格和战场的情况也不尽吻合，但安条克的雄辩家口若悬河而且气度宽宏，这真是最好的赞颂之词。
傲气的哥特人因前所未有的胜利而威风八面，但又因不能满足贪念而大失所望。他们痛心得知，最值钱的皇室战利品都留在哈德良堡城墙之内。他们急着要让自己英勇的行为获得最大报酬，谁知遭到残兵败将抵抗，这些人身处绝境，要想保全性命，只有下定视死如归的决心。城市的墙堞和邻接营地的防壁，靠着各种弩炮和投射器具，将防御阵地连成一体。这些装备可抛掷很重的石块，发射时的响声和速度，比实际的杀伤效果更让无知的蛮族感到害怕。所有的士兵、市民、行省属民和内廷人员，同处险境而能团结起来，众志成城，击退哥特人狂暴的进攻，而城内暗中的内应和叛贼也被发现。在激战数个钟头后，蛮族只能退回帐篷开会，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根据经验认为双方可签订停战条约。明智的首领考虑到这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工事如此坚固，于是匆忙而不智地屠杀了300位罗马逃兵后，气恼而去。这种杀俘的行动对重整罗马军队的纪律有很大的帮助。战争和动乱的场面马上波及宁静的僻远之处，群众纷纷逃离家园。树林和山岭无人知晓的小径，出现战栗不已的逃难人员，要在伊利里亚和马其顿遥远的城市寻找安身之所。忠于皇室和经管金库的官员，还在详细搜寻皇帝的下落，他们没获得主子殉难的信息。
哥特人侵略的洪流，从哈德良堡的城墙下蔓延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蛮族看见东部首都的壮观形势，高大而蜿蜒不绝的城墙，成千上万富足而备感惊惧的市民拥挤在防壁后面，以及海陆观之不尽的景色，无不惊异万分。就在他们凝视美丽的君士坦丁堡，因无法进入而倍感遗憾时，有一群萨拉森人正好在瓦伦斯麾下效力，从一处城门冲杀出来。西徐亚骑兵看见阿拉伯人的马匹，迅如闪电又动若脱兔，感到自叹不如。这些骑士精于非正规作战的各种技巧，南方蛮族那种毫无人性的残暴，使北方蛮族大为失色，因而生出畏惧之心。有个哥特士兵被阿拉伯人用短剑刺杀，长发而赤裸的蛮子，竟用嘴唇在敌人的伤口吸食鲜血，带着极其恐怖的愉快表情。哥特人的军队满载战利品，这些全都是从富裕城郊和邻近地区掠夺而来的，离开博斯普鲁斯，前往形成色雷斯西方边界的山区。形势险要的苏西伊隘道，由于莫鲁斯的惧敌畏战和处置失措，竟然轻易弃守。蛮族不再担心东部分散而战败的部队会有任何抵抗行动，面对肥沃利耕的乡园，开始四处烧杀掳掠，一直到达意大利的边界和亚得里亚海。
在行省遭受蛮族大军的侵略和蹂躏时，罗马人对于军团未能采取恰当的行动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是对省民的苦难，充满同情心，滔滔不绝地诉说。很简单的报告(这份报告还保存到现在)只提到一个城镇被毁，有一个家庭遭到不幸，表现出人性中极其有趣而又富有教育意味的一面。要是重复冗长而咬文嚼字的怨言，就是最有耐心的读者也会弃而不顾。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无论是异教还是教会的作者，都曾提出责难之言，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他们的内心因群众和宗教的仇恨激起愤怒的感情，有很多事件的规模和性质已不合于真相，被以讹传讹的言辞加以夸大或篡改。个性狂热的杰罗姆谴责哥特人和那群野蛮的盟友，为他的故乡潘诺尼亚以及面积辽阔的行省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脚，到处进行抢劫、屠杀和纵火，真是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他们亵渎神圣的教堂，将其当作马厩，甚至毁弃殉教者的遗骸。但是这位圣者有时实在是心神恍惚，已经超出历史和自然的限制。他很肯定地说道：
在这个成为一片焦土的地区，除了天空和大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等到城市被破坏殆尽和人类被绝灭根除后，地面上布满浓密的森林和缠绕的荆棘，整个呈现荒芜残破的状况，就像先知泽西番雅所宣示的那样，到达鸟兽绝迹、鱼虫消失的地步。
提出这种控诉，已经是瓦伦斯死后20年，伊利里亚各个行省还是不断受到蛮族入侵和借道。后来又经过10个世纪的苦难，现在还是继续为蹂躏和毁灭的人类主题提供新的对象和素材。像这样面积广阔的地区，不仅仅是其上的居民和耕地受到影响，就连生机蓬勃的自然界所滋长的产物，也会受到致命的影响。有用而柔弱的家畜，受到人类的喂养，要是失去保护，就会患病以致死亡。但是在森林里的野兽，无论是猎食者还是被猎者，要是自由自在而且不受干扰，据有杳无人迹的领域，一定会繁衍绵延，生生不息。至于在空中或水里的生物族群，与人类的命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到，多瑙河的鱼群，对凶狠而贪吃的梭子鱼快速接近，比起对哥特大军的入侵行动，更感到恐惧和慌张。
欧洲的灾难严重到这种程度，人们有理由担心战火蔓延到亚洲的和平乐土上。把哥特人作为人质的儿子，分散到东部的城市，然后用教育的力量教化或驯服他们天生粗野凶狠的性格，是很明智的措施。经过12年的时间，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第一次大迁移时送来的儿童，被运过赫勒斯滂海峡后再加以安置，到现在已长大成人，他们看起来身强力壮充满活力。发生哥特人战争的各种情况，不可能隐瞒不让他们知晓，这些大胆的青年口无遮拦，泄露他们的意欲和打算，要效法父执辈的光荣事迹。那时的危险局势，证实省民的疑惧不是空穴来风，也获得了在亚细亚的哥特人组成秘密而危险的叛乱团体的确凿的证据，这会危害到公众的安全。
瓦伦斯死亡后东部没有产生继位的君主，尤利乌斯出任军队主将这个重要职务。他名声显赫、勤奋负责而且能力很强，他认为基于职责所在，遇事要与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磋商，现在帝位空悬，只有这个机构可以代表国务会议。他判断应采取权宜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利益，于是他立即被授予独断的权力以展开行动。他召集主要的官员开会，私下协调具体办法，来执行狠毒无情的计划。他立即颁布一道命令，哥特青年要在指定的日子，集合于各行省的首府。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说是集合他们是为了赠送土地和大量金钱。美好的希望缓和了他们因愤恨而产生的狂怒，或许使他们推迟了谋叛的行动。到指定的那天(378 A.D.)，经过仔细安排，把没有武装的哥特青年集中在首府的广场上。罗马军队把守着街道通路，房屋的顶上布满弓箭手和投石手。东部所有城市在同一时间发出一网打尽的屠杀信号。尤利乌斯运用残酷的计谋，把亚细亚各行省从内部敌人的威胁下解救出来。要不然在几个月内，就会把刀兵之灾从赫勒斯滂海峡带到幼发拉底河。出于国家安全的急迫需要，毫无疑问会授权采取紧急行动，即使这一行动违犯了所有的法律亦在所不惜。至于其是否可以排除人道和正义的自然约束？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是否有准则可依循？就我而言，对这方面宁可一无所知。
格拉提安皇帝行军赶往哈德良堡的平原，这时前方传来混乱不一的信息。接着维克托和里绍默带来准确报告，领兵轻进的东部皇帝在战场被杀，罗马大军有三分之二人员丧生在哥特人刀剑之下。他的叔父由于轻敌和嫉妒才落得这个下场，原本让他怨恨难消，但他为人心地宽厚，很快压下不满反而感到悲愤和哀伤，考虑到国家面临的危险状况，只有撇开怜悯之情。格拉提安的援兵来不及帮助遇难的同僚，为他报仇则力有未逮。这位英勇而稳健的青年，感到仅自己一人，实在无法拯救沉沦的世界。日耳曼蛮族酿起巨大的风暴，好像准备刮过高卢的行省，萦绕在格拉提安的脑海中的主要还是西部帝国的为政之道和应变之策。为应付当前危机，急需一位既是英雄又是政治家的人物，来治理东部帝国以及指导对哥特人的战事。一位被授予指挥大权的臣民，绝不会对遥远的恩主保持长久的效忠，于是大家在御前会议中，一致赞同明智而坦诚的解决办法。与其将来屈于现实而受到侮辱，不如目前主动确定人选并让他承担起力挽狂澜的义务，这就需要格拉提安以酬谢功勋的方式，授予其皇帝的紫袍。
但是，他虽然自小接受皇家的教育，但如今毕竟才19岁，想要明了大臣和将领的本质和才能，就君王而言确非易事。这时他排斥过于自信的狂妄野心，也不信任小心翼翼的睿智言论，认为这些都会使国家迈向无望之途。他丝毫不假手于人，站在公正的立场权衡属下的功过得失。时间的拖延，对于未来东部的君王会造成权力和资源的流失，状况发展不容许做冗长讨论。格拉提安立即宣布，他的选择是一位遭到放逐的人员，那人的父亲在3年以前，经过皇帝的批准，遭到不公正的审判受辱而死。狄奥多西大帝在历史上留名百世，受到天主教会的恩宠。他被召回宫廷时，格拉提安为安全起见，已从色雷斯的边境退到西米乌姆。瓦伦斯死后过了5个月，格拉提安集合军队，在大家的面前宣布自己的共治者、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开始时非常谦虚地加以婉拒，但在部队的齐声欢呼下，他只有接受皇冠和紫袍，同时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公元379年1月19日)。瓦伦斯治理下的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所属各行省，全部交给新帝；由于要负责指挥哥特战争，就把伊利里亚统领的辖区分割开来，达契亚和马其顿两个最大的行政区，成为东部帝国的领土。
同个行省的同一城市，有德行高洁的图拉真和才识过人的哈德良登上皇帝宝座；后来也是另一个西班牙家庭的故乡，这个家庭在苦难频仍的年代，主宰几近衰败的罗马帝国达80年之久。老狄奥多西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从默默无闻的自治区阶层中崛起，身为将领，在不列颠和阿非利加建功立业，是瓦伦提尼安编年史中最光辉夺目的一页。这位将领的儿子同样被命名为狄奥多西，年轻时在谆谆教诲的老师门下受业，但在战争艺术上，接受父亲的细心指导和严格训练。在这样一位领导者的麾下，从最遥远地点的军事行动中，追求荣誉和知识，锻炼自己的体魄，习惯各种不同的季节和天候，在海上和陆地的作战中表现出英勇无敌的气概，研究苏格兰人、撒克逊人和摩尔人的各种战法。他凭着自己的功绩和阿非利加征服者的推荐，很快独当一面，在梅西亚公爵的职位上，击败了萨尔马提亚人的军队。他在拯救行省免受蛮族蹂躏，赢得士兵爱戴的同时，也引起了宫廷猜忌。他的父亲位高权重，因受到不光荣的指控而被处决，使他的擢升坦途遭受致命的打击。狄奥多西幸免于难，得以全身而退，在西班牙的老家过上了士绅的生活。他很自在地表示出坚定和节制的态度，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地位，把闲暇的时间花在城镇和乡村上，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善尽对社会的责任，同时像士兵一样勤奋，有助于庞大世袭家业的经营和改善。他的田地位于瓦拉多利德和塞哥维亚之间，是生产富饶的区域，至今仍以培育优良品种的绵羊而举世知名。清白而谦卑的狄奥多西从在农场工作，到接任东部皇帝的宝座，不过4个月的时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就那个时代的状况来说，哪一次擢升能如此纯洁无玷而且充满荣誉？
君主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和平地继承他父皇的权杖，明确规定后代可以坐享继承权所赋予的合法权力，这显然与依靠个人的功勋获得紫袍和宝座截然不同。无论是君主国家还是民主政体的臣民，要想获得最高权位，必须在德行或才能方面具有优势，领先同侪方能出人头地，但是他们的操守很少能在野心下得以保持。候选人接位成功后，也难逃阴谋或内战的罪行。哪怕就是政府允许统治的君王指定一位共治者或是继承人，君主基于私心自用甚或盲从冲动的影响，也会将毫无优点的人选推上共治者和继承人的宝座。狄奥多西处于僻远而不为人知的考丘，就是最引人猜疑的恶毒批评，也不能说他是耍手段、玩计谋，或者是怀抱希望的野心政客。要不是他有真正突出的品格，让宫廷留下深刻的印象，换了任何一个打上放逐者标签的名字，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国泰民安的时代他不会受到重视，但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出众的功勋通常会被人感受到并获得肯定。格拉提安为何竟有这样的信心，相信凭着对方的正直，有孝心的儿子为了国家，可以忘记杀父之仇？格拉提安为何竟怀有这样的希望，认为他具有这样的能力，仅一个人就可以拯救并重建东部帝国？狄奥多西在34岁之年接受紫袍加身，民众用钦佩的眼光，注视他那充满大丈夫气概的面容以及得体合度的庄重神情，乐于把他的形象和功勋拿来与图拉真皇帝做比较。同时有智慧的观察家可以发现，他在为人的心地善良和体谅宽恕方面，可媲美最受推崇的罗马君主。
我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必须与正直而可靠的导师作别，他写出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被偏见和感情蒙蔽，而当代人的内心多少受到影响。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以瓦伦斯的战败和死亡终结了他的作品，把下一个统治时代更光荣的主题，托付给富于朝气和才华的后起之秀。这位后辈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也没有模仿他的风格。因而，研究狄奥多西统治的时代，我们只有采用佐西穆斯带有成见的记载和叙述：这些都来自残缺史料和编年记事的推测和影射之词，来自诗作和颂词的比喻体裁，来自教会作家毫无价值的协助。这些作家致力于宗教派别之争，把异教诚挚的美德和稳重视若无物。自觉于以上种种不利的情况，接下来会继续涉及罗马帝国衰亡的相关部分，我将踏着怀疑而胆怯的步伐开始前进。然而我还要大胆宣布，狄奥多西对蛮族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重大胜利，以报哈德良堡会战之仇。对于那个时代的状况和情势，就是御用演说家也三缄其口，不置一词。
只要实际的灾祸没有扩大到造成致命的损害，一个经由多少世代胼手胝足树起的巨大国家结构，就不会因一天的失误而土崩瓦解。哈德良堡平原之战惨败，罗马帝国损失4万人马，然而这些物质和人员的损失对于罗马这样的帝国来说并非致命的。人烟稠密的东部行省有数百万的居民，可以立刻接受征召；士兵的勇气更是人类习性中最平凡而常见的素质，作战幸存的百夫长只要用心对士兵加以调教，他们就能习得足够的战技来对抗毫无纪律的敌军；蛮族虽然从溃败的部队那儿夺得了马匹和盔甲，但卡帕多细亚和西班牙养育的马群，完全足够用来供应成立新的骑兵队；帝国有34个军械库，储存大量攻击和防御的武器和装备；富裕的亚细亚可以筹措资金，使战争的费用不致匮乏。
但是哈德良堡会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不论是对于胜利的蛮族还是失败的罗马帝国，都远超出当天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外，而且后果极为严重。一位哥特酋长提到，虽然他说话的语气很粗野，但还是有所保留，他说他杀人已经杀得手软，但最令他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一群像绵羊一样四散奔逃的家伙，竟胆敢拥有举世财富和众多行省。罗马帝国的臣民和士兵，就像哥特人过去听到“匈奴人”的名字一样，现在听到“哥特人”就惧怕不已。如果狄奥多西很仓促地收容散兵游勇，连自己的畏战心理都无法克服，就将他们领上战场去迎战高奏凯歌的敌人，这样鲁莽的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狄奥多西的确配得上“大帝”这一头衔，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采取坚定而忠诚的防护措施来保卫国家。他把大本营设在马其顿首府帖撒洛尼卡，在那里监视蛮族的动静。从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一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他直接指挥部将的作战行动。各城市都要构筑工事堡垒，加强守备能力。部队服从命令恢复军纪，士兵一旦对自身的安全有了信心，就在无形中增加了胆识。罗马军队经常对骚扰邻近地区的蛮族发起突击，而如果在兵力和地形上不能获得决定性优势，就不允许部队接战。要是一旦交锋，多半都是罗马军队的胜算较大。他们从胜利的经验中慢慢体认，觉得歼灭强敌应在意料之中。原来分散配置的守备部队，逐渐组合成小型军团，经过仔细规划和良好协调，在统一指挥下发起作战。罗马军队的战力和士气，日复一日地更为壮大和高昂。
皇帝运用各种计谋，不断发布作战胜利的信息，用来挫折蛮族的威风和斗志，激励臣民的希望和勇气。以上不过提纲挈领叙述概要，狄奥多西获得四次战役的胜利。要是如实详细说明他的构想和作为，相信每一位有军事常识的读者，都会对他那无与伦比的兵法素养，致以最高的敬意。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共和国因法比乌斯的拖延作战而得救；虽然西庇阿在扎玛战场上竖起了光辉的战胜纪念碑，获得后代子孙的敬仰和钦佩，但法比乌斯在坎帕尼亚的丘陵进出，切断了汉尼拔的补给线，这一功绩并不会因他未与敌人正面接战而有所削弱。所以将领在这时也不必靠着运道，非要带领部队打了胜仗，才能赢得应有的荣誉。狄奥多西倒是像法比乌斯那样建立了盖世的功勋，他的身体很衰弱，经常因重病而缠绵床榻，但英勇的心志和服务国家的能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拯救行省，使之重获和平，这项工作靠的是审慎而非勇武。狄奥多西除了审慎从事以外，还有极好的运道，身为皇帝没有错失良机，都能善加运用。蛮族如果在弗里提根的卓越领导下，团结一致合作无间，那么凭着他们的实力，并非不能征服伟大的帝国。等到这位英雄人物亡故，著名的阿拉里克继承了他的权力，将禀性暴躁的群众，从纪律和规范的重轭中解脱出来。蛮族不再受权威的制约，随心所欲任意行动，而且毫无章法可言。征服者的军队化为无数盗匪帮派，成为一盘散沙，盲从无知和意气用事奈何不了敌人，反倒是伤害到自己。对于没有能力运走或无法鉴赏价值的物品，就恶意加以破坏，充分显示出野性难驯的性格。就连过不多久以后，需要用来维持生存的作物和谷仓，也因一时的愤怒，毫不在意地加以毁弃。
独立自主的部落和族群过去自愿加入松散的联盟，还能发挥团结的力量，现在相互之间充满对立的气氛。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部队叱责哥特人而选择了离开，这时哥特人已不能发挥机运所带来的优势。须知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之间，自古以来素不相容，当前再度反目成仇。傲慢的酋长们回想没有渡过多瑙河之前，在本乡本土的仇恨，以及后来相互的指责和陷害所带来的侮辱和痛恨。内部派系的倾轧消除了对外的同仇敌忾心理。狄奥多西的军官受到指示，用大量礼物和慷慨承诺，收买不满的派别，使他们从敌对的立场退却，或者前来投效帝国。有阿兰人王室血统的摩达尔，身为王子受到罗马人的笼络，给帝国增添了一员忠诚的勇将。这位尊贵的投诚者立刻获得主将的阶级，是最重要的指挥官，趁自己同伴的军队沉溺于酒醉和梦乡时，发起大胆的突击，残酷屠杀惊愕的哥特人，带回大量战利品，包括4000辆四轮大车。
在政略家巧妙的操作下，迥然相异的手段可以运用于同样目的。过去罗马帝国因哥特民族的分裂而获得的和平，现在靠着哥特民族的再度统一，反倒能够维持于不坠。对于这些非比寻常的事件，阿萨纳里克在一旁静观待变，他看到有壮大实力的机会，终于从考卡兰森林的深处现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渡过多瑙河。弗里提根有相当数量的属下，深感缺乏领导中枢所造成的混乱，部落的民众很容易追随他们所认可的国王。而阿萨纳里克的出身、能力和经验，都有资格成为哥特人的士师，但是他已届高龄，失去斗志，不再率领民众走向战场争取胜利；以他的睿智，情愿倾听公平的建议，与罗马签订光荣而有利的条约。狄奥多西深知新盟友的功勋和权力，在离开君士坦丁堡7英里远的地方，亲自前去迎接，用对信任的朋友和对一位君王的排场，在皇城款待阿萨纳里克的来访。
蛮族的国王极为好奇，各种事物使他目不暇接，深受感动之际，发出赞美的呼声。他说道：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真不相信有这样壮观的首都!他举目四望，欣赏城市的绝佳位置，城墙和公共建筑既坚固又华美，广阔的港口停满无数船只，与遥远的国家保持不断的来往，部队的武器和训练也令人叹为观止。阿萨纳里克继续说道，罗马皇帝是地上的神明，胆大妄为之徒要是违命不从，誓必取他性命来赎罪。
哥特国王未能长久享受豪奢而尊荣的接待，节制并非蛮族所推崇的美德，致命的疾病来自皇家饮宴所带来的欢乐(公元381年1月25日)。但是就狄奥多西的政策而言，从盟友死亡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超过期望他能提供的忠诚服务。他在东部的都城，为阿萨纳里克的葬礼举行庄严的仪式，建立宏伟的纪念碑，狄奥多西用慷慨的恩情和悲伤的面容，赢得蛮族军队的感激，使他们全体加入罗马帝国的军籍。西哥特大军的归顺产生极为有利的后果，再结合武力、游说和贿赂的影响，归顺的范围日益扩大。每位独立自主的酋长争相要求签订条约，唯恐落人之后，形成孤立失去保护，受到征服者的报复和制裁。在瓦伦斯皇帝战败惨死以后，过了4年1个月又25天，哥特人最后还是全体投降。
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找寻新的地点，满足掠夺的需求，获得光荣的成就，于是率众主动撤离，使得多瑙河的各行省能从格鲁杜吉人，也就是东哥特人的重压下脱身。烧杀一空的破坏路线指向西方，但是后人对他们的冒险事迹所知有限。东哥特人将高卢行省几个日耳曼部落驱走，与格拉提安皇帝缔结条约，很快就加以撕毁，然后进入北方不知名的国土，这样过了4年以后，带着聚积起来的力量重新回到下多瑙河的两岸(公元386年10月)。他们的部队征召日耳曼和西徐亚凶狠的武士，帝国的士兵甚至就是历史学家，也都不认得这个过去敌人的姓名和外貌。指挥色雷斯边区军事和海军单位的将领马上了解到，他具有的优势会给公众带来很不利的后果。蛮族畏惧他那随时可以出动的舰队和军团，可能会拖到冬天快到才渡河。
他派出高明的密探进入哥特人的营地，引诱蛮族中计自投罗网，用大胆的策略说服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袭在睡梦中的罗马大军，让这群乌合之众尽快登上3000条独木舟编成的船队。最勇敢的东哥特人担任先锋，主力由剩余的臣民和士兵组成，就连妇女和小孩，都可以很安全地跟着后卫一起前进。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无月的黑夜，按着计划展开行动，在快要抵达多瑙河南岸时，满怀信心会找到容易登陆的地点和没有警卫的营地。但是蛮族的进军受到未曾意料到的阻碍，就在河面上停顿下来，他们面对的是排成三列的船队，首尾相接很坚固地连在一起，顺着河流有2.5英里长，构成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他们在螳臂当车的搏斗中挣扎，想要打出一条血路，右翼受到一队战船的攻击，毫无还手的能力，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些战船顺流而下，加上桨橹并用，真是势不可当。它们利用重量和速度，把蛮族粗制滥造的独木舟不是撞毁击沉，就是加以驱散。蛮族虽然奋战到底还是无济于事，阿拉瑟乌斯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和主将，随同英勇的部队，死于罗马人的刀剑之下，再不然就是丧生在多瑙河的波涛之中。受到围剿的船队有一部分抵达对岸，惊慌而混乱的群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有乞求胜利的敌人大发慈悲。
对于这次事件以及很多类似的状况，狄奥多西时代的作家，很难获得一致的论点。有一位带有成见和恶意的历史学家，把狄奥多西的统治批评得一无是处，说他并未参加这次作战，完全是英勇的部将普罗摩图斯在现场指挥，从而彻底歼灭蛮族的大军。有位曲意奉承的诗人，在霍诺留的宫廷中，写诗赞美先帝和其子的光荣事迹，把胜利归于狄奥多西个人具有大无畏的精神，甚至隐约提及当时的情节，说是皇帝亲手宰了东哥特人的国王。在这些偏激和矛盾的说辞之中，我们只有持平而论，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
最早的条约指定哥特人的居住区域，给予各种特权，规定应尽义务，这些都是狄奥多西和其继承人的光辉史迹。但资料有限，所以不能正确了解相关条款的精神和内容。面积广阔的肥沃土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暴政的摧残而一片荒芜，就拨给蛮族使用，照说他们不会拒绝从事农业生活。大群西哥特人定居在色雷斯，部分东哥特人迁到弗里吉亚和吕底亚，分配所需的谷物和牛。为鼓励他们辛勤工作，罗马人免除了他们一定年限的贡金。没有把蛮族分散在各行省，是怕他们认为这是朝廷的猜忌之心在作祟，而且这样做也未免显得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们在指定居住的村庄和区域，拥有土地所有权；仍旧维持原有的习惯和语言，并被允许推广和传承；在专制政体的辖区内，他们拥有内部管理的自主权；他们必须承认皇帝的主权，但对罗马的次级管辖权，不必服从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官员的判决；各部落和家族的世袭酋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仍旧统治他们的族人；不过蛮族的王室阶层要废除，哥特将领的任免由皇帝决定。纳编4万名哥特人成为东部帝国的建制部队，被授予“联盟军”的称呼，穿着金领服装，发给高额薪饷，享受优待特权，遵守兵器的运用和纪律的要求，增强了他们天生的尚武精神。蛮族成为帝国的“双刃之剑”，可以保卫也可以威胁公众和国家。从此，罗马人心灵中唯一能激起军事热情的火花，终告熄灭。狄奥多西用言辞说服盟友，他之所以提出和平条件，是因为和哥特民族之间诚挚的友谊，但事实却是基于审慎和需要，情势所逼不得不这样。羞辱而危险的让步引起多方指责，狄奥多西生动描绘战争的灾难，特别强调目前已出现秩序、富裕和安全的征兆，他用这种成就来为自己辩护，也向不满人士表示歉意。狄奥多西的拥护者肯定他的作为，他们认为有太多勇武的蛮族失去祖国，陷入铤而走险的绝境，要想全部歼灭，根本不可能；若善加运用，反而能获得许多士兵和农夫，使衰竭的行省得以恢复活力。很多人同意这种看法。蛮族仍对罗马怀有敌意，表现出一副怒气冲天的样子，但过去的经验使罗马人相信，他们终究会习于勤勉和服从。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言行举止，会因时间、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产生教化作用而大为改观。他们的后裔也会逐渐同化在罗马民族的大熔炉中。
这些乐观的臆测之词听起来虽有几分道理，但有识之士认为，哥特人终是心腹之患，将成为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他们用粗野的言辞和狂妄的举动，侮辱罗马市民和行省人员，却免于任何惩罚。狄奥多西的常胜英名，是靠着蛮族的拥戴和英勇建起来的，但他们的协助既不可靠又会带来危险，在最需要他们卖力时，天生叛逆而多变的性格，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职责。内战时期征讨马克西穆斯时，大量哥特逃兵藏身在马其顿沼泽地区，蹂躏邻近行省，迫使无畏的君王用尽心机，使出全力，才扑灭叛乱火焰。公众起了猜疑之心，至感忧虑，认定这些暴乱并非一时的意外事件，而是精心策划的敌对行动。大家相信哥特人签订和平条约时，带着敌意和阴谋。他们的酋长过去在暗中发下重誓，绝不能相信罗马人，所以表面上显出忠诚和友好的态度，其实完全是在等待良机，进行掠夺和征服，以报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但蛮族并非不知心存感激，有些哥特人的首领是真诚报效帝国，或至少是对皇帝效忠。
整个民族逐渐分裂为两个对立派系，就第一次和第二次条约所律定的权利义务，展开激烈辩论。一派哥特人认为自己是罗马的友人，支持公正与和平，听从弗拉维塔的领导。这位勇敢而正直的青年，举止优雅，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在族人之中是鹤立鸡群。但人数众多的派系，追随性格凶狠不讲道义的普利乌尔夫，他热情暴躁，领导着好战的族人主张独立。在一个庄严的节庆，两派的酋长应邀参加皇家宴会，酒酣耳热之余，他们忘却了礼仪和地位应有的规范，当着狄奥多西的面，提起不容旁人置喙的家务事，发生激烈争执。皇帝在旁静观极其不当的口角，强忍心中的惊愕和愤慨，接着就宣布散会。弗拉维塔被敌手的无理取闹激怒，而且起了警惕之心，知道从宫中分手后就会引发内战，于是大胆跟在普利乌尔夫后面，拔出剑来把他当场杀死。双方的随护人员迅速拿起武器。要不是皇家卫队及时介入，罗马的忠诚勇士在对方的人数优势状况下，受不到保护就会丧生。蛮族的狂暴令罗马皇帝的宫廷和宴会蒙羞。只有狄奥多西坚定而严正的态度，才能约束性格急躁的哥特人，看来国家的安危系于皇帝一人的命运和能力。
见allname.md
格拉提安在20岁前，名声已胜过最有成就的君王。他那温和友善的个性赢得友人喜爱，和蔼亲切的言行获得人民拥戴，文人雅士欣赏君王的慷慨大方并赞扬他的学识和口才，军队推崇他那过人的勇气和娴熟的弓马，教士认为格拉提安谦卑的虔诚是他无可比拟的完美德行。他在科尔马的胜利使西方免于蛮族可怕的入侵，东方行省因此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把狄奥多西的成就和国家的安全，归之于伟大的君王有识人之明。然而格拉提安在完成令人缅怀的事迹后，不过四五年便被弑身亡，只有曾经的名声残存下来。其实他在被谋害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罗马世界的尊敬和信任。
格拉提安的性格和行为之所以发生惊人的改变，不能全归于旁人的奉承和谄媚的影响，事实上身为瓦伦提尼安的嫡子，他从小就为阿谀之徒所包围，此不足为怪；也不能说是他的刚愎和任性所导致的，因为这是他温和的个性一直想要极力避免的行为。若深入观察格拉提安的生活，可以了解到他让公众失望的真正原因。身为一国之君，他的德行不是借由经验和逆境所养成，而是皇家教育早熟和人工催成的果实。他的父亲用溺爱的亲情刻意栽培，延请各门学科和各种技艺的明师，来塑造年轻皇子的身心。 岂不知天下事物越难到手越受重视，反之亦然!他们费尽心力传授的知识，以大吹大擂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过度的赞扬称许年轻的皇子。
格拉提安的个性柔和顺从，接受导师们明智的训示，给他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缺乏热情可以解释为理性过强。那些教过他的导师逐渐升到高位成为国家的大臣， 巧妙掩饰着他们在当家做主的事实，因此君王在一生之中每遇重要关头，行动就显得很坚定、适切而正确。但精心教导所产生的影响力无法穿透表面发挥作用。教学经验丰富的导师正确引导皇家门生，但无法把积极进取和独立自主的原则灌输到他软弱和怠惰的心灵中。然而此原则，却正是成为一个英雄人物的必备条件，只有永无止息地追求荣誉，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等到时间和意外使这些忠诚的顾命大臣离开宫廷，西部的皇帝逐渐堕落而原形毕露，把管理政府的权力授予野心分子，任其玩法弄权，自己则沉溺在毫无意义的消遣之中。无论是宫廷还是行省，卖官鬻爵苞苴公行，一无是处的封疆大吏唯一的功绩是追查亵渎神圣的罪行。君王为信仰而蒙蔽良知，只听从圣徒和主教的指引。 他们获得皇帝的诏书，将违犯、忽略和不知“神圣法条”，当成十恶不赦的大罪来惩处。
年轻的格拉提安经常锻炼体能和武术，特别喜欢演练成效显著的项目，像是调教马匹、拉弓射箭和投掷标枪。这些都是士兵的看家本领，却被皇帝用在不务正业的狩猎之上。帝王为了享乐，围起面积广阔的园林，圈养着数量繁多的飞禽走兽。格拉提安忽略了身为九五之尊的职责和威严，把时光浪费在卖弄技巧和勇气的捕猎活动上。罗马皇帝为自己擅长一种技艺而感到骄傲和满足，却不知最卑贱的奴隶所拥有的技艺都比他更高明。无数观众从年轻皇帝联想到当年的尼禄和康茂德，但是格拉提安因本身的纯洁和节制，所以没有产生他们那种恶魔式的兽行，他的手里只沾染动物的鲜血。
世人虽认为格拉提安的品德已经堕落，但只要没有伤害到军队，激起军方的厌恶之心，倒也不会危及他统治的安全。年轻的皇帝听从老师的教导，宣称自己是军队的朋友和学生，花很多时间在军营里与大家亲切交谈。对于忠心耿耿为自己服务的部队，要把他们的健康、生活、酬劳和职位视为最关切的事务，如此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等到格拉提安不理政事沉溺于狩猎活动，大臣中若是有人具有高明的狩猎技巧，君臣就会常聚在一起，从而产生密切的感情。
例如有一小队阿兰人从军队被派到皇宫担任勤务，他们以前就习惯在西徐亚广阔无边的平原上游猎，高卢的林园和围场相形之下小得多，使他们的精湛技能更能大显身手。这支受到宠爱的卫队，格拉提安对他们的才干和习俗都赞不绝口，因信任他们而让他们单独负起护卫皇帝安全的工作。他经常穿着西徐亚武士的装束，带着他们的武器，背负长弓和华丽的箭囊，身着毛皮制成的服饰，出现在士兵和人民的面前，好像有意引起公众反感。罗马君主的这幅打扮，等于是在否定本国的体制和习俗，使军团所有成员的内心充满悲愤和恼怒； 即使是在帝国军队里可怕而强大的日耳曼人，他们也对北国蛮子的奇装异服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谁知这些来自北国的野蛮部族，不到几年工夫，就从伏尔加河浪迹天涯来到塞纳河畔。
一股理直气壮而且毫无顾忌的怨声，在帝国西部的军营和守备部队中滋长回响。温和而怠惰的格拉提安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没有及早扑灭不满的征候；由于缺乏臣民的爱戴和尊敬，因此臣民对君王不会产生畏惧之心，君王也无法发挥影响力以获得所期望的支持。想要推翻现存的政府，事实上是极为困难的工作，从君士坦丁建立帝国的政策以来，帝位就受到传统、法律、宗教以及政军权力平衡等重要因素的保护，因此格拉提安的帝位稳如泰山。探求不列颠产生叛乱的原因并非重点，意外事件通常是社会骚乱的根源，但叛变的种子只有落在僭主和篡夺者的手里，才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驻守偏远岛屿的军团，长久以来就以弥漫着僭越傲慢的风气而著称于世。 马克西穆斯的大名在天下板荡之时脱颖而出，获得士兵和省民异口同声的一致拥戴。在他的命运还未确定之前，这位未来的皇帝如今却只是一个帝国的叛徒。他是西班牙人，受到狄奥多西这位同乡、战友和对手身登大宝的刺激，因而激发起羡慕和愤恨之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都发生在不列颠，并非我不愿找出他结婚的证据，但只找到一些传言，说他与一个领主的女儿订有婚约，这位领主的领地在卡纳芬夏 ，相当富有。马克西穆斯身处省级的职位被看作他出身寒微或者是被放逐的证据；如果他之前已经获得了任何文职或军事职位，他就不会仅被任命为总督或将领的职位。 那个时代只要是能做持平之论的作家，都承认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廉洁的操守，他可说功勋彪炳，虽然是狄奥多西的手下败将，但仍受到当代人士推崇。马克西穆斯虽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仅是指责君主的行为而已，但如此一来却煽动了部队的情绪，使得流言四起，怨声载道。但在群众的骚动之中，他可能是故作姿态，也可能是没有严词拒绝，最后还是接受了帝位。当然他发表的声明也相当可信，宣称是他因险恶的局面而不得不接受紫袍加身。
然而，背叛帝国同样会面临危险。从此刻起，马克西穆斯离弃正统合法的君主，违背忠诚服务的誓言，要是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局限在狭小的不列颠，不仅没有长治久安的希望，甚至难保自己的性命。他勇敢而明智地决心阻止格拉提安的暴政；不列颠岛上的青年蜂拥而入他的麾下，之后他将舰队伪装成不列颠的移民，袭击了高卢。皇帝平时住在巴黎，得到敌军接近的警报后，立刻把原本浪费在狮子和黑熊身上的标枪，用来对付叛贼，但因积弱太久且积习已深，状况已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等到大事临头，军队的防守能力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唯一可恃之处是人民和盟友的支持。高卢的军队不仅没有阻止马克西穆斯的进军，反而兴高采烈地用忠诚的欢呼迎接王师。就连高卢的民众也表现出支持马克西穆斯的态度，这让君王感受到了被背叛的羞辱。部队的职责是保卫皇宫，但现在位于巴黎附近的军队，首度丢弃了格拉提安的旗帜。
西部的皇帝向着莱昂逃亡，只有300名骑兵随护，他希望在沿路的城市得到庇护，或至少允许他通过。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每处城门紧闭，不肯接纳落难的君主。即使如此，要是他没有被莱昂行省奸诈的总督出卖，还是可以安全抵达自己兄弟的领地，并带着意大利和东部的部队打回去。格拉提安听到莱昂总督矢言忠诚的保证感到安心，怀着获得支持的希望。谁知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等到马克西穆斯的骑兵主将安德拉盖西乌斯领军抵达，他的愿望全部落空。断然执行篡贼命令的军官毫无怜悯之情，等格拉提安用过晚餐后，就将他交到弑君者手里(公元383年8月25日)。甚至在他苦苦哀求后，也不愿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他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皇帝逝世后，最有实力的将领梅洛包德斯也被处死。这位法兰克人的国王到生命最后一刻还保持首鼠两端的名声，这也是他“坐山观虎斗”的投机策略应得的报应，基于国家安全，这种斩草除根的行动确有必要。成功的篡位者在他的权势得到西部各行省的承认以后，难免要吹嘘自己的功勋并且感到极为得意。他说除了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以外，他的胜利没有沾染罗马人的鲜血。
鼎革事件造成了极为迅速的帝位更替，使得狄奥多西来不及进军解救他的恩主，就已获得格拉提安战败和被弑的消息。就在东部皇帝感到忧虑且装出极度悲痛的时候，马克西穆斯的内廷大臣抵达，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担任这个职务的是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非像往常那样选用宦官担任，这是为了把不列颠篡位者的严正立场和克制态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公开宣示。使臣用谦卑的语气详尽说明，他的主子行为正当且有充分理由，同时用模棱两可的词句郑重昭告，谋杀格拉提安确实罪无可赦，但那完全是士兵在突发状况下的狂暴行为，马克西穆斯根本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使臣接着用坚定而处于平等地位的语调，将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摆在狄奥多西面前，并且以充满活力的宣言终结他的讲话。虽然马克西穆斯作为一个罗马人以及臣民的君父，很希望能够将军队用于共和国的共同防卫，但要是他的友谊受到拒绝，那么他已经全副武装做好准备，不惜为了争夺整个帝国，在战场上与狄奥多西一决高下。
对使臣做出直接和强硬的答复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狄奥多西很难同时满足个人的意愿和公众的期待。个人的荣誉和感恩的心理在大声催促着他要复仇雪耻，正是由于格拉提安的宽宏大量和知人善任，他才得到君王的冠冕；克制则会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公众会认为他仍然深记瓦伦提尼安往日对他父亲的伤害，而忘却了格拉提安对他的恩德。如果他接受对方的友谊，就必须分担弑君的罪行；如果宽恕马克西穆斯的罪恶，那么司法原则和社会正义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篡夺者获得承认的先例，会使帝位传承的结构趋向解体，帝国未来将再度陷入罪行和灾难。感恩和荣誉的情操永恒不变地节制着个人的行为，但是就君王的立场而论，身居高位所要担负的责任更为重要，要是无辜的民族因他的惩罚行为而受到伤害，那么即使是在人道和法律的原则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也只有放过不予理会。谋害格拉提安是篡逆的行为，而格拉提安掌握着帝国能征善战的行省；东部因为哥特战争的灾难弄得民穷财尽，而且最让人感到忧心忡忡之处，就是等到帝国的实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即使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也会成为北方蛮族的俎上肉。
狄奥多西在深思熟虑权衡轻重以后，决定强行按捺住愤怒之情，接受僭主提出的盟约。但他提出一条重要的条款要求对方遵守，马克西穆斯必须以获得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为满足，格拉提安的兄弟确定保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西伊利里亚的统治权，还有些相关条件列在协定之中，用来保障逝去皇帝死后的尊荣和法律权益。按照当时的习惯，三位帝国共治者的肖像要陈列在一起供民众瞻仰。我们不该轻率认定，在举行庄严的典礼订约复交时，狄奥多西私下竟怀着毁约和复仇的打算。
格拉提安虽然藐视罗马军队，激起士兵怒火，以致白白丢了性命，但他对基督教的教士却特别尊敬，所获得的回报是这个势力强大的阶层，对他表示出赞许和感激之情。多少世代以来，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天国，他都获得超凡入圣的殊荣。正统教会的主教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认为这是他们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很快他们就会感到欣慰，因为格拉提安把东部的权杖交到一个君王的手里，这位活跃的人物用他全部的精神和能力，支持谦卑的信仰和狂热的激情。在教会的恩主之中，狄奥多西的光荣足可匹敌君士坦丁的声名。要是君士坦丁的功劳在于竖起十字架的旗帜，那么他的这位后辈可以一较长短的勋业，是清除基督教的阿里乌斯异端和消灭罗马世界的偶像崇拜。狄奥多西是第一个受洗时就真诚信仰“三位一体”的皇帝。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按照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实际状况，总会尽量延后实施入教的仪式，但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年底，患了一场大病，差点性命难保，使他不愿再冒险延迟受洗。在他再度进入战场对付哥特人之前，由帖撒洛尼卡的正统教会主教埃科里乌斯，为他举行神圣的洗礼(公元380年2月28日)。等到皇帝从圣水洗礼盆中缓缓抬起头来，全身洋溢着再生的温暖感觉。他颁布了一份义正词严的诏书，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为臣民指出应该皈依的宗教：
吾人(这是皇帝的官式用语)甚为欣慰，接受仁政治理的各民族，对于圣彼得赐予罗马人的宗教，能保持虔诚的信仰。现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皈依由教皇达马苏斯和身具使徒荣衔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所宣布的宗教。遵照使徒训谕和福音教义，让我们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唯一的真神。我们虔诚相信三位一体有同等的神格和尊荣，我们判定追随这种教义的信徒才有资格称为正统基督徒。同时我们也判定其他教派全是极度愚昧的疯子，应把他们打上可耻的标志，称他们是异端分子。同时我在这里宣布，他们不合法的聚会不得僭用教会这个可敬的名字，除了神的正义要定他们的罪，他们在尘世也要遭到严厉的制裁。我们的权威接受天上最高智慧的引导，考量对他们施加适当的惩罚。
一个士兵的信仰是接受教诲所产生的结果，并非孜孜不倦探究经典所获得。皇帝常把注意力放在正统教派此一显著的目标上，这是他经过审慎选择后所做出的决定。阿里乌斯派神学家那种似是而非的题材、狡猾诡谲的争辩和暧昧含糊的信条，都不会对他的宗教观念产生任何影响。有次他对阿里乌斯派的观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要与能言善辩而又学识渊博的优诺米乌斯晤面谈话。此时优诺米乌斯已过着隐退生活，离君士坦丁堡不太远。但这次危险的谈话为皇后弗拉西拉所劝阻，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正统信仰会受到影响。皇帝在她恳求之下听从了劝阻。
狄奥多西具备粗浅的理解哲学辩论的能力，使得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他刚把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地位授予长子阿尔卡狄乌斯，两位君主坐在庄严的宝座上接受臣民的效忠。伊康民姆主教安菲罗契乌斯趋近宝座，用尊敬的态度向狄奥多西行礼后，接着用像对待平民子弟的态度，很亲切地招呼阿尔卡狄乌斯。狄奥多西被他这种无礼的行为激怒，下令立即将土里土气的教士驱离觐见的行列。就在卫士逼他走向门口的时候，这位反应敏捷的善辩者抓住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很大声地宣布：“啊，皇帝陛下，天国的主已经准备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像我这样不虔诚的人，因为我只知道抱着喜悦的心崇拜圣父，拒绝承认圣子有同样的尊荣。”狄奥多西立即拥抱伊康民姆主教，他从后者那非常戏剧化的比喻中得到难以忘怀的重要教训。
君士坦丁堡是阿里乌斯派的主要基地和堡垒，大约在40年里(340—380 A.D.)，君主和教士的信仰受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正统教派的集体抵制。马其顿尼乌斯沾满基督徒的鲜血才登上总主教的宝座，后来陆续由优多克苏斯和达摩菲卢斯接任。他们的主教辖区很容易从帝国各个行省输入罪恶和谬误，大众热情追随宗教的争辩，可以让一大群无聊的城市人用来打发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一个很有见识的旁观者的描述，虽然他的描述很诙谐，倒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宗教的热情。他说：
这座城市充满工匠和奴隶，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在店铺里和街道上宣讲教义。要是你想去换一块银子，他会告诉你圣父与圣子相异之处；如果你要买一条面包，等你开口以后，对方的回答是圣子的神格低于圣父；要是你问浴池准备好没有，对方的回答是圣子从虚无之中产生。
各种教派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堡阿里乌斯派的保护下，相安无事地共荣共存。阿里乌斯派尽力确保诸多小教派的依附，同时用绝不宽容的态度，滥用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获胜的成果。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期间完全偏袒阿里乌斯派，本体同一论的残存人员势力衰弱，被剥夺所有公开或私下的宗教活动。有人用很悲怆的言辞说，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羊群没有牧羊人在旁照顾，散落在山岭里徘徊，或被贪婪的恶狼吞食。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并没有衰退，反而在高压下增长了实力和勇气。瓦伦斯过世时，他们抓住机会，暂时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在主教和本堂神父指导下进行正常的宗教集会。
卡帕多细亚人巴西尔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世俗辩才和正教信仰极其罕见的结合，他们在当代人物中有卓越的表现。这两位演说家有深厚的友谊，彼此相辅相成，无往不利。他们自认甚至是公认，可与最著名的希腊古代名家媲美。他们在雅典的学院中以同样的热情培养自己自由主义的学习精神；他们在隐退时同样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本都的旷野里沉思默想，孤独生活。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因彼此羡慕而产生的一点摩擦，在格列高利和巴西尔圣洁而坦诚的胸怀下，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等到巴西尔从一介平民升为恺撒里亚总主教后，他让全世界，也可能让自己，见识到了他最傲慢的一面。他很谦卑地表示要给朋友安排职务，实际上等于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侮辱，有可能他原本的打算就是如此。
他并没有给格列高利安排一个掌握实权而且显赫的位置，好让他尽情发挥优异的才干。傲慢的总主教在广阔行省的50个主教职位中，选择了状况最恶劣的萨西玛村庄作为格列高利的教区。该处没有水源和青葱的林地，也没有可供交往的社会活动，位于三条道路的交叉口，只有粗野而喧嚣的马车夫不断来往。格列高利勉强屈服于羞辱的放逐。他被任命为萨西玛的主教，但他提出严正的抗议，说他从未与令人厌恶的新娘完成属灵的婚礼。后来他答应去管理家乡的纳济安祖斯教会，他的父亲担任此地主教已超过45年。但是他仍旧念念不忘着要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更大的舞台，于是抱着宏图大展的志向，接受君士坦丁堡正统教派提出的光荣邀请。
格列高利刚抵达首都(公元378年11月)，就受到一屋子亲友虔诚而宽厚的接待。这个非常宽敞的房间就被贡献出来作为宗教礼拜之用，取名为安娜斯塔西娅，表示尼西亚信仰的复活。私人的聚会所后来改建成为壮丽宏伟的教堂，等到时隔久远，很容易让人相信此地出现过奇迹和异象，证实圣母曾经亲临并且保护此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花了很多心血在安娜斯塔西娅的讲道上，在两年之内历尽灵性修为的沧桑和传教事业的兴衰，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阿里乌斯派为他的大胆进取心所激怒，特别把他传播的教义提出来加以警告，宣称要是他再宣讲三个分开而相等的神格，虔诚的群众必会受到刺激，用暴力和动乱来镇压阿塔纳修斯异端的非法聚会。一群乌合之众从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出发，其中有“丧失怜悯他人权利的普通乞丐，有外形像山羊或半人半马的僧侣，还有比耶洗别更可怕的妇女”。安娜斯塔西娅的大门被打破，暴民使用木棍、石头和火把进行攻击，发生了很多起伤害事件。在打架滋事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丧失性命，格列高利在第二天早晨被传唤到官员那里，他称他为死者公开表示信仰耶稣而感到满意。当他从外来敌人的危险和恐惧中被拯救出来时，他那开创未久、势力弱小的教堂受到内部派系的侮辱和骚扰。
有位外乡人自称马克西穆斯，拿犬儒学派哲学家的身份做掩饰，暗示自己深得格列高利的信任，滥用这位主教所赞成的主张到处招摇撞骗。他与埃及的一些主教建立秘密联系，用私下的圣职任命来排挤他的保护人，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宝座。这种羞辱的下场有时会使卡帕多细亚的传教士(格列高利)，懊恼自己卑微而孤独的处境。但是他辛勤的工作还是获得了回报，他的声誉日增而且信徒日众。他欣然发现，大部分过去从他的讲道中退出的观众，如今对他济世救人的辩才大为倾倒，反倒是不满篡夺者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诸多缺失。
狄奥多西接受洗礼和颁布诏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徒感到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他们对于仁慈君王的应许，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愿望很快达成，皇帝在结束战事之后，立即率领军队大张旗鼓班师回朝。他在返回国门的次日便召见达摩菲卢斯(公元380年11月26日)，对阿里乌斯派的高级教士提出指示，让他们抉择，是赞同尼西亚信条，还是要立即放弃一切，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正统教派的信徒，其中包括主教府邸、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所有教堂的产权和使用的权利。达摩菲卢斯有执着的宗教信念，这对于正统教会的圣徒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宁愿过贫穷和放逐的生活。在他解职以后，皇帝的都城接着举行涤罪仪式。阿里乌斯派信徒发出不满的抱怨声，在表面的公正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派占据了上百座教堂，他们的人数甚至根本无法坐满教堂的椅子。与此同时，绝大部分民众还不是正统教会的信徒，这些异端教派被强制驱离每一处宗教礼拜的地点。
狄奥多西硬下心肠对异端分子的悲惨遭遇不为所动，就像天使一样保护着正统教会，眼中所见只有虔诚的信仰。他很审慎地派遣部队助阵，带着更能发挥效果的世俗武器，派出一大群皇家卫队士兵占领圣索菲亚教堂。皇帝指挥格列高利用凯旋班师的庄严行列，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带着恭敬的态度亲手将他安置在总主教的宝座上。格列高利如果易受骄傲的情绪感染的话，那他就一定会感到功成名就而且心满意足。但是圣徒(他无法克制人类德行中的瑕疵)看到当前的状况却深感羞辱，发觉自己现在仿佛身处羊栏之中，不像牧羊人反倒更像一匹恶狼。为了维护他的安全，四周环围着耀目的刀戈，自己已经成为敌方诅咒的目标，面对人数众多的教派，他怎么敢生藐视之心。他看到无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拥挤在主要的街道，连门窗里和屋顶上都是人潮，耳里听到的是混合着狂怒、悲伤、惊讶和绝望的吵闹喧嚣。格列高利坦承，在他就任圣职的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东部的都城像是刚遭受暴风雨侵袭，或是惨遭蛮族征服者蹂躏过。
过了6个礼拜，狄奥多西宣布，阿里乌斯派的主教和教士要是依然保持顽固的态度，拒绝相信或者承认尼西亚会议的教义，那么他要在他统治范围之内的所有教堂，把这些人全部驱逐出去。他指派部将沙普尔负责这个特别的任务，授予他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导教会进行改革，赋予其自行处理事务的权责，以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东部的行省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流血的状况下，建立起了皇帝所信仰的宗教。阿里乌斯派信徒的作品要是被容许流传下去，里面就会包括宗教迫害的悲惨故事，说是在邪恶的狄奥多西统治下，教会遭到惩处，神圣的悔改者遭受很大的痛苦，他们希望借这种方式从公正的读者那里获得怜悯和同情。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的是，阿里乌斯派信徒没有反抗，从某些角度来看，这规避了狂热和报复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相较之下，阿里乌斯派没有表现出正统教会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统治时期的那种坚定立场和固执态度。
相互敌对的教派所奉行的伦理特质和观念，都为同样的自然律和宗教观所制约，但是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两者在神学上的信仰程度存在差异。两个教派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教堂，同样承认和崇敬耶稣至高无上的神性，就如同我们易于把感情和意念归于神明一样。这时，对于圣子极为崇高的完美，有一派人出于尊敬要尽量夸大炫耀，另一派人则出于谨慎要限制它并有所保留。阿塔纳修斯的门徒大喜欲狂，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为私下的焦虑受尽折磨，自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他们吝于将赞美和尊荣归于世界的审判者。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是出于冷静而投机的心态，但是尼西亚信经的教义只有受到有力的推行，虔诚的献身精神所建立的勋业，才会在信仰的时代获得万众归心的胜利。
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
狄奥多西不仅取缔了阿里乌斯派的野蛮统治，而且他认为应该尽情报复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宗教狂热下，罗马正统基督徒所受到的伤害。正教皇帝认为异端教派都是叛徒，反对上天和世间的最高权威，所以要运用权力对罪犯的肉体和灵魂进行特别审判。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教条明确律定信仰的真正标准，那些掌管狄奥多西良知的神职人员，提出了最有效的迫害方法。在长达15年(380—394 A.D.)的时间里，他至少颁布了15次严苛的诏书以对付异端教派。特别是那些拒绝接受三位一体教义的基督徒，为剥夺他们的希望，他严格制定了针对他们的各种法律和诏书。若有人宣称某些条款会对异端教派有利，那么法官要将这些条款视为欺骗和伪造的不合法文件，不加以引用。他要用刑事成文法来惩治异端教派的执事人员、宗教集会和信徒本人，呼吁立法者要用痛心疾首的态度抨击异端邪说。
其一，异端教派的宣教师僭用主教和长老神圣的职称，无法获得正统教会教士同等的待遇；不仅要取消所有特权和薪俸，如果胆敢宣讲受谴责教派的教义，实施亵渎神圣的仪式，就犯下了重罪，要受到放逐和籍没的刑事处分。若有人敢赠予、接受或资助异端教派的圣职任命，应处以10磅黄金(超过400英镑)的罚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期望异端教会的本堂神父全部灭绝后，剩下的那些无依无靠的信徒，受到无知和渴求的驱使能回归到正统教会的领域。
其二，严格禁止不合法的宗教聚会，很周详地包括各种可能的环境，因为异端教徒可能假借名义，用他们的方式敬拜上帝和基督。他们的宗教集会无论是公开或私下、白天或夜晚、城市或乡村，都被狄奥多西的诏书明令禁止。建筑物或场地只要被用于不合法的目的，就丧失在帝国领域内的财产所有权。
其三，一般认为异端教派错误的行为源于他们顽固的性格，所以这种性格应该是指责和处罚的目标。破门罪要用民事的手段配合以加强驱逐效果，异端被戴上表示可耻身份的特别标志，将他们与市民同胞隔离。高阶官员出面说明，侮辱误入歧途的民众不仅是正当行为，且确有必要。异端教派的信徒逐渐丧失从事高尚或赚钱职业的资格。
狄奥多西对自己的公正行为感到满意，他在诏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优诺米乌斯派把圣子的神性与圣父加以区别，那么他们就不能立下遗嘱，也不能从遗产的赠予中获得好处。摩尼教派的异端分子罪不可赦，犯者唯一的救赎方式是死刑。奥迪安派或称十四日派信徒同样遭到重惩，他们犯下穷凶极恶的重罪，竟敢在不正确的日子举行复活节的庆典。每一个罗马人都有权提出公开控诉，狄奥多西在位时首次设置宗教检查官，这个名字真是让人无比痛恨。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所颁布的刑责诏书很少被强制执行。信仰虔诚的皇帝显然要用矫正和恐吓的手段来对付倔强的臣民，至于惩罚多半是说说而已。
狄奥多西制定宗教迫害原则，他的公正和虔诚被圣徒赞许，但真正照本宣科被拿来执行，则是用来对付他的敌手和僭主马克西穆斯。在基督徒君主当中，首次有人用宗教观点来处死基督徒臣民。普里西利安派是新出现的异端邪说(385 A.D.)，他们扰乱了西班牙行省的安宁，本案经过上诉的程序，从布尔多的宗教会议送到特里夫的皇家宗教法庭审理。禁卫军统领宣判，有七位人员受到苦刑、定罪和处决：头一个是普里西利安本人，他是西班牙的阿维拉主教，有良好的家世，而且极为富有，流利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更是为他增色不少；两位长老和两位辅祭要陪伴敬爱的主教一起赴死，自认会成为光荣的殉教者；还要加上拉特洛尼安这位诗人，他的名声直追古人；最后是布尔多的贵夫人优克洛西娅，她是演说家德尔斐狄斯的遗孀。有两位主教赞同普里西利安的观点，被判处距离遥远处境凄惨的放逐。还有一些卑劣的罪犯，装出急于悔改将功赎罪的样子以求获得赦免。要是犯人的有些自白可以相信，那也是完全出于畏惧和逼供，他们提供的含糊不清的报告为审判者所轻信，以致审判者认为异端教派的普里西利安分子犯下了各种人神共愤的恶行，像是施展魔法、不信上帝和猥亵好色。普里西利安在属灵姐妹的伴同下漫游世界，被控在宗教集会中一丝不挂地祈祷。有些极为武断的流言使大家相信，他用可憎而有罪的卑劣手段，与优克洛西娅的女儿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所获得的财产已受到查抄。
但是经过深入而公正的调查以后发现，普里西利安的信徒的确违犯了自然的法则，但那是他们的生活要求严格禁欲，而不是被指控的荒淫乱性。他们对正常的房事采取拒绝的态度并加以指责，极为不智的做法是要求夫妻分离，这经常引起家庭不和。在他们的禁止或是劝告之下，信徒完全不能食用肉类，而且需要不断地祈祷、禁食和守夜，谆谆教诲要求信徒遵守严格而完美的宗教奉献生活。这个教派发人深省的教义、有关基督的人性和神格，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来自诺斯替派和摩尼教的体系。这种徒有虚名的哲学从埃及传到西班牙，并不适合西部粗鄙的习性。普里西利安那些出身并不体面的门徒，开始只有忍受，后来人数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不见。他的教义虽然为教士和人民所拒绝，但是他被处死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对他罪行的判处公正与否，有些人加以指责，有些人大声赞许。
我们很乐意看到那些最著名的圣徒和主教的人性矛盾，米兰的安布罗斯和图尔的马丁，认为这种情况要运用宗教的宽容原则。他们同情这些在特里夫遭到处决的不幸的人，拒绝与那些谋杀主教的人士保持同教的团契之情。马丁过于激动，以致背离一般的处理方式，他的动机值得赞美，他的忏悔更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图尔和米兰的主教毫不犹豫地公开宣称，异端教派的作为是永恒的罪孽，但是仍为他们在世俗的死亡中鲜血淋漓的情景感到震惊。人类诚挚的本性要抗拒神学的偏见，批判对普里西利安和他的追随者可耻而违法的审判程序，肯定安布罗斯和马丁的人道精神。政府和教会的负责官员逾越各自的职权界限，世俗的法官在有关信仰和主教管辖权这方面，竟能接受上诉以及宣布最后的判决。在罪恶的宗教迫害中，主教担任控告人是可耻的行为，残酷的伊萨西乌斯坐看异端分子身受荼毒而无动于衷，同时还唆使法官判处死刑，这一行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和不满。这个行为不端的主教的恶行被视作下面这一观点的证据，即宗教狂热是由与利益相关的污秽动机刺激而产生的。处死普里西利安以后，粗糙的宗教迫害方式，发展为精纯熟练而且条理分明的神圣职责，指派教会和世俗的权力分掌不同的业务。虔诚的受害者按照程序由教士解送给官吏，再由官吏交给刽子手。教会用怜悯和关怀的温和语气宣布冷酷无情的判决以及犯人灵魂和信仰上的罪行。
基督教的知名人士为狄奥多西的统治增添光彩。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是才干出众、能言善道的传道者；图尔的马丁以其非凡的天赋，更增添了他作为修道士的美德。但是神职人员中精力最充沛、才智最高的冠冕，仍非坚忍不拔的安布罗斯莫属。他出身罗马贵族家庭，父亲曾担任高卢禁卫军统领要职；他经过一段自由教育的学习时光后，通过几次正常的晋升，获得利古里亚省长的职位，这个行省包括宫廷所在地米兰在内。他在34岁正式受洗以前，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从省长改任大主教，正如一般人所知的那样，这其中丝毫不掺任何手腕和阴谋。全体人民异口同声认为这一宗教头衔他实至名归；他们这种统一的恒久不变的拥护态度，人们认为是出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虽然说从他过去生活中的习惯和职务来看，这位文职官员毫无准备，但还是勉强自己接受了宗教职位。他积极进取的才能，很快使他能够以充满热情和审慎的态度，负起教会的统辖权。他一方面欣然抛弃世俗种种华而不实的高贵排场，另一方面为了教会的利益，指引皇帝不要偏离自己的良心，进而掌控帝国的行政事务。
格拉提安像对待父亲那样敬爱他，那篇论三位一体信仰的长文便是专为教导这位年轻的君王而作。等到皇帝悲惨死去，当皇后贾斯蒂娜为自身和儿子瓦伦提尼安的安全而惊慌失措、胆战心惊时，安布罗斯以米兰大主教的身份，兼任两个不同的大使职位，被派往特里夫。他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和巧妙手段，行使他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才气，制止马克西穆斯的野心，保障意大利的和平。安布罗斯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教会事业，他藐视财富，放弃自己世袭的家产，为了赎回俘虏，毫不犹豫卖掉敬神用的金银器具。米兰的教士和人民都热爱他们的大主教，就是软弱的君主也对他极为尊敬，他真可以说是受之无愧。他从未向瓦伦提尼安二世祈求给予恩惠，也从来不怕触怒皇帝。
这位年轻皇帝以及意大利的政权，自然都落到了他母亲贾斯蒂娜手里。她是一个美丽而精明的女性，虽然身处正教人士之中，可惜却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邪说，还极力想把她的信仰灌输给孝顺的儿子。贾斯蒂娜认为，罗马皇帝有权在统治地区向公众推行自己所信的宗教，因而她做出了一个温和而合理的让步，向大主教提出要求，不论在米兰城内和郊区，放弃只容许单一教会存在的做法。但是安布罗斯的行事准则和这种要求截然不同，他认为世上的宫殿全归恺撒所有，然而教堂却是上帝的圣所。而且在他的教区范围之内，他本人作为使徒的合法继承人，是上帝的唯一侍者。基督教所具有的一切权利，无论是世俗或宗教方面，只属于真正的信徒所有。安布罗斯认为自己的神学观点，代表着正统教会的真理标准，立场非常坚定，身为大主教绝不会与撒旦的爪牙举行会议和谈判，同时相当执着地宣称，他宁可殉教死去，也不愿与亵渎神明的罪恶行为妥协。
贾斯蒂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无礼和犯上，感到极为不满，便匆忙决定要行使儿子的君王权力。她希望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公开对民众展现信仰的热忱，下令安布罗斯要在宗教会议上接受审讯。大主教按照一个臣民应遵守的本分，非常顺服地接受召唤，但却有无数的群众未经同意跟着一起到来，情绪激昂，推挤着皇宫大门。瓦伦提尼安手下的大臣一时手足无措，不禁惊恐万分，在这种状况下不敢对米兰大主教判处流放，反而要低声下气求他挺身而出，用威望来保护皇帝的安全，恢复都城的平静。安布罗斯把得到的承诺，转达给在场的民众，但却很快为不讲信用的宫廷所推翻。每年这段时间原本是虔诚基督徒用于宗教活动的最庄严的日子，现在全部陷于狂热和骚乱的强烈震撼之中，前后足足有8天之久(公元385年4月3日至4月10日)。皇家的官员奉命立即将皇帝和他的母亲接到波提安，后来又迁移到巴西里卡。皇帝的御驾按照礼仪要加上金饰的顶盖，四周挂上华丽的帷幔，但是官员马上发现，必须派出强大的卫队严密戒备，才能使皇室免于群众的侮辱行动。阿里乌斯教派的基督徒要是敢在街上行走，就会随时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这时安布罗斯不计前嫌，把仇敌从愤怒的群众手中救出来，并深以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而备感欣慰。
安布罗斯虽尽力阻止人们的宗教狂热，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但他那沉痛而令人激动的布道演说，却在不断煽起米兰人民的义愤和叛乱情绪。人民说贾斯蒂娜的个性就像是夏娃、约伯的妻子、耶洗别、希罗底，这些不敬的言辞全被胡乱加在皇帝母亲的头上。她企图为阿里乌斯派建立一所教堂的愿望，也被人拿来与在异教统治时期，基督教所遭受最残酷的迫害相比。宫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更向人显示出动乱的规模实在非常巨大。商会和制造商的法人团体，被处以200磅黄金的罚款。用皇帝的名义向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发布命令，要他们在社会骚动结束前不得离家外出。瓦伦提尼安的大臣非常愚昧地公开宣告，米兰绝大多数体面的市民，全部支持大主教的作为。这时安布罗斯又受到政府的请求，应遵照君主的意愿，使国家恢复和平。尽管他用最恭敬的言辞回复，弦外之音竟也被解释为严重的内战宣言：
虽然他的生命和荣辱完全操在皇帝之手，但他不会背叛耶稣的教会，损害他神圣的尊严。为了这项事业他已准备承受魔鬼所能加之于他的一切灾难，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死在虔诚民众的面前，长眠在圣坛底下。他并没有挑起人们的愤怒，只有上帝的力量能使它平息。他绝不愿看到发生流血和混战的场面，只能很虔诚地祈祷，希望自己在活着时，不要看见繁荣的城市变成废墟，整个意大利残破成一片荒野。
执迷不悟的贾斯蒂娜对抗教会和米兰的人民，要是有一支唯命是从的皇家军队可以运用，必然会使其子统治的帝国受到极大的危害。原本有一大队哥特人的兵马开过来，想要占领巴西里卡。从阿里乌斯派的行事原则和外国佣兵的蛮族习性而言，让他们去执行残暴的命令，他们一定会遵照办理，这是意料中事。大主教与派来的人马在神圣的教堂门口相遇，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大声宣布要将他们逐出教会，同时用父执和主子的口吻质问，他们虽被请来保护共和国，难道就是为了侵犯上帝的圣所吗？蛮族的迟疑不决，使他争取到几个小时，能够做进一步的谈判。皇太后终于接受身边明智谋士的建议，同意正统基督教会拥有米兰所有教堂，她本人也暂时中止了报复的念头，等候适合的时机。瓦伦提尼安的母后永远不会原谅安布罗斯的胜利，年轻的皇帝在冲动之下也不禁大声说，就是身旁信得过的奴仆，也会随时把他出卖给那位专横的教士。
帝国的法令规章，甚至有些附有瓦伦提尼安签署的敕令，仍然谴责阿里乌斯派的异端邪说，似乎原谅了正统教会的抗拒行动。在贾斯蒂娜的操控之下，对隶属米兰宫廷的行省颁布信仰宽容的诏书，让承认里米尼信条的教徒，获得全部的宗教自由。同时皇帝宣布，凡是违反这条有益社会大众的神圣法令，就会被视为破坏公共和平的敌人，要处以极刑，绝不宽恕。米兰大主教的性格和言论始终被敌人紧紧盯住，希望他的行为会犯下错误，尤其有的法令暧昧不清而且带有暴力的血腥性质，更是容易触犯。阿里乌斯派趁机对他进行打击，他的行为很快给了阿里乌斯派一个合法的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违反了制定的那条奇怪的暴力血腥的律法。他被判处流放，根据公布的判决书，安布罗斯可以自己选择流放的地点和陪同人员的数目，但必须立即离开米兰。然而对安布罗斯来说，宣讲并实践绝对忠诚原则的圣徒权威，与教会所面临的迫在眼前的危险相比，那真是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勇敢站出来拒绝服从法庭的命令，这得到虔诚民众一致的支持。大家轮班保护大主教，严密把守着大教堂和圣殿的大门。帝国军队实施封锁，却不愿冒险攻打坚不可摧的堡垒。大批贫苦的民众受过安布罗斯的慷慨施舍，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宗教热忱和感恩情怀。大主教考虑到长时期单调的守夜活动，会慢慢使人失去耐心，很明智地建立了一个产生很大作用的制度，就是在米兰大教堂定时大声朗读圣诗。
他在这场全力以赴的艰苦斗争期间，有次在睡梦中得到启示，告诉他在某处地方挖掘，便能找到热尔瓦修斯和普罗塔休斯两位圣徒的遗骸。之后，他果然在教堂里铺着砖石的地面下，挖出两具完整无缺的骨骼，头颅与身体分离，上面有流血的痕迹。他举行严肃的仪式将这两具圣骸展示出来，供群众瞻仰膜拜。安布罗斯利用这次的时机，安排有利于推行计划的相关细节。殉教者的骨骼和宝血，甚至他们的衣物，都被大众认为具有医疗效用，不论把遗物拿到多远的地方，这种神奇的功效仍然存在，不受丝毫影响。有一个盲人很奇妙地被治愈，还有几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虽然他们不愿详述这段经过，但都可证实安布罗斯虔诚的信念，神圣的遗物也绝非虚假。至于这些神迹的真实性，安布罗斯本人和秘书保利努斯、大批皈依的教徒，以及当时在米兰教授修辞学的知名人物奥古斯丁，都曾经加以证实。贾斯蒂娜和阿里乌斯派的宫廷对此抱持不相信的态度，有理性的现代人一定会深表赞同。他们在当时讥笑这些闹剧性的表演，完全是大主教的阴谋诡计，自己终将身受其害。然而，这种做法对一般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播非常迅速而且势不可当。软弱的意大利君王这时才了解，自己无法与上帝所宠爱的人物相抗衡。在当时的环境下，连世俗的力量也都出面支持安布罗斯。狄奥多西的建议丝毫没有私心，真正表现出宗教的虔诚和坚定的友谊；但是高卢的暴君，用宗教狂热的面具，掩盖住野心勃勃带有敌意的计划。
马克西穆斯要是对据有这三个幅员辽阔的地区感到满足，那他的统治就可以和平而繁荣，须知他的领地构成了现代欧洲最强大的三个王国。但是篡夺者有雄心壮志，认为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建立更伟大的事业，结果他初期的胜利反而促使他迅速覆灭，卑鄙的野心当不起热爱荣誉和崇尚武功的赞誉。他在饱受压迫的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行省勒索财物，用来征募和维持所向无敌的蛮族大军，军队成员主要是来自日耳曼人最凶狠的部族。他把征服意大利作为目标，暗中怀着私心想要毁灭无辜的年轻君主，何况瓦伦提尼安二世的统治，受到臣民里面正统教徒的憎恨和抵制。马克西穆斯的意图是要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举占领阿尔卑斯山的关隘，于是他带着奸诈而狡猾的笑容，接见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使臣、叙利亚人多尼努斯，逼对方接受自己别有用心的援助，派遣相当数量的军队参加潘诺尼亚的战事。安布罗斯有敏锐的洞察力，发觉敌人友谊的幌子下掩藏的阴谋诡计，但是多尼努斯却受到欺骗，再不然就是为特里夫宫廷慷慨的利益输送所收买。
米兰的国务会议非常固执，不认为这种支援会带来危险，盲目的信任是来自畏惧，并非来自勇气。支援的协防军由使臣亲自引导行军，没有丝毫怀疑就允许他们进入阿尔卑斯山的城堡，诡谲的僭主派衔枚疾进的步卒在后跟进，用尽办法截断信息，不让他的行军为人所知。但是甲胄的闪烁和大队骑兵激起的灰尘，显示出带有敌意的外乡人正在接近米兰的城门。现在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贾斯蒂娜和她的儿子只能将这种状况，归咎于自己不够谨慎和马克西穆斯存心欺骗，但是已没有时间、兵力和方法来抵抗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这座人心浮散的大城之内，逃走是唯一的出路，阿奎莱亚是仅有的避难地点。马克西穆斯的狼子野心已经路人皆知，格拉提安的兄弟也会落得与他一样血溅五步的下场。僭主的队伍以凯旋的姿态进入米兰(公元387年8月)。
明智的总主教拒绝与篡夺者发生罪恶而危险的联系，于是他在讲道时谆谆教导，令马克西穆斯明白君王的职责不是玉石俱焚，而是要知进退，这等于间接帮助他的门生获得一丝光复故土的希望。时运不佳的贾斯蒂娜安全抵达阿奎莱亚，但她并不相信城市守备的实力，害怕发生围城事件，决定恳求狄奥多西大帝保护，何况他的权势和事功一直为西部的国家所同声赞颂。他们暗中准备了船只运送皇室人员，仓促之间在威尼提亚，或称为伊斯特里亚的一个不知名港口上船，横越整个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绕过伯罗奔尼撒最南端的岬角，经过漫长而顺利的航行，停靠在帖撒洛尼卡的港口。这样一来，瓦伦提尼安二世所有的臣民只有背弃逊位的君王，解除对皇帝效忠的责任。要不是意大利边境一个名叫艾摩纳的小城仍在继续抵抗，马克西穆斯就会获得一场有欠光彩但却势如破竹的胜利，能够兵不血刃单独据有西部帝国。
狄奥多西并没有邀请皇家的贵宾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而是基于很多不可知的理由让他们停留在帖撒洛尼卡，但这并不表示他轻视或漠不关心，因为他本人亲自前来接待，整个宫廷和元老院几乎全部随驾跟从，用亲切的态度表达友情和哀悼之意。信仰虔诚的东部皇帝很温和地劝告贾斯蒂娜，异端的罪行必须加以惩罚，不能任其留在人世毫不理会。并且狄奥多西公开提出信仰尼西亚信经是收复西部最有效的起步，这是同时有利于人间和天国的行为，也有助于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中兴大业。狄奥多西就有关和战大计最为重要的问题，咨询国务会议的看法，讨论的主题表面上看是要弘扬荣誉和正义，因为自从格拉提安逝世后，狄奥多西就一直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狄奥多西对于瓦伦提尼安家族的提携一直感恩在心，现在看到皇室受到追杀，马克西穆斯迫害的行动更为加剧，同时双方也没有誓词或条约可以用来约束马克西穆斯好大喜功的野心。要是再不采取果敢而坚定的措施，目前的和平不仅无法维持，这还会给东部帝国带来入侵的危险。何况蛮族在越过多瑙河后，虽然自诩为帝国的臣民和士兵，但是天生的凶暴习气未驯，要是现在有战事发生，正好可以让他们的技能有用武之地，借着战争减少人口的压力，把行省从无法忍受的迫害中解救出来。虽然这些理由很充分，也得到国务会议多数大臣的同意，但狄奥多西仍旧对是否要拔剑挺身而斗迟疑不决，因为这样一来，事态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同时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还年幼，如果轻易树敌，必然会影响到儿子未来的安全统治，也不可耗尽人民的财力，这两点让他感到忧虑。此外，以他豁达的个性，就算暂时吞声忍气也不算什么。
在狄奥多西极度焦虑不安的时刻，有一个人决定了罗马世界的命运，那就是美艳动人的盖拉公主，她发挥了女性的诱惑力为她的兄弟瓦伦提尼安二世求情。美人的眼泪软化了狄奥多西坚持和平的态度，年轻而纯洁的君主决定以对马克西穆斯的战争换取他的爱情。贾斯蒂娜运用手腕来操纵男性冲动的激情，等到皇家的婚礼正式举行，内战已经是箭在弦上无法避免了。有些不通人情世故的学者，认为任何因爱情而产生的弱点，都是伟大的正统基督徒皇帝无法洗刷的瑕疵。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对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所提出的可疑证据，一直争论不休。就我的立场来说，我非常希望能在世界的大变革中，发现或是找到一丝有关家庭生活温馨而慈爱的情怀；我也十分佩服在这群态度凶狠而且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中，有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英雄，能够真心从所爱者手中接纳这份情意。
狄奥多西与波斯国王都能信守条约，确保了双方的联盟关系不会破裂；同时积极进取而且慷慨大方的君主，说服了黩武好战的蛮族加入他的阵营，最不济也要得到不侵犯帝国边疆的承诺。狄奥多西的领土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在陆地和海洋响起全面备战的声音。东部的军队很巧妙地部署兵力，使他们看起来好像兵员数量倍增；同时发挥出了分散马克西穆斯注意力的作用，使他一直都怀着这样的担心，生怕会有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在胆识过人的阿波加斯特斯指挥下，直接沿着多瑙河的两岸进军，大胆地穿过雷提亚行省，直插高卢心脏地区。在希腊和伊庇鲁斯的港口，停驻着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带有明显的要在意大利登陆的企图。而等到海战胜利，打开航路后，瓦伦提尼安二世与他的母后毫不耽搁，立刻向着罗马前进，一举占领帝国和宗教最重要的位置。就在同时，狄奥多西亲自率领勇敢无敌且纪律严明的大军，迅速前进迎战不堪一击的敌手。马克西穆斯在围攻伊摩纳后，就在锡斯西亚附近扎营，这是潘诺尼亚的一座城市，宽阔而急湍的萨沃河形成难以飞渡的天堑。
久经战阵的老兵仍然记得，僭主马格嫩提乌斯在充足的资源供应下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抵抗，使得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经历了三场血战才拿下。但是，跟他一样篡夺西部皇位的后辈，发动的战争却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就宣告结束(公元388年6月至8月)，影响的范围不过200英里。东部皇帝是卓越的军事天才，对比之下马克西穆斯就显得懦弱无能，他在最紧要的时刻，表现出毫无军事素养的举措，欠缺振奋士气的大无畏精神。狄奥多西拥有数量庞大而且行动积极的骑兵部队，使他的才华如虎添翼，占有更大的优势。匈奴人和阿兰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哥特人，组成很多弓箭手分遣队，他们在马背上作战，利用鞑靼人的机动性来打击敌人，靠此击败一成不变只凭匹夫之勇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这些骑兵部队在炎热的夏季，经过辛劳的长途行军，驱策口吐白沫的战马投身于萨沃河中，就在敌军眼前游过宽广的水面，然后立即发起冲锋，击败据守对岸高地的敌军。僭主的弟弟马塞利努斯率领精挑细选的支队前来支援，认为会给军队增加实力、带来希望。作战行动因黑夜降临而被迫中断，到第二天早晨重新开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马克西穆斯最勇敢的部队的残存人员，也在征服者面前放下武器投降。狄奥多西一点都不耽搁，马上行军，在伊摩纳接受市民的欢呼，继续向前追击心惊胆寒拼命逃走的敌人，要通过杀死或俘虏他的对手来结束战争。
马克西穆斯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绝顶来到意大利的平原，第一天的傍晚就抵达了阿奎莱亚。接着他发现城池的四周已被包围，只剩下一点时间关闭城门，但是城墙不可能长期阻挡得胜的敌军。士兵和市民不仅绝望而且心怀恨意，加上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很快就使可怜的马克西穆斯垮台。他从宝座上被人拖下来，被很粗暴地剥去皇家饰物、长袍和冠冕，最后被带到离阿奎莱亚约3英里的营地，像犯人一样被押到狄奥多西面前。皇帝的言行举止无意侮辱西方的僭主，表露出怜悯和宽容的神色，他们并没有私人仇恨，何况现在他已不足为患。对眼前的不幸很容易激起内心的同情，当胜利的皇帝看到一个高傲的竞争对手趴伏在脚前，他难免产生兔死狐悲之情。但是这种下意识的慈悲心怀，因为要考虑到对正义的伸张，以及必须对格拉提安的冤死有所交代，所以只在他脑海里出现了片刻，刹那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皇帝把他交给杀气腾腾的士兵，被带出去以后立刻枭首示众。马克西穆斯失败被杀的消息传出去后，举国欢腾，同声庆贺。他的儿子维克托的头衔是奥古斯都，被勇将阿波加斯特斯下令处死，也有人说是狄奥多西亲自动手执刑。狄奥多西的军事计划全部顺利达成，就此结束内战，结果比预期的困难少很多，而且伤亡也不大。他冬季几个月住在米兰，让损失惨重的行省休养生息，到早春时就像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一样，凯旋进入罗马帝国古老的都城。
一个演说家可以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以免因说错话而发生危险，也能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对当代人物大加颂扬。后人认为狄奥多西的为人处世，值得诗人为他写出歌功颂德的赞美诗。他编纂的法典和军队的胜利，使他在文治和武功方面，赢得臣民和敌手的尊重，建立起了相当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他喜爱过家庭生活，将宫殿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文雅，这在帝王中倒是少见。狄奥多西气质纯真，个性温和，乐于享受正常的饮宴和情欲之欢，但绝不会沉溺其中，对异性的燕好与热情也限于合法的对象。在“帝国至尊”这一值得骄傲的称号之外，还得到“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这些美誉。他像对自己的父亲那样敬爱叔父，将他推至极高的地位；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爱护子侄，把热忱的关怀和照应，遍及众多姻亲和本家中最远的旁支。他与亲密朋友平等交往，选择的对象都是从不弄虚作假的人士。他自负有过人的才华，将身着紫袍视为当然之事，无须刻意炫耀卖弄。从他之后的行为得知，他已经完全忘怀了登上帝国宝座以前所受的伤害；而对所受的帮助和恩惠，却能牢记在心。他谈话的语气和声调，无论是严肃还是轻松，全视所接见的臣民的年龄、地位和性格而定，非常自然毫不做作，和蔼可亲的神情反映出真诚纯洁的心灵。狄奥多西尊重简朴的善良和德性，任何人只要具有一技之长，都会得到他的赏识，并用公正的态度给予他们慷慨的酬劳。实话实说，他除了对异端邪说嫉恶如仇、绝不宽恕之外，他的恩泽已经遍及全人类。
庞大帝国的政务是如此繁重，占去了凡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狄奥多西是位勤政爱民的君王，虽然对赢得博学多才的名声毫不在意，但却总要抽出闲暇欣赏人类的大千世界。历史是他的最爱。有人特别注意到，每当他读到秦纳、马略和苏拉的残酷暴行，总是掩卷叹息，对人道和自由的大敌，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愤慨之情。他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给予公正的批评，据以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狄奥多西当得起众口同声的美誉，他的德操风范似乎与其地位齐头并进，军国大事愈顺利，就表现得愈为谦恭和善。宽宏大量的胸襟，在内战获胜已成定局、国家解除危机以后，显得尤为突出。暴君所依仗的摩尔人禁卫军，在胜利的狂潮中全被杀死。少数罪大恶极的祸首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皇帝所重视的当务之急是释放无辜，而并非惩治罪犯。帝国西部受到迫害的臣民，重新获得原有的土地，这已经让他们感到皇恩浩荡。不仅仅如此，更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他们还能得到一笔赔款，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全部的损失。气度豪迈的胜利者，还要在生活上照顾马克西穆斯年老的母亲，负责让那些成为孤儿的子女接受教育。演说家帕卡图斯异想天开地提到，要是布鲁图斯能够重返人间，即使他是心志坚定的共和主义人士，也会对狄奥多西大为倾倒，彻底改变对帝王的憎恶心理，一定会坦率承认，只有这种君主才是罗马人尊严和幸福真正的忠实捍卫者。由于狄奥多西具有如此完美的人格，因此，帕卡图斯的话还是很有道理。
然而布鲁图斯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那洞察世情的眼光，必然会看到狄奥多西那两个重要的缺点，以冲淡他对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好感。狄奥多西的仁政常因怠惰而无法贯彻到底，有时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难以善终。他为了达成目标，会奋不顾身排除阻碍；等到计划完成，渡过难关，盖世的英雄就会松弛下来，享受奢华的宫廷生活，纵情率性享受自适的乐趣，暂时忘怀君王应负起的责任，然而，一位合格的君王理应把所有的时间奉献给人民。狄奥多西急躁易怒，处在一种无人反抗的状况，很少有人能对其加以劝阻，难免因一时之怒而造成严重后果。这位仁慈君王每当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事后难免感到十分惊愕。他一生都在思考，要如何压制或调节自己不时发作的暴躁脾气，经由不断地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使他增加了气度宽宏的美德。照说，苦心孤诣的作为应能贯彻始终，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位明智而仁慈的君王，他光辉的统治被一件暴行玷污，这一暴行只能在尼禄和图密善的统治期间找到先例。有位史学家为狄奥多西作传，在短短3年内，除了叙述了他对安条克人民的宽大为怀外，又记录了他在帖撒洛尼卡的残杀无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真是自相矛盾。
安条克的居民活跃而急躁，凡事只关怀自己的处境和利益，对历代皇帝的作为深表不满。在狄奥多西统治之下，阿里乌斯派的臣民一直痛心疾首于失去自己的教会。当时，有三位相互敌对的主教，争夺安条克大主教的宝座，最后的结果注定只能满足一派的要求，难免引起两个失败派系的抵制。哥特战争需要庞大的费用，加上后来签订和约必然带来的巨额开支，使皇帝不得不加重人民的税赋。亚细亚各行省未曾卷入这场灾难，无法感到切肤之痛，不愿为解救欧洲的困窘出钱出力。狄奥多西的统治将届10年，为了纪念太平盛世要举行壮观的庆祝活动，士兵可以获得数目可观的赏金，军队极为满意。一般臣民对于原本应自愿进行的捐献，如今成为额外增加的负担，难免表现出消极反抗的态度。皇帝下达多道征税的敕令，打破了安条克人民平静逸乐的生活，请愿的群众围住行政官员的法庭，一开始用尊敬的哀求语气，请当局出面为全民做主；蛮横的官员傲慢无礼，把群众的诉愿当成抗拒君权的犯罪行为。于是大家的火气愈来愈大，讥讽的嘲笑逐渐升级为愤怒的谩骂，一开始以政府的下级机关为抨击对象，无形中扩大开来，演变为攻击皇帝的神圣人格和尊严。民众被激起的愤怒无法压制，原来建立在重要位置供人民瞻仰的皇室雕像，成为发泄的对象。狄奥多西本人，加上父皇、皇后弗拉西拉、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雕像，全部被毫不留情地从基座上推倒，砸成碎片或轻蔑地在大街拖曳而过。这种侮辱帝国尊严的行为，表现出人民充满不忠和叛逆的思想。骚动立即被派来的轻步兵和弓箭手镇压下去，这时，安条克的人民才开始思考他们所犯罪行的性质和产生的后果。
行省的总督因职责所在，如实写下了事件的全部真相。胆战心惊的市民把认罪和获得宽恕的机会，全部寄托在弗拉维主教的尽力奔走以及希拉里乌斯议员的口才辩护上。希拉里乌斯是利巴尼乌斯的门徒和朋友，天赋的才华在遇到重大事件后，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安条克离君士坦丁堡的路途有800英里，尽管有驿站可用，罪孽深重的城市仍长时间无法获得确切的信息，民众担惊受怕饱受折磨。四散的谣言使安条克人时而充满希望，时而陷入恐惧，他们惊怖万分，听说皇帝雷霆震怒，对本人和心爱的皇后受到侮辱而感到气愤不已，决心将罪恶的城市夷为平地，所有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殆尽。很多居民远走高飞，逃到叙利亚山区和附近沙漠地带避祸。
骚乱最终得以平息。24天后，驻军将领赫勒比库斯和行政长官恺撒里乌斯宣布皇帝的旨意和对安条克的判决：这座充满侮慢习气的省都，不够资格享有城市的称号，被剥夺东部名城所管辖的土地、特权和税收，将其贬为村庄，划入拉奥狄凯亚的行政区域之内；把浴场、竞技场和剧院全部关闭，停止市民所有的消遣和娱乐节目。根据狄奥多西严格的禁令，取消谷物的分配，派出专人追查个人的刑责，找出犯案的人员，包括那些直接捣毁神圣雕像的人，还有那些在一边袖手旁观、未善尽制止之责的人。赫勒比库斯和恺撒里乌斯将审判法庭设置在竞技场中央，四周派武装士兵严密戒备。此时此刻，安条克最富有的市民被五花大绑带到审判官前面，严刑逼供，无论是立即判决还是暂缓处理，全凭几位特派大员一语裁定。罪人的土地和房产充公后被拍卖，妻子儿女从以往富足奢华的生活，堕入贫穷没落的困境，人们猜测这一天将会执行大规模的血腥处决。
克利索斯托是安条克辩才出众的神职人员，用生动的笔调叙述了这一事件，将之比拟为进行最后审判的世界末日。狄奥多西的使臣虽负有残酷的任务，但执行时却仍怀有不忍之心，眼见众多罪犯即将家破人亡，难免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正好借机接见从深山和沙漠前来的僧侣和隐士，怀着敬意倾听他们紧急的申诉。两位主审在多方劝说下，同意延期执行判决。经过商议，赫勒比库斯留在安条克处理本案，恺撒里乌斯尽快赶回君士坦丁堡面见皇帝，不惜触犯天颜，请求主上收回成命。
此时，狄奥多西的怒气已消，代表民众陈情的主教和议员，有幸得到皇帝召见。狄奥多西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于安条克民众的行为，像位受到伤害的朋友那样发出怨言，而不是一味仗着皇帝权威，用恐吓的手段来报复。皇帝既往不咎，赦免安条克和市民的罪行，打开监牢的大门，担心丧失性命的议员和富室得以领回自己的田产和房屋。东部的省都恢复了原有的地位，重新闪耀历史名城的光辉。狄奥多西嘉奖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称赞他们不计利害为受难弟兄陈情奔走，将巴勒斯坦的管辖权授予希拉里乌斯，酬劳他为同胞仗义执言的辩才，特别在安条克主教辞退时，以极大尊敬表示感激之意。安条克的市民为报答君王不杀之恩，重新建造1000多座新雕像。帝国四境发出赞颂的欢呼，皇帝深为期许，并公开表示，若伸张正义是帝王的首要职责，那么法外施恩必然是国君的最高享受。
帖撒洛尼卡的叛乱行动，一般认为起因更为荒谬，产生的后果更是可怕。这座占地极广的城市是伊利里亚的首府，为了免于哥特战争的刀兵之灾，修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派驻了兵力强大的部队。统领的主将是波特里克，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是个蛮族。主将的手下有个容貌出色的男孩，这位奴隶引起赛车场中著名御车手的情欲，被波特里克知道后，下令将御车手关进监狱。等到驾车比赛那天，群众见不到喜爱的御车手，不禁大失所望，对观众而言，所看重的是御车手的技术而非品德。加上民众在过去与军队曾经发生过争吵，不满的情绪借机爆发开来。这时，军队为了支援意大利的战事，调走了主力，常有士兵开小差溜走，剩下的兵力在受到狂怒群众袭击时，不足以保护主将的安全。波特里克和几位主要官员惨遭暴徒杀害，还有人将遍体鳞伤的尸体拖在大街上游行示众。皇帝住在米兰的宫廷，接到帖撒洛尼卡民众暴动作乱的报告后，感到无比震惊。波特里克功勋卓著，他的死亡让他的主子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愤怒。但是就当时的状况，只要派出铁面无私的法官，经过审判的程序，就会使行凶的首犯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脾气火暴的狄奥多西，无法等待司法程序的调查和审讯，很快决定，部将身上流出的鲜血，要用凶手的性命来偿还。不过，这时他还在宽大为怀和血腥报复之间犹豫，主教热忱的规劝，差点使得皇帝勉强同意网开一面。
但大臣鲁菲努斯几句不得体的言辞，激起他满腔的怒火。在派出信差下达屠杀命令之后，皇帝想阻止命令的执行，但已为时太晚。皇帝在盲目冲动之下，将对一座罗马城市的报复行动交予蛮族，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开杀戒。何况这一攻击计划，是在阴毒、险恶和非法的密谋指使下，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帖撒洛尼卡的市民收到以皇帝名义所下的告示，假意邀请他们前往观看赛车。市民对这些娱乐绝不嫌多，观众人数如此庞大，就打消了一切恐惧和疑惑的念头。等人员到齐后，一声令下，出场的不是赛车而是埋伏在竞技场四周的士兵，他们立刻着手行动，展开大屠杀。这场不分外人土著、不管年龄性别、无论有罪无罪的杀戮，持续进行了3个钟头。被杀人数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7000人，更有些作者觉得达到了1.5万人，这些无辜死去的人被当作奉献给波特里克亡灵的牺牲品。一个外国来的商人，可能认为自己不会被杀，提出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做担保，换取两个儿子其中一人的性命。正在他因不知该选哪位而犹豫难决时，士兵帮他做出了决定，用匕首同时刺进两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的胸膛。这群刽子手大肆杀戮，以不得不拿出足够的人头来交差为借口，使得这场有计划和预谋、遵从狄奥多西命令行事的大屠杀，让人听得胆战心惊，面无人色。皇帝过去曾长期在帖撒洛尼卡居住，这更是加深了他的罪孽。这座惨遭不幸的城市，它的街道和建筑的外貌，居民的衣着和习性，皇帝都十分熟悉，以至于每次想起，这些都会随时呈现在眼前。后来，狄奥多西甚至感到那些遭他屠杀的人们，好像仍然健在一样。
皇帝对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怀有敬意，尤其礼遇安布罗斯，格外推崇和钦佩他的品格，说他的身上凝聚着主教所具有的最高美德。狄奥多西的友人和大臣处处仿效君主的作为，对主教表现出虔诚的态度。这样一来，皇帝有时会感到惊讶，倒不一定引起不满，那就是他所有的秘密打算，转眼之间便会传到大主教的耳中。安布罗斯的行事以极为崇高的理念为准绳，认为政府对人民的施政作为，与神明的荣誉和宗教的利益有相当的关联。
卡利尼库姆是波斯边境一个不出名的小镇，当地的僧侣和市民，在主教狂热情绪的鼓动下，发生暴乱事件，烧毁瓦伦提尼安教派的集会场所和犹太人的会堂。煽动闹事的教士受到行省地方官员的裁定，要重建犹太会堂，赔偿全部损失，这项公正而温和的判决也得到皇帝认可。但是米兰大主教并不同意，为此口述了一封批评和指责的信函，使用的语气像是皇帝受过割礼，背叛原已受洗的宗教信仰。安布罗斯认为对犹太教的宽容，就是对基督教的迫害，同时很武断地宣称，他和所有真正的信徒全都热切期望，愿意就这一护教行动的是非功过，以及授予殉教人员名衔等有关问题，再与卡利尼库姆主教做深入的研讨。他用非常悲痛的口吻提到，要是执行这样的判决，将对狄奥多西无瑕的名声和信仰的获救，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大主教因为私下的劝诫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在布道的讲坛上，向坐在御座的皇帝发表了公开的讲话，在得不到狄奥多西严正而明确的保证，对卡利尼库姆的主教和僧侣不加任何惩处以前，他将不再进行在祭坛呈献祭品的仪式。狄奥多西很真诚地撤回原来的判决，后来在他居住米兰期间，随着与安布罗斯虔诚而亲切的交谈，对他的敬爱之心更是有增无减。
安布罗斯得知皇帝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后，心中充满悲愤和痛苦，躲到乡下去独自忧伤，不愿与狄奥多西见面。大主教知道自己保持沉默是软弱的表现，在众口铄金之下，会使他成为罪恶的帮凶，于是在他写给皇帝的私人信函中，表达出狄奥多西所犯罪行的严重，并告诉他只有彻底悔改的眼泪才能洗涤自己的罪孽。安布罗斯会因宗教的热忱而激动，也能保持审慎的作为，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启示，要他用间接的方式，将皇帝暂时逐出教会。他警告狄奥多西不能用自己的名义献祭，或是当他的面祭神。他劝导皇帝要限制自己的行动，专心一意地祈祷，不要妄自接近基督的祭坛，也不要用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双手，去接受圣餐。皇帝受到教父的影响，反省自己的过错，对因自己一时的震怒而引起的无法挽回的暴行已经深感悔恨。有一次，他在万分悲痛之余，仍和往常一样前往米兰大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当他走到教堂门口时，大主教拦住他，用上帝使者的口气和语言对君王说道，仅是私下的忏悔不足以偿还公开犯下的罪行，很难平息神灵被激怒的义愤。狄奥多西很诚挚地表示，要是说他所犯下的杀人罪行罪不可赦，那么最为神所喜爱的大卫，他所犯的罪不仅是谋杀，还有通奸。无所畏惧的安布罗斯回答：“你学大卫那样犯罪，那么也要像他一样忏悔。”在接受严苛的赔偿和赎罪条件之后，狄奥多西皇帝进行了公开的忏悔，这是教会历史中最光荣的事件。
根据4世纪时基督教教规，对杀人犯最宽大的处罚，也需要20年的苦行赎罪，把帖撒洛尼卡大屠杀受害人数累计起来，个人有限的生命根本无法偿还。因此，杀人犯便应被逐出神圣的教会，直到死亡终结他罪恶的一生。大主教充分考量宗教政策的各项原则，有鉴于悔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身居帝王之尊还能忏悔自责，决定适当放宽条件，何况公开认错能够产生很大的教诲作用，可以作为缩短苦行期的重要理由。对于一个罗马皇帝来说，让他剥去代表君权的服饰，表现出哀悼和恳求的姿态，为了请求赦免他的罪孽，在米兰的教堂中痛哭流涕，不管怎么说都已经够了。在这次心灵治疗过程中，安布罗斯交替采用温和与严格的手法，过了8个多月，狄奥多西恢复了原有的信仰活动。从他下达的一份诏书中，把判决延后30天执行，可以看出忏悔的成果。后世一直推崇大主教的刚毅和正直，从狄奥多西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不怕人世惩罚的君王，依然要屈服于最高审判者的法令，遵从教会执法者的教规，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孟德斯鸠曾说：“帝王的行动要是被宗教的希望和恐惧所左右，等于是被豢养的狮子，只听从驾驭者的命令和指挥。”百兽之王听命于有权威的人，一举一动要符合控制者的意图和利益。神职人员掌握国君的良知良能，可以煽起或平息杀机四伏的冲动情绪。安布罗斯先后用极大的热忱为人道关怀和宗教迫害出力，同样都获得辉煌的成功。
高卢的僭主战败死去，天下归狄奥多西所有。原本他虽获格拉提安拔擢，但光荣的名衔仅及于东部各行省，现今则靠着胜利者的权力统治西部。他在意大利度过了3年时光，有效恢复了法律的尊严。过去因马克西穆斯的篡夺，以及瓦伦提尼安二世冲龄即位，造成行省长期无法无天和中枢乏力的局面，如今已全部得到了改善。他颁布的法令都会签署瓦伦提尼安的名字，但贾斯蒂娜的儿子年龄尚小，宗教信仰曾误入歧途，势必应由正统教会的监护人精心照顾。这样一来，不幸的年轻人在狄奥多西的野心面前毫无抵抗的能力，狄奥多西很容易就将他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帝国继承权。要是狄奥多西根据利害关系和策略需要，不顾一切采用冷酷的手段，他的行事也会得到友人的谅解。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概，赢得了多年宿敌的赞许。他把瓦伦提尼安拥上米兰的帝座，对于眼前或未来的利益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过去马克西穆斯用武力侵占的行省，恢复以后便把统治权交还给瓦伦提尼安。除了大批世袭的领地以外，狄奥多西还慷慨奉送给他格拉提安被杀后，靠着自己的英勇所收复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在为恩主之死报仇并获得了解救西部帝国的荣誉后，皇帝从米兰回到君士坦丁堡，很安稳地统治东部各行省，渐渐恢复昔日奢华而慵懒的生活习惯。狄奥多西把国事的重任全权托付给瓦伦提尼安二世，在与瓦伦提尼安的姐姐结婚后，过着夫妻恩爱的宫廷生活。世人推崇他的品格高尚纯真，更为他赢得胜利以后所表现的慷慨气度而倾心不已。
皇太后贾斯蒂娜回到意大利不久后过世，她曾目睹狄奥多西的胜利，以后再也无法干预其子的用人及行政。瓦伦提尼安过去受到她的教导和影响，对阿里乌斯教派产生好感，这种有害的观念很快为正统教会的教育所去除。他对尼西亚信经与日俱增的信仰热情，加上对安布罗斯的人品和权威地位，如同父执般尊重，使得正统基督教徒极为钦佩西部年轻皇帝的德行。他尽忠国事又能自我克制，摒除寻欢作乐的生活，全心投入工作。他对两个姐妹爱护备至，但她们却无法影响秉公施政的作为，即使对一个身份低下的平民，他也会做出合法的判决。但这位和蔼可亲的青年未满20岁时，就受到国内叛乱行动的困扰，整个帝国再次陷入悲惨的内战。阿波加斯特斯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法兰克人，在格拉提安当政时任军中第二要职，在主子被弑后，便投效狄奥多西麾下，发挥他的军事才干促使僭主加速败亡。平乱后，他被任命为高卢部队主将，过人的才华和小心掩饰的野心，使他赢得皇帝和人民的信赖。他还用慷慨的赏赐，破坏了军队对帝国的忠诚。当他被视为国之股肱，受到朝廷敬重时，这胆大包天的奸诈蛮子，却密谋篡夺帝位，即使会使西部帝国陷于倾覆之境亦在所不惜。军队的指挥权全落在几个法兰克人手里，阿波加斯特斯将亲信提升到重要职位，随着阴谋的逐步发展，瓦伦提尼安身边的忠实臣仆都被更换。西部的皇帝现在既没有权力，也缺少传递信息的耳目，无形中变成身处险境、无法自主的囚犯。
瓦伦提尼安一往无前的行为，可以视为年轻人的莽撞和冲动，也是在位的君王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统治帝国所急于表达的恼怒之情。他暗地里请米兰大主教出面调解，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见证，能够保障他的安全。同时，他设法告知东部皇帝他的处境堪危，要是狄奥多西不能火速派兵相救，将迫使他冒险逃离维埃那皇宫——对他而言这里就是位于高卢境内的监狱。这也得怪他自己，不该选择在被叛军包围的地方建立行宫。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很清楚自己得到援助的机会很渺茫，何况每天都要受到各种刺激。于是皇帝在外无兵马、内无谋士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要与兵权在握的将领放手一搏。瓦伦提尼安在皇宫的主殿接见阿波加斯特斯，等到这位伯爵带着相当尊敬的表情走上前时，便递给他一纸诏书，免除他所负的全部职务。阿波加斯特斯用讽刺的语调冷笑说道：“我的职权非君王一时喜怒所能褒贬。”并且带着蔑视的神情将诏书扔在地上。气愤填膺的皇帝抓住身旁卫士的佩刀，将刀从鞘中抽出，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还是未能将武器刺进敌人身上，好在自己也没有受伤。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完全暴露出瓦伦提尼安的怒火中烧和无能为力，他的命运已无挽回的余地。几天以后，瓦伦提尼安被发现自缢在寝宫(公元392年5月15日)。阿波加斯特斯采取种种措施，用来掩饰他那众所周知的罪行，试图让世人相信，年轻皇帝之所以自寻短见，完全是感到绝望所致。他的遗体经过隆重的葬礼后被送往米兰的墓地，大主教在一篇祭文中哀悼他的德行操守和身遭惨祸。在这种情况下，安布罗斯基于人道的要求，在神学的戒律规范上大开方便之门，为了安慰瓦伦提尼安两位终日以泪洗面的姐妹，一再向她们提出保证，信仰虔诚的兄弟虽然没有接受神圣的洗礼，凭着上帝的慈悲，将毫无阻碍进入永恒幸福的天堂。
行事谨慎的阿波加斯特斯为实现野心，早已完成各项准备。在西部行省的民众心中，忠君爱国的观念早已烟消云散，大家带着听天由命的看法在观望，不知何人会合于法兰克人的心意，被推上宝座即位为君。但他们还残留着罗马民族的骄傲和偏见，无法接受阿波加斯特斯登基称帝，何况这个机智的蛮族觉得，遥控一个听命的罗马人进行统治，会更得心应手方便他行事。因此他把紫袍授予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此君早先是他的秘书，后来升为行政长官。伯爵大人无论于公于私，一直赞赏尤金尼乌斯的忠心耿耿和办事能力，凭着学识和辩才，加上他举止端庄的气度，受到广大民众尊敬。他一再表示不愿身登大宝，谦虚的美德更能产生有利的舆论。新帝即位后立刻派遣使臣前往狄奥多西的皇宫，假装悲伤地报告瓦伦提尼安意外死亡的消息。现在西部的军队和行省一致推举可敬的公民尤金尼乌斯担任西部帝国皇帝，请求东部君王的同意，却完全不提阿波加斯特斯的名字。狄奥多西非常担心，他认为一个蛮族的忘恩负义，转瞬间将数年心血和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加上心爱的皇后在旁哭泣，要求为她弟弟报仇雪恨，逼得他再次运用武力，来恢复皇室尊严。但是，第二次西征危险性极大，而且非常困难。为了避免对方起疑，狄奥多西就用贵重的礼物和含糊的复函，打发走了尤金尼乌斯的使臣，然后花了2年来准备这次内战。
虔诚的皇帝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急着想要知道上天的旨意，基督教的发展早已令德尔斐和多多纳的神谕无从获得。当时有位埃及僧人，生来就具有通晓未来的神奇天赋，狄奥多西决定向他求教。于是君士坦丁堡皇宫一个备受宠信的宦官优特罗皮乌斯被派专程前往，他先乘船到亚历山大里亚，再溯尼罗河而上，到达遥远的行省蒂巴伊斯的吕科波里斯，或称为狼城的地方。神圣的约翰在该城附近高山顶上，亲手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已在里面居住50多年，从不开门应客，也从未见过女人一面，更从未食用经过烹调或人工处理的食物。他每周有五天是在闭门祈祷和沉思，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打开一扇小窗，接见大批络绎不绝的求见者，他们来自基督世界的每个角落。狄奥多西派来的宦官，很恭敬地步行走到圣者的窗前，提出有关内战的问题，然后带着十分吉利的神谕回到皇宫。圣者肯定了内战的残酷，但狄奥多西大帝必将赢得胜利，这鼓舞了皇帝的勇气。为了使预言实现，人类智慧所能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善加利用。
斯提利科和提马西乌斯是部队的两位主将，奉命招募新兵加强训练，全力整顿罗马军团的纪律。作战凶狠的蛮族部队，分别在各族酋长的旗帜下，排列出战斗队形。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彼此不和，却投效在同一位君王的麾下，使人感到惊讶。声威远播的阿拉里克曾受教于狄奥多西，从他那里学会了用兵法则和作战技巧，后来他运用这些知识毁灭了整个罗马世界。
西部皇帝以及他的将领阿波加斯特斯从马克西穆斯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深知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富于长期用兵的经验，并且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可以从很多方面发起进攻。要是自己的战线延伸过长，就会带来莫大危险。阿波加斯特斯把部队配置在意大利境内，任由狄奥多西的军团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占领潘诺尼亚各行省，到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无论是出于无意的疏忽或有意的预谋，连各主要隘道都无人防守，门户大开任由敌军长驱直入。等东部皇帝穿过崇山峻岭，惊讶地看见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阵容和营地漫山遍野地散布开来，一直延展到阿奎莱亚城墙前面，抵达弗里基杜斯河或称冷河的河岸。这样一片地形狭长的战场，处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在用兵上没有自由回旋的余地，很难发挥军事才能。阿波加斯特斯生性固执，根本不做求情的打算，弑君重罪毫无展开谈判的可能。狄奥多西急于惩罚谋害瓦伦提尼安的凶手，好完成光荣的复仇计划。东部皇帝对前进道路上天然和人为的障碍，丝毫不放在心上，毅然发起攻势，把最光荣和最危险的任务，交给战力强大的哥特人负责，心里盘算着，在血腥的激战以后，重大伤亡可以稍减哥特人的气焰，也可消耗他们的兵员和实力。协防军部队有1万名官兵战死，连带伊比利亚将领巴库里乌斯也壮烈牺牲，然而即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未能获得胜利，高卢人仍旧占有上风。等到夜幕低垂，掩护狄奥多西的部队在溃败中退却，皇帝撤到附近的一片山林中，在那里度过凄凉的夜晚，饥肠辘辘无法入睡。如果前途暗淡希望渺茫，那么就只能依靠灵活的头脑转变命运的轨迹。在面临绝境时，无视运道的转变，也不留恋尘世的生命，这样才能产生坚强的意志继续奋斗。
尤金尼乌斯在营地肆意狂欢庆祝胜利，机警主动的阿波加斯特斯暗地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占领各山隘要道，从敌人后方把东部军队全部包围起来。天色大亮后，狄奥多西看到自己陷于极度危险的困境，不禁大为恐惧，但很快得知了一个令他绝地逢生的消息，那就是对方有若干指挥官要背叛僭主，提出以代表荣誉的官位和财物的赏赐作为他们归顺的条件。狄奥多西毫不犹豫立即接受，当时找不到正式文书，就在一张便笺上写出约定事项，再由他签字批准此一协议。及时获得的外援振奋了部队的士气，信心百倍地对阿波加斯特斯的营地发起了袭击。外援的主将虽曾在阿波加斯特斯的手下任职，现在却既不承认他有运用武力的权力，也不以为他有获得胜利的希望。正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激烈状况时，从东方刮起一阵强劲暴风，这种现象在阿尔卑斯山区是常事。狄奥多西的部队处于背风，不会受到狂风影响。卷起的漫天沙土直袭敌人脸面，马上使得西部军队阵势大乱，一个个难以站稳脚跟，投出的标枪不是被风吹回，就是失去准头。狄奥多西意外获得有利的天象，加以渲染就影响到敌军的心理。声势惊人的风暴增加了高卢人的恐惧，既然上天对虔诚的皇帝施以援手，那么他们对眼不能见的天神投降，也非可耻之事。
狄奥多西赢得了决定性的会战，两位对手因性格各异而落得不同下场。无路可逃的修辞学家尤金尼乌斯，在即将荣登统治宝座时战败，只能哀求征服者高抬贵手。一群心狠手辣的士兵，趁他跪倒在狄奥多西脚前时，用刀砍下他的头颅(公元394年9月6日)。阿波加斯特斯在战争中尽了将领的职责，无愧于军人名声，会战失败后，接连数日在深山流窜。等他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已无希望，企图逃命已于事无补后，这个勇冠三军的蛮子，拿古代罗马人做榜样，用佩剑刺进自己胸膛。
意大利一隅之地的战斗，决定了帝国未来的命运。瓦伦提尼安家族合法的继承人接纳了米兰大主教的谏言，对于西部各行省的归顺，不再加以指责和追究。当时很多行省犯下参与谋逆的罪行，只有安布罗斯一人能够坚持原则，拒不承认获得成功的篡位夺权行动。米兰大主教以大无畏的气概，拒绝尤金尼乌斯赠送的礼物，退回专人送来的信函，毫无留恋地离开米兰，以避免见到僭主可憎的面孔。像这种做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在所不惜。何况从他审慎小心而暧昧不清的谈吐中，可以发现他早已预见到了尤金尼乌斯的败亡。安布罗斯的懿行得到了获胜君王的赞誉，他忠于基督教会的职守，赢得民众的拥戴。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狄奥多西的仁义美德归功于大主教的虔诚引导和循循善诱。
狄奥多西击败尤金尼乌斯后，罗马世界的臣民欣然推崇他的功勋和名望，根据他即位以来的施政作为，对他而后的统治怀抱美好的希望。皇帝年龄尚不满50岁，想来会有很长一段太平盛世。不料他在胜利后，仅过了4个月就弃世，这对帝国而言是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转瞬之间粉碎了下一代人的光明远景。狄奥多西过着放纵的奢华生活，早已种下病根，突然自皇宫移驻军营，衰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剧烈的劳顿，日益恶化的水肿说明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舆论的诉求抑或基于利害关系，势必造成东西帝国的分裂，两位皇子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因父子舐犊情深，早已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于是分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登基。
皇帝不曾让两子参加内战，用冒险犯难来争取荣誉。等到狄奥多西击败无所作为的敌人后，却召唤次子霍诺留前来分享胜利成果，从垂死父王手里接过统治西部帝国的权杖。霍诺留抵达米兰时，赛车场特别举办盛大表演以示欢迎之意，这时皇帝虽已病骨支离，仍然亲自莅临与民同乐。他接着在次日参加清晨的盛会，终于耗尽精力，其余活动只能由霍诺留代表主持，伟大的狄奥多西于在当晚崩殂(公元395年1月17日)。尽管内战的仇恨尚未化解，皇帝辞世还是受到帝国臣民的哀悼。无论是被他征服的蛮族，还是受到压制的教士，对于举世称誉的皇帝，都异口同声推崇他的丰功伟业。无能而分裂的统治阶层，为帝国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罗马人为之忧心不已。在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时期，每当因他们的施政失误而带来灾祸时，臣民总是对先帝兴起怀念之情。
历史学家据实描述狄奥多西的不朽事功，从来也不曾掩饰他的过失佚行。这位罗马史书上少见的帝王，因暴虐的性格和慵懒的生活习惯，而有损他光辉的形象。有位学者对狄奥多西所获得的声名耿耿于怀，不惜用夸大的言辞，评述皇帝罪恶的行径和危害后世的影响。他非常大胆地断言，当时帝国各个阶层人士，全都效法君主弱不禁风的女性气质。他提及当时各种贪渎苞苴的作为，腐化了社会的风气和个人的品格，并且谈到公众秩序和人际礼仪的式微，造成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这种趋势的形成，使得人们不知廉耻为何物，为图一己的安逸生活、放纵情欲的需要，而弃个人责任和社会利益如敝屣。当代作家有鉴于人民生活崇尚奢华，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大多数是从个人的感受或处境，发出责难之声。只有少数见解高明的旁观者，能够认清社会的变革，发现其中精巧而隐秘的动力，将群体盲目而易变的激情，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推进。依据可信的证据，我们能够断言狄奥多西在位时，罗马帝国的奢侈腐化，比之君士坦丁甚或奥古斯都时期，都更为可耻而荒唐。
这种变化的形成，也不能归之于使国家财富增加的改革所致。长时期的内战灾难和政治败坏，只会导致百业荒废和生产凋敝，人民的财富在无形中减少。大众之所以肆意挥霍浪费，因为他们在挣扎之余对现实深感绝望，所以只顾得眼前的享受，不再考虑未来的需要。狄奥多西的臣民认为自己的财产可能朝不保夕，也就不愿拿出钱来从事那些获利缓慢的稳当行业。眼前频繁出现家破人亡、田园毁弃的景象，祖传的家产随时可能遭到残暴的哥特人的掠夺，不如趁着还未丧失先花光算数。在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上，或是在被围攻而陷入混乱的城市中，必然出现疯狂的举动，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行将沦亡的国家里，处在灾祸和恐惧之中的群众，就会愈来愈不爱惜自己的钱财和产业。
令人志气消沉的奢侈风气，对宫廷和城市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也在无形中毒害和腐蚀着罗马军团。当时有位军人研究罗马古代的军纪和训练，了解其所主张的宗旨和要点，同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军队堕落的情况。根据维格提乌斯精到而详尽的观察，从罗马建城之初到格拉提安在位，步兵都得穿着护身铠甲。但随着军纪的松弛和训练的欠缺，士兵的体能和毅力无法承担兵役的劳累，开始抱怨护甲过于沉重，极不愿穿着在身，久而久之也就将胸甲和头盔弃于一边。他们的先辈使用沉重的兵器，罗马人赖以征服世界的短剑和无坚不摧的标枪，也不知何时起从他们手中消失，似乎带着盾牌就不能使用弓箭一样。他们勉强开赴战场，命中注定不是被杀得片甲不留，就是寡廉鲜耻地临阵脱逃，通常他们会选择后面这条路。哥特人、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骑士看到护身铠甲的好处，就普遍加以采用，加上在投掷武器方面占很大的优势，作战时真是无往不利。反观罗马军团的士兵，上体毫无防护，接战时害怕得浑身发抖。话说回来，就算鼓起勇气，他们袒露的头部和胸背，怎能抵挡蛮族的箭雨。军队的伤亡、城市的陷落以及名声的丧失，都无法使格拉提安以后的在位者恢复穿戴盔甲的古老要求。士兵软弱畏战，使自己和国家全都失去防护的能力，怯懦和懒散可说是帝国败亡的直接原因。
异教在狄奥多西时代受到摧毁，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很奇特的事件，源远流长而且风行一时的迷信竟然被完全根除，更是绝无仅有的例证。过去，基督徒特别是教士不得不压下心中不满，容忍君士坦丁审慎的拖延手法和瓦伦提尼安老皇的宽容政策，他们认为只要敌手继续存在，便无法获得彻底的胜利。安布罗斯和他的教友发挥影响力，对年轻的格拉提安和虔诚的狄奥多西这两位新入教的君主，灌输迫害异教的观念和教义。有两项宗教法的原则，表面看来言之有理，得到认可以后却演绎出非常严苛的结论，对于帝国臣民中仍然信奉祖先宗教仪式的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原则是：一为凡是行政官员对罪行不予制止或惩处，可以视为犯有该项罪行；一为偶像崇拜的对象无论是虚幻的神祇或真实的魔鬼，都等于是犯下了亵渎造物主无上权威的十恶不赦罪行。摩西的戒律还有犹太人历史上草率而错误的案例，被教士拿来施用于基督教温和而普遍的统治，他们激起皇帝的宗教狂热，为的是维护本身的权势和上帝的尊严。从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以后，不过60年的工夫，罗马世界的异教庙宇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从努马时代到格拉提安的统治，罗马人一直保持着神职阶级的几个祭司团体：十五位大祭司负责属神事物和人员的最高司法权，依据宽大而传统的体制成立神圣法庭，裁定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十五位表情严肃而又经验丰富的鸟卜官，仰望天空观察飞鸟，预言军事的行动；十五位西比莱神谕官(从名字知道他们的人数)在国家遇到意外的灾难时，可以查证未来的情况；六位灶神处女用童贞护卫圣火，关系着罗马的气运，要有人敢于窥伺必受严惩；七位神膳官负责供神的祭品和祭祀的宴会，指挥庄严的游行队伍，办理年度各项节庆和祭典活动；朱庇特、马尔斯和基林努斯的三位主祭司，是这几位最有权势的神祇派往人间的使臣，掌管罗马和世界的命运；最高神祇官是指努马本人及其继任者，所具有的宗教职能应该由君王负起责任；还有萨利人祭司团、鲁柏卡斯兄弟会等组织，他们的祭典仪式虽然荒谬可笑受人轻视，但是成员却信心满满自谓可以获得不朽神明的赐福。
共和国时代的罗马祭司有权干预国事，但随着君主制度的建立和帝国政治中心的迁移，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烟消云散。这些祭司阶层的神圣身份和崇高地位，仍然受到所在地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可以在首都和行省行使宗教和民事的治理权，特别以大祭司团最为显赫。他们身穿紫袍，乘坐马车，举办盛宴，引起民众的赞许和羡慕。他们能从圣地的租税和国库的岁入中，获得极为丰盛的薪给，完全足够维持大祭司的豪奢排场，支付国家宗教庆典所需的费用。由于献身祭坛和指挥军队的工作并无任何冲突，罗马人在成为执政官获得凯旋式以后，都渴望得到大祭司或鸟卜官的职位。在4世纪时，只有元老院最杰出的议员，才能坐上西塞罗和庞培的位置。高贵的出身会因僧侣的职位而增加光彩，组成大祭司团的十五位成员能够伴随君王，身价之高令人向往，就是基督教皇帝也不惜屈尊接受最高神祇官的服饰和章纹。等到格拉提安登基以后，不仅行事谨慎而且头脑开明，严词拒绝这些亵渎神明的标志，把发给祭司和灶神处女的年俸，使用于国家或教堂的社会服务，废止他们的荣誉地位和豁免特权。他所拆除的古老罗马迷信架构，曾经在民意和习俗的支持下屹立了1100年之久。想当年异教还是元老院的合法宗教，议员集会的厅堂或神庙都供奉着胜利女神的祭坛和雕像。一个神情庄严的女性站在圆形地球上，袍服随风飘动，背后双翅高展，向外伸出的手上托着一顶月桂冠。议员在女神的祭坛前宣誓遵守皇帝和帝国的法律，在正式开始议事之前，都会严肃地焚香奠酒致敬。拆除此一古老的纪念物是君士坦提乌斯对罗马迷信的唯一破坏行动，胜利女神的祭坛在尤里安的手里重建，瓦伦提尼安乐观其成。信仰虔诚的格拉提安再度将祭坛迁走，但是对公共场所被人顶礼膜拜的神像，放任不管未加理会。除此之外还有424座庙宇和修院，留给民众以满足他们敬神的活动，因而在罗马的每个地区，基督徒极为敏锐的心灵总是被偶像崇拜者的香火所触怒。
罗马元老院内的基督徒是少数派，对于多数异教徒所赞同的议案，尽管会亵渎至高的神却完全合法，他们只能靠拒绝出席来表达反对的立场。会议在宗教狂热的煽风点火之下，追求自由权利的行动开始死灰复燃，而且形成燎原之势。经过提案表决陆续派出四个负一时物望的代表团，前往帝国的宫廷申诉祭司阶层和元老院的苦衷，请求重建胜利女神的祭坛。元老院将此重要任务交付给能言善辩的叙马库斯，他家财万贯而且出身高贵，在政府曾经担任过阿非利加总督和本市的郡守，还兼任大祭司和鸟卜官的神圣职务。叙马库斯的胸怀充满宗教狂热，激起复兴异教的理想，但他在宗教上的敌手，认为他空有精明的才干和高尚的德行，终将一事无成，不免为他感到惋惜。演说家呈送给皇帝瓦伦提尼安的请愿书现在仍然留存着，他本人清楚自己承担的任务极为艰巨而危险，尽力避免提到可能触及君主宗教信仰的问题，只是谦卑地宣称祈祷和乞求是他唯一的武器，完全用修辞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是否合乎理性的要求已经在所不计了。
叙马库斯想用展现胜利女神所代表的象征，来诱使想象力丰富的年轻君主对其产生兴趣。他暗示每年所需的用来祭祀神明的款项微不足道，就皇帝慷慨和豁达的作风，根本不值一提。但他恳切地表明，罗马的献祭活动要是不用共和国的名义支付费用，便无法获得神的赐恩和成效。他甚至连怀疑论也拿来为迷信做辩护，宇宙的浩瀚无边以及不可理解的奥秘，实非人类所能探索于万一，理性无能为力时，只有听任习惯的引导。每个民族遇到军国大事似乎都会审慎思考，但实际不过是忠实依循经过几代人考验的各种认识和仪式。要是在这么多代的时间里享受着荣耀和兴旺，而且虔诚的人民经常获得在神坛前祈求来的赐福，那就应该坚持以往正确而有益的做法，不必轻易涉足未知领域可能带来危害的变革。努马的宗教信仰通过时间的考验，获得卓越成就，居于极为优势的地位，不可轻言放弃。就连主宰罗马命运的守护神，也被演说家请到皇帝的法庭来为自己辩护，这位德高望重的贵妇人说道：
高贵的君王和帝国的元首，请怜悯尊重我已经衰老的生命，让虔诚的生命度过最后那段不受干扰的岁月。既然我并不后悔，那就让我继续奉行古老的仪式吧!既然我生而自由，那就允许我继续遵循熟悉的制度吧!是这个宗教把整个世界置于罗马的法律统治之下，是这些仪式把汉尼拔和高卢人驱出我们的城市和神庙，而到了如我这样鬓白如霜的年纪，难道还要忍受如此不堪的羞辱？我对新的体制一无所知，然而还是要我接受；但是我非常清楚，对古老事物的改变，都会丧失荣誉，成为可耻的行为。
人民的恐惧补充了谨慎的演说家隐匿未发的见解。衰亡的帝国受到灾难的折磨和威胁，异教徒一致将它归罪于基督和君士坦丁的新教。
但是，米兰大主教立场坚定而手法高明，竭力使皇帝反对罗马辩护人虚妄的说辞，叙马库斯的希望成了一片泡影。安布罗斯在这场争辩中不惜放下身段，运用哲学家的语言很轻蔑地问道，罗马军团骁勇善战而且军纪严明，所以才能百战百胜，为何要归功于凭着想象、目不可见的力量。他同时嘲笑过分尊重古人的做法只会妨碍到技艺的进步，使人类回归到原始状态。接着他提高声音用神学家的口吻表示，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是真理，可以使人类得救，任何形式的多神教都会引导受骗的信徒走向错误的道路，堕入永恒灭亡的深渊。深受宠爱的主教提出这样的论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效地阻止了胜利女神祭坛的重建。同样的说法出自高高在上的征服者之口，产生了更大的力量和效果，古代的神祇被拖在狄奥多西参加凯旋式的战车后面。在元老院的全体会议上，皇帝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即对朱庇特或基督的宗教崇拜究竟以何者为是。虽然他做出一副大家可以自由投票的样子，但是他亲自到场所带来的恐惧，使大家的希望完全幻灭。叙马库斯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放逐，这等于是在对帝国的臣民提出警告，让他们知道违背君王意愿的可怕下场。
在元老院例行的分组会议上，对朱庇特的崇拜以绝大多数的票遭到否决和废止，这时要有任何议员敢于用发言和投票，大胆支持现已遭到禁绝的神明，就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元老院在仓促中改变信仰，可归于超自然的力量或卑劣的动机，也有很多的改信者心中怀着奢念，有朝一日可抛弃让人痛恨的伪装。但古老的信仰已毫无指望，大家逐渐适应新兴的宗教，他们只有屈服于帝王的权势、流行的时尚和亲人的乞求，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受到罗马教士和东部僧人指使和控制。安尼西安家族的行为堪为表率，受到其他贵族世家的效法，贝锡、保利尼和格拉古这些古老家族相继皈依基督教。
德配天地而又源远流长的加图世家——这是普鲁登提乌斯的过分赞誉——忍不住要卸下大祭司的袍服，让古老斑驳的外皮蜕化，脱胎换骨，穿上经过洗礼用来涤罪的白袍，在殉教者的墓前供奉代表执政官权力的权标和束棒，表现得极其谦卑。
勤奋工作自食其力的市民和靠公共福利为生的民众，汇集成源源不绝的改信者人潮，涌进拉特兰和梵蒂冈大教堂。元老院禁止偶像崇拜的敕令，获得罗马人民一致支持。壮观的卡皮托神庙任其颓圮，有些分散在市区的庙宇，被人破坏后不予理睬。罗马已完全屈从在福音的重轭下，但被征服的行省对罗马的名望和权势，仍未失去景仰之心。
尊重传统的皇帝们在改造罗马这座不朽的名城时，不仅有所顾忌也十分审慎。专制君主对于省民的成见一向都不放在心上。自从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后，推行基督教的工作中止了将近20年，等到信仰狂热的狄奥多西登基，这一工作再次开始推动并且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英勇无敌的君主之所以与哥特人奋战到底，不是为了追求共和国的荣誉，而是为了获得国土的安全。这时他采取了一些有助于护卫天国的行动，但这些行动在明智的人看来，显得鲁莽而不近情理，而且会触怒大部分的臣民。他在与异教徒第一次交手并获得胜利以后，促使信仰虔诚的皇帝重申前令，大力推行诏书所列禁止事项。当初在东部各行省颁布的法规，在马克西穆斯被击败后，开始被运用在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狄奥多西将正统教派的每一次胜利，都归功于基督徒和正统教会纯正的信仰。他打击迷信活动，从禁止奉献牺牲着手，因为他认定那是有罪和邪恶的行为。从诏书的词句上看，他严厉谴责检视被杀动物的内脏以卜吉凶及其后续的种种行为，此无异于将构成异教信仰最基本的献祭仪式视为罪行。
修建庙宇的目的是奉献牺牲，一个仁德之君有责任使臣民远离危险的诱惑，以免触犯他所制定的法律。皇帝委派给东部禁卫军统领西内吉乌斯以及西部两位高阶官员约维乌斯伯爵和高登提乌斯伯爵一项特殊使命：关闭所有的庙宇，收缴或摧毁偶像崇拜的设施和工具，免除祭司的各项特权，没收异教的产业充作皇帝、教会或军队的费用。等到全面查禁的行动停止，庙宇只剩空无一物的建筑，不再用来供奉偶像，但政府必须对其加以保护，以免庙宇建筑遭狂热分子破坏。很多庙宇都是希腊建筑最壮丽精美的瑰宝，就是皇帝本人也不愿损毁城市的华丽景象，破坏自己拥有的财物。这些硕大无比的屋宇被保留下来，作为基督教胜利的永久纪念物。在艺术日益式微的状况下，这些建筑物可以当作仓库、作坊或集会场所使用。或许那些庙宇的墙壁，经过神圣仪式的净化以后，可用来礼拜真正的神，也可以消除古老偶像崇拜的罪孽。
但只要这些庙宇存在一天，异教徒心中就会暗自满怀希望，期盼着再有一个尤里安掀起带来吉兆的变革，好重建神祇的祭坛。现在他们在皇帝宝座前苦苦哀求，根本发生不了任何作用，只会增加基督教改革者的决心，要毫不留情连根铲除迷信活动。几位皇帝颁布的有关宗教的法律表现出趋向温和的迹象，上位者虽对推行基督教态度冷淡消极，却无法堵住教会的精神领袖所领导或激起的宗教狂热和掠夺风气。高卢的图尔主教，神圣的马丁，亲自率领忠实的僧侣，在面积广大的教区毁弃所有偶像、庙宇和圣地的树木。贤明的读者自可判断，支持马丁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究竟是神奇的力量，还是名利的刀剑。在叙利亚，被狄奥多里特称为圣洁而卓越的马塞卢斯，是沉溺于使徒热忱的一个主教，他决心将阿帕美亚教区所有宏伟的庙宇都夷为平地。但当年修建朱庇特神庙的技术水平和牢固程度，却阻挠了他的破坏行动。巨大的殿堂坐落在一个高地上，四边各有15根周长16英尺的石柱，支持着高大的屋顶，圆柱由大石块砌成，全部用铅和生铁灌浇，使用最坚硬和最锋利的破坏工具都难以损伤分毫。后来他们挖空石柱基础，再放火烧掉在下面临时撑住的木桩，终于使得石柱全部倒塌。此一任务的艰巨已被一个黑色魔鬼以寓言的形式记述下来，虽然他无法击败基督教的工匠，却也推迟了基督教的摧毁计划。
马塞卢斯受到胜利的鼓舞，决定亲自出马与黑暗势力斗争。一支人数众多的由士兵和角斗士组成的队伍，打着主教的旗帜前进，连续袭击阿帕美亚教区遍及各处乡野的庙宇。这位虔诚的勇士预见到自己会遭遇危险，因为他是跛子无法参加战斗也不能飞奔逃走，就待在距离战场相当远、标枪掷不到的地方。但正是因为他过于谨慎才导致死于非命，一群怒气冲天的农民发动突击把他杀死。行省的宗教会议立即宣称，马塞卢斯是为执行上帝旨意，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僧侣为了支持伟大的理想，带着喧嚣的暴怒从沙漠蜂拥而出，竞相表现出宗教狂热的行为。他们为异教徒所仇恨，有些人贪财和放纵的行为，受到民众的谴责：贪财是指他们用神圣的借口掠夺，放纵是指他们挥霍人民奉献的钱财。这些人对僧侣穿着破烂的衣服，高声唱着赞美诗以及假装苍白的面孔，极为愚蠢地表示由衷的崇拜。只有少数庙宇因为恐惧、贿赂、关爱或审慎等原因，受到地方当局或教会领导阶层的保护。像是迦太基的天界维纳斯神庙，整个神圣区域的周长有2英里，当地的异教徒非常明智地将其改建为基督教教堂。他们运用类似的奉献办法，得以将罗马万神殿的宏伟圆顶，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但是在罗马世界的每一个行省，都有一大群既无领导也无纪律的狂热分子，对当地安居乐业的居民进行侵犯。一些最珍贵的古老建筑物只有遗骸留存下来，展示出这些野蛮的宗教狂信徒的狂暴，也只有这类人才有时间和兴趣，执行这样艰巨的破坏工作。
这场浩劫的范围极其广泛，一个旁观者也许可以从中看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皮斯神庙所留下的废墟。埃及是一个迷信盛行的国度，但是塞拉皮斯并非土生土长的神灵或恶魔。第一个托勒密国王受到梦的启示，要将这位长期受到锡诺普居民顶礼膜拜的陌生神祇从本都海岸请到埃及来。但是人们对于他的属性和统治范围完全不知道，甚至连他是代表白昼的光明之神还是阴曹地府的冥王，都还在争论不休。埃及人固执地信奉祖先的宗教，拒绝让外国的神祇进入他们的城市。只有逢迎谄媚的祭司，受到托勒密家族的慷慨赏赐，才会服服帖帖毫不反抗，承认来自本都的神明所具有的权威，并杜撰出一部充满尊荣的家谱。这位篡夺者被推上埃及神王奥西里斯的宝座，也占有他的床榻，成为伊西斯的丈夫。
亚历山大里亚声称受到他的保护，为获得“塞拉皮斯之城”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塞拉皮斯的庙宇在名气和壮丽方面，足可与卡皮托的朱庇特神殿媲美。它修建在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顶上，不仅面积宽阔，而且高出邻近的城市约100步。内部的大厅用坚固的拱廊支撑，并分成若干条相连的拱道和一间间地下房屋。神圣的主殿被一个四方形的柱廊所围绕，雄伟的大厅和精美的雕像呈现艺术的最高水平。还有那在废墟上，如同浴火的凤凰般重新恢复辉煌光彩的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此处是保存古代知识的宝库。狄奥多西发布诏书严禁异教徒的祭祀活动后，却仍然对塞拉皮斯的城市和寺庙网开一面。像这样非常独特的宽容，很不智地将之归于基督徒的迷信所产生的恐惧，好像他们真的不敢禁绝古老的宗教仪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尼罗河泛滥、保佑埃及作物丰收，使君士坦丁堡能继续存在。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和平与德行之敌提奥菲卢斯据有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的宝座，他是个胆大包天的恶棍，双手沾满了铜臭和鲜血，被塞拉皮斯的荣名激起满腔的怒气。由于他对一座古老的酒神巴库斯神殿横加污蔑，使得异教徒提心吊胆，认为他会施展更为毒辣的手段。在群情激荡的埃及首府，有时会因微不足道的挑衅行为引发一场内战。塞拉皮斯的信徒虽然实力和数量远不及对手，但受到哲学家奥林庇乌斯的鼓舞，仍旧拿起武器，誓死要用生命来捍卫神祇的祭坛。这些异教的狂热分子固守像碉堡一样的塞拉皮斯神庙，用勇猛的出击和顽强的抵抗打败敌人的围攻，对基督徒俘虏施以极不人道的酷刑，在困兽之斗中求得最后的安慰。行事审慎的地方当局竭尽全力促成双方休战，等待狄奥多西的批示，以决定塞拉皮斯的命运。两派人马不准携带武器，在市区广场集合，当众宣读皇帝的敕令。等到“要拆除亚历山大里亚一切偶像”这句话出口时，基督徒发出欢欣无比的呼声，噩运上身的异教徒觉得愤恨填膺，一个个鸦雀无声地溜走，靠着飞奔逃跑或者低声下气，以避开敌人充满恨意的报复。提奥菲卢斯动手破坏塞拉皮斯神庙，除了建筑物本身厚重结实的材料，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拦他的了。但这个障碍的确难以排除，最后只有留下地基部分不加理会，把殿堂打成一堆瓦砾，算是出了一口怨气。
后来市民很快将一部分残址整理干净，腾出空地修建了一座纪念殉教者的教堂。珍贵无比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被抢劫一空，里面的图书全部毁损无遗。过了20年后，只要来访的参观者没有被宗教的偏见遮蔽自己的心灵，当他们看到那些空空如也的书架，都会感到无限的痛惜和愤慨。古代天才的著作，有很多就此从世间消失，要是没有遭逢打倒偶像崇拜的浩劫，就可以供后人消遣，或是从中汲取知识。现在整个庙宇全部成为丰富的战利品，可以大大满足大主教的狂热和贪婪，作为他在宗教战场胜利的报酬。他们仔细熔掉金银铸造的神像和花瓶，把不值钱的金属制品全部砸烂丢到街上。提奥菲卢斯极力揭发偶像崇拜者欺骗和邪恶的罪行：这些祭司用天然磁石捣鬼，秘密把活人藏在空心的神像里。虔诚的丈夫和毫无防备的妇女如此信任他们，却被鬼蜮的伎俩陷害。这些指控看来有几分可信，因为与迷信的骗术和谋利的思想并无不合之处。但是由于基督徒们以此为由对被击败的敌人极尽侮辱和谩骂，难免让人怀疑指控异教徒的罪行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被编造出来的。
塞拉皮斯的巨大雕像随着他的神庙和宗教同时冰消瓦解，大量不同种类的贵重金属经过精工制作，拼凑在一起成为雄伟的神像，宽度一直延伸到圣殿两边的墙壁。塞拉皮斯被塑成坐像，左手拿着权杖，整个风格跟朱庇特的形象极为相似，不同之处是头上戴着一顶篮状或斗状的帽子，以及右手握着有象征意义的怪物，一条蛇昂着头后面拖着分叉的三条尾巴，末端分别是狗头、狮头和狼头。信徒非常肯定地宣称，要是有人胆敢用污秽的手亵渎神明的威严，世界就会重归开天辟地的混沌状态。一个悍不畏死的士兵受到宗教狂热的激励，手执沉重的战斧爬上高梯，甚至连在场的基督徒群众都为他捏了把冷汗，不知会出现什么惊人的状况。他对准塞拉皮斯的面孔用力砍了一斧，碎裂的脸颊坠落地面，雷鸣电闪没有随之大作，天地还是保持一片祥和宁静。获胜的士兵挥斧猛劈，巨大的偶像倒塌下来摔成碎片。塞拉皮斯的四肢被拖着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街游行示众，被砍得伤痕累累的躯体陈列在大竞技场，在人群的喊叫声中被大火烧毁。可想而知，有很多人之所以改变宗教，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保护神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这种群众模式的宗教把可见的实质形体赋予崇拜的对象，最大优点是使人感觉熟悉而能接受，但优点也是缺陷，因为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意外事件，揭穿偶像崇拜的虚妄，使整个信仰全部幻灭。照常理来说，一个人若凭着肉眼和双手去分辨偶像和圣物，这些圣物与天然或人工的物品并无不同，因此难以长期保持崇敬之心。而且等到危急关头，这些偶像神秘而奇特的威力，居然连本身的安全都难保，他们就会鄙视祭司毫无根据的吹嘘，为自己的迷信感到荒谬可笑。待塞拉皮斯的雕像整个倒塌后，异教徒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尼罗河会对埃及亵渎神圣的统治者，拒绝供应每年作物所需的水量。一开始泛滥时间的延后表明了河神的愤怒，但水势很快上涨，弥补延迟之不足；当涨势过猛超过正常水位时，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幸灾乐祸，认为大洪水即将来临。可惜，最后这条大河还是恢复到了大家所熟知的水位，也就是16肘这个最有利的高度，英制相当于30英尺。
罗马帝国的异教庙宇难逃荒废或绝灭的下场，狄奥多西的法规严格禁止奉献牺牲，异教徒有着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想方设法加以规避。乡村居民的活动一般不会受到恶毒人士的注意，就用欢宴聚会的形式掩饰宗教活动。在重大的节庆祭日，他们成群集结在神圣树林的广阔浓荫下，宰杀牛羊加以烧烤，按照乡村的习俗可以焚香和颂歌，看起来就像敬神一样。而且，大家认为不要把牲口的任何部位焚烧飨神，不设置承接鲜血的祭坛，免除仪式开始前的奉献咸饼和结束时的酹酒，这种节庆的宴会就不会使客人触犯非法献祭的罪名，遭受严厉的惩罚。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也不管有无道理，这些遮遮掩掩的活动终于被狄奥多西最后一份诏书一扫而光，给予了异教徒的迷信活动致命的打击。这份禁令运用了绝对明确的措辞，皇帝曰：“吾人衷心期许帝国大小臣工，无论行政官员抑或普通市民，无论职务和地位的高低，禁止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点，用无辜的牺牲向木雕泥塑的偶像献祭。”
杀生祭神的行为和用牺牲的内脏占卜的手法(无论肠卜的目的何在)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谋叛重罪，非处死不足以劝善惩恶。异教徒迷信中较少血腥和不太可怕的仪式，也被认为有害宗教的真诚和尊严而遭到取缔，特别像是使用光球、花环和乳香，还有酹酒祭神都在禁止之列，就连供奉于人无害的家神，像是家庭守护神之类都被严格地列入禁止范围内。要是使用个人的场地进行渎神和非法的庆祝仪式，罪犯就将遭受没收该产业的处分；如果使用别人的房舍进行渎神活动，就会受到起诉，处以25磅黄金或1000个金币的重罚，而且要立即缴交不得延误。凡是玩忽职守，发现宗教的敌人在秘密进行偶像崇拜，而不予告发或惩处的人员，要处以与此大致相同数量的罚锾。以上是狄奥多西法规的主要宗教迫害手段，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时更是变本加厉，受到基督徒世界的高声歌颂和一致赞扬。
在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的残酷统治下，基督教被当成古代和传统宗教的叛徒而加以禁止，这是对一个暗中活动的危险教派不公正的怀疑。在外部的迫害下，正统基督教会紧密团结在一起，迅速获得胜利。但是同样的出于恐惧和无知的借口却不能适用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他们违反了人性的尊严和福音的教谕。经过了那么多的年代，多神教的弱点和愚昧早已暴露无遗，理性和信仰之光照亮世界，向大多数的人类显现出偶像的虚幻，日薄西山的教派却仍然坚守自己的崇拜对象。他们原本可以在平静和卑微的状况下，继续享有祖先的宗教习俗。
如果异教徒也拥有原创信徒奋不顾身的狂热，那么基督教的胜利必然要血流成河。朱庇特和阿波罗的殉教者可以抓住光荣的机会，把生命和财产奉献在祭坛的前面，但是择善固执的宗教热忱和多神教松弛而散漫的习性互不兼容。正统教派的君主不断对他们施加猛烈的打击。松软而柔顺的物质可以化解所受的暴力，不会产生重大的伤害，异教徒逆来顺受的态度同样可以保护他们，减轻狄奥多西法令对他们的折磨和惩罚。他们不再四处宣扬神明的权势高过皇帝，只是哀伤地低声抱怨，接着就停止举行被君主谴责的神圣仪式。他们要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心怀侥幸，而不惜冒险尝试所深爱的迷信活动，只要在事发后表现出知过悔改的谦卑态度，也会瓦解基督徒行政官员要严办的决心。而且，尽管内心可能有几分不满，但他们几乎不会拒绝基督教对他们的束缚，以作为对自己行为不够谨慎的处罚。
教堂充满日益增加的群众，这些毫无价值的改教者，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接受高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他们虔诚模仿教徒的举止神情，随着大众一起诵经祈祷，内心却默念古代的神明，企图使良心得到安慰。异教徒不仅缺少忍辱负重的精神，而且根本没有奋起反抗的勇气。散布四方的数以万计的教徒，除了对庙宇的毁损表示痛心疾首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接受敌手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完全屈服，毫无争执的余地。叙利亚的农夫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市民揭竿而起，这群乌合之众因反对宗教狂热而掀起的怒潮，被皇帝的威望和权势镇压得噤若寒蝉。西部的异教徒无法提升尤金尼乌斯的名气，反而因为追随者的三心二意，损害到篡夺者的理念和声望。教士同仇敌忾地宣告，他那大逆不道的背教行为更加重了谋叛的罪名。据称他同意修复胜利女神的祭坛，而且使得象征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公然和战无不胜的十字架旗帜在战场对阵。异教徒虚无缥缈的希望很快随着尤金尼乌斯的失败完全破灭，任凭征服者处置。皇帝要全力根除偶像崇拜，不负上天赐给他的恩宠。
一个奴隶国家的主子只要不把暴虐偏执的行为施展到极限，即使经常滥用绝对权力，民众也会随时为他的仁慈而欢呼。狄奥多西有可能向他的异教臣民提出过如下两个选择：要么受洗，要么死亡。然而能言善辩的利巴尼乌斯却赞扬皇帝的宽厚，没有制定实际的法规，迫使所有臣民皈依国君所信奉的宗教，将信奉基督教定为拥有社会公民权的基本条件。有些教派毫不犹豫接受奥维德的神话，坚决否认福音书的神迹，即使如此也没有受到任何磨难。皇宫、学校、军队和元老院，到处都有虔诚的异教徒，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毫无区别地享有帝国在行政和军事上的荣誉；狄奥多西授予叙马库斯执政官的职位，与利巴尼乌斯保持长久的私交，并对他们崇高的德性和才华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这两位口若悬河的异教徒辩护士，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改变或者隐瞒宗教观点。异教徒可以保有范围极为广泛的言论和著作自由，欧纳庇乌斯、佐西穆斯和柏拉图学院狂热的教师，他们留下历史和哲学的遗著，宣泄出对获胜对手极为强烈的敌意，极力抨击他们的情操和作为。如果这些恶意中伤的诽谤当时就已众所周知，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赞许基督教君主的善意，他们竟用藐视的微笑对待迷信和绝望的最后斗争。
但是，禁止奉献牺牲和祭祀仪式的帝国法规却被严格执行，须知这种宗教是靠习俗而非理论发挥影响力的，随着时间的逝去，它所产生的效果逐渐被根绝。诗人和哲学家献身创作，可以在祈求、沉思和研究中秘密培养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公开举行的祭祀活动，才是人民宗教情操的唯一坚实基础，这要靠着模仿和习惯才能养成。只要打断这种公开的活动，不过几年的工夫，就可以完成重大的民族改革工作。没有祭司、庙宇和经典在旁边加以人为的援助，神学观点就无法在人民脑海中保留长久的记忆。那些无知的世人，其自己的内心仍然随着盲目的希望和畏惧而动荡不安，很快受到地位较高人士的影响，立誓信奉当时居统治阶层的神明。他们当初在精神饥渴状况下被迫接受的教义，会在不知不觉中感染极大的热忱，对新的教义进行支持和传播。帝国法规颁布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被吸引到正统基督教会的范围之内。异教的瓦解是如此快速而平静，在狄奥多西逝世28年以后，立法者再也看不到异教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
诡辩家把异教的毁灭说成可怕而令人惊异的事件，他们如此描述道：大地陷入一片漆黑，世界重归混沌初开和暗无天日的状态。他们用庄严而悲伤的语调，诉说庙宇都成为坟墓，摆设着许多神像的圣殿，被基督教殉教者的骨骸所玷污。
僧侣(欧纳庇乌斯认为这是一种肮脏的畜生，可以划分在人类的范围之外)是一种新的崇拜仪式的始作俑者，原先那些由人的认识构想出的神明，被最低贱和最可鄙的奴隶所取代。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在明正典刑以后，头颅用盐腌好，他们的身上仍旧留着鞭痕和伤疤，那是行政官员刑囚和惩处的证明。这些头颅和伤痕(欧纳庇乌斯接着说)就是大地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创造的神，这些就是殉教者，是我们向上帝祈祷和恳求的最高中间人，他们的坟墓现在已经成为圣地，是人民崇敬的对象。
我们不必怀有对诡辩家的恶意，他们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他们的惊讶自然可以理解。罗马法律的卑贱牺牲者在这一场变革中，被抬举到帝国保护者的地位，难以形容而又无比崇高。基督徒对忠于信仰的殉教士，这份尊敬是出于感激之情，随着时光的荏苒和胜利的获得，升华为宗教上的崇拜，那些闻名遐迩的圣徒和先知，必然享有殉教士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难150年后，梵蒂冈和通往奥斯蒂亚的大道，就是以宗教英雄人物的坟墓(也可以称为纪念物)而举世知名。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后的年代里，无论是皇帝、执政官还是军队的将领，都会很虔诚地来到渔夫和帐幕工的墓前致祭。受到人们敬仰的骨骸被安置在耶稣的祭坛之下，帝国都城的主教不断前来供奉非杀生的祭品。东部世界的新都城无法提供古老的纪念物，就向所属行省大力搜刮，因此也显得相当富有。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遗体，在不为人知的坟墓中安眠了近300年之久，才被隆重迁到慷慨的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的使徒教堂去。大约又过了50年，同一边的海岸又接纳了既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也是先知的撒母耳。他的骨灰被装在金瓶里用丝绸包裹，主教排成一列亲手传递。撒母耳的遗物也被欢欣鼓舞的人们非常恭敬地接受，以留给将来新的先知。从巴勒斯坦到君士坦丁堡城门口的大道上，排满了连绵不绝的接送队伍。阿尔卡狄乌斯皇帝走在地位最高的教士和元老前面，亲自迎接这一极为不凡的“宾客”，他有权受到君王的顶礼膜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做出的榜样，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和纪律。圣徒和殉教者的名声经过了一段式微的时期，那时基于世俗的原因只能发出喃喃的抱怨声，但从此以后就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在安布罗斯和杰罗姆的时代，一所基督教堂如果没有被贡献部分神圣的遗物，仍然会被认为是有损尊严的行为，这些圣物能够起到稳定和激发虔诚信仰的作用。
从君士坦丁统治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200年的光阴须臾而过，基督教简朴模式的纯洁和完美，被圣徒和遗物的崇拜破坏。堕落的征候甚至在接受并推崇这一有害变革的第一代人身上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其一，圣徒遗物比黄金和宝石珍贵。这种令人心动的经验使得教士为增加教会财富，根本不考虑真假或有无可能，就随便给骷髅杜撰一个名字，编造一段故事。使徒的名声，还有曾经效法他们高尚德行的圣者，都被宗教的传奇故事所遮蔽。在那些最早发生且货真价实的殉教士队伍中，教士们为之增加了成千上万名除了在圣徒传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图尔并非唯一一个把罪犯视为圣徒，拿他们的遗骨当作圣物来崇拜的教区。这种迷信的做法有助于增加欺骗和轻信的诱惑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浇灭了基督教世界历史和理论的指路明灯。
其二，若人民的信仰不能及时得到幻觉和神迹的帮助，以证明极为可疑的圣物不仅真实可靠而且灵验异常，那么迷信的发展过程肯定不会这样迅速，也不会取得所向无敌的胜利。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吕西安是耶路撒冷的长老，身兼卡法加马拉村的神父，这个地方离城大约20英里。他提到自己曾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而且似乎是为了使他不要对梦中发生的事情产生怀疑，他之后一连三个礼拜六又都做了同样的梦。
在梦中，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留着长须穿着白袍，手里拿着金棒，在寂静的夜晚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交代自己的名字是迦玛列，同时向惊讶的长老透露，除了他本人的尸首，还有他的儿子阿比巴斯、友人尼科迪默斯以及司提反的遗体，全都秘密埋葬在附近的田野，其中司提反非常有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教者。他带着不耐烦的口气说道，现在是时候把他和他的朋友从阴暗的监牢里放出来了，他们的出世会为苦难的世界带来好处，而且特别选择吕西安，把他们的处境和愿望通知耶路撒冷的主教。
怀疑和困难虽然延迟了重要的发现，但还是被接踵而来的新的幻境一一化解。主教在无数群众围观之下挖开墓地，迦玛列、他的儿子以及朋友的棺木都很整齐地排在里面。但在盛着司提反遗骸的第四口棺木重见天日时，大地忽然震动起来，大家马上感受到了天堂的气息，其中73名前来帮忙的助手，他们罹患的各种疾病立刻都被治好。司提反的同伴仍旧安息在宁静的卡法加马拉村，然而第一个殉教者的骨骸，在一支庄严的队伍护送下，迁往锡安山专为供奉圣徒遗物的教堂。这些圣物的碎块和一滴血，还有从遗骨上面刮下来的碎屑，几乎在罗马世界所有的行省，都被认为具有毋庸置疑的神性和不可思议的力量。连态度严肃而学问渊博的奥古斯丁，都证实圣司提反的遗骨在阿非利加显现了无数的奇迹。
凭着奥古斯丁理性的认知，我们很难指责他的轻信，然而在他傲世的巨著《上帝之城》一书中，却有非常神奇的叙述，何况希波(Hippo)的主教借用这本书，实事求是而且永垂不朽地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奥古斯丁表情很严肃地宣称，他所选来记述的奇迹都是亲身经历过或是亲眼见证过殉教者神奇能力的人公开予以证实的。很多奇特的事迹被人忽略或是因时日过久而被人忘怀，希波也不是这个行省最受垂爱的城市，然而在他列举的七十多件奇迹事件中，他的教区内仅仅两年就发生了三起死而复生的事件。要是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有的教区和圣徒，那从这个永无止境的源头中不知会产生多少传奇和谬误。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迷信而无知的时代，奇迹很难被看成是自然规律的变异，最后难逃湮灭的命运。
其三，围绕着殉教者坟墓这个永恒的舞台，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奇迹，它们向虔诚的信徒揭示了属灵世界的情况和架构，这些信徒的宗教观似乎建立在事实和经验的牢固基础之上。不论世人的灵魂在与肉体分离到复活的这段漫长时间中，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圣徒和殉教者超凡入圣的灵魂，绝不会无所事事在长眠中度过，这倒是很显然的事。同时，圣徒和殉教者非常生动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享有幸福、美德和权柄(也不必探明他们居住的地点和什么性质的幸福)，他们已获得保证可以拥有永恒的报偿，他们的智能可以无限扩展，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从固有的经验可以获得证明，他们能够听到和理解无数信徒的各种请求，这些人在同一时间，在遥远世界的不同角落，呼喊着司提反或马丁的名字，祈求他们伸出援手给予救助。
祈求者的信心基于坚定的理念，这些与耶稣共同统治世界的圣徒，会用怜悯的眼光注视大地，相信他们一直在关怀着正统教会的繁荣兴旺。任何人只要效法他们的忠贞和虔诚，就会受到他们的照顾，成为特别关怀和宠爱的对象。虽然如此，但有时候他们的友谊也会受到世俗想法的影响，用偏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出生地、居住地、死亡地、埋葬地和因拥有他们的遗骸而被封为圣地的地方。至于骄傲、贪婪和报复等低级的情绪，他们天神般的胸怀绝不会受到它们的玷污。然而圣徒也会纡尊降贵明确表示，他们对信徒的慷慨非常满意而心怀感激；同时他们会将惩罚的利矢投向不信上帝的妖孽，这些罪人亵渎庄严的神龛，不相信他们具有超凡入圣的能力。要是有一些人非常固执，拒绝承认神的代理人给出的证据，而这些证据被所有自然界创造出的生物所接受，即使是人类心灵中最细微和最隐秘的活动都会服从，那他们的罪行就真是不可饶恕，他们的怀疑就太令人感到奇怪了。据说在祈祷或犯罪以后，转瞬间就有报应，可见圣徒在上帝身旁所享有的恩惠和特权，基督徒对此表示至为满意。至于圣徒们是否要不断在慈悲的圣座前面代为求情说项，或者他们是否不能为了做出宽厚和公正的指示而把权力转授给下属的神职人员，如果要对这些做深入的探究，不仅多余也没有必要。想象经过不断的努力，升华为宇宙动因的默思和崇拜，就会急切地接受较低位阶的崇拜者，可以与笼统的概念和平庸的才能相匹配。原始基督徒崇高而简洁的神学思想逐渐退化，在蒙上玄学的阴影后，又引进适合大众口味的神话学，有恢复多神教统治的倾向，看来所谓的天国也不过尔尔。
其四，随着宗教的崇拜对象逐渐降到以想象为标准，采用的仪式和典礼开始追求对世人的感官产生强烈的影响。要是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在5世纪初死而复活，并协助料理圣徒或殉教者风行一时的庆典，看到亵渎神圣的景象一定会大为吃惊，且悲愤不已，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基督徒会众纯洁而属灵的礼拜方式。打开教堂大门，香火与鲜花的香气弥漫，虽然时值中午，灯光和烛火却依然被点亮着，不仅庸俗而多余，还发出渎神的光芒，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厌恶。他们若走近圣坛护栏，就要穿过匍匐在地的人群，其中大都是外地人和朝香客，他们在举行欢宴的夜晚来到这座城市。这些人早已被宗教狂热或美酒灌得酩酊大醉，会虔诚地亲吻神圣建筑物的墙壁和地面，且诚心祈祷。无论他们使用何种语言，都是对着圣徒的尸骸、血液和骨灰而发，这些遗物通常用亚麻布或丝绸覆盖。基督徒经常前往殉教者墓地，希望借助其影响力，获得所有精神和世俗的福分。他们祈求身体健康、疾病痊愈、不孕的妻子多产，且儿女平安幸福。每当他们要经历长途跋涉或危险的旅途前，就会恳求神圣的殉教者在路上给他们指引和保护；若他们没遭遇危难，平安归来，就会匆忙赶到殉教者墓地，对天上保护人的英灵和遗物，表现出无限的感激。墙上挂着他们所受恩惠的象征性的纪念物，像是金和银制作的眼睛和手脚，还有富于教诲意味的图像，圣徒显现出如保护神一般的形象、功德和奇迹。但这些图像很快就被毁去，因为虔诚的信徒表露出偶像崇拜者的行为。在古老的年代和遥远的国家，同样一种统一的原始迷信精神也会运用同样的手法，欺骗人类的无知，影响人类的感官。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正统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也会效法异教徒所采用的模式，那些都是他们过去急着要摧毁的东西。就是最受尊敬的主教也不由自主地相信，那些无知的乡巴佬，要是能在基督教内部找到与异教类似之处，使他们得到一点补偿，那他们就会感到自鸣得意，情愿放弃异教的迷信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的宗教终于完成了征服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但是胜利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所征服的对手的计谋制服了。
罗马的天才们随着狄奥多西的死亡而灭绝，这位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最后继承人，曾经率领军队纵横战场，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权势和威严。他虽已经逝世，但他所建立的功业却依然在保护着两个儿子，他们是个性软弱而且毫无经验的青年。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在他们的父皇崩殂后，受到全国民众一致推崇，分别成为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的皇帝，新旧罗马的元老院、教士、官吏、士兵和人民，全都热诚地向他们宣誓效忠。阿尔卡狄乌斯18岁登基，他出生于西班牙平民家庭的普通房屋中，之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里接受皇家教育。在坐上平静而金碧辉煌的宝座后，他度过了庸庸碌碌的一生。从登上帝位起他统治着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所属各行省，从下多瑙河一直延伸到波斯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他的弟弟，11岁的霍诺留，名义上统治着意大利、高卢、阿非利加、西班牙和不列颠。部队防卫着国土的边界，一面对付喀里多尼亚人，在另一面防备着摩尔人。而最重要也是战乱频仍的伊利里亚统领辖区，则由两位君王平分。西部帝国仍然领有并防护诺里库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所属各行省，但是最大的两个行政区达契亚和马其顿，过去曾由格拉提安托付给英勇的狄奥多西，现在则已为东部帝国所有。
两个帝国在欧洲的边界，与现在分隔日耳曼和土耳其的国境线并没有多大不同。罗马帝国在完成最后永久的分裂时，有关个别的疆域、财富、人口和军事实力这些主要的利益，双方都可以获得平衡和补偿，大致能够不分轩轾。狄奥多西的儿子从他们的父亲手里继承权杖，这是天赐的礼物，将领和大臣已经习惯尊敬皇家幼儿的威严，军队和人民并没有采取通过选举决定帝位归属这样的危险行动，来重申他们应有的权利，即使在他们逐渐发现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软弱，以及在他们统治下一再发生灾难后，也无法抹去根深蒂固的忠诚。罗马的臣民仍旧尊敬统治者本人甚至是他的名字，并憎恨反对帝座权威的叛贼和滥用君主权力的大臣。
狄奥多西擢用鲁菲努斯玷污了他光荣的统治，这是一个政府和宗教都在不断发生派系倾轧的时代，像这样卑劣的宠臣，他的所作所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称得上是恶贯满盈。鲁菲努斯有强烈的野心和贪婪的欲望，不惜抛弃位于高卢一隅不为人知的家园，跑到东部的首府去寻找机会。他具有胆大心细和口若悬河的本领，使他能在法律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出人头地。等到他成功地按部就班在政府机构谋得重要职位后，便抓住机会迅速升为御前大臣。他的职务具有很多功能，在执行时要与政府各部门密切协商。他不仅勤奋而且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很快就获得了君主的信任。但他本性中的傲慢、恶毒和贪婪，却不为人知。这些邪恶的品性都被极为高明的伪装面具掩盖，他表露出来的情绪都是为了奉承主子的欲望。然而，在帖撒洛尼卡恐怖的大屠杀事件中，残酷的鲁菲努斯在事前激起狄奥多西的狂怒导致他下达屠杀令，事发后却毫无悔改之心。他身为大臣不仅不可一世而且睚眦必报，用他的话说，与他为敌者在政府中就绝无容身之地。
普洛摩图斯是步兵主将，曾在东哥特人入侵时击败来敌，为国家立下很大的功劳。有位杰出人物是普洛摩图斯政治上的敌手，虽然他轻视对方的为人和出身，但当他看到他的敌手因为鲁菲努斯的关系，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依然引起了内心的愤慨，即使对方是政治上的敌手，普洛摩图斯仍决定加以支持。于是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中，这位脾气暴躁的老兵，看见受皇帝宠爱的大臣摆出无礼的傲慢态度，忍不住就挥拳大打出手。这种当着皇帝的面所发生的暴力行为，可以视为对君主的侮辱，君主绝不可能置之不理。普洛摩图斯受到罢黜和放逐的处分，奉命即刻成行前往多瑙河整修军事营区设施，不得延误。因此这位将领的丧生也要归罪于鲁菲努斯奸诈的计谋(虽然他是在一次规模很小的冲突中被蛮族所杀)。
牺牲一个英雄人物可以满足鲁菲努斯的报复心理，升任执政官更让他趾高气扬为之自傲。但只要东部禁卫军统领和君士坦丁堡郡守这两个重要职位，始终把持在塔提安和其子普罗库卢斯的手里，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就会对御前大臣的野心和利益形成牵制，他的权势就会受到威胁。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大员后来被指控渎职和贪污，皇帝下令成立专设委员会来审判此重大案件，但就在这个时候，委员会内又接连有几位法官被指控犯了某些罪行，于是他们在受到皇帝的责备后，纷纷被解除了法官的职务。而宣布判决书的权力，一直在主席的手里，主席则是由鲁菲努斯本人担任。在塔提安被解除东部禁卫军统领职务并打进地牢后，他的儿子虽然觉得仍有几位大臣的清白未受牵连，但知道他们不会施以援手，加上委员会内一个法官与他们有仇，于是赶快秘密逃走。专制的暴政可以让人在保持身份的情况下运用卑劣无耻和气量狭窄的手段，鲁菲努斯为还有一个令人厌恶的罪犯可以拿来牺牲而感到满意。
在审理案情的过程中，他外表看来公正而且态度客气，这使得塔提安产生了侥幸的心理，以为会受到君王的关爱。同时主席对他提出庄严的保证，甚至于用狄奥多西的名字发出神圣的誓言，这更加坚定了塔提安的信心。他最后被说服，终于写了一封私函，将逃亡在外的儿子普罗库卢斯召唤回来。普罗库卢斯一回来立即遭到了逮捕，辨明身份后判决有罪，就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被斩首，像这样仓促行事只会让人对君主的仁慈感到失望而已。残酷的法官根本不尊敬有执政官身份的元老院议员，无视他的痛苦和不幸，强迫他去观看自己儿子的处刑。能置人死地的绳子紧紧绕着儿子的颈子，但此时他恨不得能速死以求解脱。塔提安获得减刑，可以在贫穷和放逐中了断可怜的余生。他们父子受到的惩罚也许是事出有因，鲁菲努斯基于野心不得不使出绝情的手段，现在既然目标已达成，那应该可以平息敌意了。但他让人痛恨之处在于毫无审慎和公道之心，纵容自己赶尽杀绝的报复情绪，甚至把塔提安父子的家乡吕西亚撤除罗马行省的位阶，使当地无辜的民众蒙受耻辱。他甚至公开宣称塔提安和普罗库卢斯的乡亲，在帝国政府中不会获得任何职位和权力。
东部的新任统领(鲁菲努斯很快继任敌手所空出来的职位)的习性并没有任何改变，不会因为执行宗教的责任而放弃自己丧尽天良的罪恶，虽然在那个时代大家认为宗教信仰是获得救赎的基本条件。他在卡尔西顿的郊区一个名叫欧克的地方，兴建了规模极其宏大的庄园，为了表现自己信仰的虔诚，增添了一座宏伟的教堂，将其奉献给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不断有人在此祈祷和苦修，还有一个正规的僧侣团体，使得此地充满圣洁的气氛。他为了奉献教堂和自己受洗，特别召开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东部的主教全部参加，这两个典礼都摆出极为豪华的排场。当鲁菲努斯在圣水盆前涤尽所有的罪恶，有一个年老的埃及隐士非常冒失，竟然向这位态度傲慢且野心勃勃的政客提出意见，要成为他的教父。
狄奥多西的统治原则使他的大臣装出伪善的面貌，尽量掩饰自己滥权的行为，有时还要拿捏分寸自我约束。鲁菲努斯最关心的事，就是让君王过着怠惰无为的生活，不要让他受到军国大事的干扰，因为他过去靠着过人的才华登基称帝，如今也依然拥有治国的能力和服众的德性。然而由于皇帝经常不在朝中，之后又过早逝世，使得鲁菲努斯独揽大权。他的个人声势凌驾于阿尔卡狄乌斯之上，专横的统领把软弱的年轻人视为自己的门生，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根本不管舆论的批评，肆无忌惮任性而为，完全不知悔恨为何物。同时他那充满恶意的强势作风，使得任何事物只要不符合他的心意，即使能让他获得荣耀，使人民获得幸福，也会一味反对。在他那堕落的心灵中，贪婪的欲望主宰一切，不惜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法，尽情搜刮东部财富：鱼肉人民的税收，苞苴公行的贪渎，金额高涨的罚锾，丧尽天良的籍没。除此之外，暴虐的统领用更改和伪造遗嘱的方式，掠夺外乡人或仇敌子女合法的遗产；他依靠在君士坦丁堡皇宫中那无法无天的权势，把法庭的正义和权贵的包庇一并公开发卖；有野心的候选人要想在地方政府获得官职和薪俸，就必须支付他的家产中最值钱的部分作为代价；不幸的人民要把生命和财产出卖给出手大方的买主。他有时会牺牲几个不得人心的罪犯，来安抚公众的不满情绪，对他们的惩罚使得东部的统领、手下的同谋和判案的法官都有利可图。
要是贪婪并非人类最盲目的欲念，那么鲁菲努斯的动机就会让人感到奇怪，也就会引起我们的探索，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使他不惜违犯人道和正义原则，去累积如此巨额的金银财宝？何况他不可能愚蠢到去尽情挥霍，也不可能不知道拥有这笔财富所带来的危险。或许他怀有虚荣的念头，一心一意为独生女儿的利益打算，要把她嫁给皇家的门生，成为尊贵的东部皇后；或许他用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法来欺骗自己，贪婪是达成野心的工具，他渴望将财富置于坚固且独立的基础上，不再依靠年轻皇帝善变的性格。但他忽略了达成这一目的要依靠军心和民心，这就需要他慷慨地散发奖赏，而他在敛财的过程中犯下了许多罪行；同时鲁菲努斯极为小气吝啬，大批不义之财只会给他带来他人的指责和嫉妒，他的手下虽然为他办事却毫无忠诚之心，人民畏惧惹祸上身只能敢怒不敢言。
吕西安的下场等于向东部帝国宣告，统领办理日常公务虽然没有从前那样勤勉不懈，但是采取报复行动不仅迅速积极，而且绝不心慈手软。吕西安的父亲是佛罗伦提乌斯统领，过去用高压统治高卢，也是尤里安的仇敌，他把掠夺和贪渎所得的财富留给吕西安继承。吕西安花费了一部分遗产来结交鲁菲努斯，赢得他的友谊和东方伯爵的高位。但这位新官员很不智地打破了宫廷的规矩，也可说是那个时代的准则，他等于用廉洁而温和的仁政羞辱了他的恩主，因为他竟敢拒绝批准一件不公正的判案，这个案件是为了使皇帝的叔父获得利益。阿尔卡狄乌斯很容易听信小人之言，认为吕西安的行为是对他的侮辱，因而气愤不已。东部的统领决定要亲自对这位忘恩负义的代理人施加残酷的报复。他马不停蹄地从君士坦丁堡赶了七八百英里的路，在深夜进入叙利亚的首府安条克，引起整个地区一片惊慌和紧张。大家虽然不知道他的意图，却很清楚他的个性。
东部伯爵是15个行省的首长，却像一个身犯重罪的犯人，被五花大绑带到鲁菲努斯法庭的前面。他的正直和廉洁不容置疑，也没有任何人提出控诉，但吕西安却几乎没有经过审讯就被判有罪，要接受残酷和可耻的惩罚。这些暴虐的官员在主子的命令下，拿皮鞭抽打吕西安的颈部，用烧熔的铅浇他的四肢，当他因椎心的疼痛而昏厥以后，就把他放在紧密掩盖的舁床里抬走，鲁菲努斯不愿让市民看到他临死挣扎的样子。这个案件在城内引起了公愤，鲁菲努斯专程赶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对吕西安实施极其残酷的手段，他马上在战栗的群众怀恨在心的诅咒声中离去。他从安条克赶回君士坦丁堡，一路加快速度，希望不要有任何耽误，好及时完成他的女儿和东部皇帝的婚事。
鲁菲努斯深有感受，一个明智的大臣必须善于利用君王的习性，将其当成强韧而无形的锁链，把帝王牢牢束缚住，像俘虏一样掌握在手中，因为善变又疲软的君主，会趁着大臣不在时，把他的功勋一笔勾销，至于恩宠的丧失更不在话下。当统领正在安条克大肆报复时，一些受宠的宦官在寝宫总管优特罗皮乌斯的指使下，暗中进行密谋活动，想剥夺他在君士坦丁堡皇宫的权力。他们发现阿尔卡狄乌斯并不喜爱鲁菲努斯的女儿，并不是心甘情愿要娶这位新娘，于是他们私下设计要用美丽的优多克西娅来取代她。优多克西娅是法兰克人将领保托的女儿，自从这位为帝国服务的将领过世后，她在普洛摩图斯之子的家庭里接受教育。年轻的皇帝受到家庭教师阿尔瑟尼乌斯虔诚的照应，被严格地看管，过着纯洁的生活。年轻的阿尔卡狄乌斯在听到侍奉的宦官用充满心机、奉承的言辞描述优多克西娅的美貌后，难免怦然心动，在看到她的画像后，更是情难自禁。皇帝知道要把这份爱慕保密，不能让大臣知道。虽然事关皇帝的幸福，但因为涉及大臣的利益，所以鲁菲努斯一定会大力反对。
等到鲁菲努斯回朝后，他向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宣布即将举行皇家婚礼，安排了各种盛大的活动，用热烈的欢呼来庆祝他女儿的洪福齐天。一个由太监和官员组成的迎亲队伍，摆出华丽而壮观的排场，抬着送给未来皇后的凤冠、礼服和名贵的饰物离开皇宫大门，庄严的行列通过城内街道，到处张灯结彩挤满围观的人群。但当他们抵达普洛摩图斯之子的住处时，宦官总管保持恭敬的态度进入府邸，把皇家的袍服授予了金发雪肤的优多克西娅，引导她进入皇宫与阿尔卡狄乌斯举行合卺之礼(公元395年4月27日)。
这件对付鲁菲努斯的密谋进行得如此顺利，令身居高位的大臣感受到朝野对他的嘲讽，他所处的职位以奸诈和谎言构筑而成，现在反受其害，因此感到更加痛苦。满怀野心的宦官私下用女色迷惑君王获得恩宠，赢得了胜利。鲁菲努斯不仅气愤更产生大难临头的恐惧，女儿遭受的羞辱与他息息相关，这伤害到了他的亲情和自尊。就在鲁菲努斯抱着自我炫耀的心情，即将成为国君的岳父，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有一大群皇家后裔时，竟让在他的仇敌家中接受教育的异国女士进入皇家的寝宫。优多克西娅不仅用绮年美貌获得年轻丈夫的专宠，更用她的理性和见识掌握了更大的权势。皇帝听从妻子不断的劝告，要对受到打击但依然拥有巨大权势的臣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心，为防反噬应先下手根除。鲁菲努斯知道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已经丧失一切希望，就是退休也无法过安全而舒适的生活。但他仍旧掌握了力量强大的工具，可以保护自己的职位，镇压敌人的蠢动。统领对东部帝国政府无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都拥有无可匹敌的势力，同时他要是决心运用他的金钱，只要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政客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暗中企图，无论是为了满足他的自尊、野心还是报复，都能花钱买到合适的工具。就像被人指控的那样，鲁菲努斯暗中阴谋反叛他的君王并想要取而代之，他秘密邀请匈奴人和哥特人入侵帝国的行省，增加社会的混乱情势。奸诈的统领把一生都花在宫廷的钩心斗角上，用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宦官优特罗皮乌斯的鬼蜮伎俩。然而现在怯懦的鲁菲努斯感到惊慌失措，一个无法抗拒的对手怀着不怀好意前来，他就是名震天下的将领斯提利科——西部帝国的主人。
诗人是天赐的恩典，被用来歌颂英雄的成就，过去阿喀琉斯获得荷马的青睐，让亚历山大极为羡慕，现在斯提利科也能享有这种殊荣，这在天才和艺术都已告衰微的状况下，是极其难得的事。克劳狄安在诗兴大发时，通常就用诗来指责鲁菲努斯和优特罗皮乌斯这些仇敌，他们的罪恶罄竹难书；同时用华丽的辞藻，描绘权势惊人的恩主获得光荣的胜利和卓越的成就。回顾那个无法供给可信史料的时代，我们可以拿霍诺留的编年史作为例证，都是当代作者一些抨击诽谤和奉承的颂词，但像克劳狄安所处的环境，他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宫廷近臣，照说在写作方面能够具有更大优势。有些学者认为有必要将虚构或夸张的诗句，转变成叙述真正史实的散文。但后来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为了使斯提利科的家庭不要受到无谓牵连，这倒可以拿来当成有用的证据。因此，他的赞助人既不可能也毫无必要大肆吹嘘祖先的光荣事迹，只简略提到他的父亲是蛮族骑兵队的军官，在瓦伦斯的麾下服务，这位将领虽然长期指挥罗马军队，然而他的先世是野蛮而不忠的汪达尔人部族。要不是斯提利科在体能和身材方面有惊人的优点，这位自负的吟游诗人也不可能当着数千名观众的面，毫不犹豫地肯定表示，他在各方面已经凌驾于古代半人半神的英雄之上。斯提利科无论在何处都迈开大步前进，当他通过首都的街道时，惊讶的群众会让路给这位陌生人。无论参加任何私下的聚会场合，他都会展现出一个英雄的慑人威严。他年轻时就向往军旅生涯，凭着审慎的策划和英勇的行动，在战场屡建奇功，出人头地。东部的骑士和弓箭手对他的技术赞不绝口，每次军队升迁，他都受到大家的推举，因而受到君主的器重。开始时怕他功高震主，但事后证明他忠心耿耿，皇帝因而深庆得人。狄奥多西派遣他代表帝国与波斯国王签订庄严的和平条约，他果然不负所望，能够维护罗马帝国的威严。返回君士坦丁堡后，皇帝为了奖励他的功劳，赐予皇室联姻的光荣，从此与皇室建立亲密的姻亲关系。狄奥多西基于手足之情，收养弟弟霍诺留的女儿。塞妮娜在善于逢迎的宫廷，以容貌美丽和知书达理受到大家称许，斯提利科在众多的角逐者中脱颖而出，经过激烈竞争，获得公主的垂爱和皇帝的首肯。身为塞妮娜的丈夫，斯提利科保证会效忠于帝座，他凭着精明的才干和无畏的英勇，会尽心尽力协助皇帝登基。
他按部就班向上擢升，从骑兵将领、宫廷伯爵，一直到罗马帝国或至少是西部帝国所有步兵和骑兵的主将。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始终保持重视功业胜于金钱的军人本色，更不会中饱士兵的薪饷和赏金，尽量让每个人都能享用国家给予的恩惠。他后来保卫意大利的安全，对抗阿拉里克和拉格达苏斯的大军，展现出指挥若定和英勇无敌的用兵才能，他所建立的功业令他的名声传遍罗马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罗马将领屈从居于高位的君王，很少在意荣誉和尊严的法则，以致不能把军事的天才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普洛摩图斯既是他竞争的对手，也是多年的好友，好友受到的谋害使斯提利科感到极为痛心，决心施展报复的手段。诗人提到他屠杀了数千名逃走的巴斯塔奈人，以祭奠普洛摩图斯的在天之灵，就像阿喀琉斯拿血腥的牺牲奉献给帕特洛克拉斯(Patroclus)的亡灵一样。斯提利科的功业和胜利使鲁菲努斯产生忌恨，所幸塞妮娜有良好的人脉和高度的警觉，保护她的夫婿免遭国内仇人的陷害。否则，当他在战场征服帝国敌寇时，诽谤的伎俩可能已经得逞。狄奥多西一直支持邪恶的大臣，由于鲁菲努斯极为勤奋，就委派他负责宫廷的事务和管理东部的政府。但是当狄奥多西挥军击灭尤金尼乌斯僭主时，却靠忠诚的将领协助，获得了困苦而光荣的内战胜利。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垂死的国君指派斯提利科负责照顾他的儿子和整个帝国。斯提利科具有旺盛的进取心和统御军队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一重要工作。在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尚未成年时，斯提利科主要是承担东西帝国的防备任务。他当政后所采取的措施，把他的指挥的活力和进取的精神展示给所有民族知晓。他在隆冬季节越过阿尔卑斯山，沿着莱茵河顺流而下，从巴西尔的堡垒到巴塔维亚的沼泽，一路巡视各地区的守备状况，压制日耳曼人蠢蠢欲动的情势。他沿着河岸建立稳固而光荣的和平以后，用难以置信的速度赶回米兰皇宫。霍诺留本人和整个朝廷全都听命于这位西部的主将，欧洲的行省和军队也毫不犹豫地服从他的权威，但在名义上他依然遵奉年幼的君王。两位对手(鲁菲努斯和优特罗皮乌斯)仍然对斯提利科的权力嫉恨有加，难免激起他的报复心理。在阿非利加，摩尔人吉尔多还能保持傲慢而危险的独立；君士坦丁堡的大臣则统治着东部的君主和帝国。
斯提利科就像皇家兄弟的监护人一样毫无偏袒之心，按照规定将先帝的兵器、珠宝以及华丽的衣物和摆设，公平地分给他们两人。遗产里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罗马人或蛮族组成的数量庞大的军团、各支队和骑兵分队，在内战期间都集结在狄奥多西的旗帜之下。欧洲和亚洲数量庞大的军队，过去只对这位君王产生敬畏之心，现在因为摩擦而激起强烈的怒气，斯提利科靠着严格的纪律保护市民的土地，不致受到骄纵的士兵任意的掠夺。现在意大利驻扎了太多战力强大的部队，这种状况只能适用在帝国的边疆。虽然他急着处理，以解除心腹大患，但他又发现，握有这些部队正可用来对付阿尔卡狄乌斯的大臣，因此公开宣布他要再度领导东部的部队，并巧妙利用日耳曼将会发生动乱的谣言，以掩饰自己的野心以及报复的图谋。当传来斯提利科正向皇宫接近的消息时，恶贯满盈的鲁菲努斯立刻提高了警觉，知道以对方对他的敌意，绝不会善罢甘休。一旦让他进入皇宫，自己注定前途渺茫，因此更增加了恐惧之心。现在他获得安全的唯一希望，是运用阿尔卡狄乌斯皇帝的权势进行干预。
斯提利科沿着亚得里亚海岸行军，快抵达帖撒洛尼卡时，接到一件紧急公文，命令他将东部的部队调回去，同时宣称要是他再继续前进，就是对君士坦丁堡的宣战。西部的主将出人意料地很快从命，这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他的忠诚和节制，何况他已经获得了东部军队的爱戴，完全可以把血腥的图谋托付于他们的热诚，而趁着他不在现场时下手，也可以减少危险、免遭指责。斯提利科让哥特人盖纳斯指挥东部的部队，相信这位年轻的蛮族一定会听命行事，绝不会因畏惧和后悔而改变他的意图，定能轻易说服士兵惩处斯提利科和罗马的敌人。鲁菲努斯的罪行早已是人神共愤，要致他死命的秘密流传开来，有数千人知晓，但是从帖撒洛尼卡到君士坦丁堡城门的长途行军中，却始终没有泄密。他们决定要先用奉承的态度滋长他的傲慢之心，然后再夺取他的性命。野心勃勃的统领上了大当，以为已经与实力强大的协防军讲好条件，他们会把皇冠放在他的头上。但等到他散发金库的钱财时，却因为行动过于迟缓而带着很勉强的态度，使得气愤的军队在接受时，不但不感激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对他们的侮辱。
在距离都城约1英里的地方，从西部回来的部队在赫布多蒙皇宫前的战神训练场驻扎，皇帝以及大臣按照古老的习惯，对于支持帝座的力量表示欢迎之意(公元395年11月27日)。鲁菲努斯隐藏天生那副傲慢的姿态，装出殷勤有礼的模样，沿着队列向前走过。此时部队两翼慢慢从左右合拢，这位注定要送命的受害人被围在圈子中间。就在他反应过来时，盖纳斯已发出动手的信号，一个站在前面的士兵大胆地用剑刺进统领胸膛，鲁菲努斯倒在面无人色的皇帝脚前，不住呻吟，然后很快死去。如果一刹那的痛苦能偿还一生的罪恶，要是受到暴行摧残的尸首能成为怜悯的对象，那么伴随着鲁菲努斯被谋杀的恐怖情况，就会最大地激发我们的人道思想。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抛弃在当地，留给从城市四面蜂拥而来的群众，他们为了泄愤，不分男女都在践踏残余的遗尸。想起从前这位倨傲的大臣只要蹙额不悦，就会让大家浑身战栗不已。他的右手被人砍下来带着通过君士坦丁堡的大街通衢，这对于贪婪的佞臣强索钱财的行为真是最残酷的嘲笑。他的头颅被插在一根长矛的矛尖上，高举并公开示众。按照希腊共和国的野蛮规定，无辜的家人都要分担他的罪行所带来的惩罚，但宗教的影响力使鲁菲努斯的妻子儿女受惠匪浅，他们的安全受到圣殿保护免于暴民的危害，获得允许平安地隐退到耶路撒冷，把余生奉献给基督教的宗教活动。
斯提利科的诗人还是免不了当时的习性，带着狞笑颂扬正义的行动，然而这种恐怖的手段，已经违反自然和社会的法则，侵犯了君主的尊严和权威，重新树立了军队跋扈不法的危险先例。克劳狄安沉思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满足于神明的存在，但是恶行免于惩罚的风气勃然兴起，显然与伦理的本质相违背；鲁菲努斯遭遇的下场驱除了诗人心中对宗教产生的疑虑，这种行为可以证明上天的报应疏而不漏，但是对人民的幸福并没有多大贡献。
不到三个月，皇宫就发布了一封很特殊的诏书，等于把新的处理方式通知大家。宫廷对于鲁菲努斯的家产有独占的权力，东部帝国的臣民不得任意妄为据为己有，否则一定严惩不贷。这样一来，过去受到贪婪佞臣伤害的民众，再也无法找回公道。斯提利科谋杀他的敌手却并没有获得希望得到的成果，虽然报复之心已经获得满足，但是政治上的企图没有达成。软弱的阿尔卡狄乌斯只能提供名义上的统治，他需要一个宠臣来帮助他实行实际的统治。宦官优特罗皮乌斯擅长逢迎的手段，得到他家人一般的信任，选择他是很自然的事。皇帝想到个性刚强才气很高的斯提利科，内心惊慌不已，顿生厌恶之感。同时盖纳斯的武力和优多克西娅的魅力，也都成为皇宫寝宫总管的助力，他们对彼此的权力分配已达成共识。不忠不义的哥特人被任命为东部的主将，毫无顾忌地背叛了恩主的利益。就是刚刚杀害斯提利科仇敌的部队，也开始反对他的政策和构想，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君王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阿尔卡狄乌斯的佞幸酝酿着永无止息的无形的战争，用来对付实力强大的英雄。他一直渴望将罗马的两个帝国，以及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由他来统治也由他来护卫。他们非常努力地在暗中进行各项阴谋活动，目的是要剥夺皇帝对他的器重、人民对他的尊敬和蛮族对他的友谊。斯提利科一生之中，多次受到雇佣杀手的行刺。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下达敕令，宣称他是国家的公敌，他在东部行省庞大的产业全部被充公。此时的帝国已经到达登峰造极之境，所有的民族都逐渐产生联系，成为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臣民。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罗马人的名声要想延续下去，免遭毁灭的命运，唯一的希望是靠着各民族的精诚合作和相互支援。然而他们受到各自主子的影响，相互视为路人和仇敌，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待对方的苦难，把蛮族当成推心置腹的盟友，同时鼓励他们入侵自己同胞的疆域。意大利的土著受到影响，藐视拜占庭的希腊人，认为他们奴性太重过于软弱，指责他们模仿罗马元老院议员的穿着，僭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希腊人从来没有抛弃仇恨和轻蔑的心态，他们文雅的祖先自古以来，一直这样看待西部粗鲁的居民。两个政府的隔阂很快使两个民族形同陌路，这也证实了我对拜占庭历史抱持质疑态度的想法很正确。他们毫无间断地相互指控，霍诺留的统治极为羞辱可耻，使人难以忘怀。
行事谨慎的斯提利科对于反对他掌控政府的君王和人民，并没有坚持使用武力来改变他们的态度，他很明智地不再理会阿尔卡狄乌斯，把他丢给那些一无是处的佞幸。虽然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素养和能力，但是为了善尽大臣的职责，不愿挑起两个帝国陷入内战之中。然而如果要斯提利科再忍受阿非利加的反叛，那就等于是把首都的安全和西部皇帝的尊严，完全委付给善变无礼的摩尔人叛徒。吉尔多是僭主菲尔穆斯的弟弟，在罗马军队长期服役并建立了功勋，晋升到伯爵的高位。皇帝为了奖励他的忠诚，就把因菲尔穆斯谋逆而失去的巨大家产，全部发还给他。狄奥多西的宫廷政策不当，采用了隐患深重的权宜做法，为了与有势力的家族建立利害一致的关系，因此支持他们拥有合法的政府权力。宫廷授予弗尔缪斯的弟弟在阿非利加的军事指挥权，这激起了他僭夺司法和财务权力的野心，从此以后无账目可以稽查，也没有制衡他的力量。在12年的统治期间，他的官位从未动摇，除非不怕引起内战，不然没人敢调动他的职务。
阿非利加的行省多年来一直在暴君的管辖下呻吟不已，他与毫无人性的外乡人沆瀣一气，对地方上的党派带有偏见和憎恶之心，把徒具形式的法律拿来当作害人的手段。战栗的客人被邀请前来与吉尔多共餐，要是表现出畏惧的样子，就会让他产生怀疑并激起暴怒，大声呼叫手下把来客拖走处死。吉尔多纵情于贪婪和色欲中而不能自拔，要是他白天让有钱的富豪面无人色，到了夜晚就会使丈夫和父母惊慌不已。许多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女儿都被僭主拿来满足兽欲，事后还被用来犒赏那群凶恶的蛮族和杀手，他们都是一些生长在沙漠的黝黑土著，吉尔多认为他们是保护自己王座唯一值得信任的卫队。
狄奥多西和尤金尼乌斯在内战期间，阿非利加的伯爵作为阿非利加实际上的统治者，竟然保持傲慢的态度和启人疑窦的中立，对于斗争的双方拒绝用部队和船只加以援助，期望在双方未来的命运决定后，再与战胜者建立虚有其表的联盟关系。像这样的态度当然会使罗马世界的主子感到不满，但是狄奥多西之死以及其子接位后的懦弱和混乱，只得任由摩尔人的势力坐大。吉尔多拒绝戴上冠冕称帝已经自认受了委屈，何况为了证明他的顺从，仍继续以谷物作为惯常的贡金或津贴供应罗马。帝国每次划分疆域，阿非利加的五个行省总是维持不变被指派给西部，吉尔多对于用霍诺留的名义统治广大的区域也能感到满意，但是等他了解到斯提利科的作风和企图，马上向距离更远而且实力较弱的君王表达输诚之意。阿尔卡狄乌斯的大臣愿意接受不忠叛贼的投效，他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可以使东部帝国增加阿非利加为数众多的城市。吉尔多引诱东部大臣承认他对阿非利加的主权，但是他们无法用武力来支持，而且他所提的理由也不能自圆其说。
当斯提利科义正词严地答复拜占庭宫廷的要求以后，就在元老院的法庭上正式指控阿非利加的暴君。过去这里曾审判过世间的君王和敌国，在经历这么多年的辛酸之后，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共和国在霍诺留的治下复活。皇帝将省民控诉的细节详情和吉尔多的罪行有关条文咨会罗马元老院，古老议会的成员根据这些材料公开谴责叛徒，一致表决通过宣布吉尔多是国家的敌人。元老院的敕令使罗马人的动武不仅合法，而且更带有神圣的意味。一个民族仍旧记得他们的祖先是世界的主人，正是因为他们抱着这种传统的想法，所以对象征古代自由权利的举动带着不由自主的骄傲，发出欢呼之声，而在其他的民族看来，可能一块面包也要比所谓的自由和伟大实际得多。罗马的存在依赖阿非利加的收成，要是宣战很显然会带来饥馑。叙马库斯郡守在元老院召开会议讨论，把他的忧虑向大臣提出警告，报复的摩尔人很快就会禁止谷物外运，饥饿的民众会引发大规模的暴乱，威胁到都城的宁静和安全。办事细心的斯提利科为了解决罗马人民的困难，早已想好了万全之计，毫不拖延地着手进行。大量可以及时供应的谷物储存在高卢内陆行省，装船以后顺着罗讷河的急流向下航行，然后再用方便的海运送到台伯河。在整个阿非利加战争期间，罗马的仓库始终维持满溢的状况，首都的尊严也免遭受羞辱，人烟稠密的群众保持平静的情绪，对于和平与富裕充满信心。
斯提利科把解决罗马的困难和指挥阿非利加的战争托付给一个将领负责，他满腔热血地计划采取行动，以向暴君寻求报复。吉尔多和马西泽尔都是纳巴尔的儿子，两人不和，已无法保持手足亲情，双方引发了致命的口角。篡夺者忌惮幼弟的英勇和才干，在无法控制的狂怒之下非取他性命不可。马西泽尔势单力薄，只有到米兰宫廷寻找庇护，紧接着不幸的消息传来，说是他两个无辜的儿子竟被暴虐的伯父谋害，痛苦的父亲只有等待报仇的机会。斯提利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已着手集结西部帝国的海运和军事战力，若暴君发起战争，他决定要亲自率军进击。但意大利需要他坐镇，否则会危及帝国边区的防备。他经过仔细考量后，判断最合理的方案是让马西泽尔负责指挥此大胆的冒险行动。让他率领经过挑选久经战阵的老兵，这些人过去在尤金尼乌斯麾下服务，组成的部队有约维乌斯、海克留斯和奥古斯坦军团，以及涅尔维安协防军。这些士兵的旗帜都有狮子的标志，部队的名称也都取诸如“神明保佑”和“所向无敌”之类的吉祥话。他们曾让世人知晓，他们能够颠覆也能保卫篡夺者的宝座。但整体而言，组成的兵力很少且征兵困难，派出的7个队在罗马的军队中位阶很高又享有盛名，可以上阵的总兵力一共是5000人。
舰队由战船和运输船组成，从托斯卡纳的比萨港出发，在暴风雨的气候里航向卡普拉里亚岛。这个地方最早的居民都是野山羊，现在被一群陌生的野蛮人占领，成为殖民区。
整个岛屿(那时有见识的旅客这么说)都是人，也可以说被这些人所污染，他们都在逃避人生。这些人称自己为僧侣或遁世者，害怕获得好运道，因为会产生失去的忧虑。他们情愿过最恶劣的生活，因为即使之后陷入不幸的境地也不过如此。他们的抉择怎会如此荒谬绝伦!想法怎会如此有违常情!身为人类，他们不愿为非作歹，但也无法施予善行，处于悲哀的疯狂状况。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病态，那就是自觉有罪而产生的后果。这些苦恼的人士对自己的肉体施加酷刑，就像用法律的手施加于逃亡的奴隶身上的痛苦一样。
以上是一个异教徒官员对卡普拉里亚的僧侣非常不客气的批评。虔诚的马西泽尔感化他们选择为神服务的道路，有些人为他的乞求所说服，登上舰队的船只，看到罗马将领无分日夜都在祈祷、戒斋和唱赞美诗，感到钦佩不已。信仰虔敬的领导者获得这些生力军后，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为了避免科西嘉危险的岩岸，就沿着撒丁尼亚的东岸航行。为了抗拒暴烈的南风，船只在卡利亚里宽广的海湾里抛锚，距离阿非利加海岸只有140英里。
吉尔多准备运用阿非利加的全部力量对抗入侵，罗马士兵的忠诚令人疑虑，他费尽心思加以巩固，非常慷慨地赠送他们礼物，同时做出了很多承诺；对于加埃图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距离遥远的部落，也用这种方式吸引他们加入阵营。他很自负地检阅一支7万人的大军，很傲慢无礼地夸口说他的骑兵数量之多，马匹飞奔所激起的沙石，就足以把马西泽尔那支来自寒冷地区的高卢和日耳曼土著所组成的部队陷在炽热的黄沙里，但这种臆测只会给他带来耻辱。指挥霍诺留军团的这个摩尔人，对于自己同胞的伎俩实在太了解，毫不担心这批赤裸身体的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盾牌，全靠左臂拿一个斗篷来保护，等到用右手投出标枪以后，就完全没有武器可用了。他们的马匹没有受过训练，很难控制，也不服从缰绳的引导。马西泽尔率领5000名老兵面对占有数量优势的敌军，扎下营寨等候三天后，下达全面接战的号令。他纵马走到敌人阵线前，向他们提出优厚的条件以获得和平并且赦免他们。他迫近位于最前面的掌旗手，那是一名阿非利加人，当对方拒绝屈从时，他用剑斩断这位掌旗手的手臂，一击之下，手臂和旗帜都掉落到地面。这种看起来像是降服的动作，很快使战线上所有的旗帜相继效法，就像是接到投诚的信号一样，所有反正的支队全部呼叫合法统治者的名字。蛮族为罗马盟军的阵前起义感到惊惶不已，依照他们固有的习性，一哄而散赶快逃走，马西泽尔在没有流血的状况下，轻易赢得了胜利的光荣。
暴君从战场逃到海岸，登上一艘小船，希望能安全抵达东部帝国一些友善的港口，但是碰到顶头风把船吹回塔布拉卡港口。这件事很快让其余的行省知道，这里属于霍诺留的疆域，也是他的部将所管辖的地区。当地居民为了显示他们的悔过和忠诚，就把吉尔多抓住，将其关在地牢里。他陷于绝境之中，却能够免于报复的酷刑，是因为要把他交给过去受到伤害而现在已获得胜利的弟弟。阿非利加的俘虏和战利品都呈献在皇帝脚前，斯提利科虽然获得莫大成功，但认为整个事件要依共和国的法律来处理，就将恶名昭彰的罪犯交给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由此可见他那温和与诚挚的一面。审判按照庄严的程序公开进行，法官运用过时且不切实际的条文，以中断供应罗马人民生存所需粮食为名，判处这位阿非利加的官员死刑。皇家大臣想借此机会压榨富裕而有罪的行省，最有利的方式是牵连更多人员成为吉尔多的共犯。霍诺留曾下了一道诏书，用来阻止告密者恶意罗织陷人入罪的勾当，然而过了10年后，又颁布了一封与之前截然相反的诏书，追查以往涉及叛乱的党徒，要求知情人员出面揭发其所犯罪行。暴君的追随者要是能逃过士兵的杀害和法官的判罪，那么在得知他的兄弟马西泽尔的不幸下场后，应该感到莫大的庆幸，因为这些人绝不可能获得他的宽恕。马西泽尔完成重要战争后的那年冬天，在米兰宫廷接受大声的赞美、表面的感激和私下的嫉妒。他的死亡表面上看是意外，但实际却应归之于斯提利科的罪行。摩尔王子陪伴西方主将经过一座桥梁时，突然从马背上摔到河里，随从为献殷勤急忙赶上去，这时他们看到斯提利科的脸上挂着残酷而邪恶的笑容，于是全部停下来，不敢给予援救，眼看着不幸的马西泽尔被淹死。
阿非利加的凯旋使得霍诺留皇帝的婚事喜上加喜，新娘是表妹玛丽亚，也就是斯提利科的女儿。门当户对的联亲使权势熏天的大臣获得了更高的权力，成为了皇帝的岳父。克劳狄安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写出美妙的诗篇，用鲜明活泼的笔调歌颂皇家新人的幸福，英雄的伟大事业稳固了帝国和帝座。希腊的古老神话涉及信仰的虔诚已很久无人使用，在诗人的天才火花之下重新出现。塞浦路斯的树丛用来祝福白头偕老和爱情永固，维纳斯从家乡的海上满面春风翱翔而过，把温馨的气氛散布到米兰的皇宫。无论在什么时代，神话故事的愉悦和欢乐都能在我们的心田引起共鸣。克劳狄安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出了年轻君王的恋爱激情，但美丽的妻子(要是她配得上用美丽来赞许的话)却对夫君的激情既无所畏惧，也不抱希望。霍诺留只不过14岁而已，新娘的母亲塞妮娜运用手腕以及婉言劝说，延迟皇家新人的圆房时间。
玛丽亚当了10年的妻子，死时还是一个处女，皇帝之所以保持独身是因为个性冷漠，加上体质非常虚弱。臣民只要研究一下国君的个性，就会发现霍诺留缺乏感性，更能知道他毫无才能，不仅身体软弱疲惫，而且精神萎靡不振，难以负起君王的重责大任，无法享受少壮年龄的欢乐生活。他在幼年时代还经常练习骑射等军事项目，但后来将过于劳累的活动全部放弃。身为西部的君王，竟以饲养家禽自娱，且认为这是日常事务中最紧要的工作，反把统治帝国的大事托付给经验丰富的斯提利科。
历史的经验会支持这样的怀疑：一个生于帝王之家的君主所受的教育程度，有时候比起他的国土中最卑贱的农夫还要差。有野心的大臣容许他长大到成人的年龄，但不愿激起他的勇气和热情，也不愿扩展他的眼界和知识。霍诺留之前的皇帝们习惯亲冒矢石，最不济也会亲临指挥来激起军团奋勇杀敌的精神，从一位皇帝出行的时间规律，可证实他那积极的活动遍及罗马帝国的行省。但狄奥多西的儿子在怠惰和慵懒的日子里度过一生，把自己当成宫殿的俘虏和国家的来客，对国家的存亡抱着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一再忍受蛮族的入侵，最后终于遭到颠覆，而他就像一个旁观者坐看西部帝国灭亡。这28年的统治形成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但根本无须提到霍诺留皇帝的名字。
罗马臣民若还未忘记狄奥多西大帝的功业，就会知道，过世的皇帝为了支撑脆弱而腐朽的帝国，曾花费了多大的苦心经营。他是元月去世，该年冬天尚未结束时，哥特人就已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蛮族的协防军打起独立自主的旗号，公开要与罗马为敌，他们凶狠的内心念念不忘要揭竿而起。他们的同胞受制于上一个和约的条件，想过平静和勤奋的生活，却招来欺诈和灾祸。他们听到号角声，就放弃农庄，全副热情拿起过去被迫丢下的武器。多瑙河的天堑已经完全向他们敞开，通行无阻，野性未泯的西徐亚武士从森林出发，那个格外严寒的冬天就像诗人所说：“他们拉着沉重的大车，在宽阔而冻结的冰层上，辗过曾经怒涛翻滚的河流。”位于多瑙河南岸行省的那些不幸土著，在过去20年中一直忍受着苦难的折磨，几乎已经刻入他们的脑海最深处。形形色色的蛮族队伍打着哥特人光荣的名号，纵情任性地散布在从达尔马提亚的森林边一直到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广阔空间中。
哥特人从审慎而又慷慨的狄奥多西手里获得的年金有时会停止发放，再不然就是减少数量，这成为他们叛乱的借口。而由于他们对狄奥多西不知战阵为何物的儿子抱着轻视的态度，在受到这种侮辱时就变得更为愤怒。同时阿尔卡狄乌斯的大臣不仅软弱无能，而且食言多变，更加激起哥特人憎恨之心。鲁菲努斯经常拜访蛮族的营地，为了讨好他们，故意带着他们的武器，模仿他们的衣着，这些都成为他通敌的证据。人们后来发现，蛮族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策略的动机，虽然到处烧杀破坏，但是对于失去民心的统领的私产，还是会手下留情。
哥特人的行动不受他们酋长的驱使，现在都听从阿拉里克的指挥，因为这些酋长为他们盲目而固执的情绪所驱使，不像阿拉里克英勇过人而又足智多谋。这位显赫的领袖出身于巴尔蒂人高贵的门第，只对阿马利人的皇室地位表示顺服。他要求拥有罗马军队的指挥权，在遭到拒绝后，激起他满腔怒火，显示出宫廷的极度愚蠢和重大失策。虽然心存奢望要攻占君士坦丁堡，但明智的将领立即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阿尔卡狄乌斯皇帝身处离心离德的宫廷和心怀不满的人民之中，对哥特大军的声势感到极为惊惧。城市中虽然缺乏高明的将才和英勇的部队，但不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的防御工事，都使得蛮族投掷的标枪完全失去作用。色雷斯和达契亚毫无反抗余地，而且已经残破不堪，阿拉里克不愿再在那里肆意蹂躏，决定要进攻那些迄今未受战火摧残的行省，以便在名声和财富方面都能得到丰硕的收获。
安提奥库斯以执政官头衔出任总督，与他备受尊敬的父亲相比真是虎父犬子；而吉隆提乌斯指挥行省的部队，让他执行暴君欺压民众的命令，倒是绰绰有余，但要说凭着勇气和能力来防卫国土，只靠着天然的险阻而无人为的工事，实在是力有不逮。鲁菲努斯将统治希腊的军政大权授予这样一些官员，等于把古代的民主和学术中心拱手让给哥特侵略者。阿拉里克越过马其顿和色萨利的平原，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很快到达奥伊塔山脉的山麓，崎岖不平而又森林密布的高地，使得骑兵部队很难通过。整个山脉顺着海岸由东向西延伸，在悬崖和马利亚湾之间留下300英尺宽的间隙，有的地方缩小到只剩一条羊肠小道，仅供成单行的运输车队通过。温泉关是险要的狭窄隘道，列昂尼达斯和300名斯巴达人在此英勇捐躯。只要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就可以仗着地形之利，拒止或扫灭哥特人的入侵。或许能在这个神圣的地点，从堕落的希腊人心胸之中激起战阵之勇的火花。
然而配置在温泉关担任守备的部队，根本没有接战就奉命撤离。阿拉里克在毫无阻碍的状况下迅速通过，维奥蒂亚和福基斯肥沃的土地立即被蛮族的洪流淹没，蛮族屠杀能服役的及龄男子，从烈火冲天的村庄里掳走美貌的妇女，掠去战利品和牛群。几年以后，前往希腊游历的旅客，很容易就能发现哥特人行军经过所留下的深印人心的斑斑血迹。底比斯之所以幸存，不是靠着七个城门的防御力量，而是阿拉里克无法久待，他急着去占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这个重要的港口。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不愿旷日持久地围城以免带来危险，所以提出条件接受他们的降服。等到雅典人听到哥特人前锋已经抵达的声音，很容易就被说服交出他们大部分的财产，当作密涅瓦之城和所有居民的赎金。在双方举行庄严的宣誓后，雅典人忠实履行应尽的义务，允许哥特君王带一小队经过挑选的队伍进入城中。他让自己尽情地在浴场里洗涤，感到全身无比的轻松，还接受了官员安排的豪华饮宴，很高兴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行止，以证明自己并非对于文明社会的礼仪一窍不通。
但是阿提卡整个地区，从苏尼乌姆海峡到迈加拉，由于他怀着恶意到来而受到摧残。若用当代一个哲学家的话来做比喻，雅典本身就像被杀的受害者所遗留的空皮囊而已。从迈加拉到科林斯的距离不超过30英里，所谓的“坏路”无法让敌人通行，也不过说说罢了，实际上走起来很方便，现在的希腊人仍照样使用。奇西隆山浓密而幽暗的森林覆盖着内陆地区，赛翁尼安的山岩逼近水际，上面蜿蜒着狭窄道路，滨临海岸有6英里的长度，不论在任何时代，若让敌人通过这段山岩都是可耻的事。接着是科林斯地峡，只要一小部意志坚定且英勇无畏的士兵，就能成功守卫暂时构成的防线。这段五六英里的堑壕可连接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伯罗奔尼撤的城市对于天然的防壁信心十足，使他们完全不考虑本身古老的城墙。罗马总督的贪婪耗尽了所有资源，把不幸的行省出卖给敌人。科林斯、阿尔戈斯和斯巴达毫无抵抗，就屈服在哥特人的武力之下，所幸居民免于遭受屠杀，只是眼睁睁看着家人被掳为奴，城市被大火吞噬。蛮族在搬走瓶瓮和雕像时，完全看所用材料是否贵重，根本不考虑艺术价值。女性俘虏降服在战争的原则下，享受美色是英勇的报酬，希腊人也没有理由抱怨，从英雄时代的例证来看这是公正的行为。这个不同凡响的民族，他们的后代看待英勇和训练，就像斯巴达人当年瞧不起城墙一样。但他们不会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对比阿拉里克还要难对付的入侵者那样豪迈地回答：“汝若是神，应不会伤害未曾冒犯汝之人；汝若是人，可前来交手，发现有人可与汝分庭抗礼。”从温泉关到斯巴达，哥特人的领袖继续进军，尚未遭到能与之决战的对手。但是即将绝灭的异教中也有一个忠心的拥护者，充满信心地公开宣布，密涅瓦女神和无敌的伊吉斯，还有阿喀琉斯愤怒的幽灵，会来守护雅典，只要希腊的神明带着同仇敌忾的气势降临人世，外来的君王就会闻风丧胆。但可惜的是，阿拉里克无论是在睡眠还是清醒的时刻，他的内心都不会接受希腊的迷信，也不会产生这种印象。荷马的诗歌和阿喀琉斯的名声，可能从未进入目不识丁的蛮族耳中，他们倒是虔诚接受基督教信仰，被教导要藐视罗马和雅典那些虚幻的神明。哥特人的入侵并没有给异教带来证明荣誉的机会，倒是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加速了残余分子的消亡。克瑞斯的神秘仪式延续了有1800年之久，在伊琉西斯的毁灭和希腊的灾难之后，已无法幸存于世。
这民族既然无法依靠自身的武力、神祇和国君，那就只能寄希望于西部帝国将领的援助。斯提利科虽未获得允许去击退侵略希腊的蛮族，但还是决定进军，以对其施加惩戒。一支庞大的舰队在意大利的港口完成整备，部队在爱奥尼亚海上经过短暂而顺利的航行，靠近了被毁灭的科林斯，斯提利科的军队在地峡下船。阿卡迪亚那块森林密布的山区，是传说中潘神和德拉兹的居留地，此处成为两位势均力敌的将领相互角力的场所。经过旷日持久且过程可疑的争战，罗马人的战术和毅力终于占据了上风。哥特人在疾病和逃亡的侵袭下，逐渐撤退到福洛伊地势高峻的山区，接近佩尼乌斯河的源头，位于伊利斯的边界。这是一处圣地，过去可以不受战争侵害。蛮族的营地立即被围困，河流的水源在经过转向以后流到另外的河道。当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口渴和饥饿的压力下，仍然苦战不休时，对手已经组成了强大的包围圈以阻止他们逃脱。斯提利科在完成所有防备措施以后，认为已稳操胜券，就离开战地去享受凯旋之乐，在希腊人的剧院欣赏各种戏剧节目和色情舞蹈。士兵擅自抛弃连队标志，分散在盟友的国土上到处横行，那些逃过敌人毒手的劫后余生人员，也都避免不了被再次掠夺的命运。
阿拉里克抓住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执行极为大胆的计划。比起在会战中独撑危局、掌握混乱场面，这更能展现一个将领的真正才华。他为了从伯罗奔尼撒的困境中找到生路，必须突破包围营地的堑壕线，实施困难而危险的行军，走30英里直达科林斯湾，然后把部队、俘虏和战利品运过一个内海的海湾。这个海湾位于里乌姆和对岸之间狭窄的地区，宽度大约有半英里。阿拉里克的行动必须隐秘、谨慎而且迅速，当罗马的将领获得敌人已经逃脱了他千辛万苦打造的包围圈的信息，而感到狼狈不堪时，哥特人已完全据有重要的行省伊庇鲁斯。罗马人过于迟缓的进击行动使阿拉里克获得了喘息的时间，在经过秘密的谈判后，他和君士坦丁堡的大臣签订了条约。斯提利科接到东部帝国宫廷傲慢的命令，因担心会引起内战，只有撤离阿尔卡狄乌斯的疆域。阿拉里克成为东部皇帝的盟友和部属以后，虽然是罗马的大敌，斯提利科也只有对他的崇高地位表示尊敬。
有位希腊哲学家在狄奥多西逝世后访问君士坦丁堡，就国君的责任和罗马帝国的状况，发表了极为高明的见解。辛尼西乌斯对罗马军队致命的恶习感到惋惜，尤其是先帝把宽容的作风引进兵役制更是极为不智的做法。保卫国家是每个人不可逃避的义务，现在公民以及臣民可以花钱买到免服兵役的许可，靠蛮族佣兵的武力来维护国家安全。西徐亚人、亡命之徒都被允许加入军队，玷污帝国最光荣的职位。这些残忍凶恶的青年无视法律的规范，根本不愿学得一技之长，急着想要发财致富，把人民当成轻视和仇恨的对象。哥特人的权力就像坦塔罗斯的巨石，永远悬挂在头顶上方，对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辛尼西乌斯建议君王要像勇敢而高贵的爱国者那样，对手下的官员指示具体的做法。他劝勉皇帝要有男子气概，以身作则激励臣民勇往直前的精神，摈弃宫廷和军营中奢侈豪华的风气，拿人民的军队来取代蛮族的佣兵，基于全民的利益来防卫他们自己的法律和财产。当国家处于危险关头，就要迫使商人离开店铺，哲学家离开学校，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把怠惰的市民从欢乐的美梦中惊醒，也要使勤奋的农民获得武装，以保护他们的田庄和收成。只有统率这样的部队，才配得上罗马人的名字，才能发扬罗马人的精神。他鼓励狄奥多西的儿子亲自去迎战这些蛮族。说实在的，他们称不上真正的英勇，除非把他们驱赶到西徐亚的荒漠，或是把他们贬为可耻的奴隶，就像当年拉栖代蒙人对掳获的希洛人那样，否则绝不要轻言放下武器。阿尔卡狄乌斯的宫廷听了辛尼西乌斯的一席话，空怀满腔热情，赞赏雄辩的言辞，然而却忽略了规劝的内容。或许问题是出在哲学家本身，他对东部皇帝的讲话，就所提理由和德行的措辞来说，应该用在斯巴达国王的身上。他拟出的计划完全不切实际，无论是性质和情况都与这个堕落的时代完全脱节；或许问题出在傲慢的大臣身上，他们的职权很少受到外来意见的干扰，所以会把每一个意见看成粗俗不堪或是脱离现实，只要是超出他们的能力，或是偏离公务的形式和先例，就会大力反对。
当辛尼西乌斯的演讲和蛮族的败亡成为谈话主题，让大家讨论不休时，君士坦丁堡公开发布一份诏书，宣布擢升阿拉里克的职位，让他成为东部伊利里亚的主将。罗马的省民和盟友都感到气愤填膺，蹂躏希腊和伊庇鲁斯的蛮子竟获得如此丰厚的报酬，但为了守信，只有尊重条约的规定。胜利的哥特人在不久前围攻的城市中，成为合法的官员，儿子刚被屠杀的父亲和妻子遭受强暴的丈夫，现在成为他们权势所管辖下的臣民。叛乱者的成就激起了每一个外国佣兵领导者的野心，从阿拉里克对新获得统治权的运用方式，可看出他的策略是极其坚定而且明智的。对于马古斯、瑞塔里亚、纳伊苏斯和帖撒洛尼卡，这四个储存和制造攻击及防御武器的城市，他发布命令，要求将盾牌、头盔、军刀和长矛这些额外的补给品，提供给他的军队。这些不幸的省民被迫要制造毁灭自己的工具，蛮族已经把限制他们勇气发挥的最大缺失除去。阿拉里克的家世、光荣事迹以及令人信服的对未来的规划，逐渐把整个民族在他胜利的旗帜下融合为一体。蛮族的酋长全体一致同意，伊利里亚的主将依据古老的习惯，坐在举起的盾牌上，在庄严的仪式中被拥立为西哥特人的国王。强大的武力倍增了他原来就具有的权势，他位居于两个帝国的边陲，交互对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宫廷提出虚伪的保证，一直到他下定决心，宣告要入侵西部帝国的疆域为止。原来属于东部帝国位于欧洲部分的行省，早已残破不堪，而亚细亚又无法直接进入，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在前面挡住了他的攻势。同时，他受到意大利的名声、美景和财富吸引，以前访问过两次，私心渴望将哥特人的旗帜竖立在罗马的城墙上，把300次凯旋所累积的战利品都夺取过来，让他的军队享受财富和尊荣。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日期的不准，对于阿拉里克军队的第一次入侵意大利，要想描述有关细节至感困难。他的行军可能是自帖撒洛尼卡出发，经过好战成性而且充满敌意的潘诺尼亚，抵达尤里安·阿尔卑斯山的山麓。穿越山区的通道有重兵把守，已经构筑了堑壕和工事，围攻阿奎莱亚以及征服伊斯特里亚和威尼提亚行省，显然要消耗相当的时日。他的作战行动极为谨慎而又缓慢，整个过程都令人感到疑虑。哥特国王主动退兵撤回多瑙河两岸，在他再度打算突入意大利的心脏区域之前，蛮族生力军不断蜂拥而来增援他的部队。
像这样震惊社会的重大事件，竟会从治学勤勉的历史学家笔下漏过，未曾被记述。只有克劳狄安为了打发时光聊以自娱，曾经思索阿拉里克大举出兵以后，对两位默默无闻人物的机遇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个是阿奎莱亚的教会长老，另一个是维罗纳的农夫。
他在前一首诗中，叙述学问渊博的鲁菲努斯受到国内敌人的召唤，被要求在罗马宗教会议中公开露面。留在被围攻的城市虽然危险，但他经过盘算认为这样做比赶赴宗教会议更加安全。蛮族正在狂暴冲击阿奎莱亚的城墙，可以使他免于受到异端的残酷判决，否则就会在若干主教的坚持下承受惨无人道的鞭刑，接受永久放逐到荒凉小岛的惩处。
在另一首诗中他说这位老人根本无视国王和主教的争执，在维罗纳附近度过简单而清白的一生。他的欢乐、欲望和知识，都局限在他父亲遗留的农庄这个很小的范围内，老年时用来支撑行走的一根拐杖，他在幼年时期也曾在同一地点看到家人用过。然而哪怕是过着与世无争的农村生活(克劳狄安描述得非常真诚而且充满感情)，还是逃不掉战争铺天盖地而来的狂暴。他种的树木，那些与他同年龄的老树，被焚烧整个乡土的大火所吞噬，哥特人的骑兵分遣队洗劫他的木屋，侵犯他的家庭，阿拉里克的权力摧毁他的幸福，使他以后无法再享用，更不能传给子孙。诗人说道：“谣言长着恐怖的阴郁双翼，宣告蛮族的大军正在前进，要使意大利充满惊惶畏惧。”每个人都感到忧心如焚，财富越多者越感焦虑，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带着值钱的财物上船，想到西西里岛或阿非利加海岸避难。人们对于宗教迷信的畏惧，更加夸大了国家所遭受的灾难，随时都有奇特而充满不祥预兆的可怕故事流传出来。异教徒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忽略占卜征兆和停止奉献牺牲，但是基督徒通过圣徒和殉教者的求情赎罪，使心灵获得很大的安慰。
霍诺留皇帝的畏惧心如同他崇高的地位，凌驾于臣民之上，显得与众不同。他受教于高傲的态度和奢华的生活，不承认世间竟会有那种力量，大胆妄为到敢冒犯奥古斯都继承人的安宁。大臣曲意奉承的伎俩掩盖住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一直到阿拉里克接近米兰的皇宫，他才知道大事不妙。当战争的声音将年轻的皇帝从梦中惊醒，他不是像一般同龄者那样急着拿起武器来备战，而是热切听从胆怯顾问所提出的意见，要把神圣的皇上和忠心的随从，转移到高卢所属行省安全而遥远的地点。只有斯提利科具备勇气和权威，可以阻止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这样等于把罗马和意大利放弃给蛮族。但是皇宫的部队最近才被派遣到雷提亚边区，加上新征的兵员缓不济急，西部的主将只能向皇帝提出承诺，要是米兰的宫廷在他离开时留在原地，他会立即带着大军回来，以优势兵力迎击哥特国王。斯提利科没有耽误一点时间(片刻时光对国家的安全都极为重要)，急忙登船渡过拉里安湖，不顾阿尔卑斯山严寒的冬季，攀登冰天雪地的高山，在敌军未曾预料他会亲临指挥的状况下，率军突击在雷提亚一带骚扰的敌人。
一部分蛮族，也许是阿勒曼尼人的部族，非常尊敬他们长官的坚定意志，他依然冷静地用语言进行指挥，并亲自挑选出部族中最勇敢的年轻人加入军团，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表现。从邻近敌人手里解救出来的支队，不断投效到皇家的旗帜下。同时斯提利科对西部最遥远的部队发布命令，用急行军兼程赶去保护霍诺留和意大利。放弃莱茵河的碉堡工事后，高卢的安全靠日耳曼人信守条约，以及罗马古老而慑人的威名来守护。甚至就是配置在不列颠边墙后面，防备北方喀里多尼亚人的军团，都很快受到召唤调回大陆。阿勒曼尼人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也被说服要投效到皇帝麾下。这时皇帝正焦急等待主将赶回去，行事审慎而勇敢果断的斯提利科，在当前的情况下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也暴露出衰落帝国的积弱不振。罗马的军团长久以来无论是纪律和勇气都已江河日下，实力早在哥特战争和内战中损耗殆尽，现在只有不管行省的安危，才能集结一支军队来防卫意大利。
看起来好像是斯提利科将君王遗弃在毫无防卫的米兰皇宫，事实上他可能计算过离开的期限、敌军的距离以及可以迟滞他们行动的障碍。主要的阻障还是意大利周围的河流，像是阿迪杰河、明修斯河、奥格利奥河和阿杜阿河，在冬季和春季时，因为降雨和冰雪融化的关系，这些河流都会涨水，河面不仅宽阔，而且水流湍急。但是当前这个季节非常干燥，哥特人毫无困难就能越过宽广而多石的河床，在中央的位置才有一道水很浅的溪流。就在阿拉里克趋近米兰的城墙或郊区时，看到罗马皇帝在他前面弃城逃走，感到骄傲自负，不禁心中大乐，而这时哥特军队早已派出一支强大的分遣队，固守阿杜阿河的桥梁和通路。霍诺留在一小群高阶官员和宦官的陪同下，身边只有兵力微弱的护卫，很快向着阿尔卑斯山区撤退，想在阿尔勒城找到安身的地方，过去有几位皇帝在此地建立过行宫。但是哥特人的骑兵很快就会赶上，使霍诺留无法渡过波河。他们处于非常紧急的危险状况，不得不找有防御工事的阿斯塔作为临时避难所，这是利古里亚或皮德蒙特的一个小镇，位于塔纳鲁斯河的河岸边上。像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竟会聚集如此丰硕的战利品，势必无法长久抵抗，哥特国王立即开始围城并不断施加压力。
皇帝事后宣称，他的胸怀坦荡从不畏惧，可能连他自己的宫廷中都没有人相信。最后到了毫无希望的紧要关头，蛮族甚至已开出了体面的投降条件，终于盼望到英雄到来，他的名声使皇帝放弃了投降的念头，免于遭到被敌人俘虏的耻辱。斯提利科亲自率领英勇无敌的选锋，怕攻占桥梁浪费时间，所以全体泅水渡过阿杜阿河，接着需要越过波河，这是极为大胆的冒险行为，更不必提所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但这样他就能抄近路穿越哥特人营地抵达阿斯塔城下，行动终获成功，使罗马人重获希望，也维护了他们的荣誉。蛮族不仅没有攫取胜利的果实，反而逐渐被西方的部队围困，援军还在不断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各处隘道。蛮族的居留地被清剿，运输的车队被拦截，罗马人提高警戒准备建立包围圈，要把围攻阿斯塔的部队全部围困在里面。哥特民族留着长发的酋长都来参加军事会议，他们全是年长的武士，身体围裹着毛皮，严峻的面孔画着显示荣誉的疤痕。他们考虑是继续作战获得光荣，还是确保掠夺到的既得利益，最后认为以慎重为上策，建议及时撤退。在这场重要的争辩中，阿拉里克展现出罗马征服者的气势，提醒在座的同胞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和企图后，用激励士气的讲话向他们提出庄严而确切的保证：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王国，纵使殒身丧命也在所不惜。
蛮族经常因为纪律的松弛而暴露在被袭击的危险之下，但是，斯提利科却并没有选择在他们享乐和痛饮时进攻，而是决定将进攻的时间放在蛮族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欢宴时刻。当然就教士的说法这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因此为了执行这个策略，便把任务交付给索尔这个蛮族出身的异教徒，他在狄奥多西的资深将领中，具有非常显赫的名声。阿拉里克建立在波勒提亚附近的哥特人营地，在皇家骑兵突然发起的猛烈袭击中，完全陷入混乱的局面(公元403年3月29日)。但是，不过片刻工夫，他们的领袖发挥天赋的无畏才能，对所属的蛮族士兵下达进入战场展开会战的命令，于是他们立刻从惊慌的状况中恢复。基督教的上帝回应了他们的祈求，他们虔诚的宗教信念，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英勇气质增添了新的力量。在这场接战中，双方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势均力敌的状态。阿兰人的酋长外形矮小而粗野，却掩藏着气度宽宏的心灵，奋不顾身地搏斗直到为帝国牺牲性命，证明他那无可置疑的忠诚。这个骁勇的蛮族在克劳狄安的诗歌中，还未得到应有的名声，因为诗人只赞美他的美德却不提他的名字。他战死以后，所指挥的队伍发生惊慌跟着逃散，要不是斯提利科立即率领罗马和蛮族的步兵发起攻击，一翼骑兵的溃败就会为阿拉里克带来胜利。
将领的战术素养加上士兵的骁勇奋战克服了所有的阻碍，血战一天到达日暮，哥特人从战场撤离，营地的堑壕被强行突破，就像罗马的臣民饱尝洗劫和杀戮的痛苦一样，他们也遭到大祸临头的报应。科林斯和阿尔戈斯贵重的战利品，让西部的老兵都发了一笔横财。阿拉里克的妻子被罗马人俘虏，她曾经迫不及待地要求她的丈夫赠予她所应许的罗马珠宝和贵族女婢，现在只有恳求对她表示轻视的敌人大发慈悲。数以千计的俘虏从哥特人的锁链中得到释放，他们分散在意大利的行省，异口同声颂扬这位解救者的英雄事迹。无论是从诗人还是从共和国的立场来说，斯提利科的凯旋都可以与马略相提并论，在意大利的同一块地方，迎战并歼灭北部蛮族的另一支大军。后代子孙看见辛布里人和哥特人的累累白骨和破烂头盔，很容易被混淆；后人可能会为了纪念这座城市而建立一座共同的胜利纪念碑来缅怀这两位名垂千古的将领。他们在这个让人低回不已的地点，击败了罗马两个最难克服的敌人。
克劳狄安用雄辩的口才来歌功颂德，赞扬波勒提亚的胜利，这一天可以说是他的赞助人一生之中最光荣的日子。但我们可以从中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是在推崇哥特国王，说实在的，他的名字完全可以被打上海盗和土匪的标签，每个时代的征服者都能被加上这种头衔。但斯提利科的诗人心知肚明，阿拉里克具有绝不认输的坚忍性格，能从每一次挫折中奋发图强，获得敌人的资源后东山再起。他在步兵部队惨败后，带着完整无缺的骑兵主力逃离战场，也可说是被迫后撤，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来悲悼许多英勇同伴难以挽回的损失。胜利的敌军还以为可以俘虏哥特国王，但他们的行动却难免受到败兵的牵制。于是阿拉里克大胆决定突破亚平宁山无人防守的关隘，使富裕的托斯卡纳成为一片焦土，他情愿战死在城下也要夺取罗马。
斯提利科的主动积极和勇于任事拯救了首都，使其免于一场浩劫，但他对陷入绝境的敌人存着忌惮之心，不愿用另一次会战来赌帝国的命运，提议要用金钱换取蛮族的离去。锐气十足的阿拉里克拒绝他所提出的条件，对于允许他撤离和提供年金，表示出藐视和愤慨的态度。但对于各行其是的酋长，他的权力其实相当有限，王位也并不稳当，他之所以能够从与其他酋长相等的地位被擢升为国王，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支持。除了少数人另有打算，他们还是愿意追随未能获胜的统帅，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在私下与霍诺留的大臣取得协议，受到诱惑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国王只有屈从大众的要求，同意与西部帝国签订条约。他率领军容壮大的部队进入意大利，现在只能带着残部回师渡过波河。罗马军队有相当强大的兵力用来继续监视他的行动，斯提利科与一些蛮族酋长保持秘密联系，阿拉里克若在营地或会议中有什么企图和打算，他很快就会接到通知。
哥特国王要用光荣的成就来证明他的撤退是早有图谋，他决心占领重要的城市维罗纳，以控制雷提亚这一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通道。目的在于让大军畅通无阻地经过散布着日耳曼人部落的地区，和日耳曼人建立联盟关系以补充耗损过大的实力，然后经从莱茵河的另一边，侵入高卢富饶且毫无戒心的行省。他根本不知有叛徒已将行动计划泄露出去，一无所知地向着山区的通道前进，谁知已被皇家的部队占据。片刻之间，他的前锋、侧翼和后卫同时暴露在攻击之下。这场血战在离维罗纳城外不远处展开，比起上次在波勒提亚的惨败，哥特人的损失不算太严重。国王快速逃脱，要不然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若不是阿兰人轻举妄动，罗马主将的计谋就不会落空。阿拉里克将军队的残余人员安顿在邻近的山岩地区，现在对手已从各方面对他形成合围之势，而他已做好了抵御兵力优势敌军围攻的准备。但他无法抗拒饥饿和疾病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对于缺乏毅力且任性善变的蛮族，也不可能阻止陆续发生的逃亡事件。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绝境中，他最后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当然还有敌手的宽厚逃出生天，斯提利科将哥特国王的撤离看作自己对意大利的解救。虽然人民和教士无法对和战大计提出合理判断，但却敢于指责斯提利科的策略。他有许多次围困和歼灭国家大敌的机会，却还是纵虎归山。公众获得安全之初会产生感激和欢愉，但后来大家的心头都为猜忌和诽谤所盘踞。
罗马市民听到阿拉里克的进军感到心惊胆寒，赶紧动工整修首都的城墙，这等于明确宣告人民的畏惧和帝国的衰落。等蛮族撤离后，霍诺留经臣下劝说，接受元老院基于责任所提出的邀请，在这个极为喜庆的时期，前往皇家的都城庆祝对哥特人的胜利(404 A.D.)，以及他第六次出任执政官的职务。罗马的郊区和街道，从米尔维亚桥一直到帕拉丁山，全部拥挤着观看的人潮。在这10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作为统治者的君王只有三次亲临巡视。他们的眼光集中在只有斯提利科够资格坐的战车上，现在他陪同着站在皇家的后生晚辈旁边。大家同声向凯旋式的盛大排场欢呼不已，跟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不一样，这次并没有沾染内战的鲜血。队伍通过一个高大的凯旋门，是专为这次盛典所建造。但在7年后，已经征服罗马的哥特人要是识字，就会读出纪念碑上辞藻优美的铭文，居然记载说他们整个民族在7年前遭到击败，已经完全毁灭。
皇帝在首都居留7个月，他的行为中规中矩，很小心地迎合教士、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爱好。教士由于他经常拜访使徒的圣地以及赠送丰盛的礼物而感到教诲有功。在凯旋式的行列中，皇帝很体贴地没有让元老院议员很丢脸地跟在皇家的战车后面步行，同时斯提利科在会议中装出一副对他们优容和尊敬的态度。霍诺留在公开的竞赛活动中表现出关心和殷勤的模样，使人民感到满意。而且场面非常华丽盛大，观众深表赞许。等到预定的比赛回合结束，赛车场突然改变原有的布景和装饰，捕猎野兽提供变化多端而且精彩刺激的娱乐节目，接着是军事的舞蹈表演。从克劳狄安生动鲜明的叙述看来，想来有点类似现在的马上比武竞赛。
在霍诺留提供的竞赛活动中，角斗士最后一次残酷地搏命杀戮，用他们的鲜血玷污罗马的大竞技场。第一个基督徒皇帝所能享有的殊荣，是首次颁布诏书指责流血牺牲的表演和娱乐，但这项仁慈的法令只能表示君王的意愿，未能改正积习已深的恶行。诸如此类残害生命的行为已令一个文明进步的民族堕落到比吃人的野蛮民族都还不如的程度。帝国的大城市每年被杀的受害者多达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了12月时，更要特别提供角斗士的格斗节目。呈献在罗马人民眼前的全是流血和残酷，这种视死如归的壮观，对他们的内心造成冲击，令他们感到兴奋。正当全民沉醉在波勒提亚大捷的欢乐之中时，有位基督教诗人规劝皇帝运用权威根除恐怖的习俗，这种恶行长久以来对人道和宗教的呼吁充耳不闻。
普鲁登提乌斯悲怆的叙述不如特勒马库斯献身的勇气那样有效，这位亚细亚的僧侣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人类而言可称得上重如泰山。奋不顾身的僧侣纵身跳进格斗场阻止角斗士的对决，罗马人看到喜爱的节目受到干扰不禁大为光火，大家投掷石块把他当场击毙。但群众的狂暴很快平息下来，他们钦佩特勒马库斯的义行，认为他配得上殉教者的荣誉，于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霍诺留的法律，从此大竞技场的所有活动永远禁止牺牲人命。有些市民遵奉祖先遗留的习俗，意有所指地提到，只有在这个表现坚毅精神的训练场，还能保留罗马最后残余的尚武风气，使罗马人习惯流血的场面，轻视死亡不为所动。但是，古代希腊和现代欧洲的英勇行为是何等的高贵，就可证明这种虚荣而残酷的偏见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米兰的皇宫毫无防卫能力，使皇帝本人身陷危险境地，何况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家，到处都有蛮族肆虐横行，迫得他要在意大利一些无法攻入的城堡中，找到一处能够安全居留的庇护所。色萨利人在亚得里亚海岸建立一个名叫拉文纳的殖民区，位置离波河9个河口最南端约10到12英里，这个地方后来归还给翁布里亚的土著。奥古斯都有鉴于此处的位置适中，在离旧城约3英里处，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250艘战船的广阔海港。这个海军基地的设施包括军械库、仓储栈房、部队的兵舍和工匠的作坊，是罗马舰队永久的守备据点，获得光荣的出身和不朽的令名。从港口到市镇这块区域很快就布满了建筑物和居民，拉文纳三个面积广阔而且人口众多的居留区，逐渐合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奥古斯都时代兴建的主运河，从波河注入充沛的水源，经过城市流进海港，还把水流引进环绕着城墙的深邃壕沟，再分为上千条小运河流到城市每个区域，将城市分隔成无数的小岛，只能运用船只和桥梁取得联系。拉文纳的房屋看上去可以比拟威尼斯，兴建在木桩打入地层的基础上。邻近的地区一直到很多英里的范围之内，都是水浅泥深难以逾越的沼泽。拉文纳靠着人工修筑的堤道与内陆连接，等到来势汹汹的敌军接近时，不仅容易防守，在必要时也可以破坏堤道，以阻止敌军的进入。不过，这些沼泽地区也散布着一些葡萄园，虽然在四五次收成以后就会耗尽地力，但城市享受产量丰盛的美酒比喝水还要方便。城市的空气清新宜人而且有益健康，很像亚历山大里亚周边的状况，虽然地势低洼又潮湿，但不致引起疾病和瘟疫。还有一件特别有利之处，就是亚得里亚海的潮汐会冲进运河，使停滞的水流动，因此不会产生有碍卫生的污水。每天都有邻近地区的船只，顺着潮水进入拉文纳的市区中心。随着海水逐渐消退，现代的城市离开亚得里亚海有4英里远。早在5到6世纪时，奥古斯都的港口就成为景色怡人的果园，有一块松林丛生之地，罗马舰队当年就在那里锚泊。甚至就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也能使这个地点的自然形势增加几分力量。一片浅滩对敌人的大型船舰来说就是很有效的障碍，在这个有利的位置建造防御设施，布置兵力，使得防御能力变得更加强大。西部的皇帝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在他的一生当中，有20年龟缩在拉文纳——这个四周被城墙和沼泽包围的永久监牢。霍诺留的做法被实力衰弱的继承人仿效，像是哥特人的国王，以及后来的艾克萨克斯，都在这里占据了皇帝的宝座和宫殿。一直到8世纪中叶，拉文纳都是政府所在地和意大利的首都。
霍诺留的戒惧审慎不是没有根据，他的预防措施也不是没有效果。正当意大利从哥特人手中获得解救而薄海欢腾时，在日耳曼民族之中正掀起一场猛烈的风暴(400 A.D.)，后者屈服在无可抗拒的激昂之中，这是从亚洲大陆极东之地逐渐传播过来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匈奴人逃走以后，全部被胜利的鲜卑人占据。他们有时分裂成独立部落，有时联合在一个强势的酋长手下，最后自称拓跋氏，意为广大地区的主人，能够团结一心建立难以抗拒的强大实力。拓跋氏很快迫使东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承认他们在兵力上的优势地位，趁着中国积弱不振和内部混乱大举侵入。这些幸运的鞑靼人采用被征服民族的法律和习俗，在王国的北部行省建立了一个新王朝，统治将近160年之久。
他们在进入中国称王称帝之前就以英勇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个拓跋氏的君王将一个名叫木骨闾的奴隶编进骑兵队，后来这个奴隶畏惧惩罚就背弃了他的队伍，率领100多名追随者逃进沙漠。这帮土匪和亡命之徒逐渐壮大，从一个营地扩展为一个部族，最后成为人数众多的民族，获得闻名于世的称呼──哲欧根人。世袭的酋长都是奴隶木骨闾的后代，西徐亚的王国也采用他们的位阶制度。木骨闾最伟大的后裔是年轻的社仑，他遭遇了很多灾难，经过磨炼后成为英雄人物。他在逆境中勇敢奋斗，打破拓跋氏蛮横加在他们民族身上的重轭，成为民族的立法者和鞑靼的征服者。他的部队有正规编制，以群为单位，每群1200人，临阵退缩者的惩罚是用乱石击毙，而将最显赫的职位奖赏给英勇的战士。社仑非常了解自身的优势，对中国的学术抱着藐视的态度，所采用的技艺和制度，完全以有利于他的统治以及能发挥战斗精神为限。他的毡幕夏天时驻扎在水草丰茂的塞林加河畔，冬天则迁移到更南边的地区，征服的疆域从朝鲜半岛越过额尔齐斯河，击败住在里海北部的匈奴，荣获“可汗”的新称号，以彰显从伟大胜利中赢得的声望和权力。
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拥有广阔的疆域，双方在地理上形成隔绝，穿越这段未知的区域，就像通过伏尔加河来到维斯图拉河一样，很多重大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中断就是湮灭。然而从蛮族的习性以及成功迁移的经验，明显可以看出匈奴人受到哲欧根人的武力压迫，他们在气焰高涨的胜利者出现后，很快向后撤走，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地区都被他们同宗的部族占有。匈奴人仓促逃往富饶的平原，维斯杜拉河在这片土地上缓缓流进波罗的海，他们来到此地后，马上展开了勇敢的攻击。匈奴人的入侵使北部地区提高警觉，变得骚动不安，有的民族被迫撤离，对日耳曼的国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这地区的居民(古时候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在此定居)决定把森林和沼泽留给萨尔马提亚的难民，或至少让他们过多的人口流入罗马帝国各行省。
胜利的社仑使用“哲欧根人的可汗”这个头衔后又过了4年，另一个蛮族——傲慢的罗多迦斯特，也称拉达盖苏斯，从日耳曼北边一直前进，几乎抵达罗马的城门，留下的残余军队终于摧毁西罗马帝国。这支庞大的队伍以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最具实力；阿兰人在他们新的居留地获得了友善接待，就将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用来加强日耳曼重装步兵的战力；而哥特人的冒险分子全都热情投效到拉达盖苏斯的麾下，有些史学家称他为“哥特王”。12000名勇士因高贵的出身和英勇的事迹有别于一般庶民，威风凛凛地担任前锋部队。整个群体不少于20万作战人员，再加上妇女、孩童和奴隶，总人数可能达到40万之众，势不可当的迁移行动从波罗的海海岸出发。就像当年共和国威名最盛的时代，数以万计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从此地倾巢而出，前去侵袭罗马和意大利。这些蛮族离开故土后，只留下显示出他们伟大的遗迹，诸如连绵不绝的防壁和巨大的土堤。经过很多年代后，此地成了范围广阔的可怕荒凉之域，一直到在后代子孙的权力下建立起了名声，新的居民才流入空旷的土地。如果欧洲的政府无法保护国土和财产的话，而已经侵占了一大片土地的民族没有能力耕种，那么很快就会得到勤劳而贫穷的邻国给予的协助。
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那个时代既不完善也不可靠。拉文纳宫廷根本不知道北部地区正发生重大变革，直到在波罗的海形成的乌云，蔓延到上多瑙河两岸响起震耳的雷声。要是西部的皇帝听到大臣带来危险即将到来的信息，那么他也宁可做一个战争的旁观者享受休闲的生活，任这些蛮族自相残杀并为之暗地里庆幸不已。罗马的安全完全倚仗斯提利科的策谋和武力，但帝国已处于实力虚弱和民穷财尽的状况，无力重建多瑙河防务，无法有效阻止日耳曼人入侵。霍诺留那位警觉性极高的大臣，迫于时势只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意大利，再一次放弃行省，召回所有的部队。同时他想尽办法征募新兵，虽然对避战的惩罚极为严厉，但兵士还是怯懦逃避。他又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逮捕或引诱逃兵，对于愿意从军的奴隶答应给予他们自由以及两个金币的奖赏。他费尽千辛万苦总算从庞大帝国的臣民中，组成一支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想当年在西庇阿和卡米卢斯的时代，光是罗马地区有自由权的公民就可以轻松提供这一数量的兵员。斯提利科的30个军团还要加上增援的大量蛮族协防军，阿兰人以个人身份加入服役，还有匈奴人和哥特人的部队，他们都在本国君主胡尔丁和萨鲁斯的领导之下，基于利益和仇恨反对拉达盖苏斯的野心。
日耳曼人的共主拉达盖苏斯势如破竹(406 A.D.)，越过阿尔卑斯山、波河和亚平宁山的天险。他的左侧是霍诺留那难以进入的皇宫，被遗忘在拉文纳的沼泽之中；另一边是斯提利科的营地，大本营设置在提西努斯也就是帕维亚，看来在距离遥远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前，是不会与日耳曼人进行决战了。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遭到洗劫和摧毁，拉达盖苏斯围攻佛罗伦萨，在这个知名共和国历史上，这座城市还是初次发生这样的大事件。市民靠着坚定的毅力加上蛮族缺乏攻城的技术，不仅使敌人无法得逞，也暂时阻止了入侵的狂流。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在敌军接近到180英里时感到战栗不已，很急切地拿过去曾经逃过的危险与如今岌岌可危的处境做比较。
阿拉里克是一个基督徒和士兵，他率领的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且明了战争的法则，尊敬条约的神圣性，无论是在营地或在教堂，都会与帝国的臣民进行亲切的交谈；反之，野蛮的拉达盖苏斯对南方文明国家的习俗、宗教甚至语言都极为陌生，信仰的残酷激怒了他凶狠的脾气。一般认为他受到严正誓言的束缚，要把城市化为一堆瓦砾和尘土，要将最有名望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当作牺牲，用他们的血涂满祭坛以平息神明的震怒。公众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国内灾祸产生时，往往展现出宗教派系无可救药的疯狂。那些朱庇特和墨丘利深受压迫的信徒，尊敬这位虔诚异教徒的作风。虽然他是罗马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们大声宣称，比起拉达盖苏斯的武力更关心他所选定的牺牲，在私下暗自高兴国家遭逢灾难，可以用来指责基督徒对手的信仰。
佛罗伦萨面临穷途末路的困境，市民微弱的勇气只靠圣安布罗斯的权威加以支持。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们会很快获得援救，接着他们突然看到斯提利科的旗帜出现在城墙外，带着联军来解救忠诚的城市，并且很快让这个重要的地点成为蛮族大军的坟墓。那些作者对拉达盖苏斯的失败有不同的说法，产生明显的矛盾，但并没有曲解提出的证据，这方面的做法倒很一致。奥罗修斯和奥古斯丁因为友谊和宗教而关系密切，把胜利视为奇迹，将之归于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英勇，并严格排除其他可以获胜的因素，甚至认为连流血牺牲都没有出现。两位作者提到罗马人的营地，呈现出的景象是兵甲充足而又无所事事，佛罗伦萨对面的腓苏利山高耸挺拔，他们乐于见到蛮族陷入绝境，在崎岖而贫瘠的山峦中慢慢灭亡。他们非常夸张地断言基督徒大军没有一个士兵被杀或受伤，我们或许可以用无言的轻视态度视之，但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其余的叙述，倒是吻合战争的状况和主将的性格。斯提利科知道自己指挥的是帝国仅有的一支军队，基于审慎的考量，不愿与倔强而又狂暴的日耳曼人在战场上决一胜负。他要用坚强的防线将敌人包围，这是第三次拿来对付哥特国王，规模更为庞大，可以发挥最大的效果。
罗马的军人即使大字不识一个也都熟悉恺撒的战例，都拉基乌姆的对垒线有15英里长，用连绵不断的堑壕与防壁把24座碉堡连接起来，这等于是把战场变成了一种壕沟战的模式，可以围困数量庞大的蛮族人员，断绝他们的给养，把他们活活饿死。罗马部队与他们的祖先相比，作战的英勇自叹不如，勤奋的精神倒是没有完全丧失。要是士兵认为辛苦的奴工有损自己尊严，托斯卡纳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农夫，虽然不参加作战，但靠着构筑工事，同样能为拯救自己的家园尽一份力量。蛮族大量的马匹和人员被包围得无法动弹，饥馑而非战斗使他们渐趋毁灭，但罗马人花时间进行这样艰巨的工程时，却暴露在焦急的敌军的不断攻击之下。挨饿的蛮族在绝望之中被迫对抗斯提利科的防线，罗马将领有时也得迁就勇敢的协防军，他们一直对主将施压，表示要攻击日耳曼人的营地，基于各种意外的状况，还是发生了激烈而血腥的战斗。
在佐西穆斯、普洛斯帕和马塞利努斯的编年史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罗马军队及时把人员和物资送进佛罗伦萨城内，拉达盖苏斯挨饿的大军反而被围困。气焰惊人的国王率领这么多黩武的民族，在损失最英勇的武士后，沦落到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马人能诚信履行条约以及斯提利科的大发慈悲之上。被俘虏的帝王死于可耻的斩首，这使罗马和基督教的凯旋蒙上了耻辱的色彩。死刑的执行只延迟了片刻，这更坐实了胜利者的罪行，不仅冷酷而且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几乎成了饿殍的日耳曼人即使逃过协防军的杀害，也以少到几块金币的价格被贩卖为奴。食物不足加上水土不服，大量不幸的外乡人身亡异域，看来这些不讲人道的买主，无法从利用他们的劳力得到丰硕的收获了，必然遭到人财两空的损失。斯提利科向皇帝和元老院报告他的成就，第二次获得“意大利拯救者”的光荣称号。
胜利的名声，尤其是奇迹的发生，催生了非常夸张的说法，说是从波罗的海地区迁移过来的大军甚至整个种族，全都悲惨地灭亡在佛罗伦萨城下。确实拉达盖苏斯本人、他的勇敢而忠诚的伙伴以及占据各自种族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追随着将领的旗帜全军覆没。这样一支联合大军真是令人惊奇，不过引起分裂的原因倒是非常明显而有说服力：家世出身所产生的骄纵心理、英勇行为带来的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指挥激起的嫉妒羡慕、不愿屈居下属的愤怒情绪、各持己见不愿让步的争执，种种因利益和情感所产生的对立不和，在这么多的国王和武士之间不断发生，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谦让和服从。拉达盖苏斯被击败后，日耳曼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人数都在10万以上，仍旧维持着相当的武力，在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或是在阿尔卑斯山与多瑙河之间流窜，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想为领袖之死雪耻复仇，或仅仅是想发泄愤怒的情绪。斯提利科的谨慎和坚定使蛮族的目标发生转变，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既阻止他们进军，又不阻止他们撤离。他最关心的是罗马和意大利的安全，至于牺牲遥远行省的财富和安宁，在他而言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在所不惜。潘诺尼亚的逃兵加入了蛮族的阵营，使他们明了整个地区和道路的状况。阿拉里克曾经计划入侵高卢，最后却是由拉达盖苏斯大军的残部着手执行。
然而，要是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为居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日耳曼部落会给予他们帮助，那么希望就会落空。阿勒曼尼人保持无所作为的中立态度，法兰克人用忠诚和勇气来防卫罗马帝国的安全。斯提利科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第一步行动是尽快从莱茵河顺流而下，目的是笼络住黩武好战的法兰克人，使其不致有变，以确保双方牢固的联盟关系，还有就是使威胁共和国和平的心腹大患能够离开意大利。马尔科米尔是法兰克人的一位国王，他违反了本应遵守的条约，在罗马官员主持的法庭公开定罪，对他最后的判决却相当仁慈，只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托斯卡纳行省。这种罢黜有损国王的尊严，却没有激起臣民的愤慨，他们反而处死想要替他报仇的桑诺，并且忠于斯提利科所选择支持的国王。
当北部的民族大迁移，引起高卢和日耳曼的边境动荡不安时，法兰克人英勇迎战由汪达尔人组成的大军。汪达尔人根本不顾敌手过去给他们的教训，再次与蛮族联军分离，采取单独的作战行动，结果因为鲁莽轻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两万汪达尔人连同他们的国王戈迪吉斯克拉斯在战场被杀。要不是阿兰人的骑兵队前来解救，挥军蹂躏法兰克人的步兵，汪达尔人整个民族都会遭到灭绝的命运。法兰克人在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后，被迫放弃无法占到优势的斗争。战胜的同盟军向前追击，在那年最后一天(公元406年12月31日)，此时严寒的季节已经使莱茵河全部冻结，他们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挥军进入高卢未设防的行省。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这次的入侵具有历史意义，他们再也没有后撤。这可以被看作罗马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衰亡的先兆，莱茵河这一天然的屏障已完全被突破，再也无法起到分割野蛮和文明国家的作用。
日耳曼的和平，多少年来一直取决于法兰克人的归附和阿勒曼尼人的中立，但在此时，罗马的臣民丝毫没有觉察到趋近的灾难，还在享受平静和繁荣的景况，很少会为高卢边境的安定祈福。他们的牲口和牛群获得允许在蛮族的草地放牧，猎人深入幽暗的黑希尼亚森林，既不畏惧也无危险。莱茵河的两岸就像台伯河一样，到处都是优美的住宅和耕种的农庄。要是一个诗人顺流而下，他会疑惑不知哪一边是罗马人的疆域。这种和平与富裕的景色突然变成赤地千里的大漠，只有冒烟的废墟使人为的荒芜有别于自然的孤寂。门茨这个蓬勃发展的城市，遭到蛮族的入侵，全城被毁无寸瓦之覆，数千基督徒在教堂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沃姆斯受到长期围攻一直坚守不降，城破后市民已无噍类。斯特拉斯堡、斯皮尔斯、兰斯、图尔奈、阿拉斯和亚眠，都忍受着沉重的负担，遭到日耳曼人残酷的压迫。毁灭一切的战火从莱茵河畔蔓延开来，遍及高卢17个行省的大部分区域。把海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人民富足而范围广大的国度，全部放弃给蛮族。他们把教会的主教、元老院的议员以及处女，全部混杂在一起驱赶着前行，大车装满从他们的家庭和祭坛上搜刮来的战利品。
我们感激神职人员借这个教诲基督徒悔改的机会，隐约描述出公众遭受重大灾难的状况。他们认为世间的罪行引起神施以正义的制裁，人类在这个邪恶而奸猾的世界，被当成易消亡之物受到抛弃。但佩拉吉安派挑起了争论，他们试图探测慈恩和宿命的深渊。拉丁教士很快便将之严肃采纳，对于上帝下令施行、预见或容许一连串的道德与自然的灾祸，贸然地去权衡背后的原因，既不现实，也是错误的。受苦人民贸然地将他们的罪行和灾难，与他们的祖先对比，同时他们指责神圣的正义，没有将人类之中的弱者、无辜和幼童从毁灭之中加以赦免。无用的争论忽视了不变的自然法则，那就是无辜者可以得到和平，勤奋者可以得到富足，英勇者可以得到安全。拉文纳宫廷的政策怯懦而自私，要召回帕拉丁(内卫)军团来保卫意大利，剩下的部队无法胜任艰难的使命。蛮族的协防军宁愿不受军纪的约束，任意掠夺物品来获取利益，也比正常和有限的薪饷要好得多。
高卢行省遍地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保卫着田园、家人和祭坛。要是他们无惧死亡，就值得说服以为己用，只要他们还在乎生长的乡土，就可以作为不断阻挡蛮族入侵的无法克服的障碍。蛮族缺乏纪律和武器，只要这致命的缺点继续存在，就会因为久经战阵导致兵员数量屈居劣势，最后降服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当查理五世入侵法兰西时，他审问一名战俘，从边界到巴黎要几天的行程。“或许要12天，不过这将是我们打败你所需的时间。”如此英勇的回答，遏制了野心勃勃君王的傲慢自大态度。霍诺留的臣民有别于弗朗西斯一世的臣民，他们所表现出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到两年的工夫，波罗的海的野蛮人就已经将部队分散开，每一支部队的人数都少到可忽视的地步，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经过任何一场作战就挺进到比利牛斯山的山麓。
在霍诺留统治早期，斯提利科保持警觉始终防卫着遥远的不列颠，抵御着来自海洋、山岭和爱尔兰海岸的敌人的入侵行动。但这些从不死心的蛮族，没有忽略哥特人战争的好机会，这时行省在安东尼边墙和驻地的罗马部队已被抽调一空。若有任何一个军团人员从意大利的远戍中回到故乡，就会事无巨细地谈到霍诺留的为人和宫廷，他们会趋向于解除效忠的束缚，这刺激了不列颠的军队产生谋叛的念头。犯上作乱的风气在早期动摇了伽利埃努斯的统治，后来又因为士兵产生贪婪的暴力行为而死灰复燃，那些不幸或具有野心的人员成为军队选择的对象，成为满足他们欲望的工具，最后成为白白牺牲的受害人。军队在开始时拥立马可，让他身兼不列颠和西部的皇帝，接着在仓促的状况下谋杀他，违反了自己身上忠贞的誓言。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事方式，所以把事件本末写成一篇文辞并茂的墓志铭，镌刻在他的墓碑上。格拉提安是下一个人选，他们奉上冠冕和紫袍，过了4个月，格拉提安落得和前任同样的下场。
每当不列颠的军团想起当年把教会和帝国献给伟大的君士坦丁的场景，我们就会明白他们选择第三位皇帝的奇特动机。他们发现有一个列兵的名字叫君士坦丁，还没有权衡他是否有能力和分量来维护这一光荣的名号，就任性而轻浮地把他扶上宝座。然而比起马可和格拉提安的短暂统治，君士坦丁的权力倒是很稳固，政府的运作非常成功。他考虑到要是把无所事事的军队留在营区会带来危险，过去已经发生过两次谋叛和流血事件，这逼得他不得不动手征服西部的行省。君士坦丁率领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布涅格登陆，休息了几天后，就号召高卢的城市挣脱蛮族的枷锁，承认他是合法的君主。这些城市毫不犹豫就响应他的号召，愿意服从他的统治，拉文纳的宫廷抱着置身事外的心理，这就等于解除了一个被弃民族所应尽的忠诚责任。西部的人民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接受所处局势的变化，他们不仅毫无顾虑而且带着几分希望，产生自欺欺人的想法，认为他的部队和权势，能够以皇帝的身份在高卢定居下来，保护不幸的国度免遭蛮族的蹂躏。君士坦丁首次成功地击败了分兵的日耳曼人，奉承的声音将之夸大为战绩辉煌的决定性胜利。敌人再度联合起来摆出傲慢无礼的姿态，让对方知道上次的胜利并不足恃。双方经过谈判获得了一段短暂而不稳的休战期，有些蛮族的部落在他大方的赐予和承诺之下，答应出力防守莱茵河。这种花费很大而且得不到保证的协定，无法重建高卢人原有的作战勇气和实力，只能羞辱君主的尊严，耗尽国库仅存的财富。
这位虚有其表的高卢解救者，沉浸在自己想象出的胜利中，带着扬扬得意的神态向南方的行省进军。不出意料，他本人很快就遭遇到了危险。哥特人萨鲁斯奉令把叛贼的头颅送到霍诺留的脚前，于是不列颠和意大利的部队，毫无意义地消耗在内战之中。君士坦丁损失了查士丁尼和尼维加斯特斯两员将领，前者在战场被杀，后者在与叛党的和谈中遭到毒手，他不得不加强防御能力，在维埃那固守。皇家军队在经过7天的攻城后，突然开始撤退，同时很可耻地用金钱向阿尔卑斯山的山贼和土匪买得安全通过的保证。这片山区现在将两个敌对国家的统治疆域分隔开，两边边界线上的堡垒都派遣了帝国的部队守备，这些兵力原先大可以用来有效保卫罗马的国境，对抗日耳曼和西徐亚的蛮族。
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这一边，君士坦丁的野心随着危险的临近而被证实。他的帝座很快通过征服西班牙或者说是归顺建立起来。西班牙主要是基于常规和习惯性的臣属地位，他们接受了高卢统领所委派的官员和法令。仅有的对君士坦丁权威的反对并非来自政府的授意和人民的习气，而是出于狄奥多西家族私人的情绪和利益。留在家乡的四兄弟从故去的皇帝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和丰富的家财，因此颇为亲友推崇，很多受到恩惠的年轻人冒险前来投效，想从狄奥多西的儿子那里寻找机会。他们想要掌握琉息太尼亚的驻防部队，失败以后，就退守自己的产业，用私人经费武装起一支部队，全部由奴隶和征召的追随人员组成，很勇敢地前去占领比利牛斯山的坚固据点。国内的反抗事件使高卢和不列颠的君主产生警惕心，也感到困窘，迫得他要与蛮族协防军的几支队伍进行磋商，好为西班牙战争效命疆场。这些部队有显赫的战功，被称为“霍诺留帮(Honorians)”，这个名字可以提醒他们要效忠合法的君主。
要是这个说法讲得通，那么苏格兰人肯定也会偏爱一个不列颠的国君。摩尔人和马科曼尼人受到篡夺者极度慷慨的引诱而加入他们的阵营，说是事成以后要把西班牙的军职甚或公职分配给蛮族。霍诺留帮的部队一共有9个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我们可以很容易查到他们在西部帝国的建立过程。这些数量有限的兵力足够结束这次战争，免得君士坦丁的权力和安全受到威胁。狄奥多西家族的农民部队在比利牛斯山被包围歼灭，有两个兄弟的运气很好，从海上逃到意大利和东部帝国，另外两位被拘禁一段时间后在阿尔勒遭到处决。对公开的羞辱毫无感觉的霍诺留，或许会因高贵的亲戚遭到不幸而受影响。如此微弱的武力就决定了辽阔的欧洲西部的所有权，所及的范围从安东尼边墙到赫拉克勒斯之柱。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根本不了解重大变革的前因后果，持着狭隘而偏颇的观念，毫无疑问不会把有关和战的军国大计看得那么重要。但是国家实力整个在衰败之中，甚至将专制政府最后的资源都消耗一空，民穷财尽的行省所得岁入已经负担不起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无法使不满和怯懦的人民入营服役。
诗人运用奉承的笔调叙述罗马鹰帜在波勒提亚和维罗纳的胜利，从意大利的边境追击仓促撤退的阿拉里克，一队想象中的幽灵队伍，在蛮族大军的上空盘旋，带来的战争、饥馑和疾病使他们几乎全军覆灭。这次远征行动整个过程充满噩运，哥特国王必须忍受相当大的损失，不断从事袭扰作战的军队要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补充所需的兵员，恢复已经丧失的信心。逆境在磨炼也在展现阿拉里克的才华，英勇无敌的名声吸引蛮族最剽悍的勇士投效哥特人的阵营，他们来自黑海到莱茵河这片广大的地区，掠夺和征服的欲望掀起汹涌的怒潮。斯提利科认为他是值得尊敬的敌手，阿拉里克立刻接受对方的友谊。他拒绝为东部的皇帝服务，愿意与拉文纳的宫廷缔结和平盟约，成为伊利里亚统领辖区内所有罗马军队的主将。霍诺留的大臣(斯提利科)过去曾被授予这个职位，他所统治的整个地区完全依据古老的界线划定，为了使雄图大展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条约里订出或暗示了相关的条件，然而却因拉达盖苏斯的大举入侵而暂缓实施。哥特国王保持中立的立场，可以与恺撒对喀提林叛国案漠不关心的态度相比，他对共和国的公敌拒绝给予协助，但也不加以反对。等击败汪达尔人后，斯提利科重申对东部各行省的权力，指派负责司法和财务的文职官员，同时宣称他已失去耐心，要率领罗马人和哥特人的联军直迫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但斯提利科厌恶内战，他非常清楚国内软弱的状况，无论如何还是以谨慎为上策，所以国内的和平胜于国外的征服是无可置疑的主张，同时他最关心的大事，是要使阿拉里克的军队远离意大利。这种企图并没有逃过哥特国王洞察一切的眼光，他继续与敌对的宫廷保持让人起疑的联系，甚至可以将之视为对斯提利科的反叛。同时他像贪得无厌的佣兵，深入色萨利和伊庇鲁斯发起虚应故事的作战，然后立刻回师对毫无成效的作战索取数额庞大的报酬。他从意大利边界靠近艾摩纳的营地，把很长一份承诺经费和补给的记录，派人呈送给西部的皇帝，要求立即满足自己所需，并暗示拒绝会产生的后果。虽然他的行动带有敌意，但他的言辞倒是非常得体而且顺从，很谦卑地表白自己是斯提利科的朋友和霍诺留的士兵，会毫不迟疑率领部队进军对抗高卢的篡夺者，恳求赐予西部帝国无人领有的行省，作为哥特民族永久的居留地。
这两位政客想欺骗对方和整个世界，有关政治的秘密记录一定被收藏在难以进入的暗室之中。若非阿拉里克和斯提利科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发生争论，显示出两人有联系，否则根本无人知晓此事。政府需要人为的支持，就必须移樽就教于自己的臣民不可，所表现出的原则与其说是温和倒不如说是软弱，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罗马元老院的权势。霍诺留的大臣用恭敬的态度与共和国的立法机构进行磋商，斯提利科在恺撒的宫殿召集元老院会议，用委婉的言辞报告政府事务的实际状况，提出哥特国王的需求，和平与战争会遵从他们明智的抉择。议员从400年的睡梦中突然惊醒，但看来在重要的事务上，他们只能激起前辈所具有的勇气而非智慧。他们用正常的发言或喧嚣的呼叫大声宣称，花钱购买短暂而耻辱的休战，对罗马的尊严没有任何好处。高傲的人民做出的判断，常会无可避免带来毁灭的羞辱。大臣有关和平的意图，只有少数没有骨气或被收买的追随者给予支持。他只能就自己的行为甚或哥特君王的要求致歉，期望能平息大家的情绪。
支付给蛮族津贴激起了罗马人的气愤不平，但我们不应该将之看成是贡金或赎款，说蛮族用武力的威胁来强行勒索(这是斯提利科的说辞)。阿拉里克对被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所篡夺的行省，很诚恳地向共和国提出主权的要求，以作为对他的服务公平而合理的报酬。阿拉里克之所以中止作战行动开始后撤，是因为皇帝非常急迫地给他去信，虽然是私函，他也只有服从。经由塞妮娜的调停，已经获得这些有违原来宗旨的命令(斯提利科没有掩饰自己家族所犯的错误)。他的妻子很重视孝道，为此与她的皇帝兄弟产生了意见分歧，而这位兄弟是她养父的儿子，人往往把亲情看得比公众利益更重，所以他也无法对此事进行追查。
这种表面上的理由虽然得到斯提利科的认同，却隐约掩盖着拉文纳皇宫的阴谋活动。经过一场激辩后，议员仗义勇为和坚持自由权利的呼声平息下来，元老院勉强给予批准，同意以津贴的名义支付给阿拉里克4000磅黄金，以保障意大利的和平，修复与哥特国王的友谊。朗帕狄乌斯是会议里最有名望的成员，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大声疾呼表达反对的意见：“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卖身契。”然后他很快躲进基督教堂的庇护所，好逃避大胆抗拒所带来的危险。
但是斯提利科的统治即将走向终点，自尊心很强的大臣察觉到羞辱临头的迹象。朗帕狄乌斯的大胆举动受到赞许，元老院不愿长期居于卑躬屈节的地位，对只能招怨且虚有其表的自由权利，摆出轻视和抗拒的态度；部队仍旧拥有罗马军团的名义和特权，他们对于斯提利科偏爱蛮族而愤愤不平；公众的灾祸是人民堕落的必然后果，却全部被归咎于大臣有害的政策。然而斯提利科只要维持统治权，就能够掌握皇帝懦弱的心灵，就能继续对抗人民甚或士兵的叫嚣。但原来听话而又温驯的霍诺留开始对他产生畏惧、疑虑和憎恨等情绪，奸诈的奥林庇乌斯用基督徒的虔诚面具掩饰他邪恶的本质，在暗中陷害他的恩主(公元408年5月)。奥林庇乌斯靠着斯提利科的提携擢升为皇宫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对毫无怀疑之心的皇帝揭露真相：皇帝已经年满25岁，在自己的政府中却没有分量和权力。同时奥林庇乌斯很生动地描述斯提利科的企图，用非常巧妙的手法打动了怯懦和怠惰的皇帝，说斯提利科准备谋害君王，怀着莫大的野心要让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戴上皇冠。皇帝在这位新宠臣的唆使下，发出自主的声音，以显示君王的尊严和地位。斯提利科很惊奇地发现，宫廷和御前会议在暗中的决定，全都违反他的利益和意图。霍诺留宣称不愿居住在罗马的皇宫，情愿回到拉文纳安全的城堡。等接到他的兄弟阿尔卡狄乌斯死亡的信息，便准备拜访君士坦丁堡，要以监护人的身份，管理年幼的狄奥多西所统治的行省。霍诺留在得知这样大规模的远征行动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所需的费用后，就停下了为突然的进军所进行的积极准备工作。但皇帝前往帕维亚的营区这一行动隐藏着危险的阴谋，这里的部队都将成为斯提利科的敌人，虽然他的蛮族协防军仍旧驻扎在当地。斯提利科平时对查士丁尼的意见言听计从，这位他所信任的罗马人是他的拥护者，不仅非常活跃而且很有远见，他反对他前往帕维亚，因为会对他的声望产生不利影响，还会危及他的安全。查士丁尼费尽唇舌但毫无成效，这注定了奥林庇乌斯将赢得胜利，行事谨慎的律师于是离开即将灭亡的赞助人。
皇帝行进途中经过博洛尼亚，斯提利科在暗地里操纵激起警卫兵变，之后又得到平息，他宣布对罪犯处以十一之刑，然后又认为他们过去有功于国家而给予赦免。这次暴乱事件后，皇帝最后一次拥抱大臣，这时已把他看成叛贼。霍诺留继续前往帕维亚营区，接受部队对皇帝的欢呼，大军在此集结是为了进行高卢战争。第四天早晨，皇帝在奥林庇乌斯的教唆之下，宣布要集合军队举行宣誓典礼，而这些士兵经过奥林庇乌斯花钱收买和大力说服，准备执行血腥的阴谋。一声号令下，他们先杀掉了斯提利科的朋友，这些都是帝国最显赫的官员：像是高卢和意大利的两位禁卫军统领、骑兵和步兵的两位主将、御前大臣、财务大臣、内务大臣和宫廷伯爵，还有很多人员失踪，很多房屋受到劫掠，愤怒的士兵继续施展暴行，直到日暮才结束。皇帝被发现浑身战栗地站在帕维亚街头，没有穿袍服和冠冕，他接受宠臣劝说，责备死者的罪过，用严肃的言辞嘉许凶手的忠诚和主持正义的行动。
帕维亚大屠杀使斯提利科内心充满悲愤和忧虑，他很快在博洛尼亚营区召集同盟领袖会议。斯提利科麾下的这些追随者会一起遭到灭亡的命运，冲动的呼叫在会场中响起，大声吶喊着要为死者报仇，一刻都不能拖延，只要打着英雄的旗帜进军，胜利就会唾手可得。有罪的奥林庇乌斯和堕落的罗马人，都会受到打击和制裁，最后要将他们连根铲除，甚至可以把皇冠戴在受枉屈的将领头上。斯提利科没有立即下定决心，否则局势大有可为，他在犹豫迟疑中丧失了时机，以致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他仍旧不知皇帝下落，也不相信自己人员的忠诚，同时他感到害怕，为对抗意大利的军队和人民，必须武装一大群难以驾驭的蛮族，这很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关系密切的盟友无法忍受他那怯懦和迟疑的拖延，带着畏惧和气愤的心情撤离。萨鲁斯是哥特人武士，在蛮族中以孔武有力和作战剽悍而知名，在午夜时突然侵袭恩主的营地，抢夺行李辎重，杀死护卫的匈奴人，冲进帐幕。大臣心中忧虑尚未入睡，正在沉思自己所处险境，好不容易逃脱哥特人的杀害，立即对意大利的城市发出最后警告，要他们关上城门防范蛮族。
这时斯提利科已走上绝路，迫得只有到拉文纳自投罗网，岂不知该地已完全落入仇敌手中。奥林庇乌斯拥有霍诺留授予的军政大权，很快就知道他的对手以哀求者的身份，落脚于基督教堂的祭坛前面。这位伪君子的性格卑劣，装出虔诚的面孔采用规避的手段，不愿违犯神圣的庇护特权。赫拉克利亚安伯爵率领一队士兵，在清晨(公元408年8月23日)出现在拉文纳教堂前，主教对赫拉克利亚安庄严的誓言感到满意，他宣称他们接到的皇室命令是要保护斯提利科本人的安全。等到不幸的大臣受骗踏出圣所大门，赫拉克利亚安拿出死刑执行状要立即动手处决，斯提利科的罪名是谋逆和犯上。他保持平静的态度没有申辩，随从明知大势已去，仍想给予无效的援救。斯提利科不愧为罗马最后一个名将，情愿引颈就戮，死于赫拉克利亚安的剑下。
皇宫那群奴才过去一直崇拜斯提利科的权势，现在对他的败亡横加诬蔑。从前只要与西部主将有一点亲属关系，就能获得财富与官职，现在这些人全部受到刻意的罢黜和严厉惩处。他的家庭与狄奥多西皇室有三重联婚的姻亲关系，最后却落到极为悲惨的处境，甚至对地位最卑微的农夫都羡慕不已。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在逃走途中被截回，无辜的青年被处死后，塞曼提娅与她的丈夫离婚，补上了姐姐玛利亚的位置担任皇后，也像玛利亚一样虽然结婚，却始终是处女之身。斯提利科的朋友即使逃过帕维亚的屠杀，也受到奥林庇乌斯斩草除根的迫害，在残酷的审讯之下，要他们承认结党密谋和亵圣弑君之罪。他们宁可死也不愿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这种坚定的意志证实庇主的识人之明和含冤受屈。专制的权力可以取人性命而无须审判、抹杀功绩无需证据，不辨忠奸的司法无法使后代子孙心服口服。斯提利科功在国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罪名不仅证据薄弱而且未必如此，完全是出于众口铄金的阿谀和仇恨。在他死后4个月，西罗马帝国以霍诺留的名义颁布了一封诏书，要恢复两个帝国的自由交往和联系，诏书中称，过去因为公众之敌从中作祟，才会长期中断。这位大臣的名声和财富来自国家的繁荣兴旺，现在却被指控要把意大利出卖给蛮族，完全无视他在波勒提亚、维罗纳以及佛罗伦萨的城墙之下，屡次击败蛮族大军的丰功伟绩。更说他图谋要将帝冠置于其子优奇里乌斯的头上，如果他真有这种念头，那在执行时不可能没有准备和同谋。这位“有野心的”父亲也不应该让“未来的皇帝”优奇里乌斯在20岁时，还在秘书处担任护民官这样低微的职务。甚至斯提利科的敌手带着恶意指责他的宗教信仰，他那把握时机而且带有奇迹性质的救援，当时在教士的赞许下举行了虔诚的庆典。然而，现在这些教士却断言，一旦优奇里乌斯即位马上就会采取措施恢复偶像崇拜，并对教会进行迫害行动。事实上，斯提利科的儿子一直在基督教内部接受教育，身为父亲的他一贯表示同意和热烈的支持。塞妮娜竟敢把灶神庙所供神像的华丽项链据为己有。亵渎神圣的大臣所作所为受到异教徒的诅咒，他下令将西比莱圣书和罗马神谕丢到火里。斯提利科的真正罪名是傲慢的言行和慑人的权力，他抱着高贵的情操不愿让自己的同胞流血牺牲，这帮助了不值一提的敌手获得胜利。即使霍诺留如此对待这样一个过去曾尽力保护他的童年和捍卫他的帝国的人士，但后代子孙仍不屑责备皇帝的忘恩负义，这可说是对霍诺留的最后一次羞辱。
在这一大批跟着遭殃的人员当中，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在当时都受人瞩目，我们的好奇心仅及于著名的诗人克劳狄安。他受到斯提利科的关怀和照应，也随着庇主的败亡而惨遭摧残。他在宫廷的位阶是担任名义上的护民官和书记官，要感激塞妮娜的牵线，让他能够娶得阿非利加行省富有的女继承人。克劳狄安获得罗马元老院的赏识和厚爱，其雕像被竖立在图拉真广场。等到赞美斯提利科的言辞成为犯罪的证据，权势熏人而且心胸狭窄的廷臣，就把克劳狄安视为眼中钉，为他那无礼的才智所激怒。他曾经用生动的隽语加以比较，描绘出意大利先后两位禁卫军统领完全相反的性格。有一位像哲学家那样无为而治，情愿把时间花在睡眠和阅读上；对比之下，另外一个是唯利是图的贪官，不辞辛劳追逐着不义之财。“多么幸福!”克劳狄安说道，“要是马利乌斯一直清醒而哈德良永远沉睡，意大利的人民该有多么幸福!”像这种友善和温馨的规劝不会干扰到马利乌斯的休憩，但是哈德良在旁虎视眈眈等待报复的机会，轻易就通过斯提利科的仇敌之手，将令人讨厌的诗人变成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不过，诗人在这场混乱的变局当中，行事非常谨慎小心。他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求饶书信，向受到冒犯的统领公开认错，用悲惨的笔调悔恨当年的轻率和幼稚，表明那完全是出于冲动和愚蠢，诚挚希望他的对手能像神明、英雄和狮子那样，具有慈悲为怀的精神，望宽宏大量的“哈德良”能高抬贵手，放过毫无抵抗力且受人轻视的仇人。他已处于羞辱和贫困的卑贱地位，因为放逐、刑求和亲密友人之死，而受到很深的伤害。
不论他的恳求是否有效，未来的生活是否发生意外事件，不过几年时光，诗人就和斯提利科一样逝去，那位“哈德良”的名字也被人遗忘。但只要拉丁语文仍旧被保存和运用，阅读克劳狄安的作品就会给人带来欢乐。如果我们公正衡量他的功过，我们就得承认，克劳狄安没有使我们的理性得到满足，当然更无法让理性保持沉默。要想写出一篇能够称得上崇高和荡气回肠的文章并不容易，同样，要想挑选出能够打动人心、放飞我们想象力的诗句也不容易。我们要想从克劳狄安的诗中，寻找到有趣寓言中令人愉悦的创见和人的操行，或是现实中合理而生动的人物和环境，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我们知道他写出这些祝颂或抨击，都是为了服务他的庇主，这些因袭的作品鼓舞他的意念，要令其超过真理和自然的限制。不过，这些不完美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为克劳狄安的诗意所弥补，他用少见而宝贵的才华使卑贱的题材得以提升，贫瘠的题材得以修饰，单调的题材得以变化。他的诗歌在叙事诗方面尤其有特色，表现得柔美和华丽，大多展现出多样化的想象力，不会滥用自己的知识以穿凿附会，有时会表现出强有力的风格，以及一种永恒而和谐的韵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赞许，无论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适用。克劳狄安并不显赫的出身，使我们更要为他的功绩添上一笔；他是艺术和帝国衰微时代的埃及人，从小接受希腊人的教育，成人后不仅精通且能驾驭拉丁语文，翱翔于软弱无力的当代人士之上，在相隔300多年后又置身于古罗马的诗人之列。
国势衰弱而政出多门的罗马当局毫无独立自主的能力，竟公然出现要与敌国保持密切联系的现象，阿拉里克若能参与拉文纳的国务会议，也会像霍诺留的大臣一样，劝他尽快处死斯提利科。哥特国王内心尽管极为尊敬他，但还是想要摧毁心目中的强敌，因为这个死对头在意大利和希腊，曾两次想用武力将他的军队歼灭。宫廷大臣基于深仇大恨和利害关系，处心积虑要让伟大的斯提利科受辱败亡。萨鲁斯的英勇，他在军队中的名声，以及在蛮族联盟中基于个人行为或父辈遗传下来的威望，只能使他在那些看不起或厌恶图皮利奥、瓦拉尼斯和维吉兰提乌斯的卑鄙朋友中产生影响。这几个将领从以往表现来看根本不配称为军人，现在也比照新近发迹的宠臣，纷纷晋升为指挥步兵、骑兵和内廷部队的主将。哥特君王一定会欣然签署奥林庇乌斯为头脑简单又信仰虔诚的皇帝所拟定的诏书。霍诺留驱除了所有反对正统教会的人员，不让他们担任公职。凡对他的宗教持异议的人员，他绝不让他们在军队服役。他采取非常草率的行动，将很多勇敢且经验丰富的军官解职，只因为他们坚持异教信仰，或者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的见解。诸如此类的措施对敌人极为有利，阿拉里克必然赞同，或许会自己提出建议。至于蛮族是否会接受帝国大臣的指示或是得到他的默许，抛弃极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增进本身所能获得的利益，这点倒是值得怀疑。追随斯提利科的外籍协防军对他的受害感到悲痛万分，想要报复但考虑到妻子儿女的安全，只有黯然打消这种念头。他们的家属都被当作人质，拘留在意大利警卫森严的城市里，最值钱的财物也被放在城中。就在此时，随着动手的信号发出，意大利的城市为恐怖的屠杀和掠夺所玷辱，蛮族的家人和财产惨遭毁灭。蛮族的部队因为所受的伤害而激起暴怒，即使最温驯和满身奴气的人也会铤而走险，他们把愤恨和希望的眼光投向阿拉里克的军营，异口同声立下重誓，要用血债血还和永不言和的战争，来报复这个奸诈背信的民族。霍诺留的大臣犯下天怒人怨的行为，帝国不仅丧失3000名最勇敢士兵的协力，反而令他们成了心腹大患，这支战力强大的军队足以左右战局。现在这枚砝码从罗马人这边转移到了哥特人的天平上。
哥特国王所面对的这个敌人，所做出的行为缺乏长远考量和全盘计划，所以无论是运用谈判的技巧还是战争的手段，他都能保持优势地位。阿拉里克从他驻扎在意大利边界的营地，密切注意宫廷发生的变革事件，观察争权夺利和内部不满情绪的发展，掩饰着蛮族入侵者的敌对态度，装出一副斯提利科的朋友和忠心盟友的亲善姿态。当蛮族不再对斯提利科产生畏惧之心，就对他的功业表示由衷的赞颂和惋惜。心怀不满的人感到自己所受切身的痛苦，更加坚定决心要用迫切的邀请，敦促哥特国王入侵意大利。国王自己也有理由作为进攻的借口，帝国的大臣仍旧拒不支付元老院许诺给他的、作为对他的赏赐以及安抚他的愤怒的4000磅黄金。他堂堂正正的坚毅态度加上运用权术的审慎作风使得他的计划获得了成功。他要求必须满足他的公正而且合理的愿望，同时信誓旦旦提出保证，只要他获得应得的黄金，就会立刻退兵。他无法相信罗马人的承诺，除非把两位国家高级官员的儿子埃伊乌斯和贾森送到他的营地作为人质，但为表诚意，他也会派遣几位哥特民族出身高贵的青年当作交换。阿拉里克故作谦逊的态度，被拉文纳的大臣误解为软弱和恐惧，他们不屑于和对方谈判和平条约，也认为没必要集结军队。他们太过轻率地自信，完全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在决定和战的关键时刻，丧失机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就在山雨欲来的宁静中，大臣期望蛮族会从意大利边境撤离，阿拉里克却在此时大胆而迅速地进军(公元408年10月)，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波河。阿奎莱亚、阿尔提努斯、康科迪亚和克雷摩纳等城市，屈服在他的强大兵力之下，马上遭到蛮族的剽掠和搜刮。3000名协防军的加入更增强了他的声势，未在战场遭遇敌军一兵一卒的状况下，神速前进，抵达保护西部皇帝难以攻陷行宫的沼泽边缘。行事谨慎的哥特人领袖知道围攻拉文纳没有多大指望，而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一路烧杀下去，意图征服伟大的罗马。有一个意大利隐士以宗教的热忱和圣洁的言行，深受蛮族尊敬，在遇到这位得胜君王时，大胆宣称，愤怒的上天将要降灾给地上的压迫者。阿拉里克严正回答，他感觉到一种神秘而灵性的冲动，驱使他向罗马进军，圣徒听了无话可说。阿拉里克知道，凭着他的才华和运道，能胜任极为艰巨的冒险行动，而他在哥特人民中唤起的热情已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这些民族过去对罗马人的庄严和名声怀有的几乎出于迷信的尊敬。他的军队为掠夺的希望激起高昂的士气，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前进，占领无人防守的亚平宁山隘口，进入富饶的翁布里亚平原，就在克利图姆斯河岸扎营，肆意屠杀并饱食那长期以来为供罗马人举行凯旋式之用而饲养的乳白色牛群。纳尔尼这座小城居高临下，加上及时发生一阵暴风雨，在雷鸣闪电中免于被攻陷的命运。同时哥特国王也瞧不起没有油水的猎物，仍旧保持奋不顾身的勇气继续进军，等他穿过用蛮族战利品装饰得极为雄伟的凯旋门，就在罗马城下扎营。
帝国都城在长达619年的岁月中，从未遭到外敌临门搦战的羞辱。汉尼拔远征的失败也只不过是凸显出了元老院和人民的品质：元老院要是与国王的御前会议相比，成员的身份稍显卑下，也显不出高贵的气质；人民就像皮洛斯的使臣所言，是一群不怕牺牲、杀之不尽的“九头蛇怪”。
在布匿战争期间，每一个元老院的议员或作为下级军官，或担任高级军官，都要在军队服完规定期限的兵役，而那条临时授予执政官、监察官或独裁官临时指挥权的敕令，产生了很多作战英勇又经验丰富的将领，为共和国提供援助。战争初期罗马人可以从军的及龄公民只有25万人，其中有5万人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性命。部署在意大利、希腊、撒丁尼亚、西西里和西班牙不同营地的23个军团，大约需要10万人。但在罗马和邻近地区还有数量与此相等的人，他们一样有从军报国的雄心壮志，每位市民从幼年起，就像一个士兵一样接受体能和军事训练。
汉尼拔鉴于罗马元老院既不派兵解卡普亚之围，也没有集结分散的部队，只是等待着他率军进犯罗马，这种坚毅的精神倒是使汉尼拔大感惊异。他在距离城市3英里的阿尼奥河河畔扎营，很快获得消息，说他扎营的土地，在一次公开拍卖中被人用适当的价格买走，同时有一支部队以与他位置相反的路线，奉命增援西班牙军团。他率领阿非利加的部队来到罗马城，发现有三支大军列出阵势，准备接战。这时汉尼拔知道一定要击灭最后一支敌军，否则就没有脱身希望，心中不禁产生畏惧，立即匆忙撤军离开，他不得不承认罗马人的豪迈气概天下无敌。
布匿战争后，元老院的议员一脉相承保留了共和国的称呼和形象，霍诺留的臣民日益堕落，竟恬不知耻地以当年曾击退汉尼拔的大军、征服地球上许多民族的英雄后代自诩。信仰虔诚的保拉对继承世俗荣耀，却表现出鄙夷的态度。她的宗教导师、著名的传记作家杰罗姆，对这方面有很详尽的叙述：按她父亲的家谱可以追溯到高贵的阿伽门农，似乎他们身上有希腊人的血统；但她的母亲布莱西拉却在她的祖先名单里开列出了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和格拉古兄弟这些伟大的人物；保拉的丈夫托克索提乌斯自认有皇室血胤，来自尤里安家族的祖先埃涅阿斯。富豪巨商希望有高贵的家世，可以从自我夸耀中满足虚荣的心理，门下的食客在旁高声颂扬使他们得意忘形，更容易使无知的老百姓相信他们身价不凡。而且当时的习俗是可以采用庇主的姓氏，使得被释的自由奴和部从能够名列声名显赫的家族，也助长这种爱慕虚荣的风气。
不过，大多数的名门世家在内忧外患的侵陵下，逐渐凋零以致绝灭。要想找到一个家族的第20代直系子孙，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处或阿普利亚的僻野，较之于罗马这个充满机运、危险和变革的舞台，要容易得多。每一次王朝的鼎革，帝国每个行省总会出现一批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靠着自己的本领或恶行爬上显赫的地位，攫取罗马的财富、荣誉和宫廷，对于执政官家族留下的早已贫穷和卑贱的子孙，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压迫或保护，而那些显赫家族的后代，早已忘怀祖先光荣的事迹。
在杰罗姆和克劳狄安享有盛名的时代，元老院议员一致推崇阿尼西安家族的显赫地位。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他们过去的事迹，我们就能很容易了解这个甘心屈居次席的贵族世家是如何源远流长而名满天下了。在罗马城最初的五个王朝中，无人知晓阿尼西安家族，他们的家世起源于普拉内斯特这个城镇。并入罗马后，这些新市民最大的野心也不过是想获得保民官的职位，这是一个平民所享有的最高荣誉。公元前168年，获得执政官名衔的阿尼西乌斯一举征服敌军并俘虏国王，光荣地结束了伊利里亚战争，使整个家族出人头地。这位将领获得凯旋式后，后代子孙先后有三位出任执政官，使家族的名声绵延不绝，日益昌隆。从戴克里先在位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个家族的表现极为灿烂辉煌，与皇室的紫袍相比不会相形见绌。整个家族有几个分支借着婚姻和继承的关系，把阿尼西安家族、佩特洛尼安家族和奥利比瑞安家族的财势和名位联合在一起。在每一代的后裔中，因为继承的权利使担任执政官的人数增加。阿尼西安家族在宗教信仰和财富产业方面，都居于最有优势的地位。他们是罗马元老院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议员，很可能是因为阿尼西乌斯·尤里安的关系，他后来成为了执政官和罗马的郡守，为了弥补曾经追随马克森提乌斯参加叛党的过错，很快信奉君士坦丁的宗教。普罗布斯是阿尼西安家族的族长，他不仅个人勤奋努力，曾享有与格拉提安共同担任执政官的荣誉，四次出任禁卫军统领的高位，庞大的世袭财产增多到了惊人的程度，无数产业遍布罗马世界广大的地区。虽然公众质疑他获得财富的手法，但这位幸运的政客倒是气度大方而且慷慨好施，博得部从的感激和世人的钦佩。人们对他生前的成就是如此尊敬，以致普罗布斯的两个儿子在幼年时，经过元老院请求，就获得了候选执政官的资格。从罗马编年史上可以看到，这是从无先例的殊荣。
“阿尼西安府邸豪华的大理石柱!”是用来表示财大气粗和富丽堂皇的一句谚语，也使得罗马的贵族和议员只要能力所及，就尽量模仿这个光彩夺目的家族。狄奥多西时代有篇精确描写罗马状况的文章，列举1780处供有钱有势市民居住的房舍，其中很多是华丽壮观的府邸，使我们无法责备诗人用夸张的笔调加以描绘。罗马城有很多处皇宫，每一处皇宫等于一座城市，在皇宫的范围之内包括生活和享受所需的一切东西，像是市场、竞技场、庙宇、浴场、柱廊、浓荫的林木，以及人工的鸟园。历史学家奥林庇多鲁斯曾描述罗马被哥特人围攻的状况，还提到几位最富有的议员，每年可以从他们的产业中获得4000磅黄金的收益，大约等于16万英镑。这里面还没有计算数量极为庞大的谷物和酒类，如果将这些物品发售，金额还可以增加三分之一。要是与这份极为惊人的财富相比，一个议员年收入通常是1000磅或1500磅黄金，也只能适度维持元老阶级的尊荣，因为有很多的公务开支和摆排场的费用。霍诺留当政时留下的记录提到，有几位爱摆排场的贵族，为了庆祝出任行政长官的周年纪念，连续举办7天的宴会，花费金额超过10万英镑。罗马元老院的议员所拥有的产业，远超过现代人的标准，而且不限于意大利境内，所有权可以越过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一直到达最遥远的行省。奥古斯都为了能永久纪念阿克兴海战的胜利，特别建立了尼科波里斯这个城市，全部都是虔诚的保拉名下的产业。塞涅卡还提到，过去一些敌对民族用来作为边界线的河流，现在从市民的私人土地上流过。罗马人的产业可以根据其性质和环境，由自家的奴隶负责耕作，或者签订契约租给勤劳的农夫。古代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赞成自行耕种的办法，要是有的庄园距离过远或者范围太大，主人根本无法亲自照料。他们认为要找一家世代承租的农户，让他们靠着土地过活，与土地相依为命，总比雇用不负责任或贪图小利的庄头来管理要可靠得多。
一座人烟稠密的都城有许多富有的贵族，他们无心在军中博取功名，也很少参与政府工作，把闲暇时间全用在私人理财和生活享乐上。从商在罗马一直受到鄙视，但元老院的议员从共和国初期开始，就以高利贷作为赚钱行业，靠这个来增加世袭财产和部从数量，为照顾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和利益，就会规避陈腐不堪的法令，有时还会公然违反。罗马通常都会存放数目极为惊人的财富，有些是帝国流通的货币，有些则以金银制作的器具形式存在。在普林尼时代就有不计其数的餐具橱，所藏的白银成色十足，比起西庇阿征服迦太基运回来的银块还要多得多。大部分的贵族挥霍成性，他们虽然是富豪世家，然而心灵上却贫穷不堪，过着放荡的生活却感到百无聊赖，有成千上万双辛勤工作的手不断用来满足他的欲望，其中大部分是家里豢养的奴隶，他们害怕受到惩罚，于是像牛马一样劳累。还有各种工匠和商贩，他们有更为强烈的愿望要获得利润。古人无法获得工业进步以后所发明或改良的生活用品，现代能够生产大量的玻璃制品和亚麻布料，使得欧洲各民族的生活更为舒适，远超过罗马议员讲究排场的奢侈和豪华所能得到的享受。
罗马人的奢华和习俗一直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项目，但深入探讨会使我的作品偏离主题，所以我只能简略叙述罗马和居民的状况，特别是哥特人入侵那段时间。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很明智地选择了首都，这一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好的居家地点，把他自己熟悉的一些景象生动地糅合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之中。见识高明的读者不一定会赞同他那严厉的指责、史料的选用和表达的方式，却可能发现阿米阿努斯潜藏的成见和个人的憎恨，才会养成他绝不通融的性格，但是当看到他表现出罗马那极为有趣而富于创意的风貌，保证会满足读者带有哲理的好奇心。
罗马的伟大(以下是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建立在一种罕见而不可思议的功业和机运的结合上的。罗马经历漫长的幼年时期，要与意大利的各个部族进行艰辛的斗争，这些部族位于新兴城市附近，全部都是它的敌人。到了强壮而热情的青年时期，慨然承受战争的风暴，派遣战无不胜的军队翻越高山渡过海洋，从地球上各个地区带回凯旋的桂冠。最后，濒临老境还能凭着往日的威名降服来敌，寻求安逸而平静的幸福生活。这座德高望重的城市曾经制服过最凶狠的民族，建立法律体系成为正义和自由永不松懈的捍卫者。现在像一个明智而富有的父亲，把庞大的家产心甘情愿交给恺撒管理，这些都是它宠爱的儿子。安定而长远的和平紧跟着共和国的动乱出现，努马统治时期的幸福再度降临人世，花团锦簇的罗马仍旧是世界的女皇，臣服的民族依然尊敬人民的名字和元老院的威严。
但这种天赋的光辉(阿米阿努斯继续说道)为一些贵族的行为所玷污和削弱，他们毫不珍惜个人的名声和国家的荣誉，肆无忌惮地干出许多罪恶而愚蠢的勾当。他们相互争取空洞的头衔，非常怪异地选用或生造出最崇高、最响亮的名号，像是雷布鲁斯、法布尼乌斯、帕贡尼乌斯、塔拉西乌斯等，只为了使世人听到后表示惊讶和尊敬。他们抱着虚幻的野心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最喜爱比照着自己的形貌，到处建立青铜或大理石的雕像，为了要称心如意还得在雕像外表包上金箔。这项殊荣最早被授予执政官阿基里乌斯，他靠着武力和谋略制服实力强大的安提奥库斯国王。
这些贵族拿出自己在各行省拥有的产业出租清单，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炫耀家世和夸大自己的财富，非要激起每个人的恨意不可。须知这些怒火中烧的人民还记得他们的先辈，从未用精美的饮食和华丽的衣服来使自己有别于阶级最低的士兵。但后来的贵族却用高轩骏马和美服华饰，衡量他们职位的高低和权势的大小。他们穿着紫色的丝质长袍在风中飘动，有时会有意或无意地装出激动的样子，好显露出他们的内衣，上面绣着各种动物图形的精美衬袍。他们像骑着驿马旅行一样，在街道上也用同样的速度疾驰而过，后面跟着50人组成的仆从行列，一路上把铺道的石块都踢松了。有些富家太太和豪门贵妇也大胆效法议员的举动，她们乘坐有篷马车不断在城市和郊区宽阔的大道上四处游玩。
每当这些大人物屈尊光临公共浴场，在进去时总是要大声吆喝和不断指使，把供罗马人民使用的设施，全部包下来让他们专用。在这种鱼龙混杂、人潮拥挤的场所，他们要是遇到一个吹牛拍马的下流家伙，就会用热烈的拥抱表示他们的友情。对于一般市民的问候，则露出不屑回答的傲慢态度，认为他们的身份只配吻他的手，还有一些人得跪下去亲他的脚才行。等他们尽情在浴池洗涤，感到身心清爽后，就重新佩戴表示高贵身份的戒指和饰物。他们带来的私人衣柜里装满精美的亚麻衣服，足够供10多人穿着，他们从里面挑选最喜爱的样式，而且直到离开都摆出睥睨一切的态度。要是马塞卢斯大将在征服叙古拉以后，表现出这么一副德性，倒是让人无话可说。
这些“英雄人物”有时也会完成一些更辛劳的工作，他们会视察在意大利的产业，经由奴隶劳累的双手获得捕猎的乐趣。在任何时刻，特别是炎热的季节，如果他们能够鼓起勇气登上色彩缤纷的帆船，从卢克林湖驶向普提奥利和卡伊塔的海滨，抵达风景极为雅致的庄园，就会把这趟航行看作恺撒和亚历山大的领兵出征。然而就拿那把闪闪发光的雨伞来说，若是有一只苍蝇胆敢停在绸缎伞面的皱褶上，或是有一丝阳光从疏忽而难以觉察的缝隙里穿透过来，他们就会唉声叹气地说，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种苦难，同时装模作样地埋怨为什么没有住在辛梅利安，那里是被黑暗永远笼罩的地区。在前往乡下的旅程中，整个家庭全都会跟着一起行动，他们就像步兵和骑兵、重装和轻装单位、前锋和后卫，全都在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调派之下。家仆头目拿着棍棒表示他的权势，分派和安排数量繁多的奴隶和随从队伍。行李和衣橱被抬着在前面走，后面紧跟着一队厨子，还有在厨房和餐桌旁边服务的低层人员。队伍的主力由杂乱无章的各种奴隶组成，无所事事跟着讨生活的平民夹杂其间，整个队伍的人数会随着路程的增加而变得更多。最后由一队受宠爱的阉人殿后，全部按年资的深浅排列成行。他们的人数和身受的残害激起观众的义愤与厌恶，诅咒着古老年代的塞米拉米斯发明这种暴虐的酷刑，其摧残了自然的生机，使孕育未来一代的希望在萌芽时期就被扼杀。为了执行家庭的管辖权力，罗马贵族对自身受到的伤害极度敏感，对于其他人员的遭遇则表现出漠不关心的藐视态度。当他们让人送上热水时，要是一个奴隶稍有怠慢不称他们的心意，立即会被责打300皮鞭；但同样这个奴隶若犯了蓄意杀人的重罪，主人就会温和地责备，这个家伙真是混账东西，不过，要是再犯同样的罪行，绝不会让他逃过惩罚。
殷勤好客是罗马人固有的美德，任何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本领或是不幸的遭遇，从他们那里获得慷慨大方的奖赏或救助。即使是现在，要是有位身份不低的外国人被介绍给傲慢而富有的议员，第一次会晤时，主人会表示热忱的欢迎，和蔼可亲得让人感到宾至如归，以致在他离开时，不禁会对这位显赫朋友的情谊极为倾倒，非常遗憾未能早日访问罗马——这个帝国的礼仪之邦和泱泱都城。当他在次日再去拜访，深信必然受到称心如意的款待时，但却非常沮丧地发现，主人已经把他这个人，包括他的姓名和国籍都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他还是决心要留下来，就会逐渐被归入帮闲食客之列，获得准许可以向高傲的赞助人讲些奉承的言辞，但这样献殷勤是白费力气，这些贵族根本不知道感激和友谊，对来客的去留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每当富豪之家举办盛大的、人数众多的节庆接待，或是假借名目大摆穷奢极侈的家宴时，挑选宾客是他们要费心思考的头等大事，那些谦逊、庄重或是博学多才的人士很少受到垂青。负责礼宾的管事人员却总能记住一些下贱的渣滓的住址，把他们塞进被邀请的客人名单中。但伟大人物通常最亲密的同伴就是这些帮闲食客，他们最精通的技艺就是谄媚阿谀，对不朽恩公的一言一行热烈地喝彩叫好，用大喜欲狂的眼神注视着雄伟的大理石柱和斑斓的彩色地面，用能想到的所有言辞来赞美豪华盛大的排场和典雅高贵的派头，就他的才能来说那是最主要的学识。在罗马的宴席上，主人会摆出体形硕大无比的家禽、野味和鱼类，来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并用一台天平称出准确的重量。较为理性的客人对这种虚荣而乏味的动作必然产生反感，这时就会挑选出一个公证人，负责记录此一重大事件的详细实情。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进入权贵的家庭和社会，就是参加被称为竞赛活动的赌博。很多老千结成了拥有牢固友谊的小组织，用同谋的方式联手欺诈。行家的赌法叫特瑟拉里安，要是精通掷骰子的技术，保证可以发财且获得备受推崇的地位。有位手法极为高明的大师，在某次晚宴中座次安排在一个行政官员之下，当时就在脸上露出愤怒和不可置信的表情，有点像加图看到反复无常的民众，不选他担任执政官的感觉。贵族很少对求知产生兴趣，他们厌恶辛劳学习，也不知勤学有何好处，平常读的书籍不过是尤维纳尔的讽刺诗和马里乌斯·马克西穆斯冗长而荒谬的历史作品。祖先留下来的图书馆，就像阴森可畏的坟墓，整日见不到一丝光线。但剧院的贵重乐器，像是长笛、大型竖琴和水压式管风琴之类，都不惜巨资建构在家中使用，人声和乐器合奏的旋律在罗马的宫殿和府邸里不停荡漾。
在这些豪门权贵的家庭中，声色欢娱被他们看得比对理性的追求还重，对躯体的珍视更胜于心灵的修为。他们竟然奉行这种养生之道：只要怀疑自己会受到传染，那么即使是无关紧要的疾病，也会谢绝最亲密友人的拜访。就是派出探问状况的仆人，也要先行洗浴一番才准进入家门。然而这种自私又怯懦的行径，屈服在更为强烈的贪婪之下。为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好处，一个富有的议员即使患有痛风，也会不顾一切赶到斯波莱托这样远的地方。只要有希望继承产业或获得遗产，就会压下高傲和自大的情绪。一个没有子女的富有市民，是罗马人中间最有权势的人物，谁都知道应该用哪些技巧，可以在一份有利于自己的遗嘱上完成签署，有时还要想办法让它早日生效。曾有一对夫妻住在同一住所不同的房间之内，出于不让自己吃亏这种在所难免的动机，竟然分别请来律师，同时记述与彼此相关却完全对立的意愿。
过度的奢侈往往会为他们带来灾难性的恶果，这使得一些权贵人家不惜使用一些卑鄙的计谋。他们为了借钱，不惜卑躬屈膝，低声下气，那种丑态像极了喜剧里的奴才。但要他们还钱时，就如同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仗着自己的权势一毛不拔。如果要债的不肯罢休，他们就会找信得过的帮闲食客，让他控告这位不讲情面的债主下毒杀人或者使用法术。只有在债主签署一份放弃全部债务的切结以后，才会被从监狱里放出来。这些腐蚀罗马人道德伦理的邪恶行为，还掺和着非常幼稚的迷信举动，使他们降低合于理性的思考能力。他们对肠卜师的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相信从牺牲的内脏中可以看出光明远大的前途。还有很多人一定要遵从占星学的规定，在弄清楚水星的位置和月亮的盈亏之前，绝不肯进食、沐浴或在公众场合亮相。奇怪的是，一些非常邪气的怀疑论者对这些虚无缥缈之事深信不疑，却完全否定神明的存在。
人烟稠密的城市是通商贸易和生产制造的中心，那些靠着技术和劳力谋生的中层阶级，具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提供实质的服务，从这层意义来说，他们是社会中最值得尊敬的对象。但罗马的平民长久以来就鄙视固定不变和奴仆习性的行业，他们经常遭到债务和高利贷的重压。农民到达服兵役的年限，不得不抛下需要耕种的田地。意大利的土地原来被分给享有自由权利的贫穷的家庭，后来逐渐为贪婪的贵族所巧取强夺。在共和国衰亡前那段时期，据统计只有2000名市民拥有可以支撑独立生活的财产。然而，人民经由选举，可以授予候选人国家的公职、军团的指挥权以及富裕行省的行政管理权，这时他们的确感到自豪，使得贫穷生活的困苦得到相当的安慰，而且也能从候选人充满野心的慷慨中，及时获得一些补助。这些候选人总想从罗马的35个区部以及193个百人连中，获得超过多数的选票。但当这些挥霍无度的平民阶层，非常不智地放弃权力的运用和继承以后，他们在恺撒的统治之下，成为一群可怜的贱民，要不是得到解放的奴隶和流入的移民不断补充，可能只要几代人的工夫就会完全绝灭。早在哈德良统治时代，一些有见识的当地人士就提出抱怨，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认为帝国的首都吸引着世间所有的邪恶罪行，以及相互对立民族的风俗习惯。像是高卢人的酗酒放纵、希腊人的狡猾轻浮、埃及人和犹太人的野蛮刚愎、亚细亚人的奴颜婢膝以及叙利亚人的淫乱好色，都打着罗马人傲慢和虚假的名号，混杂成为包罗万象的群体，他们藐视自己的同胞，甚至也看不起居住在这座永恒之城以外的统治者。
然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听来仍能使人肃然起敬：居民经常会肆意引发骚乱，但总会得到赦免。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不会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粉碎民主制度最后残留的余孽，倒是采用奥古斯都温和的政策，研究如何解救不计其数的贫民，消磨他们无所事事的空闲时光。
其一，为了方便懒惰的平民，把每月分配谷物改为每日发放面包，运用公费修建并维持相当多数量的炉灶。每位市民在规定的时刻拿着一张配给票，爬上几级台阶到达指定的发放所，免费或付很少的现金买一块3磅重的面包供全家食用。
其二，卢卡利亚森林的橡树果实养肥了大量野猪，像大自然赐予的特殊贡物，提供物美价廉的肉类，每年有5个月可以让最贫穷的市民分配到熏肉。就是在最不景气的年代，依据瓦伦提尼安三世的一份诏书，首都每年的消耗量也有362.8万磅。
其三，古代的照明和沐浴的热水都需要用油，罗马每年要向阿非利加征收300万磅油，要是以体积计算是30万英制加仑。
其四，奥古斯都为这个大都会提供的食物，仅以维持人类生存所需项目为准。当民众大声吵闹指责酒类的价格昂贵而且获得困难时，面容严肃的改革者发布了一份公告提醒所有臣民，通到城内的阿格里帕供水渠道，可以供应充沛的泉水，如此纯净而且有益身心健康，谁也不应该埋怨会口渴。这项严格的禁酒规定后来在无形中慢慢放宽，尽管奥勒良慷慨的计划并没有全面实施，酒类的获得已经很容易而且售价不高，公共酒窖的管理被委托给层级较高的行政官员，坎帕尼亚出产的葡萄酒很大一部分供应罗马，可让市民大饱口福。
庞大的供水渠道受到奥古斯都的称赞，对罗马人的色摩也就是浴场供应所需用水。城市有很多地点都建造了浴场，它们的数量随着帝国的兴旺而增加，使得都城的建筑更显宏伟。安东尼·卡拉卡拉大浴场在规定时间开放，一共有1600个大理石座位的容量，从元老院议员到一般平民都可使用，并没有差别待遇。戴克里先浴场的规模更大，有3000多个座位，高大房间的墙壁上砌满了色彩绚丽的马赛克，模仿铅笔画的风格看起来非常雅致，埃及花岗岩镶嵌着贵重的努米底亚绿色大理石，显得格外精美，热水从成排闪闪发光的银喷口不断注入宽大的浴池。就是最贫苦的罗马人也只要花一枚小铜币，每天就可以获得连亚细亚的国王听到都羡慕不已的高贵豪华享受。从这些建筑宏伟的宫殿走出一群衣着破烂的平民，打着赤脚也没有穿上斗篷，整天游手好闲在大街或广场乱逛，到处打听新闻再不然就是彼此胡闹争吵，把用来养活妻子儿女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拿来赌博，将夜晚的时光花在阴暗的酒馆和妓院，纵情于粗鄙而低级的色情勾当。
但是这些好吃懒做的群众，真正感到生动而壮观的娱乐，还是经常举办的公众竞技比赛和表演活动。基督徒君王基于恻隐心，禁止角斗士惨无人道的搏命格斗，但罗马人民仍把赛车场视为他们的家园、庙宇及共和国之中心。焦急的群众在天刚破晓时就赶去占位置，很多人在邻近的柱廊熬过无眠而忧虑的夜晚。从早到晚，顾不得日晒雨淋，有时多达40万名观众全神贯注观看比赛进行。他们的眼睛紧盯着马匹和赛车手，心情随着他们选择的赛车颜色是否获胜而感到希望或恐惧，罗马的气运好像全取决于比赛的结局似的。他们在欣赏捕杀凶狠的野兽以及各种戏剧表演时，同样会十分激动，大声叫嚣欢呼。
现代大都会里的戏剧节目，可以培养高雅纯正的风范，提高欣赏的品位和德行，但罗马人无论在喜剧或悲剧方面，都摆脱不了一味模仿希腊古典剧的风格。自从共和国衰亡后，这些剧也就跟着销声匿迹，被毫无艺术价值且庸俗不堪的滑稽剧所取代，只剩下靡靡动人的音乐和富丽堂皇的布景。哑剧表演从奥古斯都在位开始一直到6世纪依然盛行不衰，这种表演形式可以不借重语言表达，便能演出古代神明和英雄的神话传说。他们那完美的表演和艺术手法，有时会使严肃的哲学家为之莞尔，观众更会哄堂大笑为之喝彩。罗马的剧院宽大宏伟，经常有3000名舞女和3000名歌手，加上主唱组成各种合唱团一起表演。若是发生供粮不足或政局不稳的情况，所有外乡人都会被驱离城市，这项规定也适用于自由行业，但在公众娱乐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却不在此列，他们受到群众喜爱的程度可见一斑。
据说好奇而愚蠢的埃拉伽巴路斯曾想从蜘蛛网的数量，计算出罗马居民的人数；一个更合理的测定方法应该受到贤明君王的注意，他们其实可以轻易解决这个对罗马政府很重要而后代会感兴趣的问题。市民的出生和死亡都要据实登记，要是古代的作家不怕麻烦，能够提出每年的人口记录或者每年的人口平均数，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用来驳斥学者非常武断的说法，肯定哲学家合理且接近事实的臆测。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总算搜集到了若干资料，虽然还不够完整，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可以用来说明古代罗马的人口问题。
其一，在帝国首都被哥特人围攻期间，数学家阿摩尼奥斯精确测量出城墙的周长，发现其相当于21英里。不要忘记城市的形状接近正圆，大家都知道，这是同样周长可以包含最大面积的几何图形。
其二，建筑师维特鲁维乌斯的业务在奥古斯都时代非常发达，他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极具权威。他提到罗马人民的居所不计其数，早已超越城区狭小的范围，伸展到极远的地方。由于土地紧缺，可用的空地又都被花园和别墅占用，于是有人提出了虽不方便但却被普遍采用的办法，那就是住宅尽量向上空发展。这种高耸的建筑物因为偷工减料的关系，很容易引起事故带来致命的灾难。所以奥古斯都甚至是尼禄都一再制定法律，规定罗马城墙内的私人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地面70英尺。
其三，尤维纳尔依据他本人的经验，哀叹更为贫穷的市民所遭受的苦难，好心建议他们应该毫不犹豫搬离乌烟瘴气的罗马城。只要花上每年为阴暗而悲惨的住房所付的租金，就能在意大利的小城买到舒适而宽敞的住宅。可见罗马的房租极为昂贵，富豪花费巨资购买土地兴建府邸和花园，而罗马人民绝大多数拥挤在狭小的空间。同一所建筑的不同楼层和房间，分租给很多户平民居住，跟目前的巴黎以及很多城市的做法大致一样。
其四，狄奥多西在位时，有人撰文提到罗马的详细状况，城市被划分为14个区，所有房屋的总数是48382户。这些住宅分为豪华住房和公寓两大类，包括首都各种阶层和状况的所有住所在内，比如安尼西安那居住着众多自由奴和奴隶的大理石府邸，以及高耸而狭窄的公寓。诗人科德鲁斯和他的妻子，获准租用一间位于屋瓦下方的极其简陋的阁楼。要是我们采用类似状况下适用于巴黎的平均数计算，就是每一户不论大小居住25人，可以估计罗马的居民大约120万人。这个数目虽然超过现在欧洲最大城市的人口，但就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言，并不算多得离谱。
以上是霍诺留统治期间，罗马遭到哥特大军围城或封锁时的大致状况。阿拉里克急着要掌握时机发动攻击，按照兵法部署强大的部队。他把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控制12个主要的城门，切断所有和邻近地区的联系，严密看管着台伯河的航道，不让罗马人获得大量所需的粮食。贵族和人民在开始时，不免感到惊异和气愤，一个卑贱的蛮族竟敢冒犯世界帝国的首都。但他们那种倨傲的态度，很快就因遭到不幸的苦难而变得较为谦逊，缺乏大丈夫气概的愤怒，也无法转化为对抗敌军的武力，除了增加无谓的牺牲外，不能发生任何防卫的作用。罗马人要是把塞妮娜本人当成狄奥多西的侄女，或者是当今皇帝的婶母，不，应该是岳母，就一定会很尊敬。但他们却憎恨斯提利科的遗孀，听到她与哥特侵略者保持联系并正进行隐秘阴谋的传闻竟信以为真。元老院在民众疯狂情绪的驱使和威胁之下，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判处她死刑。塞妮娜极为羞辱地被吊死，然而昏聩愚蠢的民众很惊讶地发现，不公正的残暴行为并没有发生效果，蛮族并没有退兵使城市解围。这座霉运临头的城市逐渐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痛苦，后来则是恐怖的饥荒。每天供应的面包从三磅减为半磅、三分之一磅到完全停止。谷物的价格迅速上涨，贫穷的市民买不起生存所需的食物，靠着向富有人家乞讨一点残羹度日。格拉提安皇帝的遗孀莱塔的仁慈施舍，使公众的苦难一度有所纾解。她定居在罗马，她亡夫所指定的继承人感恩图报，赠予她可以用来维持生活的皇族年金，她将之全部拿出来救济穷人。但个人所有的数目有限的金额，实不足以解救众多人民的辘辘饥肠。
灾情进一步扩大，逐渐危及居住在大理石府邸的元老院议员，有很多人从小过着不知世事的享福生活，他们现在才知道人要活下去实际所需为数极少，不得不将无用的金银财宝，换取昔日不屑一顾的少量粗粝杂粮。即使是感官或想象中最引人厌恶的食物，或是对身体和健康有害却可以吞咽的东西，在极度饥饿的状况下都能大口吃进肚内。到处都可听到阴森可怕的传闻，有些卑鄙的亡命之徒为了活命杀死自己的同胞，然后把肉割下来吃掉。甚至有些母亲(这是人类胸怀里最强烈的两种本能，现在竟然发生这样恐怖的冲突)，也吃被杀幼儿的肉!数以千计的罗马居民缺乏粮食饿死在家里或街头，城外的公共墓地都在敌人的控制之下，许多没有掩埋的尸体腐烂以后，发出的臭气弥漫在空气中。
悲惨的饥荒之后紧接着就是瘟疫肆虐，给罗马带来更为可怕的生命损失。从拉文纳的宫廷一再传来消息，保证派出迅速而有效的救援，罗马人在一段时间内就靠这个信念，勉强维持着微弱的决心。等到他们最后对于任何人为的救助都感到失望时，只能同意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罗马郡守庞培阿努斯听信一些托斯卡纳占卜师的本领和法术，以为他们可以运用咒语和供奉牺牲，从天空的云层召来雷电，发出天火烧毁蛮族的营地。这件重要的机密大事通知了罗马主教英诺森，因而这位圣彼得的传人后来受到指控，虽然毫无根据，但却认为他重视共和国的安全，更胜于重视基督徒的严格教规。这个问题在元老院进行讨论时，有人提出条件，就是奉献牺牲的活动要经过批准，而且在朱庇特神庙举行时要有行政官员在场。参与会议的大多数人员，都害怕引起神(基督教的神)和宫廷的不悦，拒绝加入这种宗教活动，因为这看上去像是公然恢复异教的信仰。
罗马人已濒临绝境，最后只有寄望于哥特国王大发慈悲，至少要出于节制的态度。元老院在这个紧急关头已成为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立刻指派两位使节与敌人展开谈判。这项重要任务被交付给有西班牙血统的议员巴西里乌斯，他在治理行省的工作上政绩卓越。还有一个是约翰，他曾在司法部门任职护民官，不仅精通谈判事务，而且过去与哥特君王的交往亲密，是最适当的人选。他们获得晋见时，竟然在如此绝境下依然摆出高姿态，公然宣称无论是战是和，罗马人都决心要维护他们的尊严。要是阿拉里克拒绝签订公正而光荣的条约，那么他大可以吹起进军的号角，准备与数量庞大的人民进行决战，罗马人不仅训练有素而且要负隅顽抗。这位蛮族首领简短回答：“牧草浓密，更易刈割。”在说完这句粗俗的譬喻以后，发出一阵极其侮慢的大笑，对于毫无战斗意志的群众发出的威胁，表现出完全藐视的态度。何况这些人在被饥饿折磨以前，早被奢侈的生活消磨完了勇气。
然后他用迁就的口气开出所要求的赎金，作为他从罗马城下退兵的代价：城内无论属于国家还是私人的金银、所有可以带走的财富和值钱的物品、所有能够证明蛮族出身的奴隶。元老院的使臣鼓起勇气，用温驯和恳求的声调问道：“啊!国王，如果这些东西你全要，那么打算留些什么给我们呢？”“你们的命!”高傲的征服者回答。他们在战栗之中告退，在他们离开之前，阿拉里克同意暂时休兵，以利双方谈判。阿拉里克蛮横的姿态也逐渐变得更近人情，放宽原来严苛的条件，最后同意要想让他解围只要立即支付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4000件丝质长袍，3000套制作精美的红色服装，再加上3000磅胡椒即可。但此时的罗马国库已经空虚，意大利和行省庞大产业的年度租金，受到战火截断无法送来，金银珠宝在饥馑时被拿来换取粗劣的粮食，暗中蓄藏的财富也因人性的贪婪秘而不宣。原来奉献给神明的战利品中所剩余的财物，成为城市免于毁灭的唯一资金来源。
罗马人在满足阿拉里克贪婪的要求后，很快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和平与充裕的生活。有几处城门在严密的看守下被打开，最重要的粮食从河上和邻近地区运来，不再受到哥特人拦阻。成群的市民前往郊区一连举办了3天的临时集市，商人从极为合算的贸易中赚到高额利润。公共和私人的仓库囤储了大批货物，以保障城市未来生活所需的粮食不致匮乏。阿拉里克的军营一直维持严格纪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贤明的蛮族首领严惩一伙无法无天的哥特人以表明他信守条约的态度，他们在通往奥斯蒂亚的大道上袭击了几个罗马市民。他的军队获得首都大量贡金后变得非常富有，缓缓开进托斯卡纳这个美丽而丰饶的行省(409 A.D.)，打算在那里建立冬营以便休养生息。哥特人的旌旗成为4万蛮族奴隶的避难所，他们砸开锁链获得自由，在伟大解救者的指挥下，激起强烈的斗志，要为奴役生活所受的伤害和侮辱而报复。大约就在此时，他得到哥特人和匈奴人强有力的增援部队，在他急切的邀请下由他的内弟阿道法斯率领。增援部队从多瑙河的两岸来到台伯河，一路上遭遇了占据数量优势的帝国军队，经过一番激战后蒙受了相当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这位获得胜利的领导者率领10万名战斗人员，他兼具蛮族的无畏精神和罗马将领的素养和纪律，使得意大利一提到战无不胜的阿拉里克，就会胆战心惊，面无人色。
经过14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我们现在可以满足于叙述罗马征服者盖世的战功，而不必深入研究其政治行为的动机了。阿拉里克可能已经从表面的一帆风顺感觉到了满足内部隐匿的弱点和缺陷，也可能他只是装出温和的姿态，来欺骗霍诺留的大臣，使他们失去戒备之心。哥特国王一再呼吁他喜爱和平，希望成为罗马人的朋友。在他恳切的要求之下，三位元老院议员作为使节被派往拉文纳的宫廷，商讨交换人质和签订条约有关事项。他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明确建议，只会让人对他的诚意产生猜疑之心，因为与哥特人目前有利的形势不相吻合。蛮族首领仍旧渴望获得西部军队主将这个极尽尊荣的位阶，并规定每年获得的谷物和金钱的补助款，同时选定达尔马提亚、诺里库姆和威尼提亚所属行省作为新王国的领地，这样就可以控制意大利到多瑙河的重要通道。要是这些并不过分的条件遭到拒绝，阿拉里克表示愿意放弃对金钱的要求，甚至只要能据有诺里库姆就感到满足。这块地方暴露在日耳曼蛮族的进犯之下，早已民穷财尽。但大臣奥林庇乌斯个性软弱而又固执，他那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使得和平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根本不接受元老院非常中肯的劝告，非要派出护卫队把使节遣送回去。这样的兵力要是成为摆场面的随员则人数太多，要想成为有防卫能力的部队则实力太过薄弱。6000名达尔马提亚人是帝国军团的精锐，奉命从拉文纳行军到罗马，其间要穿越毫无掩护的原野，那里现在已被数以万计的蛮族所占领。这些勇敢的军团士兵遭到敌军包围，在没有救援的状况下全部成为愚昧大臣的牺牲品，仅有主将瓦伦斯带着100多名士兵从战场逃出来。有位使节不再受到国际法保护，只得花3万块金币的赎金获得自由。然而阿拉里克对这种毫无成效的敌对行动不放在心上，立即再度提出和平建议。罗马元老院派出第二个使节团，因为有罗马主教英诺森的加入而显得更有分量和权势，为了避免在路上发生危险，派出一队哥特士兵担任护卫。
奥林庇乌斯受到人民大声疾呼的指控，说他是国家灾难的始作俑者。要不是由于发生在宫廷的阴谋倾轧削减了他的权势，要不然人民愤怒的情绪还会继续遭到侮辱。得宠的竖阉把霍诺留的政府和帝国交给一个卑鄙的家奴约维乌斯，他身为禁卫军统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才干，弥补在行政管理方面所产生的过失和错误。罪大恶极的奥林庇乌斯不知是流放还是自行出亡，竟然能保全性命而又历尽人世沧桑。他过着隐姓埋名到处漂泊的生活，后来又再度崛起掌握权势，第二次受到罢黜带来的羞辱，两耳被割而且死于鞭刑之下，这种可耻的下场对斯提利科的朋友而言却是迟来的正义。奥林庇乌斯深受宗教狂热的污染，等他被除去以后，异教徒和异端分子从无理的禁令中获得解救，可以出任国家的各项公职。
勇敢的根涅里德是蛮族出身的军人，因坚持信奉祖先的宗教，而被解除军中的职务。虽然皇帝亲自一再对他提出保证，法律并不适用于他这种地位或功绩的人物，但他拒绝接受任何带有宗教偏见的赦免，并甘愿忍受光荣的屈辱，直到处于困境的罗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通过适用于全体人民的公正法案。根涅里德被擢升为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诺里库姆和雷提亚的主将，其实他原来就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部队在他的指挥和领导之下，像是恢复了古老共和国的纪律和精神似的，很快改变了训练怠惰和物质匮乏的景况，士兵习于严格的训练，粮草的供应也更为充裕。同时他非常慷慨，自己掏腰包提供各种奖励和报酬，拉文纳宫廷由于吝啬或是贫困，对这方面的要求通常都会拒绝。骁勇善战的根涅里德使得邻近的蛮族闻虎色变，成为伊利里亚边区最坚强的长城。他的警觉和细心照应，使帝国获得了1万名匈奴生力军的援助。他们抵达意大利国境时带着丰富的给养和大群的牲口，不仅足够大军出兵所需，也能用来建立一个垦殖区。
霍诺留的宫廷和国务会议，表现出懦弱无能和人心涣散的模样，腐败而近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卫队受到约维乌斯的唆使，爆发怒气冲天的叛变，要求立即将两位将领和两位高阶宦官斩首。将领被送到船上被骗说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却遭到秘密处决。同时皇帝赐恩给宦官，所受到的惩罚只是不痛不痒流放到米兰和君士坦丁堡而已。宦官欧西比乌斯和蛮族出身的阿罗比克，分别接替管理寝宫和卫队的职位，然而这两位直属皇帝的大臣彼此猜忌，结果造成了他们的相互毁灭。傲慢的内廷伯爵一声令下，位高权重的寝宫总管竟然就在惊愕万分的皇帝面前，当场被乱棍活活打死。接着阿罗比克在公众游行的队伍中被杀，这可说是霍诺留一生中，唯一一次表现出勇气和愤慨。
在欧西比乌斯和阿罗比克丧生前，他们基于自私或罪恶的动机，反对约维乌斯在里米尼城下私自与阿拉里克会面所达成的条约，等于为促成帝国的毁灭贡献了一己之力。约维乌斯离开宫廷时，皇帝听从大家的劝告要展现出至高无上、独断专行的权威，事实上无论是他的处境或性格，都无法达到这种效果。一封上面有霍诺留签名的信件被送给禁卫军统领，授予他自行处置国家财物的权力，但是要严词拒绝蛮族首领傲慢无理的要求，不能出卖罗马军队的荣誉。约维乌斯将这封信非常冒昧地交给阿拉里克本人，哥特国王在会谈当中一直保持自制和冷静，看到信后用极为愤怒的词句表示，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恶意侮辱他个人和整个民族。里米尼会议半途而废，约维乌斯统领回到拉文纳后，被迫接受宫廷极力赞同的主张，甚至自己也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在他的建议和示范之下，政府和军队的主要官员立下重誓，任何情况下绝不接受任何条件的和平，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国家的敌人奋战到底。像这样极为草率的做法，为未来重新谈判树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霍诺留的大臣竟然公然宣称，如果他们仅向神明发出一声呼叫，他们考虑的也是国家与公众的安全，根本不在意个人的安危祸福。他们拿皇帝神圣的头颅发誓，这种庄严的仪式触及了至高的权威和智慧，因而要是有谁胆敢违反誓言，就等于是犯了亵渎神圣和谋叛犯上的十恶不赦的罪行。
皇帝和他的宫廷摆出拒人千里的态度，仗着深沟高垒苟安于拉文纳一隅，使得罗马毫无防卫力量，任凭阿拉里克发泄心头怒火。阿拉里克仍旧装出温和的态度，当他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军时，不断派遣意大利各城镇的主教，一再重申他的和平信念，并且向皇帝提出保证，古老的都城不会毁于战火，也不会让蛮族残杀城里的居民。罗马总算躲过大难临头的灾祸，不是靠着霍诺留的智慧和实力，而是基于哥特国王的审慎和仁慈。他采用效果较差但却温和得多的强制手段，不再进袭首都，而是将兵力直接指向奥斯蒂亚港，这里是罗马最有创意的工程，也是最伟大的建树。冬季的航运因为港口开阔毫无掩蔽，以致经常发生事故，影响到罗马城的粮食供应，这一问题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由首位恺撒的天才头脑想出，却直到克劳狄在位时才完成全部工程。人工修建的防波堤远远伸入大海，形成一条狭窄的进港航道，可以有效阻挡汹涌的浪涛，最大吨位的船只也可以在三个广阔的深水港湾里安全锚泊。台伯河北边的那条支流，在离古老的奥斯蒂亚殖民区约2英里的地方注入海湾。这个罗马海港逐渐扩展规模，成为有主教府邸的城市，许多巨大的粮仓储存着阿非利加运来的谷物，以供应首都所需。阿拉里克一占领这个重要的地方，就马上呼吁罗马要识时务，让他们立即投降，并提出一项严正的声明，使得他的要求更为有力：要是拒绝或稍有延误，他会毫不犹豫地把罗马人赖以维生的粮仓全部摧毁。人民不满的鼓噪加上饥馑带来的恐惧，压下了元老院的傲慢和骄纵。他们只得听从建议不敢稍存怠忽之心，要拥立新皇帝即位取代一无是处的霍诺留，而人选由哥特征服者自行决定。他将紫袍授予罗马郡守阿塔卢斯，心怀感激的君王立即宣布他的保护人成为西部军队的主将。阿道法斯出任内廷伯爵，负责控制和监视阿塔卢斯。这两个敌对的民族看来像是用友谊和盟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罗马的城门全部敞开，新即位的皇帝在全副武装的哥特人前呼后拥之下，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向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宫殿。阿塔卢斯把行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分派给亲信和党羽后，召开了一次元老院会议，他用非常正式的华丽辞藻发表演说，决心恢复共和国的尊严，统一帝国原有的版图，将曾经听命于罗马的埃及和东部各行省纳入统治。每一位有见识的市民听到这种大放厥词的言论，无不对他的格调感到无比鄙视。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篡夺者竟然会登上帝位，那是无理取闹的蛮族对整个国家给予的最深伤害，使人根本无法忍受。但一般民众轻浮善变，对于更换主子只会大声欢呼叫好，公众的不满对霍诺留的敌手非常有利。尤其是那些受到压制的教派，过去在宗教迫害的诏书下苦不堪言，而现在这位君王阿塔卢斯，曾在出生地爱奥尼亚的乡间受过异教迷信的熏陶，后来又从阿里乌斯派的主教手里接受神圣的洗礼。这些教派期望能让这位皇帝做出一些让步，至少也要能获得宗教的宽容。
阿塔卢斯初期的统治平稳且顺利，他派一个心腹官员率领实力不强的部队，前往阿非利加巩固这一地区的臣属地位。虽然波隆纳进行了顽强而有效的抵抗，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屈服在了哥特人的胁迫之下。米兰的人民因霍诺留的弃守而对其感到不满，在大声欢呼中接受罗马元老院的选择。阿拉里克率领一支精锐军队，押解着他的皇家囚徒几乎直抵拉文纳的城门。由禁卫军统领约维乌斯、骑兵和步兵主将瓦伦斯、财务大臣波塔米乌斯和首席司法官朱利安等主要大臣所组成的使节团，在盛大军事仪仗护送下进入哥特人营地。他们以君王的名义承认对手的合法选举，同意由两位皇帝分治意大利和西部各行省。他们的建议遭到轻蔑的拒绝，阿塔卢斯带着侮辱性质的慈悲语调，使得他那反对的态度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他用宽大为怀的口气表示，如果霍诺留马上脱下紫袍，就允许他在遥远的小岛上过流放的生活，安享他的余生。
狄奥多西的儿子目前的处境，就熟知他实力和策略的人来说，确实是濒临绝望的关头，以致他的大臣和将领约维乌斯和瓦伦斯，都辜负了他的委托，可耻地背叛了即将沉沦的恩主，腼颜投靠一帆风顺的敌手。像这种发生在内廷的谋逆事件真把霍诺留吓坏了，以至于他看到每一个向他走过来的奴仆和每一个刚到达的信差，都会惊慌得面容失色，害怕那些藏在他的首都、他的皇宫甚至他的寝室里的敌人。在拉文纳的港口已经准备好几条船，要把退位的君王送到东部的皇帝那里，也就是他年幼侄子统治的疆域。
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的观点)，霍诺留总算得到神明保佑。就在他绝望到无法做出任何明智和果敢的决定，只想不顾羞耻地赶快逃命时，不料竟有增援部队抵达，4000名久经战阵的老兵及时在拉文纳的港口登陆。霍诺留把城市的守备任务交给这批骁勇的外来弟兄，他们未参与宫廷倾轧，因此还能确保对君王的忠诚，皇帝无须担心大祸临头以致寝食不安。从阿非利加传来的有利信息，瞬间扭转了人们的看法和政局，阿塔卢斯派去的部队和军官，因作战失败以致全军覆灭。赫拉克利亚安用无比的热诚采取积极行动，证明了自己和人民仍旧对帝国忠心耿耿。他身为阿非利加伯爵，还为皇室送来大笔金钱，以坚定皇家卫队效命的信念，而且他早已提高警觉，不让谷物和食油外运，以免造成罗马城内的饥馑、骚动和不满。
对阿非利加的远征失利，成为阿塔卢斯党羽相互抱怨和指摘的根源。他的保护人内心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位君王失去兴趣，因为他既缺乏指挥领导才能，也不会温顺地听命服从。他们在采取这种最不智的行动时，并没有让阿拉里克知悉，也有可能是不听他的劝阻。但元老院非常固执，拒绝让500名哥特人掺杂在远征队伍里一起登船，这等于是泄露了他们抱着怀疑和猜忌的心态，就他们所处的情况来说，胸襟不够开阔，举止也过于鬼祟。哥特国王对约维乌斯恶毒的权术感到怒火中烧，他被升到贵族的地位，现在倒要进行反正活动，竟还毫无愧色公然宣称，他看上去像是背叛了霍诺留，但实际上是为了促成篡夺者毁灭。在靠近里米尼的一片大平原上，当着无数罗马人和蛮族群众的面，可怜的阿塔卢斯被公开剥夺紫袍和冠冕(410 A.D.)。阿拉里克把这些皇家衮服，当成和平与友谊的信物送给狄奥多西的儿子。重新回归的官员恢复原职，连拖延不决最后才表示悔误的人都获得宽恕。但已下台的罗马皇帝不顾廉耻只求活命，恳请获准留在哥特人营地，夹杂在高傲而善变的蛮族行列之中前进。
阿塔卢斯的被罢黜除掉了缔结和约的唯一真正障碍。阿拉里克前进到离拉文纳3英里的地方，对迟疑难决的皇室大臣施加压力，他们在否极泰来后又摆出傲慢姿态。阿拉里克听到他的死对头萨鲁斯酋长被接进皇宫，心中难免腾起一番无明业火，何况萨鲁斯还跟阿道法斯有过节，也是巴尔蒂家族的世仇大敌。萨鲁斯这位豪气盖世的蛮族酋长率领300名随从，突然从拉文纳的城门冲出来，袭击哥特人有相当实力的部队，来往纵横大杀一阵以后，掌着胜鼓收兵回城，他用大军先锋的口气侮辱他的对手，同时公开宣称，罪孽深重的阿拉里克受到皇帝排斥，永远不会与之建立友谊和结盟的关系。拉文纳宫廷的谬误和愚行使罗马遭到了报应，要承受第三次的浩劫。哥特国王不再掩饰剽掠和报复的欲念，大军出现在罗马城下。心惊胆战的元老院知道没有任何解救的希望，只能做破釜沉舟的打算，拖延城市覆灭的时间。但他们无法防备奴隶和仆从的密谋，这些人因为出身和利益的关系，心甘情愿投靠敌人。萨拉里亚门在午夜时分被悄悄打开(公元410年8月24日)，居民被哥特人号角的可怕声音惊醒。罗马建城后1163年，这座曾经征服和养育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帝国之都，现在落在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的手中，受到蛮族部落狂暴的蹂躏。
当阿拉里克强行攻进被征服的城市，从其发表的声明可知，他对人道主义和宗教尊严有一定的关心。他鼓励部队发挥英勇精神夺取应得报酬，尽量从富有而软弱的人民手里抢劫战利品据为己有，但又同时告诫手下，对于不加抵抗的市民要饶恕他们的性命，尊敬圣彼得教堂和圣保罗教堂，要将之视为不可侵犯的圣地。
这是鬼哭神嚎的暴乱之夜，有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哥特人，展现出新近改变宗教者的信仰热诚。他们的行为异乎寻常地虔诚和节制，使得教会的作家出于真心地赞许，并曾举例详细描述，有的地方特别加以美化。当蛮族士兵在城中乱窜，到处寻找猎物时，有一个终生献身祭坛的老处女，她那简陋的住屋被凶悍的哥特人撞开。他虽然说话的语气斯文，但还要她交出所有的金银。真是使人感到惊奇不已，她竟将士兵引到一间金光闪闪的贮藏室，里面堆满了用金银材料精工制作的器具。这个蛮族士兵看到眼前的财宝真是心花怒放，但耳边传来的忠告却使他不敢动手。她说道：“这些都是奉献给圣彼得的圣器，要是你胆敢拿走，亵渎神圣的行为会使你的良心不安。就我来说，对于没有能力保护的东西，也只有听天由命。”
哥特队长怀着敬畏之心，派遣信差把发现宝藏的状况报告国王，很快接到阿拉里克严格的命令，所有圣器和饰物要立即归还使徒的教堂，不得有任何损坏。从基里那尔山的尽头一直到遥远的梵蒂冈，无数哥特人的分遣队以作战队形通过主要的街道，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兵器保护着一长列虔诚的信徒。他们的头上顶着大堆金银器具，蛮族的军队口令混合着宗教的赞美歌声。邻近的房屋里，很多基督徒赶快出来加入这一感人的行列。还有大群的逃难人员不分男女老幼和阶级职位，甚至不分宗教派别，全部趁着最好的机会逃进梵蒂冈安全而友善的避难所。圣奥古斯丁写出宏伟渊博的思想名著《上帝之城》，就是要阐明伟大罗马的毁灭实属天意。他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歌颂基督流传万古的胜利，用轻视的口吻质问那些异教徒的对手：当一个城镇被蛮族的狂涛卷走时，那些古代传说里的神祇是否能够保护自己和受骗的信徒？
罗马遭到洗劫时，发生了若干罕见而奇异的事件，这些蛮族的德行值得嘉许。但梵蒂冈这块圣地和各处使徒教堂，只能接纳极少部分罗马人民。在阿拉里克旗帜下有成千上万的武士，特别是匈奴人，对于基督的名字或信仰可以说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可以毫无恶意、毫不冒失地大胆推测，在那兽性大发的时刻，所有的情欲都被燃起，人性的抑制全无作用，福音的教诲也难以影响哥特人基督徒的行为。有些作者极力夸张他们的仁慈，却也坦白承认他们残酷杀害罗马人。在恐怖阴影的笼罩下，城市的街道堆满无人掩埋的尸体。市民的绝望有时会转变成愤恨，蛮族只要遭到反抗就会激起暴虐的震怒，老弱妇孺和伤残病患都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4万名奴隶一心想要报复私仇，毫无怜悯和恻隐之心，从前在这些有罪或可恶的家庭里受到痛苦的鞭打，现在要用他们家人的鲜血来洗涤伤口。罗马的贵妇和童女视贞洁重于生命，因此遭受比死亡更为可怕的摧残，教会历史学家特别选出表现妇德的事例供后世景仰。
有位容貌美丽的贵夫人是正统教会的基督徒，激起一个哥特青年无法克制的欲火。要是根据索佐曼合理的推断，这位青年应该是阿里乌斯派的异端分子，被她的坚决抵抗所激怒，就拔出军刀，像生气的情人那样刺伤她的颈脖，鲜血直流的女英雄还是奋不顾身拒绝他的求欢。一直到这位强奸未遂的罪犯放弃徒然无效的努力，为了表示敬重，将她带到梵蒂冈圣地，拿出6个金币交给看守教堂的卫兵，要他们安全护送她到丈夫身旁。像这种英勇的举动和慷慨的行为是极为难得的例子，野蛮的士兵为了满足肉欲，根本不考虑被虏获女性的意愿和本分。因而，一个微妙而又容易曲解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那些承受暴力拒不相从的娇弱受害者，在违背个人意愿受到侵犯后，是否应算作失去纯洁的贞操？当然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损失会引起更普遍的关切。我们不能设想所有的蛮族，在任何时候都会犯下发泄肉欲的暴行。何况年龄和容貌的条件以及坚贞不屈的抗拒，保护了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免遭强奸的危险。
然而贪婪却是永难满足而且普遍存在的欲望，是能够使不同品位和习性的人都享受到欢愉的东西，只要据有财富便能获得。在罗马的抢劫行为主要目标是黄金和珠宝，重量轻体积小而且价值高，但等到便于携带的财富被先得手的强盗抢光后，罗马宫殿富丽堂皇和贵重值钱的陈设也被搜刮一空。装满金银器具的大柜、塞满丝绸紫袍的衣箱，都被随意堆放在大车上，跟着哥特部队一起行军。蛮族不把最精美的艺术品当一回事，甚至恶意毁损，为了获得值钱的金属，将很多雕像熔化；为了分配赃物，用战斧将贵重的器具劈成碎片。财富的获得使利欲熏心的蛮族更加贪得无厌，进一步用恐吓、殴打甚至酷刑，迫使被掳人员说出藏匿财物的地点。豪华的穿着和贵重的饰物被视为富有的必然证据，而外表穷酸也被归之于节俭的个性更有余财。有些非常顽固的守财奴通常在遭受最残酷的拷打后，才供出秘密放藏的心爱物品所在。许多冤屈的可怜虫实在无法拿出对方想象中应有的财宝，结果只有惨死在皮鞭之下。
罗马的建筑物遭受破坏的程度，尽管有的说法过于夸张，但确实在哥特人的暴行中受到相当程度的毁损。当他们穿过萨拉里亚门入城时，点燃了附近的房屋作为进军的引导，也用来分散市民的注意力。蔓延的火焰在混乱的夜晚无人出来扑灭，吞噬了很多私人和公共建筑物。萨路斯特皇宫的废墟一直保留到查士丁尼时期，就是哥特人纵火的确凿证据。当代有位历史学家提到，就是大火也难以烧毁粗大的实心铜梁，凭着人力根本无法动摇古代建筑的基础。他那虔诚的信念倒也有几分道理，天怒补充人怨之不足。令人感到骄傲的罗马广场，四周装饰着无数神祇和英雄的雕像，是被天上的雷火夷为平地的。
姑且不论骑士和平民阶级在这次罗马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元老院的议员只有一个死在敌人刀剑之下。但究竟有多少人从尊贵而富有的地位，突然之间变成可怜的俘虏和人犯，这就很难计算清楚了。蛮族通常只要钱财不要奴隶，所以掳获贫穷的人员索取的赎金很少，一般都是好心的朋友或慈悲的外人代为支付，要不然就把俘虏在公开的市场或私下的交易中卖掉，这些人还是会合法地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这是一个公民不会丧失也不容剥夺的权利。但他们后来很快发现，虽然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生命的安全却受到威胁，因为哥特人若无法卖掉他们，便会一不做二不休将无用的俘虏全部杀光。所以司法部门针对这种情况已经有明智的规定，被出卖的俘虏必须为卖主服行5年的短期劳役，等于是用劳力来抵付赎金。这些侵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早已将大批吃不饱而又惊恐万分的省民赶到意大利，他们害怕挨饿更甚于受到奴役。等到罗马和意大利发生灾难，居民四散开来就逃到最偏僻遥远的地方，把那里当成安全的避难所。
当哥特骑兵部队沿着坎帕尼亚和托斯卡纳海岸，一路散布恐怖和毁灭时，与阿根塔里亚海峡只有一水之隔的小岛伊吉利乌姆，由于海洋的阻绝倒是逃过一劫。在离罗马这样近的一个僻静地点，浓密的树林里隐藏着人数众多的市民。有很多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在阿非利加拥有大量世袭产业，要是他们明智决定及早离开，就可以安全抵达欢迎他们的行省，不仅获得安身立命的场所，更可躲开家破人亡的灾难。
在逃难的人群之中，高贵和虔诚的普罗巴最有名望，她是彼得洛尼乌斯统领的遗孀。在这位最有权势的罗马公民去世后，她仍旧是阿尼西安家族的大家长，运用个人的财产支付了三个儿子先后出任执政官所需的花费。当城市被围以及被哥特人占领后，普罗巴以身为基督徒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忍受重大的财产损失。当她登上小船后，这时身在海上的她看见自己的府邸已被烈焰吞噬。最后她带着女儿拉塔娅和孙女德米特里阿斯，也是受到景仰的贞女，一起抵达阿非利加海岸。这位贵夫人把自己产业变卖所得的款项，慷慨解囊仁慈施舍，减轻了许多流亡和被俘的人的痛苦。但就连普罗巴这样的家庭，也无法避免赫拉克利亚安伯爵贪得无厌的压榨。他竟然滥用婚姻的名义，使出极为卑鄙的手段，将罗马最高贵的妇女卖给荒淫而又贪婪的叙利亚商人。
意大利的难民沿着埃及和亚细亚海岸散布在那几个行省里，一直到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在圣杰罗姆和他的女弟子停留的伯利恒小村的僻静居所，挤满了无数不分男女老幼的乞丐，这些人过去都有显赫的地位和富有的家世，如今落到这种地步难免让人不胜唏嘘。罗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得帝国一下子陷入悲伤和恐惧之中。过去的伟大和现在的败坏形成极为可笑的比照，不禁使得轻信的人们夸大了这座城市之后所遭受的痛苦。教士把东方预言家高深的隐喻用在新近发生的事件上，有时就会将首都的毁灭和世界末日混为一谈。
人类对所处的时代在天性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倾向，难免轻视优点，而极力渲染罪恶。然而，当开始时的激动情绪缓和下来，对真正的破坏状况进行公正的评估，有知识而明理的当代人士不得不承认，罗马在建城初期遭到的高卢人的重大伤害，比起衰败以后在哥特人手下的破坏要更为严重。11个世纪的经验使后代子孙提出了一个更为奇特的对比，他们用充满信心的语气肯定，阿拉里克从多瑙河畔引进蛮族给罗马带来的蹂躏，远不如查理五世率领的部队所造成的破坏为烈。这位自封为罗马皇帝的正统基督教君王，竟对自己的臣民采取敌对行动。
哥特人在6天后就撤离罗马，但罗马却被帝国主义分子据有长达9个月之久，每个钟头都为凌虐、淫乱和掠夺的罪恶犯行所污染。残暴的队伍承认阿拉里克是他们的领袖和国王，他的权威对他们产生约束和制裁作用。担任联军统帅的波旁在攻城时光荣牺牲，主将之死使得军纪荡然无存，因为这支军队是由意大利、西班牙和日耳曼三个独立民族组成。
在16世纪初叶，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和习性显示出人类的极端堕落。他们把社会处于动乱状况所常见的杀戮罪行，与滥用权谋和奢华所产生的邪恶技能，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些冒险家毫无原则，完全不顾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所具有的正确观点，竟然攻进罗马教皇的宫殿，他们可说是意大利人里最放荡的浪子。
就在同一个时代，西班牙人使旧大陆和新大陆为之战栗失色，但他们不可一世的英勇行为所赢得的盛名却被阴郁的倨傲、贪婪的搜刮和无情的暴虐所玷污。为了不择手段追求虚名和财富，他们反复试验发展出最恶毒和最有效折磨囚犯的方法。很多在罗马剽掠的卡斯蒂利亚人，他们熟悉“神圣宗教裁判所”的招数，或许还有一些志愿军刚从征服墨西哥的战场归来，更是此道的老手。
日耳曼人没有意大利人那样堕落，也不像西班牙人那样残暴，这些来自山那边的武士，在满是乡土气息甚至蛮横粗暴的外貌下，掩藏着简朴而纯良的心地。但他们在宗教改革开始后，受到路德的精神和教条的启示，最大的乐趣是污辱和摧毁天主教信仰所供奉的圣物。他们肆意仇恨各种职称和等级的教士，毫无怜悯之心，而罗马城的居民中，这些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他们燃起宗教的狂热，甚至要推翻“反基督”的教皇宝座。这个精神上已经堕落的巴比伦，只有靠着血与火才能净化。
胜利的哥特人在第六天撤离罗马(公元410年8月29日)，这很可能出于审慎的作风，倒不一定是畏惧的缘故。骁勇善战的首领亲率满载财宝和战利品的大军，沿着阿庇安大道向意大利南部的行省缓缓前进，要是有人胆敢捋虎须就立即摧毁，对不加抵抗的乡土肆意掳掠。坎帕尼亚因奢华而自傲的城市卡普阿，尽管已经日益衰落，但作为名列帝国第八位的大城依然受到重视，这种名声时至今日已完全被人遗忘。但邻近的小镇诺拉却因圣洁的保利努斯而闻名于世。他曾出任过执政官、僧侣和主教，在40岁时，抛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和文学艺术的嗜好，献身于孤独和忏悔的生活。世俗的友人认为，他的行为过于绝情，一定是身心方面丧失理性所致。教士的大声赞扬使他坚定信心，对这种指责毫不在意。他热诚皈依以后决心在诺拉的郊区，靠近圣费利克斯显现奇迹的坟墓周围找一处简陋的住所，而虔诚的民众已经在不远处建造了5座信徒繁多的大教堂。他把剩余的财富和智慧都用来侍奉光荣的殉教者，每逢节庆祭典，保利努斯就以赞美歌颂扬他的事迹，之后以他的圣名兴建了第六座教堂。整座建筑物的造型显得无比典雅和细致，用《旧约》和《新约》故事做题材，绘出精美的图画作为装饰。他那坚定而执着的信仰获得圣徒的保佑和民众的爱戴，迫得罗马前执政官在退职15年以后，只得接受诺拉主教的位置，这是在罗马被哥特人围攻前几个月的事。在围城期间，有些宗教界人士能在梦中或亲眼看到守护神的形象，心灵上获得极大的安慰。然而紧接着发生的情况证明，费利克斯无能力也无意愿保护他曾放牧过的羊群，诺拉并未逃过普遍蔓延的劫难。被掳的主教唯一可以获得的保护，是大家全都认为他不仅清白而且贫穷。
从阿拉里克用武力成功侵入意大利，再到他的继承人阿道法斯指挥哥特人自动退走，4年的时光转瞬而过(408—412 A.D.)。整个期间他们在毫无干扰的状况下统治这片地区，是古人所谓自然和艺术结合有最高成就的人间乐土。但说实话，意大利在安东尼时代所获得的繁荣和富裕，随着帝国的衰亡没落已成明日黄花。长期和平所产生的美好果实全落在蛮族手中，他们无法欣赏精致文雅的奢华生活，那是为养尊处优和不事生产的意大利人所准备。不过，每个士兵都分得了一份生活所需的物质，像是谷物、牛羊、食油和酒类，哥特人营地每天都要征收且消耗量极大。
一些职级较高的武士，还要骚扰沿着坎帕尼亚美丽海岸建造的别墅和花园，想当年卢库卢斯和西塞罗曾经在里面居住。那些战战兢兢的俘虏都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的儿女，手里拿着镶嵌宝石的金质高脚酒杯，好让目中无人的战胜者猛灌法勒尼安美酒。他们伸开粗壮的四肢躺在悬筱树的树荫下，避开耀眼灼人的阳光却又享受太阳带来的舒适温暖。他们回忆过去受到的苦难，更加强了当前愉悦的感觉。要是家乡贫瘠的西徐亚山丘与之对比，那真是一片荒凉；还有那多瑙河和易北河冰冻的河岸，这些都使得意大利的宜人乐土平添一番妩媚风味。
不论阿拉里克的目标是名声、征服还是财富，他都会全力以赴不屈不挠地追逐，绝不会屈服于敌人的抗拒，更不会自满于既有的成就。等他到达意大利最南端的领土时，马上被邻近这个富裕而和平的岛屿吸引。但就算他获得西西里，也会认为这不过是重大远征行动的中途点而已，他内心怀着攫取阿非利加大陆的构想。雷吉乌姆海峡和墨西拿海峡的长度一共是12英里，最狭窄处的宽度只有1.5英里。传说中的深海怪物像是让人变为岩石的斯库拉女妖以及用漩涡将船只吞噬的卡律布狄斯女妖，只能吓吓那些生性怯懦和技术太差的水手。但等到首批哥特人刚上船，突然刮起强烈风暴，把很多运输船刮翻或吹散，他们对自然力量产生畏惧，高昂的士气全化为乌有。
阿拉里克的中道崩殂也让整个计划泡汤，他得病后不久就过世了(410 A.D.)，所有的征战随之而去。蛮族的凶残在英雄的葬礼中展现无遗，他们用哀悼的呼声来赞扬领袖的勇敢和机运，派出大批俘虏辛劳地工作，使得从康森提亚城墙下方流过的布森提努斯河改道。国王的坟墓建造在已干涸的河道上，墓内装满了从罗马掠夺来的价值连城的战利品，然后再让水流经过原来河道。所有从事此项工程的俘虏全被杀死，阿拉里克埋葬的地点成为千古之谜。
蛮族为了解决重大事务的急迫需要，放下个人的仇恨和部落的宿怨，异口同声推选英勇过人的阿道法斯继承王位，他也是过世国王的妹婿。我们从他和纳博讷一个很有名望的公民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新任国王的性格为人和政策构想。这位人士后来朝圣时，在圣地当着历史学家奥罗修斯的面，转述给圣杰罗姆听：
我(阿道法斯这么说)对自己的英勇具有绝对信心，必可获得胜利。我一度渴望改变世界现况，将罗马的威望整个消灭殆尽，然后从其废墟中建立哥特人的统治势力，就像奥古斯都一样在新帝国获得奠基者的不朽名声。在经过许多考验后，我逐渐了解到唯有法律最为重要，方可使一个团体维系良好的状态，使制度能正常运作。但哥特人的气质凶狠且难以驾驭，根本不可能奉公守法和管理政府。从那时起我提出完全不同的目标，一样可以满足自己的荣誉和野心。所以，现在我怀着诚挚的愿望，能让未来抱着感激的心情，知道一个异乡人所建立的功勋，那就是我用哥特人的刀剑，并非去推翻罗马帝国，而是恢复和维持它的繁盛。
阿拉里克的继承人怀着和平愿景，停止作战行动，开始与帝国宫廷认真谈判，缔结友谊和联盟的条约。此点对霍诺留的大臣而言，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可免除过分夸大的誓言所带来的束缚，那就是将意大利从哥特人的压榨下解救出来。何况他们同时能得到哥特人的帮助，以对付骚扰帝国的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各行省的僭主和蛮族。阿道法斯就像罗马将领，从最南端的坎帕尼亚向高卢南部行省进军。他的部队运用武力同时得到条约的协助，很快占领纳博讷、图卢兹和布尔多等城市，他们虽被卜尼法斯伯爵赶离马赛，但仍将领地从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饱受欺凌的省民大声疾呼，敌人好心留下的残余财物，现在反而受到自称为盟友的部队毫无人性的掠夺。当然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用来掩饰或证实哥特人的暴行。那些受到攻击的高卢城市，可说是处于叛乱状况，反对霍诺留政府的统治。双方所订条约的内容以及宫廷下达的秘密命令，可能公开宣称赞同阿道法斯的占领。所有不合常理且毫无成效的敌意行为，都会导致军队犯下各种罪行，通常表面上归之于蛮族群众的习性不受约束，无法忍受和平与纪律。意大利的奢华生活虽松懈了他们的斗志，但并未软化天生的气质。他们沾染文明社会的恶习，却未取法其技艺和制度。
阿道法斯的表白倒是很诚挚，使他成功获得了一个罗马公主的芳心，这可以提高蛮族国王的身份地位，并坚定他对帝国的忠诚归顺。普拉西狄亚是狄奥多西大帝和第二位妻子盖拉的女儿，曾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接受皇家教育，但她的一生饱经患难，这与西部帝国在她的兄弟霍诺留的统治下所激起的变革有密切关系。当罗马第一次被阿拉里克大军包围时，普拉西狄亚大约20岁，正好居住在城内，她非常迫切地同意让她的表姐塞妮娜去死。要是考虑到她正处于天真柔弱的年龄，这种行为可能更为险恶，但也可能获得原谅。获胜的蛮族将霍诺留的妹妹当作人质，也可能把她看成俘虏。但当她处于羞辱的困境，随着哥特人的营地在意大利到处迁移时，倒是受到相当的尊敬和礼遇。乔南德斯在著作里称赞普拉西狄亚美艳动人，可能是为了弥补奉承她的人在这方面所保持的沉默。然而她有显赫的家世、花样的年华、高雅的风度，同时还会纡尊降贵使出讨人欢喜的手段，在阿道法斯的内心产生了很深的印象。
哥特国王很想成为皇帝的兄弟，霍诺留的大臣对联盟的建议并不反对，要是别有企图会使罗马人傲慢心态受到很深的伤害，因此一再催促要求归还普拉西狄亚，作为签订和平约定的必要条件。但狄奥多西的女儿毫不犹豫地表示，她愿意顺从征服者的请求。这位年轻而英勇的君王，除了魁梧的身材稍逊阿拉里克以外，无论是文雅的风范还是优美的体态，他人都难以望其项背。阿道法斯和普拉西狄亚是在哥特人从意大利撤出前结婚的(414 A.D.)，但庄严的婚礼或者可能是周年纪念，后来在英格努乌斯的庄园里举行，庄园的主人是高卢纳博讷最有名望的市民。盛装的新娘穿着罗马公主的服饰，很威严地端坐在宝座上，哥特国王在这种场合遵守罗马人的风俗，对坐在她旁边较低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婚事的礼物按照部族的习惯送给普拉西狄亚，都是罕见而华贵的战利品，全部从她的国家抢夺获得。50名英俊的青年穿着丝质长袍，每只手举着一个大盘，装满各种金币以及极为名贵的珠宝。阿塔卢斯一直在哥特人荫庇下受到命运的摆布，现在被指定带头唱出庆祝婚姻美满的许门之歌。这位被罢黜的皇帝是位技术高明的音乐家，他的表演受到大家的欢呼赞许。战胜的蛮族能够享受到粗野行为的乐趣，行省的民众也能获得联盟带来的好处，爱情和理性能发出温和的影响力，哥特领主的凶狠习性也会受到节制。
在结婚宴会中送给普拉西狄亚100盘黄金和珠宝，这就哥特人的宝藏来说根本不算事儿。我们可以从阿道法斯的继承人的收藏中选出一些特殊的物品以做说明。阿道法斯在纳博讷的宫殿，陈设着许多价值连城的纯金装饰品，上面镶嵌着各种名贵的宝石，这些装饰品在6世纪时被法兰克人掠走：其中包括60个圣餐杯，15个圣餐仪式时使用的金盘，20个装福音书的金盒或书箱。克洛维的儿子把这些奉献的财物分配给领地内的各处教堂，他这种信仰虔诚而慷慨大方的气度，等于是在谴责哥特人过去亵渎神圣的行为。
哥特人有一个在餐桌使用的纯金盘重达500磅，还有一件艺术品名叫“米索里姆”，装饰着各种精心打磨的宝石而更显得名贵。他们对获得此宝倒是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因为是埃提乌斯大公送给哥特国王托里斯蒙德的礼物。托里斯蒙德的一个继承人为了能获得法兰西王国的援助，答应拿这件华丽的器物当礼品。他当时据有西班牙的王位，不舍地将金盘交付给达戈伯特的使节，后来又反悔半路将它抢夺回来。经过很长时间的谈判，他同意支付20万个金币作为补偿，把“米索里姆”盘当成哥特宝藏最值得骄傲的器物，保存在自己的手里。等到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这批宝藏全部被他们抢走，其中获得最多赞许、最引人注目的物品，是一张用整块翡翠雕成的大桌，边上环绕着三层佳品珍珠，下面有365个宝石和纯金做的基脚当支撑，估计价值50万金币。哥特人的宝藏中有些成为联络友谊的礼品或是表示归顺的贡金，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来自战争和掠夺，是从帝国，也是从罗马获得的战利品。
等意大利从哥特人的高压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宫廷中的秘密顾问被派往遭到荼毒的地区以止伤疗痛，与民生息。政府制定了非常仁慈而且明智的规定，8个受创最为严重的行省，坎帕尼亚、托斯卡纳、皮瑟努姆、桑尼乌姆、阿普里亚、卡拉布里亚、布鲁提乌姆和卢卡利亚，获得为期5年的税赋减免特权，正常的贡金减少到原有的十五分之一。就是这戋戋之数也都保留下来，作为维持公共驿站之用。还有就是制定有关的法律，凡是没有居民或无人耕种的土地，同意由邻近的家庭占用，也接受外地人的开垦申请，并且减免部分租税。流亡在外的原主提出归还要求时，新的土地所有人被允许继续保留不用归还。大约就在此时，以霍诺留的名义宣布了一次大赦，对于那些非出于本意或只是受到牵连的罪犯，赦免他们的过失和犯法的行为。这些都是不幸的臣民，在社会混乱和灾祸频生的时期，为形势所迫犯下罪行。首都的重建被视为最迫切的工作，罗马政府对其极为关注，鼓励市民重新整修在战火中被毁或受损的房舍，特别从阿非利加海岸输入谷物供应所需。新近为了躲避蛮族残害而离开的群众，一旦得知有希望过上富裕而欢愉的生活就会很快回来。罗马郡守通知阿尔比努斯宫廷，根据他的记录，一天之内有1.4万名异乡人涌入罗马。结果不到7年的工夫，哥特人入侵的痕迹几乎消失无踪，城市又恢复昔日的繁荣和宁静。这位年老的贵妇人(指罗马)在受到战争的风暴骚扰以后，再次戴上荣誉的桂冠，在回光返照的最后时期，仍要为报仇雪耻、军事胜利和永恒统治的预言而雀跃不已。
在罗马人的“粮仓”——阿非利加，一支带着敌意的军队正在迅速接近，表面上的平静局面立即被打破(413 A.D.)。阿非利加伯爵赫拉克利亚安在国家最困难和不幸的时刻，用积极进取的赤诚忠义之心，支持霍诺留的复国大业，但在担任过一年执政官的职务后，他竟燃起了反叛的野心，想要坐上皇帝的宝座。阿非利加的港口立即停满了战舰，在他的率领下准备入侵意大利。他的舰队在台伯河口锚泊时，所有的船只包括皇家的战舰和单薄的小艇，总数竟然达到不可思议的3200艘，比起薛西斯和亚历山大的舰队更为壮观，可以覆灭地球上最伟大的帝国，要是拿来恢复罗马自古以来显赫的威势，应该是更不在话下。然而这位阿非利加篡夺者从行省带来的用以争胜的武力，竟给人以非常渺小而虚弱的印象。当赫拉克利亚安率领部队从港口出发，沿着大道向着罗马的城门行军时，与皇家一个队长的部队遭遇，激战令他心惊胆战，结果尝到败北的滋味。这位率领大军的阁下，丢下他的财产和朋友不加理会，只顾自己乘着一艘船可耻地逃走。赫拉克利亚安在迦太基港口登岸，想要获得当地人忠诚的支持，却发现自己受到了整个行省的藐视，被看成是个一败涂地的统治者。叛贼在古老的记忆女神神庙前被斩首，他任职执政官时期所获得的荣誉全被毁弃，剩余的私人财产没有超过4000磅黄金，一般而言还算很正常，全部都落入勇敢的君士坦提乌斯手中。
君士坦提乌斯尽力保卫帝位，后来更与弱势的君主共享帝位。霍诺留一向以怠惰和漠然的态度，看待罗马和意大利所受的灾祸。等到阿塔卢斯和赫拉克利亚安产生谋叛的企图，一旦威胁到他的安全，没过多久，他那迟钝麻木的本性就会苏醒过来。他对于如何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根本一无所知也一筹莫展。而当意大利不再受到国外和国内敌人的侵略后，他再次平静地生活在拉文纳的皇宫里。这时在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僭主，表面上看是被狄奥多西之子征服，实际完成这一工作的却是他派遣的部将。在忙碌生动的叙述过程中，我可能会忘记提及这位君王的逝世状况，所以在这里先说明，他在罗马首次被围后又活了13年。
君士坦丁接受不列颠军团的紫袍加身，篡夺行为不仅获得成功，而且看起来非常安全(409 A.D.)。从安东尼边墙一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全都承认他的统治权力。但整个帝国处于混乱情势之下，他统治下的高卢和西班牙的疆域，全都免不了受到蛮族各部落的剽掠，这种破坏行动的发展过程，不再受到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阻绝。君士坦丁的手里沾染着霍诺留亲属的鲜血，但通过私底下的通信，用近乎勒索的方式，得到了拉文纳宫廷对他自立行为的承认。君士坦丁提出庄严的保证，要从哥特人手里救意大利人民于倒悬，于是他开始进军，直抵波河河畔。但他那胆小如鼠的盟友只是提出示警，并没有派兵协助，很快他也撤回阿尔勒的皇宫，然后毫无节制地摆出盛大的场面，举行虚妄而浮夸的凯旋式，好在国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胜利。
但他最英勇的将领吉隆提乌斯伯爵的叛变，立刻将这种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打得粉碎。这位将领因为君王的儿子君士坦斯离开去接受皇家的紫袍，所以就获得了西班牙行省的指挥权。我们不知道基于哪些理由，吉隆提乌斯并没有自己称帝，而是将帝位让给他的朋友马克西穆斯。定都于塔拉戈纳后，行动积极的伯爵急速进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在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斯完成防御准备之前，对两位皇帝发起奇袭作战。君士坦斯在维埃那成为俘虏，立刻就被处死。这位不幸的年轻人还来不及对家族成为皇室表示反对，就被迫或许是受到引诱犯下亵渎神圣的行为，放弃了平静而卑微的修院生活。
君士坦丁被围困在阿尔勒的城墙之内，要不是得到意想不到的救援，必然会屈服于攻击者的压力之下。一支意大利军队正在接近，打着霍诺留的名号。合法皇帝的正式宣告，使得两个相互对抗的叛党大为惊奇。吉隆提乌斯被自己的部队所弃，就赶快逃回西班牙，虽已处于穷途末路，但还要发挥罗马人不屈不挠的勇气，想从濒临覆灭的局面重振昔日威名。有一大群不忠不义的叛军在午夜包围他的住屋，发起攻击，但他在这里临时构建起了坚固的防御设施，他的妻子、他的一位骁勇的阿兰人朋友，还有几位忠心耿耿的奴隶，仍旧追随着他。他们用无比高超的技巧和决心加上储存的大量标枪和弓箭，令300多名攻击者在突袭的过程中丧失性命。当所有的投射武器消耗殆尽，他的奴隶趁着黎明之际逃走，吉隆提乌斯要是不讲夫妻的恩爱情分，也会效法他们的行为。士兵为他们顽强的抵抗而气恼不已，就在房屋的四周纵火。现在已到穷途末路的时刻，他应蛮族朋友的要求把他的头砍下来，同时他的妻子不愿在世间苟且偷生，就投身在他的剑上断颈而亡。伯爵实施三次无效的攻击后，拔出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才终结这悲惨的场面。被授予紫袍的马克西穆斯现在乏人保护，他的权势和能力都无法避免束手待毙的羞辱。善变的蛮族在蹂躏西班牙时，还将这个皇家的傀儡扶植在帝座上，但很快就将他送到霍诺留那儿听其发落。僭主马克西穆斯在被押往拉文纳和罗马示众后，获公开处决。
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位将领的名字，他在率军解阿尔勒之围并驱除吉隆提乌斯的部队后，如日中天一般得到快速擢升。他生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在帝国的臣民处于尚武精神衰微之际，这种不平常的征兆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将领本人表现出雄壮威武和仪态庄严的样子，一般人的看法是他有资格成为帝位的候选人，事实上他后来也的确不负所望。他在与朋友私下交谈时显得和蔼可亲，欢宴时也不会板着面孔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应酬话。但等到作战号角响起，当他骑在马上，躬着腰像是俯身在马颈上面(这是他非常怪异的骑马姿势)，就会凶狠地瞪着充满生气的眼睛注视战场。君士坦提乌斯会让敌人惊吓万分，激起士兵高昂的斗志，保证可以获得胜利。他接受拉文纳宫廷赋予的重要任务，要荡平西部行省的叛乱活动。自封为皇帝的君士坦丁在苟延残喘相当时日后，又有一支无敌大军包围了他的首都，然而这段间隙让他抓住了机会，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成功完成谈判。他的使节伊多比克率领一支军队，立刻前来解阿尔勒之围。君士坦提乌斯这位罗马将领不等敌人进攻他的阵线，很明智地决定要渡过隆河去迎击蛮族，部队在他的指挥下展开机警和秘密的行动。君士坦提乌斯的步兵在正面开始接战时，他的部将乌尔菲拉斯率领骑兵，衔枚疾走到敌人后方占领有利的位置，一声令下发起突击，包围敌军将其歼灭。伊多比克的余部为了保命不是逃走就是投降，他本人从战场出亡去投奔一个毫无诚信的友人。这位出卖朋友的家伙非常清楚，可恶来客的头颅要是交给皇家的将领，一定会获得大笔犒赏和酬庸。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提乌斯的行为表现出正统罗马人的宽宏大量，完全克制住了自己的猜忌情绪，公开赞扬乌尔菲拉斯的英勇和功绩。但他转过来对于杀害伊多比克的行为，表现出极为憎恶的态度，同时非常严正地表示，在他的指挥之下不容忘恩负义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也不能让丑行污染他的营地，因为这些人违反了交友之诚和待客之道。篡夺者从阿尔勒的城墙上向四周远眺，已完全丧失最后的希望，只有寄望于征服者能对他宽大处置，为了获得对其个人安全的庄严保证，要求与君士坦提乌斯在神圣的基督教长老面前举行按手礼，这样他才敢打开阿尔勒的城门。但他从自己后来的结局明白，君士坦提乌斯的行事能够遵守荣誉和正直的原则，但在政治的现实要求面前也只有退避三舍。罗马的将领拒绝让君士坦丁的鲜血玷辱他的桂冠，于是废帝和他的儿子朱利安在严密的戒护下被送回意大利，在抵达拉文纳之前，就遇到前来执行死刑的大臣(公元411年11月28日)。
在这样一个时代，帝国的每位臣民都认为只要凭着功绩就能登上君王宝座，且比靠着家世和血统更能获得认同，这就导致篡夺者不顾前车之鉴，前仆后继地争夺帝位。高卢和西班牙的行省深受其苦，由于战争和叛乱之故，社会秩序和纪律已荡然无存(411—416 A.D.)。在君士坦丁脱去紫袍之前，就是围攻阿尔勒进行到第四个月时，皇家的营地接获信息，说受到阿兰人国王戈亚尔和勃艮第国王甘提阿里乌斯的怂恿，乔维努斯在上日耳曼的门兹登基称帝。他们要把帝国授予这位傀儡，就带着大群蛮族军队，从莱茵河两岸向隆河前进。乔维努斯的统治时间很短，我们很难了解清楚整个过程中都发生了些什么。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经过一番血战，就放弃了高卢的所有权。就常理来说，他是一位作战勇敢且经验丰富的将领，一定会亲率大军，在战场上靠着一刀一枪来维护霍诺留的帝业。他快速退兵一定有充分理由，证明那是至当行动。根据记载，禁卫军统领达尔达努斯是唯一留下的官员，拒绝屈从篡夺者的意志。
哥特人围攻罗马之后2年，已在高卢建立起根据地。我们理所当然认为他们只会二者择一，选择倾向霍诺留皇帝或已退位的阿塔卢斯。霍诺留虽是最近联盟的友人，但他们将阿塔卢斯扣留在营地里，视状况需要，决定是要他扮演音乐家还是一个国君。然而在这令人厌恶的时期(很难指出原因或是确切日期)，阿道法斯与高卢的篡夺者(乔维努斯)建立关系，强迫阿塔卢斯负起可耻的任务去谈判和平条约，等于是让他承认自己已经下台。大家读到这段历史定会感到怪异，乔维努斯好像没考虑到，能与哥特人联盟，对他的帝位而言是最稳固的支持，竟然用暧昧而含糊的言辞，谴责阿塔卢斯所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荒谬。同时他还用藐视的态度对待最重要的盟友，不愿接受他们的劝告，将紫袍授予他的兄弟塞巴斯蒂安。
他最不智的做法是接受萨鲁斯的服务。英勇的酋长还是霍诺留的部属时，由于君王不知道如何运用奖励和惩罚的力量，使得萨鲁斯在一怒之下背弃拉文纳的宫廷。阿道法斯是在武士的团体里接受的教育，在他所继承的权利中把复仇的责任视为最贵重和神圣的部分，带领1万哥特人去迎战巴尔蒂家族的世仇大敌。他趁萨鲁斯防护疏忽时发起攻击。对方只有18或20名英勇的随员陪伴在旁，经过一番激战后，寡不敌众全部阵亡，当得起英雄的美名，但引不起敌人的同情，就像狮子陷入罗网，只有死而后已。
阿道法斯与高卢的篡夺者原来还维持松散的同盟关系，等到萨鲁斯死亡以后全部取消。他再度听从爱情的指使和审慎的策略，保证要将乔维努斯和塞巴斯蒂安两位僭主的头颅，立即送到拉文纳的宫廷，这样一来就能使普拉西狄亚的兄长心满意足。哥特国王履行了他的承诺，毫无困难也没有耽搁，丧失希望的两兄弟没有傲人的功勋可以获得支持，被蛮族协防军遗弃。瓦伦提亚地区有过短暂的抵抗，高卢一个最高贵的城市被摧毁，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阿塔卢斯是被罗马元老院选出来的皇帝，经历过登基、逊位、受辱、复位、再度退位以及备受羞辱等不同的际遇，最后只有听天由命。但当哥特国王撤销对他的保护后，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轻视，他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暴力伤害。命运乖戾的阿塔卢斯在没有臣民也没有盟友的状况下被抛弃，任其自生自灭。他在西班牙的一个港口上船，想要找到安全而偏僻的避难地，但在海上受到拦截，被送到霍诺留面前听候发落。就在拉文纳和罗马举行的凯旋式中，长胜的征服者高踞皇帝宝座，他就屈从在前面的脚踏上，经过通衢大街在众目睽睽下亮相。阿塔卢斯曾经不可一世地用来侮辱对手的言辞，被当成惩罚施加在阿塔卢斯自己身上，他在被剁掉两根手指以后，被永久放逐到利帕里岛，但会获得适度的生活所需。霍诺留剩余的统治时期没有受到叛乱的干扰，但可以看到在5年之中，7个篡夺者倒在洪福齐天的君王脚前，而他本人却既没有运筹帷幄的本领，也缺少决胜千里的能力。
西班牙的形势因为海洋、山岭和中间行省的位置，在各方面都与罗马的敌人保持隔离，这个遥远而又偏居一隅的国土得以长久处于平静局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400年里，西班牙很少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留名亮相，也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能过幸福生活的最佳写照。伽利埃努斯在位时，蛮族的足迹曾经穿越比利牛斯山，不过旋踵间消失得干干净净，一切又归于平静。在4世纪，西班牙的城市像是伊梅里塔或称梅里达、科杜巴、塞维尔、布拉卡拉和塔拉戈纳等，可以名列罗马世界最出色的城市名单之上。这是一块拥有丰富动物、植物和矿物的人间乐土，有熟练而勤奋的人民用进步的方法来生产制造各种物品，特别方便之处是船舶的储存供应设施，可以用来支持范围广大而且有利可图的海外贸易。在皇帝的保护下，无论工艺还是技术都蒸蒸日上。西班牙人因为和平与劳役而显得懦弱，但在大敌日耳曼人临头的状况下，似乎可以激起他们热爱战阵之勇的火花。这些蛮族已把恐怖和破坏从莱茵河散布到比利牛斯山，只要把防守山岭的责任交付在强壮而又忠诚的民兵手里，就可击退蛮族的不断进犯。但等到地方部队被迫将哨所和碉堡交出来，全部落在君士坦丁手下，也就是霍诺留帮那批人的手里，西班牙的门户立刻就被出卖给公众的敌人(公元409年10月13日)。大约是在哥特人洗劫罗马前10个月，那些负责防守比利牛斯山的佣兵部队，知道自己犯下罪行，也渴望掠夺财物，于是放弃自己的岗位，邀集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武装力量，成为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从高卢的边界一直冲到阿非利加的海岸。西班牙所遭遇的灾难，可以用雄辩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一番话来加以描述，简略地表示出当代作家热情而夸张的演说：
这些民族发起入寇行动，接踵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灾难。蛮族用残酷的手段来搜刮罗马人和西班牙人的财富，这种蹂躏的行为对于城市和乡村而言都是同样的暴虐，严重的饥馑使得可怜的居民堕落到以人为食的地步。连旷野的猛兽也在没有控制的状况下数量倍增，而且已尝到血的滋味，在饥饿的驱使下冒险攻击人类，把人当作猎物饱食一顿。接着瘟疫蔓延开来，这是饥荒密不可分的伙伴，把大部分的民众消灭殆尽，濒死者的呻吟声只会引起幸存友人的羡慕。蛮族终于厌倦屠杀和抢劫，同样感受到邪恶传染开来以后所产生的痛苦，他们完全是自作孽怨不得别人，于是就在人口衰减的地区永久安顿下来。
古老的加利西亚范围涵盖旧卡斯蒂利亚王国在内，现被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瓜分；阿兰人散布在迦太基纳和琉息太尼亚所属各行省，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富裕的贝提卡地区被分配给斯林吉人，这是汪达尔族的一个分支。经过这样划分后，征服者和他的新臣民订立了一些有关保护和归顺的互惠条约：土地开始被耕种，市镇和乡村由被俘虏的人民再度据有。与罗马政府严苛欺压的作风相较，大部分西班牙人宁愿过目前这种贫穷而落后的生活。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坚持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特别是住在加利西亚山区的人民，拒绝屈服在蛮族的奴役之下。
乔维努斯和塞巴斯蒂安的头颅是份重礼，可以用来证明阿道法斯诚挚的友谊，使得高卢再度向他的兄弟霍诺留降服归顺。“和平”这个词就哥特国王的立场和性格而言是势不两立、无法并存的东西，他很快接受建议转用战胜的军队对付西班牙的蛮族。君士坦提乌斯的部队截断了他与高卢海港的交通线，于是他被迫逐渐向着比利牛斯山进军(414 A.D.)。等他通过山区，就用皇帝的名义对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发起突击。阿道法斯对身为罗马人的新妇一往情深，并没有因为时间或已经到手而减弱溺爱的程度。她生下的一个儿子沿用了其外祖父显赫的名字——狄奥多西，看来他要为帝国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婴儿没有保住，伤心的父母把遗体装进银棺，埋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座教堂里。哥特国王忙着转战各处，可以暂时摆脱悲痛的心情。战争进展的顺利由于内部的叛变而中断，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接受萨鲁斯的一个追随者在麾下服务。这个蛮族虽然身材矮小但是胆大包天，在暗中策划要为敬爱的恩主报仇雪耻，何况他还不时遭受傲慢主子的讥讽。阿道法斯在巴塞罗那的宫殿被暗杀(公元415年8月)。一群喧嚣的党徒擅自改变继承法则，辛吉里克是萨鲁斯的兄弟，算起来并非皇室一族，而是局外人，竟然登上哥特人的宝座。他即位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极不人道地谋害阿道法斯的6个子女，他们都是前面一次婚姻所出。他毫无恻隐之心，将他们从一个衰老的主教手里夺走。不幸的普拉西狄亚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反而受到残忍的对待和恶意的侮辱，她的遭遇就连内心最冷酷的人也会被激起同情心。狄奥多西皇帝的女儿混杂在一群平民俘虏里，被迫步行12英里，后面跟着一个骑马的蛮族，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普拉西狄亚深爱过世的阿道法斯，感到无限的悲伤。
但普拉西狄亚立刻获得报仇的快慰。她受到的极为羞辱的痛苦，唤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们群起反对僭主，结果他在篡位以后的第七天被杀。辛吉里克死亡后，族人选择将哥特人的权杖授予瓦利阿(Wallia)，他不仅黩武好战，而且野心勃勃，在统治初期对罗马帝国充满敌意。他率领军队从巴塞罗那行军到达濒临大西洋的海岸，古人怀着敬畏之心认为此地是世界的尽头。他抵达西班牙最南端的海峡，站立地点的下方现在是雄伟的直布罗陀要塞。他在高崖上注视着阿非利加的海岸，距离很近而且非常富裕。于是他重新规划因为阿拉里克逝世而中断的征服行动，险恶的波涛再度使哥特人的盛举饱受挫折，风暴和海难不断带来灾祸，在迷信的人民内心产生不利的影响。处于这种状况下，阿道法斯的继承人不再拒绝听取罗马使节的意见。尤其是他接到信息，说是在英勇的君士坦提乌斯指挥下，罗马的大军正在接近。于是双方签订正式条约，条约中规定双方必须信守以下几点：普拉西狄亚很荣誉地回到她兄弟的宫廷，忍受饥馑之苦的哥特人获得60万斗小麦，瓦利阿保证要用武力来维护帝国权益。
西班牙的蛮族之间立即爆发血流成河的战争(415—418 A.D.)，相互战斗不休的君主据说写信、派使节和提供人质给西部皇帝，请他做平静的旁观者，对他们的争执置身事外。就罗马人而言，最乐意见到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宿敌自相残杀。西班牙战争靠着绝望中的奋斗和获得各种胜利，才能艰苦卓绝地持续下去。在经历三次战役后，战功彪炳的瓦利阿成为哥特人的英雄，显赫的名声传遍整个帝国。他消灭了斯林吉人，但这些蛮族已经将美丽而又富裕的贝提卡行省蹂躏得无法恢复原状。他在会战中斩杀阿兰人的国王，这些部族都是四处漂泊的西徐亚人，残余的人员逃离战场，并没有选出新的首领，低声下气地在汪达尔人的旗帜下寻求庇护，从此以后处境每况愈下。汪达尔人以及苏维汇人敌不过百战百胜的哥特人，这些混杂的蛮族群众退路全被截断，被驱往加利西亚的山区。这块面积狭小的范围全是贫瘠的土地，他们栖身其间，仍旧保持无法平息的敌意。
瓦利阿为获得胜利而感到自豪却还能信守诺言，他把征服的西班牙仍旧归还给霍诺留。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处于皇家官员暴政的淫威之下，对于受到蛮族的奴役感到心中不安。就在战局完全底定前，瓦利阿的武力所带来的头一件好处，就是鼓励拉文纳的宫廷为他们软弱的国君举行荣耀的凯旋式。霍诺留像古代平定各民族的征服者一样进入罗马，如果不是大家认为他的生平事迹只值得建立一座奴性和堕落的纪念物，我们就会发现一大群诗人、演说家、官员和主教，异口同声赞扬霍诺留皇帝的气运、智慧和英勇无敌的奋斗精神。
要是瓦利阿在再度越过比利牛斯山之前，完全根除引起西班牙战争的火种，身为罗马的盟军只有他才配举行凯旋式。哥特人渡过多瑙河43年后，战无不胜的军队根据条约规定，获得第二阿基坦行省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滨海地区位于加龙河与卢瓦尔河之间，首府布尔多具有民事和教会的管辖权。城市的位置非常优越，可以获得海洋贸易之利，建造成制式的城区非常雅致，居民人数众多，而且以财富、学识和文雅的举止，在高卢人当中出类拔萃。毗连的行省可以与伊甸园媲美，托天之福享有肥沃的土壤和温暖的气候，整个乡土展现出勤勉工作所需的技艺和应得的报酬，哥特人在历经战阵的辛劳后，尽情享用阿基坦的葡萄美酒。
哥特人的边界在增加了一些行政区域后又扩大很多，阿拉里克的继承人将皇家的居所设置在图卢兹，形成5个人口稠密的社区，四周有城墙围绕。大约在霍诺留统治的最后一年，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在高卢的各行省，获得永久的领地和主权。篡夺者乔维努斯慷他人之慨，把第一日耳曼行省也就是上日耳曼地区，整个割让给盟友勃艮第人，后来也获得皇帝的同意成为合法的领地。这些英勇的蛮族逐渐运用武力的夺取或者根据条约的规定，一共占领两个行省，现在仍旧保持大公国和伯爵封邑的头衔，都以勃艮第为名。
法兰克人是罗马帝国强大而忠实的盟友，过去曾经英勇抵抗入侵者，现在则受到诱惑要效法他们的榜样。特里夫是高卢的首府，被法兰克人无法无天的团伙所洗劫，原先地位卑下的殖民区一直维持在托克萨德里亚，也可说是位于布拉班特，之后渐渐沿着默兹河和斯海耳德河的两岸扩展地盘，一直到他们的自主权扩张到整个第二日耳曼行省，也就是下日耳曼地区。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找到历史上的证据，但说到法兰西王国的奠基者，法拉蒙德依靠他的武力征战以及制定法律的事件，甚至就连这位英雄人物是否存在，现代学者都用非常公正的严苛态度加以责难。
高卢的富裕行省受到摧毁始于这些蛮族的兴起。建立联盟会带来危险和迫害，这根植于人类对利益和欲望的反复无常天性中，逼得他们要违犯公众的和平与安宁，把负担沉重而且极不公平的赎金，强加在幸存的省民身上。他们刚刚逃过战争的灾难，最美好和最肥沃的土地却被分配给贪婪的异乡人，供给他们的家庭、奴隶和牲口使用，战栗的当地人士只有在悲叹声中放弃来自祖先的继承权利。这种国内发生的惨剧并非仅见于被制服的人民，事实上罗马人所遭受的痛苦，不仅来自国外异族征服以后的暴虐无礼，还有来自内战的疯狂屠杀和清算。三人执政团把18个意大利最繁荣的殖民区摒弃于法律保护之外，夺走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分配给退伍的老兵，因为是这些老兵为死去的恺撒报了大仇，同时还剥夺了这些地区的自由权利。有两位同样名声响亮的诗人遭遇类似的状况，为失去祖传的产业而悲叹不已。看来奥古斯都的军团士兵，比起霍诺留在位时入侵高卢的蛮族，就暴虐和专横来说更胜一筹。
维吉尔能从百夫长的剑下逃生实是千钧一发，结果还是被夺去位于曼图亚附近的农庄；布尔多的保利努斯从哥特人买主手里接到一笔钱，使他感到很欣慰，也感到很惊异，虽然比起产业的实际价格要低很多，掠夺的行为起码会用温和与公平的外表加以掩饰。征服者这个让人憎恶的名字，被罗马人用“客卿”这个温馨而亲切的称呼所软化。高卢的蛮族特别是哥特人一再公开宣称，他们要用友情与人民建立稳固的关系，对皇帝要负起盟友和服役的责任。霍诺留和其继承人的头衔、法律以及政府的官员，在高卢的行省仍旧受到尊敬，虽然他们已经将这些行省的权力都交给蛮族盟邦了。国王只对本族的臣民握有至高无上和独立自主的权势，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还是要求授予皇家军队主将这个更为显赫的职位。像这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使得罗马人的名字在战士的心目中有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凯旋式中不敢展示从卡皮托山掠夺的战利品。
在意大利受到哥特人蹂躏，而阿尔卑斯山以外的行省，为连续几位软弱的僭主所压榨时，不列颠岛与罗马帝国母体发生分离。防守遥远行省的正规部队逐渐撤走，毫无防卫能力的不列颠被放弃给撒克逊海盗，还有爱尔兰和喀里多尼亚的野蛮人。不列颠人已经陷入绝望局面，无法依赖一个正在衰亡的君主政体，给予缓不济急而又极不可靠的援助。他们带着武器集结起来驱退入侵者，察觉到自己竟有如此实力，为这个重大的发现而乐不可支。遭受同样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也激发起类似的精神力量，阿摩尼卡各行省(这个名称包括高卢从塞恩河到卢瓦尔河的滨海地区)决定拿邻近岛屿做榜样，效法他们的行为。这些地区的罗马帝国的行政官员都服从篡夺者君士坦丁的权威，现在全部被驱除一空。人民建立起自由的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一直是专制主子手下的臣民。不列颠和阿摩尼卡的独立获得霍诺留的首肯，当时他是西部帝国的合法皇帝，来函特别嘱咐新兴的国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可以解释为永久和绝对放弃原有的统治权力，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主张获得了事实的证明。就在高卢的篡夺者相继败亡后，滨海的行省又重新并入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们的归顺不是完全心悦臣服，经常会出现不稳的状况。人民产生自负、多变而叛逆的性格，不论是为了争取自由还是免除奴役都与帝国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阿摩尼卡虽然不再维持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但还是经常受到煽动，引起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叛乱。不列颠的丧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皇帝对一个遥远行省的独立，抱着默许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这种分离不会因为不列颠人的谴责暴政或是罗马人的惩处叛逆而给双方带来无法避免的痛苦，官员基于国民之间的友谊，就会自动自发尊重相互的利益，根据联盟和防护的权利义务建立双方的关系。
不列颠的变革使得政府和军事的人为结构为之冰消瓦解，独立的国家在这40年间(409—449 A.D.)，为教士、贵族和自治市镇的权势所统治，一直到撒克逊人入侵为止。
其一，只有佐西穆斯对这种很特殊的处理方式留下了记录，他非常确切地提到，霍诺留的信函是写给不列颠的城市的。在罗马人的保护之下，面积辽阔的行省有92个重要的市镇在几个区域兴起，其中有33个城市因为获得某些特权，或是处于重要的位置，较之其余的市镇显得更为突出。每一个这样的城市跟帝国其他行省的城市一样，成为合法的法人团体。这些城市的目标是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完全依据罗马制度的原始模式，将自治政府的权力分配给任期为一年的官员、一个民选的元老院以及人民大会。因而年度岁入和财务的管理、民事和刑事审判的运作、公用共事务的计划和执行，全部依法行事，就像一个具体而微的共和国。等到他们矢言独立时，城市和邻近区域的青年，自然就投身在民选官员的旗帜下面列阵。但祸乱之源是人人都想在政治团体里获得利益而不用承担责任，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不列颠在恢复自由权利以后，可以免于群众的喧嚣和党派的倾轧。对于家世和财富方面高人一等的上层阶级来说，那些行事大胆而众望所归的市民难免要侵犯到他们的特权。傲慢的贵族抱怨他们成了臣民的仆从，有时就会缅怀专制国君的统治。
其二，每个城市的管辖权涵盖邻近的地区，元老院那些继承了世袭影响力的主要议员都支持此制度。较小的城镇、村庄和地主顾及本身的安全，也要依附这些在发展中的城邦好获得庇护，城市吸引力所及的范围要视财富的多寡和居民的数量而定。但家业庞大的世袭领主不愿受制于附近有实力的城市，渴望成为独立自主的王侯，拥有决定和平与战争的权力。他们原先附庸风雅展现意大利风格的花园和田庄，很快变成坚固的城堡，一旦发生危险的状况，可以为邻近的乡土提供防护作用。土地的收益用来购置武器和马匹，并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其成员是奴隶、农民和一群投靠他们的乌合之众。在自己领土内的酋长具有的权力就像一个民选官员。不列颠有一些酋长可能真是古代国王的后裔，但还有比真实数字更多的人会采用尊贵的家谱，申辩被恺撒们所篡夺的继承权利。他们的处境和希望使他们喜爱祖先的服装、语言和习惯。要是不列颠的王侯恢复到蛮族的状况，城市还是会保持着罗马的法律和生活方式。整个岛屿会因两个不同的国家派系而形成分裂，由于利益和憎恶引起的怒气，再度陷入成千上万的战争和倾轧之中。国家的实力无法联合起来对付国外的敌人，反而在无谓的内部口角中消耗殆尽。当某一个人的功绩远超同侪，必然会成为英明的领导者，等到他能够夺取邻近城市的自由权利，就会擢升到僭主的高位，使得不列颠在摆脱罗马政府以后再度受到专制的压迫。
其三，不列颠教会由30到40名主教组成，加上适当比例的次级教士。他们的处境不够富裕(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贫穷)，所以会产生举止得当和堪作表率的行为，以获得公众的尊敬。教士的利益和性质都使得他们赞同和平，并且要与情意相投的国家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在平常的讲道中把这些经验教训谆谆告诫所有的教徒。主教会议也可以说是国家最有分量和最具权威的集会，在这样的商议过程中，各地的王侯和官员与主教混杂坐在一起，自由讨论和争辩国家和教会的重要事务，要调停不同的意见，建立盟邦的关系，征收所需的税赋，做出明智的决定，同心合力地执行。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不列颠人普遍同意要从主教中选出一个不列颠人的首领，也就是独裁官。不过，像这种值得主教们关注的事情，却为宗教的狂热和迷信的行为所干扰，不列颠的教士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根除贝拉基异端，这不仅引起大家的憎恶，也在本乡本土给他们带来侮辱。
高卢的行省一直对罗马帝国百依百顺，不列颠和阿摩里卡的反叛，把寻求自由权利的风气传播到高卢，这是非常明显而自然的事。在一份正式的诏书中，霍诺留皇帝以如父执辈一般关爱的语气(君王都是如此表达，却很少让人感受得到)强烈地保证，要召开7个行省的年度会议(418 A.D.)。这个名称特别适合阿基坦以及古老的纳博讷，很久以来他们就将凯尔特人的粗鲁和落后改变为意大利人的文雅和进步。阿尔勒是首府，也是商业中心，被指定为举行会议的地点。通常每年从8月15日到9月13日，连续举行28天的会议。参加的人员是高卢的禁卫军统领以及7个行省的首长，7个首长中其中一个的头衔是总督，6位是省长，加上60个城市的官员和主教，还有就是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富有地主。人数多少并不清楚，但是要具备相当的资格，这些人也可视为各地区的代表。会议经过授权可以解释和传达君王所颁布的法律，听取省民申诉所受的冤屈和愿望，缓和过重和不公的赋税，集思广益讨论地方和国家的重大事件，着眼于恢复7个行省的和平与繁荣。
要是图拉真和安东尼普遍建立这种制度，使得人民关心政府，产生生死与共的感情，罗马帝国就会珍惜众志成城的智慧和功业，将这种观念传播到每一个角落，臣民获得应有的权利就会巩固国君的宝座。专制政体的行政权要是被滥用，那么在会议的调停和干涉之下，就某些方面来说会产生制止和修正的效果。全体公民和自由民的武力可以用来抵抗外敌，保卫国家的安全。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发挥温和施政与慷慨献身的作用，罗马帝国仍旧可以保持天下无敌和永垂不朽的声威。要是这一制度的规模过大或者因人事变迁而无法存在下去，那么主要的成员也许就可以各自保持活力及独立。但当帝国衰亡到病入膏肓时，才迟迟运用局部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无法收到任何重大而有益的成效。霍诺留皇帝之所以表示惊奇，是他必须迫使勉为其难的行省接受这种特权，而照理来说应该是由行省向他提出恳求才对。为此他不得不规定不出席会议的代表要罚锾3或5磅的黄金，看来他们是把霍诺留给予的自由当成是虚幻的礼物而不愿接受，反而认为这是压迫者最后给予他们的残酷侮辱。
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分治罗马世界，东罗马帝国终于被建立起来，从阿尔卡狄乌斯临朝到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在一种早熟的、始终处于衰败的状态中，就这样苟延残喘存了1058年(395—1453 A.D.)。帝国的君主坚持保留罗马皇帝的称号，实际上不仅虚假也毫无意义，同时还沿袭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头衔，表示自己是伟大帝国首位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可与金碧辉煌的波斯宫殿媲美，气势雄伟无可匹敌。阿尔卡狄乌斯在位时讲究奢华铺张，为此饱受指责。圣克利索斯托在布道的讲辞中，用口若悬河的辩才大声赞美，他说道：
皇帝头戴冕旒或金冠，镶嵌价值连城的珠宝。身着专为神圣的龙体供应的饰物和紫袍，御用衣物全是丝织品，上面绣着金龙图案。他的宝座用纯金打造。只要皇帝公开露面，身旁一定会有廷臣、侍卫和随从簇拥护驾，手上拿的矛戈和盾牌，身上穿的胸甲和头盔，就连马匹的缰辔和配件全部金光闪闪，展现出雄伟的军容。华丽的盾牌中间有凸饰凸起，四周环绕着较小的饰钉，看起来像人的眼睛。两匹纯白色的骡子拖拉皇帝的座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纯金的车辆引起观众的赞赏。大家全都注视着紫色的帷幕、雪白的座毯、硕大的宝石及各种华丽的金银器具，随着座车的行进，显现五彩缤纷的景象。皇室的画像都是蓝底白框，皇帝坐在宝座上，他的兵器、战马和侍卫围绕在身旁，被征服的敌人五花大绑趴伏在脚下。
君士坦丁在欧亚两洲的交界处建立皇家的都城，继承他的帝王都把它当成永久的皇居。在这敌人的威胁所不及，甚至就是人民的怨言也难以与闻的地方，他们接受随着风向从世界各地送来的贡品。固若金汤的首都多少世代以来，抵御蛮族凶狠的攻击。东部帝国统治的疆域以亚得里亚海和底格里斯河为界，从极为寒冷的西徐亚到埃塞俄比亚的热带地区，中间隔着25天的航程，所经范围全都是东部帝国的领域。帝国人口稠密的地区是技艺和学术的中心，也是奢华和财富的枢纽。居民接受希腊的语言和习俗，自称是人类当中最进步和最文明的群体，看来确有几分道理。政府的形式是单纯的君主政体，罗马共和国这个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几分自由气息的名称只限于拉丁地区的行省。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以伟大自诩，原因在于他们的人民带着奴性的顺从态度，根本不知道这种奴性会摧残人的心志，损伤人的才华。臣民的意志要是只能听命于主子的指使，就必然没有能力抵抗蛮族的攻击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也就不能坚定自己的理性抗拒迷信的胁迫。
哥特人的叛乱和鲁菲努斯的败亡是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统治期间最早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们之间有密切关联，在西方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优特罗皮乌斯是君士坦丁堡皇宫的宦官总管之一，很显然，他已经继承了那位傲慢大臣的地位。他对摧毁鲁菲努斯的命运不遗余力，也将重蹈鲁菲努斯恶行的覆辙。宫廷所有发布的命令都要获得他的首肯，下属的驯服和逢迎更助长了他对国家法律的藐视，有时连习俗也不放在眼里，这样做当然比较困难和危险。
阿尔卡狄乌斯那些最弱势的前辈君王在位时，宦官的统治在私下进行，几乎不见踪影。他们暗示自己是国君的亲信，但表面上的功能还是限于奴仆的服务，掌管着皇帝的服饰和寝宫。他们用低声细语指挥御前会议的进行和决定，用恶意的建言摧残显赫市民的名声和前途，但绝不敢站到帝国的前台，或是公开玷污国家的荣誉。优特罗皮乌斯是宦官之中第一号角色，竟敢出任罗马的高官和将领，当着忸怩不安的元老院议员的面，登上法庭宣布判决，或是高谈阔论发表意见，有时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像一个英雄那样率领部队出征。这种不顾习俗和礼法的行为，显示出意志薄弱和不遵法度的心态。同时优特罗皮乌斯没有建立不同凡响的功勋，也无法展现高人一等的能力，无从弥补愚蠢和恶劣的图谋所带来的缺失。从他过去的经历来看，既没有从事法律的研究，也没有投身军旅的磨炼，他的一切作为都是空费力气，不仅笨拙可笑，而且毫无成效，看在旁观者的眼里不禁对他产生藐视之心。
哥特人曾表示出他们的想法，希望罗马军队经常由这种将领来指挥。这位大臣的名字只能引起嘲笑，作为一个公众知名的人物，不仅让人感到可恨，更让人感到可悲。阿尔卡狄乌斯的臣民想起这个残疾而又老朽的宦官，竟然非常邪恶地模仿大丈夫的行为，心中真是大为光火。他出生在卑贱的奴隶家庭，进入皇宫服务以前，经常被转手出售伺候上百个主人，在低贱而可耻的丧葬职业中耗尽青春活力，到了老年终于能够获得自由摆脱穷困。当他那令人蒙羞的故事在私下的谈话中到处流传甚至是被夸大时，各种非凡的荣耀却被奉承者拿来满足他的虚荣心。不论材质是黄铜或大理石，优特罗皮乌斯的雕像竖立在元老院、首都和行省，装饰着文官和武职各种功业的标志和图形，题献的名衔是君士坦丁堡第三位奠基者，看着真是令人汗颜。他被擢升到象征着元老重臣的大公位阶，这个头衔起初在法律意义上通常都被授予皇帝的父亲。就在4世纪最后一年，一个宦官也是一个奴隶污辱了执政官的荣名。不过，像这样怪异而又奇特的惊人之举，倒是引发了罗马人的厌恶之情。西方拒绝承认这位阴柔奢靡的执政官，把他看成是共和国史上难以磨灭的耻辱。优特罗皮乌斯的共治者是一个学识渊博受到尊敬的官员，但丝毫没有令人联想起布鲁图斯和卡米卢斯，足以说明两种不同的施政之道。
鲁菲努斯胆大妄为，优特罗皮乌斯更为嗜血及热衷于报复；同时宦官的贪婪并不亚于统领无餍的胃口。高居上位的压迫者靠剥削百姓发财，优特罗皮乌斯把这些人整垮，将他们的产业据为己有，满足他的贪财个性。如果仅仅如此，倒不致引起嫉妒，也不会产生不公正的行为。但是到了后来，那些合法继承和勤劳工作所获得的财富，也被他运用掠夺手段加以染指，这种勒索的方式经常实施，并不断改进。克劳狄安对公开拍卖各种职务的状况，有极为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虚弱不堪的宦官(讽刺诗人的这种说法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只会受到贪婪的鼓舞，用一只奴性的手像可怜的小偷一样打开主子的钱柜，现在已经变得富可敌国。这个帝国可耻的掮客，把罗马的行省从海姆斯山一直到底格里斯河，都拿来明码标价，好朋比分肥。有个人当上亚细亚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庄园；另一个人用妻子的珠宝买到叙利亚。第三个人很沮丧只能用父亲的产业换到比提尼亚的统治权。在优特罗皮乌斯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图表可以公开参阅，上面标明行省不同的价格。本都、加拉太和吕底亚的价值有很大的差异，能很清楚地区分出来。想得到吕底亚只要花几千金币，但是富裕的弗里吉亚需要的金额就要多得多。宦官期望能用社会不良风气做借口掩饰自己的丑行，由于他已经出卖自己的人格，就想把其他人的人格全部卖掉。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人格就在天平的臂上摇摆不定，这里关系着行省的命运和前途，直到砝码的重量使天平倾向一边，心情在公正的判决时仍旧紧张万分。(气愤不已的诗人继续说道)上面所说的状况，就是罗马人的英勇无敌所收获的成果，那是安提奥库斯的失败和庞培的胜利。
贪污的滥权行为获得高位，可以确保未来的罪行得到豁免。但是优特罗皮乌斯用籍没攫取财富，已经沾染违法乱纪的恶名。只要便于指控和定罪，地主的产业就会落到他的手中，也有些贵族死在刽子手的刀下，帝国荒凉冷漠的边陲充满无辜而显赫的流放人员。在东部的将领和执政官之中，阿布登提乌斯是优特罗皮乌斯最为憎恶的对象。他犯了无法宽恕的罪名，在于推荐这位卑鄙的奴隶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大权在握而又忘恩负义的嬖幸，非要让自己的恩主受到羞辱才感到满足，甚至认为会受到众人的恭维和赞赏。皇帝下达敕令，剥夺了阿布登提乌斯庞大的家产，将他放逐到罗马世界最远的边疆，位于黑海之滨的皮提乌斯。他在蛮族靠不住的怜悯之下苟且偷生，直到优特罗皮乌斯丧生以后，才迁往环境较好的放逐地点，位于腓尼基的西顿。
毁灭提马西乌斯需要更为猛烈而正规的攻击才能奏效。他在狄奥多西的军队出任主将，这位国之重臣在色萨利对抗哥特人，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英勇善战的令名，就以他的君主为榜样，脱下戎装享受和平生活，把皇帝对他的信任放弃给邪恶而别有用心的谄媚之辈。提马西乌斯曾不顾公众反对，拔擢无耻之尤的随从巴尔古斯指挥一个支队，结果遭到这位随从的恩将仇报，这得怪自己识人不明。巴尔古斯在宦官唆使下，指控他的庇主涉入叛逆阴谋，将领在阿尔卡狄乌斯亲自主持的法庭受审，宦官总管站在宝座旁边，向皇上建议审问的重点和驳斥答辩。但这种形式的审判必定是充斥着偏颇和武断的，之后皇帝把进一步调查提马西乌斯的罪行，授权给萨顿尼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负责。前者有执政官的位阶，而后者是瓦伦斯的岳父，仍旧受到尊敬。公正而合法的调查程序表面上看来由坦率而诚实的普罗科皮乌斯主持，但是他的同僚运用逢迎的手段，讨好皇帝使他不得不屈从。结果萨顿尼努斯对不幸的提马西乌斯宣布有罪的判决，以皇帝的名义籍没巨额家财，好处全部落在嬖佞的手里。他受到永久的放逐，地点是利比亚沙漠与世隔绝的奥埃西斯。
罗马军队的主将到达流放地后就下落不明，有关他的遭遇的详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听来倒是充满矛盾和讹误。有人暗示优特罗皮乌斯派人下手将他秘密处决；也有人提到他要逃出奥埃西斯，结果因饥渴活活饿死，在利比亚沙漠发现他的尸体；更有人言之凿凿，说他的儿子塞阿格里乌斯逃脱宫廷特务和密探的追捕，集合一批阿拉伯强盗把提马西乌斯从放逐地救出来，而后父亲和儿子就不知所终。至于忘恩负义的巴尔古斯，不仅没有获得告发应有的报酬，反而被更为邪恶的大臣找到理由陷害置于死地，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必然下场。
心怀恨意的民众和陷于绝境的仇敌，不断威胁着优特罗皮乌斯的人身安全，或许只是他心虚而已。还有一大群贪污逢迎的走狗，靠着他升官发财，同样也有这种畏惧之感。他们为了自保就制定法律对自己进行严密的防护，这些法律完全违反人道和公正的原则。
其一，运用阿尔卡狄乌斯的职权以他的名义制定相关的法条，任何人只要得到皇帝认可，属于这个团体的成员，那么若有人对这些成员的生命图谋侵犯，无论是臣民还是异乡人，均应处以死刑和籍没财产之惩罚。这种编造出的带有隐喻性质的罪行实质是对一些人的保护，任何人均不得对下述人员有所侵犯，不仅是允许参加神圣御前会议的成员，亦即政府和军队职位最显赫的官员，还有皇宫的主要负责人员和宦官、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议员、军事指挥官和行省的地方官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之下开列出非常含混而毫无限制的名单，甚至把官位卑微而数量庞大的低级官员全部包括在内。
其二，要是旨在直接保护君主的代理人，使他们在执行公务时免于实际的暴力侵犯，运用严刑峻法或许说得通。但是附属于皇室的整个团体要求获得特权或赦免权，要让自己在最邪恶的状况下，也能免于受到同胞情有可原或理应如此的憎恨。同时按这个经过奇特曲解的法令来理解，无论是私下对皇帝的抱怨还是精心策划的谋逆，均属于同样程度的罪行。阿尔卡狄乌斯的诏书非常确切而荒谬地宣称，在这种谋逆案件之中，“思想”和“行动”受到同样严厉的惩处。在知道了其他人谋逆的意图后，除非立即揭发，否则与谋逆者同罪。设若有人行事轻率胆敢恳求宽恕叛徒，就要受到公开和永久的羞辱。
其三，
有关叛徒的儿子(皇帝继续提到)虽应同样接受惩罚，但他们可能是效法父母的罪行。皇家基于好生之德，特别饶恕其性命，然而也宣布他们无论是在父系还是母系方面，都丧失全部的继承权，也不能从亲戚或陌生人的遗嘱中获得任何赠予或遗产。他们要世代蒙受羞辱，毫无出任官职和发财致富的希望，要忍受贫穷和藐视的痛苦，直到他们觉得活着是灾难，只有死亡才能获得解脱。
像这样一段话，大可拿来侮辱全人类富于同情的天性，但皇帝(或是他宠爱的宦官)却把它当成温和的法律大加赞赏。何况对于赞同或没有揭发假想的阴谋活动的人员，此一恶法也让他们的子女受到同样不人道和不公正的处罚。罗马法有些最高贵的规定都已消失无踪，但是这份成为官僚和暴政最方便而有力的工具的诏书，倒是很小心地被保存在《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之中。类似的立法精神在现代又死灰复燃，用来保护日耳曼的选侯和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
这些血腥的法律在毫无武装和勇气的人民中间散布恐惧，然而对于东哥特人特里比基尔德(Tribigild)大胆的冒险行动，却无法发挥任何制约的作用。狄奥多西将弗里吉亚最肥沃的区域作为这一支黩武好战民族的垦殖地。当他们将一个辛勤的农夫缓慢获得的收成与阿拉里克成功的掠夺和慷慨的报酬做比较，不由露出焦急而不耐烦的神情。于是他们的首领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招待不够殷切，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而产生愤怒之心。位于帝国心脏地区软弱而富裕的行省，闻到战鼓的声音而惊惶失措。蛮族忠诚的附庸一直受到帝国的忽视和压迫，一旦蛮族恢复对帝国的敌意，立刻再度获得尊敬。
在湍急的马斯亚斯河与蜿蜒的迈安德河之间，葡萄园和丰收的田地全部毁于战火，市镇倾圮的城墙在敌军一击之下化为尘土。战栗的居民逃脱血腥的屠杀来到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特里比基尔德的叛乱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赤土。潘诺尼亚的农民顽强抵抗，阻遏了蛮族快速的推进。塞尔吉这座城市位于宽广的沼泽和塔鲁斯山高耸的悬崖之间，东哥特人在狭窄的隘道受到攻击，丧失最勇敢的部队，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们的首领并没有因不幸的挫折而斗志消沉，军队很快从成群的蛮族和亡命之徒中获得补充，希望打着战争和征服的光荣旗号，能够名正言顺从事抢劫和掠夺的行动。
特里比基尔德获胜的传闻有时会因害怕秘而不宣，有时会因阿谀故意加以隐瞒，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逐渐在宫廷和都城引起巨大的恐慌。情况不明和故弄玄虚使所有的灾难都被夸大，臣民忧心忡忡地推测叛徒未来的动向。特里比基尔德要是向内陆前进，罗马人认为最可能的路线是越过塔鲁斯山的隘道，然后进犯叙利亚；如果他要从海上实施突击，这也是哥特首领最可能的行动，为了进行这个威胁性最大的计划，他就要占领爱奥尼亚海的港口以整备一支船队，如此一来从尼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沿海地区都会受到蛮族的蹂躏。迫在眉睫的危险，加上固执的特里比基尔德拒绝接受调停所提出的条件，迫得优特罗皮乌斯召开战争会议，夸耀自己的部队久经战阵有莫大的优势，然后把色雷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守备任务托付给哥特人盖纳斯，责成他的宠将利奥指挥亚细亚的军队。这两位将领虽然做法不同，对于促进叛徒的大业倒是同样有效。利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号称东方的“埃阿斯”，早年的职业是羊毛梳工，后来投身军旅生涯，事实上对兵法一窍不通，生性浮躁善变，对于作战的计划根本不会贯彻执行，因为无知所以分不清真正的困难，因为怯懦所以丧失有利的机会。
东哥特人轻率冒进，在梅拉斯河和尤里米顿河之间陷入不利的局面，受到潘诺尼亚农民的围困而进退不得。但帝国军队的抵达不仅没有使他们全军覆没，反而让蛮族获得安全和胜利。特里比基尔德在漆黑的夜晚奇袭罗马人警戒松弛的营地，忠诚的蛮族协防军有大部分人员受到勾引，没有费多大力气就驱散了罗马人的部队。他们在首都过着奢华的生活，纪律腐败到不堪一击。心怀不满的盖纳斯认为是他的大胆图谋才置鲁菲努斯于死地，结果让优特罗皮乌斯坐收渔人之利，懊恼自己毫无志气像奴才一样接受宦官的统治。现在野心勃勃的哥特人被人怀疑，至少公众的舆论如此，说是他在暗中唆使特里比基尔德反叛，他们不仅是同族，而且有通家之好。等到盖纳斯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把亚细亚军队的残部收容在麾下，费尽心机使自己的行军迎合东哥特人的愿望，采取的撤退行动是先放弃对方要入侵的国土，选择的前进路线便于蛮族协防军的背弃潜逃。他一再对皇家宫廷夸大特里比基尔德的勇气、才能和永不匮乏的作战资源，承认自己无法有效进行战争，逼使皇帝授权他与势力强大的对手展开谈判。傲慢的叛徒提出了和平的条件：献上优特罗皮乌斯的头颅——这种敌对的阴谋泄露出背后的策划人和他的企图。
胆大包天的讽刺诗人为了发泄心中不满，本着良心血性指责那些基督教皇帝，尤其是狄奥多西的儿子，把他比作虔诚而无害的绵羊。这样说不仅亵渎了历史的尊严，也与历史的真相相违背，那些皇帝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牧羊人的财产。不过，畏惧之感和婚姻之爱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唤醒了阿尔卡狄乌斯萎靡的心灵，蛮族的胜利所带来的威胁使他感到害怕，也屈服在妻子优多克西娅娇柔的劝说之下。她流着装出来的眼泪，抱着婴儿将之呈给他的父亲，恳求他对自己受到的真实或虚构的侮辱做出公正的裁决，并将之归罪于大胆无耻的宦官。皇帝做出了优特罗皮乌斯有罪的判决，4年来一直束缚着君王和人民的魔咒突然解除，对嬖佞歌功颂德的喝彩声噤若寒蝉，转换成人民和士兵的喧嚣，谴责他所犯下的罪行，要求将他立即处决。
优特罗皮乌斯大难临头，处于绝望的时刻，唯有教堂的圣所可以给他庇护，然而这种特权正是他过去想尽办法要加以限制的。约翰·克利索斯托是位口若悬河的圣徒，很乐意保护毫无抵抗力的大臣，以回报让他荣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宝座的恩情。大主教步上主座教堂的讲坛，面对无分男女老幼的群众，在大家的注视和聆听下，发表了一篇悲天悯人的讲道辞，感叹荣华富贵的变迁无常，对于过去的冤恨愁苦要有宽恕之心。面色苍白饱受惊吓的可怜虫表现出极度痛苦的样子，卑躬屈膝地匍匐在祭坛的圣桌下，呈现出宗教信仰的严肃和教诲人心的作用。讲道人用极其羞辱的言辞，指控优特罗皮乌斯的不幸是罪有应得，尽量激起民众对他藐视以缓和他们难以平息的愤怒。最后还是人性的同情、迷信的力量和出色的辩护占到上风，优多克西娅皇后害怕引起臣民的反感，不敢侵犯教堂的圣所。优特罗皮乌斯接受了克利索斯托的说服，加上誓约保证饶恕他的性命，因此愿意出首认罪。
皇宫新任大臣不顾国君的颜面，立即发布一份诏书，宣称过去的宠臣所作所为侮辱了执政官和贵族的名声，现在要废除他的雕像，籍没他的家财，将他永久流放到塞浦路斯岛，要令他受尽痛苦。卑劣和老朽的宦官不再使他的敌人惊惧难安，他想在和平、孤独和舒适的气候中安享余生，也是可望而不可得之事。那些怀着强烈报复之心的仇敌，就算是让他悲惨地活下去都感到愤怒不平。优特罗皮乌斯没有踏上塞浦路斯的海岸就被召唤回去，他还怀着逃脱毒手的希望，以为只是换个放逐地点。谁知是皇后受到誓言的约束，不得不改变审判和执刑的场地，从君士坦丁堡移到卡尔西顿的近郊。从执政官奥勒良的判决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专制政府对司法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优特罗皮乌斯残害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可以说死有余辜。但是我们发现这次审判定罪的理由，是违制使用神圣的马匹给他拉车，而这种牲口凭着血统和毛色，专供皇帝使用。
当朝政混乱亟须改革之际，盖纳斯公开背叛帝国，毫无忠诚之心，率领部队到达吕底亚的提阿提拉，与特里比基尔德联合起来，在东哥特人的叛党头目中保持发号施令的地位。联军势如破竹，向着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就在这时，阿尔卡狄乌斯收到蛮族的通知，他们提出只要能相信蛮族的诚信，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势和保障，那他就不会失去亚细亚的领土。供奉神圣殉教者优菲米亚的教堂，位于卡尔西顿附近高耸的山顶上，被选来作为会谈的地点。盖纳斯用尊敬的态度躬身在皇帝的脚前，要求先拿奥勒良和萨顿尼努斯当作牺牲。这两个大臣都是执政官的位阶，被傲慢的叛军用刀架在脖子上，直到皇帝亲自走过去说项，才让他们获得了随时可能变卦的极其羞辱的缓刑。
哥特人依照双方同意的条件，立即从亚细亚这边前往欧洲，胜利的酋长接受了东罗马帝国授予他的军职，成为罗马军队的主将。君士坦丁堡很快进驻大量蛮族的部队，所有的追随人员都获得了帝国的官职和酬金。盖纳斯在年幼时渡过多瑙河恳求罗马人的保护，后来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军以后靠着勇气和运道升迁极为快速，最后由于轻举妄动和谋叛不忠导致身败名裂。虽然受到大主教强烈的反对，他坚持要为阿里乌斯派教友争取一座特定的教堂，由于公开容忍异端，使正统基督徒的自尊大受打击。君士坦丁堡每个地区都乱成一团，毫无秩序可言。市内那些富有珠宝商的店铺和银行家的桌子上堆满金银财宝，让蛮族看得眼红，为审慎起见，应该把那些引人垂涎的东西搬走，才能减少危险。这些蛮族憎恨君士坦丁堡市民对他们采取的预防措施，到了夜晚发起了几次让人害怕的袭击，甚至试图纵火烧毁皇宫。在这种相互疑惧和敌视的状况下，守卫部队关闭城门，市民拿起武器去阻止和惩治谋叛的哥特人。盖纳斯没有留在城内，部队在群龙无首之下受到袭击和压制，血腥的屠杀中有7000蛮族丧生，民众为了泄愤还不停地追杀。正统基督徒把屋顶拆掉，不断抛下燃烧的大木头，把敌人从阿里乌斯派的教堂和聚会所赶出来，一直到完全歼灭为止。
盖纳斯若非毫无所知，就是对成功太有信心，以至于听到下列消息不禁大惊失色：部队的精英已经全部被歼；他自己被宣布为公敌；他的族人弗拉维塔是罗马帝国勇敢且忠诚的盟友，现在负责指挥所有海上和陆地的战争。叛军在色雷斯的掠夺行动遭到各城市顽强的抵抗，非常严密的防守使蛮族无可乘之机。盖纳斯手下那些饥饿的士兵，粮米已经减少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甚至要拿壕沟边的青草当作食物。同时他本人还在幻想亚细亚的财富和奢华，孤注一掷地打算强渡赫勒斯滂海峡。他缺乏所需的船只，但是切森尼苏斯的森林可以提供制造木筏的材料，无所畏惧的蛮族并不拒绝进击，相信自己有克服波涛的能力。弗拉维塔在一旁注意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等他们渡过一半时，罗马人的战船除了用桨划，还趁着海流顺着风向，使出全力趁势一路冲撞过去，赫勒斯滂海峡的水面上浮满哥特人沉船的碎片。盖纳斯的希望完全破灭，连带还损失了数千最勇敢的士兵，不得不抛弃统治和征服罗马人的念头，决定重过独立自主的蛮荒生活。他带着一队行动快速的轻装蛮族骑兵，离开他们的步兵和行李，准备花8到10天，实施300英里的行军从赫勒斯滂海峡赶到多瑙河。
这个重要边疆的所有守备部队逐渐被消灭，现在是12月，河流全部冻结，宽阔无边的西徐亚地区为盖纳斯的雄心大志带来美好的远景。他的企图早已私下传达给当地的部队，他们愿意为首领的雄心献身。等到他发出离开的信号，一大群行省的协防军遭到不讲道义的屠杀，盖纳斯怀疑是当地政府的指示。虚荣心很强的弗拉维塔不仅要结束战争，还想获得大众的赞誉，希望在承平的时代擢升至执政官的高位。哥特人快速行军通过色雷斯平原，以为可以逃脱被追捕的恐惧。但是战力强大的盟友全副武装要护卫帝国的尊严，防守和平而自由的西徐亚，匈奴国王乌尔丁以优势兵力阻止盖纳斯前进。这个带有敌意已残破不堪的地区妨碍到盖纳斯的撤退，他拒绝放下武器投降，不断发起冲锋，想从敌军的阵列中打开一条血路，结果和绝望的追随者在战场一齐被杀。赫勒斯滂海战获胜后11天，盖纳斯的头颅被当作最值钱的礼物送到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用丰富的赏赐表示衷心的感激，安排饮宴，张灯结彩，庆贺公众的获救。阿尔卡狄乌斯的凯旋成为叙事诗的主题，国君不再感受敌意恐惧带来的压力，让自己顺从妻子温和而绝对的控制。谁知美艳如花而又工于心计的优多克西娅，因为迫害圣约翰·克利索斯托以致身败名裂。
生性怠惰的涅克塔里乌斯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继承人，在他过世以后，相互争夺的候选人毫无羞耻之心，用金钱收买人民或用谀言取悦佞幸，整个选举活动把君士坦丁堡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优特罗皮乌斯这一次像是背离了他平素行事的原则，保持公正的判断，任用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完全是因为这位人士有高尚的品德。他曾到东部旅行，在安条克听到克利索斯托的讲道，对其极为钦佩。这位教会的长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士，被人称为“名嘴”而望重一时。叙利亚总督接受一道密令，由于担心民众舍不得让心仪的导师离开，所以派出一辆驿车，将他秘密而又迅速地从安条克载到君士坦丁堡。宫廷、教士和人民都毫无异议也不加干涉，一致同意大臣的选择。无论是作为圣徒还是演说家，这位新任大主教(公元398年2月26日)都使公众感到喜出望外，大为倾心。
克利索斯托生于叙利亚首府一个富裕的贵族世家，从小受到慈爱母亲细心的照料，延请名师在家中施教。他曾在利巴尼乌斯的学院研习修辞学，举世闻名的诡辩家很快发觉了门徒的天分，后来很坦率地提到，要不是他被基督徒偷偷运走，能够接自己衣钵的非他莫属。他的信仰非常虔诚，很快接受神圣的洗礼，抛弃能够飞黄腾达为他带来富贵的法律职务，在附近的沙漠里埋名隐姓，克制肉体的欲望，过着长达6年之久的苦修生活，最后因为身体太过虚弱只能回到人类社会，在梅勒提乌斯的安排下，将才智用于教会的服务工作。但是无论在自己家中或者后来担任大主教的职务，克利索斯托都坚持要实践修道士的美德。他的前任拿丰盛的年俸，维持阔绰的排场和奢华的生活，他则全部将之用来创办医院。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民众，为了聆听大主教滔滔不绝富于启发的讲道，可以放弃剧院和赛车场的娱乐。他充满雄辩之美的演说都被记录了下来，将近20年来，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广受推崇，一直都被小心保存着，主要是1000多篇布道和训勉的讲辞，使得后世的学者专家能够欣赏到克利索斯托的真才实学。他们一致公认，这位基督教的演说家能够灵活运用高雅而优美的语言，不仅随心所欲收放自如，还能利用他在哲学和修辞方面所有的优势。他掌握了非常丰富的例证、譬喻、概念和想象，对最普通的主题加以反复论证和说明，通晓人性，迫使欲望屈从于德行，用戏剧表演一般的真实手法，揭发罪恶行为的愚蠢和可耻。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辛勤的济世救人工作，激怒了两类反对他的仇敌。其中一类人是深具野心的教士，他们嫉妒他的成功；另一类人就是冥顽不灵的罪人，他们痛恨他的谴责。这些人逐渐联合起来，非要把他扳倒不可。克利索斯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坛上，发出雷霆之声指责基督徒的堕落，但这是向所有听众投出的难以忍受的利箭，并没有伤害和对准任何特定的人士。当他提到财富会带来特有的罪恶时，穷人可以从抨击声中获得片刻的安慰，而数量庞大的罪人谁也不会显得突出，还有人因这种谴责感到身价提高而沾沾自喜。但是在这种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越是接近顶点便越会收缩到特定的对象，像是高层官员、大臣、受宠的宦官以及宫廷的妇女，特别是皇后优多克西娅，在少数罪犯中自然犯有多数的罪行。听众要是感到心虚或是自觉有罪，难免会认为这些谴责是别有企图。
勇敢的布道者揭露公众厌恶的罪行和罪犯，就要承担随之而来的危险。宫廷在私下对其表露出憎恨之情，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僧侣也心生不满。他们在大主教狂热宗教激情的感召下，非常仓促进行各项改革。他在讲坛上指责君士坦丁堡教士阶层，那些负责内部事务的妇女打着仆从或修女的名义，不断爆出各种罪恶和丑闻。沉寂而孤独的苦修士自绝于世界之外，受到克利索斯托热烈的赞颂。但是成群结队堕落的僧侣出于享乐和图利的不良动机，经常在首都的街头四处活动。他认为这些人辱没圣职，不仅对其表示蔑视，而且大加攻击。大主教除了大力劝说以外，只能用自己的权势恫声威胁。他在运用教会法规时，不仅热心有余，难免因个人的私心而产生包庇行为，且行事有时欠谨慎。
克利索斯托性格暴躁，虽尽量按照福音的教诲去爱自己的敌人，但还是纵容特权分子去憎恨上帝和教会的仇敌，很多时候将感情不加控制地流露在脸上。他出于健康和禁食之故，一直保持独自用餐的习惯，这种被敌人指责为不够友善和态度傲慢的习惯使得他那不合群的坏脾气更严重化了。唯有亲切的交谈才能便于了解和处理事务，他却保持独来独往的风格不愿与人沟通，但又毫无戒心地信任辅祭塞拉皮昂。他对人性有深刻体认，却很少应用在下属和同侪身上。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始终认定自己有纯正的动机和超凡的天赋，要扩展帝国都城的审理权，增加教区服务工作的范围，结果被教外人士指为是野心勃勃的扩权行为，自己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有次巡视亚细亚所属各行省，罢黜了吕底亚和弗里吉亚13个主教的职位，且毫不掩饰地宣称，出售圣职和放纵教规的严重腐化现象已使整个教会阶层受到有害的影响。要是这些主教清白无辜，轻率而不实的谴责就会激起各界人士的不满；如果他们确实有罪，为数众多的同谋发现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得让大主教毁灭，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将他描述为东部教会的暴君。
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提奥菲卢斯在背后操控教会的阴谋活动，他是一个活动积极而又喜爱权术的高阶教士，不断夸耀自己巧取豪夺的丰硕成果。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不断提高，使得亚历山大里亚在基督世界从排名第二降到第三，因而产生民族敌视情绪，在他与克利索斯托的争吵中更形加剧。提奥菲卢斯受到皇后的私人邀请，在君士坦丁堡登岸时带着一大批强健的埃及船员，要是遭遇到群众的拒止可以壮大声势。还有一群主教追随在旁，用来确保宗教会议获得多数的表决。宗教会议在卡尔西顿郊区称为橡树园的地方举行(403 A.D.)，鲁菲努斯在此建造了一所庄严宏伟的教堂和修道院，议程一共进行了14天。一个主教和一个辅祭公开指控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提出47项无关紧要而且捕风捉影的反对意见，听来像是立场公正而且无须辩驳的颂扬。会议接着四次指名召唤克利索斯托到会，他仍旧加以拒绝，认为自己要是落在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中，个人和名誉都无安全可言。于是提奥菲卢斯这批敌人，很机智地避开了具体的指控，转而谴责他态度傲慢拒不服从教会的命令，很仓促地公开宣判免去他的职务。橡树园会议立即咨文呈报皇帝，请求批准和执行他们的判决，同时暗示，这个胆大包天的传教士曾经辱骂优多克西娅皇后是耶洗别，完全可以治以叛国罪。大主教不容辩驳罪状就遭到逮捕，在一个皇家公差押解下穿过城市，经过很短的一段航程到达黑海入海口上岸，不过两天工夫就被光荣召唤地回去。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都忠于克利索斯托大主教，开始时只是对大主教的免职感到十分惊异，表示出沉默的抗议，突然之间全城一致爆发不可抗拒的狂怒。提奥菲卢斯赶快逃走，但是那群僧侣和埃及船员组成的乌合之众，被毫无恻隐之心的民众杀死在君士坦丁堡街头。接着发生的一场地震说明天意，暴乱的人潮冲向皇宫的大门，皇后感到恐惧和悔恨，跪倒在阿尔卡狄乌斯脚前，承认只有恢复克利索斯托的职位，才能换取公众的安宁。博斯普鲁斯海峡布满数不尽的船只，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到处张灯结彩，从港口一直到主座教堂，大主教在人民的胜利欢呼声中凯旋。他不等另一次宗教会议行使职权，合法修正原来错误的判决，就很轻易地同意了恢复原来的职务。克利索斯托完全忽略了对手的实力，根本不在意悬在头上的危险，还是任由宗教的热情和愤怒的个性一意孤行，特别是对妇女的罪恶提出了严苛的控诉，几乎等于是在圣索菲亚教堂里对着皇后的雕像，宣告她那些亵渎神明的作为。他那极为不谨的言行使敌人得以向优多克西娅报告，或是故意捏造著名讲道辞的开头一段话，让个性倨傲的皇后大为光火：“希罗底又在发怒!希罗底又在跳舞!她又在要约翰的头颅。”对于一个女人，同时是一个统治者的人来说，这根本不可能获得她的饶恕。
皇后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装出一副休战的态度，其实只是为了商议出最有效的办法，使大主教在受尽羞辱后绝灭。人数众多的东部高级教士代表大会在提奥菲卢斯的遥控之下，经过他的指使和授意，丝毫不能保持公正的立场，他们肯定了上次的判决完全合法有效。一支蛮族分遣部队开进城市，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情绪。在复活节前夕的守夜大典中，庄严的洗礼被士兵的粗暴行为所中断，赤身裸体的入教会众感到羞怯而惊慌不已，基督教的神秘施洗仪式因外人的闯入而受到破坏。阿尔萨修斯占领圣索菲亚教堂和大主教的宝座，正统基督徒只有撤退到君士坦丁堡几个浴场，后来离开城市去到野外，仍然受到警卫、主教和官员的追捕和凌辱。在克利索斯托第二次也是最后遭到放逐的苦难日子(公元404年6月20日)，主座教堂、元老院大厅和邻近的建筑物燃起一场大火。一般人认为这场灾难的发生，是受迫害的教派在绝望下的反抗行动，虽无实据却有此可能。
设若西塞罗自愿放逐以维持共和国和平，一定会被认为功在社稷，但克利索斯托的降服，却是身为基督徒和臣民无可规避的责任。心存报复之念的皇后不愿接受他卑躬屈膝的请求，拒绝让他到西济库斯或尼柯米底亚去定居，坚持要以小亚美尼亚遥远而荒凉的库库苏斯为放逐地。那个市镇位于塔鲁斯山区的一条山脊上，她暗地里怀有恶毒的念头，大主教在炎热的夏季穿越小亚细亚几个行省，一共有70天艰难而危险的行程，会遭到伊索里亚人的攻击。他们对僧侣抱着无法化解的仇恨，处于这种内外交迫的威胁下，必将置克利索斯托于死地。然而他最终还是安全到达了拘禁地点，在库库苏斯和附近的阿拉比苏斯度过了3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日子。他的品格因未居高位和受到迫害而被神化，人们不记得他在职时的缺失，异口同声推崇他的才华和德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用尊敬的眼光注视着塔鲁斯山区那块寂静的沙漠。大主教受到不幸遭遇的刺激使得心灵更为活跃，在隔绝的环境与最遥远的行省保持着严肃而密切的通信。对于分散在各地的会众及忠实的追随者，他教诲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催促他们拆除腓尼基的庙宇，根绝塞浦路斯岛的异端，扩展教区工作，向波斯和西徐亚传播福音。经由他派出的使臣与罗马教皇和霍诺留皇帝进行谈判，从不公正的宗教会议大胆上诉，一直上诉到主张自由权利的全国大会所指定的最高审判法庭。
声名显赫的流犯仍保持独立奔放的心灵，但被监禁的身体却任由压迫者报复。他们滥用阿尔卡狄乌斯的名义和权威，下了一道命令，立即要把克利索斯托从当地迁到皮提乌斯最遥远的沙漠。他的守卫忠实执行无比残酷的迫害，使得他还未抵达黑海的海岸，就在本都的科马纳去世，享年60岁(公元407年9月14日)。后代人士都承认他的清白无辜，赞许他的功业德行。东部的大主教为他们的前任过去曾与克利索斯托为敌而感到无比的羞愧。罗马教皇下定决心恢复死者的名誉，陆续将这批人全部免去圣职。他过世30年以后(公元438年1月27日)，在君士坦丁堡教士和人民的恳求下，遗骨从偏僻的墓地被运送到帝国的都城。狄奥多西二世前往卡尔西顿亲自迎灵，以他有罪双亲阿尔卡狄乌斯和优多克西娅的名义，俯伏在棺木上恳求受害的圣徒给予宽恕。
然而我们心存疑问，阿尔卡狄乌斯是否把罪恶的污点遗传给了他的继承人。优多克西娅年轻貌美、放纵情欲而又看不上自己的丈夫。约翰伯爵与皇后有私，至少也是交往密切深获信任，公众都认为他才是狄奥多西二世真正的父亲。阿尔卡狄乌斯是一个诚挚的丈夫，他把儿子的出世当成本人、家庭和东部帝国的头等大事，认为会为他带来幸福和荣耀，在皇子幼小的年纪就赐予其从无前例的殊荣，同时授予他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头衔。过了不到4年，绮年玉貌的优多克西娅因流产而被夺去性命，意外的死亡戳穿了一个神圣主教的预言。他在那举世欢腾的日子大胆宣告有吉兆显示，母亲将要目睹光荣的儿子长远和兴旺的统治。正统基督徒大声欢呼上天主持正义，报复克利索斯托无辜受害的冤仇。倨傲而贪婪的优多克西娅过世，可能只有皇帝一人感到悲伤欲绝，家庭的不幸对他的打击更甚于东部的公众灾难。伊索里亚的匪帮为害猖獗，从本都一直骚扰到巴勒斯坦，无法无天的打劫显示出政府的软弱。此外还有地震、火灾、饥馑和蝗害，不满的民众将这些都归之于君王的无能。最后，就在阿尔卡狄乌斯31岁的盛年，在他统治(如果当得起这个用语的话)的第13年3个月又15天，他逝世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公元408年5月1日)。我们无法对他的一生盖棺论定，因为在这样一个史料极为丰富的时期，还是弄不清楚有哪一件大事确实是狄奥多西大帝之子所为。
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认为皇帝在回光返照之际，内心倒是显现出一丝人类的审慎或是天赐的睿智。阿尔卡狄乌斯考虑到儿子狄奥多西年甫七岁，未来的处境必然困难重重，年幼的君王内有危险的党派倾轧，外有波斯国王耶兹德杰德虎视眈眈。阿尔卡狄乌斯虽然感到焦虑万分，但并不想用分享最高权力的方式来诱使雄才大略的臣民对他那年幼的儿子永存忠诚之心，而是凭着胆识求助于气度恢宏的波斯国王，与他签订了一份庄严的遗嘱，把东部的权杖交到耶兹德杰德的手中监督。皇家卫队以史无前例的忠诚接受并完成光荣使命，幼小的狄奥多西受到波斯的军队和御前会议的保护。普罗科皮乌斯叙述了此一奇特的史实，阿戈西阿斯对他的判断不以为然，认为就常理而论，无法相信一个基督徒皇帝的头脑会产生问题，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自己的儿子和统治权托付给毫无诚信可言的陌生人，何况还是帝国的敌人和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但是对于普罗科皮乌斯说法的真实性，从来没有人表示异议和驳斥，只是觉得所幸没有发生问题罢了。事隔150年后，此一政治问题在查士丁尼的宫廷引起争辩。但是一个行事审慎的历史学家，在没有确定阿尔卡狄乌斯的遗嘱是否真有其事之前，便不会去讨论托付的行为是否适当，尤其是此一史实是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事例，我们需要当代人士确切而一致的证言才能算数。这段极为新奇的事件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到可疑，必然会吸引当代人士的注意，然而他们普遍表示沉默，这样看来并不是后代虚构的传闻而已。
罗马法学有关私有财产的原则，要是能适切转用于公共事务的处理，那么就可以判定，霍诺留皇帝应该担任侄儿的法定监护人，至少要到他年满14岁为止。但是霍诺留的软弱和统治的灾难，却使他无法履行应尽的义务，而且这两个王国在利害关系和双方情感上，已经形成难以逾越的隔阂。拿君士坦丁堡来说，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宁愿听命于波斯朝廷，也比臣服于意大利宫廷要好得多。一个君王用富于男子气概和独断能力的外表，来掩饰他的懦弱无能。在他统治下，那些一无是处的宠臣可以狐假虎威，暗中在皇宫里控制帝国，他们用主子的名义发布命令指挥顺从的行省，即使这些行省瞧不起他们也没有关系。然而担任一个孩子的大臣，却无法用皇家的名义来行事，必须让自己获得和行使独立的权威。那些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都是在阿尔卡狄乌斯去世前获得的任命，受到共和国自由权利理念的启示，自然形成一种少数人垄断的贵族政体。
东部帝国的政府所幸掌握在统领安特弥乌斯手中(408—415 A.D.)，他才能卓越，在同侪之中始终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年轻皇帝的安全证明了安特弥乌斯善尽职责又正直廉洁，凭着行事的审慎和行动的果敢，使得幼帝的统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实力和声望。乌尔丁率领强大的蛮族部队，占据了色雷斯的要害地区，摆出傲慢的姿势，拒绝双方调停的条款。他指着升起的太阳对罗马人的使臣宣布，等这颗星球在天上运行的路径到达尽头，才会终止匈奴人的征服行动。那些同盟的部族弃乌尔丁而去，因为他们私下相信帝国大臣的慷慨和公正，迫得乌尔丁只有撤过多瑙河。担任后卫的锡里人部落几乎全军覆没，成千的俘虏被分配到亚细亚的行省，担任奴工从事农耕生产。公众享受凯旋式的荣誉，也增进了君士坦丁堡的防卫能力，新建了一道范围更广的城墙，以获得双重保护。伊利里亚地区各城市为加强戒备，重新整建原有的碉堡工事。政府拟订了一个高明的计划，为确保能控制多瑙河，要用7年建立一支永久性舰队，拥有250艘船只。
罗马人久已习惯君王的权威，皇室的一号人物，即使是妇女，只要表现出勇气和能力，一样可以登上狄奥多西二世空出的宝座。普尔喀丽娅是大他2岁的姐姐，16岁就获得奥古斯塔的称号。虽然她的即位称帝流传着篡夺和阴谋的说法，但仍继续统治东部帝国近40年之久。整个期间包括她弟弟未成年的统治时期、他死后用她自己名义的统治时期，以及后来她的丈夫马西安挂名的统治时期。普尔喀丽娅出于谨慎和宗教的动机，始终过着独身生活，尽管有人污蔑她的贞节，但是她的决心影响到了她的妹妹阿尔卡迪亚和玛丽娜，被基督教世界视为超凡入圣的虔诚行为而倍加赞扬。阿尔卡狄乌斯的三个女儿当着教士和民众宣布，决心用贞洁来侍奉上帝，还把庄严的誓词镌刻在嵌着宝石的金牌上，公开奉献给君士坦丁堡大教堂。她们的宫殿成为修道院，除了那些忘却男女之别的圣徒之外，所有的男士全部被审慎排除在神圣的门楣之外。
普尔喀丽娅和两个姐妹，以及经过挑选为她们所喜爱的一些少女，组成一个宗教社区。她们拒绝华丽的衣着，饮食简单而节俭，还经常因斋戒而禁餐，每天用部分时间刺绣，白昼和夜晚会花几小时进行祈祷和唱赞美诗。女皇的热忱和慷慨使基督徒童贞的虔诚倍增光彩，基督教教会史有详尽的记载，叙述普尔喀丽娅拿出自己的钱财，在东部各行省修建宏伟的教堂，设立福利基金，救济外来的流浪汉和穷苦民众，赠送巨额捐款作为若干修道院的永久维护费用。同时她为压制涅克塔里乌斯和优迪克异端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诸如此类的美德理应受到上帝的恩宠，因而殉教者的遗骨和有关未来事件的信息，经由显灵和启示传送给皇家的圣徒。
然而，普尔喀丽娅虔诚的信仰对她全力从事世俗事务毫无影响，狄奥多西大帝的子孙当中，只有她继承了果敢的精神和罕见的才能。她能文雅而熟练地运用希腊和拉丁两种语文，处理公务时无论是口述还是书写都能游刃有余。她会深思熟虑权衡问题的轻重缓急，采取行动迅速而果决。当她不动声色或不声不响地推动政府的巨轮前进时，总是谨慎地把长治久安的统治，归功于皇帝自己的能力。在她最后几年的和平生活中，欧洲的确苦于阿提拉的武力蹂躏，但是亚洲面积广大的行省仍旧享受太平无事的岁月。狄奥多西二世在他的统治时期从不需要对抗和惩处一个反叛的臣民。至于提到普尔喀丽娅的统治，我们无法对她的勇武大为赞许，却要极力推崇她施政的温和与繁荣。
罗马世界非常关心皇帝的教育，订立了一套很高明的学习和训练课程，军事方面有骑术和箭术，文科方面要学习文法、修辞和哲学。东部一些才华很高的大师级人物，为着前途考量都希望收年轻的皇帝作为门生。有些贵族青年也被召进皇宫，运用友谊的切磋激起皇帝的学习兴趣。普尔喀丽娅要独自承担起教导弟弟统治艺术的重要使命，但是引来很多闲言闲语，不是认为她无此能力，就是怀疑她别有用心。她教导狄奥多西二世要保持端庄和威严的神态，无论是行走、着袍、就座，都要展现一个伟大君王的风范，不要纵情大笑以免失态，不要居高位听人谈话，不要用失当的言辞回答，注意自己的表情要能做到时而严肃时而宁静。总之，要使罗马皇帝始终保持和蔼和庄严的形象。但狄奥多西从未表现出这种担当，无法负起高贵的名字所加之于他的职位和荣誉，竟然落到(要是无能也可以分出等级的话)连他软弱的父亲和叔父都不如的地步。毕竟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在受教育时，有父亲在旁亲自协助，加以照料和指点，可以用权威和榜样加强教导的效果。
但是狄奥多西二世这位不幸的皇子，出生于帝王之家，根本听不到真理的声音。身为阿尔卡狄乌斯的儿子，命中注定在一群奴性的妇女和竖阉包围下度过漫长的童年。他现在无须负起身居高位的基本职责，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用于无聊的娱乐和无益的阅读。狩猎是唯一的积极活动，可以走出皇宫的限制范围。但是他真正全力以赴的工作，就是研习画家和雕刻家的手艺，甚至夜以继日、乐此不疲。他用非常雅致的字体抄写宗教典籍，使得罗马皇帝得到书法家的称誉。狄奥多西被一层无法穿透的帷幕隔绝于世，只能信任所喜爱的人，而这些人习惯迁就奉承，百般设法让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那些送给他签名的公事无须他阅读内容，有些不公正的法令与他的本性相违，也常常用他的名义颁行。皇帝的本性纯洁、温和、慷慨而又善良，但是这些特质唯有获得勇气的支持和谨慎的节制，才能称之为德行，否则对人类而言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带来莫大的灾害。他的心灵受到皇家教育的摧残，被可鄙的迷信所压制和愚弄，要经常斋戒、唱赞美诗，盲目接受奇迹和教义，不断培养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对于正统基督教会的圣徒，无论死去还是活着，狄奥多西都狂热地崇拜。有一次他拒绝进食，因为一个无礼的僧侣宣称要将君王逐出教会，直到这位僧侣认错，愿意治好他施予君王的精神伤害，狄奥多西才算不提此事。
一个美丽而娴淑的少女竟能以平民身份登上皇后的御座，这样的轶闻要不是狄奥多西的婚姻可以证实，一定会被认为是不足采信的传奇故事。著名的雅典娜斯在希腊的宗教和科学环境下，受到她的父亲莱昂提乌斯的教育，当代人士对这位雅典的哲学家有很高的评价。他将世袭的财产平分给两个儿子，留给女儿100金币的少量遗产，很有信心地认为她的美貌和德行是最好的嫁奁。没过多久，雅典娜斯的两位兄弟出于嫉妒和贪婪，强迫她到君士坦丁堡去找寻庇护。她希望能获得公正和赏识，就投身在普尔喀丽娅的脚下。贤明的公主倾听她动人的诉求以后，私下决定要让哲学家莱昂提乌斯的女儿，成为现已年满20岁的东部皇帝的妻室。普尔喀丽娅详细描述雅典娜斯可爱的容貌，很容易引起她弟弟的兴趣：她长着大大的眼睛、匀称的鼻子、白皙的皮肤、金色的长发、苗条的体态、文雅的风度，学识丰富而善解人意，经历逆境而有良好的修养德性。
狄奥多西躲在他姐姐房内的一道帘幕后面，亲眼看见那位雅典处女，个性温和的青年立即向她表明了自己纯洁和高贵的爱情。于是在首都和行省人民的欢呼声中，皇室的婚礼很快就隆重举行。雅典娜斯很容易受到说服，承认信奉异教是错误的行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获得优多西娅的名字。生性谨慎的普尔喀丽娅等到狄奥多西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证实她确有生育能力以后，才同意授予她奥古斯塔的称号。她的女儿在15年以后嫁给西部的皇帝。优多西娅的两个兄弟心怀恐惧奉召前来谒见，她已经原谅他们给她带来好运的不厚道行为，现在更能表现出她作为姐妹的亲情和虚荣，后来竟把他们提升到执政官和禁卫军统领的高位。在奢华的皇宫，她依然培养自己那种使她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朴实技艺，同时不着痕迹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增添宗教和她丈夫的荣耀。优多西娅把《旧约》前八篇及《但以理书》和《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用诗的体裁加以改写，并保持原有的精义。她借用《荷马史诗》那种联句的方式，来赞美基督的生平和神迹，描述圣西普里安的传说以及歌颂狄奥多西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她的作品在阿谀和迷信的时代受到百般称赞，多少年来倒也没被公正坦诚的学者专家一笔抹杀。
皇帝对她的恩爱并没有因长时间的朝夕相处而变得冷淡，优多西娅在女儿出嫁后，获得皇帝同意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她用隆重的典礼表达她的感恩，并摆出浩荡的队伍通过东部帝国，有违基督徒谦卑的精神。她坐在镶嵌着宝石的黄金宝座上，对安条克元老院发表精心撰拟的演说，声称她同意扩建城墙，同时赏赐200磅黄金整修公共浴场，接受感激的安条克市民为她塑造雕像。她用于耶路撒冷圣地的费用，包括施舍和慈善基金在内，超过了慷慨的海伦娜太后。国库虽因她的过度大方而感到拮据，她却心满意足地带着圣彼得的锁链、圣司提反的右臂以及一幅疑由圣路加所绘的圣母像回到君士坦丁堡。但这次朝圣却带来致命后果，终结了优多西娅的荣华富贵。她仍旧为空洞的排场而感到兴奋，无意中忽略了对普尔喀丽娅应尽的义务，野心勃勃渴望统治东部帝国。宫廷因两位女性不和而产生政争，但狄奥多西的姐姐势力强大，最后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御前大臣保利努斯遭到处决，东部禁卫军统领居鲁士遭到罢黜下台，让公众知道优多西娅的恩宠不足以保护最亲信的朋友。英俊潇洒的保利努斯更让人在暗中相信谣言，说成为皇后的情人才是他最大的罪行。
等优多西娅知道皇帝对她的爱情已经消失，便要求退隐到遥远又偏僻的耶路撒冷。她的请求获得批准，但狄奥多西的妒恨和普尔喀丽娅的报复，仍在后面穷追猛打紧咬不放。内廷伯爵萨顿尼努斯奉命将她最亲信的两位帮凶处死，这两位都是圣职人员，优多西娅立即杀死伯爵为他们报仇。她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表现出狂暴情绪，也怪不得狄奥多西会对她如此残酷。皇后陷入悲惨的困境，被剥夺所有荣誉和地位，在世人看来，她是自取其辱。优多西娅有16年的余生在放逐中度过，只能从虔诚的信仰中获得安慰，等年华老去、狄奥多西死亡、独生女儿被当成俘虏从罗马带到迦太基及受到巴勒斯坦圣僧社会的影响，这些在无形中使她全心奉献宗教。历经人生的穷通祸福和荣枯得失之后，哲学家莱昂提乌斯的女儿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67岁，弥留之际还在诉说不休，自称一生清白，从未逾越友情的限度。
狄奥多西二世保持高雅脱俗的心灵，从未让征服的野心和武功的声誉激起他热情的火花。只有与波斯的战争曾偶尔引起轻微的示警，其余时候很少干扰到东部的宁静，虽然这场战争的动机非常光明正大，让人肃然起敬。身为狄奥多西的监护人，在波斯国王耶兹德杰德统治的最后一年，有位主教渴望成为殉教者，在苏萨破坏了一座祆教的庙宇。这种宗教狂热所带来的刚愎行为使他的教友受到报复，祆教祭司实施残酷的宗教迫害。耶兹德杰德偏执的宗教狂热被儿子瓦拉尼斯或称巴赫拉姆模仿，不久巴赫拉姆就接位登基。有些流亡的基督徒逃到罗马的边界，波斯人对罗马当局提出毫不让步的要求，结果遭到绝不通融的拒绝，而这种拒绝因为双方贸易的争执而使事态扩大，立刻就在敌对的王国之间燃起战火(422 A.D.)。
充满敌意的军队进驻在亚美尼亚的山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连续发生两次军事行动，却都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战果和重大影响。有些接战打得难分难解，也有些城镇遭到围攻，双方互有胜负，都没有占到便宜。罗马人无法光复早已失去的尼西比斯，波斯人也被从一座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城墙上击退。在那场战役中，一个深通军事的主教采取英勇的行动，将他那发出雷鸣的机具用使徒圣多马的名字来命名。然而这场光辉的胜利经由信差帕拉狄乌斯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传达，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不断被宣布，接着就用节日和颂词加以庆祝。当代历史学家运用颂词提到非常特别的传奇故事，像是哥特人阿雷奥宾杜斯很骄傲地向波斯英雄挑战，拿网把对手缠住再用剑杀死他；波斯人攻击罗马军的营地，结果有1万名王室侍卫阵亡；战败的惊恐迫使10万名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投身幼发拉底河，诸如此类的说法极不可信，也不会受到重视。
阿米达主教阿卡西乌斯慈善为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没有被人遗忘，他的名字至今仍旧受到尊敬，在圣历上有纪念他的节日。他很大胆地宣称，那些金银制作的花瓶既不能食也不能饮，供奉给神是无用之物，于是慷慨的高级教士变卖阿米达教堂的金银器具，从波斯人手里赎回7000名战俘，用亲切的态度充分供应所需粮食，然后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好向他们的国王报告，他的所作所为是发挥宗教真正的济世精神。发生在战争期间的善举可以减轻两国的敌意，我相信阿卡西乌斯对恢复双方的和平有极大的贡献。在两国边境召开的会议上，罗马的使臣想要扩大他们君王的势力范围，却反而拉低了皇帝的个人品格。他们认真地规劝波斯人，阻止他们暂时的驻扎，以防止尚不知远方战事的皇帝大发雷霆。双方正式达成了100年的休战协定，虽然亚美尼亚的革命威胁到公众的安宁，但是这个条约的基本精神还是受到君士坦丁和阿尔塔薛西斯继承人的尊重，时间长达80年之久。
自从罗马人和波斯人的军队在幼发拉底河岸首次遭遇以来，亚美尼亚王国交替受到实力强大的保护人加诸其身的压迫。在历史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事件，影响到和平与战争的平衡，在前面已经提过。罗马签订羞辱的条约，将亚美尼亚放弃给心怀大志的沙普尔，对双方的实力进行权衡，波斯明显占有优势。但是阿萨息斯的皇家后裔不甘心屈服于萨珊王朝，骚动的贵族极力主张他们有世袭的独立权利，整个民族仍旧依附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君主。到了5世纪初叶，亚美尼亚因为不断的战争和倾轧形成分裂，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古老的王国突然灭亡。科斯罗伊斯成为波斯的附庸，统治着东部和大部分的国土；西部各行省承认阿萨息斯的管辖，但是最高主权掌握在阿尔卡狄乌斯皇帝手里。等到阿萨息斯死后，罗马人压迫皇家的政府，要使昔日的盟友成为臣民，同时把军事指挥权授予亚美尼亚边境的伯爵。他为了巩固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在靠近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一块肥沃而高耸的地点，建造了狄奥多西波里斯这座新城，特别增强了防备的力量。在整个受到控制的西部区域，分由五位省长统治，为了显示他们尊贵的地位，允许他们穿着金色和紫色的服饰。那些运道较差的贵族一方面为失去国王而悲伤叹息，另一方面为同侪被拔擢而羡慕嫉妒、气愤不平，于是他们要与波斯宫廷谈判，希望能获得和平与宽恕，愿意带着他们的追随者重返阿尔塔克萨塔的皇宫，承认科斯罗伊斯是合法的君主。
大约过了30年以后，阿尔塔西雷斯以科斯罗伊斯的侄儿的身份成为继承人。亚美尼亚傲慢而贪婪的贵族心怀不满而将他推翻，一致同意由波斯总督取代毫无价值的国王，同时很诚挚地恳求艾萨克大主教的认可。大主教的回答倒是可以代表大多数迷信民众的意见，他谴责阿尔塔西雷斯确有其事而又无可推诿的恶行，明确宣布会毫不犹豫地对国王提出控诉，但是一定要在基督徒皇帝的法庭上，因为皇帝会处罚这位罪人而不是将他毁灭。艾萨克继续说道：
我们的国王荒淫无道，但是已受过纯洁的洗礼。他爱好女色，但是不会尊敬火和元素。他应该为猥亵的举动受到谴责，但是他还是一个正统基督徒。虽然他的行为罪大恶极，但是他的信仰虔诚纯正。我绝不同意舍弃我的羔羊，任由狂暴的恶狼吞食。你们的决定过于草率，对不信基督者来说是伪善的德行，就一个信徒而言是无法饶恕的过失，所以你们应该幡然悔悟。
内讧的贵族被艾萨克的坚决态度所激怒，指控国王和大主教在暗中对罗马皇帝保持忠诚之心。巴赫拉姆偏信一面之词，亲自宣布定罪的判决，这些荒谬的贵族听到后大为高兴。阿萨息斯的后裔被废除皇室尊荣，他们已保有560年之久。阿尔塔西雷斯厄运当头，原来的领地现被重新命名为佩尔萨尔美尼亚，被贬为波斯的一个行省。这种篡夺行为引起罗马政府猜忌，但急剧的争执很快平息，因为双方在友善的气氛下，将古老的亚美尼亚王国私下瓜分(420—440 A.D.)，虽然分赃不均，倒也没有异议。奥古斯都对经由这种方式获得的领土，一定会表示出鄙夷的神情，但对狄奥多西二世颓废的帝国而言，这种成就是无上的光荣。
见allname.md
西罗马皇帝霍诺留在漫长而可耻的28年临朝期间，与统治东部的兄弟和后来的侄女，一直保持着断绝来往和拒人千里的关系。君士坦丁堡怀着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的态度，来看待罗马所遭遇的灾难。普拉西狄亚战胜了一系列的困难，逐渐重建起两个帝国的情谊，让两国紧密团结。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儿曾经是哥特人的俘虏和皇后，在挚爱的丈夫遭族人谋杀后，被盛气凌人的凶手当罪犯押解，后来终于报了血海深仇。拉文纳宫廷与哥特人签订了一纸和平条约，用60万斗小麦将她从哥特人手里交换回来。等她从西班牙回到意大利，在自己家族又要面临新的屈辱。未经她事先同意就讲定的婚姻引起她强烈的反感，她一再表示不愿意也没有办法。英勇的君士坦提乌斯征服僭主后回朝，霍诺留为了奖赏他立下的功勋，就将阿道法斯的孀妇许配给他为妻。皇家举行的盛大婚礼软化了她抵抗的意志，普拉西狄亚不再拒绝成为霍诺里娅和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反而把心怀感激的丈夫管得服服帖帖。
这位心胸开朗的将领过去的生活以充满乐趣的社交和军中服役为主，现在受到教导而体验到了贪婪和野心。他要求霍诺留授予他奥古斯都的头衔，从霍诺留的部属一跃而成为共同统治西部帝国的主人。君士坦提乌斯即位不过七个月就去世了，普拉西狄亚的权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大增。她与亲哥哥之间不正常的亲密关系，已经不是手足之情而是乱伦之爱。之后宫廷发生了一系列由地位低微的管家和保姆所引起的钩心斗角的事件，兄妹俩以往的深情被一笔勾销。皇帝和他的妹妹发生争执后，无法在皇宫内相处，特别是哥特人士兵只听从皇后的命令，拉文纳全城随时会激起流血和危险的暴动。要想解决当前的状况，就只能让普拉西狄亚带着她的儿女主动离开，如若不然用强迫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受到放逐的皇室人员在君士坦丁堡登岸时，正好遇到欢庆波斯战争胜利的节庆，接着就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结婚，所以他们受到非常仁慈而且合乎身份的盛大招待。但东部宫廷连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雕像都拒不接受，更不会承认他的未亡人奥古斯塔的名衔。在普拉西狄亚抵达后没过几个月，急报传来霍诺留死亡的信息，他罹患水肿去世(公元423年8月27日)。这个重要的消息一直被压住未发布，等到需要他签署派遣大批部队前往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命令时，才如纸包不住火一般泄露出来。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关闭七日，船只全部停航，对于既不尊敬也无感情的外国君主，公众用大声喧嚣和矫揉造作的场面来表示哀悼之意。
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臣商量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时，一名野心勃勃的局外人士想要篡夺霍诺留空下的宝座(423—425 A.D.)。这个叛徒名叫约翰，他是皇帝身边的枢密大臣，掌理机要，有很大的权势。虽然他背离了所担负的神圣职责，但历史的记载却对他相当优容。约翰因意大利顺从他的统治而感到得意忘形，再加上他已经与匈奴达成了联盟，于是派出使臣向东部皇帝宣示自己对西部帝国的统治权。等他知道他派出的使臣受到放逐或是监禁，最后全部被羞辱地驱离时，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准备用武力来维护他所要求的权力。
东部帝国面对这种状况，皇帝身为狄奥多西大帝的孙儿，应该御驾亲征才是正理，但年轻的皇帝被医师劝阻，很快打消了这种轻率而危险的想法。为了审慎起见，远征意大利的重大任务全部交付给阿尔达布里乌斯和他的儿子阿斯帕尔，他们在波斯战争中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最后决定让阿尔达布里乌斯带着步兵乘船，阿斯帕尔率领骑兵，陪伴普拉西狄亚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安，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前进。骑兵部队积极克服所有的困难，发起奇袭，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重要城市阿奎莱雅。这时阿斯帕尔得到了一个消息，带给他极大的困扰。皇家舰队被暴风吹得四分五裂，他的父亲带着两艘船落在敌人手里，被带回拉文纳的港口成为俘虏。然而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幸的意外事件，对征服意大利却产生了有利的影响。阿尔达布里乌斯利用对方殷勤有礼的接待，以及给予他的自由行动的机会，尽量与部队接触，使他们产生忠诚和感怀之情。等到他认为发动密谋的时机成熟时，私下派人通知阿斯帕尔，令他赶快进军。一个被普遍相信是天使化身的牧羊人，为东部的骑兵指出了一条无人知晓而且被认为无法通行的小路，引导部队穿过波河的沼泽地区。经过短暂的战斗后，拉文纳的城门被打开，部众将毫无抗拒能力的僭主带到征服者面前等候发落。约翰的右手被砍下来，骑上驴背游街，忍受公众的嘲笑，后在阿奎莱雅的赛车场中受到斩首的惩处。狄奥多西皇帝接到胜利的信息，就中止正在进行的赛车活动，带领民众在街道上唱着赞美歌，引导大家从椭圆形竞技场走向教堂，把整天的时间用来进行感恩的礼拜仪式。
根据各种先例，在通过选举、继承和世袭而产生的君主政体中，要想对女性错综复杂的权力要求以及附带产生的继位条件进行清晰的定义，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狄奥多西二世既拥有合法的血统也有征服敌人的功绩，是罗马人中唯一可以合法进行统治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扩张，但他那慵懒的天性逐渐让他默认要遵从正确的政策，以保有东部为满足。他明智地放弃了以下这些劳累的工作，比如：要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蛮族进行遥远而没有把握的战争；还要确保意大利人和阿非利加人的顺从，这些人的内心因迥然相异的语言和利益而与东部帝国疏离。狄奥多西二世毫无雄心壮志，决定向他祖父学习，采用稳健的做法，把堂弟瓦伦提尼安扶上西部皇帝的宝座(425—455 A.D.)。皇家的幼儿在君士坦丁堡为了显示与众不同的身份，已经被授予“尊贵者”的封号。他离开帖撒洛尼卡时，被擢升到恺撒的位阶获得尊荣。等征服意大利后，希利昂贵族以元老之尊得到狄奥多西的授权，在元老院议员到场观礼下，祝贺瓦伦提尼安三世以奥古斯都的称号登基，很庄严地授予他皇帝的冠冕和紫袍。
在统治罗马帝国的三位妇女的同意下，狄奥多西和雅典娜斯的女儿优多克西娅被许配给普拉西狄亚的儿子，很快这对佳偶步入成年，完成婚礼后更能稳固忠诚的联盟关系。在同时期，为了偿还战争所花的费用，西部伊利里亚从意大利的领土中分割出去，让渡给君士坦丁堡政府管辖。 东部皇帝获得富裕而临海的达尔马提亚行省，可以改善当前的状况，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潘诺尼亚和诺里库姆的统治存在很大的危险，这片区域满是乱哄哄的匈奴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蛮族，20年来一直是处于满目疮痍的状况。狄奥多西和瓦伦提尼安依旧尊敬彼此的国家和家庭的联盟义务，但对于罗马政府的统一问题最后还是避而不谈，这议题自然也就归于无形。他们非常明确地宣布，未来他们颁发的法律仅适用于自己的领土。如果认为发生的案件与对方有关联，那么经过本人签署后，再送给独立的共治者予以批准。
瓦伦提尼安在接受奥古斯都头衔时只有6岁，他那漫长的幼年时期完全由他母亲照管(425—450 A.D.)。她以监护人的名义照应国家大事，也可说是以女性的身份在西部帝国登基。普拉西狄亚对狄奥多西的妻子和姐姐所具有的声誉和德行，只能感到嫉妒，无论是优多西娅文雅和优美的气质，还是普尔喀丽亚明智和成功的政策，她都难以匹敌。瓦伦提尼安的母亲喜爱掌握权力，虽然她不能公开运作， 但却以儿子的名义统治了25年。她那一无是处的儿子之所以如此，不免让人产生怀疑，这是否完全是普拉西狄亚放纵的结果，磨灭了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有意运用各种方法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不再去追求任何崇高和荣耀的目标。
在那个尚武风气日渐颓废的时代，西罗马的军队由埃提乌斯 和卜尼法斯 两位将领指挥，特别是后者足以当得起最后的罗马人的称呼。他们只要齐心合力就可以挽救正在沦落的帝国，但就是因为两人不和，才最终导致帝国失去阿非利加。虽然阿提拉因年岁的增长而令其过往的功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击败他的入侵依然使埃提乌斯获得了不朽的声名。而马赛的防卫和阿非利加的解救，充分证实了卜尼法斯伯爵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无论是局部的遭遇战还是个人的单打独斗，他仍旧能使蛮族闻风丧胆。教士们，特别是他的朋友奥古斯丁，都受到他那基督徒的虔诚所感召。甚至有一次卜尼法斯想从世俗退休出家，他那毫无瑕疵的廉洁操守使人民赞许不已，就是军队也畏惧他那执法的公平和坚定。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来对此进行说明，有个农夫前来控诉他的妻子和一名哥特士兵通奸，他受理以后交代农夫第二天前来法庭参加审理。到了傍晚伯爵获得报告，派出去的人打探到幽会的时间和地点，他亲自骑着马在乡间跑了10英里路，出其不意地抓住了这对犯罪的野鸳鸯，立即处死这名哥特士兵，第二天早晨把奸夫的头拿出来，使得农夫心服口服。
埃提乌斯和卜尼法斯的能力都可独当一面，在不相隶属的状况下对付国家敌人，但他们过去的经历决定了谁才是普拉西狄亚太后真正赏识和相信的人。在她遭到放逐和迫害时，只有卜尼法斯以永不动摇的忠诚一直大力拥护她，为她提供阿非利加的部队和金钱来铲除叛徒，充分证明了这是她手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同时，埃提乌斯却支持这场叛变，他不仅满腔热血且积极主动，率领一支六万匈奴人的军队从多瑙河赶到意大利边界，前来为篡贼卖命助阵。约翰的早死逼得他不得不放弃有利的条约，虽然他身为瓦伦提尼安的臣民和部将，但内心可能还存着叛逆的念头，继续与蛮族盟友保持秘密联系。帝国以大量的赏赐和承诺，换取这些部族撤离意大利的保证。但对于太后的统治，埃提乌斯始终掌握着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无往不利，那就是运用奉承和阿谀的手段，竭尽全力拉拢拉文纳的宫廷，拿忠贞和友情的面具掩盖他恶毒的企图。他最后还使出精心设计的阴谋，欺骗他的女主人和一无所知的敌手。就一个柔弱的妇女和一个英勇的将领而言，他们在这方面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疑惑(427 A.D.)。
埃提乌斯私下向普拉西狄亚进言， 将卜尼法斯从阿非利加政府调回。同时又派人秘密劝告卜尼法斯，不要听从拉文纳宫廷的召唤。一方面他将判处死刑的命令送给卜尼法斯，另一方面对普拉西狄亚暗示，如果卜尼法斯拒绝回拉文纳，那就是即将发动叛乱的信号。等到误信人言的伯爵为了保护自己，在行省采取各项措施建立军备时，埃提乌斯就吹嘘他有先见之明，岂不知这场叛乱全是他一手促成。宫廷要是能用稳健的态度来检视卜尼法斯真正的动机，他就会重新恢复善尽职责的信心和对国家的忠诚服务。埃提乌斯还不择手段，使出各种伎俩来煽风点火。伯爵受到这些小人之言的迫害，决定孤注一掷，希望能使对方不敢发起攻击，并在必要时能击退入侵的敌军。但他现在率领的是一些军备不振未经训练的阿非利加人，要想抵抗西方的正规军队，而且指挥者是他的敌人，拥有不容他小觑的军事才能，这根本是毫无把握的事，也无法激起大家的信心和士气。在经过一番犹豫不决的考虑后，审慎和忠诚始终在内心挣扎不已。卜尼法斯派遣一个深获信任的朋友，前往汪达尔人国王贡德里克的宫廷，也可说是他的营地，建议双方结成坚实的联盟，并为汪达尔人提供各种条件良好的永久居留地。
哥特人撤走后，霍诺留在西班牙的统治虽然经过重建但还不太稳固，只有加利西亚行省例外。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各自加强营地的防卫，两族不和经常发生争执，都要求独立自主，所以产生强烈敌意。汪达尔人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就把对手包围在莱昂和奥维埃多之间的内瓦西亚山区，一直到阿斯提里乌斯伯爵率大军逼近，胜利这方的蛮族受到压迫，或是激起恨意，就将战场转移到贝提卡的平原地区。汪达尔人快速的行动遭到坚决的抵抗，卡斯提努斯主将率领由罗马人和哥特人组成的优势兵力，前来迎击。结果他在会战中被劣势敌军击溃，卡斯提努斯毫无羞耻之心地逃进塔拉戈纳。
这场惨败是对他孤军轻进的惩罚，也是必然产生的结局。 塞维尔和迦太基纳成为暴虐的征服者到手的猎物，也是对胜利者最好的犒赏。汪达尔人在迦太基纳港口发现一批船只，很容易将部队运到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逃难的西班牙人将他们的家庭和财富，都存放在岛上隐秘的地点。航海的经验和阿非利加的远景，鼓舞了汪达尔人的进取心，使他们愿意接受卜尼法斯对他们提出的邀请，贡德里克的逝世更有利于冒险事业的进行。在已逝君王的皇子中，并没有在身心方面突出的人物，于是族人选择了贡德里克的私生子弟弟继承王位，他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得到“恐怖的根西里克”这个称呼，赞美他为摧毁罗马帝国而建立的功劳，可以与阿拉里克和阿提拉相提并论。
汪达尔人的国王中等身材，因意外坠马而使得一足微跛，他说话很慢，好似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富于心机并让人感觉高深莫测。当他击败敌人后，不屑模仿敌人过奢华的生活，但当他被激怒或进行报复时，一定会赶尽杀绝，绝不心慈手软。根西里克的野心毫无限制和顾忌，这位武士善于运用各种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为了达成战略目标，不仅收买盟友来加以利用，还会在敌人间散播仇恨与争端的种子。就在他快要离开时，听到外面传言，说是苏维汇人国王赫曼里克将会蹂躏他所放弃的西班牙地区，根西里克忍不下这种侮辱，迅速追击退却的苏维汇人，一直追到梅里达，把国王和他的军队赶下安纳斯河，获胜的部队平静地回到海岸，准备踏上他的征服之旅。船队载着汪达尔人越过现在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条水道的宽度只有12英里。西班牙人为他们提供所需船只，巴不得他们早点跑路，而阿非利加的将领引颈企望，希望获得有力的援助。
在我们的想象之中，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从北国蜂拥而出的好战蛮族，习惯上会用夸张的语气增加他们的人数。但等到根西里克把军队集结在毛里塔尼亚海岸(公元429年5月)，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他们的数量，就会让人大吃一惊。汪达尔人各部族联合起来在英勇的君王领导下，花了20年的工夫，历经辛苦的奋斗，从易北河岸一路打到阿特拉斯山脉。他们的君王同时也统治着阿兰人，而这个种族大约花掉世人一生的时光，从寒冷的西徐亚辗转抵达极端炎热的阿非利加。大胆的冒险行动为他们带来希望，刺激着哥特民族很多勇敢的亡命之徒，以及很多濒临绝望的省民，他们也想用同样的手段来获得财富。这些省民过去遭到蹂躏，在这种状况下把家业丢得一干二净。然而这些来自各方的群众总数加起来，能够成为作战所需战力的也不过5万人而已。根西里克运用技巧增强了他表面的实力，那就是指派80个千夫长，每位千夫长可以指挥1000人的部队，于是就把老人、儿童和奴隶全部编入进去，整个军队的兵力扩大到8万人。
在阿非利加普遍不满的情势下，根西里克运用计谋使数量庞大而行动积极的盟友参加他的阵营，立刻使得汪达尔人能够巩固所建立的权力。毛里塔尼亚部分地区的边境是荒凉的大沙漠和大西洋海岸，这里住着凶狠而未曾接触文明的种族。他们畏惧罗马人的武力，残暴的习性不仅无法得到矫正，有时反而会激发狂野的天性。逐水草而居的摩尔人逐渐敢于接近海岸地区，从汪达尔人的营地里，他们看到了从海岸登陆的前所未见的外乡人，无论是穿着、兵器还是英勇善战的精神和纪律，都使他们感到恐惧，同时也令他们产生好奇。日耳曼武士的白色皮肤和蓝色眼睛，与他们黝黑和棕褐的体色形成强烈对比，这是热带地区烈日照射的必然结果。等到双方隔阂去除后(主要是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困难)，摩尔人不考虑未来会产生的后果，就与罗马的敌人建立了同盟关系。一大群赤身裸体的蛮子从阿特拉斯山脉的森林和山谷里蜂拥而出，要对文明世界的暴君寻求报复。因为过去罗马人丝毫没有仁慈之心，把他们从祖传的土地上赶走。
多纳图斯派教徒所受到的迫害，对根西里克想达成的企图，未尝不是有利的事。在他登陆阿非利加前17年，官员下令在迦太基召开一次公众会议，会议的结果令正统教会感到非常满意。在他们宣告了不容辩驳的理由后，认定教派分裂分子的顽固态度完全是有意为之，不能原谅和宽恕。霍诺留皇帝经过劝说，要对这样一个教派施以最严厉的惩罚，长久以来他对他们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和仁慈，但他们却毫无悔改之意。300名主教及数以千计的下级教士被赶出教堂，教会财产被没收，人员被放逐到海岛上。若他们胆敢在阿非利加各行省躲藏，就会被褫夺所有的法律保护。无数的会众不管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被剥夺公民权和宗教礼拜的权利。为了对协助分裂分子举行不合法聚会的罪行进行惩罚，霍诺留按照阶级和财富的不同，设定非常奇特的罚锾标准，从10磅到200磅白银不等。要是经过五次罚锾以后，罪犯仍旧执迷不悟，那么未来的惩处完全交由皇家宫廷定夺，不受任何成文法的限制。这样严厉的制裁受到圣奥古斯丁热切的赞扬，大量信徒因而改信宗教，为正统教会所接受。
但狂热分子仍保持反对立场，他们那顽抗到底的精神，激起一阵风起云涌，使整个国度充满暴乱和流血事件。切尔库姆塞隆武装群众不是用残暴的手段毁灭自己，就是拿来对付敌人。殉教者会被双方接受并登载在教会名册中，这一举措使得死亡数目日益增加。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根西里克这位基督徒，作为正统教会的仇敌，就会被多纳图斯信徒视为势力强大的救命恩人。他们认为罗马皇帝的诏书令人厌恶，欺诈善良，期望从根西里克那里获得申诉和平反。在一个当地教派的积极行动和暗中支持下，根西里克对阿非利加的征服会变得更为顺利。汪达尔人被指控用充满恶意的暴行对付教会和教士，说句老实话，这是联盟的狂热分子干的好事，偏执的精神不仅玷污了基督教的胜利，对于罗马失去西方最重要的行省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宫廷和人民听到传来的消息都大为惊奇不敢置信，像这样一个志向高洁、受到大家一致的爱戴和赞许，并对国家和公众有伟大的贡献的英雄人物，竟会抛弃他那忠诚的誓言，勾结蛮族摧毁托付给他治理的行省。卜尼法斯的友人始终认为其中别有隐情，卜尼法斯一定是基于合理的动机，才会做出反叛的行为，于是趁着埃提乌斯不在宫廷，请求与阿非利加伯爵举行开诚布公的谈判。大流士是位受人景仰的高阶官员，奉命担任使臣，肩负起艰巨的任务。他们在迦太基展开了初次的会晤，对很多引起双方误会的虚构事件进行了说明，同时将埃提乌斯那封起到煽动作用的信件拿出来加以对比，整个阴谋骗局很容易就被查得水落石出。普拉西狄亚和卜尼法斯为产生致命的错误而感到悔恨，气度恢宏的伯爵相信君主会宽恕他，即使在未来为了泄愤取他性命，也是自己罪有应得。他用积极的行动和诚挚的作为表现出将功赎罪的决心，但他很快发现，被他破坏了根基、即将倒塌的大厦，凭着他的实力已是无力回天。迦太基和罗马的守备部队跟随着将领一起效忠瓦伦提尼安，但阿非利加其余部分全部陷入战争和倾轧之中。汪达尔人残苛的国王拒绝接受任何妥协的条件，坚决不愿放弃已到手的猎物。投身于卜尼法斯旗帜下的老兵队伍，以及仓促征集的行省地方部队，战败以后伤亡很大。获胜的蛮族纵横四野无人敢撄其锐锋，只有迦太基、锡尔塔和希波·里吉乌斯几个大城，像孤岛一样在洪水泛滥的波涛中隐现。
阿非利加的海岸地区绵长而狭窄，满布罗马人无数世代以来华丽而雄伟的纪念物，而各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可以按从迦太基到地中海的距离长短来进行准确衡量。简单的叙述能让有见识的人对其获得一个更清晰的认知：阿非利加土地肥沃、物产丰盛、人口稠密，居民有足够维生的粮食，每年出口的小麦产量极多而且十分稳定，这里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和全人类的谷仓。不过片刻工夫，从丹吉尔到的黎波里之间的七个富饶的行省，就遭到汪达尔人入侵铁骑的蹂躏，因民众的仇恨、宗教的狂热和严厉的指责，造成的破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任何战争不论说得多好听，都是对人类和正义的永久性摧残。蛮族那种凶狠残暴和难以约束的精神，在激起敌对情绪后，就会经常扰乱平静与和谐的社会。汪达尔人无论是在哪里遭到抵抗，很少会宽恕敌人的行为。对于那些置他们的英勇兄弟于死地的城市，汪达尔人在攻占以后竭尽全力将之摧毁，作为对它们的报复，无论男女老幼，只要落在他们手里，都会遭到活罪难逃的刑求，迫使他们交出藏匿的财物。根西里克的严酷行为体现在经常发起军事行动、无法控制自己激昂的情绪上，而他的追随者更是如此。加上摩尔人的趁火打劫和多纳图斯派的宗教狂热，使得战争的灾难更形加剧。然而，我始终无法相信，汪达尔人所到之处，会把橄榄林和所有的果树全部砍倒，即使他们将来打算在那块地方定居下来。同样我也不认为，他们在围攻城市时会在城墙下屠杀大量俘虏，借此污染空气造成瘟疫。若真要那样，他们自己就会先倒大霉。
天性宽厚的卜尼法斯伯爵看到赤地千里的残破景象，心中痛苦不堪，这一切都是他惹的祸，他却没有能力阻止汪达尔人迅速扩张。等会战失利后，他退守希波·里吉乌斯。敌人把他视为阿非利加人所依靠的长城，立刻进行围攻(公元430年5月)。希波这个滨海殖民区位于迦太基西边两百英里，过去是努米底亚国王的都城，所以获得“里吉乌斯”的显赫头衔。欧洲人把这个现代城市讹称为博纳，至今仍可看到古老年代贸易发达和人口众多的遗迹。卜尼法斯因军务操劳和前途暗淡而忧虑难安，他的朋友圣奥古斯丁充满启发性和教诲的谈话，舒缓他悲苦的心情。希波的主教是正统教会的明灯和支柱，他在被围三个月后终于获得了解脱(公元430年8月30日)，那时他已届76岁高龄，却还要看着自己的家园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中。
奥古斯丁坦承年轻时曾沾染恶习和过错，但自他幡然悔悟改变信仰那刻起，直到死亡来临，他始终保持着纯洁而严肃的生活方式。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德行，是用炽热的宗教虔诚对抗所有教派的异端邪说，无论是摩尼教、多纳图斯派还是贝拉基教派，他始终坚持与之进行绝不止息的争论。在他去世几个月后，这个城市毁于汪达尔人的战火。所幸存放他卷帙浩繁著作的图书馆安然无恙，其中有232种神学书籍和论文，此外还有对《圣经》里诗篇和福音书的详尽注释及大量的书信和讲道辞。依照学者专家的评论，奥古斯丁的学识受到只懂拉丁文的限制而过于肤浅，为文的体裁有时为了附庸风雅，难免讲究修辞的虚浮不实和矫揉造作。但他具有强烈、宽大和好辩的心胸，敢于探究救恩、天命、意念和原罪的黑暗深渊，构建和恢复基督教严格的体制和规章，使得拉丁教会表面上不得不大声颂赞，私下却感到难以释怀。
卜尼法斯的战术很高明，再加上汪达尔人缺乏经验，使希波城的围攻作战延续了14个月之久，海上的交通始终保持开放。等到邻近地区受到不停的掠夺以致搜刮一空，围攻的军队面临饥馑的威胁，被迫放弃旷日持久的搏斗。西部帝国的摄政深感阿非利加的重要和当前处境的危险，恳求东部的盟友给予有力的援助。阿斯帕尔从君士坦丁堡起航，带来强大的战力和军备，增援意大利的舰队和军队。两个帝国的实力很快联合起来接受卜尼法斯的指挥，他发起勇敢的进军要去扫灭汪达尔人。然而第二次会战的失败决定了阿非利加的命运，注定已经毫无挽回的余地(431 A.D.)。他在绝望之下只有登船离开，大部分的士兵不是战死就是沦为汪达尔人的俘虏，因此允许希波的居民带着家人和财产，在船上占有空下来的舱位。伯爵误信人言以致轻举妄动，使得国家元气大伤，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拉文纳的皇宫，但普拉西狄亚的满面笑容使他放下心头大石。卜尼法斯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大公的位阶，担任罗马军队的主将，但是等他看到奖章上面刻着胜利的荣名和功勋时，难免要心生羞愧之情。
埃提乌斯的奸计被识破，已经引起太后不悦，再加上敌手获得不错的擢升，激起他傲慢而狠毒的天性。于是他急忙从高卢赶回意大利，带着一群名义上是随从，实际看来倒像一支军队的蛮族。软弱的政府无法可施，就让这两位将领用血腥的决斗来解决纠纷。决斗中，卜尼法斯在即将获得胜利的最后时刻，被对手用长矛对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过不了几天就因伤重逝世。他身为基督徒，有仁慈的心地，妻子是富有的西班牙女继承人，他劝她不计前嫌，接受埃提乌斯作为她的第二任丈夫。濒临死亡的敌手虽然慷慨大方，但埃提乌斯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好处，行事公正的普拉西狄亚宣布他是叛徒。虽然他期望能够守住世袭领地上的几座坚固城堡，但皇室的力量很快把他赶到潘诺尼亚，跟效忠于他的匈奴人住在帐幕里。国家因为他们的不和而失去了两位最出名的勇士，使他们不能贡献力量为公众服务。
可以料想得到，卜尼法斯退走后，汪达尔人会在毫无抵抗或耽搁的状况下，很快达成对阿非利加的征服。不过，从他撤离希波到攻陷迦太基，8年的光阴转眼而过(431—439 A.D.)。野心勃勃的根西里克此时正处于精力和功业的巅峰时期，竟然急流勇退要商议和平条约，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儿子亨尼里克作为人质，同意西部皇帝保留对三个毛里塔尼亚行省不受干扰的统治权。这种稳健的做法不是征服者出于正义的主张，而是基于政策的需要。他高居宝座，但是被国内的敌人环绕，他们对他卑贱的出身多方指责，认为他的侄儿(也就是贡德里克的儿子)才是合法的继承人。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使这些侄儿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就连他们的母亲，逝世国王的遗孀，也被他下令推到安普萨加河中淹死。公众的不满在危险和频繁的阴谋中爆发，死在刽子手刀下的汪达尔人，比在战场上阵亡的还要多。
阿非利加的局面混乱，大众乐意他经常发起攻击行动，但是反对他建立稳固的政权。摩尔人和日耳曼人，多纳图斯派和正统教会之间，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反抗行为，一直在扰乱和威胁着征服者实施安定的统治。等到根西里克挥军向着迦太基前进，他不得不将西部各行省的驻军全部撤回，这使得海岸的防务空虚，使之暴露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罗马海上武力之下。同时在努米底亚的腹地，实力强大的内陆城市科塔仍然坚持独立。然而，根西里克展现过人的精力、意志和残酷，使这些困难逐渐迎刃而解，他交互运用和平和战争的手段，终于建立了阿非利加王国。他签订了一份庄严的条约，无论是遵守条款还是片面毁约，都希望能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他表现出的友好态度使得敌人放松了警惕，掩盖了他的敌对态度。继小西庇阿摧毁了这个城市和国家后，又过了585年，迦太基终于被汪达尔人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公元439年10月9日)。
迦太基新城从废墟中兴起，名义上是殖民地。虽然它在皇家权势方面不如君士坦丁堡，在通商贸易方面难以匹敌亚历山大里亚，在繁华景气方面也要差安条克一筹，但仍旧在西方帝国的城市中名列第二，就好比是阿非利加世界的罗马城(要是我们采用当代人的说法)。充满豪门富室的大都会服从于君王的统治，仍然诉说着当年共和国的繁华兴旺。迦太基包括六个行省的作坊、武备和金库，早期正常设置的官员层级很低，逐渐从掌管城市街道和住宅区的财务官员，擢升为主持法庭的最高首长，打着代行前执政官的头衔出任总督，表现出的地位和权势有如古代罗马的执政官。同时，成立了学校和体育馆以教育阿非利加的青年，公开教授包括文理、德行、文法、修辞和哲学等各种课程，全部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迦太基的建筑物不仅整齐划一，而且富丽堂皇，首都到处都是树木的浓阴；新建的港口有安全而宽广的海湾，对市民和外乡人的通商贸易都非常便利；赛车场和剧院有各种新奇的演出，全部展示在蛮族的面前，让他们大开眼界。迦太基人的声名无法与他们的国家相比，被人指责为背信弃义的种族，遇事仍旧秉持精打细算和不守原则的习性，善于经商贸易，重视生活享受，不受礼法约束。当代最负盛名的传道士萨尔维安个性嫉恶如仇，在提到迦太基人时，认为有两项最可憎的行为让人难以忘怀：一是他们用邪恶的态度藐视所有的僧侣，二是他们毫无羞耻地喜爱不正常的色欲行为。
汪达尔人国王采用严酷的手段，对这个沉溺酒色的民族毫不留情，终于革除了他们的恶习。根西里克把迦太基的古老、高贵、明智和自由(维克托这样表示倒是很理直气壮)摧毁殆尽，让整个城市沦落到可耻的奴役状态。他让无法无天的部队满足兽欲和贪念以后，编组一个以掠夺和压迫为职权的正规行政体制，发布命令，要求所有人员立即将金银、珠宝、值钱的摆设和服饰全部献给皇家的官员，不得隐藏或拖延。任何人胆敢私留家财，视同叛国罪，绝不宽恕，全部要处以死罪和酷刑。直属元老院的行省有大片土地构成迦太基的行政区，经过仔细测量后分配给蛮族。征服者将拜占修姆肥沃田园以及努米底亚和盖突利亚附近的地区，全部保留为自己专用的封地。根西里克憎恶那些亏待过他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对迦太基的贵族和元老院议员不仅猜忌，而且充满仇恨。任何人无论基于荣誉或宗教的理由，如果拒绝接受令人感到羞辱的条款，就会受到阿里乌斯派暴君的永远放逐。罗马、意大利和东部各行省，到处都是乞求公众大发慈悲的流人、难民和无罪的逃犯。
狄奥多里特那仁慈为怀的书信中，保存着凯勒斯提安和玛丽亚饱尝苦难的经历。叙利亚主教看到迦太基富有的贵族和议员凯勒斯提安带着全家老小和奴隶在异乡乞讨度日，对他们不幸的遭遇感到极为悲痛。但是他更要赞扬这位被流放的基督徒，他有着哲学家般的气质，表现出乐天知命的态度，虽然身处灾难困苦之中，却比身处富裕和安乐的生活时感到更大的幸福。玛丽亚的父亲是地位显赫的优德蒙，有关她的故事非常奇特而且令人趣味盎然。迦太基受到洗劫时，她被一些叙利亚商人从汪达尔人手里买走，后来被当作奴隶卖到本乡。有一个同船的女侍者与她被卖到同一个家庭，虽然玛丽亚现在也是奴隶，但这位女侍者仍尊敬她为过去的女主人，出于感激之情，像从前在优德蒙的女儿家中服务那样对其百依百顺。这种引人注意的行为透露出玛丽亚的真正身份，虽然西拉斯主教当时不在，但是地方守备部队的几名慷慨的士兵，花钱把她从奴隶中赎出来。仁慈的狄奥多里特供给她足够的生活所需，让她跟教堂的女执事一起生活了10个月，直到她得到消息，说她父亲逃离被毁的迦太基，已在西部某行省担任重要职位。为了成全她的孝心，虔诚的主教大力资助，狄奥多里特把玛丽亚送到伊吉的主教那里。伊吉是西里西亚滨海的城市，在每年商品交易集会期间，西部的船只都会前来。他特别请教会同事要考虑她的出身，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他要求将她托付给可靠的商人，这封信保存至今。能把失散多年，毫无希望寻回的女儿送到父母怀中，这被他看作平生最大的快事。
教会历史所提到的传说大多枯燥乏味，我认为“七个长眠人”这个神话故事极为引人入胜，大约发生在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汪达尔人征服阿非利加时。在德西乌斯皇帝迫害基督徒的那个时代，以弗所有七个出身贵族的青年，躲藏在附近山岭的一个大山洞里。当地官员下令用大石块把入口堵住，他们眼看着就要死于暴政，立刻陷入深沉的睡眠中，非常不可思议地沉睡了187年之久，完全没有损伤到生命的机能。187年后，山岭成为了祖传的产业，由阿里乌斯继承。他为了修建乡村的房舍，叫奴隶去搬取石块当作建筑材料。当阳光射入山洞，七个长眠人立刻醒了过来，经过一场睡眠后，他们竟认为只过去了几个钟头而已。大家觉得饥肠辘辘，于是决定由詹布里库斯暗中潜返城里买些面包，带回来供同伴食用。这位青年(如果还能这样称呼的话)看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发现已经与他脑海中的乡土完全不一样了。等他看到以弗所的城门口，耀武扬威似的挂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时，真是让他大吃一惊。他那奇特的服装和过时的语言，使面包店老板感到怪异。当他拿出有着类似德西乌斯古老头像纪念章的物品，当作帝国流通的钱币来支付时，老板怀疑他在私挖秘密的宝藏，就把他拖到法官面前。他们查询后，发现了令人大为惊愕的事件，詹布里库斯和他的朋友为了逃避异教徒暴君的虐政，在他们身上，两个世纪的时光转瞬而逝。
以弗所的主教、教士、官员、民众，甚至有人说狄奥多西皇帝本人，都赶来探访七个长眠人的山洞。这七个人在虔诚祈祷和叙述完本末以后，很快在安详中过世。之所以产生这样奇妙的神话，我们不能归因于现代希腊人出于善意而说谎，或是容易被骗。这段奇迹在发生以后的半个世纪，已经成为四处流行的传说。萨鲁格的詹姆士是一个叙利亚的主教，生于狄奥多西二世死后两年。在他的230篇讲道辞中，就有一篇专门用来赞扬几位以弗所的年轻人。早在6世纪末叶，图尔的格列高利就对这个传奇很感兴趣，找人将它从叙利亚文翻译为拉丁文。东部那些带有敌意的教会，同样用尊敬的态度来纪念他们，将他们的名字很光荣地列入罗马、阿比西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节日表中。而且这种名声并非仅限于基督教世界，穆罕默德赶着骆驼前往叙利亚的市集时，可能听人提起这个民间传说，后来将其当作神启列入《古兰经》。
七个长眠人的故事被很多民族采用后加以改编，从孟加拉到阿非利加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莫不如此。在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极偏僻的地区，也曾经发现类似传说所留下的遗迹。这个故事到底是因为能表达人类的感情，所以能够普遍被人接受，还是由于神话的本身有独特的创意而流传下来，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不觉从年轻到老去，很难注意到缓慢而持续的人事变迁，甚至在经由历史获得更长的经验时，也是习于在想象中运用一序列的因果关系，把位居两个极端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我们能把两个重要时代之间的空隙全部擦除，要是能够睡一场两百年的长觉，在保持旧世界鲜明印象的眼前，出现新世界的景象，所造成的惊奇和感觉，可以为一部富有哲理的传奇小说提供极为生动有趣的题材。要想找出这样有利的场所，最好是从德西乌斯当政到狄奥多西二世统治的这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内，政府从罗马迁到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一座新城；滥权的尚武精神被人为的奴役制度所镇压，这种制度不仅让人驯服，而且着重形式；进行宗教迫害的德西乌斯，他的宝座一直为身为基督徒的君王所继承；还有一些皇帝是正统教派，他们根绝古代神话中的神明；那个时代的民众急着要在狄安娜和赫拉克勒斯的祭坛上面供奉正统教会的圣徒和殉教者；团结的罗马帝国已经分裂，天才人物堕落化为尘土；名不见经传的蛮族大军从冰封的北国一拥而下，在欧洲和非洲最富饶的行省建立起胜利者的统治。
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为了逃避匈奴人，排山倒海地涌向西方世界，匈奴人的权势和兴旺却无法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胜利的匈奴人将各旗从伏尔加河散布到多瑙河，独立自主的酋长之间的争执与不和，把整体的实力消耗殆尽。英勇武士将精力浪费在零星的入侵和掠夺行动上，经常玷污民族的尊严，他们为了获得战利品，不惜自贬身价投效到败逃敌人的旗帜之下。阿提拉的统治使匈奴人再度给世界带来恐怖，我认为这个实力强大的蛮族，凭着他们天生的特质和积极的作为，交替侵略东方和西方，打击对手的民心士气，并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
民族大迁移的浪潮从中国北疆向西冲击了日耳曼地界，实力强大而又人口众多的部族经常会出现在罗马行省的边陲。人为的阻障只能抵挡累积的力量于一时，容易屈服的皇帝惹起蛮族无理的索取，但是永难满足他们无餍的贪念，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欲望要过上奢华的文明生活。匈牙利人有雄心壮志，把阿提拉奉为他们的国王，事实上这些游牧民族的各旗，都是他叔父罗阿斯或称为鲁吉拉斯的子民，他们将营地安扎在现代匈牙利的范围之内。对于这样一个靠着游猎和放牧为生的民族，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它非常充分地供应了他们全部所需。鲁吉拉斯和骁勇善战的弟兄处于有利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的权力和声势，交互运用和平与战争的手段来对付两个帝国。
埃提乌斯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巩固双方的联盟关系。他经常拜访蛮族的营地，获得殷勤的接待和强有力的支持，并以篡夺者约翰的名义恳求他们出兵。6万匈奴人进军到意大利的边界，无论他们是挥军助战还是安然退兵，都要花费国家巨额的金钱。埃提乌斯运用笼络的策略，将潘诺尼亚的主权交付给忠诚的盟友。东部的罗马人对鲁吉拉斯的武力有芒刺在背之感，不仅是行省，就连首都也受到威胁。有些教会历史学家寄希望于用神威和瘟疫来消灭蛮族，但狄奥多西却放下身段，用难以启齿的权宜之计，达成每年付给匈奴350磅黄金的约定，用一般费用的名义掩饰听起来有失颜面的贡金。匈奴国王并不计较，欣然表示同意。
蛮族的凶狠暴躁和宫廷的奸诈善变，不时引起事故，扰乱公众的安宁。在依附帝国的四个民族之中，我们特别要把巴伐利亚人提出来表扬。他们不承认匈奴人的统治，罗马人身为匈奴人的盟友，竟然鼓励巴伐利亚人叛乱并且给予保护。等到鲁吉拉斯用强大的武力镇压后，他派出使臣伊斯劳出言恫吓，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元老院一致同意和平，敕令也经过皇帝的批准，同时派出两位使节前往订约。一个是普林萨斯，是有西徐亚人血统的将领，身居执政官的高位；另一个是财务官伊壁杰尼斯，是见识高超且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由企图心旺盛的共治者推荐担任这个职位。
鲁吉拉斯的死亡使签订和约的事宜暂时搁置下来。他的两位侄儿阿提拉和布勒达接替叔父留下的宝座(433—453 A.D.)，同意与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进行私下会谈。但是他们摆出高傲的态势不愿下马，就在上梅西亚靠近马古斯城的广宽平原上，骑在马背上一面驰骋一面进行商议。匈奴国王在协商过程中，不仅要得到可供夸耀的荣誉，同时还要非常实际的利益。他们指定的和平条件，任何一条都是在侮辱帝国的尊严：在多瑙河两岸自由开放市场，提供安全而充裕的商品交易；要求每年的贡金从350磅黄金增加到700磅；从蛮族主人手里逃走的罗马人俘虏，每人要支付8个金币的罚锾或赎金；皇帝要废止与匈奴人的敌人所签订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所有逃亡人员，要是在狄奥多西的宫廷和行省得到庇护，全部要交还给受到冒犯的国君，由指定的法官接收以后再行处置。在遣返的逃亡人员之中，有些不幸的青年具有皇家血统，受到法官严厉的惩罚，阿提拉下令要把他们在帝国境内处以磔刑。一旦匈奴国王将他的恐怖深深印入罗马人的脑海中，当他要征服叛逆或者是西徐亚、日耳曼的独立民族时，可以通过给予这些人短期的缓刑以收买人心。
阿提拉是蒙德祖克之子，是古老匈奴贵族或王室后裔，他们的族人曾与中国的皇帝进行了很多世代的交锋。依照一个哥特人历史学家的记载，阿提拉的相貌带着明显的种族特征。阿提拉的肖像呈现出当代卡尔梅克人丑陋的相貌：庞大的头颅、黝黑的肤色、深凹而又细小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几茎稀疏的胡须、宽厚的肩膀、短小的身材，虽然体形长得极不匀称，但勇猛有力。这位匈奴人国王举手投足之间泰然自若，表现出高高在上君临万民的气势。他有不断转动眼睛的习惯，好像在思索那些给人带来恐怖的事物，并自得其乐。然而身为蛮族的英雄人物，他倒不是没有容人的雅量和悲悯的情怀。向他乞怜的敌人可以相信他的诚意，只要他接受了臣服，那就是和平与赦免的保证。阿提拉的臣民也认为他是公正无私和宽宏大量的主子。他喜爱军旅战阵之事，登基后正值盛年，靠着头脑而非蛮力完成了对北国的征服。早年他以一个冒险犯难的士兵的身份，在战场上凭刀枪赢取无敌的名声，之后逐渐转变成为伟大的将领，用深谋远虑的智慧建立不朽的功勋。除了在诗歌和小说之中，现实中个人的英勇行为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即使是蛮族的胜利也一样要靠经验和技术，把热情的群众团结起来，让他们愿意接受一个人的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伟大的西徐亚人征服者阿提拉和成吉思汗，他们在领导统御方面较之粗鲁不堪的同胞，毕竟要高人一等，他们并不完全依仗暴虎冯河的勇气。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匈奴人还是蒙古人的王国，创始者都把民众的迷信当作统治地位的基础。传闻成吉思汗的母亲是处女生子，这种杜撰出来的说法就是有人深信不疑，因此使得他不同于凡人。后来有全身赤裸的先知用神灵的名义，把尘世中的帝国授予他，指出蒙古人的英勇将无敌于天下。
阿提拉善于运用宗教的手段，非常适合他那个时代和民族的特性。西徐亚人崇拜战神，他特别要表现出虔诚的行为，这倒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们不会形成抽象的观念或具体的表征，只是在形如弯刀的铁制图腾下，祭拜他们的保护神。传言匈奴族有一个牧人在放牧时，发现有头母牛的脚受伤，他很好奇地想要查出原因，就顺着血迹去找，结果在草丛里看见一口古剑露出剑尖，于是把剑从土里挖出来献给阿提拉。这种手腕是何等的高明而富于心机!君主以虔诚的感激之心接受上天所赐予的恩惠，只有他才够资格成为“战神之剑”的主人，这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有统治尘世的神圣权力，并且必能千秋万世。为了达成这种庄严的目的，他举行西徐亚人特有的仪式，在广阔的平原上，将柴束高高地堆积起来，组成长和宽都有300码的祭坛。战神之剑竖放在粗野祭坛的最上方，每年要用羊、马和第一百位俘虏的鲜血来献祭。
无论阿提拉是把活人当作牺牲构成崇拜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将战场上获得的俘虏作为奉献给战神的贡品，受到战神赐恩的人都会立刻具备神圣的身份，使得他的征服更为顺利、统治更为长久。那些蛮族的诸侯用虔诚而阿谀的语气承认，他们几乎不敢逼视神圣威严的匈奴国王。他的兄弟布勒达曾经统治很大一片国土，后来被迫交回权杖，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即使这种残酷的行为也归之于超自然力量的冲动。阿提拉挥舞“战神之剑”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让所有人承认只有他率领的无敌大军才可以征服世界。但是他那面积广阔的帝国，仅能保存最原始粗陋的历史证据，其中只提到他参加战争的次数以及获得的重要的胜利。西徐亚的国君即使不知道科学和哲学的价值，他也必然对自己那些不识字的臣民因为欠缺应有的技艺，而无法使他的功勋永垂不朽，感到懊恼和遗憾。
若在地球上画一条线，把文明区域和野蛮区域分开来，将以农耕为生的城市居民和住帐篷的牧人、猎人加以区分，那阿提拉所渴望的头衔是蛮族最高和唯一的国君。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征服者之中，唯有阿提拉把日耳曼和西徐亚这两个伟大的王国联合在一起。当他运用这种很含糊的称号来统治时，往往被理解为统治着广阔的地区。图林吉亚的区域延伸越过了它实际的边界，已经到达多瑙河一线，而这不过是他的一个行省而已。他以一个强权的邻国的身份介入法兰克人的国内事务；他有一个部将惩罚了莱茵河附近的勃艮第人，几乎灭绝了整个种族；他征服了海洋岛屿上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该王国四周为波罗的海所包围和分隔。匈奴人可以从北方地区获得毛皮作为贡品，过去就是靠着这种特殊的材料，当地的土著在严冬时得到保护，并且激起自己的斗志，使其他的征服者不敢染指。阿提拉向东的疆域越过西徐亚人的荒原，详细情况很难弄清楚，但可以确定，他的统治已经及于伏尔加河两岸。
匈奴人国王之所以使人畏惧，因为他不仅是位武士，还是一个术士。他攻击所向无敌的哲欧根人，使他们的可汗降服称臣；他派遣使臣前往中国谈判建立同盟关系。阿提拉骄傲地自夸这些民族都奉他为主，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有背叛过，尤其是格庇德人和东哥特人，这两个民族人数众多、作战英勇、酋长功勋卓著，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格庇德人名声显赫的国王——阿达里克，是统治者忠诚可靠而又足智多谋的军师，阿提拉对他那种无畏的天赋才华非常尊敬。同时他也喜爱东哥特人国王高贵的瓦拉米尔，他为人温和有礼且行事审慎细心。这一群粗野豪迈的国王，都是许多黩武好战部族的领导人物，全部投效到阿提拉的旗帜下，像侍卫和家臣一样遵奉他的命令，围绕在主上的四周，看到他颔首就感到轻松愉快，要是他一皱眉头，他们难免胆战心惊。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即使赴汤蹈火，也毫无迟疑和怨恨之心。平时这些臣属的王侯带着本国的部队，按照正常的轮替制度随护皇家营地，一旦阿提拉集结作战军队时，能够进入战场的兵力达到50万至70万蛮族之众。
匈奴人使臣提醒狄奥多西注意，他们在欧罗巴和亚细亚都与帝国相邻，一边是在多瑙河发生接触，另一边已抵塔内斯河。他的父皇阿尔卡狄乌斯在位时，有一股匈奴人为患东部各行省，掠夺大量战利品和无数俘虏。他们经由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径，沿着里海海岸前进，横越亚美尼亚积满冰雪的山岭，渡过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哈里斯河，用卡帕多细亚血统优良的马匹，补充他们损耗过度和精疲力竭的骑兵部队，占领西里西亚四境多山的国度，扰乱安条克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埃及为他们的趋近而战栗不已，圣地的僧侣和香客赶紧登船，准备逃离即将降临的劫难。东方民众对他们的入侵记忆犹新，内心充满恐惧和惊慌。阿提拉的臣民运用优势兵力，发起大胆的冒险行动。无论这场暴风雨是落在罗马还是波斯疆域，难免引起关心之人的猜测，好早做打算。
匈奴国王有一些重要的家臣，他们的位阶已进入实力强大的王侯之列，曾获得批准与西部皇帝或将领建立联盟。他们住在罗马时，曾提到在东方的远征情况，横穿荒漠和沼泽后，罗马人认为他们抵达之处为米奥提斯海。他们穿越山区经过15天的行军抵达米底边界，接着向一无所知的城市巴夕克和库夕克进军，在米底平原与波斯大军遭遇。他们说，天空被箭雨笼罩，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匈奴人只有退兵以保存实力。他们经由多条道路向后转进，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摆脱了敌军，在损失大部分战利品后，终于回到皇家营地。他们现在已了解波斯的状况，誓言报仇雪耻。罗马使臣在阿提拉的宫廷中交谈，讨论到匈奴人当前大敌的状况和尔后的计划。君士坦丁堡的大臣们希望匈奴人将实力转用到与萨珊王朝君王进行旷日持久且胜负难决的斗争之上。然而见识卓越的意大利使臣却认为，东方的共治者要是抱着这种希望，不仅愚蠢而且会很危险。他要让对方明白其中道理，要是米提人和波斯人都无法抵挡匈奴人的军队，那就会助长征服者的权势和气焰。无论是当前数目不算庞大的贡金，还是授予阿提拉军阶，让他担任狄奥多西的将领，都不会让他感到满意。何况罗马人已被匈奴人的帝国团团包围，阿提拉很快就会将羞辱和沉重的枷轭，锁在走投无路的罗马人颈脖上。
当欧洲和亚洲的政府取得共识要防范迫在眉睫的危险时，阿提拉用建立联盟的方式支持汪达尔人据有阿非利加。拉文纳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协力发起冒险行动，要光复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行省(阿非利加)，西西里的港口集结了狄奥多西的军队和船舰。狡猾的根西里克不断呼吁要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做釜底抽薪的打算，煽动匈奴国王入侵西部帝国。此时正好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意外之事(441 A.D.)，被拿来当作借口，成为这场毁灭性战争的导火线。为了遵守在马古斯签订的条约，在多瑙河北岸要设置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受到当地罗马堡垒的保护，这座要塞有个别号称为君士坦提娅。有一群蛮族违反了商业安全的规定，杀死毫无戒备的商人，余众全部四散奔逃，同时将堡垒夷为平地。匈奴人声称他们的杀人越货是正当合理的报复行为，因为马古斯主教进入他们的地区，发掘并偷窃了国王埋在地下的宝藏。匈奴人严厉要求将犯罪的教士、受到亵渎的财物以及逃亡的臣民，交给阿提拉的法官。拜占庭宫廷的拒绝引起了战争，梅西亚人一致赞誉君主坚定不移的决心。但是维米尼库姆和邻近城镇的毁灭，立即使他们大祸临头。民众在这种状况下，只能采用最有效的处理方式，为了大众的安全，只有牺牲少数可敬的市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马古斯主教没有殉教者的献身精神，害怕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于是决定采取预防的措施。他大胆前去找匈奴君王谈判，要求对方原谅他的行为，发出重誓愿意将功折罪。他要蛮族在多瑙河岸埋伏一批人马，在指定的时间，他会打开城市的城门。匈奴人通过主教的献城背叛掌握了有利的形势，这等于拉开了获得一连串光荣且有决定性战果的胜利的序幕。
伊利里亚边区被一条布满工事和堡垒的防线所掩护，虽然其中大部分只是一座单独的城堡，加上少数防守部队，但通常能够将入侵的敌人驱离，也可截断他们的退路，因为敌人缺乏围攻的技术，也没有持久的耐心。但是这些实力微弱的阻碍被匈奴人大军一扫而光，人烟稠密的城市像是西米乌姆、辛吉杜努姆、拉蒂亚里亚、梅西亚纳波里斯、纳伊苏斯和撒尔底迦，全部被战火摧毁。所有的城市只要设防，就会遭到同一下场，人员受到惩罚，建筑物被破坏。欧洲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一线的区域，大约有500英里的宽度，阿提拉率领成千上万的蛮族进入战场，立刻发起攻击、占领和蹂躏行动。然而，民众的危难和灾祸并没有振奋狄奥多西的勇气，使他从休闲活动和宗教奉献中脱身出来，亲自率领罗马军团出征。他赶紧将派遣出去对付根西里克的部队，仓促地从西西里召回，因为位于波斯边境的防备部队都已消耗殆尽。在欧洲集结的战力，要是将领明了指挥之道，士兵恪尽服从之责，倒是可以发挥在武器和数量上的优势。
东部帝国的军队在三次连续发生的会战中被敌军击败，阿提拉在战场上踩着胜利的血迹前进。前面两次会战分别发生在乌图斯河岸和梅西亚纳波里斯城下，多瑙河与海姆斯山之间宽广的平原上，到处都在进行激烈的战斗。罗马人受到获胜敌军的压迫，逐渐退向色雷斯的切森尼苏斯。这个行动非常不智，此地为狭窄的半岛，进入此地等于是一只脚踏入了绝境中。罗马人第三次受到挫败，大局已无法挽回。阿提拉歼灭了敌人的大军，完全主宰了战场，从海伦斯坡海峡到色摩匹雷关隘，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郊区在内，任其纵横，他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尽情蹂躏色雷斯和马其顿所属各行省。只有赫拉克利亚和哈德良堡仗着城池坚固逃过一劫，但东部帝国有70多个城市遭到毁灭的命运。对于狄奥多西的宫廷和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民，有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可以给予他们保护，但最近发生一次强烈地震，使得58座塔楼倒塌，城墙出现很大一段裂口。虽然很快修复了损坏的部分，但这种意外事件因迷信的思想而夸大了民众的畏惧，说是上天要把皇家的都城交到西徐亚的游牧民族手中，这些人对于罗马的法律、语言和宗教完全是门外汉。
在西徐亚的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发起的侵略行动中，他们被灭绝人性和极具破坏性的精神所驱动。战争法则之所以阻止约束全国性的掠夺和屠杀，是基于两项有实质利益的原则：一是温和的征服行动或许可以获得永久的利益，二是顾虑到对敌国的恶性破坏，有朝一日会引起对自身的报复行为。但是这些希望和畏惧在游牧民族的认知中几乎不存在，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因宗教和奢华而改变之前，阿提拉的匈奴人与蒙古人、鞑靼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历史上有些极为残酷的历史真相，在罗马简短而充满讹误的编年史中也可以见到。
蒙古人征服中国北部各省以后，想要绝灭人烟稠密地区的全部居民。这不是为胜利的热情所激起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会议讨论，深思熟虑所获得的结果，他们打算把无主的田园转变成为放牧牲口的草地。有位意志坚定的中国官员以巧妙的方式提出合理的施政方针，打动了成吉思汗，使他取消了恐怖的屠杀计划。但等到中亚和西亚的城市降服在蒙古人的铁骑之下时，他们毫无人性地滥用战争的权力，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这种对战争权力的不人道的滥用是以正规纪律的形式行使的，虽然权力并不相同，但却出于同样的原因，胜利的匈奴犯下了与蒙古人同样的罪孽。
对于降服以后接受任意处置的居民，蒙古人下令要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集中在邻近城市的平原上，把这些已经被完全制伏的民众区分为三部分：第一类人包括防守部队的士兵以及能够运用武器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很快被决定，不是接受征召到蒙古军队服役，就是被部队在现场屠杀殆尽。这些被俘的群众四周被执着长矛、弯弓欲射的武装人员围住。第二类人员是年轻貌美的妇女、各行各业的工匠技师，还有家业富裕或地位崇高的市民，蒙古人寄希望于他们，从他们身上获得赎金，这些人再被区分开来，人数各有不同。至于剩下来的人，征服者根本不管他们死活，在把他们的财物都拿走后，允许他们回到城里。这些可怜的居民有幸可以呼吸家乡空气，但还要缴税。
上面所说的处理方式，是蒙古人认为没有遇到特别强烈的抵抗时的一般做法。但只要在处理时产生任何不满或阻碍，引起他们的愤怒和疑虑，就会激发兽性，把全体居民杀光。他们那种绝不宽恕的暴虐经常把繁荣的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根据他们的说法，所到之处地面不留任何有碍马匹飞驰而过的东西。呼罗珊地区有三个重要的都会，分别是迈鲁、内萨布尔和赫拉特，全部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经过精确的计算，被杀害的总人数是434.7万人。帖木儿在较为开化的时代接受教育，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然而，阿提拉要是比得上帖木儿极具敌意的毁灭行动，那么不论是鞑靼人还是匈奴人，都够资格称得上“上帝之鞭”。
有人言之凿凿，说匈奴人将大量罗马臣民掳走以后囚禁起来，使得帝国各行省人口绝灭，赤地千里。贤明的立法者如果掌握了工作勤勉的殖民区，就会通过西徐亚的荒原，把和实用与装饰的技艺有关的基础知识传播开来。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却在偶然的状况下被分散到各旗，游牧民族的编组以旗为单位，全部服从阿提拉帝国的统治。这些未开化却处事公正的蛮族，只要简单地判断一下，就可以估算出这些俘虏的价值。或许他们不了解一个神学家的长处在哪里，无法理解他们对“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这类深奥理论的争辩，但他们尊敬每一种宗教的神职人员。行动积极且充满宗教热诚的传教士历经辛苦，孜孜不倦，成功地在西徐亚传播福音，即使他们并没有接近君王本人和他的皇宫。游牧民族根本不明白田产的价值，对于民法的运用或滥权显得漠不关心，律师口若悬河的辩论技巧，只会引起他们的轻视和厌恶。
哥特人和匈奴人有长久的交往，双方用方言传达熟悉的知识。野心勃勃的蛮族在谈论有关军事的问题时都使用拉丁语，甚至在东部亦复如是。但是他们瞧不起希腊的语言和科学，那些高谈阔论的诡辩家和望之俨然的哲学家，在学院受到奉承之辞的推崇，等到落入匈奴人手里就会很羞辱地发现，他们的价值和重要性还比不上伺候他们的仆人，虽然这些仆人不过是身体强壮的俘虏。工匠和技师能满足匈奴人的需要，所以获得他们的重视和尊敬。奥尼吉修斯是阿提拉宠爱的大臣，他手下一个建筑师给他盖了一个浴场，为了过奢华的生活而大兴土木，这倒是很少见的例子。铁匠、木匠和制造军械的工匠，对于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无论是战时或平时，都是最有用而且不可或缺的人员。医生的本领使他们无论在何处，都受到器重和尊敬。蛮族藐视死亡，然而害怕生病，即使一个傲慢的征服者在身为医生的俘虏面前，也感到心中惴惴不安，认为他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免除患者的痛苦，延长他们的生命。若匈奴人受到激怒，他们对待奴隶时会毫无慈悲之心，用专制的手段让他们受苦受难，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容许建立精细的压迫制度。俘虏只要勤奋努力，通常会得到自由作为他们的报酬。
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从出使中获得很多奇特的教训。他在阿提拉的营地走动时，有位陌生人向他打招呼，同时用希腊语问候致意，这个人从服装和外表看像是一个富有的西徐亚人。据他自己说，他在维米尼库姆被围时失去了财产和自由，成为奥尼吉修斯的奴隶。但是他在对罗马人和阿卡齐尔人的战争中忠诚服役，逐渐使他升到与匈奴人同样的地位，新妻子与几名子女组成的家庭，构成他与匈奴人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战利品的获得使他私人的财产得到恢复并增加，他得到允许可以与过去的领主同桌用餐。变节的希腊人为自己被俘的那一刻祝福，因为他借着光荣从军迈向幸福且独立的状态。这样一来他们之间自然会产生争议，忍不住开始讨论罗马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变节者很严厉地大力抨击罗马，普里斯库斯则用冗长而微弱的声明来为之辩护。
奥尼吉修斯的自由奴用真诚而生动的言辞，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衰亡的帝国有种种恶行，长久以来他深受其害：罗马的君王残酷而又荒谬，没有能力保护臣民对抗国家的敌人，对于臣民武装起来实施自卫也投以不信任的眼光；运用复杂而武断的征税方式，征收令人民无法承受的重税；多如牛毛而又相互矛盾的法律，不仅晦涩难明而且令人无所适从；只重形式的司法程序，不仅冗长得令人生厌而且花费甚巨；法庭的审判只讲关系，罔顾正义；普遍的贪污腐化增加富室豪门的影响力，扩大平民百姓的灾难和不幸。在这位幸运的放逐者的胸怀之中，爱国的情操终于复活，他流着眼泪哀叹，就是这些官员的罪行或软弱，败坏了最贤明和最有效的制度。
西部的罗马人基于怯懦和自私的政策，将东部帝国丢给匈奴人，不管它的死活。军队的流失，武德与军纪的丧失，并非仅仅因为君王的个人品行。狄奥多西仍旧要装着保有“奥古斯都天下无敌”的称呼和头衔，但是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乞求阿提拉大发慈悲的地步。反观他的对手，则提出苛刻而羞辱的和平条件：
其一，东部的皇帝要放弃广大而重要的地区，沿着多瑙河的南岸从辛吉杜努姆或贝尔格莱德，一直延伸到色雷斯行政区的诺维，限定的宽度很粗略地计算为15天的行程。为了保住帝国的颜面，用什么方式表示，或是订立令双方心照不宣的协定，匈奴人都没有意见。但是从阿提拉的提案可以看出，双方的市集位置要立刻迁移，因为他担心被摧毁的城市纳伊苏斯会被划到他的疆域范围之内。
其二，匈奴国王要求得到的贡金或称为补助金，应该从700磅黄金增加到2100磅，同时规定要立即支付6000磅黄金，这是他在战争中所花去的费用，被当作东部帝国战败赔偿的罚款。大家可能以为，这样一个富裕的东部帝国可以立即支付上述的需求，甚至有些私人的财富可能都比这个要多得多，但公众的苦难为国家财政方面的混乱和拮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从民众那儿强征的巨额税款，在缴交君士坦丁堡国库的途中，因为道路阻塞而中断或滞留。狄奥多西和他的宠臣用维持皇家排场的借口，打着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名目，任意支用年度的岁入额度，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然而，计算之外的军备耗尽了一切可用的资源，对元老阶层的成员强制要求捐献，成了满足阿提拉贪婪胃口的唯一办法。那些已经没落的贵族逼于无奈，只有不顾羞耻公开拍卖妻子的珠宝，以及府邸里世袭的各项装饰。
其三，匈奴国王建立了本国的司法原则，凡是他运用权力使人降服所获得的财产，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此后不再丧失所有权。阿提拉根据此一原则得到结论，从而制定不得变更的法律，即任何人在战争中获得匈奴人为战俘，均需立即开释不得延误，亦不得要求赎金。每一个罗马人俘虏，甚至包括逃走的在内，获得自由的赎金为12个金币。所有从阿提拉旗帜下逃亡的蛮族，必须归还且不保证可以得到赦免。为了执行这种残暴而可耻的条约，皇家官员被逼得要屠杀几位忠诚而出身高贵的西徐亚逃亡分子，他们拒绝自寻死路。这样一来，罗马人丧失了所有的号召力，再也无法获得西徐亚人民的友谊。对那些愿意接受狄奥多西统治的恳求者，这等于是在公开宣称，罗马人不仅违背信义，而且也没有实力来保护他们。
在这种国势陵夷、门户大开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城镇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更暴露了皇帝和帝国的耻辱，否则以这个城市的名不见经传，不可能被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到。阿兹穆斯是色雷斯的一个小城，靠近伊利里亚边界，以年轻人的尚武精神而闻名遐迩。他们的领导人物经验丰富而且英勇过人，所以胆敢奋不顾身抗拒蜂拥而来的蛮族。阿兹穆斯人并没有坐以待毙等待敌军到来，而是运用奇袭的方式主动发起攻击，救出被抢走的战利品和被掳去的俘虏。同时有很多国内的流亡人员和逃兵自动投效，使得匈奴人对充满危险的邻居感到非常头痛。在缔结条约以后，阿提拉提出，不管他们是用说服还是强迫的方式，除非阿兹穆斯人也顺从他们的国君所接受的条件，不然依然会用战争威胁帝国。狄奥多西的大臣很羞愧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已经不再有权力可以管辖勇敢要求独立的这群人。
匈奴国王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场去与阿兹穆斯人谈判。他们要求归还一些牧人，这些人是在阿兹穆斯人发起的突击中，连带着牲口一起被掳走的，他们于是扣留匈奴人，作为同伴安全的保证。匈奴人同意进行严密的调查，但没有结果。他们不得不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拘留该市任何俘虏，才得以从阿兹穆斯人手中接回幸存的两个匈奴人。阿兹穆斯人郑重发誓其余的匈奴俘虏已死在剑下。阿兹穆斯人还说，他们会立刻解决掉那些曾经发誓保护公众的安全、如今却叛逃的罗马士兵。阿提拉对他们的庄严宣言感到满意，但事实上却是受到了欺骗。也许诡辩家会因为倾向于奥古斯丁的严厉训示，或是偏向圣杰罗姆和圣克里索斯托的温和脾气，而指责或原谅这种谨慎而故意的掩饰。但是每个士兵和政府官员都应该知道，要是人人都像阿兹穆斯人一样，激起奋发图强的精神，蛮族就不会践踏帝国的尊严。
要是狄奥多西丧失荣誉能够换取可靠而稳固的安宁，或是他的怯懦没有带来更多的损害，说实在话，这倒是让人感到意外。拜占庭宫廷连续受到五六位使臣的羞辱，阿提拉派来的大臣不断对东罗马施加压力，提出他们对新近签订的条约执行过于迟缓或产生诸多缺失。他们列出流亡人员和逃兵的姓名，说这些人仍旧受到帝国的保护。使臣同时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宣称，除非他们的君主能够立刻得到满意的答复，否则他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平息国内那些好战部族亟须发泄的怒气。除了这些出于骄傲和利益的动机，使得匈奴国王不断要进行谈判以外，他的内心还有一些不光彩的念头影响到他的行为，那就是如何夺取敌人的资源使自己的宠臣更为富有。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为了获得使臣的友谊，以及他的那些主要下属和随从的帮忙，以便提出对帝国有利的报告以维持和平，花费了巨额的财富，甚至使得国库都无力负担。蛮族的大臣受到慷慨的接待，让他们的君主很有面子。他很愉快地计算这些礼物的价值及豪华程度，并且严格要求帝国兑现每个承诺，以增加手下大臣的财富。
阿提拉把枢机大臣君士坦提乌斯的婚姻，当作国家重要事务来处理。这个高卢的投机分子是埃提乌斯推荐给阿提拉的，他曾经为君士坦丁堡的大臣服务，当时定好的报酬是给他找一个富有而出身高贵的妻室，萨顿尼乌斯的女儿被选中为国家尽一份义务。这位满心不愿的受害者后来家中发生事故，产业被很不公正地被籍没，使得爱慕者原来充满热情的心冷淡下来。但是他仍旧以阿提拉的名义提出要求，按照过去约定的条件来决定选择联姻的对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拖延以及提出各种借口以后，拜占庭宫廷只得把阿尔马提乌斯的遗孀当作牺牲品，送给傲慢无礼的外乡人。无论是家世、财富还是容貌，她在罗马贵妇人之中都可谓无出其右。
阿提拉对于在君士坦丁堡纠缠不休和到处施压的使臣，定出他们的归国时期。同时他基于虚荣心作祟，一直在盘算帝国派出使臣的层级和地位，于是他抱着关切的态度答应，只要使臣有执政官的位阶，他会亲自远赴撒尔底迦去迎接。狄奥多西的御前会议以撒尔底迦的状况已经残破不堪为由，完全规避他所提出的意见。同时暗示，不论是军队还是宫廷的官员，都有资格和西徐亚最有权势的君主展开谈判。马克西明是一个受到尊敬的廷臣，在政府和军队任职，他不仅经验丰富，能力也受到肯定，勉强接受困难重重而又极为危险的任务，要与怒气填膺的匈奴国王折冲樽俎。他的朋友、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倒是很高兴能有机会观察处于和平与家居状态中的这位蛮族的英雄人物。但使臣暗地里负有机密的任务，是极关重要且必须保密的犯罪行动，只让通译维吉利乌斯一个人知道。在匈奴人的上一任使臣中，奥列斯特是潘诺尼亚行省有贵族身份的臣民，埃德康是锡里人部族英勇的酋长，在同一时间离开君士坦丁堡回到皇家营地。他们寂寂无名，但他们的儿子却有非常特殊的机遇，对比之下更是大放异彩。阿提拉的两位臣属，竟然分别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以及意大利第一个蛮族国王的父亲。
使节带着大批随行人马，第一站在撒尔底迦休息，离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有350英里，大概要走13天的行程。残存的撒尔底迦仍旧划分在帝国国境之内，罗马人有责任尽地主之谊。省民供应足够食用的牛羊，并邀请他们参加场面盛大而饮食精美的晚餐。但因彼此对事物看法不同，再加上说话不谨慎，因而扰乱了和谐的气氛。大臣忠诚维护皇帝的尊严和帝国的伟大，匈奴人用同样的口气，赞誉常胜君主的光荣事迹。维吉利乌斯的阿谀之词轻率且不当，火上加油，引起双方争执。他表现出冲动的态度，拒绝承认神圣的狄奥多西仅是凡人。马克西明与普里斯库斯费尽力气才转换了这个话题，安抚蛮族心头的怒气。当埃德康和奥列斯特从座位上起来时，皇家的使臣送给他们贵重的礼物，是丝质长袍和印度珍珠，他们很感激地接受。但奥列斯特忍不住暗示，过去他并没有收到过如此尊贵和慷慨的礼物，好像是在暗示他不过是个文官，无法与埃德康世袭贵族的位阶相比。这使得埃德康在奥列斯特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可疑的朋友，而他自然就成为了与之水火不容的敌人。
经过这次招待以后，他们从撒尔底迦赶了100英里路到纳伊苏斯。这座繁荣的城市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生地，现在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居民不是被杀就是逃难离开，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等无法行动的人，仍旧获准留在破损不堪的教堂里，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前景真是万分凄凉。整个区域的地上散布着被杀人员的骸骨，使臣行进的方向是西北方，穿过现在塞尔维亚的山区，进入布满沼泽的平原，多瑙河在前面挡住去路。匈奴人成为了这条大河的主人，他们的航运主要靠巨大的独木舟，这种舟是把一根大树干的中间挖空做成的。狄奥多西的大臣安全抵达对岸，跟他们在一起的蛮族同伴急着赶到阿提拉的营地。营地同样已经准备好提供打猎的娱乐，当然也随时可以进行战争。
马克西明离开多瑙河大约2英里，就开始体验到征服者的无理取闹。他想把帐篷架设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结果受到很严厉的制止，说是要与皇家的居所保持相当的距离，这种敬畏之心不容侵犯。阿提拉的大臣一直在对他施压，要他如实供出真正的企图，以及皇帝亲自交代的只让他听到的事情。马克西明顾左右而言他，这时他感到很困惑，在神圣的会议里决定的秘密，就是在神明面前也不曾泄露，敌人怎么会知道？于是皇家使臣拒绝接受这种羞辱说辞，表示要立即归国，接着又撤消命令，之后又故伎重演。匈奴人一直想要让坚持立场的马克西明顺服，却始终无法称心如意。最后，在奥尼吉修斯的兄弟斯科塔的求情下，送出很昂贵的礼物才获得了大臣的友谊，同意帮忙安排皇家的觐见，但是没有得到阿提拉确切的答复，使臣不得不向北方进行长途的旅程。阿提拉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要在同一个营地接见东部和西部帝国的使臣。整个行程受到向导的管制，休息的时间和赶路的行程都被严格规定，有时还要离开大路，完全只是为了国王的方便。罗马人横越匈牙利的平原时，猜测他们用独木舟或是轻便的船只渡过了几条可以通航的大河。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蒂萨河(或称提比斯库斯河)是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他们在不同位置渡的河其实是同一条，只是称呼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他们从邻近的村庄接受粮食的供应，都能按时送到而且数量很丰富，只不过用蜜酒替代了葡萄酒，拿粟米当作面包，还有一种烈酒名叫卡姆斯，根据普里斯库斯的说法是用大麦蒸馏酿造而成。这些食物对于过惯君士坦丁堡奢侈生活的人来说，实在是粗粝得难以入口。但是在他们偶然遭到不幸时，能够从慷慨而好客的蛮族那里获得援救。然而同样也是这些蛮族，在战争中是那样的恐怖、残忍、暴虐与无情。使臣将营地设置在一个大沼泽的边缘，一阵强烈的暴风雨突然来袭，在隆隆雷声和闪电之中，帐篷都被吹塌，行李和器具全都浸在水中。随从都分散开来，在黑夜里乱窜，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大家都为未知的危险感到忧虑不已。这时他们听到邻近村庄居民的喊叫声，大家这才把状况弄清楚。这个村庄是布勒达孀妇的财产，没过多久，他们就看到了明亮的火光，那是她们很善心地用芦苇生起的一堆大火。罗马人的需要甚至欲望都获得了满足，对于布勒达孀妇非常特殊的礼仪感到困窘不安。她送来一些美丽而讨人欢心的少女，来安慰他们旅途的寂寞。他们在第二天日出后决定再休息一会儿，好把行李找到并晒干，让人员和马匹恢复精力。等到傍晚启程之前，使臣特别对村庄善心的夫人表示感谢，送给她银杯、红色毛线、干果和印度胡椒等非常值钱的礼物。等到这趟冒险结束后，又加入阿提拉的行军队伍，中间有六天与本队分开，然后缓慢走向帝国的都城，在数千英里广袤的空间没有遇到一座城市。
要是我们能相信普里斯库斯对阿提拉都城的地理位置的含糊叙述，看来它应该位于多瑙河、蒂萨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坐落在匈牙利平原上，可能就在阿格里亚或称托开伊的杰兹贝陵附近。开始时不过是一处临时营地，等到阿提拉久住以后，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村庄，用来容纳他的宫廷和追随在身边的部队，还有成群无所事事或忙忙碌碌的奴隶和随从。奥尼吉修斯发起建造的浴场是唯一运用石材的建筑物，全部材料从潘诺尼亚运送过来。由于邻近地区甚至连大木料都很缺乏，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个皇家村庄所用的房舍是用麦秸、泥土或帐幕搭盖。地位显赫的匈奴人使用木屋，建筑物的大小和装饰，依据屋主的阶级、财富和品位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都表现出大而无当和粗俗的样子，分布的状况倒是讲求秩序而且也很对称，建筑物愈靠近君王，则居住于其中的主人愈为尊贵。
阿提拉的宫殿在他的统治区域内比所有的屋舍都要华丽宏伟，全部都用木材建造而成，占地非常广阔，外面围绕着高耸的宫墙(或称围栏)，用光滑的方木构成，在四角建有高塔，作用不完全是用来防卫，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宫墙把整座小山的平缓斜面全部围进去，包括很多各式各样的木质建筑物，供皇室人员使用。阿提拉有众多的妻妾，每人都被分派了一所独立的房舍，不像亚洲人有那样大的猜疑之心，用严格的规定和狭隘的气量把她们监禁起来。她们能够保持文雅的风度接受罗马使臣的觐见，供给饮食的款待，就是光明正大地行拥抱礼也没有关系。
马克西明获得皇后塞尔卡接见，他赞赏她住的宫殿建筑极为华丽，有高耸的圆柱和各式各样漂亮的木质结构，它们被打磨或雕琢成奇形怪状的样子。他细心观察后发现其极富装饰的意味，而且比例非常匀称且优美。大门有侍卫保持警戒，使臣通过以后被引导至塞尔卡的私人接待室。阿提拉的妻子坐在柔软的卧榻上，也可以说是躺着接见使臣的来访。地板上面铺着地毯，侍女在皇后的四周围成一圈，还有一些宫女坐在地上，正在刺绣做活计。蛮族的武士身上穿着美丽纹饰的服装，匈奴人很骄傲地展示这些财富，这是他们获得胜利的成果和证据。各式各样的马具、所佩带的刀剑，甚至于所穿的鞋子，都装饰着黄金和贵重的宝石。他们的餐桌上摆满各种餐具和高脚酒杯，金银制作的瓶器和酒具，很多是希腊工匠或艺术家所制造的精品。只有国君摆出高傲的姿态，仍旧坚持要过西徐亚祖先单纯的生活。无论是衣着、兵器和马匹的配件都很朴素，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种颜色。皇家的餐桌上只有木头杯子和盘子，肉类是唯一的食物，北国的征服者从来不吃面包之类的奢侈品。
阿提拉第一次在多瑙河畔接受罗马使臣的觐见时，他的帐幕被英勇无敌的侍卫所围绕。蛮族的国君坐在木椅上，严肃的面容、愤怒的神色和暴躁的语调，使得生性刚毅的马克西明也不禁大吃一惊。维吉利乌斯更是胆战心寒，他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状况。要是阿提拉不尊重国家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就会把欺君的通译钉在十字架上，让他那腐烂的身体去喂饱兀鹰。国君亲自拿出一份很完整的清单，叱责维吉利乌斯如此大胆，竟敢欺骗他说只发现17个逃兵。但是他又带着高傲自大的态度宣称，他觉得为这些逃亡的奴隶发生争执是很丢人的事。狄奥多西把防卫行省的任务托付给这些军队，他对他们的无能表示出轻视之心。他接着说道：“在面积广大的罗马帝国境内，无论是哪种堡垒，哪种城市，如果他们自认坚固安全且难以攻克，就怀抱着能够继续存在的希望，那真是太天真了，事实上，只要我们高兴，它们就会化为齑粉!”他赦免了通译，不过，他强制要求等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后要把人全部归还，同时要派地位更为显赫的使臣前来交涉。
这时他的怒气逐渐平息下来，当天家中的喜事也缓和了他那凶狠的脾气。他要与伊斯拉姆的女儿结婚，在道路上接受大家的祝贺。阿提拉在皇家村庄的入口举行奇特的典礼，大群妇女出来迎接她们的英雄也是她们的国君。她们走在前面排成两队很长的行列，列与列之间拉开白色的亚麻纱布，两边的妇女将其高高举起来，在由年轻处女组成的歌唱队上方形成一个罩幕，用西徐亚语唱着庆祝婚礼的颂歌。宠臣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带着一群女性随从，在自己家门口向返回皇宫的君王致敬。按照当地的习俗，她准备好酒和肉，用款待来表示自己的效忠之意。等到君王很亲切地表示要接受她准备的礼物时，仆人就将银制的小桌举到适当的高度，这时他骑在马背上。当阿提拉用嘴唇接触到酒杯以后，奥尼吉修斯的妻子再度向他祝福，然后他继续前进。
阿提拉的住处位于帝国中心，不会在后宫浪费时间过安逸的日子。匈奴国王要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就不能逃离公众的注视。他经常要主持会议，召见各国使臣。他的人民把他视为上诉的最高法庭，按照东方的习惯，他有固定的时间在木造皇宫的大门口，听取人民的诉愿。阿提拉用欢宴接待西徐亚人的王侯和贵族，东部和西部的罗马使臣两次受到邀请。马克西明和他的同僚在门楣前停下来，虔诚地酹酒祝福匈奴国王身体健康、万事顺遂，然后被引导到宽广大厅的座位上。皇家的餐桌和卧椅铺着地毯和亚麻布，在大厅的中央高出地面的位置有几个台阶。只有阿提拉的一个儿子、一个叔父或是他所喜爱的国王，可以陪着他共享简单而清淡的饮食。在他的两边按次序摆着两排餐桌，每桌有三到四位客人。右边是受到尊敬的上位，罗马人有自知之明，他们的位置在左边。贝里克是位名不见经传的酋长，可能是哥特族人，竟然坐在狄奥多西和瓦伦提尼安的代表前面。蛮族国君从侍酒者手里接过盛满葡萄酒的长脚杯，殷勤有礼地喝下，向最显赫的来宾祝福。这位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用同样的礼节以效忠的誓词表示他的尊敬。这种仪式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每个人或者说至少是宴会中有地位的人士，全都受到国君的欢迎和祝福。只要每道菜送到桌上就要重复这种仪式，一共有三次之多，这样就已经用去相当多的时间了。等到所有菜肴全部撤下去，酒还是会继续供应。两个使臣保持清醒和正常的状态离开夜间的宴会以后，匈奴人还是继续尽情痛饮，不醉不休。
然而在他们告退之前，有幸见识到这个民族在欢乐宴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礼仪。两位西徐亚人站在阿提拉的卧椅前，朗诵自己所写的诗篇以颂扬君王的英勇和胜利。大厅立刻陷入深邃的宁静，和谐的声音吸引来宾的注意，他们全部沉醉在永恒的回忆之中。武士的功勋受到赞颂，眼里闪烁着冲锋陷阵的光辉，等不及要跃马浴血奋战。老人流出失望的眼泪，他们再也无法分享战争的光荣和胜利。这种娱乐方式可以培养他们的武德。接着就是诙谐的闹剧，倒是能够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一个摩尔人和一个西徐亚人小丑，他们那种畸形丑陋的面貌、荒谬可笑的服装、滑稽逗趣的姿态、荒诞讽刺的言辞，把拉丁语、高卢语和匈奴语混淆运用，用让人无法理解的奇腔怪调，激起粗俗观众的哄堂大笑，整个大厅回响着欢呼的声音，充满快乐的气氛。在这种纵情喧闹的狂欢场合，只有阿提拉神色未改，保持坚定不为所动的态度，一直到他最年幼的儿子伊尔纳克进来之前，都没有丝毫的松懈。他带着笑容用父爱的慈祥拥抱他的小孩，用手温和地捏一下他那细嫩的面颊，流露出他的偏袒和溺爱。毕竟预言家曾说，伊尔纳克在未来要成为家族和帝国的中流砥柱。
两天后，使臣再次接到邀请，有机会感谢阿提拉的文雅风度和待客之道。匈奴国王花了很多时间与马克西明进行亲切的交谈，但是殷勤的态度突然被粗鲁的言辞和傲慢的指责所打断。他之所以发怒是出于图利的动机，为了枢机大臣君士坦提乌斯的私人要求，他表现出非常失礼和唐突的行为。阿提拉说道：“皇帝很久以前答应为君士坦提乌斯找一位富有的妻室，要是让他感到失望，那么罗马皇帝就是一个说谎的骗子。”使臣在第三天告辞归国，有几名俘虏不停地向他乞求带他们回国，经过匈奴人同意并付出合理的赎金后，他们获得了自由。除了皇室的礼物之外，每位西徐亚贵族都送给他一匹马，作为最贵重而有用的礼物。马克西明沿着原路返回君士坦丁堡，与阿提拉的新使臣贝里克同行。虽然两人不小心产生争执，但马克西明只要想到自己艰辛的旅程对于维持两国的联盟与和平有所贡献，就觉得很欣慰。
但罗马使臣根本不知道，在发誓要信守约定的表面下，隐藏着谋害对方的企图。当埃德康注视着富丽堂皇的君士坦丁堡，不仅感到惊奇万分而且生出羡慕之心。通译维吉利乌斯发现了这种状况，就安排埃德康与宦官克里萨菲乌斯私下见面交谈，要知道现在是克里萨菲乌斯掌握皇帝统治帝国。经过几次会商后，他们相互立下重誓。这个宦官无论是个人的情绪或经验，根本没有展现一点大臣的气质和风范，竟提议让埃德康去谋害阿提拉，事成以后给予他一生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匈奴使臣听到这个诱人的提议，表现出热烈的情绪，认为他有能力也很容易执行这一血腥的行动。整个计划通知了御前大臣，虔诚的狄奥多西也同意暗杀不共戴天的仇敌。
但这个奸诈的阴谋活动最后还是失败了，可能是埃德康事先的伪装，要不然就是事后反悔。虽然他可能夸大了对他所同意的背叛的痛恨，但他巧妙地尽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要是我们回顾马克西明使臣所受的待遇，以及阿提拉所表现出的言行，就会不禁对蛮族感到钦佩。他们尊奉待客之道，明知这位使臣要图谋杀害阿提拉的生命，还是把他看成是国君的大臣，尽心款待让他安然返国。但是维吉利乌斯的轻举妄动反倒露出了破绽，等他回到皇家的营地，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以及身处的危险的状况，于是在他儿子的陪伴下，带着装满黄金的沉重钱袋逃走。这些黄金都是受宠的宦官提供的，用来满足埃德康的需要，买通侍卫好获得他们的效力。通译很快被捕，他被拖到阿提拉的法庭，一副色厉内荏的模样，满口喊冤，等到被威胁要立即处死他的儿子后，他才不得不一五一十吐露所有的犯罪细节。贪财的匈奴国王用赎金或籍没的名义，接受了200磅黄金，饶了叛徒一命。何况他认为杀了这种人反而污了他的刀，应该要找最高贵的对象来发泄他的愤怒。
阿提拉立即派出使臣伊斯劳和奥列斯特前往君士坦丁堡，带着一份强制执行的命令。对两个使臣而言，照着阿提拉的意思去做总比违抗旨意要安全得多。他们一无所惧地进入皇宫准备觐见，奥列斯特的脖颈上挂着那个非常重要的钱袋，质问站在宝座旁边的宦官克里萨菲乌斯，要他承认这就是他犯罪的证据。但谴责的任务由地位更高的伊斯劳负责，他用庄严的态度对东部皇帝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狄奥多西的父母地位崇高、受人尊敬；阿提拉同样是高贵家族的后裔，他的行为配得上从他父亲蒙德祖克那儿继承的地位和荣誉。但狄奥多西同意支付贡金的行为，已经践踏了他父亲的尊严，把自己贬到奴隶的身份。在这种状况下，他要尊敬无论是运道或功勋都位居他之上的人，而不是像一个可恶的奴隶那样，在暗中图谋杀害他的主子。
阿尔卡狄乌斯的儿子只习惯奉承的声音，听到眼前的匈奴人用严厉的语气说出实情真是惊讶不已。他羞愧满面且全身战栗，对于伊斯劳和奥列斯特提出的要求，甚至不敢直接拒绝，只能说不愿砍下克里萨菲乌斯的头颅。于是他派遣地位崇高的使者，带着大队兵力和许多名贵礼物，前去安抚阿提拉的怒气。这次他选派了诺米乌斯和安纳托里乌斯作为使臣，应该可以满足阿提拉的虚荣。这两位大臣的位阶分别是执政官和大公，前者是帝国掌管金库的财务大臣，后者是东方军队的主将。阿提拉亲自到德伦可河畔迎接使臣，虽然开始时，装出愤懑的神色和傲慢的姿态，但等他听到求情的言辞和看到奉上的丰厚礼物后，他的怒气也就逐渐平息下来。他亲口赦免了皇帝、宦官和通译的罪行，愿意遵守誓言履行和平条约规定的事项，释放大量俘虏，对于流亡人员和逃兵不再理会他们的死活，归还多瑙河以南大片区域——原来他是准备将这个地区的财富和居民全部迁移的。但是这个条约还是要花大量金钱，否则这些钱就要被用来支撑一场惨烈而持久的战争。狄奥多西的臣民被迫加税，只为了赎回那一无是处的宦官，然而他们如果能见到他被处死，就是花再多钱也会很高兴。
愧赧一生的狄奥多西皇帝活在羞辱环境中的日子并不太长。他在君士坦丁堡附近骑马射猎，发生意外摔到吕库斯河里，坠落时脊背受伤，过了几天就逝世了，享年50岁(公元450年7月28日)，在位43年。他的姐姐普尔喀丽亚一直利用宦官，在暗中发挥极其有害的影响力，保持自己的权势，控制着政府和教会的事务。现在她顺理成章获得帝国上下的一致推崇，正式成为东方的女皇，也是罗马人第一次承认女性的统治。
普尔喀丽亚一登基，为了平息众怒，断然采取行动，不经合法审判，就将宦官克里萨菲乌斯处死在城门前。贪婪的宠臣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仅证明他罪有应得，也是死有余辜。在教士和民众的欢呼声中，女皇并没有忘记性别带来的偏见和危害，为了预防民众在背后发出不满的怨言，她非常明智地决定要选择一个共治者，他会永远尊敬妻子的优越地位和处女贞操。她将自己许配给马西安，他大约有60岁，是元老院的议员，成为普尔喀丽亚名义上的丈夫，接受皇帝的紫袍(公元450年8月25日)。他的宗教热忱在坚持正教的信条上表现无遗，正统教会对他赞不绝口，这些信条是在卡尔西顿的宗教会议中制定。
但是马西安的言行举止，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以后登上帝座，都可以通过事实证明：在连续两代世袭君王的衰弱统治几乎要使政府解体以后，唯有他能够鼓起斗志恢复帝国的生机。他生于色雷斯，接受的是军事教育，之后成为职业军人。但他年轻时境遇坎坷，过着贫穷和不幸的生活。当他第一次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全部家财只有200个金币，还是借自一个朋友。他在阿斯帕尔和阿尔达布里乌斯父子手下服务19年，不仅在军中服役，还替他们处理家务，追随这位权势极大的将领，从事波斯战争和阿非利加战争，在这位将领发挥影响力加以支持之下，他获得护民官和元老院议员的荣誉职位。马西安的个性温和而且很有才干，即使受到他的恩主的尊敬和青睐，也不会让恩主产生猜忌之心。他看到这样一个贪污和专制的政府，已经滥权到极为严重的状况。他宣称改革势在必行，他的榜样也为他倡议修改的法律增加了威严和力量。
马西安的着眼点是要避免战争，尽可能保持安全而光荣的和平。但他非常了解，要是统治者显示出怯懦的避战态度，和平就没有光荣与安全可言。阿提拉一直无礼地施压，认为罗马应该支付每年的贡金。马西安基于这种立场，用相当的勇气答复对方的要求。皇帝对蛮族很明确地表示(450 A.D.)，他们不能再提出贡金来侮辱罗马的尊严。他的处理原则是，只要盟国保持忠实的友谊，就会获得慷慨的报酬；要是胆敢破坏国家的和平，他会率领部队运用武力，击退蛮族的进犯。使臣阿波罗尼乌斯在匈奴人的营地，也用同样的语气表示了他的看法，很大胆地要求安排他与阿提拉进行面谈，否则就不赠送礼物。出乎阿提拉意料，堕落的罗马人竟会展现出充满尊严的神色，对可能的危险摆出藐视的态度。阿提拉威胁要惩罚狄奥多西继承人的轻举妄动，但是他对率领无敌大军，究竟先攻打东部帝国还是西部帝国，始终举棋不定，这时世人等待他的决定，无不感到忧心如焚。
阿提拉派遣使臣同时对拉文纳和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发起挑战，用傲慢的言辞侮辱两位皇帝：“阿提拉是吾人的国主，亦是汝等的君王，特此命令汝准备宫殿，以待主上的大驾光临。”蛮族表现出轻视东罗马人的样子，认为过去经常对他们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所以决定要完成更光荣、更重要的伟业，再转用兵力来对付不堪一击的敌人。匈奴人在入侵高卢和意大利的重大行动时，自然会被这些行省的富裕和兴旺所吸引。但是对阿提拉而言，还有特别的动机和因素，只能解释为西部帝国是在瓦伦提尼安的统治之下，直截了当地讲，完全是埃提乌斯当家做主。
埃提乌斯在敌手卜尼法斯过世后，就躲到匈奴人的帐幕里避风头，无论是他当时的安全还是日后的东山再起，都可说仰仗盟友良多。对待西罗马的宫廷，他没有像一个有罪的放逐犯那样苦苦哀求，而是率领6万蛮族大军要求特赦。普拉西狄亚皇后原本还不松口，但后来也只能迁就现实，这当然是因为力有不逮而心生畏惧，但表面上仍装出一副仁慈宽厚的样子，说愿意饶恕他以往的过错。她还把自己及儿子和西部帝国都交到这位倨傲无礼的臣民手里，甚至连卜尼法斯的女婿都没法保护。仁慈而又忠诚的塞巴斯蒂安受到无情的迫害，被迫在各国寻找庇护，最后在为汪达尔人服务时不幸去世。埃提乌斯鸿运高照，很快擢升到最高的大公位阶，成为国家的元老重臣，并曾三次获得执政官殊荣，以骑兵和步兵主将的头衔掌管全国的军事武力，当时的作者也称他为西罗马帝国的公爵或主将。他之所以尽全力让狄奥多西的孙子保有紫袍，不是出于个人的德行，而是基于审慎的需要，也使得瓦伦提尼安在意大利享有和平与奢华的生活。这时身为大公的埃提乌斯呈现出一个英雄人物与爱国志士的荣光。
哥特历史学家的说法很有见识，他认为埃提乌斯的一生是为了拯救罗马共和国，随后的描述虽然太过理想，但多数是实情，并非全属阿谀之词：
他的母亲是富有而高贵的意大利人，他的父亲高登提乌斯在西徐亚行省保有显赫地位，逐渐从军中家臣的裨校，晋升到骑兵主将的要职。他们的儿子在未成年时就入伍担任侍卫，开始是在阿拉里克那里做人质，后来又被送到匈奴人的营地。他不断获得宫廷文职和武将的高位，完全依靠极为优异的功勋，真是文武双全，众望所归。埃提乌斯身材中等，但风度翩翩，强壮的肢体表现出力量、匀称和敏捷，各种军事技术高人一等，不论骑术、箭术还是标枪投掷都极为卓越。他有很强的忍耐力，能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干活，直到肉体和精神到达极限。他具有真正的勇气，不仅藐视危险，而且就是受伤也毫不畏惧，所以他那坚定而又正直的心灵，根本不会受到腐化、欺骗或威胁。
落户在西部行省的蛮族，逐渐被教导要尊敬埃提乌斯大公的诚信和英勇。他安抚蛮族的冲动情绪、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性、平衡他们的利害关系，同时还要阻止他们蠢蠢欲动的野心。他及时与根西里克签订和平条约，保护意大利免于汪达尔人的蹂躏。独立自主的不列颠人恳求并感激他全力的援助，在高卢和西班牙能恢复并维持皇室的权威。他在战场上击败法兰克人和苏维汇人，迫使他们成为帝国最有助益的盟友。
埃提乌斯根据利害关系和衷心感激的原则，费尽心血培养与盟友匈奴人的感情。当他作为人质以及受到放逐，居住在他们的帐幕里时，就经常与恩主的侄儿阿提拉亲密地交谈。这两位著名的竞争对手还保持私人和军事上的友情，显然有私下的联系。后来还靠着相互馈赠礼物、派遣使者，以及让埃提乌斯的儿子卡皮利奥在阿提拉的营地接受教育，来巩固双方的关系。埃提乌斯身为帝国重臣，以保持表面上的感恩和忠诚来掩饰内心深处对匈奴征服者的忧虑，因为对方一直用强大的武力压迫着两个帝国。他对于阿提拉提出的需求只有顺从，要不然就是尽量找理由来搪塞。当阿提拉攻占一座城市据有合法的战利品以后，发现自己受到欺骗，有一些金瓶被人盗走，埃提乌斯立即派遣诺里库姆的总督前往解释，不致因他的抱怨而扩大事故。
从使臣在皇家村庄与马克西明和普里斯库斯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英勇和审慎的埃提乌斯还无法使西部的罗马人免于缴纳羞辱的贡金。然而他运用极具外交手腕的政策，尽量延长有利的和平所带来的优势。他把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大军纳入自己的掌握中，用来防卫高卢，并在瓦兰斯和奥尔良两个地区，各安置一个蛮族殖民区。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措施，因为行动积极的骑兵队可以确保罗讷河和卢瓦尔河两处重要通道的安全。这些未开化的野蛮盟军非常可怕，不仅是对罗马的敌人来说，对罗马的臣民也是如此。他们早期使用强迫的手段获得居留地，在征服以后运用毫无节制的暴力。就是他们行军通过的行省，省民也在敌意的压迫下遭受各种苦难，他们对皇帝和帝国而言都是外来的陌生人。高卢的阿兰人只为埃提乌斯的野心卖命，虽然他十分怀疑在与阿提拉发生战争时，这些人是否会背叛本族国王的阵营。所以这位大公想尽办法限制和规劝，而不是激发他们对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憎恨和仇视的心理。
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行省建立王国，实力逐渐增长并达到顶峰。这些野心勃勃的蛮族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对埃提乌斯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的警觉。等到瓦利阿死后，哥特人的权杖被授予伟大征服者阿拉里克的儿子狄奥多里克。他对这个易于冲动的民族的繁荣统治长达30年之久，可以充分证明他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的超凡活力支撑起了他深谋远虑的行动。狄奥多里克无法忍耐狭小领地的约束，渴望据有极为富裕的政治和商业中心阿尔勒。但是埃提乌斯及时抵达并拯救了这座城市，哥特国王遭到相当损失，在很羞辱的状况下解围而去。埃提乌斯愿意给他一笔补助金，劝他带着好战的臣民参加西班牙战争，然而狄奥多里克仍在等待，很急切地想要抓住机会重新进行原先的企图。哥特人围攻纳博讷，贝尔京的行省同时受到勃艮第人入侵，罗马的敌人明显联合了起来，国家的安全在各方面都受到威胁。埃提乌斯和他的西徐亚骑兵部队，在各条战线上都能坚定而成功地抵抗入侵者的进攻。两万勃艮第人在战场被杀，剩余的族人只有归顺，谦卑地接受萨伏伊的山区作为他们的依附领地。
纳博讷的城墙在攻城撞车的重击下摇摇欲坠，居民忍受饥馑带来的苦楚已到绝望的关头。利托里乌斯伯爵率军衔枚疾进，要求每名骑兵只能带两包面粉，然后冲过围攻部队的防线。蛮族立即解围而走，8000哥特人的阵亡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全要归功于埃提乌斯指挥若定的才能。但是等到这位大公为一些公事，也可能是私人利益的问题，被仓促召回意大利，战事交给利托里乌斯负责指挥，立刻显现出他的狂妄和僭越。须知指挥一翼的骑兵和指导一场重要的战争，需要完全不同的才能。他率领一支匈奴军队，非常鲁莽地向着图卢兹的城门前进，对敌人抱着毫不在意的轻视态度。他给图卢兹带来了灾难，令他们表现得十分慎重，同时他表现出的态势也逼得敌人不得不作困兽之斗。
鸟卜的预言使利托里乌斯产生非凡的信心，以为会进入哥特人的都城举行凯旋仪式。图卢兹的主教用狄奥多里克的名义，不断对利托里乌斯提出和平的呼吁。他过于信赖这群异教徒的盟军，因此拒绝对方提出的有利条件。哥特国王在大祸临头的状况下，展现出基督徒的虔诚和节制，表示绝不放弃祈祷，直到完成准备开始战斗。他的士兵受到武德精神和宗教狂热的激励，对利托里乌斯的营地发起突击，战斗非常胶着，双方互有死伤。罗马将领的溃败原因在于孤军深入，冒险轻进，敌人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他被绑着通过图卢兹的街道，受到长期羞辱的囚禁，悲惨的处境激起蛮族的恻隐之心。
一个国家的尚武精神和财务能力，在长期枯竭的状况下遭到这样严重的损失，确实很难恢复原状。而与此同时，哥特人方面反而产生了进取的野心和报复的情绪。要是埃提乌斯亲临还不能重建罗马人的实力和纪律，那么哥特人就会将胜利的旗帜插在罗讷河的河岸上。两支军队想要决一死战，但是双方的将领感到势均力敌没有必胜的把握，为了审慎起见就各自休战，复交的行动维持了两国长久而诚信的友好关系。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确实值得臣民的爱戴、盟友的信赖和世人的尊敬。他有六个英勇的儿子护卫王座，他们在蛮族营地经过妥善的安排，很用心地演练各种实用的军事技巧，也在高卢的学校学习罗马法，了解法律和审判的原则。维吉尔充满韵味的诗意，使蛮族粗暴的习性变得彬彬有礼。
哥特国王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国王的长子，他们统治着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残酷的根西里克怀疑他的儿媳密谋毒害他，虽然毫无证据，却对她施加割除鼻子和耳朵的惩罚。狄奥多里克的不幸女儿在毁容伤残的状况下，被很羞辱地送回图卢兹的宫廷，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在文明的时代不会发生，即使是旁观者见到都难免流下同情的眼泪。狄奥多里克身为父亲和国王，亲情和责任使他发誓要对根西里克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进行报复。皇家的大臣对于蛮族间的争执一直是喜不自胜，赶紧供应哥特人武器、船只和金钱，好让他们发起阿非利加的战事。要不是爱耍手段的汪达尔人得到匈奴人的大力帮助，残酷的根西里克就会遭受致命的打击。他用丰厚的礼物和迫切的恳求激起阿提拉入侵高卢的野心，使埃提乌斯和狄奥多里克无法达成所图。
法兰克人的王国仍旧被限制在下莱茵的邻近地区，他们建立了明智的制度，让墨洛温贵族世家获得王位的继承权力，这些君王从拥有圆盾(也就是军事指挥权)的人员中擢升。皇家式样的长发是出身和地位的标志，淡黄色的头发经过仔细的梳理后，像浓厚的鬈发一样垂挂在背后和肩膀上。其余的族人要遵守法律和习俗的规定，将头顶后部的头发剃掉，前面的头发梳好盖住前额，可以留两片八字胡修饰自己的面容。法兰克人高大的身材和蓝色的眼睛，一望即知是渊源于日耳曼人血统，他们穿着紧身衣裤显示出美好的体型和强壮的四肢，沉重的长剑悬挂在宽皮带上，手执一面巨大盾牌保护躯体。这些好武的蛮族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训练，包括跑步、跳跃和游泳等项目。他们投掷标枪和战斧，非常有准头，对抗优势的敌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前进迎战，不惜生命也要维护祖先举世无敌的声誉。
克罗狄昂是第一个留着长发的国王，可信的正史里提到他的名字和事迹。他把住处安置在第斯帕冈，这是位于卢万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村庄，也可能是个城堡。法兰克人的国王从派出的探子那里得到报告，说是第二贝尔京行省处于毫无防备的状况，只要稍加攻击就会落入英勇的臣民手中。他采取大胆的行动，穿越卡邦纳里亚森林的灌木丛和沼泽地带，占领5世纪时高卢仅有的城市图尔奈和康布雷，他所征服的地区越过无人的荒野一直抵达索姆河。靠着近几个世纪的勤奋努力，这里才成为农耕地区，繁衍出了众多的人口。当时克罗狄昂在阿图瓦平原设置了营地，为了庆祝儿子的婚事，而忽略了自身的安全。埃提乌斯率领轻装骑兵越过索姆河，在毫无预警和不受欢迎的状况下莅临，使婚礼的喜宴为之中断。沿着一条风景优美的小溪，摆在山坡阴凉地点的餐桌，全部都被粗暴地掀翻。法兰克人在拿起武器排成阵式之前已被压制，他们毫无效果的反抗只是白白使自己送掉性命。随着随军的大车上堆满战利品，新娘和伴随的女性也只有顺从新的主人，他们可以对她们行使战胜者的权力。
埃提乌斯的作战经验和积极作为使他占得上风，克罗狄昂的军事行动不够谨慎，才使他蒙受战败的羞辱。但法兰克国王很快恢复实力和名声，仍保有从莱茵河到索姆河的高卢王国。在他英明的统治之下，也或许是由于臣民的进取精神，门兹、特里夫和科隆这三个都城，都经受住了残酷而贪婪的敌对行为的考验。蛮族从残破的特里夫撤离，一直据有科隆，使得灾祸延续很久。在40年的时间里，特里夫四次受到围攻和洗劫，只留下荒无人烟的赛车场，显示出他们所受的苦难。,克罗狄昂统治20年后逝世，两个儿子都有继位的野心，使王国陷入混乱之中。年幼的儿子墨洛维乌斯听信谗言恳求罗马的保护，西部帝国的宫廷接受了他的要求，让他成为瓦伦提尼安的盟友和埃提乌斯大公的养子，并且带着值得炫耀的礼物返国，给予他友谊和支持的保证。然而当他离国时，他的哥哥用同样的热情恳求阿提拉给予大力支援，匈奴国王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盟友，可以为他提供莱茵河这一极为便利的通道，同时有了光明正大的借口，能够顺理成章入侵高卢。
当阿提拉宣布他将支持盟友——汪达尔人和法兰克人——的大业的同时，他带着骑士般的浪漫精神，认为自己是霍诺里娅公主的爱人和护花使者。瓦伦提尼安的姐妹在拉文纳的宫廷接受教育，由于她的头衔是奥古斯塔，这样高的位阶使得最狂妄的臣民也不敢抱有求婚的指望，因而要想找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实在是非常困难。等到白皙的霍诺里娅年满16岁，开始对不断让她保持高贵仪态的要求感到厌恶，这使她无法享受爱情的快乐，空虚的豪华排场也难以让她感到满足。霍诺里娅为此叹息不已，最终屈服在激情的本能之下，投身到寝宫总管尤金尼乌斯的怀抱中，她那怀孕的体态立即暴露了她的罪行和耻辱(只有专横傲慢的男子才用这种荒谬的语气)。普拉西狄亚皇后处理此事不够谨慎，使皇家的丑事传遍世界，之后她不得不对自己的女儿施加严格而羞辱的监禁，把她放逐到遥远的君士坦丁堡。苦恼的公主留在狄奥多西的姐妹身边，有一群特地挑选出的处女与之做伴，她不再有任何物质享受可言，所能做的只是在修道院中祈祷、斋戒和守夜，虽然满心不愿，却也只得装模作样地勉强为之。她在那封闭的环境中一共度过了12或14年的岁月。
她无法忍受漫长而且毫无指望的独身生活，这迫使她做出了极为大胆和铤而走险的决定。阿提拉的名字在君士坦丁堡不仅众所周知，而且使人闻之生畏，他不断派遣使臣保持营地和皇宫的密切交往。普拉西狄亚的女儿为了追求爱情，或者是心存报复，放弃自己的责任和社会的成见，要自动投入蛮族的怀抱。事实上，他们的言语她根本不懂，他们的外表极为丑陋，而且他们的宗教和习俗都为人所憎恶。在一个忠诚宦官的帮助下，她送给阿提拉一枚戒指作为爱情的誓言，热烈地恳请他公开宣布要与她成为合法伴侣，因为他们之间已经私订终身。匈奴国王对于这种不合适的以身相许，抱着冷淡和轻视的态度予以接受，与此同时不断增加妻妾的数量，直到野心和贪婪唤醒他的爱意。入侵高卢成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如果他能合法娶得霍诺里娅公主为妻，就可以分享皇家的世袭财产和地位。他们的祖先在古代同样用带着敌意和专横的方式，打中国皇帝女儿的主意。阿提拉对权力的诉求冒犯到了罗马的尊严，宫廷用温和的态度坚定地拒绝了匈奴使臣的要求，虽然有普拉西狄亚和普尔喀丽亚似是而非的前例可循，但宫廷仍很严正地否认女性对皇位的继承权。同时霍诺里娅已有不渝的婚约，可以拿来反驳西徐亚求爱者的要求。在发现她私下与匈奴国王联系后，有罪的公主被当成祸害，被君士坦丁堡宫廷打发送回意大利。虽然免除了她的死罪，但她在与名义上的丈夫举行婚礼以后，被永久地囚禁起来，她只有暗自叹息自己的罪孽和不幸。霍诺里娅要不是生为皇帝的女儿，这些灾难都可以避免。
知名之士西多尼乌斯是土生土长的高卢人，他不仅学识渊博且辩才无碍，后来成为克莱蒙主教。他曾对友人承诺要写出阿提拉之战的真正史实。若非西多尼乌斯的谦逊令他放弃了创作这一有趣的作品，这位历史学家就会以简单的叙述呈现这些大事，而不像诗人那样只会用含混而可疑的譬喻来暗示。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的日耳曼和西徐亚的国王和族人，都服从阿提拉黩武好战的召唤。他的旗帜从位于匈牙利平原的皇家村庄开始向西方移动，前进700到800英里，抵达莱茵河与内卡河汇合口。忠于联盟的法兰克人在克罗狄昂长子的领导下加入匈奴人阵营。一大群轻装的蛮族行动飘忽，到处剽掠，特别选择了便于渡过冰封河流的冬季作为行动的时间。为数众多的匈奴骑兵部队，需要有丰富的牧草和给养，而这些只有在温暖的季节才能获得。黑希尼亚森林提供材料造船建桥，成千上万带着敌意的群众拥入贝尔京的两个行省，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整个高卢弥漫着肃杀之气。幸运逃过一劫的城市，按照传统将得救归功于奇迹发生和殉教士的保佑。特鲁瓦的得救是圣卢帕斯的功劳；圣塞维提乌斯的早早离世，让他免于见到通格里被毁的惨象；圣热纳维耶芙的祈祷使阿提拉的行军转向，离开巴黎及附近地区。但绝大部分高卢的城市缺乏圣徒和士兵，被匈奴人围攻，难逃毁灭的命运。就拿梅斯来说，匈奴人依照战争的惯例，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连在圣坛的教士和即将受洗的儿童，都惨遭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繁荣的城市陷入大火之中，只剩下圣司提反的礼拜堂仍屹然耸立。
阿提拉从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向着高卢的心脏地区前进，在欧塞尔渡过塞纳河，经过辛劳的长途行军以后，抵达奥尔良的城墙下扎营，想要占领有利的位置，以控制卢瓦尔河附近的通路以确保胜利的成果。这次远征行动主要依靠阿兰国王桑吉班秘密的邀请，他要反叛帝国，答应出卖这座城市。但这桩叛逆阴谋被及时扑灭，使阿提拉大失所望。奥尔良新增的工事和堡垒加强了防备，匈奴人的突击被信心十足的士兵和市民驱散。大家齐心协力坚守不退，阿尼阿努斯主教凭借神圣的地位和卓越的智慧，运用宗教的力量和策略来鼓舞士气，直到援军抵达。这是一场坚持到底的围攻作战，城墙在攻城槌的撞击之下摇摇欲坠，匈奴人将郊区完全占领。那些没有能力手持武器守卫城市的居民，全都趴伏在地，向上天祈祷。阿尼阿努斯焦急地计算时日，派得力的人员到城墙的堞垛上，观看四周遥远乡野的状况。两次回报都没有带来任何可以激起希望或带来安慰的消息。终于，第三次报告提到遥远的地平线出现了很小的一团烟雾，于是虔诚的主教用充满信心的语气大声宣称：“上帝派来的援军到了!”全体民众都跟着叫喊：“上帝派来的援军到了!”大家注视着远处的目标愈来愈大，变得愈来愈清晰，逐渐看到罗马人和哥特人的旗帜，一阵顺风吹散弥漫在空中的灰尘，显出战力强大的阵势。埃提乌斯和狄奥多里克带着杀气腾腾的骑兵部队，迅速前来解奥尔良之围。
阿提拉之所以能轻易进入高卢的心脏地带，完全在于伺隙而动的策略和令人惊骇的兵力。他巧妙地以私下的保证缓和了公开宣告的锋芒，对罗马人和哥特人交互运用安抚和威胁的手段。拉文纳和图卢兹的宫廷这时还相互猜疑，竟然对于共同敌人的来临漠不关心。埃提乌斯是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自从普拉西狄亚去世后，皇宫内部的党派倾轧蔓延，他采取的诸般明智措施难免受到干扰。意大利青年听到战争的号角声响起，面无人色，吓得浑身哆嗦。蛮族不论出于畏惧还是爱戴，都愿意为阿提拉的大业献身，怀着疑惑和贪婪的信念等待战争的胜利。西部帝国的大公率领一些人马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实力和数量上来说都无法称之为一支军队。等他到达阿尔勒或里昂时，获得了令人困惑的信息，原先拒绝防卫高卢的西哥特人，现在公开宣称他们要抗击入侵的敌军，决定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击退对手。
元老院议员阿维图斯担任过禁卫军统领的要职，他在奥弗涅有产业，在那里过着退休生活，现在被说服接受了使节的重要职位，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他对狄奥多里克提出忠告，他所面对的入侵者有吞并世界的野心，必须要联合所有的力量，不能让他各个击破，如此才能发挥抵抗作用。阿维图斯运用口若悬河的辩才，叙述他们的祖先遭到匈奴人伤害的状况，匈奴人仍旧怀着仇恨把他们从多瑙河赶到比利牛斯山山麓，哥特人的武士听了他的话无不激起满腔热血。他还努力鼓舞他们的斗志，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拯救上帝的教堂和圣徒的遗骸，不能使他们受到亵渎神圣的侵犯。每个在高卢定居的蛮族都要基于个人利益，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葡萄园，不能让西徐亚游牧民族肆意蹂躏。狄奥多里克听了他的话，不禁口服心服，立即采取审慎而荣誉的措施，公开宣称要成为埃提乌斯和罗马人忠实的盟友，为了保护高卢的共同安全，牺牲自己的性命和王国亦在所不惜。
那个时代的西哥特人，无论是名声还是实力都达到了巅峰状况，大家抱着愉悦的心情接受战争的召唤，准备自己的武器和马匹，集合在年迈国王的旗帜之下。这位老当益壮的君主带着两位年长的儿子——托里斯蒙德和小狄奥多里克，决定亲自指挥数量庞大而且英勇善战的子民。有些部落和民族还在匈奴人和罗马人之间举棋不定，在哥特人做出了榜样后顿时下定了决心。西部帝国的大公卖力工作，逐渐把高卢和日耳曼的部队集结起来，这些人过去承认自己是帝国的臣民或士兵，现在却为自愿从军索取报酬，要求以独立身份获得盟友的地位。所有的部族包括莱提人、阿摩里卡人、布雷翁人、撒克逊人、勃艮第人、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里普阿里人，以及追随墨洛维乌斯、承认他为合法君主的法兰克人。以上是埃提乌斯和狄奥多里克指挥下的杂牌部队，要迅速前进解奥尔良之围，准备与阿提拉的大军决一胜负。
匈奴国王在对方进军时，立即撤回了围城的兵力，吹起号角召回远处的部队，他们正攻进一个城市要实施劫掠。阿提拉始终保持审慎的作为以指导勇敢的行动，他预想到如果在高卢的腹地战败，产生的后果将是全军覆没，于是他赶快退过塞纳河，期望敌军进入沙隆的平原地带，一望无际的旷野适合西徐亚的骑兵部队发挥战力。但是，在秩序大乱的撤退行动中，罗马人和盟军的前锋不断压迫阿提拉的后卫，引起激烈的战斗。在漆黑的夜晚和道路不明的状况下，敌对的纵队经常发生偶然的遭遇。在法兰克人和格庇德人的一场血战中，有1.5万名蛮族被杀，这不过是为规模庞大的决定性会战拉开序幕而已。卡塔劳尼亚战场围绕着沙隆在四周展开，一直延伸到整个行省。乔南德斯曾粗略估计，战场面积约有150英里长、100英里宽，就是后来被称为香槟的地方。不过，在这面积辽阔的平原上有些起伏不平的地方，若能掌握制高点，就可以俯瞰阿提拉的营地。两位将领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因此都极力夺取。年轻英勇的托里斯蒙德首先占领最高的小山顶，匈奴人正从对面费力向上进攻时，哥特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上面冲下来。谁要是占据这个有利的地点，谁就有把握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忧虑的阿提拉请教祭司和肠卜师的看法，据说在检查牺牲的内脏和切开它们骨头以后，有神秘的预兆显示他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同时他的主要对手也会灭亡。阿提拉这个野蛮人完全接受了这个说法，不禁对埃提乌斯的才能表示由衷钦佩。
匈奴人的个性中经常会出现意气消沉的情绪，阿提拉也像古代的将领一样，针对当前的状况采取必要的手段，用充满豪情壮志的演说来鼓舞部队士气。他以一位过去曾率领他们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国王的口气向他们说话。阿提拉敦促大家考量过去的光荣、实际的危险和未来的希望。他们凭着天赐的运道，用勇气打开了西徐亚荒野和沼泽的通路，使那么多黩武好战的民族趴俯在他们的脚下。他相信同样的运气会使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在这场值得纪念的会战中享受最大的欢乐。由于敌方采取审慎的作战方式，而且结成了关系紧密的联盟，并且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位置，因此阿提拉不得不用非常巧妙的表达方式，把这些说成是敌人畏战的结果，而不是稳健的行动。他又说只有西哥特人是敌军的主力和中枢，匈奴人可以任意践踏堕落的罗马人；他把敌军密集的冲击队形解释成胆怯的表现，敌人甚至无法支撑一天激战所带来的辛劳。这位匈奴国王把和军人武德有关的准则，全都搬出来加以运用。他向臣民提出保证，受到上天保佑的战士即使亲冒敌人的枪矛，还是会非常安全，不会受伤。对那些退缩不前求饶的无耻败类，永不失手的命运之神则会让枪矛命中他的胸膛。阿提拉继续说道：“我自己要投出第一支标枪，哪个可耻的倒霉鬼要是不敢照着君主的榜样去做，就是自取灭亡。”
无畏的领导人以身作则，用语言和行动激励部队的士气，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阿提拉顺着部队迫切出战的高昂情绪，立即下令排成会战阵形。最前列是勇敢又忠诚的匈奴人，他亲自站在最中央的位置。那些对他的帝国表示臣服的民族，像是鲁吉安人、赫鲁利人、图林吉亚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都在两翼依次排开，布满卡塔劳尼亚原野的广大空间。右翼由格庇德人国王阿达里克指挥，统治着东哥特人的英勇三兄弟位于左翼，正好面对同宗的西哥特人。其他同盟部队按照不同的方式列阵，阿兰人国王桑吉班态度暧昧，就将他放在中央位置，行动受到严格监视，一旦发现反叛就立即加以惩处。
在罗马人和西哥特人联军这方面，埃提乌斯负责指挥左翼，狄奥多里克在右翼，托里斯蒙德仍旧占领高地，逼得西徐亚军队要延伸侧翼和后卫。从伏尔加河到大西洋的各民族都在沙隆的平原集结，但这些民族中有很多因派系倾轧、被人征服或对外的迁移而形成分裂，现在他们拿着同样的武器和旗帜，相互做出威胁的动作。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希腊人和罗马人最令人感兴趣的民族习性，反映在他们的纪律和战术方面。无论是色诺芬、恺撒或腓特烈的天才，都表现在军事行动的认知和实践之中。若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可以增进毁灭人类的技术和能力(要是真想有所改进的话)。但沙隆之役之所以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只是因为它的规模庞大无比而已，完全是由蛮族的盲目冲动所决定的。而对这场战事加以叙述的又都是些担任政府和教会的职务、对于军事一无所知的怀有偏见的作者。不过，卡西多里乌斯与很多哥特人战士亲切交谈，这些人曾参与那场令人难忘的战斗行动。他们说：“那是一场凶狠顽强、变化无常、血流成河的会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任何时代，都没有一场战争能够与它相提并论。”被杀人数总计是16.2万人，而另一份资料则记录为30万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虽有夸大之嫌，但至少可以表明真实的损失，能够让一个历史学家振振有词地指责，疯狂的君王仅仅在一个小时内，就消灭了整整一个世代的人类。
双方先是使用投射武器交战，这时西徐亚人的弓箭手凭着技术，明显占了上风，接着就是两军的骑兵和步兵厮杀。在国王注视下进行战斗的匈奴人，突破盟军部署较弱且行动迟疑的中央部分，使得两翼分离，不能相互支援，匈奴人迅速调动兵力到左翼，运用全部力量对付西哥特人。狄奥多里克为了鼓舞士气，骑马沿着队列来回奔驰，受到东哥特贵族安达吉斯用标枪给予的致命一击，从马上摔落下来。受了致命伤的国王陷身于混战之中，被自己的骑兵践踏，这个重大的死亡事件正好印证了肠卜含混的预兆。阿提拉深信自己已胜利在望，这时勇敢的托里斯蒙德从小山上冲下来，使得预言的另外一半也获得证实。在阿兰人逃走或战败的状况下，陷入混乱的西哥特人又逐渐恢复了会战的阵列，阿提拉只得被迫后撤，匈奴人毫无疑问已被击溃。阿提拉奋不顾身，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向前猛冲，但中央的部队却因过于深入，而将两翼的阵列都落在后面，以致攻击无法获得强大的支援，而且侧翼也缺乏掩护。后来在黑夜的掩护下，西徐亚和日耳曼的征服者才得以避免全线溃败。他们撤退到用来加强营地防御的大车构成的圈子里，骑兵部队全部下马，准备进行武器不合手、心情也不适应的防御作战。胜败还是难料，但阿提拉为了维护荣誉要做最坏打算，他下令把马鞍和贵重物品全部集中，一把火烧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堆。这位伟大的蛮族国王决定，要是他的防线被攻破，他就一头冲进火堆中间，不让敌人获得俘虏或杀死阿提拉的荣耀。
那一夜，阿提拉的敌人同样陷于惶恐紧张之中表现得混乱不堪。神勇无比的托里斯蒙德原本要鼓励大家发起追击，直到无意中发现自己陷于西徐亚人的车阵之中，只有很少的士兵随护在侧。在夜战的混乱状况中，他也从马上摔落下来，要不是自己年轻力壮，加上同伴拼死相救，这位哥特人的王子很可能步他父亲的后尘战死沙场。同样，埃提乌斯在左翼与盟军分离，并不知道己方已获得胜利，反倒忧虑自己所要面对的命运。他遭遇到散布在沙隆平原的敌军部队，侥幸逃脱被捕的下场，最后抵达哥特人的营地，只能用盾牌作为临时防壁固守到天亮。帝国将领为阿提拉的失败感到欣慰，现在阿提拉仍留在防线后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埃提乌斯思考这场血战的情景，内心感到很满意，因为损失主要还是落在蛮族身上。狄奥多里克的遗体被从死人堆里找到，身上有长矛贯穿的致命伤口，证实他确实是光荣战死。他的臣民为国王和父亲的死而悲痛不已，但眼泪中夹杂着歌声和欢呼，就在被打败的敌人面前举行葬礼。哥特人敲击着手里的武器，用一面盾牌把他的长子托里斯蒙德抬起来，大家一致赞成要把这场胜利的功劳归于他。
新国王把报仇的责任，当成他所继承的父亲遗产最神圣的部分。但对这位无法击倒的敌手所表现出的凶狠和英勇，哥特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的历史学家把阿提拉比作在兽穴里负隅顽抗的狮子，发出狂暴的怒吼威胁接近的猎人。那些在阿提拉陷于险境时，抛弃他的旗帜不肯出来救援的国王和民族，感受到这位君主的愤恨，认识到这将会带给他们迫在眉睫的危险。双方军队的所有乐器不断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鼓舞士气进行搦战的行动。走在最前列发起冲锋的部队，被防线里从四面八方射出的箭雨阻击和歼灭。埃提乌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做出决定，要把匈奴国王紧密包围在他的营地里，断绝他的给养和粮食，逼他在接受羞辱的条约与进行寡不敌众的战斗这两项选择中任选其一。但性情急躁的蛮族同盟不满意这种过度谨慎且拖延不决的作战方式。目光长远的埃提乌斯已经预见到，在匈奴人被消灭后，帝国将受到骄纵而强大的哥特民族所施加的压迫。于是这位西部帝国的重臣利用自己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威对狄奥多里克的儿子喻之以理，让他明白自身的责任所在，使他那充满热情的内心能安定下来。埃提乌斯用富含感情的语气向他做出劝告，他不在国内及延迟返国可能带来的危险，并劝托里斯蒙德要尽快赶回去，阻止胸怀野心的兄弟占据图卢兹的王座和财富。等哥特人离开，盟军部队星散后，阿提拉对沙隆平原的寂静感到惊讶，怀疑这是敌军的阴谋诡计，因此又在用大车围成的防线里守了几天。他渡过莱茵河的撤退行动，是西部帝国所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墨洛维乌斯率领法兰克人追随在匈奴人后面，一直到达图林吉亚人的边界。他们保持相当距离，每天夜晚燃烧巨大的火堆，夸大他们的实力。
图林吉亚人在匈奴人军队里当兵吃粮，在进军和撤退时都经过法兰克人的居住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犯下了很多残酷暴行，以致过了80年后，克洛维的儿子还要报此深仇大恨。他屠杀他们提供的人质及获得的俘虏，有两百多位年轻妇女受到酷刑折磨，身体被野马分尸，骨头被大车辗碎，未经掩埋的肢体被丢在路上，任凭野狗和兀鹰吞食。这些便是常常引起后代文明人钦佩和羡慕的野蛮祖先被想象出来的美德。
远征高卢失败，对于阿提拉的精神、实力及名声，都没有造成伤害。他在第二年春天再次提出要求，娶霍诺里娅公主为妻，并享有她所继承的遗产。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他义愤填膺地重返战场，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率领数量庞大的蛮族军队包围阿奎莱雅。蛮族并不熟悉一般正规围城作战的方式——就是在古代，如果对机械技术一无所知，且完全不会运用，那也是不成的。但他有数以千计的省民和俘虏，可以拿来任意牺牲，让他们从事最痛苦和最危险的工作，也可以收买罗马的技术人员，让他们毁灭自己的国家。阿奎莱雅的城墙受到成列的攻城撞车、移动木塔以及抛射石块、标枪和火球等投射机具的接连不断的攻击。匈奴君王利用希望、恐惧、虚荣和利益这些强有力的刺激因素，希望能够降服这唯一的障碍，使得他对意大利的征服不致受到影响。那个时期的阿奎莱雅，可算是亚得里亚海岸最富裕强大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哥特协防军过去曾在本国君王阿拉里克和安塔拉的指挥下作战，能够传承先辈大无畏的精神。市民仍旧记得以往的荣光，他们的祖先抵抗凶狠和残暴的蛮族，使得罗马皇帝的尊严不致遭到羞辱。
阿提拉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围攻阿奎莱雅，毫无成效可言。缺乏补给以及军队的不满鼓噪迫使阿提拉放弃原来的计划，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发布撤退的命令，部队在第二天早晨拆除帐篷，开始撤退。就在他带着愤怒、失望和沉思的心情，骑在马上绕城而行时，他看到高塔上有只鹳鸟准备离巢，带着几只小鹳要飞向田野。这时他灵机一动，就像一个政治家抓住偶发的微小事件大做文章那样，他对眼前的这一幕做出迷信的解释。他用极为愉快的语调大声宣告，鹳是一种家鸟，居住在人类社会中，除非这些高塔注定要毁弃或倒塌，否则不会离开年代久远的旧窝。有利的征兆预示了他们将获得胜利，匈奴人重新开始围攻作战，同时还注入新的活力和勇气。就在鹳鸟飞走的地方，城墙被打开很大一个缺口，匈奴人用无法抗拒的疯狂力量发起突击，以致后代人士连阿奎莱雅的废墟都难以找到。
阿提拉完成极为可怕的惩治行动后，挥军继续前进，所到之处如阿尔提努姆、康科迪亚、帕杜阿这些城市，全部变成一堆瓦砾。内陆城市维生札、维罗纳和贝加莫，任凭匈奴人肆意掠夺。米兰和帕维亚毫不抵抗就投降，虽然损失了所有财产，但公私建筑物都没有被烧毁，无数俘虏的性命也被饶恕。他们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仁慈之举，表示由衷感激。科穆姆、都灵和摩德纳的民间传说疑点甚多，然而他们提出很多可信的证据，说是阿提拉的蹂躏行动遍及整个富裕的平原，也就是现代的伦巴第地区，中间有波河流过，四周为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所环绕。当他据有米兰的皇宫以后，看到一幅画使他极为吃惊也令他感到厌恶，上面画着恺撒坐在宝座上，西徐亚的王侯跪在下面。阿提拉对罗马人虚荣的纪念物，虽没有任性地破坏，但却巧妙地加以修改。他命令一个画家将画中人物的形象和态势转换过来，画布上的皇帝在西徐亚国君的宝座前哀求，为了奉献贡金正在倒空他的钱袋。看到这幅画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种角色的调换很适切，完全是实情，甚至会想把狮子和人争论这个众所周知的寓言应用到这个场合。
有一句话用来描述阿提拉的凶狠与高傲，说他“铁骑所到之处，地面寸草不生”。然而，这个野蛮的毁灭者在无意中为一个共和国奠定了基础，在欧洲的封建国家中，恢复经商贸易的技术和精神。威尼斯或威尼提亚这个闻名于世的名字，原来是指意大利一个从潘诺尼亚边界到阿杜阿河、从波河到雷提亚和尤里安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面积广阔而且土地肥沃的行省。在蛮族入侵前，威尼提亚有50座城市，在和平的环境里非常繁荣而兴旺，阿奎莱雅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帕杜阿在农业和手工业的支持下，仍能保持古代的尊荣，有500名市民依据他们的财产列入骑士阶级，经过精确的统计，财产总数已达到170万英镑之巨。阿奎莱雅、帕杜阿和邻近城镇有很多家庭从匈奴人的刀剑下逃生，在附近的岛屿找到了安全而隐秘的避难所。在亚得里亚海尽头的海湾，从大洋滚滚而来的波涛已经衰弱无力，几乎有100多个小岛被浅海与大陆隔开，几条细长的陆地可以阻止海上的波涛，形成狭窄而秘密的通道可以让船只进出。直到5世纪中叶，这些遥远而偏僻的地点还是没有人在此耕种，居民很少，有的岛连名字都没有。
但这些威尼提亚难民的生活习性、技艺才能和政府体制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逐渐形成。卡西多里乌斯有一封信，虽然叙述的状况是70年以后的事情，但仍可算是共和国最原始的资料，极具历史价值。狄奥多里克的大臣用奇特的笔调把他们比作一群水鸟，将自己的家园筑在浪涛之中。虽然他承认威尼提亚行省过去有很多贵族家庭，但在经过重大变故后，全被贬降到卑微贫贱的地位。他们不论阶级的高低都以鱼类为主要的食物，以后也都如此。他们唯一的财富是从海水中提炼出的大量的盐，盐是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将盐像金银一样在附近的市场流通。这群人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居住在陆地还是海上，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银的重要性，当生活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后，就开始产生贪婪的欲望。从格拉多到基奥扎的岛民，彼此关系密切。他们通过安全而艰苦的河流和内陆运河间的航行，可以直接进入意大利的心脏地区。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还是数量都在增加，可以开往海湾任何一个港口。自威尼斯建城的早期以来，每年都要举行一场婚礼仪式，以庆祝城市与亚得里亚海的结合。禁卫军统领卡西多里乌斯写信给滨海各城镇的护民官，虽身为上官但语气很温和，教诲他们要激起国民为公众服务的热忱，现在需要他们的协助，将大批库存的油和酒从伊斯特里亚行省运到皇都拉文纳。这些官员各司何职，我们并不清楚，根据传统的说法，在12个主要岛屿上，每年由人民选出12位护民官或法官。在意大利的哥特王国之下，还存在着威尼斯共和国，有可信的记录作证。而也正是同一份文件剥夺了他们的崇高权利，即历史悠久而永恒不变的独立地位。
意大利人已很久不再操练武器，在经过40年的和平后，看到大批无法抗拒的蛮族接近，难免感到惊慌，这些蛮族不仅是宗教也是国家的仇敌。在遍及全国的恐惧浪潮中，只有埃提乌斯毫不在意，当然不是说光靠他一人，在没有任何协助下就能完成威名远播的赫赫战功。保卫高卢的蛮族不愿进军解救意大利，东部皇帝应允的援军因距离遥远，缓不济急，且是否真如所言会派来援军也难以预料。现在靠着埃提乌斯仍能掌握战局，他亲自率领国内部队，去扰乱和拒止阿提拉进军。但他真正显示出伟大的时候，是在面对无知和忘恩的人民，对他的行动不仅无理取闹还一味指责时。若瓦伦提尼安心中还存在着大丈夫气概，他就应选择这位将领作为他效法的对象和引路人。但狄奥多西的孙子是位怯懦的君王，不仅无法分担战争的危险，反而抛弃责任先行逃走。他从拉文纳赶到罗马，离开了难以攻破的堡垒来到敞开大门的都城，完全暴露出暗中的企图，那就是一旦个人遭到危险，将立即弃守意大利。不过，丧权辱国的行为没有被执行，因为御前会议有时会犹豫不决、遇事推脱，这些可恶的打算就会因时间的关系而得到修正。
在西部皇帝领导下的罗马元老院和人民，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派出慎重其事的求和使节，使得阿提拉无法发泄他的愤怒。阿维努斯接受了此一重大任务，他的身世和财富、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显赫地位、个人的才华和能力，以及拥有的无数部从、元老院首席议员的身份，都可以证明他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何况他具有善于应变和机警的性格，最适合私下和公开的谈判事务。他的同僚是担任过意大利禁卫军统领的特里格提乌斯，以及罗马主教利奥，他表示不顾个人的危险，也要为教民的安全请命。利奥的天赋才能在公众遭到灾难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运用积极的热忱在正教信仰和宗教纪律的名义下，建立个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权威，使教会在他的职位前加上“伟大”的称号。这些罗马使臣被领进阿提拉的帐幕，他的营地开设的地点正好在蜿蜒的民修斯河流入贝纳库斯湖的入口处，白色的浪花击打着湖岸，西徐亚的骑兵部队在这里放马践踏卡图卢斯和维吉尔的农庄。蛮族国君用非常客气而恭敬的态度倾听来使的高见，最后西罗马帝国以巨额赎金(也可以算是霍诺里娅的嫁妆)，买到了意大利的平安。阿提拉的军队的情况可能是促成他签订和约及迅速撤兵的原因。蛮族士兵们的士气由于获得大量的财富以及当地那让人懒洋洋的温暖气候而松懈下来。
北国游牧民族通常的食物是牛奶和生肉，现在他们尽情大吃面包、痛饮葡萄酒、享用经过烹调的肉类。疾病的蔓延从某种程度上为意大利遭受的苦难进行了报复。当阿提拉宣布他决定带领得胜的军队进入罗马的城门时，不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在劝他，阿拉里克就是在征服永恒之城后不久身亡的。阿提拉的内心对真正的危险并不在意，却无法承受想象的恐惧的打击，更无法摆脱迷信思想的影响，何况这些迷信时常帮助他获得成功。利奥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口才、庄重严肃的态度和主教神圣的袍服，使阿提拉把他看成基督徒的精神之父而不禁肃然起敬。当时流行的传闻说是圣彼得和圣保罗两位使徒显灵，如果那位蛮族胆敢拒绝教会继承人的请求，就威胁要叫他立刻倒地身亡，这应该算是宗教神话中最高明的故事。罗马的安全确实值得神灵的直接干预，经过拉斐尔的画笔和阿尔加底的凿子的美化，使得这则传说更具有说服力。
匈奴国王在撤离意大利前提出威胁，若不把他的新娘霍诺里娅公主按照条约规定如期交给他的使臣，他就会毫不客气回师再战，给意大利带来更大的伤害。阿提拉本就有无数妻妾，现在又增加一个名叫伊尔狄科的美丽少女，因此减少了对公主的爱慕之情。婚礼在多瑙河畔用木头构建的皇宫里举行，按照蛮族风俗有盛大的欢宴招待宾客。国君到午夜酒醉之余，才又累又困地回到新床。他的侍从到第二天下午仍旧不管，任凭他去休息或享受新婚之乐，一直到出奇的安静引起了他们的害怕和怀疑，才大声叫喊想把阿提拉惊醒，但仍毫无动静，最后只能破门进入国王的寝宫。他们看到发抖的新娘坐在床边，头巾还盖在脸上，为国王的死亡和自己的危险而悲悼不已。阿提拉在夜间过世，起因是一根血管破裂，而他正好仰睡，喷出的血没有从鼻孔流出，反而流进胃部和肺脏，使得呼吸受堵窒息而亡。他的遗体被很庄严地陈列在大平原中央一个用丝绸搭建的天幕中，挑选几个由匈奴人组成的分队，排着队形踏着节拍围绕天幕转圈，向这位英雄人物唱着丧歌。他的一生充满光荣，出生入死从未失败。他不仅是族人的父亲，也是敌人的克星，给全世界带来畏惧和恐怖。按照他们的民族习俗，蛮族要剪下一绺头发，再在脸上毫无道理地刺几个伤口，他们不用妇女的眼泪而是用战士的鲜血来哀悼值得为其效死的英勇首领。阿提拉的遗体装在用金、银和铁制作的三重棺材里，在夜间悄悄埋葬。从各国掠夺的战利品都被扔进坟墓，匈奴人把动工挖墓的俘虏全部毫不留情地杀死。那些刚才还极为悲伤的匈奴人，就在国王的新坟前饮酒作乐。君士坦丁堡流传出一个故事，就在他过世的那个幸运的夜晚，马西安梦到阿提拉的弓被折断。这种说法足以证明，罗马皇帝的心头随时浮现那位可畏蛮族的形影。
颠覆匈奴帝国的革命建立了阿提拉的声名，只有他的才智能够支持庞大而破碎的统治机构。他死后，那些胆大包天的酋长纷纷自封为国王，而那些势力强大的国王又都唯我独尊。来自不同民族的母亲为逝世国君生下的一大堆儿子，像某些人分家产一样，在争夺中瓜分了日耳曼和西徐亚民族的统治权。大胆的阿达里克深有所感，特别指出这种自私的行动极为可耻。还有那些黩武好战的臣民，像格庇德人和东哥特人，在英勇三兄弟的指挥下，鼓励他们的盟军要求获得自由和加入皇家的权力。于是在潘诺尼亚的涅塔德河畔，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决战，格庇德人的长矛、哥特人的短剑、匈奴人的弓箭、苏维汇人的步兵、赫鲁利人的轻装备、阿兰人的重兵器，有的相互厮杀，有的彼此支援，阿达里克杀死了3万名敌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在著名的涅塔德会战中丧失了性命和王冠。他早年的英勇使他登上阿卡齐尔人的王座，这是西徐亚人的一支，为匈奴人所降服。所以，他的父亲对埃拉克的阵亡一定感到羡慕，因为就阿提拉爱好荣誉的性格而言，这才真正是死得其所。埃拉克的弟弟邓吉西齐率领一支匈奴军队，到处剽掠袭扰和烧杀破坏，仍旧保持强大的势力，竟然盘踞多瑙河两岸达15年之久。阿提拉的皇宫连同古老的达契亚田野，从喀尔巴阡山一直绵延到黑海，全都成为格庇德人国王阿达里克建立新政权的领地。东哥特人征服了潘诺尼亚，占领的地区从维也纳到西米乌姆一带。那些曾为天赋自由而奋战不息的部族，按照各自的实力分到大小不等的居留地。但邓吉西齐的王国在他父亲众多奴隶的包围和压迫之下，只剩下他的战车所能围住的一小块地方了，在绝望之中他只有奋力一搏，向东部帝国发起入侵行动，结果在战场阵亡，头颅很羞辱地被挂在椭圆形竞技场中，给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带来欢欣的景象。
阿提拉本着一味溺爱或迷信的思想，先入为主地认定他的小儿子伊尔纳克会给整个民族带来永恒的光荣。这位王子一直想要改变他的哥哥邓吉西齐那种奋不顾身的作风，看来他的性格与匈奴人趋向衰亡的境况倒是十分吻合。伊尔纳克带着臣属于他的各旗，退到小西徐亚的中部地区。他们很快为新来临的蛮族浪潮所倾覆，这些人循着匈奴人祖先发现的老路向西移动。希腊作者认为哲欧根人或称阿瓦雷人居住在大洋的岸边。他们压迫邻近的部族，使得北国的伊果人，从盛产值钱毛皮而又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出发，穿过整个荒野抵达玻里斯提尼斯河和里海的门户，最后终于灭绝了匈奴帝国。
东部帝国的君主能与蛮族修好，获得应有的尊敬，在他的统治下，对于帝国的安全当然大有助益。但是西部的皇帝却是软弱无能的瓦伦提尼安，虽然年龄已经35岁，但还是不明事理而且毫无骨气，竟然会谋杀重臣埃提乌斯，不仅自毁长城而且动摇基业。只有天生下贱而嫉妒的本性，才会使他痛恨这样一个蛮族最畏惧的英雄和帝国最有力的支柱。宦官赫拉克利乌斯是新得宠的近臣，把皇帝从怠惰的昏聩状态中惊醒过来。当普拉西狄亚在世时，他掩饰自己的言行举止，装成有孝心的儿子，极力顺从母亲。埃提乌斯的名声、财富、地位、大批蛮族组成的武装随员、他那遍布政府机构的亲信，以及他那准备和皇帝的女儿优多克西娅订亲、前途光明的儿子高登提乌斯，这些都使他的身份远在一般臣民之上。他在暗中被人指控说有谋朝篡位的野心，激起瓦伦提尼安的恐惧和憎恨。埃提乌斯自认为功勋盖世、才能出众，甚至个人行事光明磊落，所以不仅态度傲慢，而且毫无戒心。这位重臣发布了一篇敌对的声明激怒他的君主，后来又逼瓦伦提尼安立下严正的誓言，同意批准一桩有关和解与联姻的契约，更增加了瓦伦提尼安对他的恨意。
埃提乌斯已经有所怀疑，但是仍忽略了自己的安全。他对这些政治上的敌手抱着轻视的心理，根本不相信他们能犯下有气魄的罪行，就冒然涉险闯入罗马的皇宫。当他用不耐烦的语气催促儿子的婚事时，瓦伦提尼安拔出剑来，这在他来说是破天荒的事。像这样一个精忠报国的将领，竟被皇帝用剑刺进胸膛。他的廷臣和宦官也拼命效法主子的行径，埃提乌斯被刺一百多刀，倒毙在皇帝的脚前。禁卫军统领波伊提乌斯同时被害。在整个事件走漏风声之前，这位大公的一些主要友人被召唤到皇宫，分别遭到谋杀。这样一件惨事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说是为了维护正义和国家需要，立即由皇帝通知他的士兵、臣民和盟友。那些民族无论视埃提乌斯为漠不相干的陌生人，还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都为一个英雄人物的不幸下场感到惋惜；那些在他麾下服务的蛮族，只有掩饰悲痛和愤怒的心情；民众长期以来对瓦伦提尼安的鄙视，立刻转变为深刻且蔓延全国的厌恶。这种情绪不太可能深入宫墙之内，然而当皇帝不耻下问向一个罗马人探问他的看法时，他率直的回答使瓦伦提尼安不禁为之愕然：“我不知怎么说!陛下，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知道你用左手砍下自己的右手!”
罗马的奢侈生活吸引瓦伦提尼安经常前往，而且长期逗留不走，使得他在罗马比起统治下的任何其他地点，更受到大众的藐视。元老院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恢复共和的精神，他们的权势和供给，对于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世袭君王摆出不可一世的排场，倒是冒犯到元老院议员骄傲的心态。瓦伦提尼安为了享乐，竟然伤害到贵族家庭的安宁和荣誉。
优多克西娅皇后的出身跟皇帝完全相同，她的美丽和柔情应该受到君王的宠爱，然而她那用情不专的丈夫，却在外面到处拈花惹草。彼得洛尼乌斯·马克西穆斯是安尼西安家族的成员，身为元老院富有的议员，曾两次出任执政官，有一个贤惠而又美貌的妻子。她坚定的拒绝态度更加煽起瓦伦提尼安无法压制的欲火，决心不择手段用计谋或武力达成所望。豪赌是宫廷无法避免的恶习，皇帝不知是运气好还是在搞鬼，赢了马克西穆斯一大笔钱，毫不客气要他留下戒指作为赌债的抵押，然后派一个亲信拿着戒指去见他的妻子，用丈夫的名义命令她立即进宫晋见优克多西娅皇后。马克西穆斯的妻子毫不怀疑，坐着舁床被抬进皇宫，那位心痒难耐的爱慕者派人把她领进僻远无人的寝宫。瓦伦提尼安毫无怜香惜玉之心，用暴力违反了待客之道。她流着眼泪回家，不仅感到极大的痛苦，而且误以为丈夫是同谋，这更增添了她的屈辱，就对他发出哀怨的咒骂，挑起马克西穆斯要讨回公道的报复，何况仇恨还受到野心的刺激。本来他可以正当地经过元老院的选举程序，获得厌恶而专制的敌手所据有的宝座。
瓦伦提尼安以为世人都与他一样，毫无怀旧和感恩之情，非常大意地将埃提乌斯的几位家仆和随从安排在身边成为他的侍卫。其中有两个蛮族同意执行神圣而光荣的任务，要杀死凶手来为受谋害的恩主报仇。没过多久便出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发挥无畏的勇气。瓦伦提尼安这天产生了兴致，要到战神教练场去观看军事表演，他们突然拔出武器冲上去，先杀死罪不可赦的赫拉克利乌斯，接着将武器刺进皇帝的心脏。众多的随从没有抵抗，都为暴君的死亡感到高兴。这就是瓦伦提尼亚三世，狄奥多西家族最后一个皇帝的下场(公元455年3月16日)。他丝毫不打折扣地继承了堂兄和两位叔叔的弱点，但是他们那能够使缺乏活力和才能的性格得到别人体谅的温和、纯洁和天真，在这方面他完全没有继承到。瓦伦提尼安使人感到最不可原谅之处，是仅有激情而毫无德操，甚至宗教信仰都很可疑。虽然他没有偏离正统走向异端，但始终喜爱亵渎神明的巫术和占卜，还冒犯了信仰虔诚的基督徒。
早在西塞罗和瓦罗的时代，罗马的鸟卜官认为罗慕路斯见到12只兀鹰，代表12个世纪，便是这座城市生存的期限。这种预言在富裕和繁荣的社会无人理会，但等到12个世纪快要结束，全城笼罩在羞辱和灾难之中，就会激起民众对阴郁前途的忧虑。甚至后人也必须不无惊异地承认，对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或传说随意做出的解释，竟然能够证实西部帝国的绝灭。不过，帝国的衰亡有比兀鹰飞过更为明显的征兆：罗马政府愈来愈被敌人藐视，臣民却感受到更多的压迫和厌恶；随着公众的灾祸日多而赋税愈重；愈是到了需要勤俭度日的时候，勤俭的风气愈被忽视；为富不仁的有钱人把不平等的负担转嫁到民众的身上，就连可以缓解灾难的恩惠也被豪门富室夺走；严苛的征敛不仅籍没民众的财物，还要对他们严刑拷打。瓦伦提尼安的臣民宁可接受蛮族比较简单的暴政，要不就逃到森林和山区，或充当下贱的奴仆和走狗，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对于过去让世人极力争取的罗马公民这个光荣的称号，人们现在只感到厌恶，弃之如敝屣。高卢的阿摩里卡行省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成立巴高达联盟，陷入混乱不堪的独立状态。帝国的大臣还用迫害的法律和无效的武力，继续追捕被他们逼上梁山的叛徒。即使蛮族征服者在同一时间全部绝灭，也不可能使西部帝国得到恢复。即使罗马还能继续存在，她也无法再保有原来的自由、德业和荣誉了。
丢失或残破的行省从大洋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损害了罗马的光荣和伟大，阿非利加的脱离使国内的繁荣受到重大的打击。贪财好货的汪达尔人籍没元老院议员的世袭产业，终止正常的谷物运送和供应，使好吃懒做的平民无以为生。阿非利加所属各行省长久以来培育着勤奋而听话的臣民，现在被野心勃勃的蛮族武装起来，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更加重了罗马人的灾难。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追随根西里克胜利的旗帜，获得了这个肥沃而富裕的地区，这一地区十分辽阔，沿着海岸从丹吉尔到的黎波里一共要进行90天的旅程，狭长的边界被沙漠和地中海紧密环绕。黑人民族居住在热带地区，根西里克发现这一地区后并没有表现出兴趣，不会出兵加以征服。他把目光投射到海洋上，下达了勇敢的决定，他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武力。阿特拉斯山脉的森林提供取用不尽的木材，新归顺的臣民熟练海上航行和建造船只的技术。根西里克鼓励胆大包天的汪达尔人采用新的作战方式，可以很轻易地将他们的兵力运输到滨海的国度。摩尔人和阿非利加人受到引诱，产生了从事抢劫的念头，就加入了他的阵营。
在过了6个世纪以后，从迦太基港口出发的舰队，再度要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汪达尔人获得一连串的成就，征服西西里、洗劫巴勒莫，经常对卢卡尼亚海岸发起袭击，使得瓦伦提尼安的母亲以及狄奥多西的姐妹从迷梦中清醒，不得不对其保持警惕之心。东西两个帝国为了摧毁共同的敌人而联盟，花费大量金钱所准备的军力却没能发挥效用。根西里克保持勇气面对危险，他的政策是不阻止帝国的结盟，也不逃避对手的攻击。罗马政府的企图不断受到阻挠，完全出于人为的延迟、暧昧的承诺和明显的让步，再就是根西里克实力强大的同盟：匈奴国王入侵意大利，迫得皇帝撤回阿非利加的用兵，不得不先考虑自己国内的安全。宫廷发生变故使西部帝国失去保护人和合法的君王，不仅消除了根西里克心中的忧虑，更激起他贪婪的念头。他立即整备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就在瓦伦提尼安逝世和推举马克西穆斯为帝的3个月后，率领汪达尔人和摩尔人在台伯河口停航锚泊。
彼得洛尼乌斯·马克西穆斯的一生际遇，可以说是人类幸福生活极其罕见的例子。他出身于安尼西安家族，不仅高贵无比而且享有盛名，富足的世袭产业和钱财可以支持他的地位，加上慷慨的作风和得体的态度，使他个人的才华和德行获得各方推崇和仿效。他那豪华的府邸和丰盛的饮宴，经常用来招待川流不息的宾客，他用善于应对的口才与四座谈笑风生。只要马克西穆斯出现在公众场合，四周就拥满成群结队、心怀感激和奉承逢迎的部从。其实就他的为人处世而论，倒是真正能获得朋友的爱戴。他建立的功勋赢得君主和元老院的嘉许，曾经三度出任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两次获得执政官的殊荣，擢升到大公的最高位阶。但是获得国家赐予的荣誉与他享受清闲而安详的生活，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他的时间根据各种需要用水钟精确分配，所以对他而言，“一寸光阴一寸金”是平生幸福的最大写照。瓦伦提尼安对他的伤害似乎成为其进行血腥报复的借口，然而就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只要他的妻子真正抗拒不从，那么她的贞洁就并没有受到侵犯。相对地，要是她愿意满足奸夫的欲念，那么夫妻的关系当然无法破镜重圆。要把整个狄奥多西家族绝灭，会使马克西穆斯本人和他的国家陷入不可避免的灾难之中，就一个爱国人士而言，这需要再三斟酌考量。
率性而为的马克西穆斯不考虑后果，只为了满足一己的仇恨和个人野心，看着瓦伦提尼安满身血迹的尸体倒在脚前，耳中听到元老院和人民异口同声用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但他登基那天就是他幸福的终结(公元455年3月17日)，因为他感觉自己就像被囚禁(西多尼乌斯很生动地表现出这种情景)在皇宫这个牢笼中，暗中叹息着度过许多无眠的夜晚。他已经抵达人生欲念的巅峰，却渴望着从危险的皇位上安全脱身。当他带着懊恼的心情回顾过去愉悦的生活，现在身负帝位的沉重压力的他，只能把焦虑告诉他的朋友兼财务官富尔根蒂乌斯，皇帝曾惊呼：“啊!何其幸运的达摩克利斯!在用餐的同时开始和结束他的统治!”他引用这件史实倒是非常恰当，后来富尔根蒂乌斯一再重述，作为君王和臣民最富教诲意味的经验。
马克西穆斯的统治只延续了3个月而已。他在失去统治权的时光里受到悔恨、罪孽和恐怖的骚扰，帝位的基础为士兵、人民和蛮族盟友的叛乱所动摇。他的儿子帕拉狄乌斯与先帝的长女结婚，可以建立家族的合法继承权利。但是他对皇后优多克西娅的暴力侵犯，只能说是起于色欲和报复的盲目冲动。至于他那引起悲剧事件的发妻，则被当成障碍立即处死。瓦伦提尼安的孀妇被迫摒除哀悼和忧愁，顺从胆大妄为的篡夺者对她的示爱，而且她猜测是马克西穆斯主使谋害了过世的丈夫。这些怀疑很快为马克西穆斯不紧的口风所证实，对于并不甘愿的新娘，他怀着恶意要激起她心中的仇恨，何况她始终认为自己是皇室的后裔，为当前的境遇感到委屈。不过，优多克西娅从东部帝国不可能获得实质的帮助，她的父亲和姑母普尔喀丽亚都已过世，母亲在耶路撒冷充满羞辱和放逐的环境下暗自凋萎，君士坦丁堡的权杖落在外人手里。她只有把眼光投向迦太基，秘密恳求汪达尔人的国王施以援手，说服根西里克趁此良机，打着荣誉、正义和同情的名义，来掩盖其贪财好利的企图。
不论马克西穆斯在其他的职位上表现有多出色，都无法掩盖他缺乏治理帝国才能的事实。虽然他获得信息，知道对面的阿非利加海岸已经完成了海上作战的准备，但仍然一厢情愿认定敌人不会接近，所以没有采取任何防卫、议和或及时撤退的有效对策。等到汪达尔人在台伯河口下船登陆，皇帝在群众战栗和愤怒的鼓噪声中，从昏睡的状况中突然惊醒，感到惶恐不已，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逃走，同时他还劝告元老院的议员要效法君王的榜样。但是等马克西穆斯出现在街头，就立刻遭到一阵乱石攻击，有一个罗马人(或许是勃艮第人)获得首先下手的光荣。皇帝遍体鳞伤的尸体被丢进台伯河(公元455年6月12日)。罗马民众为惩处为国家带来灾难的始作俑者而大声欢呼，优多克西娅的家臣因为女主人的大仇得报，也表达出热烈的情绪。
暴乱发生后的第三天，根西里克从奥斯蒂亚港口向着不设防城市的城门勇敢前进。罗马的青年并没有摆出接战的阵式，从城门走出一队没有武装而且年岁已高的教士，一个主教在前面领队。有大无畏精神的利奥，靠着他那庄严的仪表和流利的辩才，再度安抚蛮族征服者凶狠的脾气。汪达尔人国王同意不杀害放弃抵抗的民众，保护建筑物免于纵火破坏，以及不对俘虏施用酷刑。虽然这些命令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真正下达，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严格遵守，但利奥的斡旋还是给自己带来荣誉，以及给自己的家园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罗马城和所有的居民，依然沦陷于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无法无天的暴行之中。他们带着盲目的愤怒情绪，要为迦太基曾经受到的伤害报血海深仇，洗劫的行动持续了14个昼夜(公元455年6月15日至29日)。所有还剩下的公私财物，不论神圣还是异教的宝藏，他们都不辞辛苦地将之运到根西里克的船上。
在这些战利品中，有两间庙宇的辉煌遗物，它们代表了两种宗教，展现出无论是尘世还是神圣的事物，都会受到命运变化无常的影响，这些就是最好的例证。自异教被查禁后，卡皮托神殿多次受到亵渎及遗弃，然而诸神和英雄的雕像仍旧被人尊敬，精细的鎏金铜瓦屋顶一直保存完好，直到被根西里克贪婪的手取走。犹太教献祭使用的神圣器具包括黄金的祭品桌和7个分支的烛台，都是按照神的特别旨意在早期制作，安置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圣所里，在提图斯的凯旋式中公开展示在罗马民众面前，后来存放在和平女神神庙保管。在不到400年的时光中，这些从耶路撒冷携回的战利品，被来自波罗的海海岸的蛮族从罗马拿走运到迦太基。
古代的伟大纪念物会吸引好奇心的注意，同时也会引发贪婪。当时盛行的迷信使得基督教教堂极为富裕，为亵渎神圣的行为提供了更多的资财。虔诚的教皇利奥生性慷慨大方，把君士坦丁堡赠送的礼品——6个重达100磅的银瓶——全部熔化，证明他在想方设法修补损失。从哥特人入侵以来，45年的时光转瞬而过，罗马的壮丽市容和奢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看来很难逃脱和满足蛮族征服者贪婪的心态。他们有的是时间去搜刮首都的财富，也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物品运走。皇宫里的各类装饰品、华丽的摆设和服装、餐具间价值昂贵的器皿，都在混乱的抢夺中被堆积在一起，黄金和银块的总值达到数千泰伦，甚至连青铜器具和价值不高的铜币，蛮族也不辞辛劳全部搬运一空。
优多克西娅亲自前去迎接她的朋友，同时也是解救她的恩人，然而她立刻就为自己不智的举动感到哀伤悲痛。她的首饰财宝全被抢光，这位不幸的皇后和两个女儿是狄奥多西大帝仅存的后裔，傲慢的汪达尔人将她们当作俘虏带走，立即扬帆远航顺利回到迦太基港口。几千罗马人不分男女，只要是经过挑选被认为有用或符合要求的，都被逼着登上根西里克的船舰。蛮族冷酷的天性更加重了他们的不幸，在被当成战利品瓜分时，妻子被迫离开丈夫，儿女被从父母怀中夺走。只有迦太基主教迪奥格拉提阿斯发挥慈善的博爱精神，那是他们唯一能获得的抚慰和支撑。他变卖教堂的金银器具赎回一些人士的自由，也减轻其他人员受到奴役的痛苦，他给予大群俘虏生活必需品以及疾病医疗的援助。有些人在从意大利到阿非利加的航行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健康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亲自下达必要的指示，把两个面积宽广的教堂改为医院，病患获得舒适的床位，有充分的饮食和医药供应。这位年事已高的主教不分昼夜前往巡视，勤勉的工作已经超过体力的承受范围，而他那仁慈的恻隐之心更提高了服务的热忱。我们不妨拿当前的状况与坎尼会战的情景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汉尼拔和圣西普里安的继承人对待俘虏的不同之处。
埃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逝世以后，使高卢的蛮族保持和平安宁与臣属关系的约束力量便被全部解除。海岸地区受到撒克逊人的骚扰，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从莱茵河出发，向着塞纳河前进，这也激起了哥特人的雄心壮志，他们要扩大征服的范围，并对征服的地区进行永久统治。马克西穆斯皇帝为了免除遥远地区难以负担的责任，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对朋友的恳求始终不加理会，在聆听各方人士的意见之后，擢升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出任主将，负责指挥高卢的军队。阿维图斯是皇帝所不熟悉的外乡人，他的功勋值得被授予高贵的职位，他出生于奥弗涅教区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在那个社会骚动不安的时代，他怀着满腔的热血要献身国家，从事文职或军事的工作。这个不知疲倦的年轻人一边研究文学和法律，同时又努力学习军事和狩猎。他的一生中有30年的时间在为公众服务，无论是作战或议和都能显示出非凡的才干，真是值得民众同声赞誉。他是埃提乌斯手下的得力干将，在担任重要的使臣职务并完成任务后，被擢升为高卢的禁卫军统领。
之后，一方面是由于阿维图斯的功绩引起猜忌，再则他那与世无争的态度也使他急流勇退，于是他很平静地辞去职位，回到坐落在克莱蒙附近的田庄过起隐居的生活。一条水量充沛的溪流发源于山岭之中，瀑布在喧嚣声中像一匹白练俯冲而下，急速奔流2英里后注入湖中。他的庄园建立在景色优美的湖边，包括浴场、柱廊以及夏天和冬天的住屋，不仅非常奢华，也很讲究实用。邻近地区的森林、牧场和草地都是他的产业。阿维图斯的退休生活靠着阅读书籍、户外活动、农耕生产以及和朋友交往来打发闲暇的时间。这时，他接到了皇家送来的文书，任命他为高卢的骑兵和步兵主将。
等他担任军事指挥的工作后，蛮族也暂停了他们那发泄愤怒的行为，只要他运用手段就能迫使对方让步，让人民享受真正的平静生活。但是高卢的命运完全视西哥特人的态度而定，这位罗马的将领把公众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并不反对以使臣的身份去拜访图卢兹。他接受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殷勤的款待，但是就在阿维图斯与势力强大的民族为双方坚实的同盟关系建立基础时，传来了令人极为惊诧的信息：马克西穆斯皇帝被杀以及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这时登上空悬的帝座既不是犯罪也不会产生危险，激起了他野心勃勃的豪迈气概。西哥特人很容易就被说服，决定大力支持他，这使他继承帝位的要求在表决时不会节外生枝、产生变化。蛮族敬爱阿维图斯的为人和他的德行，同时也清楚为西部帝国推举皇帝不仅会为他们带来荣誉，更有着莫大的利益。现在时机已经来临，七个行省的年度会议在阿尔勒召开，狄奥多里克带着好战的弟兄亲临会场，使得深思熟虑的决议受到影响。他们的选择当然偏向声名显赫的同乡，阿维图斯几乎没有遭遇困难，就从高卢的代表手里接受了皇帝的冠冕(公元455年7月10日)，这次选举在蛮族和省民的欢呼声中获得批准，经过恳求以后也得到东部皇帝马西安的同意。虽然罗马和意大利的元老院因为新近遭到灾难，表现出卑微的顺从态度，但暗中也在抱怨高卢的篡臣喧宾夺主。
狄奥多里克成为哥特国王是靠着谋杀他的哥哥托里斯蒙德实现的，他认为阿维图斯的登基全是仰赖于他。同时他对自己这种残酷行为的正当性提出辩护，说是他的前任有所图谋，要解除与帝国的联盟关系。他弑兄篡位的罪恶与蛮族的美德并没有冲突，何况狄奥多里克的为人非常温和而且仁慈。西多尼乌斯在和平时期及社交谈话中经常私下提到，后人要是注视哥特国王早期的画像也不会有恐惧的感觉。这位演说家在图卢兹宫廷时，为了满足一个朋友的好奇，在一封信里很详细地叙述这位君王：
狄奥多里克表现出端庄严肃的神态，即使别人不知道他的功勋也会对他表示尊敬。虽然他出生帝王之家，但凭着他建立的功勋，即使是一介平民也会获得很高的地位。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强壮有力、四肢匀称，肌肉的协调良好。要是仔细端详他的面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有着高耸的额头、浓粗的眉毛、挺直的鹰钩鼻、薄薄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和白皙的皮肤，在谦虚之中带着羞涩的笑容，不轻易动怒。他一天的作息时间经过精确地安排，尽量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在每天破晓之前由一小群随从陪同，前往家中的礼拜堂，通常由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在一旁服侍。但是只要有人了解他在私下所保持的宗教情感，一定认为这种勤勉的信仰是出于习惯和政策的影响。早晨的其余时间，他用来处理王国的行政事务，座位四周围绕着军官，他们表现出循规蹈矩的态度和行为。一大群吵闹的蛮族警卫分布在整个觐见大厅，但是不准进入帘幕之内。帘幕的作用是用来遮住会议室内的状况，不让外人看见。各国的使臣不断被引见，狄奥多里克很注意地聆听，回答他们的问题，用语谨慎而简洁，按照讨论事务的性质，会立即宣告或延期回答他最后的裁决。他在大约八点钟时从宝座上起身，前去巡视他的金库或马厩。要是他打算出猎或仅是在马背上练习，一个他所宠爱的青年就会携带着弓伴随左右。等到他发现猎物就会亲自张弓射箭，很少误失准头。身为国王他拒绝从事不荣誉的战争，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士兵，凡事很少假手别人，否则就会感到羞愧。
他的饮食在普通日子里与一般平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每个星期六他会邀请很多客人参加皇宫的宴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用希腊的文雅服务、高卢的丰盛食物、意大利的方式和秩序来接待客人。使用的金盘或银盘很少会注意重量，但讲究光彩夺目且做工精细，也不借重外国或价昂的奢侈品来满足口腹之欲。葡萄酒杯的大小和饮用杯数都有严格规定，绝不能酗酒误事。用餐时要保持受尊敬的沉默态度，只有庄重和正式的谈话才会打破安静的气氛。狄奥多里克有时会在用餐后小睡片刻，但会很快醒来并命人准备骰子和赌桌，要大家不必拘束，尽兴玩乐，与会者因各自的手气好坏而被激起兴奋的情绪。他喜爱这种赌博就像喜爱战争一样，这能够展现出他的热情、技巧、耐性和欢愉的天性。他输时会大笑，要是赢了就会稳重而平静。尽管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但他的廷臣都会选在他赢时提出要求，就是我自己也趁着输钱的机会获得国王赠给的利益。
大约在第九时(下午三点)，他再度处理政务，人潮不断进出直到日落为止。等到皇家晚膳的信号响起，一大批恳求者和抗辩者在一天的辛劳以后离去。晚餐是更为家常的饮食，有时会有小丑或哑剧演员用可笑的机智表演，使大家获得轻松的消遣，但是要求不得用讽刺的言词触犯在座的人士。但是女性歌手或靡靡之音被非常严格地加以禁止，狄奥多里克只喜欢听激起英勇行为的战争歌曲。等他用完餐以后，夜间的警卫立刻被布置在金库、皇宫和寝室的入口。
当西哥特国王鼓励阿维图斯登基称帝时，狄奥多里克以个人的权力和全部军队来表达对他的支持，成为维护共和国的忠诚士兵。他的功绩让全世界相信，他不再像祖先那样陷入黩武好战的习性不能自拔。
等到哥特人在阿基坦建国以及汪达尔人渡海到达阿非利加以后，苏维汇人在加利西亚创建王国，渴望征服西班牙，威胁说要灭亡罗马虚弱统治下的剩余地区。迦太基纳和塔拉戈纳的省民为带有敌意的入侵所苦，向宫廷陈述他们正受到的伤害和所忧虑的事项。阿维图斯皇帝以自己的名义派遣弗兰托伯爵前往，让他传达和平与结盟的有利提议。
狄奥多里克以强势作为进行斡旋，公开要求他的连襟苏维汇国王立即退兵，否则他为了主持正义会派军队协助罗马。傲慢自大的雷契阿里乌斯答复道：“跟他说，我根本瞧不起他的友谊和他的军队。他是不是想要我兵临图卢兹城下？这点我倒是保证可以办到。”狄奥多里克收到挑战以后，为了防止敌人真的执行大胆的企图，就率领西哥特人越过比利牛斯山(456 A.D.)，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也参加了他的阵营。虽然他公开宣称是为了帮助阿维图斯，但私下其实是为自己和继承人打算，要征服西班牙，将之变为王国的领地。这两支军队也可以说是两个民族，在离阿斯托加约12英里的乌尔比库斯河岸遭遇，哥特人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消灭了苏维汇人的名声和王国。
狄奥多里克从战场向首府布拉加进军，这座城市在古代是商业中心，具有显赫的地位，现在(指18世纪)还保留着宏大壮观的遗迹。军队在进城时没有大开杀戒，哥特人尊重女性俘虏的贞操，特别是献身圣职的修女。但是大部分教士和人民都成为奴隶，甚至就是教堂和祭坛也受到洗劫，全城一片混乱。苏维汇人时运不济的国王逃往大洋的一处港口，但是猛烈的顶头风使他的船只无法开航。他被俘虏后送给无法和解的敌手，雷契阿里乌斯本着男子汉决不屈从的精神，不期望获得宽恕，从容赴死。狄奥多里克基于政策的需要或者为了发泄个人的愤恨，在处死苏维汇人国王以后，率领得胜的军队深入琉息太尼亚，抵达主要的城镇梅里达。除了圣尤拉莉亚显示出神迹的威力以外，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但是他还是在不断获得胜利的进军中停顿下来，没有等到他彻底征服这一地区，他就被匆匆从西班牙召返。在他撤军向比利牛斯山前进的途中，他对这个国家感到失望，起了报复之心，就纵容军队洗劫波勒提亚和阿斯托加。这不仅显示出他是不讲信义的盟友，而且也是行事残酷的敌人。就在西哥特国王以阿维图斯的名义进行战斗和征服时，阿维图斯的统治已经宣告终止。朋友羞辱下台，使狄奥多里克的声誉和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阿维图斯靠着他大力支持，才能登上西部帝国的帝座。
在元老院和人民苦苦请求下，阿维图斯皇帝把他的皇宫设置在罗马，并在次年接受执政官的职位。他的女婿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为赞扬他的事迹，写了一篇有六百行诗句的颂辞。他写出的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竖立铜像的荣誉，其内容兼具天才的构思和基于事实的陈述。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贬低诗人的意思，但他的确夸大了一个君主和一个父亲的功绩。他预言说阿维图斯的统治将长久而充满荣光，但没过多久人们就看出其与事实发生矛盾。
阿维图斯身处的时代，帝位这一威严的象征已经沦落为辛苦而又危险的职务，他还要纵情于意大利的奢侈生活。年龄并没有熄灭他对爱情的憧憬，于是他受到指责说他勾引别人的妻子，其实这是荒唐而卑劣的笑话，只是被用来侮辱那些丈夫而已，但罗马人不相信也不了解他的德行，也不会在意他的过失。帝国的各个地区已变得日趋疏远，高卢的外来者(阿维图斯皇帝)成为人们普遍痛恨和鄙视的对象。元老院申言他们有选举皇帝的合法权利，这种主权来自古老的宪法，这一信念随着君权的日渐衰落而再次被激发。但就连阿维图斯这样的君主，都可以抗拒没有武力的元老院，使他们的投票不能发生作用。
可是现在状况发生了变化，里西默伯爵不仅支持还煽动元老院的不满。他是蛮族部队一个主要的将领，负责意大利的军事守备任务。西哥特国王瓦利阿的女儿是里西默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这一系是苏维汇人。他的民族自尊心(也可说是爱国心)为同胞的不幸遭遇所激怒，选举在没有征询他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他只得服从被选出的皇帝。他以忠诚之心对付帝国的敌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使他的威名远播。后来，他在科西嘉海岸摧毁了一支汪达尔人舰队，包括60艘大型战船。里西默凯旋，获得“意大利解救者”的光荣称号。他趁这个时机宣告阿维图斯的统治已告结束，实力衰弱的皇帝和哥特人盟友的距离太远，经过一阵短暂而无效的挣扎后，阿维图斯被迫逊位(公元456年10月16日)。不过，里西默出于仁慈或是目中无人，让阿维图斯退位后出任普拉森提亚主教这个更合意的职位。但是元老院的怨恨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保持非常强硬的态度，宣告对他处以死刑的严厉判决。阿维图斯很快逃向阿尔卑斯山，抱着非常卑微的愿望，并不想让西哥特人为他复仇，只想在尤里安的圣所使自己和钱财获得安全(尤里安是奥弗涅的一个主保圣徒)。阿维图斯因病去世，也有人说是刽子手在途中让他送命，遗体被运到家乡布利尤德，长眠在神圣保护人的足下。阿维图斯只留下一个女儿，就是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妻子。西多尼乌斯以女婿的身份继承所有家业，同时在公私方面都无法达成期许，使他产生落寞之感。他的内心充满愤恨，因而加入高卢的叛党，至少他曾大力支持。诗人难免犯下一些罪行，他自觉有赎罪的义务，就用一篇新的颂词来奉承继位的皇帝。
阿维图斯的继承者代表了那种在一个衰败时代偶然出现的、以重振人类的荣誉为己任的伟大英雄人物。马约里安皇帝无愧于时人和后代的推崇，而一位见识卓越而又立场公正的历史学家的几句话，可谓强劲有力地概括了这普遍的赞誉之声：“他待臣民慷慨宽厚，让敌人胆战心惊，他的德行无论在任何方面，都远超在罗马统治过的国君。”这段话至少可以证明西多尼乌斯的颂词还有几分可信。虽然这位善于奉承的演说家用同样热情的语调，去歌颂那些不值一提的君王，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他怀有特别的企图使他的奉承话不至于过分离谱。
马约里安的名字取自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在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指挥伊利里亚边区的部队。他把女儿嫁给了马约里安的父亲，一个受人尊敬的官员。马约里安的父亲在高卢负责税收的事务，非常有才干而且廉洁奉公，为人慷慨好义，赢得了埃提乌斯的友谊，但是他不愿凭着这层关系在行事阴险的宫廷谋取有利可图的职务。他那位成为未来皇帝的儿子，从小接受专业的军事教育，从幼年时代起就显示出无畏的勇气、成熟的智慧和慷慨的天性，虽然财产有限但还是不改乐于助人的本色。马约里安一直在埃提乌斯麾下服务，竭尽全力协助他建立事功，有权分享他所获得的荣誉，然而有时也会加以推辞。最后竟然使那位大公(或许是他的妻子)起了怀疑或猜忌之心，强迫他离职退休。
等到埃提乌斯过世后，马约里安重新受到起用并不断擢升，与里西默伯爵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有助于他登上西部帝国皇帝的宝座。在阿维图斯退位后的那段空位期，野心勃勃的蛮族由于出身低微，不可能获得帝王的殊荣，于是里西默以大公的头衔治理意大利，把骑兵和步兵主将这个更为重要的职位让给他的朋友。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赢得对阿勒曼尼人战事的胜利，获得罗马人民的爱戴，他也顺从民意的要求，就在拉文纳登基称帝。从他写给元老院的书信中，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和他的心情：
各位议员，诸君的推选和英勇军队的拥戴，使我成为帝国的皇帝。愿无上权威的神明引导保佑我的施政作为，务必使我的一切举措能为诸君公众带来福祉安宁。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渴望权力，只是顺从民意来治理国家，若我自私自利不知感恩，拒绝国家加于我的沉重工作负担，等于是放弃尽一个公民的职责。因此，请尽力协助你们所推举的君王，共同分担责任，齐心促进帝国的幸福，使我能不负所托。我敢保证，在我们这个时代，正义必能恢复它的古代荣名，德行终将获得应有的奖赏。让我们不要畏惧诬告，除了可恶的告发者本人，谁都无罪。我一直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作为一个君王我会对其严惩不贷。我们要时刻对敌人保持警觉，我们尊贵的父老里西默处理军队事务，会护卫罗马世界的安全，使我们免于国外和国内敌人的危害。你们现在已经明了政府施政的原则，对一个曾与各位同甘共苦的君王，可完全信赖他的爱心和忠诚。他仍以身为元老院的议员为荣，而其最感忧虑的，是怕有负诸君推举之明。
这位皇帝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之上恢复了古代的法律和自由，即使图拉真在世也会欣然赞同。宽广的心胸显然出于天性，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可供仿效的榜样，从前的君王也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
我们对马约里安公开和私人的行为所知甚少，但他的法令可反映出君主的特性，我们不仅能从他最早的构思和表达中看出其具有的独创性，也可看出他热爱人民，同情大众疾苦，致力于研究帝国衰败的原因，有能力提出合理而有效的办法来改变社会混乱的状况。他在财政方面提出许多规定，力图消除或减轻人民最难忍受的痛苦。
其一，他从登基开始，就迫切要求减轻省民因产业而带来的不堪其苦的负担(我直接翻译他说的话)，那就是一再加税的财产估值和超量财产估值。因此他颁布了一项普遍适用的蠲赋诏书，最后完全免除拖欠的税金，禁止财政官员用任何借口向人民催缴债务。他下达明智的决定，抛弃过时、扰民、无益的税收办法，可以增进且净化国家税入的来源。民众知道往后不会再陷入绝境，就会满怀希望和感激之情，全心全力为国家勤奋工作。
其二，在估定和征收税款的问题上，马约里安恢复了由行省官员负责的办法，取缔了以皇帝本人或禁卫军统领名义指派的委员会。那些受宠的廷臣在获得此类额外的权力后，态度变得傲慢，任意索取需求，摆出一副藐视下级法庭的神色。他们中饱私囊的数额，要是少于交给国库款项的两倍，就决不罢休。有一个强行勒索的案子，若非立法者自己证实，还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枉法的人员提出要求，所有的款项必须用黄金支付。但是他们拒绝接受帝国流通的金币，而要上面印着福斯蒂娜或两位安东尼皇帝名字的古币。那些找不到此类稀有钱币的臣民，就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永不满足的要求。如果找到那类金币，必须按照古代的价值和重量而加倍支付。
其三，要把城市自治机构(皇帝所说的话)和次级元老院(古代非常正式的称呼)看成各城市的中枢和帝国的支柱。然而由于行政官员的偏袒不法和征税人员的贪污腐化，致使他们的地位愈来愈低微，其中许多成员抛弃光荣的头衔，情愿背井离乡流亡异地。他提出呼吁，甚至强迫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要将那些使他们放弃市政职能的有害因素找出来全部排除。他明确指示各行省官员，只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就让这些人官复原职，负起税务的责任。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负起责任区内已审定的全部额度，只需要开列清单，列举收到税款的账目和欠税未交的人员。
其四，马约里安非常清楚，城市自治团体会因过去所受的不公和压迫进行报复，因此必须恢复“城市辩护士”那个有用的职位。他训谕民众在人人参与的集会中，选出敢做敢为而正直廉洁的人士，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力，接受不幸的申诉，保护穷苦百姓不致受到富室豪门的欺压，把假借皇帝名义的滥权行为随时奏闻。
游客将悲哀的眼光投向罗马的废墟，情不自禁地责怪古代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犯下他们不该犯的罪行。事实上他们没有时间和能力，也没有兴趣来进行这些工作。战争的风暴会使城堡和高塔崩塌，但却无法毁弃庞大建筑物的地基，那是在10个世纪的光阴长河中，毫无声息地进行的。那些出于私利的动机所造成的破坏行为，被不知羞耻的人们毫无顾忌地运用，只有马约里安皇帝的艺术鉴赏力才能严厉地加以制止。城市的衰微逐渐削减了公共建筑物的价值，赛车场和大剧院也许能挑起，但已经很少能够满足人们的欲望了。庙宇就算逃脱基督徒狂热的破坏，但既无神像也无人居住。罗马日渐稀少的人群，在那空间宽阔的浴场和柱廊中渐渐难以被找到。庄严的图书馆和法院大厅，对于懒散的一代而言已经是无用之物，他们整日游手好闲，不受研究学习和法律事务的干扰。执政官或帝王伟大事功的纪念物，不再被看成首都不朽的荣誉而受到尊敬，只被当成建筑材料的来源而受到重视，不仅取之不尽而且价廉物美，比从遥远的采石场获得的更为方便。罗马愿意予人方便的官员总是收到理由充分的申请，说是为了必要的工作亟须多少石块和砖头。最美观宏伟的建筑式样为了一些破烂不堪的修缮，而被拆得惨不忍睹。堕落的罗马人为了把公物变成私产，不惜用亵渎神圣的双手，损毁祖先最伟大的基业和遗泽。
马约里安一直为城市的败坏深表叹息，对日益猖獗的恶行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就把在特殊状况下可以拆除某些古代建筑物的批准权，保留在君主和元老院的手里。任何行政官员如果胆敢故意非法侵犯此项权力，将被课以50磅黄金(概约等于2000英镑)的罚锾处分。对于拒不执行这一命令的下级官员，马约里安威胁要对其施以残酷的鞭刑，甚至砍去犯案者的双手。关于最后这一条，立法者可能忘掉了依罪量刑的原则，但是他那股热忱完全是出于急公好义的情怀，急切地希望保护那个他极愿、也完全配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纪念物。皇帝认为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增加臣民的数量，有责任确保婚姻生活的纯真，但是他为达成有益目的所运用的手段，非但值得商榷，而且确有不当之处。虔诚的少女如果愿意将贞洁献给耶稣基督，在年满40岁前不得戴上面纱出嫁。在这个年龄以下的寡妇，必须在5年内出嫁，否则半数的财产将被分给近亲，或者被国家籍没。年岁不相称的婚姻受到谴责，或被判无效。通奸罪的处分不仅是籍没财产和流放，要是罪犯敢溜回意大利，按照马约里安公开的宣示，可以格杀勿论。
马约里安皇帝竭尽全力恢复罗马人的幸福和德行的同时，却面临根西里克的武装力量的威胁，无论就对方的个性还是当时的状况而言，都堪称实力最强大的敌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的一支舰队在格利阿诺(Garigliano)河的河口登陆，在坎帕尼亚掳掠了大量战利品。帝国军队对混乱不堪的蛮族发起奇袭攻击，蛮族被一直追杀到船上，连身为国王妻弟的首领也被杀死。这种全面的警觉等于宣示帝国的统治已今非昔比，但是再严密的警戒也难以使意大利漫长的海岸线不受来自海上的骚扰和侵犯。公众的舆论把更为高贵而艰巨的任务强加在天纵英武的马约里安身上，罗马期望他光复阿非利加。攻击汪达尔人的新定居地的计划，是推行大胆而明智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若英勇的皇帝能把他的精神灌输给意大利的青年，若他在战神广场恢复使他出人头地的训练项目，便有可能亲自率领一支罗马军队，挥军前去对抗根西里克。这种国家风气的改革可能会得到下个世代的欢迎，但却会为那些尽力维持一个衰败王国的君主带来不幸，他们为获得眼前的利益，或是避开迫在眉睫的危险，不得不容忍或加重最有害的弊端。
马约里安还是和以前那些最软弱的皇帝一样，明知耻辱也只有采用权宜的办法，招募蛮族协防军取代自己不习军旅的臣民。他就像在以出众的才能挥舞危险的工具，想要展现自己的力量和技巧，岂不知稍出差错就会伤害到本人。除了那些已为帝国效劳的联盟以外，皇帝那慷慨和英勇的名声使得他能够吸引多瑙河、玻里斯提尼河，甚至塔内斯河的民族前来为他卖命。阿提拉属下数以千计最勇敢的臣民，像是格庇德人、东哥特人、鲁吉安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阿兰人，全部在利古里亚平原集结，然而他们所向无敌的实力将会因为相互的敌视而抵消。大军在严寒的冬天越过阿尔卑斯山，皇帝全副甲胄步行率军前进，不时用长手杖探试冰雪的深浅，带着惬意的神色鼓励抱怨寒冷的西徐亚人，他们很快就要适应阿非利加的炎热。里昂的市民原本打算关闭城门防守，很快改变主意乞降，受到马约里安的宽大处理。他在战场打败狄奥多里克，仍旧承认这位不堪一击的国王是他的朋友和同盟。高卢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重新统一虽然有利，但还不算稳定，这是劝说和威胁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力主独立的巴高达，过去一直逃避或反抗前朝的统治，现在也相信马约里安的德操。
他的营地到处都是蛮族的盟友，他的帝座受到人民的爱戴和热烈的支持，但是皇帝有先见之明，若不建立海军武力就无法征服阿非利加。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共和国以难以置信的努力，在进入森林砍下第一斧后，不过60天的时间，一支160艘战船的舰队，便在海上威风凛凛地排开阵式。即使当前情势更为不利，马约里安的精神和毅力却不输古代罗马人。砍伐亚平宁山的森林，重建拉文纳和米塞卢姆的军械库和造船厂，意大利和高卢竞相要对国家做出最多的贡献。皇家海军拥有三百艘战船以及适量的小艇和运输船，集结在西班牙的迦太基纳安全而宽广的港湾里。马约里安大无畏的神情使部队充满必胜的信念，要是我们相信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的说法，马约里安的进取精神有时会超过审慎的界限，他急着想目睹汪达尔人的情况，因此伪装成使臣，把头发染色以后前往迦太基。后来根西里克发现自己招待过并送走了罗马皇帝，心中感到气愤不已。这种轶事只能看成不合情理的传说，完全是后人编造附会，但是这种杜撰的情节也只会被加在英雄人物的身上。
根西里克不必亲自会晤，也能了解对手的才干和策略。他又实施惯用的欺骗和拖延战术，但丝毫没有发生作用，于是祈求和平的行动不仅更为急迫，且表现得更为诚挚。但马约里安毫不通融，坚持古代的原则，只要迦太基是敌对国家，罗马就无安全可言。汪达尔人国王鉴于臣民被南方的奢侈生活所腐化，对他们是否还有冲锋陷阵的豪迈勇气感到怀疑。他也不信任那些被征服人民的忠诚，他们都憎恨这位阿里乌斯教派的暴君。根西里克采用坚壁清野的计划让毛里塔尼亚化为一片焦土，但无法打消罗马皇帝的作战决心，他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随时可以在阿非利加海岸的任何一处登陆。根西里克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在于罗马有几位势力强大的臣民做出了叛国的行为，他们嫉妒罗马皇帝的成就，因而产生恐惧心。根西里克在机密情报的引导下，对停泊在迦太基纳海湾无人防守的舰队发起奇袭，很多船只被击沉、掳走或烧掉，三年的准备毁于一旦。在这次事件后，双方的行为都没有以一时的幸运或失误为意。汪达尔人没有因偶然的胜利而自鸣得意，立即派人向马约里安再次乞求和平。西部皇帝有足够能力可拟订庞大的计划和承受重大的损失，他同意签订和约不过是想暂停用兵，待海军完成重建，他还是能运用各种手段发起第二次的战争。
马约里安回到意大利后致力于各项民生福利工作，由于他为人清廉正直，很长一段时期都不知道有人正暗中进行阴谋活动，在威胁他的帝座和生命。发生在迦太基纳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目眩的光荣顿时黯然失色。他压制政府的滥权作风，等于是阻断大小官员的财路，这位改革者激起大家极大的反感。那位大公里西默运用影响力，使善变无常的蛮族起而反对既尊敬又痛恨的君主。位于阿尔卑斯山山麓靠近托托纳的军营爆发叛乱行动，马约里安的高贵品德无法使他幸免于难，只能被迫脱下皇帝的紫袍。他退位后五天，据称死于痢疾(公元461年8月7日)。埋葬遗体的简陋坟墓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和感怀，马约里安的私德更是受到后世的敬重和爱戴。恶意攻讦和嘲讽引起他的仗义直言，如果对象是他自己，他就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漠然视之。但他却始终尽力维护表达意见的自由，在与亲密朋友相处时，就会抛开尊贵的地位，尽情享受交友之乐。
里西默为了个人的野心不惜牺牲自己的朋友，心中难免会有懊悔之情，但是他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在选择下一个皇帝时，为审慎起见避免选择才德之士。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在他的操控下，把帝位授予利比乌斯·塞维鲁。他出身寒微而又无突显的功德，竟能在西部登基称帝，也是咄咄怪事。历史毫不在意他的身世、推举、为人甚或死亡，等到他的存在对赞助人产生不便或带来威胁时，塞维鲁就难逃灭亡的下场。
从马约里安的逝世到安特弥乌斯的登基，这段时期真是乏善可陈。整个政府是在里西默的掌握之中，虽然这个谦逊的蛮族拒绝国王的名位，但他累积了大量财富，编组了一支听命于己的军队，对外建立私人的联盟关系，用独立和专制的权威方式统治意大利。奥多亚克和狄奥多里克后来也如法炮制，但是疆域限制在阿尔卑斯山以内。
两位罗马将领马塞利努斯和伊吉狄乌斯对共和国效命尽忠，鄙视里西默的蛮族出身，他一旦有称帝的迹象就表示反对。马塞利努斯仍旧皈依古老的宗教，他身为虔诚的异教徒在暗中抗拒教会和国家的法律。他精通占卜学为人所赞誉，但是他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是在他的学识、德性和勇气上。研究拉丁文学可以增进他的鉴赏力，军事才能使他获得埃提乌斯的赏识和信赖，也让他被埃提乌斯的垮台连累。他及时逃脱瓦伦提尼安的荼毒，在西部帝国骚动不安的时期，很勇敢地宣称要保持中庸之道，不涉及党派之争。马约里安当权以后他自动归顺，也可能是大势使然不得不如此。马约里安为酬劳他的效命特别让他管辖西西里，指挥配置在岛上的一支军队，用来抵抗或是对汪达尔人发起攻击。但在皇帝逝世后，蛮族佣兵部队受到里西默暗中收买要发起叛乱。英勇过人的马塞利努斯率领一批忠心的追随者，占领整个达尔马提亚行省，僭用西部帝国的大公头衔，实行温和而得当的统治，获得臣民的爱戴。他建立了一支舰队控制亚得里亚海区域，经常为意大利和阿非利加的海岸地区带来惊慌和恐惧。
伊吉狄乌斯是高卢的主将，他极力效法并媲美古代罗马的英雄人物，因此宣称要为敬爱的皇帝报仇雪耻，一支作战剽悍且人数众多的军队追随他。虽然他为里西默的权谋和西哥特人的武力所阻，无法向着罗马进军，但能维持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的独立统治。无论平时或战时，伊吉狄乌斯的名声都受到各方尊敬。年轻无知的基尔德里克犯下愚行，法兰克人对其施以放逐的处罚后，就推选这位罗马将领为国王，这种非常难得的荣誉可以满足他的自负而非他的野心。过了四年后，这个民族为伤害到墨洛温家族而感到悔恨，伊吉狄乌斯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忍耐，默许合法的君主恢复原来的地位。伊吉狄乌斯的权势随着生命的逝去而宣告终结，可能是下毒或是私下的暴力侵犯，里西默当然也脱不了干系，容易轻信传言的高卢人急着赞同这样的说法。
西罗马帝国逐渐没落后，出现了意大利王国。在里西默统治下，一直苦于汪达尔人海盗的蹂躏。每年春天汪达尔人在迦太基的港口整备一支实力强大的海上武力，年事已高的根西里克亲自指挥最重要的远征行动。他把所有的计划当成机密不让泄露出去，直到扬帆出海的那一刻才让属下知道。当舵手问他要采用哪条航路时，这位信仰虔诚的蛮族用专横的口气回答：“就让风向来决定航路，必会把我们带到充满罪恶的海岸，那里都是注定受到上天惩罚的居民。”如果根西里克下达更精确的命令，那么他的判断是基于掠夺财富而不是惩治罪行。汪达尔人一再进出西班牙、利古里亚、托斯卡纳、坎帕尼亚、卢卡尼亚、布鲁提乌姆、阿普里亚、卡拉布里亚、威尼提亚、达尔马提亚、伊庇鲁斯、希腊和西西里的海岸地区。他们也想占领撒丁尼亚岛，据有地中海位于中央的有利位置。他们的军队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尼罗河口，散布着毁灭带来的荒凉和恐怖。他们热衷于获得战利品而非战胜的光荣，所以很少会攻击防卫森严的城市，也不会与正规部队展开阵势堂堂正正地野战。但靠着快速的机动能力，他们只要对遥远的目标起了洗劫的念头，就会在构成威胁的同时发动攻击。他们在船上也装载了相当数量的马匹，登上陆地后，就用一队轻骑兵横扫惊魂丧胆的国度。纵使国君极力鼓励生育，并以身作则，但土生土长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还是在辛劳和危险的战争中逐渐消耗殆尽。等到历尽艰辛的第一代征服者几乎灭绝后，他们的子孙都是在阿非利加出生，从小享受着舒适的浴场和花园，这些都是他们父执辈英勇战斗获得的成果。于是出征的队伍空出位置，由大群摩尔人和罗马人、俘虏和逃犯来适时加以补充。这些走向绝路的可怜虫，不得不违反自己国家的法律参与掠夺，现在只有全力奉行最残暴的行为，使根西里克的胜利蒙受耻辱。根西里克对待不幸遭掳获的人员，有时会出于贪财的心理而勒索赎金，有时则完全放纵残酷的暴行。500名高贵的扎特或札辛瑟斯市民被屠杀，他们遍体鳞伤的尸首被投入爱奥尼亚海，这一恶行被愤怒的公众归罪于他的下一代。
像这类罪行不能拿受到激怒作为借口，但是汪达尔国王发起对抗罗马帝国的战争，倒是有合理而且说得通的动机。瓦伦提尼安的遗孀优多克西娅被当成俘虏从罗马带到迦太基，她是狄奥多西家族唯一的继承人。长女优多西娅处于身不由己的境地，成为根西里克长子亨尼里克的妻室。于是严苛的父亲提出合法的要求，要分得适当比例的皇室产业，像这种情形既不容拒绝也难以满足。东部的皇帝支付了足够的补助金，至少是很值钱的物品，换来所需要的和平。汪达尔人在保持颜面的条件下送还优多克西娅和幼女普拉西狄亚，将怒气的发泄限定在西部帝国的国境之内。意大利人缺乏海上作战部队，没有能力独立保护海岸线的安全，就恳求东部那些正在走运的民族给予援助，他们在过去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承认罗马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两个帝国的永久分离已使得彼此的利益和关系变得疏远，所谓信守双方的条约也只是说说而已。西部的罗马人并没有获得武力和船舰的援助，只是进行着冷淡而无效的斡旋行动。傲慢的里西默身处困境之中，经过长期的挣扎以后，终于用臣民的身份以谦卑的语气写信向君士坦丁堡的帝座告急，作为要求盟友提供协助的代价，意大利接受东部皇帝所指定的人选成为自己的主子。继续阐明拜占庭这段时期的历史，既不是本章也不是本卷的目标，但是简单叙述利奥皇帝的统治状况和行事风格，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为了拯救衰亡的西部帝国所进行的最后努力。
自狄奥多西二世亡故后，君士坦丁堡内部的安宁状况从未受到对外战争和党派倾轧的干扰。圣普尔喀丽亚带着东部帝国的权杖，嫁给个性谦恭的马西安，他秉承感激的态度，尊敬她神圣的地位并谨守处女的贞节，在她过世后，他让人民用宗教的仪式来表达对出身皇家的圣徒的崇敬。马西安只注意本国的繁荣，对罗马的连绵灾祸视若无睹。一个勇敢而积极的君主竟如此固执，一直拒绝出兵对付汪达尔人，有人认为要将这归之于秘密的承诺，马西安过去曾是根西里克的俘虏。马西安在统治七年以后逝世，若按规定选出深孚众望却不符合各家族利益的继位者，就会陷东部帝国于危险的境地。有一个家族以优势的地位，支持符合他们利益的候选人。身为大公的阿斯帕尔如果赞同尼西亚信经，就能顺理成章接替帝位。阿斯帕尔他父亲、他自己、他儿子阿尔达布里乌斯，接连三代掌握东部的军权，他的蛮族卫队形成了一股军中势力，能够慑服皇宫和首都。阿斯帕尔拥有雄厚的财力，凭着慷慨的作风获得声望和权势。
阿斯帕尔推荐籍籍无名的色雷斯人利奥成为东部帝国的皇帝，他是军事护民官，也是阿斯帕尔家中的首席管事，这项提名得到元老院一致同意。阿斯帕尔的忠仆从教长或主教手里接受皇家冠冕，在这场罕见的仪式中表示自己成为皇帝是蒙受神的恩准。这是首位以利奥为名的皇帝，为推崇他的事功特别加以“大帝”的称号。根据希腊人的意见，在所有帝王之中，无论就英雄还是君主的标准而言，利奥已几近完美境界。
利奥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抗拒他的恩主所施加的压力，表示他要善尽自己的责任和权力。阿斯帕尔诧异地发现他无法运用影响力指派君士坦丁堡的郡守，因此谴责利奥没有信守承诺，并扯住皇帝的紫袍不放，实在是有失礼仪。阿斯帕尔说：“这样做太没有道理，一个人要是穿上这身袍服，若再说谎就是有罪。”利奥回答：“君王若为顺从臣下的意愿，而放弃自己的判断和人民的福祉，那才是没有道理。”之后，皇帝和大公之间再不可能真诚和解，期待双方保持坚实而长久的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
利奥开始暗中征募一支由伊索里亚人组成的军队，并且开进君士坦丁堡驻防，同时削弱阿斯帕尔家族的权势，免除他们在宫廷和政府中担任的职位。利奥的行为举止温和，且在各方面都提高了警觉，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以免未能制敌反受其害。像这种内部的重大变故，就会影响到之后到底是谋求和平还是进行战争的大政方针。长久以来阿斯帕尔损害帝位的尊严，出于宗教和利益，他与根西里克保持着私下的联系，也赞同蛮族在阿非利加的建国大业。一旦利奥摆脱听命于人的局面，愿意考量意大利人所受的苦痛后，便决心根绝汪达尔人暴虐的侵犯行为。他公开宣布要与地位平等的罗马皇帝结盟，何况是他把西部帝国的冠冕和紫袍授予安特弥乌斯。
安特弥乌斯的皇室血统可以追溯到僭主普罗科皮乌斯，一旦登基称帝难免要夸大他的德行和事功。凭着上一辈的功勋、地位和财富，安特弥乌斯成为东部最显赫的臣民。他的父亲普罗科皮乌斯在出使波斯归来后，获得将领和大公的高位，安特弥乌斯的名字取自他的外祖父，就是那位受人赞许的东部统领，凭着才干和忠诚维护狄奥多西在幼年时期的统治，并获得很大的成就。统领的外孙在与马西安皇帝的女儿优菲米娅结婚后，立即从一介平民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与皇室的联姻可以替代必要的功勋，安特弥乌斯很快被擢升至内廷伯爵、军队主将、执政官和大公等显赫的职位。他靠着本领或运道在多瑙河地区获得战胜匈奴人的莫大荣誉，马西安的女婿希望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也不算是过分虚妄的野心。但是安特弥乌斯用勇气和忍耐来克制失望之情，直到公众和舆论认为只有他够资格统治西部，他继位登基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西部帝国的皇帝从君士坦丁堡启程，由几位地位尊贵的伯爵陪同，随护的卫队实力强大，就兵员数量而论几乎等同于一支正规作战的军队，以堂皇的气势得意洋洋进入罗马。
利奥推荐的人选获得意大利元老院、人民和蛮族同盟军的一致赞同。在安特弥乌斯庄严的登基大典(公元467年4月12日)之后，紧接着就是他的女儿和大公里西默的婚礼，这件喜事可以保证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幸福太平。两个帝国在表面上展现出富足繁荣的景象，很多元老院的议员还要用盛大的排场来掩饰自己的贫穷，花费之大几乎令他们破产。在庆典期间，所有的军国大事全部被搁置，法院紧锁大门不受理诉讼，罗马的街头、剧院、公家或私人聚集人群的场合，全都回响着许门之歌的颂词和舞蹈。皇家的新娘穿着丝缎长袍，头上戴着金冠，被引导前往里西默的府邸。新郎没有着军装，而是换上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服饰。西多尼乌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以奥弗涅的演说家身份出现，昔日的万丈雄心已如过眼云烟完全消失，他和各行省派来的代表一起祝贺新帝的登基。在新年元旦的执政官任职仪式上(公元468年1月1日)，这位被人收买的诗人过去虽然受到阿维图斯的爱护和马西安的器重，现在却经友人的劝说写出歌颂“英雄”的叙事诗，赞美安特弥乌斯盖世的功勋和傲人的幸运，祝福他第二次出任执政官和未来的胜利。西多尼乌斯发表的颂词现在还流传在世，无论就作者的身份还是臣民的作为而言，实在令人感到不齿，但却是获得成功的最佳保证。奉承之词的报酬是授予他罗马郡守的高位，使他能够在帝国出人头地，后来更成为受人尊敬的主教和圣徒。
希腊人怀抱强烈的期许，盼望皇帝的正教信仰就像维夫特一样虔诚，他们没有忘记在安特弥乌斯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把占地广大的府邸改建为一个公共浴场、一间教堂和一所收容老人的疗养院，但还是发现一些可疑之处玷污了安特弥乌斯在神学领域的名声。菲罗西乌斯是马其顿教派的信徒，皇帝在与他的谈话中，被他那宗教宽容的精神感染，因此罗马的异端分子集会都不再受到查禁。奚拉里教皇在圣彼得教堂对此发出无畏而愤怒的谴责，但还是不能让皇帝废除这不得人心的恩典。对已成为弱势团体的异教徒来说，由于安特弥乌斯不予查禁和偏袒维护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感到了一线希望。他与哲学家塞维鲁的友谊，以及晋升后者为执政官的举动，都被说成图谋要恢复古老的神明崇拜。这些昔日的偶像现今都被打得粉碎，化为尘土；一度被整个民族尊奉为信条的传统神话，现在也已无人相信，只有当基督徒诗人加以运用时，才不会引起反感和怀疑。
迷信的遗留尚未完全被抹除干净，像是起源在罗马奠基之前的牧神节庆典，在安特弥乌斯统治期间仍旧在举行。这种野蛮而简单的仪式展现出技艺和农业未发展前的早期社会的特点，乡野的神明掌管辛勤而欢愉的放牧生活，像是潘神、乌努斯和一群山林精灵，都是牧羊人幻想的产物，带着恣情放荡、运动嬉戏、挑逗好色的意味，他们的法力有限且游戏人间。山羊是最符合他们属性和个性的祭品，献神以后新鲜的牺牲被切割成小块，用柳枝穿起来烧烤。纵情于酒色的青年群集在饮宴中，全身赤裸地在原野上奔跑，手里拿着皮带，被触碰到的妇女将得到多产的祝福。阿尔卡狄亚人成为流亡者后，渴饮清泉，夜宿树丛，在巴拉廷山深邃之处建立潘神的祭坛。根据传说，罗慕路斯和瑞摩斯都在此处受到母狼哺乳，在罗马人眼中，此地因而变得更为神圣与古老。此林木丛生的地点逐渐成为罗马广场，四周全是雄伟壮观的建筑物。待帝国都城改变宗教信仰后，基督徒仍旧在每年2月举行牧神节活动，他们相信这对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繁衍绵延具有神奇莫测的影响力。罗马主教一直要求废止这种异教习俗，因为有违基督教的信念，但无法获得官员支持。根深蒂固的恶习一直维持到5世纪末叶，教皇格拉西乌斯把偶像崇拜完全消灭，完成都城的净化，为此他特别颁布正式的辩护书，用来安抚元老院和人民的抱怨之声。
利奥与安特弥乌斯平分天下，在公开谈话中，他一直对西部皇帝抱有父子之情，爱护备至。就利奥的地位和性格而言，他并不想让自己身陷阿非利加战争的辛劳和危险之中，但东部帝国已竭尽全力，要将意大利和地中海从汪达尔人的魔掌中救出。根西里克长久以来从海上或陆地对敌人施压，现在他面临的威胁是各方面都受到无法避免的入侵(468 A.D.)。禁卫军统领赫拉克利乌斯勇敢而成功的行动开启了战端，埃及、底比斯和利比亚的部队在他的指挥下登船装载。马匹和骆驼组成的阿拉伯人纵队，从沙漠中展开陆上行动。赫拉克利乌斯就像过去加图所做的那样，在的黎波里海岸登陆，奇袭并攻占行省的城市，经过辛苦的行军后，准备与皇家的军队在迦太基城下会师。前线城市陷落的情报逼迫得根西里克提出和平的建议，明知没有效果但却能让他有喘息之机。马塞利努斯与两个帝国复交的消息，更使他提高警觉。这位独立的大公受到说服，承认安特弥乌斯的统治，所以才陪他一起前往罗马。达尔马提亚的舰队可以在意大利的港口停泊，行动积极的马塞利努斯把汪达尔人从撒丁尼亚岛驱走。积弱不振的西部帝国也为东罗马人的巨大准备工作贡献出了相当的力量。
利奥为了对付汪达尔人，投注巨资于海上的作战整备，并见到了可喜的成效。令人好奇且有教导意义的数据，展示出一个正在衰亡的帝国所蕴藏的财富。这些经费包括：皇帝私人产业所供应的1.7万磅黄金，以及从禁卫军统领的金库中征收和支付的4.7万磅黄金与70万磅白银。但城市都已到达罗掘俱穷的程度，岁入最主要的来源是罚锾和籍没，而一个公正廉明又爱民如子的政府，不会使用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总之，整个阿非利加战争的费用支出，不论用什么方式来计算，总额大致是13万磅黄金，约等于520万英镑，要是从谷物价格来比较，可知那个时代的币值较现代要高。从君士坦丁堡驶向迦太基的舰队共有1113艘船，士兵和水手的总数超过10万人。皇后沃丽娜的兄弟巴西利斯库斯负责这次重要的指挥任务。利奥的妻子过于吹嘘他在远征行动中对抗西徐亚人的功勋，但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暴露了巴西利斯库斯的罪状和无能。友人为了维护他的军事声誉，断言是他与阿斯帕尔一致同意放过根西里克的，这样做等于使西部帝国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从战争的经验得知，成功的入侵主要是靠着作战行动的英勇和快捷。迟疑不决会钝挫出战之初所具有的实力和锐气，在前往遥远地域的行军途中会逐渐损害部队的健康和精力，庞大的海军和作战部队一旦无法把握良机，战力就会在暗中耗损殆尽。要是把时间全部浪费在谈判上，那么大军初抵无可抗拒的气势，在被敌人习惯后就会失去慑人的力量而受到轻视。巴西利斯库斯强大无比的海上战力，从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路顺利航向阿非利加海岸。他的部队在博纳角登陆，这个地方也称墨丘利海岬，离迦太基大约有40英里。赫拉克利乌斯的军队和马塞利努斯的舰队在会合以后，全部听命于皇帝所派遣的主将，汪达尔人在海上和陆地的抗拒行动已经完全受到压制。要是巴西利斯库斯抓住敌人心惊胆寒的时机，坚持大无畏的精神向着首府进军，迦太基就会不战而降，汪达尔王国难逃灭亡的命运。根西里克眼见大难临头，立刻运用他那熟练的欺敌手段来摆脱困境，于是他用最恭敬的口吻郑重声明，他本人和国土任凭皇帝处置，但是需要五天的休战时间来安排有关的投降事宜。同时大家普遍相信，他私下慷慨的奉献使得公开的协商行动得到他所希望的结果。有罪而轻信于人的巴西利斯库斯并没有严词拒绝敌人热切的恳求，同意了带来致命后果的休战，他的防御工作进行得极不谨慎，表现出他似乎已自认是阿非利加征服者的心理。
就在这短暂的几天之内，风向的变化使得根西里克的图谋得以实行。他把最勇敢的摩尔人和汪达尔人配置在大型战船上，每艘战船再拖几条较大的帆船，船上堆放着易燃材料。这些带来毁灭的船只在漆黑的夜晚，冲进没有戒备也毫无顾虑的罗马人舰队，他们在感觉到危险时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攻击部队奉命要把船只紧密地相互靠在一起，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实施火攻，火势能够迅速地蔓延，成为无法扑灭的灾害。风的呼啸助长噼啪作响的火势，士兵和水手都在胡乱喊叫，根本无法指挥，也没有人遵从命令，黑夜中混乱的环境更增加了恐惧的感觉。罗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脱离火烧战船的困境，保存下一部分的海上战力。根西里克的战船拿出收拾残局的气概再次发起攻击，很多逃脱火焰焚身的罗马人不是被战胜的汪达尔人杀死，就是成为俘虏。在这个发生惨剧的夜晚，巴西利斯库斯手下主要军官之一的约翰，发挥了一个英雄的气节以及绝望中奋斗的勇气，使他能够从这段湮灭的历史中挽救自己的名声于不坠。就在他奋不顾身地实施防御时，船只完全着火燃烧。他带着轻视的表情拒绝了根西里克之子根索的招降，根索说只要他放下武器就会饶他的性命，但他穿着全身胄甲毅然投身于波涛之中，就在沉入深海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大声呼叫，他绝不愿活着落在亵渎神圣的狗贼手中。
巴西利斯库斯的位置远离危险，所以他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在火攻开始时就不顾羞耻赶快逃走，在损失一半的人员和船舰后回到君士坦丁堡，为保住自己的脑袋，躲进圣索菲亚教堂的圣所。他的姐妹为他哭泣求情，气愤不已的君王只好法外施恩。赫拉克利乌斯退入沙漠地区。马塞利努斯撤回西西里，后来被他的一个船长杀害，据称是受到里西默的唆使。汪达尔国王现在感到踌躇满志，他已经除去罗马人这个心腹大患。 罗马帝国的远征行动失利以后，根西里克再度成为海洋的主宰，意大利、希腊和亚细亚的海岸地区暴露在他的报复和掠夺之下，的黎波里和撒丁尼亚再次回到他的统治之下，西西里成为新获得的行省。他的一生充满光荣的事迹，在他老迈年高寿终正寝之前(477 A.D.)，还能目睹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阿非利加的君主在他那漫长而积极的统治时期间，不辞辛劳与欧洲的蛮族建立良好友谊，在适当时机运用他们的武力，转移两个帝国对他的敌意。阿提拉逝世后，根西里克与高卢的西哥特人恢复了联盟关系。老狄奥多里克的几个儿子继续统治这个好战民族，他们受到利益驱使，忘记了根西里克施加在他们妹妹身上的残酷暴行。等马西安皇帝过世，狄奥多里克二世再无顾忌，公开违反与罗马人签订的和平条约，把面积广大的纳博讷行省并入自己的版图，这种不守信义的行为使他获得丰富的报酬。里西默把伊吉狄乌斯当成最大敌手，这种政策自私短视，等于在鼓励狄奥多里克入侵伊吉狄乌斯所拥有的行省。但行动积极的伯爵防守住了阿尔勒并击退来敌，后来在奥尔良获得大胜，拯救高卢使之免于沦陷，他终其一生都在阻止西哥特人的扩张行动。西哥特人的野心很快死灰复燃，企图要终结仍旧据有高卢和西班牙的罗马帝国，差点在尤里克统治期间完成这件工作(462—472A.D.)。
尤里克谋害他的兄长狄奥多里克后继位，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展现出更为凶狠的个性和更加优越的能力。尤里克率领一支大军越过比利牛斯山，攻占萨拉戈萨和潘培卢纳所有的城镇，在会战中击败塔拉戈尼斯行省英勇善战的贵族，挥军进入琉息太尼亚的心脏地区，允许苏维汇人保有加利西亚王国，但要臣属于西班牙的哥特君王。尤里克在高卢的行动同样积极，也获得了如在西班牙那样的重大成就。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罗讷河和卢瓦尔河的这片广大国土上，只有贝里和奥弗涅这两个城市或地区，拒绝承认尤里克是他们的君主。奥弗涅的居民在防守主要城镇克莱蒙时，发挥坚定不移的毅力忍受战争、瘟疫和饥馑带来的灾难。西哥特人放弃了毫无成效的围攻作战，把最重要的征服工作暂时搁置。
埃克狄西乌斯是阿维图斯皇帝的儿子，他像个英雄人物般凭着难以置信的勇气，激起行省青年高昂的斗志。他只率领18名骑士就奋不顾身地攻击哥特人的军队，在快速击败敌军的前锋部队后，毫无损伤地退回克莱蒙城内。他的仁慈精神更胜于英勇行为，在物资极为缺乏的时期，拿出私人钱财养活4000个穷人。同时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征召了一支勃艮第人组成的军队，前来解救奥弗涅之困。信仰虔诚的高卢公民从他所表现出的德行中获得安全和自由的希望。他们迫切地想要从埃克狄西乌斯的权威和榜样中，了解自己是否会流亡异乡或接受奴役，但即使是这样的美德也无法改变高卢即将毁灭的形势。公众的信心已经丧失，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高卢人深信安特弥乌斯只想统治意大利，对于阿尔卑斯山这边受苦受难的臣民，根本没有给予保护的能力。这位兵微将寡的皇帝只能靠1.2万名不列颠协防军，防守广大的高卢地区。里奥泰穆斯是不列颠岛的独立国王或酋长，被说服后愿意将部队运到高卢大陆。于是，他顺着卢瓦尔河溯流而上，在贝里扎下营寨。当地人民对暴虐的盟友一直抱怨不已，后来部队被西哥特人的大军摧毁或驱散。
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行使司法权，是将之用在高卢臣民身上，那就是对禁卫军统领阿瓦达斯的审判和定罪。西多尼乌斯被控包庇并协助这位国事犯，后来他能安然无事真是幸运。他用关怀的态度对不幸的朋友表示同情，认为阿瓦达斯是因为不谨慎的言行才犯下大错。阿瓦达斯得以从危险中脱身，不仅没有从中获得教训，反而更增加了他胆大妄为的信心；不仅没有痛改前非，反而使行为更不知检点。所以他的成功比起败亡更让人感到意外。他在第二次出任禁卫军统领时，又获得五年任期，这次他放弃过去的一贯作风，不再重视施政的治绩和民众的爱戴。他轻浮的性格很容易为谄媚所腐化，为反对所激怒，被迫把行省视为战利品，来满足那些纠缠不放的债权人。他善变而无礼的态度触犯到高卢的贵族，最后被群众的痛恨所淹没。元老院针对他的违法下达命令，召唤他前去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辩护。他在风平浪静中渡过托斯卡纳海，幻想未来一定会太平无事。阿瓦达斯以统领的位阶仍旧受到应有的尊敬，内务大臣弗拉维乌斯·亚塞拉斯伯爵很亲切地接待了他，并没有将他监禁，这位伯爵住在卡皮托。
阿瓦达斯遭到控诉人的穷追猛打。高卢来的四位代表无论在出身、地位还是辩才方面都是知名之士，他们以这个重要行省的名义，按照罗马司法审判的形式，提出民事和刑事的控诉，要求对他们个人的损失给予赔偿，并对国事犯施以处罚。他们的诉状中关于控诉阿瓦达斯渎职的部分不仅项目繁多而且涉及的金额庞大，但是他们主要的证物还是一封拦截到的信。通过阿瓦达斯秘书的指控，他们可以证明这封信完全是经他指示所写。寄信人在信中像是在规劝哥特国王，不要与希腊籍的皇帝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他建议对方攻击在卢瓦尔河的不列颠人，然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按照双方的约定将高卢瓜分。像这样危害国家的图谋可以视为大逆不道，就是他的朋友，也只能将之归于他的虚荣和冲动以减轻他的罪名。高卢代表富于心机，决定到辩论最紧要的关头才运用最有力的武器，但是他们的意图被关心朋友的西多尼乌斯所发现，立刻通知毫不知情的罪犯将要面临的危险。阿瓦达斯不仅拒绝且憎恨朋友对他提出的有益的劝告，西多尼乌斯内心平静没有怒意，只是真诚地为阿瓦达斯的傲慢和狂妄而感到惋惜。
阿瓦达斯像一个执政官候选人那样，穿着白袍在卡皮托现身，接受乱哄哄的人群对他的致意和提供的服务。他到商人的店铺去看丝织品和珠宝，有时像路人般漠不关心，有时又像顾客般装出很注意的样子，不停地抱怨所处的时代、元老院、君王以及迟到的正义。但是很快，他的抱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审判要尽早开庭，阿瓦达斯和控诉人在指定的日子来到罗马元老院，出席人数众多的会议。高卢的代表穿着朴素的衣物，获得法官的同情，反观他们的对手一副光彩和时兴的打扮，只会引起大家的愤慨。阿瓦达斯和高卢的首席代表直接在议员的长椅上就座，他们的行为形成了骄傲与谦恭的对照。这场引人注目的审判，以法律的力量和自由的辩护表现出古老共和国鲜明的形象。高卢代表倾诉行省的委屈和苦况，等到他们诵读那封重要的书信时，所有在场人员的心情全部激动起来。刚愎的阿瓦达斯还是固执己见，死不认罪。他引用很奇特的假定事项，那就是一个臣民除非阴谋僭取紫袍，否则不得以叛逆罪判处。在宣读文件时，他一再大声承认愿意真诚地和解。等到元老院一致表决他犯下死罪，他不仅感到难以置信而且惊惶万分。
元老院的敕令剥夺了他的统领位阶，他成为一介平民，被一群禁卒很可耻地押解到国家监狱。在14天的休会期后，元老院召开会议宣告死刑的判决。但是他在埃斯科拉庇斯岛的监狱中还抱着一线希望。因为按照古老的法律，即使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还是会给予30天的待决期。的朋友多方设法，获得安特弥乌斯皇帝的怜悯和宽恕，高卢统领最后被改判以流放和财产充公这个较为温和的处分。阿瓦达斯的过错值得同情，但共和国因赦免塞洛纳图斯的罪行，受到司法不公的指控。奥弗涅的人民提出上诉，最后终于定罪并且公开处决。这位罪不可赦的大臣，是那个时代的喀提林。他与西哥特人保持秘密通信，出卖他所压迫欺诈的行省，孜孜不倦致力于制定最新的税则和追查时过境迁的罪行。他那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即使没有激起畏惧和憎恨，也一定会为人所藐视和不齿。
上面所提到的罪犯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并没有超越法律范围之外。但不论里西默所犯的罪行为何，这个权势熏天的蛮族都能够与君王抗争，或者进行协商屈尊接受联盟。安特弥乌斯承诺要给西部带来和平兴旺的统治，却很快为灾祸和倾轧所笼罩。里西默对于如今有人权势高过他，感到惶惶不安无法容忍，因此他离开罗马，把府邸安置在米兰。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对于散布在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间的好战部族而言，一方面便于邀请他们前来相助，另一方面也容易加以拒止。
意大利逐渐分裂为两个独立而相互敌对的王国，利古里亚的贵族为迫在眉睫的内战而惊惶不已，全部投身在大公的脚前，恳求他以大局为重。里西默不动声色地用傲慢的口气回答：“就我而言，我还是愿意与这位加拉太人保持友谊。但是，他一旦看到我们顺从，就会变得骄傲，谁来节制他的骄傲，平息他的怒气？”他们向里西默提到帕维亚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他不仅人品清贵、才识高超，且具有口若悬河的辩才，若让他担任使臣从利害关系和婚约亲情方面着手，可平息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推荐的人选得到里西默的同意，埃皮法尼乌斯本着慈悲为怀的精神愿意负起说客的任务，毫不迟疑地立刻前往罗马，凭着他的地位和声望获得隆重接待。
主教的说辞是为了和平这点倒是不难了解到。他一再重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宽恕对方的侮辱和无礼，这样才是仁慈、宽厚和谨慎之道。他郑重地规劝皇帝要避免与凶狠的蛮族发生冲突，因为这不仅会危害到自身安全，也会给国家带来毁灭。安特弥乌斯虽承认他所言不虚，但他对里西默的行为感到深刻的悲伤和愤怒，这种情感在谈话中不由自主地发泄出来。他惊呼道：
对这位忘恩负义之徒所提出的任何要求，难道我们曾经拒绝过？对于他的所作所为即使让人怒不可遏，难道我们还不是忍气吞声？我顾不得紫袍的尊严，把女儿嫁给一个哥特人，为了国家的安全，我甚至牺牲家声和门风。这些应该使里西默永葆忠诚的慷慨，反而激起他用不义的手段来对付他的恩主。难道他没有掀起各种战争来打击帝国？难道不是他经常唆使和协助那些带着敌意的民族倾泻他们的愤恨？是不是我现在就得接受他那不忠不义的友谊？他已经违反了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我还能希望他尊敬这一纸婚约？
但安特弥乌斯的怒气在充满热情的宣告中逐渐消失，他表示愿意屈从埃皮法尼乌斯的提议。主教为恢复意大利的和平感到满意，就回到自己的辖区，但双方的修好是否能真诚维持下去，实在让人感到怀疑。皇帝的力量过于弱小被迫只得故示仁慈，里西默暂时中止了野心勃勃的行动，在暗中加强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决心要颠覆安特弥乌斯的统治。后来和平与忍让的假面具被撕破，里西默获得勃艮第人和东方的苏维汇人大量增援以后，军队的战力更为强盛。他公开宣布与这位希腊籍的皇帝断绝所有关系，从米兰向着罗马的城门进军，把营地扎在阿尼奥河河岸，迫切盼望着奥利布里乌斯的到来，把他当成下任皇帝的候选人。
元老院议员奥利布里乌斯出身安尼西安家族，自认能够合法继承西部帝国。他娶瓦伦提尼安的幼女普拉西狄亚为妻，在她被根西里克送回后，她的姐姐优多西娅仍被留下，如同俘虏一样成为根西里克儿子的妻室。汪达尔国王支持罗马盟友的公正权利，一面用恫吓手段，一面提出恳求，并特别指明，若元老院和人民不承认合法的君王，仍拥戴不合格的外乡人当皇帝，就会引起战争。奥利布里乌斯与国家公敌建立友谊，使他在意大利无法获得民众爱护，但里西默一心想推翻安特弥乌斯皇帝，就引诱奥利布里乌斯成为皇位候选人，凭着显赫的身世和皇家的联姻，一切行动合法，不会被视为谋逆的叛贼。
奥利布里乌斯身为普拉西狄亚的丈夫，像祖先一样获得执政官的高位，大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安享荣华，因他欠缺治理帝国的天赋才能，所以觉得不必为帝位而自寻烦恼。但奥利布里乌斯最终还是屈服在友人的不断纠缠下，加上他妻子在旁怂恿，遂草率地陷身于内战的危险和灾难中。他接受了意大利的紫袍，是因私下得到了利奥皇帝的默许，然而他在西部登基称帝，还是由于那个生性善变的蛮族(里西默)在背后的支持。他无论是在拉文纳还是奥斯蒂亚港登陆，都未遭到丝毫阻碍(根西里克主宰着海洋)，他很快到达里西默的营地，在那里成为西部世界的统治者(公元472年3月23日)。
里西默把前哨从阿尼奥河延伸到米尔维亚桥，已经占据了一半的罗马城——梵蒂冈和雅尼库卢姆，台伯河将这边与城市其余部分隔开。传闻那些拥护奥利布里乌斯的议员，已从元老院退出，要召集会议举行一次合法的选举。但元老院多数议员和人民仍旧坚定拥戴安特弥乌斯，哥特军队给予他有效的支持，延长了他的统治时间。在经过三个月的抵抗后，公众遭到伴随而来的灾难，饥馑和瘟疫。最后，里西默在哈德良桥或称为圣安杰洛桥发起凶狠的突击，哥特人在他们的领袖基利默战死前，一直在这处狭窄的通道实施英勇防御。战胜的部队排除阻挡他们前进的阻碍，势如破竹地冲进城市中心，安特弥乌斯和里西默的内争将罗马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当代一个教皇的说法)。命运多舛的安特弥乌斯从躲藏处被拖出来，毫无人性的女婿下令将他杀死(公元472年7月11日)，这是第三位或第四位在他手上牺牲的皇帝。军队的士兵和党派的暴民联合起来，他们的行为就像蛮族一样凶残暴虐，不受约束地到处烧杀掳掠。这些奴隶和平民所形成的暴民，根本不理会当前处境，只想趁机抢劫。整个城市呈现出严苛的残杀和纵情的放荡这种极为怪异的对照。此举带来巨大灾难的事件，除了罪恶外毫无光荣可言。
事后不过40天，僭主里西默得病暴毙(公元472年8月20日)，意大利才获得绝处重生的机会。里西默把指挥军队的权力授予他的外甥——甘多柏德，他是勃艮第人的一个诸侯。这次重大变革的主要当事人都在同一年内相继离开人世，奥利布里乌斯的统治不过七个月，他的死亡(公元472年10月23日)并没有显示出遭受暴力侵犯的迹象，他的后裔只有与普拉西狄亚所生的一个女儿。狄奥多西大帝的家族从西班牙迁移到君士坦丁堡，都是靠着女性的传承得以延续不绝，现在已经是第八代。
当意大利正处于帝位空悬、任由无法无天的蛮族四处为患时，利奥在御前会议对西部选出新的君主极表关切。沃丽娜皇后加紧运作，想要光大自己的家族，她曾将一个侄女嫁给尤里乌斯·尼波斯，而尼波斯继承了叔父马塞利努斯的地位，统治达尔马提亚，比起西部皇帝的虚名具有更大的实权，他被沃丽娜皇后说服接受紫袍。拜占庭宫廷的行事作风不仅软弱无力且优柔寡断，当安特弥乌斯甚至奥利布里乌斯逝世数月后，所指定的继承人才带着大队人马出现在意大利臣民眼前。这期间，格列西里乌斯，一个籍籍无名的军人被他的恩主甘多柏德授予帝位。但勃艮第君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用内战来支持他的人选，而且他要在王国内实现自己的野心，于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高卢。失去保护的格列西里乌斯愿意用罗马的权杖交换萨罗纳主教的职位。处理完这位竞争者后，尼波斯皇帝受到元老院、意大利人和高卢省民的承认。大家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德行操守和军事才能，任何人只要从他的政府获得好处，就会用预言般的口吻宣布，尼波斯会使臣民重新恢复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希望(要是还有人心存这种希望的话)不到一年就消失无踪，在尼波斯短促而屈辱的统治期间，唯一的重大事项是签订和平条约，把奥弗涅割让给西哥特人。意大利皇帝为了获得国内的安全，牺牲高卢最忠诚的臣民。但这种安宁的局面很快为蛮族同盟军愤怒的叛乱所侵犯。他们在将领奥列斯特的指挥下，全速从罗马向着拉文纳进军。尼波斯为叛军的接近而战栗不已，他对拉文纳的防御能力没有信心，赶快逃上他的船只，退回亚得里亚海对岸的达尔马提亚公国。他经过这次可耻的逊位后又多活了五年，一直到在萨罗纳被背信弃义的格列西里乌斯杀死前，他都一直处于被流放的状态。为了奖励格列西里乌斯的暴行，他被擢升为米兰的总主教。
被征服的民族在阿提拉死后都扬起独立的大纛，根据他们的领土权和战争的成果，在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或是在多瑙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罗马行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其中最勇敢的年轻人受到招募，组成一支称为“同盟军”的军队，用来保卫意大利安全，也给人民带来难以言喻的恐惧。在这杂乱混合的群体中，以赫鲁利人、锡里人、阿兰人、图尔西林吉人和鲁吉亚人明显占有优势。奥列斯特是塔图拉斯的儿子，也是西部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的父亲，拿这些武士当作效法的榜样。
前面已提过奥列斯特的历史，知道他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国家，凭着身世家财成为潘诺尼亚最显赫的臣民。当行省被割让给匈奴人，阿提拉成为合法统治者，他进入宫廷服务，担任阿提拉的枢密大臣，一再被派到君士坦丁堡出任使臣，代表专横的国君提出种种要求。等征服者去世，奥列斯特恢复自由之身，保持超然的立场，拒绝追随阿提拉的儿子退回西徐亚的旷野，也不听从东哥特人的命令，他们现在已篡夺了整个潘诺尼亚地区。他情愿在意大利的君主手下服务，因为这些君主都是瓦伦提尼安的继承人。奥列斯特具有英勇和勤勉的禀性，且作战经验丰富，所以他在军队中迅速得到升迁，后来获得尼波斯的宠信，拔擢成为大公及军队主将。部队长久以来就尊敬奥列斯特的为人处世和所具有的权势。他对部队中的士兵也非常关切，经常与将士用自己的方言交谈，与各部族的酋长都是多年的好友，已经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于是在他的请求之下，大家拿起武器反对出身寒微的希腊人，这位不得人望的君王竟敢要求他们听命从事。当奥列斯特基于一些秘密的动机，不愿穿上紫袍登基时，这些酋长就顺水推舟拥护他的儿子奥古斯图卢斯成为西部帝国的皇帝。
随着尼波斯的退位，奥列斯特现在已经抵达了他雄心勃勃的希望的顶峰，但就在第一年结束之时，他立刻发现有一场反对自己的叛变，那些佣兵肆意违反誓言、忘恩负义，真是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意大利的统治完全操纵在佣兵的手里，种种翻云覆雨的变化全看他们如何选择，如果君王不愿当听话的奴隶，就要立刻成为牺牲者。这些异乡人都是危险的盟友，他们欺压和侮辱罗马人最后仅余的自由和尊严。在每次帝位更替的变革之中，他们为了罗马人支付的代价和自己应有的特权而争执，那种无礼犯上的姿态已经到达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然而这些佣兵却还在羡慕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同胞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胜利的军队建立了独立自主和世代传承的王国，于是这些佣兵部队坚持要求，立刻划分意大利三分之一的领土给他们。
奥列斯特居于完全不同的立场，所秉持的精神让人感到钦佩，他的选择是宁愿迎战一支武装起来的蛮族部队，也不愿陷无辜的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于是他拒绝接受这种厚颜无礼的要求，反而使野心勃勃的奥多亚克获得有利的借口。这个胆大包天的蛮族向那些战友提出保证，如果大家抛弃成见联合起来接受他的指挥，他就会立刻为大家讨回公道，毕竟合乎礼法的请愿不能就这样遭到否决。在意大利所有的军营和城防部队的驻防地点，同盟军抱着同样的希望发出愤怒的吼声，很快集结在深得军心的首领的旗帜之下。不幸的奥列斯特为这股势不可当的狂流冲倒，在仓促之中退守帕维亚这座防卫严密的城市，神圣的圣灵显现派教徒在这里设置了主教的座堂。帕维亚立即受到围攻，防御的工事全部被摧毁，市镇受到洗劫，虽然主教费尽力气总算使得教堂的财产受到保护、女性俘虏的贞节不受侵犯，但还是只有处死奥列斯特才能平息暴乱。他的兄弟保罗在拉文纳附近的作战中被杀，剩下毫无希望的奥古斯图卢斯不再获得奥多亚克的尊敬，反而要恳求他大发慈悲。
这个获得胜利的蛮族是埃德康的儿子，前面曾提到埃德康的功绩，那时他是奥列斯特的同僚，因涉及谋害君王的叛逆事件，被免除使臣的职位。但他及时悔悟，要不就是早有图谋，不仅将功赎罪，而且获得了阿提拉的赏识，被擢升到引人注目的高位。他指挥的部队要轮替护卫皇家的村庄，部队由锡里人组成，他们是他的直系和世袭臣民。等各族开始叛乱，他们还是追随匈奴人。12年后，埃德康再次做出光荣事迹，他在寡不敌众的状况下与西哥特人展开斗争，经过两场牺牲惨重的会战，锡里人被击败，四处星散。英勇的首领在经历了部族重大的灾难后，无法偷生于世，留下两个儿子奥努夫和奥多亚克，继续与当前的苦难奋斗不息。他们在流亡外国期间靠着抢劫和做佣兵，来获得资金以维持忠实的追随人员。奥努夫直接投效君士坦丁堡，后来他杀害了心胸宽阔的恩主，玷污了他在军旅生涯所获得的名声。他的兄弟奥多亚克领导所属，在诺里库姆的蛮族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无论是他的个性还是运道都适合最艰辛的冒险事业。
当时整个国度最得众望的圣徒是塞维里努斯，奥多亚克为了要确定自己未来的前途，就虔诚地拜访圣徒隐居的小室，恳求他的认同和祝福。低矮的门户容不下奥多亚克魁伟的身材，他只有弯腰躬身进入室内。圣徒从他那谦卑的姿态看出他的前途无可限量，会建立伟大的事功，就用预言般的口气向他指示：“前往意大利去追求心中的目标，你会立刻脱去这身褴褛的袍服，获得的财富可以使你发挥慷慨的天性。”这个蛮族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仅接受也证实了圣徒所说的预言，他被允许为西部帝国提供军旅服务，很快获得很高的职位，负责皇家卫队的警卫工作。他的言行举止逐渐变得高雅，军事素养也有很大的进步。意大利的同盟军没有选他担任将领，倒不是奥多亚克的勇气和才能不符合标准，而是他建立的功勋太过卓著，以至于大家认为只有国王的宝座才配得上他。但是在他的统治期间，一直拒绝穿着紫袍和冠冕，以免触怒各部族的诸侯。他们的臣民在不经意间混杂起来，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经过时间的同化和策略的需要，不知不觉中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
蛮族习惯于接受王权的统治，意大利归顺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准备服从权威。奥多亚克在实际统治时还是以西部皇帝代理人自居，但他决心废除这个无用的职位，认为这完全是古老传统留给后代的负担，然而这需要过人的胆识和洞察力才能找出更方便的统治形式。时运不佳的奥古斯图卢斯自取其辱，他向元老院提出退位的申请，会议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罗马皇帝的顺从，如过去一般体现出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宪法形式的尊重。元老院一致通过敕令，要将一封书信送给芝诺皇帝，他是利奥的女婿和继承人，在经历了一场为期短暂的叛变后，重新恢复了秩序，登上拜占庭的宝座。罗马元老院严正声明：
(他们)放弃有关的权力和意愿，不再在意大利延续帝位的传承。他们认为，一位君王的权威，就足以同时照顾和保护东部和西部。元老院以他们和人民的名义，同意将整个帝国的中枢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单方面很自私地放弃选举皇帝的权力，剩余的权威中唯一给后世留下的遗产是通用于世界的法律。共和国(他们提到这个名字时一点都不感到羞愧)完全信任奥多亚克在政务和军事方面的能力和德行，同时元老院很谦卑地恳请皇帝授予他大公的头衔以及统治意大利行政区的权力。
君士坦丁堡带着不满和气愤的态度接待元老院的代表团。当他们觐见芝诺时，芝诺严词指责西部竟如此对待安特弥乌斯和尼波斯两位皇帝，要知道是在意大利恳求之下，东部才同意选派他们前去担任皇帝的。
“你们谋杀了第一个皇帝，然后又把第二位皇帝赶走，但是现在他还活着，那就依然是你们合法的君主。”芝诺如此说道。但是谨慎的芝诺立刻放弃了帮助尼波斯复位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何况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皇帝可以使他的虚荣心获得满足，从此他的雕像就能光荣地竖立于罗马城中了。他的表现虽然暧昧，但还是抱着友善的态度与奥多亚克大公通信，同时很高兴地接受了皇家的徽章标志、宝座以及皇宫的神圣装饰，这些都是蛮族恨不得赶快从人民眼前移走的东西。
在瓦伦提尼安去世这20年的时间里，连续有9位皇帝丧生或垮台。奥列斯特的儿子之所以能获得推选完全是靠着年轻英俊，他值得后人注意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如果他的统治不是标示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A.D.或479A.D.)，那么他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留下任何可资纪念的事迹。身为大公的奥列斯特在诺里库姆的佩托维奥，娶了罗慕路斯伯爵的女儿为妻，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奥古斯都，这个名字虽说有贪慕权势的意味，但是这在阿奎莱雅也是常用的绰号。然而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两位最伟大的奠基者，他们的称号竟会很奇特地集合在这位最后的继承人身上。奥列斯特的儿子僭用并侮辱了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个名字，但希腊人把第一个名字讹用为摩迈卢斯，而第二个名字，拉丁人为了表达自己的轻视加上表示“小”的语尾词，就成为奥古斯图卢斯。
心胸豁达且仁慈的奥多亚克饶了无害年轻人的性命，让他带着全家离开皇宫，并赐给他6000金币的年金，指定坎帕尼亚的卢库卢斯城堡作为他被放逐或退休的住处。
当年，罗马人刚从布匿战争的辛劳中喘息稍定，就为坎帕尼亚的美景和欢愉所吸引。老西庇阿的乡间住房位于利特努斯，展现出农村简朴的作风。那不勒斯湾令人心旷神怡的海岸满布别墅，苏拉赞赏他的对手马略见识高人一等。庄园位于高耸的米赛卢姆海岬，在每一边都可以控制陆地和海洋，涵盖的范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过了几年以后，马略的别墅为卢库卢斯买下，价格从2500英镑猛涨到8万英镑。别墅的新主人用希腊的艺术和亚洲的财富把住所装饰得美轮美奂，卢库卢斯的府邸和花园在皇家的宫殿中，获得首屈一指的声誉。等到汪达尔人在海岸地区肆虐，位于米赛卢姆海岬的庄园逐渐加强了防卫的力量，成为坚固的城堡，西部最后的皇帝在此过着退隐生活。这重大的变革后又过了20年，庄园被改为教堂和修道院，供奉着圣塞维里努斯的遗骨，在破败的辛布里人和亚美尼亚人战胜纪念碑中，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直到10世纪初叶，由于这些遗留的堡垒可能成为萨拉森人危险的庇护所，被那不勒斯人夷为平地。
奥多亚克是首位统治意大利的蛮族，治下的臣民自命不凡，处处觉得高人一等。罗马人受到莫大耻辱，的确令人由衷同情；堕落的后代装出一副悲伤和气愤的样子，却让人不禁对他们产生怜悯之情。意大利灾难不断，逐渐剥夺了罗马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和光荣意识。在罗马事功鼎盛时期，各个行省被共和国的武力降服，市民也受到共和国法律管辖。这些法令后来被内部的争执摧毁，城市和行省也变成暴君任意处置的私产，宪法的形式原本是起到缓和或掩饰奴役的作用，也在不知不觉中为时间和暴力所消灭。意大利人对于他们藐视或厌恶的君主，始终为他们的莅临或离去感到哀怨。人民在连续5个世纪内，受到纵兵殃民的军事统治、任性善变的专制政体和无所不在的高压策略所带来的无穷痛苦。就在同一时期，蛮族从卑微和屈从的状况中脱颖而出。日耳曼和西徐亚战士进入各行省，罗马人处在他们的羞辱或保护之下。这些蛮族一开始是作为奴仆或同盟，但最后却成为主子。人民的愤恨为畏惧所压制，反倒开始尊敬好战首领的精神和权势。蛮族首领被授予帝国的高位，罗马的命运完全依靠无可匹敌的外乡人手中所执的刀剑。坚毅的里西默立足在意大利的废墟之上，虽没有国王的头衔，却已在行使君主的权力，逆来顺受的罗马人在无形中已准备接受奥多亚克和后续各蛮族的统治。
意大利国王奥多亚克因勇气和机运而被推上高位，实在是名正言顺，足可称得上当之无愧。而沟通习惯的养成逐渐泯灭了他那凶暴的天性，他虽身为一个征服者和蛮族，却能够尊重臣民的制度甚至是他们的偏见。经过7年的统治后，奥多亚克恢复了西部的执政官头衔，他自己出于谦虚或高傲的心态，拒绝了这一东部皇帝仍旧保有的荣誉头衔。元老院的首席元老由11名最有声望的议员轮流担任，名单中因有受人尊敬的巴西里乌斯而倍增光彩，他的人品及德行获得了西多尼乌斯的友谊和赞誉。皇帝颁布的法令能被严格执行，意大利的民政权力仍掌握在禁卫军统领及他的下属官员手里。奥多亚克将引人反感的征收税赋的工作交给罗马官员负责，而自己却扮演及时施惠于民众的角色。他与其余蛮族一样信奉阿里乌斯派异端教义，但尊敬教士和教会的神职人员。正统基督徒保持沉默，证明他们还处于宗教宽容的政策下。为了确保城市的安宁，需要由郡守巴西里乌斯插手选出一个罗马主教，以限制教士让渡土地所有权，最终目标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他们基于信仰的虔诚，将会拿出大量钱财来修复损毁的教堂。
意大利受到征服者的武力保护，边界获得高卢和日耳曼蛮族的尊重，不像过去在软弱的狄奥多西家族统治下，长期受到骚扰。奥多亚克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惩处刺杀尼波斯皇帝的凶手，并索要回了达尔马提亚此一滨海行省。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居住在多瑙河彼岸的鲁吉安人国王法瓦或称菲勒特乌斯手中，夺回剩余的诺里库姆地方。他在战场上击败并虏获了国王，大量俘虏和臣民又回归意大利的怀抱。罗马遭受长期的战败和羞辱，现在在蛮族主子的统治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尽管奥多亚克行事谨慎又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但他的王国却呈现出悲惨和荒凉的凄苦景象。从提比略时代起，在意大利便能感受到农业的衰败，当时的人难免要就此发出抱怨，说罗马人的生存完全靠风向和海浪的帮助。在帝国分裂和衰亡的过程中，埃及和阿非利加停运每年进贡的谷物，居民人数随着生活必需品的减少而下降。整个国家因战争、饥馑和瘟疫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已是民穷财尽。圣安布罗斯看到昔日人口稠密、繁荣兴旺的城市，像博洛尼亚、摩德纳、雷吉乌姆和普拉森提亚，现已残破不堪，心中难免感慨。教皇格拉西乌斯是奥多亚克的臣民，他用夸张的语气宣称，伊米里亚、托斯卡纳及邻近的几个行省，几乎已是人烟绝灭。罗马的平民靠主子喂养，等到过往的慷慨供应无法维持，就只有坐以待毙或流亡他乡。艺术没落使得原先勤奋的工匠变得整日游手好闲，生活没有着落。元老院议员在国家受到摧残时，原本还抱着极大耐心加以支持，后来都为丧失家产和奢华的生活而悲伤不已。意大利庞大的地产中有三分之一被征服者据为己有，而这些地产都因征服者的入侵而化为一片瓦砾。
直接施加的伤害因随之带来的羞辱而变得更加深重，实际感受到的痛苦因对大祸临头的担心而变得更难忍受。看到土地被分给成群新来的蛮族，每个议员都忧虑万分，生怕专横的测量员来到他们喜爱的别墅，或是收获丰盛的农庄。那些最不幸的人们无力反抗，只有保持沉默，为了生存，对饶过他们性命的暴君，还要怀有感激之情。既然他是罗马人命运的最高主宰，对留给他们的一份财产，应该看成纯粹出于善意所赐予的礼物。奥多亚克的审慎和仁慈缓和了意大利的苦难，原来他曾许诺，要将满足任性而喧嚣的群众的需求，作为他擢升国君的代价。蛮族国王常受到当地臣民的反抗、推翻或谋杀，然而意大利有形形色色的佣兵队伍，集结在一个他们选出的将领麾下，便能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和掠夺特权。一个王国若缺乏民族向心力和世袭继承权，很快就会解体崩溃。奥多亚克在统治了意大利14年后便受到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压迫，狄奥多里克的才华比他更高。总之，奥多亚克无论是在作战艺术还是政府管理上，都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他重建了一代人的和平与繁荣，名声至今为后人称颂。
我深深了解到政府和教会事务的关系密切，已到了无法分离的状态，这促使我先行说明基督教的发展、迫害、建立、分裂、获得成功以及逐渐腐化的过程。我有意延后两个重大宗教问题的研讨，它们不仅有助于人性的研究，而且对理解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至关紧要，那就是：修院生活的创立，以及北方蛮族的皈依。
繁荣与和平的生活将基督徒分为两类，即世俗基督徒和苦修基督徒。行事松散且不完美的宗教活动可以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而君主或官吏、军人或商贾，则要求炽热的情绪和绝对的信仰，能与自己从事的职业、追求的利益和放纵的心意相互调和一致。但是那些服从甚至滥用福音书严格教条的苦修者，为野蛮的信仰狂热所鼓舞，把人类看成罪犯而将上帝尊为暴君。他们在所处的时代，用严正的态度抛弃世俗的事务和人间的欢乐，完全戒除饮酒、吃肉和婚姻，惩罚自己的肉体、抑制自己的欲念，要用悲惨的痛苦生活换取永恒的幸福。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苦修者逃离渎神而堕落的人世，进入与外界隔绝之地或宗教团体中，就像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徒一样，抛弃尘世的财产不再使用。他们把相同性别和意念的人员聚集在一起，组成群体的社区，自称为隐士、僧侣或苦行僧，表明他们要独自退入天然或人为的荒漠之中。他们很快受到所鄙视的尘世给予的尊敬，这种行为无须借助理性和科学就能超越希腊学派，依靠艰苦努力获得成就的神性哲学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这些僧侣在藐视财富、痛苦和死亡方面可与斯多噶学派一较高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沉默和顺从在他们充满奴性的纪律中复活，同时，他们也和犬儒学派一样坚定不移地厌恶文明社会的一切形式和礼仪。但是这些信仰神圣哲学的门徒渴望建立更纯洁、更完美的模式，他们踏着先知的足迹一直退隐到沙漠，恢复虔诚奉献和沉默静观的生活方式，这种模式是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艾赛尼教派创立的。普林尼用哲学的眼光带着诧异的神色观察一个生活在死海附近、棕榈树丛中的孤独民族，他们的生活没有物质欲念，不靠女性繁殖后代，怀着对人类的厌恶和悔恨，可以不断获得自愿前来参加的同道。
埃及是众多迷信的发源地，为僧侣的修院生活提供了第一个范例。安东尼是生活在下蒂巴伊斯地区一个不识字的青年。他散尽家产，抛弃自己的家庭和乡土，运用前所未有而且一无所惧的宗教狂热，开始过起苦修的悔罪生活(305 A.D.)。他在一处墓地和一座破败的塔楼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见习期后，大胆越过尼罗河，向东在沙漠里跋涉了三天，终于发现了一个僻静的地点，可以为他提供树阴和水源，最后才定居在这个靠近红海的科尔兹姆山的地方。在那里有座古老的修道院，仍旧保留着这位圣徒的姓名和对他的怀念。基督徒与众不同的虔诚信念，使他急切地进入沙漠深处。当他不得不在亚历山大里亚现身时，面对人群他能谨慎而庄严地维护自己的名声。阿塔纳修斯赞同他的教义，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个埃及农民曾婉拒君士坦丁皇帝对他很客气的邀请。德高望重的教长(安东尼高龄达105岁)亲眼看到自己的示范和教导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利比亚的沙漠、蒂贝伊斯的山岩和尼罗河的城市，众多的僧侣居住地迅速发展开来。
亚历山大里亚南边的山区和附近的尼特里亚沙漠，居住着5000名苦行僧。今天的旅客仍然可以看到安东尼的门徒建立在这块不毛之地上的50个修道院所留下的遗址。上蒂巴伊斯地区空旷的塔本岛，居住着帕科末乌斯和他的1400位同教兄弟。这位神圣的修道院院长前后共建立9个男修道院和1个女修道院，在复活节的庆典中，可以同时集结5万名教友，他们全部奉行圣洁的纪律。建筑宏伟和人口众多的大城奥克林库斯是正统基督教会的中枢，当地人把很多的庙宇、公共建筑物，甚至连城市的壁堡，全都奉献出来作为礼拜和慈善之用。这位主教可以在12个教堂讲道，管理着1万名女修道士和2万名男修道士。对这奇异的变革感到无比光荣的埃及人，竟然大多希望并相信僧侣的数目已与其余的人民相等。过去曾有人用下面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国家的神圣之物何其多：在埃及找神比找人更要容易。后人也可以用它来形容僧侣的数目之多。
阿塔纳修斯向罗马引进了关于僧侣生活的知识和具体做法(341 A.D.)，而陪伴着他进入神圣梵蒂冈的安东尼门徒则为这一神圣的哲学开辟了道路。外貌陌生而野蛮的埃及人起初会引起人们的畏惧和厌恶，最后却成为大家颂扬和效仿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以及有钱的贵夫人，全都把自己的府第和庄园改建成宗教场所，古代庙宇的废墟和罗马广场的中心现在全都是修道院，使得规模狭小的6位处女灶神祭司制度不禁相形失色。一个名叫希拉里昂的叙利亚青年，拿安东尼作榜样，在离加沙约7英里的处于大海和沼泽之间的荒凉海滩上安下了家(328 A.D.)。他坚持了48年的悔罪苦修，并且把信仰的热情传播开来，每当他起身前往拜访巴勒斯坦众多修道院时，总有两三千名苦修僧追随这位圣者。
巴西尔在东部的教会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他知识渊博，曾经在雅典学习和研究；他野心勃勃，即使恺撒里亚大主教的职位也难满足。然而他却退隐到本都一处蛮荒之地(360 A.D.)，打算尽快为黑海沿岸大量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友制定教规。
图尔的马丁在西部享有极大名声(370 A.D.)。他是军人、隐士、主教和圣徒，他一手建立了高卢的修道院，死时有2000名门徒送葬。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辩才无碍，对蒂巴伊斯隐居于沙漠的行为产生藐视之心，认为在气候条件较佳的状况下，无法磨炼出更优秀的教士。就僧侣发展的过程而论，不管是传播的速度还是普及的范围，较之基督教本身也都不遑多让。帝国每一个行省以及后来的每一个城市，到处充满愈来愈多的僧侣。从莱林斯到利帕里所有的托斯卡纳海上荒无人烟的孤岛，全被苦行僧选作自愿流放的地点。整个罗马世界各行省之间有方便的海路和陆路相通，从希拉里昂的平生事迹来看，一个穷困的巴勒斯坦隐士很容易穿越埃及，乘船抵达西西里，然后在伊庇鲁斯(Epirus)逃避尘世，最后到塞浦路斯岛定居下来。拉丁区域的基督徒拥戴罗马的宗教规章制度，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进香客，在气候迥异于故乡的遥远国度，很热衷于模仿此地的修院生活。安东尼的门徒穿越热带地区，遍布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徒帝国。位于弗林特夏的班库尔的修道院有同教弟兄两千多人，他们在爱尔兰的蛮族中间建立了很多传教的居留地。爱奥纳是赫布里底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爱尔兰的僧侣在那里定居下来，使北国地区出现一丝文明和信仰的光芒。
这些不幸的放逐者为阴森而无可抗拒的迷信神灵所驱使，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决心受到数百万人支持，这些人无分男女老幼和阶级地位，全是虔诚的信徒；每一个进入修道院大门的改宗者都相信，只有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走向永恒的幸福。像这种宗教动机所产生的后果，常常由每个人的性格和境遇所决定。理性可降低宗教动机的影响，感情也会发生同样作用，但对于儿童和女性不够坚定的心志，这些动机会产生更强烈的吸引力。个人暗藏心中的悔恨及偶尔遭遇的灾难，使得宗教的说服力加强，这些动机从尘世的虚荣和利益的考量中获得更大的帮助。有人认为，这些虔诚而谦卑的僧侣为获得救赎，不惜放弃尘世生活，最够资格担任基督教的属灵管理工作。于是，有些隐士抱着勉强的态度被人从窑洞里拉出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推上大主教宝座。埃及、高卢及东部的修道院接连出现不少圣徒和主教。怀有野心的人士立即发现了这一条终南捷径，用它来获得财富和荣誉。
那些由于本派取得较大成功而随之享有盛名的僧侣，都竭尽全力增加追随者的数量。他们用曲意逢迎的方式进入高贵和富有的家庭，以各种阿谀和诱导的手法，拉拢有可能为修院增加财富和地位的入教者。愤怒的父亲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而悲伤不已，无知的少女为出世的虚荣所惑，不惜违反追求爱情的天性，还有一些贵夫人放弃家庭生活的懿德，妄图追求虚幻不实的无上完美。保拉听从杰罗姆舌灿莲花的说词，杰罗姆用亵渎神圣的“上帝的岳母大人”的称号，诱使这位名声响亮的寡妇让自己的女儿优斯托契乌姆奉献守贞。保拉在精神导师的劝说和陪同下，舍弃罗马和年幼的儿子，退隐到伯利恒神圣的村庄，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医院和四间修道院。她的施舍和悔罪在正统基督教会中获得显赫高位。这样一个极其稀有且著名的悔罪者，被当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和范例，受到人们颂扬。但每个修道院中都挤满了出身卑下的平民，他们从教会所得远超过他们在尘世所做的牺牲。农民、奴隶和工匠可以凭借这一光荣而安全的圣职，逃脱贫穷和卑贱的处境。而且僧侣表面看来生活清苦，但习俗的影响、公众的赞扬和暗中违反教规，使得难以忍受的环境能够得到缓和。罗马的臣民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都要负担不公平而且过度的税赋，只有通过成为僧侣的方式来逃脱帝国政府的压迫。那些怯懦的青年宁愿到修院去苦修，也不肯过危险的军旅生活。有如惊弓之鸟的各阶层省民，在逃脱蛮族的伤害后，可在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足够编组成很多军团的人力都躲藏在宗教的圣所里，也就是这些可以纾解个人困苦的因素，在减弱帝国的力量和强度。
古代的僧侣职业是一种自愿为神献身的活动，有些宗教狂热分子的信仰并不坚定，担心受到被抛弃的上帝永恒的报复。但是修道院的大门始终为悔罪的人敞开，有些僧人通过理性或感情已使自己的信仰坚定专一，可以过着与常人和公民一样的生活，甚至就是基督的精神配偶也可以合法拥有尘世的情人。各种丑闻的案例和迷信的发展表明，势必要对修道院中的僧侣进行有力的限制。在经过适当的审查以后，新入教者的忠贞在隆重和永恒的誓言里获得保证，无可反悔的誓约得到教会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批准，犯罪的逃亡者会被追赶、逮捕、重新关到永恒的监牢中。政府官员的干预有时可以压制修道院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和修院戒律的奴役作风。僧侣的行动、言语甚至思想都受刻板的规则或严苛的尊长所律定，极其微小的过失也会立即受到纠正，运用的方式是谴责禁闭，或是额外禁食及血腥鞭笞。抗拒命令、口出怨言或拖延误事都被看成最严重的罪行。僧侣被要求盲目地听从修道院长的指示，无论是多荒唐无稽甚或违纪犯法都不得抗拒，这是埃及僧侣管理准则和首要品德。甚至他们的耐性也受到异常的考验，他们常被指派去移动一块极大岩石；认真为插在地上的一根枯干的手杖浇水，一直浇到第三年让它像一棵树那样发芽开花；走过一个燃烧的火炉；或把他们的婴儿丢进深池。有一些圣徒，或者说是疯子，能够通过毫不在意且一无所惧的服从，在教会的历史中成为不朽人物。自由的思想，可产生宽阔的心胸和理性的情绪，但全被盲从和习惯摧毁殆尽。那些形同奴隶的僧侣，虔诚追随着教会暴君的信仰和情绪，东部教会的平静受到一群狂热信徒的侵犯，他们胆大包天毫无理性，行事残酷令人发指。皇家军队奉命镇压时竟然毫不羞愧地承认，这些人实在是可怕，他们宁愿去面对最凶狠的蛮族。
僧侣极为怪诞的服装是由他们的迷信形成和决定的。但是他们外表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成不变追随简单的原始式样，经过时代的变迁以后，在一般人眼里看来就感到十分可笑。本笃会的教长公开反对对服装进行挑选或考虑其优劣，他认真规劝所有门徒尽量穿国内通用的服装，只要质地粗糙和易于获得就好。古代僧侣的穿着随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无论是埃及农民的羊皮大袄还是希腊哲学家的斗篷披风都毫不在意。他们在埃及穿着那里便宜的亚麻布，但是等到他们回到了西部却拒绝这种奢侈的外国货。僧侣从来不剪发也不刮胡须，用布巾包着头以免为邪恶阴灵所见，除了极为寒冷的冬天外，其他时候都光着腿和脚部，用一根长手杖支撑着他们那缓慢而吃力的脚步。一个真正的苦行僧外表既可怕又可厌，他们认为凡人类所嫌恶的感觉必为上帝所接受。塔本的神圣戒律谴责用水洗身和涂油的卫生习惯。苦修的僧人在地面、硬板或粗糙的毛毯上睡觉，一扎棕榈叶片在白天当坐垫，夜晚就是枕头。他们的住处原来都用轻便材料搭成狭小低矮的茅篷，通过划分出一些必要的街道，形成一个巨大而且人口众多的村庄。在四面的围墙之内有一间教堂和一所医院，也许还会有一间图书室、几间必要的办公室、一个花园，以及供应用水的一处流泉或一口水井。30到40名兄弟组成教规和饮食各异的家庭，埃及一般较大的修道院包含30到40个家庭。
在僧侣的字典里，把欢乐和罪恶视为同义词。他们通过经验知道严格的斋戒和节制的饮食，才是防止产生肉欲之念的有效之道。他们奉行或被迫执行的节食规定并非永久不变，愉悦的五旬节庆典可用来调剂大斋节特别严格的斋戒禁食，也使新成立的修道院过分的宗教狂热得以慢慢缓和下来。高卢人有强烈的食欲，不可能效法埃及人坚忍而温和的德行。安东尼和帕科末乌斯的门徒能满足于每天12英两定量的面包或饼干，他们把它分为分量少得可怜的两餐，中午和夜间各吃一次。拒用修院食堂提供的煮过的蔬菜，这被视为美德受到尊敬，也被认为是应尽之责。但院长有时会格外开恩让大家饱食一顿奶酪、水果、色拉和尼罗河的小鱼干。等到后来食物的范围慢慢加大，海鱼和河鱼都获得允许出现于菜单之上，实际也有人食用，但肉类在很长时间内还只限于病人和旅客。等到肉类逐渐在欧洲一些戒律不严的修院广为采用后，立即产生一些奇异的区分，譬如鸟类不论是野生或家养，都被认为比田野中体型较大的动物更为洁净。清水是早期僧侣最纯正的饮料，本笃会创办人在纵酒无度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同意每人每天可饮用半品脱的葡萄酒，不久就感到后悔不已。意大利的葡萄园很容易供应这点需要，他那些获胜的门徒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和波罗的海时，要求喝到同等分量的烈酒或苹果酒。
想成为僧侣的候选人渴望达到福音书所要求的贫穷美德，在第一次进入共同生活的教会中时，必须放弃独占任何私产的念头，甚至连名义上都不允许。同教兄弟一起劳动，这种责任被当成悔罪和锻炼的方式加以赞扬，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每日赖以糊口的活动。勤劳的僧侣会在森林和沼泽边开垦出一个菜园或一片田地，靠着他们的双手耕种，极有成效。他们乐意服行奴隶和雇工的劳役，还有几种用来满足服装、器具和住屋需要的行业，一个大修道院都能自行办理。修院的学习绝大部分是为了加深迷信的程度，而不是驱散迷信的浓雾。然而，有些学识渊博的个人出于求知的欲望或宗教的热诚，会深入研究神学甚至是渎神的科学。后代怀着感激之心承认他们的善举，笔耕不辍保存希腊和罗马不朽的文献，并且将这些名著广泛流传到世界各地。但是那些出身卑微的僧侣，特别是在埃及，他们勤劳的工作是制造各种木屐，或者用棕榈叶片编成草垫和箩筐。要是内部人员过多而无法全部安排工作，就会派出去做生意来维持僧侣社区的需要。塔本和蒂巴伊斯的修道院都有船只，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可以抵达亚历山大里亚。在基督徒的市场上，像这类身份神圣的工人，更增加了他们劳动的价值。
但体力劳动的需要逐渐被另一种情况取代了，新加入的僧侣期望将财富托付给圣徒，决心要与圣徒终身为伴。而在极为有害的法律纵容之下，他们获准在未来接受捐赠和遗产，而且可以自行使用。墨拉尼阿捐献了300磅重的银盘，保拉为赞助心仪的僧侣所欠下的庞大债务。这僧侣把祷告和悔罪的功德，全归之于一个富有而又乐善好施的罪人。知名的修道院不停扩大到邻近的乡村和城市后，拥有的地产与日俱增，就是偶发的意外事件也不会使财富减少。在制度建立后头一个世纪，不信上帝的佐西穆斯带着恶意表示，基督教僧侣为照顾穷人利益，使得社会大多数人都沦为乞丐。只要他们还保持原有的热忱，就会不负所托亲任慈善事业忠诚的管事，但经手太多的金钱会败坏他们的纪律，逐渐摆出富豪的高傲姿态，最后纵情于奢侈花费。他们公开的靡费可以用宗教仪式的排场作为借口，还有更正当的理由，那就是要为不朽的修院兴建经久耐用的住所。但每个时代的教会都会对不守清规的僧侣提出指控，他们不再记得戒律的要求，全心全意追逐尘世的虚荣和情欲的乐趣，这些都是他们誓言弃绝的身外之物。而且他们很可耻地挥霍教会的财富，这些是创始者和后人经过历代的辛苦累积而得的。这种自然的堕落过程，从痛苦危险的善举沦入人类普遍存在的恶行，这状况在一个哲学家看来，是必然的结果，因而无法激起他的悲伤和愤怒。
早期僧侣的生活要在悔罪和孤独中度过，在不受干扰的状况下所有的时间都被排满各种工作，积极行使合理的社会职能。不论什么时候获准踏出修道院的范围以外，都会有两个带着猜忌之心的随伴陪同，相互监视并伺察彼此的行为，回来以后要立即忘掉在尘世的所见所闻，更不许向他人提起。信奉正统教义的外来客人，在隔离的房舍接受亲切的款待，但是与客人之间危险的交谈只限于经过挑选的年长僧人，他们的言行谨慎而且信仰坚定。除非有僧人在场，否则身为修院的奴隶不能接受朋友和亲戚的来访。要是有人拒绝与亲人见面或交谈，使年幼的姐妹和老迈的双亲痛苦万分，就会被视为无上美德而受到众人的推崇。僧侣在一生中没有知心之交，所处的群体完全是在偶然状况下形成，就像出于外力和偏见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遁世的狂热信徒很少有思想和情感可以与人沟通，须由院长特许，决定他们相互访问的次数和时间。他们在寂静之中用餐，全部都包着头巾，彼此不能亲近交谈，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学习可以解决孤独的痛苦，但是修院的社会充满农民和工人，过去并未受过教育，无法进行任何启发思想的学习。他们可以努力工作，但是追求精神完美的虚荣使他们轻视靠体力的劳动。要是引不起个人的兴趣，勤奋就会变质成为怠惰无力。
白天他们在个人的私室里按照每个人的信仰狂热程度不同，来决定是用高声祷告还是默祷来度过。他们在傍晚集会，夜间被叫起来参加修道院的公开礼拜仪式。埃及晴朗的天空很少被乌云掩盖，准确的时间完全由星辰的位置来决定。每天两次响起粗犷的号角或喇叭声，作为敬神礼拜的信号，打破沙漠地带无边的寂静。睡眠是不幸的人们最后的庇护所，甚至连这个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僧侣的空闲时间非常沉闷，没有任何要处理的事务，更没有消遣作乐的闲情。就在每天结束之前，总要抱怨太阳的移动何其缓慢。在这种了无生趣的情况下，迷信还要追逐和折磨极为可怜的信徒。他们在修院中所能得到的那一点休息时间，还要被延时的忏悔、渎神的疑虑和犯罪的欲念所干扰。他们把一切自然的冲动都视为无可赦免的原罪，只能在永远冒着烈焰的无底深渊边缘颤抖不已。这些可怜的牺牲品长期在疾病和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只有疯狂或死亡才能使他们获得解脱。
耶路撒冷到6世纪才建立一所医院，收容一小部分自我要求极为严苛的悔罪者，这些人已陷入神志不清的地步。他们的幻觉在到达狂乱的程度之前，可以提供大量与迷信有关的史料。他们已经走火入魔，相信在呼吸的空气中充满看不见的敌人，还有无数的魔鬼在寻找机会，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形象来败坏他们未能刻意防备的德行，有时还使用胁迫的手段。无论是想象还是感觉，都为失去节制的幻影所欺骗。有些隐士在极度困倦的状况下作午夜祈祷，很容易把恐怖或欢乐的幻象与时而沉睡时而清醒的梦境混杂在一起。
僧侣分两大类：一种是遵守纪律、过正常生活的团体派；还有就是逃避社会、离群索居的苦修派，这类灵修弟兄中最虔诚而且意志最坚定者，不仅弃绝人世也同样摒除修道院。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最受欢迎的修道院，四周被劳拉所围绕，这是一圈相距甚远的地下囚室。在大众的喝彩和效法之下，这些隐士的奇特悔罪行为在当时非常盛行。他们在十字架和锁链的重压下痛苦地过活，精瘦的肢体上套满生铁铸造的沉重颈圈、臂镯、手铐和脚镣，所有多余的衣物被当成可厌的累赘遭到抛弃。这些不分男女过着未开化生活的圣徒，赤裸的身体全靠自己的长发形成自然的遮掩，因而格外受到人们的赞誉。他们渴望回归到野蛮人与一般动物那种粗陋而悲苦的状态中。
许多苦行僧派别的名字是根据他们像牛羊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草原上吃草的习惯而获得。有些野兽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他们就经常占用这些野兽的巢穴作为住室，或者把自己埋藏在人工挖成或自然形成的岩洞中。在蒂巴伊斯的大理石采石场，从刻在石头上的痕迹可以找到他们悔罪的纪念物。最有成就的隐士被认为可以很多天不进食，很多夜不入睡，很多年不说话。要是有人设计出一个非常特殊的囚室或坐处，让使用者摆出最不舒服的姿势，暴露在最严酷的天候之下，那么这个人(我不该用“人”这个字)将获得最大的荣誉。
在过着僧侣生活的英雄人物当中，柱顶修士西门发明了一种空中悔罪法，不仅大名鼎鼎而且经久不衰。这位年轻的叙利亚人在13岁时，就放弃了牧羊人的行业，投身到管理严厉的修道院中，经过很长一段痛苦的见习期，曾多次在向神祷告时自杀，却都获救了。后来他在安条克东边三四十英里的山岭，安置好自己的住处，在一圈石柱围成的空间之内，用铁链将自己锁住，先爬上9英尺高的石柱顶端，逐次上升到60英尺的高处。在最后这个顶点的位置上，叙利亚的苦行僧经历了30个炎夏和寒冬。习惯和训练使他身处危险的顶端而不会感到畏惧和眩晕，能用各种姿态向神祭拜，有时站直身体张开双臂，摆出十字架的形状高声祷告。但他最常用的姿势，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把枯干的身体向后反折过去，额头摆在脚背上。有一个好奇的参观者，连续数了1244次以后，因不知何时结束，才没有再数下去。他的大腿上长了一个溃疡，这缩短了他过神圣生活的时间，但对他没有造成妨害，这位毅力坚强的隐士至死没有离开柱顶。一个帝王要是任性使用这种酷刑，就会被人称为暴君。但一个暴君绝无此种能力，让忍受残酷暴虐的受害者，可以度过如此漫长的痛苦生活。这种自动的殉道活动必然逐渐摧毁心灵和肉体的感受能力，也很难想象这些严酷折磨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会对其他人类抱有任何深厚的情感。每个时代的僧侣，无论在哪个地区，都同样以残酷无情见称于世，很少会因个人的友谊改变严峻的冷漠态度。这一切完全由宗教的仇恨所煽起，就是这种绝不怜悯的狂热心态，才赋予了宗教裁判法庭令人发指的神圣职责。
这样一个身为僧侣的圣徒，只会引起哲学家的藐视和怜悯，却受到帝王和人民的尊敬和崇拜。高卢和印度不断前来朝圣的人群，都向着西门的神圣石柱顶礼膜拜；萨拉森人各部族用武力争夺他的祝福仪式；阿拉伯和波斯的皇后都怀着感激之心，承认他具有超自然的德业；狄奥多西二世在教会和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也会向这位天神般的隐士请教。他的遗体从特伦尼萨山启灵时，竟有一支庄严浩大的护灵队伍，由教长、东部的军队主将、6位主教、21个伯爵和护民官及6000名士兵组成。安条克把他的遗骨看成该市荣誉的象征和金汤永固的保护神。新近崛起而众所周知的苦行僧，令使徒和殉教者的名声都为之失色。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拜倒在他们的神龛之下，他们的遗骨和遗物所产生的奇迹，在数量和时效方面，远超过他们生前的神威。他们一生光彩夺目的传说，也由那些与之利害相关的同教弟兄假装相信并加以美化。
在一个信仰的时代很容易说服别人，哪怕是埃及或叙利亚僧人的一个偶然念头，也可以改变宇宙的永恒法则。受到上天宠爱的信徒只要抚摸一下、说一句话，甚至从遥远的地方传送一个信息，便可以立即治愈缠绵床榻的痼疾，把盘踞在他们灵魂和肉体里最凶恶的魔鬼驱走。他们经常与沙漠的狮子和毒蛇交谈，操控它们的行动，也能让枯干的树枝发出新芽，沉重的铁块浮于水面之上，坐在鳄鱼背上渡过尼罗河，投身高热的熔炉就能使青春重返。这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像作诗一样被任意杜撰，但无法具备诗的才华与风格，严重影响到基督徒的理性、信仰和德操。他们的无知和轻信的态度贬低和破坏了心灵的功能，他们破坏了历史的明证。迷信逐渐让哲学和科学的敌对之光趋于熄灭，每一种圣徒运用的宗教礼拜形式，以及每一种他们相信的神秘教义，都有神的启示作为坚强后盾。在僧侣的奴役和怯懦的统治下，人类的一切美德都受到压制。我们要是对西塞罗的哲学著作与狄奥多里克的神圣传说加以衡量，把加图与西门的为人处世和行事风格做一比较，就能知道其间存在何种天渊之别的差距，我们就会对那场难忘的变革激赏不已，它经历500年之久，终于在罗马帝国完成。
基督教的发展以两次决定性的光荣的胜利为其标志：首先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控制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不仅见多识广，而且过着奢华的生活；接着降服黩武好战的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他们覆灭了罗马帝国但却信奉罗马人的宗教。在这些未开化的新入教者当中，哥特人走在最前面，整个民族受到同胞改信基督教的恩惠，至少有一个臣民可以置身有用技艺的发明者之列，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感激。伽利埃努斯在位期间，哥特人的武装队伍蹂躏亚细亚地区，掳走大量罗马省民作为俘虏，其中有很多基督徒，有些还是教士。这些身不由己的传教士被当成奴隶，分散在达契亚的村庄，不停努力工作，为的是要拯救他们的主子。他们散布福音教义的种子，尔后逐渐传播开来，不到一个世纪，这件虔诚的工作终于在勤劳的乌尔菲拉斯手里完成(360 A.D.)。他的祖先来自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小镇，被俘以后被当作奴隶运过多瑙河。
哥特人的主教和圣徒乌尔菲拉斯，靠着纯洁的生活和信仰的热诚获得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他宣示真理和美德的教义，并且自己能够身体力行，哥特人不仅接受而且深信不疑。他完成了把《圣经》译成当地语言的艰辛任务，那是一种日耳曼人或条顿族的方言，但他非常谨慎地有意略去四卷《列王纪》(《列王纪》有上下两卷，要说四卷应该还包括《历代志》上下两卷)，唯恐叙述的内容激起蛮族凶狠残杀的精神。士兵和牧人使用粗俗的语言，缺乏足够的字汇，难以表达《圣经》中崇高的宗教信念，但被他用过人的天赋才华，将之修改趋于完善。乌尔菲拉斯在着手译经之前，不得不先编出新的字母表，里面包含24个字母，其中有四个是他发明，用来表达希腊语和拉丁语所没有的发音。
但是哥特教会蒸蒸日上的景象被战争和倾轧所摧毁，各部族的酋长因宗教派别和利害关系产生分裂。罗马人的盟友弗里提根成为乌尔菲拉斯的信徒，生性傲慢的阿萨纳里克不愿接受罗马帝国和福音教义的制约。在他的迫害下，新加入基督教的改信者的信仰受到考验。一辆大车上面高高供着托尔或沃登那形象并不清楚的画像，由一支庄严的队伍护送，在营地的街道上走过，那些拒不向祖先信奉的神祇顶礼膜拜的叛徒，会立即和他的家人在帐篷里被火烧死。乌尔菲拉斯的为人行事受到东部宫廷的尊敬，他曾两次担任议和使臣前往访问，为哥特人的悲惨处境发出呼吁，请求瓦伦斯给予保护。有人称这位精神领导人为“摩西”，因他带领改信的人民通过多瑙河的激流，前往“应许之地”。那些牧人追随他的脚步也听从他的命令，同意在梅西亚山区的山麓上、一片草木丛生的原野处定居，有肥沃的草原为他们的牲口提供秣料，粮食和酒类也能在富饶的行省买到。这些与人无害的蛮族享受平静的生活，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日益繁荣壮大。
他们更为凶恶的同宗弟兄，所向无敌的西哥特人，则普遍接受了罗马人的宗教。他们与罗马人之间始终维持着战争、友好和征服的关系。他们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漫长的胜利进军中，让所有的盟友都改信他们的宗教，也教育了新生的世代。虔诚的信仰统治着阿拉里克的营地或图卢兹的宫廷，不仅可以启迪也在羞辱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就在这一期间(400 A.D.)，所有的蛮族都信奉基督教，并且把他们的王国建立在西部帝国的废墟上，像高卢的勃艮第人、西班牙的苏维汇人、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以及把奥多亚克推上意大利宝座的各族佣兵队伍。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仍旧犯有信奉异教的错误，但是法兰克人拿克洛维作模范获得高卢的王国，征服不列颠的撒克逊人接受罗马传教士的感召，摒弃野蛮的迷信，这些新入教者在传播信仰方面，表现出极有成效的宗教热诚。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后来的继承者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帝系，靠着法律和胜利扩大十字架的领域。英格兰产生了日耳曼人的圣徒，他们把福音之光逐渐从莱茵河一带，传播到位于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波罗的海的民族那儿去。
多种不同的动机影响到蛮族改信者的理性和感情，很难用几句话表达清楚。蛮族的心性善变而且出人意料，无论是梦境、征兆、传闻的奇迹、教士或英雄的行径、信教妻子的魅力，特别是在危险时刻，他们对基督教的上帝所做的祈祷或誓言得以灵验，全都可以左右他们的思想。早期对教育的种种成见逐渐消失在交往密切的社会习惯之中，福音书的道德观念因僧侣过分夸张的德行而获得保护，圣者遗骸的神奇力量和宗教仪式的豪华排场有力支持着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但是一个撒克逊主教向受人爱戴的圣徒提出建议，要他采用合理而有效的说服方式，传教士有时会拿这种方式来努力劝导不信教的人。这位极为明智的辩论家说道：
有关传说中男神和女神从肉身诞生的方式，以及以后相互之间的繁衍绵延，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全都相信。只要从这个论点出发，就可以推断他们具有不完美的天性和人类的弱点，有出生就必然有死亡。那些最古老的男神或女神是在什么时候、运用何种方式、出于哪类原因诞生出来的呢？他们是还在继续繁殖，还是停止生育呢？如已经停止，那么请把反对派的人召来，让他们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变化。要是还在继续生育，神的数量多得已经数都数不清，要是我们不够谨慎崇拜了一个无能的神祇，岂不是要冒着得罪权威更高的神明，产生忌恨和愤怒的危险？可见的天空和大地，以及整个宇宙体系，就人类心灵的理解而言，究竟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永恒存在的？如果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创造之前，那些神又如何能够存在，或是存在于何处？若是永恒存在，神们如何占有一个独立自主、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帝国？提出这些问题要用自制而温和的态度，同时要在适当的时机很含蓄地表达。基督的启示就是真理和美德，力求让那些不信的人感到羞愧而不是愤怒。
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对日耳曼的蛮族来说也许过于玄妙，却因更为粗俗的权威力量给予支持，而得到普遍的赞同。尘世繁荣带来的好处使这些理论抛弃异教，转而为基督教服务。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强大和进步的民族，也都摒除了祖先的迷信。要是将帝国成为废墟怪罪于新兴宗教的无能，那么这种耻辱在胜利的哥特人皈依以后也完全洗刷干净。英勇和幸运的蛮族征服西部的行省，不断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做出带有启示性的榜样。在查理曼大帝以前的时代，欧洲的基督教民族难免要沾沾自喜，他们占有温带的地区和肥沃的土地，可以生产谷物、酒类和食用油，反观野蛮的偶像崇拜者和他们无能为力的偶像，只能屈居地球的一角，限制在北部黑暗而寒冷的地区。
基督教为蛮族打开天堂之门，使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情势产生重大的变化，同时让他们开始使用文字。对于把教义写在圣书中的宗教来说，这点极为重要。就在着手研究神圣的真理时，由于眼界扩大到历史、自然、艺术和社会等方面，他们的心灵也逐渐跟着充实。《圣经》的译本使用民族语言，必然有助于他们改信基督教。当他们与教士在一起时也会激起求知的欲望，想要阅读原文，了解教会的神圣礼拜仪式，从祖先的作品中研究与神学传统的关系。这类精神食粮保存在希腊和拉丁的语文中，是隐藏古代知识无法估价的丰碑，身为基督徒的蛮族可以接触到维吉尔、西塞罗和李维不朽的著作。从奥古斯都在位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时代，一直在进行心灵的沟通。
人类始终致力于达成更完美的状态，争强好胜之心因而受到鼓舞。科学的火焰一直在暗中维持生动的活力，使日趋成熟的西方世界获得温暖和光明。在基督教最腐败的状况下，蛮族仍然能从新旧约中学到公理正义，从福音中学到恻隐怜悯。要是他们对自身责任的了解不足以领导他们的行动，或是规范他们的热情，他们就会受到良心的约束或悔恨的惩罚。但是宗教的直接权威不如神圣的圣餐仪式那样有效，可以把基督徒的弟兄在精神的友谊中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的影响力有助于他们为罗马人服务或建立同盟，保持他们忠贞不贰的态度，更可以减轻战争的恐怖，缓和征服的傲慢，即使帝国在衰亡时，他们对罗马的名声和制度依然保持尊敬。在异教盛行时代，高卢和日耳曼的祭司统治人民，控制官员、行使司法的权力。狂热的新入教者转而把更多的忠贞和服从，虔诚地奉献给基督教的教皇。主教的神圣地位靠尘世的权势来支持，在士兵和自由公民组成的议会中拥有光荣的席位，用和平的手段来安抚蛮族死不认输的精神，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拉丁教士之间不断的书信来往，罗马和耶路撒冷络绎不绝的朝圣香客，以及教皇日益增加的权威，都巩固了基督徒共和国的团结，并逐渐产生出类似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的法律体系，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类的一些独立甚或相互敌对的现代欧洲民族。
但是不幸的意外事件会使宗教大业的运作受到阻碍和延迟，等于把致命的毒药注入救赎之杯。不论乌尔菲拉斯在早期抱着何种情怀，他把帝国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在阿里乌斯派当权的时代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哥特人的圣徒赞同里米尼信条，保持开放的心灵和诚挚的信念，公开表示圣子并不等同于圣父，两者绝非本体同一。他将这种错误的认知在教士和人民之中散布，整个蛮族世界受到感染成为异端邪说的巢穴。狄奥多西大帝已经在罗马人中间，将这些异端教派压迫清除殆尽。这些新入教者性格单纯而且没有知识，无法体认形而上的精微玄妙之处，但是他们能虔诚接受并能坚定谨守纯正而真实的基督教教义。乌尔菲拉斯和他的继承人都用条顿语来宣讲和解释宗教的经典，这能够获得莫大的方便，有助于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任命相当数量的合格的主教和执事人员，用来教导这些同宗的部族。东哥特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迁居在残破的西部帝国，听到拉丁教士滔滔不绝的讲道，认为不如本国的导师给予他们的更容易领悟的教训，于是这些黩武好战的改信者把阿里乌斯教派当成本土的信仰。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无法调和的差异，永远都是猜忌和仇恨的源头。受到谴责的蛮族为异端这个可憎的称呼所激怒，北方的英豪很勉强地相信，他们的祖先都下了地狱。但是等他们知道自己信教以后，也不过改变永恒罪孽所应得的惩罚方式，难免感到震惊以致愤慨不已。
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期望从皇室的高级教士那儿获得积极的鼓励，而不仅仅是安详的嘉许。正统教派的主教和他们的教士，对于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永远持反对的态度，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成为罪犯，带来很大的危险。教堂的讲坛是发布煽动言论最神圣最安全的地点，回响着法老王和霍罗孚尼斯的名字。获得光荣拯救的希望和承诺，可点燃公众的不满。这些蛊惑人心的圣徒受到引诱，要尽快完成自己宣告的预言。尽管他们屡屡挑衅，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正教教徒，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掌权下，仍能享有自由与和平。对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言，傲慢的主子尊重他们那不惜牺牲性命也要保护他们圣坛的宗教热忱。所有的蛮族都赞扬并效法信仰虔诚、意志坚定的榜样，不过，征服者把他们对宗教的宽容归于理性和仁慈这两种更高尚的动机，避免公开承认是感到畏惧，以免受到难堪的谴责。同时他们喜爱正统基督教所表达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博爱精神的教化。
教会的和平有时还是会受到扰乱和破坏。正教信徒的言行不够谨慎，而蛮族无法克制急躁的脾气，阿里乌斯的教士更是在一旁推波助澜，实施种种严苛和不义的偏袒行为，这种状况也被正教信仰的作者加以夸大和渲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应该担起宗教迫害的罪名，他使教会的功能停止运作，至少对主教的职权加以限制。他监禁了阿基坦深得民心的主教，后来更对其施以流放和籍没的处罚。但只有汪达尔人把维护宗教信仰看成是重大的任务，要用残酷而荒谬的手段压制整个民族的心灵。根西里克(429—477 A.D.)在年轻时就与正统教会断绝关系，凡是背教变节者别想得到他的赦免和宽恕。他发现那些会在战场上逃走的阿非利加人，竟敢在宗教会议和教会事务方面与他争执，不禁勃然大怒，何况他那残暴的思想中根本不会产生畏惧和同情的情绪。于是信奉正教的臣民在绝不宽容的法律和专横武断的惩罚下呻吟反侧。根西里克的语气粗暴而可怕，而如果我们对他的意图有所了解，那就可以对他的残暴行为做出解释了。皇宫和整个疆域都沾满了经常执刑所流的鲜血，这笔账都要算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头上。不过，在海洋统治者的心中，只有武力和野心才是最重要的支配因素。但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亨尼里克，只遗传到他的缺点和恶习，同样用毫不通融的狂怒态度折磨正教信徒，对他的兄弟、侄儿、父亲的友人和亲信痛下毒手，夺去他们的性命。甚至对阿里乌斯教派的教长，他也采取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把他当众活埋在迦太基。两个教派的宗教战争表面上签署了休战协定，背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在进行备战。汪达尔的宫廷把宗教迫害当成最重要的工作全力推动，此时亨尼里克得了恶疾很快逝世，虽然教会无法立即获得解救，但总算报了血海深仇。
亨尼里克有两个侄儿，先后继承阿非利加的宝座。甘达蒙德统治了12年，特拉斯蒙德在位长达27年。他们仍旧敌视和压迫正统教派，甘达蒙德似乎想要与他的叔父比个高下，残酷的行为更胜一筹。后来他态度软化，但等他召回放逐的主教，恢复阿塔纳修斯派的礼拜仪式后，却英年早逝，使得受尽迫害的教派无法享受姗姗来迟的仁慈。他的弟弟特拉斯蒙德是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汪达尔国王，无论是英俊的相貌、审慎的个性还是豪放的心胸，都显得极为卓越。但他那偏执的宗教狂热和虚伪的慈善行为，使得宽厚的天性蒙尘。他运用温和而有效的引诱手段来取代威胁和强迫，财富、地位和皇家的恩赐是给予背教变节者慷慨的报酬。那些违反法律的正教信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换取法外开恩的赦免。不论特拉斯蒙德在心中盘算要采取多严厉的措施，他都会耐心等待，对手一旦轻举妄动，就可提供给他施以致命打击的最好机会。他临死时还怀着难以消除的偏见，坚持让继承人发出严正的誓言，对阿塔纳修斯的信徒绝不宽恕。但继位的赫德里克个性温和，很难相信暴虐的亨尼里克竟有这样的儿子。他虽然不得不立下有违天理的誓言，但还是要尽仁慈和公义的职责，他的登基以恢复和平与自由为光荣的标志。推行仁政的统治者过于软弱，他的宝座为堂兄弟杰利默所篡(530 A.D.)，他是狂热的阿里乌斯派信徒。就在汪达尔国王能够肆意运用权力时，整个国家为贝利萨留的武力所颠覆，正统教派开始报复他们忍受多年的迫害。
正教信徒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他们受到宗教迫害的唯一见证，在其他方面不可能提供完整和确切的经过和案例，也不能很公平地看待所涉及的人物和见解，但有很多相关情节，值得重视和相信，特别列举如下：
其一，在现存一件最原始的法律条文中，亨尼里克很明确地公开宣告，宣告的内容可能是正确的，是说他已把罗马皇帝诏书里有关的规定和惩罚条例，全部如实翻译过来。这些诏书是为了对付异端教派的集会，以及那些对掌握既得利益教会持异议的教士和人民。只要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正教信徒必须谴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默认现在的受苦是罪有应得。但是他们却一直坚持拒绝接受赐给他们的改信的恩典，而过去亨尼里克也向别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就当他们在宗教迫害的皮鞭下战栗时，亨尼里克烧死或驱逐了很多摩尼教徒，他们竟对亨尼里克的这一严苛做法大声喝彩。阿里乌斯的门徒和阿塔纳修斯的门徒，无论是在罗马人还是汪达尔人的境内，都应享受互惠同等的宽容，正教徒虽然害怕会受到迫害，但还是加以拒绝，认为这是可耻的妥协。
其二，正统教派经常运用各种会议，来侮辱或惩处坚持异端信念的对手，现在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之下，466位正统教派的主教在迦太基集会。但是当他们得到允许进入觐见时，他们带着羞愧的神色，看见阿里乌斯教派的西里拉得意扬扬地高坐在教长的宝座上。在整个议事的过程中无论是吵闹不休还是沉默不语，是要拖延时间还是立即表决，要动用军队镇压还是鼓动民众喧嚣，都激起双方相互的指责。最后这些参加争论的人全部被分隔开来，从正统教派的主教中间选出了一个殉教者和一个悔改者，28位主教怕事逃走，还有88位听命服从。其余人员之中有46位被发配到科西嘉，为皇家的海上部队砍木头造船。剩下302位主教全部被放逐到阿非利加各行省，让他们接受敌人所施予的羞辱，刻意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实质上，都不能过比较舒适的生活。经过10年艰辛的放逐，他们的人数一定会减少，要是他们顺从特拉斯蒙德的法律规定，不再进行任何主教的任命，那么阿非利加的正统教会即使保有现存的会众，一样会沦入灭亡的绝境。因此他们不遵守这些规定，违命的后果是220位主教遭到第二次流放的处分，在撒丁尼亚受了15年的折磨，直到仁慈的赫德里克接位才告结束。阿里乌斯教派的暴君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带着恶意选择这两个岛屿为放逐地。塞涅卡依据个人的经验，哀叹及夸大科西嘉的悲惨状况。撒丁尼亚比较富裕，但是气候对身体有害。
其三，根西里克及其继承人为使正教信徒改宗，尽心尽力护卫汪达尔人信仰的纯洁。在所有的教堂关闭之前，穿着蛮族服装参加礼拜就是犯罪的行为。谁要是敢不遵守最高当局的命令，就会被人粗鲁地拽着头发在地上拖走。有一个内卫军部队的军官拒绝信仰君主的宗教，在受到羞辱的情况下被剥夺阶级和职位，放逐到撒丁尼亚或是西西里；也有人在定罪以后被送到尤蒂卡的农庄，像奴隶和农夫一样辛苦干活。特别是在划分给汪达尔人的区域，严格禁止举行正统教会的礼拜仪式，把传教士和改信者都视为罪犯，要当众施以严厉的惩罚。运用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能够保持蛮族虔诚的信仰，激起他们的宗教狂热，依靠献身神明的愤怒情绪，负起窥伺者、告发人和刽子手的职责。无论何时，他们的骑兵队在赶赴战场的行军途中，最高兴的娱乐就是亵渎正统教会的教堂，侮辱对方教派的教士。
其四，养尊处优的市民只要过去在罗马行省接受过教育，就会遭到极为残酷的待遇，被发配解送到摩尔人的沙漠地区。有一支由主教、长老和辅祭组成的高龄队伍，连带4096名信仰坚定的群众，这些人身上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只是在亨尼里克的命令下，被押解驱逐出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夜间像牛群一样被圈在一小块地面上，困于自己的排泄物之中，白天被迫在炽热的沙地上行军，如果因高温和劳累而昏厥，就会遭到鞭笞或是被拖着前进，一直等到气绝在折磨人的差役手中。这些不幸的流放犯人到达摩尔人的村庄，可能会激起当地居民的同情心，他们仁慈的天性还没有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是这些放逐的人如果想要逃避未开化生活所带来的危险，就会招来更大的苦难。
其五，宗教迫害的始作俑者在事先经过仔细思考，最后还是决定不计后果硬干到底。他们激起了正统教派的愤怒情绪，努力加以扑灭，把拒不从命的行为当成犯罪行为来责罚。如果罪犯没能力或没意愿缴纳罚款，就施加毫无恻隐之心的打击，让他们感受到严苛法律的痛苦。要是他们对较轻的刑责不在意，那就用死刑来阻止他们。透过虚构小说以及各种公开宣言的面纱，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正教信徒遭到的最严酷和最羞辱的待遇，特别是在亨尼里克的统治下。受到尊敬的市民、贵族家庭的妇女和献身圣职的处女，全身赤裸被滑车吊在半空，脚下悬着重物，在这种酷刑的痛苦煎熬下，赤裸的身体还要受皮鞭抽打，或是用烧红的烙铁烫最敏感的部位。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为了对付敌对教派，割下他们的耳朵、鼻子和舌头，砍下他们的右手。虽然被害人的精确数目不是很清楚，但是有证据表明有很多人遭到了酷刑的迫害，可以举出姓名的人员就包括一名主教和一名前执政官，他们都具备成为殉教者的条件。塞巴斯蒂安伯爵的事迹也能获得类似的荣誉，他以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认同尼西亚信经，使身为异端的根西里克怒不可遏，把这位勇敢进取而又雄心万丈的流亡人士，视为可畏的对手。
其六，阿里乌斯教派的官员用欺骗和暴力逼他们接受受洗的仪式，靠此慑服个性软弱的人，威胁生性怯懦的人，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若他们拒绝参与可憎和亵渎的礼拜活动，就对正教的变节者施以严厉惩处。这种可耻的手段违反个人的自由意志，冒犯已经统一的圣礼仪式。敌对的教派以前彼此认同洗礼的效力，汪达尔人坚定维持革新以后的做法，据称这是多纳图斯派所做的建议，并提出可供运用的规范。
其七，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在宗教方面的残酷手段，要超过汪达尔人的国王，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培养他们急于拥有的属灵园地。教长可以把宝座安置在迦太基。而在主要的城市，只有部分主教可以篡夺敌手的地位，但是数量较少而且他们不懂拉丁语，这些蛮族不具备在大教堂担任教会职位的资格。阿非利加人在丧失正统教派的本堂神父以后，等于被剥夺了公开举行基督教仪式的权利。
其八，罗马皇帝理所当然是“本体同一”教义的捍卫者，和罗马人和正教信徒一样，阿非利加信仰虔诚的民众宁可受合法君王统治，也不愿在篡夺的蛮族异端统治下生活。那时是芝诺在统治东部帝国，还有皇帝的女儿普拉西狄亚，她是另一个皇帝的未亡人，也是汪达尔人皇后的妹妹，在他们两人的斡旋和讲情下，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亨尼里克恢复迦太基的主教座堂。但是这种受到关照的时间很短暂，倨傲的暴君根本瞧不起帝国所推崇的宗教，所以在罗马使臣前往皇宫的通衢大道时，特意安排血淋淋的宗教迫害景象。他召集主教在迦太基开会，要他们公开宣誓支持其子赫德里克继位，绝对不与外国进行越过海洋的通信联系。像这样的要求听起来言之有理，似乎是臣民应尽的道义，同时也是宗教的责任，但是会议上只要是有识之士都加以拒绝。当然，不同意的借口看起来很难自圆其说，他们提出基督徒的誓言违反了教规，所以无效。对于一个猜忌的暴君，这只会引发他的怀疑。
受到宫廷和军队武力欺压的正统教会，无论在信徒的数量和神学的知识方面都胜过对手。希腊和拉丁的神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争论上也运用同样的武器，一再使得乌尔菲拉斯那些蛮横无礼而且目不识丁的继承人哑口无言，再不然就是高举白旗，自觉在宗教战争的技术和知识方面无法占到上风。然而正统教会的神学家并没有运用光荣的成就，反倒是在确定不被追究的情况下去杜撰一些传闻，这些传闻必定会被安上欺骗和伪造的恶名。他们把引起争论的作品归于古代基督徒最有声望的人物。维吉利乌斯和他的门徒经常冒用阿塔纳修斯和奥古斯丁的名字，而且手法相当笨拙。那些闻名于世的信条，可以明确地解释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在经过推断以后，发现它们极有可能是来自阿非利加的学院。甚至《圣经》本身也为轻率和亵渎之手所污染。在最重要的经文里，断言三个神格的统一有来自上天的证人，然而正统教派的神父、古老的译文和可信的抄本都对此不置一词，发出无言的指责。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正统教会的主教首次在亨尼里克所召开的迦太基会议上提出的宣告，其中有一个以寓言形式的解释所形成的旁注，为理解拉丁文《圣经》的经文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在经过10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得到恢复和修正。等到印刷术发明并推广开来后，希腊文《新约》的编者要迁就传统的成见和当代的情况，心存虔诚信仰的欺骗行为，无论是在罗马还是日内瓦，都被宗教的热忱所接受，这种情况在现代欧洲的每个国家、每种语言中都在不断增加。
欺诈的例子必然会引起怀疑，非洲天主教徒用似是而非的奇迹来为其传教事业的正义辩护，可能更多地归因于他们自己的行业，而不是天堂的可见保护。然而历史学家用公正无私的立场来看待宗教的冲突，只提到一件超自然的事实，可以用来训诲信仰虔诚的教徒，让不信教的人士大吃一惊。提帕萨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滨海的殖民区，位于恺撒里亚以东16英里，很多世代以来以居民狂热的正教信仰而闻名于世。面对愤怒的多纳图斯派信徒，他们毫无畏惧，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后就远离了阿里乌斯教派的暴政，他们在知道要派来一个异端教派的主教后，就决定放弃这座城镇。大部分居民购买船只渡海到对面的西班牙，剩下那些无法成行的不幸教徒拒绝参与篡夺者的圣事活动，仍旧保持虔诚而非法的聚会。这种违命的态度激怒了亨尼里克，他要严厉处置，于是他派遣了一个伯爵率领军队从迦太基前往提帕萨。他把正教信徒集中在市镇的广场上，当着整个行省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要对他们施加砍去右手和割去舌头的刑罚。但是这些神圣的悔改者在被割去舌头后依然能说话，阿非利加主教维克托证实了这件神迹。他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两年公开发表了宗教迫害的历史，维克托说道：“要是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可以前往君士坦丁堡，听听副辅祭雷斯提图图斯逻辑清晰而毫无破绽的言词，他是光荣的受难者之一，现在暂住在芝诺皇帝的皇宫中，信仰极为虔诚的皇后对他非常尊敬。”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冷静、博学而且完美得毫无破绽的证人，抱持着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态度。
加沙的埃涅阿斯是位柏拉图学派哲学家，他见过这位阿非利加的受难者，曾精确描述：
我见到他本人也与他说过话，我一直在思考他既然没有说话的器官，那么是用什么方法发出清晰的声音的。我的耳朵听到了他的说话声，然后用眼睛来检查，我让他张开嘴巴，看到舌头已经被整根割除，就是医生来施行这样的手术，还是会经常使人丧生。
加沙的埃涅阿斯所提出的证言获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像查士丁尼所颁布的永存后世的诏书、马塞利努斯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以及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他那时是罗马教皇的大臣，正好住在君士坦丁堡。这些人都生活于同一个世纪，对这件神迹的真实性，全部都诉求于个人的认识以及社会知名之士的告知。后来有同样的案例在尘世这个大舞台上再三出现，经过很久的时间，接受人类判断力的考验。没有舌头可以说话，是阿非利加的悔改者最不可思议的宝物，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的语言不仅纯正而且代表着正教的信仰。但是对不信上帝的人而言，他们那顽固的心灵被秘密和无可救药的怀疑所占据，无论是阿里乌斯教派还是索齐尼派的信徒，他们从根本上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不能为阿塔纳修斯派的神迹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据所动摇。
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继续信奉阿里乌斯派的教义，直到他们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所建立的王国遭到毁灭的命运。高卢蛮族皈依法兰克人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改变宗教信仰后，重新恢复正统教会。
一个皇家殉教者作为榜样的出现，可加速发生有益于后世的变革。我们要是把他称为可耻的叛徒，道理上也说得过去。利奥维基尔德是西班牙的哥特国王，受到敌人的尊敬和臣民的爱戴，在他的统治下，正教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阿里乌斯教派的宗教会议想要借废除二次受洗这种引起民怨的仪式来减少疑虑，但没有获得成功。他将皇室的冠冕授予长子赫门尼基尔德，让他负责治理贝提卡公国，同时为他缔结门当户对的婚约。为他迎娶的妻子是墨洛温家族的公主因甘迪斯，她信奉正教，双亲是奥斯特拉西亚的西格伯特国王和当代知名的布鲁内基尔德。美丽动人的因甘迪斯当时不过13岁，在托莱多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里结婚以后，受到丈夫的宠爱和婆婆的迫害。由于她的信仰非常虔诚和坚定，哥特皇后戈文珊在好言相劝不成后就对她施加暴力欺凌，滥用身为婆婆和皇后的双重权威。戈文珊有次受到抗拒不禁怒火中烧，抓住正教徒公主的长发将她摔倒在地，用脚把她踢得满身是血，还下令将她的衣服剥光丢进水池。赫门尼基尔德深爱他的妻子，觉得不该用这种令人羞辱的方式对待刚进门的新娘，也为自己丧失颜面而恼怒不已。因甘迪斯逐渐让他知道她是为了神圣的真理而受苦受难。哥特国王的继承人受到柔情的诉怨，加上塞维尔总主教利安德的大力说服，经过坚信礼的庄严仪式改变信仰，接受了尼西亚信经。
冲动的年轻人被宗教的热情激起雄心万丈的气概，竟然违反了身为一个儿子和臣民应有的本分。在西班牙的正教信徒虽然没有因受到宗教迫害而感到愤愤不平，但还是赞许他用虔诚的叛乱来对抗身为异端的父王。梅里达、科尔多瓦和塞维尔的围攻作战旷日持久，使得内战一直拖延下去，这几个地方的民众都坚定地加入了赫门尼基尔德的阵营。他邀请信仰正教的蛮族像是苏维汇人和法兰克人，派军前来摧毁自己的家园。他还恳求罗马人给予危险的帮助，他们现在已经据有阿非利加和部分西班牙海岸地区。同时总主教以神圣的身份担任使臣，亲自前往拜占庭宫廷展开有效的谈判。但是国王控制着西班牙的军队和财政，采取积极的行动，终于粉碎了正教信徒的希望。大逆不道的赫门尼基尔德无力抵抗也难以脱逃，被迫向愤怒的父亲投降。利奥维吉德仍然注意到自己的神圣责任，剥夺叛徒所有帝王的尊荣，予以放逐的处分，但依然允许他继续皈依“正统”的教会。赫门尼基尔德再次发起毫无成功机会的叛变，激起哥特国王满腔怒火，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只有宣判他死刑，后来暗地里在塞维尔的高塔里执行。赫门尼基尔德直到临终还是坚定不屈，拒绝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的圣餐仪式，以作为自己求得信仰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光荣的事迹终于让他获得圣赫门尼基尔德的称号。他的娇妻和幼子被罗马人拘留，受到可耻的囚禁。家庭的不幸玷污了利奥维吉德极为自豪的名声，他终其一生为此事感到苦恼悔恨。
雷卡瑞德是利奥维吉德的儿子和继承人，继承了命运悲惨的兄长的信仰，他采取审慎的态度，终于获得成功，成为西班牙首位信奉正教的国王。他并没有反叛自己的父亲，只是耐心等待老王的去世，同时更没有指责利奥维吉德生前的作为，只是很虔诚地提到，临终时国君改正了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错误，留下遗命要求儿子改变哥特民族的宗教信仰。为了使这件事获得圆满的结局，他召集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和贵族阶层开会，公开宣布自己是正教信徒，并且规劝他们要仿效君王的行为。如果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可疑的经文，或是带着好奇的心理去探讨形而上的论点，就会引起永无止境的争议。国君经过深思熟虑，将两个实质而明显的证据，即来自尘世和天国的证词，向这群大字不识的与会人员做出说明。尘世全部听从尼西亚宗教会议的结论，西班牙的罗马人、蛮族和居民，毫无异议一致赞同正统教会的信条，只有西哥特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摆出抗拒的态度。在一个迷信的时代，民众对正教的教士通过他们的能力和美德实现不可思议的治疗而产生敬仰，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在主的见证下才完成的。
贝提卡的奥瑟特教堂用来施洗的水盆，每年在复活节的前夕会自动溢出圣水。图尔的圣马丁那蕴含不可思议法力的神龛，使得加利西亚的君王和人民全部改宗信仰正教。身为正教徒的国王在改换本土宗教这个重要的过程中，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孀居的太后秘密策动谋反要害他的性命，两位伯爵在纳博讷高卢激起危及国本的兵变。但雷卡瑞德解除了阴谋分子的武装，击败作乱的叛徒，并将他们绳之以法，执行严苛的正义，阿里乌斯教派谴责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宗教迫害。有八位主教承认过错愿意悔改，从他们的姓名可以知道他们皆出身蛮族。所有收集到的阿里乌斯教派神学书籍被堆放在房间内，连同房子一起化为灰烬。整个西哥特人和苏维汇人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驱策，全部接受正教的圣餐仪式。
至少到了下一个世代，他们的宗教信仰依然热忱而诚挚，同时蛮族的奉献极为慷慨，西班牙的教堂和修道院变得非常富足。西班牙人热烈的关心态度可以用来改进尼西亚信经，70名主教在托莱多集会接受国君的建议，定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次序，这个在教义上极为重要的论点，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雷卡瑞德只能算是新入教者，立即向格列高利教皇致敬并征询他的意见。格列高利是一个博学而圣洁的神职人员，教会在他的治理下获得卓越的成就，异端分子和没有信仰的人士皈依正道，他的名衔荣获“伟大”的称号。雷卡瑞德的使臣到了梵蒂冈的门房，很恭敬地呈上黄金和宝石所制的贵重礼物。所得的回报也非常丰厚，包括施洗者圣约翰的头发、一个镶嵌着一小片极为神圣的“真十字架”的十字架和一把铁制的钥匙，其中的成分有少量是从捆绑圣彼得的锁链上刮下来的铁屑。
这位格列高利同时也是不列颠精神上的征服者，他鼓励伦巴第皇后——虔诚的狄奥德琳达，在胜利的野蛮人中间宣扬尼西亚的信仰。他们当时的基督教教义全部为阿里乌斯教派的异端邪说所污染，虽然皇后工作十分虔诚，但仍旧为后世的传教士的事业和成功留下了发挥的空间。意大利还是有很多城市在相互敌对的主教操纵下发生争执。但是阿里乌斯教派在宗教事业、真理的信念、利害的关系和君主的榜样这些沉重的压力下，已经不胜负荷，逐渐崩溃。经过300年的战争，意大利的伦巴第人最后还是改变了信仰(600 A.D.)，埃及从柏拉图学派那儿产生的争论终于落幕。
最早对蛮族宣讲福音的传教士诉诸理性的说服，主张宗教宽容所带来的利益，但是一等到他们建立属灵的王国，就立刻劝导基督徒国王要根除罗马人和蛮族残存的迷信，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克洛维的继承者对拒绝毁弃偶像的农人，会当众责打100皮鞭。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对向魔鬼奉献牺牲的罪行，处以入狱和籍没等更为严厉的惩罚。甚至就连贤明的阿尔弗雷德也把实行极为严格的摩西戒律，视为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基督教人民逐渐废除这些惩罚和罪行；学院中的神学争论因民众有益的无知而被中止；由于没有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极不宽容的精神就只能用来迫害犹太人。这个受到放逐的民族在高卢建立了若干个会堂，但是西班牙从哈德良时代开始，就遍布他们的殖民区。他们借通商贸易和操纵金融累积了巨大的财富，君主以宗教迫害掩饰他们的贪念。对他们的压迫不会产生危险，因为犹太人已经丧失了运用武力的能力，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西瑟布特是哥特国王，统治时期是在7世纪初叶，很快就实施了最严酷的迫害行动。9万犹太人被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冥顽的非基督徒被没收财产，身体受到酷刑的摧残。是否允许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园，这件事倒是让人怀疑。
正教国王以及西班牙的教士们，他们那过高的宗教热情被平复下来，庄严地宣布他们的判决：他们不会把圣礼强加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为了教会的荣誉，要对受洗的犹太人加以限制，坚决对他们施行他们所抵制和憎恨的宗教仪式。由于犹太人经常食言反悔，使得西瑟布特的一个继承人发誓要把整个民族逐出他的疆域。托莱多的御前会议批准了此项敕令，每一个哥特国王必须宣誓要维护此一极为重要的诏书。但是暴君并没有意愿让这些牺牲品脱离他们的掌握，他们可以视自己的兴致任意对他们施以苦刑，也可以把他们当成最卖力劳动的奴隶，施以有利可图的压榨。犹太人继续留在西班牙，忍受民事法和教会法的重负，在同一个国度内，这些法律已经被忠实地改写为宗教裁判的法典。哥特国王和主教最后终于发现，恶意的伤害会产生仇恨，而仇恨总会找到报复的机会。这个民族是基督教暗中或公开的敌人，仍旧在奴役和苦难之中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犹太人的密谋和私通，协助阿拉伯的征服者获得迅速成功。
一旦蛮族撤走有力的支持，阿里乌斯派不得民心的异端邪说很快就受到藐视归于湮灭，但是希腊人仍然保持玄虚而好辩的习惯，建立一种不为人知的教义，连带着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新的争议，使有野心的高阶神职人员和沉溺于幻想的僧侣获得权力，破坏教会的和平，甚至整个帝国都饱尝苦果。然而这些争议限于学院和宗教会议而知者甚少，被帝国的历史学家所忽视。摩尼教派致力于统一基督和琐罗亚斯德的宗教，在暗中传播到行省，但是这些外国的信徒受到诺斯替教派的牵累，被认为是毫无廉耻的群体，在公众极端仇视之下为帝国的法律所严格取缔，通常受到极刑的制裁。贝拉基教派理性的见解从不列颠传到罗马、阿非利加和巴勒斯坦，在迷信的时代无声无息间消失无踪。东部为涅克托里乌斯派和优迪克派的争论所困惑，他们期望解释道成肉身的奥秘，加速基督教在发源地的灭亡。这些争论最早引起激烈的反应是在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但发生的重大影响已经超越本卷的范围。争论的形而上观点所产生的关联，教会的野心所引起的斗争，对国力日衰的拜占庭帝国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从以弗所和卡尔西顿的宗教大会到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征服东部，也许可以写成一系列生动有趣和富于教育意味的历史。
高卢人愿再忍受罗马人强加在身上的枷锁，但他们应该回想罗马帝国初期，韦斯巴芗皇帝的部将曾提出发人深省的教训，可说是分量重过万钧，塔西佗用他那如椽大笔很精确地表示出来：
在共和国的保护下，高卢人得以脱离内部的纷争和外敌的侵略。你们虽然丧失了民族的独立，却获得了罗马公民的名分和特权，像罗马人一样享受民治政府的永久利益。你们由于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远，很少受到暴君的欺凌和压迫。我们并没有行使征服者的权力，只是从你们征收的贡金中获得一份就感到满足。和平要用武力来保障，而武力需要用经费来支持。为了你们的安全，罗马人才防守莱茵河这条天堑以拒止凶狠的日耳曼人，他们一直念念不忘在打主意，想要以荒芜的森林和沼泽来换取富裕而丰饶的高卢。罗马的衰亡会给行省带来致命的危险，你们就会埋葬在巨大政治结构的废墟中。这个英勇而明智的体系兴起已有800年之久，等到罗马人被赶走以后，你们幻想中的自由就会被一个蛮族主子侮辱和压榨，还要面对未开化的征服者无穷无尽的敌意。
善意的劝告被接纳，而奇特的预言也都一一实现。在400年前，强壮的高卢人迎战恺撒的军队，不知不觉中发生同化作用，成为公民和臣民的社群。等到西部帝国瓦解，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为了据有高卢发生激烈的竞争。爱好和平、举止文雅的居民对他们不仅表示轻视，而且极为反感。何况高卢人自觉在知识水平和生活程度上要高人一等，难免产生骄傲的心理，嘲笑来自北国的蓄着长发和身高体壮的野蛮人。他们粗鲁的习性、下流的嗜好、贪吃的胃口以及可怖的外貌令人看到就讨厌，连发出来的气味都令人作呕。奥顿和波尔多的学校仍然教授各种文理课程，高卢的年轻人熟悉西塞罗和维吉尔所使用的语文，听到日耳曼方言粗俗而刺耳的声音感到惊讶不已。他们带着无限的惋惜，认为文艺女神也会被勃艮第人的七弦琴吓得花容失色，只有赶快逃走。高卢人在技艺和习性方面具有天赋的优越感，但缺乏勇气来保护自己，只有低声下气听命甚至奉承胜利的蛮族，靠着蛮族大发慈悲才能苟安偷生，所有的财产都朝不保夕。
奥多亚克断送西部帝国以后，马上要与最有权势的蛮族建立友谊。这位意大利的新统治者，要把阿尔卑斯山以外，一直远抵莱茵河与大西洋的罗马人所征服的地区，全部放弃给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元老院装模作样同意奥多亚克慷慨的作风，但其实在税收和国土方面并没有实质上的损失。尤里克获得的合法权力，只是为他的野心和成就做了一个见证，哥特民族受到鼓舞，要在他的指挥下建立一个包括高卢和西班牙在内的王国。阿尔勒和马赛向他的军队投降，奥弗涅争取自由权利却遭到镇压。就连主教也要屈尊发表恭贺的赞词，才能获得撤销流放的命令。西多尼乌斯与一群使臣和恳求者等在皇宫的大门前，他们在波尔多宫廷的各种事务，证明了西哥特国王的权势和名望。赫鲁利人用靛蓝绘满赤裸的身体，虽然远在海边，但也来恳求保护；哥特国王缺乏海上武力，然而撒克逊人不敢侵犯滨海的行省；他的权威降服了高大的勃艮第人；就连最凶狠的民族也只有遵从不平等的和平条款，他刚释放被俘虏的法兰克人；阿非利加的汪达尔人也尽力巴结，以得到友情带来的好处；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获得有力的支援，来对抗邻居匈奴人的压力。只要尤里克稍微点点头，就可以让欧洲北部风云变色或是相安无事(以上是诗人惯用的词句)。连波斯最伟大的国王也要请教西部的神谕；台伯河老迈年高的神明也卵翼于加龙河的天才之下。国家的气数通常依赖偶然的机运，后来伟大的法兰西能够诞生，归功于哥特国王的英年早逝。他的儿子阿拉里克是无依无靠的襁褓婴儿，反观对手克洛维却是野心勃勃的勇敢青年。
克洛维的父亲基尔德里克在日耳曼过放逐生活时，受到图林吉亚国王和皇后友善的照顾。等到他被赦回，巴西娜皇后逃离丈夫的宫殿，投入爱人的怀抱，同时毫无顾忌地宣称，没有人比基尔德里克更为聪明、强壮和英俊，所以他才是她爱慕的对象。克洛维就是这对野鸳鸯的爱情结晶，不过15岁的年纪，父亲就亡故，由他继承指挥萨利克部族的权力。他的王国领地狭小，局限在巴塔维亚的岛屿，是古老的图尔奈和阿拉斯主教辖区。克洛维受洗时，手下武士的数量没有超过5000人。法兰克人同宗的部族沿着贝尔京地区的河流分布，在斯海尔德河、默兹河、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两岸一带散居，受到独立自主国王的管辖。这些萨利克人的王侯都是墨洛温家族的后裔，相互之间保持平等和联盟的关系，时而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日耳曼人在和平时期服从有世袭审判权的酋长，到了战时则自由追随深获民心和能带领他们获得胜利的将领。克洛维凭着优异的功绩赢得本族同盟军的尊敬和忠诚。当他首次开赴战场时，不会将金银财宝存放在私人的箱柜中，也不会在自己的库房堆满酒类和粮食。
他要效法恺撒当年在这个地区的做法，拿刀剑获得大量财富，用征战的成果收买军心为己效命。每一次作战和远征得胜以后，就会累积一大批战利品，每位武士凭着功绩分到自己应得的一份酬劳。皇家的特权在于设立军法，蛮族难以驾驭的野性经过教导以后，也会体认到纪律所带来的优势。每年3月军队要接受年度校阅，详尽检查兵器整备状况。当他们行军通过后方和平地区时，要做到秋毫无犯。克洛维的裁决保持绝对的公正无私，擅离职守和抗命不从的士兵会受到立即处死的惩罚。人们一直对法兰克人的作战英勇赞誉有加，但是克洛维的英勇表现在冷静和审慎的作为上，一切行动务求完美，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他在处理与人群有关的事务时，会仔细衡量利益、感情和意见的分量，所采取的措施有时会发挥日耳曼残暴的性格，有时会采用罗马时代宽大为怀的政策，对待基督教有关的问题也莫不如是。他过世时年仅45岁，使得战无不胜的军事生涯为之中断，但是经过他30年的统治，他已经在高卢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克洛维击败伊吉狄乌斯的儿子塞阿格里乌斯，赢得首次用兵的胜利。在这种状况下，可能是私人的仇恨燃起公开敌视的火花，伊吉狄乌斯的光荣战迹侮辱到墨洛温王室，而儿子的权力更是激起法兰克国王极为嫉妒的野心。塞阿格里乌斯把苏瓦松这座城市和所属的领地当成世袭产业加以继承，第二贝尔京行省破败荒凉的残留城市包括兰斯、特鲁瓦、博韦和亚眠等地，很自然地划归这位伯爵或大公所有。等到西罗马帝国解体，他也许可以仗着权势用罗马国王这个头衔来统治。身为罗马人，塞阿格里乌斯曾经学习过与修辞和法律有关的文理课程，但是他为了应付当前的状况和政策的需要，也能用熟练的日耳曼方言与人沟通，每当不受羁縻的蛮族要上法庭时都会求助于这位陌生人。他具有特别的才能，可以用地方的土语解释各种规定，说明案情和判决是否公正，执行法律非常勤勉而且和蔼可亲，这使他的声望日益升高。他的敕令不仅充满智慧而且公正无私，赢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服从。塞阿格里乌斯的统治及于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好像要恢复全民社会早期的制度。在和平占领的过程当中，塞阿格里乌斯很勇敢地接受克洛维的挑战，就像武士制度所标榜的精神和方式一样，在指定的日期和地点与敌手决一胜负。
恺撒那个时代，高卢仅苏瓦松地区就有5万名骑士倾巢而出，这支大军由城市的三个军械库或作坊供应所需的盾牌、甲胄和投射器具。但是高卢年轻人无论勇气还是数量，都因承平日久而无复当年气概，只有组织松散的志愿军或佣兵队伍，在塞阿格里乌斯的旗帜下开拔前进，没有能力对抗发挥民族精神的法兰克人。要是不清楚塞阿格里乌斯真正的实力和作战的资源，只是责备他迅速逃走，这是很不公平的说法。他只是在会战失败以后，才在遥远的图卢兹宫廷避难。国势衰弱而且尚未成年的阿拉里克，无法协助也不能保护命运乖戾的流亡者，怯懦的哥特人为克洛维的恫吓之词所威胁，身为罗马人的国王经过短时期的囚禁以后，就被刽子手处决。贝尔京的城市向法兰克国王投降，克洛维在统治第10年征服了面积宽广的通格里地区，使整个领地向东扩展了很大的范围。
有人很荒谬地认为阿勒曼尼人得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住在勒曼湖边一块想象中的居留地。这块人间乐土从勒曼湖延伸到阿旺什和侏罗山脉，一直为勃艮第人所据有。海尔维第亚的北部地区的确是被凶狠的阿勒曼尼人征服，但征战获得的成果全被自己亲手毁灭。被罗马的技艺所改善和装饰的行省，再度退化到原始的荒野状况。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的阿尔山谷，仍可以发现壮观的温多尼萨遗留的古迹。从莱茵河的源头到缅因河与摩泽尔河的汇合口，蜂拥而至的阿勒曼尼人势不可当。他们根据古老的所有权和新近的胜利，控制河流两岸，接着越过现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散布到整个高卢地区。他们大胆侵犯科隆王国，召唤萨利安人的王侯前来防卫里普阿里人的联盟。克洛维在离科隆约24英里的托尔比克平原迎击高卢的入侵者。日耳曼两个最凶狠的民族，为了过去所建树的功绩和未来即将展现的伟业，激起一争高下的壮志雄心。法兰克人经过顽强奋战以后败北而退，阿勒曼尼人发出胜利的怒吼，猛烈地紧追不放。但在克洛维的勇气、领导或虔诚的宗教感召之下，法兰克人再次恢复了士气，再次与阿勒曼尼人展开一场大战。
在这血流成河的日子里，战斗的结局决定了帝国的主人，败者难逃被奴役的命运。阿勒曼尼人最后一个国王在战场阵亡，他的人民遭到杀戮和追捕，只有丢下武器听凭征服者发落。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不可能整顿再战，城墙和工事本可以在他们遭遇灾难时提供保护，但他们抱着傲慢的心理全部加以毁弃，等到战败，那些行动积极而且毫无畏惧的敌人，就会尾随他们进入森林深处。狄奥多里克恭贺克洛维的胜利，这位意大利国王最近才娶了克洛维的妹妹阿博芙莱达。他替恳求者和流亡人士向他的内兄求情，因为这些人正在哀求他的保护。属于阿勒曼尼人所有的高卢领土成为胜者的战利品，这个倨傲的民族一直没有被罗马的武力所征服，而且经常发起叛乱。现在他们承认墨洛温国王的统治，他也仁慈地允许他们仍旧保有独特的习俗和制度，但是要接受他指派的一个公爵，承认他治理和继承的权力。法兰克人完成西部行省的征服以后，只有他们能维持在莱茵河对岸的古老居所，过去已经枯竭的国土逐渐恢复生机，文明的发展一直推进到易北河岸和波希米亚山区，只有日耳曼人的驯服可以确保欧洲的和平。
克洛维一直到30岁时还在继续膜拜祖先的神明，对于基督教抱着不相信也不理会的态度，因此他能够在敌人的地区大肆劫掠教堂，心中毫无羞愧之感。他的高卢臣民乐于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束缚，主教心中最盼望的工作是要摒除偶像崇拜，对于异端教派倒是不甚在意。墨洛温的君主与娇柔的克罗提尔妲缔结幸福美满的婚姻。她是勃艮第国王的侄女，虽然处在阿里乌斯教派的宫廷，她所受的教育却使她公开宣布接受正教的信仰，所以让异教徒的丈夫完成改信和皈依，不仅是她的兴趣所在，也是她的责任。克洛维不知不觉从情话绵绵之中倾听教义的开导，同意长子可以受洗(也许是最初签订婚约的条件)，然而婴儿的夭亡使他产生对迷信的恐惧，后来他被说服再一次进行尝试。
克洛维在托尔比克会战遭遇困苦时，大声向克罗提尔妲的神以及基督徒乞求帮助。胜利使他带着感恩的心情，很尊敬地倾听雄辩的言辞。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力陈，改变信仰对他而言，会在世俗和精神方面带来莫大的利益。国王声称他对正教信仰的理念感到满意，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要暂缓公开宣布。但是法兰克人热忱拥戴的欢呼使这些顾虑变得多余，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要追随他们的首领和英雄，不论是走向战场还是接受洗礼。重要的典礼在兰斯的主座教堂举行，每一项仪式都十分盛大而庄严，使粗鲁的新入教者产生对宗教的敬畏之心。这位新的君士坦丁有3000个好战的臣民跟着一起受洗，还有很多禀性温和的蛮族效法他们的行动。为了服从大获全胜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不仅崇拜烧毁过的十字架，还把过去膜拜的偶像烧掉。
克洛维听到基督的平生和死亡的悲惨事迹，内心受到感动，激起为时短暂的热情。他没有权衡神秘的牺牲所带来的极为有益的后果，表现出冲动的愤怒情绪，甚至说道：“我要亲自率领英勇无敌的法兰克人，为他们受到的屈辱报仇雪耻。”但野蛮的高卢征服者对宗教的证词没有能力辨别对错，而这些都是靠对历史证据和神学理论辛勤的探索方能实现的。克洛维无法感受福音书发挥的温和影响力，那会使真正改变信仰的人产生驯服的信念和纯洁的心灵。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不断违反道义和身为基督徒的责任，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他的手上都沾满鲜血。克洛维刚解散加利西亚教堂的宗教会议，就若无其事地处死墨洛温家族所有的王侯。然而法兰克人的国王可能真心礼拜基督教的上帝，认为上帝比起他们这个民族的神祇更为卓越，具有更大的权势。
托尔比克之战获得的拯救和胜利使克洛维产生信心，万军之王的耶和华会在未来对他施加保护。马丁这位众所周知的圣徒，在图尔的神圣墓地仍旧不断显现神迹，使他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靠着他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才能水到渠成获得一个慷慨大方的正教国君。克洛维发表亵渎的评述，说圣马丁是位昂贵的朋友，但我们不必将之解读成永久或理性怀疑的征兆。不管是尘世还是天国，对法兰克人的皈依都感到欣慰，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克洛维从施洗的圣水盆登上基督教世界的顶峰，只有他一个人配得上正教国王的称号和权柄。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有关神圣的道成肉身方面，抱着非常危险的错误观念。意大利、阿非利加、西班牙和高卢的蛮族都信仰阿里乌斯异端，所以克洛维是教会唯一也是最有力的拥护者。教士承认他是合法的君主和光荣的救星，正统教派的热情和厚爱对克洛维的军队给予坚定的支持。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主教拥有财富和审判权，表现出神圣的形象和永恒的职位。有无数信徒聆听他们那平易近人的言辞，还可以召开全省的宗教集会，这些使他们获得尊敬，有时也会产生危险。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一直受到争议，因为会使迷信得到很大的发展。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100位高级教士稳固联盟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统治着高卢那些深表不满的城市，何况这些城市都能独立自主。阿摩里卡共和国的根基浅薄，一再受到摇撼以后就走向崩溃，但是人民仍然要保卫他们在国内的自由权利，维护罗马人的尊严，英勇抵抗克洛维掠夺性的入侵和经常性的攻击。现在克洛维倾全国之力，把征服的行动从塞纳河延伸到卢瓦尔河，获得成功以后产生了一个平等而有利的联邦政体。法兰克人对阿摩里卡人的英勇作战表示钦佩，阿摩里卡人因为法兰克人的宗教信仰而愿意与他们达成和解。配置在各地用来防卫高卢的军事力量，包括100多个骑兵和步兵编组而成的队伍，这些部队获得罗马士兵的称呼和特权，但实际却是从蛮族青年中源源不断获得兵员补充。帝国最遥远地区戍守工事的人员和零星分散的残部，过去表现出英勇气概，现在已落入无望的深渊。他们虽然没有松懈防务，但是要撤退就会受到拦截，要想与本国保持联络也完全无济于事，他们已经被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君主所遗弃。他们仍旧保持着虔诚的信念，拒绝与高卢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篡夺者发生任何关系。
等到一个正统教会的英雄人物，提出非常宽大的条件和协议，他们当然感到面子十足乐意接受。这些军团的继承者虽然仍然是正式编制，但不过虚有其名，在接踵而来的时代里，能够引起他人注意的也只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和旗帜标志、特殊的服装和制度而已。等到他们志愿加入后，更能增强地方部队的实力，邻近的王国对法兰克人的兵员数量和作战精神更为畏惧。高卢北部行省的降服，并非取决于一次会战的机运，而是战争与谈判交互运用缓慢产生的影响。克洛维极力争取利益，必要时又能稍作让步，不管如何总能发挥最大效果，终于达成了充满野心的目标。他那种凶暴的作风和亨利四世的德行作一对比，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人的性格竟会如此截然相反，然而这两位君王所处的立场倒是颇为相似。他们用勇气、政策和及时改变信仰建立功勋，完成了征服法兰西的伟大事业。
勃艮第王国的领地局限在高卢两条河流之间，索恩河和罗讷河从孚日山向阿尔卑斯山延伸的森林地带，一直向南流到马赛入海。甘多柏德执握了国家的权柄。这位骁勇无比而且野心勃勃的君王因两位弟兄的过世而减少了竞争王座的对手，其中一个是克罗提尔坦的父亲。但是他竟然还让最年幼的弟弟戈德吉塞尔拥有独立的日内瓦公国，这是他唯一不够谨慎之处。甘多柏德是位阿里乌斯教派的君主，克洛维改信正教使他提高警惕，同时也令他满意，希望可以借此激励他的教士和人民。于是他在里昂召集主教举行会议，尽可能调停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两个教派发生激烈的争执，使会议毫无成效可言。阿里乌斯教派谴责正统教会礼拜三位真神，正统教徒用神学的观点辩解他们所执的理由，他们相互提出异议和反驳，到处回响着固执己见的喊叫，一直到国王说出心中的忧虑才平息下来。
他向正统教会主教提出非常唐突但是关键的问题：“如果你仍真的公开声称信仰基督教，为什么不能约束法兰克国王？他对我宣战，要与我的敌人联合在一起来毁灭我。如果他抱着真诚的态度改变宗教，就不应该产生嗜杀和贪婪的念头。他要用行为表现他的信仰。”维埃那主教阿维图斯代表教友回答，他用和蔼可亲的姿态和悦耳动人的声音发言：
我们并不了解法兰克国王的动机和意图，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王国若是放弃神的律法就会遭到覆亡的命运。谁要是把神当成仇寇，那么敌人就会在四面蜂拥而起。要是带着人民回归神的律法，他就会赐予你的疆域和平与安全。
正统教会提出订立和平协议的首要条件，勃艮第国王并不想接受，于是他将宗教会议延缓并加以解散，但在此之前他谴责这些主教，说克洛维身为主教的朋友和入教者，却私下引诱戈德吉塞尔背叛他的兄长。
甘多柏德的弟弟毫无忠诚之心，根本禁不起勾引。戈德吉塞尔奉命率领日内瓦的军队加入皇家的阵营，使得阴谋活动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时，他掌握最好的机会投靠敌营，这样一来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首尾两端的高卢人对甘多柏德的支持极为有限，他无法对抗克洛维的军队，只有仓促撤离战场，地点好像是在朗格勒和第戎之间。甘多柏德对第戎的防守能力也没有信心，这是一座被两条河流围绕的四方形城堡，有4座城门和33座塔楼，城墙的高度是30英尺，倒有20英尺厚。甘多柏德把重要的城市里昂和维埃那放弃给在后紧追的克洛维，仍旧马不停蹄，慌忙逃到阿维尼翁，此处离战场已有250英里。经过长期的围攻作战和钩心斗角的谈判，总算让法兰克国王认清当前状况，若继续打下去会带来更多危险和更大的困难。于是克洛维向勃艮第君主索取了一笔贡金，强迫甘多柏德不仅不能追究兄弟的背叛行为，而且还要加以奖赏。然后克洛维带着南部行省所获得的战利品和俘虏，趾高气扬班师回国。但很快传来的信息使场面盛大的凯旋黯然失色，甘多柏德违背刚刚签订的条约。不幸的戈德吉塞尔和5000名法兰克人防守部队留在维埃那，受到围攻，维埃那在奇袭下失守，戈德吉塞尔被毫无人性的兄长杀害。
即使是宣扬和平的统治者遇到这种不守信义的暴虐行为，也会气冲斗牛失去耐心。但高卢的征服者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免除原来规定的贡金，仍旧把勃艮第国王当成盟友，接受他在军事上所提供的服务。克洛维无法像先前那些战争一样，确保自己无往不利的优势，他的对手接受了教训，例行新的策略，以获得人民好感。高卢人和罗马人赞誉甘多柏德的法律温和而且公正，几乎将他的名望提升到征服者的同一水平。他用好听的言语奉承主教使他们安于现状，同时运用计谋让大家以为他会改变信仰，然后设法规避直到死前最后一刻才受洗。在这种温和施政的作风之下，能够保障勃艮第王国的和平，延缓其受到摧毁的命运。
勃艮第王国最后的灭亡时间，正值甘多柏德之子西吉斯蒙德统治期间。身为正教信徒的国王获得圣徒和殉教者的荣名，但皇家圣徒的手上沾着儿子的鲜血。后母带着倨傲和憎恨的情绪蛊惑西吉斯蒙德，使得无辜的儿子成为了父亲的剑下亡魂。西吉斯蒙德知道自己犯下大错后，抱着不幸青年冰冷的尸体哀悼恸哭，他接受随从严厉的谏言：“啊，陛下，是你让人感到怜悯和悲痛，而不是死者。”他通过向瓦雷纪念圣莫里斯的阿高隆修道院奉献了大量捐款，以减轻负罪感和所遭受的良心谴责，这处修道院的建立是为了推崇底比斯军团纯属想象的殉教者。虔诚的国王设置一个正式的合唱团，要唱出永恒的赞美诗。他像僧侣那样保持恒久而严格的礼拜活动，非常谦卑地虔诚祈祷，希望天国惩罚他的罪孽让世界蒙受苦难。他的祈祷受到垂听，复仇者开始动手，勃艮第的行省被法兰克人的军队蹂躏。西吉斯蒙德在会战失败后，希望能活下去以延长悔过的时间，就穿上僧侣服装隐藏在荒郊野外，被他的臣民发觉后出卖，借此获得新主子赏赐的好处。蒙尘的国君及其妻子和两位子女被送到奥尔良，克洛维的儿子们下达惨绝人寰的命令，将他们全活埋在深井里。他们这种残酷的行为不合天理人情，有人将之归于他们年轻、个性冲动之类的借口。野心驱使他们征服勃艮第，孝心可能激发或掩饰他们的野心。克罗提尔坦有神圣的虔诚之心，但不会宽恕所受到的伤害，迫得她的儿子要杀死西吉斯蒙德全家，来为她父亲之死雪耻报仇。叛逆的勃艮第人一直想要挣脱加在身上的锁链，只要他们同意尽到提供贡金和服兵役的义务，克洛维的儿子就答应他们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法律。墨洛温王朝君王能和平统治这个他们征服的王国，它过去虽有光荣历史和伟大事功，但现在为克洛维的武力所制伏。
旗开得胜的克洛维使哥特人的光荣受到羞辱，法兰克人快速的发展让哥特人感到嫉妒和畏惧。阿拉里克年纪很轻就享有大名，在对手强势作为下感到自叹不如。两国相邻的边境发生很多争执，谈判没有结果，拖延一阵后，两国君王同意见面会商。克洛维和阿拉里克在卢瓦尔河一个小岛上举行会议，该地离昂布瓦斯不远。他们相互拥抱为礼，交谈气氛非常亲切，一起举行盛大宴会，分手时矢言和平与手足之情。然而，表面上的信任背后隐藏着见不得人的阴谋，充满敌对和背叛的企图，双方彼此控诉，因此有必要进行最后的仲裁，但后来两方都逃避和否认仲裁的存在。克洛维已将巴黎当成帝都，就在这里召集诸侯和武士开会，他寻找动机和借口，千方百计要发起哥特战争。他宣称：“我看到高卢大部分地区仍为阿里乌斯教派据有，内心感到恼怒不已。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进军去讨伐他们，等征服异端教派后，我们可以占领和分配最富裕的行省。”
法兰克人受到遗传的英勇以及宗教热情的鼓舞，大声赞许国君深谋远虑的计划，不论是阵亡还是征服，同样有利可图，他们愿意献身战争，不惜以死相报。这时有人发出庄严的誓言，若不赢取胜利绝不刮脸修面，哪怕不方便也只有忍受。克罗提尔坦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一直都极力赞成这件伟大的义举。她提醒丈夫这番事业是建立虔诚信仰的基础，一定可以邀得上帝的恩宠。她对于所有家仆也是如此要求。这位基督徒的英雄有高明的战技，他用强壮有力的手臂投出他的战斧，说道：“我要在战斧落下的地点建立一座教堂，让神圣的使徒获得荣耀。”这种装模作样的举动肯定会获得正教信徒的拥戴，何况他们在私下已经建立联系。信徒虔诚的愿望逐渐发展为势不可当的通敌活动。阿基坦的人民对哥特暴君轻率的指控感到震惊，他竟公然指控他们更愿意接受法兰克人统治。他们热情地追随者罗德兹主教奎提阿努斯被放逐后，讲道比在教区里更能发挥影响力。法兰克人在与勃艮第人建立联盟后，实力增强不少。阿拉里克为抵抗国内外的敌人而集结军队，数量上远比克洛维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西哥特人重新开始加强训练，他们过着长期平静且衣食无缺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对军事的整备。一队勇敢而强壮的精选奴隶伴随主人上战场，高卢的城市被迫提供协助。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着意大利，尽力想要维持高卢的平静局面，或许是故意装出有这种需要，于是挺身而出担任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但明智的国君害怕克洛维建立如日东升的帝国，遂基于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肯定地做出保证要支持哥特人。
一个偶然发生或刻意安排的奇特征兆为克洛维的远征蒙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被当作他受到上帝恩宠的明确宣示，为迷信的时代所接受。他从巴黎出发，带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图尔神圣的教区时，突然感到心神不宁，想到要去参谒圣马丁的神龛。这里不仅是高卢的圣地，也可以获得神谕的指示。他的信使被要求特别注意，要在他进入教堂的一剎那，安排合唱团唱出赞美诗的词句。他真是非常幸运，这些诗篇在歌颂天国勇士的英武和胜利，而他正要赶赴战场击灭天主的敌人，可以很容易转用到这位新的约书亚和基甸身上。奥尔良为使法兰克人的进军获得安全保障，特别在卢瓦尔河上架设一座桥梁。但是在离普瓦提埃约40英里的地方，维埃那河的水位高涨，使得行程受到妨害，而且西哥特人在对岸设置了营地。作战的延迟通常会给蛮族带来危险，因为他们在行军的途中，会将经过地区的粮草耗用一空。现在克洛维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物资，然而面对兵力优势的敌人，要想构筑桥梁或者强行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做法。态度友善的农人热烈欢迎他们的救星，很容易就为克洛维的大军提供了不为人知而又没有防备的徒涉位置。后来的传奇故事更夸大了发现渡河点的功劳，说是一条极为壮硕而又美丽的白色公鹿，引导和催促正教军队的行军。
西哥特人的军事会议犹豫不决而又混乱不堪，一群性情粗暴的战士狂妄无礼地夸耀自己的实力，拒绝在日耳曼的强盗面前逃走，这激起阿拉里克要用武力来维护罗马征服者的名声和血统。行事谨慎的酋长提出劝告，让他避开法兰克人第一击的锐气，期望在高卢南部的各行省，会合久经战阵和赢得胜利的东哥特人，这时意大利国王已派遣军队提供援助。哥特人在最重要的关头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商议上，过于仓促地放弃了有利的位置，缓慢而混乱的行动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撤退的机会。克洛维渡过徒涉点后(后来这个地点仍称为哈特，Hart，意为“公鹿”)，他不顾一切迅速进击阻止敌人脱逃，夜间行军靠高高悬挂在普瓦提埃主座教堂的上空的那闪闪发光的流星指引方向。圣奚拉里正教继承人的说法与现况完全一致，上天的信号可以和在沙漠里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相比。在这天清晨的第三时已经过了普瓦提埃约10英里，克洛维俯视下方的哥特军队立即发起攻击。对手在恐惧和混乱中很快完成了防御准备，在极端危险中重振士气。斗志高昂的年轻人发出鼓噪的声音要求出战，拒绝在羞辱的逃跑中偷生。
两位国王相遇以后进行了决斗，阿拉里克死在对方的手上。两位哥特人奋不顾身骑马冲上来，要为战死的君主报仇。胜利的克洛维靠着坚固的胸甲和灵活的战马，才避开两支长矛的致命攻击。这场会战中，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种含糊的形容已足以让人知道大肆杀戮的残酷和毫无军纪的约束。格列高利很小心地提到西多尼乌斯之子，他那位勇敢的老乡阿波利纳里斯，在奥弗涅贵族的队列前丢掉了性命。也许这些疑似正教信徒的人员被恶意地暴露在敌人的盲目进攻之下，也许是个人的战功和从军队获得的荣誉，战胜了宗教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蒙受上帝恩宠的帝国(如果可以用这个众所周知的名称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所获得的胜利，要想预知战事的发展或解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确实有很大的困难。有时一场血流成河的胜利也不过是占领战场而已，然而损失1万人的败仗，可能会在一天内毁灭一个世代的成果。经过普瓦提埃这场决定性的会战以后，接着就是征服阿基坦。阿拉里克身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可恶的敌手、相互倾轧的贵族和不忠不义的人民。哥特人剩余的部队不是被愤怒的群众压制得无法动弹，就是在内斗中相互对立，将力量消耗殆尽。法兰克国王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围攻昂古莱姆，他的号角长鸣使城市的城墙像耶利哥那样应声倒塌。这种光辉耀目的奇迹不能算是迷信，而是主教派出技师在暗中将防壁的基础挖空所致。克洛维在波尔多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将冬营设在此地，采取非常明智的措施，把在图卢兹夺取的皇家金库尽快转移过来，通常金库都设置在王国的都城。征服者继续深入直达西班牙的边境，恢复正统教会唯我独尊的地位，在阿基坦设立一个法兰克人殖民区，将镇压和扫荡西哥特民族这些容易达成的任务，分别授予他的部将来执行。
但是意大利聪明又有权势的国王将西哥特人纳入他的保护，这时欧洲的局势仍能保持平衡。狄奥多里克或许延后了东哥特人的进军，但是他们奋发的努力有效地阻止了克洛维充满野心的扩张行动。法兰克人以及勃艮第人联合组成的大军，被迫在阿尔勒解围而去，据称他们的损失高达3万人。这种难以预料的命运枯荣使克洛维有所收敛，愿意接受一个对他有利的和平条约。西哥特人以保有塞普提马尼亚的主权为满足，这是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区，从罗讷河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而阿基坦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卢瓦尔河的面积广大的行省，则永远并入了法兰克王国。
哥特战争胜利后，克洛维接受了罗马执政官的荣誉职位。野心勃勃的阿纳斯塔修斯也把表彰高贵地位的头衔和标志，颁授给最有势力的对手狄奥多里克。然而基于很多不为人知的理由，克洛维的名字并没有列入东方或西方的《岁时记》。高卢的国君在这个庄严的日子，头上戴着冠冕抵达圣马丁教堂，接受紫色的长袍和斗篷。他再从这里骑马前往图尔的主座教堂，经过街道时，亲自抛出大量的金币和银币，作为赏赐散发给喜气洋洋的群众，这时大家不断发出“执政官”和“奥古斯都”的欢呼声。克洛维已经拥有合法的权威，获得执政官的职位不可能为他增加任何实质的利益，执政官只是一种名义、一种幻影、一种空虚的装饰品而已。如果征服者要得到晋升高位所应得的古老特权，那么他必须遵守任期一年的规定。但是罗马人被要求尊敬他们主人的这一过时头衔，就连皇帝也要屈尊接受执政官的名位。对蛮族来说，这等于签订神圣的义务，要尊敬共和国的威严。狄奥多西的继承人为了获得克洛维的友谊，只有默认高卢被篡夺的事实。
克洛维去世25年后，他的儿子和查士丁尼皇帝在签订的条约中，正式宣布要授予其这项重要的职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没有能力防护遥远的国土，就把阿尔勒和马赛这两个城市让给法兰克人。阿尔勒仍旧由禁卫军统领驻扎以装点门面，马赛因贸易和航海之利极为富裕，相关的处理措施获得皇家授权。查士丁尼也慷他人之慨，承认法兰克人对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的主权，解除省民应对君士坦丁堡尽忠报效的义务，使得墨洛温王朝的帝座建立起更合法的基础，虽然这样做也不见得会起到稳固的作用。法兰克人从此开始，有权在阿尔勒大事庆祝，观赏赛车场的比赛节目，同时还获得一项特权——这项特权过去连波斯国王提出也遭到了拒绝——那就是发行铭刻法兰克国王姓名和头像的金币，作为帝国合法的通货。
当代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赞誉法兰克人在公私两方面的德行，但偏袒得过火，就是拿来当成国内的编年史也不太适合。他对法兰克人的举止文雅和彬彬有礼赞不绝口，同时也佩服他们遵守制度的政府组织和正统教义的宗教信仰，甚至大胆断言，一般人无法从衣着和语言方面，将这种蛮族与罗马臣民区分开来。也许法兰克人已经展现出社交的习性与和善的风度，像这方面的优点，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用来掩饰原有的恶行，有时还会遮盖卓越的本质。或许阿戈西阿斯和其他的希腊人，为军队的快速进步和帝国的显赫成就而感到眼花缭乱。除了哥特人的塞普提马尼亚行省以外，整个高卢和勃艮第在征服以后全都臣属于克洛维的几个儿子。他们绝灭图林吉亚的日耳曼王国，把原来模糊不清的领地延伸到莱茵河对岸，一直深入孕育他们的森林，抵达难以通行的核心地区。阿勒曼尼人和巴伐里亚人占领了雷提亚和诺里库姆行省，一直到达多瑙河南岸，他们都自称是法兰克人地位卑微的诸侯。阿尔卑斯山并非有力的障碍，无法阻止法兰克人扩张领土的野心。等到克洛维最后幸存的一个儿子，继承和征服了墨洛温王朝的疆域，他的王国远大于现代法国的面积。然而现代法兰西的技艺和政策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财富、人口和军备方面，远超过在克洛泰尔或达戈伯特统治下辽阔而野蛮的国度。
只有法兰克人或称法兰西人，才是欧洲唯一有资格自诩为西部帝国征服者不朽基业的继承人。但是在他们征服高卢以后，紧接着就陷入了10个世纪的混乱和愚昧。由于学术的复兴，学生接受雅典和罗马学派的教育，轻视蛮族出身的祖先；他们充满耐心、勤奋工作，准备所需要的材料以满足或激发他们对更为辉煌的远景的好奇心，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悠然消逝。批评和哲学的眼光终于指向法兰西的古代事物，但即使是哲学家也沾染了自以为是和泛情绪化的通病。有关高卢人的奴性以及他们与法兰克人之间自愿而平等的联盟关系，成为非常极端而独特的体制，被很草率地相信并固执地为其辩护。有两派人毫无节制地相互指控，说是对方阴谋反对群众的权利、贵族的地位和人民的自由。然而尖锐的冲突有利于运用知识和天才的反对力量，每个对手在交互受到压制和获得胜利以后，可以根除一些古老流传的谬误，建立若干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不带偏见的陌生人，从他们的发现、他们的争辩，甚至他们的谬误所传授的指导中，掌握一些原始的材料，可以描述出在高卢臣服于墨洛温王朝国君的武力和法律之后，罗马省民所面对的情况。
不论怎么说，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未开而且奴役成性的极端落后状况，乃是被若干一成不变的常用规则所限制。塔西佗逐项叙述日耳曼人原始的纯朴天性，发现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一些永久的原则或习惯，保存在忠实信守的传统之中，一直到文字和拉丁语的传入才有所改变。早在墨洛温王朝建立国王的推选制度之前，法兰克人是最有势力的家族或部落，就指定了四位德高望重的酋长草拟《萨利法典》。他们辛劳的成果经过三次人民大会的审查和核定，等到克洛维接受洗礼以后，发现有些条文与基督教产生矛盾或无法并存，就根据需要视当时的状况加以改进。克洛维的几个儿子对《萨利克法典》再度正式修正，达戈伯特在位时终于将法典以目前的形式经过订正以后颁布，这时法兰西君主国建立已经有一百年之久。
就在这个时期，《里普利安习惯法》重新改写后刊行，查理曼本人是那个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立法者。要是对于这两部民族法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可知有关条款仍旧在法兰克人中盛行一时。同样的关怀也延伸到属国，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运用最高权力，对阿勒曼尼人和巴伐里亚人简陋的法规，非常用心地重新编修再予批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比法兰克人更早征服高卢，他们却缺乏耐性创立这方面的成就，须知法律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福祉之一。尤里克是第一个哥特君主，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形诸文字，然而勃艮第人的法律着眼于政策的要求而非司法的公正，为的是安抚高卢臣民在重负下的痛苦，想要重新获得他们的拥戴。因此，基于奇特的巧合，在日耳曼人架构出非常单纯的法规的同时，罗马人精心发展的司法体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可以就《萨利克法典》和《查士丁尼罗马民法汇编》来比较两者之间最初发轫与完全成熟的民智。无论是否有人坚持一己之见认为野蛮的习性更为优越，我们在冷静考量后，还是认为罗马人具有无可超越的优点，不仅在于科学和理性，更在于他们所体现的人性和公正。然而蛮族的法律适应于他们的需要和意愿、行业和能力，他们从最初的所作所为到后来的一切建树，都致力于保持社会的和谐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墨洛温王朝并没有对形形色色的臣民强制律定统一的行为准则，而是允许帝国每个民族甚至各个家庭自由运用他们自身所拟订的规定。罗马人也不会被排除在合法的宽容精神所带来的共同福祉之外。子女要接受父母的法律，妻子要接受丈夫的法律，而自由奴要接受庇主的法律。在所有的法律案件中，任何地方任何民族所属的当事人，作为原告或是控诉者必须迁就被告的法庭，而被告经常请求司法给予自由心证的权利，可以被认定为无罪。如果一个公民当着法官的面，公开声明他想活在何种法律之下，选择他想归属的民族团体，这样就能拥有更宽广的自由空间。像这种非常特定的恩惠，可以废除胜利所带来的不公正差别待遇。但这些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蛮族养成的自由意志和尚武习性占有莫大的优势，罗马省民习惯了敢怒不敢言，就他们的条件而言只会选择忍受痛苦。
当铁面无私的法庭要处死一个谋杀犯时，等于是在保证每个平民都有不容侵犯的权利。法律、官吏和整个社区都在护卫个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日耳曼结构松散的社会中，报复行为被视为光荣之举，通常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和赞许。独立不羁的武士自己动手责罚或是提出辩护，对别人施予伤害或是接受伤害。要是他出于自私的行为或愤怒的情绪，使敌人成为不幸的牺牲品，这时他畏惧的只是死者子孙和亲友的憎恨所引起的报复。官吏自知缺乏制裁力量，过于软弱，介入之后无法惩处而只能调解。要是能说服或强迫争执的两方，付出和接受相当金额作为“血钱”，对于这种处理的方式就已经感到满足。法兰克人的脾气凶暴，反对严厉的判决和处罚，藐视无效的约束力量。他们纯朴的作风被高卢的财富腐化后，因一时冲动或有意为之而犯下罪行，不断侵犯公众的安宁。任何一个主持正义的政府，对于谋杀一名农夫还是一个君主，都会处以相同的刑责。但法兰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展现出种族的偏私和不公，这是征服带来的最大凌辱和暴虐。
在平静地制定法律时，他们严正宣称蛮族的生命比罗马人更有价值。法兰克人出身的地位显赫的人士被称为安特卢斯逊，他们的身价提升到600个金币；高贵的省民获得与国王同桌用餐的荣幸，但合法谋杀他们只要付出300金币的代价。谋杀一个法兰克人在通常的条件下赔偿200金币就绰绰有余，但低贱的罗马人处于羞辱和危险的处境，赔偿的数额少到只有100或50金币。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不能提供任何公平和理性的原则，公众要想得到保护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实力。但立法者其实是经过权衡后才如此制定，立法的原则不是基于公平正义而是合乎策略需要，那就是拿损失一个士兵或一个奴隶来做比较。傲慢而贪婪的蛮族用高额的罚锾来保护自己的头颅，对于毫无防护能力的臣民则只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时间可以逐渐消除征服者的倨傲作风，以及被征服者的忍让态度。经验带来的教训告诉最勇敢的公民，他可能会受到比他施加于人更为严重的伤害。等到法兰克人的言行举止稍减剽悍之气，他们的法律也更为残苛。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想要效法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用公正的态度厉行严刑峻法。在查理曼帝国时代，谋杀通常会被判处死刑，现代欧洲的司法体系处以极刑的案例有增无减。
君士坦丁将治民和领军的权责加以区分，蛮族又再度合并两者的职权。条顿口音刺耳的称呼，也改用声调柔和的拉丁头衔，像是公爵、伯爵和统领。就是这些官员在管辖的地区内指挥部队、推行政务和主持审判。态度蛮横而大字不识的酋长，很少能有资格执行法官的职责，因为担任法官要有明智的理念和充分的才能，经验的获得和学识的增进在于辛劳的教导和栽培。所以就酋长而言，粗鲁而又无知迫得他们采用简便而易明的方法对审判的案件做出裁定。每一种宗教的神明都能被用来肯定证人所言属实，或是惩罚伪证的谎言。但是日耳曼的立法者过于单纯，对于这种有力的工具造成误用或滥用的现象，有关系的被告只要有一群友善的证人在法庭出现，严正宣告他们相信被告或提出保证，就可以证实他的清白并判定无罪。无罪判决所需的法定证人的数量由起诉罪名的轻重来决定。72位证人异口同声的证词，就可以释放一个纵火犯和杀人凶手。
当法兰西皇后的贞洁引起怀疑，300位挺身而出的贵族毫不迟疑地宣誓作证，年幼的君王确实是她去世丈夫所出。频繁和明显的伪证的罪行和丑闻，使得法官去除这些危险的诱惑，并用著名的水与火的实验来判定证词的真伪。这些异乎寻常的审讯是那么难以捉摸，以至于在很多案件当中，要不是奇迹介入就无法证实被告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像这类奇迹完全是出于欺骗和无知，然而使用如此简单明了而又绝对可靠的方法，即使是最错综复杂的案件也很容易水落石出。狂暴的蛮族拒绝接受官员的裁定，对于上帝的判决只有哑口无言地听从。
决斗审判在一个黩武成性的民族中，逐渐获得大众的认同和法定的权威，他们不相信勇敢的战士应该死去而胆小的懦夫反能偷生。不论是在民事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原告还是控诉者、被告甚至是证人，在缺乏合法的证据时，都要面临对手致命的挑战。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义务，要不就放弃这个控案，不然就得公开在比武场的决斗中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们按照所在国家的习惯，可以实施徒步战斗或是马上对决。至于决定用刀剑还是长矛，要经过天意、法官或人民的批准。这种血腥的法律是由勃艮第人引进高卢的。阿维图斯提出指责和抗议以后，他们的立法者甘多柏德不惜亲身回答。这位勃艮第国王对他的主教说道：“你的说法不对。国家的战争和私人的决斗都要接受神的裁决，主难道不是应该将胜利赐予坚持正义的人士吗？”
基于这种论点占有优势，荒谬和残忍的决斗被看作是一种审判的方式，特别是在日耳曼的一些部族中非常盛行，很快传播开来，为欧洲所有君主国采用，从西西里一直到波罗的海。经过10个世纪以后，合法暴力的时代还没有完全消逝。圣徒、教皇和宗教会议对这一行为的谴责都没有奏效，这似乎可以证明迷信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也可能是与理性和人道结合以后造成的反常现象。法庭沾染无辜者和受尊敬市民的鲜血，法律现在向富人示惠而屈服于强者。那些衰老、弱小和怯懦的人们，不得不抛弃最合理的要求和权利，以免在不公平的搏斗中遭遇危险而被判定有罪，再不然就要依靠雇用的打手给予令人怀疑的协助。这种压迫性的判处形式被强加于高卢省民头上，对他们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导致怨声载道。不论个人的力量和勇气能到达何种程度，胜利的蛮族喜爱武器而且经常练习，无形中就要高人一等。被征服的罗马人被不公正地传唤，一再进行血腥的斗争，先天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前有12万贪得无厌的日耳曼人在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指挥下渡过莱茵河，侵吞塞昆奈三分之一肥沃的土地供他们运用。征服者还施压要求再加三分之一，作为用来安置2.4万蛮族的新殖民区，他们受邀前来高卢分享丰硕的收成。过了500年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打算为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失败报一箭之仇。他们同样篡夺了臣民三分之二的土地，已超过应有的比例，但分配的状况并没有遍及整个行省。获胜的民族要迁移过来，地点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领导者的政策，所以只限于几个特别的区域。在这几个区域内，每个蛮族都受到一些罗马省民殷勤的接待，使他们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地主被迫将三分之二的产业放弃给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但日耳曼人无论是牧人还是猎人，只有宽广的森林和草原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所以有时会放弃面积很小但更值钱的土地，将之给予愿意辛勤工作的农人。
古人和相关证词的沉默支持了此种论点，那就是法兰克人强占土地时并没有用合法的方式来缓和或掩饰。他们分散在高卢所有的行省，根本不遵守法令和管制。每个胜利的强盗根据自己的意愿、贪婪和实力，用刀剑定出他要继承的土地范围。在他们统治初期，蛮族想要施行任性而为的掠夺，但克洛维拟定坚定不移且手腕高明的政策，抑制了这种强横不法的风气，不致加重受压迫人民的不幸，也使得征服者能维持团结和纪律。极为著名的苏瓦松之瓶，就是夺取高卢的战利品加以分赃的证据，克洛维有责任和义务为胜利的军队赐予报酬，安置人数众多的民族，无须对高卢忠诚的正教信徒施加恶意和过多的伤害。他可以从皇家的财产中合法获得大量经费，也可以从对高卢的征服中得到无人继承的土地，这样就能减少豪夺和籍没的酷苛需要。卑顺的省民平均分担损失后，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只有默默承受。
墨洛温王朝君主所创造的财富存在于广阔的领土上，他们在征服高卢以后，仍旧像祖先那样喜爱简朴的田园生活，放弃城市任其荒废没落。他们发行的钱币和各种特许状，以及举行宗教会议时所做的记载和铭刻都使用乡村的名字，而且他们一直住在位于乡间的宫殿中。像这样的宫殿共有160处，散布在王国的各行省。虽然有宫殿的称呼却没有人为修饰和奢侈豪华的感觉，有人对它冠以城堡的尊称，但事实上将它看成舒适的农庄更为恰当。留着长发的国王所居住的府邸，四周有进出方便的院落和畜舍，里面饲养牛只和家禽，园里种植各种蔬菜。各种手艺和买卖，农田的耕种以及渔猎的收获，只要是奴隶所担任的工作，全部都成为君主的收益。他的库房堆满粮食和酒类，可以出售或自用，整个管理工作遵照私人理财的严格规定。
克洛维和他的继承人用庞大的家产收益，供应殷勤待客的需要，赏赐忠心而又勇敢的伴护和随从，这些人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能够赴汤蹈火为君主提供个人的服务。每一个伴护被赐予的报酬不仅是一匹马或一副胄甲而已，而是按照阶级、功绩或受到宠爱的程度，被授予一块采邑。采邑最早得名于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简单方式。国君视心情的好坏来决定是否让他拥有采邑，而且这种特权的基础很薄弱，完全视国君个人是否慷慨而定。但是这种因人而定的土地所有权期限逐渐遭到废止，法兰克独立而贪心的贵族建立起合法的制度，把封地当成永久的财产并加以继承。所有权不稳固的主人会使得土地受到滥用或被忽略，这样的变革倒是会带来好处。高卢除了划给皇家和特定受益人的产业之外，还有很大部分在分配以后成为保有绝对所有权的土地，或称为萨利克人用地，可以免付贡金，这些萨利克人用地之后为法兰克人男性后裔所分享。
墨洛温王朝的帝系在血腥的内斗中无声无息地衰落。各行省崛起一批新即位的暴君，他们被称为“领主”，篡夺统治的权力，对所在地区的臣民进行毫无忌惮的压迫。势力相当的对手带着敌意抵抗，可以抑制有野心的暴君，但是法律的力量已经失去作用。亵渎神圣的蛮族敢于无视圣徒或主教的报复，毫不尊重粗俗而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邻国的主权。日耳曼人征服者喜爱狩猎，将之当成最重要的娱乐——对于公众或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使用权，罗马的法学观念认为应属大众共同所有，但是他们却对其加以严格的限制。人类凌驾于地球、空气、水中的野生居民的模糊统治权，只限于人类之中一些特别幸运的个体。高卢再度为森林所覆盖，动物要保留为领主的消遣所用。如果献殷勤的家臣蹂躏田野，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狩猎是贵族和仆从所具有的神圣特权，身为平民的违反者会受到鞭笞和入狱的合法责罚。但是在一个很少有作品提到的市民生活的时代，在皇家森林的区域内杀死一头公鹿或野牛，都是很重的罪行。
按照古代战争的通用原则，征服者成为他所制伏和赦免的敌人的合法的主人。对个人的奴役起于有利可图的动机，罗马承平时代会加以抑制，现在因独立的蛮族有无法化解的敌意，不仅再度恢复而且更为猖獗。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从获胜的远征中归来，拖着一长串的牛羊和俘虏，俘虏所受的待遇惨不忍睹。举止文雅和神态聪明的年轻人，可留在家庭里服役，但这要视主人的情绪而定，他们可能会受到宠爱也可能遭遇残酷的虐待。有用的匠人或是雇工(像是铁匠、木匠、裁缝、鞋匠、厨子、园丁、染匠和金银器匠等等)施展技术为主人服务、赚取利润。罗马俘虏没有技术而只能做粗活，根本不管过去是什么阶级，被蛮族打发去照顾牲口或耕种田地。
世袭的农奴完全依附于高卢的田地，新近得到供应所以数量一直在增加，受奴役的人民有时会因不可靠的恩惠而获得解放，但更多人受到贪婪专制的压迫，这完全要视领主的情况和脾气而定。领主掌有农奴绝对的生死大权，领主嫁女儿时，常有一大批负责各种事务的下人，被铁链锁在大车上防止逃走，当成嫁妆送到遥远的外国。罗马法律的威严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防止公民因不幸的灾难和陷入绝望之境而轻生。墨洛温王朝国王的臣民完全没有个人的自由，这种合法的自裁行为，用最可耻的条款表现出来，完全是在扼杀人性的尊严。穷人通过牺牲所有使人生美满的事物来换取活下来的希望，这种方式逐渐为胆怯的弱者和虔诚的信徒所仿效。在社会秩序动荡的时代，他们投身有势力的酋长，畏缩地拥挤在城垛的庇护下，或者追随深得民心的圣徒，围绕在神龛四周。他们表现出全心全意的降服，为尘世或精神的庇主所接纳。他们匆忙办理卖身投靠的手续，以致无可挽回地固化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连带后代子孙都受到约束。
从克洛维统治开始，一直延续了5个世纪，高卢的法律和习惯丝毫没有改变，一直致力于增加卖身为奴之人的数量，同时要固定奴役的年限。时间和暴力几乎要消灭社会的中间阶层，在贵族和奴隶之间只留下隐约和狭小的空隙。这种武断的区分被傲慢和偏见转变为民族之间的差别待遇，这种区分是由墨洛温王朝的军队和法律的力量造成的。贵族认为他们的血统来自于独立和胜利的法兰克人，就会滥用征服者无可抗拒的权力，凌越俯伏在地的奴隶和平民，将之归于高卢人和罗马人假想中的可耻家世。
征服者把法兰西这个名字强加在他所统治的国土之上，提到法兰西的一般状况和变革，就要举出一个行省、一个主教辖区或是一个元老院议员家庭的特殊例子。高卢所有独立的国家和城邦之中，奥弗涅从前一直维持着卓越的地位，勇敢进取和人数众多的居民保有一件非常独特的战利品，那就是恺撒本人的佩剑，是他在热尔戈维亚的城墙前面被击退时留下的。由于都是特洛伊人的后裔，他们认为与罗马人的联盟是一种手足之情。若每个行省都能效法奥弗涅的勇气和忠诚，西部帝国就不会灭亡，至少也可以拖延一段时日。等到他们抱着勉强的态度宣誓效忠西哥特人，也始终能够紧守自己的诺言，当他们最勇敢的贵族在普瓦捷战役中捐躯沙场，他们毫无抵抗地接受了胜利的正统教徒统治者。
克洛维的长子狄奥多里克轻易完成了征服行动，收获极为丰硕，但遥远的行省与他统治的奥斯特拉西亚两相分离，中间还有苏瓦松、巴黎和奥尔良王国，在他父亲死后为三个弟弟所继承。巴黎国王奇尔德伯特对邻接的奥弗涅那富饶的国土起了觊觎之心。奥弗涅的高地区域从南部慢慢升起直达塞文山脉，显现出森林和牧场丰富多彩的景象，山坡的两侧覆盖着葡萄园，每一处山巅都有村庄或是建造的城堡。奥弗涅的低地部分，阿列河流过优美而宽阔的利马涅平原，土壤极其肥沃，能够不停供应产量庞大的作物。根据一份伪造的报告，说是合法的统治者在日耳曼被杀，奥弗涅的城市和主教辖区被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孙子出卖，奇尔德伯特为运用秘密手段获得胜利而窃喜不已。
然而在整个民族即将进行勃艮第战争时，狄奥多里克生性自由的臣民提出威胁之词，要是他一味只顾发泄个人的愤恨，就要抛弃他的旗帜脱离他的阵营，但法兰克人很快为国王雄辩的口才说服。狄奥多里克说道：
跟随我去攻打奥弗涅!我会带领你们前往那座行省，在那里你们可以获得黄金、白银、奴隶、牲口和华贵的服饰，能够满足大家的愿望。我再次向各位提出承诺，我会将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财富当成猎物赠予你们，让你们心满意足带回自己的家园。
为了达成他的承诺，狄奥多里克失去了一个民族对他的忠诚，何况这个民族已成为亟须毁灭的对象。他的部队在日耳曼最凶狠的蛮族增援下，使奥弗涅产物丰盛的田园化为一片赤土。只有一座坚强的城堡和一个神圣的神龛，这两处地方在蛮族烧杀掳掠的暴怒中获得保全和救赎。梅罗利阿克堡坐落于险峻的山岩上，从平原拔地而起高达百英尺，整个工事范围之内有个巨大的蓄水池和若干可耕种的土地，法兰克人带着羡慕和失望的神情注视着无法攻克的堡垒。他们突击了50余位落伍的人员，俘获的人数众多，使他们感到供应的压力，于是开出微不足道的赎金，让这些可怜的受害者在生死之间可以做个选择。残酷的蛮族原本想把他们看作是反抗的守备部队，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还有一支特遣部队挥军深入布莱维斯或布里尤德，当地居民带着值钱的财物，前往圣朱利安的圣所寻求庇护，教堂大门紧闭，可以抵抗攻击的队伍。有个勇敢的士兵从唱诗班的窗户翻进去，为同伴打开进入的通道，教士和民众及祭坛上神圣的法器，全部被当成战利品掳走，在离布里尤德不远的地方进行亵渎神圣的分赃。但克洛维信仰虔诚的儿子，对于这种大不敬的行为施以严厉责罚，处死罪孽深重的为首分子，其余查不出姓名的从犯只有留给圣朱利安报复。他将这些俘虏全部释放，送回被抢劫的物品，扩大庇护的权力，将神圣殉教者坟墓周围5英里的地面都包括在内。
奥斯特拉西亚的军队从奥弗涅撤走之前，对于这个只能靠着畏惧来限制他们产生愤恨之心的民族，狄奥多里克坚持要求他们立下将来为其效忠的誓言。于是一队出身高贵的青年被选出，他们都是元老院最重要议员的儿子，将他们解送到征服者那里充任人质，作为奇尔德伯特和他的同胞诚信的保证。等到战争爆发或是有阴谋活动的谣言在流传，这些无辜的青年立即被贬为奴隶，其中一个名叫阿塔卢斯，他的冒险事迹值得我们加以叙述。等他被送到特里夫地区为主子养马后，他的祖父是朗格勒的格列高利主教，派出密探经过辛苦搜寻，终于发现孙子在担任下贱的工作。但格列高利主教提供的赎金，受到贪婪蛮族的严词拒绝，他们要求主教支付10磅黄金的天价，才肯释放出身高贵的俘虏。
后来是利奥坚持不懈的计谋才使他获得解救，而利奥是在主教厨房工作的奴隶。一个不知情的奴隶贩子很轻松地就把利奥推荐到阿塔卢斯主子的家中，蛮族用12个金币买下利奥，当知道凭着他的手艺可以享受主教餐桌的奢华和美食时非常高兴，于是这个法兰克人说道：“我在下礼拜天要宴请邻居和亲戚，你要拿出本事来，让他们见见世面，享受国王的宫廷都得不到的招待。”利奥向主人提出保证，只要提供足够数量的家禽一定会达成要求。主人真切希望获得好客的名声，贪吃的客人对他的烹调赞不绝口，手段高明的利奥逐渐获得信任，负责管理家事。过了一年后，他很谨慎低声地将他的计划告诉阿塔卢斯，嘱咐他在次晚准备逃走。到了午夜，这些酒醉的客人都离开了餐桌，利奥陪伴法兰克人的女婿到他的居处作长夜之饮，好将他灌醉以免误了大事。这个胆大包天的奴隶在完成各项危险的安排以后，进入主人的寝室把他的长矛和盾牌拿走，到马厩把跑得最快的两匹马牵出来，拔开门闩，打开沉重的大门，勉励阿塔卢斯要想逃得性命和获得自由，就要不顾一切迅速飞奔。
他们后来担心被发觉，就把马匹留在默兹河的岸边，游泳渡过河流，在邻近的森林里走了三天，靠着偶然发现的一株野生李子树维持生命。他们躲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听到马群经过的声音，对主人满面的怒容感到惊怖，听到他的宣言更是忧虑不已。要是犯罪的流亡者被抓到，有一个会被他用刀当场砍成肉泥，另一个会用绞架吊死。最后，阿塔卢斯和忠心耿耿的利奥到达兰斯一个友善改信者的住所。主人用面包和葡萄酒恢复他们衰弱的体力，把他们藏匿好免得被敌人搜出来，安全引导他们越过奥斯特西亚王国的边境，抵达朗格勒的主教府邸。格列高利带着眼泪和欢笑拥抱他的孙子，全家人都感激利奥把阿塔卢斯从奴隶的枷锁中拯救出来，然后赐给利奥一座农庄，使他的余生过着幸福和自由的生活。这个很独特的经历是阿塔卢斯亲自告诉他的表弟或侄儿，所以情节非常真实而且动人，而他的表弟或侄儿是第一个法兰克人历史学家。图尔的格列高利生于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死后60年，所遭到的情况非常类似，都是土生土长的奥弗涅人，都是元老院议员，也都是主教。因此，两者风格与感情的不同呈现出高卢的衰落，而且很明确显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人类的心灵已经丧失了多少活力和教养。
各种矛盾对立或有意为之的讹传，能够缓和或夸大高卢的罗马人在墨洛温王朝统治下所受的压制，我们现在有办法识别其中的不实之处，可以不加理会。征服者从未颁布过任何有关奴役或籍没罗马人的普遍性诏书，但是一个堕落的、会用文雅与和平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来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的民族，在凶狠蛮族的武力和法律之下，他们的财产、自由和安全必定会受到无礼的侵犯。某些人受到的伤害是极个别的、非常规的，绝大多数罗马人在变革以后还能幸存，仍旧保有财产和市民的特权。他们的土地有相当大部分为法兰克人强行取走，能够保有剩余的产业并豁免贡金倒也是件好事。同样无法抗拒的暴力扫过高卢的各种行业和生产制造，摧毁皇家专制政府精心策划和所费不赀的行政体系。省民经常为《萨利克法典》或《里普利安习惯法》的野蛮司法制度而痛心不已，但是与私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婚姻、遗嘱和继承，还是遵从《狄奥多西法典》的规定。
一个心存不满的罗马人能够表明个人的愿望，可以追求或是屈就蛮族的头衔和地位，可以获得国家的荣誉以满足个人的野心。罗马人的教育和禀性使他们特别有资格担任政府的职务，很快产生好胜之心重燃对军事的热情，可以与胜利的日耳曼人一起在队列里行军，甚至率领一支部队。我不打算列举将领和官员的名字，来证实墨洛温王朝宽容大度的政策。勃艮第最高指挥官的职位加上大公的头衔，连续委任给三位罗马人，最后一个是权势极大的马摩卢斯。他在拯救了君主政体的同时，也带来了动乱不安，出任奥顿伯爵这个职位时排挤他的父亲，后来在金库留下30泰伦的黄金和250泰伦的银块。在几个世代里，生性蛮横和大字不识的蛮族，被排除在教会的高位和神职之外。高卢的教士几乎为土生土长的省民所包办，有些甚至高居尊贵的主教职位，傲慢的法兰克人不得不俯伏在臣民的脚下。
战争中损失的权力和财富在宗教的迷信中逐渐恢复，在与尘世有关的事务中，《狄奥多西法典》是教士通用的法律，而蛮族的司法制度可以放心地用来保障个人的安全。一个副辅祭就抵得两个法兰克人，安特卢斯逊与神父受到同样的尊重，而主教的生命远高于一般标准，受到重视的程度可达900金币。罗马人用基督徒的宗教和拉丁人的语言与征服者建立联系，但相较于奥古斯都时代和使徒时代的简明纯洁，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已经堕落到极为不堪的地步。迷信和野蛮的发展迅速而普遍，对圣徒的崇拜蒙蔽了平民的眼光，让他们不再注视基督徒的上帝。条顿语的字句和发音，使农民和士兵粗俗的方言受到影响而产生讹误，然而像神圣的宗教仪式和社交的往来仍然使用拉丁语言，这就根除了出身家世和战争胜利带来的差别待遇。高卢的民族在法兰克人徒有虚名的政府统治下，逐渐变得无所适从。
法兰克人与高卢的臣民混杂以后，能够提供人类最有价值的礼物，就是法治的自由精神所形成的体系。国王的继承来自世袭但权力受到限制，在他之下，首长和律师可以在巴黎原来恺撒居住的宫殿进行讨论。邻近的场地是皇帝校阅佣兵兵团之处，现在被用来召集自由人和武士举行立法会议。在日耳曼的森林里勾画出的简陋的模式，可以借重罗马人在民治方面的智慧加以修饰和改进，但小心谨慎的蛮族要保障个人的自由独立，对政府的苦心投以轻视的眼光，每年3月的年度会议只有无疾而终。高卢的征服造成民族的分裂，几乎到达完全瓦解的程度。这样一个君主体制在司法、军备和税务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建树，克洛维的继承人在人民放弃立法和行政的权责后，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实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只是利用皇家的特权任意地掠夺和谋杀。喜爱自由使得毫无王法的法兰克人藐视秩序，而又期望享有不受惩罚的赦免权，这使得个人的野心受到鼓舞，带来耻辱的后果。
在克洛维死后75年，他的孙子勃艮第国王贡特朗，派遣军队侵入哥特人据有的塞普提马尼亚或称朗格多克地区。勃艮第的部队、贝里、奥弗涅和邻近地区都为有希望获得战利品而兴奋不已。这群乌合之众在日耳曼或高卢伯爵的旗帜下进军，攻击的力量极为衰弱以致毫无成效。然而无论是友善还是敌对的行省，在不分好坏的狂暴行动下变得残破不堪。麦田、村庄甚至教堂都被放火烧毁，居民遭到屠杀或被拖走成为俘虏。在秩序大乱的撤退中，5000名缺乏人性的蛮子死于饥饿和自相残杀。等到虔诚的贡特朗谴责首领们的罪行和疏忽，威胁要对其即刻处以极刑而不是合法的审判时，他们将不幸的状况归咎于民众无可救药的堕落和腐化。这些首领说道：“没有人再畏惧或尊敬国王、公爵或是伯爵。每个人都爱做坏事，毫无顾忌地从事犯罪的勾当，稍为加以纠正就会立刻激起暴乱。如果行事鲁莽的官员竟敢指责或制止这些叛逆的臣民，很难活着逃过他们的报复。”就是这同一个民族，用令人发指的恶行显示出过度滥用自由的结果，后来却能用荣誉和人道的精神来弥补过失，现在服从一个绝对权力的君主，从而获得安慰和尊荣。
西哥特人将绝大部分高卢所有权舍弃给克洛维，但是他们的损失在轻易的征服行动中获得丰硕的补偿，能够安全享有西班牙的行省。哥特人开始建立君主国家，很快并吞加利西亚的苏伊威王国，使现代的西班牙人仍旧能满足民族的虚荣心，但是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既没兴趣也无义务，追述他们编年史上琐碎而贫瘠的记载。高耸的比利牛斯山脉将西班牙的哥特人与其余的人类隔绝，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规章制度与一般日耳曼部族的相同之处，已经有所说明。我预先在前一章提到有关教会的重要事件，就是阿里乌斯教派的灭亡以及犹太人受到的宗教迫害，下面仅叙述若干有关西班牙王国的民事和教会制度的有趣情节。
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从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改信正统教义以后，决心对迷信与生俱来的灾祸和无意获得的福祉，表示出同样顺服的态度。但是法兰克王国的高级神职人员早在墨洛温王朝绝灭以前，就已经腐化成为战斗和狩猎的蛮族。他们对宗教会议的用处抱着藐视之心，忘记自制和守贞的戒律，把僧侣修道誓约的公益置之不顾，情愿沉溺于个人的野心和奢华之中。西班牙的主教洁身自爱所以才能获得大众的尊重，他们紧密团结就能掩盖所犯的恶行，稳固在尘世的权威。教会有合于情理的纪律规范，就能用和平、秩序和稳定引导政府的作为。从第一个信奉正教的国王雷卡瑞德，到不幸的罗德里克再到随后接位的威提札，连续召开16次全国宗教大会。6个大都市托莱多、塞维尔、梅里达、布拉加、塔拉戈纳和纳博讷，分别由资深总主教担任主席，会议由所属主教组成，如果自己不能参加也可派出代表，同时要留下一个位置给最神圣最富有的西班牙修道院院长。在前三天的会议中，大家热烈讨论教会有关教义和纪律的问题，俗家人士不得参加他们的议程，而这些过程都在庄严的仪式下进行。第四天的早晨打开大门，迎进皇宫的高阶官员、行省的公爵和伯爵、城市的法官和哥特贵族，经由人民的同意批准天国的教令。省民大会也采用类似的规定，授权年度宗教会议听取人民的诉愿，可以补救受到冤屈的判决。
西班牙的教士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支持一个合法的政府。以往在每一次的变革中，主教总是时刻准备着奉承胜利者以及羞辱败亡者，尽力燃起宗教迫害的火焰，使法冠凌驾于皇冠之上，辛勤的工作获得很大的成就。在托莱多的全国宗教大会中，蛮族的自由精神受到教会政策的安抚和指导，为了国王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制定若干见识卓绝的法律。王座虚悬时由主教和内卫军共同决定接位人选，等到阿拉里克帝系断绝以后，帝王的宝座仍旧限于血统纯正和出身高贵的哥特人。教士为合法的君王举行神圣的涂油仪式，总是推荐或亲自履行忠诚的职责。臣民如果敢抗拒国君的权威、密谋夺取国君的生命，或是与国君遗孀不道德地结合，完全违反守贞的节操，教士就会发出宗教的谴责。但是国君在登上宝座以后，就会受到人民与上帝相互誓约的限制，他必须对得起他们对他的信任，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国王施政工作最大的缺失，无论出于事实还是想象，在于受到有势力的贵族阶层的控制。主教和内卫军受到基本特权的保护，那就是不得罢黜、入狱、刑求或处死他们，除非经过同侪自由而公开的审判，才可以处以流放或籍没。
在托莱多召开一次立法会议，对于从残暴的尤里克到虔诚的伊基卡，连续几位哥特国王所编纂的法典，进行审查以后加以核定。长久以来西哥特人满意于祖先遗留下的极为简陋的习惯法，纵容阿基坦和西班牙的臣民仍旧享用罗马法。经过几个世代在技艺、政策和宗教方面的改进，激励他们模拟或取代外来的制度，拟定有关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典，施用于人数众多而又团结合作的民族。同样的义务和特权颁授给西班牙君主国的各民族，征服者在不知不觉中抛弃条顿土语，情愿接受平等所带来的约束，提升罗马人的地位，让他们共享自由的权利。在西哥特人统治下，这种公正无私的政策所产生的优点，由于西班牙所处的特别位置而得以发扬光大。基于宗教方面无法妥协的差异，省民长期与阿里乌斯教派的主子形成离心离德的局面。等到雷卡瑞德改变信仰，才破除正统教会所秉持的成见。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地中海的海岸地区，仍然为东部皇帝所有，他们在暗中煽动不满的民众，要除去蛮族加在身上的枷锁，极力鼓动他们要维护罗马公民的名声和尊荣。要让产生疑虑的臣民保持忠诚，最有效的方式是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在叛乱中所冒的风险，大于他们从革命中所获得的好处。人类的天性是去压制自己痛恨和畏惧的人，一个与此相反的体系所表现的睿智和仁慈，使人不得不衷心钦佩和赞扬。
当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分别在高卢和西班牙建立王国时，西部第三大行政区不列颠为撒克逊人所征服。自从不列颠与罗马帝国分离后，产生了很多流传的轶事，就读者来说，为最无知的人所熟悉而为最有见识的人所忽略，我对此毫无责怪之意，只是表明不愿接受的立场。撒克逊人运用桨橹和战斧的本领高超，却不谙文字，无法使建立的功勋永垂不朽。省民回到未开化的状态，忽视了描述他们国家的毁灭。在罗马的传教士重新燃起学术和基督之光以前，可疑的传统几乎绝灭殆尽。吉尔达斯大肆宣扬的主张、内尼乌斯的断简残篇或无稽之谈、撒克逊人的法律和编年史中无人注意的暗示，以及年高德劭的比德为教会所做的记述，这些都被后来的作者乐于引证，有时还会根据想象加以修饰润色，我对这些作者的作品既不会批评也不会采用。然而帝国的历史学家有意探索这场变革，直到这个行省完全从眼前消失。就是一个英国人也会抱着好奇心，想要知悉蛮族建国的状况，因为他的姓氏、他的法律甚或他的家世全部渊源于此。
罗马政府解体后约40年，沃尔蒂格恩对于不列颠的王侯和城市，看来已经获得最高指挥权，虽然建立的根基还不够稳固。这位不幸的国君遭到举国一致的谴责，原因出在他那软弱无力而且后患无穷的政策，他邀请实力强大的外族来抵制国内敌人的缠斗。那些心情极为沉重的历史学家认为，他派遣的使臣前往日耳曼海岸，在撒克逊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哀怜的讲话。这些黩武好战的蛮族决定用战船和军队，帮助遥远而未知岛屿的恳求者。要是不列颠确实不为撒克逊人所知，也就不会受到那样多的灾难。罗马政府的实力不足以保护临海的行省，抗拒日耳曼的海盗，已经形成分离的独立国家，更会暴露在他们的侵犯之下。撒克逊人有时会默许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加入，联合起来进行掠夺和破坏。沃尔蒂格恩的敌人在四面环伺，他的王座和人民随时会受到攻击。处于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对各种危险加以平衡。撒克逊人的海上力量可以成为最危险的敌人，也可能是最有助益的盟友，所以他宁可与这些蛮族建立联盟关系，这样说来他的政策不仅值得赞许而且理由非常充分。
亨吉斯特和霍尔萨带着三艘船沿着东部海岸航行，沃尔蒂格恩答应付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负责不列颠的防务。他们凭着大无畏的精神，很快把国家从喀里多尼亚的侵略者手中解救出来。萨尼特岛是个安全而肥沃的地方，被分配给蛮族协防军作为他们的居留地，按照协定充分供应所需的衣物和粮食。良好的接待激励了5000名战士以及17艘船的家属一起前往投效，及时到达的强大援军，使亨吉斯特初期的战力很快得到提升。狡猾的蛮族对沃尔蒂格恩提出明显有利于他们的建议，要在邻近皮克特人的地方为忠诚的盟友建立一个殖民区。有40艘船的第三支船队，在亨吉斯特的儿子和侄儿的指挥下从日耳曼发航，对奥克尼岛大肆蹂躏。
接着有一支新来的部队在诺森伯兰海岸下船，这个地点在神圣的岛屿对岸，位于不列颠最北端。祸患很容易被预知，却往往无力制止，这两个民族因相互猜忌带着怒气分道扬镳。撒克逊人夸大他们的作为，对于忘恩负义的民族深表不满。不列颠人也感到极为懊恼，他们花费庞大的报酬，还是无法满足傲慢佣兵贪心的胃口。畏惧和憎恨的动机激起不能善了的争执，撒克逊人拿起武装完成备战。他们在一次欢宴中犯下谋叛作乱的大屠杀，破坏了维持和平与战争的正常沟通关系，彻底摧毁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亨吉斯特胆大包天竟然想要征服不列颠，规劝他的族人把握光荣的机会。他生动描述土地的肥沃、城市的富裕、土著怯懦的习性，以及这个面积广大孤悬海外的岛屿那交通便利的位置，撒克逊人的船队可以从四面八方进入，毫无阻碍。就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内，不断建立的殖民区都来自易北河、威悉河和莱茵河的河口，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日耳曼三个英勇的部落或民族：朱特人、古老的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朱特人在亨吉斯特专有的旗帜下作战，他领导族人在光荣的路途上冲锋陷阵，在肯特建立第一个独立王国。
冒险事业所获得的响亮名声要归功于最早的撒克逊人，这个民族的国号在征服者的普通法和语言里都曾经被提到，那是5世纪末叶建立在南不列颠的君主国。盎格鲁人以人数众多和非凡的成就而闻名后世，他们在这个国家奠定不朽之名，且占据了最广泛的区域。蛮族为了在海洋或陆地达成剽掠的愿望，不知不觉间与这三者同盟混杂在一起。弗里西亚人受到邻近不列颠海岸的诱惑，曾经短暂权衡本土的撒克逊人所具有的实力和名气；丹麦人、普鲁士人和鲁吉亚人隐约被提及；还有一些偶尔迁移到波罗的海的匈奴人，为了征服新世界登上日耳曼人的船只。但这个艰巨的成就，并非由这些民族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准备和执行而达成的。每一个勇气十足的酋长根据他的名声和财富，集合一群追随者，装备一支有3艘甚或60艘船只的船队，选择要攻击的地点，至于后续的行动则受到作战状况和个人利益的支配。
很多英雄人物在不列颠的入侵中败下阵来或丧失性命，只有7位胜利的首领能获得并维持国王的头衔，撒克逊七国联盟是征服者设立7个独立的王座。这七个家族中有一个在女性继承的传统下，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七个家族的血脉都可以追溯到神圣的战神沃登。当然也可以声称，这些共和国有一个代表民意的议会和大权在握的官员，使国王的行为受到节制，但是像这种虚有其表的政略架构，根本就违反撒克逊人粗鲁和狂暴的天性。他们的法律只有保持缄默，他们那不完美的编年史，只能提供对内部争权夺利黑暗而血腥的描述。
有一个对尘世生活毫无所知的僧侣，竟敢负起历史学家的责任，对于不列颠从西部帝国分离那个时代的状况，提供错误的论点，有的地方根本是不知所云。吉尔达斯用华丽的辞藻描述农业的进步，国外的贸易随着每一次的潮水进入泰晤士河和塞文河，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建筑物，都有坚实而高耸的结构，他指责不列颠的人民过着罪恶的奢侈生活。但他又说，这个民族连最简单的技艺也付之阙如，要是没有罗马人的帮助，根本无法提供石筑的边墙和铁铸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国土。
不列颠在皇帝长期统治之下，助长了文雅和奴化的风气，逐渐变成罗马的行省，安全完全依靠国外的武力。霍诺留的臣民用惊讶和恐惧的眼光，注视新近获得的自由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民政和军事的组织，那些地位尚不明确的统治者缺乏应有的技巧、勇气和权威，无法指挥由民众组成的部队来对付最平常的敌人。引进撒克逊人暴露了内部的衰弱，君王和人民因自身地位的下降，难免产生愤懑之情，这就更增加了危险。缺乏团结的精神导致难以想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疯狂的党派倾轧使大家渴望找出错误并将之归咎于对手而非防止状况恶化。然而不列颠人并非无知之辈，并非不会制造和运用武器。撒克逊人持续不断和混乱不堪的攻击，使他们在惊愕之余清醒过来，无论战事顺利还是不利，都能增进土著勇士的纪律和经验。
就在欧洲和非洲大陆屈从于蛮族毫无抵抗时，不列颠在外无奥援的情况下，独自进行英勇而效果不彰的长期奋斗，对抗势不可当的海盗。撒克逊人几乎在同一时刻，袭击北部、东部和南部的海岸。居民决心要保护城市，通过辛苦的工作加强了各种防御设施，使山岭、森林和沼泽能够发挥地形之利，令敌人每征服一个地区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当代的编年史家很明智地保持缄默，这是撒克逊人失利的有力证据。亨吉斯特一心想征服不列颠，但在长达35年的非常活跃的统治期间，他的雄心壮志只限于据有肯特而已。他在北部开拓的很多殖民区，也都被不列颠人的刀剑所绝灭。
西撒克逊君主国经过好战家族三代不屈不挠的努力，历尽艰辛终于奠定了基础。策尔迪克是沃登最勇敢的子孙，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汉普夏和怀特岛的征服，在巴当山之战中的巨大损失，使他落于羞辱难当引恨长眠的悲惨结局。他那作战英勇的儿子肯里克向着威特夏前进，开始围攻索尔兹伯里，率先占据了有利的制高点，击溃前来解救城市的一支军队。没过多久又发生了莫尔伯勒之战，不列颠敌军展现出他们的兵法，部队部署成三线阵列，每一线的队列包含三种不同的兵种，包括骑兵、弓箭手和长矛兵，这种布阵的形式是参考罗马人的战术原则。撒克逊人形成有力的纵队发起冲锋，用短剑勇敢迎战不列颠人的长矛，保持势均力敌的激战一直持续到黑夜来临。在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中，三位不列颠国王战死，加上塞伦塞斯特、巴斯和格洛斯特的投降，使策尔迪克的孙子索林建立了名声和权威，他率领获胜的军队进入塞文河两岸。
经过100年的战争以后，独立的不列颠人仍旧据有西部海岸整个区域。从安东尼边墙直到康沃尔最远的海岬，内陆地区的城市依然反对蛮族的武力。随着攻击者的数量和勇气不断增加，抵抗变得衰弱无力，缓慢而痛苦的努力赢得了持续的发展。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其余各族的联盟，从北部、东部和西部进军，一直到胜利的旗帜在岛屿的中央会师。不列颠人退过塞文河，仍旧保持民族的独立。撒克逊七国联盟甚或成为君主国以后，不列颠人还幸存在一隅尚未灭亡，勇敢的战士宁可死亡也不愿受到奴役，在威尔士的山区建立起安全的庇护地，康沃尔拖延了一段时日才勉强降服。有一支流亡队伍靠着自己的打拼，也或许是受到墨洛温王朝国王的善意收留，在高卢获得了一个根据地。阿摩里卡的西部海角得到“康沃尔”或“小不列颠”之类的新称呼。奥西斯米的空旷之地有陌生的民族进居，在伯爵和主教的权威统治下，保存祖先的法律和语言。等到克洛维和查理曼的后裔势力衰退时，阿摩里卡的不列颠人拒绝缴纳惯常的贡金，占领邻近的瓦讷、雷恩和南特等地区，成为势力强大的属国，统一在法兰西的君权之下。
在一个世纪永无间断也难以善罢的战争中，不列颠人尽力运用勇气和技术来保卫不列颠的安全。然而，如果勇士的功勋被埋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我们也无须怨天尤人，无论人类是否缺乏知识或德行，每个时代因流血或战争而显赫一时的行为，总是多得不胜枚举。沃尔蒂格恩之子沃尔迪默的坟墓，构建在海岸边上，作为对撒克逊人战无不胜的标志，他曾在肯特的战场两次击败他们。安布罗修斯·奥勒良的出身可以追溯到罗马的贵族世家，他为人谦逊有礼而又骁勇善战，世人推崇他光辉的成就，直到最后战死沙场。但是每个不列颠人都被亚瑟的威名所掩盖，他是南威尔士西卢尔人的世袭诸侯，后来成为民族推选出来的国王和将领。要是按照最合理的记载，他在12次连续的战斗中，击败北部的盎格鲁人和西部的撒克逊人。
但是在一个人心沦丧的时代，忘恩负义的人民和国内频仍的灾祸给英雄带来无穷的苦难。他的一生事迹比起那惊天动地的名声可以说是实有不逮。威尔士和阿摩里卡的吟游诗人名不见经传，撒克逊人痛恨他们，其余的世人对他们一无所知。经过他们粗枝大叶的修饰润色，把亚瑟的功业当作传统保存有500年之久。诺曼人征服者高傲又好奇，想要探究不列颠古老的历史，带着心仪而又深信的态度倾听亚瑟的传奇故事，热烈赞誉一个君王彪炳的战功，将不共戴天的仇敌撒克逊人打得落花流水。蒙茅思的杰弗里将他的罗曼史用拉丁文改写，后来才译成大众所喜爱的方言。虽然情节的安排毫无条理，但是文字非常华丽动人，就经验、学识和想象力而言完全是12世纪的风格。一个弗里吉亚殖民区建立的过程，从台伯河发展到泰晤士河，很容易转用埃涅阿斯的神话，说亚瑟的皇家祖先渊源于特洛伊，与恺撒有姻亲的关系。他的纪念物装饰着所征服的行省和皇家的标志，在丹麦的胜利报复了他的国家最近所受的伤害。不列颠英雄的侠义豪勇、宗教迷信、欢宴盛会、马上比武以及圆桌武士的规范，完全抄袭骑士制度风行一时的言行准则。
乌瑟之子流传于世的奇闻轶事，比起诺曼人历尽艰险所创建的英勇事业更不可信。进香朝圣和圣地之战将阿拉伯人魔法的各种神迹传入欧洲，像是神奇的精灵、硕大的巨人、飞行的恶龙以及令人销魂的后宫，混杂着西方比较简单的神话。不列颠的命运离不开梅林的法术和预言。亚瑟以及圆桌武士的罗曼史符合大众口味，每个民族都要自行引用并加以修饰，连希腊和意大利都称颂他们的名字。对于兰斯洛特爵士和特里斯特拉姆爵士卷帙浩繁的故事，君主和贵族抱着虔诚的态度加以研读，对古代真正的英雄和历史人物反而不理不睬。终于科学和理性之光再度燃起，符咒和魔诫全部破灭，幻想的神话已经消失，公众的意见很自然地发生转变。当前这个时代过于现实，甚至怀疑亚瑟是否真有其人。
如果抵抗不能避免被征服的结果，那么反而会增加征服带来的痛苦。过去的征服从来没有像撒克逊人那样产生这么多的恐怖和蹂躏，他们憎恨敌人的英勇，藐视条约的诚信，破坏基督教信仰最神圣的事物而毫无羞愧之心。几乎在每个地区的战场上都能看见累累白骨，倒塌塔楼的残破碎片沾染鲜血。安德里达被攻破时，幸存的不列颠人无分男女老幼全被屠杀在废墟之中。诸如此类的灾祸在撒克逊七王联盟时代屡见不鲜，罗马人苦心经营在不列颠培养的技艺、宗教、法律和语言，为蛮族的继承者彻底根绝。等到主要的教堂被毁以后，主教拒绝殉教者的冠冕，带着神圣的遗物退到威尔士和阿摩里卡。剩下的教民缺乏精神食粮，宗教的仪式无法举行，福音的训诲难以记忆，基督教在无形中受到查禁，不列颠的教士或许可以从诅咒崇拜偶像的外来者得到一点安慰。
法兰西国王让罗马臣民继续拥有特权，但是凶暴的撒克逊人践踏罗马和皇帝的法律。民事和刑事的审判程序、职位的头衔、官吏的编制、社会的阶层，甚至有关个人权益的婚姻、遗嘱和继承，最后都遭到废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成为奴隶，这些受到歧视的群众为传统的习惯法所统治，这些法律都是由日耳曼的牧人和海盗草率制定的。罗马人所教导的有关学术、贸易和社交的语言，在荒芜和孤独的环境中被人遗忘。日耳曼人采用相当数量的拉丁语和凯尔特语单词，用来表达他们的新需要和新想法。但这些大字不识的异教徒仍保有和运用民族的方言，几乎每个人的姓氏都表明了他们所具有的条顿人的血统，特别是在教会或政府服务的人士更为显著。英格兰的地理名词通常用外国的特征和称呼来叙述。如此迅速而彻底的重大变革很不容易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它会激起人的怀疑，那就是移植在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不如在高卢和西班牙那样根深蒂固，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像薄薄一层光亮的油漆刷在这片国土和居民粗俗的习气表面。
这种奇特的变化使得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相信，不列颠的省民全部遭到绝灭。外来人口不断地注入以及日耳曼殖民区迅速增加，使空旷的土地再度有人居住。据说有30万撒克逊人服从亨吉斯特的召集命令，盎格鲁人整族迁移使得故乡一片荒芜，那个时代的比德证实确有其事。要是把他们散布在收获丰富的荒野，行动不受任何限制，加上粮食非常充足，就我们的经验可以知道，人类必然能够自然繁衍。撒克逊王国将其最近的探索和养殖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市镇的规模很小，与村庄相隔的距离很远，对农耕漠不关心而且毫无技术可言，一亩最好的土地只能豢养四头绵羊，放弃很大面积的树林和沼泽任其荒废以致草木丛生。像达勒姆这样一个现代的主教辖区，整个区域从泰恩河延伸到蒂斯河，回到蛮荒森林毫无人烟的原始状况。数量稀少的人口，在几代之内会由英国的殖民区来补充。
但是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来看，这些都不足以证明下面这个不近情理的臆测，说是在不列颠的撒克逊人一直独自留在他们征服的荒原中。嗜杀的蛮族在巩固统治和满足报复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保存没有抵抗的地区的农夫和牲口。在一次次接连的变革中，忍辱图存的群众逐渐成为新主子所拥有的财富，基于相互的需要只有默认群众向主子提供劳务，主子支付相应报酬(食物)的互利的契约关系。威尔弗里德是萨塞克斯的使徒，由于皇家改变宗教信仰，使他获得了奇切斯特附近的塞尔西半岛作为送给他的礼物，连带所有的居民以及他们的家产，一共是87户家庭。他立即解除他们在宗教和世俗方面所受的束缚，之后250位男女奴隶在大恩大德的主子手上接受洗礼。
萨塞克斯王国的领地一直从海岸延伸到泰晤士河，包括7000户人家，其中1200户位于怀特岛。要是我们根据这个并不可靠的资料加以计算，英格兰大致有100万从事农耕的佣工，也可以称为半自由的农奴，依附在专制地主的产业上。贫穷的蛮族想把自己的小孩或是本人出售，成为永久的奴隶或是卖到国外，然而给予国内奴隶的特别豁免权，足以显示他们的数量比外来者和俘虏要少得多，这些奴隶因战争而丧失自由或是改变主人。当时间和宗教逐渐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凶狠的天性变得和缓，法律促使他们经常实施解放奴隶的行为，例如具有威尔士或坎布里亚血统的臣民，获得次级自由人这种相当有利的身份，可以拥有土地，具备参与市民社会的权利。对新近降服的凶狠民族而言，让他们居于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地境之内，这种比较温和的待遇可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威塞克斯明智的立法者伊纳，用国内联姻的方式将两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在撒克逊君主的宫廷中，萨默塞特的四位不列颠领主居有显赫的地位。
独立的不列颠人显然再次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从最初起他们的教化就不够完美。敌人使他们与其余的人类隔绝以后，他们立刻就变成正统基督教世界诋毁和憎恶的对象。威尔士山区仍旧奉行基督教，只不过教士受戒的方式不同，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不一而已，但这些粗俗的分裂分子非常固执，抗拒罗马教皇专横的命令。不列颠人逐渐放弃使用拉丁语后，等于被剥夺了技艺以及意大利传授给撒克逊改宗者的学识的权利。凯尔特语和西部的方言在威尔斯士和阿摩里卡保存和传播开来。吟游诗人伴随着德鲁伊教，直到16世纪仍然受到伊丽莎白朝法律的保护。他们的首领是彭格维恩、阿伯尔弗劳或卡马森这些宫廷中受人尊敬的官员，像国王的仆从一样跟随参战。他在会战的战场上唱着歌，让战士知道不列颠君主在激励大家的斗志，也可以随意劫掠。战利品中最好的小母牛是歌者可合法要求的奖赏。在他下面的次级执事人员，人声和器乐歌咏队的队长和成员，在各自的巡回区内拜访皇室、贵族和平民家庭。公共的财产几乎被教士耗用一空，在吟游诗人苦苦不断求索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他们的职位和功劳在严格考验下受到肯定，对超自然启示的强烈信念更提升了诗人和听众的想象。凯尔特人最后的自由安息之地是高卢和不列颠极北边区，畜牧较农耕更为合适。不列颠人的财产是他们的牛马和羊群，牛奶和肉类是他们的日常饮食，面包被看成外国的奢侈品而遭到拒用。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威尔士的山区和阿摩里卡的沼泽中，但是人口的快速增加，被恶意地归罪于一夫多妻，这些任性的蛮族家中会有10房妻室和50个子女。他们的脾气冲动而又暴躁，不论是行动还是说话都很大胆放肆。他们不了解和平的艺术，在国外和国内的战争之中交替发泄他们的热情。阿摩里卡的骑兵、格温特的长矛兵和梅里奥尼斯的弓箭手同样知名于当世，但他们生活贫苦，没有能力购置盾牌和头盔，吨位过重妨碍到散开作战时的速度和灵巧。希腊一个皇帝对不列颠的状况感到好奇，英国最伟大的国君之一觉得有必要让他好好了解。亨利二世以其个人的经验声称，威尔士被一群裸体的武士所占据，他们迎战全身甲胄的敌人，毫无畏惧之感。
通过英国的革命，科学与帝国的界限都缩小了。笼罩在岛国上方难以透视的乌云，最早是被腓尼基人发现并开始清除，后来被恺撒运用武力完全驱散，现在再度堆积在大西洋的海岸，一个罗马行省再度在大洋的岛屿中消失无踪。在霍诺留统治时代的150年后，当代有位严肃的史家，叙述这座遥远岛屿令人惊异的事物：一条古老的边墙将它分隔为东西两部分，这是生与死的界线，更合适的说法是隔开真相和虚构的界线。东部是美好的国度，居住着文明开化的民族，空气清新宜人，水源纯净充足，土地收成丰硕；越过边墙就是西部，空气传染致命的疾病，地面都是毒蛇，这一凄凉的废墟是死者的亡魂的安息之地，尸体在大量的船只和活人划桨手的操纵下，从对岸运送过来。
法兰克人的臣民中有些家族是渔人，免除缴纳贡金，原因是神秘的任务需要大洋的卡隆来执行。每一个轮值人员在午夜时分接受召唤，像是听到鬼魂在呼叫自己名字的声音。他已经感受到他们的重量，感觉受到未知而又无可抗拒力量的驱策。经历这种如梦幻境以后，我们非常惊异地读到，这个岛屿名叫布列提亚，横卧于大洋之中，面对莱茵河口，离大陆的距离不到30英里，为弗里西亚人、盎格鲁人和不列颠人三个民族所拥有。有些盎格鲁人随着法兰西使臣的队伍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通过这些使者，普罗科皮乌斯也许会被告知一个独特而并非不可能的冒险故事，这一故事是在宣扬一个英国女杰的大无畏精神，而不是她的美好气质。她被许配给瓦尔尼人的国王拉迪格尔，这个日耳曼的部落邻接海洋和莱茵河，但是变心的爱人基于政治的动机，打算要娶他父亲的遗孀，也就是法兰克国王狄奥迪伯特的姐妹。盎格鲁人的公主受到遗弃，并没有自怜自怨，而是要报复所受的羞辱。据说她那些好战成性的臣民，不知道运用马匹，甚至没见过马。但她率领一支有400艘船和10万士兵的船队，从不列颠勇敢航向莱茵河口。在一次会战失败后，被俘的拉迪格尔恳求胜利的新娘大发慈悲。她原谅了让自己受到无礼冒犯的敌手，将之释放，然后迫使瓦尔尼人的国王要以荣誉和忠诚，善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这次英勇的战绩显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的海上作战行动。他们就是因为掌握航海的技术，才能称霸大洋建立不列颠帝国，但这些技术很快就为傲慢的蛮族所忽略，怠惰的心态使他们放弃处于岛屿位置的通商优势条件。七个独立王国激起持续不断的争执，不列颠世界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很少想到要与大陆的民族建立联系。
我已经竭尽全力叙述完了大约5个世纪的罗马帝国衰亡情况，从图拉真和两位安东尼皇帝的幸福时代，直到西部帝国被彻底消灭。在最后这段灾祸丛生的期间，穷凶恶极的撒克逊人与当地土著争夺不列颠的主权，高卢和西班牙被强大的法兰克王国和西哥特王国瓜分，加上苏维汇人和勃艮第人的附庸王国还要分一杯羹，阿非利加惨遭汪达尔人残酷的迫害和摩尔人蛮横的骚扰。罗马和意大利的疆域直达多瑙河两岸，普遍受到蛮族佣兵的侵犯，这些纵兵殃民的暴政为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所接替。帝国所有的臣民，只要他们使用拉丁语，享有罗马人的特权，就全都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和摧残。日耳曼一些获得胜利的民族，在欧洲的西部诸国就生活方式和政府架构方面建立新的体系。君士坦丁堡的君王成为奥古斯都实力软弱而虚有其名的继承人，隐约之间表现出罗马的威严。不过，他们还继续统治从多瑙河到尼罗河及底格里斯河的东部地区。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为查士丁尼的武力所推翻。希腊皇帝的漫长历史过程能提供很多意义深远的教训和令人兴趣盎然的变革史实。
希腊人在整个国家被贬为行省后，还认为罗马人的胜利并非来自才能，而是共和国的运道。任性而为的女神盲目派发和施舍恩惠，现在情愿(这是当时的奉承用语)收起双翼，从地球顶端飞下来，把不朽的皇座安置在台伯河畔。一位智慧甚高的希腊人以哲学家的精神，写出他那时代的历史巨著，向国人揭示罗马的伟大在于有深厚基础，让国人勿再存有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之感。
罗马市民彼此间的忠诚，来自教育习性和宗教传统，对国家亦复如是。荣誉与德操是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有雄心壮志的市民都竭尽全力，以求得到举行一次凯旋式的殊荣。罗马青年看到家中悬挂的祖先画像，油然而生奋发图强之心，要与同侪比个高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后终于建立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人民会议的自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和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员所具有的执行权力全部结合起来。每当执政官展示出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市民都受到誓言的约束，要拔出刀剑为国家效命，一直到完成10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运用此一立意完善的制度，可以把新生一代的自由人和士兵源源不绝送上战场。同时数量庞大的军队还会得到意大利诸多城邦的增援，这些盟友不仅黩武好战，而且人口众多。他们过去与罗马人为敌，在经过英勇抵抗后终于屈服，最后结成齐心合力的同盟。那位见识恢宏的历史学家，激起小西庇阿追求立德立功的雄心，也曾亲眼目睹迦太基的毁灭。在他的著作中精确描述罗马的军事制度，诸如征兵、武器、训练、指挥、行军、扎营；指出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较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还要更胜一筹。波利比阿斯根据平时与战时的制度，推断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成就，在于无视恐惧和弃绝安逸。极具野心的征服计划，虽然会因敌人及时的筹谋而遭受挫败，但一定要尝试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毫无正义可言的摧毁行动，获得以谨慎和勇气为重的政治德行的支持。共和国的军队有时在会战中被敌人击败，但是最后还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们以矫健的步伐向着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大西洋进军，那些用来代表各民族和国王的金像、银像和铜像，一个个都被罗马王国的铁拳击得粉碎。
一个城市的兴起最后竟然扩张成为一个帝国，这样奇特的现象，值得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但罗马的衰亡是伟大到达巅峰状况后，非常自然而且无法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向成熟，毁灭的因素随着征战的扩张而倍增。一旦时机到来，或是意外事件的发生移去人为的支撑，庞大无比的机构无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压力而倒塌。这种毁败的过程非常简单而明显，让我们感到奇怪的并非罗马帝国为何会灭亡，而是帝国怎么能维持这样长久。百战百胜的罗马军团进行遥远的战争，沾染异国和佣兵的恶习，先是压制共和国的自由权利，接着侵犯皇帝的统治权威。皇帝为维护个人的安全和公众的和平而担惊受怕，但却束手无策，只有采用低劣的权宜之计，放松对军纪的要求，结果使他们把君王当成敌人一样予取予求。军事政府的组织松散，缺乏进取心，最后为君士坦丁带有私心的制度所摧残，从此罗马世界为蛮族的洪流所淹没。
经常有人提到罗马的衰亡应归之于帝国中枢移动所在的位置，但本书表明的观点是政府的权力是分割而非转移。东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帝座，这时西部仍旧有皇帝定都在意大利，声称自己对军团和行省享有同等的继承权利。双重统治所造成的危险情势，不仅损伤帝国实力，也酝酿对立的恶行，增加一项可供压迫和专制体系运用的工具。在狄奥多西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产生的竞争，不是谁的才能和功勋更出众，而是谁更奢华和颓废地生活。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在遭遇极大的灾祸时，会团结一心，但对衰亡的王国而言，只会加速内部倾轧。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宠臣相互仇视，把国家出卖给共同的敌人。拜占庭宫廷漠不关心甚至难掩喜悦之情地看待罗马的羞辱、意大利的灾难和西部的沦陷。在后续几代的统治中，两个帝国恢复联盟关系，但东部的罗马人在给予援助时，一直保持拖延、迟疑和应付的心态。希腊和拉丁两个民族的分裂，因为永远存在着语言、习俗、利益和宗教的差异，最后变得水火不容。但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态也产生有利的结果，证明君士坦丁的判断非常正确，在长时间的衰败过程中，固若金汤的城池多次击退蛮族的大军，保护亚细亚的财富。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们都能控制住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海峡。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应该说有助于东部的存续，而非导致西部灭亡。
宗教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来生的幸福，但要是听到有人提到基督教的引入和泛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若干影响，也不必表示惊讶和气愤。教士不断宣讲忍耐和退让的教义，奋发图强的社会美德就会受到阻挠，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公家和私人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被奉献给慈善事业和宗教活动，而且这种需索永无止境。士兵的薪饷浪费在成群无用的男女身上，他们把斋戒和禁欲看成唯一可供赞扬的长处。信仰、热诚、求知及世俗才有的怨毒情绪和争权野心，燃起神学争论的火焰。教会甚至国家都陷入宗教的派系倾轧之中，这种斗争极其惨烈且永远无法和解。皇帝的注意力从军营转到宗教会议，罗马世界遭到另一种崭新形式的暴政压榨，受尽迫害的教派成为国家躲在暗处的敌人，然而朋党的精神无论多么有害和荒谬，却成为团结或分裂的基本原则。来自各地教会的1800名主教，向一位有正教信仰的合法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理念。他们经常举行会议，不断通信，使相距遥远的教会保持密切联系。正统教会在属灵层次的联盟，可以强化福音书的博爱精神，当然在某些方面也会加以制约。僧侣保持无所作为的神圣性质，在一个奴性十足和牝鸡司晨的时代倒是大受欢迎。但要是迷信不能提供一条安全的退路，产生的种种败德恶行会诱使一无是处的罗马人，在更卑鄙的动机驱使下抛弃共和国的旗帜。宗教的训示只要能满足或肯定信徒的自然意向，信徒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基督教纯正的真正的影响力，可以从它对北部的蛮族入教者产生的有益作用中去寻找。当然，其中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基督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那么胜利的宗教却减轻了颠覆带来的冲击，缓和了征服者残暴的心性。
如此重大的变革对现在这个时代可以产生教诲的作用。爱国人士的职责完全是为了增进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但一个哲学家应该有更高瞻远瞩的眼光，把其居民已到达同样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权力的均衡仍会发生上下的波动，我们自身和邻近王国的繁荣会交替起伏，但局部的事态对整体的幸福状况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损及欧洲人及其殖民地那些明显有异于其他人类的艺术、法律和习俗体系。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极为关切的好奇心去探索，想要知道欧洲是否处于这些灾难的威胁之下，这些灾难在过去曾一再破坏罗马的军备和制度。或许同样的反思会向我们说明那个强大帝国的崩溃，并使我们了解到可能确保我们安全的下列因素。
其一，罗马人不知道所面临的危险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有哪些敌人。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充满无数狩猎和游牧的民族，他们贫穷、贪婪且暴乱，凶狠好斗，急切地渴望掠夺别人劳动的成果。蛮族世界很快受到战争冲动的刺激，遥远的中国发生的变革会动摇高卢和意大利的和平，匈奴人从获胜敌人面前逃走，转向西方进军。这股汹涌的洪流因俘虏和同盟的增加而声势日益浩大，那些被匈奴人击败后逃跑的部落，反而被激起了战斗的精神。无数蛮族队伍用逐渐累积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要是位于前列的战士遭到消灭，留下的空位立刻有新来的攻击者补充，势不可当的民族大迁移已不再仅仅来自北方。
当下长期的安宁一直被归因于人口的增加，但实际上这是工艺和农业进步的必然结果。日耳曼不再是一些散布在森林和沼泽之中的简陋村落，现在已经可以提供一份名单，上面列着2300个有城墙的市镇。丹麦、瑞典和波兰先后建立基督教王国，汉萨同盟的商人和条顿的骑士，沿着波罗的海海岸把殖民地一直推展到芬兰湾。俄罗斯从芬兰湾到东部海洋现在已经形成实力强大和文明进步的帝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被引进到伏尔加河、鄂毕河和勒拿河的两岸地区，连最凶狠的鞑靼游牧民族都受到教训，只有降服归顺。独立的蛮族统治被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之内，卡尔梅克人或称乌兹别克人的残部为数有限，组成的军队对欧洲大共和国已不能构成威胁。然而表面上的安全不能让我们忘记，新来的敌人和意料之外的危险，仍有可能在名不见经传的民族中出现，甚至所在的位置从世界地图上都无法找到。阿拉伯人或称萨拉森人征服的地区从印度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过去一直在贫困和卑贱中过着悲惨的生活，是穆罕默德在他们野蛮的躯体中注入狂热的信仰。
其二，罗马帝国牢牢建立在成员独特而完美的联合基础上。臣服的民族不仅放弃独立的希望，甚至忘掉独立的念头，愿意接受罗马公民的身份。蛮族把西部各行省强行从母国的怀中夺走，但这种团结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是牺牲民族的自由权利和尚武精神。有些依赖性很重的行省缺乏活力和勇气，靠着佣兵和总督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派驻的军队和将领都听从遥远的宫廷发号施令。1亿人的幸福为一两个人的行为所支配，何况有的还只是孩子，他们的心灵为深宫的教育、奢侈的生活和专制的权力所腐化败坏。正是狄奥多西未成年的儿子和孙子在位期间，帝国遭受了最重大的伤害。这些无能的君王成年后，把教会丢给主教、国家丢给宦官、行省丢给蛮族。
欧洲现在分为12个强大的王国，虽然面积大小不一，还有三个颇受尊敬的联邦和各式各样较小但仍然独立的国家。随着统治者人数的增加，君王和将相的才能更有发挥的机会。当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在波旁王朝的宝座上酣睡不醒时，有一位尤里安或塞米拉米斯可以在北部进行统治。对暴政的滥用因当政者彼此的恐惧和羞耻而有所收敛，有些共和国获得秩序和稳定，君主国也能吸收自由与温和的原则，就是缺失甚多的制度也具有一些荣誉心和正义感，这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平时有很多活跃的敌手在争强斗胜，刺激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时的欧洲军事力量在比较有节制而不分胜负的斗争中，获得练习的机会。要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从鞑靼人的沙漠里崛起，必须连续击败俄罗斯身强力壮的农民、日耳曼声势惊人的军队、法兰西作战勇敢的贵族和不列颠顽强剽悍的战士，他们或许会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纵然得胜的蛮族将奴役和破坏带到大西洋的边上，也会有1万艘船只装上文明社会的残余部分，好逃脱他们的追击。现在的美洲世界全部是殖民地，欧洲就会在那里靠着原有的制度，重新恢复并且繁荣起来。
其三，寒冷、穷困以及危险和劳累的生活，强化了蛮族的力量和勇气。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他们一直欺压讲究礼节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这些民族从不在意要使军事力量能和自然财富保持均衡。古代黩武好战的国家像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训练出大批士兵，运用正常的操练过程，锻炼他们的身体，加强他们的勇气，倍增他们的战力。他们把获得的铁全部打造成强有力的武器，但这种优势逐渐随着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而衰退，君士坦丁和继承人的软弱政策，把只知匹夫之勇的蛮族佣兵武装起来，教导他们作战用兵之法，因此对帝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火药的发明改变了军事技术，人类能够控制自然界两种最强大的能量，那就是空气与火。数学、化学、机械和工程都用来为战争服务，敌对双方运用最复杂的攻击和防御方式进行交战。历史学家很气愤地看到，准备一次围攻作战的费用足够建立和维护一个繁荣的殖民地。然而，也不能把覆灭一座城市看成费钱而又吃力的工作而感到不高兴，不能因为勤劳的人民要靠着这种技术才能获得保护而感到不悦。这种技术只要存在，就能填补已衰退的军事能力。现在为了对抗鞑靼人的马队，大炮和防御工事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欧洲在将来肯定不会受到蛮族的侵袭，因为在被蛮族征服之前必须不再是野蛮人。战争科学之所以进步缓慢，是因为要伴随着和平时期的技术能力和国家政策的改进。以俄罗斯为例可以明显看出，他们自己必须能站在被征服的开化民族面前而毫无羞愧之色。
要是认为这些看法可疑或不够正确，还是可以找到等而下之的例证，使我们充满希望并获得安慰。古代和现代的航海家，以及文明民族的历史或传说，都曾经提到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全身赤裸而心灵有如赤子，没有法律、技艺、思想甚至语言。或许原始和普遍状况下的人类，便是从这种最低下的条件中逐步获得发展，一直到能够驯服动物、耕种土地、渡过海洋、观察天象。智能和体力的改善和练习所获得的进步，可以说包容的范围很广但并不平衡，开始时比较缓慢，随后速度逐渐加快，经过多少世代辛勤努力向上攀登，随后会出现迅速下滑的现象。地球上有几个气候带感受到光明与黑暗的变迁情形，然而4000年的历史经验应该可以增加我们的希望，减少我们的恐惧。我们无法确知在迈向完美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到达何等高度，然而可以准确断言，除非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有所改变，否则没有一个种族会回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社会的进步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
其一，诗人和哲学家只靠本人的心灵来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但这种超凡入圣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非常稀有而且是自发性的产物。要是凭着帝王的意志和学究的说教，就能创造出荷马、西塞罗和牛顿的天才，他们也不会让人感到极为羡慕。
其二，法律和政策、贸易和生产、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利益更为实际而长久。许多人经由教育和训练，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谋福利，但是这种整体架构是技艺和劳动的结果，复杂的机器会因时间而耗损，为暴力所摧毁。
其三，最实用而且最起码的维生技术，不需要高超的才能和民族的屈从，便能进行各种运作，也无须个人的特殊能力，或是众人的团结合作，这对人类而言是何等幸运。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家庭以及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能力和意向，永远保持对火和金属的运用，知道繁殖和驱使家畜，熟悉捕鱼和狩猎，明了初步的航行知识，大致清楚谷物的耕种，以及其他营养的获得，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易。个人的才华和公众的勤奋都可能绝灭殆尽，但这些坚强的植物能忍受暴风雨的摧残，在贫瘠的土壤里扎下永恒的根。奥古斯都和图拉真光芒四射的时代，因笼罩着无知的乌云而黯然失色，蛮族就这样颠覆了罗马的法律和宫廷。但农神以镰刀作为象征，仍旧年年在收割意大利的作物，坎帕尼亚的海岸再也不会重现莱斯特里冈人的盛筵。
自从这些维生技术被首次发现以来，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这些无价之宝的礼物，便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蛮人中间散播开来，它们四处流传，再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大可以欣然接受这个可喜的结论：世界上每个时代都会为人类增加财富、幸福、知识和德行。
见allname.md
等到西罗马帝国败亡以后，继承君士坦丁堡帝座的芝诺、阿纳斯塔修斯和查士丁一世这几位皇帝，在50年的统治期间(476—527 A.D.)里，不仅缺乏名望而且毫无建树，直到查士丁尼一世接位以后才重振声威。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在哥特国王的治理下，恢复原有的繁荣富足，狄奥多里克凭其作为真可置身于古代罗马明君勇将之列，而毫无愧色。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是阿马利皇族 第14代直系后裔，在阿提拉死后第二年出生在维也纳 附近地区，东哥特人靠着新近的胜利获得独立的地位。瓦拉米尔、狄奥德米尔和威地米尔三兄弟，分别扎营在肥沃却荒芜的潘诺尼亚行省，用联合商议的方式统治黩武好战的民族。匈奴人对反叛的臣属始终多方威胁，仓促之间发起攻击，瓦拉米尔仅靠着一支兵力就将他们击退。等到胜利的信息传到他兄弟遥远的营地，就在这幸运的时刻，狄奥德米尔所宠爱的侍妾给他生下一个儿子，那就是未来的继承人狄奥多里克(455 A.D.)。到了狄奥多里克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公众的利益，以每年获得300磅黄金补助的代价，答应与东部的皇帝利奥一世建立联盟关系，并且宣誓订约。他作为皇室的人质，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获得很好的安排和妥善的照应。他的身体经得起各种战争活动的训练，习惯于慷慨的交谈，养成开阔的胸襟。他经常到学院接受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停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以至于用一个粗俗的记号来代表签名，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 就在他到了18岁的年纪时，皇帝渴望获得东哥特人的帮助，为了表示宽厚和信任，就将他送回去以满足东哥特人的意愿。瓦拉米尔这时已在战场阵亡，最年轻的兄弟威地米尔带领一支蛮族军队，进入意大利和高卢。
整个民族把狄奥多里克的父亲视为他们的国王，争强好胜的臣民羡慕年轻王子的体力和体魄，而且大家马上知道他的勇气也能与祖先一比高下。他率领6000名志愿军很秘密地离开营地，进行长途的冒险活动，顺着多瑙河抵达辛吉杜努姆或称贝尔格莱德。他击败并杀死了一位萨尔马提亚国王，很快带着战利品回到父亲的身边。不过像这样的胜利只能获得虚名，所向无敌的东哥特人缺乏衣物和粮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他们一致决定不愿在难以维生的潘诺尼亚扎营，非常勇敢地向着温暖而富裕的邻近地区前进。这些都是拜占庭宫廷的领地，驻扎了很多由同盟的哥特人组成的队伍，他们保持骄纵的心态，过着奢华的生活。
东哥特人寇边的敌对行动证明他们是危险的敌人，至少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拜占庭宫廷为了和解以及获得他们的忠诚，就用高价收买东哥特人，赏赐他们土地和金钱。东部帝国把下多瑙河的防务交付给他们，全部由狄奥多里克指挥。这时狄奥多里克已经在他父亲死后，继承了阿马利人传下来的王座。
只要是身为王族后裔的英雄人物，一定会藐视那个卑贱怯懦的伊索里亚人，因为他既没有出众的禀赋和才华，又欠缺皇家的血统和良好的出身，竟然被授予罗马人的紫袍，成为皇帝。狄奥多西的胤嗣断绝以后，普尔喀丽亚和元老院的选择，在马西安和利奥一世的励精图治下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后者在统治期间最让人诟病之处，是忘恩负义谋害阿斯帕尔和他的儿子，他们之所以被杀，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言辞不留余地，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利奥和东部帝国的传承，在平静的状况下被授予年幼的孙儿，即他的女儿亚历阿迪妮和幸运的伊索里亚女婿所生的儿子。这位女婿的名字是特拉斯卡利修斯，改变蛮族的音调，换用希腊语称呼其为芝诺。年老的利奥一世逝世后，芝诺一反常情，极为尊敬利奥一世的儿子利奥二世的帝座(公元474年2月9日—491年4月9日)，用谦逊的态度接受帝国一人之下的地位，将之当成恩赐的礼物。等到年轻的同僚突然死亡，他的野心已经完全达成，这样一来立刻就引起公众的猜疑。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为女性的势力所统治，也为女性的情绪所掌握。利奥一世的孀妇维里娜声称她有权处理帝国的传承，只有她才有权力将东部的权杖授予芝诺。现在她反对那个一无是处而又不知感恩的奴仆，于是公开宣布一份废除他帝位的判决书。等到她这番深恶痛绝的言辞传到芝诺的耳中，他只得仓促逃到伊索里亚山区。
维里娜的兄弟巴西利斯库斯在阿非利加的远征中弄得臭名满天下，这时来到听命于人的元老院中提出继位的要求，经过表决后获得一致赞同。但是篡位者的统治不仅短促，而且动乱不已。巴西利斯库斯胆大包天刺杀他妹妹的面首，而且竟敢触怒他妻子的情人——虚荣而傲慢的哈尔马提乌斯。这个家伙生长在亚洲的奢华环境之中，喜爱模仿阿喀琉斯的服饰和举止，僭用他的姓氏。不满分子发起阴谋活动，芝诺从放逐中复位，军队和首都被出卖，巴西利斯库斯和整个家族被定罪，毫无人性的皇帝要他们饱受寒冷和饥饿的痛苦。
芝诺缺乏勇气迎战敌人，更不敢宽恕他们的过失。生性刚毅的维里娜不甘雌伏也不愿认命，有位受她恩宠的将领被芝诺罢黜，她就激起他的敌意，在叙利亚和埃及拥立一位新皇帝，征集一支7万人的大军，把没有成效的叛乱坚持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要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风尚，基督教的隐士和异教的术士早就预言会有这种结果。就在维里娜的私心为东部带来苦难的时候，她的女儿亚历阿迪妮个性温和而且忠贞自持，女性的德行为众人所景仰。她跟随丈夫过放逐的生活，等到他复位以后，恳求他大发慈悲之心善待她的母亲。芝诺过世后，身为皇帝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和寡妇的亚历阿迪妮，嫁给皇宫中一位年老的家臣阿纳斯塔修斯，连带授予他最尊贵的称号(公元491年4月11日—518年7月8日)。阿纳斯塔修斯即位后又活了27年，人民对他的欢呼是“愿吾皇的统治天长地久，永垂不朽”，可以证实他的人品和德行。
芝诺赐予哥特国王大公和执政官的高位、内卫军的指挥权、竖立骑马的雕像、数千磅黄金和银两的财富、收为养子赐予姓名、富有而尊贵的妻子，等等，无论是出于畏惧还是感激，都过分浮滥。狄奥多里克自从甘愿效力以来，用勇气和忠诚来支持恩主的事业，采取迅速的行动，帮助芝诺复位。在第二次的叛变事件中，他率领人们称之为“瓦拉米尔”的部队进剿和镇压亚洲的叛徒，直到皇家的军队能够获得轻易到手的胜利。然而忠诚服务的下属突然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燃起的战火从君士坦丁堡蔓延到亚得里亚海，许多繁荣的城市化为灰烬。哥特人的行为恶毒残酷，把被掳农夫的右手砍掉，使他们不能扶犁耕种 ，几乎摧毁了色雷斯的农业。
在这种情况之下，狄奥多里克受到众多的指责，说他违反誓言、忘恩负义、贪得无厌。然而他之所以选择背叛仅仅是因为处境太过艰苦，他的统治方式看上去不像一位君王，只能算是一个凶恶民族出身的官员。东哥特人的精神使他们不会屈服在奴役之下，无法忍受真正或想象中的侮辱。他们的贫穷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再慷慨的赏赐也会被浪费在无益的奢侈上面，最富有的产业交到他们的手里也会完全荒废。他们对于勤劳的省民虽然藐视但还是很嫉妒，等到缺乏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时，就只能靠战争和掠夺这种最常用的谋生方式。狄奥多里克的意愿(至少他有这样的说法)是领导他的族人，在西徐亚的边界过着和平自由、与世无争的生活。然而拜占庭宫廷用好听但不一定可靠的承诺，引诱他攻击哥特人部落组成的联盟，只因为他们参加过巴西利斯库斯所属的派系。
狄奥多里克从驻扎地梅西亚开始进军，得到非常正式的保证：在到达哈德良堡之前会获得大批给养和粮食，还有8000骑兵和3万步卒的增援部队，同时亚细亚的军团会进驻赫拉克利亚，以支援他的作战行动。双方之间产生猜忌，这些安排受到阻碍，无法实现。等他进入色雷斯地区以后，狄奥德米尔的儿子发现这里遭受兵刀蹂躏，是充满敌意的残破之地。追随他的哥特族人带着骡马和大车所编成的辎重行列，被向导出卖，困于桑德斯山区的悬岩绝壁之间。特里阿里乌斯的儿子狄奥多里克 用军队和口头上的谩骂发起对他的攻击。
富于心机的敌手从邻近的高地，对着“瓦拉米尔”部队的营地破口大骂，用“无知的童子”“疯狂的头目”“伪誓的叛徒”以及“民族的仇敌”这些可耻的称呼来污蔑他们的领导者。特里阿里乌斯的儿子大声疾呼：
罗马人一贯的政策就是用自相残杀的阴谋来毁灭哥特人，难道你不知道？这种有违天理的斗争，即使胜者也会陷入冤冤相报的仇恨之中，难道你不清楚？这些武士都是你我的亲戚，当他们的寡妇在哀泣的时候，岂不是你那轻率的野心将他们的性命断送？你的士兵受骗离开家园参加你的队伍，他们所得的钱财现在都在哪里？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过去都是三四匹马的主人，现在追随你像奴隶一样步行，好通过色雷斯的旷野。这些人受到引诱，以为有希望可以获得一大袋黄金，真正的勇士不爱钱财，像你一样自由和高贵。
哥特人听到这番合情合理投其所好的言辞，心中产生不满，到处发出鼓噪的声音。狄奥德米尔的儿子担心孤掌难鸣，逼不得已只有拥抱自己的同胞以示和好，背叛拜占庭宫廷，效法罗马人不忠不义的行径。
无论是领导联盟的哥特人威胁君士坦丁堡，还是率领忠诚的队伍退到伊庇鲁斯的山区和海岸，狄奥多里克的运道一直很好，其实他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特点就是谨慎和坚毅。特里阿里乌斯的儿子终于意外死亡 ，权力的平衡被破坏，罗马人一直对此极为关切。整个民族承认阿马利世系的最高权力，拜占庭宫廷只能签订屈辱而严苛的条约。公众为了维持哥特人的联合武力，已经不胜其烦。元老院宣布他们的构想，选择一部分哥特人给予其2000磅黄金的补助金，这对13 000人而言是很大的一笔酬劳。这种做法一定是考虑到了自己军队的意见 ，因为伊索里亚人要保护的对象是皇帝而不是帝国，他们除了有掠夺的特权外，每年的恩俸是5000磅黄金。狄奥多里克有明智的头脑，立即了解这样一来会被罗马人憎恨，同时引起蛮族的疑虑。臣民在寒冷的木屋忍饥受冻的时候，要是国王丧失斗志在希腊过奢华的生活，就会使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同时他要预先考虑到，拿了这笔钱后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不是成为芝诺的打手与哥特人接战，就是领大家到战场与芝诺的部队为敌。狄奥多里克准备实现自己的伟大事业，以便能发挥他的勇气和满足他的野心，于是他对皇帝说出下面一段话来：
虽然皇上极为慷慨，为你服务能获得优渥的待遇，但还是要请你倾听我内心的意愿！意大利是你祖先的遗产，罗马也是世界的首都和尊贵的主人，时运不济受到外籍佣兵奥多亚克的凌虐和压榨。现在请下令，命我带着我的部队去征讨这位僭主。如果我失败，你可以摆脱一位费用昂贵而又专惹麻烦的朋友；要是蒙神的恩典我能成功，我会用你的名义来对其进行统治。获胜的军队将把罗马元老院和位于意大利的共和国，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将所有的荣誉归于你。
狄奥多里克的提议被接受，这件事可能就是拜占庭宫廷的授意。但是核定或批准的形式为审慎起见，从表面看来好像显得很暧昧，事件的本身或许可以说明一切。但意大利的征服者到底是以东部皇帝的部将、家臣还是盟友的身份来进行统治，依然让人百思不解。
领袖和战争都十分受人欢迎，引发了普遍的热烈情绪。哥特人蜂拥而来，要加入军队的行列，或是在帝国的行省定居下来，这使得“瓦拉米尔”部队的实力倍增。那些胆大的蛮族只要听过意大利的财富和美丽的景色，即使要经历最危险的行动，也还是忍不住想要据有那些令人着迷的东西。我们要将狄奥多里克的出兵看成是一个民族的迁徙，哥特人的妻子儿女、年迈双亲和贵重财物，全都获得妥善运送。他们的打算是组成绵长的辎重行列，跟随在营地的后方。光是在伊庇鲁斯的一场战事中，他们就损失了2000辆大车，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辎重有多少。至于用来维生的给养和粮食，哥特人主要是依靠库储的谷物，妇女用轻便的手磨将它们磨碎，牛羊牲口则提供奶类和鲜肉，还有临时获得的猎物。此外，任何人胆敢阻碍他们的前进，或是拒绝给予友好的协助，他们就会强迫征收所需的物品，使补给不致短缺。
尽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但行军的路程长达700英里，且在隆冬之际进行，难免会遭遇危险，饥馑的苦难更是几乎不可避免。自从罗马人的势力衰落以后，达契亚和潘诺尼亚不再有人烟稠密的城市、耕种不辍的田地和交通便利的道路，无法展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再度盛行起来的野蛮统治，使得大地生机绝灭。保加利亚人、格庇德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部落占据空旷孤寂的行省，他们受到天生凶狠性格的驱使，或者是听从奥多亚克的恳求，要阻止敌人的前进。在很多不为人知但却牺牲惨重的作战中，狄奥多里克奋斗不息，强行打开了一条血路，靠着卓越的指挥能力和过人的英勇行为，终于克服万难通过尤里安·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的边界飘扬起所向无敌的旌旗。
作为敌手的奥多亚克并非泛泛之辈，他在靠近阿奎莱亚遗址的松提乌斯河畔，率领战力强大的队伍，占领有利的位置和良好的阵地。但那些独立自主的国王或是各个部落的首领无法善尽属下的本分，对于审慎的滞敌作为更是不屑采用。狄奥多里克经过短暂的休息，疲惫的骑兵部队恢复了体力，立即对敌军的防壁发起勇敢的攻击。东哥特人为了获得意大利的土地，比守备的佣兵更加奋不顾身，首次接战就赢得胜利(公元489年9月28日)，占据了整个威尼提亚行省，一直远抵维罗纳的城墙。水势湍急的阿迪杰河在这个城市的邻近地区流过，狄奥多里克在陡峭的河岸上，对抗一支新到的敌军增援部队，对方不仅兵力强大而且勇气十足，他经过一番苦战，获得了决定性的战果。
奥多亚克逃进拉文纳，狄奥多里克向米兰进军。被击败的部队用欢呼迎接征服者，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效命之意。但是这种归顺既不持久，也缺乏对他的信心，他很快就大祸临头。有几位哥特人的伯爵担任前锋，竟然行事大意，误信一个逃兵，在法恩札附近被出卖，惨遭歼灭。奥多亚克再度主宰战局，入侵者在敌军掘壕的包围之下，困守在帕维亚的营地，四面楚歌之际只好恳求同宗的族人，要高卢的西哥特人给予援手。这段历史是战乱四起的多事之秋，由于史料的晦暗不明和残缺，我很难如实记述意大利的灾变以及双方激烈的冲突，战争的结果最后还是取决于哥特国王的能力、经验和英勇。
在维罗纳会战开战之前(公元490年8月)，他进入母亲和妹妹的帐幕，认为这一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要求像参加盛宴一样装扮。她们将亲手缝制的华丽锦袍给他穿上，这时他说道：“我们的荣誉骨肉相连而且命运生死与共，世人都知道你是狄奥多里克的母亲，因而我要证明自己是英雄人物的后裔，绝不能有忝所生。”狄奥德米尔的侍妾真不愧是日耳曼的贵妇，认为儿子的名誉重于生命。据说在最危险的关头，狄奥多里克随着溃退的人潮蜂拥退下，她在营地的入口勇敢地迎上前去，发出义正词严的指责，要他们转身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亚的尽头，狄奥多里克以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块领土。汪达尔人的使臣献出的西西里岛，成为王国合法的属地。他是罗马的救星，为元老院和人民所接受，他们曾关上城门反对逃走的篡贼。只有拉文纳仗着深沟高垒形势险要，仍能抗拒围攻达3年之久。奥多亚克发起大胆的突击，哥特人的营地死伤狼藉，惊慌不已。最后由于缺乏粮草和援救无望，不幸的君王屈从于臣民的呻吟和士兵的鼓噪。拉文纳主教出面商谈和平条约，允许东哥特人进入城市。两位敌对的国王同意立下誓言，用对等和不容分割的权力共同统治意大利的行省。我们很容易预测类似的协定会产生哪些后果。之后的日子从表面看来，到处充满欢乐和友谊，然而就在这表面的平静中，奥多亚克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中被他的敌手刺杀(公元493年3月5日)，至少也应是狄奥多里克幕后指使。
狄奥多里克事先发出机密而有效的命令，背信和贪婪的佣兵毫无还手之力，同时被杀戮殆尽。哥特人正式宣布狄奥多里克拥有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东部皇帝的同意不仅迟缓、勉强，而且含糊其词。按一般常用的手段，阴谋活动被安在失败的僭主头上，但是奥多亚克的无辜和征服者的罪行，从对后者有利的条约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强者只要没有产生异心，弱者自然不会莽撞违犯。我们可以联想到更适当的借口，那就是因对权力的贪婪而引发的灾难。历史对狄奥多里克谋杀异己罪行的判决并不严厉，正是因为有了这桩罪行，意大利才有一整代的公众幸福可言。幸福的创造者在活着的时候听取厚颜无耻的颂词，基督教和异教的演说家当着他的面大声奉承。然而历史并没有留下对狄奥多里克的德行，或是损害他名誉的过失行为的正式记载。有份资料与他的声望有关，还留存到现在，那是一卷全部由卡西多里乌斯以皇室名义写成的信函，让人更相信确有其事。我们能够从他的政府看到的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并非实质的内容。我们想要从一位哲人的声明和学术著作中，找出蛮族纯洁和自发的情操，也是徒然无用之事。至于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意见和官员的看法，更是如此。不论在哪一个宫廷，发生何种状况，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都是谨慎的大臣们最常用的措辞。狄奥多里克的名声更值得信赖之处，是33年统治期间有目共睹的和平与繁荣，在那个时代受到异口同声的尊敬。他的智慧、勇气、公正和仁慈，被铭记在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心田中。
狄奥多里克分配意大利的土地，把其中三分之一送给他的士兵，受到无可厚非的指责，这个举措是他一生之中唯一不公之处。但要是以奥多亚克为榜样来看，这种行行真是通情合理。我们要考虑到征服者的权利和意大利人真正的利益，尤其是他负有的神圣责任是要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存，这个民族对他的应许有信心，才会追随他前往遥远的异国。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下，哥特人在意大利这片乐土之上，男丁的数量很快就达到20万，成为势不可当的群体。要是计算总数，还要加上妇女和儿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意大利人慷慨招待他们的名义不正当地侵占当地人的财产，这实质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行为。这些不受欢迎的外来者任意散布在意大利各地，每个蛮族分到的部分要能符合本人的出身和职位、追随者的人数以及农村的富裕程度，特别是对奴隶和牛只的需求。大家承认贵族和平民应有区隔，每位自由人的产业都免征田税，臣民只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就能享受无上的特权。当地人的服饰更为雅致，不仅式样新颖而且穿着舒适，立刻被征服者采用。他们坚持使用母语，瞧不起拉丁人的学校。狄奥多里克赞许族人甚至自己的成见，同时公开宣称，儿童要是害怕老师的教鞭，就没有胆量去舞刀弄剑。悲惨的灾难难免会激起一无所有的罗马人的愤怒，使他们摆出凶狠好斗的姿态；享受富裕和奢华生活的蛮族，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暴虐粗鲁的习性。
君王的政策并不鼓励相互之间的转换，他坚持意大利人和哥特人应有区别，前者要保留和平生活的技艺，后者要从事戎马征战的行业。他为了贯彻自己的企图，煞费苦心保护勤勉的臣民，既要能节制士兵的暴力而又不会使他们丧失作战的勇气，因为还要靠军队保卫国家的安全。他们保有土地和福利作为军职的薪俸，一旦听到号角响起，就会在行省官员的指挥下完成行军的准备。整个意大利分为几个区域，都建设了设施良好的营地。在皇宫和边疆的服役士兵要经过挑选或者实施轮调，特别辛苦的工作要用增发薪俸或经常的赏赐作为补偿。狄奥多里克说服英勇的作战伙伴，让他们明白帝国的开创和守成要运用同样的技术和手段。在国王做出榜样以后，他们对用以战胜敌人的工具，训练时务求熟能生巧而且日益精进，不仅是长矛和刀剑，还有各种投射武器，一般而言他们对后者非常注重，绝不忽视。战争最鲜明的景象展现在哥特骑兵的每日训练和年度校阅之中，以坚定而合理的军纪要求灌输给士兵谦逊、节制和服从的习性。哥特人受到教诲要爱护民众、尊重法律、了解自己在文明社会中的责任，放弃决斗审判和报复私仇的野蛮行径。
狄奥多里克的胜利给西部的蛮族带来莫大的惊恐。但是，等到他看上去已满足征战的成就、渴望和平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畏惧变成尊敬，愿意听命于他所具有的强大仲裁力量，何况他总是用力量来调解他们相互之间的纷争，改善彼此的行为。欧洲最遥远的国家都经常派遣使臣前往拉文纳，他们钦佩国王的智慧、豪爽和谦虚。要是他接受送来的奴隶、武器、白马和异兽，回报的礼物就是日晷、水钟和一位音乐家，他要让高卢的君王知道，意大利臣民不仅技术过人，而且极为勤奋。狄奥多里克的家庭包括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侄女。通过联姻与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图林吉亚人的国王建立的家族关系，保证大家和谐相处，至少能够维持西部庞大共和国之间的实力平衡。在日耳曼和波兰阴暗的大森林里，要想制止赫鲁利人的迁徙确有困难。凶狠的民族作战时不用甲胄护身，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和失去行动能力的父母，无情地加以指责为何还要偷生苟活下去。率领这些蛮横武士的国王乞求狄奥多里克的友谊，按照蛮族的仪式集合军队完成认养的手续，晋升到更高的地位，成为他的义子。
埃斯提安人和立沃尼亚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他们听到这位君王的名声如日中天，不辞辛劳完成1500英里前所未有的旅程，将当地的琥珀奉献在他的脚前。他与哥特民族发源地所在的国家，经常维持友好的通信联系。意大利人竟能穿着瑞典极为奢华的黑貂服饰；遥远北国的一位统治者在自愿或被迫禅位以后，还能在拉文纳的宫廷找到舒适的隐退之地。斯堪的纳维亚是个巨大的岛屿或半岛，有时会很含糊地被称作图勒。在这个北国之地，13个人口众多的部落耕种小部分的土地，他在当时统治着其中一个部落。这块北部地区一直到北纬68度的地方都有人居住，也都经过勘探。北极圈内的原住民在每年的夏至有40天时间是阳光普照，而冬至则有40天时间不见天日。太阳消失的长夜是人们悲伤的季节，他们带着哀悼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直到派往山顶的使者送来第一缕阳光露面的信息，向着山下的平原宣告，欢乐已经重临。
狄奥多里克在壮年就获得常胜英名，但他竟能收起手中兵刀，这对蛮族而言倒是少见的事，特别值得称赞。33年的统治(公元493年3月5日—526年8月30日)全用来改进施政作为，虽然有时会涉及运用武力的敌对行为，但靠着部将的指挥、军队的训练、联盟的兵力，甚至个人的威望，很快能够结束战事。他的行事非常谨慎，很不放心将意大利的边防交付给兵微将寡而又纷争不已的邻国。同时基于正义的原则，他要求归还被强占的疆域，有些是他的王国原有的领土，也有他父亲所继承的封地。所以他才会征服雷提亚、诺里库姆、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这片多事的国土，把从多瑙河的源头和巴伐利亚地区，一直到格庇德人在西米乌姆废墟上实力微弱的王国，全部置于一个强有力政府的统治之下。狄奥多里克名义上还是东罗马的臣属，现在建立了伟大的事功，阿纳斯塔修斯皇帝难免产生猜忌之心，把他的成就视为不忠不义的行为。何况人事的变化真是兴衰无常，阿提拉的一位后裔竟然要求哥特国王的保护，这样就在达契亚的边区引起一场战事。
萨比尼安是一位众望所归的将领，不仅靠着父亲的功勋，自己能力也很高强，他率领1万罗马人杀奔而来。无数大车装载着给养和武器，编成长列辎重，全部交由最骁勇的保加利亚部落来护卫。东部的大军在马古斯战场被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弱势兵力所击溃，罗马部队的精英和希望全部都被摧毁，整个局势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狄奥多里克一直教导获胜的部队要能审慎克制，因此在领导人没有下达掠夺的命令之前，敌军丰富的战利品散落在脚前也没有人敢动。拜占庭宫廷恼羞成怒，竟然派出200艘船带着8000人马，前往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一带的海岸边烧杀抢劫，进袭古老的城市他林敦，破坏这片安乐国土的贸易和农业，然后才回航赫勒斯滂海峡。罗马人曾把这里的人民视为他们的兄弟，现在竟然对这种海盗行为的胜利，感到自豪不已。他们的撤离可能是狄奥多里克采取行动所致，意大利受到1000艘轻型船只的舰队给予的掩护，建造速度之快真是令人难以相信(509 A.D.)。
坚定的意志带来的报酬是确切而光荣的和平，他用强势的双手维持西部的平衡，直到最后被克洛维的野心推翻。虽然狄奥多里克无力帮助轻率和不幸的亲戚——西哥特国王，却救出了他的家庭和人民的残余部分，并阻止了法兰克人在胜利中的前进步伐。我无意重复述说其中的军事行动，要点部分还是狄奥多里克的统治状况。我在这里只想说明阿勒曼尼人受到他的保护，以及对勃艮第人入侵给予的严厉惩处。他在攻占阿尔勒和马赛以后，与西哥特人建立了一条不受妨碍的交通线，而且阿拉里克那未成年的儿子身为他的外孙，不仅受到监护，也把他当成自己国家的摄政一样尊敬。意大利国王处于这样极为高贵的地位，在高卢恢复禁卫军统领的职务，纠正西班牙民事政府的一些弊端。西班牙的军事总督很有见地，并不信任狄奥多里克从拉文纳宫廷派出的人员，于是狄奥多里克接受了他每年的贡金作为表面上的降服。哥特人建立的主权从西西里到多瑙河，从西米乌姆或贝尔格莱德到大西洋，就连希腊人自己也都承认，狄奥多里克所统治的区域是西部帝国最精华的部分。
哥特人和罗马人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使意大利转眼即逝的幸福世代相传下去，一个新兴的民族有自由的臣民和文明的士兵，在相互尊重的德行激励之下，就会逐渐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但引导或支持变革的盖世功勋，并没有出现在狄奥多里克的统治期间。他缺乏立法者所具有的天分和机遇，仅有的作为只能放纵哥特人享受随心所欲的自由而已。他一味模仿原来的规章制度，甚至滥用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所创设的政治架构。罗马的灭亡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此这位蛮族的国王拒绝接受皇帝的名号、紫袍和冠冕；但是他却可以在国王这个世袭头衔之下，享有全部的皇室特权，不仅非常实际而且更为富足。狄奥多里克在提到东部君主时，用语非常尊敬，但是表现的意义很暧昧，拿夸张的词句来称颂两个国家的和谐，炫耀自己的政府所具有的形象，是独一无二、不容分割的帝国。他虽然自称高于世上所有的国王，但是很谦虚地表示，阿纳斯塔修斯同样拥有最高的地位。每年都会宣布东部和西部的联盟，由双方无异议选出的执政官负责传达。看上去像是由狄奥多里克提名的意大利执政官候选人，要获得君士坦丁堡君主的正式批准。
拉文纳的皇宫与狄奥多西和瓦伦提尼安的宫廷毫无差别，同样设置禁卫军统领、罗马郡守、财务大臣和御前大臣，以及管理国库和皇室经费的财务官员。他们的功能被卡西多里乌斯华丽的修辞描述得光彩夺目，仍旧继续执行国务大臣的职务。而有关地方政府司法和税务的一些事务则被授予7个总督、3个巡抚和5个省长，他们按照罗马法律体制的原则和形式，管理着意大利的15个地区。征服者的暴虐行为因为法律程序的缓慢而得到缓解或规避。附带荣誉和丰厚收入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全部限定由意大利人担任。人民仍然保有他们的服饰、语言、法律和习惯，以及个人的自由和三分之二的田产。
奥古斯都企图隐瞒改行君主制度的事实，而狄奥多里克的政策则是要掩饰蛮族的统治。如果他的臣民偶尔从罗马政府的幻象中清醒过来，得知哥特君王在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决心要追求自己和公众的利益，他们就会从这种品格中获得更大的安慰。狄奥多里克为他自己所具有的德行而感到骄傲，对于所欠缺的才能也感到满意。利贝里乌斯能晋升到禁卫军统领的高位，是因为他对不幸的奥多亚克一直怀有不可动摇的忠贞之心。狄奥多里克的大臣像是卡西多里乌斯和波伊西乌斯，在他的统治之下都能表现出才能和学识的光彩。卡西多里乌斯比起他的同僚更为审慎也更有福分，始终没有失去君王的宠信，永保盛名于不坠，在享受了30年的荣华富贵以后，又在斯奎拉斯的退隐生活中，度过同样漫长的勤学和写作岁月。
哥特国王成为共和国的庇主，有义务也有责任要获得元老院和人民的拥戴。罗马的贵族为了表示尊敬，用动听的头衔和公开的言辞对他大加奉承，实际上是在显现祖先的勋绩和权威。民众无须产生畏惧或警惕之心，在首都享受着秩序、富裕和娱乐三方面的好处，然而从发放实物的数量来说，明显看出人口已经减少。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有大量被当作贡金的谷物，不断运到罗马的粮仓，贫穷的市民可以被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面包和肉类。任何职位只要关切到人民的生活和幸福，就可以获得很高的荣誉。公众有各种竞技活动，就连希腊的使臣基于礼貌也会大声叫好。虽然模仿起来力有不逮，但隐约之间还能表现出恺撒当年的雄风，就是音乐、特技和哑剧表演，也还没有完全被人遗忘。非洲的猛兽在圆形竞技场上，仍旧可以磨炼出猎人的勇气和技术；生性豁达的哥特人，对于赛车场的蓝党和绿党相互之间因竞争而引发的喧嚣和流血的搏斗，不是一味纵容就是好言劝阻。狄奥多里克在和平统治的第七年巡视世界的古老首都罗马(500 A.D.)，元老院和人民排出庄严的队伍，前往迎接被称为图拉真第二或新一代的瓦伦提尼安的他。他用高贵的姿态保证政府的公正廉明，公开发表的宣告可以镌刻在铜牌上面永垂后世。罗马在这场庄严的仪式中，显现出荣誉即将没落的回光返照。一位圣徒曾目睹壮观的场面，只能虔诚地盼望，新耶路撒冷的宗教庆典会更盛于此刻。
哥特国王在罗马居留的6个月中，他的名声、仪表和礼贤下士的态度，激起罗马人的敬仰和钦佩。他观赏体现古代伟大事迹的纪念碑，同样表现出好奇和惊讶的情绪。他在卡皮托丘重履征服者当年的足迹，非常坦诚地承认，看到图拉真广场和高耸的圆柱，每天都有一番新的感受。庞培剧院尽管已经倾圮，仍旧像一座经过人工的挖空和粉刷，再加上勤奋的工作加以修饰的大山。他大概计算了一下，修建提图斯巨大的圆形竞技场，要花费一整条河的黄金。14条供水渠道的出口处，有清澈而充足的用水流向全市各个区域。其中一条是克劳狄安水道，从38英里外的萨宾山区，用连续微微倾斜的结实拱形水道桥，将水流引到阿芬丁丘的山顶。修建宽广而绵长的地下拱室作为排水之用，经过12个世纪仍能保持最初的强度，这种深藏地下的渠道，更胜于所有罗马地面可见的奇妙建筑物。
哥特国王在过去因为毁损古迹受到严厉的指责，后来都会注意保存所征服民族的纪念物。皇家的诏书一再重申禁止公民破坏、损伤和拆毁，特别设置了一位专业建筑师，每年有200磅黄金的款项、25000块砖瓦，还要加上卢克林港口的关税，拨作城墙和公共建筑物的修缮费用。人类和动物的各种雕像，无论是用金属还是大理石制作，都同样给予妥善的照顾。基里纳尔山的马匹雕像后来被取了一个现代名字，神韵和气势深获蛮族的赞许；神圣大道两旁的铜象被非常用心地加以修复；闻名遐迩的迈戎小母牛雕像真是栩栩如生，那些被赶过和平广场的公牛都会受骗上当。狄奥多里克把它们当成王国最高贵的装饰，特别设置一位官员来保护这些艺术精品。
狄奥多里克仿效帝国最后几位皇帝的做法，把住所安置在拉文纳，自己亲手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果园。只要王国的安全受到蛮族的威胁(至今还未遭到入寇)，他就把朝廷迁往位于北方边界的维罗纳。现在还留存一种钱币，上面有他所居宫殿的图像，呈现出最古老的哥特建筑物真正的形态。这两个都城以及帕维亚、斯波莱托、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其余城市，在他的统治期间，兴建壮观的教堂、水渠、浴场、柱廊和皇宫，到处装饰得花团锦簇。但是能够真正表现出臣民生活幸福的，还在于人人都有繁忙的工作和奢华的生活，在于国家财富的增加和成果的享受。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寒冬季节，总是从阴冷凄凉的蒂伯尔和普拉内斯特，搬到阳光普照温暖如春的巴亚宜。他们的庄园像一道坚固的堤防深入那不勒斯海湾，可以远眺蓝天、大地和海洋变化无穷的景色。
在亚得里亚海的东岸，美丽和富裕的伊斯特里亚行省，就像新开发的坎帕尼亚地区，和拉文纳的交通联系极为便利，海上的航程只有100英里。物产丰富的卢卡尼亚和邻近行省在马西利安泉进行交易买卖，每年举办人客众多的市集，提供各种通商购物、宴饮欢乐和宗教活动。因为出了一位个性温和的天才人物普林尼，荒凉的科穆姆一度兴起，拉里安湖的岸边修建的村落，沿着清澈的水流络绎不绝长达60英里。坡度平缓的山丘，满布着橄榄、葡萄和栗树这三种植物所形成的树林。太平岁月的庇护使得农业复苏，赎回的俘虏增加了农夫的人数。达尔马提亚的铁矿，还有布鲁提乌姆发现的金矿，都经过详尽的探勘和全力的开采。私人出资排除庞普廷和斯波莱托附近沼泽地区的积水，土地经过耕种获得利润，能够促进地方的繁荣。只要年时不利和发生灾害，就采取开设谷仓、限定价格和禁止输出等措施，虽然不一定有效，但至少可以证明国家的恩惠和关怀。勤劳的民众在肥沃的土地上获得的收成是如此丰富，有时1加仑葡萄酒的售价，在意大利不过是3个法寻而已，1夸特的小麦也只卖5先令6便士。一个国家拥有大量可供贸易的物品，立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狄奥多里克心胸开阔，对于便利流畅的交通给予鼓励和保护。各行省之间陆上和水面的交通不仅完全恢复通行无阻的状态，还有所扩展。市镇的城门日夜不闭，当时的说法是将一袋黄金放在田野中也不会丢失，可以表明居民有极大的安全感。
宗教信仰的不同对君王和人民的和谐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带来致命的后果。哥特征服者接受阿里乌斯教义的熏陶，意大利一直热诚皈依尼西亚信经。狄奥多里克的坚定信念并没有受到宗教狂热的刺激，只是虔诚追随祖先的异端邪说，根本不会想到在形而上的神学方面要对微妙的争论加以平衡。阿里乌斯教派在私下奉行宽容的作风，使他感到满意，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公众宗教信仰的保护人，即使对所厌恶的信仰也表现出表面的尊敬，在他心灵中孕育出一种政客或哲人般适得其分的冷漠态度。在他统治之下的正统基督徒，虽然带着几分勉强，但还是认同教会的和平。他们的教士依照职位和才识，都在狄奥多里克的皇宫里接受优容的款待。恺撒里乌斯和埃皮法尼乌斯分别是阿尔勒和帕维亚正统基督教会的主教，他们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位甚受尊重。
狄奥多里克亲自到圣彼得的坟墓呈献祭品，完全不考虑这位使徒的信仰如何。对于与他关系密切的哥特人，甚至是他的母亲，他都容许他们继续保持和奉行阿塔纳修斯的教义。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找不到一位正统基督徒出于自愿或是受到逼迫要改信征服者的宗教。所有人民包括蛮族在内，接受教导都熟悉礼拜仪式的场面和程序。政府官员接到指示，要保护教会人员和财产，让他们在法律上有豁免权。主教可以参与宗教会议，大主教有权依法实施司法审判，圣所的特权依据罗马法的精神，通常都会保有，只在必要时予以限制。狄奥多里克保护教会，也就获得了管理教会的最高权力。他坚强的行政作为，能够重新恢复或扩大一部分为西部软弱的皇帝所忽略的教会特权。他非常清楚罗马大主教拥有的权势和地位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加上教皇最尊贵的称号。一位家财万贯为民所爱戴的主教，凭着他的作为可以决定意大利的和平或动乱。他在天上和人间都拥有至高的统治权，也可以多次在宗教会议上宣布，自己纯洁无瑕未犯罪过，凭此从所有的审判中获得豁免。
叙马库斯和劳伦斯争夺圣彼得的宝座，他们听从狄奥多里克的召唤，前来阿里乌斯派君王的法庭，受到明确指示要选出最受尊敬以及听命服从的候选人。狄奥多里克出于猜忌和愤怒的心理，不愿让罗马人担任此职位，到了生命的末期，竟在拉文纳的宫廷提名一位教皇。教会因此爆发了分裂的危机和激烈的斗争，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制止。元老院在最后颁布敕令，要尽可能消除在教皇选举中贿赂买票的行为。
我已经详述意大利幸福欢乐的情况，但是绝不能匆忙认定，诗人所歌颂的黄金时代，已经在哥特人的征服下实现了。光明的前途不时会被乌云笼罩，狄奥多里克的智慧遭到蒙骗，权势蒙受抵制。君王到了晚年的时候，为民众的仇恨和大公的鲜血所污染。胜利使他首次产生侮慢无礼的心态，打算要剥夺奥多亚克那一派人的公民权，甚至一切与生俱来的权利。一种在战后不合理的新增赋税被强加在人民头上，几乎摧毁了利古里亚新兴的农业。他采用一种优先预购谷物的严厉规定，目的虽然是要解决公众的粮食问题，却给坎帕尼亚带来极大的苦难。靠着埃皮法尼乌斯和波伊西乌斯的德行和辩才，他才放弃了这些为祸不浅的计划。他们当着狄奥多里克的面，为民众的利益进行辩护，竟能获得成功。
然而，即使君王愿意倾听真理的声音，也不见得总会有圣徒或哲人在身旁提醒。无论是地位、职务还是君王恩宠所带来的特权，经常会被意大利人的狡诈和哥特人的暴虐所滥用。国王的侄儿为人贪财好利，发生无理强夺图斯坎邻居的产业，后来又被迫归还的情况，曝光以后有损狄奥多里克的盛德。20万名连主子都感到畏惧的蛮族，被安置在意大利的腹地，受到和平与纪律的约束而气愤不已。他们的行动不守法度，经常让人深受其害，有时只能多方打点，用金钱安抚他们。须知天生的凶狠习性发作以后，施以惩罚可能会引起危险的情况，明智的做法是假装不知其事。狄奥多里克有恻隐之心，特地减免利古里亚人三分之二的贡金。他为了避免产生不良的影响，亲自出面向蛮族解释当前处境的困难，说明国家的安全至为重要，对于把沉重的负担加在他们身上，感到甚为遗憾。
意大利这些不知感恩图报的臣民，对于哥特征服者的家世、宗教甚至德行，始终无法优容接纳。他们已经遗忘了过去身受的灾难，现在过着幸福的日子，感觉或疑虑自己受到伤害时，痛苦就会变得更难以忍受。
狄奥多里克慨然推行到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宽容，对意大利正统教会的狂热信徒而言，却给他们带来苦恼，引起反感。哥特人以武力维护异端邪说，倒是博得正统基督徒的敬畏。他们由虔诚而发的怒火很安全地指向富于资财和无力自保的犹太人，这些异教徒在那不勒斯、罗马、拉文纳、米兰和热那亚，经由法律的认可，为了贸易的利益建立居留区。犹太人的人身受到羞辱，财产遭到劫掠，会堂被拉文纳和罗马疯狂的群众放火烧毁，事件的引发完全是任意妄为所致，而且毫无理性可言。政府不应坐视不管，否则就会自食恶果。当局立即进行合法的调查程序，暴乱的倡导分子藏匿在人群之中，政府只能判处整个社区负责损害的赔偿。有些极为顽强的教徒拒绝出钱，就被用刑的禁卒拉到街上鞭打示众。像这样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激起正统基督徒的不满，他们为神圣的受害人能够坚持信仰、不畏强势而欢呼，有300个布道讲坛为教会受到的迫害表示哀悼之意。
要是维罗纳的圣斯蒂芬礼拜堂的确是狄奥多里克下令摧毁的，那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在如此神圣的地点，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诋毁他的名声和权威。光荣的一生即将结束时，意大利国王竟然发现，毕生辛劳为人民增进幸福，所得到的只是仇恨。理所当然，他会对没有回报的爱深感痛苦，内心充满气愤和猜疑。对于这些不谙战事的意大利土著，哥特征服者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除了家庭使用的小刀以外，禁止他们拥有攻击性的武器。狄奥多里克身为罗马的救星，要是怀疑元老院议员与拜占庭宫廷进行勾结，犯下叛国的罪行，等于是在指控他与下贱的告发者密谋，好夺取这些议员的性命。
阿纳斯塔修斯去世以后，东部的皇冠落在一位衰弱老人的头上，但是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他的侄子查士丁尼的手里。这个人存着消灭异端的念头，并且要征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君士坦丁堡颁布严苛的法令，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用惩处的手段来消灭阿里乌斯教派，这种做法使狄奥多里克愤怒不已。他要求让东部遭受苦难的弟兄，如同长期在他统治下的正统基督徒那样，能够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他的坚持之下，教皇和四位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议员组成使节团，然而无论任务失败还是成功，他们都同样感到惶恐不安。首位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教皇受到极为崇敬的接待，结果被猜忌的国君当作罪行加以惩处。拜占庭宫廷玩弄翻云覆雨的手段，最后还是断然拒绝，对方当然也会如法炮制，甚至采取更大的报复行动。那时意大利准备要执行一项命令，从规定的日期起完全禁止正统基督徒的礼拜仪式。他的臣民和敌人那固执己见的行为，逼得最为宽容的君王不惜采取宗教迫害的手段。谁也没有想到，狄奥多里克在漫长的在位时间里，竟会惩治品德高尚的波伊西乌斯和叙马库斯。
元老院议员波伊西乌斯是真正的罗马人，就是加图和图利在世也会把他视为自己的同胞。他是个富有的孤儿，继承了安尼西安家族的产业和荣誉——那个时代的皇帝和国王都恨不得能有这种出身——加上曼里乌斯的名号，使人相信他是执政官和独裁官的后裔。根据传说，他的祖先曾将高卢人逐出卡皮托神庙，还有一位为了共和国的军纪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在波伊西乌斯年轻时，罗马对学术研究工作没有完全放弃，有位诗人的文采如维吉尔一般，作品经过执政官亲手修改，还能流传到现在。那些文法、修辞和法学教授，由于哥特人的慷慨大方，还能享有他们的特权和薪俸。拉丁文的学识无法满足波伊西乌斯极为热切的求知欲，据说他曾在雅典的学院攻读18年之久。普罗科卢斯和门人用他们的热情、知识和勤学，不遗余力地教导他。这位罗马学生倒是非常幸运，靠着自己的理性和信仰的虔诚，没有受到当时学院盛行的玄学和巫术污染。他吸取过世和现存大师的学说精义，仿效他们的行为模式，把亚里士多德高深和精微的理念，与柏拉图沉思和崇高的想象，融为一体。
等波伊西乌斯回到罗马，身为好友也是大公的叙马库斯将女儿嫁给他。这时他仍旧在象牙和大理石砌成的府邸里，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他用深奥的辩词维护正教的信条，反对阿里乌斯派、优迪克派和聂斯托利派的异端邪说，使得教会在这方面受益匪浅。他写出一篇正式的论文，充分说明基督教的统一性，对于三个神格同体而又有差异的关系并不怎么重视。他为了使仅懂拉丁文的读者也能领悟高深的学识，对于自己的才华毫不珍惜，竟用来教导希腊艺术和科学最基本的知识，像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库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神学以及经过波菲利注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都由这位笔耕不辍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全部给翻译和注释出来。大家认为只有他能说明各种学问的精妙之处，像是一座日晷、一个水钟或是用一个球体来说明行星的运动。
波伊西乌斯从这些深奥的学问出发，不惜屈就世俗的职位，恪尽自己公私生活中的社会责任。他的为人慷慨无私，能使贫者得到救济，人们恭维他的辩才可以媲美德谟斯提尼和西塞罗，一直被用来帮助无辜和主持公道。这种众所周知的操守德行，为知人善任的君主所赏识和重用，波伊西乌斯的高贵地位又加上了执政官和大公的头衔，凭着才华担任御前大臣这个重要的职务。尽管东部和西部对加荫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年纪幼小时，在同一年被授予执政官的名衔。在他们就职的那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举行完庄严的仪式后，从皇宫来到广场接受元老院和人民的欢呼。那位喜笑颜开的父亲、罗马真正的执政官，发表演说颂扬皇家的恩主后，在赛车场的竞赛中发给获胜驭车手一份厚礼。波伊西乌斯的名声和运道、荣誉和人望、学识和品德，已经到达巅峰，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幸福。如果“幸福”这个并不可靠的形容词，只是用在形容他晚年以前的大部分时日的话，这种说法真是没有错。
一位对钱财慷慨而对时间十分吝啬的哲人，可能对勾起人野心的诱惑和世人趋之若鹜的名利，完全无动于衷。波伊西乌斯曾经表白，他不得不听从柏拉图神圣的训诫，让每一位重视品德的市民，都为拯救被邪恶和无知篡夺的国家尽一份力，这番话说来倒是令人相信。他为了保证在执行公务时能够正直无私，特别以共和国的往事为鉴不敢或忘。他的权势可以遏阻皇室官员的骄纵和压榨，靠着他那直言无隐的辩才，能够从宫廷的爪牙和鹰犬手中救出保利阿努斯。他对省民的苦难不仅同情，而且愿意伸出援手，他们的家财被公开和私下的掠夺弄得山穷水尽。蛮族的暴政为征服所鼓舞，为贪婪所激励，以及如他经常提到的，为免于刑责所推动。在这种光荣的抗争中，只有他一个人挺身而出，他那崇高的精神完全无视危险，更谈不上明哲保身之道。以加图为例，一位品德高尚刚正不阿的人物，最容易受到偏见的误导和狂热的激荡，自以为在主持正义，结果是公私不分。柏拉图的门人弟子对于自然的弱点和社会的缺陷，经常会夸大其词。即使是施政温和的哥特王国，仅仅对其表示忠诚和感恩，在罗马爱国分子的自由精神看来，也让他们无法忍受。
等到公众的幸福感逐渐丧失，波伊西乌斯对哥特王国的恩情和忠诚也随之减少，何况国王还派任一位卑鄙的同僚，来分享和约束御前大臣的权力。在狄奥多里克最后那段阴郁的岁月中，波伊西乌斯感到自己成了别人的奴隶，心中悲愤，但是他的主人至多也不过置他于死地而已。他即使没有武器也要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面对怒气冲天的蛮族进行反抗，蛮族受到挑拨，说是元老院已与君王势不两立。元老院议员阿尔比努斯受到指控并且已经定罪，传闻他胆大包天，竟敢“希望”让罗马获得自由。波伊西乌斯在元老院的演说中大声疾呼：“如果阿尔比努斯是罪犯，那么元老院和我本人都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要是我们都清白无辜，阿尔比努斯同样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个人对无法达到的幸福抱着单纯而无效的期望，法律不会加以制裁。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波伊西乌斯的发言过于冒失，一旦暴君明了还不知道的阴谋事件，就不会对他优容。阿尔比努斯的辩护人很快就涉及与当事人同罪的危险，最初呈给东部皇帝的诉愿书上被发现有他们的签名(他们说是伪造的而加以否认)，这份诉愿书是请求东部皇帝从哥特人手中解救意大利。三个身居高位而名誉扫地的证人，出面证实罗马大公的叛国阴谋。然而，从事实来看他是清白无辜的，狄奥多里克把他关在帕维亚的高塔之中，剥夺他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远在500英里外的元老院，对这位名望最高的成员发布判决：籍没家财后处死(524 A.D.)。在蛮族的授意之下，哲学家深奥的科学修养，被编造为亵渎神圣和施用魔法的罪名；对元老院真诚和尽责的拥戴行为，被议员用发抖的声音指责为罪犯。他们的忘恩负义倒是与波伊西乌斯的意愿或预言相吻合，那就是在他以后，不会再有人犯下他这种罪行。
当波伊西乌斯被钉上脚镣，随时准备引颈就戮时，他在帕维亚的高塔写出《哲学的慰藉》一书。这部出色的作品不仅可以媲美柏拉图和塔利的名著，而且就那个时代的野蛮作风和作者的亲身体验而言，更是不同凡响，别有见地。他在罗马和雅典时，一直请求天上的导师能为他指出光明的道路，现在这导师来到他的牢房，恢复他的勇气，为他心头的伤口敷上消除痛苦的药膏。他的教导是要他将长期的愉悦与短暂的灾难做一比较，从命运的无常中体认新的希望。理性让他明了地上的恩赐并不稳妥，经验使他辨识事物的真正价值。他在享用的时候既然问心无愧，现在要舍弃这一切也不必惋惜。对于敌人无能为力的恶毒用心，要用不屑一顾的态度平静看待。他们只要让他留下德操，就等于使他获得幸福。波伊西乌斯从人世到天堂一直在寻觅“至善”，曾经探索过机遇和气运、自主和宿命、时间和永恒那形而上的迷宫。他要用敞开的心灵，试图把道义和实质的政府所带来的混乱，与上帝的完美属性调和起来。像这种能安抚人心的题材，需求是如此明显，内容是如此模糊，意义是如此深奥，即使完全不足以抑制人性的情感，但不幸的意念在深入思考以后也能得到充分的解释。这位智者能把内容丰富的哲学、诗文和辩术，巧妙综合起来写成一本作品。他早已拥有大无畏的宁静，那也是他全力追求的目标。
最后狄奥多里克毫无人性的命令终于被执行，死神的决定使他不再忍受悬疑拖延的痛苦，能够得到解脱。一根粗绳绕住波伊西乌斯的头部，用力收紧直到他的眼珠凸出，这时再用棍棒把他打到气绝，算是开恩而不是酷刑了。但是他的天才却能永存，散发出知识之光，照亮拉丁世界最黑暗的时代。哲学家的作品被名声最显赫的英国国王翻译出来，以奥托为名的第三个皇帝，把这位正统教会圣徒的遗骨迁入更为光荣的墓地。波伊西乌斯从阿里乌斯迫害者那里，获得殉教者的尊荣和创造奇迹的名声。他在生命结束的最后时刻，得知两个儿子和妻子以及德高望重的岳父叙马库斯全都平安无事，还能得到一丝安慰。叙马库斯悲痛万分以致不够谨慎，也可以说是过于鲁莽，对受冤朋友的死亡不仅公开哀悼，而且竟敢试图报复。结果他被戴上脚镣手铐，从罗马送到拉文纳皇宫。只有让这位无辜而老迈的元老院议员流出鲜血牺牲性命(525 A.D.)，才能让猜疑的狄奥多里克平静下来。
就人类的习性而言，任何传闻只要能够证实正义得以伸张，帝王愿意悔悟，都乐于被人接受。哲学何尝不清楚，混乱的想象所具有的力量，失调的身体所形成的衰弱，有时就会创造出最可怕的鬼魂。狄奥多里克在度过崇高和光荣的一生之后，现在正带着耻辱和罪孽走向坟墓。他的心灵与过去相比已经坠入深渊，对未来看不见的恐惧更是惊怖不已。据说有天晚上，侍者端来鱼头做成的菜肴放在皇家餐桌上，他突然喊叫起来，说看到叙马库斯愤怒的面孔，两眼冒出复仇的火花，满嘴长而尖锐的牙齿，威胁要将他吃掉。君王立即回到寝宫，躺在床上盖着厚被仍旧冷得浑身发抖，断断续续向他的医生埃尔皮狄乌斯喃喃低语，为杀害波伊西乌斯和叙马库斯而深感悔恨。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持续3天的腹泻以后，在拉文纳的皇宫过世(公元526年8月30日)。他登基已有33年，要是从入侵意大利算起，统治长达37年之久。
狄奥多里克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就把他的财富和行省分给两个孙儿，双方固定以罗讷河为界。阿马拉里克重新登上西班牙的王座；意大利以及所有东哥特人征服的领土，全部传给阿萨拉里克。后者的年龄虽然不到10岁，但是他的母亲阿马拉桑夏，与一位血统相同的皇室流亡人员有短暂的婚姻关系，使得他成为阿马利世系最后的男性后裔，因而受到大家的珍视。哥特人酋长和意大利官员当着临终国王的面，相互保证要对年轻的王子和担任监护人的母亲恪尽忠诚的责任。最后在那庄严的时刻，他们接受狄奥多里克有益的劝告，那就是维护法律、爱护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用尊敬的态度培养与东部皇帝的友谊。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马拉桑夏在一处险要的地点，为过世的国王建立带有纪念性质的建筑物，在那里可以俯视拉文纳城、港口和邻近的海岸。一座圆形礼拜堂直径有30英尺，上面覆盖着整块花岗岩做成的屋顶，从圆顶的中央竖立四根支柱，架住装着哥特国王遗骸的斑岩石棺，四周有十二使徒的铜像围绕。一个意大利隐士在幻境中所见的景象，使得狄奥多里克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要不然在经过从前的悔罪程序以后，他的灵魂也许会和人类的恩主并列在一起。隐士看到，哥特国王的灵魂被神圣的复仇使者丢进利帕里火山，那里就是地狱烈焰冲天的入口。
查士丁尼皇帝生在(公元482年5月5日或公元483年5月11日)撒尔底迦(现代城市索菲亚)的遗址附近，一个不知名的蛮族家庭，居住在人烟稀少的荒野，这个地方先后称之为达尔达尼亚、达契亚和保加利亚。他后来能够登基，完全靠叔父查士丁的开创精神，先期完成了准备工作。
查士丁和同村的两个农民抛弃务农和畜牧这些熟悉的工作，一起去从军。三个年轻人的背包只装少量干粮，沿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道步行前进，凭他们的体格和身材，很快加入皇帝利奥一世的卫队。经过两个朝代的统治，幸运的农夫拥有了极大的财富和荣誉，数度从威胁到性命的危险中安然脱身，后来被归之于他有帝王的气运，能获得天使的保护。他参加伊索里亚战争和波斯战争，经历长期的服务，建立卓越的功勋，使得人们不会忘记查士丁的名字，保证他在50年的时间里，能够在军队中逐步高升，阶级从护民官、伯爵、将领、元老院议员的荣衔，一直升到卫队的指挥官。在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离开人世这个紧要关头，整个卫队始终把他视为首领，听从他的命令。皇帝扶植的亲属虽然有权而且富有，但都被排除在皇座之外，掌理皇宫的宦官阿曼提乌斯暗中决定，要让最逢迎谄媚的人戴上皇冠接位。他为了取得卫队的同意，特地准备了一大笔赏金交给他们的指挥官。但查士丁拿这笔钱为自己打算，违背诺言，运用极为有利的情势：士兵知道他作战英勇而且待人温和，教士和人民相信他是正统基督徒，省民无法分辨，只能以首都唯命是从。在没有对手竞争的状况下，他获得一致的同意，这个达契亚的农民被授予紫袍，登基称帝。
查士丁一世与出身同一家族、名字完全相同的皇帝，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他到68岁的高龄才登上拜占庭的宝座，要是政事都让他来指导和决定，在这9年的统治期间(公元518年7月10日—527年4月1日或8月1日)，任何时刻都可能会让他的臣民后悔怎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的无知能与狄奥多里克相媲美，在一个学识并不匮乏的时代，同时有两位君王竟然大字不识，这种状况倒不常见。但是查士丁的才华远逊于哥特国王，当兵服役的经验无法用来管理一个帝国，虽然个性英勇，但却对自己的弱点心知肚明，难免使他产生猜疑、缺乏信心、忧虑政事。好在国家的日常事务有忠诚的财务大臣普罗科卢斯分劳分忧，而且年迈的皇帝收养了极具才干和抱负的侄儿查士丁尼。这位积极进取的青年是被叔父从达契亚偏僻的农村带出来的，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成为私人产业的继承人，最后还获得了整个东部帝国。
宦官阿曼提乌斯用来收买军心的钱财被挪用，就有必要将他灭口，只要随便安上阴谋不轨的罪名，不论是真是假都很容易完成任务。为了使他死罪难逃，法官被告知说他在暗中信奉摩尼教的异端邪说，阿曼提乌斯因而被斩首。他的三个同谋都是皇宫的总管，遭到处死或放逐的惩罚。那个妄想紫袍加身的不幸接班人被扔进阴暗的地牢，头颅被石头砸烂，尸身不予掩埋就被抛进大海。清除维塔利安是一件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这位哥特酋长在内战中为了维护正教信仰，大胆起兵反抗阿纳斯塔修斯，在民间获得很高的声望。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有利的条约，让他仍旧率领一支战无不胜的蛮族部队，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维塔利安受到引诱，在立下并不可靠的保证以后，放弃原本占有优势的位置，相信自己能安然回到城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特别是蓝党的成员，想起他那表现宗教虔诚的敌对行为，受到挑拨以后产生愤怒的情绪。皇帝和他的侄子对他的到来表示出热情的欢迎，把维塔利安视为教会和国家忠诚而英勇的斗士，授予这位宠臣执政官和将领的头衔。但是在他接受荣誉职位的7个月后，维塔利安在皇家的宴会中被刺，身上带着17处伤口，查士丁尼被指控是杀害同教弟兄的凶手。不久前查士丁尼还参加基督教的神秘仪式，要用誓言保证双方的忠诚，现在就把维塔利安的一切当作战利品全部接收。等到他的敌手丧命以后，查士丁尼虽然没有在军队服务的经历，仍被擢升为东部军队的主将，负责率领官兵进入战场，迎击国家的敌人。
查士丁尼在追逐声名时，对于年迈而体衰的叔父，可能会失去现在所保有的控制力，因而他并不想借战胜西徐亚人或波斯人来赢得同胞的赞誉。生性谨慎的战士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赛车场和元老院，想尽办法求取他们的好感。正统教会完全依靠查士丁的侄儿所给予的帮助，他处于聂斯托利派和优迪克派异端的包围之中，行进在坚定不屈和无法妥协的正教那狭窄的道路之上。查士丁尼在开始统治的初期，鼓动民众起而反对逝世的皇帝，使大家的宗教热情得到满足。经过34年的分裂以后，他安抚罗马教皇傲慢和愤怒的情绪，在拉丁人中间散布讨大家欢心的消息，说他对使徒传授的主教职权抱着万分虔诚的尊敬。东部的主教宝座全是正统教派的基督徒，所以才会照顾查士丁尼的利益，他的慷慨获得教士和僧侣的支持，人民受到教诲要为未来的君王祈祷，只有他才是宗教真正的希望和支柱。查士丁尼用庞大无比的排场，展现出公众活动的华丽，在民众的眼中看来，这要比尼斯和卡尔西顿的信条更为神圣和重要。他担任执政官这个职务的花费，估计要值28.8万个金币，在竞技场中同时展出20头狮子和30只花豹，一群马匹佩戴值钱的鞍具和辔头，被当作额外的礼物赠给赛车场获胜的驭车手。
正当查士丁迁就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和接受外国君王来信的时候，他的侄儿却在极力培养与元老院的友谊，元老院这个可敬的机构使它的成员有资格掌握舆论，左右帝国宝座的继位人选。此前，衰老的阿纳斯塔修斯希望让强势的政府退化到形式或实质上的贵族政体，因而造成这种结果。进入元老院成为议员的军官，加上有私人卫队追随左右，运用这帮身经百战的老兵，凭着他们的武力和声势，可以在动乱的时刻奉上东部帝国的冠冕。查士丁尼浪费国家的财富用来收买议员的支持，皇帝得到通知，元老院经过表决，一致同意请他接受查士丁尼成为他的共治者。这种要求的意味太过于明显，让查士丁知道自己的统治已接近尾声，当然不会对此感到满意。年迈的君主心存猜忌，在无能为力的状况下，还想继续掌握权势。双手抓住紫袍的查士丁对他们提出劝告，既然选举如此有利可图，何不找较为年长的候选人。尽管有这番谴责之词，元老院还是给查士丁尼加上了“尊贵者”这个皇室称号。他的叔父不知是出于爱护还是畏惧，批准了元老院的敕令，没过多久，查士丁的腿部受伤，久治未愈，身心都感到委顿，找一位帮手在旁协助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他召集元老院的议员和基督教的教长，当着大家的面举行庄严的仪式，把皇冠放在侄子的头上。查士丁尼在大家簇拥之下从皇宫前往赛车场，接受民众热烈的致敬和大声的欢呼。查士丁的生命又延续了4个月，但是在举行加冕典礼的一刹那，对帝国而言他已寿终正寝。查士丁尼在45岁的盛年，成为东部的合法统治者。
查士丁尼从登基到崩殂，统治罗马帝国38年7个月又13天(公元527年4月1日—565年11月14日)，对于他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贝利萨留的秘书工作勤勉，记载详细，数量之多、变化之大和影响之巨，都引起我们的关切和注意。这个修辞学家凭着雄辩的才能，晋升到元老院议员的高位，成为君士坦丁堡的郡守。普罗科皮乌斯经历命运的拨弄，饱尝得意和受苦、受宠和被黜的际遇，透过不停地著述，写成他那个时代的史书、颂词和讽刺诗文。有8册是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战史，阿戈西阿斯又续编5册，仿效雅典人的名著，值得我们尊敬，至少也像古希腊的亚细亚作家一样，受到我们的赞赏。他所搜集的史实全部是基于个人的经历，他以士兵、政要和旅客的身份与别人自由交谈；在风格上刻意求精并常常能达到强势而高雅的水平，他经常插入的一些思索，尤其是一些讲话，无不包含内容丰富的政治知识。这位历史学家始终抱有豪迈的雄心壮志，要使后代子孙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似乎对人民的偏见和宫廷的奉承根本不屑一顾。
普罗科皮乌斯的作品被当代人士阅读和推崇，虽然他恭恭敬敬把史册呈献到皇帝的足下，但是由于一位英雄人物受到赞扬，无所作为的君主相形失色，骄傲的查士丁尼自觉有伤颜面。秘书独立尊严的意识臣服于他内心的希望和恐惧，为了获得宽恕或谋取报酬，他花费了极大精力就皇帝的丰功伟业写出6册作品。贝利萨留的秘书巧妙选定极为耀目的题材，用来大声赞扬君主的才华、仁慈和虔诚。无论就征服者还是立法者而言，他至少可以超越地米斯托克利和居鲁士极度幼稚的德行。就普罗科皮乌斯而言，对自己谄媚之行的失望之情使他暗中进行报复，而君主那恩宠的目光又可能使他暂时停止及压抑对查士丁尼的贬低言辞。那种恶意的中伤使罗马的居鲁士被贬为可憎和卑鄙的暴君，皇帝和他的配偶狄奥多拉所作所为就像两个魔鬼，外表有人的形状，却要毁灭整个人类。这种卑劣的自相矛盾说法，毫无疑问会损害到普罗科皮乌斯的名誉，减弱他所建立的诚信度。然而，在他喷洒怨恨的毒液以后，剩余的《秘史》仍能发挥极具杀伤性的效果，甚至其中记载的那些最下流的事件，连公开的史书也轻描淡写地暗示，内在的证据或正史也证实确有其事。
我要运用这些资料开始叙述查士丁尼的统治，确实值得占用充分的篇幅。本章要说明狄奥多拉的掌权用事和性格作风、赛车场的党派争执，以及东部君王的和平统治。接着在下面三章，我要提及查士丁尼的战争，能够完成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征服；接着是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凯旋，既不会掩饰他们两人在获得胜利后的骄傲心态，也不会抹杀波斯和哥特的英雄人物在敌对行为中表现出的高尚品格。本卷的主要内容还会详述皇帝的法学观点和神学原则、仍使东方教会处于分裂状态的争论和派系、经过改革的罗马法受到欧洲现代国家的沿用和尊重。
查士丁尼行使最高权力的第一个动作，是要与所爱的女人共同统治帝国。狄奥多拉能够出乎意料地被擢升至高位，实在不能被归为是女性美德的胜利。阿纳斯塔修斯在位时，君士坦丁堡的绿党负责照顾野兽，这件工作被交托给阿卡修斯负责，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塞浦路斯岛人，因为职业的关系得到“驯熊师”的绰号。这个收益很好的职位在他死后被交给别人，虽然他的妻子有心承接，想要嫁个丈夫来争取，但还是没有得手。阿卡修斯遗留3个女儿，分别是科弥托、狄奥多拉和安娜斯塔西娅，其中最年长的姐姐还不到7岁。在一次庄严的节日盛会中，3个孤女穿着哀求者的服装，悲痛和气愤的母亲带领她们出现在剧院。绿党用鄙视的眼光接见她们，蓝党倒是表现出同情的态度，这种差异深印在狄奥多拉的心田，多年以后影响到帝国的统治。
她们长大以后越来越美丽，三个姐妹相继在公私场合为拜占庭的人民带来欢乐。狄奥多拉追随科弥托在舞台讨生活，穿着奴隶的服装，头上顶着一个便器，后来终于能够发挥她独特的才华。她既不跳舞也不唱歌，更没有表演吹奏笛子，她的技巧限于哑剧，特别长于丑角。这个喜剧演员只要翘起嘴巴，用插科打诨的动作和姿态表现出荒谬的表情，就会使君士坦丁堡整所剧院充满欢笑的声音，大家感到乐不可支。美艳动人的狄奥多拉受到百般的赞赏，是给人带来欢乐的源泉。她的面貌秀丽端庄，眉目如画，皮肤白皙带有自然的光泽，一双巧笑倩兮的美目表达出各种情绪的变化，灵敏而又轻快的动作显示出纤细的身材，使得她的举止更为雅致文静。无论是出于爱情还是讨好，对于她那优美的体态和风度，一般人都会说即使是图画和诗歌都无法描述其万一。但是，这倾国倾城的花颜月貌，很容易暴露在公众的眼前，随意满足男人淫荡的欲望，难免成为自甘下贱的残花败柳。她那用钱可以买得到的媚态，经常招来一堆拈花惹草的主顾，不论生张熟魏一概纳为入幕之宾，幸运的登徒子获准和她享受一夜的云雨，有时会被更强壮或更有钱的恩客赶走。当她从街上经过，那些害怕引起丑闻或经不起诱惑的行人，不敢与她打照面，只有赶快回避。惯写讽刺诗文的历史学家一点都不害臊，描述狄奥多拉毫无羞耻之心，在剧院赤身裸体的大胆表演场面。她进行完肉欲欢愉的表演以后，精疲力竭之余，经常怀着愤恨发出怨言，责怪老天对她何其吝啬。但是她的抱怨、她的欢乐和她的表演，全部被一种有学识的语言加以掩盖，只能在隐隐约约之间呈现。
她主宰着首都的欢乐，受到鄙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委身去跟从埃克波卢斯。这个提尔人获得了一个职位，在阿非利加管辖彭塔波里斯地方政府。这种结合非常草率而且短暂，埃克波卢斯很快遗弃了花费大且不忠实的侍妾。她在亚历山里亚沦落到极为悲惨的境地，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途中，东部各大城市都在称誉和倾心于这个可爱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无愧于那个因爱神维纳斯的名字而享誉世界的特殊岛屿。狄奥多拉的隐秘滥交，以及采取的极下流的防范手段，使她一而再地逃过了令她十分担忧的情况。只有唯一一次她成为了母亲，婴儿被父亲救了下来，在阿拉伯接受教育，后来父亲在临死前告诉他，说他是皇后的儿子。毫不怀疑的青年抱着充满野心的希望，匆匆赶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获得允许会见他的母亲。以后这位青年再未被人看到，甚至在狄奥多拉死后都毫无踪影，这很符合对她极为恶毒的指责，说她牺牲儿子的性命，来掩盖有损皇后懿德的秘密。
当狄奥多拉的处境和名声在最不如意时，睡梦或想象中的幻影低声带来令人愉悦的保证，说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有权有势君王的夫人。她知道自己会有伟大的前途，就从帕夫拉戈尼亚回到君士坦丁堡。她像演技高明的女艺人，表现出清清白白的人品，辛勤纺织羊毛赚钱使自己免于贫苦，在一间小房子里过着贞洁而又孤独的生活，住的地方后来被改建为宏伟富丽的礼拜堂。她那国色天香的面貌，靠着手腕和机缘的帮助，很快吸引、俘虏和抓牢了查士丁尼大公的心，这时他以叔父的名义握有绝对的统治大权。或许她花费心思提高自己的才能，过去曾经滥用在最低级的人身上；或许她在刚认识的时候装出贤淑的神情，多方推脱让他无法得手，到后来用肉欲的诱惑，勾引他产生无法克制的欲火。何况她的爱人天性虔诚，一直沉溺于长期的守夜和清淡的饮食。等到他从开始时的神魂颠倒中清醒过来，她又靠着自己的性情和对他的了解，用更为实际的长处在他的心中维持优越的地位。
查士丁尼乐于让所爱的对象变得富有而高贵，东部的钱财开始在她的脚下堆积。查士丁的侄子虽然在宗教方面有所顾忌，但最终还是决定要把神圣与合法妻子的名位给予他的侍妾。罗马法明文规定，只要是奴隶出身或从事戏剧行业的女性，禁止与元老院的议员结婚。鲁皮西娜皇后或称优菲米娅出身蛮族，虽然举止带有乡野的土气，但是品德高尚，深受世人尊敬，拒绝接受青楼女子成为她的侄媳。甚至就是查士丁尼迷信的母亲维吉兰提娅，虽然承认狄奥多拉聪明而又美丽，但极为担忧那个富于心机的淫妇，会用轻佻和傲慢毁掉自己儿子的虔诚和幸福。查士丁尼坚定的痴念终于克服了所有的障碍，耐心等待皇后的过世，对于母亲因极度痛苦所流的眼泪也不理会。他以查士丁皇帝的名义颁布一项法令，废除古代苛刻的规定，使得在剧院卖身的不幸妇女，只要经过光荣的悔改(这是诏书的用语)，就允许她们与门第最高的罗马人缔结合法的婚约。有了这样的恩典，接着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就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她的地位随着丈夫的权势逐渐高升，等到查士丁授予侄子紫袍，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将冠冕加在东部的皇帝和皇后头上。但是，按照罗马严格的习俗使君王的妻子所能得到的荣誉，既不能满足狄奥多拉的野心，也无法表现查士丁尼的专宠。他接受她成为平等而独立的共治者，一起坐上宝座统治帝国。行省的总督同时宣誓要效忠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东部世界对于阿卡修斯的女儿，只有跪拜在她的才华和机运之下。这个娼妓曾当着许多观众的面前，用下流的行为玷污了君士坦丁堡的剧院，现在还是在这座城市里，她装扮成了女皇，受到严肃的官员、正统的主教、胜利的将军和被虏获的君主的崇拜。
有些人相信妇女丧失贞节以后思想一定会跟着堕落，因此出于个人的嫉妒和普遍的仇视，急着想听到各种抨击之词，认为这些能够抹杀狄奥多拉的德性，夸大她的恶行，严厉指责年轻的婊子卖身或淫荡的罪行。她可能是感到羞愧或者出于不屑，经常拒绝群众类似奴仆般的敬拜，避开首都可憎的亮相场面，把一年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位于普罗蓬提斯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景优美的皇宫和花园中。她私下的时间全用来保持自己的容貌，非常谨慎小心，不容出任何差错，出浴和用餐都非常奢华，夜晚和早上有长时间的休息和睡眠。很多隐秘套房住着她所宠爱的侍女和宦官，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她不惜牺牲法律的公正。国家最尊贵的人物挤在黑暗和闷热的斗室中，经过漫长的等待以后，获准前去亲吻狄奥多拉的脚趾。至于觐见人员亲身的感受，是端庄女皇沉默的傲慢，还是喜剧演员善变的轻佻，则完全视她的心情而定。她那无厌的贪婪也许可以说是出于对丈夫死亡的忧虑，那将使她彻底毁灭，或是单独据有帝座。
皇帝在生病时，有两位将领非常鲁莽地宣称，他们对于选定皇都的问题，绝不会坐视不管，狄奥多拉出于畏惧和野心，感到极为愤怒。在指责她行为的残酷方面，即使是较轻的罪行也令人不胜厌恶，给狄奥多拉留下难以洗刷的污点。她派出无数密探到处窥探，只要有人的一言一行甚或一个表情，对皇家的女主人稍有不敬，密探就会前来详尽告发。只要受到指控，就被投进特设的监牢，犯人在那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根据传闻，无论是拷问架的酷刑还是无情的鞭打，都要当着女暴君的面执行，她对于讨饶的乞求和悲惨的呼叫根本无动于衷。有些可怜的牺牲者丧命在污秽的地牢中，还有一些人在被砍掉手脚或被逼成疯子以后才被放出来，甚至要奉献出所有的财产才能获得自由。这些都是她报复行为活生生的见证，任何人只要受到怀疑或是遭到伤害，他们的子女都会被株连，无一幸免。元老院议员以及主教被狄奥多拉定罪处死或放逐时，她总要选派可靠的皂隶押解，为了使人不敢怠慢，她会亲口威胁说道：“我对着天主发誓，你要是敢不遵奉我的命令，就把你的皮给活活地剥下来。”
要是狄奥多拉的宗教信念没有被异端邪说污染，按照当代人士的看法，她那极度的虔诚可以为傲慢、贪婪和残酷的行为赎罪。但是，如果她曾利用她的影响力缓和皇帝狭隘的愤怒，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定会承认她在宗教方面的功劳，宽恕她思想上的一些过失。所有查士丁尼建立的宗教慈善机构，都用同样尊敬的口吻提到狄奥多拉的名字。在他统治期间最出名的福利组织，要归功于女皇对不幸姐妹的同情，她们不是受到引诱就是被迫从事卖淫的行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细亚这边的海岸，有一座宫殿被改建为宏伟而宽广的修道院，用优渥的赡养费用维持着500名妇女的生活。这些人经过搜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和妓院，要在这个安全而神圣的退隐之地将自己奉献给宗教，过着终身囚禁的岁月。然而有些人被恩主从罪恶和悲惨中拯救出来，不知感恩图报诚心悔改，绝望之余想要逃走，竟然投身大海。
狄奥多拉的精明审慎使得查士丁尼赞不绝口，就是他的法律也靠着可敬的妻子给予贤明的意见才能完成。她真是上帝赐给他的最大的福分，在人民的骚动和宫廷的变故中，她展现出自己的勇气。自从她与查士丁尼结合以来，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都三缄其口，更可证明她的贞洁。即使阿卡修斯的女儿可能不在意爱情，但那些赞誉之词却使她的心志变得坚定，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利益，即使牺牲欢乐和旧习也在所不惜。狄奥多拉的祈祷和许愿未能让她获得合法的儿子，她曾经埋葬过一个女婴，那是她婚姻的唯一后裔。尽管这方面让她感到失望，她仍能维持恒久而绝对的统治权力。她靠着策略或长处，始终维持着查士丁尼对她的宠爱，他们之间偶然也会出现争执，这会给那些信以为真的廷臣带来致命的后果。或许她年轻时的纵情放任损害了健康，她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于是她接受了医生的劝告到皮西亚温泉去养病。女皇在这次旅程中，由禁卫军统领、财务大臣、几位伯爵和大公陪同，还有4000名随从组成浩浩荡荡的行列，道路全部经过整修，特别增建了一所接待的宫殿。她在经过比提尼亚的时候，对于教堂、修道院和医院赐给大量施舍，祈求上天恢复她的健康。她终于在结婚的第24年，也是她统治的第22年，被癌症夺去性命(公元548年6月11日)。她的丈夫认为这对他而言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为此悲痛不已。查士丁尼原本可在东部帝国挑选最高贵和最纯洁的处女，谁知他竟然要娶在剧院讨生活的娼妓。
我们在古代的竞赛中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最杰出的希腊人都是选手，而杰出的罗马人则仅仅是观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放给家世富有、品学俱优和满怀抱负的人士，要是参赛者对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有自信，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和狄俄墨得斯及墨涅拉俄斯一样，驾驭马匹迅速赶上前去赢取胜利。10辆、20辆或者40辆赛车同时出发，胜者的奖赏是一顶月桂树叶编成的冠冕。他的声名连带着家庭和国家的荣誉被写进抒情诗，在歌谣的旋律中被赞颂，这比起青铜和大理石的雕像更为长久。但是元老院的议员或是公民考虑到自己的地位，羞于让自己或他的马匹在罗马的赛车场中出现。赛车是由国家、官员或皇帝出资举办，但是管理放手交给下贱的奴才，要是一名受到欢迎的驭车手的收益超过主办人，那只能将这视为观众肆意挥霍的表现，这也是低贱职业所能得到的最高工资。
这种竞赛在最初创立时非常简单，只有两辆车争先，车夫分别穿着白色和红色的制服，到后来又增加两种颜色，就是草绿和天蓝。比赛也要重复进行25次之多，同一天有100辆赛车，使赛车场出现人潮汹涌的盛况。四个党派很快获得合法的组织和神秘的起源，梦幻的色彩代表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象，红色天狼星的盛夏、白雪的寒冬、蔚蓝的深秋和葱绿的初春；另外一种解释则不是从季节，而是从自然元素出发，绿和蓝的竞争被认为是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各自的胜利则可以预兆谷物的丰收或海运的昌隆，因而引起农夫和船员的敌对情绪。这种做法比起罗马人民盲目的狂热，为了支持某种颜色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不那么荒谬可笑。
一些明智的君主虽然鄙视这种愚蠢的行为，还是放任不管；但是像卡利古拉、尼禄、维特里乌斯、维鲁斯、康茂德、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卢斯这些皇帝的名字，都曾被列进赛车场的蓝党或绿党之中。他们经常前往自己的马厩，为本派受到宠爱的驭车手喝彩，责骂其他党派的参赛者，并且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这些驭车手的举止动作，好获得群众的爱戴和尊重。血腥和骚乱的竞争扰得公共的节日不得安宁，一直延续到罗马公众活动时代的末期。狄奥多里克不知是出于公正还是偏袒的动机，运用他的权势插手保护绿党，免于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大公的暴力迫害，这两位在赛车场中热烈拥护蓝党。
君士坦丁堡并未继承古代罗马的美德，反而因袭它的愚昧，同样的党派煽起赛车场的动乱，在椭圆形竞技场引发的狂暴更加激烈。阿纳斯塔修斯在位的时候，群众的怒气更为宗教的热情所鼓动。绿党很奸诈，把石头和短剑藏在水果篮里，在庄严的节日展开大屠杀，竟有3000名蓝党敌手死于非命。这种暴乱像瘟疫一样从首都蔓延到东部的行省和城市，用作比赛识别的两种颜色，产生强烈到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动摇了一个弱势政府的基础。民众之间的冲突一般是基于重大的利益或神圣的借口，都比不上这种恶意争吵的固执和坚持。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且离间了朋友和兄弟的感情，即使很少到赛车场的女性，也会拥护情人喜爱的党派，反对丈夫主张的意愿，把法律甚至天理人情都踩在脚下，只要使党派得到胜利，受到蛊惑的追随者将个人的痛苦和公众的灾难全部置之脑后。放任而没有自由可言的民主又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复活，任何想要获得行政和宗教职位的候选人，都必须支持一个党派。
绿党在暗中和阿纳斯塔修斯的家族或派系有密切的关系；蓝党热烈献身于正统教会和查士丁尼的大业。他身为他们的庇主为了表示感激，有5年多的时间，一直对这个不断在东部的皇宫、元老院和首都引起骚乱的党派给予保护。蓝党仗着皇室的宠爱，摆出一副傲慢的姿势，用奇特的蛮族打扮使人触目心惊。他们留着匈奴人的长发，穿起紧袖宽袍的服装，走路旁若无人，说话粗声粗气，白天身上暗藏着双刃的匕首，夜晚毫无顾忌携带武器聚会，分为许多小队，随时准备进行暴力和抢劫行动。他们的敌手绿党成员以及毫无瓜葛的市民，被这些夜间作案的强盗剥光财物或当场杀害。任何人要是戴着金扣环和金腰带，深夜在首都平静的街头出现都非常危险。这种作奸犯科的风气因恶行受到赦免而日益猖獗，他们竟然袭扰应受保护的私人住宅，聚众闹事的党派分子常用纵火来发起攻击，或者拿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在他们的蹂躏之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或者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了贪财或报复，到处流洒无辜者的鲜血，残忍的谋杀玷污了教堂和圣坛。那些凶手吹嘘自己的本领，说用短剑一击之下就可以取人性命。君士坦丁堡的放荡青年喜爱破坏秩序的蓝色制服，法律已经噤若寒蝉，社会失去制约力量，债主被迫放弃应有的权利，法官只有延后推迟审判，主人要释放奴隶自由，父亲听任儿子放纵挥霍，贵妇受辱满足奴仆的肉欲，漂亮的男童从父母的手里被夺走，妻子除非不惜一死，否则会当着丈夫的面被人强奸。
绝望的绿党遭到敌手的迫害，也被官员丢在一边不加理会，决定行使自卫或报复的权利。那些在战斗中幸存的人员，被捕以后拖回去处死，可怜的逃亡分子藏匿在树林和山洞里，不时潜回驱逐他们的社会，到处杀人放火，毫无恻隐之心。一些有胆识的执法官员竟敢惩治罪犯，不怕引起蓝党的仇恨，结果成为不择手段的狂热分子的牺牲品。君士坦丁堡的郡守逃到圣墓去避难，东部一位伯爵受到羞辱的鞭刑。有两个蓝党谋害西利西亚总督的马夫，还要继续大砍大杀，因而受到惩治，狄奥多拉竟然下令将总督吊死在凶手的墓前。野心勃勃窥伺帝座的接班人想要借着社会的混乱，建立伟大的事功；但等到身为君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责任，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查士丁尼首次颁布诏书，公开宣称决心保护无辜的市民，任何名称或颜色的党派只要犯罪就严惩不贷；他之后还一再发布诏书提出警告。然而，正义的天平由于皇帝的私下情感、相沿成习以及心怀恐惧，仍旧倾向于偏袒蓝党。他的公正在经过一番挣扎以后，便毫不犹豫地顺从了狄奥多拉势不两立的仇恨情绪。女皇始终没有忘怀自己是喜剧演员时所受的伤害，而且也绝不会宽恕。查士丁二世继位以后，公开呼吁要求严格和公正执法，等于间接谴责前朝的偏私：“你们蓝党要听清楚，查士丁尼已经过世！你们绿党也要知道，查士丁尼还是活着！不论哪派犯事，我绝不轻饶！”
两个党派相互仇恨和暂时和解所引发的叛乱，几乎将君士坦丁堡化为一片灰烬。查士丁尼统治的第5年，欢度元月望日的节庆，绿党不满的喧嚣声不时扰乱比赛的进行，一直到第22次赛车开始，皇帝还是不声不响保持庄严的神色。最后他实在看不过去，非常唐突地指示，通过司仪大声传话，要在君王和臣民之间进行极为奇特的对谈。绿党的群众开始时的抱怨，还是抱着尊敬和克制的态度，只是指责君王下面的大臣在压迫他们，并且对皇帝山呼万岁，祝他赢得胜利。查士丁尼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傲慢的捣乱分子，给我注意听着！你们这些犹太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摩尼教徒，全部给我闭嘴！”绿党仍旧想要唤起他的同情心：“我们都是穷人，都是无辜的市民，我们受到欺凌，不敢从街头走过，他们对我们的名字和颜色正在进行全面的迫害。啊，皇帝！让我们去死吧！但是也得遵照你的吩咐，为你卖命而死！”在他们看来，查士丁尼一再重复偏袒和激动的咒骂，完全失去身穿紫袍的尊严。他们拒绝效忠不能公平对待臣民的君主，为查士丁尼的父亲感到悲哀，怎么生出这样一个祸害，被人称为凶手、笨驴和口出伪誓的暴君。愤怒的君王高喊：“你们不想活了吗？”这时蓝党火气直冒，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充满敌意的怒吼震动整个椭圆形竞技场。他们的对手绿党看来势单力薄，为了避免吃眼前亏，全都跑到君士坦丁堡街头，在那里展开恐怖和绝望的活动。
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两党有7个被郡守定罪的杀人犯被拉出来游街示众，然后押送到佩拉郊区的刑场。4个人很快被斩首，第5个已被吊死，但是同样的惩处落在剩下2个人头上的时候，绳索突然断裂，人掉在地面还没有断气。群众为他们得以幸免而欢呼，圣科农的僧侣从邻近的修道院出发，把这两个人用船运到教堂的圣所庇护。一个罪犯是蓝党，另一个穿绿色制服，两党同时被残酷的压迫者和不知感激的庇主所激怒，于是决定在解救囚犯和满足报复之前，暂时休战。至于抗拒叛乱风暴的郡守，他的府邸被纵火烧毁，手下的官员和卫士遭到屠杀。监狱被武力打开，犯人恢复自由，给公众带来毁灭性的祸害。一支部队被派遣前来支援行政官员，遭到武装群众凶狠地抵抗。叛乱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行为更加大胆放肆。为帝国服役的蛮族以赫鲁利人最为蛮横，教士出于宗教的动机，带着圣物匆忙前来阻止血腥冲突，遭到赫鲁利人的镇压和驱逐。这种亵渎神圣的举动使骚乱加剧，民众打着上帝的名义进行激烈的战斗。妇女从屋顶和窗户往士兵的头上投掷石块，士兵们则往屋里扔火把。一处处被市民和外地人点燃的火头，毫无控制地在整个城市蔓延开来。大火波及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宙克西普斯浴场以及部分皇宫，从皇宫的大门入口一直烧到战神祭坛，大火沿着长长的柱廊从皇宫烧到君士坦丁广场。一家规模很大的医院连同里面的病人全部被焚烧殆尽，很多教堂和宏伟的建筑物成为一片瓦砾，收藏大量财物的金库里的金银或是熔化或是遗失。这幅恐怖和悲惨的景象，使得机警和有钱的市民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到亚细亚那边的海岸去避难。君士坦丁堡有5天的时间落在党派的手里，他们使用的暗语是“尼卡”，意为胜利，这也就成了这次大规模叛乱的名称。
只要党派的纷争还继续存在着，那么无论是扬扬得意的蓝党还是垂头丧气的绿党，都同样对国家的混乱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一致怪罪司法和财政的腐败，两位负责的大臣是善于使用权术的特里波尼安和贪财好货的“卡帕多细亚的约翰”，他们被看作是国家灾难的始作俑者。民众温和的怨言没有人理会，等到城市陷于大火之中，就有人装出尊重的样子愿意倾听。财政大臣和郡守立即受到罢黜的处分，遗留的职位由两位为人正直毫无过失的元老院议员接任。查士丁尼做出深获民心的让步以后，前往椭圆形竞技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感激的臣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忏悔。虽然他对着福音书做出庄严的宣告，但是两个党派并不相信他的保证。皇帝对他们的怀疑感到吃惊不已，在慌张之余退回皇宫那座严密防卫的堡垒。这无法平息的骚动现在被看成秘密而又居心叵测的阴谋，有人怀疑暴徒，特别是绿党方面，一直得到海帕提乌斯和庞培所供应的武器和金钱。两位大公没有忘记他们是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儿，虽然这种身份可以带来荣誉，却无法保证安全。
个性轻佻的君王心怀猜忌，在反复无常的信任、罢黜和原谅之中，使两人看起来像是在宝座前服侍的皇家仆役。然而就在这5天的骚动期间，他们被当成重要的人质遭到拘留。直到后来，查士丁尼的恐惧超过智慧，把这两兄弟看成奸细甚或刺客，坚决打发他们离开皇宫。他们一再说明要是服从君王的命令，就会在身不由己的状况下被逼成叛徒，但这番表白毫无用处。等到他们回到家里，在第6天的早晨，民众包围了海帕提乌斯的住处，将他带走，根本不管他是真心抗拒，也不管他的妻子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群众蜂拥着受到推崇的人物前往君士坦丁广场，用一个华丽的项圈代替皇冠戴在他的头上。要是篡夺者听从元老院的劝告，进而激起群众的愤怒，在最初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或许能够制服或驱逐心惊胆战的查士丁尼。海帕提乌斯后来以拖延和耽搁有功，来为自己辩护。拜占庭皇宫享有进出海洋的自由通道，船只停泊在花园台阶之下，随时可用，而且宫廷已经做出秘密的决定，要运送皇帝和他的家人及财富，安全撤退到离首都有相当路程的城市。
要是那个从剧院发迹的娼妓没有抛弃女性的怯懦和德性，查士丁尼肯定会一败涂地。在贝利萨留也参加的会议中，唯独狄奥多拉展现出英雄的气概，为了拯救皇帝脱离当前的危险和可鄙的恐惧，只有她不担心会在未来引起查士丁尼的忌恨。查士丁尼的配偶说道：
哪怕只有逃走才能获得安全，我也不会离开。人在出生以后都不愿去死，但是当上位的统治者失去荣誉和权力后，就不应该偷生。我祈求上苍，别让人看到我失去冠冕和紫袍的样子，即使是一天也不行。要是人们不再尊称我为女皇，那时我绝不愿见到阳光。啊，恺撒！如果你决定逃走，你有的是财富。请看那大海，你有的是船只。但对君主而言，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求生的欲望，它会陷你于可怜的放逐和可耻的死亡之中。至于我，只相信一句古老的格言：“皇座是光荣的坟墓。”
一位妇女的坚定使大家恢复了勇气，重新开始考虑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未来的行动，很快为绝望的处境找到解决的办法。再度挑起党派之间的仇恨不仅简单，而且可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这时蓝党为自己的罪行和愚蠢感到害怕，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屈辱，竟然会使他们与不共戴天的仇敌联合起来，对抗友善和慷慨的庇主。蓝党再度公开宣布承认查士丁尼的权威，就把绿党和他们的篡夺者留在椭圆形竞技场。卫队的忠诚相当可疑，然而查士丁尼的军事力量包括3000名老兵，他们有良好的训练和无敌的勇气，经历过波斯和伊利里亚的战争。在贝利萨留和蒙杜斯的指挥之下，兵分两路离开皇宫，衔枚疾走，强行穿过狭隘的通道、熄灭的火场和倒塌的大厦，突然同时打开椭圆形竞技场两端的大门。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面对从两边袭来的坚强的正规攻击，混乱和惊惧的群众完全无力反抗。蓝党用疯狂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悔悟，据估算，在那一天毫不留情和斩草除根的滥杀中，估计有3万多人丧失性命。海帕提乌斯从宝座上被拖了下来，和他的弟弟庞培一起被押到皇帝的脚前，他们恳求皇帝大发慈悲，但是他们的罪行众所周知，清白却大有可疑，何况查士丁尼已被吓得魂不附体，更不会轻言宽恕。次日早晨，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侄子，还有18名地位显赫、位列大公或执政官阶级的从犯，都私下被士兵处死，尸体被丢进大海。他们的府邸被推倒，财产全部充公。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椭圆形竞技场受人冷落，备感凄凉。然而，只要恢复比赛就会带来同样的骚乱，蓝党和绿党仍继续破坏着查士丁尼的统治，扰乱东部帝国的安宁。
在罗马城沦为化外之地以后，帝国仍旧保有它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征服的一些民族，疆域一直到达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边界。查士丁尼统治64个行省和935个城市，整个地区真是得天独厚，无论土地、位置还是气候都极为有利，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古代的特洛伊到埃及的底比斯，不断沿着地中海海滨和尼罗河两岸传播。埃及是众所周知的富饶之地，曾经解救亚伯拉罕的苦难，同样那片南北狭长而人口众多的地区，至今每年仍能向君士坦丁堡出口26万夸特的小麦。查士丁尼的首都还一直接受西顿供应的产品，15个世纪前荷马曾在诗篇中称赞其事。植物生长所需的地力，没有因2000次的收成而耗尽，由于农人的技术、肥料的增多和及时的休耕，不仅能够恢复生产，并且更为加强。家畜的数量已经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树木的种植、房舍的建筑以及劳动和享受生活的工具，延续的时间比起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在后代的照顾之下得以累积生产的成果。一些最基本的技艺由传统保存下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使之更加简化。劳动的分工和交换的便利，使得社会日益富足，每个罗马人的居住、衣着和饮食，都要靠1000双手的辛勤劳动。织机和梭杆的发明可以归之于神的恩赐，每个时代和各种不同的动物和植物产品，像是兽毛、生皮、羊毛、麻、棉以及最后的丝，经过人为的加工，用来遮盖或是装饰人类的身体。它们被漂染成各种永久性的颜色，能够用笔墨弥补织机功能之不足。在模仿自然之美选择颜色的时候，可以尽情表现个人的品位和时尚。但是有一种深紫色，是由腓尼基人从一种贝壳中提炼获得的，专门供应皇帝本人和皇宫使用，而且明文规定，大胆臣民如果敢僭用皇家的特权，将视同叛国罪加以惩处。
无须我多加解释，大家知道丝是从一种幼虫的消化器官里吐出来，然后结成金黄色的茧，最后这条毛虫从里面钻出来变成蚕蛾。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以前，只有中国人知道，蚕要用桑叶来喂养。像是松树、橡树和白杨的毛虫，遍布亚洲和欧洲的森林，但是饲养和培育都很困难，产量也无法确定，除了靠近阿提卡海岸的小岛开俄斯，通常都没有人理会。开俄斯有一名妇女发明了这项产品，用吐出的丝织成薄纱供女性专用，很长一段时间在东部和罗马备受赞誉。无论是梅德人还是亚述人，他们的服装是否运用这种材料，引起大家的怀疑。维吉尔是第一位提到此事的古代作家，他说中国人从树上采取柔软的羊毛，这种误解和真实状况相比也不足为奇，后来才慢慢知道有一种价值极高的小虫存在，是为各民族提供奢侈品的头号技师。提比略在位时，这种稀少而又文雅的奢侈品，被生活严肃的罗马人指责。普林尼用稍嫌做作而有力的语言，抨击人们贪财求利的心理，为了有害的目的探勘地球遥远的尽头，寻找在众人看来近乎裸体的服装，贵妇人穿上会全身透明。这种衣物可以显示手足的转动和皮肤的颜色，用来满足虚荣或挑起情欲。
中国的丝织品很紧密，腓尼基的妇女有时会将它拆散开来，再将亚麻的纤维混纺在里面，松散的质地使贵重的材料倍增价值。普林尼时代以后这200多年，纯丝或混纺的丝织品限定为女性使用。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妇女的阴柔习性，是第一个穿着丝绸衣物的名人，玷污了作为皇帝和男子汉的尊严。尔后罗马和行省有钱的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效法这种先例。奥勒良抱怨1磅丝在罗马要卖12英两的黄金，但是供应随着需求而增加，价格自然也就下跌了。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或实施专卖，有时也会使价格高过奥勒良的标准，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制造商基于同样的情况，有时被迫满足于仅收取那过高价格的九成。从产地进口的丝织品大部分耗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身上，有人认为需要制定法律，使喜剧演员与元老院议员的服装有所区别。他们仍然更熟悉地中海一种被称为海蚕的贝类，这种大型珍珠贝贴在岩石上面，长出质地细致的毛发，可以用来织成衣料。罗马皇帝原本出于好奇而非实用的缘故，将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长袍当作礼物，送给亚美尼亚的总督。
丝绸通过骆驼商队跨越整个亚洲，从中国的海岸被运输到叙利亚海岸，这一行程长达243天，但价值昂贵的商品并不需要很大的数量，便足够支付陆上运输的费用。这些丝绸很快被经常前往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市场的波斯商人送到罗马人手里。但是这种贸易在休战期间，会受到贪婪和嫉妒的压制；而到了敌对君王的长期战争时，更是会完全中断。波斯国王出于骄傲的心理，把粟特甚至塞里卡也算成帝国的行省，但是波斯真正的疆域是以阿姆河为界，要想越过这条河与粟特人进行有利可图的接触，则完全要视征服者的意愿而定，白匈奴人和突厥人先后统治这个勤奋的民族。然而在号称“亚洲四大花园之一”的地区，就是最野蛮的统治，也不会将农业和贸易彻底毁灭。撒马尔罕和波卡拉这些城市据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进行各种产品的交换，他们的商人从中国购买生丝和丝织品，运到波斯后再供应给罗马帝国。
在中国繁华的首都，粟特人的商队被当成进贡国家的使臣，受到优渥的款待，只要他们能够安全返国，大胆的冒险就能获得极为优厚的利润。从撒马尔罕到陕西最近的市镇是艰辛而危险的旅程，至少需要60天，长则80天到100天。他们渡过锡尔河后就进入了沙漠，除非军队和地区的守备部队加以约束，否则游牧族群会将市民和旅客都当成合法掠夺的对象。运输丝绸的商队为了避开鞑靼的强盗和波斯的暴君，探勘出一条位置更靠南边的路线。他们越过西藏的高山，顺着恒河或印度河而下，在古泽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耐心等待一年一度西方船队的来到。沙漠虽然危险，但比起难以忍受的劳累、饥渴和拖延时日还是要好过得多。以后很少人再有这种打算，仅有一名欧洲人通过那条乏人问津的路线，为自己历尽困苦而自鸣得意，他在离开北京以后，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印度河口。
不过，开放的海洋可供人类自由地交往。中国从黄河到北回归线的各省，都被北部的皇帝征服和教化。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代，这个地区就已经满布着居民和城市，到处种植桑树养蚕，生产丝绸。要是发明罗盘的中国人拥有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天分，那他们就会向着南半球进行开发。我没有资格判断也很难相信，中国人的长途航行曾抵达波斯湾或好望角。但他们的祖先可能与现代的子孙一样努力与成功，航海的范围从日本群岛延伸到马六甲海峡，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始终保持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沿着海岸抵达顶端的阿钦海岬，每年总有10到20艘船来到此地，上面装满中国的货物，包括各种工艺产品，甚至还有工匠在内。苏门答腊和对面的半岛被很含混地描述为生产金银的地区，托勒密的地理学曾经提到这些商业城市，指出它们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矿产。苏门答腊和锡兰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00个里格，中国和印度的航海人员依靠飞鸟指示航向，或是乘着季风，就是方形船也能安全穿越海洋。这种船在制造的时候不用铁钉，以椰子树叶编成牢固的绳索将船连接起来。
锡兰又称塞伦底布或塔普洛巴纳，由两个敌对的君主分治：其中一位据有山地、大象和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另一位享有更为实际的财富，国内的特产、国外的贸易和宽阔的海港特林奎马尔，成为东方和西方船队的集散中心。这个人情味浓厚的岛屿，离两端的国家航程大致相等(有人已经计算过)，中国的丝商把买来的沉香、丁香、豆蔻和紫檀木装在船上，与波斯湾的居民维持自由而且利润很高的商业活动。波斯国王的臣民颂扬他的权势和伟大，认为已经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有名罗马人单纯以旅客的身份，乘坐埃塞俄比亚人的船只到过锡兰，他拿出阿纳斯塔修斯的金币，与波斯人不起眼的铜钱做比较，驳斥他们那种狂妄无知。
丝成为不可或缺的商品，波斯人控制着陆地和海洋，主要的供应来源被他们垄断，查士丁尼对此非常忧心，臣民的财富不断流入一个充满敌意而又崇拜偶像的国家。埃及的贸易和红海的航运随着繁荣的帝国走向衰败，同样遭遇没落的命运。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应该恢复这些地区的贸易和航运，除此之外罗马人的船只还要可以航行到锡兰、马六甲甚或中国的港口，去购买所需的生丝和织物。查士丁尼采取了一个更温和的计划，请求同是基督徒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给予协助。他们新近获得了航海的技术、贸易精神和阿杜利斯海港，这个地方是一位希腊征服者最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埃塞俄比亚人沿着非洲的海岸深入赤道地区，搜寻黄金、翡翠和香料，但是他们很明智地放弃了这一实力悬殊的竞争，因为波斯人靠近印度市场，与他们相争，必然会受到挫败。
皇帝为此感到失望，直到后来发生了一起出乎意料的事件，他的愿望才获得满足。福音的教诲已经传到印度，一位主教在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领导圣托马斯的基督徒，锡兰也建立了一座教堂，传教士追随贸易的足迹到达亚洲的尽头。两个波斯僧侣长期居住在中国，或许是皇家的都城南京，这里的君王信奉外国的宗教，事实上他接见过锡兰岛派遣的使节。波斯的僧侣在虔诚传教时，见到中国人的普通服装都是丝织品，感到非常惊奇，还看见成千上万在饲养的蚕(不论是在树林还是家庭里)，从前这是皇后的工作。他们很快了解，要想运走生长期短促的昆虫，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事，但是蚕卵可以孵出很多后代，容易保存，也能在遥远的地区培育。对于波斯的僧侣来说，爱国心比不上宗教或利益的吸引力。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抵达君士坦丁堡，将计划详尽报告给皇帝，获得查士丁尼的首肯，被给予丰盛的赏赐和优渥的许诺作为鼓励。然而就君王御用的历史学家看来，高加索山下的一场战役，比起传教士经商的辛劳，更值得详细报道。
他们在进入中国以后，欺骗怀着猜忌之心的民族，把蚕卵藏在中间挖空的手杖中，然后带着来自东方的战利品光荣归来。经由他们的指导，蚕卵在适当的季节，用堆肥产生人工的热量来孵化，拿桑叶来饲养，使它们不仅能够在异国的气候里生长，还能结出蚕茧，留下足够数量的蚕蛾来繁殖推广，然后种植更多的桑树饲养更多的蚕，供应大量生产丝织品的需要。借由经验和研究可以不断改进这项新兴产业，等到下一代皇帝在位的时候，粟特的使臣承认，罗马人在养蚕和产丝这方面的技术，已经不亚于原来的中国人。我看见这些质地雅致的奢侈品，并不是毫不动心，但是难免会感觉遗憾，要是传进蚕丝的人能带来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的印刷术，那么米南德的喜剧和李维记述完整罗马历史的史书，就可以因第6世纪的版本而得以永存。扩大的世界观有助于思维科学的发展，但是基督教的地理学完全依据《圣经》的文字，有的地方难免断章取义，因此只有不信神的头脑才会去研究自然的科学。正统基督教的信念把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温带地区之内，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的表面，长度是400天的旅程，而宽度是200天，四周被海洋包围，上面覆盖透明晶体的苍穹。
查士丁尼的臣民对那个时代和政府都不满意，欧洲满布蛮族四处横行，亚洲则为僧侣所苦。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妨害到东部的贸易和制造，人民的血汗全被拿来供奉教会、政府和军队，却没有发挥任何效用，只是白白地浪费。构成国家财富的固定和流动资本，可以感到在迅速减少。阿纳斯塔修斯的节俭缓和了公众的困苦，明智的皇帝积累了巨额的国库财富，开始解救人民使他们免于高额税金的压力和苦难。他们的感激特别表现在“苦难救助金”的废止上，这是一种个人贡金，名义上是可以使贫民获得工作，然而其名不副实之处却令人难以忍受。繁荣的城市埃德萨只需支付140磅黄金，却用了4年的时间向1万名工匠分别征收。然而只有吝啬的作风才能支持慷慨的意愿，阿纳斯塔修斯在27年统治期间，年度岁入节余总额为1300万英镑，即32万磅黄金。
查士丁一世的侄子非但不能效法先贤的懿行，反而滥用国库的积蓄。查士丁尼的财富因宗教施舍、大兴土木、出于野心的战争和羞辱性的条约而迅速耗用殆尽，当他发现国家财政已入不敷出时，就用尽各种手段索取人民的金银，浪费的手再将金银从波斯遍撒到法兰西。他的统治显示出强夺和贪婪、华丽和贫穷之间的变迁，或者说是对抗。他因掌握上代积蓄的财富而享有名声，遗留给继承人的却是要为他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像这样的人物只会引起人民和子孙的控诉。公开的不满容易让人知道，私人的怨恨则更加肆无忌惮。爱好真理的人士要带着怀疑的眼光，来阅读普罗科皮乌斯富于教训意味的《秘史》。历史学家私下里旨在揭露查士丁尼的败德乱行，用恶毒的笔加以渲染和丑化，暧昧可疑的行为被归之于极其卑鄙的动机，无心的过失被指责为有意的罪孽，偶发的事故被认定为预先的图谋，法律受到践踏和滥用，一时的偏袒不公被巧妙地加以描述，说成是他统治32年的一贯原则。皇帝要独自为官员的错误、时代的混乱和臣民的堕落负起责任，甚至就是黑死病、地震和水患之类的天灾，也要强加在恶魔化身的君王头上，说是罪大恶极的查士丁尼引起天怒人怨。
我在做出声明以后，要对《秘史》提到的查士丁尼的贪财好货和巧取豪夺，简单叙述几点如下：
其一，查士丁尼的任意浪费不能算是慷慨的行为。文职和军职官员获得为皇宫服务的任命，开始的职等很低，待遇微薄。他们按照年资晋升到生活优裕和蒙受信赖的地位，每年的恩俸总额是40万英镑。这时查士丁尼已经废除了职务最高的位阶，贪墨或贫穷的廷臣对内廷的节约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帝国尊严的最大冒犯。文书的递送、医生的薪俸和夜间的灯火，就花费的金额而言，是最受大众注意的项目。同时市民也在抱怨，说他侵占市政的岁入，将钱拨到这些方面，好维持正常的运作。甚至士兵的权益也受到损害，为了对士兵做出补偿，在很多方面放宽对他们的要求，即使违纪犯法也不惩处，这样就会败坏军队的风气。皇帝拒绝按照惯例每5年向士兵发放一次5个金币的赏赐，使得部队的老兵被迫当街向人乞求面包，欠饷的军队在意大利和波斯战争中逐渐消散。
其二，前代皇帝为使民众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基于仁政经常免除公众积欠贡金的庞大债务，以作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事实上执行偿还欠税的工作非常不切实际。
查士丁尼在位32年，从未赐给民众类似的恩惠。很多臣民要放弃他们的产业，认为土地的价值已经无法偿付国库对他们的勒索。城市只要遭受敌人入侵，阿纳斯塔修斯就会同意免征税赋7年；查士丁尼的行省受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蹂躏，但是他那自负而又荒谬的补偿只有1年，而且只限于被敌人实际占领的地方。
以上是历史学家私下提出的说法，他对撒马利亚人的叛乱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士丁尼批准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任何恩惠，都抱着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和可恶的指控，完全为真实的记录所驳斥，因为经由圣萨巴斯的出面求情，证实这个残破的行省获得1300金币(5.2万英镑)的救济。
其三，普罗科皮乌斯并没有说明赋税的体制，他只是将之形容为横扫地面的雹暴，或是吞噬居民的瘟疫。要是我们认为古老而严苛的原则都是查士丁尼的错，连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都因为他的缘故，必得忍受极为不公的损失，这样一来连我们也都成了他运用恶意的帮凶。“阿诺纳”是一种残酷而专制的征收方式，用来为军队和首都供应谷物，竟然超出农人的能力10倍以上，在衡量、检验、价格和长途运送劳务方面，偏袒不公的状况更倍增大家的痛苦。在供应不足的时候，要从邻近的行省像是色雷斯、比提尼亚和弗里吉亚等地征收额外的需求。地主在经历疲累的行程和危险的航运以后，收到的酬劳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情愿选择在自己的谷仓门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些预防方式可以说明查士丁尼对首都的福利非常关心，然而君士坦丁堡还是逃不过暴政的剥削。在他的统治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开放了自由贸易，除了不能输入武器供蛮族使用外，所有的商品都不受限制。每座城门派驻法务官，都是一些为皇家捞钱的官员，船只和货物经过都需要征收沉重的关税，这种剥削又转嫁到无能为力的顾客身上。贫穷百姓要忍受人为供应不足以及市场惊人高价的痛苦，而习惯了靠着君王的慷慨才能过活的人民，时常抱怨饮水和面包的配给分量太少。根据状况加以调整的贡金，根本没有正当的名目、法律的依据和限定的对象，这笔每年价值12万英镑的费用，由皇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奉献，支付方式由这位最有权势的官员自由裁决。
其四，然而即使如此，这些税收比起专卖的特权，还是较为容易让人忍受。专卖妨碍制造业的良性竞争，目的在于赚取极不荣誉的蝇头小利，对于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项目强加特定的价格限制。《秘史》记载：“等到丝的特定价格为皇家财务人员所独占，整个地方的人民像是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厂家，全部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不是死于饥饿就是逃到敌国波斯。”一个行省会因制造业的衰退而蒙受苦难，但是就“丝”这个案例来说，普罗科皮乌斯的立场不够公正，完全忽略了查士丁尼的贡献。就是因为他的好奇心，帝国才收获无法估计和永久存在的利益。他把铜币的法定值提高七分之一，也可以说是同样利国利民的好事，这种调整不仅明智，而且光明磊落毫无私心。因为金币是合法的公私支付标准，既不能减低纯度也不能提高价格。
其五，租税承包人要求充分的司法权便于完成所订的合约，要是了解真相就知道这种行为极为可恶，这等于是要从皇帝的手里买断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在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同意或默许之下，可以从皇宫花钱买到位阶和官职。这一敛财的特权对有功绩或受到宠爱的人而言，有时会不顾一切插手其间。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能明了其中的道理，任何胆大妄为从事“卖官鬻爵”勾当的家伙，都会为自己所承受的羞辱、劳累、危险、负债及高利息寻求丰厚的补偿。这种可耻和带来灾难的贪污行为到处流传，终于使查士丁尼产生了警惕之心。他期望用誓约和惩罚的制裁来保护政府的廉明公正，但是在一年终了时，伪誓和贿赂的状况未见转好，仍旧凌驾于无能的法律之上，他那严厉的诏书只有束之高阁。
其六，内廷伯爵尤拉利乌斯的遗嘱指定皇帝是他产业的唯一继承人，不过，条件是要负责处理债务和赠送遗物，答应给他3个女儿现有的生活费用，同时每个人结婚时可以获得10磅黄金的嫁妆。尤拉利乌斯大笔家产全毁于火灾，留下资财的清单，数额没有超过564个金币。希腊的史书有记载，说明皇帝以获得微薄的奉献为荣，他完全是仿效这个先例。他抑制自私的贪财心理，钦佩友人对他的信任，负责赠送遗物和偿还债务，要皇后亲自教养3个未婚女儿，同时加倍给她们嫁妆，充分表现出父亲对女儿的爱心。君王的仁慈确实值得钦佩(君王无须行善)，然而就是在这种高尚的行为之中，我们发现排挤合法和非婚生继承人是相沿已久的恶习。普罗科皮乌斯完全将之归于查士丁尼统治所产生的弊病，他的指控受到显赫姓氏和丑闻事件的支持。无论是寡妇还是孤儿都不能幸免，对遗嘱的乞求、勒索和认定已经成为一门技术，皇宫的代理人借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卑鄙和邪恶的暴君，使私人生活的安全遭到侵犯。国君放纵自己图利的欲念，想在继承那一刻就抢占先机，把财富解释为罪行的证据，从继承者的手里行使籍没的权力。
其七，异教徒或异端分子的财富为有宗教信仰者所用，一位哲学家把这种行为也列名在掠夺的形式之中。在查士丁尼的时代，这种神圣的抢劫行动只受到其他教派的谴责，因为他们成为正统教会贪婪的牺牲品。
查士丁尼的品格德性终究会反映出令人不齿的一面，但是大部分的罪行和利益，都应落在大臣的头上，他们才是应受谴责的对象。这些人的擢升很少是出于操守，遴选也不完全依靠才能。财务大臣特里波尼安功勋卓著，后来在罗马法的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东部的经济被交给禁卫军统领负责，也就是卡帕多细亚的约翰，他声名狼藉的恶行令人侧目。普罗科皮乌斯在《秘史》里有详尽的描述，就是他撰写的正史里也有记载。约翰的知识并非来自学校的传授，行事风格也不尽循规蹈矩，但是他的长处在于发挥天生的才干，提出最明智的意见，在最困难的状况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权宜办法。堕落的心灵与他那超凡的头脑不相上下，更能助纣为虐。虽然他被怀疑施展法术信奉异教，却似乎毫不畏惧上帝，更不在乎人们的指责。他渴求财富不择手段，无视数千人的死亡、百万人的贫苦、城市的毁灭和行省的残破。从清晨到傍晚，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牺牲整个罗马世界，只为增加他主人和自己的财产，将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寻欢作乐的淫秽活动上，深夜的宁静被他内心永恒的畏惧干扰，时时害怕正义带来的暗杀和报复。
他的能力，也许是他的罪恶，获得了查士丁尼的欢心，与他建立起长久的友谊。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屈服于人民的暴怒。约翰的胜利体现在能很快使敌人死灰复燃，这些人在他高压的行政管理之下，忍受10多年的苦难，认为他不会遭受厄运的惩罚，倒是会遭到仇恨的打击。约翰的仇敌发出喃喃的诉怨，只会坚定查士丁尼支持他的决心。统领因受宠而傲慢，藐视那让人屈膝朝拜的权力，企图在皇帝和宠爱的配偶之间播散不和的种子，难免引起狄奥多拉的愤怒。但即使是狄奥多拉也要克制自己的情绪，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待最好的机会，只有刻意安排的谋逆阴谋，将卡帕多细亚的约翰牵涉进去，才能置他于死地。
贝利萨留有次受到告发，说他涉嫌叛国，那时他还不算一位英雄人物，他的妻子安东妮娜私下很得女皇的信任，把装出来的对皇帝的不满传达给统领的女儿优菲米娅，信以为真的处女把危险的计划告诉了她的父亲。约翰可能知道誓言和承诺的价值，受到引诱就接受贝利萨留的妻子提出的意见，在夜间会面，进行可能被视为叛逆的磋商。在狄奥多拉的指使之下，卫士和宦官埋伏起来，拿着刀剑冲进去，抓住有罪的大臣要对其施以惩处。他被忠诚的随从救了出来，但并没有去恳求仁慈的国君，因为早已得到私下的警告会有危险，他那怯懦的性格令他只能逃到教堂的圣所寻求庇护。夫妻的情分和家庭的和睦使查士丁尼将他的宠臣变成了牺牲品，约翰从统领摇身一变成了教士，雄心壮志化为乌有。他倒还能与皇帝保持友情，这使他的罢黜获得些许安慰，让他带着大部分财富到库济库斯过平静的放逐生活。这种不尽理想的报复无法满足狄奥多拉不共戴天的仇恨，谋杀库济库斯主教这位他多年的仇敌，可以为惩处他提供最好的借口。
卡帕多细亚的约翰虽然作恶多端，万死不足以赎其罪，最后却因无辜而被肆意罗织罪名。身为国家的重臣曾被授予执政官和大公的位阶，这时却像低贱的罪犯受到羞辱的鞭笞，褴褛的斗篷成为他唯一的财产，被船运到流放的地点——上埃及的安提诺波里斯。东部的统领在通过以往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的城市时，乞求人们赏给他一点面包。在流放的7年时间里，狄奥多拉那用尽心机的酷虐，让他苟延残喘，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等她过世以后，皇帝召回这位仆臣，但此时的他却带着几分遗憾放弃了皇帝给予他的高位，卡帕多细亚的约翰已经毫无进取之心，只想获得教会的职位，聊尽谦卑的责任。约翰的后任让查士丁尼的臣民相信，专制政府的高压伎俩会因经验和勤奋而变本加厉。一位叙利亚的银行家用欺诈的手法，获得推荐得以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统领的先例和遭遇，不断地在东部帝国的财务官、公私的管库人员、行省的总督和朝廷的高官身上出现。
查士丁尼的建设是用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凝聚而成，那些宏伟的巨大结构似乎是在宣告帝国的繁荣，而且也表现出了那些建筑师的技术。建造技术理论和实践的主要依据是数理科学和机械力学，在几代皇帝的支持赞助之下获得快速的发展。阿基米德的名声遭到普罗科卢斯和安特弥乌斯的挑战，而如果有一些明智的旁观者能记录下他们的工程奇迹，那么肯定可以扩大哲学家的思维范围，而不是引起他们的怀疑。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传说：阿基米德用聚光镜在叙拉古的港口，将罗马人的舰队烧成灰烬。有人很肯定地表示，普罗科卢斯用同样的办法，在君士坦丁堡的海港摧毁了哥特人的船只，抗击维塔利安极为大胆的冒险行为，保护他的庇主阿纳斯塔修斯。一种由一面磨得很亮的六角形铜镜组成的机械装置被固定在城墙上面，大镜周围是许多面可以移动的多边形较小铜镜，可以用来接收和反射正午炽热的阳光，投射出引起燃烧的火光，火光最远可以达到200英尺的距离。信誉最佳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两个极为特殊的事件不置一词，可见无法尽信，聚光镜也从未使用于攻击或防御任何地点。然而一位法国哲学家曾进行了令人惊奇的实验，表明运用聚光镜的可行性。要是如此，我认为这种技术应该归功于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而非出于一个僧侣或诡辩家的胡思乱想。要是根据另外一种说法，普罗科卢斯使用硫磺摧毁哥特人的船队。在现代人的印象里，提到硫磺的名字就会产生联想，怀疑说的就是火药，事实上是他的门人安特弥乌斯在暗中搞鬼，故意把这种怀疑传播出去。
亚细亚的特拉勒有一位市民，他的5个儿子全都表现出色，各个都在本行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并获得闻名于世的成就。奥林庇乌斯在罗马法的理论和应用方面极为精到；狄奥斯科鲁斯和亚历山大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医生，前者用自己的医术造福同胞，他那积极进取的兄弟则在罗马名利双收；梅特罗多鲁斯是文法学家，安特弥乌斯是数学家和建筑师。查士丁尼听到他们两位的名声，就邀请他们前去君士坦丁堡：一位在学校，教导前途光明的子弟辩论和演说技巧；另一位在首都和行省，运用他的技术建造更为长久的纪念物。安特弥乌斯有一间与人相邻的房屋，不知是墙壁还是窗户发生问题，结果引起一些争执，邻居芝诺能言善道，使他不敌而退，但是口才很好的演说家还是敌不过机械学大师。他运用阴险而无害的手段，不明白其中道理的阿戈西阿斯，在提到时表示不以为然。安特弥乌斯在最下面的房间，找来几个大缸或是大锅，里面加满水，上面装着盖子接上皮管，管子是越向上越细，然后顺着托梁和屋椽伸到邻居的房屋。他在大锅下面烧火，沸腾的水产生蒸汽从皮管里上升，受到压缩的气体发出力量使房屋震动，住户吓得发抖，奇怪明明他们感觉到地震，为何全城的人竟毫无感觉。另外还有一次，芝诺的几个朋友坐在桌边，被安特弥乌斯用反光镜照得无法睁眼，非常难受，接着有巨大的响声使他们更加害怕，是某种很特殊的物质撞击所产生。这位演说家在元老院很悲伤地宣布，凡人遇到威力强大的对手时只有屈服，对方不仅能像海神那样用三叉戟摇晃地球，还能仿效主神朱庇特发出闪电和雷鸣。
安特弥乌斯和他同事米勒西亚人伊希多尔都有这方面的才华，受到君王的鼓励和雇用，岂不知这位君王对建筑的鉴赏，已经深陷于劳民伤财的地步。受宠的建筑师向查士丁尼提出他们的设计和困难，而且承认他们全力以赴地辛勤工作，很容易被皇帝自发的智慧或神赐的灵感所超越，何况皇帝永远关心人民的利益、统治的光荣和灵魂的得救。
由君士坦丁堡的创建人奉献给圣索菲亚，或以永恒的圣智为名的大教堂，曾经两次毁于大火，一次是约翰·克利索斯托遭受放逐以后，另外就是蓝党和绿党的尼卡叛乱期间。等到动乱刚平息，基督徒的群众就开始悔恨他们那亵渎神圣的鲁莽行为。如果他们能预见到，40天后虔诚的查士丁尼全力着手兴建的新教堂的光荣，就会庆幸有那场灾祸发生。残留的遗址全部被清除干净，更加宏伟的计划已经制订，需要得到某些土地所有人的同意。他们获得非常优厚的报酬，因为君王不仅急于求成，而且感到良心不安。安特弥乌斯要落实整个规划的细节，他用无比的才华指挥1万个工匠，用足色的银两支付他们的工资，从未延误到当天晚上。皇帝自己穿着亚麻短上衣，每天去查看快速的进度，运用他的关切、热心和奖赏，鼓励他们更加卖力工作。这座新建的圣索菲亚主座教堂由教长出面奉献，从奠基之日起花了5年11个月零10天的时间。在庄严的典礼仪式中，查士丁尼用虔诚的自豪语气高呼：“荣耀归于上帝，只有他相信我能够完成这样伟大的工作，啊！所罗门！我已经胜过你了！”
但是不到20年，罗马人的所罗门王最感骄傲的建筑就被一场地震摧毁，圆顶的东半部倒塌。这位毅力惊人的君王又派人将其重新修复，仍能保持原来的华丽和光辉。在他统治第36年，查士丁尼举行这座教堂的第二次奉献大典，经过12个世纪以后，仍旧是他留名千古的宏伟纪念物。圣索菲亚教堂现在已经改建为主要的清真寺，它的建筑形式为土耳其苏丹所模仿，古老庄严的圆顶继续激起希腊人的真心赞美，给欧洲的旅人带来合乎理性的惊奇。访客的视线只看到半圆顶和搭棚式的屋面，不由得感到失望，西边正面是主要的入口，既不简洁也不够壮观，整体规模不如几所拉丁主座教堂。但是建筑师首次建造一个飘浮在空中(空中楼阁式)的顶楼，大胆的设计和巧妙的施工让人赞赏不已。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弧度非常微小，顶深只有直径的六分之一，穹顶上开着24扇窗户作为照明之用。穹顶的直径是115英尺，最高的中心位置挂着新月来替代十字架，从顶点到地面的垂直高度是180英尺。圆顶拼合的环状体非常轻巧，坐落在4个坚固的拱门上面，拱门再由4个厚重的扶壁支撑，在北面和南面再用4根埃及花岗岩石柱加强。整个建筑物的形状像嵌在方盒里的希腊十字架，实际的宽度是243英尺，最大长度是269英尺。从东边的圣所到9个西门，打开以后通往中庭，再到礼拜堂的前廊或外部柱廊，柱廊是教堂中地位最卑下的场所，供悔罪者使用。教堂的中殿或称大堂坐满虔诚的会众，但是两性要分开，上方或下层的楼座比较隐秘，供妇女使用。在北面和南面扶壁之外，最靠后面的地方安置皇帝和教长的宝座，中间有一道栏杆从唱诗班的位置把中殿分为两半。这里开始到圣坛阶梯的整片区域，是教士和领唱人做礼拜的地方。基督徒耳熟能详的圣坛，坐落在东边最神秘的所在，特别建造成半圆柱的形状。这个神圣的地点有几道门通往圣器室、法衣室、洗礼室以及相邻的建筑物，这些都能表现出礼拜仪式的排场，专供高级教士使用。
对过去灾难的记忆使得查士丁尼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除了用作房间的房门，新建筑物不准使用任何木料。各个部分对材料的选用，要以坚固、轻巧和华丽为基本原则。支撑圆顶的实心扶壁，是用砂岩凿削三角形和正方形的砖块砌成，外面用铁箍加固，中间的细缝灌铅液和石灰，使砖块紧密黏合在一起。顶楼的重量因采用质轻的建材得以大幅减轻，例如能够浮在水面的轻石，以及来自罗得岛的砖块，重量只有普通砖的五分之一。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全用砖块这种常用的材料砌成，在外部再加上一层大理石。圣索菲亚教堂的内部，像是顶楼、两个较大和六个较小的半圆顶、墙壁、上百根圆柱以及地面，全部用富丽堂皇和形形色色的图案和绘画来装饰，就是蛮族看到也会心悦神怡。
有一位诗人曾经见过圣索菲亚教堂早期金碧辉煌的景象，列举出10或12种大理石、碧玉石和斑岩的色彩、光泽和纹理，表现出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调制而成。基督的胜利用掠夺自异教的最后的宝藏加以装饰，但是这些贵重石材的主要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希腊的岛群和陆地、埃及、阿非利加以及高卢各地的采石场。罗马一位虔诚的贵妇捐赠了8根斑岩石柱，原来是奥勒良奉献给太阳神庙；以弗所讨好皇帝的行政官员，呈送另外8根绿色大理石柱，全部都以体积硕大和色彩华丽而广受赞誉。那些造型怪异的柱头，无论任何式样的建筑都难以采纳，令人啧啧称奇。各式各样的装饰和图画用马赛克表现出奇特的形状，还有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绘像，都会使希腊人的信仰暴露在危险之中，全部受到土耳其狂热分子的毁伤和涂抹。每件事物根据所赋予的神圣性质，有的用金银打成很薄的叶片包在外层，有的用贵重金属铸成实体。唱诗班的栏杆、各种支柱的柱头、门和楼座的装饰，全部镀铜，光彩夺目的顶楼使访客眼花缭乱。圣所的装修用去4万磅白银，祭坛的圣瓶和坛面用纯金制成，上面镶着价值连城的宝石。教堂的建筑在进度还不到2肘尺的高度，就已经花掉45 200磅白银，全部的费用是32万磅白银。每位读者可按自己相信的程度，用黄金或银两的价格加以估算，就最低的标准而言也不会少于我们的币值100万英镑。一座规模宏伟的圣殿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备受颂扬的里程碑，站在圣索菲亚教堂圆顶下面的狂热信徒，难免会有这种体认，这里是神的“住所”，甚至是神所建造的。不过，要是拿在圣殿表面爬行的渺小虫豸来加以比较，这种巧夺天工的建筑是多么平庸！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是多么无聊！
查士丁尼在首都和行省曾经兴建了许多工程，只是规模较小无法持久而已。要是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物详加介绍，也应该对不知名的部分稍加描述。仅仅在君士坦丁堡和邻近的郊区，他就修建了25座教堂，将之奉献给基督、圣母和圣徒，大部分装饰着黄金和大理石。这些教堂精心选择不同的地点兴建，有的在人烟稠密的广场，有的在风景优美的树林，或是位于海岸的边缘，或是位于能够俯瞰欧亚大陆的高耸台地，。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和以弗所的圣约翰教堂，外表看来取法于相似的模式，圆顶仿照圣索菲亚教堂的顶楼，不过圣坛刻意被安排放在圆顶正下方，位于4个宽广柱廊的交会处，更能精确呈现希腊十字架的形象。耶路撒冷的圣母可能会因为安身于一座由她的皇家信徒建造，位于一个既没有适用的地面，也无法为建筑师供应材料的艰难之地的教堂，而感到心满意足。教堂位于一个平台上，是把深谷的一部分填上土方，直到与山顶同高。在附近采石场把石块凿成规定的形状，每一块石砖装在一辆由40头健壮的牛才拉得动的大车上，拓宽道路以运送最重的建材。黎巴嫩供应高耸入云的雪松作为教堂的栋梁，同时人们恰好发现红色大理石的矿脉可以制造美丽的石柱，其中有两根用来支撑门廊，估计尺寸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
皇帝出于虔诚的慷慨施舍遍及整个圣地，如果查士丁尼为男女僧侣兴建和修复很多修道院，就理性而言可以给予谴责，那么他为救助疲惫的朝圣者，开凿水井和设立医院，这种慈善行为一定会受到称赞。分裂主义盛行的埃及被排斥在皇家的恩典之外；叙利亚和阿非利加则获得若干赈济，可以纾解战争和地震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迦太基和安条克能从一片焦土中恢复生机，必然尊重仁慈的恩主。教会时历书上列名的每位圣徒，几乎都获得了兴建教堂的荣誉，帝国每一座城市都享有实质性的好处，像是兴建桥梁、医院和供水渠道。然而这位国君的慷慨有其严厉的一面，绝不会纵容臣民沉溺于浴场和剧院的奢华享受。
就在查士丁尼致力于公众服务的时候，他也未曾忘怀维持自己的尊严和舒适。拜占庭皇宫被大火摧毁，修复以后显得焕然一新，更加富丽堂皇。有些人认为从它的前厅或大堂就可以一窥全貌，这个前厅就其大门或屋顶的形式，可以称为凯尔瑟厅或铜厅。宽广的正方形基座上面架着圆形屋顶，下面用很多石柱支撑，地面和墙壁上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大理石，如拉科尼亚的绿玉色、弗里吉亚的火红色和白色，里面还显现出深蓝色的纹理。圆顶和周围有马赛克拼成的图画，表现出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作战凯旋的光荣事迹。在普洛蓬提斯海对面的亚洲海岸，离东边的卡尔西顿不远，建造有豪华的赫拉乌姆宫殿和花园，供查士丁尼特别是狄奥多拉避暑之用。当代的诗人对于自然和艺术的结合、林木、喷泉和海浪的和谐，这些前所未见的美景真是赞不绝口。然而，伴随宫廷前来的大批侍从人员都抱怨居住十分不便。就是山林女神也因受到波菲利奥的骚扰而惊慌不已，这条极其有名的鲸鱼宽10肘，长30肘，为害君士坦丁堡海域达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搁浅在桑格里斯河口。
查士丁尼倍增欧洲和亚洲的防卫力量，不过这种怯懦和无效的准备工作重复进行，把帝国的弱点暴露在一位哲学家的慧眼之中。从贝尔格莱德到黑海，从萨沃河的汇流处到多瑙河河口，有80多处守备的据点连成一道防线，沿着这条巨川的河岸向前延伸。单独的瞭望塔被改建为宽大的城堡，在原来空虚无人的城市，工程人员按照地形的需要，将城墙加以缩小或扩大，用迁移的侨民和派遣的守备部队充实人口数量。在图拉真过去建桥的遗址上，现在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并且受到严密的防卫，有几处军事驻地已经越过了多瑙河，用来展现罗马的威名。但是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能达成慑人的效果。蛮族每年入侵时，带着藐视的神情穿越这些无法发挥作用的防卫工事，带着掠夺的战利品归去。边疆的居民不能依赖正规的防务获得庇护，被迫保持毫不松弛的警戒，用自己的力量防守分离的居留地。位置偏僻的古老城市在各方面加强工事，查士丁尼新设立的基地虽然建造时间短暂，却仍想要获得固若金汤和人烟稠密的美誉。
虚荣心极重的君王把自己的出生地视为“至福之所”，加以百般照顾和尊敬。在“查士丁尼特区”的称号之下，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陶里西乌姆，成为大主教和统领的所在地，管辖的区域包括伊利里亚7个战事频仍的行省。后来龙兴之地以讹传讹被称为朱斯廷迪尔，位于索菲亚以南20英里，现在是土耳其一个行政区的首府。皇帝为了衣锦荣归，很快在乡亲面前建造起一所主座教堂、一座宫殿和一条供水渠道，以及许多公众和私人的建筑物，使得这座皇家城市更为宏大。同时也修筑起坚固的城墙，纵观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多次阻挡住匈奴人和斯拉夫人无攻城能力的袭击。达契亚、伊庇鲁斯、色萨利、马其顿和色雷斯所属各行省，建立无数的城堡，看上去满布整片国土，能够迟滞蛮族的行动，使得南下牧马大肆剽掠的愿望落空。皇帝曾经整建或修复了600多座此种类型的守备据点，绝大部分的据点都是方形或圆形，中间仅有一座石块或砖头砌成的高塔，四周围绕一道城墙或壕沟，在最危急的时候，对邻近村庄的农人和牲口提供相当的保护。虽然这些军事工程已经耗尽国家的财源，但还是无法让查士丁尼和欧洲的臣民感到放心，不再忧虑蛮族的进犯。
安基阿卢斯的温泉位于色雷斯，非常安全，可以作为疗养的圣地；帖撒洛尼卡富饶的牧场受到西徐亚人骑兵部队的蹂躏；坦佩风景优美的谷地，离多瑙河有300英里远，不断传来杀伐的声音使人惊惶不已。只要是不设防的地点，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么偏僻，都无法享受和平的生活。温泉关的隘道看上去像是可以保护希腊的安全，但是纵观历史常常让人失望，查士丁尼倒是尽最大努力来加强。他修建了一道坚固的边墙，从海岸的水际穿过森林和山谷，抵达遥远的色萨利山区一直修到绝顶，占领所有可用的通道，还派遣一支2000士兵的守备部队，替代原来仓促召集的农夫，沿着修建的防壁驻扎，并设置谷仓和贮水池供应官兵的需要。也许这么说有“马后炮”之嫌，这种准备工作只能激起士兵畏战的心理，修建舒适的堡垒不过便于部队的后撤罢了。科林斯被地震摧毁的城墙，以及雅典和普拉蒂亚倒塌的堡垒，都被很仔细地加以修复，蛮族为可想见的旷日持久且痛苦的围城战所劝退。科林斯地峡在强化了防御力量以后，伯罗奔尼撒那些没有城墙的城镇也得到掩护。
欧洲的终端位置还有另外一个半岛，通过色雷斯·切森尼苏斯，大概花3天行程就能到达海边，与对面的亚洲海岸形成赫勒斯滂海峡。半岛这一部分有11个人口众多的市镇，到处都是高耸的森林、美好的草原和耕种的农田。过去有一位斯巴达将领，曾在长达37个斯塔迪亚或弗隆的地峡上面设防，时间是查士丁尼统治之前900年。那是一个崇尚自由和英勇的时代，非常简陋的防壁或许也可以使其免遭突然的袭击。普罗科皮乌斯对古代的作战优势并不清楚，所以他赞许这道城墙，说它不仅构建结实，而且有两道胸墙，两边的护壁一直延伸到大海。但如果不是每个城市，尤其是加利波利和塞斯图斯，都有特别的防护措施来保障安全，那么这道城墙的强度仍不足以防卫切森尼苏斯整个地区。他们用强调的口吻把它称为“长城”，这项工程就兴建的目的而言是一种耻辱，只是执行的成效使它获得赞誉。
首都的富裕会影响到邻近的地域，君士坦丁堡城区真是得天独厚，自然的美景中装点着元老院议员和富有市民豪华的花园和别墅。这种财富对大胆和贪婪的蛮族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最高贵的罗马人处在和平的怠惰环境，成为西徐亚人的阶下囚。他们的君王从皇宫里看到烽烟四起，大火即将蔓延到皇家城市的城门。阿纳斯塔修斯被迫要建立最后的边疆，距离皇宫已经不到40英里。他的长城从普洛蓬提斯海到黑海长达60英里，等于是正式宣告现有的武力已不足恃。在大难临头的紧急状况下，明智的查士丁尼用不屈不挠的精神，增建堡垒和工事，构成新的防线。
等到伊索里亚人屈服以后，小亚细亚仍旧没有外敌入寇，也不需要兴建防卫工事。这些剽悍的蛮子拒绝成为伽利埃努斯的臣民，在独立和掠夺的生活中坚持了230年之久。武功最强的君王仍然顾虑山区的崎岖险阻和土著的负隅顽抗，他们凶狠的精神有时会因礼物而趋向缓和，也会因畏惧而有所收敛。一位军方的伯爵率领3个军团，将永久和令人汗颜的驻地指定在罗马行省的中央位置，只要等到警戒的力量松弛和转变，轻装的分队立即从山间冲出，入侵亚细亚平静的富裕地区。虽说伊索里亚人的身材并非异常高大，作战也不是特别勇敢，但环境迫得他们奋不顾身，经验教导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技巧。他们的进军秘密而迅速，攻击村庄和没有守备的城镇，四处流窜的小股匪徒经常骚扰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一带，进犯到塔尔苏斯、安条克和大马士革的门口。在罗马军队接到清剿命令，或遥远的行省计算出损失之前，他们已将掳获的战利品，运进他们那难以接近的山区。叛逆和强盗的罪行使他们丧失一切权利，也不够资格成为国家的敌人。诏书明确指示所有的官员，即使在复活节的庆典期间，对伊索里亚人的审判和定罪，都是有功于社会国家的正义与虔诚行为。要是俘虏被发配为家用奴隶，他们与主人的私下口角会使用刀剑和匕首来解决。要保持公众安静的有效办法，是禁止危险的囚犯担任这类的勤务。
伊索里利人的同胞塔卡利西乌斯也就是芝诺登基称帝后，重用一帮忠诚而强悍的伊索里亚人，他们摆出傲慢的姿态胁迫宫廷和城市，获得每年5000磅黄金的赏赐，作为效忠的报酬。他们争相到城市谋取财富，造成山区人口减少，奢侈的生活使他们无法保持强壮和坚忍的体魄，等到分散开来混合到人类之中，再也无法为争取贫穷和孤独的自由而乐观奋斗。芝诺逝世以后，接位的阿纳斯塔修斯废止他们应得的恩俸，让他们接受人民报复，不仅把他们逐出君士坦丁堡，并准备发起一次战争，要这个民族在胜利和奴役的结局中做一了断。
前任皇帝的一位兄弟篡夺了奥古斯都的头衔，在芝诺手里累积的军队、钱财和库储，全部强有力地支持他的帝业。他的旗帜下有15万蛮族，土生土长的伊索里亚人只占极少比例。这些队伍首次在一位好战主教的主持下，被授予神圣的使命。这群乌合之众在弗里吉亚平原，被作战英勇军纪严明的哥特人击败，但是这场为时6年的战争(492—498 A.D.)，几乎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奋发图强的勇气。伊索里亚人退回他们的山区，城堡被不断围攻，成为一片焦土，通往海洋的交通线全部被截断，最勇敢的领导人物力战而亡，幸存的酋长在被处死之前，戴着脚镣手铐被拖过椭圆形竞技场游行示众，有一群年轻人被运到色雷斯去垦殖，剩余的人民只能对罗马政府表示屈服。然而在他们的心志堕落到奴性的水平时，已经有几个世代转瞬而逝。托罗斯山地人烟稠密的村庄，产生不计其数的骑兵和弓箭手，他们抗拒政府强迫征收贡金，但是愿意在查士丁尼的军队里服役。因而查士丁尼的文职官员，像是卡帕多细亚的总督、伊索里亚的伯爵、利卡奥尼亚和皮西底亚的法务官，都被授予指挥军队的权力，好约束无法无天的抢夺和仇杀恶习。
要是我们将视线从北回归线延伸到塔内斯河口，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查士丁尼的重点工作是要抑制埃塞俄比亚的野蛮族群；而在另外一边，他要在克里米亚构筑一道很长的边墙，用来保护友善的哥特人，这个族群有3000牧人和武士。从克里米亚半岛到特拉布宗，在黑海的东边形成一个圆弧，此地的安全受到堡垒、联盟或宗教的保护。拉齐卡在古代称为科尔克斯，现代叫作明戈瑞利亚，很快成为一场重要战争所要夺取的目标。特拉布宗这个地点在后世成为一个传奇帝国的首府，现在对查士丁尼的大手笔极为感激。他在此地建造教堂、供水渠道和城堡，并且在坚硬的岩石地面凿出很深的壕沟。从这个滨海的城市出发，一道500英里长的边疆防线直达奇尔切西乌姆的森林，这是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上最后一个驻军位置。
就在特拉布宗的正上方，向南有5天的行程，这片国土突然急剧升起，上面覆盖着不见天日的森林，到处是崎岖难行的崇山峻岭，虽然没有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那样高不可攀，蛮荒的程度倒很相似。在这样严酷的气候里，冰雪很少融化，果实生长迟缓而且风味不佳，甚至蜂蜜都有毒，最辛劳的耕种也只限于一些平缓的山谷，放牧的部落从牲口那儿获得肉类和奶品，靠着极其少量的食物维生。卡利比亚人的得名，以及他们的性格，从他们那像铁一样坚硬的土壤而来。从居鲁士那个时代起，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像是迦勒底人和札尼亚人，但他们听从不知延续了多少世代的指示，要从事战争和掠夺。查士丁尼在位时，他们承认上帝和罗马皇帝的权威，在最重要也是必经之处的关隘修建了7处城堡，使波斯国王的野心无法向外扩展。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从卡利比亚的山区流出，开始向西像是要注入黑海，然后转向西南，从萨塔拉和梅利泰内(查士丁尼修复以后，成为小亚美尼亚的屏障)的城墙下方流过，逐渐接近地中海，最后为塔鲁斯山所阻，幼发拉底河结束了漫长而曲折的行程，向着东南方流入波斯湾。
在越过幼发拉底河的罗马城市中，我们指出两个最近的据点，依狄奥多西及殉教者的遗骨命名，还有阿米达和埃德萨这两个省城，在每个时代的历史中都受到赞誉。城市的防卫强度遵照查士丁尼的指示，是根据所处位置的危险性而定。一道壕沟或栅栏足以拒止缺乏持续战力的西徐亚人骑兵部队，但是为了对抗波斯国王的兵力和资源，抵挡正规的围攻作战，就需要更为精巧和复杂的工程。对方的工程人员明了各种进攻的方法，指导深入地下的对壕作业，提升攻城平台到防壁的高度，用军事机具冲击最坚固的城墙基座，有时用大象推着活动攻城塔，发起全线的攻击。东部的主要城市虽然有距离遥远和位置深入的不利条件，但民众的狂热信仰弥补了这些不足。他们支持守备部队防卫自己的家园和宗教，上帝之子曾给予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绝不会放弃埃德萨，使得市民充满战胜敌人的信心，围攻者在疑虑和惊恐之中士气日益低落。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属城镇不断增强守备的力量，能够控制陆地或水道的前哨阵地，通常用石块兴建无数的堡垒，在仓促状况下建材改用泥土或砖头。查士丁尼详细考察每一处哨所，采用无情的预防措施，把战争引导到一些荒凉的谷地，当地的土著依靠贸易和通婚与双方构成联系，对君王之间的不和与争执毫无所悉。幼发拉底河的西面是一块沙质沙漠，延伸600英里直抵红海。对于两个敌对帝国的扩张野心，大自然将一无所有的孤寂之地插入其间。阿拉伯人直到穆罕默德兴起，始终只是一群无法被征服的强盗。罗马人盲目相信和平的保证，以至于在最易受到攻击的一面，反而忽略了在叙利亚的防卫工作。
民族之间的仇恨，至少是战争所产生的影响，因一纸和平协定而消弭于无形，并且延续80年之久。冒失而又不幸的佩罗泽斯发起远征，对付尼泰莱特人(或称白匈奴)；芝诺皇帝派遣的使臣为了陪伴波斯国王，也参加了这一行动。这时白匈奴的征战从里海蔓延到印度的腹地，国王的宝座上面镶满翡翠，2000头大象排成阵式支援骑兵部队的作战。波斯人遭到两次挫败，作战不利，难以脱逃，匈奴人运用军事谋略赢得连续的胜利。波斯国王不得不屈服，承认蛮族的权势，随后皇家的俘虏被释放回去。祆教祭师很狡猾地诡辩，想用拙劣的手法掩饰君王所受的羞辱，劝告佩罗泽斯要注意正在升起的太阳，形势慢慢会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居鲁士的继承人气愤填膺，竟然忘记了自己所面对的危险和感恩之心，带着积恨难消的心理再度发起攻击，结果丧师辱国，身死他乡(488 A.D.)。佩罗泽斯之死等于将波斯遗弃给了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有12年的时间波斯处于战乱和灾难之中，直到他的儿子卡巴德斯或称科巴德重振雄风，雪耻复国。
阿纳斯塔修斯刻薄而又极不友好的吝啬，是引发一次罗马战争(502—505 A.D.)的动机或借口。匈奴人和阿拉伯人参加波斯人的阵营随军出征，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堡垒工事这时正处于坍塌或残破的状况。马尔提罗波里斯的总督和人民无法完成守备的任务，很快献城投降，皇帝对他们不再存有感激之心。狄奥多西波里斯被大火摧毁，谨慎的邻人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阿米达遭受长期的围攻，难逃毁灭的命运。卡巴德斯进行了3个月的攻城作战，已经损失5万士兵，仍然没有看到成功的希望。然而在这种努力归于徒然的时刻，祆教祭司推论出一厢情愿的预兆，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将妇女部署在防壁上面，就连最隐秘的美色也都暴露在攻击者的眼里，足证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攻击者登上最容易进入的高塔，那里只有几名僧侣在担任守卫，由于要履行节期的职责，都陷入饮酒的沉睡之中。云梯在当天的清晨架起，卡巴德斯亲自到现场督导，下达严厉的命令，抽出佩剑迫着波斯人发起攻击。在波斯国王的佩剑入鞘之前，8000名居民为赎罪而流血，全部丧失性命。
阿米达陷落以后，战争又拖延了3年，不幸的边区饱尝战乱之苦。阿纳斯塔修斯想要拿出黄金换取和平已经太迟，他的部队数目比不上将领的数目，居民逃走，整个国土十室九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都得不到保护，在荒野之中成为猛兽的食物。埃德萨的顽抗以及战利品的不足，让卡巴德斯心生和平的念头，他把征服的成果卖了一个非常高昂的价格，之后退回到原本的边界。这条边界虽然标志着杀戮和蹂躏，却仍旧用来分隔两个帝国。为了防止再度发生惨剧，阿纳斯塔修斯决定建立新的殖民区，殖民区不仅非常强大足以抗拒波斯人势力的进攻，而且要深入到亚述地区，面对攻势作战的威胁和运用，配置的部队有防守行省的能力。
阿纳斯塔修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刻意整建达拉，并且迁进大量人口，这个地点离尼西比斯有40英里，到底格里斯河有4天的行程。进行得极为仓促的工程，在查士丁尼不屈不挠的坚持下获得相当的改进，根本不必强调守备地点的重要性，达拉的防卫设施能够代表当时军事建筑和结构的最高成就。整个城市被两道城墙所环绕，保持50步的间隔，在受到围攻状况不利的时候，能够退守最后的城堡。内墙不仅固若金汤，而且造型优美，是极具历史价值的纪念物。城墙的高度从地面算起有60英尺，角塔高达100英尺，射孔小但是为数极多，投射武器能发挥威力，使敌人吃足苦头。配置在防壁上的士兵受到双层顶楼的掩护，第三层是宽阔而又安全的平台，位于角塔的顶端。外墙稍低但是更加结实，每座防塔都受到一个方形碉堡的掩护，坚硬的岩石地层使挖坑道的工具无用武之处。城市东南的地面比较松软，接近路线受到新建工程的阻碍，经过改良以后外形成半月状，2条或3条壕沟将溪水引进灌满，同时最有技巧性的工作是利用河流，供应居民饮用，给围攻者带来灾难，并预防天然或人为泛滥的危害。达拉在超过60年的时间，有效地满足了建造者的愿望，引起波斯人的忌恨，他们不断抱怨，构建这座无法攻陷的城堡，明显违反了两个帝国之间的和平条约。
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科尔克斯、伊比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这几个国家，因为高加索山脉各支脉的走向，在各个方向交会相互融合，其中由南至北两个主要的门户或通道，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经常在地理学上产生混淆。德本也可以称为里海或阿尔巴尼亚的门户，位于高山和海洋之间，占有一小段倾斜的坡地，要是根据本地的传说，最早是希腊人建立，它那形势险要的入口，被波斯国王用堤防、双重城墙和铁制的城门予以加强。伊比利亚门户在高加索山地形成6英里长的狭窄通道，一旦开放，可以从伊比利亚或格鲁吉亚的北部地区进入平原，接着抵达塔内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有一座城堡据称是由亚历山大或他的接班人所兴建，用来控制重要的关隘，基于征服或继承的权利传给匈奴人的君主，他倒是想用少许价钱出让给皇帝。
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考虑，很小气地计算所要花费的代价以及遥远的距离，一位更为机警的敌手却已插手其间，卡巴德斯用武力占领了高加索的雄关重镇。阿尔巴尼亚和伊比利亚门户，可以让西徐亚骑兵无法使用距离最短和最易通行的道路，而且山区的整个正面满布歌革和玛各的壁垒，这道绵长的边墙，曾经引起一位阿拉伯哈里发和一位俄罗斯征服者的好奇。按照近代的描述，巨大的石块有7英尺厚，长或宽有21英尺，没有灌铁汁和使用泥灰，而是非常巧夺天工地纯以人工砌成一道边墙，从德本的海岸翻山越岭，穿过达戈斯坦和格鲁吉亚的山谷，迤逦达300余英里。阿塔纳修斯是如此缺乏远见，以至于让卡巴德斯推行政策保证这项雄伟工程的进行；奇迹并没有发生，最后在卡巴德斯的儿子手里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科斯罗伊斯”这个名字使罗马人极为畏惧，而“努息万”的称号则获得了东方人的无比敬爱。波斯国君将和战之钥掌握在手里，但是他要求明订在所有的条约之中，查士丁尼应该为这个共同的屏障贡献力量，以保护两个帝国免于西徐亚人的入侵。
雅典的学院和罗马的执政官，曾经为人类供应了无数贤德之士和英雄人物，却遭到查士丁尼的抑制。这两种制度早已没落，失去昔日的光荣地位，但我们仍要谴责一位君王的贪婪和猜忌，竟会摧毁如此可敬的古老遗迹。
雅典在赢得波斯的战争之后，接纳爱奥尼亚的哲学和西西里的修辞学，研究学问成为这个城市祖传的遗产。居民中只有3万多名男性，在单独一代人的短暂时间之内，凝聚而成的盖世天才，那是需要无数的世代和百万计的人类才能产生的。只要我们想到很简单的一件事，就会使人性的尊严得以提升：大家知道伊索克拉底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好友。他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一起协助首次演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娅》；同时也知道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埃斯基涅斯和德谟斯提尼，当着亚里士多德的面争夺爱国者的冠冕。须知亚里士多德是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老师，而狄奥弗拉斯图斯与斯多噶学派和伊庇鸠鲁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在雅典讲学。敏慧的阿提卡青年能够享受本国教育的福利，这些学识更被毫不吝啬地传播到敌对的城市。2000名学生在狄奥弗拉斯图斯的门下受业，教修辞的学院比教哲学的学院更受人们的欢迎，迅速交替的一批批学生赞扬老师的声誉，将其传播到希腊语言和名望所及的最远范围。
地理的限制为亚历山大的胜利所打破，雅典的技艺较之他们的自由和统治权存在得更为长久。马其顿人在埃及建立希腊殖民区，并且散布到亚洲各地。自古以来经常有朝圣的队伍前往伊利苏斯河畔他们所喜爱的庙宇，对着缪斯顶礼参拜。身为拉丁人的征服者怀着敬意，接受臣民和俘虏对他们的教导。西塞罗和贺拉斯列名于雅典学院的学生名单上，等到罗马帝国完全建立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土著，与东部同学在学院的树林里自由交谈。研究哲学和演说是如此契合于这个鼓励自由探讨、只屈服于真理的国家。
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讲话的艺术是爱国主义或个人抱负的强大推动力量，教授修辞的学院培育了大批政治家和立法者。等到公开的辩论受到压制，演说家从事光荣的行业成为律师，为案情的清白和正义进行辩护；或是滥用他们的才能，撰写颂词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还有人为了达成立言的目标，不断写出诡辩家奇特的文辞，表达历史篇章的简洁优美；公开宣称可以用体系阐明神、人和宇宙的性质，使修习哲学的学生心存好奇的念头，他可以依据个人的习性和情绪，选择与怀疑论者一起拒不相信，或者与斯多噶学派达成同样的结论，可以与柏拉图进行崇高的沉思默想，或者与亚里士多德争辩得面红耳赤。敌对的学派之间充满自负的神情，定出高不可及的目标，要求达成幸福和完美的境界。相互的竞赛会带来荣誉，使得人类受益匪浅，芝诺甚或伊庇鸠鲁的门徒，受到教导在采取行动的同时要坚忍不拔。彼得洛尼乌斯的死如同塞涅卡那样重于泰山，使暴君感受到自己的无能而有所收敛。
科学之光不可能只限于雅典城墙之内，它那无与伦比的作家是为全人类而写。在世的大师迁往意大利和亚细亚，到了后来，贝莱图斯成了法律研究的重镇，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则全力钻研天文和物理，而阿提卡的学院所教授的修辞和哲学，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查士丁尼在位，一直在学术界享有执牛耳的声誉。雅典的土壤虽然贫瘠，但优点在于空气清新、航运便利而且是古代艺术的中心，神圣的遁世之地很少受到商业和政治的干扰。最后的雅典人有积极进取的智慧，显得特别出色。他们的品位和谈吐非常纯朴，处世的态度和行为保持优雅的风格，特别在待人方面显示出先人慷慨的品德。在雅典的郊区，柏拉图学派的学院、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长廊、斯多噶派的柱廊和伊庇鸠鲁派的花园，全都种满林木，装饰着各种雕像。哲学家并非封闭在斗室内神游太虚，而是在宽阔怡人的步道上传授知识，不同的时辰分别用来锻炼头脑和身体。创始者的才华始终活跃在古老的校园之中，学生的抱负在于继承师长的遗志，光大人类的理性和激起公正的竞争。教职只要有任何空缺产生，就由开明的人民经过自由讨论来决定候选人的任用。
雅典教师的束脩由所教的学生支付，金额依据双方的需要和能力而定，范围在1个迈纳和1个泰伦之间。伊索克拉底嘲笑诡辩家贪财，但是在他的修辞学院中，会对100个门徒每人收取30英镑的束脩。这一行的收入公正而光荣，然而就是同一位伊索克拉底，在第一次领到薪俸时，不禁流下眼泪。这样说来，如果雇请这位斯多噶派的学者倡导轻视钱财，他应该会脸红。我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比起苏格拉底的典范差太多，竟用知识换取金钱，真是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法律允许将一些田产和房屋，或者是过世友人的遗物，赠送给雅典的哲学讲座。伊庇鸠鲁把价值80迈纳(约为250英镑)的花园，以及一笔现款遗赠给他的门徒，用来维持他们俭朴的生活以及每月的宴会。柏拉图的遗产可以每年收租，经过8个世纪以后，租金从3个金币涨到1000金币。
见识卓越和品德高尚的罗马君主一直在保护雅典的学院，哈德良修建的图书馆是一座宏伟的大厅，装饰着图画和雕像，雪花石膏做成屋顶，100根弗里吉亚大理石柱作为支撑。安东尼的慷慨气度规定老师的薪资由公家支付，无论是政治学还是修辞学的教授，无论哲学教授的学派是柏拉图学派、逍遥学派、斯多噶学派还是伊庇鸠鲁学派，每年的薪俸是1万德拉克马银币(约300英镑)。马可·安东尼过世以后，这些附属于科学讲座的津贴或特权，曾经多次取消又恢复，金额也会时多时少。君士坦丁的几位继承人在位时，隐约出现皇家给予奖赏的迹象，但是他们决定的人选毫无学术地位，使得雅典的哲学家感到遗憾，缅怀往日风骨凛然的贫苦日子。最引人注意之处是，安东尼的恩泽很公平地被分给四个敌对的哲学学派，认为他们同样造福人类，或是同样无害社会。苏格拉底曾经获得极大的荣誉，后来受到国家的谴责。伊庇鸠鲁开始讲学的奇特论调，虔诚的雅典人听在耳里，感觉受到污辱，在他和他的敌手遭到放逐以后，有关神性极为玄虚的争论完全沉寂无声。但是到了次年，雅典人废除仓促颁布的敕令，恢复学院的讲学自由，多少世代的经验使人信服，哲学家的人格和德行，不会因神学理念的差异而受到影响。
哥特人用武力对雅典学院进行的致命打击，远不如一个新近建立的宗教。神职人员用仪式取代理智，用信念解决困难，谴责不信神或对神抱有怀疑的人，认为他们应受永恒烈火的惩治。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汗牛充栋的争辩文章，揭露智力的虚弱和人心的堕落，诋毁古代圣贤的人性，禁止哲学探究的精神，作为谦卑的信徒，依他的教义和性向，要把这一切全部绝弃。就是柏拉图自己对于现存的柏拉图学派，在了解以后也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把崇高的理论跟迷信和魔法掺和在一起。这个学派孤独存在于基督世界之中，与教会和政府当局积怨甚深，他们头上一直笼罩着严厉的魔掌，随时会遭到不幸。
尤里安的统治过了一个世纪以后，普罗科卢斯获得允许在学院担任哲学讲座。他的工作极为勤奋，经常一天上5堂课，还写出700行作品，敏慧的头脑探索伦理学和形而上学极为深奥的问题，竟敢提出18个论点，驳斥基督教有关创造世界的理论。在他进行学术研究之余，还能亲自与牧神、阿斯科勒庇俄斯和密涅瓦交谈，暗中参加神秘的仪式，敬拜失去神力的雕像，心中怀抱虔诚的信念，认为哲学家是宇宙的公民，也是所有神明的祭司。一次日食的发生等于是宣告他正走向毁灭，无论是他的传记还是他的学生伊希多尔的传记，都展现出人类理性在年老昏聩状况下极为悲惨的画面。他们的传记是由门下最优秀的两位弟子所撰写。然而，被大家昵称为柏拉图学派传承的黄金链，从普罗科卢斯逝世到查士丁尼颁布诏书，一共延续了44年。在这一期间，雅典的学院被迫永远沉默，少数尚存的希腊科学和迷信徒众，也沉浸于悲伤和愤怒的情绪中无法自拔。
7位互为好友的哲学家分别是狄奥杰尼斯、赫米阿斯、尤拉利乌斯、普里西安、达马西乌斯、伊希多尔和辛普利修斯，他们对国君的宗教怀有异议，决定到外邦去寻找被本国剥夺的自由。他们曾经听说，而且轻易地相信，波斯的专制政府实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爱国的国王统治着幸福和善良的民族。但是他们很快了解了真相，不禁大吃一惊，波斯与地球上其他国家毫无差别，自称是哲学家的科斯罗伊斯不仅狂妄残酷，而且野心勃勃；祆教的祭司固执己见，在宗教方面毫无宽容和恻隐之心；贵族傲慢粗暴，廷臣贱如奴仆，官吏私心自用；违法犯纪之徒经常能够逍遥法外，反倒是清白无辜的人饱受压榨凌虐；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波斯人三妻四妾的家庭、乱伦滥交的婚姻以及对死者的不敬，波斯人没有为死者举行土葬或火葬，而是将尸体喂狗或供兀鹰啄食。哲学家的失望情绪使他们忽略了波斯人真正的美德，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愤慨，其程度已超过了哲学的胸襟所能包容的范围。为了表示悔改，他们赶快回国，对外大声宣称，宁愿死在帝国的边境，也不要享受蛮族的财富和赏赐。
虽然如此，在这趟访问行程之中，科斯罗伊斯纯洁光明的天性对他们造福不浅。查士丁尼为了对付信奉异教的臣民，制定严酷的惩处条文。科斯罗伊斯要求赦免访问波斯宫廷的7位哲人，同时这项特权要明文规定在和平条约之中，并由一位有力的仲裁人提高警觉加以保护。辛普利修斯和他的伙伴在平安中毫无声息地逝去，没有留下门人弟子，使得希腊哲学家源远流长的名单为之中断。尽管他们仍有不少瑕疵，但就那个时代而言，仍被誉为最明智和崇高的大师。辛普利修斯的作品流传至今，他为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撰写的实质和形而上的评注，因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已经丧失殆尽；他对埃皮克泰图斯的伦理学进行的阐释成为经典之作，保存在很多国家的图书馆中，主要是建立起对神和人性质的正确认识，步入超凡入圣的境地，指引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坚定人的认知。
大约在毕达哥拉斯首次运用哲学家这个名称时，老布鲁图斯在罗马创立了自由选举和执政官的制度。执政官的职位从一个实体，逐渐变成一个幻影、一个虚名的连续变革过程，在本书前面各章也曾偶尔提及。共和国的首席官员是由人民选出，在元老院和军营行使平时和战时的权力，后来权力才转移到皇帝的手里。古代权势的传统长久以来受到罗马人和蛮族的尊敬，一位哥特历史学家对狄奥多里克的执政官职位多方赞誉，认为是世间光荣和伟大的最高典范。意大利国王本人也向那些一年一度当选的幸运儿道贺，说他们无须担惊受怕就能安享统治者的殊荣。过了将近千年以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君主还是要任命两位执政官，唯一目的是让那一天成为人民喜庆的节日。但是那些财大气粗和爱慕虚荣的当选人为了超过前任，节庆的费用在不知不觉中增高到8万英镑的惊人数额。有见识的元老院议员拒不接受这种一无是处却必然使人倾家荡产的虚名。我认为这是最后这段期间，每年执政官经常产生缺漏之原因所在。
查士丁尼的前任诸帝经常从国库拨款支助，为力有不逮的当选人维持尊严，然而现任君主非常吝啬，宁愿运用更为方便而且花费最少的办法，进行磋商以后他制定出法规。他在诏书中加以限制，无论是赛马还是赛车、体育比赛、音乐会、剧院的哑剧表演以及猎兽活动，都不得超过7队或7次；用较小的银币取代黄金制成的纪念章，当浪费的手将这些金钱撒向群众时，通常会引起一阵骚乱，也制造很多酒鬼。尽管采取预防措施，他自己也做出示范，但就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13年，终于还是终止了代代相传的执政官制度。从他的专制作风来看，他必然会感到满意，这样一个让罗马人对古代自由产生期许之心的头衔，终于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然而这一年一选的执政官制度仍旧活在人民的心头，他们期望能够尽快恢复，推崇前代君王的谦让美德，从统治的第一年开始就能维护这一制度。等到查士丁尼逝世后，3个世纪的时光转瞬而逝，早已过时的荣誉过去为习俗所抛弃，现在正式受到法律的废止。每年要用行政官员的名字来为年度定名，这种方式有很多缺失，设立固定开始日期作为公元来取代，能够长期连续使用，极为方便。希腊人按照《七十子希腊文原本圣经》观点，以世界创造日为准；拉丁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则以基督的生日作为时间计算的起点。
查士丁尼登基称帝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50年的事，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王国在欧洲和非洲不仅稳固建立起来，而且看来已是合法的政权。罗马人用胜利所铭刻的光荣标志被蛮族用同样正义的刀剑抹去。他们曾经不断地掠夺和抢劫，然后通过时间、条约和忠诚誓词的约束，令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臣民顺从他们的统治，保证不怀二心。神明建立的罗马能够永远统治世间所有的国家，这种迷信的希望被过去的经验和基督教教义所全盘否定。想要很自负地认定永久不变和不容侵犯的主权，这已经无法用士兵来维护，只能靠着政治家和律师的坚持。现代学校的法律课程有时也会重新传授与散播他们的见解。等到罗马被剥去皇家的紫袍以后，君士坦丁堡的君主自认手握神圣的权杖，是罗马世界唯一的皇帝，要求获得合法的继承权利，那是执政官所征服、恺撒所据有的行省，虽然他实力薄弱，但还是抱着渴望之心，要从异端和蛮族的篡夺者手中解救西部忠诚的臣民。这样伟大的计划多少要保留给查士丁尼执行，在他统治的前5年，基于很勉强的状况，对波斯发起费用浩大而又得不偿失的战争，后来为了达成雄心壮志，顾不得丧失颜面，支付44万英镑的代价，与波斯达成并不稳定的停战协定，就两个国家的说法，已经建立“永久”的和平。帝国东部的安全使皇帝能够转用兵力对付汪达尔人，阿非利加内部的情况为他的进犯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同时也答应给予罗马军队有力的支持。
阿非利加王国按照创建者的遗嘱传位给赫德里克(523—530 A.D.)，他是最年长的汪达尔君王，个性温和。他身为暴君的儿子和征服者的孙子，为政之道却力主仁慈与和平，接位以后就改弦更张，颁布传达善意的诏书，恢复教会原有的200位主教，给予教徒信仰自由，让他们可以接受阿塔纳修斯教派的信仰。正统教会接受了他的好意，表示出冷淡而短暂的感激，对他们所要求得到的权利而言，这种恩惠还无法令他们满足。同时，赫德里克过于宽大的德性冒犯了族人所秉持的成见。阿里乌斯派的教士暗示他已经背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士兵大声抱怨他丧失祖先开疆辟土的勇气，他的使臣受到怀疑要与拜占庭宫廷进行秘密而羞辱的谈判。他那被称为“汪达尔人的阿喀琉斯”的将领，征讨赤裸的摩尔人的乌合之众，竟然铩羽而归。公众的不满情绪被杰利默(530—534 A.D.)所挑起，他凭着年龄、家世和军事声誉获得表面的头衔及继位的权利，得到民族的认同，进而掌握政府。不幸的统治者毫无挣扎的余地，很快被推翻，从宝座被打入地牢，受到那位“汪达尔人的阿喀琉斯”同谋者严密的看管。
赫德里克向信奉正教的臣民给予恩惠的行为，使他获得了查士丁尼的好感。查士丁尼为了使自己的教派获得好处，也承认宗教自由的运用和公正。当查士丁一世的侄子还未登基时，他们就因相互赠送礼物和来往信件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盟关系。等到查士丁尼成为皇帝，更加肯定这种关系会产生忠诚和友谊。他接见了杰默利相继派来的两位使臣，规劝篡夺者对于背叛要有悔悟之心，至少要戒绝更进一步的暴力行为，以免惹起上帝和罗马人的不满；要尊敬有关家族和继承的法律；无论是在迦太基的帝座还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都要让一位虚弱的老人平静安度天年。他用充满威胁和指责的傲慢语调对杰利默如此说道，以杰利默的情绪和智慧，无疑会拒绝这些要求。他认为自己的登基是正当的行为，就用少见的语气对着拜占庭宫廷剀切陈词，宣称自由的民族有权罢黜或惩处无法善尽职责的最高官员。查士丁尼的这种劝告毫无成效可言，反而使被囚禁的国君受到严苛的对待，赫德里克的双目被他的侄儿剜去。残酷的汪达尔人对自己的实力以及双方遥远的距离产生信心，并不把东部皇帝的恫言恐吓和缓慢准备放在眼里。查士丁尼决心解救朋友，为他复仇，杰利默要维护篡夺的成果，双方依据文明国家的做法，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说自己其实矢言和平。
听到即将爆发阿非利加战争的传闻，只有君士坦丁堡虚荣而又怠惰的群众感到愉快，因为贫穷使他们免于缴纳贡金，怯懦使他们免于从军出战；而一般有见识的市民，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的状况，想起过去帝国为了支持巴西利斯库斯的远征行动所付出的代价，难免想到此次大战帝国将会遭到生命和金钱的巨大损失。部队在历经5次重大的战役以后，新近从位于波斯的边界召回，他们对于海洋、天候和实力未明的敌人都深感畏惧。负责财政的大臣要计算阿非利加战争的需求，尽可能从宽考量，这样一来必须增设税制加强征收，才能供应无厌的战费，而一旦到时候供应不足，责任完全是他们的，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或至少赔上他们有利可图的职位。卡帕多细亚的约翰基于这种自私的动机(我们认为他对公众的利益一点都不关心)，在一边倒的会议中竟敢提出反对意见。他承认如此重要的胜利无论付出多高的代价都不为过，但是他对于非常明显的困难和无法预料的结局，表示严重的关切和疑虑。禁卫军统领说道：
你要进行迦太基的围攻作战，从陆地发起进攻的距离至少有140天的行程；如果经由海洋，在你从舰队接到任何信息之前，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要是接受阿非利加的归顺，势必进而着手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征战。成功只会加重我们的责任和新增的工作，要是出了一点差错，精疲力竭的帝国就会引来蛮族进入心腹要地。
查士丁尼感受到这一有益谏言的分量，为一向唯命是从的宠臣竟敢放言高论而感到惊异。如果不是他的勇气在听到呼吁的声音后又重新恢复，可能会就此放弃战争的企图。东部主教用充满技巧性而又狂热的证词，使得令人怀疑的亵渎理由全部噤若寒蝉，他大声说道：“我已经预见未来的景象，那是上帝的意愿。啊！陛下！你不能放弃解救阿非利加教会的神圣事业，上帝在战场上要走在你的旗帜前面，使你的敌人一败涂地，须知这些人也是圣子的仇敌。”皇帝可能受到宗教的诱导，他身边的顾问也不得不将这场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这次适时的启示。但是他们燃起更为合理的希望，那就是赫德里克或阿塔纳修斯的追随者，已经在汪达尔王国的边界激起叛乱行动。普登提乌斯是阿非利加的臣民，私下表示对君士坦丁堡效忠的意图，在一小部分军事力量的协助下，光复的黎波里行省，再度服从罗马人的统治。撒丁尼亚政府已委托给戈达斯治理，这个骁勇的蛮族已停止支付贡金，拒绝向篡夺者效忠，接见查士丁尼派来的密使，要让皇帝的代表知道他是这个富裕岛屿的主人，他站在卫队的前方，非常骄傲地接受皇室的纹章。汪达尔人的兵力在争执和疑虑之中逐渐减少，罗马军队的士气受到贝利萨留的鼓舞日益高涨，这位英雄人物的名字，无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为大家所熟悉。
新罗马的阿非利加努斯出生在色雷斯的农家，也在那里接受教育，他不具备老西庇阿与小西庇阿可以培养武德的显赫地位，像是高贵的家世、通才的教育和发挥创意的竞争。喜欢饶舌的秘书对此保持沉默，可以证明年轻时代的贝利萨留并无值得赞誉的事迹。他的勇敢和名声受到肯定，他才能在查士丁尼的私人卫队里服务。等到庇主登基称帝，家臣受到重用，被升为军事指挥官。在入侵佩萨美尼亚的大胆行动中，他的光荣战绩为一位同僚所分享，他的前途发展也受到一个仇敌的阻碍。之后，贝利萨留赶赴最重要的驻地达拉(529—532 A.D.)，首次接受普罗科皮乌斯的服务，在他一生的事业当中，普罗科皮乌斯始终是他最忠诚的伙伴和最勤快的历史学家。波斯的米拉尼斯率领4万锐不可当的大军，一路奔杀过来，要将达拉的守备工事夷为平地，而且还指定日期时辰，要市民准备浴场，好让他在胜利后解除连日的辛劳。他遭遇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对方的新头衔是东部的将领。贝利萨留的优势是在作战的技术方面，然而部队的数量和素质都稍逊一筹，罗马人和外族的佣兵加在一起也只有25 000人，军纪非常松弛，而且新近遭受过打击，士气低沉。达拉是平原广阔之地，各种欺敌和埋伏的手段都无所遁形，贝利萨留用一道深壕保护正面，首先要求将之挖成垂直的角度，再向水平方向延伸，直到可以掩护两翼的骑兵，如此部署的优势在于能控制敌人的翼侧和后方。罗马军的中央部位受到攻击，在岌岌可危时，两翼的骑兵及时迅速冲锋，决定了这场血战的胜败。波斯的旗帜被砍倒，所向无敌的“铁骑军”四处奔逃，步兵抛弃他们的小圆盾，溃败的一方有8000人阵亡，陈尸在战场。
之后一场战役，叙利亚在面对沙漠的一边受到敌军的入侵，贝利萨留率领2万人马，仓促之间离开达拉，前去解救面临险境的行省。该年整个夏季，他都用他那高明的战术和用兵的技巧，屡次瓦解敌人的企图。他迫使敌军后撤，每天晚上都占领敌人前一日所使用的营地。只要部队发挥坚忍的耐性，就能确保代价最小的胜利。他们原先做出勇敢的承诺，在接战时却无力支撑下去，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被收买(也有可能是出于怯懦)，临阵脱逃，使得右翼暴露。800名匈奴武士组成的老兵部队，受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压迫。逃走的伊索里亚人被拦阻下来，不过罗马步兵仍然在左翼屹立不摇。贝利萨留从马背上跳下来，向部队表示他坚定的信念，只有在绝望中发挥无畏的精神，才能使大家获得安全。他们转过身来面对敌人，背水一战。罗马人遵守命令紧密架起圆盾，箭雨在空中闪耀，不能产生杀伤效果，伸出的长矛组成无法穿透的阵列，阻止波斯骑兵一再突击。在抵抗了不知多少个时辰以后，剩下的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搭乘船只渡过幼发拉底河，全师而返。波斯指挥官不得不在混乱而耻辱的状况下撤离，他们将要面临严厉的指责，牺牲众多的士兵却只赢得一无可取的胜利。
贝利萨留的名声没有受到作战失败的玷污，部队因轻率行动而造成的危险局面，全靠着他大无畏的精神才能挽救。和平条约的签订使他免于负起东部边疆的守备任务，处理君士坦丁堡叛乱事件顺利完成任务，这使皇帝深为感激，更加信任他。等到阿非利加的战争成为公众谈论和暗中商议的主题，几乎每一位罗马将领对于这个危险的使命都毫无雄心壮志的企图，都怀着谨慎恐惧的焦虑。但是一旦查士丁尼基于贝利萨留卓越的功绩和用兵的能力，选择他作为阿非利加战争的主将，难免再度激起这些将领嫉妒的心情。拜占庭宫廷的阴柔习性必然产生猜忌的气氛，到处传闻这位英雄的当选得到狡诈妻子的暗中打点。安东妮娜漂亮又机智，一生之中交互受到狄奥多拉皇后的信任和痛恨。安东妮娜的先世默默无闻，出身赛车驭手的家庭，人尽可夫的性格遭到极为恶毒的谴责；然而她对名满天下的丈夫，却有着长久而绝对的权力，完全控制他的心灵和意志。如果说安东妮娜藐视忠贞婚姻的价值，那么她对贝利萨留却表现出男性之间的友谊，在他那艰苦而危险的军人生涯中，用大无畏的决心伴随着他面对和解决所有的困难。
阿非利加战争的准备工作(533 A.D.)，对于罗马和迦太基最后的斗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军队里感到自豪的精英分子，包括贝利萨留的卫队在内，根据那个时代的习气，用特别的忠诚誓词奉献给服务的庇主。每个人的体力和身材都经过仔细的挑选，配发最好的马匹和甲胄，孜孜不倦进行各种作战的训练项目，以确保能够在采取行动时激发最大的勇气。整支队伍的群体活动和相互交往，以及个人对官职和财富的野心，更能提升他们顽强凶悍的战斗精神。忠诚负责而又积极进取的法拉斯，指挥400名最骁勇的赫鲁利人，他们有永不认输的斗志和难以驾驭的傲气，价值远超过温驯而又听话的希腊人和叙利亚人。获得600名马萨格泰人或是匈奴人的增援，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决胜因素，他们受到甜言蜜语的诱惑，参加海上的远征行动。5000名骑兵和1万名步兵在君士坦丁堡上船，前往讨伐阿非利加，步兵大部分从色雷斯和伊索里亚征召，就运用的范围和名声的响亮而言不及骑兵，西徐亚弓成为罗马军队最倚重的武器。普罗科皮乌斯最值得嘉许的地方，是了解当时的状况以及弓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提出来为那个时代的士兵辩护，对抗一些不利的批评和流行的说法。古代只有全副铠甲的武士才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人们在提到弓箭手时往往怀着恶意，经常引用荷马的话认为他们应当受到藐视。
弓箭在荷马时代之所以受到轻视，可能是那些全身赤裸的青年，步行出现在特洛伊的战场上，潜伏在墓碑后方，或者拿朋友的身体当盾牌，弓弦只拉到胸前，射出去的箭有欠准头而且力道不强。但是我们的弓箭手(历史学家继续说下去)都骑在马上，用值得称誉的技术来操控，头部和肩膀用圆盾保护，腿部穿着铁制的护胫，全身披上铠甲或者是锁子甲，右边悬挂着一袋箭囊，左边有一把佩剑，手里通常挥舞着长矛或是标枪，在短兵相接时使用。他们的弓强劲而沉重，在任何方向都能发射，无论是前进或后退，无论是对着正面、后方还是侧翼。由于他们接受的训练不是将弓弦拉到胸前，而是拉到右耳后方，只有真正坚韧的铠甲才能抵挡力道强大的箭矢。
500艘运输船配置2万名来自埃及、西里西亚和爱奥尼亚的水手，全部集结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各种船舶从30吨到500吨，加上各种补给品能充分供应所需，船只的总吨位达到10万吨，才能容纳35 000名士兵和水手，5000匹马，以及武器、机具、各类军需，加上足够3个月航程所需的饮水和粮食。威风凛凛的战船上有数百名划桨手，在过去的时代曾经横扫地中海所向无敌，这样的景象在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眼中已暌违多年。查士丁尼的舰队只有92艘轻型双桅帆船负起护卫的任务，掩护运输船不受敌军发射武器的损害。2000名君士坦丁堡最勇敢和健壮的青年，配置在双桅帆船上面担任划桨的工作。知名的将领有22位，后来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战役中大显身手，但是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最高指挥权，全部授予贝利萨留，他可以运用毫无限制的权力，有如皇帝御驾亲征。航行和海上作战的技术，到现代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军队也区分为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两者互为因果。
查士丁尼统治第七年，大约在夏至(公元533年6月)，整个舰队600艘船在皇宫花园前的海面，排列出军威雄壮的校阅阵容。教长向全军将士祝福，皇帝下达最后的命令，将领的号角手发出开拔的信号，每个人根据畏惧或期望的情绪，带着焦虑而好奇的心理，搜寻那些可能带来失败或成功的征兆。贝利萨留先在佩林里乌斯或赫拉克利亚停留5天，接受国君送来的几匹色雷斯骏马，作为旗开得胜的礼物。从这里开始顺着航道穿过普洛蓬提斯海，当他们在赫勒斯滂海峡挣扎前进时，遭到一阵妨碍航行的顶头风，迫得要在阿比杜斯等待4天。这时将领显示出坚定而又严苛的军纪要求，令人终生难忘。3个匈奴人在酒醉以后发生争吵，其中一个被同伴杀死，将领立即下令将凶手吊死，悬尸示众。他们的族人认为这种做法侮辱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拒绝接受帝国把人视为奴隶的法律，要求维护西徐亚人自由的特权，对于酒醉和气愤的突发行为，只能用少量罚锾作为补偿。他们的抱怨很像回事，发出大声的叫嚣，罗马人对于这种不守秩序的行为，没有追究视若等闲，但很快就显露出哗变的危险，将领出面靠着权威的地位和出色的辩才，才将他们安抚下来。他对集合的部队讲话，提到他要善尽公正的责任，强调纪律的重要，行为良好和信仰虔诚的人会获得奖赏，谋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酗酒恶习助长之下，宽恕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结果，这才是令人感到极为忧虑的地方。
从赫勒斯滂海峡到伯罗奔尼撒的海上航行，当年希腊人攻克特洛伊后，回程只花了4天的时间。贝利萨留的旗舰引导着整个舰队的行进路线，白天张着醒目的红色船帆，夜间在船首点起耀眼的巨大火炬。他们不停地在岛屿之间航行，到了玛利亚和提纳乌姆的海岬就准备转向。舵手的责任是要使为数众多的船只保持正确的队形和适当的间隔，风向很顺而且风力适度，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最后安全抵达了梅塞尼亚海岸。部队在梅索尼下船，充分休息以恢复海上航行的疲劳。就在这个地点，勇敢的士兵献身为公众服务，却体验到贪婪是如何藐视数以千计人员的生命，这种贪婪是伴随着职权而产生的。按照军中勤务的规定，野战炉灶要为罗马人每天供应两次面包或饼干，因为重量的损失，容许减少四分之一的定额配给。为了获得少许可怜的利润，以及节省木柴的费用，卡帕多细亚的约翰身为统领竟然下达命令，面粉要先在君士坦丁堡用浴场烧水的火稍为烘焙一下，等到装粮食的麻袋打开，将潮湿而发霉的面团发给部队。这种腐败又不卫生的食物，因为炎热的天候和季节更加严重，立即产生了流行的传染性疾病，导致500名士兵丧生。还是贝利萨留采取防范措施，才得以恢复大家的健康。他在梅索尼供应新鲜的面包，同时毫不顾虑会得罪在朝的大臣，基于正义和人道表达自己的气愤之情。皇帝听到他的抱怨以后，对将领的处置表示嘉许，但是并没有处分大臣。
离开梅索尼港口，舵手沿着伯罗奔尼撒的西岸航行，直抵扎辛瑟斯或称扎特岛，从起航到越过爱奥尼亚海的航程是100里格(在他们的眼里，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海域)。现在舰队遭到未曾意料之事，在无风状况下浪费了16天的时间缓慢航行。要不是机灵的安东妮娜保存了一瓶水，埋在船上一个沙堆的深处，可以避免阳光的照射，甚至连将领本人都要饱尝口渴的痛苦。最后他们在西西里南部的考卡纳港，找到安全而友善的庇护所。哥特官员以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和外孙的名义，统治这个岛屿，所以会服从极不平常的命令，把查士丁尼的部队视为友人和同盟，充分供应所需的粮食，为骑兵队配发缺少的马匹。普罗科皮乌斯很快从叙拉古赶回来，获得了汪达尔人当前状况和企图的正确资料。他所提供的情报使贝利萨留下达决心，要立即展开行动。这种迫不及待的明智作为，适时获得风向的帮助。舰队离开西西里的视线，驶过马耳他岛后，发现了阿非利加的海角，在强烈的东北风吹袭下沿着海岸航行，最后在卡普特·瓦达海岬所围成的海湾中下锚，迦太基在南边大约5天的行程。
要是杰利默知道敌军正在接近，就会延缓对撒丁尼亚的征服行动，集中兵力防卫他本人和王国的安全。这支特遣部队有5000名士兵和120艘战船，将会回来加入汪达尔人的留守部队。根西里克的后裔可以用水师奇袭来压制敌军的舰队，因为那些塞满货物的运输船无法从事作战行动，轻型双桅帆船参加海战似乎只有逃跑的资格。贝利萨留在航行途中无意间听到了士兵的谈话，使他内心惊慌不已。这些人都感到忧虑而要相互壮胆，强调只要能登陆上岸，就愿意用武器来维护自己的荣誉，如果在海上受到攻击，只有毫不羞愧地认输，他们没有勇气同时与风浪和蛮族搏斗。明了大家的想法以后，贝利萨留决定只要抓住一线机会，就赶快率领部队登上阿非利加的海岸。在作战会议中，他保持审慎和明智的决定，反对大家非常鲁莽的建议，那就是用舰队搭载兵力直接驶往迦太基的港口。离开君士坦丁堡3个月以后，人员、马匹、武器和军需物资全部安全登陆，每艘船留下5名士兵在甲板上担任警卫，整个舰队布置成半圆形。登陆的部队在海岸附近占领营地，按照古老的军事教范，用防壁和堑壕加强防备的力量。他们发现了一处清澈的水源，可以解除口渴的煎熬，使罗马人坚信得到了上帝的保佑。次日早晨，邻近地区有几处田庄遭到抢劫，贝利萨留惩罚了违犯法纪人员，在最关键的时刻掌握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谆谆教诲全军要奉行公正、节制和真诚的政策原则。将领说道：
当我开始接受征服阿非利加这个任务的时候，成功不是靠着部队的数量和作战的勇气，而是当地人士的友情和对汪达尔人势不两立的痛恨。要是你们要毫不在意地用掠夺的方式来获得那些只花少许金钱就可买到的物品，就等于是剥夺我仅有的希望。要知道暴力行为会使他们之间的世仇和解，联合起来成为公平和神圣的同盟，对抗侵略他们国家的敌军。
将领的训示通过严格的军纪要求来贯彻执行，士兵本身立刻感受到有益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居民无须抛弃家园或是隐匿财物，用收费公平和货物充足的市场供应罗马人的所需，行省的文职官员以查士丁尼的名义继续行使原有的职责，教士基于本能和利益的动机，尽心尽力为信仰正统教义的皇帝奋斗不息。离营地一日行程的一个名叫苏勒克特的小镇，获得第一个开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荣誉，与罗马人重建古老的隶属关系；利普提斯和阿德鲁梅图姆这些大城，在贝利萨留出现时，也都效法苏勒科特归顺的榜样。他在毫无抵抗之下到达格拉西，汪达尔国王在此建造了一座宫殿，距离迦太基有50英里。到处是浓荫的树丛、冷冽的流泉和美味的水果，让疲困的罗马人尽情休息恢复体力。普罗科皮乌斯认为此地的果园真是前所未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难以比拟，这可能是历史学家喜爱美食或者是太过劳累所致。汪达尔人经过三代的时间，优裕的生活和温暖的气候使得他们刻苦耐劳的习性丧失得一干二净，不知不觉中成为奢侈颓唐的种族。他们的田庄和花园就波斯人看来真是“天堂”，让人能够享受凉爽而安宁的休憩，每天在沐浴一番之后，蛮族的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他们穿着丝质长袍，模仿梅德人的形式，非常宽大飘逸，用金线绣出各种图案和花样。在他们的生活中要劳动出力的工作，就只有谈情说爱和骑马出猎，空闲的时光充满各种消遣，像是哑剧、赛车以及剧院的歌舞表演。
在10天或12天的行军中，贝利萨留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和雄心，随时准备迎击尚未露面的敌军。亚美尼亚人约翰是位战功彪炳而又深获信赖的军官，率领300名骑兵担任前锋。600名马萨格泰人与之保持一段距离掩护左侧翼。整个舰队沿着海岸航行，尽量与军队保持能相互观察到对方的距离。军队每天的行程大约是12英里，夜晚驻扎在防卫森严的营地或是友善的城镇。罗马人即将接近迦太基的消息，使得杰利默的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他一厢情愿想把战事拖延下去，好让他的弟弟带着身经百战的部队，从撒丁尼亚的征战中撤军返国。他现在最感烦恼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过去那极为轻率的政策，竟然拆除了阿非利加所有的防卫工事，使他只能采用最危险的解决办法——出兵迎击，与敌军在都城的近郊决一死战。汪达尔人用5万人征服阿非利加，现在要是不算妇女和小孩，可用的作战人员达到16万人，这样强大的兵力只要激起战斗的勇气和合作的精神，用来对付罗马将领衰弱而又劳累的队伍，可以轻易将登陆初期的敌军击成齑粉。但是毫无主见的国王听从友人的意见，以逸待劳接受敌人的挑战，而不愿前去阻止贝利萨留的进军。很多自负的蛮族假装痛恨篡夺者，以掩饰反对战争的求和态度。
杰利默靠着权势和做出承诺，仍旧能够集结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同时他的计划也符合兵法的要求。他的弟弟阿马塔斯接到命令，率领迦太基的守军，在离城市10英里的地方迎击罗马人的前卫；他的侄儿吉巴蒙德和2000骑兵攻击左翼；国王自己率领大军在后面跟进，到达适当的位置从后方进攻，以切断罗马人和舰队的联系，使贝利萨留无法获得援军的协助。阿马塔斯轻敌冒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和国家的生机。他抢先发起攻击，越过后面缓慢前进的步卒，亲自斩杀12个最英勇的敌手后，自己也受到致命的重伤，手下的汪达尔人全部逃回迦太基。整条10英里长的大道上，满布着死者的尸体，很难相信只有300名罗马人竟能杀死这样多的乌合之众。杰利默的侄儿在接战中为马萨格泰人所轻易击败，对方的数量不及他的三成，但每个西徐亚人都仿效酋长的作战方式，展现出家族的光荣技巧，冲上前用弓箭对敌人发射强大的火力。就在这个时候，杰利默根本不知道当前发生的状况，曲折的山路引导他到错误的方向，无意中穿过罗马人队伍的空隙，到达阿马塔斯激战后阵亡的位置，为自己兄弟和迦太基的命运而痛哭流涕。要是他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安排死者身后的尊荣以善尽虔诚的责任，而是激起全军无比的愤怒，从后方发起骑兵的突击，必然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悲惨的现场使得国王的意志完全崩溃，这时他听到贝利萨留的队伍响起号角的声音，那是贝利萨留将安东妮娜和步兵留在营地，自己亲自率领卫队和剩下的骑兵，要去收容和整顿已经星散的部队，巩固这天战斗所获得的成果。即使是才识高明的将领在混乱的战场上也无法兼顾全军，四处都有弱点给敌人可乘之机，但是国王只想摆脱获胜的英雄赶快逃走。汪达尔人过去已经习惯了摩尔人的作战方式，对于罗马人的武器和纪律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杰利默溃不成军，退向努米底亚沙漠，这时唯一的安慰是他暗中下达的命令已经遵照办理，那就是处死赫德里克和他那批被囚禁的朋友。暴君的报复行为只会给敌人带来好处，合法君主的死亡使他的人民产生同情的心理。赫德里克要是还活着，会给胜利的罗马人带来困扰。查士丁尼的部将与这件罪行无关，等于帮助他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那就是要么不讲信义、丧失荣誉，要么放弃在阿非利加的征战。
混乱的情势平息下来，军队各单位相互通报当天所遭遇的意外状况。贝利萨留在战胜的地点扎营，那里正好有一个10英里的里程碑，指示了到达迦太基的距离，所以用拉丁名字称呼为德西穆斯。他对汪达尔人所能采用的策略和手段，仍旧抱着疑虑的态度，第二天继续行军下达会战的命令，傍晚抵达迦太基的城门前停顿下来，然后下令全军休息。他不愿在黑夜和混乱之中把城市交给无法无天的士兵，也不愿部队在城内遭遇暗地里的埋伏。贝利萨留在理性的驱使下保持着谨慎，但又毫无畏惧之心。面对都城表现出来的和平与友善，他觉得不会带来危险而深感满意。迦太基燃起无数的火把，显得一片光明，呈现出万众欢腾的气氛，防卫港口通道的铁链很快被移走，城门大开，群众发出感激的欢呼，前来迎接解放他们的救星(公元533年9月15日)。圣西普里安节的前夕，贝利萨留在城内当众宣告汪达尔人已经被打败以及阿非利加再次获得自由，教堂为殉教者的庆典装饰得花团锦簇，照耀得灯火通明。经过3个世纪的迷信活动，西普里安像当地的神明一样受到膜拜。阿里乌斯教派自知他们的统治已经面临绝灭的关头，就把教堂和礼拜的场地全部舍弃给正统教会。会众从异端的手里救出他们的圣所，举行神圣的仪式，大声宣告阿塔纳修斯和查士丁尼的信条。只用了1小时的时间，敌对的教派就相互变换了角色和命运。苦苦哀求的汪达尔人过去纵情于征服者的恶行，现在要在教堂的圣所寻找怜悯的庇护。东部的商人被面无人色的狱卒从皇宫最深的地牢中释放出来，狱卒转过来恳求囚徒的保护，让被关的犯人从墙壁的缝隙中往外看，罗马人的舰队正在驶进港口。
海上部队的指挥官与军队分离以后，小心翼翼沿着海岸前进，抵达赫米安海岬时，接获贝利萨留最初的胜利信息。要不是更熟练的水手不在意海岸的危险和即将迫近的暴风雨，他们就会遵奉他的指示，在离迦太基约20英里处下锚。他们对后面的发展不太明了，并没有冒险突进冲破港口的铁链。邻近的港口和曼德拉辛乌姆的郊区只有一件暴行，就是一名军官不服从上官的命令逃亡，进行抢劫和掠夺。皇家的舰队顺着有利的风向前进，驶过戈勒塔的狭窄通道，占据水深和广阔的突尼斯礁湖，这个安全的位置离首都只有5英里。贝利萨留听到舰队到达的消息就立即下达命令，绝大部分水手要马上登岸，加入凯旋入城的行列，壮大罗马人的声势。他在允许部队进入迦太基城门之前，告诫大家要认清当前的情况和自己的职责，不可玷污军队的荣誉，特别要记住汪达尔人是暴君，他们才是阿非利加人的救星；当地人不仅出于自愿要成为帝国治下的臣民，而且会呈现一片热忱之心，所以现在应该尊重他们。罗马人以密集队形进军通过市内的街道，要是发现敌人就准备战斗。遵守严格的命令和善尽服从的责任，深刻铭记在他们的心头。在当前这个时代，习俗认同征服后进行的滥权行为，法律对此也不会进行惩处，甚至被许多人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报酬，但是这一位天才人物却抑制了胜利军队的热情。听不到威胁和抱怨的声音；迦太基的贸易没有受到干扰；在阿非利加改换主子和政府时，商店继续开门，生意忙碌；士兵在岗位上服行警卫勤务以后，很安静地离开，前往接待他们住宿的家庭。
贝利萨留把住所安置在皇宫，坐在根西里克的宝座上，接受蛮族缴交的战利品并且加以分配，对苦苦哀求的汪达尔人答应饶恕他们的性命，尽快派员修复曼德拉辛乌姆郊区昨夜所受的灾害。晚餐用排场盛大的皇家宴会招待主要的官员，汪达尔皇家被俘的管事用尊敬的态度侍奉胜利者。在宴会酒酣耳热之际，公正无私的旁观者赞颂贝利萨留的气运和功勋；心怀嫉妒的奉承者在暗中用他们的语句和姿态喷洒毒液，激起猜忌的国君产生疑虑之心。这一天摆出盛大的铺张场面，要是能够引起民众的崇敬，也不能认为无用而等闲视之。但贝利萨留积极进取的心灵做出决定，就是在胜利的乐观气氛中也要考虑有吃败仗的可能，罗马帝国在阿非利加的统治不能凭借一时的武力或民众的偏爱。汪达尔人过去下达雷厉风行的禁令，只有迦太基的防卫工事免于拆除，但是在统治的95年期间，怠惰的风气已经相沿成习，对于军事整备的工作置之不理，就是首都的城墙也免不了到处损毁倾圮。明智的征服者用难以置信的速度，修复了城市的城墙和壕沟，以慷慨的报酬鼓励施工人员的情绪，无论是士兵、水手还是市民，都竞相完成这极其有益的工作。杰利默过去一直担忧，就是认为他自己处在没有设防的城镇里，现在带着惊奇和绝望的心情，看到一个无法攻下的城堡正在加强防御的力量。
命运乖戾的国君在丧失都城以后，全力收容剩余的军队，上次的会战中，兵员只是星散，并没有被消灭。对抢劫的渴望吸引了一些摩尔人的匪帮，使他们愿意在杰利默的旗帜下作战。他在布拉的原野开设营地，离迦太基大致是4天的行程；对都城的侵犯活动只是破坏供水渠道，使民众得不到饮水；只要杀死任何罗马人割下头颅，就会获得高额的赏金；对于他的阿非利加臣民，他装模作样要赦免他们的罪行，发还他们的财产；同时他暗中与阿里乌斯教徒进行谈判，并且要收买参加联盟军的匈奴人。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撒丁尼亚的征战只有加重他的灾祸，使他深感痛苦，竟然会为一无是处的冒险行动，浪费5000名最勇敢的部队。
他带着悲伤和羞辱的心情，阅读他的弟弟扎诺获得胜利的书信，来函向国王表示乐观的信心，以为他已经效法他们的祖先，惩罚罗马侵略者轻率狂妄的行动。杰利默回复道：
啊！我的弟弟！老天要抛弃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当你在征讨撒丁尼亚的时候，我们已经丢掉了阿非利加。贝利萨留带着少数人马一出现，就立刻使汪达尔人的根基失去勇气和繁荣。你的侄儿吉巴蒙德，你的兄弟阿马塔斯，他们被怯懦的追随者出卖，力战成仁。我们的马匹、我们的船只、迦太基本身以及整个阿非利加，都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然而汪达尔人宁愿过极其可耻的安定生活，即使牺牲妻子儿女、财产和自由，全都视为当然，毫不珍惜。现在除了布拉的原野，没有剩余的东西，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你的英勇。离开撒丁尼亚，赶快来解救我们，光复我们的国土，如果不能成功就让我们死在一起！
扎诺接到来信，把悲惨的消息通知重要的汪达尔人，但是尽量掩饰当前的状况，不让岛上的土著知晓。部队在卡利亚里港口登上120艘战船，第三天在毛里塔尼亚边界下锚，很快继续行军，赶到布拉原野加入皇家的阵营。会面的情景非常伤感，两兄弟拥抱在一起，在无声中流着眼泪，没有询问撒丁尼亚的胜利，也没有追究阿非利加的惨剧。从见面的情况可以知道遭受苦难的程度，看不到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凄惨的见证，可见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俘。国王的乞求、扎诺的榜样以及眼前威胁到王国和宗教的危险，终于唤醒了汪达尔人积弱不振的精神，使大家团结起来。民族的军事实力促使他们提前发起会战行动，等到部队抵达离迦太基20英里的特里卡梅隆，迅速增加的兵力使他们竟敢夸耀，比起罗马人微弱的实力，他们具有10倍的优势。
然而罗马的杂牌部队接受贝利萨留的指挥，他认为他们的作战能力极为卓越，可以在任何不适当的时机抗拒蛮族的奇袭。罗马人立即完成备战，一条小河掩护他们的正面，骑兵部队形成第一线，贝利萨留位于中央，现身在500名卫队的前面，步兵保持相当距离，组成第二线。他是警觉性很高的将领，看到马萨格泰人处于与主力分离的位置，想要秘密保存实力再决定尔后的动向，因此无法相信他们的忠诚。这位历史学家对主将的训示难免要添油加醋，读者自然很容易想象。将领各依身份，向部队谆谆教诲，务求获取这场战争的胜利，要大家把死生置之度外。扎诺亲自率领追随他征服撒丁尼亚的部队，将其部署在军阵的中央位置，要是汪达尔人的乌合之众都能仿效他们的大无畏决心，那么根西里克的宝座仍能稳如泰山。扎诺的部队在掷出标枪和投射武器以后，就拔出长剑迎击敌人的冲锋。罗马的骑兵部队三次涉水渡过小溪都被驱回，双方陷入你死我活的激战之中。直到扎诺被砍倒，贝利萨留的旗帜仍在挥舞，杰利默收兵退回营地，匈奴人一改初衷，也加入追击，胜利者从被杀者的尸体上搜刮财物和战利品。然而在战场上阵亡的不过50名罗马人和800名汪达尔人。一天的激战以后，如此微不足道的牺牲，竟然灭绝了一个民族，使得阿非利加改朝换代(公元533年11月)。贝利萨留在傍晚时领导步兵攻击敌军的营地，怯懦的杰利默赶紧逃走。他曾豪情万丈地说过：“对被击败的人而言，死亡是解脱而活着是负担，恐惧能获得的只有耻辱。”看来这些不过是虚矫的大话而已。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偷偷溜走，汪达尔人很快发现国王已将他们遗弃，于是大家一哄而散，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其他贵重物品一概置之不理。
罗马人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入营地，夜晚的黑暗和混乱掩盖了军纪荡然的狂野景象，只要遇到蛮族就绝不留情大肆屠杀，战败者留下的寡妇和女儿如同值钱的遗物或是美丽的侍妾一般，任由纵情淫乐的士兵享用。阿非利加的国王在一段漫长的繁荣与和平期间，通过征服和节约所累积的成果，使得皇家库存的金银财宝几乎可以满足征服者所有贪婪的要求。部队都在疯狂地搜刮，把贝利萨留的告诫完全抛诸脑后。欲念和掠夺所激起的兴奋，使他们分成小股或是独自行动，前往邻近的田野、树林、山岩和洞穴，探索可能隐藏的战利品，他们脱离自己的队列，背负着所获得的财物，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在通往迦太基的大路上面乱逛。要是逃走的敌军胆敢发起逆袭，这些征服者将无一幸免。深感羞辱和危险的贝利萨留在获胜的战场度过焦虑的一夜，等到黎明到来，他在小山上竖起统帅的旗帜，召回他的卫队和资深老兵，逐渐在营地中节制士兵的行为，恢复他们的军纪。
这位罗马将领对于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以及拯救俯地讨饶的蛮族，同样付出关切之心。那些苦苦哀求的汪达尔人发现，要想活命只有到教堂才能获得保护。他们在解除武装以后就被分开监禁，免得在外流窜扰乱公众的安宁，或是成为民众报复的牺牲品。贝利萨留派出一支轻装分遣部队，追蹑杰利默的动向和行踪，他亲率大军继续前进，经过10天的行军远抵希波·里吉乌斯，这时此地已不再拥有圣奥古斯丁的遗骸。他获得确实的情报，汪达尔人逃到摩尔人难以进入的山地，于是决定放弃徒然无用的追击，将冬营安置在迦太基，接着派遣手下主要的部将觐见皇帝，报告他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对阿非利加的征服。
贝利萨留说话很真诚，幸存的汪达尔人根本没有抵抗，就放弃了他们的武器和自由。迦太基的邻近地区只要他出面就向他输诚，距离较远的行省得到他胜利的信息，也都陆续归顺。的黎波里自动表示忠诚早已成定局；他派出一位军官带着勇将扎诺的头颅，根本不用派遣兵力，就使撒丁尼亚和科西嘉迎风而降；像马略卡、梅诺卡和伊维卡这些岛屿，仍旧愿意成为阿非利加王国的附庸。恺撒里亚是一座皇家的城市，位于迦太基西边30天行程的地方，要是就不精确的地理学而言，可能与现代的阿尔及尔混淆在一起。陆上的道路经常受到摩尔人的骚扰，但是海路通行无阻，何况罗马人已经主宰了海洋。一位主动积极而又谨慎沉着的军事护民官，航行到达海峡的出口，占领塞浦特姆或休达。这个城市位于非洲海岸，与对面高耸的直布罗陀要塞遥遥相对。这样遥远的地方后来都由查士丁尼整修得焕然一新，并且加强防卫力量，好像是在夸耀足以自豪的雄心壮志，将帝国的疆域推展到赫拉克勒斯之柱。他接到胜利信息时正是时候，已经准备要颁布《民法汇编》，虔诚或猜忌的皇帝对于上帝赐予的礼物大肆庆祝，用平静的语气宣布，征战顺利的将领立下盖世功勋。
皇帝急着消灭尘世或教会的汪达尔暴君，毫不拖延尽快着手进行全面建立正统教会的工作。主教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审判权、教会财产和赦免权，他用宽广的心胸予以恢复和扩大；阿里乌斯信徒的礼拜要遭到禁止，多纳图斯派的聚会要被根绝。217名主教召开迦太基宗教会议，赞赏这些报复是适当的措施。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不会相信正统教会有很多高级教士缺席，但是他们的与会人员相较之下还是少数，在古老的会议中数目要达2倍或3倍，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教会和国家的衰败。查士丁尼以信仰的保护者自居，心怀宏图大展的神圣愿望，希望胜利的部将尽快扩展狭小的领域，恢复到摩尔人和汪达尔人入侵前的状况，那时正统教会据有这片广大的国土。同时贝利萨留接到指示，要在适当的地点像的黎波里、利普提斯、锡尔塔、恺撒里亚和撒丁尼亚，派遣5位公爵或是地区指挥官，计算内卫军或边防军的兵力大小，能够有效负起阿非利加的防卫任务。汪达尔王国有必要设置一位禁卫军统领在此坐镇，下面的民事统治部分，指派4位总督和3位省长，负责7个行省的行政事务。各级政府的属员、书记、传达和事务人员都有详细规定，统领的手下有396人，他的代理人或是几位副手也有属员50人。严格规定他们的经费和薪俸，不完全是为了防止浮滥，而是能够有效维护个人的权益。这些官员可能会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绝不会怠惰姑息。
新成立的政府有无限的权力推行有关司法和税务这些非常微妙的问题，宣称要恢复罗马共和国的自由和平等。征服者渴望从阿非利加的臣民身上，立即榨取丰硕的成果。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家庭所有的房屋和土地，过去被汪达尔人视为战利品夺走，现在就可以提出归还的要求，甚至是三等亲或旁系亲属都有资格。贝利萨留的位高权重来自对他的特别任命，等到他离开以后，就不需要再委任军队的主将，禁卫军统领的职位被授予一位军人出身的官员。按照查士丁尼的规定，7个行省中为首的总督兼负民事和军事的职权，是皇帝在阿非利加的代理人，后来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很快得到新的头衔“太守”。
除非原来的统治者被罗马人生擒或杀死，不然阿非利加的征服就还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件事很可疑，说是杰利默曾经下达秘密命令，把部分财富运到了西班牙，希望在西哥特国王的宫廷中找到安全的庇护所，只是因为意外的变故、暗中的出卖和敌人的紧追不舍，他的打算才完全落空。杰利默从海岸逃走的路线已被截断，不幸的国君身旁只带着几名忠心的随员，被追到努米底亚内陆，进入巴普亚无路可逃的山区。他立刻就被法拉斯率军围攻，这位官员因诚信和自制而备受赞誉，就蛮族最腐化的部落赫鲁利人而论，很少人具备这种德性。贝利萨留信任法拉斯的机智和警觉，就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付给他。在奋勇无前翻越山岭的追击中，法拉斯损失了110名士兵，他预料在冬季的围攻期间，汪达尔国王会感受到灾难和饥馑的压力。杰利默从过去享乐的生活、富裕的环境和优渥的供应中，堕落到像摩尔人一样贫苦的地步。摩尔人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何幸福可言，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们用泥土和树篱做成简陋的茅舍，充满烟雾而又昏暗无光，大家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和牛群混杂在一起，睡在泥土地或羊皮上面。他们缺乏衣物，就是有也极为污秽，从未见过面包和酒类，燕麦和大麦做成粗饼，就那么放在灰烬上面烘烤。饥饿的野蛮人为了填饱肚皮，真是生冷不忌。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折磨之下，杰利默的健康受到损害，但他能做的只有忍耐而已。他每次回忆起往日的高贵身份，与目前受到保护者的侮辱相比，真是分外痛苦。何况摩尔人轻浮善变，见钱眼开，使他更加忧心忡忡，生怕他们受到引诱就会背弃神圣的待客之道。从法拉斯仁慈而又善意的书信中，了解到杰利默所处的情况。赫鲁利酋长是这么说的：
我像你一样是不识字的蛮族，但是我说老实话，愿意真心对待别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固执，明知毫无希望还要坚持下去？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的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难道你酷爱自由和厌恶奴役？啊！我敬爱的杰利默！难道你不是最可怜的奴隶？何况还是摩尔人这个低贱民族的奴隶？只要你能忍耐在君士坦丁堡过贫穷和奴役的生活，难道不比在巴普亚的荒山统治那虚有其名的王国要好得多？或许你认为变成查士丁尼的臣民会侮辱自己高贵的身份？贝利萨留是他的臣民，我们大家都是，谈到家世出身不见得比你低下，然而我们对于服从罗马皇帝并不感到羞愧。慷慨的君主会赐给你富足的世袭产业，你在元老院会有尊贵的座次，并且享有大公的高位，这些都是他为了表示感激的心腹之言，你可以相信贝利萨留所做出的保证。老天要是让我们受苦受罪，那么忍耐可说是美德。如果我们拒绝命运所给予的解救，就是昧于时势自取灭亡。
汪达尔国王回复道：
我何尝不知道你的劝告是如此仁慈而有理性，但是对于一个行事不公的敌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成为他的奴隶，我所怀有的只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无论是我的语言还是我的行为，从来没有对他造成伤害，然而他却派人来对付我，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就是贝利萨留，竟把我从宝座上面投向悲惨的深渊。查士丁尼只是一个凡人，但是他是一位君王，天道无亲，难道不怕得到同样的报应？悲伤使我无法忍受，不再多写了！敬爱的法拉斯，我恳求你送我一些东西，那就是一具七弦琴、一块海绵和一条面包。
从汪达尔人的信差那里，法拉斯知道他为什么提出很特别的需要。阿非利加的国王很久没有尝到面包的味道，劳累或不断哭泣使泪水再也流不出来，还有就是用七弦琴伴奏唱出遭遇的不幸，可以在悲苦的时候得到安慰。仁慈的法拉斯深受感动，就派人送去这三样很特别的礼物。他即使抱着仁慈之心，还是要提高警觉，加强四周的防护，希望能尽快迫得无路可逃的囚犯面对现实，这有利于罗马人解决问题，也尽量使自己获得好处。固执的杰利默最后还是屈服于理智和基本的需求，贝利萨留派出使臣，以皇帝的名义批准安全的庄严保证和尊贵的接待方式。汪达尔国王离开高山回到平地，第一次公开会晤是在迦太基的郊区进行，当皇家的俘虏向征服者打招呼时，竟然发出一阵笑声。群众自然会相信，过度的悲伤使杰利默的情绪失控，但是在这种伤感的时刻，反常的欢笑暗示出睿智的论点，人类的伟大只是空虚和短暂的表现，不值得用严肃的态度多加考量。
众口铄金的中伤之词立刻使有智之士的藐视变得很有道理，善于奉承的人一味追求权力，同时嫉妒别人建立更高的功绩。罗马军队有几位首长竟敢以贝利萨留这位英雄人物的对手自居，私下发出急报，带着恶意指控阿非利加的征服者，称他威名远播，获得公众的爱戴，阴谋登上汪达尔人的宝座。查士丁尼冷眼旁观不发表意见，看来已对贝利萨留无法容忍，生出猜忌之心，所以让贝利萨留去自行决定是要留在行省还是返回都城。贝利萨留从截下的信件以及对君王性格的了解，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明智的决定，要么就是听天由命高举反帜，再不就是俯首觐见使他的敌人感到困惑。他基于自己的清白无辜和无比勇气做出选择，将自己的卫队，还有所有的俘虏和财物尽快装上船只，一路的航行非常顺利，等他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比在迦太基派出送信的快船还要早到。像这样值得信任的忠诚消除了查士丁尼的疑虑，猜忌之心很快平息，但是很快就被公众对贝利萨留的感激再度燃起不满。
罗马世界的第三位阿非利加努斯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庆典场面之隆重，君士坦丁城市的市民前所未见。自提比略统治以来，古代的罗马只有历朝的恺撒所指挥的百战百胜雄师才够得上这种资格。游行的队伍从贝利萨留居住的府邸出发，经过主要的街道，抵达椭圆形竞技场。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像是在报复根西里克施加的伤害，洗刷罗马人所受的耻辱。游行展示出从所征服民族那儿掠夺的财富，都是一些代表军事胜利和奢侈生活的战利品，像是贵重的胄甲、黄金的宝座、汪达尔王后在仪式中使用的车驾、皇家宴会的巨大家具、耀眼的宝石、造型优雅的雕像和花瓶、成堆的黄金钱币，还有犹太神殿的圣器，这些圣器在经历漫长时日的辗转流离之后，被放入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堂受到尊敬。一长列最高贵的汪达尔人带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展现出高大的身材和英俊的面孔。杰利默步伐缓慢，身穿紫色的长袍，仍旧维持一个国王的尊严，没有流出一滴眼泪，也没有发出叹息的声音。他的自负和虔诚从所罗门的诗句中，得到内心的安慰。他重复念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谦虚的征服者没有登上用四匹马或四头象拖曳的凯旋式的战车，而是步行走在英勇同伴的前面，他的谨慎在于婉拒对臣民而言太过招摇的荣誉，宽广的胸襟鄙视为邪恶暴君所嫉恨的虚名。光荣的队伍在元老院和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椭圆形竞技场的大门，在皇帝和皇后的宝座前停下来。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庄严地坐着，接受被俘的国王和胜利的英雄向他们表示效忠。他们采用习惯的膜拜仪式，全身趴在地上用嘴亲吻国君的脚凳，那是一位从未拔剑上阵的君王，以及一个在剧院表演舞艺的娼妓。根西里克的孙儿接受了一连串的打击，才改掉固执的脾气；但即使是在奴颜婢膝的环境里成长，才气纵横的贝利萨留想必也会在暗中嫌恶君王的做派。他在次年被擢升为执政官(公元535年1月1日)，就职典礼那天举行了第二次盛大的凯旋式。他的象牙官椅由汪达尔人俘虏背负在肩上，各种战利品、金制的酒杯、贵重的马具都毫不珍惜地丢给群众。
但是贝利萨留认为对他最诚挚的赏赐，是他立下庄严的誓言与汪达尔国王签订的条约，皇帝决定要忠实执行。杰利默信奉阿里乌斯教教义，出于宗教的顾虑和限制，故无法被授予元老院议员或大公的位阶。皇帝赠送给他位于加拉太行省庞大的产业，逊位的国君带着家人和朋友退隐，过着平静优渥甚或称心如意的生活。赫德里克的女儿们因为年幼和不幸，受到特别慈爱和友善的照应。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负起责任，教养狄奥多西大帝的女性后裔，使她们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勇敢的汪达尔青年被分发到5个骑兵中队，受到他们的恩主收养，参加波斯战争，为祖先赢得光荣的名声。这些少数的例外只是他们出身或英勇的报酬，不足以说明整个民族的命运。在这次为时短暂而又牺牲不大的战争之前，他们的总数超过60万人。等到他们的国王和贵族遭到放逐以后，受到奴役的群众为了换取安全，只有弃绝民族的习俗、宗教和语言，堕落的后代在不知不觉中与阿非利加普通的臣民混杂在一起。甚至就是到了近世，在摩尔人部落之中，好奇的旅客还能发现北方族群的白皙肤色和浅黄头发。
以前的人相信，有些勇敢的汪达尔人不愿接受罗马人的统治，也不让罗马人知晓他们的下落，情愿在大西洋与世隔绝的海岸，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阿非利加过去是他们的帝国，现在却成为了他们的监狱，他们不想也不愿回到易北河的两岸。那些缺乏冒险精神的同胞，仍旧在祖国的森林里漫游。懦夫不可能越过未知的大海和心怀敌意的蛮族所构成的障碍；勇士也不可能当着同胞的面显示出自己的无能和失败，描述在他们手中丧失的王国，要求一分卑微的继承权利，因为在他们过好日子时，曾经几乎异口同声主动放弃了继承权。位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国土上，有些人口稠密的卢萨提亚村庄居住着汪达尔人，仍旧保持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及纯正的血统，勉强忍耐撒克逊人或普鲁士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毫无怨尤地秘密和自愿对古老国王的后裔效忠，虽然他现在的装束和命运与最卑贱的家臣并无差别。从这些吃尽苦头人民的姓氏和职业可以知道，他们与阿非利加征服者有共同的血源。但是他们使用斯拉夫方言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新殖民区的残余人员，是汪达尔人真正的后代，只是在普罗科皮乌斯时代已经星散开来或完全绝灭。
要是贝利萨留受到别人的影响，稍为延迟他那表示忠诚的行动，没有急着赶回君士坦丁堡，那么他应该会据理力争，要把阿非利加从比汪达尔人更野蛮的敌人手中救出来，将之作为他无可旁贷的责任，甚至会将皇帝的反对也抛诸脑后。摩尔人的起源和先世无人知晓，他们没有使用文字，居留的疆域也无法精确标定。利比亚的牧羊人在一望无垠的大陆上自由通行，季节和草原的变迁律定了他们的游牧活动。简陋的木屋和少量的家具就跟他们的武器、家人和牲口一样，非常容易搬动运走。他们放牧的家畜包括羊、牛和骆驼。罗马人的权势威镇四方，他们为了表示尊敬，与迦太基和海岸地区保持相当距离。等到汪达尔人的统治力量日益衰弱，他们就侵犯努米底亚的城市，占领从丹吉尔到恺撒里亚的滨海地带。他们在拜占修姆这个富裕的行省到处开设营地，所有行为获得豁免，不被惩处。贝利萨留靠着强大的实力和巧妙的手段，确保摩尔人君王的中立，使得他们产生虚荣的心态，渴望获得以罗马皇帝名义赏赐的王室尊荣。摩尔人对事件竟能快速得到解决感到惊异，征服者率领大军现身使他们丧胆，但是贝利萨留即将离开，野蛮和迷信的民族立刻消除了心中的忧虑。摩尔人都有很多妻室，就是提供年幼的儿子作为人质，也不会在心中产生丝毫顾忌。
当罗马人的将领正在迦太基的港口扬帆返国时，听到从绝望的行省发出的哭声，几乎看到城市上方冒出的火焰。然而他坚持原先所做的决定，把他的卫队留下一部分，用来增援实力薄弱的城防部队。他很放心将阿非利加的指挥权交给宦官所罗门，后来证明宦官确实名不虚传，有资格接替贝利萨留遗留的任务。在摩尔人第一次的入侵行动中(535 A.D.)，罗马有几个分遣队及两位优秀的军官受到奇袭，并被截断退路。所罗门迅速集结部队，从迦太基向这片国土的内陆腹地进军，在两次重要的会战中歼灭6万蛮族。摩尔人全靠人多势众、行动飘忽以及难以通行的山区，同时他们骑乘骆驼，那种动物的外貌和气味，据说会给罗马人的骑兵带来困扰。但是等到罗马骑兵接到下马的命令，他们开始用行动嘲笑这些不够资格的障碍。一旦各纵队登上小山展开阵型以后，摩尔人那些全身赤裸的乌合之众，被闪烁的武器和有规律的射击弄得眼花缭乱，看来女预言家的威胁之言又要再度实现，那就是摩尔人会被没有胡须的对手所击溃。
胜利的宦官从迦太基进军，行程长达13天，开始围攻山城奥拉修斯这个重要的据点，同时也是努米底亚风景优美的园地。成列的山丘是阿特拉斯大山的一条支脉，整个地区的外围有120英里长，变化多端的土壤和天候极其罕见，中间是山谷和高原，四周环绕着繁茂的草地和清澈的溪流，水果味美而且极其硕大。环境美好而人迹罕至之地有兰伯撒的废墟作为装饰，这是一个军团过去驻防的罗马城市，曾经有4万居民。供奉埃斯科拉庇斯的爱奥尼亚式神庙，四周围绕着摩尔人的茅舍；牛群在竞技场中吃草，在科林斯式石柱的阴影下休息。一座垂直陡峭的山岩耸入云霄，阿非利加的君王将妻妾和财宝存放在上面。
阿拉伯人有句人所共知的谚语：“奥拉修斯山城有悬崖和悍民，谁人胆敢攻击，定会玩火焚身。”宦官所罗门竟发起了两次极为艰巨的冒险行动，第一次带着几分羞辱退兵，第二次几乎耗尽精力和粮草，如果不是部队发挥大无畏的勇气，一定又要再度后撤。他们使摩尔人感到无比惊异，竟然能奋不顾身爬上高山，攻击敌人的营地，最后占领吉米尼亚山岩的绝顶。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堡，用来巩固这个被征服的要地，提醒蛮族在此地被罗马人击败。所罗门继续行军向西方追击，毛里塔尼亚的西提芬是丧失已久的行省，现在又重归罗马帝国的版图。摩尔人战争在贝利萨留离开以后又延续了几年，虽然他把胜利的桂冠放置在忠诚部将的头上，但公正地说，这依然要归因于他自己的胜利。
过去的失败累积经验，个人可能因年龄的增长而获得改正的机会，但是就人类整体而言，经验对后代很少产生警惕的作用。古代的民族根本不顾虑彼此的安全，结果被罗马人各个击破，难逃奴役和羞辱的命运。这些可怕的往事应该能给西方的蛮族一些教训，使他们及时达成协议组成联盟军队，如此才能对抗查士丁尼并吞四海的勃勃野心。然而同样的错误一再重犯，产生类似的结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哥特人感觉不到迫近的危险，带着漠不关心甚或幸灾乐祸的心情，袖手旁观汪达尔人的迅速覆灭。
皇室家族无子，特德斯是一位作战骁勇而且权势极大的酋长，他登上了西班牙的宝座，以前他曾用狄奥多里克和他那年幼孙儿的名义进行统治。西哥特人在特德斯的指挥之下围攻休达的城堡，位置在阿非利加的海岸。就在他们遵奉安息日的规定，平静进行礼拜活动时，城镇突然出击，使营地在虔诚奉献时刻的安全受到侵犯。国王本人几经困难和危险，方从亵渎神圣的敌人手中逃脱。没过多久，霉运当头的杰利默派遣一名求救的使臣，恳请西班牙王国对他的苦难施以援手，才使特德斯的尊严和憎恨获得满足。他并没有用庄重的神情发出慷慨和明智的指示，而只是一味敷衍使臣，直到获得告知说迦太基已经沦陷，这时他用含混和藐视的规劝打发使臣离开，要他们到自己的故乡去寻找援助，只有他们的族人真正熟悉汪达尔人的状况。
意大利战争旷日持久，使西哥特人遭受惩罚的时间得以向后拖延。特德斯在尝到错误政策所产生的苦果前，已经闭眼离开人世。西班牙的王位继承引起一场内战，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恳求查士丁尼的保护，在野心的驱使下签署了一纸联盟协定，对这个国家的独立和幸福造成严重的伤害。有几个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城市，被交给罗马帝国的部队驻守，以后这些部队拒绝撤离，看来这些保证物既能提供安全也能支付报酬。他们从阿非利加获得长久的供应，来加强防卫的力量。东罗马帝国维持这些易守难攻的驻地，目的是要在蛮族中间煽起内部和宗教的党派对立，造成混乱的有利情势。在西班牙王国拔除这些眼中钉之前，70年的光阴转瞬而过(550—620 A.D.)。皇帝之所以要保持部分遥远而无用的领地所有权，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把西班牙算成他们的行省，将阿拉里克的继承人列入诸侯的位阶。
统治意大利的哥特人所犯的错误，比起西班牙的同宗弟兄更不可原谅，受到的惩罚也更为迅速而可畏。出于私人报复的动机，他们使最危险的敌人能够毁灭他们最有价值的盟友。伟大的狄奥多里克有一位姐妹被许配给阿非利加国王特拉斯蒙德，将西西里的利利巴厄姆城堡作为嫁妆转交给汪达尔人，同时有1000名贵族和5000名哥特士兵组成军队的行列，用来随护阿马拉弗丽达公主。他们曾在摩尔人战争中大显身手，但却高估了自己建立的功勋，或许是汪达尔人故意忽略。他们用羡慕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对于阿非利加的征服者抱着藐视的心理。但是汪达尔人为了预防确有其事或纯属虚构的谋逆事件，采用屠杀的手段将这些哥特人全部消灭。哥特人的力量受到压制，被囚禁的阿马拉弗丽达随之悄悄去世，死因让人感到可疑。卡西多里乌斯用雄辩的文辞谴责汪达尔宫廷，说他们犯下残酷的罪行，为天理国法所不容。但是他用国君名义威胁的报复行为，却被敌人大肆嘲笑，因为阿非利加一直受到海洋的保护，哥特人没有海上作战的能力。悲痛和愤怒使他们盲目，没有能力分析当前的情况，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罗马大军的来临，用西西里的港口接待贝利萨留的舰队。让人吃惊的信息传来，使人感到欢愉的同时也引起哥特人的警惕，汪达尔人遭到报复的程度已经超过他们的希望，甚至令人无法想象。皇帝获得阿非利加王国，对他们的友情应有所亏欠，哥特人也合理地推测，他们有权重新获得那块贫瘠的岩石地区，利利巴厄姆过去是当作嫁妆才从西西里岛割让出去。贝利萨留傲慢的告示立即让他们了解了实情，心中的悔恨不仅太晚，也不能产生作用(534 A.D.)。罗马将领说道：
利利巴厄姆这座城市和海岬属于汪达尔人，现在我以征服者的身份提出主权要求。你们的归顺会获得皇帝的嘉许，抗拒则会激起他的不快，必然引发战争，带来毁灭。要是你们逼得我们动武，战争的后果不仅是要求一个城市的所有权。如果你们反抗伟大皇帝的合法统治，连带所有行省都会受到波及。
但凡是一个有20万士兵的民族，对于查士丁尼和他的部将发出的恫吓言辞都会一笑置之，但是意大利弥漫着争执和不满的风气，哥特人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支持有伤尊严的女性统治。
阿马拉桑夏是意大利摄政和王后，她的出身把蛮族最显赫的两个世家联系在一起。母亲是克洛维的妹妹，墨洛温家族长发国王的后裔；父亲在阿马利人的王室谱系中名列第11代，也就是伟大的狄奥多里克，凭着他建立的功勋，就是平民出身也会获得尊贵的地位。由于性别的原因，她无法登上哥特王座，但是狄奥多里克出于对自己的家庭和人民的爱护，经过一番努力以后，总算从皇家的谱系中找到唯一的继承人，这位继承人的祖先过去在西班牙得到庇护。幸运的尤塔里克突然被擢升到执政官和君王的位阶，获得美丽的阿马拉桑夏和继承王位的希望，但很快他就撒手人寰。等到她的丈夫和父亲全都过世后，这位寡妇成为她的儿子阿萨拉里克和意大利王国的监护人。她在28岁时，身心的禀赋都达到最成熟的程度。她具有男性般的直觉、活力和果断，她的美貌更是光辉夺目。狄奥多拉一直在担心，东部皇帝的征战是为了得到这位美人。
教育和经验培养了阿马拉桑夏的才智，哲学的研究使她不会爱慕虚荣，虽然她对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全都能运用自如，但是狄奥多里克的女儿在国务会议中从不轻易发言，保持戒慎恐惧和不动声色的态度。她忠实效仿父亲的德性，使得她的统治能令国家恢复繁荣兴旺的局面。同时她尽力改正父亲晚年的愆尤，抹去令人反感的回忆，对于波伊西乌斯和叙马库斯的子女，恢复他们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她的天性慈悲为怀，从来不愿对罗马臣民施以肉体或金钱上的惩处，对于哥特人的喧嚣则用宽厚的心胸漠然视之。然而过了40年以后，哥特人仍旧把意大利的人民当作奴隶或敌人。她用智慧推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卡西多里乌斯用雄辩的词句极力推崇。她恳求并获得了皇帝的友谊，欧洲的王国无论是和是战全都尊敬哥特君主的威严。但王后和意大利未来的幸福，有赖于她的儿子所受的教育。他从出生就已经命中注定，必须承担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位，也就是身兼蛮族营地的酋长和文明民族的最高官员。阿萨拉里克从10岁开始，就被安排了明师悉心传授他学识与技艺，这些对于罗马君王而言具有实用的价值或仅起到修饰的作用。三位德高望重的哥特人被挑选出来，把荣誉和德行的原则灌输进年轻国王的心田。但是身为学生的他无法感受教育带来的裨益，反而憎恨教育施加的约束。母后的期望太高，以致表现得焦虑不安和过分严厉。她的儿子和臣民都具有粗野不羁的天性，难免令人产生反感。
在一次庄严的节庆中，哥特人聚集在拉文纳的皇宫中，皇家青年从母亲的寝宫里逃跑出来，流着骄纵和愤怒的眼泪，抱怨他因不听话而受到重责。蛮族憎恨这种有伤尊严的行为，认为已经侮辱了他们的国王，指控摄政阴谋要伤害他的性命，夺取他的王冠；同时提出专横的要求，必须从妇女和腐儒那种鬼祟的控制之下，把狄奥多里克的孙儿拯救出来，让他像勇敢的哥特人一样与同辈一起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够继承祖先光荣的无知。这些粗鲁的叫嚣在纠缠不休以后，成为民族的呼声，阿马拉桑夏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张以及内心最热爱的意愿。自暴自弃的意大利国王放纵于醇酒、女色和游猎，忘恩负义的年轻人带着不知谨慎的藐视之心，泄露了他的亲信和母亲的仇敌所策划的毒计。阿马拉桑夏在国内敌人环伺之下，与查士丁尼皇帝进行秘密磋商，获得保证会受到友好的接待，她已把价值4万磅黄金的财产，存放在伊壁鸠鲁的狄拉奇乌姆。要是她安静远离蛮族的派系倾轧，退隐到和平与堂皇的君士坦丁堡，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安全，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阿马拉桑夏的胸中燃起野心和报复的怒火，她把船只停泊在港口，等待一件罪行的成功实施，当然就她的立场来看那是正义的制裁。她把3个最危险的异议人士，用信任和便于指挥作借口，分别调到意大利的边界，然后派出个人的密使将他们刺杀。这些尊贵的哥特人流出的血，使得国母在拉文纳宫廷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也引起一般人民的憎恶。但是如果她为自己儿子的身体不适感到烦恼，那么她很快就会为无可挽回的损失而痛哭失声。16岁的阿萨拉里克死于饮酒过量，使她无法得到任何坚实的支持和合法的权威。
王位的传承不能从长矛交给纺杆，是这个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狄奥多里克的女儿想用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来规避这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与她一位表兄弟分享王室的头衔，然后把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后者表现出极为尊敬和感激的态度，接受了这个建议。雄辩的卡西多里乌斯在元老院提出报告，并且知会东部的皇帝，阿马拉桑夏和狄奥达图斯登上意大利的宝座。就后者的身世来说，使用这个头衔还不够资格(他的母亲是狄奥多里克的姐妹)，阿马拉桑夏的选择强烈表现出她藐视他的贪婪和怯懦，这也使他无法获得意大利人的敬爱和蛮族的尊重。但是狄奥达图斯被他应得的轻视所激怒，阿马拉桑夏的正直令她阻止和指责他以高压对付托斯卡纳的同胞。哥特人的掌权者们因罪行和愤恨联合起来，阴谋煽动他那犹豫而怯懦的性情。祝贺阿马拉桑夏登上宝座的贺函刚发出，意大利的女王就被软禁在博尔塞纳湖的小岛上，经过很短期间的拘留以后，被勒死在浴室里(公元535年4月30日)。这一行动即使不是新国王下的命令，也得到新国王的默许，他教导喜欢暴动的臣民如何杀死他们的统治者。
查士丁尼以欢愉的心情冷眼旁观哥特人的争执不和，作为出面调停的盟友，征服者隐藏起自己日益高涨的野心。他的使臣在公开觐见时，对哥特人提出的要求是让出利利巴厄姆的城堡，遣返10个逃亡的蛮族，以及对在伊利里亚边境一个小镇发生的抢劫事件要支付合理的赔偿。不过使臣私下与狄奥达图斯谈判，要他出卖托斯卡纳行省，使臣同时怂恿阿马拉桑夏，要从危险和混乱之中脱身，必要时可以放弃意大利王国。受到囚禁的女王处于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只得在一封伪造而且谄媚的信件上签名。送信到君士坦丁堡的使臣是罗马元老院的议员，将阿马拉桑夏陷于悲惨处境的事实透露给皇帝。查士丁尼立刻派出一名新使臣，当面交代要使用一切办法，尽量为她的生命和自由向狄奥达图斯说项或者求情。然而这位大臣也接到冷酷而嫉妒的狄奥多拉的秘密指示，女皇害怕这位美丽的敌手有天会来觐见。这名使臣用充满欺骗性和暧昧的话语暗示，处决一个罪犯对于罗马人有很大的好处。这位使臣接到她死亡的信息，就表示出悲伤和气愤的样子，以君王的名义公开提出指责，要进行神圣的战争，对付不忠不义的凶手。
在意大利和在阿非利加一样，篡夺者的罪行使查士丁尼师出有名。但如果不是靠着一位英雄的名声、精神和能力，使得原本微薄的兵力能够增加数倍，仅就皇帝所准备的兵力，根本无法灭亡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贝利萨留的卫队由一支精选的部队担任，全部配发坐骑，使用的武器是长矛和圆盾，寸步不离追随在他的身边。他的骑兵部队是由200名匈奴人、300名摩尔人和4000联盟军组成，步兵只有3000名伊索里亚人。采用上次远征的航行路线，罗马的执政官在西西里的卡塔纳外海停泊，探查这个岛屿的军备实力，好决定是加以征服，还是摆出和平的姿态，继续向阿非利加海岸进发。他发现这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区，人民非常友善，虽然农业已经衰落，但西西里仍旧运送谷物供应罗马。当地没有营舍和驻军，欢悦的农夫可以免于压迫和勒索。哥特人把岛屿的防务托付给居民，等到他们的信任被忘恩负义地出卖，难免要抱怨几句。岛上的民众并没有乞求或是期望意大利国王给予援助，他们在罗马人第一次召唤时就表示心悦臣服地归顺。
这个行省是布匿战争中最早获得的成果，经过长期的分离，重新回到罗马帝国的怀抱。只有巴勒摩的哥特人守备部队还在抵抗，但贝利萨留采用独特的策略，缩短围攻的时间，使他们很快投降。贝利萨留指挥船只开进港口，抵达最深入的地点，将绳索和滑轮装在最高的桅杆顶端，然后把弓箭手拉到上面，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可以控制城市的防壁，作战很容易获得胜利。征服者领导获胜的队伍进入叙拉古，沿路向民众抛撒金币，这天正好是他光荣结束执政官任期的日子(公元535年12月31日)。
贝利萨留在古代国王的宫殿度过冬季，现存的遗址是希腊的殖民地，曾经扩展到周围22英里。次年春天复活节前后，阿非利加的部队发生了危险的叛变，使得原定计划的准备工作为之中断。贝利萨留率领1000名卫队突然登陆，迦太基因他的亲临免于刀兵之灾，2000名原来在旁观风望色的士兵，马上回到老长官的旗帜之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进军50英里，带着怜悯和藐视的神情去寻找敌人。8000名叛军听到他的到来无不大惊失色，在他开始攻击后就溃败。要不是征服者火速被召回西西里，这场名声不彰的胜利就会恢复阿非利加的和平。因为他不在营地，所以才引起一场暴动，亟待他去安抚。违纪和抗命是那个时代很常见的乱象，有才者下令，有德者从命，这种理想只存于贝利萨留心头。
虽然狄奥达图斯(534年10月—536年8月)出身于英雄世家，但是他对兵法一无所知，一听到战争就感到厌恶。虽然他研究柏拉图和图利的著作，但哲学无法净化他的心灵使之免于欲念、贪婪和畏惧的玷污。他用忘恩负义和谋杀的手段获得权杖，等到敌人厉声恫吓，就自贬帝王及国家的尊严。就是自己的同胞，后来也弃他如敝屣。他对杰利默的先例感到惊慌不已，害怕有一天也被链条拖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贝利萨留已经使他惶惶不可终日，拜占庭的使臣彼得更是危言耸听。这名大胆而又狡猾的说客劝他签订一项条约，内容太过可耻，无法成为长久和平的基础。条约里规定：罗马人民在向君王欢呼时，皇帝的名字在国王的前面受到赞颂；只要狄奥达图斯竖立铜像或是大理石像，就要把查士丁尼神圣的画像放在雕像的右边；除非意大利的国王提出恳求，皇帝不会授予他元老院的荣誉位阶；未经皇帝的同意，不准对教士或元老院议员执行死刑或籍没的判决。懦弱的国君放弃西西里的主权，为了表示顺从，每年呈献一顶重达300磅的金冠。在他的统治者提出需求以后，要派遣3000名哥特协防军为帝国服役。
查士丁尼的使臣表现出色，对这些额外的让步感到满意，就急着赶到君士坦丁堡去表功。但等他刚返回阿尔巴的庄园，焦急的狄奥达图斯马上召见他。国王和使臣的对话，表达很简明扼要，值得节录如下：
“就你的看法，皇帝会批准这项条约？”
“或许。”
“要是他拒绝，会产生什么后果？”
“战争。”
“这种战争公平合理吗？”
“那当然，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原则采取行动。”
“你的意思怎么说？”
“您是位哲学家，查士丁尼是罗马皇帝。柏拉图的门徒因为私人的争执，竟然要几千人流血牺牲，非常不恰当；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为了辩护自己的权利，可以用武力恢复帝国的古老行省。”
这些道理没有什么说服力，但足以使狄奥达图斯吓得两股战战。他立刻提出最后的出价，少到只要提供相当于4.8万英镑的退位补偿，他就放弃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王国，然后将剩余的时日花费在哲学和农业上。他将两份条约交到使臣手中，使臣发下并不可靠的誓言，同意在第一份条约遭到皇帝拒绝之前，不会拿出第二份条约。事态的发展很容易预见，查士丁尼要求并且接受哥特国王的逊位。他那不屈不挠的使臣带着详尽的指示，从君士坦丁堡回到拉文纳，带来一封恳切的书信，赞许皇家哲学家的智慧和气量，同意他所要求的补偿金，保证给予他作为臣民和基督徒享有的荣誉，而且很明智地指出，要把条约最后的执行，交托给负有全权的贝利萨留。但是在这悬而未决的期间，两位罗马将领进入达尔马提亚行省，被哥特部队击败，并且遭到杀害。狄奥达图斯自认不再处于盲目而可怜的绝望境地，反复无常的个性则使他的心态变得傲慢而不可理喻，真是自取灭亡。查士丁尼的使臣要求他履行承诺，他竟敢以威胁和藐视对待使臣。他现在恳求臣民奉献出他们的忠诚，勇敢宣示他的地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贝利萨留的进军驱散了这些虚幻的骄纵心理，第一次战役使得西西里降服以后，普罗科皮乌斯说在哥特战争的第二年，大军开始入侵意大利。
贝利萨留在巴勒摩和叙拉古留下足够的守备兵力，其余部队在梅西纳上船，到对岸的雷吉乌姆登陆，没有遭到抵抗。埃柏摩尔是一位哥特君王，他娶了狄奥达图斯的女儿，率领一支军队防守意大利的门户，完全拿统治者做榜样，于公于私都已背弃应尽的责任而毫无羞愧之心。他带着随从到罗马人的营地去输诚，被送到拜占庭宫廷去享受奴仆的荣誉。贝利萨留的军队和舰队从雷吉乌姆到那不勒斯，沿着海岸前进300英里，一直保持相互可见的距离。布鲁提乌姆、卢卡尼亚和坎帕尼亚的人民，痛恨哥特人的氏族和宗教，支持贝利萨留出兵的义举，借口则是城墙都已毁坏，根本无法防守。士兵在货物充裕的市场公平地交易，只有好奇心才使居民不愿过和平的生活，抛弃农夫和工匠的职业去从军。那不勒斯发展成为面积广大而又人口稠密的首府，长久以来坚持希腊殖民地的语言和习俗，维吉尔将其作为自己的隐退之地，使得此城平添一分高雅，吸引许多爱好宁静生活和研究学问的人士，离开乌烟瘴气和铜臭熏人的罗马。贝利萨留等到完成了陆地和海上的包围，立刻接见当地人民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劝他不要为征服无用之地而浪费兵力，应该在战场与哥特国王决一胜负，等到他获得胜利成为罗马的统治者，所有的城市都会迎风而降。罗马人的首领带着傲慢的笑容回答道：“当我接见敌人的时候，通常是给予忠告而不是接受建议。要知道我能带来无可避免的毁灭，也能赐予和平与自由，西西里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贝利萨留无法忍受顿兵日久的拖延，迫得他只能开出最宽大的条件，并以他的荣誉作为担保。那不勒斯分为两个派系，希腊式的民主被演说家所煽动，他们带着几分锐气向群众说明实情，那就是哥特人会惩罚他们的背叛，同时贝利萨留必须尊重他们的忠诚和勇气。不过，市民并不能完全自行做主，有800名蛮族控制着城市，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留在拉文纳。另外，犹太人抱着势不两立的宗教狂热要反抗查士丁尼绝不宽容的法律，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雄于资财。后来过了很多年，测出那不勒斯的周长仅有2363步，整个城堡工事为悬岩和海水所保护，就算是供水渠道被截断，水井和山泉也可以供应饮水，储备的粮食足够使围攻部队因为旷日持久而丧失耐性。
经过了20天以后，贝利萨留几乎陷于绝境无法可施，只有安慰自己，放弃围攻是为了长远的打算，自己一定要在冬季来临以前，进军罗马去征讨哥特国王。但是他的焦虑很快获得解决，有一个大胆的伊索里亚人生性好奇，他在探勘供水渠道的干涸管路以后回来秘密报告，如果在里面凿开一条通道，全副武装的士兵排成单列，可以直抵市区的中心。当这一任务被暗中执行时，仁慈为怀的将领冒着被发现秘密的危险，最后还要对他们提出没有效果的劝告，要他们注意面临的危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400名罗马人进入供水渠道，把绳索绑在一棵橄榄树上，攀援而下进入一位独居贵妇人的花园，然后吹响他们的号角，使全城陷入混乱之中，突袭哨兵，引导在四周爬登城墙的同伴进入市内，撞开城市的大门。任何一桩会被社会正义惩罚的罪行，都被视为战争的权利，匈奴人残酷和亵渎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贝利萨留单独前往那不勒斯的街道和教堂，用规劝的言辞来缓和他所预见的灾难。他一再地大声呼吁：
金银财物是你们勇敢的报酬，但是要饶了这些居民，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哀哀乞求的人，他们现在是你们的同胞。把孩童还给他们的父母，把妻子还给他们的丈夫，即使他们以前顽固拒绝我们的友谊，我们还是要像朋友那样表现慷慨的气量。
征服者的德性和权威使城市获得拯救，当那不勒斯人回到自己的家中，庆幸有些埋藏的财物未被搜走，能够得到一点慰藉。蛮族的守备部队全部被收编为帝国服役。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厌恶哥特人的存在，承认征服者的主权，得到解放。贝利萨留的历史学家带着好奇心，叙述卡利多尼亚野猪的长牙，现在仍保存在贝内文图姆。
那不勒斯忠诚的士兵和市民期望获得一位君王的解救，然而他却毫无动静也漠不关心，坐视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狄奥达图斯留在安全的罗马城内，这时他的骑兵部队沿着阿庇安大道前进40英里，在庞普廷沼泽附近扎营，后来这处沼泽用一条19英里长的运河将水排干，成为非常优良的牧场。哥特人的主力分散在达尔马提亚、威尼提亚和高卢，国王受到预言的影响，见到事件的发展仿佛看到了帝国的覆灭，懦弱的心灵感到无所适从。最卑鄙的奴隶控告可怜主子的罪孽或软弱，一群自由而闲散的蛮族，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考量，对狄奥达图斯的职责进行严格的审查，最后认定他配不上他的种族、他的国家和他的王座。这群人的将领维提吉斯(公元536年8月—540年)在伊利里亚战争中，凭借作战骁勇脱颖而出，现在安坐在盾牌上面，被战友举起来，接受大家同声欢呼加冕为王。群众开始发出喧嚣的吵闹，被迫下台的国王赶快逃走，免得受到正义的制裁。他因为私人的仇恨而被追捕，有一个哥特人因为爱情受到他的羞辱，在弗拉米尼亚大道追上狄奥达图斯，对于他那毫无男子气概的哭叫充耳不闻，趁他匍匐在地时杀死他，就像奉献在祭坛前面的牺牲(历史学家是这么说的)。
人民的选择对统治者而言是最美好也是最纯洁的头衔，然而这就任何时代而言都是一种偏见。维提吉斯急着赶回拉文纳，要从不怎么情愿的阿马拉桑夏女儿手中，攫取一些可掩人耳目的继承权利。全民大会立刻召开，新登基的国君要缓和蛮族急躁的气焰，只能采取有损荣誉的措施，前任国王的过失，如今反而变成了审慎明智而且确有必要的行为。哥特人决定胜利的敌军一旦现身就马上撤退，力求拖延到明年春天再发起攻势。同时，他们召回已经分散的兵力，放弃在遥远地区的所有权，甚至将罗马城的存亡寄望于当地居民的忠诚。莱德里斯是一位年长的武士，率领4000名士兵留在罗马，这支实力微薄的守备部队没能力反抗罗马人的意愿，只能用热情支持他们的行动。罗马居民的内心深处，在刹那间激起宗教和爱国的汹涌狂涛，他们愤怒地宣布，使徒的宝座不再为阿里乌斯教派的胜利或宽容所亵渎，恺撒的墓地不能再遭受北方蛮子的践踏。然而他们并没有再深入地考量，意大利将会沦落为君士坦丁堡的行省；只是一厢情愿地高呼，要恢复罗马帝国，进入自由和繁荣的新时代。一个由教皇和教士、元老院和人民组成的代表团，邀请查士丁尼的部将接受他们发自内心的忠诚，为了接待他的驾临，这座城市已经敞开大门。
等到在新征服的那不勒斯和库米完成防务，贝利萨留立即开拔来到20英里外的武尔图努斯河岸，注视着昔日繁华付诸流水的卡普阿，在拉丁大道和阿庇安大道的交会处暂时停驻。罗马监察官的工程在历尽9个世纪的风霜侵蚀和不断使用后，仍能保持原来的优美景象，在巨大而平整的基石上面找不到一道裂缝，这条实用而稍嫌狭窄的道路，竟能铺砌得如此坚固。不过，贝利萨留选择了拉丁大道，距离海岸和沼泽较远，可以避开这个地区。他沿着高山的山脚前进了120英里，依然不见敌人的踪迹。当他通过阿辛纳里亚门(公元536年12月10日)，守备部队在未经抵抗的情况下离开，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北撤走。罗马城在受到60年的奴役以后，终于从蛮族枷锁中解救出来。只有莱德里斯基于自负或不满的心理，拒绝临阵脱逃，哥特人酋长成为获胜的战利品，连同罗马城的一把钥匙，被送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宝座前面。
头几天正好是古代的农神节，大家相互祝贺，举行公众的盛会。正统教会的信徒在没有敌手的状况下，准备庆祝即将来临的基督生日。罗马人在与这位英雄亲切的谈话中，见识到他所具备的美德，在历史上他们的祖先身上倒是常见。贝利萨留接待圣彼得的继承人时所表现出的尊敬态度，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示。他在战争中还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使大家能安享宁静和公正的福分。罗马人颂扬他的部队能够迅速获得胜利，占领邻近的地区，最远到达纳尔尼、佩鲁西亚和斯波莱托。元老院、教士和不谙战阵的民众立刻就知道，贝利萨留马上就要进行围攻作战，对抗哥特国家的庞大的军事力量。维提吉斯的计划在整个冬季推动得非常努力而且成效显著。哥特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从农村地区以及远处的驻军中，纷纷来到拉文纳集结。在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拯救达尔马提亚以后，还有15万战斗人员在皇室的旗帜下作战。
哥特国王按照手下的阶级和功勋，分配马匹和武器，赠送贵重的礼物，给予慷慨的承诺。他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前进，对于佩鲁西亚和斯波莱托不予理会，认为围攻根本没有必要，纳尔尼难以攻破的山岩更是会让进攻变得白费功夫，哥特人的军队到达离罗马仅2英里的米尔维亚桥桥头才停下来。狭窄的通道处修建有一座高塔被用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在贝利萨留的计算中，这座桥的守备力量至少可以阻止敌人20天，事实上这是构建另外一座桥梁的时间，如果敌人打定主意要从这座桥梁突破，那还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但实际的战斗中，守塔的士兵极为惊惧，不是逃走就是开溜，使他的愿望无法达成，让他陷入被围攻的危险中。罗马将领率领1000名骑兵从弗拉米尼亚门冲杀出去，更显得这个优势位置的重要，能够俯瞰整个蛮族的营地。当他认为敌军仍旧位于台伯河的另一岸时，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数骑兵队伍的包围攻击之中。意大利的命运与他存亡相依，投敌者指出他显眼的坐骑，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骑着一匹白面颊的枣色马，于是到处听到叫声：“瞄准那匹枣色马！”每张拉弯的弓，每根抓在手里的标枪，全部对着最重要的目标投射。数以千计的人员在复诵和遵从这个命令，甚至连真正的动机都搞不清楚。那些更为勇敢的蛮族迎上前来用剑和矛进行肉搏战斗，一个敌人的赞许让维桑杜斯死得光荣，他是掌旗官，一直战斗在最前列的位置，最后身披13处伤口，或许是因死在贝利萨留手里而能留名千古。
罗马将领的体格强壮、行动机敏而且战技高超，不论是步战还是马战，使用哪种兵器，都可以从任何方向发出沉重而致命的一击，忠勇的卫队都拿他做榜样，誓死保护他的安全。哥特人在损失1000人马以后，全部逃开，不敢与这位英雄接战。等到他们从营地倾巢而出，罗马人受到优势兵力的压迫，开始缓慢后退，最后突然撤回城门之内，城门马上关闭，免得有人借机逃亡。这时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传出贝利萨留被杀的消息。他的面孔被汗水、尘土和血迹玷污得不成形状，声音完全嘶哑，体力耗尽，几乎要虚脱，但是他那永不屈服的精神仍然存在，并将这种精神灌输到战友的身上。奔逃的蛮族能感受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冲锋，好像有一支勇气百倍焕然一新的军队从城市里攻打出来。弗拉米尼亚门敞开着，迎接一场真正的胜利。然而贝利萨留还要去巡视每一个据点，在确保公众的安全以后，他的妻子和朋友才劝他，赶快进点饮食，休息一会儿，以恢复精神和体力。在战争的艺术更为精进的状况下，一位将领像士兵那样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英勇，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有这种举动。所以亨利四世、皮洛斯和亚历山大都是少见的楷模，贝利萨留也能有幸名列其间。
开战不利遭到敌人迎头痛击以后，哥特大军全部渡过台伯河，形成围攻的态势，直到最后撤离，围城的时间延续达1年之久。不管想象力有多么丰富，地理学家曾经很精确地测量，罗马城的周长是12英里又345步，从奥勒良的恺撒到现代教皇和平而含糊的统治，除了在梵蒂冈这边，周界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在罗马威镇四海的时代，城墙内所有的空间都塞满房舍和居民，人口稠密的郊区沿着大道向外延伸，有点像很多光线从中心点发射出去的样子。兵燹之灾横扫这片花团锦簇的精华区域，留下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就连罗马七山也有部分受到波及。然而目前的罗马可以根据军事的需要，派遣3万男丁进入战场，尽管缺乏纪律和训练，但是大部分已经习惯于贫穷的艰苦生活，能够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宗教。明智的贝利萨留不会忽略这一重要的资源，热情和勤奋的民众可以接替士兵的工作，睡眠的时候有人观察敌阵的动静，休息的时候有人轮班担任各项勤务。他接受最勇敢和最穷困的罗马青年志愿从军，市民所编成的连队，有时进驻腾空的据点，原来的部队已经被抽调去担任更重要的任务。但是他真正的信心还是源于那群老兵，骁勇的队伍已经减少到5000人，他们曾追随他的旗帜参与波斯和阿非利加的战争。他带领着数量让人轻视的兵力，防守方圆12英里的土地，对抗有15万蛮族的大军。
贝利萨留整建或修复罗马的城墙，有的地方还可以分辨出古老建筑物的材质。整个城区的防卫工事完成，只有平西安门和弗拉米尼亚门之间那道裂口现在仍旧存在，根据哥特人和罗马人的看法，徒圣彼得会对其进行有效的护卫。城墙上面的雉堞和城垛，形状都被砌成尖锐的角度，有一道深而宽的堑壕保护防壁的基础，位于城墙步道上面的弓箭手，获得各种投射机具的支援。弩炮是一种大型的十字弓，能够射出短而重的箭矢；石弩又称野驴，运用投石器原理可以将巨大的石块或弹头投到远处。一条铁链从台伯河上横拉过去，供水渠道的拱桥形成最好的阻绝工事。哈德良的堤坝也是他的坟墓，经过改建，第一次被当作城堡使用。这座古老的建筑物里安葬着安东尼的骨灰，圆形的塔楼从方形的基础上面升起，表面是白色帕罗斯大理石，装饰着神明和英雄的雕像。热爱艺术的人士得知此事一定会叹息，普拉克西特勒斯或利西波斯的作品，从高耸的基座上被拖曳下来，被当成石块砸在壕沟里的围攻敌人头上。贝利萨留指派部将防守每一座城门，下达明智而严格的指示，不论何处发生紧急状况，只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信任他们的将领会保护罗马的安全。
哥特人强大的兵力不足以围困整个庞大的城市，在14个城门中，从普林尼斯廷大道到弗拉米尼亚大道的7个城门，受到敌人的包围攻击。维提吉斯把他的部队分驻6个营地，每个营地都用一道堑壕和防壁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台伯河靠近图斯坎这边的河岸，在梵蒂冈原野或是原来赛车场的地点，哥特人安置第6个营地，主要目标是用来控制米尔维亚桥以及台伯河的水道。他们带着虔诚的态度趋近相邻的圣彼得大教堂，身为基督徒的敌军在整个围城期间，对使徒的门楣极为尊敬，从未侵犯。在过去罗马战无不胜的时代，只要是奉行元老院敕令进行远地的征服，执政官会公开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以庄严的仪式打开雅努斯神庙的大门，现在是内战就认为没有必要，而且新兴宗教的建立取代了原有的仪式。但是雅努斯的青铜庙宇仍然矗立在罗马广场之上，神殿的规模只能容纳神祇的雕像，雕像完全比照人类的造型，只有5肘尺高，但是有两个面孔，分别对着东方和西方。双重大门全是青铜打造，生锈的铰链即使再用力也无法打开殿门，从这里泄露出可耻的秘密，罗马人仍然遵奉祖先的迷信。
围攻的部队费了18天的工夫，准备自古以来攻城所需要的器具。柴束被拿来填满堑壕，云梯用来攀登城墙，从森林里砍伐巨大的树木制造四具攻城撞车，铁制撞头可以增强冲击的力量，用绳索悬挂在吊架上面，每具要用50个人来操作。高耸的木头塔楼下面装着轮子，或者垫上滚木可以移动，成为宽广的平台，到达与城墙的防壁同一高度。到了第19天的早晨，从普林尼斯廷门到梵蒂冈全面发起攻击，共有7路哥特大军带着各种器具展开攻城的行动。罗马人在城墙的防壁上面列阵，带着怀疑和焦灼的心情，倾听主将兴高采烈做出的保证。等到敌军接近堑壕，贝利萨留射出第一支箭，靠着他的力量和技巧，贯穿位于队伍最前列的蛮族首领。
赞颂和胜利的喊声沿着城墙发出巨大的回响。他拉弓射出第二支箭，百发百中的效果再度引起雷动的欢呼。罗马将领下达指示，弓箭手要瞄准成队的牛只，这些牲口立刻受到致命伤，留下拖曳的塔楼无法移动也就失去了作用，一时之间哥特国王费尽心血的计划全部被打乱。哥特人的攻城之势顿挫以后，维提吉斯假装继续进攻萨拉里亚门，为的是要转移敌人的注意。这时他的主力正在努力攻击普林尼斯廷门和哈德良的墓塔，这两个位置相距3英里：前者靠近维瓦里乌姆的双重城墙，比较低矮而且破烂不堪；后者工事坚固，但是防守的兵力薄弱。胜利和劫掠的希望激起哥特人英勇的行动，只要有一个据点弃守，就会给罗马人或罗马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这个危机四伏的日子是贝利萨留一生之中最光荣的时候，在动乱和紧张的状况之下，整个攻防的计划全部了然于胸。他观察到每一瞬间的情势变化，权衡每一个行动的利害得失，及时转移兵力到最危急的位置，发出沉着而明确的命令，将处变不惊的精神灌输到全军。双方的搏斗极为惨烈，从早晨一直延续到黄昏，哥特人各个方面的进攻都被击退。所有的罗马人都可以吹嘘，说他们一个人可以打败30个蛮族，如果这样悬殊的对比是真事，那也是靠着贝利萨留的功劳。据说哥特人的酋长后来承认，这场血战他们有3万人阵亡，受伤与被杀的人数大约相等。当他们前进攻击时，过于密集的队形完全丧失秩序，敌人只要投出标枪，就会造成杀伤的效果。等到他们不支退却时，城里的群众参加追击，落在后面的敌军毫无抵抗能力，遭到杀害。贝利萨留立即打开城门出击，士兵发出欢呼的声音歌颂他的名字和胜利，敌人留下的攻城器具全都付之一炬。
这样的损失令哥特人震惊，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对罗马的围攻转变为冗长而无力的封锁。罗马将领不断进行骚扰行动，经常发生局部冲突和前哨战斗，使蛮族丧失了5000最英勇的人马。他们的骑兵对弓箭这种武器并不熟练，他们的弓箭手通常是步兵，无法配合的部队远非敌人的对手。罗马人的长矛和弓箭相互配合，无论是远距离攻击，还是近身接战，看起来真是无往不利。贝利萨留兵法的关键在于能掌握战机，无论是作战地点还是时间的选择、无论是发起突击还是鸣金收兵、无论是部队的派遣还是运用，都能得心应手，从不失误。单方面的优势使士兵和人民急着出兵决战，不愿再忍受围攻的困苦，更不畏惧战阵的危险。每个平民都自认是英雄，步兵在过去因纪律废弛而拒绝列阵，现在则渴望像罗马军团一样获得古代的荣誉。贝利萨留赞许部队的士气高涨，指责他们过于自大和傲慢，但也只能屈从于他们要求出击的呼声，私下为万一失利准备补救的办法，只有他能勇敢面对现实，料想到这种可能。
罗马人在梵蒂冈地区的作战占有优势，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忙着在营地抢劫，就会占领米尔维亚桥，从后方对哥特的乌合之众发起包围攻击。在台伯河的另一边，贝利萨留从平西安门和萨拉里亚门出兵。罗马人在开阔的平原遭到蛮族生力军的包围，敌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结果他的部队有4000人阵亡。步兵部队勇敢的领导者没有能力应付当前的状况，全部战死，将领的谨慎安排使退却(简直是一场溃败)获得掩护，防备森严的防壁对敌人形成威胁，得胜一方只能收兵归营。贝利萨留的名声没有因战败而受损，哥特人变得虚荣自负，罗马人的部队知道悔改和收敛，这对贝利萨留而言反而是好事。
贝利萨留从决定忍受围攻那刻起，就开始思考使罗马能够克服饥馑的办法，认为这比哥特人的军队更为可怕。从西西里运来额外供应的谷物，坎帕尼亚和托斯卡纳的收成被搜刮一空，全部存放在城市中，使军民食用无缺。为了确保公共安全，私人的财产权受到侵犯。敌人会中断供水渠道，贝利萨留早就想到了这点，水磨的被迫停用为罗马城内的生活带来不便，于是他很快派人将磨房装到大船上面，安置好磨石，再将船碇泊在河流中央。但溪流中很快因出现大根的木头而形成阻碍，同时水源也会为漂浮的死尸所污染。然而罗马将领事先的预防工作非常有效，台伯河的水流仍旧在推动水磨，也能供应居民的饮水；距离较远的地区使用家庭的水井；在一个被围攻的城市，公共浴场的关闭不会使人无法忍受。罗马从普林尼斯廷门到圣保罗教堂，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哥特人的包围，摩尔人部队发起主动出击，使他们的进犯无法得逞。台伯河的航运以及拉丁、阿庇安和奥斯蒂亚三条大道，运送粮草和牲口都能安然无事，居民可以撤退到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寻找庇护。对于那些在作战中无法出力而又消耗粮食的民众，贝利萨留一直苦恼于如何安顿他们，最后只能强制命令妇女、儿童和奴隶马上撤离，遣散士兵的男性和女性随从人员，规定他们的每日配赋量，其中半数发给粮食，另外一半用现金支付。
哥特人很快占领了罗马外围的两个重要据点，公众的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大家认为贝利萨留的先见之明极为正确。他在丧失河港后，就是现在称为波多的城市以后，被夺去台伯河右岸的乡野，以及通往海洋最方便的补给线。他认为防守这个坚强的据点，也许只要靠300人的薄弱队伍就够了，因此一旦失守就使他感到更为懊恼和愤怒。有个地方距离首都7英里，位于阿庇安大道和拉丁大道之间，两条主要的供水渠道交会，接着又再度交叉通过，坚实和高耸的拱桥围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坚实据点。维提吉斯在这里设置营地，部署了7000名哥特人，阻断通往西西里和坎帕尼亚的运输路线。罗马谷仓的储粮在不知不觉中被消耗殆尽，邻近的国土全部受到刀兵的蹂躏，只有靠着仓促派出部队前往远地用钱财购买，才能获得少量的供应，这是勇气的报酬。马匹的草料和士兵的面包从没有出现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到围城最后几个月，缺粮的困境、腐败的食物和疾病的流行使民众无法忍受。贝利萨留见到大家的痛苦，难免产生恻隐之心，但是他已预想到随着大家的不满逐渐增加，会失去人们的忠诚。过度的灾祸使罗马人从伟大和自由的迷梦中清醒，给他们带来羞辱的教训，那就是只要得到片刻的幸福，才不管主子的姓名是来自哥特语还是拉丁语。
查士丁尼的部将听到怨声载道，摆出不屑的态度，拒绝接受逃走或是投降的观念，压制群众求战的不耐叫嚣，用充满希望的景象来安慰大家，保证能确实得到迅速救援。即使有人处于绝望而发生反叛，务使这种行动不致危及他本人和城市的安全。有些官员被授予监视各处城门的任务，每个月要两次改变执行任务的位置；他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像巡逻队、口令、灯号和音响，在通过防壁和工事时，要重复运用这些手段来辨识来者的身份；警戒哨配置在壕沟的外围，使用警觉性极高的犬只，忠诚度比起可疑的人类更为有效。他曾经拦截到一封信，信中向哥特国王做出保证，邻近拉特兰教堂的阿辛纳里亚门，会在暗中打开，好让他的部队入城。叛逆的行为经过证实或者仅是涉嫌，有几位元老院的议员为此遭到流放。教皇西尔维里乌斯受到召唤，要到设置在平西安皇宫的大本营，面见君主在意大利的代表。追随教皇的教士被留在最前面的房间，只有教皇本人可以与贝利萨留会晤。
罗马和迦太基的征服者安详地坐在安东妮娜的脚前，而她躺在一张豪华的卧榻上，将领保持平静的神色，但是他那傲慢的妻子嘴里发出指责和威胁的语句。可信证人的指控，加上证据上面有自己的签名，圣彼得的继承者被剥夺象征教皇的饰物，穿上僧侣的普通服装，一点都不耽搁被送到船上，流放到遥远的东部(公元537年11月17日)。在皇帝的授意下，从罗马的教士中推举新的教皇，经过庄严的仪式向圣灵祈祷以后，选出辅祭维吉利乌斯，他花了200磅黄金的贿款买到教皇的宝座。这笔收益及买卖圣职的罪行被算在贝利萨留头上，但是英雄其实只是听从妻子的命令，安东妮娜将这笔钱拿来孝敬皇后，狄奥多拉浪费了她的钱财，奢望找到一个对卡尔西顿宗教会议敌对或漠不关心的教皇。
贝利萨留用信函向皇帝报告他的胜利、他的危险和他的决心：
我们奉行您的命令，进入哥特人的地盘，西西里、坎帕尼亚和罗马城都已经归顺；一旦我们失去这些征服的地区，带来的羞辱将更胜过获得的荣誉。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与数量庞大的蛮族进行战斗，他们仗着兵力优势占据上风。胜利是上天赐给的礼物，国王和将领的声名，要看他们的策略成功还是失败。请允许我讲几句肺腑之言：要是您愿意让我们活下去，请把给养运来；如果您希望我们继续征战，请把兵器、马匹和人员运给我们。罗马人把我们视为朋友和救星，在目前遭遇的困境下，他们要不是因为对我们的信心而牺牲成仁，再不然就会因为对我们的叛逆和痛恨而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您，请您务必考量，我在这样情况下的死亡，是否对您统治下的荣誉和兴旺能有更大的贡献。
要是身处和平中的东罗马的主人不再想征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他的统治或许还是同样稳固。但是像查士丁尼这样对名声怀抱莫大野心的皇帝，会尽相当的努力来支持和拯救胜利的将领，虽然援军的实力薄弱而且行动迟缓。马丁和瓦列里安率领的增援部队，有1600名斯拉夫人和匈奴人。他们冬季在希腊的港口休息补给，因此海上运输的辛劳没有损害到他们的实力。他们首次出击对抗围城的敌军，表现得十分骁勇。夏至前后，尤塔利乌斯带着大笔支付给部队的金钱，在特拉奇纳登陆。他非常小心地沿着阿庇安大道前进，车队通过卡皮纳门进入罗马时，贝利萨留在另一边发起英勇而成功的前哨战斗，好转移哥特人的注意力。这些及时的援助在罗马将领巧妙的安排下，发挥最大的效果，用来恢复作战的士气，起码也可以给士兵和民众带来希望。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受领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坎帕尼亚的供应以及君士坦丁堡运来的部队和给养集结起来。这时安东妮娜在贝利萨留秘书之后，勇敢穿过敌人的哨所，带着东方的援军回来解救她的丈夫和被围的城市。一个船队运送3000名伊索里亚人在那不勒斯湾停泊，接着抵达奥斯蒂亚。有2000多名骑兵在他林敦登陆，其中部分是色雷斯人，然后与500名坎帕尼亚的士兵会合，加上一列大车装载着酒类和面粉，直接在阿庇安大道上前进，从卡普阿抵达罗马的近郊。无论是陆上还是海运的部队，全部在台伯河河口集结，安东妮娜召开会议决定通过航运用帆和桨逆河而上。
哥特人生怕任何轻率的敌对行动会扰乱双方的谈判，贝利萨留很狡猾地只是静听，不做任何表示。哥特人误认为自己看到的只不过是舰队和军队的前卫，轻易受骗，以为对方的大军已经布满爱奥尼亚海的海面和坎帕尼亚的平原。当罗马将领接受维提吉斯使臣的觐见时，傲慢的语气似乎更能证明确有其事。经过不着边际的谈话，来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辩护后，使臣宣布为了和平，愿意放弃西西里的主权，皇帝的部将带着藐视的笑容回答：“你们送给皇帝礼物，他的回报不会吝啬。皇帝要把帝国一个古老的行省送给你们，哥特人可以拥有不列颠岛的统治权。”贝利萨留用同样坚定而轻视的态度，反对给哥特人一笔贡金，但是他答应让哥特使臣碰运气，看看查士丁尼自己怎么说，同时带着勉强的神色同意从冬至到第二年的春分进行3个月的休战。
他基于审慎起见，并不相信蛮族的誓言或人质，但是他有信心通过军队的配置建立战力的优势。哥特人因为畏惧或饥饿的关系，很快被迫撤离阿尔巴、波尔图和森图姆塞利，这些地方立即被罗马军接管。纳尔尼、斯波莱托和佩鲁西亚的守备部队获得增援，一次围攻作战带来的灾难，反而使哥特围攻部队的7个营地陷入包围圈之内。米兰主教达提乌斯的祈祷和朝圣之行不是没有发生效果，他拥有1000名色雷斯人和伊索里亚人组成的部队，有助于利古里亚地区对抗阿里乌斯派的暴君。就在这个时候，维塔利安的侄儿“嗜血者”约翰，奉命率领2000名经过挑选的骑兵，首先来到福奇尼(Fucine)湖的阿尔巴，接着到达亚得里亚海的皮瑟努姆边界。贝利萨留说道：
哥特人把他们的家人和钱财存放在那个行省，没有守备部队，也从不相信那里会有危险。毫无疑问，他们将会违反停战协定。他们得知你的行动之前，让他们认为你还留在这里。对意大利人要宽大为怀，不要让任何守备严密的地点保持敌意留在你的后方，我想这很没道理(他笑着继续说道)，我们像工蜂一样辛辛苦苦地工作，那些幸运的家伙却在偷偷享用蜂蜜。
东哥特人整个民族都集结起来攻击罗马，几乎全部消耗在围城之战。要是相信一位真才实学的旁观者的说法，在城墙下面经常发生的血战中，数量庞大的乌合之众有三分之一被歼灭。这个地区的夏天一直恶名昭彰，对人体有害的空气质量、农业的没落和人口的减少都肇因于此。哥特人的放纵行为以及地区的不利条件，使得饥馑和瘟疫更加严重。维提吉斯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命运奋斗，一直在接受羞辱和遭到毁灭之间举棋不定，国内发生紧急状况，迫得他只有赶快撤退。浑身发抖的信差向哥特国王报告，“嗜血者”约翰将蹂躏的战火从亚平宁山蔓延到亚得里亚海，皮瑟努姆大量战利品和无数的俘虏被运送到里米尼的坚固城堡之内。实力强大的酋长已经击败他的叔父，威胁到他的都城，用秘密的通信想要勾引他那忠贞的妻子，就是阿马拉桑夏傲慢的女儿。然而维提吉斯要在退走之前尽最后的努力，用奇袭的方式来毁灭这座城市。他在一条供水渠道发现秘密的通道，两名梵蒂冈的市民受到贿赂，要用酒灌醉奥勒良门的警卫，打的如意算盘是要攻击台伯河对岸的城墙，因为这个位置没有兴建角塔来增强防御的力量，同时蛮族带着火把和云梯去攻打平西安门。警觉性极高的贝利萨留带着那帮老兵部队，使蛮族所有的企图破灭，在最紧要的关头，不等同伴到来就冲上前去。哥特人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和给养，到处发出喧嚣的吵闹催促他们的国王要尽快离开，以免停战协定到期时，罗马人的骑兵再度集结起来。
在开始围城后的1年零9天，不久之前那支实力强大而又得意扬扬的军队，现在烧掉了自己的帐幕，在一片嘈杂声中退过米尔维亚桥(公元538年3月)。他们这次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蜂拥的士兵在狭窄的通道上推挤，畏惧的心理和敌军的追击使很多人掉进台伯河。罗马的将领率军从平西安门冲杀出来，对于撤退的敌人毫不留情痛下毒手。虚弱和沮丧的哥特族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排成一列长而松散的队伍，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蹒跚而行。蛮族有时被迫离开大路，以免遭遇带有敌意的守备部队，他们防守着从里米尼到拉文纳之间的重要通道。然而逃走的军队仍旧是如此强大，维提吉斯对于迫切需要保存的城市，抽调了1万人去加强守卫，同时派遣他的侄儿乌莱阿斯带着相当的兵力，前去镇压米兰的叛乱行动。他自己则率领主力围攻里米尼，这里离哥特人的都城只有33英里。
“嗜血者”约翰靠着防御的技术和英勇的作为，使薄弱的城墙和浅显的壕沟不致被敌军攻破。他身处次要的战场，身先士卒不怕辛苦和危险，模仿他那伟大的主将发挥军人的武德。蛮族的木塔和攻城撞车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攻击被守城部队驱退，只有实施长期的封锁，使守军陷入饥饿的绝境，然而罗马军队可以获得足够的时间，集结兵力兼程前来解围。一支舰队突袭安科纳，沿着亚得里亚海岸航行前来解救被围的城市。宦官纳尔塞斯率领2000名赫鲁利人和5000名东方最骁勇的部队在皮瑟努姆登陆。贝利萨留亲自指挥1万名久历战阵的老兵，攻下亚平宁山岩石高耸的据点，沿着山脚向前运动。有一支新出现的军队在扎营时，点起无数通明的灯火，看起来像是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军。哥特人的内心被惊惧和失望控制，只有放弃里米尼的围攻，丢下他们的帐幕、他们的标志和他们的首领。维提吉斯也只得跟着逃走，马不停蹄赶回拉文纳的城墙和沼泽的保护圈之内。
唯一能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只有城墙，所有的据点都无法相互支援，哥特王国现在已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意大利的行省投靠到皇帝这边，他的军队逐渐征召到2万兵员，要不是罗马将领之间相互倾轧，使得战无不胜的军队削弱了实力，一定能轻易而迅速地完成征服。在完成围城作战之前，有件事以血腥、可疑而不智的处理方式，损害到贝利萨留公正的声誉。普里西狄乌斯是个忠心耿耿的意大利人，在从拉文纳逃到罗马的途中，驻扎在斯波莱托的军事总督君士坦丁，很不客气地将他拦阻下来，甚至就在教堂里，把他身上的两把佩剑抢走，这些武器很名贵，上面镶嵌着黄金和宝石。等到战乱的危险状况消失以后，普里西狄乌斯对于损失和伤害提出控诉。他的指控获得受理，然而傲慢和贪婪的被告不遵从将佩剑归还的命令。
普里西狄乌斯为拖延的行为而火冒三丈，等到贝利萨留骑马经过广场时，大胆跑上去抓住马头，要求他遵照罗马法重视市民的权益。现在涉及贝利萨留的职权，于是他召开会议，认为下属的官员要服从命令，在受到无礼的拒绝以后，发着脾气匆忙把侍卫叫来。君士坦丁看见他们进来，以为是要杀他的信号，于是拔出佩剑冲向将领。贝利萨留很灵活地避过刺劈，他的朋友也上来保护。失去斗志的凶手丢下武器，被拖进邻近的房间，在贝利萨留专横的命令之下，被侍卫立即处死，也可以说是谋杀。在这个极为草率而又粗暴的行动中，君士坦丁的罪行没有人会记得，然而这个勇敢的官员走上身败名裂的绝路，被暗中归罪于安东妮娜无情的报复。这时总督的同僚自认或多或少都犯下掠夺的罪行，因而人人感到自危。
要是对共同的仇敌感到恐惧，就会压制自己的妒恨和不满，只有在自信可以获得胜利以后，他们才会怂恿强而有力的对手，去反对罗马和阿非利加的征服者。宦官纳尔塞斯从皇宫的内廷执事与皇室的赋税管理职位上，突然晋升为一支军队的统领。虽然他在以后赢得的名声和荣誉，可以与贝利萨留不分轩轾，但目前这位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只会增加哥特战争在执行上的困扰。那些对贝利萨留不满的领导者将救援里米尼的功劳归于纳尔塞斯的谨慎忠告，要他依权责独立指挥。说实在话，查士丁尼的信函是禁止他服从贝利萨留。这位谨慎的宠臣在离开前不久，曾经与君主进行过一场神圣而亲切的谈话，君王那句“尽可能有利于大局”的交代是个危险的借口，特别给他保留了一些自主的裁量权。
基于这个含糊不清的权责，宦官对于贝利萨留的意见，始终持异议的态度。等到纳尔塞斯勉强同意围攻乌尔比诺时，他在夜间将同僚丢下不管，独自率军前去征讨埃米利亚行省。赫鲁利人凶狠而善战的队伍忠诚追随纳尔塞斯，1万名罗马人和联盟军在他的旗帜下跟着前进。每个不满分子都想抓住这个最好的机会，报复私人或想象中的冤屈。至于贝利萨留其余的部队，都已经被分派去驻守西西里到亚得里亚海的沿岸地区。他的用兵素养和坚定意志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和障碍，乌尔比诺已经夺取，腓苏利、奥尔维耶托和奥克西姆的围攻正在积极进行。纳尔塞斯终于被召回处理皇宫的内部事务，罗马将领善于用自制的权威平息所有的纷争冲突，抑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就是他的仇敌也难免对他表示敬意。贝利萨留谆谆诱导大家要接受有益的教训，所有的部队要同心同德亲爱至诚。但是哥特人趁着罗马人的部队发生争执的间隙，获得喘息的机会。适合用兵的季节已经过去，米兰遭到毁灭的命运，意大利的北部行省被法兰克人大举入寇。
查士丁尼开始规划对意大利的征服时，就派遣使臣去晋见法兰克国王，运用同盟和宗教的约束力，恳求他参加对付阿里乌斯教派的神圣任务。哥特人的需求更为迫切，就使用更有效的说服方式，拿土地和金钱当礼物来收买这个轻浮而狡诈民族的友谊，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中立，结果这些努力都徒然无效。贝利萨留的军队和意大利的叛变，使得哥特王国的基础发生动摇，这时势力强大而又穷兵黩武的墨洛温王朝国君，奥斯特拉西亚的狄奥德伯特，受到劝告要提供间接和及时的援助，将哥特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还没有获得国君的同意，新近成为臣民的1万名勃艮第人就从阿尔卑斯山上冲下来，加入维提吉斯的部队，要去惩罚叛变的米兰。经过一场艰苦的围攻以后，利古里亚的首府屈服于饥馑的灾难，除了允许罗马防守部队安全撤离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投降。达提乌斯是正统教会的主教，唆使他的同胞起来反叛和破坏，这时逃到拜占庭宫廷，享受奢华和荣耀。教士(也可能是阿里乌斯派的教士)被正教信仰的保护者杀死在他们的祭坛前。据称有30万男子被害，女性以及贵重的战利品被分配给勃艮第人，米兰的房屋或至少是城墙全部夷为平地。这个被毁灭的城市无论就规模、财富、建筑物的华丽以及居民的数目而言，都仅次于罗马，这等于是替没落的哥特王国报仇。贝利萨留把米兰人民视为信仰虔诚的朋友，同情他们的可悲下场。
成功的入侵行动使狄奥德伯特受到鼓舞，在次年春天率领10万蛮族大军，进犯意大利的平原地区。国王带着一些挑选的随从，骑在马上，用长矛作为武器。步兵不使用标枪和弓箭，而是装备着一面盾牌、一支长剑和一把双刃战斧。拿在手里的战斧不仅让人生畏，而且投掷很有准头。意大利为法兰克人的进军而感到惊惶难安，哥特君王和罗马将领同样不知道他们的企图，大家都抱着希望和恐惧，恳求这位危险的同盟者能赐给他们友谊。克洛维的孙儿一直掩饰他的意图，等到从帕维亚的桥梁安全渡过波河后，用突击的行动宣布，他要同时进攻罗马人和哥特人充满敌意的营地。罗马人和哥特人没有将兵力联合起来，大家只是慌张逃走，将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这两个丰腴却残破的行省放弃给蛮族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定居或征服的念头，不会减轻暴虐的行为。
在他们所毁灭的城市当中，特别把热那亚提出来，那时当地还没有大理石的建筑物。死者的数目以千计，按照战争的常规必然如此，但更可怕的是妇女和儿童被当成邪神崇拜的牺牲品，在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营地，这种行为竟然不受任何惩处。开始时最残酷的痛苦全部落在无辜无助者的头上，如果没有这样悲惨的事实，历史会乐于报道征服者的苦难。哥特人的军队身处富裕的地区，但是缺乏面包和美酒，只得饮用波河的河水，生病牛只的肉也拿来食用，痢疾夺去军队三分之一人员的性命。狄奥德伯特的臣民发出喧嚣的声音，要尽快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家，逼得他用尊敬的态度，倾听贝利萨留温和的劝告。在高卢的奖章上面，永远保留了这场可耻和毁灭战争的景象，查士丁尼根本没有拔出剑来，就获得“法兰克人征服者”的头衔。墨洛温王朝的君主为皇帝的虚荣所激怒，对于哥特人的败亡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提出非常狡诈的意见，为了加强联合的军事力量，承诺要率领50万大军从阿尔卑斯山下来。他的征服计划大而无当，而且可能荒诞不经。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威胁要进军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前，惩罚查士丁尼。结果他在贝尔京或是日耳曼的森林出猎，被野牛撞翻在地用角戳死。
等到贝利萨留解决了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他一心一意运用兵力完成意大利最后的征服。将领在奥西莫的围城作战中，差点被弓弩射杀，一名侍卫忠于职守，牺牲自己的手臂将箭矢挡下，使他逃过致命一击。哥特人在奥西莫的4000名武士，以及在腓苏利和科蒂安的人马，直到最后还想维持独立，骁勇的守备部队几乎使得征服者失去耐性，但是也赢得他的尊敬。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到拉文纳加入他们的族人，贝利萨留拒绝了他们这一要求，但是他同意条件合理的投降协定，保证他们至少可以带走一半的财物，然后有两条路可以自由选择，一是安静回到家业和田产所在的地区，再不然就投效皇帝的军队参加波斯战争。大批蛮族仍旧追随维提吉斯的旗帜，人员的数量远超过罗马军队。哥特国王不论受到请求还是挑战，抑或是最忠诚的臣民陷于极端危险之中，都无法引诱他离开拉文纳坚固城堡的保护。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可以抗拒强攻硬打，等到贝利萨留将都城围得水泄不通，立刻知道只能靠饥馑来瓦解蛮族坚持到底的意志。罗马将领提高警觉，严密守卫海洋、陆地和波河的水道。战争权利使他放下了道德原则，认为将被围城市的谷仓烧掉，甚至水中下毒，都是合法的行为。
就在他全力封锁拉文纳时，君士坦丁堡派来两位使臣，让他大吃一惊。查士丁尼没有询问获胜主将的意见，就贸然签署一纸和平条约，里面的条款使人无法获得荣誉，并且会产生有害的后果：意大利和哥特人的财产被平分，波河以北的行省留给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保有王室的头衔。使臣急着完成这件能够提高名声的任务；对于哥特人而言，现在粮食更重于荣誉，被困的维提吉斯意外地保住了王冠，当然感到喜不自胜；其他的罗马首长对于继续进行战争在私下发出怨言，公开表示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如果贝利萨留仅仅像士兵那样靠着蛮力毫无智慧，怯懦和嫉妒的律师就会将胜利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攫走。但他在这关键时刻像一名心胸开阔的政治家，决定单独承受不服从命令所产生的危险，当然也可能因而建立莫大的功勋。手下的官员提出书面的意见，认为围攻拉文纳不切实际也毫无希望；然而主将不愿接受瓜分意大利的条约，宣布他的决心是要用链条牵着维提吉斯送到查士丁尼的脚前。
哥特人陷入疑惧和惊慌之中，贝利萨留专横的拒绝剥夺了他们唯一能信任的签字，使他们的内心充满忧虑，怕这位明察秋毫的敌人已经洞悉他们目前所处的极为悲惨的状况。他们拿贝利萨留的名声运道与苦命国王的懦弱做一比较，于是提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计划，维提吉斯显然已经认命，受到逼迫只有默许。分裂会削弱力量，接受放逐会有损民族的荣誉，但要是贝利萨留能拒绝承认主子的权威，愿意接受哥特人的推选，他们就会为他提供军队、财富和拉文纳的城堡，让他拥有意大利王国，何况也只有他具备这种资格。一顶皇冠发出的虚幻光彩，能够对忠诚的臣民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但贝利萨留预见到了蛮族的轻浮多变，对此心怀恐惧和谨慎。他的野心被理性所约束，只满足于罗马将领安全和荣誉的地位。他表面上装出对这一叛乱建议耐心满意的样子，这种态度极有可能会引来他人恶意的揣测和中伤。但查士丁尼的部将自认光明磊落，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黑暗而诡诈的道路，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哥特人自愿降服。他用机智的策略说服他们，说他会顺从他们的意愿，但是他讨厌这种私下的约定，所以不愿立下誓言和承诺。
哥特人派遣的使臣指定了拉文纳开城投降的日子(公元539年12月)，一支船队会满载粮食，作为受到欢迎的贵宾，驶进港口最处，为大家心目中的意大利国王大开城门。贝利萨留没有遭到一个敌人，像是凯旋的行列通过坚固城市的街道。罗马人对于他们的成功感到无比的惊奇，高大而又强壮的蛮族群众竟然能够忍受这种场面，真是令人困惑不已。具备男子气概的妇女，向她们的儿子和丈夫的脸上吐口水，疾言厉色指责他们将主权和自由出卖给南方的侏儒，藐视他们的兵力不足，瞧不起他们矮小的身材。贝利萨留趁着哥特人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要求他满足他们的愿望之前，胜利者已经在拉文纳建立起权威，确保不会让哥特人产生反悔和有叛乱的危险。维提吉斯可能有逃走的打算，但他被发现后软禁在自己的皇宫中，最优秀的哥特青年被挑选出来为皇帝服务，剩余的民众分散开来，被送到南部行省平静的居留地。成群结队的意大利人受到招募，前去补充人口日益稀少的城市。首都的归顺引起意大利城镇和乡村的仿效，根本不需要派部队前去征服。独立自主的哥特人在帕维亚和维罗纳还保存着相当的武力，他们抱着强烈的愿望想要成为贝利萨留的臣民。然而他只愿意作为查士丁尼的全权代表，对此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矢言要为皇帝效命到底，拒绝他们用誓言表达的忠诚之心。哥特代表团的指责并没有使他恼羞成怒，他宣称自己情愿做奴隶也不要当国王。
贝利萨留获得第二次胜利以后，猜忌的声音到处流传，查士丁尼信以为真，就将这位英雄召回：“哥特战争已近尾声，不值得多做停留，心怀感激的君主急着要奖励他的功勋，咨询他的高见。凭着他一个人的能力，可以保卫东方的安全，击溃波斯的无敌大军。”贝利萨留知道自己功高震主，于是接受了君王的一番托词，带着掠夺的财物和战利品在拉文纳登船，他要用服从的行动来证明，非常唐突地将他从意大利调职回国，不仅草率而且有欠公正。皇帝用谦虚有礼的态度，接见维提吉斯和他那更为高贵的配偶。哥特国王遵从旨意皈依阿塔纳修斯的信仰，获得元老院议员和大公的位阶，以及亚细亚广大的世袭土地。每个旁观者都称许蛮族青年的体魄和身材，一点都没有危险的感觉。他们崇拜帝座的威严，承诺要为恩主服务，牺牲性命在所不计。查士丁尼把哥特王国的财富收藏在拜占庭的皇宫，谄媚的元老院有时得到允许可以参观金碧辉煌的宝物，但是他带着嫉妒的心理，不愿将财富展示在公众的面前。
意大利的征服者拒绝第二次凯旋应得的荣誉，听不到他喃喃的怨言，甚至也可能没有发出一声叹息。说实话他的荣誉远高于一切外在的盛况，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被奴性充斥的时代，全国都会对他表示敬仰和钦佩，以弥补宫廷暧昧而空洞的赞许之声。只要贝利萨留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和公开场合，就会引起民众的兴趣和注视，他那魁梧的体格和严肃的面容展现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他那温和与谦恭的态度使最卑贱的市民都有如沐春风之感，军队死心塌地追随他的足迹前进，让他比起战斗的日子更为平易近人。7000名无比英俊和骁勇的骑士靠着主将私人的津贴，继续在军队服役。他们在单打独斗或前列对阵中，表现得极为英勇，敌我双方都承认，在罗马的围攻作战中，只靠贝利萨留的卫队就能击败蛮族的乌合之众。那些作战勇敢和一诺千金的敌人，使他的卫队人数不断增加，走运的俘虏像是汪达尔人、摩尔人和哥特人，争着投靠到他的麾下成为依附的部从。他用公正和慷慨获得士兵的爱戴，也不会疏远民众对他的感情。生病和受伤的人会得到医药的照应和金钱的赐予，主将亲临探视和带着慰勉的笑语使得治疗效果更好。失去的武器和马匹会立时得到补充，任何英勇的行为都会得到报酬，像是臂镯或项圈这些昂贵而光彩的礼物，经过贝利萨留的鉴赏之后，显得更为名贵。农夫在他的旗帜所及之处，能享受和平的生活与丰硕的收成，所以对他极为敬爱。罗马部队的进军给社会带来富裕而不是损失，营地保持严肃的军纪，连树上的苹果都不摘一个，也不会践踏田地的作物。
贝利萨留的个性纯朴而又节制，放纵的军事生活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没有人敢吹牛说看过他酒醉误事。很多美丽的哥特或汪达尔俘虏愿意投怀送抱，但是他从不受女色的诱惑，安东妮娜的丈夫从不违反配偶要相互忠贞的信条。有位历史学家也是追随他的友人(普罗科皮乌斯)，对他一生的功勋了如指掌，提到他面对战争的危险，大胆而不莽撞，谨慎而不畏惧，按照情势的需要，或其疾如风，或其徐如林。当陷于最恶劣的处境时，他会指出真正的希望所在，激起部下奋斗的勇气；但是在一帆风顺时，他会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他的武德不仅可以媲美古代的兵学大师，甚至青出于蓝，挥军所向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都能赢得胜利。他征服阿非利加、意大利和邻近的岛屿，将根西里克和狄奥多里克的继承人变成俘虏，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装满战利品，花了6年的时间光复西部帝国大半行省。他在名声和功绩、财富和权势方面无人可以匹敌，仍旧是罗马臣民中第一号人物。嫉妒的声音只是给他带来功高震主的危险；但皇帝倒可以自诩有识人之明，能够发现贝利萨留的才华，加予拔擢和重用。
按罗马凯旋式的传统习惯中，有一名奴隶紧随在战车的后面，不断提醒征服者，要知道命运的无常和人性的弱点。普罗科皮乌斯在他的《秘史》中，就承担起这种奴颜婢膝和忘恩负义的工作。心胸开阔的读者会将诽谤之词弃而不顾，但是证据在记忆里挥之不去，我们不得不承认，贝利萨留的声誉甚至德操，都为妻子的情欲和残酷所玷污，只是正派的历史学家倒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缺陷不置一词。安东妮娜的母亲是剧院的娼妓，父亲和祖父在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从事驭车手这个低贱然而赚钱的行业。命运使她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成为狄奥多拉女皇的密友、仇敌、奴仆和宠幸。共同的嗜好使两个生性淫荡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联手合作，猜忌和嫉妒的恶意使她们各行其是、互不兼容，最后勾结在一起犯下滔天大罪。安东妮娜在与贝利萨留结婚之前，曾经有丈夫和许多爱人。佛提乌是她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在围攻那不勒斯时表现突出。
等到安东妮娜人老珠黄时，对一个色雷斯的青年发生感情，沉溺于可耻的丑闻而无法自拔。狄奥多西在优诺米乌斯派异端邪说的环境中教育成长，前往阿非利加的航程中，他是第一个登船并接受洗礼的士兵，也被授予了神圣的名字。贝利萨留和安东妮娜成为他的教父和教母，把这个改宗者收养在自己的家庭。就在登上阿非利加海岸之前，神圣的亲属关系堕落成为肉欲的性爱苟合，安东妮娜任性妄为，无视旁人的指指点点，只有罗马的主将不知道自己戴上绿头巾。当他们居住在迦太基期间，他在无意之中发现这两个情人躲在一间隐秘的卧室，四周无人而且温暖如春，两个人衣冠不整，几乎要赤身裸体。贝利萨留的眼中冒出怒火，不知羞耻的安东妮娜说道：“在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之下，我正藏起我们最宝贵的财物，不能让查士丁尼知晓。”狄奥多西穿上自己的衣物，虔敬的丈夫甚表满意，连亲眼看到的证据都可以不信。
即使处于放心或自我欺骗的状况，但贝利萨留在叙拉古时，还是因为一名侍女的好管闲事，而完全了解了整个的奸情。马其顿妮亚在他发誓为她保密以后，找来两名内侍跟她一样承认，经常看到安东妮娜的淫乱行为。飞快逃往亚细亚，使得迪奥多西逃过了受辱丈夫的报复，他已经签署了命令让一员卫士去杀死这位奸夫。但是安东妮娜的眼泪和费尽心机的诱惑手段，使耳根软弱的英雄相信她的无辜，甚至堕落到否定自己的诚信和理性，要放弃这些不知谨言慎行的侍从，不给她们任何保护，因为她们竟敢指控和怀疑他的妻子，说她不能保持贞节。罪恶深重的妇女用仇恨和血腥的手段展开报复的行动，不幸的马其顿妮亚和两名证人被安东妮娜暗中指使逮捕，受到残酷的迫害。她们的舌头被割掉，身体被砍成碎块，然后丢进叙拉古的海中。
君士坦丁提到这件事，讲了一些很鲁莽的话，倒是很有见地：“是我的话，要惩处的是淫妇，而不是那个无知的小子。”安东妮娜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等过了两年，这位官员因一时冲动拿起武器反抗他的上司，就是她提出斩草除根的建议，决定立即将他处死。甚至就是佛提乌的愤慨，也得不到母亲的原谅，将儿子放逐就是为她召回情人做准备。对于意大利征服者的施压和卑辞邀请，狄奥多西只有屈从，不敢拒绝。
直接从情人手里收到的馈赠，以及参加和平与战争的重要委员会，使得受到宠爱的青年很快获得了40万镑的财产。等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安东妮娜的热爱仍旧炽烈无比，丝毫没有消退的现象。但是畏惧、虔诚以及厌倦，使得狄奥多西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害怕在首都到处传播的丑闻，还有就是贝利萨留妻子那种任性而为的痴情，于是从她的怀抱中溜走，隐退到以弗所寻求圣所的庇护，他剃去头发，过着修道院的生活。她就像亚历阿迪妮在丈夫死后无法获得赦免那样感到绝望，泪流满面，撕着自己的头发，府邸里面回响着她的哭声。“她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一个温柔、忠诚和勤快的朋友。”但是她热诚的乞求加上贝利萨留的祈祷，也无法把圣洁的僧侣从以弗所孤独之地召唤回来。一直等到主将前往进行波斯战争，狄奥多西才受到引诱回到君士坦丁堡，在安东妮娜离开之前，短暂相聚了一段时间，将自己大胆奉献给爱情和欢愉。
哲学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才会怜悯和饶恕女性的弱点；丈夫切身感受妻子给他带来的羞辱，却又只能忍受，这样的丈夫让人鄙视。安东妮娜对她的儿子抱着刻骨的仇恨，英勇的佛提乌在底格里斯河对岸的营地，都无法逃过她在暗中的迫害。他为自己受到的委屈而生气懊恼，也为自己的身世感到无地自容，现在轮到他来发泄难以忍受的情绪。他在贝利萨留的面前揭露一个女人的堕落邪恶，指责她完全违背身为母亲与妻子的天职。罗马主将感到震惊和气愤，可见过去的轻信似乎很真诚。他抱着跪在地上的安东妮娜的儿子，恳求他记住责任重于亲情，于是在祭坛前立下神圣的誓言，不但要报复而且要相互为此事辩护。安东妮娜因为人不在场，所以才形成权威尽丧的处境。等她遇到丈夫时，他正从波斯的边境归来。贝利萨留在见面时难免情绪冲动，就把她囚禁起来，并且威胁她的生命。佛提乌决心要惩处她，不愿宽恕，急忙赶到以弗所，逼着他母亲所信任的一个宦官，全盘招出她所犯的罪行。他在圣约翰使徒大教堂逮捕狄奥多西，查封他的财产，把这个囚犯藏在西里西亚安全而偏僻的城堡，将他处死只是早晚的事。像这样胆大包天的暴行，违背国法不可能逃过惩处。
皇后对于这件案子始终支持安东妮娜，因为她在罢黜统领以及对教皇的放逐和谋杀中，卖力协助圆满完成任务，狄奥多拉自认欠负甚多。等到波斯的战役结束以后，贝利萨留被召回，他也与往常一样遵奉皇室的命令。他的内心从来没有产生反叛的念头，他的服从尽管违背良知，但还是出于个人的意愿。等他在女皇的授意下甚或就是在觐见时，不得不拥抱自己的妻子，心软的丈夫已决心要宽恕她(或是被宽恕)。狄奥多拉要奖赏她的亲密战友更珍贵的恩典，她说道：“亲爱的大公，我发现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还没有让凡人过目，要让我的朋友先看，而且还要送给她。”安东妮娜立刻激起好奇心，一间寝室的门突然打开，她看见了她的爱人，是宦官花了很大力气才从秘密的监狱将他找到。她惊奇得片刻之间讲不出话来，接着爆发出感激和愉悦的欢呼，把狄奥多拉称为她的皇后、她的恩主、她的救星。以弗所的僧侣在府邸里休养身体，不仅过着奢华的生活，还激起莫大的野心。贝利萨留给予承诺，让他指挥罗马的军队，但狄奥多西在一次劳累的性爱中暴毙。
安东妮娜要平息自己的悲痛，只有让自己的儿子受尽活罪。这名年轻人有行省总督的位阶，而且正在患病，没有经过审判就受到罪犯或奴隶的惩罚，然而他的内心始终忠诚如一。佛提乌忍受鞭打甚至拷问架的酷刑，并没有违犯他与贝利萨留所立下的誓言。在没有结果的逼供以后，安东妮娜的儿子在他的母亲参加皇后的宴饮时，被丢进皇宫的地下监牢，阴森黑暗的环境难分日夜。他两次逃到君士坦丁堡最古老的神圣处所，即圣索菲亚大教堂和无垢圣母教堂，但是暴君对于慈悲如同宗教一样毫无感觉，这名无助的青年在教士和群众的抗议声中，两次从祭坛被拖回地牢。他第三次尝试倒是获得成功，那是过了3年以后，先知撒迦利亚或是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为他指出一种脱逃的方法。他避开女皇的密探和警卫，到达耶路撒冷的圣墓，愿意献身成为修道士。在查士丁尼过世后，修道院院长佛提乌尽毕生之力，对埃及的教会进行调解，制定统一的规则。但安东妮娜的儿子受到敌人所施予的所有痛苦，也不及她的丈夫给自己带来的折磨，因为贝利萨留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抛弃了自己的朋友。
在下一次的战役中，贝利萨留再度被派到波斯，拯救东方使之免于刀兵之灾，但是他得罪了狄奥多拉，甚或是触怒了皇帝本人。患病的查士丁尼对于他逝世的谣言，保持不动声色的态度，罗马的主将对这件事所表示的看法，就像士兵或市民那样，谈话非常随便而且放肆。他的同僚布泽斯的心态跟他很类似，结果受到女皇的迫害，失去权力、自由和健康。贝利萨留的地位所拥有的尊严，以及他的妻子发挥的影响力，使他的失宠显得比较缓和。安东妮娜倒是有意让他多受挫折，但并不愿意毁灭与她共享荣华的伙伴。甚至他的调职也通过借口刻意掩饰，说意大利的危险情况需要它的征服者出面才能拯救。但是等他单独回来，失去自保能力以后，一个带着敌意的委员会被派到东方，搜查他的财富和犯罪的行为。他旗帜下的卫队和资深老兵，被分配给军队其余的首长和将领，就是宦官也用抽签的方式，瓜分他在军中的家臣和部从。当他带着一小批风尘仆仆的随从经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时，他那孤独的外表激起民众的惊异与同情。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用冷漠和敷衍的态度接见他，见风转舵的廷臣也表现出无礼和藐视的样子。他在夜晚踏着颤抖的步子回到被众人遗弃的府邸，安东妮娜待在自己的房间，她身体微恙不知是真是假。她不声不响地单独在邻近的柱廊散步，此时贝利萨留躺在床上，在悲伤和恐惧之中感到万分痛苦，真是恨不得一死了之，想当年在罗马城内面对死亡时又是何等勇敢。长夜漫漫，等到日出以后，女皇派来一名信差，他带着焦急的心情，打开宣判他命运的来信：
你应该知道你是如此使我反感。我非常清楚安东妮娜在尽心为我服务，靠着她的功劳和说情我饶你一命，让你还能保有部分财产，照说应该全部充公归还给政府。你如果知道感恩图报，就用未来的行动而不是言辞来表达你的心意。
这位英雄受到极为羞辱的宽恕，却要表现出深受感动的欢欣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不忍描述。他趴俯在妻子的面前吻着她的脚，诚心应许这一辈子都是安东妮娜忠心耿耿的奴仆。贝利萨留的财产被拿走12万镑当作罚锾，被授予伯爵的职位(皇家马厩的主管大臣)。他接受意大利战争的指挥权，离开君士坦丁堡时，他的朋友和一般大众都相信，只要他重获自由，就会对他的妻子、狄奥多拉甚至皇帝本人，撕下忍辱的掩饰，显露本来的面目。这位品德高尚的叛徒为了报复，一定会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大家的希望全部落空，贝利萨留的忍耐和忠诚无可匹敌，真不知是具有忍辱负重的优点还是甘愿雌伏的缺点。
我们评估一个人的功勋，要与当代人类的才具做比较。天才或德行激起的努力，行为或思辨的人生所能到达的程度，依据的不是本身的成就，而是要看是否超越那个时代和民族的水平。雄伟的身材处在巨人之中分不出高下，与侏儒在一起一定能鹤立鸡群。列奥尼达斯率领300名战友在温泉关壮烈成仁，这一为国牺牲的事例已经为他们的儿童、少年和成人准备好了极好的教育材料，每个斯巴达人都会认可这种负责的行为，但不会崇拜，因为其他8000名市民同胞都有这份能力。
庞培大将可以在胜利纪念碑上铭刻不朽的功绩，他在战场上击败了200万敌军，从梅奥蒂斯湖到红海征服1500座城市。但是罗马的运道在他的鹰帜前飞扬跋扈，胆怯畏战的民族被自己的恐惧所压迫，征服的习惯和经年累月的纪律要求，使得他所指挥的军团成为战无不胜的劲旅。从这方面来看，贝利萨留在历史上的地位，要在古代这几位英雄人物之上。他的缺失来自那个时代的弊病，他的德性为他所独有，出于天赋或自我反省的珍贵产物，使他超越当代的人物，就连他的君王和对手也都瞠乎其后。鄙吝成性的主子交给他的军队，根本无法让他达成任务，他唯一的优势来自于对手的狂妄和侮慢。只有在他指挥之下的查士丁尼臣民，才够资格称为罗马人。
希腊人不谙军旅之事，骄傲的哥特人把这个称呼当成藐视之词，竟然要与充满优伶、哑剧和海盗的民族，相互争夺意大利王国，真是让人感到自贬身价。亚细亚的风土习性殊少与欧罗巴相似，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奢侈的生活、专制的政体和迷信的风气，丧失战斗精神应有的活力，东方的僧侣无论是维持的费用还是人员的数量，都超过军队的士兵。帝国的正规部队一度达到64.5万人，查士丁尼时代减少到15万人，看起来还是很庞大，等到分散到陆地和海洋，像是西班牙和意大利、阿非利加和埃及，多瑙河的两岸、里海沿岸以及波斯的边界，兵力就显得非常单薄。市民的资财已经耗尽，士兵还是没有薪饷可发，只能把掠夺和怠惰当成特权来抚慰他们的贫苦，产生有害的后果也在所不计。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勇气也无须冒险，就可以篡夺战争的酬劳。他们拖欠士兵的薪饷，对应付的金额还玩弄手段加以扣押或拦截。公众或私人处于不幸的状况时就征召军队，但在进入战场面对敌军时，兵力仍然不足。民族精神欠缺，代之以蛮族佣兵不稳的军心及混乱的纪律。德性与自由早已丧失，残存的军人荣誉也几乎灭绝。将领的人数比起前代增加很多，他们却致力于阻止同僚的成功，或是打击对手的名誉。同时他们从经验获得教训，功勋会激起皇帝的嫉妒，过失甚至罪行反而会获得皇帝的纵容和感激。
在这样一个沉沦的时代，贝利萨留和以后的纳尔塞斯却能够赢得胜利，放射出灿烂无比的光辉，但是他们的四周被羞辱和灾祸的阴影笼罩。查士丁尼的部将正在征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王国，生性怯懦而又野心勃勃的皇帝为平衡蛮族的势力，就用奉承和欺骗的手段煽动他们分裂，他的退让和慷慨为他的帝国一再带来伤害。就在迦太基、罗马和拉文纳的城钥被交到征服者手中时，安条克被波斯人摧毁，查士丁尼龟缩在君士坦丁堡，不敢出兵。
狄奥多里克和他的女儿过去忠诚守备着上多瑙河这条天堑，贝利萨留获得了哥特战争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看对局势反而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因为哥特的守军被迫离开了久已相安无事的边境。哥特人撤走潘诺尼亚和诺里库姆的兵力来防卫意大利，留下一片和平而富裕的地区。罗马皇帝认为已经将这片土地纳入了版图，就将实际的所有权放弃给大胆而又最先前来的侵略者。多瑙河对岸的上匈牙利平原和外斯拉夫山地，自从阿提拉过世以后，为格庇德部族所有。他们尊敬哥特人的武力，藐视的不是罗马人的黄金，而是罗马人每年赠予津贴和补助背后的动机。沿着河流的工事堡垒里的防备部队已经被抽调一空，立即被蛮族占领。他们的旌旗竖立在西米乌姆和贝尔格莱德的城墙上，致歉的词句带着嘲讽的语调，侮辱皇帝的尊严，令人无法忍受：
啊！恺撒，你在和平与战争中不断奋斗，所以才有这么广阔的疆域和为数众多的城市，有些地区对你毫无用处，你何不放弃它们呢？格庇德人是你勇敢而忠诚的盟友，他们期待你的礼物，对你的恩典有无比的信心。
查士丁尼对这种僭越傲慢的态度充耳不闻，决定采取另外的报复方式。他没有坚持作为皇帝保护臣民的权利，反而邀请一个外来的部族入侵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带，占领这个区域的罗马行省，于是伦巴第人日益高涨的势力和名声，阻止了格庇德人向外发展的野心。
伦巴第人这个以讹传讹的称呼，是商人和银行家在13世纪才传播开来的，他们是野蛮武士的意大利后裔。最原始的名称是朗哥巴德人，原意是表示族人的胡须长得浓密，式样优美。我没有意愿要查询或证实他们是否渊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追寻他们迁移到伦巴第以前所经过的未知地区或经历的不寻常冒险事迹。大约在奥古斯都或图拉真的时代，能从古代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一线历史的曙光，首次知道他们出现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凶狠的程度远超过日耳曼人。他们乐于传播令人信以为真的恐惧，说是他们的头从外形上看像狗一样，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后痛饮鲜血。他们人数虽少，却靠收养最勇敢的奴隶来增加丁口，然而在势力强大的邻人环绕之下，只有用武器保护高傲的独立精神。北国的风暴摧毁了不知多少家族和部落，只有伦巴第这艘小帆船还漂浮在水面，他们逐渐顺流而下，向着南方和多瑙河前进。过了400年以后，古代的英勇声名又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的行为习性还是一样的凶狠残暴，有一桩杀害皇家贵宾的事件，是奉国王女儿的命令，当着她的面执行，她因听到侮辱的话而被激怒，看到贵宾的身材矮小认为毫不足惧。被害人的兄长是赫鲁利国王，要让伦巴第人血债血偿。不幸和灾难才会使人恢复温和与公正的天性，赫鲁利人居住在波兰的南部各省，进行无礼的征讨，结果反而自取其辱，遭到重大的挫败，整个民族被打得四分五裂。
伦巴第人的胜利有资格获得皇帝的友谊，他们在查士丁尼的请求下渡过多瑙河，根据双方签订的条约，伦巴第人攻夺诺里库姆的市镇和潘诺尼亚的城堡。劫掠的习性诱使他们越过宽广的国境，沿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流窜，最远抵达狄拉奇乌姆一带，他们竟然用同样残暴的方式对罗马盟友的城镇和家园，那些原先逃脱魔掌的俘虏再度被他们抓走。但是伦巴第人否认了这些敌对的行为，皇帝也不愿追究，就是有些突发的军事行动，也用无伤大雅的冒险作为借口。伦巴第人运用武力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引起30年不断的冲突，直到格庇德人完全灭绝才停止。敌对的民族经常在君士坦丁堡的君王面前为自己的理由争辩，手段狡诈的查士丁尼会宣布偏袒而且暧昧的判决，他对蛮族的憎恶是相同的，就用缓慢而无效的援助，尽量玩弄技巧来延长双方的战争。
他们的实力非常强大，但是当伦巴第人把几万士兵送到战场以后，仍旧自称是弱势的一方，要求罗马人的保护。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勇气并不可靠，两支军队突然遭到恐慌的打击，远离对方撤出战场，只剩下敌对的国王带着他们的侍卫，留在空无人烟的平原上。在经过短暂的停战以后，双方的仇恨再次被点燃，回想以往羞辱的情景，使得紧接而来的战斗更为激烈和残酷。一场决定性的会战造成了4万蛮族阵亡，格庇德人的势力被完全摧毁，查士丁尼开始转移畏惧和期盼的对象，伦巴第人年轻的君主阿尔波因开始展现个人的风格和气势，成为意大利未来的征服者。
狂野的民族在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这片大平原上迁徙，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查士丁尼在位时，所有的民族全部并成两个主要的族系，就是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按照希腊史家的说法，前者靠近黑海和梅奥蒂斯海，他们的姓氏或血统来自匈奴人，生活方式与鞑靼人完全类似，非常简陋，为世人所周知，可以毋庸赘述。他们是大胆剽悍而且射技高明的弓箭手，每人都有成群不知疲累的马匹，渴饮马奶，等到盛大的宴会就食用马肉，养育的成群牛羊在后面追随前进，或在前引导，有时顺着留下的蹄迹，可以找到逐水草而居的营地。无论是多么遥远的国家或是无法通行的地区，都无法阻止他们的入侵行动。虽然他们对敌人无所畏惧，但一般都会规避接战迅速脱逃。保加利亚人分为两个强大而又敌对的部落，相互之间发展成兄弟阋墙的仇恨。皇帝给予的友谊或礼物都会引起他们激烈的争执，使臣只能从不识字的君主嘴里接受口头指示。根据他的转述，这两个部落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一派是忠诚的狗，而另一派是贪婪的狼。不管哪一类的保加利亚人都被罗马人的财富吸引，他们以斯拉夫人的名义拥有含混的主权，快速的行军被波罗的海阻止，除此之外，北部极端的寒冷和贫穷，使他们停顿不前。
斯拉夫人还有一些种族，不论在任何时代，看上去都拥有同一地区的主权，他们有无数的部落，不论相互的距离多么遥远，或是态度如何的对立，都使用同一种语言(非常刺耳而且毫无规律可言)。一般认为他们的外形很相像，肤色没有鞑靼人那样黝黑，但还不到日耳曼人的白皙程度，就是身材也没有那样的高大。4600个村庄散布在俄罗斯和波兰的行省中，整个地区缺乏石材和钢铁，他们的木屋用整根的树干很粗糙地筑成，建造或隐匿在森林的深处、河流的两岸或沼泽的边缘。毫无赞美之意地说，他们的住处完全可以跟水獭相比。事实上他们的住处和水獭的窠穴也的确很像，都有两个出口，分别通到地面和水里，以供野蛮居民逃脱之用，但水獭这种奇特的四足兽无论是洁净的爱好、工作的勤奋还是群居的习性，都是斯拉夫人所无法比拟的。肥沃的土壤供应斯拉夫人丰硕的农产，倒不是说当地的土著会卖力耕作。他们的绵羊和长着弯角的牛只体形壮硕，而且数量极多。他们的田地种植着的粟米和高粱，是一种粗劣而且营养价值很低的食物，这是他们的主食，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的面包一样。邻国不断掠夺，迫得他们要把财宝埋在地下，但是他们对于外来的陌生人，大家一致谨守古老的习惯，表现出朴实、坚忍和好客的德性。他们把威力强大的雷神当成最高的主宰来顶礼膜拜，位阶较低的神祇是河神和山林女神，普通的崇拜仪式是向神许愿和奉献牺牲。
斯拉夫人拒绝服从权威人物，不论是暴君、国王还是官吏。他们受到阅历和经验的限制，加上情感和习性非常固执，无法就公正的法律或全面的防卫，构成适合整个民族的体系。一般而言，年龄和勇气可以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但每个部落或村庄都像分离的独立共和国，所有公共事务的推动要靠说服而不是强迫。他们唯一拥有的战斗兵种是步兵，除了一面笨重的盾牌，全身赤裸没有任何可用来护体的甲胄，所用的攻击武器是一张弓和一筒浸过毒液的短箭，以及一根很长的绳索，做成活套后，将之很有技巧性地投掷出去捕捉敌人。斯拉夫人编成的步兵部队，在战场上靠着行军的速度、机警的动作和坚忍的毅力，是非常危险的敌手。他们能游泳和潜水，可以躲在水底靠着中空的芦苇呼吸空气，所以在有河流或湖泊的地方，通常会遭到他们出其不意的伏击。但是这些只能算是探子或斥候的伎俩，斯拉夫人不知道兵法战术，他们的名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进行的征战行动并不荣誉。
我已经概括性地提到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一般状况，并不打算将双方区分开来，就是保加利亚人本身也不一定很清楚，何况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事实上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与帝国相邻有多近而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片平坦的国土为安特人所据有，这是斯拉夫人的一个部落，可以让查士丁尼出兵讨伐，获得征服者的头衔，满足他那夸耀的心理。他为了对付安特人，在下多瑙河修建防卫工事，花了很大力气跟一个民族保持同盟关系。这个民族居住在北部洪水泛滥的地区，大约有200英里宽，位于外斯拉夫尼亚山区和黑海之间，有直通的水道可以联络。但是安特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遏阻暴怒的狂流，来自100个部落的斯拉夫人带着轻型装备，用同样的步速，跟随在保加利亚人的马队后面前进。每名士兵只要缴纳1个金币，就能获得安全而轻易的撤离，让他们通过上多瑙河地区格庇德人所控制的通道。蛮族所抱持的希望或恐惧、他们之间内部的联合或争执、偶然出现结冻或变浅的溪流、他们对作物或葡萄的期盼、罗马人的兴旺或是灾祸，这些原因都使他们重复着每年的寇边和侵袭行动。全面叙述实在太过冗长，所有的事件无非都是破坏。
拉文纳开城投降的那一年，甚至就是同一个月，匈奴人或保加利亚人的入侵非常严重，造成可怕的灾难，使以前的袭扰难免相形见绌。他们流窜开来，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一直到爱奥尼亚湾，摧毁了32个市镇或城堡。波提狄亚被夷为平地，这个城市由雅典人建造，曾经受到腓力的围攻。然后他们回师渡过多瑙河，马后拖曳着12万查士丁尼的臣民。在接踵而来的大举进犯行动中，他们突入色雷斯·切森尼苏斯的边墙，毁灭人烟稠密的地区和民众，大胆的蛮族竟敢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将亚细亚的战利品运回后再回到同伴的身边。
另外一批蛮族不把罗马人放在眼里，从温泉关隘道穿过科林斯地峡，没有遇到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希腊人遭受蹂躏已是习见之事，类似的破坏行动在史书上无法引人注意。皇帝修建很多工程用来保护帝国的安全，臣民现在遭到无谓的牺牲，被忽略的部分只能暴露出既有的弱点。有人用谄媚的言辞称赞那些城墙，称其固若金汤，但等到守备部队放弃或是蛮族大胆攀登时，全部不堪一击。3000名斯拉夫人狂妄到竟然分为两支队伍，查士丁尼自命不凡的统治真是处处衰弱，令人感到可悲。他们渡过多瑙河和赫布鲁斯河，击败那些竟敢阻止他们进军的罗马将领，肆无忌惮地抢劫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城镇。但是这两个地区的战备状况和兵力数量，远超过进犯的蛮族，所以守军在心态上轻视敌人。
斯拉夫人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赞许，但是他们带着恶意和精心规划的残酷行为受到控诉，因而玷污了名声，说他们根本不考虑俘虏的地位、年龄和性别，就施以令人发指的刺刑，或者活生生将犯人的皮剥去，或者用四根木桩将手足绑紧，再用木棍将人击毙。再不然就是将人关在很大的建筑物里，与战利品和牛只一起葬身火焰之中，这些都是战胜的蛮族无法带走或者妨碍行军的东西。也许更公正的叙述会减少这些可怕行为的数量以及改变行为的性质，他们有时会免于残酷法律的报复。托庇鲁斯围城之战，负隅顽抗的守备部队激怒了斯拉夫人，他们杀死1.5万名男丁，但是饶恕了妇女和儿童。最有价值的俘虏通常会被保留下来，提供各种劳务或是支付赎金，奴役的生活和管理不会很严苛，期限也不会太长，很快就会得到释放而且条件很宽大。但查士丁尼的臣民或史官激于气愤，发出义正词严的指责。普罗科皮乌斯非常肯定地表示，在32年的统治期间，蛮族的入侵每年要使罗马帝国丧失20万居民。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人口差不多等于查士丁尼行省的人口数，要是依据普罗科皮乌斯的估计，30年损失600万人，这个地区可能无法出现这样大的数量。
在这次状况模糊的灾难之中，欧洲感到了一场变革，并为之震惊不已，世界上首次出现突厥人这个称呼和民族。就像罗慕路斯一样，这个好战民族的始祖被母狼哺乳，有众多的后裔子孙。突厥人的旗帜就用这种动物作为象征，用来保存神话的记忆或是传奇的观念。无论是拉丁姆还是西徐亚的牧人，即使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往，都会产生同样的观念。距离里海、北冰洋、中国和孟加拉湾都有2000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显眼的山脉，是亚洲的中心和顶峰，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分别称为伊穆斯山、卡夫山、阿尔泰山、金色山脉或地球的腰带，峰峦高峻的山区四周出产很多矿产。突厥人曾在铁匠铺里干活，为战争制造武器，是柔然可汗最受轻视的奴隶。一位勇敢而且雄辩的领袖在他们中间崛起，终于能够结束他们的奴役生活，他说服同胞要把为主人制造的武器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争取自由和胜利的工具。他们从群山中冲杀出去，一根权杖就是他的劝告所换来的报酬。在每年的庆祝祭典中，突厥人都会将一块铁放在火炉中加热，铁匠用的大锤从君王的手里传递给贵族，突厥民族在很多世代里，对这卑微的职业以及合理的骄傲都有记录。
阿史那土门是最早的领袖，在对抗邻近部落的战斗中，靠着族人的勇敢和他的能力赢得胜利。他竟敢要求娶可汗的女儿，这个奴隶或工匠的无理取闹遭到拒绝，后来他与更为尊贵的中国公主结亲，他的羞辱得到补偿。一次决战几乎绝灭整个柔然民族，新的突厥帝国建立在鞑靼地区，势力更为强大。他们统治整个北方，公开承认远方征战的利益并没有多大好处，仍旧忠诚依附着祖先的雄伟山脉，不愿离开。皇家的营地所选的位置很少会看不到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从山间流淌而下灌溉卡尔梅克人茂密的草原，养育着世界上体形最壮硕的牛羊，土地肥沃多产，气候温和宜人，这片乐土上从未发生过地震和瘟疫。
皇帝的宝座转向东方，黄金雕成的狼置放在长矛的顶端，好像在护卫着御帐的出口。中国的奢华和迷信使阿史那土门的继承人受到诱惑，他要建筑一个城市和庙宇的企图，被蛮族长老纯朴的智慧击败。长老说道：
突厥人的数量还不到中国居民的百分之一，如果我们能和他们分庭抗礼，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移动，没有定居的人口，如果我们能和他们势均力敌，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作战和出猎。要是我们强大，我们就进军征服四方；要是我们弱小，我们就退却藏匿不出。突厥人要是把自己限制在市镇的城墙里，一次会战的失利就会摧毁整个帝国。僧人的教导是容忍、谦卑和看破世情，啊，皇上，这不是英雄人物应该信奉的宗教。
他们勉强接受了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但是绝大部分族人还是遵守祖先的言行，没有任何疑义。奉献牺牲的荣耀保留给最高神祇，他们在刺耳的赞美诗中，衷心信服风、火、水、地赐给他们的恩惠，祭司从占卜术中获得相当的利益。他们未写成文字的法条非常严苛而公正：窃贼处以10倍的罚款；通奸、叛逆和谋杀处死刑；怯懦的罪行很少被发现，但是一旦发现绝不姑息，施加的惩罚极为严厉。由于附属的民族都在突厥人的旗帜下进军，他们的骑兵不论人马都号称以百万计，其中一支主力部队由40万士兵组成。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他们分别与罗马人、波斯人和中国人处于时战时和的关系。
在他们的北部边界发现了一些足迹，从形状和位置来看属于堪察加人，这是个游猎民族，用狗拖着雪橇，居处埋在地下。突厥人对天文学没有概念，但是从博学的中国人那儿获得星象观察的成果，一座8英尺高的日晷仪安装在皇家营地，正好是北纬49度，同时记载他们征战所及最远之处，离北极圈只有3度，或者少于10度以内。他们向南征战最光辉的成就是制服尼泰莱特人或白匈奴，这是个举止高雅而又黩武好战的民族，据有商业发达的城市波卡拉和撒马尔罕。白匈奴曾经击败波斯国君，胜利的军队沿着印度河进军，可能抵达河口地区。突厥人的骑兵部队向西最远到达梅奥蒂斯湖，他们在寒冬的结冰期渡过该湖。可汗居住在阿尔泰山山麓，下达命令围攻博斯普鲁斯，这个城市自愿从属于罗马，在古代他们的君王是雅典人的盟友。
突厥人向东进犯中国，通常是趁朝廷没有能力应付时。我从那个时代的历史得知，他们击溃坚忍的敌军，大肆屠戮，真所谓“杀人如刈草，战栗不闻声”。中国的官吏称颂一位皇帝的智慧，他用黄金打制的长矛驱走蛮族。突厥国君鉴于野蛮帝国广大的疆域，不得不建立三个属国，从自己的血胤中选派国王，但是他们很快忘记了感激和忠诚。奢华的生活使征服者日趋虚弱，除非是一个勤奋的民族，否则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中国的政策是唆使被征服的民族恢复独立自主，突厥人的势力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大致有200年。突厥人的名声和主权在亚洲南部地区重新恢复，是后来的事。那些继承了他们原有土地的王朝，他们的历史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没有关联，因此慢慢归于平静而被人遗忘。
突厥人的征战过程极其快速，他们在提尔河的两岸地区，攻击并制服了一个名叫奥尔戈斯的民族，这个民族也称为瓦罗奈特人，因为深黑的河水和幽暗的森林而得名。
奥尔戈斯的可汗及30万臣民惨遭杀戮，遗留的尸体散布在4天行程的广大地域之内，幸存的族人承认突厥人的权威和仁慈，还有一小部分的武士大约有2万人，情愿亡命异乡也不要过奴役的生活。他们沿着伏尔加河这条已知的路线前进，很高兴当地的民族将他们误认为是阿瓦尔人，然后靠着这个著名的称号，将错就错用恐怖的手段扩大声势。不过，即使是阿瓦尔人本身，还是没有力量脱离突厥人的高压控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在前进的途中连续获得胜利，这群新出现的阿瓦尔人抵达高加索山脉的山麓，这里是阿兰人和切尔克斯人的乡土。阿瓦尔人首次听到罗马帝国的壮丽和衰弱，卑辞请求他们的盟友阿兰国君，能够引导他们走向富裕的坦途。
他们派出的使者获得拉齐卡(Lazica)总督的同意，经过黑海被送到君士坦丁堡(558 A.D.)。整个城市的人民蜂拥而出，带着好奇而又恐惧的神色观看陌生的来客。他们的长发用丝带绑得很整齐，编成辫子垂在背部，但其余的衣着像是模仿匈奴人的样式。当他们得到允许觐见查士丁尼时，首位使者康迪什对罗马皇帝发表以下的谈话：
啊！伟大的君主，你可以看到，你的面前是势力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民族派出的代表，阿瓦尔人不仅威名远播，而且所向无敌。我们愿意献身为你服务，现在要是有谁胆敢扰乱你的安宁，我们有能力帮你击败和歼灭这些仇敌。我们期望作为联盟的代价和英勇的报酬，能够赐予我们贵重的礼品、每年的赏赐和大量的财物。
使者来朝时，查士丁尼已统治了30多年，到达75岁的高龄，身心都已衰弱而困怠。这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征服者，对人民的长久利益漠不关心，只要能颐养天年，屈辱的和平亦在所不惜。在一篇精心撰写的咨文中，他把决定告诉元老院，一方面要掩饰羞辱的行为，再则要获得阿瓦尔人的友谊。元老院也像中国的官吏一样，对君王的过人睿智和先见之明赞誉不已。奢华的器具立即准备妥当，用来蛊惑蛮族，诸如丝质的衣物、柔软而又华丽的卧榻、嵌金的手链和项圈。使者在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对于殷勤的接待感到极为满意。瓦伦丁是皇帝的侍卫，负有同样的使命，前往阿瓦尔人位于高加索山麓的营地。无论他们毁灭还是获胜都会对帝国产生同样有利的后果，于是瓦伦丁说服他们侵略那些与罗马为敌的国家。受到礼物和承诺的引诱，他们乐意采取符合征服天性的行动。这些在突厥大军面前逃走的流亡人员，渡过塔内斯河与波里斯提尼斯河，大胆进入波兰和日耳曼的腹地，违背民族之间共同遵守的法律，纵情滥用胜利者的权利。
10年的时光转瞬而过，他们的营地已经安置在易北河与多瑙河，很多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姓氏已经在地球上消失，有些剩余的部落在阿瓦尔人的旗帜下出现，成为他们的属国和诸侯。阿瓦尔人的国王有个特别的头衔叫作“台吉”，表面上仍旧要增进与皇帝的友谊。查士丁尼一直在打如意算盘，想把他们安顿在潘诺尼亚，用来抵制伦巴第人所获得的优势。一名阿瓦尔人的行为不知算是美德还是背叛，他透露了同胞带有恶意和野心的秘密计划，使得君士坦丁堡中止原来讲好的条件，拘留他们的使臣，拒绝让他们在帝国的都城购买武器。对于这个怯懦又猜疑的计谋，阿瓦尔人大声抱怨。
皇帝的处理方式有所改变，可能是接受了阿瓦尔人的征服者派出的使臣所致。相隔遥远的距离可以使双方免于兵戎相见，但仍旧无法消除彼此的仇恨。突厥人的使臣追踪阿瓦尔人的足迹，从贾伊克河、伏尔加河、高加索山、黑海到君士坦丁堡，最后终于出现在君士坦丁继承人的面前，请求皇帝不要支持叛徒和流亡者的复国大业。贸易在这场极不寻常的协商中发挥作用，粟特人现在是突厥人的属民，他们掌握最好的机会，要从里海的北面开辟新的商队路线，把中国的丝绸运进罗马帝国。波斯人一心要保护锡兰的海上航运路线，在波卡拉和撒马尔罕阻截骆驼商队，轻蔑地将没收的丝织品烧成灰烬，有些突厥的使臣怀疑是在波斯被毒死。
大可汗允许忠诚的诸侯也就是粟特的国君马尼阿克，在拜占庭宫廷提出同盟条约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穿着鲜明的衣服，带来贵重的礼物，这些都是东方奢侈生活的成果，使得马尼阿克和他的僚属与北方粗鲁的蛮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运用西徐亚人的字符和语文所写的书信，等于宣布这个民族已经到达科学的入门阶段。他们列举征服的行动，献上突厥人的友谊和军事协助，为了表示诚信无欺，要用他们自己和国君的性命，也就是迪萨布尔的名字，发出可怕的诅咒(如果他们欺骗和伪证，会遭到这样的惩罚)。
希腊的君王用殷勤和友善的态度，接待距离遥远而又势力强大的王国所派遣的使臣，粟特人在看到丝蚕和织机以后感到失望。皇帝公开否认与逃亡的阿瓦尔人有关系，或是故作姿态否认，但是他接受突厥人提出的同盟，批准的条约由罗马的大臣带到阿尔泰山山麓。查士丁尼的继承人接位以后，经常的拜访和善意的交往更增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友情。可汗允许那些最得欢心的诸侯可以比照办理，竟然有106名突厥人因不同的状况，在同一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去访问君士坦丁堡。
从拜占庭宫廷到阿尔泰山的旅行，没有明确记载路程和需要的时间。穿越鞑靼地区不知名的沙漠以及高山、河流和沼泽，经过的路途一定很难辨识清楚。保存至今的一份有趣文件中，记录了罗马使臣在皇家营地受到款待的情形。他们经过生火与薰香的净化仪式之后，被引导前往觐见迪萨布尔，这仪式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儿子在位时仍存在。他们在黄金山脉的山谷里，见到可汗坐在御帐里装着轮子的宝座上，依状况需要可以随时用马拖着行动。使臣首先呈上礼物，由相关的官员一一接下，再高声诵读华丽典雅的贺词，表达罗马皇帝的心意，祝福突厥人的军队旗开得胜，可汗的统治兴旺长远，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双方开诚布公精诚合作，绝对不会产生猜忌和欺骗。迪萨布尔的答词同样表示出诚挚的友情，在延续一整天的盛大宴会中，使臣的座位被安排在他的旁边。御帐的四周悬挂着丝质帷幕，餐桌上有一种鞑靼人的饮料，像酒一样多喝就会醉倒。次日的款待更为隆重铺张，第二座御帐里的丝质帷幕上，绣着各种精美的图像，皇家的座位、酒杯和器具都是用黄金打造。第三座是庞大的天幕，支撑的木柱全部装饰得金碧辉煌，一个纯金制作的床榻用四个金孔雀顶起来，御帐的通道前面有银制的摆设和雕像，很多大车上堆放着各种令人赞赏的艺术品，能够显示出他们作战的英勇而不是工作的勤奋。
迪萨布尔率领军队到达波斯的边界，罗马盟友随着突厥人的营地行军了很多天。他们在告辞回国时，比起波斯国王的特使受到更为优厚的待遇，对手借酒装疯大声喧闹，扰乱皇家宴会的庄严和安宁。波斯人的国境在东西两面，分别与突厥人和罗马人相邻，国王科斯罗伊斯的权势和野心，加强了这两个国家的联盟。但相隔遥远的国家不关心彼此的利益，也就会忘记条约和誓言所规定的义务。迪萨布尔的继承人在父王的葬礼上，接受罗马皇帝提比略二世派遣的使臣前来向他致敬，使臣依据同盟的关系提出入侵波斯的要求。傲慢的蛮族表示出极为气愤的态度，对使臣疾言厉色大加指责。可汗指着自己的嘴巴说道：
你可以看到我的十根手指，就像你们罗马人有这么多根舌头一样，所说全部都是谎言和伪证。你们对我讲话是一种语气，对我的臣民又是另外一套，用滔滔不绝的强辩来欺骗我们整个民族，要让盟友很仓促地投身到战争和危险之中，自己则在一边坐享其成，到时又忘记恩主对你的情义。你们赶快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让他知道突厥人不会说谎也不原谅谎言，他犯了过错，很快会面对应得的惩罚。就在他用奉承和空洞的说辞向我恳求友谊的时候，竟然与我的叛徒瓦罗奈特人联合起来。要是我亲率大军来征讨为人所藐视的奴隶，他们会在我挥鞭的啸声中战栗，他们不过是千军万马的骑兵践踏下的蝼蚁而已。我不是不知道前进的道路，可以带领大军入侵你们的帝国；我也不会拿不实的借口做挡箭牌，说高加索山成为难以攻陷罗马人的屏障。我知道涅斯特河、多瑙河和赫布鲁斯河的进军通道。突厥的武力已经降服所有最好战的民族，全世界从日升到日落之地全是我继承的遗产。
虽然曾经有过这些威胁的论调，但相互的利益使罗马人和突厥人很快恢复同盟的关系。可汗的骄傲较之愤怒产生更大的作用，当他宣布对盟友莫里斯皇帝发起重大的侵犯行动时，他称自己是7个种族的君王，世界7个地域的领主。
亚洲的国君为了获得“万王之王”的头衔，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从目前对抗的情势看来，证明这个称号还没有落在哪位竞争者的头上。突厥人的王国在南面以阿姆河或称吉昂河为界，图朗与敌对的伊朗也就是波斯王国，被这条大河分隔开来。波斯这块面积有限的范围，竟能包容规模如此庞大的权力和人口。波斯人不断轮番侵入突厥人和罗马人的领土，或是驱退他们的进犯。现在还在统治的萨珊王朝，早在查士丁尼即位前300年就已据有宝座，跟他同时代的国王卡巴德斯又称科巴德，在对抗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是他的统治因为内政和宗教问题产生很多困扰。他成为臣民手中的囚犯，被国内的敌人放逐，靠着妻子出卖贞操使他恢复自由。蛮族佣兵的帮助虽然会带来危险，但是靠着他们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总算让他重新获得王国。贵族怀疑科巴德不会忘记被放逐的往事，甚至也不会原谅协助他复国的人士。人民为玛兹达克的宗教狂热所迷惑和煽动，他的主张是共有女性和人人平等，将侵占所得的良田与美女分享给追随的徒众。
科巴德所制定的法律和上行下效的行为，使得社会的秩序大乱，波斯国王饱尝衰亡时代所带来的苦果。这时他感到极为担忧的事，就是想要改变继承的自然和习惯法则，把王位传给最喜爱的第三个儿子——在历史上名声响亮的科斯罗伊斯或称努息万。为了使这个青年在各国眼中显得地位更加显赫，科巴德期望查士丁皇帝能够收养努息万，拜占庭宫廷一心谋求两国之间的和平，也想接受这个建议。科斯罗伊斯也可能从罗马养父那儿获得继承权，但是这种做法会在未来产生祸害，财务大臣普罗科卢斯提出建议，情势很快发生转变。拜占庭提出借口说，收养的程序无论采用民事或军事的仪式都有困难。双方签订的条约突然失效。科斯罗伊斯这时正抵达底格里斯河，在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的途中，发生拒绝的事件使他深感羞辱和不满。他的父亲遭受失望的打击以后并没有活多久，逝世君王的遗嘱在贵族的集会中被宣读，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事先完成准备，根本不考虑继承的年龄优先级，拥护科斯罗伊斯登上波斯的王座。他的统治长达48年之久，那是人民幸福安乐的盛世，努息万公平正直，千秋万世为东方民族所赞不绝口。
然而国王的公平正直只有他本人及所有臣民了解，而且只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的情感和利益。科斯罗伊斯是一位征服者，最大的德行是在考量和平与战争的时候，虽然受到野心的激励，但是同样会遵从审慎的制约。他将国家的伟大与个人的幸福混淆在一起，为个人的名声或消遣而牺牲数以千计的性命。在处理有关家族的事务方面，我们认为公正的努息万是个暴君。他的两个兄长被剥夺登极称帝的美好前途，未来的生活位于最高阶级和普通臣民之间，自己会感到忧虑，也会让主子饱受威胁。恐惧和报复会引诱他们反叛，而只要他们谋逆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就会让逼他们下台的人感到满足。处死这些不幸的王孙及跟随者，让科斯罗伊斯的安全得到保障。一位久历兵戎的将领基于同情心，竟然救下无辜年轻人的性命并将他们私下放走，这件善行被他的儿子泄露出去，然而他的功德胜过征服12个民族。梅波德斯工作热诚，行事审慎，确保科斯罗伊斯的王座不受任何威胁，但是他对皇室的召唤暂时不予理会，一直到他完成军事校阅的责任以后，才立刻赶到皇宫大门前安放铁鼎的地方，凡解救或接近者一律处死。在他的判决宣布之前，科巴德的儿子固执刚愎的傲气和忘恩负义的作为，让梅波德斯多受了几天的活罪。但是普通人民特别是东方的民众，对于高层人士受到残酷的迫害，不仅谅解甚至还赞扬君王。高官是充满野心的奴隶，让任性多变的主子仅凭着一时的喜怒，就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
努息万也就是科斯罗伊斯的确可以称得上公平正直：他对自己所要奉行的法律，不会受到诱惑而违背；他惩罚那些冒犯他的尊严和危害个人幸福的罪行。他的政府秉持稳定、严格和公正的要求，统治初期致力于废除危害社会的“共产”原则，把玛兹达克的门徒所侵夺的土地和妇女，归还给合法的所有人。他对宗教狂热分子或借机敛财的骗徒给予适当的惩处，这是为了安定社会内部应尽的责任。他对于宠信的官员并没有一味听从，帝国有4个最重要的行省亚述、米底、波斯和巴克特里亚纳，分别设置太守来管理。为了挑选各级法官、行政首长和重要幕僚，他尽力取消觐见时的繁文缛节，按照天赋才能而不是家世出身来用人。他经常用委婉的语气提到他的意图，偏爱关心穷人的官员，让腐化从法院绝迹，就像祆教的祭司一样，根本就不让狗进入圣殿。阿尔达希尔的法典重新被颁布使用，成为官员推行政务的章程和准则。他用迅速的惩处来使官员保持操守，所派出的私下和公开的监察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做出详尽的报告。他经常从印度到阿拉伯边界不断巡视所有的行省，使得他一生的志业有益于国计民生，较之在天上的兄长要更胜一筹。
波斯国王始终把教育和农业视为最紧要的两个目标，在波斯的每一个城市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和贫苦家庭的儿童，都由公家出钱照顾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受到教育。女孩与同阶层最富有的市民结婚，男孩根据他们的能力从事工匠的职业，或者被拔擢到更荣誉的职位。他用奖励和津贴来恢复遭到人们遗弃的村庄，对于无力耕种田地的佃农和农人，他分发牛只、种子和耕种的工具。稀少而宝贵的水源要尽量节省管制使用，运用各种方法供应给波斯干旱的地区。繁荣兴旺的王国是他施行仁政的成果和证据，要说他还有什么重大的过失，那也是东方的专制政体使然。要是拿科斯罗伊斯和查士丁尼这两个长期竞争者做比较，无论是功绩还是运道，都是蛮族这边占有优势。
颂扬科斯罗伊斯公正的同时也要称誉他好学求知的名声，7个希腊哲学家受到不实传闻的欺骗，说是柏拉图的门徒登上了波斯的王座，答应前去拜访他的宫廷。难道科斯罗伊斯真像他们期许的君王那样，不但不辞辛劳从事战争和政府的工作，还能像他们那样有渊博的学问，在雅典的学院热烈讨论深奥难解的问题来打发闲暇的时间？专制暴君从小接受教导，认为他那至高无上和变动不居的意愿，是义务和职责的唯一规范，而且合乎道德的要求，难道他们指望哲学的“教训”，能够为他指出人生的方向，控制他的情绪？科斯罗伊斯过于炫耀自己读书获得的知识，而且他所学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他那好学的精神对一个聪明的民族，会产生鼓舞和振奋的作用，使得科学的光芒普照整个波斯的国土。在贡迪·沙普尔建立的一所医药学校，选址靠近皇家城市苏萨，后来逐渐成为教授诗学、哲学和修辞的文理学院。同时，波斯的学者开始着手纂修王国的编年史，较为近代的史实详尽而且可信，能够为君主和人民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早期的蒙昧时代历史完全是东方的神话故事，充满巨人、飞龙和传奇的英雄人物。每一个博学多才或自信的异乡人，都会收到大量的赏金而致富，国君在谈话中也会对他的学识倍加称誉。他赐给一位希腊医生的最高贵的报酬，是释放3000名俘虏。诡辩家用尽心思在他面前争宠，对于优拉尼乌斯的财富和傲慢气愤不已，大家都将他视为最成功的对手。
科斯罗伊斯相信或至少尊敬祆教，在他统治的时代曾经发现有宗教迫害的迹象。然而他自己倒是保持开放的心灵，比较各个教派的信条和教义，经常自己召开会议，主持神学方面的讨论，使得祭司的权威受到约束，人民的心灵得到教化。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印度知名的著作被翻译成波斯文，这些流畅而优美的词句，让穆罕默德用来描绘他心目中的天堂，只有阿戈西阿斯的无知和僭越，才会把这些著作打上野蛮和粗俗的标志。然而希腊的历史学家感到非常奇怪，他们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译本，竟然使用一种外国的方言来翻译，只是这种语言无法表达出自由精神和哲学思想的微妙奥秘。要是斯塔吉拉人的理性对所有语言来说，都同样的隐晦难知，或是同样的清晰明白，那么苏格拉底的门徒、他们那些戏剧艺术和言辞争辩，就会永远混合着希腊风格的优雅和完美。
他为了追求宇宙的知识，知道有位古老的婆罗门名叫皮尔佩，他的道德和政治寓言受到异乎寻常的尊敬，被印度国王收藏在宝库之中，科斯罗伊斯于是派遣医师佩罗泽斯前往恒河地区，指示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获得这本极有价值的作品。佩罗泽斯运用高明的手段获得了一份抄本，凭借着他的博学和勤勉完成翻译的工作。皮尔佩的寓言在科斯罗伊斯和贵族的集会中诵读，获得大家的赞誉。印度的原文和波斯的译本很久前就已丧失，但是阿拉伯哈里发的求知欲，使得古老的纪念物得以保存，出现在现代波斯语、土耳其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作品之中，同时通过很多不同的译本，转译为欧洲的现代语言。在目前的文本中，原本很特殊的风格、印度的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都已经完全消失，皮尔佩寓言的实质内涵，就简洁的文体而言不如《斐德罗篇》，也缺乏拉·封丹的作品那种朴素的魅力。整本嘲讽性的著作以15条道德和政治的格言最为出色，不过情节错综复杂，叙述过分冗长，教训的意味过于明显而且单调。这位婆罗门最重要的优点，是创造出令人欢乐的杜撰故事，修饰赤裸裸的现实，使得神圣的国王在聆听时，或许可以减少教诲的刺耳程度。出于同样的性质，可以用来告诫君主，只有臣民强大，他才拥有无可抗拒的实力。印度人发明的弈棋游戏，也是科斯罗伊斯在位时传入波斯。
科巴德之子登基以后，波斯王国与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之间爆发了连年的战争。等到查士丁尼急着想付钱解决问题时，他自己也为国内事务感到焦头烂额，当然同意双方休兵。科斯罗伊斯见到前来恳求停战的罗马使臣，接受以1.1万磅黄金的赔款，作为签订永久和平协定的代价，并且规定双方的交换事项。波斯人负责保卫高加索的关隘，暂停攻击达拉的行动，条件是东方的将领不得进驻此城。查士丁尼获得休养生息的间隙，对此善加利用，对他达成心中的目标大有助益，阿非利加的征服就是他与波斯人签订条约的最初成果。科斯罗伊斯的使臣用和颜悦色的态度，索取了大批迦太基的战利品，以满足波斯国王贪婪的心理。贝利萨留的凯旋使波斯国王寝食难安，当他听说这员将领只经过了三次快速的战役就降服了西西里、意大利和罗马，使它们服从查士丁尼的统治时，他不由得感到惊奇、嫉妒和畏惧。
科斯罗伊斯并不想在明面上违背协定，就在暗中煽动大胆而又机警的诸侯阿尔蒙达尔，这位萨拉森人的君主居住在希拉，与他有关的事项并没有包括在和平条约之内。阿尔蒙达尔仍旧与敌手阿里萨斯断断续续发生战事，只是规模有限，不为人知而已。阿里萨斯是迦山部落的酋长，与帝国有结盟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争执的起因，是为了帕尔米拉南边沙漠中一块面积很大的牧场。众所周知，自古老年代以来，这块牧场就向萨拉森人缴纳贡金，所以阿尔蒙达尔自认有合法的权利；然而迦山人就一条石砌的道路有strata这个拉丁名字提出申诉，认为这是罗马人铺设的，是主权属于罗马的无可置疑的证据。
两位国君分别支持他们诸侯的阵营，双方的调停缓慢而且问题重重。阿尔蒙达尔根本不认为这件事能得到解决，他靠着掠夺，使快速移动的营地满载叙利亚的战利品和俘虏。查士丁尼不愿出兵击退阿尔蒙达尔的部队，反而想用钱收买他的忠诚，同时想方设法从边陲之地，唆使埃塞俄比亚人和西徐亚人的部族侵入敌人的领土。然而这种盟友的帮助既遥远又不可靠，带有敌意的通信被人发现，证明哥特人和亚美尼亚人对于东部帝国存有怨恨之心，几乎在同时，他们乞求科斯罗伊斯的保护。阿萨息斯的后裔子孙在亚美尼亚的人数甚众，势力极大，他们被激怒，声称要维护最后的民族自由和世袭权力。维提吉斯的使臣穿越帝国抵达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意大利王国即将面临无可避免的危险，提出的说辞前后一致，不仅有效而且甚具分量：
我们站在你的宝座前，陈述的意见与双方共同的利害息息相关。毫无诚信可言的查士丁尼，野心勃勃想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主人。你们与他订立漫长的和平条约，等于出卖了人类的自由。那位君王说话有如盟友，行动却像敌人，结果是朋友和敌人全都受到他的羞辱，给世界带来血腥的死亡和混乱的情势。试问废除亚美尼亚的权利、剥夺科尔克斯的独立、摧毁扎尼亚山区无拘无束的自由，还不都是他干的好事？在冰冻的梅奥蒂斯湖劫掠博斯普鲁斯的城市、在红海的海滨摧毁枣椰树林的翠谷，同样的贪婪难道不是他的罪孽？摩尔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接连受到欺凌，原因在于每个民族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袖手旁观邻人大祸临头。啊！大王！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查士丁尼的军队和名声显赫的将领，全部被牵制在西方遥远的地区，东部空虚，毫无防守的能力。如果你稍有踌躇和迟疑，贝利萨留就将带着胜利的军队，很快从台伯河转移到底格里斯河，波斯还是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经过一番争论，科斯罗伊斯被说服要采取他一向所谴责的行动。但是波斯人对自己的军事声誉感到自负，不愿对毫无防备的敌人发动战争，事实上他们的对手一直龟缩在拜占庭皇宫，不断对外发布嗜杀好战的命令。
不管科斯罗伊斯的发怒是出于何种理由，总之他已破坏和平的基础，只能靠着胜利的光辉，掩盖应受谴责的谎言和借口。波斯军队集结在巴比伦平原(540 A.D.)，为免浪费时日，根本不理美索不达米亚防备森严的城市，而是沿着幼发拉底河的西岸行军，直抵面积很小却人口众多的市镇达拉，它竟敢阻挡万王之王的前进。靠叛徒的出卖和突击的行动，达拉的城门遭到纵火而洞开，科斯罗伊斯下令大开杀戒，他要查士丁尼的使臣归国报告自己的主子，罗马人的敌军正在等着与他决一胜负。征服者的仁慈和公正仍然备受赞誉，当他看到一位高贵的妇女抱着幼儿，被很粗鲁地拖着在路上步行时，不禁叹息而流泪，恳求神明用正义的手来惩罚这些作恶的人。然而，1.2万名俘虏的赎金却是200磅黄金。相邻城市塞尔吉奥波里斯的主教，愿意用自己的诚信作为付款的保证。等到次年，贪婪的科斯罗伊斯丝毫不讲情面，认为对方在慷慨订约以后无法按时付款，坚持要求对未能善尽义务的东部帝国处以罚锾。
他挥军进入叙利亚的腹地，但是一支实力微弱的敌军，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瓦解，不让他获得胜利的荣誉。因为不可能将这些地区纳入版图，波斯国王的侵略只能像一个强盗一样到处烧杀掳掠。海拉波里斯、贝雷亚或称阿勒颇、阿帕美亚和卡尔基斯这些城市，陆续遭到围攻。他们各自按照防守的实力和富裕的程度，用黄金和白银作为赎款来购买安全。他们的新主子要求他们务必遵守条约的规定，自己却肆意违犯。他从小接受祆教的培养和教导，进行这些亵渎神圣的赚钱勾当，丝毫不感觉惭愧。他把装饰一块真十字架的黄金和宝石全部拿走，剩下光秃秃的遗物送还给阿帕美亚虔诚的基督徒。
自从安条克遭到地震摧毁以后，14年的时光转瞬而过，查士丁尼慷慨解囊，使新狄奥波里斯能够兴起，维持东方皇后的盛名，建筑物和民众使这座城市显得更加伟大，可以抹除上次灾难带来的凄惨回忆。城市的一边依靠山势获得坚强的防卫，另一边是奥龙特斯河所形成的天堑，但是最容易进入的通道被一座形势险要的高地控制。日耳曼努斯抱着卑鄙的心理，害怕敌人发现自己的弱点，所有适当的防备和应变措施全部遭他否定，不予执行。他是皇帝的侄儿，困在一座被围攻的城市里，对他的手下和自己的职务完全失去信心。安条克的居民继承了祖先虚荣又好讥讽的天性，对于突然到来的6000名增援部队感到大喜若狂，拒绝签订条件更为宽大的协定，他们站在城墙的防壁上，用狂妄的叫嚣侮辱波斯国王的尊严。于是在国王亲临督导下，成千上万的波斯人攀登云梯发起突击，罗马佣兵穿过对面的月桂女神门飞奔逃走，安条克的青年还在顽强抵抗，只能给自己的家园带来更为悲惨的后果。
科斯罗伊斯在查士丁尼的使臣陪同之下，从邻近的山头下来，带着悲天悯人的语气，哀叹不幸的民众冥顽不灵，才遭受毁灭的命运。暴怒的杀戮还是毫不留情地四处蔓延，在蛮族的命令之下，整个城市陷入烈焰之中。安条克的主座教堂能够安然无恙，出于征服者的贪婪而不是仁慈。圣朱利安教堂和使臣居住的区域，得到国王的同意，获得光荣的赦免。风向突然改变，使距离较远的街道不受波及，城墙还是保留下来，可以对新的居民提供安全的防护，但后来也没有产生守备的功效。宗教的狂热毁伤了月桂女神修饰华美的圣地，但是科斯罗伊斯在树丛和流泉的景色里，呼吸着清新纯净的空气，在随从行列之中还有一些偶像崇拜者，在幽静的隐退之地向山林水泽的女神奉献牺牲，应该没有受到君王的怪罪。奥龙特斯河在安条克的下方18英里处流入地中海，这位傲慢的波斯人在征服期间，单独到海中洗浴以后，为了感谢太阳，举行庄严的祭典，同时也向祆教崇拜的太阳创造者致敬。要是迷信触犯到叙利亚人的传统信仰，他们会因君王提倡并支持赛车活动而感到兴奋。科斯罗伊斯听说皇帝支持蓝党，于是下达极为专制的命令，要确保绿党的赛车手能获得胜利。军营的纪律应该使民众得到安慰，一名士兵以公正的科斯罗伊斯为榜样，大肆劫掠，他们为他的性命求情，但徒劳无功。
叙利亚的战利品虽然无法满足科斯罗伊斯的贪念，但是他已感到厌倦，开始慢慢向着幼发拉底河移动，他命人在巴巴利苏斯附近搭建起一座临时的桥梁，要大军在三天之内全部通过。等到他班师回朝以后，就在距泰西封皇宫约一天行程的地点兴建新城市，以将科斯罗伊斯和安条克这两个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叙利亚的俘虏可以从这座城市认出自己在故乡的住所的形状和位置。构建浴场和雄伟的赛车场供他们使用，招来成群的乐师和赛车手，使亚述能出现希腊首府的欢乐气氛。皇家创建者宽宏大量，使这些幸运的流放者能获得粮食的配给，他们也享有特权，可以将奴隶认作亲戚赐予自由。科斯罗伊斯受到野心或贪婪的吸引，将巴勒斯坦及神圣而又富裕的耶路撒冷视为下一个目标，君士坦丁堡及恺撒的宫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金城汤池。在他脑海中浮现的景象，是小亚细亚满布波斯的部队，黑海都是波斯的船舰。
如果意大利的征服者没有及时被派遣来防守东方，波斯国王的愿望可能会实现。趁着科斯罗伊斯在黑海的周边地区谋划野心勃勃的企图，贝利萨留率领一支未发薪饷又无纪律的军队(541 A.D.)，越过幼发拉底河，在离尼西比斯约6英里的地方扎营。他经过仔细的策划，要用非常巧妙的行动，引诱波斯人离开难以攻陷的城堡，等到在战场获得优势，可以截断敌军的退路，或者尾随败逃的溃军进入城门之内。他在波斯的国境中行进一天后，攻占了锡索拉尼的堡垒，将俘虏的总督及挑选的800名骑兵送回国内，以在意大利的战争中为皇帝效命。他派遣阿里萨斯及阿拉伯人，加上支援的1200名罗马人，渡过底格里斯河去蹂躏亚述地区，不让敌人获得谷物的收成。这个物产富饶的行省，已经很久没有受到战争的灾害。但是阿里萨斯难以驾驭的个性妨害到贝利萨留的计划，他不仅没有回到营地，也不愿提供行动的信息。罗马将领非常焦急，留在原地等待，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失去，美索不达米亚的阳光灼热，欧洲士兵的体质难以忍受。叙利亚的守备部队和官员在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里，为自己的安全而心惊胆寒。然而在这些状况发生转变之前，已经产生很大的成效，逼得科斯罗伊斯不顾重大的损失，只有仓促而又慌张地回师。要是贝利萨留的策略，获得英勇善战和纪律良好的部队全力支持，那么他就能达成民众乐观的期许，那就是征服泰西封和解救安条克的俘虏。等到战役结束，不知感恩图报的宫廷又将他召回君士坦丁堡。
次年春天(542 A.D.)叙利亚再次发生危机，他重新获得信任，恢复指挥权，被派遣的英雄几乎是单身一人骑着快速的驿马上道，凭着他的名气，只要亲自露面，就会消弭敌人对叙利亚的入侵行动。他发现罗马的将领包括查士丁尼的侄儿，都藏身在深沟高垒的海拉波里斯，不敢出战。他不愿听从怯懦的建议，命令他们随他前往欧罗普斯，决定将所有的部队在那里集结，遵从上帝对他的指示，不论在任何地方都能达成拒止敌军的使命。他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表现出强硬的姿态，牵制科斯罗伊斯，使其不敢进军巴勒斯坦。波斯国王派出使臣来当探子，贝利萨留借着接见的机会，运用手段摆出壮大的军容，从海拉波里斯到大河之间的平原满布骑兵部队，6000名高大健壮的士兵在此行围出猎，根本无视当面的敌军。使臣在对面河岸看到1000名亚美尼亚骑兵，显然是在防守渡过幼发拉底河的通路。贝利萨留的帐幕用最粗糙的麻布制成，他就像一位不屑东方奢华的武士，只使用简单的设施。投身在他麾下的各民族成员，刻意参差不齐围绕着帐幕排列，更是显得刁斗森严。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在前面，赫鲁利人和哥特人居于中央，远方则是摩尔人和汪达尔人，阵式松散，显得人数众多。他们穿的服装轻便而又灵活，第一名士兵手里拿着皮鞭，第二名带着长剑，第三名是强弓硬弩，第四名或许是一把战斧，展现出部队的刚强勇猛和将领的机警敏捷。科斯罗伊斯为查士丁尼部将的行为所欺骗，也对他的才能感到畏惧，知道敌手曾建立盖世的功勋，完全摸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害怕万一在遥远国度决战失利，到时没有一个波斯人能活着回去讲述这悲惨的战事。
波斯国王赶紧退过幼发拉底河，贝利萨留逼着他退却，表面上装出一副赶尽杀绝的样子，事实上就是一支10万大军也不见得能够成功。等到危害国家的强敌不支败逃，猜忌之心使人认为将领无知和傲慢，没有尽歼敌军让帝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但较之击败阿非利加人和哥特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使他获得更大的荣誉。整个帝国没有任何人可凭着个人的运道和士兵的勇气，能够分享将领百战百胜的名声。
贝利萨留第二次的职务调动(543 A.D.)是离开波斯，再度负起意大利战争之责，显示出个人肩负国家安危的程度，也只有他能够改进或弥补军队的纪律和士气。15位将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也不讲究兵法，在职责不清及号令不严的状况下，率领3万罗马人的军队通过亚美尼亚的山地。4000波斯人掘壕据守杜比斯的营地，还未经过一场正式的会战就击败乌合之众的对手。未经使用的武器被沿途抛弃，战马在急速飞逃中不支倒毙。罗马军队中的阿拉伯人比起战友更为高明，亚美尼亚人重新恢复忠诚之心，达拉和埃德萨抵挡敌军的突击和正规的围攻。战争的灾祸因发生大规模的瘟疫而停顿下来，两位君主相互之间心照不宣，或许有签订正式的条约，帝国东部边境的安宁获得保障。科斯罗伊斯的军队局限在科尔克斯战争，也可以称之为拉齐克战争，当时的历史学家详细叙述了此一重大事件。
黑海最宽之处是从君士坦丁堡到发西斯河口，大约是9天的航程，距离有700英里。伊比利亚的高加索山脉在亚细亚最为高峻崎岖，河流下降的坡度极为陡峭，很短的距离就有120座桥梁跨越，流水急湍无法通航，抵达萨拉帕纳才平静下来，离居鲁士河有5天的行程，这条河来自同一山区，从相反的方向注入里海。这两条河流的源头很接近，让人产生加以运用的想法，来自印度的贵重商品，可以从阿姆河顺流而下抵达里海，穿越里海后上溯居鲁士河，再从费西斯河下航进入黑海转入地中海。费西斯河不断会合科尔克斯平原的溪流，水量大增，然而流速减低。河口的深度有360英尺，河面宽达半里格。一个林木茂密的小岛横亘在水道之间，平静的水流很快将泥沙和金属沉淀，波涛的表面不再出现黄浊的腐败气味。费西斯河的水道长达100英里，其中40英里可以通航大型船舶，将整个科尔克斯分隔开来。
历史上这个著名的地区又称为明戈瑞利亚，三个方面都受到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山区的保护，海岸线绵延200英里，从特拉布宗的郊区到狄奥斯库里阿斯也就是切尔克斯的边界。这里的土壤极为潮湿，气候非常宜人，除了费西斯河及主要的支流，还有28条水量充沛的河流从山岭注入海洋，地表的下面有很多空穴和渠道，显示黑海和里海之间有暗流相通。田地可以种植小麦和大麦，土层太过柔软，不易用犁耕作，但有一种细粒的谷物与粟和胡荽子很类似，成为人民最常用的粮食，面包只限于君王和贵族食用。然而葡萄的收成比其他的作物更为丰硕，巨大的茎干不需要支撑，生产的葡萄可以酿制品质优良的美酒。还有一种天然资产是浓密的森林，掩盖着整个国土的地面，山区的木材和平原的亚麻，大量供应海上航运的需要。像是马、牛和猪之类的动物，不论是野生还是驯养，都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在费西斯河两岸的土著居所被称作“野鸡”，表示出人烟稠密的景象。
特拉布宗南边的金矿到现在还在开采，能获得相当的利润，当年是查士丁尼和科斯罗伊斯产生争执的关键所在。虽然这秘密的宝藏被懒散的明戈瑞利亚人忽略，或是他们审慎地加以掩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条蕴含贵重金属的矿脉必定能穿过山岭的包围被人知晓。明戈瑞利亚人把充满黄金微粒的溶液用羊皮或羊毛过滤，这种简单的办法让人隐约想到古代有权有势的国王，通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聚集庞大的财富，结果成为奇异的神话故事的基础。这些国王有白银打造的宫殿和黄金装饰的寝室，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巨富的名声传遍世界，刺激阿尔戈号的英雄，为了满足贪财的欲念进行冒险的事业。根据传说，埃及人在费西斯河建立殖民地，当时的移民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彬彬有礼，看来是有几分道理。他们在那里生产亚麻布，造船发展海上武力，同时还发明了地图的绘制。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峡，存在繁荣兴旺的城市和民族，现代人的聪明才智已经在此处萌生。一位有见识的作家发现其与荷兰气候相似以及当地人对贸易的热爱，毫不迟疑地宣称科尔克斯就是古代的荷兰。
科尔克斯的财富只能从臆测和传说的黑暗中散发光芒，真实的历史呈现出粗陋和贫穷恒久不变的场面。如果狄奥斯库里阿斯的市场可以听到130种语言，这样多未开化部落或家族运用不完善的土语，就能知道高加索山区的深谷隔绝了彼此的交往。那些草莱初辟的府城处于这种分离的状况，重要性降低，但数量一定会有所增加。明戈瑞利亚当前的处境就像一个村庄，聚集了很多茅屋在一座木头围墙之内，堡垒都位于森林的深处。君主居住的市镇赛塔也称为科塔提斯，有200多家房屋，只有一座石块砌成的建筑物，使国王的宫廷显得堂皇壮观。每年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12艘大船，以及60多艘三桅帆船，装载着各种产品，在岸边锚泊。科尔克斯人输出的货物逐渐增加，他们只能用本国的奴隶和皮毛，从查士丁尼的臣民那里交换所需的食盐和谷物。古代的科尔克斯人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让后人了解他们的技艺、知识或航海术。只有少数希腊人有意愿或有胆量去追寻阿尔戈英雄的足迹。
等到接近现代时，埃及殖民地的标志早已消失无踪。只有黑海的伊斯兰教教徒实施割礼，阿非利加特有的卷曲头发和黝黑肤色，对于人类外貌最完美的种族并没有造成任何损毁。格鲁吉亚、明戈瑞利亚和切尔克斯的水土气候相近，至少就我们看来，自然赋予他们同样美丽的形态：健壮的肢体、明亮的皮肤、均匀的身材和表情丰富的面容。两性分别按照注定的命运，男子要献身于战争，女子要歌颂爱情。对于亚洲南部的民族，高加索山区的妇女与之结亲，已经净化了他们的血统，改进了人种的质量。明戈瑞利亚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过去只是古老科尔克斯的一部分而已，长久以来维持每年12 000个奴隶的输出。囚徒或罪犯的数量无法满足需要，但是一般民众在领主的统治下都处于奴役的状态。在一个没有法律规范的社会，欺骗和掠夺的行为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惩处。滥用民事和父系的权威使奴隶市场得到不断的补充，像这样的奴隶交易把人贬低到牲口的水平，大量的儿童让污秽和残忍的父母赚取钱财，等于是在鼓励婚姻和生育。这种不道德的财源，无可避免要毒害民族的风俗习惯，扼杀荣誉和德行的情感，几乎会绝灭人类的天性。
格鲁吉亚和明戈瑞利亚的基督徒是人类中最卑鄙污秽的渣滓，他们的子女还未成年就被卖到外国成为奴隶，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学到父亲的劫掠习性和母亲的淫乱。然而在穷困无知中，这些未受教养的土著展现身心方面的独特优点，就具有权势的邻国看来，认为他们虽然缺乏合作和纪律，但是不论任何时代的科尔克斯人，都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他们在薛西斯庞大的军队里担任步兵，武器是一柄长剑或是一根标枪，头戴一顶木盔，手里拿着生牛皮包裹的圆盾。他们在自己的国土通常是当骑兵，就是出身最低微的农夫也不愿步行。黩武好战的贵族可能拥有200匹马，明戈瑞利亚君王的随从行列可以到达5000人。科尔克斯人的政府组织通常是按纯正血统世袭的王国，只有臣民的动乱才能限制君王的权威。只要臣民愿意听命，君王就可率领庞大的军队进入战场。但是要有很强的信念才能相信，仅是苏亚尼亚人一个部族，就可以组成有20万士兵的大军，而现在(指18世纪)明戈瑞利亚人口的总数是400万居民。
科尔克斯人夸口说他们的祖先让塞索斯特里斯无法获胜，至于击败埃及人比起他们成功到达高加索山更难让人置信。居鲁士对科尔克斯人的武力征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们追随波斯国王旗帜参加遥远地区的战争(500 B.C.)，每5年呈献童男和童女各100名，这是当地最美好的产品。国王接受这些礼物就像接受印度的黄金和黑檀木、阿拉伯的乳香或伊索匹亚的黑奴和象牙。科尔克斯人从未在波斯省长的管辖之下，他们一直享有名义和实质上的民族独立。波斯帝国没落以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的版图揽括整个黑海，将科尔克斯纳入其中。等到当地人士斗胆提出要求，请他的儿子来统治他们，米特拉达梯就用黄金链条捆绑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派遣一个奴仆接替他的位置。罗马人为了追逐本都国王的踪迹，向着费西斯河的两岸前进(60 B.C.)，他们的战船溯河而上，抵达庞培和军团驻扎的营地。然而元老院和以后的皇帝，不愿只是为了建立一个行省而进行遥远无用的征战。
从马可·安东尼时代到尼禄在位，一位希腊修辞学家的家族被允许统治科尔克斯以及邻近的王国。等到波勒摩世系绝灭以后，仍保有东部本都的称号，延伸的领土最远只能到达特拉布宗周边地区。罗马人越过边界，在海苏斯、阿帕萨苏斯、费西斯河、狄奥斯库里阿斯或塞巴斯托波里斯以及皮提乌斯等地建造堡垒工事，派遣足够的步兵和骑兵担任守备。科尔克斯有6位国君从恺撒部将的手里接过王家的冠冕，有位部将是以辩才和学识而名满天下的阿里安，他在哈德良在位的时候测量并且记述了黑海的海岸地区(130 A.D.)。阿里安在费西斯河口检阅当地的守备部队，包括特别挑选的400名军团士兵，有砖砌的城墙和高塔、两道堑壕以及防壁上安装的投射器具，使得蛮族根本无法接近，但是在商人和老兵所建立的新郊区，阿里安认为需要外围的防卫。
等到帝国的实力逐渐损耗，驻防在费西斯河的罗马人不是主动撤离就是受到驱赶。拉齐人的部族占据特拉布宗的海岸地区，他们的后裔说一种外国方言，就用自己的名称和主权取代了古老的科尔克斯王国。在拉齐人独立以后，实力强大的邻国波斯立刻进行侵略，因为他们靠着武力和条约，已经夺得伊比里亚的主权。仰人鼻息的拉齐卡国王从波斯君主的手里接过权杖，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在利益受到损害的状况下只有默许，过去他曾一直为具有永久的主权而感到骄傲。在6世纪的初叶，基督教的传入使罗马人恢复了影响力，明戈瑞利亚人公开承认他们对信仰的热诚，根本无须了解宗教的信条和精义。扎瑟斯受到波斯国王赐予的恩惠，在他的父亲过世后能够接位，虔诚的年轻君主憎恶祆教的仪式，要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寻觅正统的浸信礼，他在那儿迎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妻子，与查士丁皇帝建立起联盟关系。拉齐卡国王在庄严的典礼中接受冠冕，白色的丝质披风和长袍有金色的滚边，华丽的刺绣展现出新赞助人的图像；这时罗马皇帝用古老的友情和宗教作为借口，来安抚波斯宫廷的嫉妒心理，为科尔克斯的背叛进行辩护。两个帝国的共同利益强加在科尔克斯人身上，要他们负责防守高加索山的关隘，现在是由明戈瑞利亚的火枪兵每月轮班，防守60英里长的边墙。
罗马人的贪婪和野心很快破坏了双方良好的关系，拉齐人失去盟友的身份以后，罗马人的言行不断提醒他们自己处于附庸的状态。离阿帕萨鲁斯约一天行程的地方，拉齐人看到新建的佩特拉城堡，控制费西斯河以南的滨海地区。科尔克斯非但没有受到外国佣兵的保护，反而被他们违法犯纪的行为侮辱，商业的利益转变为自私而又烦苛的专卖。查士丁尼的官员占有优势的地位，土著的君王古巴泽斯沦为表面忠诚的摆饰。基督教所体现的德行未能如拉齐人所愿，反而是一位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凭着公正的态度，获得拉齐人的信任。他们在私下提出保证，不再向罗马人派遣使臣，同时公开恳求科斯罗伊斯的友谊和援助。科尔克斯居于关键的位置，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见识高明的君主立即对此产生了正确的认识。他心中所考量的征服计划，事实上在公元1000年快结束时，为智慧超人而又势力强大的继承人阿拔斯沙王所袭用。科斯罗伊斯怀抱希望，燃起熊熊的野心，要让波斯的海上武力从费西斯河出航，控制黑海的贸易和航运，封锁本都和比提尼亚的海岸，使君士坦丁堡陷于困境或者遭受攻击，说服欧洲蛮族支持他的武力和提出的要求，以对付人类的共同敌人。
科斯罗伊斯借口要对西徐亚人发起战争，不声不响率领部队来到伊比里亚的边界。科尔克斯向导准备带领他们通过森林，沿着高加索山脉的悬崖前进，把狭窄的小径费力开辟为安全的宽阔大道，使骑兵部队甚至大象都能通行。古巴泽斯戴着冠冕投身在波斯国王的脚下，他的科尔克斯人也跟着君主一起归顺。等到佩特拉的城墙受到攻击而动摇，罗马守备部队立刻签订投降条约，在大祸临头前保住性命。拉齐人很快发现，过于急躁的行为使他们得不偿失，努力要逃避的灾祸现在变得更为严重。食盐和谷物的专卖虽然被废除，但连带也无法获得这些与生存有关的重要商品。罗马立法者的权威为东方专制暴君的傲慢所取代，用同样鄙夷的态度对待国君与他所擢升的奴隶，让他们坐在宝座前面的脚凳上，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狂热的祆教祭司把火的崇拜传入科尔克斯，这种绝不宽容的宗教信仰激怒了虔诚的基督徒民众。祆教徒的行为邪恶，要把父母的遗体暴露在高塔顶上，让乌鸦和兀鹰去啄食，伤害到基于天性或教育的传统习俗。
公正的科斯罗伊斯认清双方的仇恨已无法化解，只有推迟原定的伟大计划，秘密下达命令要刺杀拉齐人的国王，把科尔克斯的人民转运到遥远的边疆去安置，在费西斯河两岸地区建立忠诚和好武的殖民地。科尔克斯人提高警觉，产生了猜忌之心，对于即将来临的灭亡有先见之明，并且及时避免。他们的悔恨和醒悟为君士坦丁堡所接受，查士丁尼完全是考虑到安全的需要，而非出于仁慈的作为，他命令达吉斯特图斯率领7000罗马人和1000扎尼人，把波斯人逐出黑海的海岸。
罗马将领在拉齐人的协助之下，立即发起围攻佩特拉的作战，这是那个时代极受注目的军事行动。城市坐落在临海的悬崖绝壁之上，只有陡峭而狭窄的小径与陆地相连，要接近都非常困难，攻击简直是不可能。波斯征服者加强查士丁尼原来的防御工事，兴建额外的堡垒掩护易于进入的地点。在这个最重要的城堡，科斯罗伊斯提高警觉，存放了大批攻击和防御武器，数量之多不仅足够守备部队使用，甚至比起围攻的敌军都要多出5倍。储备的面粉和食盐可以供应5年的消耗，葡萄酒欠缺，代之以食醋，以及能够提炼烈酒的谷物。同时有三套供水渠道，使敌人打消了要在这方面浪费力气的念头，断绝他们的侥幸之心。
但是佩特拉坚强的防卫最重要的还是要靠1500名波斯人的骁勇善战，他们拼死抵抗罗马人的进攻。这时敌人在土质松软的地层，顺着矿脉挖掘地道。城墙用细长的支撑临时顶住，在风中摇摇欲坠。达吉斯特图斯为了保证获得丰盛的赏赐，延缓了攻击，在他的信差从君士坦丁堡回来之前，城镇居民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波斯的守备部队已经减少到400人，其中只有50个人没有生病或是受伤。他们有不屈不挠的毅力使他们能坚持到底，为了隐瞒损失的状况不让敌人知道，他们眼看1100具战死战友的尸体腐烂而不去掩埋，忍受难闻的臭气而毫无怨言。等到增援部队到达解围以后，裂口很快被沙包堵塞，地道也被泥土填满，竖立坚固的木材作框架，将土夯实成为新的城墙。生力军3000人编成守备部队配置在佩特拉，准备迎接第二次的围攻作战。
攻守双方的战斗极尽顽强之能事，每一边都从过去的错误中获得经验和教训。撞城冲车经过改良，结构轻便但是力道更强，输送和冲击只要40个士兵运用双手的力量，重复撞击之下石块就会松动，然后再用长铁钩从城墙上将它拉脱下来。从这些城墙的防壁上，成簇的标枪不断向着攻城士兵的头上投射。有一种可以燃烧的混合物成分是硫磺和沥青，使他们感到极为苦恼和危险，科尔克斯人取名为“美狄亚火油”，倒是非常恰当。6000名罗马士兵使用云梯攻城，他们的将领贝萨斯一马当先，这位老将年龄已有70岁，仍然骁勇无比，亲冒矢石。在他被击落丧身以后，激起全军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然而虽然罗马士兵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还是无法折服波斯守备部队的战斗意志，这些勇士最后的命运值得我们给予赞赏。700名士兵在围攻初期阵亡，还有2300人留得性命防守破城的缺口，其中1070人在最后的突击中死于火焰和刀剑。如果俘虏的人数是730人，那么经过检查只有18人没有带伤，剩下还有500人逃进城堡，拒绝接受投降和为皇帝服役的优厚条件，全部死于纵火焚城的烈焰之中。他们为了服从君王的命令不惜以死相殉，这些忠诚和英勇的事例，激励同胞面对逆境不怕牺牲奋发图强。佩特拉的工事在片刻之间烟消瓦解，使得征服者不但觉得意外，也感到极为忧虑。
这些奴隶表现出英雄气概，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会赞许和怜悯他们壮烈的牺牲精神。不过冗长的战事以及罗马人和波斯人交替赢得胜利，使得在高加索山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无法吸引后代子孙的注意。查士丁尼的部队经常获得优势，但是波斯国王不断增加兵力，一直到总数达7万士兵和8头大象，包括西徐亚人盟军12000人，还有3000名以上的底里麦特人离开希尔卡尼亚山区自愿从军，他们在作战时，无论是长枪投掷还是肉搏战斗，全都骁勇无比。阿基奥波里斯这个城市是希腊人取的名字，或是以讹传讹保存下来，受到围攻以后获得援军的解救，波斯人蒙受相当损失后仓促退走，仍旧占据伊比里亚的关隘。
罗马人所建的堡垒和守备部队，使科尔克斯人失去行动的自由，人民赖以维生的粮食全被守军食用殆尽，拉齐人的君主只有逃进山区。罗马人的营地毫无忠诚和纪律可言，各行其是的首长都被授予相等的权力，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大家的行事只是看谁更邪恶和腐化。波斯人毫无怨言，只听命于一位首长的指挥，这位将领绝对服从最高权威的指示。墨梅洛伊斯在东方的英雄人物之中，以运筹帷幄的智慧与决胜千里的英勇著称于当世。当时他已经老迈年高，而且双脚残疾不良于行，然而在身体和心理方面还是负责尽职积极进取。他坐在舁床上，被抬着进入战场，使敌军感到畏惧，给自己的部队带来信心，因为在他的指挥之下波斯人几乎每战必胜。等到他去世后，指挥权移交给一位高傲的省长纳科拉甘，他竟在会议上当着皇家官员大言不惭，说获取胜利有如反掌折枝，这种狂妄的心态为未来战败受辱埋下伏笔。
罗马人逐渐被赶到海边的一隅，他们最后的营地设在费西斯河希腊殖民地的废墟上，重兵把守的堑壕、河流和黑海形成坚固的防御据点，加上一队战船的支援，迫在眉睫的危机使他们捐弃前嫌通力合作，激起部队奋战的勇气，抵抗波斯人的攻击。不知是纳科拉甘逃走在先，还是大败之余逼得他只有赶紧后撤，他的脱逃使得1万名最精锐的士兵被杀，虽然他从罗马人的剑下脱身，但还是落在睚眦必报的主子手里，深恨自己所用非人。不幸的将领竟被活活剥皮，制成人形标本展示在高山上，对于维护波斯的荣誉和利益的人士提出严重的警告。
科斯罗伊斯能够接纳善言，知道如果想要征服或是统治一个远离本土的国家，就不能违背居民的意愿和需求，于是在科尔克斯战争中逐渐放弃宗教迫害的行为。古巴泽斯的忠贞经得起严酷的考验，他忍耐蛮荒生活的艰苦和困难，厉言拒绝波斯宫廷各种诱惑的手段。拉齐人的国王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母亲是元老院议员的女儿，青年时期在拜占庭皇宫服务，出任“沉默者”的位阶达10年之久，薪资积欠拖延，让他虽然依附，但难免会有怨恨之心。他后来遭受各种苦难，亟须向皇帝一吐为快：那些将领在这场带来重大破坏的战争中，由于私心造成延误，使敌军逃过灭亡的命运，反而让盟友受到蹂躏。对于查士丁尼的部将而言，这一事实的真相是对他们不可原谅的诽谤。他们先行用充满恶意的诬告劝说皇帝，说是失去忠诚之心的诸侯准备进行第二次的背叛行动。
宫廷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要将国王送到君士坦丁堡囚禁，同时对押送的士兵传达了一项指令，只要他稍有反抗，就可以将之合法杀害。古巴泽斯毫不怀疑会有危险，认为友善的会谈会保证个人的安全，结果在没有武力保护之下被刺杀。科尔克斯人在这愤怒和绝望的时刻，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和宗教以满足报复心态，但在少数有见识人士的权势和辩解之下，为了有利于整个国家，只有暂时停止鲁莽的行动。这时波斯人在费西斯河的胜利使得罗马人心怀恐惧，皇帝本人也不愿担起谋杀的恶名，就指派一位元老院议员担任法官，调查拉齐人国王的行为和死亡的状况。他登上庄严的法庭，四周围绕着司法部门和惩治罪犯的大臣，两个民族都派员出席参加审判，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对这个特别的案子进行辩论，对于卑鄙的犯人宣布罪状和执行死刑，使受伤害的人民得到补偿。
波斯国王在和平时期一直想找决裂的借口，但是等他掌握了武力，立即表示他的欲望是和平和荣誉的条约。双方怀着强烈的敌意，两位君主展开虚假的谈判。科斯罗伊斯获得优势的地位，用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对待罗马大臣，这时他自己的使臣在皇家宫廷获得史无前例的殊荣。居鲁士的继承人表现出威严的气势，自诩为东方的太阳，对年轻的弟兄查士丁尼非常亲切，同意他像苍白的月亮那样沾他的光沾光统治西方。伊斯迪古尼是皇家的后宫总管，用盛大的排场和流利的口才来支持这种伟大的说法。他奉命出使，带着妻子和女儿上任，有一长列的宦官和驼队，随员之中还有两位戴着金冠的省长，除此之外还有500名骑兵担任护卫，这些全都是最勇敢的波斯人。达拉的罗马总督非常明智，拒绝人数庞大的队伍进入国境，要求这个充满敌意的驼队不得超过20人。伊斯迪古尼晋见皇帝呈送礼物，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了10个月的时光，没有讨论两国之间的重要事务。
波斯使臣没有被囚禁在自己的府邸，从看守人的手里接受饮水和食物，而是获准访问首都，身边没有密探和警卫陪同，家人只要愿意，可以自由与外人交谈和购物。这与那个时代的习惯相抵触，各国法律有严格的规定，对外人不得信任或表示礼貌的态度。连他的通译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恩典，就罗马官员的看法，通译的身份很低，竟然被允许与皇帝同桌，坐在他主人的身边，同时接受1000磅黄金作为旅途和饮宴的费用。然而伊斯迪古尼一再地努力，只能得到不利于波斯的条约，看来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过去是拜占庭宫廷花钱和恳求才能达成。
很多年的兵戎相见造成玉石俱焚的局面，查士丁尼和科斯罗伊斯都感到厌倦，亟需停战，使衰老的他们得到休养生息。会议在两国的边界召开，目的不是获得声誉，而是展现实力、公正及君王对和平的意愿。需要和利益决定了和平条约的签订，得到的结果是两国停战50年，条款用希腊文和波斯文书写，12名通译签字见证。通商和宗教的自由有明文规定和限制条件，皇帝和国王的联盟包括对等的利益和义务，采取各种谨慎的预防措施，使得两个敌对民族如果在边界产生意外事件，双方的争执能够得到及时制止，使得事态不会升级或蔓延。
经过20年的战争，虽然对两国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却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后果，双方的边界保持原状，并无重大的变化。科斯罗伊斯受到说服，放弃对科尔克斯及其属国所有权和主权的要求。东方因为资财积累，已经很富有，又从罗马人那里索取每年3万金币的付款，因为数额不算大，只能显示出贡金带来的羞辱。查士丁尼的大臣在最近的争论中，引用塞索斯特里斯的战车和命运之轮，说起安条克和一些叙利亚的城市从衰落的状况中兴起，已经超过蛮族虚荣和野心所能理解的程度。温和的波斯人回答道：“你完全错了，万王之王是人类的君主，根本瞧不起这么一点东西。在被他无敌的军队征服的10个民族中，他认为罗马人最不可怕。”按照东方人的意见，科斯罗伊斯的帝国从河间之地的费尔甘纳延伸到也门或阿拉伯·菲利克斯。他平定希尔卡尼亚的叛乱，征服印度河两岸的卡布尔和扎布勒斯坦行省，扑灭优泰莱特人的势力，签订光荣的条约终结突厥人战争，同时接受可汗的女儿成为他的合法妻室。他在亚洲的君主中获得长胜的英名而受到尊敬，在马达因或泰西封的宫殿中接受世界各国使臣的觐见。各种礼物和贡金，以及武器、华丽的服饰、珠宝、奴隶或香料，被很谦卑地呈送到宝座的前面。他屈尊接受印度国王的礼品，其中有10担沉香木、身高7肘尺的少女、比丝还柔软的地毯，这种地毯据称是由非常特殊的蛇皮制成。
查士丁尼因与埃塞俄比亚人结盟，将野蛮的黑种民族引导进入文明社会，而遭到谴责，但是罗马帝国的友邦阿克修米特人(或称阿比西尼亚人)与阿非利加原始土著很容易区分。自然的造化力量使尼格鲁人的鼻子扁平，长着卷曲如羊毛的头发，天生漆黑发亮的皮肤。但阿比西尼亚人的皮肤是橄榄色，从头发、体态和容貌来看，他们倒像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可以肯定他们出自同一血统，原因是语言和生活习性类似，据称古代有一次大迁徙，而且红海的两岸之间距离并不算远。基督教的信仰使整个民族提升到超越阿非利加蛮族的水平，他们与埃及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密切交往，传递艺术和科学的入门知识。他们的船只到锡兰进行贸易，有7个王国服从涅古斯，他是阿比西尼亚最有权势的君主。独立的荷美莱特人统治富裕而又幸福的阿拉伯，首次受到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的侵犯，他提出自己继承了来自希巴女王的权利，宗教的狂热使他的野心带有神圣的意味。犹太人流放到此地，获得权势和主动权，荷美奈特人的君主杜纳安受到他们的控制。东罗马帝国的法律对他们不幸的同胞进行宗教迫害，犹太人要求杜纳安施加报复，有些罗马商人受到残酷的待遇，几名内格拉的基督徒获得殉教者的荣誉。
阿拉伯的教会恳求阿比西尼亚国君的保护，涅古斯的舰队载运军队渡过红海，犹太人改信者的王国和生命都被剥夺，荷美奈特人的王族全被绝灭，他们统治出产没药和乳香的僻远地区已有2000年之久。征服者立即宣布这是福音的胜利，要求有正教信仰的教长，用热烈的情绪宣布与罗马帝国的友谊。查士丁尼听取了阿谀之言，认为有希望通过阿比西尼亚人改变蚕丝贸易的渠道，也可以借重阿拉伯人的军队对付波斯国王。
农诺苏斯出身使臣世家，被皇帝指名负责执行此一重大任务。他的决定非常明智，拒绝采用较短而更为危险的道路，也就是经过努比亚的沙漠。他沿着尼罗河溯流而上，再到红海去乘船，然后在阿非利加的海港阿杜利斯安全登陆。从阿杜利斯到阿克苏美的皇城，直线距离不超过50里格，但是穿过山区的曲折道路，花了使臣15天的时间。在他横越森林地区时看到野生大象，粗略估计大致不会少于5000头。
根据他的报告，首都的范围很大，而且人口众多。阿克苏美这个村庄因王室的加冕礼、一处基督教礼拜堂的遗迹以及十六七根铭刻希腊文字的方尖碑而闻名于世。涅古斯在广场上接受查士丁尼使臣的觐见，四匹饰具华丽的大象拖着高大的车辆，他端坐在上面，四周围绕着贵族和乐师。他穿戴亚麻布的服装和帽子，手里拿着两根投矢和一面轻盾，虽然看起来有点赤身裸体，但戴着黄金的项链、颈圈和臂镯，展现出蛮族的排场，这些饰物镶嵌着贵重的珍珠和宝石。查士丁尼的使臣行跪拜之礼，涅古斯将农诺苏斯从地上扶起，与他拥抱，亲吻皇帝盖在国书上的印玺，展读信函以后同意与罗马人建立同盟。他挥动武器大声宣布，要与祆教徒进行势不两立的战争。他对蚕丝贸易的建议避而不谈，虽然阿比西尼亚人提出保证或者本意如此，但是这种带有敌意的威胁之词自然消失，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荷美奈特人不愿放弃生产香料的丛林，去探索一无所有的沙漠，也不愿吃尽千辛万苦去迎战一个实力强大的民族，何况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私人的恩怨。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没有能力防守占据的土地，所以不愿扩大征战的范围。亚伯拉哈是阿杜利斯一名罗马商人的奴隶，僭夺荷美奈特人的权杖。阿非利加的军队受到奢华风气的诱惑，查士丁尼与篡夺者建立起友谊，因为他呈献了少量贡金推崇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亚伯拉哈的统治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顺利，后来他的部队在麦加的城门前被击溃，连儿女都被波斯征服者当成战利品劫走，埃塞俄比亚人终于被逼离亚洲大陆。这段晦涩而遥远的史实，并不是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毫无关系。要是在阿拉伯继续保持基督教的势力，穆罕默德在摇篮中就已夭折，那场改变世界文明和宗教的革命就会被阿比西尼亚人阻止。
如果我们从多瑙河到尼罗河察看各民族的状况，就可以看出罗马人衰弱的局面。使我们疑惑难解之处在于，古老的边界尚且无力防守，竟敢大力扩展帝国的疆域。查士丁尼的战争、征服和胜利只是步入老年的回光返照而已，耗尽国家残留的实力，加速败坏人民的气运。收复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光荣行动使他自鸣得意，但是贝利萨留的离开使灾难接踵而至，显示出征服者的无能，不幸的国土难逃毁灭的下场。
查士丁尼期望通过新近获得的领土，满足他那骄傲的心理和贪婪的念头。一位精通古老财政体制的大臣生性贪财好货，紧随着贝利萨留的脚步前来。自古以来沿用不绝的贡金登记册，被汪达尔人全部烧毁，他毫无根据凭空设想，从优计算和武断估定阿非利加的财产。遥远的统治者一股脑拿走增加的税收，还要夺回原有的世袭财产，也就是皇室的土地，立刻使得公众的兴奋情绪完全消失无踪。皇帝对于人民的怨言一无所知，直到军队的不满产生动乱，才使他从梦中惊醒。很多罗马士兵娶了汪达尔人的寡妇和女儿为妻，自认获得了征服和继承的双重权利保障。根西里克分配给胜利部队的田地，现在成为他们合法的产业。士兵带着藐视的态度，听取长官冷淡而又自私的说辞：
他们原来都是蛮族或奴隶，由于查士丁尼的慷慨才能翻身；阿非利加的战利品加上财库和奴隶，还有被击败的蛮族迁走后留下的财物，都已经使得他们获得巨额的财富；皇帝有权获得古老和合法世袭产业，毕竟他们的安全和奖励全要依赖政府的支持。
上千名士兵暗中策动兵变，大部分是赫鲁利人，他们受到阿里乌斯教义的感化，听从教士的唆使，在宗教狂热的特权豁免之下，伪誓和叛乱都拥有了正当的理由。阿里乌斯教派对于教会的毁损感到悲痛，他们在阿非利加已经得意了100多年，而且新来的征服者颁布法律，禁止阿里乌斯教派对儿童施行洗礼，停止所有的礼拜仪式，使他们更是怒不可遏。贝利萨留挑选了一批汪达尔人，让他们享有在东部帝国服役的荣誉，其中大部分已忘记了自己的家园和宗教。这些人中有一批约400多人，等看到莱斯波斯岛时，竟然命令水手转头回航，从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溜过，抵达阿非利加一处沙漠的海岸，在奥拉修斯山上大胆树起独立和叛变的旗帜。行省的部队拒绝接受上官的命令，这时所罗门已得到充分授权接替贝利萨留的职位，迦太基酝酿阴谋活动要取他性命。虔诚的阿里乌斯教派决定在复活节可怕的秘密仪式中，将这个暴君当成牺牲品奉献在神坛前。暗杀者的畏惧或悔悟使行刺的企图落空，然而所罗门的忍辱反而激起军队的不满。
过了10天，赛车场引发极为狂暴的动乱，在10年内使阿非利加成为一片赤土(535—545 A.D.)。城市遭到抢劫，居民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只有黑夜、睡眠和酒醉才会暂停这些可怕的行为。总督带着7个同伴包括历史学家普罗科皮乌斯在内，逃到西西里。三分之二的军队涉及谋叛的罪行，8000名起事人员在布拉的原野聚集，选出斯托扎成为首领。他是一名普通的低阶士兵，却具有成为叛徒的极佳才华和能力。斯托扎用争取自由作为口号，雄辩的言辞可以领导或至少推动这群伙伴的热情。他把自己提升到与贝利萨留和皇帝的侄子同样的地位，也敢与他们在战场一争高下。就是胜利的将领也认为斯托扎是值得钦佩的对手，他应该拥有更高尚的目标和更合法的指挥权力。虽然在战场吃了败仗，斯托扎还是很巧妙地运用谈判技术。使得一支罗马军队受到引诱而背弃忠诚的誓言。多名部队首长相信他那无法兑现的承诺，结果在努米底亚的教堂被他下令谋杀。无论是真刀真枪的接战还是运用奸诈的计谋，当所有的伎俩都用尽后，斯托扎带着负隅顽抗的汪达尔人，退到毛里塔尼亚的旷野，娶一位蛮族国君的女儿为妻，散播他已逝世的消息好逃避敌人的搜捕。
凭着贝利萨留的威望，日耳曼努斯身为皇帝侄儿的地位、精力和性格，以及宦官所罗门第二次任职的热诚和成就，恢复了军营朴实祥和的风气，维持着阿非利加暂时的平静。然而拜占庭宫廷的恶行使遥远的行省身受切肤之痛，部队抱怨无法领到薪饷也不能退伍除役。等到社会的动乱酝酿到达成熟的阶段，斯托扎率领军队出现在迦太基的城门前。他在单人战斗中受创落马，得知自己的长矛已经插进对手的心脏，强忍着痛苦含笑而逝。
像斯托扎这样一步登天的例子告诉世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只要掌握机会，也可以成为国王，这鼓励了有雄心壮志的贡萨里斯积极效法。他与摩尔人签订私下的协定，蛮族的援助虽危险，但是如果他能登上迦太基的帝座，就愿意与他们平分阿非利加的疆域。生性软弱的阿雷宾杜斯不谙和平与战争的事务，只因娶了查士丁尼的侄女，被授予阿非利加太守的重任。他在突然发生的叛变中被卫队制服，苦苦哀求饶恕他的性命，这只会激起冷酷暴君的轻视，无法让他产生恻隐之心。统治30天以后，贡萨里斯在宴会中被阿尔塔班刺死。说起来是件很奇特的事，出身阿萨息斯王室的亚美尼亚君主，竟然在迦太基重建罗马帝国的权势。布鲁图斯拔剑夺去恺撒性命的阴谋事件，在后人眼中被认为极其重大，非得探索查明所有的情节不可；但是像这种出身皇室身为叛徒的凶手，无论是犯下罪行还是建立功勋，只有普罗科皮乌斯的同时代人士感兴趣而已。他们抱着希望、恐惧、友情和憎恨的心理，被卷入阿非利加的变革中。
整个阿非利加的国土很快陷入蛮族横行的状况，腓尼基的殖民地和罗马的法律过去曾提升这片土地的地位。内部动乱的每个阶段，都显示出野蛮族群对抗文明社会获得的可悲的胜利。摩尔人虽然不知公正为何物，却无法忍受压迫，他们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不受国界和疆域的限制，使征服者的军队无用武之地，也能逃避强加在身上的锁链。同时从经验得知，就是誓言和义务也无法保证他们归顺以后的忠诚。奥拉斯山的胜利使他们极为恐惧，却也只能保证他们短时期内的降服，要是他们尊敬所罗门的统治风格，就更为痛恨和藐视他两位侄子的傲慢和奢侈。居鲁士和塞尔吉乌斯分别负责的黎波里和彭塔波里斯行省，身为宦官的叔父发布这种任命，极为草率和不智。一个摩尔人部族扎营在利普提斯的城外，再度向罗马人效忠，从总督那里接受惯常赐给的礼物。80人组成的代表团被当作朋友接到城内，被怀疑在暗中进行阴谋活动，全部在塞尔吉乌斯的宴会中被屠杀。起兵和复仇的呼声在阿特拉斯山的谷地之间回响，从瑟尔特斯河的两岸一直蔓延到大西洋的海边。
安塔拉斯的兄弟受到不公正的谋害，因此把罗马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当年他击败汪达尔人，立下汗马功劳，赢得英勇无敌的名声，为人公平正直，行事谨慎细心，在摩尔人当中更显得突出。他将阿德鲁梅图姆摧毁成一片焦土，等于是向皇帝提出警告，要想阿非利加获得和平，必须召回所罗门和他一无是处的侄儿。太守率领军队从迦太基出兵，在距离迦太基6天行程的地方，也就是特贝斯特邻近地区，蛮族的优势兵力和凶狠气焰使他大吃一惊，于是他提出签订条约的建议，恳求双方重新修好，愿意立下最庄严的誓言，保证自己的言行要受条文的约束。气愤的摩尔人打断来使的话说道：
他会受哪些誓言的约束？难道以前不是拿出基督徒的《圣经》，对着福音书来发誓？他的侄儿塞尔吉乌斯拿这本书作为诚信的保证，发誓要保护我们80个不幸和无辜同胞的安全。在我们再次信任他们之前，必须让我们知道犯了伪证罪会受什么惩处，让他们能替自己的荣誉辩护。
罗马人的荣誉在特贝斯特的战场受到考验，所罗门阵亡，他的部队全军覆没。新到达的援军和更为优秀的将领立刻制止了摩尔人的猖獗，在同一场战争中他们有17个王侯被杀，所有的部族只得暂时归顺。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张灯结彩，大事庆祝。连年的入侵行动使阿非利加的行省面积缩小，只有意大利的三分之一，然而罗马皇帝对迦太基以及富裕的地中海海岸，还能继续统治100多年。然而查士丁尼的胜利或是失败同样有害于人类，使得阿非利加变成人烟绝迹的荒漠。一个外乡人在很多地区漫游整日，也见不到一个朋友或敌人的面孔。汪达尔人整个民族都已消失，他们的武士总数一度到达16万人，还不包括儿童、妇女和奴隶。即使是被残酷战争所绝灭的摩尔人家族数量，都远远超过他们。罗马人和盟友也要自食恶果，难逃命运的报复，因当地的气候、相互的斗争和蛮族的蹂躏而死亡狼藉。当普罗科皮乌斯首次登陆时，对于城市和乡村稠密的人烟、商业和农耕的兴旺，感到惊讶赞叹。不到20年的时间，一片繁荣的景象变得满目凄凉，富有的市民都逃到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根据普罗科皮乌斯的《秘史》记载，在战争和查士丁尼皇帝的统治下，有500万阿非利加人丧生。
拜占庭宫廷的猜忌阻碍了贝利萨留完成征服意大利的伟业，出乎意料的调离使哥特人恢复士气，蛮族钦佩他用兵的天分和指挥的才能，甚至是他那值得赞许的忠诚，即使他为此欺骗、拒绝了他们。哥特人已丧失他们的国王(这种损失不值一提)、首都、财富、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的行省，以及20万兵强马壮的蛮族部队。然而并不是全部都损失得一干二净，帕维亚还有1000名哥特人驻守，他们为荣誉的信念、对自由的热爱和祖先伟大的事迹所激励。大家一致同意将最高指挥权授予勇敢的乌莱阿斯，他的叔父维提吉斯使他感到羞辱，因此加以婉拒，要大家拥护希底巴尔德。
希底巴尔德的优势在于西班牙国君特德斯是他的亲戚，也许西班牙国君会为共同的利益支持哥特民族。希底巴尔德领军在利古里亚和维尼提亚获得胜利，似乎证明大家的选择非常正确，但是他很快向世人宣布，无法宽恕或接受曾经支持他的恩主。乌莱阿斯的妻子美貌、富有而且骄傲，使得希底巴尔德的配偶受到很深的伤害。乌莱阿斯这位以德服人的爱国者被杀，激起酷爱自由民族的公愤。有名大胆的凶手执行了大家的判决，在宴会里将希底巴尔德的头砍了下来。鲁吉安人是一支外来的部族，僭占选举国王的特权。托提拉是已故国王希底巴尔德的侄儿，为了报复，他想带着特雷维戈的守备部队投奔罗马人的阵营。不过这位作战骁勇而又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很容易听进众人的劝告，与其为查士丁尼效命，不如登上哥特人的王座。他很快将帕维亚皇宫的鲁吉安人篡夺者清除干净，校阅哥特民族那支5000名士兵的部队，积极开展光复意大利王国的工作。
贝利萨留的继任者是11位阶级相同的将领，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粉碎实力衰弱而又分崩离析的哥特人。等他们听到托提拉的进军以及查士丁尼的谴责，才惊醒过来采取行动(541—544 A.D.)。维罗纳的城门在暗中为阿尔塔巴祖斯打开，他率领100名波斯骑兵为帝国效劳，哥特人看大势不好，赶快逃离城市，在距离城市60弗隆的地方，罗马的将领停止追击，要分配战利品。就在他们争吵时，敌人才发现胜利者的真正人数，波斯人很快被制服，阿尔塔巴祖斯跳过城墙才逃得性命，但是没过几天，在一场单独的搦战中，被一名蛮族用长矛戳死。靠近法恩扎在佛罗伦萨地区的穆格罗山，2万名罗马人迎战托提拉的大军。自由人内心充满了激情，要用奋战来恢复自己的国土，对抗萎靡不振的佣兵部队，后者缺乏勇气和纪律，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在第一次的攻击中，他们就丢掉了连队标志和兵器，用敏捷的速度四散逃走，虽然增加了战败的羞辱，倒是减少了失利的损伤。哥特国王不齿于敌军的自私卑鄙，为了获得荣誉和胜利，发起迅速的追击。托提拉渡过波河，穿越亚平宁山脉，暂时放弃夺取拉文纳、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企图，通过意大利的腹地向南进军，展开对那不勒斯的围攻，或说是封锁。
罗马将领龟缩在城市中，不敢迎战，相互诿罪，彼此攻讦不息。皇帝对于意大利征战的困境和危险起了警惕之心，派遣战船组成的舰队增援那不勒斯，还有一部分色雷斯和亚美尼亚的士兵。他们在西西里登陆，当地奉上储存丰富的粮食。新任指挥官是一名不谙战阵的文官，他的迟疑延长了被围城市的痛苦。他提供救援物资时既怯懦又缓慢，物资不断受到托提拉配置在那不勒斯湾的战船的拦截，全部落在哥特人手中。派来的最高官员被绳索绑住颈脖，牵到城墙下，用战栗的声音向着城里喊话，要求市民像他一样恳请征服者大发慈悲。市民提出条件要先签订停战协定，如果在30天之内他们得不到解救，愿意开城投降。这名胆大包天的蛮族不仅答应要求，而且将1个月的期限延长到3个月，预判到达期限前就会出现饥馑，也会逼得他们屈服。等到那不勒斯和库米不战输诚以后，卢卡尼亚、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这些行省，对于哥特国王的招降全部望风归顺。托提拉率领部队向罗马进军，在距离首都约20英里的蒂沃尔扎营，对元老院和人民提出温和的劝诫，要他们比较哥特人统治下的福祉与希腊人的暴政。
托提拉能够迅速获得成功，部分归因于三年革命所产生的经验，使意大利人在情绪上发生很大的改变。罗马教皇是他们精神上的教父，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指使下，至少也是奉皇帝的名义，被从教堂里拖走，放逐到与世隔绝的小岛，活活饿死或者是遭到谋杀。品德高尚的贝利萨留被11位军事首长取代，他们各有不同的缺失和恶行，分别驻守在罗马、拉文纳、佛罗伦萨、佩鲁贾、斯波莱托等地，滥用权势纵情于女色或贪婪。亚历山大受领任务要改善税收的状况，他是个行事狡猾的政客，长期在拜占庭宫廷欺诈和高压的环境中，与那批同流合污的廷臣沆瀣一气，获得“搞钱高手”的名声，意指他有特别的手法，可以减少金币的成色而不会损及外观。他对意大利人的财产加重估值，根本不想恢复他们的和平及产业。他杀鸡取卵的做法无论就目前还是未来而言都是为了满足贪婪的需要。那些在哥特王国统治下涉及公家经费的收入和开支，现在他们的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严苛的迫害，比起上述情况更为可恨。凡是逃过这些烦恼的查士丁尼的臣民，都被迫维持军队的需要，而且毫无规则可循。军队成为亚历山大欺骗和藐视的对象，部队经常急着出去搜寻财物或给养，使得地区的居民等待或恳求蛮族的救助。
托提拉的性格纯朴而且善于自我节制，为人讲求诚信和仁义，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都不会说谎欺骗。哥特国王对意大利的农夫发出欢迎归来的呼声，他们可以享受勤劳的成果，只要支付正常的税收，在作战英勇和纪律严明的军队保护下，就能够安居乐业，免于战祸的危害。他不断攻取坚固的市镇，只要这些地方落到他的手中，立刻就将所有的堡垒工事拆除，避免民众在未来受到围攻的灾难，更不让罗马人运用防御作战的技术。而且，这两个民族要解决长久以来的争端，应该堂堂正正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罗马的战俘和逃兵受到感召，投入他的麾下，为慷慨好客而又温文有礼的敌人服务。奴隶获得坚定而诚信的保证，绝不将他们交给原来的主人，使得他们愿意为他效命。帕维亚的1000名武士虽然还自称为哥特人，但在托提拉的营地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他诚挚履行双方签订的条款，不会运用含糊的解释或无法预料的事件作为借口，谋求或接受任何阴险和邪恶的私利。他答应让那不勒斯的守备部队通过海运撤离，等到顽强的顶头风使船只无法出航，就很大方地供应所需的马匹、粮食，授予前往罗马城的安全通行权利。他在袭击坎帕尼亚的庄园时，俘虏了元老院议员的妻子，全部不要赎金归还给她们的丈夫。凡是侵犯妇女的贞操，一律处死，绝不宽恕。征服者指派一位仁慈而又亲切的医生，对饱受饥馑所苦的那不勒斯人，负责定出合理的规定，供应所需的粮食。托提拉的德性无论从真正的政策、宗教的原则还是人性的本能而论，都值得后人赞誉。他经常对部队训话，不变的主题是谈到国家的败亡与罪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军队讲究道德和纪律就会获得胜利的果实，无论是王子还是平民，都应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
贝利萨留回到意大利拯救他所征服的国家，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很热情地在后推动，等于把哥特战争的责任，用信任或放逐的方式，强加在久经兵戎的主将身上。他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是英雄，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就成了奴隶，只有勉强接受这令人痛苦的任务，赔上自己的名声去补救后任的错误。罗马人在海洋可以通行无阻，船只和士兵都在萨洛纳集结，此地靠近戴克里先的宫殿。他在伊斯特里亚的波拉让部队休息后举行阅兵，绕过亚得里亚海的尽头，进入拉文纳的港口，他对属下的城市颁布命令，不准备供应所需的补给品。贝利萨留用皇帝的名义对哥特人和罗马人发表公开的演讲，说查士丁尼听到了意大利臣民的祈求，已经暂停对波斯的征战行动。他轻描淡写提到最近发生灾难的原因及始作俑者，尽力使大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不要认为会受到惩罚而感到畏惧，要对未来会受到赦免而怀抱希望。他竭尽一切能力使统治下的军民团结起来，本着共同的利益和情感结成坚固的联盟。他特别提到他的主人查士丁尼愿意原谅臣民的过失，奖励他们正确的行为，受骗的同胞被篡夺者的花言巧语引诱，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同胞走上正道。虽然他表达出热烈的期许，不过并未达成预想的效果，没有一个人背弃哥特人的阵营。
贝利萨留很快发现，他的话根本是在对牛弹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年轻蛮族充满荣耀的身影。贝利萨留的信函鲜明而真实地呈现出高贵心灵面临灾祸的反应。
尊贵的君王：
我们已经抵达意大利，缺乏一切所需的战争工具，包括人员、马匹、武器和钱财。部队绕路经过色雷斯和伊利里亚的村庄，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才征集到4000名新兵，他们身无长物，不知道如何运用武器，也没有经历过军营的生活。原来配置在各行省的士兵，全都感到不满，心怀恐惧而且士气沮丧，他们只要听到敌军的消息，就会骑上自己的马匹，把武器抛在地上赶紧逃走。自从意大利落在蛮族手中，已经无法征税，没有钱支付士兵的薪饷，将领不仅丧失了指挥的权利，连谴责和训诫的职责都全被剥夺。陛下，你的部队大部分都已投向哥特人的阵营，这完全是事实。要是战争全靠贝利萨留一个人，那么你的愿望已经达成，我已经抵达意大利。但是如果你想展开征服的行动，准备的工作离需要的还差得太远。将领没有武力做后盾，一切的虚名都不足恃。目前的权宜之计是先恢复老兵的服役和个人的卫队，在我率领部队进入战场之前，必须获得相当数量的轻装和重装部队。另外，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收买匈奴人的骑兵前来效命，这是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条件。
贝利萨留从拉文纳派出深获信任的军官，前去催促和引导援军，但是送去的信息没人理会。信差在君士坦丁堡缔结有利的婚姻，把这件事也耽误下来。延迟和失望耗尽了他的耐性，罗马的主将再次渡过亚得里亚海，期望从帝国的臣民和盟友中慢慢集结的部队，能够先行抵达狄拉奇乌姆。他的实力还不足以解救罗马，现在罗马还陷于哥特国王的围攻之中。从阿庇安大道走需要40天的行军，一路上到处满布蛮族。谨慎的贝利萨留不愿接受这样的挑战，情愿采取安全而迅速的海上路线，从伊庇鲁斯海岸到台伯河口只有5天的航程。
托提拉运用武力或通过缔结条约，得到意大利中部行省各次要城镇以后，并不想攻击古老的都城，而是用包围或饥饿的方式使其屈服(公元546年5月)。贝萨斯的贪财好货使罗马受到折磨，他的英勇作战却使首都获得保卫。这位出身行伍的军事首长有哥特人血统，将3000兵力的守备部队部署在古老的城墙之上，率领他们防守范围广大的城区。民众的灾难使他可以借机敛财，暗中为延续的围城作战感到喜不自胜，原来在他手里的谷仓已经获得补充。乐善好施的教皇维吉利乌斯，花钱购买并且运来大批西西里的粮食。然而逃避蛮族的船只被贪婪的总督扣留，他把数量不足的给养发给士兵，剩余的谷物卖给有钱的罗马人。1个梅丁鲁或五分之一夸脱的小麦可以换7个金币，1头牛要50个金币，这种价格不仅少见，也要看机会才买得到手。等到饥馑开始，极度荒谬的粮价随之上涨，佣兵的配给量受到剥削，减少到难以维持活命的程度。有一种毫无滋味而且不卫生的稀粥，麸皮的数量是面粉的3倍，用来满足穷人饥饿的胃口。情况很快恶化到食用死去的马匹、狗、猫和老鼠，民众急着到处去拔食青草，甚至寻找生长在城市废墟里的荨麻。
一大群苍白而憔悴的幽灵，身体显示出病痛和疲乏，内心充满挫折和绝望，包围总督府邸，七嘴八舌地争吵。他们认为主人的责任是要维持奴隶的生存，非常谦卑地提出请求，供应他们所需的食物，或是让他们逃走，再不然立刻将他们处死。贝萨斯带着冷酷的平静态度回答，他没有能力供应所需的粮食，让他们离开会不安全，而且杀害皇帝的臣民是违法行为。然而一个平民做出榜样让同胞知道，就是暴君也无法阻止赴死的特权。5个小孩发出刺耳的哭声，饿得向父亲要面包，这个父亲绝望之余，带他们走向台伯河上的一座桥梁，他用手掩面，当着家人和罗马的民众，一头跳进急流之中。富有和怯懦的人只要肯出钱，贝萨斯就让他们离去。绝大部分的逃难人员都在公路上丧生，或是被蛮族四处剽掠的队伍拦截。在这个时候，富于心机的总督为了平息大家的不满，激起罗马人的希望，传出援军即将到来的含糊信息，说是东方边区的舰队和军队正在兼程赶路。他们获得更加安心的保证，贝利萨留已经在港口登陆，只是没有提到兵力的数量。他们相信这位被全民依赖的伟大救星靠着仁慈、勇气和用兵的技巧，会将大家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托提拉有先见之明，设置的障碍可以用来对付所向无敌的对手。在离城市90弗隆，河道最狭窄的地方，他用坚硬的巨大木材在两岸之间建造了一座桥梁，两端分别竖起高耸的木塔，配置最勇敢的哥特人在上面防卫，储存大量投射武器和攻击的器具。一根结实的铁链用来掩护桥梁和木塔的接近路线，铁链的两头安置在台伯河的两岸，派出大批经过挑选的弓箭手担任守备的任务。克服障碍和解救首都的冒险行动，展现出贝利萨留临阵勇敢和指挥卓越的光辉战绩。他的骑兵从港口沿着大道前进，主要是吸引敌人的注意，逼使他们采取对抗的行动。步兵和粮食装载在200艘大船上，每艘船用厚木板建造很高的防壁加以保护，上面开射孔可以发射箭矢。最前面将两艘大型船只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漂浮的堡垒，用来对付桥梁的高塔，船里装着硫磺和沥青这些纵火材料，整个船队由将领亲自指挥，靠着划桨对抗河道的水流，很辛劳地向前运动。铁链被砍断掉进水里，防守两岸的敌人不是被杀死就是被赶走。这条火船撞到主要的障碍物，立即与桥梁纠缠在一起，一座木塔连同200名哥特人全部葬身火焰之中，攻击者发出胜利的欢呼。要不是贝利萨留手下的军官发生错误，造成他的用兵失利，罗马就会获得拯救。
他事先将命令送达贝萨斯，要求他及时从城内出击，配合整个作战行动，并对部将艾萨克下达严格的命令，令其固守港口不得有误。等到年轻而热情的艾萨克陷于优势敌军的包围之下，贝萨斯因为贪婪之心不愿出动，战败谣言经过夸大传入贝利萨留的耳中，他变得踌躇不前。在他的一生之中，只有这种特殊的时刻才会显示出惊讶和困惑的情绪，不得已发出撤退的信号，以拯救他的妻子安东妮娜、钱库以及图斯坎海岸仅有的港口。他的心情极为苦恼，身体受到影响，得了致命的热病，留下毫无保护的罗马，未来的命运只得任由托提拉去处置。持续的敌对行动更加激起民族之间的仇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受到羞辱，全部被驱出罗马；副主教贝拉基乌斯出任使臣前往哥特人营地，结果无功而返；一位西西里的主教担任教皇的特使或是教廷大使，为了服务教会和国家说谎，竟被砍断双手。
饥饿使罗马的守备部队体力衰退，纪律松弛，濒临死亡的民众也无法给予有效的协助，总督沉溺在毫无人性的贪婪之中，终于降低了全神贯注的警觉之心。4名伊索里亚的伍长，趁着同伴熟睡而且军官不在之际，用绳索从城墙上垂到城外，向哥特国王献策，愿意引导部队进城。他们的提议没有受到重视，而且让哥特人感到怀疑。他们安全回到城内，后来又试了两次，地点经过哥特人的检查，完全了解了秘密策应的过程，只是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等到托提拉同意发起突袭，这几名伊索里亚人打开阿辛纳里亚门，让哥特人进入城里(公元546年12月17日)。一直等到天色大亮，哥特人停下来排列成作战队形，害怕被出卖而中了埋伏，但是贝萨斯的部队连同他们的领袖已经逃走。蛮族请求国王发起追击，不让敌手安全退却，托提拉很审慎地回答“围城必阙，穷寇莫追”。历史学家提到，德西乌斯、巴西利乌斯几位大公仍旧保有马匹，就陪伴总督一同逃走；他们的兄弟像是奥利布里乌斯、奥列斯特和马克西穆斯，就在圣彼得大教堂寻找庇护。
历史学家断言只有500人留在首都，使人怀疑他的叙述或是记载是否正确。天亮以后证实哥特人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的国君非常虔诚地参拜使徒彼得的墓地，只是他在圣坛祈祷时，有25个士兵和60个市民被杀死在大教堂的前庭。副主教贝拉基乌斯手里拿着福音书站在他的面前：“啊！主上！请赦免你的仆人。”托提拉带着侮辱的笑容说道：“贝拉基乌斯，高傲的你怎么也会俯首讨饶？”审慎的副主教回答道：“我本来就是恳求者。上帝已使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既然我们是你的子民，就有资格请你大发慈悲。”在他谦卑的祈求之下，罗马人的性命得到宽恕，处女和贵妇人的贞操也得到保护，免于受到性欲高涨的士兵无礼的侵犯。但是他们得到许诺，可以自由劫掠皇家宝库中保存的最有价值的财宝。元老院议员的房屋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贪婪的贝萨斯犯下滔天大罪所积聚的财物，使征服者可以不劳而获。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变迁中，罗马执政官的儿女饱尝过去他们鄙视或逃过的不幸，他们穿着褴褛的衣服在城市的街道上流浪，在他们继承的府邸前乞讨面包，有时还得不到一点残羹。鲁斯蒂辛娜是叙马库斯的女儿，也是波伊西乌斯的孀妇，拿出家财来施舍，减轻饥馑的灾害。有人传言她鼓动民众将伟大君主狄奥多里克的雕像推倒在地，蛮族大为愤怒。要不是托提拉尊敬她的出身、德性甚至报复的虔诚动机，这位年高德劭贵妇的性命就会成为纪念哥特君王的牺牲品。
托提拉在次日发表了两场演说，用来恭贺和规劝胜利的哥特人，谴责元老院像最低贱的奴隶，充满伪证、愚蠢和忘恩负义的行为。他提出严正的声明，要剥夺他们的产业和荣誉，赐予同生死共患难的军中伙伴。然而他愿意饶恕他们的叛变，元老院的议员为了回报他的仁慈，对于意大利行省的佃户和家臣发出信函，命令他们背弃希腊人的旗帜，在和平的环境里耕种他们的田地，向他们的主人学习，尽自己的责任服从哥特统治者。城市的顽抗使他的胜利拖延甚久，为此他表现出冷酷无情的决心，下达命令将三分之一的城墙在不同的地段加以拆除，纵火或使用器具准备摧毁或推平古代最庄严的建筑和工程，罗马将从坚固的城堡变成放牧的草地。这样致命的敕令使全世界震惊，贝利萨留提出立场坚定和语气温和的抗议，使得破坏工作的执行暂时停止。他对蛮族提出警告，这些古代的纪念物使死者感到光荣，生者获得喜悦，毁弃只能玷污自己的声名。托提拉被敌人的劝告所说服，保存罗马可以成为王国的装饰，或成为和平与复交的最佳保证。他向贝利萨留的使者表示宽恕整个城市的意图的同时，将一支部队配置在离城120弗隆的地方，用来监视罗马主将的行动。他带着剩余的军队向着卢卡尼亚和阿普利亚进军，占领伽尔甘努斯山的山顶，汉尼拔过去在这里建立过一个营地。元老院的议员被拖着跟随队列行进，后来被监禁在坎帕尼亚的堡垒，市民带着妻儿子女被流放分散到各地。在40天的时间之内，遭到抛弃的罗马变成一座死城。
罗马很快在一次作战行动中被光复(公元547年2月)，要是从这件事的结局来看，一般人会批评贝利萨留是仓促行事或英雄主义。等到托提拉离开以后，罗马的主将率领1000名骑兵从海港出发，消灭阻挡他前进的敌军，带着怜悯和尊敬的心情访问已成鬼域的永恒之城，决定要维持这一在世人眼里重要的据点。他把旗帜竖立在卡庇多的神殿，集结麾下绝大部分的军队，用热爱家园的情感和获得食物的希望，召唤原来古老的居民。他第二次将罗马城的钥匙呈献给查士丁尼皇帝。他加强各项工作：已经被哥特人拆除的城墙，用简陋和不同的材料赶紧修复；填平的壕沟重新被挖开；在大道上面遍撒铁钉，用来戳伤马匹的足部；新的城门无法尽快获得，配置最英勇的士兵构成斯巴达式的防壁，来保障进出通道的安全。等到25天的期限过去，托提拉从阿普利亚以急行军回师罗马，报复他所受的伤害和羞辱。贝利萨留已预料到他会到达。哥特人发起三次全面攻击都被驱退，损失了一批部队的精英分子，皇家的标志几乎落到敌人的手中，托提拉如雷贯耳的名声连同军队的运道，全都居于下风。无论罗马的主将能施展多大的本领和勇气，还是敌不过查士丁尼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决心。虽然查士丁尼在开始时野心勃勃，最后还是要放弃。像这样一位怠惰而又无能的君王，藐视他的敌人，忌恨他的奴仆，延长了意大利的灾祸。
经过很长一段平静期，贝利萨留奉命在罗马留下足够的守备部队，自己率军前往卢卡尼亚行省，当地居民受到正统教会宗教狂热的煽动，已挣脱阿里乌斯教派征服者所强加在身上的枷锁。在这场不够光彩的战事中，对付蛮族所向无敌的英雄，竟然因手下军官的延迟、抗命和怯懦大败而逃。他在克罗托纳的冬营中休养生息，为了确保安全，卢卡尼亚山地的两条通路都派骑兵把守。不知是发生叛逆还是实力薄弱，哥特人急速进军毫无阻挡，几乎使贝利萨留没有时间逃到西西里海岸。之后，他终于集结起一支舰队和军队用来解救罗萨诺，这个坚强的城堡离西巴里斯的废墟有60个弗隆，卢卡尼亚的贵族以此地为庇护所。在第一次的攻击行动中，罗马部队为一场暴风雨所驱退。第二次他们再接近海岸，但是看到小山上满布弓箭手，登陆的地点有成列的长矛在严密防守，哥特国王急着要展开会战，意大利的征服者发出退兵的信号，继续处于落魄、羞辱和消极的境地。这时安东妮娜已被派到君士坦丁堡恳求援军，等到皇后死后，才获得允许让他回师意大利。
贝利萨留最后五次战役可以减轻竞争对手的妒恨，过去他那万丈光芒的荣誉不仅眩人眼目，连带也伤害到了别人的利益。他现在非但没有从哥特人的手里拯救意大利，反而像丧家之犬在海岸一带徘徊不去，既不敢向着内陆进军，也不接受托提拉一再气势凌人的挑战。然而还是有极少数人能够就事论事，如果拿执行任务的工具来比较，认为与他运道极盛时期相比，也就是当他将两位被俘的国王送到查士丁尼宝座的前面时相比，这时候的他更能被称为登峰造极的兵学大师。贝利萨留的骁勇从未因年老而衰退，获得的经验使他的智慧更加成熟，但是至高的美德无论是仁慈还是公正，有时都会屈服于艰困的现实。皇帝的吝啬或穷困迫得他偏离正道，当初他就是用宽和的施政取得意大利人的敬爱和信任，然而现在却因要维持战争，而使拉文纳、西西里以及帝国所有忠诚的臣民生活在高压之下。对希罗底安的起诉过于严苛，这名受到冤屈或是自觉有罪的军官就把斯波莱托拱手让给敌人。安东妮娜的贪婪主宰一切，虽然有时会为爱情而转变，但现在她却已经完全成了钱财的奴隶。贝利萨留向来非常清楚，在一个腐化和堕落的时代，财富能够支持和装饰个人的功勋。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将一部分战利品作为自己的报酬，就会玷污服务公众的荣誉。这位英雄逃过蛮族的刀剑，但是阴谋分子的匕首却在等待他的归去(公元548年9月)。
在从战争中获得财富和荣誉的这群人当中，阿塔班曾经惩罚阿非利加的暴君，现在怨恨宫廷的忘恩负义。他渴望得到皇帝的侄女普丽杰克塔，她也愿意回报拯救性命的恩人，但是虔诚的狄奥多拉认定他前次的婚姻是两人结合的障碍。高傲的普丽杰克塔身为皇室后裔，为谗言所激怒，阿塔班以献身军旅而感到自豪，证明他有能力做出大胆而血腥的行为。只有查士丁尼的死亡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阴谋分子延后了执行的时间，一直等到贝利萨留在突然的状况下被解除武装，毫无奥援只身留在君士坦丁堡才动手。想要破坏他那根深蒂固的忠诚根本毫无希望，而且他们畏惧这位老将为了报复或应该说是主持正义而登高一呼，这样一来色雷斯的军队就会惩罚这些凶手，犯罪的成果或许会全部被他安然坐享。时间的延后容易产生差错，会因良心不安而认罪。元老院谴责阿塔班和他的帮凶，极为仁慈的查士丁尼将他们软禁在皇宫中，后来又宽恕这种企图弑君篡位的重大罪行。
要是皇帝能饶恕他的仇敌，那就应该真诚拥抱一位朋友，贝利萨留把永世难忘的胜利奉献给他，在他最危险的时刻仍旧忠心耿耿。贝利萨留辛劳的戎马生活需要休息，担任东部主将和内廷伯爵的高位，就是资深的执政官和大公，对于建下盖世功勋的罗马第一名将，也很恭敬地让出较高的位阶。罗马第一名将仍旧是妻子的奴隶，等到狄奥多拉死后，对于功高震主的畏惧逐渐消失，他那种基于情感和习惯的奴性就显得不那么可耻。乔安妮娜是他们的女儿，也是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许配给女皇的外孙或是侄儿阿纳斯塔修斯，完全是善意的安排才促成这件婚事。等到狄奥多拉的权势随着死亡而消失，乔安妮娜的双亲回国以后，冷酷的母亲为了报复，不惜断送女儿的荣誉与幸福，就在教堂的婚礼等待批准时，取消了这一让安东妮娜不满的婚约。
在贝利萨留离开之前，佩鲁西亚受到围攻，只有很少几个城市深沟高垒守卫严密，能够挡住哥特军队的攻击，拉文纳、安科纳和克罗托纳仍在抗拒蛮族。托提拉要求娶法兰西国王的女儿为妻，遭到拒绝，带给他很大的刺激，说他除非得到罗马人民的承认，否则不配称为意大利的国王。3000名最勇敢的士兵留下来捍卫首都，怀疑有囤积垄断的情况，守备部队杀害总督，让一位教士当代表去向查士丁尼陈情，除非赦免他们的罪行，支付亏欠的薪饷和犒赏，否则他们会立刻接受托提拉所答应的条件。但是接替指挥的军官(他的名字叫狄奥杰尼斯)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哥特人发现征服的行动很难达成，罗马人哪怕是要忍受海港被敌军攻占，损失所有海运补给品的困境，也要坚决抵抗哥特人的入侵。要不是托提拉给予伊索里亚人丰厚的报酬，引得易收买的同胞仿效谋叛的先例，那么罗马的围攻可能已经解除。在一个黑暗的夜晚，哥特人的号手在另一边吹响号角时，他们静悄悄地打开了圣保罗门(549 A.D.)，蛮族冲进城市，逃走的守备部队到达森图姆塞利的港湾之前，已经被截断退路。有名西利西亚人的士兵名叫保罗，曾经在贝利萨留开办的班队受训，他与400名同伴退往哈德良的陵墓。他们击退了哥特人，但是感到饥饿的威胁，大家都厌恶马肉的味道，于是下定决心情愿冒死出击，背城一战。但是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逐渐屈服于对方所提出的条件，托提拉宣称只要加入他的阵营为他效命，就可以补发所欠付的金额，让他们保有自己的武器和马匹。他们的首领曾经发誓不会抛弃留在东方的妻子和小孩，托提拉毫不勉强，让他们可以光荣离开。有400多名罗马军队在教堂的圣所寻求庇护，受到仁慈的胜利者的赦免而没有遭到杀害。
托提拉不再存有摧毁罗马建筑物的念头，把它视为哥特王国的都城，保持尊敬的态度。他让元老院和人民都回到自己的家园，很慷慨地供应他们谋生的工具和器材。托提拉穿着和平时期的官服，在赛车场演出各种骑术节目，就在他使群众获得消遣和娱乐时，已准备好400条平底船装载他的部队，雷吉乌姆和他林敦这些城市都望风而降。他渡海进入西西里，夺取了这个令他最痛恨的目标，从这个岛屿拿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带走地面上所有的收成，以及无数的马匹和牛羊。撒丁尼亚和科西嘉在从命以后，能够享有意大利的待遇和运道。一支舰队有300艘战船侵袭希腊的海岸，哥特人在科尔西拉岛和古老的伊庇鲁斯地区登陆。他们抵达的最远的地方是尼科波里斯和多多纳，前者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而建立的城市，后者一度因约夫的神谕而闻名于世。托提拉每次获得胜利以后，这位见识高明的蛮族总是不忘一再向查士丁尼呼吁和平，对于从前皇帝和国王之间的和谐大加赞誉，愿意让哥特军队为帝国服务。
查士丁尼对和平的呼吁充耳不闻，但同时也完全忽略了进行中的战争，他的热情因怠惰的性格而无法坚持，使人感到失望。皇帝这种有益于国家的昏睡姿态，被维吉利乌斯教皇和塞特古斯大公唤醒。他们出现在宝座前，用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向他恳求，要重建征服和解放意大利的伟业。他在选择主将时，既展现出摇摆善变的态度，也表现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一支舰队装载着军队，发航前往救援西西里，这支军队在利贝里乌斯的指挥之下，但是考虑到年龄和经验的条件后，在抵达海岸之前阵前换将。谋逆分子阿塔班从囚犯擢升至要职，取代利贝里乌斯的位置，真心以为他会抱着感恩图报的心理，发挥骁勇善战的气概，坚定忠诚不贰的信念。贝利萨留憩息在桂冠的光辉之下，主力部队在意大利的作战，必然由皇帝的侄儿日耳曼努斯负责指挥。日耳曼努斯的位阶和功绩因宫廷的猜忌而长期受到压制，狄奥多拉甚至侵犯到他作为平民的权利，无论是他儿女的婚事还是兄弟的遗嘱，都不容他置喙。虽然他的领导不仅光明磊落而且无可指责，获得国内外一致的信任，却引起查士丁尼的不快。
日耳曼努斯的一生是绝对服从的最佳典范，他用高尚的态度和诚挚的语气，拒绝滥用他的名义和职位参与赛车场的党派之争。他那率真无邪的笑容能够缓和严肃诚恳的作风。他视钱财如粪土，尽量帮助贫穷的友人。他的英勇过去已经通过战胜多瑙河的斯拉夫人和阿非利加的叛徒而得到证明，一开始传出他的擢升就给意大利人带来无穷的希望。他曾经在私下获得保证，只要他接近战场，罗马的逃兵就会抛弃托提拉的旗帜。他第二次结婚娶了狄奥多里克的孙女马拉桑夏，使得日耳曼努斯获得哥特人的爱戴，他们不愿进军来对抗一位皇家婴儿的父亲，他的儿子是阿马拉皇族唯一幸存的后裔。皇帝调拨了一笔很丰厚的补助，将领也拿出自己的私人财富，他非常快速地完成了兵员的征召，成果超出世人的想象。皇帝同意他挑选色雷斯的骑兵分队，无论是君士坦丁堡和欧洲的老兵还是年轻人，都愿意自动前来投效。他的声望和慷慨甚至吸引了来自日耳曼腹地的蛮族的协助。罗马人向着撒尔底迦前进，斯拉夫人的军队赶快逃走，但是在他们离开以后不到两天，日耳曼努斯就因病去世，使原来的计划成为泡影。然而他给意大利战争带来振奋的士气，仍旧发挥着积极进取的作用。滨海的城市安科纳、克罗托纳和森图姆塞利抵挡住了托提拉的攻击。阿塔班的卖命效力夺回了西西里，哥特人的水师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岸附近被击败。两支舰队势均力敌，双方的兵力分别为47艘战船和50艘战船，希腊人凭着丰富的航海知识和操船技术，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船只在近战中全部纠缠在一起，在这场不幸的激战中只有12名哥特人逃走。哥特人对自己不精通的作战方式，装出并不在意的样子，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证明谚语的真实无虚：“海洋的主人将赢得陆地的疆域。”
日耳曼努斯逝世后，传来很奇特的消息，说罗马军队要交给一名宦官来指挥，听到这一消息的民族都喜笑颜开。纳尔塞斯是少数身遭不幸，却能使世人不会轻视和仇恨宦官的人，衰弱而矮小的身材掩藏着政要和武士的心胸。他在年轻时靠着织布谋生，照顾各种家务工作，服侍奢华的女性，虽然忙得毫无空闲，还是在暗中锻炼天赋的才能，保持英勇和敏捷的习性。一个无缘接触学校和军营的局外人，在皇宫里学到如何去掩饰自己、奉承上官和说服别人。等到他有机会接近皇帝，查士丁尼带着惊奇和愉悦的心情，对他的寝宫总管和财务长言听计从。纳尔塞斯曾担任多次使臣，他的才能得到发挥和改进。他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意大利，获得战争与当地状况的实际知识，竟能与贝利萨留的军事才具分庭抗礼。在他回到君士坦丁堡的12年以后，皇帝又要借重这名宦官，去完成罗马第一名将尚未完成的征战。他并没有为虚荣心理或好胜争强所眩惑，而是提出严正的要求：除非获得足够的部队，否则他不会拿自己的声望和君王的荣誉冒险去孤注一掷。查士丁尼同意了嬖幸的要求，同样的要求如果是对那位英雄人物贝利萨留则可能会加以拒绝。
哥特战争死灰复燃，准备工作不会有失帝国古老的尊严。国家金库的钥匙交到纳尔塞斯的手里，可以尽其所有来囤积军需、征召兵员、采购武器和马匹、支付积欠的薪饷、收买逃兵和难民的忠诚。日耳曼努斯的部队仍然保持完成战备的状况，驻扎在萨洛那周边地区，期待新任首长的莅临。宦官纳尔塞斯的轻财重义为世人所知，不惜花费巨款编成本国臣民和同盟国家的混合军团。伦巴第国王除了恪尽条约的义务，还全力予以支持，愿意出借2200名最勇敢的武士，连同3000名好战的随从；3000名赫鲁利人是马上战斗的骑士，听从本国酋长费勒穆什的指挥；出身贵族的阿拉图斯领导由罗马人组成的老兵队伍，采用罗马的作战方式和训练要求；达吉斯特乌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指挥匈奴人；名声显赫的科巴德是前后任波斯国王的孙儿和侄子，他戴着王室的头巾领导忠心耿耿的同胞，这些人要与君王同进退。
纳尔塞斯不但建立起权威，更受到部队的爱戴，率领一支旌旗招展的大军从菲利浦波里斯到萨洛那，再沿着亚得里亚海的东部海岸一直到意大利的边界。他的行程受到妨碍，东部无法提供能运输如此多人员和马匹的船只。在一片混乱之中，法兰克人趁机吞并了威尼提亚大部分地区，拒绝让伦巴第人的友军有自由通过的权利。特亚斯带着最精锐的哥特军队，据守维洛那这个要点，指挥官运用高明的作战技巧，使得邻近地区遍布砍倒的林木和泛滥的洪水，让罗马的军队在此地寸步难行。纳尔塞斯感到极为棘手，只有听从一位很有经验的军官的建议，罗马大军沿着海岸很审慎地前进，看上去却像是草率的行动。舰队在行军纵队的前方，不断在河流的河口处构建舟桥，像是提马弗斯河、布伦塔河、阿迪杰河和波河，全都注入亚得里亚海，然后到达北部的拉文纳。他在这座城市休息了9天，将散布在意大利的军队全部集结起来，向着里米尼进军，接受狂妄敌军的挑战。
纳尔塞斯的谨慎促使他采取迅速和果决的行动，他手上的军队是帝国最后的力量，每天的花费都是天文数字。来自各民族的部队，缺乏严格的军纪和吃苦耐劳的训练，稍有不当就会兵戎相向，甚至会倒戈对付自己的恩主。他认为托提拉也有同样的顾虑，想到这里他内心暴躁的情绪就稍稍得到缓和，但是他知道意大利的教士和人民渴望第二次的革命，他感到也怀疑很快就会有背叛的事件发生。他决定要冒险抓住机会在一天之内解决哥特王国的问题。这样一来，逼近的危险就能够激起大家效法英勇的精神，相互之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状况，难免有所忌惮，就不会产生背弃的心理。罗马的主将从拉文纳出兵，收拾里米尼的守备部队，直线前进穿过乌比诺的山岭，再度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走了9英里越过在山岩上开凿的通道。这座天险哥特人要是加以防守，对他而言真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可以阻止或延迟他的进军。哥特人在罗马附近地区集结，毫不迟疑地前进，要寻找占有优势的敌军，双方接近到距离100弗隆的地方，位于塔吉那和高卢人古代战死者墓地之间(公元552年7月)。纳尔塞斯送来傲慢的信息，传达的不是和平，而是要他投降。哥特国王的答复是情愿决一死战。使者问道：“你要哪一天开战？”托提拉的回答：“第八天。”
然而第二天的早晨纳尔塞斯就准备发动会战，想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同时也怕托提拉在耍诈。1万名赫鲁利人和伦巴第人位于中央，他们作战勇敢但忠诚可疑。两翼各有8000名罗马人，右翼有匈奴人骑兵担任警戒，左翼有1500名挑选过的骑兵负责掩护，状况紧急时可以保护友军撤退，作战有利则包围敌人的侧翼。从右翼顶端的位置，宦官骑着马沿着战线巡视部队，他的讲话和神色向他们提出保证可以获得胜利，激励皇帝的士兵要惩罚这帮犯下滔天大罪的盗贼，同时让大家看到那些黄金的链条、项圈和臂镯，都是立下战功后的奖赏。
大家从双方发生的接战中，就已经能看到成功的预兆。他们带着极为欣赏的表情看着50名勇敢的弓箭手，这些人为了控制前面的一座小山丘，已经挡住了哥特骑兵连续三次的攻击。在只有两个弓箭射程的距离内，整个早晨双方都在焦急中度过，整个战线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中，罗马人进食时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纳尔塞斯等待对方发起冲锋，托提拉拖延时间要等最后2000名哥特援军的到达。国王用毫无效果的谈判来消耗时间，同时在战线前面很狭小的空间内，向大家展示一个武士的力量和技巧。他的铠甲上镶嵌着黄金，紫色的旌旗在风中飘舞，他把长矛掷向空中，用右手接住再交给左手，从马背的后面滑下来再跨步跃上马鞍，像在骑术学校那样操控难以驾驭的骏马，施展各种步伐和旋转动作。
等到援军到达，他就退回帐幕，换上一般士兵的服装和武器，接着发出会战的信号。第一列骑兵的前进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谨慎，把第二列的步兵留在后面。他们立刻开始接战，阵线像极了一轮新月，中间突进去而两翼变得向后弯曲，这是罗马人两翼4000名弓箭手齐射产生的效果。哥特人惨重的伤亡引得罗马军阵中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哥特骑兵的勇气给自己带来灾害，逼得他们挤在一起进行强弱悬殊的战斗，只能用长矛对抗敌人，而对方却娴熟所有的战争工具。一场战果硕硕的接战激励着罗马人和盟友，纳尔塞斯很平静地观看战况的发展，并且下达必要的命令，当然也会评判他们的功劳，对最勇敢的战士给予最大的奖励。哥特骑兵在震惊之余已经阵势大乱，遭到压迫以后整个崩溃。第二线的步兵排成的阵势，无法运用枪矛来支援骑兵的攻击，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收容后退的部队，被逃走的马匹撞倒践踏而乱成一团。在塔吉那战场有6000名哥特人被杀，胜者毫无恻隐之心。
他们的君主带着5名随员，被格庇德人阿斯巴德追赶上，忠心耿耿的随员发出叫声：“不要伤害意大利的国王！”然而阿斯巴德已将长矛刺进托提拉的身体，致命的一击立刻引起忠诚哥特人的报复。他们将垂死的君王运到7英里外的一个地方，远离给他带来羞辱的战场，让他的最终时刻没有任何敌人在场。大家出于同情，把他安葬在一个草草筑成的坟墓里。罗马人对于胜利觉得美中不足，直到后来发现哥特国王的尸体，才认为大功告成。托提拉装饰着宝石的帽子以及染血的长袍被当成凯旋的信物，由专差呈送给查士丁尼。
纳尔塞斯立刻向胜利的赐予者无垢圣母，也是他的保护者呈上最虔诚的奉献。他对伦巴第人表示赞誉，给予丰硕的报酬，然后打发他们离开。这些骁勇善战的野蛮人曾把村庄化为灰烬，在圣坛前面强奸贵妇和修女，因此要派出强大的正规部队不断监视他们的撤离，阻止再度发生违犯军纪的事件。胜利的宦官继续行军通过托斯卡纳，接受哥特人的归顺，到处都能听见万民的欢呼，以及意大利人的不断抱怨，哥特人剩余的部队还有无可抗拒的实力，把罗马包围得水泄不通。环绕广大的外廓城墙，纳尔塞斯把工作分配给自己和部将，分别担任正面的攻击和牵制的佯攻，并且不动声色指出最容易接近的位置和没有守备的通道。无论是哈德良陵墓的工事堡垒还是港口，都无法阻挡征服者的前进。查士丁尼再次收到罗马城的钥匙，在他的统治期间，罗马失守和光复先后有5次之多。
罗马的得救却成为罗马人民最后的灾难，纳尔塞斯的蛮族盟友经常混淆和平与战争的特权。逃走的哥特人在绝望之余，因血腥的报复行为而获得一点安慰。出身贵族家庭的300位青年，被送过波河作为人质，托提拉的继位者毫无人性，将他们全部屠杀。从元老院的命运联想到人类的际遇无常，令人不禁潸然泪下。托提拉将元老院的议员全部放逐离开家园，有部分人员被贝利萨留的一位军官救出来，从坎帕尼亚运到西西里。有些人自认犯下大罪，不敢相信查士丁尼会法外施仁，也有些人实在太穷，没有能力购买马匹逃到海岸。他们这些同仁经过5年穷困和流放的生活，显得憔悴不堪。胜利的纳尔塞斯恢复了他们的希望，狂怒的哥特人阻止他们过早回到城市，坎帕尼亚的城堡都沾染着贵族的鲜血。过了13个世纪以后，罗慕卢斯的制度已经沦丧。即使罗马的贵族仍旧使用元老院议员的头衔，但在公共会议或宪政法则中很少能见到他们留下的痕迹。罗马元老院高高在上已有600年之久，注视着地球上的国王向他们觐见，他们将这些国王看成奴隶或是自由奴。
哥特战争仍然在进行，最勇敢的哥特族人退过波河，一致推选特阿斯接替去世的英雄，并且要为他复仇。新国王立即派遣使者恳求法兰克人的协助，即使花钱也在所不惜，为了公众的安全就将储存在帕维亚皇宫的财富，毫不珍惜地使用在这方面。哥特皇室剩余的金银被储藏在坎帕尼亚的库米，他的兄弟阿利金负责看管，但是这座经托提拉加强的坚固城堡，被纳尔塞斯的军队团团包围。哥特国王实施快速而秘密的行军，从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开往维苏威山，前去解救他的兄弟，并逃过罗马各地军事首长的监视，把营地驻扎在萨尔努斯河的岸边。这条河又称德拉科河，从努西里亚流入那不勒斯湾。河流分隔开两支军队，60天的时间被浪费在远距离的遥相对望中，没有得到任何成果。特阿斯一直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等到他的舰队失利，无法运来所需的粮食，只得放弃，开始撤离。他攀登拉克塔里亚山是不得已的穷途末路，这个地方从格伦的时代以来，因为清新的空气和营养的牛奶，而使得罗马的医生将病人送来疗养。
哥特人决心全力一搏，他们列阵下山，舍弃马匹，实施步战，为了获得自由，宁愿死于刀刃之下(公元553年3月)。国王亲自领队出战，他的右手拿着长矛，左手执巨大的圆盾，用长矛杀死前列的敌人，左手的圆盾抵挡那些想取他性命的武器。在几个钟头的战斗以后，圆盾上插着12支标枪，使得他的左手疲累不堪。可是这位英雄人物并没有退后一步，也没有停止攻击，只是大声叫唤他的随从给他换一面新的圆盾，就在这一刻侧面没有掩护，他被致命的投矢贯穿。他的阵亡是死得其所，同时也宣告哥特王国随之灭亡。他的殉难激起了战友效死的决心，他们奋战到黑夜降临大地，双方才收兵休息。等到天亮又开始战斗，哥特士兵维持绝不示弱的勇气直到第二天的黄昏，他们在夜晚休息时不仅缺乏饮水，最勇敢的战友也多已丧身。幸存的哥特人决定接受优厚的条件，这是明智的纳尔塞斯所提出的。他们可以选择住在意大利成为查士丁尼的臣民和士兵，或是带着部分家私离开去寻找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有1000名哥特人拒绝宣誓效忠或是自愿流放，他们在条约签订之前离开，很大胆地撤回帕维亚城内。
阿利金所处的地位激励他效法兄弟特阿斯的精神，而不是哀悼特阿斯的阵亡。他是体格强壮而又技术高明的射手，弯弓射出的一支箭矢可以贯穿对手的铠甲和胸膛。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卓越，防守库米抗拒罗马人的军队长达1年之久。罗马人辛勤工作，把西比尔的洞穴挖成很大的地下坑道，里面堆满易燃的材料，放火烧毁临时的支撑，库米的城墙和城门倒塌到洞穴里，然而陷落的位置成为很深而且难以通过的绝壁。阿利金处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仍然屹立不倒、绝不动摇，最后他考虑到他们的国家已经毫无希望，经过判断觉得成为纳尔塞斯的朋友，总比当法兰克人的奴隶要强，于是不得不低头降服。自从特阿斯去世后，罗马的将领分兵平服意大利的城市。卢卡在罗马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很长时间，居民一再背誓的反叛行为没有激起纳尔塞斯的怒火，更没有残杀他们交付的人质泄愤，这不仅是他的仁慈，也是一贯审慎的作风。他反而让这些人质安全离去，使得他们感恩图报，终于说服同胞放弃固执的顽抗。
在卢卡投降之前，意大利被一股新的蛮族洪流淹没。克洛维的孙子狄奥德巴尔德是一位个性软弱的青年，现在统治着奥斯特拉西亚人或被称为东部法兰克人。对于哥特使臣说得天花乱坠的承诺，他的监护人内心存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但是一个黩武好胜的民族，进取的精神远超过宫廷里怯懦的国务会议。洛泰尔和布塞林两兄弟是阿勒曼尼人的公爵，他们挺身而出，成为意大利战争的领导人物，7.5万名日耳曼人在秋天从雷提亚阿尔卑斯山进入米兰平原(公元553年8月)。罗马军队的前卫驻扎的地点靠近波河，由一位勇敢的赫鲁利人弗卡里斯负责指挥。他轻率地认为个人的英勇才是将领的职责和功绩，在沿着伊米利亚大道行军时，没有整理好队形和序列，也不重视警戒和掩护。法兰克人的伏兵突然从帕尔马的圆形剧场冲出来，他的部队遭到奇袭被击溃，领导者拒绝逃走，临终时说，纳尔塞斯的愤怒比死亡更可怕。弗卡里斯阵亡，保住性命的首长开始后撤，哥特人天生轻浮和叛逆的性格获得鼓舞，逃奔到解救者的旗帜之下。有些城市还在抗拒罗马将领的军队，允许法兰克人进入。对于蛮族大举入寇，意大利的征服者开放通道任其自由行动，他们抵达切塞纳的城下，认为哥特人的财富不能支付入侵行动，对阿利金提出谴责和威胁。
纳尔塞斯亲自率领300名骑兵从里米尼出击，靠着高明的战术和英勇的行动，歼灭2000名法兰克人，这是对他们突入边界肆意抢劫的惩罚。两兄弟在桑尼乌姆的国境线上分兵出动，布塞林在右翼可以夺取坎帕尼亚、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乌姆的战利品，洛泰尔在左翼抢劫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他们分别沿着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前进，最远抵达雷吉乌姆和奥特朗托，连意大利的顶端都包括在毁灭的路线之内。法兰克人都是基督徒和正统教会的信徒，一般他们的恶行只是单纯的抢劫和偶然的杀戮，虔诚的他们不会侵犯教堂。但阿勒曼尼人亵渎神圣的双手，不会放过一切；他们将马的头砍下来当作牺牲，奉献给森林与河流的本土神明；熔化或玷污圣器，神龛和圣坛遭到破坏，上面洒布着信徒的鲜血。布塞林受到野心的驱使，洛泰尔只是贪婪成性而已。前者渴望在他手里恢复哥特王国；后者要沿原路回去好把财富存放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方，不过答应他的兄弟会迅速增援。气候的改变和疾病的传染损耗了军队的实力，日耳曼人迷恋意大利的葡萄美酒，酗酒的习性多多少少让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民报了仇。
在春天开始时(554 A.D.)，原来防卫城市的帝国军队，现在有1.8万人在罗马附近地区集结。冬季时光没有浪费和闲置，在纳尔塞斯亲自指挥和以身作则下，他们每天反复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包括所有步兵和骑兵的项目。他们的耳朵习于服从号角的声音，配合皮瑞克舞曲的旋律练习各种步伐和旋转的动作。布塞林带着3万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从西西里海峡附近向卡普阿缓慢移动，在卡西利努姆的桥梁旁构建木塔。他的右翼获得武尔图努斯河的掩护，为了确保营地的安全，用尖锐的木桩做成防壁，四周环绕着大车，把车轮埋在土地里。他急切等待着洛泰尔率军前来援助。唉呀！真是无知！他的兄弟不会再来。首领和他的军队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地点是在贝纳库斯湖的岸边，位于特伦特和维罗纳之间。纳尔塞斯的旗帜出现在武尔图努斯河，全意大利都用焦急的眼光注视这场最后的决斗。罗马主将最显著的长处，是面对混乱和喧嚣的场面能够沉着应战。他运用巧妙的战术行动切断蛮族的补给线，使敌人丧失据有桥梁与河流的有利态势，掌握对手的状况，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时间发起作战行动。
在这个重要日子的早晨，列阵的部署已经完成，有一个仆佣因细故被主人杀死，主人是赫鲁利人的首领之一，激起纳尔塞斯主持正义的决心，他将这名罪犯召唤到自己面前，也不听其申辩，就下令执法人员将其处死。要是残酷的主人没有违犯本族的法条，这种过于武断的判决，不仅很难算是公正的行为，就当前的状况也不够谨慎。赫鲁利人感到他们的尊严受到冒犯，全部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但是罗马的主将并没有安抚赫鲁利人的愤怒，也不期望他们有所解释，只是大声地叫喊，号角已经响起，要赶快在战斗的位置上就位，否则就会失去胜利的荣誉。
他的部队展开，排布成一列很长的正面阵列，骑兵部署在两翼，中间是重装步兵，投石手和弓箭手位于后面一线。日耳曼人前进时使用三角形或楔形的攻坚纵队，他们突穿纳尔塞斯兵力薄弱的中央位置。这时纳尔塞斯带着笑容让对方陷入罗网之中，指挥两翼的骑兵逐渐转向敌军的侧背，然后从后方形成包围。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队伍由步兵组成，每个人有一支长剑和圆盾挂在身侧，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是沉重的战斧和带钩的标枪，只能在肉搏战斗和近距离作战中发挥慑人的威力。罗马弓箭手的精英骑着马，身着全副铠甲，毫无漏洞，他们绕着运转迟钝的方阵伺机进袭，运用快速的行动来弥补数量之不足，弯弓对准挤在一起的蛮族发射，这些蛮族没有穿戴胸甲和头盔，只有一件皮毛或亚麻的宽松长袍。他们现在感到踌躇不前而且惶恐不安，最后整个阵列大乱。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赫鲁利人感到荣誉还是比报复来得重要，用雷霆万钧之势冲向敌军纵队的先头。他们的首领辛巴尔(Sindbal)和哥特君王阿利金，可以获得最英勇的奖励。无畏的榜样激起胜利部队的效法，他们开始用剑和长矛去消灭敌军。
布塞林和他的大部分军队不是阵亡在战地，就是淹死在武尔图努斯河中，再不然就死在愤怒的农民手里，而且有一种很难置信的说法：只有5个阿勒曼尼人逃得性命，胜利者付出的代价是损失80名罗马人。7000名幸存的哥特人防守坎普沙城堡，一直到次年(555 A.D.)的春天为止。纳尔塞斯的信使每次宣布意大利城市的光复，无知或虚荣的希腊人都会将名字弄错。在卡西利努姆会战之后，纳尔塞斯进入首都，将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兵器和财宝展示给大家观赏，他的士兵手里拿着花环，发出赞美征服者的颂歌，罗马最后一次看到类似凯旋式的活动。
在统治60年以后，哥特人的宝座上坐着拉文纳的太守，不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他们都是罗马皇帝的代表。他们的司法裁判权很快受到抑制，只限于很狭小的一个行省。然而纳尔塞斯是第一任太守，被授予的权力也无人可与比拟，管辖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554—568 A.D.)，涵盖整个意大利王国。就像贝利萨留一样，他获得的荣誉有资格受到猜忌、诽谤和中伤，但是受宠的宦官仍然享有查士丁尼的信任。或不妨这么说，怯懦的宫廷要是做出忘恩负义的行动，胜利军队的首长有吓阻和制裁的力量。纳尔塞斯能让军队忠心听命，而不是靠着软弱而有害的姑息和放纵。过去已不堪回首，对未来又漠不关心，大家只有纵情于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意大利的城市回响着花天酒地的喧嚣声，胜利所夺取的财物和奖赏全浪费在声色之娱上，除了没有把盾牌和头盔拿来换取柔美的鲁特琴声和大桶烈酒以外，其他的一切全都花得一干二净(这是阿戈西阿斯的说法)。宦官发表义正词严的演说，有点像罗马监察官的气势，指责这些风纪荡然的恶行，会玷污军队的名声，危及社会的安全。士兵感到羞愧，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加强军队的纪律，重新整建工事碉堡，每个重要城市都设置一位公爵，负责防务和军事指挥。纳尔塞斯的督导从卡拉布里亚到阿尔卑斯山，遍及所有重大的工作和事务。
哥特民族的剩余人员已经撤离这个国家，或者与当地民众融合在一起。法兰克人对布塞林之死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也失去了奋斗的勇气，放弃了他们征服的成果。赫鲁利人首领辛巴尔的叛变被平定，执法如山的太守将他吊死在高耸的绞架上示众。
皇帝在教皇的要求之下颁布《国是诏书》，意大利受到长时期暴风雨的侵袭之后，终于可以平静下来。查士丁尼将他的法律体系引入西方的学校和法庭，同意狄奥多西及之后诸帝所核定的法案，但是在托提拉统治下，受到强迫而运作或基于畏惧而批准的行为，全部被判定为无效，遭到废止。对于人民的财产权和安全规范，国家的征税和人民的贫穷，罪犯的赦免和社会的秩序，这些必然的冲突所产生的问题，政府运用宽大而温和的政策来加以调解和抚慰。
太守坐镇在拉文纳，罗马沦为第二等的都市，然而元老院的议员感到满意，因为获准可以去巡视他们在意大利的产业，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如果想接近君王的宝座也不会受到阻止。规定度量衡这一工作被授权给教皇和元老院，律师、医生、演说家和文法学家的薪资都已律定，在古老的都城可以保存或振兴学术之光。查士丁尼可能颁布了仁慈的诏书，纳尔塞斯也可能用整建城市特别是教堂来达成他的意愿。然而国王权力的最大效果还是破坏和毁灭，20年哥特战争的成果是意大利的灾难不断和人口锐减。早在第四次战役时，在贝利萨留的纪律之下，仅是皮瑟努姆狭小的地区就有5万劳工死于饥馑。如果严格解读普罗科皮乌斯提出的证据，意大利整个的损失已超过现有居民的总和。
我只能希望而不敢断言，贝利萨留对于纳尔塞斯的胜利会感到高兴。但对他自己的功绩的深刻体会也许会让他毫无妒意地赞赏一位竞争对手的才能。年长的武士发挥处变不惊的作风，赢得最后的胜利，拯救了皇帝和首都的安全。蛮族每年都要入侵欧洲的行省，偶然遭受几次挫败难免打击士气，但还是会受到劫掠和赏赐的双重诱惑。查士丁尼统治第32个年头的冬天，多瑙河全部冻结。扎伯甘率领保加利亚人的骑兵大举出动，乌合之众的斯拉夫人也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蛮族的领袖势如破竹，越过大河与山区，部队散布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境内，不到7000人马直趋边墙，这道防线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地区。然而人为的工程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威力，最近发生的地震动摇了边墙的基础。帝国的军队被派往阿非利加、意大利和波斯遥远的边境，国内的守备部队共有7个支队，兵力增加到5500人，通常的驻地是亚洲一些平静无事的城市。但原来由英勇的亚美尼亚人担任的位置，现在用懒惰的市民取代，他们花钱买到国民应尽的义务，而又不必担心军中服役的危险。像这样的士兵很少有人会愿意离城出击，更无法说服他们随着队伍进入战场，除非这样做能够很快避开保加利亚人。逃兵的报告夸大了敌军的数量和凶狠，说他们到处强暴纯洁的处女，把初生的婴儿拿来喂狗和兀鹰。成群的农人恳求食物和保护，更增加了都城的恐慌和惊惧。扎伯甘的帐篷扎营在距离20英里外一条小河的岸边，这条河绕着梅兰西阿斯流过，最后注入普洛蓬提斯海。查士丁尼害怕得浑身战栗，有些人只见过年高体衰的皇帝，会认为他“丧失”了年轻时的敏捷与活力。对于邻近地区以及君士坦丁堡郊区的教堂，他下令搜缴所有的金银器具。城墙的防壁上用面无人色的旁观者来列阵充数，金门里面挤满一无是处的将领和护民官，元老院的议员也像民众那样劳累不堪而又肝胆俱裂。
君王和民众全部将目光投注于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兵，他曾经进军迦太基和防卫罗马，现在为了解救公众的危险又再度披挂上阵。无论是御厩、私人还是赛车场的马匹全部被匆忙集中起来，市民无分年龄全被贝利萨留的名声激起争胜的热情，他的第一个营地位于获胜敌军的当面。他的用兵极为审慎，加上友善农人的协助，先挖好堑壕筑成防壁，使部队在夜间能够安全地休息。他以无数灯火以及飞扬的尘土，来夸大自己的实力欺骗敌军。他的士兵突然从绝望之中奋起，表现出狂妄的气势，1万个声音在呼喊要求出战。这时只有贝利萨留非常清楚，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他能依靠的只有300名艰苦卓绝的资深老兵。次日早晨，保加利亚人的骑兵发起冲锋。他们听到群众的呐喊，看到对面闪亮的武器和纪律森严的列阵，两支伏兵冲出树林对他们的侧翼发起攻击，最前列的武士被这位老英雄和他的卫士砍倒在地。在罗马人接近战斗和快速追击之下，他们剽悍如风的动作完全丧失了作用。
在这次作战行动(逃走速度极快)之中，保加利亚人不过损失400人马，但是君士坦丁堡得到拯救。扎伯甘感到这位主将不好欺侮，只有撤到相当距离之外。不过他在皇帝的国务会议中还有很多朋友，何况查士丁尼出于嫉妒之心，贝利萨留只有听从命令，放弃解救国家于倒悬的责任。等他回到城市，人民认为危险并未消失，对他的凯旋发出感恩的欢呼，后来反而成为打胜仗将领的一项罪名。当他进入皇宫时，廷臣全都沉默无语，皇帝给予他冷淡的拥抱，毫无感激之意，就叫他退到臣民的队列里。然而贝利萨留的光荣战绩，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旧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使得查士丁尼在77岁的高龄，还要鼓起勇气离开首都，前往40英里以外的地方，亲自视察重新修复的边墙。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平原浪费了整个夏季，在极为仓促的状况下攻击希腊人，导致在切森尼苏斯的失利，现在一心想要求和。扎伯甘威胁要杀死俘虏，很快获得一大笔赎金，听到消息说罗马人在多瑙河建造了有两个撞头的船只，用来阻止他渡河，于是急着赶回去。危机很快被人遗忘，只留下一个不敬的问题——君主的表现究竟是明智还是软弱——用来打发市民无聊的日子。
大约在贝利萨留获得最后胜利的2年之后，皇帝为了健康、政务或是朝圣，到色雷斯旅行一趟后回来。查士丁尼感到头部疼痛，私下从郊区进城，因此传出死亡的谣言。那天还未到第三时刻，烘烤店的面包就已抢购一空，住户的大门紧闭，所有市民带着希望或恐惧，面临即将到来的骚乱。元老院的议员全都惶恐不安，在第九时刻举行会议，郡守接到指示，巡视全城各个重要的地点，向民众公开宣布皇帝的健康已经恢复。骚动平息下来，但无论发生任何意外事件，都会显现出政府的蹒跚无能和民众的派系倾轧。守备部队只要听到调防或是不发军饷就会哗变，经常发生的火灾和地震成为动乱的起因，蓝党和绿党以及正统教派和异端邪说的斗争酿成流血的惨剧。查士丁尼在波斯使臣的面前，为自己和臣民的行为感到羞愧。反复的赦免和任性的惩罚使人民忍受这位皇帝长期统治的烦扰和痛苦。
一场叛乱的阴谋正在皇宫中酝酿，我们不要因为出现马塞卢斯和塞尔吉乌斯的名字而产生误会，事实上廷臣无论贤与不肖全都涉及其中。他们已经决定举事的日期，每人都有资格参与皇家的宴会，在前厅和柱廊安排黑人奴隶，随时可以宣布暴君的死讯，趁机在首都引发一场叛变。有个同谋一时疏忽，使查士丁尼可怜的统治苟延残喘了几天。阴谋分子被查获后立即加以逮捕，他们的衣袍里都暗藏着匕首。马塞卢斯自杀而死，塞尔吉乌斯从教堂的圣所被拖走。他出于悔恨或是妄想获得一线生机，供出了贝利萨留的两名家臣。在严刑拷问之下，他们承认全听庇主在暗中的命令行事。后代子孙不会贸然相信，一位英雄人物正当盛年时，不屑于运用最好的机会满足野心和报复，却会忍受羞辱的名声去谋害君主，何况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他的手下人员心焦如焚，想赶紧逃走，但是亡命只会坐实叛乱的罪行，他叨天之幸，已享有悠长的寿命和光辉的荣誉。
贝利萨留出现在审讯团的前面(公元563年12月5日)，怀着愤怒之情而不是恐惧，在为皇帝卖命40年之后，竟在证据不足的状况下判决他的罪行，不公正的审判因教长的在场和授权获得批准。为示宽大，贝利萨留的生命得到宽恕，但财产籍没入官。从12月到次年7月，他都被当成囚犯监禁在自己的府邸里，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清白无辜，恢复了他的自由和荣誉。愤恨和悲伤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在获得释放以后过了8个月，他终于离开人世(公元565年3月13日)。贝利萨留的名声不朽，看起来凭着那么多功勋，可以当之无愧举行葬礼、竖立纪念碑和雕像，但就我所知，他的财富及从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获得的战利品，全部被皇帝夺走。不过，皇帝还留下相当多的钱财供应遗孀的生活。安东妮娜应忏悔之事不可胜数，就把余生和财产奉献给一所修道院。以上简单真实地叙述了贝利萨留的败亡没落和查士丁尼的忘恩负义。传说他被剜去双目，出于怨恨只有乞讨维生：“行行好！给贝利萨留这位将领一个大子吧！”这是后来的杜撰，可以作为人世变迁无常的活生生范例，颇能获得好评和喜爱。
皇帝要是因贝利萨留的死亡而感到欣慰，那么在他38年的统治和83年的寿命之中，也不过享受到8个月最卑鄙的乐趣而已(公元565年11月14日)。这位君主在他所处的时代并非光彩耀目的人物，要想弄清楚他的性格和为人实在很困难，但是一名仇敌的叙述，也许可以被看作他的德行最可靠的证据。有人恶意中伤，说查士丁尼肖似图密善的胸像，不过，他们倒是同样有匀称的身材、红润的气色以及和蔼的面容。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耐心受教、谈吐高雅、态度亲切的皇帝，也是一位能控制愤怒情绪的主子，这种愤怒可以在专制君王的心胸激起暴虐的行为。普罗科皮乌斯赞扬他的脾气，是为了谴责他不动声色和谋定而动的残酷。
更为坦率的批评者会认同查士丁尼的公正，称许他的宽厚，而不是借着阴谋事件对他的权威和人身加以攻击。他的纯洁和节欲的个人操守真是无人能及，他那爱美的天性比起对狄奥多拉的夫妻之情，倒是不会带来更大的遗毒；他对清淡饮食的节制出于僧侣的迷信，而不是哲学家的智慧；他的用餐时间很短而且极为节俭，在举行严肃庆典的斋戒期间，仅进饮水和蔬菜。他的精力旺盛而且充满干劲，经常连着两天两夜不进食物；他对睡眠的控制也十分严格，休息一个时辰以后就会自动醒来，开始走动或进修直到天明，使他的寝宫总管大为惊愕。这种毫不松懈的起居生活使他得到更多时间，用于寻求知识和处理政务。但过分的琐碎以及反常的勤奋，也使得政府的正常运作受到干扰，他在这方面应受到指责。
皇帝把自己看成音乐家、建筑师、诗人和哲学家，也是律师和神学家，即使调停基督教各派系的工作未获得成功，罗马法的整理汇总也使他的精神和勤勉获得最高贵的纪念碑。他在帝国的政府中不是那样的精明，也没有多大的成就。那个时代非常不幸，人民受到压迫心怀不满，狄奥多拉滥用权势，任命的大臣多是平庸贪婪之辈，使他蒙上无知人之明的讥讽。查士丁尼生前不受人民爱戴，死后无人哀悼。追求名声是深植于他内心的目标，然而贫瘠的野心只能屈从于空洞的头衔、地位和当代人士的赞扬。他努力想要获得罗马人的称颂，却丧失了他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战争的规划大胆，又能贯彻执行，他靠着惊人的洞察力从军营中拔擢贝利萨留，从皇宫里发现纳尔塞斯并加以任用，但是皇帝的名声为两位胜利的将领所掩盖。贝利萨留活得够久，使君王被斥为嫉贤妒才和忘恩负义。
人类总是偏爱征服者的天才，赞誉他领导臣民进行武力的斗争。腓力二世和查士丁尼最为人所知的特点，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喜爱战争的冷酷野心，而又要规避战阵的杀身危险。然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面的广场，有7级台阶的石座和铜柱上安放着一尊纪念物，那是一座巨大的青铜骑马雕像，皇帝穿上阿喀琉斯的服装和铠甲，表现出准备向着波斯进军的雄姿。原来放着7400磅白银铸成的狄奥多西纪念柱，被贪婪而虚荣的查士丁尼移开。后来的君王对待他的美名比较公正，也可以说是更加宽容一些。在14世纪初叶，安德洛尼库斯二世重新整修美化了他的骑马铜像，等到帝国灭亡以后，被胜利的土耳其人熔化作为炮弹。
我要用彗星、地震和瘟疫来结束这一章，过去这些灾难曾给查士丁尼时代带来惊慌和痛苦。
(一)彗星
查士丁尼在位第五年，9月里有20多天，可以看到一颗彗星出现在西部的天空，尾巴的光芒射向北方。过了8年，太阳进入摩羯座，又有一颗彗星出现在人马座附近，亮度逐渐增加，头朝东，尾部对着西方，接连有40多天清晰可见。看到的民族惊慌失措，害怕产生不好的影响带来战争和灾祸，然而这些预兆全部实现了。天文学家不明了这颗闪亮星体的性质，但是也不愿承认他们的无知，勉强解释为天空中飘浮的流星。他们之中很少人能具有塞涅卡和迦勒底人那种极为简明的概念，说它们都是运动周期更长而且运动轨道更偏的行星。
时间和科学证明罗马哲人的臆测和预言正确无误，天文学家用望远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新世界，在历史和神话的狭窄空间之内，发现同一颗彗星每575年就重访地球一次，共有7次之多。
第一次是基督纪元前1767年，与希腊古文明之父奥基吉斯是同一个时代。这次的出现可以用来解释瓦罗保存下来的传说，在奥基吉斯的统治之下，金星竟然改变了它的颜色、体积、形状和运动的行径。不论是过去还是后续的时代，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奇特的现象。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3年，金牛座第七颗星埃勒克特拉的神话故事中隐约提到，从特洛伊战争以后这星座减少到只有6颗星。达尔达努斯的妻子就是上述的山林女神，无法忍受家园的毁灭，抛弃与姐姐共舞的轨道，从黄道逃到北极，披散着长发，获得彗星的名字。
第三次出现是公元前618年即将结束之际，正好是居鲁士统治的前两代，时间与西比尔预言极为可怖的彗星相吻合，普林尼也曾提到它在西方升起。
第四次是基督出生前44年，比起以前几次更为耀目而且重要。恺撒逝世以后，年轻的屋大维为了纪念维纳斯和他的舅公而举行各种竞赛活动时，在罗马以及其他的地区都看到了这颗发亮的长发星，民间传闻说是它将独裁官的英灵送上天堂，使得这位孝顺的政治家感到极为受用，衷心表示赞许和肯定，还抱着迷信的念头，把彗星看成他那个时代的光荣。
第五次来临时间，前面提到是查士丁尼统治的第五年，也是基督纪元53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与前面那次相同，虽然相隔的时间较长，但是随着彗星的到来，太阳变得暗淡许多。
第六次的回归是在公元1106年，欧洲和中国的编年史都有记载，正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时期，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可能都怀着相同的信念，预言不信神的人会遭到毁灭。
第七次是公元1680年所发生的现象，正值启蒙时代。贝尔的学说驱除了弥尔顿的缪斯用来修饰文学的愚昧观点，弥尔顿认为彗星“用可怕的长发散布瘟疫和战争”。弗拉姆斯特德和卡西尼用奇妙的技术，观察到彗星在天空行经的轨道，伯努利、牛顿和哈雷运用数学的计算，彻底明了彗星运转的规律。
第八次将是在公元2355年，他们的计算也许会被位于西伯利亚或美洲的旷野中的未来首都的天文学家证实。
(二)地震
一颗彗星在我们所居的地球附近掠过，可能会造成损害甚或带来毁灭，但是火山和地震的作用却使地球表面一直不断产生变化。地区的土壤性质可能显示这片国土受到巨大冲击的状况，是地下火的燃烧所引起，铁和硫的结合和催化所形成，发作的时间和效果并非人类的知识所能预测。哲学家计算出可燃物质在暗中渗出的水滴，测量到地下石窟抗拒封闭气体的爆炸所增加的容积，才肯预报地震的发生时间。历史的记载并没有指出原因，而是将这种灾难事件依据发生的繁疏划分为若干时期，并且我们注意到，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地球的热力作用表现得格外强烈。每年一再发生地震，时间非常长，君士坦丁堡有次余震延续了40多天，范围非常广，震动遍及全世界的地表，至少已经涵盖整个罗马帝国。人们感觉到推撞或摇摆的运动，地面产生广阔的裂缝，庞大无比的物体被抛向天空，海洋的涨落超过正常的幅度，有一道山岭从利巴努斯撕裂开来，整个倒在浪涛之中，成为防波堤，保护腓尼基的波特里斯新港口。地震使蚁丘动摇，造成致命的打击，数以万计的昆虫随之化为灰尘。然而事实使大家不得不承认，人类一直在努力毁灭自己。巨大城市的架构将整个民族限制在城墙之内，几乎实现了卡利古拉的意愿，就是罗马人同舟一命，生死与共。
据说安条克的一次地震(公元526年5月20日)使25万人丧生，那天正好是耶稣升天节，拥入大批来客。贝里图斯的损失较小，但是影响深远(公元551年7月9日)。位于腓尼基海岸的这个城市以民法的研究知名于世，这些研究会打开了财富和地位的青云之路。贝里图斯的学院充满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很多死于地震的青年，可能是国家的酷虐之鞭或栋梁之材。建筑师在这些灾难中成为人类的仇敌。蛮族的木屋或阿拉伯人的帐篷倒塌以后，不会伤人。秘鲁人大可嘲笑西班牙征服者的愚蠢，竟然花费不计其数的财物和劳力来为自己兴建坟墓。有位大公被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砸在头上，全城民众葬身在公共和私人建筑物的废墟之中，一座大城生活和制造所需的炉火，失去控制以后蔓延开来，成为烈焰冲天的火灾。人们无法从对彼此的同情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反而痛苦地体验到不再惧怕惩罚的恶行和激情。大胆的贪婪之徒抢劫摇摇欲坠的房屋，报复行动也抓住这一最好的时机挑选合适的对象进行，杀人的凶手和强奸的暴徒正在犯罪时被大地吞噬。迷信的思想为当前的危险增加了无形的恐惧；若说是死亡的阴影偶尔会使人产生行善和忏悔之心，那么一群处于恐惧中的民众则会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以更虔诚的心情、俯伏在地乞求报复的神明停息无情的愤怒。
(三)黑死病
不论哪个时代，全都指责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渊薮和温床。在潮湿、炎热和停滞的空气里，这种阿非利加热病从腐烂的动物尸体中产生，特别是遮天掩日的蝗虫，在死后与生前一样危害人类。在查士丁尼和继承人所处的时代，致命的黑死病几乎要灭绝地球上的人类，最先出现在佩鲁西乌姆及其邻近地区(542 A.D.)，位于塞尔波尼亚沼泽和尼罗河东水道之间。从那里分为两条路线，向东经过叙利亚、波斯到印度；向西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欧洲大陆。第二年春天，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袭。
普罗科皮乌斯用医生的眼光，观察发病的进展和症状，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奋而言毫不逊色。患者宣称有时会出现精神错乱的幻觉，听到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大声威胁，或感觉到它在触摸自己，立刻成为完全绝望的牺牲者。但通常多数人在家里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发热，征候是那样的轻微，从患者的脉搏和气色无法察知即将临头的大祸。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体，特别是鼠蹊、腋下和耳后的淋巴腺的肿大，等于传出噩耗。等到横痃或肿块裂开，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质。要是继续发肿就会成为脓疮，如果还可以排除体液内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始终坚硬而又干燥，马上会形成坏疽，患者一般会在第五天去世。热病的发作通常伴随着昏睡或呓语，只要身体满布黑色的脓包或疔疮，就是即将死亡的征候；要是体质太弱无法出疹，出血后内脏会随之腐烂。怀孕的妇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却有一个婴儿活着从死去妈妈的体内被接生出来，还有三个母亲在失去染病的胎儿以后保住了性命。年轻人得病的机会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感染。不论人的地位还是职业，瘟疫一视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丧失了语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证可以获得豁免。
君士坦丁堡的医生重视医德，技术高超，但是这种疾病症状复杂，来势汹汹，使得他们无能为力。同样的治疗程序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状变化不定，根本不能诊断病人是会死亡还是康复。葬礼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乱，那些身后没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们的尸体暴露街头无人掩埋，或是留在空无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员负责收拢四处零乱堆积的死尸，从陆路或水路运往离城市很远的地点深埋起来。最邪恶的坏人看到面临的危险和悲惨的景况，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难免会产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复还是会故态复萌。普罗科皮乌斯认为有些人特别受到命运或上天的照顾，就哲学的理念来说应该反驳这种说法。难道他忘记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实上他心里也许记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饮食很清淡，生活有节制，如同苏格拉底所遭遇的状况，有更为充分的道理能够康复。在他生病期间，市民的习惯上也显示出公众的惊慌，怠惰和沮丧使东部的都城出现萧索的气象。
传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只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借着共同呼吸的空气进入肺或胃中。虽然哲学家不仅相信而且大为震惊，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为想象中的恐惧所制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时却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普罗科皮乌斯的市民同胞，获得时间短暂而且并不完整的经验，以为即使与患者亲密交谈，也不会产生传染的危险。这种信念可能支撑了很多辛劳照顾病人的朋友和医生，否则，毫无人性的审慎心理将使患者陷于孤独和绝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论产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传染病的蔓延状况更为严重。对于能使欧洲获得安全的有效预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对于罗马各行省之间频仍的自由来往，并没有加以限制。从波斯到法兰西，战争和迁移使各民族混杂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气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里历时多年，通过贸易的不当行为，被运送到遥远的地区。
按照普罗科皮乌斯的论点，瘟疫的传播方式是从海岸到内陆，最后才进入偏僻的岛屿和山区。那些逃过第一次疯狂侵袭的区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传染。风可能会散布这些细微的毒素，不过除非大气的状况适合瘟疫的留存，否则只要进入地球的寒带和温带就会自动灭绝。可能是空气的污染非常严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发，始终没有因季节的改变有所和缓或中止。最后，初期那种凶险的局面逐渐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发作，直到经历52年忧患岁月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健康，空气还原到纯净和清新的性质。没有保留任何资料和数据，可以用来计算或推测这次大灾难的丧生人数。我只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个月内，每天死亡5000人，后来又增加到1万人，东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废墟，意大利一些地区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里腐烂。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打击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数量明显减少，使他的统治大为失色，状况严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区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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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胜利所获取的虚名已成泡影，但立法者的名声却能千年万世永垂不朽。在他的统治期间和指导之下，罗马完成了最伟大的法学体系，主要包括《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 罗马人的理性被灌注到欧洲的内部体系和制度之中 ，产生深远的影响，获得独立的国家仍旧尊敬或服从查士丁尼所制定的法律。君主凭着智慧或机运，能将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与人治之道的荣誉和利益联系起来。维护开创者的基业是制定法律的第一动因，在任何时代都能产生激励的作用，使市民的工作更为热情和勤奋。他们虔诚赞扬他的德行，掩饰或否认他的过失，严厉谴责叛徒的罪恶和愚行，说叛徒竟敢冒犯紫袍的尊严。偶像崇拜的热情经常会激起带有深仇大恨的反对情绪。查士丁尼的性格对于奉承和抨击都表现出盲目的狂热情绪。还有一个行事不公正的党派(反特里波尼安分子)，拒绝承认君主以及他的官员所制定的法律的优点，更不愿意对其加以颂扬和赞许。
我在研究民法这个题材时，并没有抱着先入为主的观点，主要的着眼点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和本意，希望获得适度而有效的指导 ，然而这个范畴不知耗尽多少人的心血，浩瀚的文卷在巨大的图书馆内筑起难以越过的高墙，真是使人产生力不从心之感。要是可能的话，我想在短短一章之中，追寻罗马法从罗慕路斯到查士丁尼的发展痕迹 ，推崇这位皇帝的辛劳和功绩，停下来思索这门学科的原则，这对于社会的和平与幸福竟会如此重要，一个国家的历史以法律这一部分最具教育功能。虽然我花费心力想要写出一部没落王国的通史，却很高兴能有机会呼吸共和国纯净清新的空气。
早期的罗马政府发挥相当的政治技巧，由民选国王、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组成。最高行政首长行使战争和宗教的权利，只有他能提出法案，送交元老院进行辩论，最后由城市的30个区部 以多数决的方式给予批准或否定。罗慕路斯、努马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最古老的立法者，他们受到全民的敬仰，在罗马法的体系中各自提出特定的主张，呈三足鼎立之势。 植根于自然的习惯所衍生的婚姻关系、儿童教育和亲权建立，都出于罗慕路斯纯朴的智慧；有关民族和宗教仪式的法律来自努马的建议，是他从与山林女神伊吉丽亚 在夜间谈话中所获得的观念；公民法应归功于塞维乌斯的经验，他把市民分为七个等级 ，使权利和财产得到平衡，同时用50条新设立的规定，以确保契约得到遵守以及犯罪得到惩处。他倾向于让城邦走向民主政治，却被最后的塔昆文国王改变成没有法纪的专制政体；等到国王的职位被废除，贵族阶层又垄断了自由所带来的利益。大家憎恶并废止皇室的法律，这些神秘的遗留物很安静地保存在祭司和贵族手中，过了60年以后，罗马市民仍在抱怨，认为官员用武断的判决对他们进行控制。早年设置国王制度的城市，在实质上还是将君主与公私事务全部掺和在一起。至于古老法律体系所留存的残余资料，有些是由勤奋的古物学者编纂而成，其中有20多段使用拉丁地区佩拉斯吉的粗鲁方言。
我无须重复叙述十人委员会众所周知的故事：他们因将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刻在铜板、木板或象牙板上而知名于世。原来他们想要通过法律表现出贵族政体严苛而猜忌的精神，最后基于形势只有勉强屈从人民的需要。十二个表的内容适应城市的状况，罗马人能从文明的邻国学习和沿用他们的制度，就不再算是野蛮的民族。有一位聪明的以弗所人名叫赫摩多鲁斯，因引起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放逐，在他到达拉丁姆海岸前，已观察到人性及社会制度的各种形式。他把知识灌输给罗马的立法者，后来人们在广场上设立他的雕像，表达对他永久的怀念。
早期的城邦将铜钱作为唯一的货币，所运用的名称和币值都源于多里安人。罗马人的农业生产经常受到战争和党派倾轧的干扰，要靠坎帕尼亚和西西里的谷物来解决人民的需要。等到建立通商和贸易以后，代理人从台伯河起航前往各地，可能带着政治智慧这种更宝贵的货物一起归来。
泛希腊主义的殖民地传来并发扬光大祖国的技艺，库米、雷吉乌姆、克罗托纳、他林敦、阿格里真托和叙拉古都是当时最繁荣的城市。毕达哥拉斯的门徒拿哲学作为施政之用；沙隆达斯未用文字记载的法律，受到韵文和音乐的影响；扎琉库斯设计出洛克里亚共和国的架构，坚持不变达200年之久。同样出于民族自尊的动机，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宁愿相信，在伯里克利极为明智而光辉的统治时期，罗马曾派代表团前去访问雅典，将梭伦的法条原封不动搬到《十二铜表法》中。要是雅典真正接受“西方之国”蛮族的使者，那么罗马的名字在亚历山大统治之前就已经为希腊人所熟悉。后续的时代要是维持这种求知的精神，即使只能找出很少的证据，还是值得大力表扬。但雅典人本身并没有保存相关的资料，而且要说罗马的贵族经历长远而危险的航程，前来模仿最纯粹的民主体制，实在很难令人相信。比较梭伦和十人委员会的条文，可以发现若干地方非常类似：有些规定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合于理性，是每个社会必然产生的状况；还有一些源于埃及或腓尼基，可以证明是世代相传的共同现象。但是在公法和私法所有最主要的条文之中，罗马和雅典的立法者似乎彼此陌生，或者相互对立。
不管《十二铜表法》的渊源或优点何在，从罗马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律师都对他们的城市制度怀着盲目而偏袒的崇拜心理。西塞罗鼓励大家要多多研究，认为可以寓教于乐：“《十二铜表法》的记忆和描述，使我们对古人的言行能够心领神会，何况它还谆谆教诲政治和伦理最正确的原则。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十人委员会拟出的简短条文，比起长篇大论的希腊哲学更有价值。”西塞罗带着真正或假装出来的偏见继续说道：
这一切都要感激我们的祖先有过人的智慧，要是我们不耻下问参阅德拉古、梭伦和莱喀古士的法学体系，就会发现他们是何等粗俗而荒谬。所以只有我们才是民权的先导，我们所占的优势真是无比卓越。
《十二铜表法》要使年轻人能够背诵，老年人要多加沉思，唯有勤勉努力地学习，才能了解其内容并予以发扬光大。这些条文过去逃过高卢人的战火，继续保存到查士丁尼的时代，随后又佚失，现代学者的努力仍旧无法将其完全恢复。虽然这些古老年代的纪念品，曾被作为权利的规范和公正的基础，但是各种新法的类型和数量，已经完全超越了原有的规模，使它失去了最初能发挥的作用。经过500年的岁月，订立的新法完全变成公众的负担，比城市的邪恶更令人难以忍受。元老院和人民的法案一共有3000块铜板，全部存放在卡皮托神庙。有些法案像是防止勒索的《朱利安法》，内容超过100章。十人委员会忽略引进扎琉库斯的制裁方案，这方案使他的共和国维持长久的清廉正直。须知每一个洛克里亚人提出新法案，颈脖上就会套着绳索站在人民大会的前面，要是法案没有通过，他立刻就被吊死。
十人委员由百人连大会提名，《十二铜表法》也由百人连大会批准，富人在这方面占有优势，跟人数的多寡没有关系。第一阶级的罗马人是家财10万磅铜以上的地主，他们占有98票，剩下只有95票留给下面的六个阶级，这种按照财产多寡进行分配的方式是依据塞维乌斯的巧妙政策。护民官很快设置了更符合民意的原则，使每个市民都有制定法律的同等权利，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他们召集以区部为单位的人民大会来代替百人连大会，贵族在经过无能为力的抗争以后，接受了人民大会的敕令，他们不得不与最低贱的平民混在一起进行选举。罗马总算通过选取区部的代表，排除了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对舆论的阻碍，使人民可以大声发表意见，每个市民接受朋友和同胞的评鉴，在群众的目视耳闻之下无所遁形。对这些代表有如下要求：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要听从债权人的意愿；部从要是反对庇主的意见，应该感到羞愧；老兵必须追随他的将领；严肃的官员要能接受群众给予的教训，表现出平静的神态。采用秘密投票的新方式，等于把畏惧和惭愧、荣誉和利益所发挥的影响力全部废除。滥用自由会加速混乱和专制的进展。罗马人渴望平等，结果同样处于地位相等的奴役状况。奥古斯都的谕令只要耐心等待都会被批准，经过区部或百人连的正式同意。他只遭到过一次反对，大家表现出诚挚的态度而过程极为艰辛。臣民已放弃所有的政治自主权利，只保卫家庭生活的自由。
有一项法规强制人民遵守婚姻的义务以及巩固夫妻双方的约束力，结果遭到喧嚣四起的反对，普洛佩尔提乌斯躺在德莉娅的怀中，大声欢呼放荡的爱情获得胜利。革除不良风气的企图只有暂时搁置下来，等待更为驯服的新一代来到世上再说。像这样的例子不必用来教导一名识时务的篡夺者，他不会用这种方式在人民的集会中引起反对的声浪。奥古斯都暗中准备废止人民大会，终于在继任者手中达成，没有产生抵抗，甚至几乎没有引起注意。6万个平民立法者，人数真是势不可当，而且很难确实地掌控他们，于是他就用600个元老院的议员来取代，靠着皇帝的仁慈赐给他们荣誉、财富和生命。获得立法权可以缓和失去行政权的不满，乌尔比安曾经一再强调，元老院的敕令具有法律的效应，以后又继续维持了长达200年之久。在自由权利高涨的时代，人民的决定通常取决于他们一时的热情或错误，为了改变这种广泛的混乱状况，《高乃利乌斯法》《庞培法》和《朱利安法》这些法律被制定出来。但是在恺撒的统治之下，元老院是由官员和律师所组成的，在质疑私法的时候，他们的审判可以做到廉明公正，很少因恐惧或利益而出现司法败坏的风气。
被授予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有时会颁布谕令，以对法律的沉默或暧昧不明之处进行补充。罗马国王的古老特权依据个别的职务，转移给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法务官，其他像是护民官、市政官和以执政官头衔代行总督，同样被赋予类似的权利。不论是在罗马还是所属行省，臣民的责任和总督的意图都要公开宣布。最高法官即城市法务官，每年公布法规，以改革民法体系。他一登上法庭，就通过传呼员宣布他在疑案的判决中所遵循的原则，以及按照准确的古代法令所采取的公正的宽容惩罚，然后将之书写在白色的墙壁上。自由裁量心证的原则被引入共和国，但是这种审判程序更合于君主国的要求，尊重法律的名义但是逃避法律的效力。后来的法务官更努力改进这种手法，运用巧妙和虚构的方式编造法律条文以击败十人委员会朴素的内容，只要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和目标，他们经常会滥用所掌握的工具和手段。死者怀着私心或是随时改变的意愿，要是与继承的顺序和遗嘱的形式相抵触，可能就无法产生效力。要是遗产申请者表达朋比为奸的意愿，就能从纵容的法务官那里获得已故亲人或恩主的财物，即使他不具备继承人的身份。为了补救个人的过失行为，赔偿和罚锾用来取代《十二铜表法》上已作废的严酷条文；荒诞的臆测使时间和空间失去效用；用年轻无知、受骗上当或暴力胁迫作为抗辩的理由，可以要求对一份麻烦的契约取消自己应尽的义务，或是将之当成执行这份契约出了问题时的借口。
含糊而专制的法律体系会产生最危险的滥用状况，像是传统德行所产生的成见、备受赞誉的爱好所带来的袒护、利益和愤怒所造成的强烈的引诱，都会对司法的内涵和形式造成损害。法务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即使有错误或恶行也会很快被遗忘，这种方式经过验证非常合理可行，于是以后的各级法官也比照办理。审判程序的规则都是由新讼案来界定。《高乃利乌斯法》规定法务官在这一年之中，要坚持他上任时所宣示的立场和原则，不受外在的引诱和影响，避免出现偏袒和不公正的行为。天才的恺撒所规划的设计，留待好奇及博学的哈德良来完成。萨尔维乌斯·朱利安是位优秀的律师，曾经出任法务官，写成《永久成规》一书，获得不朽的名声。这是一本很容易运用的法典，获得皇帝和元老院的批准，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丧失已久之后终于能够得到恢复。《永久成规》被用来取代《十二铜表法》，成为民法稳定不变的标准。
从奥古斯都到图拉真，个性谦逊的恺撒愿意用罗马官员的身份颁布谕令，至于君王书面和口头的指示，会列入元老院的敕令中发布。哈德良是第一位毫不掩饰地运用立法权的皇帝。这种创造性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积极思想，那是一个要求忍耐的时代，使得民众容忍他的这种做法。除此之外他经常离开都城，长期在外停留，这也是他的这种做法未遭反对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方式为以后的国君所照用不误，德尔图良很苛刻地比喻说：“皇帝的谕令和御法就像两把利斧，将古老的法律所形成的阴暗而杂乱的森林，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从哈德良到查士丁尼这400年之间，君王的意愿铸造成公法和私法，无论是人为还是神意的制度，都不能在共和国最早的基础上发展。黑暗时代和畏惧专制政体的武力，使得皇家法律的起源被掩盖而不为人所知。由于法学家的奴性和无知，他们在罗马和拜占庭宫廷靠君王的恩典，整日无所事事，使得两种杜撰的说法到处传播。
其一，对于古代恺撒的祈求，人民或元老院有时会给予同意，使他们免于特定成文法的义务和惩罚，这种恩典是凌驾于第一公民之上的权利。恺撒在开始时以谦卑的态度接受，后来这却成为暴君理应当然的特权，用拉丁文来表示是“免于法律的束缚”，用来提升皇帝的地位，使其不受任何人为的约束和限制。他的行为只听从良知和理性的指导，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敬。
其二，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都必须依赖于元老院的法令才能生效，但是在罗马人的观念和语文没有发生以讹传讹的错误之前，“帝王之法”是人民赠送出去便无法撤回的礼物，这种前所未有的概念是出于乌尔比安的想象，更可能出自于特里波尼安。要说皇家权力开始时就受到自由和公正原则的支持，就事实而论无疑是错误的，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使人民受到奴役。“自从罗马人民把他们整个的权力，依据皇家的法规，全部转移到君主身上以后，皇帝最大的乐趣便在于掌握严厉和有效的法律。”这样可使一个人甚或一个儿童的意志，凌驾于年龄和时代的智慧以及数百万人的愿望之上。国势没落的希腊人竟然非常自傲地宣称，立法的权力在执行时很容易成为专制的工具，只有留在皇帝的手里才能确保安全。狄奥菲卢斯在查士丁尼宫廷中大声疾呼：“到底是哪些利害关系或感情因素，能够使他从容而崇高地擢升至君王？他已经成为臣民生命和财产的主宰，而那些引起他不满的人，有很多遭到死亡的命运。”
历史学家不屑于冠冕堂皇的奉承话，可能承认，私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伟大帝国的绝对统治很少受个人的深思熟虑的影响。在皇帝不偏不倚的心灵中，用德行或理性来显示，他是和平与公正的护卫者，社会治乱与自己的利益密不可分。在最软弱和最邪恶的朝代，智慧超群和正直无私的帕皮尼安和乌尔比安担任最重要的司法职位，《御法集》和《罗马民法汇编》当中最单纯的素材，用卡拉卡拉和廷臣的姓名来题字铭记。罗马的暴君有时是行省的恩主。一把匕首终结了图密善的罪行，谨慎的涅尔瓦肯定了这一刺杀行为，就在行省的民众为涅尔瓦的判决欢欣鼓舞时，气愤的元老院宣告涅尔瓦的判决无效。
官员对案情提出不实的报告，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会受到欺骗，这在皇帝回复官员请示所做的批答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渎职滥权的行为，等于将他们草率的判决，与成熟而周详的立法置于同一水平，就是用图拉真的见识与作为，同样无法提出有效的谴责。皇帝对呈文的批答，以及他在谕令、诏书和国是咨文的裁示，全部用紫色墨水签署，作为一般或特定的御法传达到所有行省，官员要据实执行，人民要听命服从。这些御法的数量不断增加，遵守的条款经过年深月久，产生诸多疑点，更加含糊难解，直到后来必须整理归纳，成为合于君王要求的《格列高利法典》《赫摩吉尼安法典》和《狄奥多西法典》。前面两部法典由私人编纂而成，分别是两位律师精心研究的成果，包括的时间从哈德良在位到君士坦丁临朝，当时的皇帝几乎都是异教徒，将他们的御法做有系统的整理，现在只保有若干断简残篇。第三部法典是狄奥多西二世下令编纂，经过删节以后一共有16卷，现在仍旧传世，包括君士坦丁以降以及他本人统治期间的御法，这些皇帝已经都是基督徒。这三部法典在法庭具有同等的权威，任何被引用的法条和判例，要是没有包括在这几部神圣作品之中，法官就会将它当成伪造或作废，根本不予理会。
未开化的民族没有文字，因此用明显的记号来代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使得公私交易的合约不被遗忘。罗马人最早的法律体系就像哑剧表演，完全采用手势来表达文字的意义，只要审判程序的形式有任何微小的错误和疏失，即使稳操胜券的权利要求，不问内容如何都会遭到撤销和废止。夫妻共享婚姻生活，就将水与火这两种元素交给对方；离婚妻子要将一串钥匙交出来，代表失去管理家庭的权力；解放一个儿子或是一个奴隶，让他免于奴役的生活，就轻轻给他一记耳光，将他打得转过身去；要是禁止做一件工作就是对着它丢石块；用折断一根树枝来表示阻挠权利的取得；紧握拳头代表发誓或提出保证；右手是忠诚和信任的象征；一根折断的麦秸代表对契约的保证；砝码及磅秤出现在每次的付款中；继承人获得了遗嘱，有时候不得不打一个响指、脱下身上的衣服丢掉、真的或假装表现出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要是一位市民为了找出被偷的物品进入邻居的家中，就要用亚麻布巾围住自己，不得赤身露体，脸上应该戴着面具或是顶着盆子，以免在闺女或妇人的面前亮相，众目睽睽之下有伤颜面。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可以触摸证人的耳朵，对于不愿前来的对手可以抓住他的脖颈，并且用严肃和哀伤的言辞，恳请市民朋友给予帮助。原告和被告相互抓住对方的手，站在法务官的法庭前好像准备开战，法务官就会要求他们提供双方诉讼的主旨；他们离开和归来时都踩着整齐的步伐，在法务官站立地点的脚下撒一块土，表示这就是产生争执的田地。
法律的语言和行动用充满奥秘的技巧来表达，这些都由祭司和贵族传承下去，就像迦勒底的占星者那样，向他们的部从宣布办事和休息的日子。这些重要的琐碎事项与努马的宗教交织在一起，等到《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罗马人民还是不了解法庭的审判程序。有些平民出身的官员产生反叛的心理，这才泄露出有利可图的秘密。在更为开明的时代，法律行为会受到嘲笑和议论，同样是这些古代习俗认可了这样的做法，反倒是抹杀了原始语言应有的功用和意义。
罗马的哲人更进一步培育人文科学的技艺，严格说，这些人可以说是民法的创始者。罗马人在语文和习俗方面有所改变，使得新生的每一代不再熟悉《十二铜表法》的风格，那些研究法律的古人对于内容可疑的条文，所做的解释已经不够完善。阐明暧昧难明的含意，确定适用的范围，应用合理可行的原则，扩大与日俱增的影响，调和各方瞩目的矛盾，这是更为崇高而重要的任务。古代法规的阐释者已经在暗中左右行省的立法，他们运用精到的解说与法务官的公正协调一致，以改革黑暗时代的暴政。不管所使用的工具是多么陌生和复杂，制定人为的法律体系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要恢复自然和理性最简明的规范，使得一介平民能够凭着自己的本领，有力量推翻共和国时代所建立的制度。这场变革从《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当政延续了将近1000年，可以划分为时间概等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指导模式和法学家的特性以资区别。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罗马建城303年到648年(450—105 B.C.)，自负和无知将罗马法限制在狭隘的范畴之内。罗马在适合公共活动的日子开放市场，举行集会，精通法律的专家在广场上散步，准备向市民同胞提供所需的劝告和意见，即使询问者的地位卑贱也一视同仁，希望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同时答应在未来只要有机会，他会回报他们所给予的支持。等到这些法律专家的地位随着年龄日益增长，就坐在家中的椅子或官座上，带着庄严的神色等候主顾前来请教，这些人来自城镇或乡村，从清晨开始就把专家的大门拍打得山响。他们经常提出咨询和商议的项目，多半是社会生活的应尽责任和法庭诉讼有关的事务，依据谨慎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形成口头或书面的专家意见。同一阶层的法律专家和家族里的年轻人获准前来旁听，他们的子侄获得私下传授经验的好处，穆西安家族享有多年的名望，就是因为后裔能够传承民法有关的知识。
第二个阶段从罗马建城648年到988年(105 B.C.—235 A.D.)，是罗马法光辉灿烂和卓然有成的时代。从西塞罗的出生到塞维鲁·亚历山大在位，体系已经建立，学校已经创制，书籍已经编成，这两位大人物的生与死，对于教导有志于法律的学生有很大的助益。伊利乌斯·庇图斯又称卡图斯，意为“绝顶高手”，他著有《三方纪要》一书，是有关法律体制最古老的著作。监察官加图致力于法律的研究，获得举世称誉的名声，他的儿子更能克绍箕裘。穆修斯·斯卡埃沃拉的同宗有三位是法学界的贤德之士，但是他们的门生弟子塞维乌斯·苏尔比西乌斯对这门学问最为专精，他也是西塞罗的好友。在共和国时代和以后的恺撒统治之下，学术的传承终于由帕皮尼安、保罗和乌尔比安完成统合，建树之大可以说与前人不分轩轾，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标题，与所获得的名声一起流芳百世。我们以拉贝奥的著作为范例，从中能看到有很多的观念出自他们的倡导和启发。拉贝奥是奥古斯都时代最著名的律师，他的时间被平均分配在乡间与城市，事业和著述并重，可以列举出400多卷作品，都是他退隐的成果。而他在法律界的对手卡庇托特意搜集相关的书籍，有259卷作品经常被引用，只有少数教师精通100卷著作，能够用来陈述意见。
第三阶段从罗马建城988年到1320年(235—567 A.D.)，罗马法的贤哲之士已经式微，从亚历山大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为止。对法律的求知欲已经获得满足，暴君和蛮族据有宝座，积极进取的精神转向宗教信仰的争论，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的法学教授，乐得把先贤的著作照本宣科诵读一番。法律的研究进度缓慢，没落却很快，从而可以推论，法学教授需要和平与精进的环境。那段时期出现了很多位著有大部头作品的民法学家，这可以清楚证明，必须要有共通的判断、经验和勤奋，才能写出这些作品，也才能阅读这些作品。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时代，很难出现西塞罗和维吉尔这样百世不见的天才人物，但是杰出的法律教师可以造就青出于蓝的门徒。
法律体系大致能适合早期罗马人的需要，在建城后大约7个世纪时，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有相当的精进和改良。斯卡埃沃拉家族从使用和经验中获得教训，塞维乌斯·苏尔比西乌斯却是第一位为自己的技艺建立起通用理论的法学家。为了识别他理论的真实和虚假，他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斯多噶的学说当作绝对正确的法则，将特定例子归纳为一般原理，在一团混乱之中散发出秩序和雄辩的光芒。
西塞罗与苏尔比西乌斯同时代，两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专业律师，但是他具备无可匹敌的天赋才华，运用点石成金的本领，使国家的法律体系发出耀目的光芒。西塞罗拿柏拉图当范例为自己的国家写成《论共和国》一书，可以当成一篇法律的论文，费尽苦心从天国的起源，推论出罗马制度的睿智和公正。按照他那崇高的假说，整个宇宙形成一个巨大的联邦，神与人都是生命共同体的成员，用同样的本质共享一切，理性制定自然和民族的法律，所有实用的制度虽然经过意外或习惯的修正，全部出于公理正义的权利原则，神明将这些原则铭刻在每一个善良的心灵之中。他精通这些富于哲理的奥秘，用温和的态度将怀疑论者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这一切；还有就是享乐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想采取行动。后者对于共和国毫不关心，他只有劝他们憩息在满是阴影的花园。西塞罗提出非常谦卑的请求，新的学院要保持宁静，要是共和国不顾一切加以反对，他那美好壮观、秩序井然的结构，苦心建立、崇高博大的体系，很快会遭到毁灭的命运。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是仅有的教师，他们教导市民加强武装，尽到社会生活的责任。
有关哲学的指导方面，斯多噶教派以坚定的意志为甲胄，主要穿着的时机是在法律学校，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能用来作为装饰。罗马的法学家从雅典的柱廊学会如何生活、思考和死亡。他们多少会习染不同学派的偏见，喜爱充满矛盾的悖论，养成争论强辩的习惯，非常在意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形式优于内容的概念，被用来确定财产权。特雷巴提乌斯赞同罪行的平等，认为接触耳朵等于接触整个身体。要是有人偷一堆粮食或是一大桶酒，那就等于是犯了偷盗一切事物的罪行。
献身军旅、辩论议坛以及精通民法是罗马市民获得荣誉的途径，要是能将这三项专长集于一身，更能出人头地。学识渊博的法务官，在草拟谕令和诏书时，就能充分表达个人的理想和情操；监察官或执政官的意见更能获得众人的尊敬；解释法律时所产生的疑点要待法学家一言而决，出众的德行能让他获得光荣的胜利。神秘的帘幕长久以来保障贵族玩弄司法的权术，要等到更为文明的时代，法律体系才能够建立自由调查的原则。在广场的辩论可以阐明更为微妙和复杂的案情，规则、公理和惯例可以真正成为理性的指示，法律专家的同意与法庭的运作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这些阐释者既不制定也不执行共和国的法律，就是法官有时也不理会斯卡埃沃拉家族的权威，何况那些高明的律师用过人的口才或狡猾的诡辩，经常推翻他们在法律方面的论点。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最早运用民法学家的专门知识，把这作为发挥作用的工具。有了这些专家学者的大力效劳，才能使古老的体系符合专制的精神和立场。确保这门学问的崇高地位，成为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于是君王把提出合法和有效意见的特权，限于具有元老院议员或骑士身份的贤明之士，这些人在事先都经过君王的判断和认可。这种对司法的垄断盛行一时，直到哈德良在位才恢复原有的方式，每个市民只要自认有能力和学识，都可从事法律这门行业。法务官的自由裁量权现在反而被教师的经验操控，法官乐于听从法条的本文以及对它的阐释。最重要的改革是附加条款的运用，这是民法学家的建议，经过奥古斯都的批准。
要是民法学家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那么最专制的命令也只能要求法官与他们的意见保持一致。不过真正的制度通常基于习惯和传统，法律和语言不仅含混而且武断，在理性无法发声的情况下，对争执的热爱会被对对手的嫉妒、自大的老师以及他们那盲目追随的门徒激发。罗马法一度产生两个出名的派系，分别是萨比努斯派和普洛库利乌斯派。阿提乌斯·卡庇托和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这两位法学界的哲人，可以拿来装饰奥古斯都时代的和平：前者受到君主的重用而显赫一时；后者藐视高官厚爵更是名重士林，虽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反对并没有让罗马的暴君受到伤害。他们的个人风格和处事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影响到各自对法律的研究。拉贝奥对于古老共和国的形式非常执着，而他的对手则信奉正在发展的君主政体那有利可图的本质。廷臣的性格必须温驯而且谦逊，卡庇托很少敢于偏离先辈的意见和看法，甚至就是说话的语气都很注意；拉贝奥这个大胆的共和主义分子毫不畏惧矛盾或革新，追求独立自主的观念。不过，拉贝奥局限于他那严苛的结论，认为一切要依据条文的字义；他那待人宽厚的对手，认为要运用人类的常识和感情，扩大公平正直的范围，来解决同样的问题。要是用公正的以物易物方式取代支付金钱，卡庇托仍旧将这种交易视为合法的出售。他参考自然界以决定人类的青春期，认为不必严格限定在12或14岁。卡庇托和拉贝奥所设立的学校，从奥古斯都到哈德良这100多年中，始终保持成见已深的竞争，创办人用著书立说来传播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看法。
两个派系的取名是来自诲人不倦的教师萨比努斯和普洛库利乌斯，也有人将这两派称为卡修斯派和珀伽索斯派。但是说来也奇怪，大众更喜欢珀伽索斯，他是图密善的奴隶，生性怯懦；这时恺撒的宠臣以卡修斯为代表，他名声显赫，祖先就是暗杀恺撒大帝的爱国者卡修斯。编纂《永久成规》时，派系之间的争论已大致尘埃落定。对于这部极为重要的著作的编者，哈德良皇帝选定的人选是萨比努斯派的首脑，身为君主政体的友人在各方面都占上风，但萨尔维乌斯·朱利安逐渐融合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见解自成一派。就如同当代的哲学家，安东尼时代的律师拒绝承认国君的权威，从各种不同的体制中采用最适合的原理和学说。但如果他们的选择较为一致，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如此载籍浩瀚。相互抵触的证词不仅繁多而且各有分量，法官要想凭良心做事也会受到困扰，每个案件的判决可能不是出于情感作用就是出于利害关系，但都有德高望重的人物认可。狄奥多西二世发布宽容的诏书，免得花费精力去比较或衡量这些争执。他指派盖乌斯、帕皮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和莫德斯提努斯五位法学家，全盘整理罗马的法律体系，按照多数表决的方式进行审查，要是意见难分轩轾，则由智慧超人的帕皮尼安做出最后裁决。
等到查士丁尼登极称帝(527 A.D.)，罗马法的改革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项艰巨却又势在必行的任务。经过10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法律条款和司法文件有数千卷之多，一般人没有财力购买也无能力消化，而且所需要的书籍也很难找到。法官就像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能任意处置案件，就如同空有万贯家财的富翁，要花钱时仍然一穷二白。那些使用希腊语的行省居民，将生命及财产交给他们一无所知的语言来处置。在贝里图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里，人们把拉丁语当作野蛮人使用的方言，学生不愿尽心尽力去学习。幼年的查士丁尼有如伊利里亚的士兵，只熟悉当地的土话，等到少年时代才接受法律课程的教导，现在基于帝国的需要，选出东部学识最为渊博的法学家，随同他们的君主努力进行改革的工作。皇帝的倡导和官员的经验，有助于学者专家提出他们的主张。
特里波尼安的积极进取鼓舞了大家，进一步推动整个计划。这位极为出众的人物是潘菲利亚行省塞德地方的土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受到无数的赞许和指责。他的才华就像培根一样，精通那个时代所有的事务和知识。特里波尼安用散文和韵文就各种不同的题材，写出变化多端和深奥难解的作品：像是赞誉查士丁尼的具有双重含意的颂词；哲学家狄奥多图斯的传记；幸福的本质与政府的责任；荷马作品目录及24种诗韵；托勒密的天文学准则；太阴的月相转换；行星家族的体系；世界的和谐系统。
他进一步运用拉丁语来研究希腊文献，这位罗马的民法学家把所有的资料保存在图书馆和自己的脑海之中，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精研法律这门学问，为他开启飞黄腾达的富贵之路，从在禁卫军统领的手下担任律师开始发迹，接着擢升为财务大臣、执政官和御前大臣。查士丁尼在国务会议中经常听取他的报告，他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智慧过人。即使如此，他的态度始终保持谦虚，行事低调，以减少别人的嫉妒之心。他受到宗教信仰不够虔诚和贪财好货的指责，难免会玷污他的德行或形象。在心胸狭隘和善于罗织罪名的宫廷，这位据有重要职位的大臣受到控诉，说他在暗中背弃基督教的信仰，心中存有无神论者或异教徒的思想和情怀，主要是归于末代希腊哲学家的影响，当然这种借口非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他的贪婪倒是证据明确而且众所周知，要是他在司法部门收受礼物而发挥影响力，企图改变审判的结果，就像再度发生培根的案例。如果他使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业受到羞辱，如果他为了获得私人报酬的不纯正动机，每天都在制定、修正或注销法律，那么即使是他的建树也无法为其卑鄙的行为赎罪。
在君士坦丁堡的叛变事件中，民众的气愤叫嚣使他遭到罢黜而丢官，但是他很快恢复了财务大臣的职位，直到他去世为止，有20多年的时间始终获得皇帝的重用和信任。查士丁尼赞许他的唯命是从和负责尽职，然而由于皇帝的虚荣心作祟，他难以分辨这种鞠躬尽瘁的态度是否已经堕落成谄媚奉承。特里波尼安敬爱仁慈的主子有如神明，感叹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伟大的君王，他装出一副戒慎恐惧的样子，害怕查士丁尼就像以利亚或罗慕路斯，会被上苍接走送到光荣的天国。
如果恺撒完成罗马法的改革，他那因反思和研究而增强的创造才能，就会带给世界一套纯粹和原创的法学系统。无论是否出于奉承之词，东方的皇帝生怕个人的判断成为公正的标准，虽然自己拥有立法的权柄，但还是要借用时间和舆论的协助，以逝去的哲人和立法者作为监督，好完成辛苦的编纂工作。查士丁尼要完成的工作并不像艺术家那样，只是用自己的手通过简单的铸模来塑造一尊雕像，他的著作如同古代耗费钱财的方格状路面，是一大堆缺乏条理的断简残篇。登基第一年，他指示特里波尼安，在9位饱学之士的协力下，校勘历代皇帝的法令和诏书(公元528年2月13日)，从哈德良统治的年代开始，将格列高利、赫摩吉尼安和狄奥多西三部法典记载的项目，全部包括在内，要修订错误失落和相互矛盾的条文，删除已经作废的部分和过分冗长的文字，选择立法明智和裨益良多的法规，让其能够适应法庭的运作，为臣民带来福祉。完成这件工作只花费了14个月的时间。这个新成立的十人委员会，企图效法罗马先贤的事功，十二卷法典或称为“表”是最好的成果(公元529年4月7日)。查士丁尼的新法典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以示尊荣，经过签字批准以后，交给各单位的公证人和书记，用笔抄录很多部，经过校正无误，分送欧洲、亚洲以及后来阿非利加各行省的官员，选择庄严的节庆期间，在教堂的门口当众宣读这部帝国的法律。
随后进行更为繁重的编纂作业，要从罗马法学家的决议、假设、质疑和争辩中，摘录出法学理论的精义。皇帝指派17位律师，在特里波尼安的领导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贤著作所涵盖的范围。如果他们能遵照命令在10年内尽其全功，查士丁尼对他们的勤奋一定会感到满意。结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编成了《论法汇编》或称《罗马民法汇编》(公元533年12月16日)，至于是获得赞许还是谴责，要看执法者运用得好坏而定。他们根据特里波尼安的图书馆搜集的资料，选出40位过去最有声望的法学家，以及节录在50本作品里的2000篇论文，进过仔细统计，原有300万行或节的文句，经过删节以后很合理地保留15万行。完成重大著作编纂的前一个月，先完成了《法学初步》，看来罗马法在编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较为合理。皇帝赞同他们的工作计划，运用立法权批准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十二铜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规》、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注释，取代原书的权威，将原书视为无用的古老遗物，全部予以废弃。《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被称为正式的民法体系，是法庭唯一能运用的法源，也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学院的唯一教学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谕”告诉元老院和行省，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时装出虔诚的态度，把这一切归于上帝的启示和支持。
由于皇帝婉拒原创作品带来的虚名与嫉妒，我们仅能了解的状况是写作的方式、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精确，这些是编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观念之中，很难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爱的，但是查士丁尼对三部著作所颁的谕令并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可以确定有两部不对他的胃口。在选择古老的法律条文时，他对前面的皇帝没有带着猜忌的眼光，而是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参考的资料最早没有超过哈德良统治的年代，法律对异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别，经狄奥多西的迷信所采用，经过人们的同意才被废止。但是《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所涵盖的时期大约是100年，从《永久成规》的编纂到塞维乌斯·亚历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几任恺撒当政时的法学家，书里很少谈及，就是整个共和国时代也只不过提到三个名字。查士丁尼的宠臣(有人极力主张)害怕接触自由之光和严肃的罗马哲人。加图、几位斯卡埃沃拉和苏尔比西乌斯的作品充满纯正和淳朴的智慧；特里波尼安却援引与他更意气相投的精神，叙利亚人、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拥到皇家的宫廷中，将拉丁语当成外国语言来学习，视法律为赚钱的行业。
查士丁尼大臣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尽快为帝国的臣民谋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学问，满足对知识的探求。他们的责任是要选出罗马法最适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体分子所写出的作品不论多么渊博和卓越，已经不再适合习俗、宗教和政府的新体制。即使西塞罗的老师和朋友仍旧活在世间，我们会坦承除了语言能够保持精纯以外，原有的极为优秀的素质已经被帕皮尼安和乌尔比安的学校所超越。法律这门人文科学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所以发展的进程非常缓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优势。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法学家研究先辈的作品，他们所具有的哲理素养会缓和古代的严刑峻法，简化审判程序的形式，从敌对派系的嫉妒和偏见中抽身而出。
现在要选择最具权威的著作来编纂《民法汇编》，完全依靠特里波尼安的正确判断。即使权柄操之在上，也不会免除他的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切的作为要真实和忠诚。查士丁尼是帝国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销了安东尼时代的法案，或是谴责那时的自由原则有煽动作用，然而这些原则仍为最后的罗马律师所维护。过去的事实存在于专制政体所不及之处。当皇帝使完整无缺的原文产生讹误；要把在他奴役统治下的文字和观念，铭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误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或者用权势的手，查禁那些纯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念，那么皇帝就犯下了欺骗和伪造的罪行。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实施的修订和篡改，用统一内容做借口为自己辩解，以获得宽恕，但是他们还不够仔细和小心，《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仍旧可以用来考验现代法学家的耐性和功力。
查士丁尼的敌人在传播一项毫无证据的谣言，说《民法汇编》的作者把古老的罗马的判例全部化为灰烬，表面原因是其错误百出或冗长难以卒读。然而皇帝完全没有必要做出这种会招致不满的行为，他大可以安安稳稳等待无知和时间来毁灭古老的遗留物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之前，著作所花费的劳力和材料极其庞大，仅仅富人才有购买的能力。我们可以合理计算，当时的书价是现在的100倍，只能用抄写的方式很缓慢地增加数量，重录时也得非常小心，对获利的渴望诱使亵渎神圣的抄书匠擦掉古代的文字，索福克勒斯或塔西佗的作品不得不让步，空出的羊皮纸成为弥撒书、讲道集和圣徒传。
要是天才最杰出的创作也落得如此下场，还能期望那些过时的枯燥和贫瘠的作品能保持长久？法律书籍很少有人感兴趣，更不能拿来当作消遣，价值与当前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只要出现风行一时的革新版本，或是作者有更高的声誉，或是建立权威后获得公众的肯定，原有的书籍就会被取代，永远消失不见。在一个四海升平与倡导学术的时代，从西塞罗到最后的安东尼皇帝时代的法学家的著作已经蒙受相当大的损毁，只有少数在学校或广场表现出色的大师，人们出于对传统和名声而产生的好奇，他们的名字仍旧为人所知。360年的混乱和衰弱加速了遗忘的过程，也许可以这样认定，那些为查士丁尼所忽略而使他遭到指控的作品，很多已经无法在东部的图书馆里找到。帕皮尼安或乌尔比安的抄本被认为对未来的运用没有价值，改革者予以禁止。《十二铜表法》和统领的布告都已逐渐湮灭。希腊人基于嫉妒和无知的情绪，对古代罗马人的纪念物不是忽略就是摧毁。甚至就是《民法汇编》也差点毁于船难的危险。专家学者认为西方所有的版本和原稿都出自一个来源，公元7世纪初叶在君士坦丁堡抄录，后来陆续因为战争和商业的偶然因素，才运送到阿马尔菲、比萨和佛罗伦萨，现在都当成神圣的遗物保存在共和国古老的宫殿。
改革者最关心的事是要预防自己的法典未来步上前人的后尘，被人大刀阔斧加以删节。为了使《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原文保持完整，严格禁止使用隐语和缩写。查士丁尼回想起，注释者凭着本身的权威性就可以断送《永久成规》，于是公开提出伪造的惩罚条例，以对付大胆的法学家，竟敢任意阐释曲解君王的本意。阿库修斯、巴尔托卢斯和库雅修斯这些学者，除非他们敢于对查士丁尼约束后来法典以及心灵与生俱来的自由进行抗争，否则就应为他们积累的罪行感到羞愧。皇帝没有能力使自己保持稳定不变的立场，当他吹嘘已经恢复戴米德的交易，具备点石成金的本领时，发现竟然先要分开黄金与杂质。《法典》颁布以后不到6年，为了要完成新的版本使之更为精确(公元534年11月16日)，他指责新的计划不够完美，最后为他的法学体系增加了200卷的篇幅，有50个判例来阐明最难解和最复杂的法律论点。在他漫长统治中的每一年(要是按普罗科皮乌斯的说法是每一天)，他都提出一些法律的改革。他有很多法案被自己宣告无效，很多为继承人所否决或是为时间所磨灭，但是仍有16卷的《谕令》和168卷的《御法新编》(534—565 A.D.)成为法律体系最可信的主要部分。
哲学家的看法如果不受偏见影响，会认为这些不断发生的改变大部分都微不足道，只能用君王已经腐败成性来解释，肆意出卖他的判决和他的法律，毫无羞耻之心。这位暗中指控的历史学家，对君王的指控明确而激烈。他所呈上的唯一例证，可以归咎于查士丁尼的虔诚或是贪婪。一名富有的狂热信徒把他的遗产捐赠给埃米萨教会。一个骗子伪造了债务和承诺的付款书，在上面签上最富有的叙利亚人的名字，使得整个遗产的价值大增。这些富室被骗后恳求按照既定的法定时效应为30年或40年，他们的抗辩却为一条过往的法令所驳回，把教会要求的权利延长到100年之久。像这样蔑视公正和无法无天的诏书，是为了应付暂时的需要，在他的统治期间还是很明智地加以废止。要是皇帝真想推卸责任，隐瞒妻子和宠臣的腐败，就会引起怀疑，败坏他的名声，单是这种恶行就会贬低法律所应有的尊严。查士丁尼的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不论他真正的动机何在，凭着这种轻浮善变的性格，就不够资格成为立法者和伟大人物。
君主很少会愿意屈尊成为臣民的老师，但查士丁尼在这方面真可说是实至名归。在他的指示之下，一个繁复而又琐碎的系统被简化为包含基本学理的论文。在形形色色的罗马法教学课本之中，盖乌斯编纂的《法学概要》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都最常见，可以从运用的状况中看出作者的声望。皇家委员会成员、特里波尼安、狄奥菲卢斯和多罗修斯负责内容的挑选工作。安东尼王朝的自由和纯真，被一个堕落时代极其粗鄙的材料所掩盖。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的年轻人，可以用这本书继续深入研究《御法集》和《民法汇编》，对于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行政官员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读物和参考资料。查士丁尼的《法学初步》(公元533年11月21日)分为4卷，按照非常合理的方式排出相关的章节：(一)人；(二)物；(三)行为；(四)个人的过失，包括刑事法的原则。
一个种族混杂而又疆域有限的政府，把人和等级的划分当成最坚实的基础。就法国而论，最后的自由权利靠着5万名贵族的精神、地位甚或偏见来保持原有的活力；200个家族的直系子孙形成英国立法机构的第二个分支，即上议院，在国王和平民之间维持宪法的平衡；贵族和平民以及外人和臣民之间的地位差异，支撑起了热那亚、威尼斯和古老罗马的贵族政治。提到这些，男性的完全平等是混淆极端的民主政治和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要是有任何人能够出人头地，被擢升到奴隶同伴或市民同胞之上，就会冒犯到君王或人民的尊严。罗马帝国在衰亡的过程中，共和国引以为傲的身份划分逐渐被废除，查士丁尼的理性或本能使他完成了一位专制国君的简单模式。民众普遍尊敬拥有世袭财产或显赫祖先的人，皇帝无法去除这种心态。他乐于将荣誉的头衔和优渥的薪俸赐给他的将领、官员和元老院议员，有些并不固定的恩典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分享。但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罗马市民一律平等，帝国的臣民都是罗马的市民。这种极具价值的特性最后变得虚有其名。罗马人再也不能用发言来制定法律，更无权选出每年任职的官员。他们一旦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就会妨碍到主子专横的意志。一度只有市民具备管理民政和指挥军队的资格，这样才能接替祖先的征战大业，后来这种资格却被拱手让给日耳曼或阿拉伯的大胆冒险家。
早期的恺撒在意“自由出身”和“奴隶出身”的区别，非常严格地加以辨识。这完全取决于“母亲”的身份，要是她从受孕到分娩这段特定时间能证明是自由的市民，那么就合乎法律的公正要求。奴隶被仁慈的主人释放以后，立即成为“释放奴”或“自由奴”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并未解除服从和感恩的责任。一个自由奴辛劳工作所得的成果，他的庇主及其家人可以继承三分之一，要是死后没有子女或是遗嘱，庇主甚至可以得到全部财产。查士丁尼尊重庇主的权利，不过他的恩典将处于低等阶级的自由奴的羞辱标志移走：不论任何人，只要终止奴隶的身份，立即取得市民的资格，不得保留或延迟。虽然被释放的奴隶并没有被自然赋予自由出身的尊严，但是皇帝用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将这种尊严再次赐给他们。从前为了防止释奴的行为过于浮滥，使卑贱和贫穷的罗马人迅速增加，法律对年龄、形式和数量都有限制。他最后将这些法令全部作废，立法的精神有助于国内奴役制度的崩塌。然而在查士丁尼时代，东部行省到处充斥着人数众多的奴隶，无论是家生奴还是购买获得，都是供给主人使用，价格从10个金币到70个金币不等，依据他们的年龄、体能和受教育程度区分。政府和宗教发挥影响力，使得处于依赖状况下的艰难困苦能够逐渐减少，一位臣民不再因自己有绝对的权力，能掌握奴隶的生命和幸福而自鸣得意。
自然法则使大多数动物爱护和教导幼小的后代。理性的法则使得人类以孝顺回报父母。但是父亲对子女独有的、绝对的、永久的统治，是罗马法的特有之处，这种传统几乎和城市的建立同时产生。无上的父权是由罗慕路斯创立确定，在实施3个世纪以后，刻在十人委员会的第四块铜板上面。罗马公民的成年儿子在广场、元老院或军营享有“人”的公权和私权，然而在父亲家里他仅是“物”，根据法律，他与动产、牛只和奴隶没有差别，任性的主人可以将这些东西随心所欲地转让或毁灭，在人世的法庭无须负任何责任。养育者的双手可以收回无偿赐予儿子的礼物，而无论是由儿子的劳力还是财产所获得的东西，都会立即丧失所有权，成为父亲名下的产业。他被偷的财物(他的牛只或儿女)可以通过同样的盗窃方式取回，要是任何一方犯下非法侵害的罪行，他可以选择赔偿损害，或是听任讨厌的“动物”受到侵害不予理会。基于贫穷或贪婪，一家之主可以出售他的儿女或是他的奴隶。奴隶的状况反而更为有利，在第一次释奴以后就能恢复已经丧失的自由。儿子在被释以后又要回到丧尽天良的父亲身边，可能被迫陷入第二次及第三次的奴役生活，一直要到三次出售和受释以后，才能脱离一再被滥用的父权。
根据法律赋予父亲自由处理的权力，父亲可以对子女真正或虚假的过失施以责罚，像是鞭笞、囚禁、放逐，或是将子女与最卑贱的仆役锁在一根链条上，送到农村去做苦工。父母的威严在于掌握着儿女的生死大权，执行血腥死刑的例子，绝不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会获得赞扬。在罗马的编年史中，上溯到庞培和奥古斯都之前的年代，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类记载。无论是年龄、阶级、执政官的职位、凯旋式的荣誉，都不能让最显赫的市民免于孝顺父母的束缚。他自己的后代与共同的祖先全部包括在家庭之内。对于养子的要求就神圣和苛刻而言，与对亲生子并没有不同。罗马的立法者并不害怕父权的滥用，虽然并不是没有这种危险，但他们对父爱的亲情具备无限的信心。这种被压迫的状态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得到纾解：每一代人都能成功转变成让子女敬畏的父母和主人。
最早对父权的限制要归功于努马的公正和仁慈。未婚女子要许配给自由人，必须获得男方父亲的同意，但是她的婚姻受到保护，不会让她受到成为奴隶妻子的羞辱。在最早的时代，当邻近的拉丁人和图斯坎人欺压罗马这个城市时，城内经常发生饥馑，出售子女成为常见之事。但是随着罗马人不再能合法购买市民同胞的自由权利，市场逐渐萎缩，共和国的征战也摧毁了这一类的奴隶买卖。父亲传给儿子的是并不完整的财产权，依据《御法集》和《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确定有“原始财产”、“附加财产”和“登记财产”这三重区分。所有得自于父亲的财产，儿子只能给予别人使用权，所有权则永远归自己所有。然而如果他要出售财产，债权人不能将奉养父母的那部分列入其中。无论父亲通过婚姻、赠予还是旁系继承所获得的财产增值了多少，这些都要传给儿子；父亲若非出于特别状况被排除在外，可以终生享有收益权。只有士兵通过战胜敌人获得、掠夺和遗赠的战利品，可以不必与父亲共有，这是军人英勇杀敌合法和应享的赏赐。经过合理的类推，非共享的部分延伸到任何自由业所得到的酬金、服务公家机构的薪资，以及皇帝和皇后神圣的恩典。
一般而论，对于市民的生命而言，父权的滥用所造成的威胁不如自身财产带来的危害。然而对于一个不配做父亲的人而言，儿子的生命会妨碍到他的利益或情感：从腐败所产生的同样的罪行，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人性。残酷的伊里克索鞭笞自己的儿子直到儿子气绝，皇帝将他从愤怒的群众手里救出来。罗马的父亲纵情于奴性的统治之下，把自己降格成严肃而又温和的法官。阿里乌斯私开法庭，对自己的儿子宣判莫须有的弑亲罪，奥古斯都出面干预，提供个人意见，宣布对其处以放逐的判决。有个父亲像强盗一样，抓住打猎的机会杀害一名年轻人，说他与继母发生乱伦的恋情，哈德良将猜忌的父亲流放到海岛。个人进行私下的审判，严重违反君主政体的精神，父母只有再将自己从法官降到原告。塞维鲁·亚历山大责令官员听取他的控诉，并执行他的判决，他不再能夺取儿子的性命而免于谋杀的罪名和刑责。公正的君士坦丁最后还是将弑亲罪的痛苦加在儿子身上，这种罪行只有运用《庞培法》才能免于惩处。
类似的保护存在于每个时代，有理性的人会赞许保卢斯的仁慈，凡是扼杀和饿死初生婴儿，或是自己没有怜悯之心，却将婴儿抛弃在公共场所，博取大家恻隐之心的父亲，保卢斯将这种人判处谋杀罪。但是遗弃子女在古代是沿袭已久的恶行，而且极为猖獗。那些从来没有接受过罗马父权观念的民族立下规定，不仅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在实施以后也不会得到惩处。呼吁人类良知的悲剧诗人，竟然认为这种流行的习俗根本无关紧要，同时用经济和同情的动机来加以掩饰。要是父亲忍得下心，虽然不能逃过谴责，但至少能逃过法律的制裁。罗马帝国到处沾染婴儿的鲜血，等到瓦伦提尼安和他的同僚在位时，他们将这种谋杀罪列入《高乃利乌斯法》的条文和所要表达的法律精神中。然而司法体系和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不足以消除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唯有加重刑责，对其判以死刑，产生吓阻作用，才能够增强原本温和的影响力量。
经验证明，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侵犯女性的暴君，社会生活的进步才会改善妇女的处境。为了能够获得强壮的后代，莱喀古士将结婚的年龄延后，努马原来定为12岁，这实在是太过年轻，导致罗马的丈夫随自己的意愿来教导纯洁和服从的处女。按照古代的习俗，他把新娘从她的父母那里买来，她要履行“初夜”的责任。在为她花费3个铜币以后，她就可以被引导到丈夫家中拜祭灶神。祭司在10名证人陪同之下把水果当作奉献的供品，签订婚约的伴侣坐在同一张羊皮上，吃用麦或米做的咸饼，称为“麦饼联婚礼”，用意大利的古代食物作为心灵和肉体神秘结合的象征。但是这种结合就女方而言，极为严苛而且不够平等。她要抛弃娘家的姓名和祭神仪式，接受新的奴役生活，她唯一的装饰就是收养的头衔。
有关婚姻法的制定既不合理也不文雅，一个家庭的母亲(这是最适当的称呼)成为很奇特的角色，被看成自己子女的姐姐，对她的丈夫或主人而言则是女儿，只有丈夫被授予掌握家庭的父权：她的行为要经过他的裁决，可能会得到同意、谴责或惩罚，即使他无理取闹她也要遵守；他可以进行生或死的审判；在通奸和酗酒的案件中，可以对其做出适当的判决；她获得和继承的利益全部归丈夫所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妇女的定义不是“人”而是“物”，要是最早的头衔存在漏洞，她们就会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丈夫在使用或拥有一整年以后，合法获得对妻子的所有权。罗马的丈夫，一般而言，可以免除或拒绝婚姻的债务，然而雅典人和犹太人的法律非常审慎提出坚定的要求。罗马人对一夫多妻制根本没有概念，所以不会让更美丽或更可爱的伴侣跟他同床共枕。
罗马的贵妇人在布匿战争获胜以后，渴望享受一个自由和富裕共和国所共有的福利，她们的愿望在父亲和爱人的纵容之下得到满足。严肃的监察官加图几经努力，想要阻止她们的野心，但是没有成功。她们不愿举行古代肃穆的婚礼，废止每年要离家三天以中断时效权的规定，要签订更为自由和明确的婚约，并且不会丧失自己的姓名或自主能力。她们的个人财产在确保所有权的状况下可以与丈夫共同使用，挥霍的丈夫对于妻子的产业既不得让售也不得抵押。为了防止不法转移财产，法律禁止夫妻的相互赐予。任何一方处理不当，特别是使用另外的名字，会使未来的受惠对象构成盗窃行为。对于这种缺少拘束力和出于自愿的结婚协定，宗教和官方的仪式并非绝对必要，双方都处于相同的阶级，这确保他们结婚后可以共同生活。基督徒恢复婚礼的庄严和隆重，从虔诚的祈祷和教士或主教的祝福中，获得所有属灵和精神的恩典与荣耀。会堂的传统、福音的教诲以及全国或行省宗教会议的教规，对于婚姻这种神圣制度的源起、效力和责任都已经详细律定。基督徒出于良心的自觉，对于教会统治者的信条和谴责更为敬畏。然而查士丁尼的官员并不隶属于教会的管辖。皇帝参酌古代法学家的见解，当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类似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御法集》和《民法汇编》中采用的婚姻法，直接出于公正、策略和两性的天赋自由这些尘世的动机。
任何合理契约以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为必要条件，除此以外，罗马人的婚姻在事先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当前有些法律逼迫得父亲要供应成年女儿的需要，但是在那个时代，即使父亲患有精神错乱，也需要获得他的同意，通常认为不容他人取代。罗马人解除婚约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是最庄严的誓约，包括古代的麦饼联婚礼在内，越是隆重的仪式越容易被人放弃。在最早的年代，一个家庭的父亲会卖掉他的儿女，他的妻子和儿女处于同样的境地，这个家庭的法官可以处死触怒他的人，要是出于善心，可以把她赶出家门。可怜的女性永远过着毫无希望的奴役生活，除非丈夫基于自己的方便才行使离婚这种男性的特权。罗马人放弃运用这种诱人的权利大约有500年之久，使他们备受赞誉。不过这同样也表明这种结合缺乏平等的条件，暴君没有意愿要放弃他的奴隶，奴隶也不能与暴君脱离关系。等到罗马的贵妇人成为夫君平等而自愿的伴侣，就要运用新的法律体系。婚姻就像其他的合伙关系，只要当事人的一方放弃权利，就可以解除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经过3个世纪的繁荣和腐化，这种原则被毫无限制地运用，甚至到泛滥成灾的地步，情欲、利益和任性使人每天都有离婚的动机。一个自由奴的委托、一次谈话、一个签字、一则信息、一封函件，就能宣布双方的离异。人类最美妙而珍贵的结合，堕落成为利润或享乐的短暂交往。根据生命的不同情况，两性交替受到羞辱和伤害：一名爱情不专的配偶将她的财产转移到新的家庭，遗弃自己的无数后代，甚至有的还是私生子，将他们置身于前任丈夫的父权之下，由他去处置；一名美丽的处女可能在离开人世时，已经衰老、穷困而且没有亲友照顾；当罗马人受到奥古斯都的压迫要他们结婚时，一般而言都表现出很勉强的态度。这也可以充分显示，那时盛行于社会的制度对于男性相当不利。这些经验可以全面而清晰地用来驳斥似是而非的理论，展现出离婚的自由对于幸福和德行毫无贡献。极为方便的离异会摧毁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互信，任何琐碎的争执都会酿成激烈的后果。丈夫和外人之间微小的差别，非常容易就能被去除，要遗忘更是不费吹灰之力。一名贵妇人在5年之内投入8名丈夫的怀抱，贞节对她而言完全失去意义。
恶习的发展如此快速，要想矫正是远水难救近火，收效甚低。罗马的古老宗教崇拜中，有一位特别的女神听取婚姻生活的怨言，并且加以调解使争吵的夫妇能和好如初，但是她的称呼叫维里普拉卡，意思是丈夫的抚慰者，非常明白地显示出，她期待哪一方会展现顺服和悔悟。监察官负责裁判市民所有的行为，第一个运用离婚特权的人提到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动机，完全是听从监察官的指使。有位元老院议员没有听从他的朋友的建议，就休掉了身为处女的配偶，结果被除名赶出元老院。不论采取哪种行动想要拿回嫁妆，法务官作为主持正义的执法者，都要审查发生的原因和双方的情况，通常在可能范围之内有利于无罪和受害的一方。奥古斯都整合两种官员的权力，对于离婚过于浮滥采取抑制或惩责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如此重要和审慎的行为，必须有7名罗马证人在场才产生合法的效力。只要丈夫让人感到愤怒而且有适当的证言证明他有错，他就得立即或是在6个月之内退还嫁妆，而不是原来规定的可以拖延2年之久。不过如果他能指控妻子的不法行为，她的罪行或轻佻会受到惩罚，让她丧失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嫁妆。
基督徒的君主最早指出个人的离婚是合理行为，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他们对这方面的规定，一直在帝国的习惯和教会的意愿之间徘徊不定。《御法新编》的编者急于改革《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关的条款和罚则。根据最严苛的法律规定，妻子必须供养赌棍、酒鬼或解放奴(花花公子)，除非他犯下杀人、下毒或亵渎神圣的罪行，否则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可能要靠刽子手来解除。丈夫的神圣权利维持不变，能从通奸的羞辱中拯救自己的名声和家庭。基督教的重罪条目，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随着后续规定的变化而减少或增加。如果发生了像是不能人道、长期离家及宣誓修行这些重大阻障，允许撤销双方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逾越法律允许的范围会遭受很重的惩罚，妇女会被剥夺财产和饰物，甚至连束发针都要被没收；要是男子犯了重婚之罪，将新妇娶回家中，被遗弃的妻子基于报复，可以合法夺取这名新妇的财产，籍没有时用罚锾来抵付。要是被处以流放到岛屿或是关在修道院的刑罚，那么罚锾的金额有时会增加很多。受到伤害的一方会解除婚姻的束缚，但是这一类的罪犯不得再度结婚，可能有固定的年限或是终生受到禁止。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屈从不幸臣民的祈求，恢复只要双方同意就能离婚的自由。法学家一致赞成，神学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基督的教诲带有暧昧不明的语意，立法者运用智慧，可以为他的需要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罗马人基于自然和社会的忌讳，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自由还是有限制。天生和普遍的本能禁止乱伦的交合，包含以下几种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直系血亲的尊亲属和卑亲属。至于在旁系和姻亲方面，基于天性的常情置之不管，理性的观点则保持沉默，社会的习惯形形色色，没有一定的原则可资遵循。在埃及，亲兄妹或姐弟的结婚毫无顾忌，不受反对；斯巴达人可以娶父亲的女儿；雅典人则是娶母亲的女儿；叔父和侄女的婚礼受到雅典人的赞许，认为是最亲密关系的幸福结合。罗马的异教立法者不受利害关系和迷信行为的引诱，没有增加禁止结婚的亲等限制，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亲兄妹的婚姻，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甚至考虑要将堂兄妹和姑表兄妹一并加以禁止，把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当成自己的双亲来尊敬，就是姻亲和收养也要仿效血缘的联系。按照共和国感到自豪的典范，只有身为自由人的市民才能缔结合法的婚姻。元老院议员的配偶要有光荣的家世或至少是自由出身，哪怕是国王的血统，也绝不可以与罗马人的血统混合而成为合法婚礼。罗马人用“异乡人”的名称，来贬低克里奥帕特拉和贝雷尼塞的身份，把她们看成马可·安东尼和提图斯的侍妾。这类称呼对于东方女王的尊严确实造成了伤害，不能随随便便否定她们的习俗。
依据法学家严谨的看法，侍妾是出身奴隶或平民血统的妇女，成为罗马市民专有和忠诚的伴侣，这时她还继续保持独身生活的状态。她那谦逊和端庄的身份比妻子的地位要低，但受到法律的承认和赞同，不像娼妓那样的下贱和羞辱。从奥古斯都时代到10世纪，这种次级婚姻盛行于西部和东部。人们常认为侍妾有谦卑的美德，比起讲究排场和傲慢的贵妇人要好得多。关于这方面，两位安东尼皇帝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都是有德的君主和当代的伟人，借此享受家室之爱的舒适和安宁。很多市民不能忍受独身生活，但是又重视家庭的和谐，就仿效他们的办法。任何时候要想使他们的非婚生子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要与忠诚经得起考验的伴侣举行婚礼，就能立即完成地位的转变。侍妾所生的后裔称为非婚生子，与通奸、卖淫和乱伦的私生子有所区别。查士丁尼对这些私生子女，只勉强同意可以供养生活所需。非婚生子女对于受到一般人承认的父亲，可以继承六分之一的财产。按照严格的法律规定，私生子只能获得母亲的姓和身份，因而视状况成为奴隶、异乡人或市民。每个家庭的弃儿被国家收养，不会受到谴责。
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关系非常简单一致，用罗马人的说法就是“家庭教师”与“学生”，在《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里有几个专章加以说明。孤儿无论是本人还是财产，一定会委托一些言行谨慎的人给予监督和保护。如果去世的父亲没有指定人选，亲等最近的父系亲属被迫充任必然的监护人。雅典人一直担忧，要是把幼儿置于某些人的权力之下，他们会因幼儿的死亡而得到很大的利益。罗马法公开宣布一项原则，继承报酬时，同时要负起监护的职责。如果父亲或直系血亲无法提供有效的监护人，那就由城市的法务官或行省的省长提名，但按照法律排除以下的人员：精神错乱的患者或盲人；无知识或无能力的人；过去有仇或利益冲突的人；儿女众多或已经负有监护责任的人；同意出任为大众服务的工作，如官员、律师、医生和教授而获得豁免权的人。等到幼儿长大可以说话或思考，就由他的家庭教师担任法定代理人。等受监护人到了青春期，家庭教师的权威才告终止。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学生的任何行为只要是使自己受到损害都不发生效用，虽然这可能会迫使其他人牟取私利。家庭教师对学生的保护自不待言，并且他会对学生的行为做出记录。如果家庭教师不够勤快或廉正，违犯神圣的委托，就会涉及民事或刑事的讼案。法学家把青春期很草率地定为14岁，但是心理才智的成熟比身体发育来得缓慢，因此要设置一位代管人来管理罗马青年的财产，避免这些年轻人缺乏经验或任性而为。受托人最早是由法务官任命，来使得一个家庭免于浪子或疯子的盲目挥霍。法律迫使未成年人要请求类似的保护，一直要到他年满25岁，所有的行为才被承认有效。妇女被判定要接受父亲、丈夫或法定监护人永远的监护。女性只能讨好和服从他们，永远无法到达理性和经验的成熟年龄。古代法律表现出严苛和傲慢的精神，但在查士丁尼时代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为通情达理。
最早的物权是因偶然或自己的长处而事先占有无主财产，法学家在这种基础上非常明智地建立起了有关概念。野蛮人挖空一根树干，木柄嵌上尖锐的石头，在弹性的树枝上装一根弦，在非常自然的状况下，很合理地成为独木舟、手斧或弓的所有人。所有的材料只要他花时间和劳力，产生新的形式，就属于他所有。猎人靠着自己的体力和技巧，制服或是杀死森林里的猎物，他那饥饿的兄弟不能从他手里强行索取，这种做法也没有不公正的地方。要是他有先见之明，能够保有和繁殖驯良的动物，只要这些牲口天性上适合人类豢养，那他就获得永久使用的资格，可以让牲口的无数后代服务他本人，因为它们靠着他的能力才能够生存。要是他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耕种，生产食物供应牲口和他自己，使荒原成为肥沃的农地，运用种子、肥料和劳力创造新的价值，在周而复始的岁月里辛勤工作，非常艰苦地赚取所生产的作物，这是他应得的报酬。
在持续发展的社会中，猎人、牧人和农夫要保护他们的所有物，并且基于人类的本心，提出两个理由：不论他们享受什么，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任何人要是羡慕他们的幸福，可以用同样的勤劳得到同样的收获。说实在话，这种富饶的岛屿上的人口不多的殖民地，都能得到自由和丰收。但是殖民地会变大，而土地的面积维持不变，人类应该平等继承的公共权利，会被大胆而狡诈的分子所独占，这时猜忌的主人会用地标围住土地和森林。罗马法对这点尤其推崇，对于地面、空中和水里的野兽，确定“首先占用”而别人不得染指的权利主张。从原始的平等到最后的不公所经历的过程，所有的步骤都在悄无声息间完成，之间的差距也很难被感觉到，绝对的独占受到明确的法律和人为理由的保护。利己的原则具有积极进取和贪得无厌的特性，能够供应生活的技艺和勤勉的酬劳。等到民选政府和私有财产的制度建立，这些原则成为人类各种族的生存所必需。除了斯巴达人很独特的制度以外，极有见识的立法者不同意土地法，认为是一项错误而危险的改革。
在罗马人中，严重的财富不均已经超越了过去可疑的传统和过时的法规的限制。按照传统的法则，罗慕路斯最贫穷的追随者可以获得2个尤格拉的永久继承的产业；有一项规定限制最富有的市民所拥有的土地为500尤格拉，约为312英亩。罗马最早的区域只有沿着台伯河长达数英里的森林和草原，内部的交易无法增加国家的资财。带着敌意的第一个占领者可以合法据有外人或敌人的财富，战争成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使得城市更为富有。只要拿子孙的生命做代价，就可以换取弗尔西人的绵羊、不列颠的奴隶以及亚洲那些王国的宝石和黄金。早在查士丁尼时代之前，有些古老的法律用语不是意义改变就是被人遗忘，像是将这些抢夺到手的战利品，用“原主”或“担保”的称呼与其他的财物加以区别。无论他们是将这些物品出售还是释放，买主必须获得出售者的保证，这些财物是来自敌人而不是市民同胞。
市民只有明确地表示放弃，才会丧失他的所有权，对于价值很高的项目和利润，这种放弃行为不一定有效。然而按照《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动产的时效是1年，不动产是2年，如果实际的所有人经过公正的交易从某人处获得，而他又相信那个人是合法的物主，就可以废止古代主人的所有权，。像这种出于良心和诚信的不公正行为还是很合乎理性，并没有混杂着欺骗或外力，对于一个小共和国的成员很少会产生伤害。查士丁尼确定的期限分别为3年，10年或20年，更适合大帝国。只有在法令的条目中，真正财物和个人财物之间的差异才会被法学家所谈论，他们所认定的一般财产权观念就是简单、不变和绝对的主权。有关使用、收益和役权这些从属于主权的例外，在运用时会让邻人在土地或房屋上受惠，法学教授对这些有详尽的解释。同样是这些法学家，他们用形而上的微妙方法，对财产权的诉求进行研究，财产主权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出于资产的混淆、分离和变质。
只有当第一位所有人死亡时，他的所有权才会被终止。但是所有权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在非常平静的状况下由他的子女继续拥有，成为事业的合伙人和财产的共享者。任何地区或时代的立法者，都会保护这种自然的继承权利，父亲抱着泽被子孙的希望，坚持缓慢而长远的改进，因为知道会有绵延不绝的后裔，可以享受他的奋斗所创造的成果。世代相传的继承原则放诸四海皆准，但是继承人的顺序有各种不同的设立方式，不论是为了方便执行还是反复无常，或是基于民族精神所设立的制度，或是一些偏颇的例证，通常源于欺骗或暴力的决定。罗马的法律体系看来已经背离了自然的平等原则，却还是胜过犹太人、雅典人或英国人的制度。市民死亡时，所有的子孙都可以继承他的所有权，那些解除父权关系的后代(女子出嫁和男子被出售为奴就丧失父权)除外。像是长子继承权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从未听过，两性处于平等的地位，所有的儿子和女儿都有资格获得一份相等的世袭财产。要是任何一个儿子已经先行过世，则由这个儿子活着的子女代表他本人分得应有的产业。要是没有直系血亲，继承的权利就要转移到旁系亲属。法学家制定亲等的计算，直系血亲从己身向上下推数以一世为一亲等，旁系血亲则数至同源的直系血亲以求得其和，譬如父亲是直系血亲一等亲，兄弟是旁系血亲二等亲，兄弟的儿女是旁系血亲三等亲，这个亲等序列的其他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出现在家谱上。这种计算的方式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对罗马的法律甚至制度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父方亲属以最近的亲等为主，可以平分遗产，但女性不能对遗产有任何合法的权利要求，任何阶层的母方亲属都被视为异乡人和外国人，被《十二铜表法》规定没有继承的权利，就连母亲和儿子的亲密关系都毫无例外。
在罗马人中，同宗的族人通过共同的族姓和家族的仪式结合起来，像是西庇阿或马塞卢斯有不同的名字或绰号，可以辨别出来他们出自高乃利乌斯或克劳狄家族的旁支。如果有相同的族姓及名字，就再加入范围更为广大的宗族名。在相同的名字之下，法律保持警觉，以维护宗教和财产永久的世系。《沃科尼安法》也采取同样原则，废除女性的继承权利。只要处女被收养成为妻子，不论这种婚姻是许配还是贩卖，都会丧失女儿的身份。自立不依靠他人的妇女获得平等的继承权，用来维持个人的自尊和奢华生活，可能将父亲的财富转移到外国的家族。就在加图所坚持的规范受到尊敬时，他们期望将公正和德行的平凡生活，永久保持在每个家庭之中。到后来还是女性的甜言蜜语在不知不觉中获得胜利，所有对个人有益的约束和限制，随着伟大的共和国陷入人欲横流之中而丧失殆尽。
法务官的公平公正缓和了十人委员会的严刑峻法，他们发布告示，恢复解放奴身份或遗腹的子女的自然的权利。如果父方亲属失败，他们就采用母方亲属的血统来为同族的族人命名，来自父系的称谓和性质就会逐渐被人遗忘。德尔图良和奥菲提安的判决基于元老院的人道精神，建立母亲和儿子的互惠继承关系。查士丁尼看似要恢复《十二铜表法》的法律体系，但实际上他的《御法新编》运用更为公平合理的新继承顺序。男性的家系和女性的亲属混在一起，将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和旁系血亲都严格界定。每个亲等按照血统和感情的接近程度，继承一位罗马市民所遗留的所有权。
继承的顺序为自然所规定，或至少由立法者普遍和恒久的理由所规定，不过这种顺序通常会为武断和带有偏袒性质的遗嘱所破坏，使立遗嘱者在进入坟墓以后还能施展他的权力。在架构简单的社会中，诸如此类在最后运用或滥用财产权的情况，很难得到允许和纵容。梭伦在雅典制定相关的法律。《十二铜表法》认可一个家庭的父亲能够留下私人的遗嘱。在十人委员会时代之前，罗马市民要当着30个区部举行的会议前面，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动机。像这样的立法机构可以用临时通过的法案，暂时停止常用的继承法。后来的做法是获得十人委员会的同意，每个私人立法者当着5个市民宣布他的口头或书面遗嘱，这几个人代表着罗马人民的五个阶层。第六个证人证实他们一致同意，第七个负责称铜币的重量，这是一个虚拟购买者所支付的金额，产业在形式的买卖和立即的转让下解除原有的所有权。
这种特别的仪式使希腊人觉得怪异，一直实施到塞维鲁临朝那个时代。法务官已经批准更为简单的遗嘱仪式，只需要7个证人捺印或签字即可，这种合法的形式没有例外，所有人员经过召集，专门来执行这个重要的程序。一位家庭中的君主掌握着子女的生命和财产，能够按照他们对家庭的贡献和他的喜爱，分配每人应得的一份遗产。他同样可以表示非常武断的愤怒，惩罚一个可耻或是得不到欢心的儿子，剥夺他的继承权利，为了表示羞辱，甚至把继承权给陌生人。按照过往的经验，这种不近人情的父母被制止，他们立遗嘱的权力有必要受到限制。根据查士丁尼的法律，儿子甚至女儿不得因保持沉默而丧失继承权：他们被迫要指认罪犯，以及指明犯罪的事实。
剥夺继承权违反了自然和社会的最重要的原则，但是皇帝出于公正，要求列举可以正当违反的理由。除非合法的部分即财产的四分之一留给子女，否则子女就有资格采取行动或是提出控诉说遗嘱无效，从而认定他们的父亲因生病或年老而使理性受到损害，用尊敬的态度提出上诉，将父亲严厉的决定交给明智而审慎的官员做出最后的裁示。遗产是以继承的形式还是接受赠予的形式为他人所拥有，在罗马法里有很大的差别，继承人完整接受遗产，或是接受立遗嘱人资产的十二分之一，以代表继承死者的社会和宗教地位，维护他的权益，履行他的义务，根据他最后的遗嘱，用遗物的名义给予“继承者”友情或慷慨的赠予。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有时会出于不慎或挥霍而耗尽遗产，只留下风险和负担给他的继承人，因而继承人获得授权保留“法尔西迪安部分”，那就是在付出遗物之前，先扣除四分之一自己应得的利益。他有足够时间去衡量债务与产业是否相称，以决定是接受遗嘱还是加以拒绝。要是将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列成一张清单，债权人提出的要求不得超过清单上资产的价值。市民的最后遗嘱可以在生前改变也能在死后撤销，他所列名的人选可能先他亡故，或者拒绝接受继承权，或者被合法取消资格。在考虑这些情况之后，他可以用第二位和第三位继承人来取代，据以更换在遗嘱上的继承顺序。疯子或是幼儿没有能力遗赠财产，可以运用类似的取代方式比照办理。立遗嘱者的权利在遗嘱被接受以后终止，每一个年龄成熟有自主能力的罗马人，都从继承获得绝对的支配权，民法的简化并没有受到长久而复杂的限定继承问题的困扰，不曾影响到未出生一代的自由和幸福。
征战和法律的程序确立了附加条款的使用。要是一个罗马人在帝国遥远的行省征战，怕死在异地而感到惊惶，可以写一封短信给他合法或立在遗嘱里的继承人。收信人重视荣誉就会履行他最后的要求，要是置之不理也不会受到任何惩处。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法官，没有获得授权要强制执行。一份遗嘱的附件可以使用任何格式或文字，但是要有5个证人的签名同意，证明是出于立遗嘱人之手的真实文件。这种意图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有时还是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为了调和正义的原则和成文法的规定，于是创造出委托的办法。在希腊或阿非利加的外乡人，可能是一个罗马人的朋友或恩人，这个罗马人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但是如果这个外乡人不是罗马的市民同胞就不可能成为继承人。《沃科尼安法》废止女性的继承权，妇女的遗物或是遗产总额上限是10万塞司退斯。如果仅有一个女儿就会受到谴责，她住在父亲的家里如同是外国人。无论是热烈的友谊还是父爱的亲情，都会让人联想到玩弄花样的欺骗行为，只有够资格的市民才能列名于遗嘱之上，靠着祈祷或是命令，要他恢复死者真正属意人选的继承权。
这些委托人面对困难的状况，处理方式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他们的职业曾经发誓要遵守本国的法律，但是荣誉激励他们要违背自己的誓言。要是他们打着爱国的幌子追求个人的利益，就会为每位正人君子所不齿。奥古斯都的声明解开了他们的疑虑，对于秘密的遗嘱和遗嘱附件给予合法的批准，很温和地除去共和国法律体系所要求的形式和施加的限制。但是等到新的委托制度实施以后，很快变得极为浮滥，根据特雷贝利安和珀伽索斯的裁决，委托人保有四分之一的产业，或是将所有继承的债务和诉讼全部转移到真正继承人的头上。遗嘱的解释变得非常严格而且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但是委托人和遗嘱附件中所使用的语言，能从法学家微妙和精确的术语中解救出来。
罗马人根据公众和私人的关系把人类的一般责任强加在身上，但是他们之间具体的义务，则受以下几点的影响：(一)承诺、(二)利益、(三)伤害。只要义务为法律所核定，发生利害关系的一方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强制执行。基于这种原则，每个国家的法学家都已制定类似的法律体系，成为理性和公正最完美的体现。
罗马人不仅在庙宇向诚信女神(有关人类和社会的诚信)献祭，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对她顶礼膜拜。要是这个国家缺少仁慈和慷慨之类和善的特性，他们会使希腊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用诚挚而单纯的态度来履行沉重的承诺。然而同样就在这个民族之中，依据贵族和十人委员会所坚守的规范，一个没有保证的协定，甚或是一个承诺或一份誓词，除非用契约的合法格式经过认证，否则都没有构成任何民事方面的义务。不论契约这个拉丁字眼的语源出于何处，都是在传达着“肯定而不能撤回的合同”这个观念，通常用问答的方式来表达。“你答应要付我100金币，是吗？”这是塞伊乌斯提出正式询问。“我同意。”这是森普罗尼乌斯的答复。森普罗尼乌斯有能力和意愿的朋友帮他承担这份债务，塞乌斯可能会分别起诉他们。于是利益的分配，或互惠行为的优先次序，逐渐背离契约的严格理论。为了维持无偿承诺的有效与合法，需要经过慎重思考后才能同意。市民获得合法的保障后，可能陷入欺诈的嫌疑，要因疏忽而支付所丧失的财物。法学家运用他们的智慧，继续努力将简单的约定转变为合于法定规格的正式契约。财务官是社会信用的护卫者，认可自愿或故意的行动所提出的合理证据，在他的法庭产生公平的义务，据以要求履行法定行为或补救措施。
法学家将第二类的义务特别称为“物篇”，就是为了交付物品所签订的契约。带着感恩的心情物归原主，无论何人被他人委托财产，都要负起归还的神圣责任。就出于友情的借用而言，慷慨的德行归于出借者这一方，接受者要负起保管的责任。但在质押的状况下，以及其他在普通生活中为自己牟利的商业行为中，这种恩惠要用等价物来补偿，归还的义务可以加以修正，这由贸易的性质来决定。拉丁语很顺利地用commodatum和mutuum两个词表示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词汇比较匮乏，就全部混杂在一起，很含糊而普遍地使用“借出”这个词。commodatum的意义是借用人有义务要归还同样的特定物品，这个物品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暂时提供使用而已；mutuum是指定给借用者使用或消耗，要根据所估算的数目、重量和尺寸，用等值的代用品来完成相互之间的承诺。按照买卖合同，物品的绝对处理权转移给买主，对方要用适当数量的金银偿还应付的利益，这些金银代表尘世财产的价格和通用的衡量标准。
还有一种有关“场所”的契约，所应尽的义务更为复杂。像是土地、房屋、劳务和才能，都可以租用或雇用一段明确的期限，等到期满，物品本身要归还给原主，为了获得占用或雇用期间的利益，还要加上约定的报酬。在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合约中，有时会加上合股与佣金，法学家有时设想物品的交付所出现的状况，有时考量合伙人的意愿所发生的问题。实质的约定经过改进，要有可见的权利如抵押或担保。买卖的同意要有确定的价格，从订约那刻开始，赚钱还是赔本的机会全部要算在买主的账上。一般而论，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润做最好的打算，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他要接受交易带来的好处，那就要忍受买卖应付出的代价。
在有关物权极其复杂的题材之中，历史学家特别提到土地与金钱的关系，一方是要付出租金而另一方是收取利润，这对于农业和贸易的繁荣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地主经常要预先将存粮和工具给予农民，然后才能安享成果。要是贫困无力的佃户受到天灾人祸的打击，可以根据法律的公平公正，要求地主对农民给予适当的救济。租期按照习惯一般以5年为准，不可能期望从农民手里获得实质或增值的改进，因为地主出售土地时，农民总是被拒于门外。高利贷是城市积习已深的苦难，《十二铜表法》予以制止，在人民的疾呼之下废除。恢复高利贷是基于人民的需要和怠惰，谨慎的法务官也只有容忍。《查士丁尼法典》做出最后的决定，地位显赫的阶层所获取的年利率应为4%，普通而且合法经过宣布的标准为6%，为了方便制造业和商业周转可以提升到8%。航运的保险可以到12%，明智的古代人就没有判定上限。除非是极为危险的行业，否则过度的高利贷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最单纯的利息都受到东部和西部教士的指责，但是对于互惠的诉求战胜了共和国的法律，即使是教会的谕令甚至人们的偏见，都一概用坚决的态度抗拒。
自然和社会强加严格的义务以弥补伤害。因受到私人不公正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会获得应有的权利和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如果他人的财产托付给我们照顾，在获得暂时的所有权以后，用心的程度会按照利益的高低而产生变化。我们对无法避免的意外很少需要负起责任，但是出于故意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通常会归咎于始作俑者。罗马人用窃盗的民事行动来搜寻和追讨被偷的财物，这些东西可能经过一连串清白无辜的手，但是没有任何物品的时效少于30年，只要在期限内就能拥有最初的要求权利。所有权的恢复可以根据法务官的判决，人身受到伤害可以获得2倍或3倍甚至4倍的损失赔偿，暗中的欺骗和公开的抢夺都是犯罪的行为，可以从事实的揭发和随后的侦查找出犯案的强盗。《阿奎利安法》用来保护市民有生命的财产，使他的奴隶和牛只免于恶意或疏忽的打击。家畜在死前这一年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用当年最高价格来作为其所具有的价值；任何其他能够标出价格的财物，遭到毁损后所允许的限价期是30天；个人伤害的程度要视时代的习性和个别的感受而定，语言或动手所带来的痛苦或羞辱，很不容易用等值的金钱来让人感到满意。
十人委员会粗糙的法律对所有的侮辱一视同仁，只要不打断对方的手臂，攻击者就要接受25个阿斯的普通处分。经过3个世纪以后，同样的币值从1磅铜减少到半个盎司。有钱的罗马人无礼之极，竟将违犯和补偿《十二铜表法》的条款当成最廉价的娱乐。维拉提乌斯跑过大街去打一名信差的脸，受辱者根本没有冒犯他，于是引起群情骚动，追随在他身边的会计按照法律规定，马上付出25个铜板，照现在的币值不过1个先令而已，使得大家无话可说，愤怒的情绪不得不平息下来。法务官对于特别的指控，基于公平的原则要鉴定或评估完全不同的事实真相。为了裁定民事损失，官员有权考量时间、地点、年龄和地位这些不同的情况，这些可能会加重受害人的羞辱和痛苦。如果他接受了对他进行罚锾、刑责或警告这些办法，等于是进入了刑法的范围，虽然他也许只是犯了点小错。
李维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述罗马人使用残酷的手段，处罚极为暴虐的罪犯，就是抓住阿尔班的独裁官以后，用八匹马将他肢解分尸，但是这种主持正义的报复行动，是在胜利的激情时刻，大家听从一个人的指使，施加在外国的敌人身上。自从元老院的贤明之士草拟《十二铜表法》，经过人民自由表决认可后，对于罗马人的民族精神提供了更为确切的证据。然而这种法律就像德拉古的成文法，制定的时候带有草菅人命的特性。他们赞同残忍和严苛的报复原则，坚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以肢还肢，除非犯人愿意以300磅铜作为罚锾，求得赦免刑责。
十人委员会对于轻罪宽大为怀，施以鞭笞或苦役的处分，但有9种罪行因为情节不同，可以判处死刑。
其一，任何叛国或谋逆的行为，或是与国家的公敌有通信联系，都会用令人痛苦和羞辱的方式处死。这名堕落的罗马人被布幕将头部罩住，手臂扭到背后再捆绑起来，经过扈从校尉施以鞭刑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广场上示众，或是吊死在被视为不祥的树木上。
其二，在城市里，不准进行任何夜间集会，无论是出于庆祝还是宗教的原因，甚至就是出于公益也不行。
其三，市民的谋杀案件，大众的意见是要凶手抵命。下毒比起用刀剑更令人反感。从两件罪大恶极的命案，我们很惊奇地发现，一个讲求简朴的共和国，竟会这样早就出现如此精巧的邪恶行为，而且罗马的贵妇人还能有这样贞洁的德行。弑亲罪完全违反天理人情，罪犯要被装在麻布袋里，丢进河流或大海，同时要陆续将公鸡、毒蛇、狗和猴子放进袋里，当作罪人最好的伴侣。意大利并不出产猴子，好像也没有感到有此需要，一直到6世纪中叶才第一次发生弑亲罪。
其四，恶意纵火罪，在举行鞭打的仪式以后，将犯人用火烧死，让我们的理智忍不住要称许，报复的行动非常公正。
其五，法庭伪证罪，对于道德败坏和恶意陷害的证人，为了惩处所犯的过失，要把他从塔皮安断岩的顶上丢下去摔死。刑事法严厉，书写的证据不足，伪证的后果更为致命。
其六，法官受贿罪，法官因接受贿赂而宣布不公正的判决。
其七，毁谤和讽刺，粗俗的语气有时会扰乱一个知识程度不高的城市，作者应得的惩罚是遭棍棒殴打，至于是否会被行刑手打到气绝，那就无法确定了。
其八，利用夜间故意损毁或破坏邻人的农作物，罪犯会被吊死，作为奉献给克瑞斯的牺牲。但是森林之神很记仇，砍伐有价值的树木要赔偿，适度的罚锾是25磅铜。
其九，使用魔法诅咒，根据拉提安牧羊人的意见，这些咒语会耗尽敌人的精力，摧毁他们的生命，把他们从所在地连根拔起以后再赶走。
提到《十二铜表法》对破产的债务人极其残酷的处罚，我宁愿采取古代条文字面上的意义，不愿参考现代学者过于精巧的见解。等到债务在法庭确定和宣布以后，负债的罗马人获得30天的延缓期限，然后被置于市民同胞的权力之下，被关在私人监牢里，每天的粮食是12盎司的糙米，身上可能捆绑15磅重的锁链。他所处的不幸状况要到市场去展示三次，恳求他的朋友和同胞给予怜悯和帮助。等到60天的期限结束，要用丧失自由或生命来偿付债务。破产的债务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卖到台伯河以外，成为异国的奴隶。如果几名债权人同样固执而且毫无恻隐之心，他们可以合法肢解他的身体，用可怕的分尸来满足他们的报复之心。野蛮法律的拥护者非常坚持，要是无力支付合约上规定的债务，应该使用强硬的手段，来防止拖延不理和欺骗造假的行为。但经验显示这种恐吓并不能发挥作用，夺取生命和砍下肢体是无利可图的惩罚，没有一个债权人愿意执行。
等到罗马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变得更为文雅，十人委员会的刑法因原告、证人和法官重视人性而遭到废止，免于刑责成为极端严苛的法条所产生的结果。《波西安法》和《瓦列利安法》禁止官员处死自由的市民，也不能施以体罚，过去那些草菅人命的成文法都已作废。他们把这些法律的制定归罪于王政时代的暴虐风气，用很巧妙的手法让贵族统治置身事外。
由于刑法不能发挥功能以及公权力的不彰，城市的和平与公正只能靠着市民的私法审判也就是投票定谳。监狱里装满了罪犯，大多数都是社会的被逐者，他们的罪行一般而言都归之于无知、贫穷和残酷的欲念。一个卑劣的平民身为共和国的成员，滥用他那神圣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产生的犯罪行为会同样穷凶极恶。但是，等到罪行已经证实或许仅是涉嫌，奴隶和外乡人就会被钉上十字架，对于罗马绝大部分的民众来说，这种严峻而又实时的正义，在实施时几乎不受任何约束。每个家族都设置法堂，与法务官不同的是，可以毫无限制审理家庭成员的外在行为：合乎道德的原则和习惯由教育学科灌输，罗马的父亲支配着子女的生命、自由和继承，而且没有上诉的余地，所以父亲有责任要用自己的言行为子女做出榜样。在某些紧急状况之下，市民对于私人或公众的侵权行为可以合法施以报复。犹太人、雅典人及罗马人的法律都一致同意，可以杀死夜间的窃贼。然而在大白天，要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带来危险和重大损失，就不能贸然杀害强盗。无论任何人在婚礼的床上发现奸夫，在感到惊愕之余，都可以不受约束实施报复，最血腥或恶意的暴行由于无法控制的怒火而获得赦免。在奥古斯都以前，丈夫无须自惭要去衡量奸夫的阶级地位，父母也不必因为犯罪者的诱奸而牺牲自己的女儿。
自从国王被驱逐之后，如果有野心的罗马人竟敢僭用他们的头衔，模仿他们的暴政，就会被人民拿来奉献给地狱的神明，每个市民同胞都可以行使正义之剑。不管布鲁图斯是多么忘恩负义，鲁莽的举动有多么让人厌恶，国家裁定他的行为都非常神圣。和平时期携带武器的野蛮习惯，以及用流血来彰显荣誉，对于罗马人而言都是闻所未闻。在两个最纯真的时代里，从建立平等的自由权利到布匿战争结束为止，罗马从来没有发生过谋逆叛乱的骚动，也很少受到重大罪行的污染。当党派的倾轧遍及国内外，激起各种恶行，逐渐感受到刑法已经丧失效用。西塞罗时代每个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无政府状况下的特权，共和国每个行政首长都受到诱惑要掌握国王的权柄，他们的德行如同自然或哲理的天赐果实，有资格受到全民热烈的称誉。经过3年毫无顾忌的色欲、劫掠和酷虐以后，西西里暴君维雷斯被判处赔偿30万镑的金钱，这样一来使得法律、法官甚至原告都感到满意。维雷斯等于只退还了搜刮所得的十三分之一，就能全身而退，过着奢侈豪华的放逐生活。
独裁官苏拉最早想要恢复过去的状况，使得罪行和惩罚能够相称，他在充满血腥的胜利中，极力约束罗马人的放纵行为，并非压迫他们的自由权利，只是他的做法不够完善。他将4700名公民列入“公敌宣告名单”，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是就立法者的角色而论，他尊重那个时代的传统和偏见。对于强盗或凶手、背叛军队的将领或摧毁行省的官员，苏拉并没有对他们处以死刑，仅仅用放逐的刑责来加重罪犯的金钱损失，法律的条文规定，他们在放逐期间“不得生火”和“不得洗浴”。《高乃利乌斯法》和以后的《庞培法》以及《朱利安法》，引用新的刑法体系。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这些皇帝，都要隐瞒事实，不愿成为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而是创造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类词句并经常运用，尽量去扩张并且掩盖专制政体的发展过程。在将功勋卓越的罗马人定罪时，元老院通常会按照主子的意愿准备混淆审判权和立法权。总督的责任是要维持行省的平静，那就要运用专制和强硬的司法权。等到帝国向外扩展，城市的自由权利逐渐消失无踪。西班牙有个罪犯声称自己拥有罗马人的特权，伽尔巴下令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只是这个十字架制作得更精美、竖得更高而已。有时皇帝会发布敕令，对崭新或重大的问题做出判决，这些问题当然超出总督的权限和能力。流刑和斩首是针对地位尊贵的人员，卑贱的罪犯通常会被处以绞刑、火刑、在矿坑里活埋或是丢给竞技场的野兽。武装的强盗是社会的公敌，受到追捕和根除。把别人的牛马赶回自己家里，就犯下死罪；单纯的偷窃被认为仅是造成公家或私人的损失。罪行的轻重和惩处的方式通常都由统治者自行决定，臣民对法律的危险一无所知，随时都会陷身其中而丧失性命。
过失、错误和罪行，分别是神学、伦理和法律的题目。一旦三者的判断一致，可以证实相互的观点，但是在三者相异时，明智的立法者会按照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程度，来辨识罪行和惩罚。根据这种原则，攻击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的判处没有谋逆或叛乱的罪行那样严重，因为谋逆或叛乱已经侵犯了共和国的尊严。善于逢迎的法学家异口同声宣称，共和国为他的元首所有。历任皇帝保持勤奋的工作精神，把《朱利安法》的锋刃磨得锐利无比。两性的淫荡行为可以被视为本能的冲动而予以宽容，也可以被当成社会混乱和腐化的根源予以禁止，但是无论如何，丈夫的名誉、财产和家庭都会因妻子的通奸造成严重的伤害。见识高明的奥古斯都在抑制报复的自由之后，对于这种家庭事件施以法律的制裁。犯罪的奸夫淫妇在加重籍没和罚金以后，被分别放逐到两个相隔遥远的小岛之上，直到永远。宗教对丈夫的不忠行为同样给予谴责，但是没有被列入民法的法律条文之中，因此妻子永远不准对她的冤屈进行辩护。教会法中对于简单或双重通奸的区别，不仅经常见到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在《御法集》和《民法汇编》的有关法规中并未列入。
还有一种更为可憎的恶行，羞于提到它的名字，为自然所厌恶，我不能置之不理，只希望很快交代清楚。伊特拉斯坎人和希腊人爱好此道，早期的罗马人也受到影响和感染，疯狂滥用繁荣和权力带来的成果，认为任何纯真的欢乐都乏味不够刺激。《斯卡提尼安法》是运用暴力强行通过的法案，由于时光的消逝和罪犯的增多，在不知不觉中废止。原来的条款规定，对不知世事的年轻人施以强暴或诱骗，被当成对个人的伤害，只赔偿很少的1万塞司退斯或80镑。为保护自己的贞操施以反抗或报复，可以杀死施暴者。我倒是相信，在罗马和雅典，有些个性柔弱颓废的人自愿抛弃他的性别，堕落到置市民的荣誉和权利于不顾的地步。舆论的严厉指责并不会吓阻这种罪恶行径，男子气概受到难以洗刷的羞辱，有时会与私通和通奸这些较为轻微的罪行混淆在一起。受害的男性或女性伴侣活在耻辱之中，但淫荡的爱人反而不会丢脸。从卡图卢斯到尤维纳利斯，诗人指责和颂扬那个时代的堕落现象，法学家的理性和权威对这方面的改革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直到最重视德行的恺撒，才将这种违反自然的罪孽看成伤害社会的罪行加以禁止。
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为帝国的法律制定带来新的风气，甚至连本身的错误也都受到尊敬。接受摩西的律法当成神最早的正义，身为基督徒的君王要使自己制订的刑法，能够适用于道德和宗教各种程度不同的邪恶行为。他们首先把通奸认定是重罪，脆弱的两性所造成的过失视同下毒、谋杀、魔法和弑亲。鸡奸的罪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施以同等的惩处。所有的罪犯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身份，不是淹死就是斩首，或是用报复的火焰活活烧死。人类基于同情心，通常会赦免通奸者，但是基于宗教虔诚的愤慨使同性的爱人受到穷追猛打。希腊人污秽的行为在亚洲城市非常流行，僧侣和教士的独身生活也会被煽起同样的罪孽。查士丁尼至少对于女性的不贞已经减轻刑责，犯罪的配偶只被判处独居和悔过，两年以后，只要丈夫愿意原谅她，她就又可以回到他的怀抱。但是同一位皇帝公开宣布，对于失去男性气概的色欲绝不宽恕，他残酷的迫害行为不能因为动机的正当就不受指责。他违犯法律公正的原则，颁布的诏书将犯罪行为回溯以往，对于自白认罪和请求原谅的罪人，事先给予短期的缓刑。痛苦的死刑被加在犯罪者身上，那就是对犯罪的工具施以割除，或是把尖锐的芦苇插进极为敏感的洞孔或管道。只要罪犯被指控亵渎神圣并定罪，就会被砍掉双手，查士丁尼将这一类的刑罚视为正当行为，提出辩护。
在这种极为羞辱和痛苦的状况下，罗得岛的以赛亚和狄奥斯波里斯的亚历山大这两位主教被拖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同时有传达员的声音在警告同教的弟兄，要他们观看这可怕的教训，不要使神圣的身份受到玷污。或许这些高级教士根本就是清白无罪的人。经常会发现这种可耻的死刑判决，出于孩童或仆役微弱或可疑的证据。法官为了要对绿党、有钱人以及狄奥多拉的仇敌定罪，如果实在找不到罪名，就用鸡奸的行为来进行指控。有位法国哲学家大胆指出，任何事情要保持秘密就值得怀疑，对于罪恶我们自然而然会感到恐惧，就会被当成暴政的工具。但是同样是这位作者提出有说服力的言辞，备受称许，那就是：立法者可以信赖人类的品味和理性。等到发现败坏的风气竟然如此古老而且蔓延甚广，他的言论就受到责怪。
雅典和罗马的自由市民享有最高的特权，就是所有涉及刑事的案件均由本国审理。
其一，掌理司法部门是君主最古老的职权，曾经是罗马国王行使的权力，但到了塔昆文继位以后产生滥用的状况，他不遵守法律或会议的规定就宣布专制的判决。最早的执政官继承了这种帝王的特权，但是在获得神圣的上诉权以后，民选的官员立即丧失审判的权力，所有与公众有关的案件由人民组成的最高法庭裁决。然而一种野性难驯的民主政体，只能在司法的形式上表现出优点，通常会否定主持正义的基本原则。专制政体的骄傲会被平民的嫉妒毒害，雅典的英雄有时会赞许波斯人何其幸运，他们的命运只被一个善变的暴君播弄。罗马人的严肃和自制能够发挥效果，定出若干有利的限制办法，强加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不能感情用事。起诉的权利掌握在官员的手里。35个区部的投票表决只能决定罚锾，百人连大会保有审理所有重大罪行的权力，这是根据基本法所成立的机构，地位和财产的分量可以确保在表决时占有优势。大会一再运用发布文告或延长休会时间的手段来阻挠会议的进行，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化解偏见的影响和愤怒的情绪，而且整个审判程序可能因为及时的征兆或一位护民官的反对而取消，像这种全民的审判通常更乐于对被告进行定罪处罚，而不会赞同被告的清白无辜。如果把司法权和立法权合并在一起运用，被告这一方是否会获得赦免或宣告无罪，就会让人产生怀疑。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当事人担任辩护，那么他们就会诉诸君王的策略和恩情来准备讲稿，同时也诉诸君王的正义。
其二，召集市民参加每个罪犯的审判已经成为很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市民和罪犯的人数越来越多，权宜的办法是运用常设的官员或是特定的检察官，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早期这种问题非常少见，只有在很偶然的状况下才会发生，等到罗马建城7个世纪的初叶才成为永久的编制。每年选出的4位法务官经过授权，负责审理叛逆、勒赎、盗用公款和贿赂等国事犯罪。苏拉增加法务官的数目和新的罪行项目，以处理直接伤害个人安全的犯罪。这些检察官负责准备和指导法庭的审判工作，也只是宣读经大多数“法官”所同意的判决而已。这些法官虽然尊重事实，但产生的偏见更多，已被比拟为英国的陪审团。法务官拟定一份年度名单，列入的人选都是年高德劭的市民，承担这些重要而让人厌烦的工作。经过很多年宪法的奋斗以后，才从元老院、骑士阶级和平民中间选择相等的人数，有450人被指定进行单一的表决。法官有不同的名单或是“十人组”，必须将上千位罗马人的名字包括在内，这些人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每个特定的案件，都要从大瓮中抽出足够的法官人选，他们的公正要用誓词来保证。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保证独立行使职权，从原告和被告的相互盘问中，消除有所偏袒的疑虑。米洛案的每边法官减少15人之多，由51位法官用口头回答或透过投票板，投出开释、有罪或可疑的决定。
其三，在罗马法的审判程序中，城市的法务官才是真正的法官，也可以算是立法者，等他下达指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时，通常就会交付给一个代表来查明事实真相。随着法律的诉讼程序增加，由十人委员会所设置、他所主持的法庭，获得更大的分量和更高的声誉。不管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听从幕僚给他的建议，绝对的权力还是被托付给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每年要由人民投票选出。在自由运用有关的法规和预防措施时，需要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专制政体的命令则简洁而又无趣。在查士丁尼也或许是戴克里先时代之前，十人组的罗马法官已经是虚有其名，只能像顾问一样提出很谦逊的意见，法务官可能接受也可能置之不理。无论是民事法庭还是刑事法庭，都由一位官员负责，他的就任或解职全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一名罗马被告受到指控犯下重大的罪行，会用自我放逐或了断来阻止法律的宣判。直到他的罪名得到合法的证明，他才能恢复清白无辜以及个人自由；直到最后的百人连的投票被统计和宣布，他才可以和平地离开，前往意大利、希腊或亚细亚的联盟城市。这种民事诉讼的死亡可以维护他的名誉和财产，至少他的儿女不会受到影响；他也可能仍旧享受理性和感官的生活，只要心灵在习惯了罗马那种野心和嚣闹之后，能够忍受罗得岛或雅典的单调和宁静。需要不顾身家性命的努力才能逃脱恺撒的暴政，但是斯多噶学派的哲理使人熟悉这种努力，他们这些最勇敢的罗马人就是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合法鼓励自杀的行为。经过宣判已经定罪的罪犯，被处死以后尸体要受到示众的羞辱，也给儿女带来最大的不幸，财产全部充公，使他们处于贫穷的困境。但是如果提比略和尼禄的受害人，在君主或元老院的敕令下达之前先行了断，他们的勇气和死亡会获得补偿，就是公众的赞扬、适当的葬礼以及遗嘱的有效。极端贪婪和残酷的图密善，像是要将不幸的人最后的慰藉全部剥夺殆尽，甚至就是两位仁慈的安东尼皇帝，也仍旧不愿让人得到如此的恩典。涉及重大罪行的案件时，如果自愿赴死的时机是介于起诉和定罪之间，等于是承认有罪，国库就用不人道的手法，将死者的战利品全部攫走。然而法学家通常会尊重市民的自然权利，就是放弃生命也包括在内。塔昆文给死者带来身后的羞辱，是为了防止臣民走上绝境，后世的暴君从没有加以恢复或是效法。要是有人把死看成解脱，那么世间的权力对他已经丧失作用，只有诉诸来生的宗教顾虑，才会使他自戕的手受到约束。维吉尔在他的作品中将自杀列为不幸，并没有视为犯罪，这种地狱幽魂的诗意神话对人类的信仰或习性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福音或教会的训诲，终于还是把虔诚的奴性强加在基督徒的内心，要他们迎接疾病或刽子手的最后一击，而且必须毫无怨尤。
刑法在62卷《御法集》和《民法汇编》之中只占很少的部分，所有的法庭诉讼程序中，决定市民生死的案件，比起契约或继承这些最普通的争论，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也很少一直拖延不决。这种非常明显的区别取决于刑法和民法的性质，虽然有时会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宁而考量刑法的紧急需要。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一般而言非常简单而且始终不变。谴责罪犯的法条不仅刻在铜板或大理石上，而且印在罪犯的良心上，通常透过单一事实的证据就能够确定他的罪行。然而我们与每个人的关系是变化多端而毫无限度的，我们的义务之所以能够产生、废止或修正，全部来自伤害、利益和承诺。自愿签订的合约和遗嘱经常会受到欺骗或无知的指使，所以才需要加以解释，也使法官获得实用的练习和经验而做出睿智的判决。广大的领土和兴旺的商业扩展了每个人的事业，市民居住在庞大帝国遥远的行省，不但有许多怀疑及耽搁，还无可避免从地区上诉到最高当局。
查士丁尼是君士坦丁堡和东部的希腊皇帝，也是拉丁牧羊人的合法继承人。想当年罗慕路斯把殖民地建立在台伯河的两岸，在1300年这么长的时间内，法律很勉强地随着政府架构和生活方式而改变。想要融合古老名称与新制度的企图值得嘉许，却摧毁了原有的和睦关系，暧昧而又不合常规的体系难免要自我膨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原谅臣民的无知，也就等于是承认本身还不够完美。罗马法经过查士丁尼删节以后，仍旧是神秘难解的学科，也是有利可图的职业，极为复杂的性质使得学习非常困难，加上从业人员私下运用各种手法，更是陷入10倍的黑暗之中。追求这门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过应得的报酬。申诉者由于穷困或明智，就不得不放弃最美好的权利。获得正义竟然如此昂贵，或许可以减弱诉讼的风气，但是在不对称的压力之下，只会增加富人的影响力，使得贫民的处境更为悲惨。讼诉程序的进度缓慢而又耗费甚大，有钱的抗辩者居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甚至不必寄望碰到贪污的法官。在体验到一种恶习时难免会引起愤怒之心，这也是我们的时代和国家无法避免的事，真是恨不得拿我们精心炮制的法律体系，去交换土耳其宗教法官极其简明快速的判决。我们平心静气想一下，为了保护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像这样的形式和延迟确有必要。法官的深文周内是独裁者首要的工具，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应该有先见之明，解决在权力和勤奋无限扩展以后所产生的问题。然而查士丁尼的政府把自由和奴役的缺失全部结合在一起，罗马人在复杂多样的法律和主子的任意专制之下，在那个时代受到更多的压迫。
查士丁尼的晚年只顾虔诚地沉思美好的天国，衰弱的心智完全忽略尘世的事务。臣民对于他那绵长的寿命和无尽的统治感到难以忍受，然而所有人都怀着忧虑，害怕在他过世的时刻，引起都城的暴乱与帝国的内战。没有子女的国君有7个侄儿和侄孙，都是他的兄弟和姐妹的后裔，他们生下来就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行省和军队中担任很高的职位。大家对他们的为人处事都很熟悉，各个都有一批忠诚而热心奉献的追随者，在一个满怀猜忌的时代要尽量延后指定接位的人选，使得每个侄儿都抱着继承伯父皇位的希望。
查士丁尼在统治了38年以后逝世在皇宫(公元565年11月14日)，维吉兰提娅的儿子查士丁靠着朋友的帮助，抓住了决定性的机会。午夜时分，他的家人被雷鸣般的打门声音惊醒，得知来人是元老院的主要成员后就让他们进入。这些受到欢迎的代表宣布最重要的机密信息，皇帝已经崩殂，据称在临终前选择了最受喜爱和赞许的侄儿继承他的皇位。他们恳求查士丁要预防群众的动乱，同时他们也知道时机稍纵即逝，稍有疏忽就会失去拥立之功。查士丁的面容显现出惊愕和悲伤的神色，同时也表示谦让的态度，在他的妻子索菲娅的规劝下，愿意听从元老院的安排。
查士丁静静地迅速进入皇宫，卫队向新统治者致敬，接着举行加冕大典，完成军事和宗教的仪式。他从高阶官员的手里接受皇帝的服饰，穿着红色的官靴、白色的上衣和紫色的长袍。有个幸运的士兵实时被授予护民官的职位，把象征军阶的领圈套上他的脖颈。查士丁很安稳地坐在一面盾牌上，由4名强壮的青年高举起来，接受臣民的欢呼与敬贺。教长的祝祷表示批准他们的推选，把一顶皇冠加在信奉正教的皇帝头上(公元565年11月15日—574年12月)。椭圆形竞技场早已拥满无数的群众，等到皇帝出现在宝座上面，不论是蓝党还是绿党全部响起一片欢呼的声音。查士丁二世对元老院和人民发表演说，承诺要改进使前朝蒙羞的时弊，展现一个公正和仁慈政府的典范，同时宣布要用个人的名义和宽阔的胸襟，在元月1日(566 A.D.)接受罗马执政官的头衔。为了能够立即偿还他伯父所欠的债务，表达确实遵守诚信和慷慨的誓约，一队挑夫背负成袋的黄金进入椭圆形竞技场，使得查士丁尼时代原本毫无希望的债权人，接受这份主动发给的礼物作为他们应得的补偿。还不到3年的时间，索菲娅皇后不仅比照他的先例，有的地方还要做得更好。她将很多贫穷的市民从负债和高利贷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让他们脱离不幸的苦海。这种慈善的行动获得无比的感激，但是君王的恩典最容易被挥霍和欺骗所滥用。
查士丁即位的第七天，接受阿瓦尔人使臣的觐见，整个场面经过布置，务必要让蛮族感到震惊、尊敬和畏惧。从皇宫的大门开始，宽阔的内廷和绵长的柱廊配置成列的警卫，他们佩戴着冠毛高耸的头盔和金光闪闪的圆盾，手执长矛和战斧，比在战场更显得威风凛凛。伴随着君王的军官或许是为了展现皇家的权势，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按照军职和文官的位阶排列。等到内殿的帘幕拉开以后，使臣可以看到坐在宝座上面的东部皇帝，位于4根圆柱支撑的天棚或圆顶的下方，顶端装饰着展翼欲飞的胜利女神雕像。他们在一开始不禁大吃一惊，只有屈从于拜占庭宫廷奴性极重的跪拜之礼，但是很快从地上站起来，首席使臣塔吉提乌斯表现出蛮族的自由和傲慢。他在通事的翻译之下，极口颂赞他们的领袖台吉的伟大，他的仁慈使得南方的王国得以生存不致灭亡，他那战无不胜的臣民越过西徐亚冰冻的河流，无数的帐幕现在已经遮盖了多瑙河的河岸。逝世的皇帝每年提供价值高昂的礼物，与感激的国君建立深厚的友谊，罗马的敌人也尊敬阿瓦尔人的盟友。查士丁尼的侄儿过去所受的教导，是要一成不变采取审慎的作风，仿效他伯父慷慨的行为，从一个无法击败的民族手里买到和平的祝福，这个民族不仅喜爱战争的行为，而且擅长战争的训练。现在皇帝从基督教的上帝、罗马的古老光荣事迹以及查士丁尼新近获得的胜利中，建立起坚定的信心，他的回答带着高傲的口吻，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他说道：
帝国有数量庞大的兵员和马匹以及供应充足的武器防守边界，胆敢入寇的蛮族必定会被惩罚。你们声称要提供协助，却又威胁采取敌对行动，我们根本不把你们的敌意和帮助放在眼里。阿瓦尔人的征服者恳求我们要建立联盟的关系，难道我们还怕他手下的残兵败将？我的伯父之所以赐给你们年金，是同情你们不幸的遭遇和谦卑的请求。现在你们将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恩惠，那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弱小。觐见结束，你们可以告退了，使臣的生命会得到保障，如果你们再来恳求我的宽恕，或许会获得我的恩赐。
台吉听取了使臣的报告以后，因为不了解罗马皇帝的性格和谋略，对于他那种坚定的态度感到畏惧，决定停止威胁东部帝国的行动，向贫穷和落后的日耳曼地区进军，目前这些地区在法兰克人的管辖之下。经过两场难分胜负的战斗，他只好答应退兵，奥斯特拉西亚国王立刻供应谷物和牛只，解除了营地所面临的危机。阿瓦尔人一再吃闭门羹，使得士气不振，如果不是与伦巴第国王阿尔波因建立联盟，使他的部队有新的作战目标，使疲累的群众获得永久的居留地，那么他的实力就会在萨尔马提亚的旷野中消耗殆尽。
阿尔波因在他父亲的旗帜下服务，在战场上遭遇敌方的格庇德王子，就用长矛将对手戳死。伦巴第人钦佩他这样早就建立英勇的名声，以一致的欢呼要求他的父亲，既然年轻的英雄已分担战争的危险，也应该享受胜利的宴会。态度坚决的奥铎因回答道：“你们不能疏忽祖先遗留的明智习惯，无论一个王子建立多大的功劳，除非他从一位外国君王的手里接受武器，否则不能与他的父亲同桌。”阿尔波因为了尊重本国的制度，屈从于这个要求，挑选了40名随从人员，毫无所惧去拜访格庇德国王图里桑德的宫廷。按照古老的待客之道，图里桑德拥抱和款待了杀死儿子的凶手。阿尔波因在宴会里坐在被害年轻人的座位上，图里桑德的内心油然产生痛苦的回忆，带着一声叹息，几句话从愤恨不平的父亲嘴里脱口而出：“多么令人难忘的位置!多么可恨的人!”他那悲伤的表情激起格庇德人同仇敌忾的恼怒。
图里桑德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库尼蒙德，他没有在战场丧生，因为饮酒过多或是基于手足之情，引起他要为兄弟报仇的冲动，于是这个粗鲁的野蛮人说道：“伦巴第人不论是外形还是气味，都很像萨尔马提亚平原的母驴。”他们的腿上绑着白色的布条，所以对方才拿这种粗俗的比喻来侮辱他们。一名胆大包天的伦巴第人回答道：“还有一点很相像的地方，就是踢人的力量很强大。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到阿斯菲尔德平原去找你兄弟的骨头看一看，这些尸骸已经与最卑贱的动物混杂在一起。”格庇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听到这话全站了起来，毫不在乎的阿尔波因以及40名随员，都把手放在长剑上。年高德劭的图里桑德出面调停，总算平息了一场骚动，拯救了自己的荣誉和客人的生命。在举行庄严的叙爵式之后，流着眼泪的父亲把染着儿子血迹的武器当礼物，将这些外乡人打发走路。阿尔波因凯旋归国，伦巴第人赞誉他那无可匹敌的大无畏气概，也不得不佩服敌人待客的热诚和德行。
在这次非常特别的访问期间，他可能见过库尼蒙德的女儿，库尼蒙德后来很快登上格庇德人的王座。罗莎蒙德这个名字以后用来称呼美丽的女性，为我们的历史或传奇带来很多爱情故事。伦巴第国王(阿尔波因的父亲没过多久就过世)与克洛维的孙女订有婚约，但是他抱着希望想要占有美丽的罗莎蒙德，就连诚信和政治的约束也弃之不顾，何况这样做还会侮辱她的家庭和整个民族。诱骗的伎俩没有发生效果，焦急的求爱者只得使用武力和诈术，终于获得他所图谋的对象。接着就是在他意料之内的战争，而且他也恨不得能够彻底解决，可是伦巴第人无法抵抗格庇德人愤怒的攻击，何况他们还获得一支罗马军队的协助。想用婚姻来联系双方感情，也遭到藐视和拒绝，阿尔波因被迫放弃已经到手的猎物，身受他施加于库尼蒙德家族同样的羞辱。
等到私人的仇恨掺杂到公众的争执之中，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冲突要是没有产生致命和决战的结果，就会带来短暂的休兵，双方继续加强准备，重新开始进行接战行动。阿尔波因发现他的实力难以满足爱情、野心和报复的需要，只有放下身段恳求台吉给予强力的帮助，提出的理由充分表现出蛮族的计谋和策略。他说罗马人是所有民族的共同敌人，也是台吉个人所仇视的对手，现在格庇德人与罗马人结盟就是助纣为虐，应该加以攻击，好灭绝这个民族。如果阿瓦尔人和伦巴第人的力量在这场光荣的战争中能联合起来，那就可以保证获得军事的胜利，夺取价值无可估计的报酬：多瑙河、赫布鲁斯河、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无一处可以成为障碍，根本无法阻挡他们的武力。如果他们为了防止罗马人恶意的行动，因而犹豫不决或是迟疑不为，双方的合作精神就会受到打击，到时候阿瓦尔人会被罗马人追击到地球的尽头。台吉用冷淡和拒绝的态度，听取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他将伦巴第使臣监禁在他的营地，故意拖延谈判的时间，同时放出话来说他没有意愿和能力，从事这样重大的冒险行动。最后他告知伦巴第人建立联盟所要付出的代价，伦巴第人必须即刻将全部牛群的十分之一送给他们当礼物，获得的战利品和俘虏双方平分，而且格庇德人的土地要单独成为阿瓦尔人世袭的领地。
阿尔波因的激情使他满怀兴奋接受了这些严苛的条件，这时罗马人也不满意格庇德人的忘恩负义和反复无常，查士丁放弃了这个任性的民族，让他们去自生自灭，在这场一面倒的冲突中袖手旁观不予理会。陷入绝境的库尼蒙德还是很活跃，而且给敌人带来危险。他接到消息知道阿瓦尔人侵入国境，仍旧保持坚定的信念，认为只要击败伦巴第人，就能很容易赶走这些侵略者。他仓促前去迎战与他和他的家族势不两立的敌人，格庇德人的勇气注定他们要光荣战死，英勇的族人都在战场丧生。伦巴第国王带着高兴的神色注视着库尼蒙德的头颅，后来将头盖骨作为酒杯，满足征服者的恨意，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民族的野蛮习俗。
在这次胜利之后，已经没有障碍可以阻挡联盟部队的前进，他们也忠实执行了相互同意的条款。那些地形开阔平坦的国度，像是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外斯拉夫尼亚和匈牙利位于多瑙河北岸的地区，在毫无抵抗的状况下被一群新来的西徐亚人占领。台吉的达契亚帝国发出夺目的光芒，存在的时间为230多年。格庇德人这个民族从此消失，不见踪迹。俘虏在经过分配以后，有的人不幸成为阿瓦尔人的奴隶，当然比不上成为伦巴第人的伙伴。伦巴第人用宽广的胸襟收容骁勇善战的敌人，他们这种开明的做法与冷酷而有意的暴虐行为，根本格格不入。阿尔波因的营地堆放着分到的二分之一战利品，庞大的财富使一个蛮族根本无法加以计算。美丽的罗莎蒙德被说服或是逼着承认胜利的爱人所主张的权利，库尼蒙德的女儿显然已经原谅这些罪行，灾祸的起因可能要归咎于她那无可抗拒的魅力。
阿尔波因摧毁了一个伟大的王国，建立起无敌的名声。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巴伐利亚人、撒克逊人以及其他使用条顿语的部族，对于英雄的事迹仍旧歌颂不绝，这些都要归于伦巴第国王的英勇、慷慨和财富。但是他的雄心壮志仍然无法满足，格庇德人征服者将他的目光，从多瑙河转向波河和台伯河更为富饶的两岸。他回想起15年之前，他的臣民参加纳尔塞斯的联军，曾经到过意大利令人愉悦的乐土。在回忆之中，他们对于山脉、河流和道路都非常熟悉。听到他们获得成就的报告，或许是见到他们获得的战利品，激起了新生一代竞争和冒险的狂热情绪。阿尔波因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口若悬河的辩才，激起族人对未来的希望。他在皇家的宴会中拿出最美味的水果，称这些都自然生长在世界最美好的花园中，现在还没有主人，这番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等他竖立起自己的旗帜，日耳曼和西徐亚喜爱冒险的青年，都前来参加他的阵营，增强他的实力。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身体强壮的农夫，重新恢复了蛮族的生活方式。格庇德人、保加利亚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巴伐利亚人的姓氏，在意大利行省仍然有明显的痕迹可循。撒克逊人是伦巴第人最古老的盟友，有2万武士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接受阿尔波因的邀请。他们骁勇善战，对他的成功大有助益，但是对于这样庞大的群众，有些民族参加或离开也很难觉察出来。每种宗教都有各自的信徒，都能够自由地举行仪式不受干涉。伦巴第国王接受阿里乌斯派异端的教育，不过正统基督徒获准在公开的礼拜活动中为他的改信而祈祷。这时还有更为冥顽不灵的蛮族，用一只母羊或是一个俘虏当作牺牲，奉献给祖先的神明。伦巴第人和他们的盟军联合起来，全部追随一位首领，这个野性难驯的英雄人物，无论在美德还是恶行方面都出人头地。阿尔波因保持高度的警觉，准备了大批的攻击和防御武器供应远征使用。伦巴第人带着轻便的财物伴随行军，乐于将土地放弃给阿瓦尔人，但是也经过庄严的保证，这时无论授受双方都不带笑容，那就是伦巴第人如果征服意大利失败，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所有权。
纳尔塞斯要是成为伦巴第人的对手，他们就会遭到失败。那些久经战阵的武士，过去是他在哥特战争中获胜的同伴，如果伦巴第人遭遇了这支军队，他们就会带着畏惧和尊敬的态度不愿出战。拜占庭宫廷软弱无能，蛮族的行动变得师出有名，皇帝一度听取臣民的抱怨，因而造成意大利的毁灭。纳尔塞斯的德行受到贪婪的玷污，在统治行省长达15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已经超过私人财产应有的限度。他的政府因运用高压手段而丧失民心，罗马代表团用放肆的言辞表达他们的不满，在查士丁的宝座前竟敢大胆宣称，比起希腊宦官的专制，他们还是情愿容忍哥特君王的奴役。除非暴虐的统治者很快被调走，否则他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要另外选择一位主子。猜忌和诽谤的声音才刚压倒贝利萨留的功勋，现在又异口同声力言会有叛变发生的忧虑。
皇帝指派新太守朗吉努斯取代意大利的征服者。将他召回的卑鄙动机，从皇后索菲娅带有侮辱性质的命令中可见一斑：“他必须将军事训练的工作留给一个‘男子汉’去做，回到皇宫的妇女中间，会有更适当的职位留给他，我们会将一根卷线杆再交到宦官的手里。”逼得一位英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来答复，表示出气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会为她纺出这样一团线，要想将其解开可不那么容易。”他并没有像奴隶或是牺牲者那样，出现在拜占庭皇宫的宫门前，而是隐退到那不勒斯，从那里(如果可以相信当时的说法)邀请伦巴第人惩罚君主和人民的忘恩负义。人民的情绪会在暴怒以后发生变化，罗马人很快想起胜利将领所建立的功勋，或者是害怕他的愤恨产生不良后果，经由教皇出面斡旋，亲自前往那不勒斯负荆请罪。纳尔塞斯接受大家的悔改和歉意，表示出更温和的面容和更负责的言辞，同意将住处安置在卡皮托山。虽然他已经年过古稀，但他的死亡仍然给人一种不得其时和过早逝去之感，以他的才能本可以挽救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致命错误。传出或真正发生了针对纳尔塞斯的阴谋事件，造成意大利人解除武装，分崩离析。士兵受到羞辱，极为愤怒，对将领的过世感到哀伤，他们不认识新的太守，朗吉努斯则不了解军队和行省的状况。意大利在前几年为瘟疫和饥馑摧残得十室九空，心怀不满的民众把自然的灾害归咎于统治者的罪恶或愚行。
阿尔波因不论是否基于安全的着眼，既不期望也没有在战场上遭遇罗马的军队。他登上尤里安·阿尔卑斯山，带着轻蔑的心理和无穷的欲望，向下俯视肥沃的平原，他的胜利使这块土地的名字和伦巴第人的称呼永远结合在一起。一位受到信任的酋长带着经过挑选的队伍，将之布置在朱利艾广场，就是现代的弗留利，以防守山区的隘道。伦巴第人顾忌帕维亚的实力，听从特雷维桑人的祈求，行动缓慢而迟钝的大队人马，应该先占领维罗纳的皇宫和城市。米兰现在已从灰烬之中重建，在阿尔波因离开潘诺尼亚5个月后，他的部队把米兰包围得水泄不通。恐怖驱使人们望风而逃，他发现不论抵达还是离开任何地点，那里都是杳无人烟，一片死寂。
怯懦的意大利人认为这批蛮族所向无敌，根本没有人敢尝试进行抵抗。惊恐万分的群众逃到湖泊、山区或沼泽，把财产分开来埋藏，尽量拖延要过奴隶生活的时刻。保利努斯是阿奎莱亚的教长，把教堂和私人的财产全部迁移到名叫格拉多的岛屿。他的继承者效法他的行为，建立了早期最原始的威尼斯共和国，公众的灾难方兴未艾，威尼斯得以不断成长茁壮。霍诺拉图斯登上圣安布罗斯的宝座，轻易接受投降条件，结果被违约的阿尔波因赶走，带着米兰的教士和贵族前往热那亚，那里有难以攻破的防壁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沿着整个滨海地区，居民的勇气受到鼓舞，因为容易运来所需的供应，获得救援的希望，以及保存逃脱的力量。但是从特伦特的山岭到拉文纳和罗马的城门，意大利的内陆地区没有经过一次会战或是围攻，就成为伦巴第人的世袭产业。人民的降服使得蛮族具备条件以合法的统治者自居，毫无希望的太守只能被派去向查士丁皇帝宣布：他的行省和城市很快失去，整个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只有一个城市经过哥特人加强防御的力量，能够抗拒新来侵略者的武力。正当伦巴第人用行动迅速的分遣部队，征服意大利各地的时候(568—570 A.D.)，皇家营地设置在提西努姆或称帕维亚的东门之外，时间长达3年之久。这种负隅顽抗的勇气会获得一支文明军队的尊敬，却只会激起野蛮队伍的愤怒。焦急的围攻者为了鼓舞士气，立下可怕的誓言：一旦城破，无分男女老幼、阶级身份，全部屠杀无一豁免。最后他靠着饥馑的帮助要执行血誓，就在阿尔波因进入城门之际，他的坐骑突然颠踬倒地不起。有一名随从不知是基于同情的心理还是宗教的虔诚，把这种奇特的现象解释为上天的震怒。征服者踌躇片刻以后大发慈悲，将佩剑插入鞘内，下令停止屠杀，保持平静的态度在狄奥多里克的宫殿里休息，然后向面无人色的群众宣布，他们只要服从就能保住性命。他对城市的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要吃尽苦头才能获得，更是感到骄傲万分。伦巴第国君藐视米兰古老的光荣，有几个朝代都把帕维亚当作意大利王国的都城。
王朝的创建者有光辉夺目的统治但却为时甚短，阿尔波因在制定新的征战之前，沦为家庭阴谋和女性复仇的牺牲品。靠近维罗纳有一处并非蛮族建造的宫殿，阿尔波因用盛宴款待军中的战友。酗酒是英勇的报酬，国王自己出于嗜好或虚荣，要显示更好的酒量。在倾饮无数大杯雷提亚或法勒尼安美酒之后，他叫人拿来库尼蒙德的头盖骨，这是餐具中最尊贵的装饰品。伦巴第酋长围坐一圈，用恐怖的欢呼接受胜利的酒杯。丧失人性的征服者吩咐：“把酒倒满!将这杯美酒带给王后，用我的名义请她和她的父亲一同享用。”罗莎蒙德处于悲伤和狂怒的极大痛苦之中，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后回答：“主上的意愿必当服从。”她用嘴唇接触酒杯，内心发出无声的诅咒，这种侮辱要用阿尔波因的血才能洗刷。要是她没有违背妻子的天职，出于身为女儿的愤慨她也会做出淫荡放纵的行为。她的仇恨已经难以罢休，或说爱情已消失无踪。
意大利的王后离开宝座，不惜投身于一个臣民的怀抱。赫尔米奇斯是替国王背负甲胄的随从，成为她获得欢乐和从事报复的秘密情人。赫尔米奇斯对于罗莎蒙德提出的谋杀建议，不能再以违背誓言和忘恩负义的顾虑为借口。事实上他考量到危险和所犯的罪行，难免感到战栗恐惧，特别是他经常陪伴阿尔波因上战场，知道国王是力量惊人无所畏惧的战士。赫尔米奇斯强迫伦巴第人中最勇敢的一个人物皮雷德乌斯，共同完成这件惊人的壮举，但是除了要他承诺保守机密，对具体的行动一概守口如瓶。罗莎蒙德运用这种勾引的方式，显示出她对荣誉和爱情毫无羞耻之心。她的一个侍女受到皮雷德乌斯喜爱，她就提出为他们幽会提供地点，编造借口说幽会应该在一个黑暗和安静的地方，等到完事后她告诉她身边的伴侣，和他一起共享欢愉的是伦巴第王后，这种叛逆的通奸所产生的后果，不是他被杀就是阿尔波因的死亡。在这两种选择中，他决定成为罗莎蒙德的共犯，而不是变成她的牺牲品。她具有大无畏的精神，绝不会害怕和后悔。她在期待之中立刻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当国王饮酒过多时就会离开餐桌，开始午间的休息。他那不忠的配偶借口是为了他的健康和睡眠着想，关上宫殿的大门，将所有武器全部移走，侍从人员告退离开。罗莎蒙德用温柔的爱抚让他平静地入睡，然后把寝宫的门打开，催促勉强的叛徒赶紧下手。国王这时有所警惕，就从卧榻上坐起，想拔剑来防身，岂不知罗莎蒙德已经将剑鞘绑住，剑抽不出来。他唯一的武器是张小凳子，无法长久抵抗凶手所使用的长矛。库尼蒙德的女儿含着笑容看他被杀，尸体埋葬在宫殿阶梯的下面(公元573年6月28日)。伦巴第人心存感激的后代尊敬这个坟墓，对胜利的领袖怀念不已。
野心勃勃的罗莎蒙德渴望用爱人的名义进行统治，维罗纳的城市和宫殿都畏惧她的权力，有一帮忠诚的格庇德人准备对她的复仇高声欢呼，支持她要成为统治者的意愿。但是那些伦巴第酋长，在混乱刚开始爆发时，带着惊愕的神情赶紧逃走。他们现在已经恢复勇气集结力量，全体族人并没有接受她的统治，反而发出异口同声的怒吼，要向犯罪的配偶和谋杀国王的叛徒讨回公道。她被逼得要向自己国家的敌人寻找庇护，太守自私自利的政策要保护世人所痛恨的罪犯。罗莎蒙德带着可以继承伦巴第王座的女儿、两个情人、值得信任的格庇德人以及维罗纳宫殿的战利品，沿着阿迪杰河和波河顺流而下，一艘希腊船将他们转运到拉文纳安全的港口。朗吉努斯带着愉快的神色，注视阿尔波因那美丽的孀妇和她所带的财宝，依据她现在的处境和过去的行为，即使是再无理的建议她都只能接受。她欣然接受了这位大臣的爱情，就是在帝国衰亡的时刻，他也被当成国王一样尊敬。杀害一名嫉妒的爱人不仅容易，他也可以成为让人感激的牺牲品。赫尔米奇斯从浴室出来，从女主人的手里接过一杯致命的饮料，液体的味道加上他明了罗莎蒙德的个性，他知道自己已经中毒而且很快会发作。他拔出佩剑对准她的胸膛，迫她饮下杯中剩余的毒药后不到几分钟就毙命。赫尔米奇斯唯一感到慰藉的地方，是她无法活着享受邪恶的成果。
阿尔波因和罗莎蒙德的女儿带着伦巴第人极为丰富的战利品，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皮雷德乌斯惊人的力量使皇家的宫廷感到高兴和畏惧，他的盲从和报复就像是参孙冒险事迹的不完美翻版。在帕维亚的集会中，经过族人的自由选举，克勒夫是最高贵的酋长之一，被推举成为阿尔波因的继承人(公元573年8月)。不到18个月的时间，第二次谋杀玷污了伦巴第人的宝座，克勒夫被一名家臣拔剑刺死。由于他的儿子奥萨里斯还未成年，王位虚悬达10年之久。公爵阶层的贵族统治形成30位僭主，使得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和高压专制的局面。
查士丁尼的侄儿登基称帝时，宣布要带领国家进入一个幸福和光荣的新时代。查士丁二世编年史显示的特征是国家在外遭到羞辱，国内悲惨不堪。罗马帝国在西部所受到的打击是意大利的丧失、阿非利加的残破和波斯人的入侵。无论是在首都还是行省，已经不讲公理正义。富人为他们拥有的财产而感到战栗不安，贫民唯一的希望是能保全性命，普通官吏缺乏治理的能力或贪污腐败，偶然会拿出整治的手段，表现的方式不仅武断而且暴虐。立法者或征服者的名声即使举世赞誉，也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恨。就一般舆论来说，会把每个时代所有的灾难归咎于君主，历史学家不论基于事实的真相还是合理的成见，也都赞成这种意见。然而历史学家的内心会产生诚挚的疑惑，因为查士丁的情操不仅纯真而且十分仁慈，如果不是疾病损害了他的心智和才华，就不会在登上大宝以后还遭到指责。病痛使他不良于行，活动范围只限于皇宫，对于人民的怨言和政府的恶行犹如置身事外的陌生人。他很晚才认清自己的虚弱无力，决心要放弃身着紫袍的重责大任，在选择有为的接位者时，他表现出识人之明以及顾全大局的气概。
查士丁和索菲娅唯一的儿子在幼年夭折，他们的女儿阿拉比娅是巴杜里乌斯的妻子，他负责督导皇宫的事务，后来成为意大利军队的主将，一直怀着虚荣的心理，渴望能透过婚姻的关系为君主所收养。当帝国的至高权力成了欲望的目标时，查士丁在习惯上总是带着猜忌和怨恨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兄弟和堂表兄弟，把他们当作达成愿望先要制服的敌手。他不可能要求他们感恩图报，这些人把接受紫袍当成应有的补偿，而不是贵重的礼物。在这些竞争者当中，有一个受到流放的惩罚，后来还被处死。皇帝自己对另一个施加了残酷的羞辱，不是畏惧他的愤恨，就是藐视他的忍耐。这种家族内部的仇恨，使他要用慷慨的胸怀从共和国内找出一位继承者，而不是从他的家族。
富于心机的索菲娅推荐提比略，这位卫队长忠心耿耿，无论是德行还是家世都受到皇帝的赏识，可能表现出皇帝明智选择的成果。查士丁晋升他为恺撒或是奥古斯都的位阶，在皇宫的柱廊举行盛大的典礼(公元574年12月)，教长和元老院的议员全部出席。查士丁拿出全副精力来主持，但是一般认为他的讲话获得了上帝的启示，显示出大家对他和那个时代的评价都很低。皇帝说道：
你看到代表最高权力的纹章服饰，这些不是从我的手里得到，而是来自上帝。唯有用荣誉来维护最高权力，你才能从君主的职责中获得荣誉。对皇后要像对母亲一样尊敬，以前你是她的家臣，现在你是她的儿子。不可残害无辜，戒绝报复心理。我曾经引起公众的愤恨，你要避免这些行为。要拿我这个前任的先例，当作可以斟酌的经验。我是个凡人，曾经犯下罪行；我也是个罪人，即使是在此生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这些国家的公仆(他指着那些大臣)，滥用我的信任，煽动我的情绪，会与我一起受到基督的最后审判。我一直为帝王冠冕散发的光辉而眩惑迷乱：你一定要明智和谦恭，记得自己如何才能得到权力，更要记得如何可以继续保有。你现在看到自己的奴隶和儿女在围绕着我们，你对他们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要表现出慈爱和宽容，要爱民如己；要培养与军队的感情，也要维持军队的纪律；保护富人的产业，救济穷人的生活。
所有的在场者鸦雀无声，流下眼泪，赞誉君王的教诲，同情皇帝的遗憾。教长复诵教会的主祷文，提比略跪下接受王冠。逊位的查士丁看来更能造福人群。他对新国君说出以下的话：“如果你同意，我就活下去。要是你下令，我可以去死。凡是我所忽略或遗忘的事物，祈请掌管天堂和尘世的上帝灌输到你心中。”查士丁皇帝最后又活了4年(公元578年10月5日)，在不理世事的平静生活中度过，他的良心不再因无法善尽职责而饱受折磨，提比略的孝心和感激证明他的选择非常正确。
在提比略二世(公元578年9月26日—582年8月14日)的德行之中，他的英俊(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罗马美男子)可能使他获得索菲娅的宠爱。查士丁的孀妇听从旁人的意见，认为只有在这位更年轻的第二任丈夫统治下，她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这个野心勃勃的候选人曾经忍不住去奉承和欺骗，现在也无能为力去达成她的愿望或他的承诺。椭圆形竞技场的党派带着不耐烦的神色，要求知道新任皇后的名字。等到宣布阿纳斯塔西娅是提比略皇帝秘密却合法的妻子，民众和索菲娅都大吃一惊。为了能够减轻索菲娅的失望之情，她那孝顺的养子想尽办法，非常慷慨地赠予其皇家的荣誉、宏伟的宫殿以及无数的仆役。他在庄严的场合里总是护在恩主的寡妇身边，并且询问她的意见。但她的野心不屑于皇家的表面尊荣，“母亲”的尊敬称呼不能安抚受到羞辱的妇女，反而激起她的震怒。皇帝出于关心和信任做出善意的表示，她很快接受并摆出有礼的微笑，但是孀居的皇后决定和她长久以来的敌人建立秘密的联盟关系，利用日耳曼努斯的儿子查士丁尼作为报复的工具。傲慢的统治家族对于支持外人获得最高的权力感到很不甘心，而且这个年轻人已经建立起了备受赞誉的声望。
查士丁过世以后，日耳曼努斯的儿子查士丁尼的名字被牵涉进了一个动乱的党派中。他主动自首，并上交了金库里6万镑的钱财，或许可以解释为犯罪的证据，至少显示出他的畏惧。查士丁尼受到皇帝的赦免，并负责指挥东部的军队。他大举进兵，使波斯国王赶紧逃走，在欢呼声中凯旋，公众认为他有资格穿上紫袍。他那善于权谋的幕后主使人选择葡萄收成的季节，这时皇帝在很偏僻的乡村避暑，要像臣民那样过悠闲的生活。提比略听到他有所图谋的信息以后，很快赶回君士坦丁堡，采取坚定的立场镇压阴谋政变，把索菲娅滥用皇家的排场和荣誉，减少到比较适度的状况，遣散侍从行列，截断对外的通信联系，指派忠诚的守卫加强监视。但是宽厚的君主认为，查士丁尼的职务并不会加重他的刑责，经过一番温和的申斥，赦免他的谋逆犯上和忘恩负义的行为。一般人都相信，皇帝心里存着解决的办法，想要与威胁宝座的对手建立双重的婚姻关系。有一位天使在提醒皇帝(这个神话广为流行)，他对国内的敌人一定会取得胜利，不过提比略的心地善良而且慷慨，可以使自己的安全获得更坚实的保证。
提比略这个名字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他采用更受民众爱戴的名字君士坦丁，并且效法安东尼的德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有那么多的罗马君王是如此邪恶愚昧，当然乐于听到有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具备仁慈、公正、谦和与刚毅的特质。大家可以看到这位国君在皇宫和蔼可亲，在教堂虔诚仁慈，在法庭公正无私，在波斯战争中获得胜利，至少是他派遣的将领所达成的。他的胜利获得最光荣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大量俘虏，他本着基督教英雄人物慈悲为怀的精神，善待这些俘虏，并且不要赎金将他们遣送返乡。自己的臣民无论是建立功绩还是遭遇不幸，都可以向他提出要求，蒙受他最大的恩惠，通常他的赏赐比对方所期望的还要多。这些行事的方式就托管人的立场，或许会危及国家的财政，但是就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而论，可以取得回报达成平衡。这些原则给他带来的教训，是要厌恶从人民的眼泪中搜刮的黄金，将它视为毫无价值的贱金属。人民经常遭受天灾人祸，他采取积极的救济行动，不仅急着豁免过去积欠的款项，同时要减轻未来税收的需求。他坚决拒收臣下奉承讨好的呈献，他们会用10倍的压榨来作为补偿。提比略制定睿智和公平的法律，受到后来朝代的赞许和难以为继的遗憾。
君士坦丁堡盛传皇帝发现了一处宝藏，但是他真正的财源是以身作则的节约，杜绝所有排场和毫无必要的费用。要是上天愿意赐福，这位爱国的皇帝能够受到长远的保佑，就会给东部的罗马人带来幸福。然而，查士丁过世后不到4年，尊贵的继承人就罹患致命的疾病，好在留下足够的时间交代后事。按照得到宝座的先例，他把皇帝的冠冕托付给最够资格的同胞。他从群臣中间选择了莫里斯，所做的判断比紫袍还要宝贵。教长和元老院的议员被召集到垂死君主的床边，他当面将女儿和帝国交给莫里斯，财务官用庄严的声音宣布他最后的遗言。提比略表示他的愿望，是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用德行来为他建立最高贵的陵寝，使过世的君王能为万民所怀念。公众的悲痛把对他的感激铭刻在心，但是新朝的动乱使最诚挚的哀悼逐渐消失，人类的目光和欢呼很快迎向初升的朝阳。
莫里斯皇帝(公元582年8月13日—602年11月27日)的家世源于古老的罗马，但是他的亲生父母定居在卡帕多细亚的阿拉比苏斯，还能有幸活着看到儿子登极称帝，分享无上的尊荣与财富。年轻的莫里斯投身军旅生涯，提比略拔擢他指挥一个新成立的军团，由1.2万名联军组成，这个部队很受皇帝的宠爱。他凭借英勇行为和统御能力在波斯战争中脱颖而出，回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应得的报酬，就是继承整个帝国。莫里斯接位时正是43岁的盛年，在东部帝国统治了20年，把野性难驯的狂野民主政体从民众心中驱走，建立起理性和德行的完美贵族体制(这是埃法格里乌斯很奇特的说法)。虽然他抗议说他在私下的赞美从未到达国君的耳中，但有些过失似乎使得莫里斯的行事为人，比不上前任纯洁无私的美德。他那冷淡而有所保留的态度或许可以归之于傲慢，公正难免有时会失之残酷，仁慈也有时出于软弱，极度的节俭使他经常被谴责为贪婪。一位掌握绝对权力的国君，最合理的愿望是使人民获得幸福。莫里斯有见识和勇气达成这个目标，他的政府遵从提比略的原则和典范。怯懦的希腊人推动一种政策，要让国王和将领这两种职务保持完全分离，一名普通士兵只要能够穿上紫袍，就很少领军，也不会再上战场。然而莫里斯皇帝所享有的光荣，是帮助波斯国君复位。他的部将为了对付在多瑙河的阿瓦尔人，发起胜负难分的战争。他对意大利行省不幸和悲惨的境况，只能投以怜悯而无能为力的目光。
听到意大利悲惨的故事和对援军的要求，历代皇帝受到持续的折磨，被迫只有羞辱地承认自己的衰弱。罗马的尊严正在沦亡之际，还能意气风发表达出他们的怨言：“如果你没有能力把我们从伦巴第人的刀剑下救出来，起码也要让我们免于饥馑的灾祸。”提比略二世原谅他们的不敬，解救他们的灾难，供应的谷物从埃及运到台伯河。罗马民众不对卡米卢斯而向圣彼得祈求，要把蛮族从他们的城墙外赶走。可是杯水车薪的救援并不足恃，危险不仅永远存在，而且迫在眉睫。教士和元老院搜集还剩余的古老财富，总额大约有3000磅黄金，派遣大公潘夫洛尼乌斯将这批礼物和他们的诉求，送到拜占庭宝座前，试图让宫廷的目光和东部的军队从波斯战争转移过来。公正的提比略将这笔贡金当成赏赐来防卫罗马这座城市。他在辞别大公时给他最好的忠告，要他不妨去贿赂伦巴第人的酋长，或是出钱请法兰克国王给予帮助。虽然有了这一微不足道的帮助，但意大利仍在忍受痛苦，罗马再度遭到围攻，距离拉文纳3英里的克拉西郊区，被斯波莱托一名头脑简单的公爵带领部队纵兵劫掠并攻占。莫里斯接见的第二个代表团，是由神职人员和元老院议员组成，带来罗马教皇的一封信函，教皇运用宗教的威胁词句，极力敦促他要履行神圣的责任。派出的教廷大使是格列高利辅祭，同样有资格恳求上天和尘世的权柄。皇帝采用前任的处置方式，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就是说服一些实力强大的酋长与罗马人建立友谊，其中有名温和而忠诚的蛮族终生为太守卖命，死而后已。
阿尔卑斯山的通道开放给了法兰克人，教皇鼓励他们，对于没有信仰的人，要毫不犹豫地违背所立的誓词和保证。克洛维的曾孙奇尔德伯特被说服要侵入意大利，代价是5万金币。但是他过去看到有些拜占庭货币是1磅重的黄金，感到非常高兴，因此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要求，他接受的礼物应该更值钱，这些金币的大小和成分都要合乎标准。伦巴第人经常侵犯实力强大的邻居高卢人，使他们那些各自为政的公爵不得不提高警觉，担心会引发报复的行动，只有放弃混乱而弱势的独立状况。国王统治的政府具有团结合作、保守机密和活力充沛诸多优点，于是大家毫无异议地表示赞同。克勒夫的儿子奥萨里斯已经长大，成为身强力壮的知名勇士。大家团结在新任国王的旗帜之下，意大利的征服者连续抵抗了三次侵略行动，其中一次是奇尔德伯特亲自领导，也是墨洛温家族最后一次从阿尔卑斯山冲杀下来。第一次远征被嫉妒的仇敌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击败；第二次在一场血战中被击溃，他们建国以来从未遭到这样大的损失和羞辱；他们急着要报仇雪耻，第三次行动积蓄了所有的力量，奥萨里斯屈服于狂暴的怒流。伦巴第人的部队和钱财分散在设防的城镇中，都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之间。
一个民族不怕危险但不耐劳累和延误，很快就对20个指挥官的愚行发出怨言。这些习惯了北国气候的体质，暴露在意大利的骄阳下，灼热的空气很容易传染疾病，何况他们已经承受了酗酒与饥馑的交替折磨。他们的兵力不足以征服这个国度，但却足以使得这个地区残破不堪，何况浑身战栗的当地民众根本无法分辨来者是敌军还是救星。如果墨洛温王室和拜占庭皇家的两支军队能够在米兰附近地区会师，或许可以颠覆伦巴第人的王国。法兰克人要求延后6天的时间，用一个纵火燃烧的村庄作为信号。希腊人的军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用来攻取摩德纳和帕尔马；阿尔卑斯山的盟军撤退后，这两城宣告失守。胜利的奥萨里斯获得统治意大利的主权，他在雷提亚阿尔卑斯山的山麓，平定了科穆姆湖一个偏僻小岛的抵抗行动，搜寻埋藏起来的国库财富。等到抵达卡拉布里亚的尽头，他用长矛触及竖立在雷吉乌姆海岸的石柱，就用这个古老的地标作为王国固定不移的国境。
意大利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分为伦巴第王国和拉文纳太守辖区，但是面积和实力并不相等。猜疑的君士坦丁大帝分设军职和文职，使其相互制衡，任性的查士丁尼一世又将两种职权合一。日益衰败的帝国先后曾经任命18位太守，授予民政、军政甚至教会的大权。他们获得管辖地区的直接审判权，以后奉献出来成为圣彼得继承人世袭的特权，辖区一直延伸到现代的罗马涅、费拉拉和科马齐奥的沼泽地或山谷、从里米尼到安科纳的五个滨海城市，以及位于亚得里亚海和亚平宁山的丘陵之间的第二个内陆的彭塔波里斯。把敌对的地域从拉文纳辖区割让出去以后，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成为三个次一级的行省，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全都承认太守的最高权力。
罗马公国包括图斯坎、萨宾以及400年来在拉丁征服的城市，界线很明显是沿着海岸从奇维塔·韦基亚到特拉奇纳，以及台伯河的河道从阿梅里亚和纳尔迪尼到奥斯蒂亚港。从格拉多到基奥嘉有无数的小岛，构成威尼斯早期的领土，但是在大陆比较容易接近的市镇，都被伦巴第人制服，他们带着无可奈何的愤怒，观看新的首府从波涛中兴起。那不勒斯公爵的权力受到限制，一边是海湾和邻近的岛屿，还有卡普阿的敌对区域和阿尔马菲的罗马殖民地，后者有工作勤奋的市民，借着航海罗盘的发明，揭开世界的面貌。撒丁尼亚、科西嘉和西西里三个岛屿仍旧归属帝国的统治，奥萨里斯获得遥远的卡拉布里亚以后，把地标从雷吉乌姆的海岸移到康森提亚的地峡。撒丁尼亚野蛮的山地人保有祖先的自由和宗教，西西里的农夫却被囚禁在肥沃的耕地上。
罗马受到太守极为暴虐的高压统治，有一名希腊人，或许是个宦官，侮辱已经残破的卡皮托神庙，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那不勒斯很快获得自行推选公爵的特权，阿尔马菲的独立是商业发达的成果，自愿归附的威尼斯最后还是获得了尊贵的地位，能与东部帝国缔结平等的联盟关系。在意大利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太守的领地面积有限，但是所包括的财富、产业和人口占有的比例最大。那些忠于国家和身价最高的臣民逃开蛮族的桎梏，拉文纳新来的居民打着帕维亚、维罗纳、米兰和帕多瓦的旗帜，分别在他们的土地上迎风招展。伦巴第人据有意大利剩余的部分，他们的王国从首都帕维亚向着东方、北方和西方拓展，最远与阿瓦尔人、巴伐利亚人、奥斯特拉西亚及勃艮第的法兰克人相邻。要是用现代地理来说明，就是当前威尼斯共和国的陆地部分、蒂罗尔、米兰、皮德蒙特、热那亚海岸、曼图亚、帕尔马和摩德纳、托斯卡纳大公国，以及从佩鲁贾到亚得里亚海的大部分教会领地。贝内文图姆公爵及后来的国君存在的时间比君主政体更久，同时也将伦巴第人之名传播开来，他们占有了现在从卡普阿到他林敦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大部分地区，统治将近500年之久。
要想比较人口当中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所占的比例，语言的改变可以提供最可能的正确推论。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比起法兰克人或勃艮第人的数量要少。同样，这些高卢的征服者，也没有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那么多的群众，所以不列颠人的方言才会遭到几乎根绝的命运。现代的意大利人是几个民族的混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笨拙的蛮族很难灵活运用语尾变化和动词变化，为了简便起见就使用冠词和助动词，条顿的名词称呼表达了很多新的概念。然而大量最主要的术语和普通用语还是起源于拉丁语，要是我们熟悉古老意大利已经过时的方言，或是农村和城市的一般用语，就可以追踪很多单词的来源，这些词可能不被罗马精纯的古典语言承认。
一个小民族可以组成兵力庞大的军队，伦巴第人实力很快衰退，原因在于2万撒克逊人的撤离，他们厌恶寄人篱下的状况，经历很多冒险犯难的事件以后返回原来的家园。阿尔波因的营地范围广大使人生畏，但是营地的范围不管多大，都可以安置在一个城市之内，好战的居民必须稀疏散布在整个广大国土上。当阿尔波因领着族人从阿尔卑斯山倾巢而出，指派他的侄儿担任弗留利的首位公爵，负责指挥行省以及当地的民众，谨慎的吉苏夫却婉拒了这个危险的职位，除非让他从伦巴第的贵族当中，选出相当数量的家庭，组成士兵和臣民的殖民区。在征服的进行过程中，同样的权利不可能授予布雷西亚、贝加莫、帕维亚、都灵、斯波莱托和贝内文图姆的公爵。但是这些公爵及同僚都带着追随的队伍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他们战时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平时参与法庭的审判。他们对国王的归顺能保持自由和荣誉，只要退还之前接受的礼物和赏赐，就可以把家庭迁移到其他公爵的领地，但是他们如果擅自离开王国，就视同作战逃亡，可以被判处死刑。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茁壮，基于利益和荣誉的动机，要善尽防护的责任。伦巴第人生而为国王或公爵的战士，族人的平时集会要展示出正规军队的旗帜和称呼。军队的费用和报酬取之于被征服的行省，阿尔波因去世后才开始分配钱财或物质，却带着邪恶的偏颇作风和掠夺行为，受到鄙视。那些最富有的意大利人不是被屠杀就是遭到流放，剩余的有钱人被陌生人剥削，将贡金的义务强加在民众身上，要把田地的收成支付三分之一给伦巴第人。
不到70年的时间，这种人为的制度就受到废止，进行更为简便而可行的永久土地权。罗马地主不是被蛮不讲理的恶客驱逐，就是将三分之一的年度地税改进得更为公平合理，只要呈报适当比例的土地产值。这些外国的主子不重视农业，谷物、葡萄和橄榄树的种植技术及劳力退化，这些农耕工作由奴隶和土著负责。懒散的蛮族爱好与畜牧生活有关的职业，他们在威尼提亚肥沃的牧场，重新建立并改良马匹的育种，行省一度因此而闻名于世。意大利人看到外国品种的牛只感到甚为惊奇。
伦巴第地区人口减少，森林的面积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大了，可以在广大的范围之内享受狩猎的乐趣。他们有奇特的技术，可以训练空中的飞禽听懂召唤的声音，服从主人下达的命令，聪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过去对这方面一窍不通。斯堪的纳维亚和西徐亚出产最凶狠也最温驯的猎鹰，喜爱漫游的居民骑马到原野，对这些猛禽施以训练使之驯服。我们的祖先所喜爱的消遣是由蛮族引入罗马的行省，意大利的法律尊重刀剑和猎鹰，高贵的伦巴第人把这两样东西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
水土气候和仿效习性发挥的影响力极为迅速，第四代的伦巴第人看到祖先粗野的肖像，竟然惊惧得不敢置信。他们将后脑部位剃得精光，浓密的长发从前面垂到眼睛和嘴巴，留着很长的胡须，展现出民族的声名和特性。他们穿着宽松的上衣，有点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形式，只是用各种颜色的条纹加以装饰，下身包着紧身的长裤，穿上敞开的凉鞋，甚至在毫无安全顾虑的情况下，也要在身侧佩上长剑。然而这种奇特的服饰和恐怖的面貌背后，蕴藏着温和与慷慨的天性，战场激起的狂怒会很快平息，胜利者的仁慈有时会让俘虏和民众惊奇不已。伦巴第人的恶行在于情绪化、无知和酗酒，但是德行确实令人钦佩。他们的社会交往不会出现伪善的习气，更不会把法律和教育的约束强加在别人身上。
要是我叙述意大利征服者的私生活，也不算是离题太远，所以我很高兴提到奥萨里斯的豪侠行为，能够真正表现骑士和浪漫的精神。奥萨里斯失去已经定亲的新娘(一位墨洛温王室的公主)，就想娶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为妻，国王盖里巴尔德接受意大利国王缔结婚约的要求。热情的爱人不耐烦缓慢的商议程序，离开皇宫加入使臣的行列，前去拜访巴伐利亚的宫廷。在公开觐见时，这位无人认识的来客走到宝座前面，告诉盖里巴尔德：派遣的使臣其实是国家大臣，也是奥萨里斯的朋友，被托付以很重要的任务，要将未来妻室的迷人魅力向他据实报告。托伊琳达受到召唤，前来接受事关紧要的探访，在经过令人屏气贯注的凝视以后，他以“意大利王后”的称号向她致敬，然后提出谦卑的要求。按照他们族人的习惯，她要用一杯酒赠送给第一个见到的臣民。她只有服从父亲的命令，奥萨里斯接受她递送的酒杯，在归还给公主的时候暗中轻触她的手，然后将自己的手指放在面孔和嘴唇，等于是表现爱意。在夜晚，托伊琳达将陌生来客轻率的亲密举动告诉她的保姆，获得保证，感到很安慰，知道这种大胆的行为只会来自身为国王的未来夫婿，他的英俊和英勇已经虏获她的芳心。等到使臣告辞归国，他们抵达意大利的边界，奥萨里斯从马上站起来，向着一棵大树投出他的战斧，表现出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技巧，对吃惊的巴伐利亚人说道：“只有伦巴第的国王能够投出这致命的一击。”等到法兰克人的军队进击入侵，盖里巴尔德带着女儿到盟国的疆域避难，就在维罗纳的皇宫举行婚礼。过了一年奥萨里斯去世，但是托伊琳达受到族人的爱戴，一致同意她有权授予他人意大利王国的权杖。
从这件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状况，可以知道伦巴第人拥有选举君王的自由，而且不会经常运用这项危险的特权。公共收入不断增加，源于土地产出和正义带来的利润。独立的公爵们同意奥萨里斯登上他父亲遗留的王座，他们把各自的二分之一领地呈献给国君，骄傲的贵族渴望获得在君主身边服行贱役的荣誉。他对忠心的诸侯所赐予的报酬，是恩俸和采邑这些并不稳定的礼物，并且用修道院和教堂富裕的基金，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补偿。平时的法官就是战争时的领袖，他从未篡夺所有的权力，要成为唯一和绝对的立法者。意大利国王在帕维亚的宫殿召集全民大会，有时会在附近的原野举行，国务会议由家世和地位最崇高的人员组成，下达的敕令如果想得到合法地执行，就要依赖忠诚人民的认可，以及伦巴第人幸运的军队给予支持。
意大利的征服过了80年以后，传统的习惯法改用条顿族拉丁文书写，获得君主和人民的同意后颁行，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采用一些新的条例。罗萨里斯的案例(647 A.D.)让贤明的继承人视为规范，伦巴第人的法律被视为缺点最少的蛮族法典。拥有勇气可以保证自由，这些举止粗俗和行事仓促的立法者，没有足够的才具平衡国家和宪法的权力，或是讨论政治体系较为深奥的原则。只有威胁到国君生命和国家安全的罪行，才值得定谳判处死刑，但他们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保护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上。按照那个时代非常奇特的法学理论，杀人的罪行可以用罚金来抵赎，然而付出的代价很高，一个普通市民是900个金币。次等的伤害像是杀伤、骨折、重击或是讽刺嘲笑的言辞，这种认定的方式很慎重，有时会反复核查到非常荒谬的程度。立法者的明智在于鼓励接受比较羞辱的条件，用金钱的赔偿来交换荣誉和复仇，免得冤冤相报永不停息。
无知的伦巴第人不论信奉异教还是基督教，对于巫术和魔法能够带来噩运和不幸还是深信不疑。17世纪的法官可以从睿智的罗萨里斯那儿获得教导，但心中还是有所疑惑。罗萨里斯讥笑荒谬的迷信行为，从残酷的民众或法庭的迫害下，保护那些被当作牺牲品的可怜人，他们被指控使用魔法。勒特普朗德具有立法者的精神，超越那个时代和国家的标准，他带着宽恕的态度指责决斗的泛滥，这不仅是邪恶的行为，而且积习已深。他提到自己的体验，不断的暴力使得社会毫无正义可言。无论从伦巴第人的法律中发现哪些优点，都是蛮族重视理性所获致的成果，他们从来不允许意大利的主教参加立法会议。国王的传承看重德行和能力，他们的编年史记载了很多不幸的事件，其中有很长一段和平、守法和幸福的岁月，在西部帝国衰亡以后所出现的王国之中，意大利人享受到最温和与最公平的政府的治理。
在公元6世纪即将结束之前，罗马受到伦巴第人的武力威胁和希腊人的独裁统治，我们再次探索它进入最悲惨时期的命运。帝国中枢的转移和行省先后丧失，公众和私人的财源消耗殆尽。地球上那颗高耸的大树，阴影下曾栖息无数的民族，现在被砍掉枝叶，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在荒凉的地面任其枯萎。奉有派令的大臣和传送捷报的信差，再也不会在阿庇安或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相遇，随时都会遭到伦巴第人带着敌意的袭击，引起持续不断的恐惧。在一个权势极大而又安宁的首都，居民没有焦急不安的心情，才会去游览邻近地区的花园，并在想象中隐约绘出罗马人的苦难状况：他们浑身战栗地打开或关上城门，从城墙上看到燃烧中的房屋，听到他们的同胞哀鸣的声音，像狗一样被成对绑在一起，被拖着越过高山渡过大海，到遥远的国度去当奴隶。农村生活如果处于这种时时紧张的状况就没有欢乐可言，更没有心情从事农耕的工作。罗马的平原很快变成可怕的荒野，只有贫瘠的土地、污秽的水流和充斥着传染病的空气。世界的首都不再吸引好奇和进取的民族前来此地，但是机遇或需要使得外乡客漂游而至，会带着惊惧的心情观望空洞而荒凉的城市，禁不住要问起元老院和人民在哪里。
在雨水过多的季节，台伯河高涨溢过堤岸，汹涌的狂流冲过七山之间的谷地。洪水过后留下停滞的水坑就会产生时疫，传染的速度真是惊人，在恳求上天赐福的庄严游行队伍中，一个时辰之内竟有80个人当场死亡。社会要是鼓励结婚而且愿意勤奋工作，很快就可以补足瘟疫和战争造成的损失，但是大部分罗马人陷入毫无希望的贫穷之中，逼得要过独身生活，人口减少很快成为举目可见的现象，就是热心的人士也会产生悲观的想法，害怕人类有一天遭到绝灭的命运。然而市民的数量仍旧超过所能获得的谷物，供应的食物来源不稳定，完全靠西西里或埃及的收成。帝国一再发生饥馑，显示皇帝对遥远行省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罗马的建筑物面临毁坏和倾圮，洪水、风暴和地震使腐朽的结构很容易倒塌，具有优势地位的僧侣看到古代文物受到摧毁，感到幸灾乐祸得意忘形。一般人都相信是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破坏庙宇，毁弃都市里的雕像，是这个蛮族下达命令，将帕拉丁图书馆烧为一片焦土。关于他那荒谬而可恶的宗教狂热，李维的历史记载可以拿来作为独特的标志。格列高利的著作对于古典文化表现出难以克制的厌恶，有一位学识渊博的主教，曾经担任过文法教授，研究拉丁诗人的作品，把朱庇特当成基督一样来赞扬，他给予最严苛的批评。但是有关他那疯狂破坏的行径，证据不仅可疑而且到近代才出现。和平女神庙或是马塞卢斯剧院经历多少代的风吹雨打，才慢慢损毁。在没有受到教会独裁控制的地区，禁书的限制会使维吉尔和李维抄本的销路成倍增加。
要是罗马无法受到一个重要原则的鼓励，重新恢复昔日的荣誉和权势，就会像底比斯、巴比伦和迦太基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众人接受含意模糊的传说，两位犹太导师分别是渔夫和帐幕工匠，在尼禄的赛车场遭到处决，他们那不知真假的遗骸500年后成为圣物，被当作基督教在罗马的保护者受到顶礼膜拜。东部和西部的朝圣客纷纷来到圣地的门前，使徒的神龛为奇迹和畏惧所守护，虔诚的正统基督徒在接近崇拜的对象时，难免心中忐忑不安，唯恐因触摸圣徒的遗体而丧生，因多看一眼而带来危险。即使有人出于非常纯正的动机，扰乱了圣所的安宁，也会看到令人惊畏的幻象，甚至受到暴毙的惩罚。有位皇后提出无理的要求，想要夺走罗马人最神圣的珍宝——圣保罗的头骨，罗马人用无比厌恶的态度加以拒绝。教皇非常肯定地表示，包裹遗体的亚麻布都是圣物，身上的铁链锉下来的铁屑，无论弄不弄得到手，都具有同样神奇的力量，这一切或许都真实不虚。
使徒的神迹和德行像是具有生命的活力，存在于继承人的胸襟之中。在莫里斯统治时期，格列高利一直据有圣彼得的宝座，他不仅是第一人而且名声最为显赫。格列高利的祖父菲利克斯也是教皇，然而主教受到独身规定的约束，所以菲利克斯任职前他的妻子应该就已经过世了。格列高利的双亲西尔维亚和戈尔狄安是元老院最尊贵的议员及罗马教会最虔诚的教徒，格列高利的女性亲属很多是圣徒和贞女。他有一幅与父母合绘的家庭画像，赠送给圣安德鲁修道院，保存了近300年之久。画像的构图和色彩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据，意大利人在第6世纪开始培养绘画艺术，但是那个时代的品味和学识令人不敢恭维。格列高利的作品诸如书信、布道词和对话录，在当代的饱学之士中竟然无人能出其右。家世和能力使他升为城市的郡守，弃绝尘世的排场和虚荣使他享有崇高无比的声誉。他奉献巨额遗产兴建了7座修道院，其中1座在罗马，6座在西西里。
格列高利的愿望是今生默默无闻，来世获得光荣。然而他诚挚奉献给宗教的事业，却像狡猾而充满野心的政治家所选择走的道路。格列高利的才能伴随着隐退所获得的光彩，获得教会的喜爱和重用，培养出来的绝对服从更是作为僧侣的主要职责。格列高利被授予辅祭的职位，便迁到拜占庭宫廷，担任罗马教廷的特使或公使，竟然大胆运用“圣彼得”的名义，摆出我行我素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就是帝国最显赫的俗家人物表现出这种举动，也会被认为是犯罪而带来莫大的危险。他回到罗马，名声更为响亮，奉行短期的修院职责以后，在教士、元老院和人民一致的欢呼声中，从修道院被推举到教皇的宝座。看起来只有他本人反对这次的擢升，他向莫里斯皇帝请愿，恳请皇帝拒绝罗马人民的选择，更使他在皇帝和公众的眼里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等到重要的训令发布以后，格列高利获得友好商人的帮助，他被装在篮子里运出罗马的城门，在森林和山区里很谦卑地躲了几日。据说靠着上天指引的光芒，才发现他藏身的地点。
伟大的格列高利一世担任教皇长达13年6个月又10天(公元590年2月8日—604年3月12日)，他统治时期，是教会史上最开明的时代之一。他的德行甚至于他的缺失，都奇特地混合着纯朴和狡诈、傲慢和谦恭、理性和迷信种种相互矛盾的特质，非常符合他的地位和那个时代的特质。他的对手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格列高利以反基督教的头衔对这位全权主教加以谴责。对于这个头衔，圣彼得的继承者由于太傲慢而难以予以承认，也由于实力太弱不敢僭越。格列高利的宗教裁判权只限于罗马主教、意大利总主教和西部使徒这三重身份。格列高利时常登上讲道坛，用浅显而悲伤的言辞，激起听众的共鸣和热忱，犹太先知的预言经过解释以后加以运用。人民遭遇当前的苦难，感到无比沮丧，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对无形世界的希望和恐惧。他用身教和言教所发挥的影响力来决定罗马礼拜仪式的程序、教区的划分原则、各种节庆和祭典的日期、游行队伍的序列和编组、教士与辅祭的职务和工作，以及圣职人员的服装规定。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在忙着完成弥撒的细部规范，完整的弥撒所要花费的时间长达3个小时之久。格列高利的圣诗保存着剧院的声乐和器乐，蛮族的粗糙声音想要模仿罗马学校的旋律。经验让他了解到形式庄严和讲究排场的仪式所能发挥的效用，可以抚慰痛苦、坚定信仰、纾缓凶恶，以及驱散世俗之人盲目的宗教狂热，至于这有利于教会阶级和迷信行为的统治，只能在所不惜。
意大利和邻近岛屿的主教承认罗马教皇是他们的都主教，甚至主教职位的核定、合并或转移，全由他独断的权力来决定。他对希腊、西班牙和高卢所属行省的侵权行为获得成功，为后世接任教皇的权利要求开创了后果更为严重的先例。他为了防止人民对选举权的滥用，亲自出面干预，采取审慎的作为来维持信仰和纪律的纯正，身为使徒的牧人随时督导所属教区在信仰和纪律方面的表现。在他的统治之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阿里乌斯教派和正统基督教会开始修好和解，征服大不列颠的荣誉大部分归之于格列高利一世，恺撒的功劳只能占小部分。随船运到那个遥远岛屿上的是40个僧侣而不是6个军团，他肩负的艰巨任务使他无法亲身参加这场危险的宗教战争，教皇为此感到非常遗憾。不到2年的时间，他就向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宣称，已经让肯特国王和1万盎格鲁-撒克逊人受洗。罗马的传教士就像原始教会的传教士一样，所使用的武器只有属灵和超自然的力量。格列高利的轻信或明智使他永远运用幽灵、奇迹和复活的证据，来坚定宗教的事实和真理。后代子孙对他的功绩极为推崇，不亚于他敬佩与他同时或前代人士的德行。历代教皇从不吝惜赐予他人进入天国的荣誉，但是格列高利在他那个阶级中，却是最后一位被列入历书的圣徒。
教皇的世俗权力是在那个时代的苦难中不知不觉产生的，欧亚两洲被鲜血浸染时，罗马的主教必须以慈善与和平使者的身份来进行统治。
其一，前面提过，罗马教会获得意大利、西西里和更遥远的行省很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一般由副辅祭担任代理人，对于地区的牧人和农民拥有民事甚至刑事的审判权。圣彼得的继承人就像地主，警觉而又慎重地处理他的世袭遗产。格列高利的书信里充满各种有益人心的教诲，像是不要从事结果可疑或令人烦恼的诉讼；对于收租使用的度量衡要保持公正；同意任何合理的延误；减少教会田地上奴隶的人头税，他们靠缴交罚金来买得结婚的权利。这些地产的租税或收益，要由教皇出钱冒险运到台伯河口。在运用这些财富时，他要像教会或贫苦家庭的忠诚管家，尽量考虑各种开源节流的办法，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他的收入和支付的账册非常繁复而且数量庞大，曾经在拉特兰大教堂保存了300多年，成为基督教财务制度的典范。他依照四大节庆把每季的收入按比例分配给教士、用人奴仆、修道院、教堂、墓地、善堂、罗马的医院以及教区其他的用途。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根据不同的季节，发给穷人规定数量的谷物、酒、奶酪、蔬菜、油、鱼、肉类、衣物和钱财，经常召唤负责财务和库管的职员，使用他的名义满足贫苦家庭和绩优人士的额外需要。无依病患、孤儿寡妇、外乡旅人和朝圣香客偶然遇到的灾难，不论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他的救济。教皇经常将他简单的饮食分给够格与他同桌的子民，然后他才能安心食用。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罗马的贵族和贵妇接受教会的恩惠，并不会感到羞愧。有3000名修女从她们的恩主手里获得食物和衣服。很多意大利的主教要逃避蛮族，躲进梵蒂冈好客主人的屋檐之下。格列高利完全够资格被民众尊称为“国父”，他始终保持恻隐之心和仁者的风范，只要看到街头有倒毙的乞儿，他就会难过得几天无法从事圣职。
其二，罗马的不幸遭遇迫得神职人员处理平时和战时的事务，君王的缺席使他代行其职，究竟是出于虔诚还是野心，他自己都感到怀疑。格列高利将皇帝从长期不闻不问的酣睡中唤醒，揭露东罗马的太守和属下大臣的罪行和无能，指控为了保卫斯波莱托而抽调罗马所有老兵的行为。他同时也鼓励意大利人防守他们的城市和圣坛，以及在危机发生以后亲自指派军事护民官，必要时指挥行省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教皇的好战精神受到人道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制约，意大利战争期间采用征收贡金的办法，他毫不客气指责是令人厌恶的压迫行为。有些怯懦的士兵出于虔诚的心理，抛弃军旅生涯要出家成为僧侣，他违反皇帝的诏书加以保护。要是我们相信格列高利的说法，那就是他可以轻易利用伦巴第人的内部倾轧来造成他们的毁灭，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国王、公爵和伯爵来拯救这个不幸的民族，而能够免于敌人的报复行动。他是基督教的主教，更愿意执行有利于和平的职务，经过他的斡旋，平息武力的冲突，但是他很担心，希腊人的权谋和伦巴第人的情绪很难达成神圣的承诺，无法遵守休战协定的各项要求。他感到签订全面而持久的和约已经毫无希望，竟然想在没有获得太守和皇帝的同意的情况下，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敌人的刀剑已经对准罗马，靠着教皇温和的辩才与及时的礼物，才能移走面临的危险。格列高利的功绩受到拜占庭宫廷的谴责和羞辱，但是获得心怀感激的人民真诚的敬爱，他得到的是一个公民所能得到的最纯真的报酬，和一位君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权力。
罗马和波斯的冲突从克拉苏之死延续到赫拉克利乌斯的统治。700年的经验教训让这两个民族知道，只要越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条要命的界线，就不可能维护征服的成果。然而亚历山大的丰功伟业，激起图拉真和尤里安的雄心壮志，想要与其一较高下；波斯的国君纵情于野心勃勃的愿望，要恢复居鲁士的帝国。权力和勇气所产生的额外效果，会吸引后代子孙的注意，但是这些事件对民族的命运并没有造成实质的改变，只是在历史的记录上留下微弱的印象。读者看到重复的敌对行动，不知因为什么而发起，执行时也没有荣誉，而且最后的结局无法产生效果，唯一给人的感觉就是使人厌烦。拜占庭的君主下了很大的功夫培养谈判的艺术，这是当年伟大的元老院和恺撒无法想象的事。历史记载他们派出常驻的使臣，不断送回冗长的报告，里面的言辞充满虚假和雄辩，可以看到蛮族的傲慢和无礼以及纳贡的希腊属国奴颜婢膝的姿态。我对这些贫瘠而多余的史料感到叹息，只有将这些无趣的记录用简单明确的方式加以叙述。但是公正的科斯罗伊斯是亚洲国王中最值得赞誉的楷模人物，他的孙儿科斯罗伊斯二世怀有雄心壮志，准备在东方进行改革，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很快用武力和宗教完成了这件伟大的工作。
希腊人和蛮族发生争执，引起双方君王的口角，相互指控对方违反和平条约，这是两个帝国在查士丁尼逝世前四年所签订。波斯和印度的统治者想要吞并也门或阿拉伯·菲利克斯，使它成为自己的行省(570 A.D.)。这个盛产没药和乳香的遥远国度，过去摆脱了东方征服者的掌控，并没有全力抗拒。等到亚伯拉哈在麦加的城下大败而归以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给波斯人大开方便之门，波斯人追击阿比西尼亚的外来异族一直越过红海。当地一位王子出身荷美奈特人这个古老的民族，登上国王的宝座，成为伟大的科斯罗伊斯手下的诸侯或是总督。但是查士丁尼的侄儿宣布他的决定，同为基督徒的盟友阿比西尼亚国君受到羞辱，他要采取报复的行动，使人不禁产生联想，他是以此为合适的借口，废止每年向波斯提供贡金的义务，这已经很难用赏赐的名义来掩饰了。祆教祭司的宗教迫害行动欺凌佩萨美尼亚的教会，后者在暗中向基督教的保护者祈求帮助，等到以宗教为借口谋杀了地区的省长，叛徒竟然坦承自己是罗马皇帝的同胞和臣民而且受到大力支持。拜占庭宫廷对科斯罗伊斯的抗议置之不理。查士丁二世屈服于突厥人的要求，建立联盟关系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波斯帝国立刻受到欧洲、埃塞俄比亚和西徐亚联军的威胁。东方的统治者已是年届80岁高龄，大可选择享受和平的光荣与伟大，但是等到战争不可避免，他却像年轻人一样迅速亲赴战场；反观身为侵略者的查士丁却躲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听到战阵的声音就吓得发抖。
科斯罗伊斯亲自指挥围攻达拉(572 A.D.)，虽然这个地势险要的城堡缺乏部队和给养，但英勇的居民抵挡波斯国王的弓箭手、战象和攻城器具，长达5个月之久。这时波斯国王的将领阿达曼从巴比伦进军，横越沙漠，渡过幼发拉底河，袭扰安条克的郊区，将阿帕美亚化为一片焦土，向君王呈献叙利亚的战利品。君王在冬季期间不屈不挠，终于摧毁了东部的防线。帝国东部的损失使行省和宫廷大为惊愕，产生最直接的效果是查士丁皇帝的懊悔和退位。拜占庭的国务会议中呈现蓬勃的生气，提比略二世的审慎行为为拜占庭赢得3年的停战协定，及时争取了一段时间可以用来准备战争。谣言传遍世界，说帝国的骑兵从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这些遥远的地区、从西徐亚、梅西亚、潘诺尼亚、伊利里亚和伊索里亚等行省，获得了15万士兵的增援。
然而波斯国王毫无畏惧之心，或许是不信真有其事，决定要抵御敌人的攻击，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辞退提比略的使臣，很傲慢地让他们到恺撒里亚等待他的到临，这座城市是卡帕多细亚的首府。两军遭遇，梅利泰内会战爆发，蛮族的箭矢遮天蔽日，拉长战线使得军队的两翼越过平原形成包围之势。这时罗马的军队保持着较大的纵深和坚实的阵式，期望运用长剑和枪矛的力量发挥近战的优势。一名西徐亚酋长指挥右翼的骑兵，突然转过敌军的侧翼，攻击科斯罗伊斯御驾所在的后卫，突入营地之内抢劫皇家的帐幕，亵渎永恒的圣火，将亚洲的战利品装在成列的骆驼背上，从波斯人的队伍中打开一条血路，擂着胜鼓回到友军的战线内。其余的罗马军浪费了整日的时间，从事小范围的战斗和难分胜负的前哨冲突。等到夜幕低垂，波斯国君想利用罗马军队分离的机会，实施报复，在快速和猛烈的攻击之下，罗马有一个营地被完全消灭。科斯罗伊斯考虑到自己的损失，知道面临危险的处境，下定决心立即撤退，等到行军队伍通过以后，纵火烧掉梅利泰内这座空城，也不顾及部队的安全，自己坐在战象的背上泅水渡过幼发拉底河。
经过这次没有结果的战役之后，可能是缺乏补给或是突厥人的入侵，使他不得不遣散部分军队，并且疏散兵力以便更容易取得粮草，留下罗马人成为战场的主人。主将查士丁尼进军救援佩萨美尼亚的叛徒，将他的旗帜竖立在阿拉克西斯河的两岸。伟大的庞培过去曾向着里海远征，只走了3天就停止前进，现在这个内海有一支敌对的舰队在进行探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7万俘虏从希尔卡尼亚迁徙到塞浦路斯岛，查士丁尼在次年春天又挥师进入亚述的肥沃平原，战争的火焰接近科斯罗伊斯的行宫。气愤的国君患病身亡(579 A.D.)，遗言交代他的嗣君不要与罗马人轻启战端。然而这种受辱的短暂经验，在长期的光荣统治中逐渐被遗忘。难以击败的敌人在沉浸于征服的美梦后，再度要求从战争的灾祸中获得短期的休息。
科斯罗伊斯·努息万的帝座由霍尔木兹或称霍尔米斯达斯接位(579—590 A.D.)，他是最年长最受宠爱的儿子，统治波斯和印度的王国，继承父亲的名声和典范，各阶层都有明智和勇敢的官员在任职，行政管理已建立合适的体系，在时间和政治智慧的调和之下，要给国君和人民带来幸福。皇家的年轻人获得更有价值的祝福，一位智者用友谊来负责他的教育，让门生知道荣誉更胜于利益，利益更胜于嗜好。伯祖尔格一度主张的观点，在希腊和印度的哲学家中引起争论，那就是一个人到了老年，觉得一生之中最悲惨的事，莫过于在德行方面毫无建树。我们很坦诚地承认，有3年的时间伯祖尔格用这种原则来指导波斯帝国的御前会议。他热诚工作所获得的最大报酬，是霍尔木兹的感激和驯良，他认为对导师欠负之多更胜于对自己的父亲。等到伯祖尔格的精力因年龄的老迈和过于繁重的工作而变得不济时，出于审慎起见他就退休离开宫廷，留下年轻的国君任凭自己的热情和宠臣摆布。世事的变化使人兴起沧海桑田之叹，泰西封出现的状况就像当年罗马在马可·安东尼死后出现的情景，那些谄媚和腐化的嬖幸被父王驱逐，却受到儿子的宠爱，在他登极后全部召回。科斯罗伊斯的友人接受被罢黜和放逐的命运，暴政因此才得以进行。从霍尔木兹的内心、从国王的皇宫和他的政府，原有的德行已经开始丧失。忠心耿耿的特务成为国王专事打听的耳目，向他报告社会混乱的各种状况：行省的总督像凶狠的狮子和老鹰那样扑向猎物，出现各种巧取豪夺和贪赃枉法的行为，忠诚的臣民痛恨统治者的名字和权威。任何人要是敢提出规劝的谏言就会被处死，怨毒的耳语在城市之间传播，动乱一发生就被派出的军队残酷镇压。君王和人民之间可以发挥调解作用的职权，全部被废止和取消。
霍尔木兹带有少不更事的虚荣心理，喜欢每天戴着冠冕大声宣布，只有他是王国的法官和主宰。科斯罗伊斯儿子的一言一行，相较于他父亲的德行，显得格外腐化堕落。他用欺骗军队的手法来满足贪婪的动机，拿猜疑善变的行为来削弱省长的权势。在皇宫、法庭甚至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中，到处受到无辜者鲜血的污染。有1.3万人遭到痛苦的刑求和处死，使得暴君极为愉悦。为了让残酷的行为找到借口，有时他会用委屈的口气提到，波斯人会因畏惧而产生仇恨，仇恨难免引起叛变。但是他忘记了正是自己的罪孽和愚行，才激起他所谴责的情绪，发生他所忧虑的事件。巴比伦、苏萨和卡曼尼亚的行省，长期以来受到无穷无尽的压榨，愤怒的省民高举叛乱的旗帜；阿拉伯、印度和西徐亚的君王，拒绝向科斯罗伊斯那一无是处的继承人进贡。罗马军队用拖延时日的围攻和经常发起的入侵，让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的边界饱尝战争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位将领自认是西庇阿的门徒，有一幅神奇的基督像激励士兵的狂热，他那温和容貌不应该在战线上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可汗侵入波斯的东部行省，他率领30万到40万突厥人渡过阿姆河，孟浪的霍尔木兹接受他们奸诈而有力的帮助，呼拉珊和巴克特里亚纳的城市奉命打开城门。蛮族向着希尔卡尼亚山区进军，显示出突厥人和罗马人的军队相互联系密切，要联合起来推翻萨珊王朝的宝座。
在国王手里沦丧的波斯为一位英雄所拯救，瓦拉尼斯或称为巴赫拉姆在举起反叛大旗(590 A.D.)以后，霍尔木兹的儿子诬蔑他是忘恩负义的奴隶，这种别有用心的指责是专制政体的特性，事实上他的家世源于古老的雷伊王子，是7个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过去为国家建立了很大的功勋，获得的特权使他们晋升到波斯贵族的领导地位。在达拉的围攻作战中，英勇的巴赫拉姆表现优异，为科斯罗伊斯所目睹。经过前后两位国王不断的拔擢，他成为军队的主将、米底的省长和皇宫的总管。人们预言他要成为波斯的救星，主要是根据他过去的胜利和出众的形象。Giubin这个形容词表示“栋梁之才”，他的力气和体形像个巨人，粗野的面孔很奇特地被比喻成花豹。就在举国动乱不安的时候，霍尔木兹用疑惑的神色来掩饰他的惊怖，臣下在恐惧的面具后面隐藏着背叛，只有巴赫拉姆显示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忠诚的态度。但是他立刻发现只有1.2万名士兵追随他对抗敌人，于是他很明智地宣布，如果只有这样少数的部队，天国会为他的凯旋保留应有的荣誉。普勒·鲁得巴尔或称希尔卡尼亚断崖，是一道狭隘的陡坡，成为军队唯一可用的通道，能够贯穿雷伊地区和米底平原。从这个可以俯瞰下方的高地上，一群最勇敢的士兵投射出无数的箭矢和石块，成千上万的突厥人毫无还手的能力，他们的皇帝和他的儿子都被箭射伤，逃亡的人员无法得知状况，也没有食物的供应，留给受伤害的民族对他们施加报复。波斯的将领挚爱他祖先的城市，激起爱国的情绪。在胜利的时刻，每名农夫都成为士兵，而每名士兵都是英雄，他们英勇的士气受到亚洲战利品的鼓舞，奢华的敌军营地可以看到黄金制造的床榻、宝座和餐桌。
斗米恩升米仇。即使是一位个性不那么恶毒的国君，都不会轻易原谅他的恩人。有一份捏造的报告，说巴赫拉姆私下里吞没了对突厥人胜利最宝贵的战利品，使得霍尔木兹暗中怀恨在心。罗马军队在阿拉克西斯河这面的进击，迫使恨意难消的暴君只能对巴赫拉姆笑脸相迎，巴赫拉姆的辛劳获得的报酬是允许接战一支新的敌军，他们的技术和纪律比起乌合之众的西徐亚人要高明太多。巴赫拉姆为新近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派遣一名使者前往罗马军营地下达战书，要他们指定会战的日期，问他们是否愿意渡河过来，或是开放通道让波斯国王的大军过去，这两种方式可以让对方选择。莫里斯皇帝的部将选择较安全的做法，当地的情况原本会增大波斯人的胜算，让罗马人战败以后的损失更大，也更难以逃脱。然而就霍尔木兹内心的考量，他个人仇敌所蒙受的耻辱，要胜过臣民的损失和王国的危险。等到巴赫拉姆刚刚集结和检阅部队完毕，他就接到皇家信差送来侮辱性的礼物，是一支梭杆、一个纱轮和一套妇女衣服。他服从国君的意念，穿着这套可耻的衣服出现在士兵面前。大家为他所受的讥讽而群情激昂，全军发出叛变的叫嚣，将领接受他们效忠的誓言和报复的盟约。第二名信差奉命前来押解叛徒，要将他戴上脚镣手铐带走，结果被抓住后给大象活活踩死。同时军中发布宣言，规劝波斯人争取自由，反抗可恨可厌的暴君。起义的行动很快风起云涌，皇家的奴隶成为公众愤怒的牺牲品，背叛的部队投奔巴赫拉姆的旗帜，行省再度赞颂他是国家的救星。
所有的关隘都有忠于敌人的部队守卫，霍尔木兹觉得再要计算敌人的数量只能证明自己有愧于心。在他遭遇不幸的时刻，每日都有人叛变，报复他们所受的冤屈，或遗忘自己应尽的责任。他用骄傲的态度展示出皇家的标志，但摩代因的城市和皇宫已经脱离暴君的控制。宾杜斯是残酷行为所产生的受害者，身为萨珊家族的王子被关进黑牢，一位敢做敢为的弟兄将他身上的枷锁除去。他率领那些可以信任的警卫来到国王的面前，而这些警卫原是负责囚禁他的禁卒，必要时也可能是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囚犯竟然快速闯入，而且大胆斥责国王。霍尔木兹惊慌不已，但是环顾四周没有人仗义执言，也得不到帮助，发现他的卫队都遵从别人的命令，只有忍下一口气听从宾杜斯掌握的力量，被从宝座上面拖下来，关进用来处置宾杜斯的黑牢。在第一次动乱发生时，霍尔木兹的长子科斯罗伊斯从城市逃走，宾杜斯用迫切而友善的请求说服他回去，保证让他接替他父亲所留下的宝座。这完全是宾杜斯怀着私心，利用这位毫无从政经验的年轻人，想借重他的名义进行统治。毫无疑问，那些帮助他的从犯不会放过霍尔木兹，更不想得到国王的赦免，每个波斯人都是暴君的法官和仇敌，所以他设置法庭进行公开的审判，这在东方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事，以后也没有人加以仿效。
科斯罗伊斯的儿子被当成罪犯，押进贵族和省长所组成的大会，要求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他冗长述说秩序和服从的优点，革新带来的危险；人们如果相互鼓励去践踏合法和世袭的统治权，必然造成无可避免的混乱。大家带着适度的注意力在倾听，他带着悲惨的声调，乞求在座人士的仁慈。对于落得下台命运的国王，大家很难没有怜悯之心。看到他神色可哀、面孔污秽、流着眼泪、戴着刑具、身上有经过鞭打的可耻伤痕，怎么能够忘记在没多久之前，冠冕和紫袍装饰出神圣的庄严？但等他竟敢强辩行为的正确和赞许统治的胜利，大会立刻升起一阵愤怒的不满之声；他在解释身为国王所负的责任时，静听的波斯贵族露出藐视的笑容；当他胆敢诋毁科斯罗伊斯的德行，大家燃起气愤的怒火。谁知他还极为不智地提出意见，要将统治的权杖交给第二个儿子，等于是判处自己的罪行，使深受宠爱的人连带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这个男孩和他母亲血肉模糊的尸体，被展示在人民的面前，霍尔木兹的双眼被烧红的铁针刺瞎。父亲接受惩处之后，接着是长子的加冕典礼。
科斯罗伊斯二世凭着清白无罪登上宝座，经过一番努力，他的孝心终于可以解救逊位国王的苦难，把霍尔木兹从黑牢中放出来，安置在皇宫的套房里，充分供应感官上的享受使他获得安慰，忍受他在愤恨和绝望之余所突然爆发的怒气。科斯罗伊斯二世可能轻视一位瞎眼而又不得人心的国王的积怨，但是想要保住摇摇欲坠的皇冠，那就要摧毁巴赫拉姆的势力，或是获得他的友谊。巴赫拉姆表示坚定的立场，拒绝接受对这次变革的处理方式，他和他的军队才是波斯人真正的代表，但是没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巴赫拉姆现在自认是上帝的朋友、世人的征服者、暴君的敌人、省长的领袖、波斯军队的主将、头衔上装饰着11项美德的王子。从他的信函得到的答复，是要宣布大赦，以及让科斯罗伊斯二世成为王国第二号人物。他规劝霍尔木兹的儿子科斯罗伊斯二世，不要重蹈他父亲的覆辙，要将解除锁链的卖国贼重新加以监禁，将他篡夺的冠冕存放在神圣的地点，请求和蔼的恩主原谅他的过失并且接受一个行省的政权。叛徒可能不会骄傲，国王必定不会谦卑，前者只会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者了解自己的弱小，甚至他的答复都使用最温和的语气，仍旧留下谈判和修好的空间。科斯罗伊斯率领皇宫的奴隶和都城的民众进入战场，他们用恐惧的眼光观看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所高举的旌旗，战术高明的将领包围和奇袭他们。那些罢黜霍尔木兹的省长，要为他们的背叛接受惩处，或者用第二次罪行更严重的谋逆，来为第一次的叛国赎罪。科斯罗伊斯二世的生命和自由获得拯救，但是他被逼得乞求援助，或是在外国的土地上获得庇护。恨意难消的宾杜斯急着要保住无可指责的头衔，仓促之中赶回皇宫，用弓弦结束了科斯罗伊斯之子邪恶的一生(590 A.D.)。
科斯罗伊斯二世赶忙处理撤退的准备工作，他与仍旧留在身旁的朋友商量，到底该躲藏在高加索山区的谷地，还是逃到突厥人的帐幕，抑或是恳求拜占庭皇帝的保护。阿尔达希尔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经历了长期的竞争，使得他很不情愿用恳求者的身份，出现在对手的宫廷之内。但科斯罗伊斯二世衡量了罗马人的实力，同时也经过审慎的考量，叙利亚地区要逃脱更为容易，获得援军可以很快发挥功效。他将妻妾带在身旁，只带着30名卫士秘密离开首都，顺着幼发拉底河上行，横穿沙漠，在距离切尔奇西乌姆10英里的地方停下来。大约在夜间第三时辰，罗马郡守接到他要莅临的信息，就在黎明引导皇家的陌生来客进入城堡。波斯国王从那里被接到位于海拉波里斯更为舒适的府邸。莫里斯没有表露骄傲的姿态，而是展现出仁慈的风度，用亲笔信函和特派使臣来欢迎科斯罗伊斯的孙儿，谦虚地表示命运的兴衰无常和身为国君的共同利益，夸大巴赫拉姆的忘恩负义，称他是邪恶教条的代理人，同时提出虚有其表的论点，世界获得平衡符合罗马的利益，两个伟大的太阳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更能相得益彰。科斯罗伊斯二世获得保证，立时疑虑尽消，皇帝主张合于正义和忠诚的原则。然而莫里斯的行事非常谨慎，婉拒他们拜访君士坦丁堡，认为不仅无用而且会耽误时间。他为了表示自己是慷慨的恩主，将一顶精美的皇冠送给逃亡的君主，这是珠宝和黄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礼物。
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集结在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边界，接受骁勇和忠诚的纳尔塞斯指挥。这位将领是他的国人，也经过他的选用，奉令率领部队越过底格里斯河，在使科斯罗伊斯二世重登祖先遗留的宝座之前，绝对不会停止使用武力。复国大业虽然成就惊人，事实上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困难。波斯人已经悔恨他们行事太过孟浪，竟然将萨珊王室的继承权力送给野心勃勃的叛逆臣民。祆教祭司坚持道德勇气，拒绝承认巴赫拉姆的篡夺合于正统所具有的神圣地位，逼得他僭用皇室的权杖，将国家的法律和传统置之不顾，于是皇宫很快陷于叛逆的阴谋，城市陷于持续的动乱，行省陷于起义的行动。残忍处决犯罪和涉嫌的人员，只能刺激而无法镇压公众的不满。等到科斯罗伊斯的孙子挺身而出，他与罗马军队的旗帜越过底格里斯河，每天都有大群贵族和人民参加他的阵营，进军途中他不停接受四面八方送来的城市的钥匙和敌人的头颅。一旦摩代因当着篡夺者的面获得自由，即使梅波德斯只率领2000人马，忠于皇室的居民也会立即服从降顺的号召。科斯罗伊斯二世接受皇宫里神圣和贵重的饰品，以此作为他们值得信任的保证，也是接近成功的征兆。巴赫拉姆想要阻止皇家军队的会师，极力奋斗还是徒然无用，最后只有在米底地区的扎布河两岸，进行两次决定性的会战。罗马军队加上波斯忠诚的臣民，总兵力约为6万人，篡夺者的所有军队加起来也没有超过4万人。两位将领都以英勇过人和才能卓越而著称于世，但是胜利最后取决于兵力的优势和纪律的严明。巴赫拉姆的军队被击溃以后，带着残余人员逃向阿姆河的东部行省。突厥人与波斯人有仇，所以才与巴赫拉姆重归于好。但是没过多久巴赫拉姆就被毒死，或许是被下毒而得了不治之症，只留下刻骨铭心的悔恨和失望，饱尝丧失荣誉的苦果。然而现代的波斯人仍在颂扬巴赫拉姆的功勋，在他艰困和短暂的统治期间，还能制定一些优异的法规，可以长远流传下去。
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复位(591—603 A.D.)用宴会和处死叛逆来大肆庆祝，皇家盛典响起的喜气洋洋的音乐，受到将死或伤残的罪犯悲惨的呻吟声干扰。最近的变革动摇了整个国家的基础，宣布大赦或许可以带来安宁和平静。然而，在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科斯罗伊斯二世嗜杀的性格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波斯人是否有这种习气，畏惧国君的严酷而又鄙视他的软弱。征服者以正义的名义和报复的手段，一视同仁惩处巴赫拉姆的叛乱和省长的谋逆。宾杜斯的功劳也不能洗净双手沾染皇家血腥的罪孽。身为霍尔木兹的儿子，他不仅要认定自己的行为清白无辜，还要辩明国王的神圣不可侵犯。在罗马的国力臻于顶点时期，前几任恺撒的军队和权势帮助数位王子坐上了波斯的宝座。但是对于他们从外国土地习染的恶行或德行，新近统治的臣民感到深恶痛绝。主权不稳引起民间的批评，东方奴隶任性多变的轻浮性格，对于罗马人的选择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同样表现出热烈的激情。莫里斯的儿子和盟友的统治，不仅长久而且运道甚佳，使莫里斯获得登峰造极的荣誉。约1000罗马人组成的队伍，继续负责科斯罗伊斯二世的个人护卫，表示他对外乡人的忠诚给予最大的信任。
等到他权势成长到羽毛已丰，有能力辞退不孚众望的支助，但是对再生之父始终保持感激和尊敬，直到莫里斯过世为止，两个帝国用诚信来维系和平与联盟。然而罗马君王的友谊是为了图利，要用价昂而重要的礼物来换取。重建马尔提罗波里斯和达拉，使之成为两座坚城。帕萨美尼亚人自愿成为帝国的臣民，东部的疆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状况，远达阿拉克西斯河两岸和里海邻近地区。沉迷于虔诚的希望中，教会和国家一样都可能在这场变革中获得胜利，但是如果科斯罗伊斯二世曾诚挚聆听了基督教主教的意见，那么这种不利的印象很快就被祆教祭司热烈的情绪和雄辩的口才所抹去。他身为一位被驱逐的国君，为了让他的信仰和职权适应当时的情况，而表现出对哲学的漠不关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波斯国王之所以出现想象中的宗教改变，那是他基于迷信的考量，在当地对塞尔吉乌斯表示尊敬，这位安条克的圣徒似乎在梦中听到他的祈祷。
科斯罗伊斯二世向神龛奉献大量的金银，他将他的军队能够获得成功以及最受他宠爱的妻子西拉怀孕(她是虔诚的基督徒)都归功于肉眼看不见的守护神。西拉或称斯奇琳，凭借她的美丽、机智和音乐上的才华，而在东方的历史或传奇中享富盛名，她的名字用波斯语表示的意义是“甜美和文雅”，称号“帕维兹”(Parviz)是指她的皇家爱人所具有的魅力。然而西拉从未享受她所诱发的激情，艳福无穷的科斯罗伊斯二世一直为嫉妒和猜疑所苦，他获得她的身体，而她的芳心却另有所属。
当罗马人姓氏所代表的威严在东方恢复时，展望欧洲的未来，却很难让人感到欢乐和光荣。伦巴第人的离去和格庇德人的灭绝，破坏了多瑙河地区的权力平衡，阿瓦尔人扩展永久的主权，从阿尔卑斯山的山麓直抵黑海的海岸，巴伊安的统治是王国最光辉的时期。他们的台吉据有阿提拉朴素的宫殿，似乎沿用他的作风和政策，但同样的情景在较小的范围之内重复出现，这种仿效并没有多大的代表性，原有的伟大和新奇已经丧失无遗。高傲的蛮族使自负的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和莫里斯变得更为谦虚，蛮族很容易造成战争的损害，本身相对而言却不会尝到战争的苦果。如同亚洲经常受到波斯人的威胁一样，欧洲为阿瓦尔人危险的入侵和高价的友谊而苦不堪言。当罗马使者要前去晋见台吉，接到指示停留在帐篷的门口，有时会等上10到12天之久，才像是给他们面子那样获得接见的许可。要是传达的信息(无论是内容还是称呼)让台吉认为受到冒犯，很快会或真或假地发起脾气，侮辱使者或是君主的尊严。他们所带的行李受到抢劫，只有承诺下次会带来更丰富的礼物和更尊敬的书信，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然而台吉的使臣在君士坦丁堡可以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一直纠缠不休地吵闹，要求增加贡金和物品，遣返俘虏和逃兵。帝国的尊严被怯懦的顺从弄得无地自容，有时为了逃避无礼的需求，只有用欺骗和畏惧的借口。台吉从未见过大象，但是在一幅画上看到这种让人感到惊异的动物，即使这幅画完全是出于想象，也使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在他的要求之下，皇家马厩最大的一头象装饰着豪华的挽具和配件，伴随人数众多的行列，前往匈牙利平原国王居住的村庄。他带着惊奇、厌恶和害怕的神色打量这头巨大的野兽，嘲笑罗马人不辞辛劳的虚荣心理，为了获得这种无用的罕见珍物，竟会到陆地和海洋的尽头去探险。他想要在一张金床上休息，希望能由皇帝花钱去办理，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工匠的技术，可以很快满足任性的要求，但是等到这项工作完成以后，他又带着藐视的态度加以拒绝，认为这种礼物有辱一位伟大国王的威严。像这些偶然发作的冲动都是出于傲慢的心理，但是台吉对财物的贪婪倒是很稳定而且温和，能够定期获得数量相当丰硕的丝质衣物、家具摆设和金银器皿，这是初次把艺术和奢侈引进西徐亚人的帐幕。印度运来的胡椒和肉桂使他们的食欲受到刺激。年度津贴或贡金从8万金币增加到12万，每次敌对行动造成支付的中断以后，偿还积欠的款项和惊人的利息，成为签订新的和平协定最重要的条件。
在蛮族的语言之中没有“欺诈”这类的词句，阿瓦尔人的君王假装抱怨希腊人毫无诚信可言，然而他在精进自己的骗术和背叛这方面，比起文明进步的民族并不逊色。西米乌姆是伊利里亚行省最古老的城堡，也是整个地区的屏障，台吉自认是伦巴第人的继承者，公开宣称对于这座重要城市拥有主权。阿瓦尔人的马群满布在下匈牙利平原，用黑西尼亚森林的木材建造的巨大船只编成一支舰队，可以从多瑙河顺流而下，或是航行到萨沃河载运架桥的材料。辛吉杜努姆有强大的守备部队，控制了两条大河的汇流口，可以截断蛮族的通道，阻碍台吉达成他的企图。台吉用庄严的誓词祛除他们的忧虑，说他对帝国没有采取敌对行动的意图。他拔出长剑向战神起誓，绝不会像罗马的敌人那样在萨沃河上构建一座桥梁。胆识过人的巴伊安继续说道：“如果我违背誓言，让我自己和整个民族都死于刀剑之下，让天国的神明降火在我们的头上!让森林和山岭崩裂将我们埋葬在其中!让萨沃河抗拒自然的原则产生逆流的洪水，将我们卷入愤怒的狂涛!”在发出野蛮的诅咒以后，他很平静地询问，对基督徒而言哪种誓言最神圣而古老，哪种伪证罪会招致最危险的报复。辛吉杜努姆主教拿出福音书，台吉很虔诚而恭敬地接受，他说道：“我对着这本圣书里上帝的话发誓，我既不会说谎也没有背叛的念头。”等发完誓站起来，他马上加速完成桥梁的架设，然后派遣一名使者去通知对方，说他无须再隐瞒自己的意图。不守信义的巴伊安说道：“通知皇帝让他知道西米乌姆被围得水泄不通，劝他识时务赶紧撤走市民和他们的财物，这座城市得不到援救也无法防守，只能放弃。”西米乌姆在失去救援的希望以后，还是继续抵抗了长达3年之久，城墙仍能保持完整未被攻破，但是饥馑的灾难无法抗拒，蛮族同意仁慈的投降协定，让深受饥饿之苦的市民不带一物离开。
距离西米乌姆50英里外的辛吉杜努姆，经历了更为残酷的命运，建筑物都被推平，被征服的人民受到奴役或放逐的惩处。然而西米乌姆的遗址已无法寻觅，辛吉杜努姆据有优越的位置，很快吸引斯拉夫人前来建立殖民地，萨沃河与多瑙河的汇流口仍旧为贝尔格莱德的防御工事所捍卫，这个地点又称“白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双方的大军不断在此进行顽强的抗争。从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是600英里，这条路线的特征是不断蔓延的战火和血流遍地的屠杀，阿瓦尔人的铁骑能交替在黑海和亚得里亚海洗浴。罗马教皇接获更为野蛮的敌人即将趋近的警告，只能私下盼望伦巴第人成为意大利的保护者。有一名失望的俘虏因为国家不愿将他赎回，就将制造和运用投射器具的秘密泄露给阿瓦尔人，但是在首次的攻击中，他们造出的器械非常粗陋，操作也很笨拙，戴克里先诺波里斯、贝罗亚、菲利普波里斯和哈德良堡的抵抗，很快耗尽了围攻者的技巧和耐性。巴伊安采用鞑靼人的作战方式，然而内心可以反映出仁慈和慷慨的情绪，他赦免安基阿卢斯不致遭到毁灭，因为这里的温泉使他最受宠爱的妃子恢复了健康；罗马人也承认这个仇敌的宽宏大量，他让饥饿的军队获得粮食然后再予遣散。他的帝国的领土涵盖匈牙利、波兰和普鲁士，从多瑙河口延伸到奥得河，征服者的猜疑政策将新的臣民分散开来，驱赶到不同的地区去垦殖。日耳曼的东部在汪达尔人迁徙以后形成一片空白，运送斯拉夫人移民前去补充，同样的部族也出现在亚得里亚海和波罗的海的周边。由巴伊安自己命名，像是尼斯和利萨这些伊利里亚的城市，再度出现在西里西亚的腹地。台吉在部署和运用他的军队和行省时，让他的诸侯在第一线先行攻击，他并不顾虑这些人的性命。等到敌人遭遇英勇的阿瓦尔人，他们的刀剑都已杀得卷口。
波斯人的盟友重整东部的军队用来防御欧洲，莫里斯忍受台吉的粗野无礼已有10年，如今他宣布要御驾亲征对抗蛮族(595—602 A.D.)。已有两个世纪的时间，狄奥多西的继承人没有在战场现身，怠惰的生命全部浪费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希腊人根本不清楚，“皇帝”这个称呼最早是指共和国的军队主将。莫里斯好武的热情遭到众人的反对，包括元老院表情严肃的奉承之词、教长生性怯懦的迷信行为，以及君士坦提娜皇后忍不住留下的眼泪，大家一致劝他将辛劳而危险的西徐亚战役，委交给位阶较低的将领去执行。皇帝对于规劝和恳求充耳不闻，英勇前进到达离开首都7英里的地方。神圣的十字架标志展示在队列的前面，莫里斯用充满自负的神情，校阅武器鲜明人数众多的百战雄师，这些部队曾渡过底格里斯河完成征战的任务。在水陆兼进的行程中，安奇拉斯成为最后的目标。他在夜间的祈祷期望能够得到上帝奇迹的答复，但没有任何成效，接着宠爱的马匹突然死亡、遇到一头野猪、受到大雷雨的袭扰，以及畸形婴儿的出生，这些都使他的内心感到迷惑和不安。然而他却忘却最好的预兆，就是拔出佩剑来保护自己的国家。皇帝借口要接见波斯使臣，又转回君士坦丁堡，明显改变了喜爱战争的念头，他的规避战阵和选用将领令公众大感失望。
莫里斯的兄弟彼得同样可耻之极，竟然逃离敌对的蛮族，抛下领导的士兵和罗马城市的居民。皇帝以晋升职位的借口将他召回，使他免于临阵脱逃的罪责，这是只顾手足之情的盲目偏袒行为。要是我们记得类似的名字和情况，这个要放弃的城市就是声威远震的阿兹穆提乌姆，曾经单独击退阿提拉雷霆万钧的进犯。此地英勇好战的年轻人成为后世的榜样，已经延续了几代的时光，他们从查士丁一世或二世获得光荣的特权，他们的勇气只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保留。莫里斯的弟兄打算不理会这种特权，要把一支爱国的队伍与他营地里的佣兵混杂在一起。他们退到教堂里，他对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点毫无敬畏之心。民众看到这种情况就揭竿而起，关上城门把人员布置在防壁上，他们发现彼得的怯懦竟然不亚于他的傲慢和偏袒。科门提奥卢斯缺乏个人勇气，显得极为卑劣和庸俗，在军事方面的名声是讽刺和喜剧的目标，与严肃的历史倒是没有多少关系。他举行盛大的军事会议、拟定很奇特的部队运动方式、下达不为人知的命令，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他的逃走或拖延找辩护的借口。要是他朝着敌人进军，对面海姆斯山令人心旷神怡的山谷，竟成为无法克服的阻碍；但是在他撤退时抱着胆小而畏惧的好奇心理，尽量要探索最困难和无人使用的路径，甚至连当地最年长的人士都已经记不清楚。他唯一发生的流血事件，不知是真的生病还是装出患者的样子，是让外科医生用放血针给他治疗；他身体的健康状况变化非常灵敏，只要蛮族接近就发生病痛，经过冬营期间安全的休息就自然痊愈。
一位君主擢升和支持这样无能的幸臣，即使他的同僚普里斯库斯靠着运气获得功劳，君主也谈不上有什么光荣可言。普里斯库斯在连续五次会战中，似乎凭着高明的战术和坚定的决心，俘虏17200蛮族，将近6万人被杀，其中包括台吉的4个儿子。趁着格庇德人在阿瓦尔人的保护下安然入睡时，将领对这个平静无事的地区发起奇袭，使他能够在多瑙河与蒂萨河河的两岸，建立罗马帝国最后的胜利纪念碑。自从图拉真过世以后，帝国的军队在古老的达契亚还没有突入如此深远过。然而普里斯库斯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顾虑巴伊安会凭着大无畏的精神和新征召的部队，开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为作战的失败进行报复，他很快就被召回。
恺撒和图拉真的时代对战争原理的熟悉，比不上查士丁尼和莫里斯的时代。托斯卡纳或本都的钢铁经过拜占庭工匠的技术，所制造的兵器硬度很高而且极为锋利；为数众多的仓库储存种类繁杂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对于船舶、器械和工事的构建和运用，蛮族赞誉这个民族具有极为出众的创造能力，即使蛮族经常在战场获得压倒性胜利。有关阵式、操练、运动和战略这些古老的兵法，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著书立说加以研究，但是行省的隔绝和衰落无法为君士坦丁堡的这样一群人提供支持，他们不能手执武器在城墙上防守，不能驾驶船只在海上作战，不能在战场把兵法化为勇敢而具体的行动。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将才是无师自通，死后也没有传人。无论是荣誉感、爱国心还是宗教的迷信，都不可能激起奴隶和外乡人毫无生气的肉体，来继承军团的光荣传统。皇帝只有在军营中才能施展专制的指挥，然而他的权威也只有在军营里受到抗拒和侮辱。他用金钱来安抚或刺激无法无天的军人，但是部队的恶行是与生俱来的习性，获得胜利倒是偶然的成就，军队的维持要消耗国家的财富，无法保国卫民是最大的浪费。经过长期的纵容和迁就产生有害的影响后，莫里斯决心要铲除暮气已深的积习，但是草率的行动不仅送掉自己的性命，帝国病入膏肓的情况也更为恶化。
我们应该停止对改革者牟取私利的怀疑，他为了纠正错误发出的呼吁应该获得认同和尊敬。莫里斯的部队倾听胜利领导者的声音，不屑于政客和诡辩家的劝说，当接到诏书要从他们获得的报酬中扣钱，用来支付他们的兵器和衣物时，他们大声咒骂君主的贪婪，无法感受到他们所遭遇的艰辛和危险，因为皇帝本人已经临阵逃脱。亚洲和欧洲的军营里浪潮汹涌，持续发起狂暴的叛变。驻防埃德萨的士兵气愤填膺，用斥责的言辞、威胁的行动和带血的伤口，追赶着浑身颤抖的将领。他们推倒皇帝的雕像，对着基督显现奇迹的画像丢掷石块，不是拒绝接受民法和军法的约束，就是创设“自愿隶属”的危险模式。君王远离暴乱的现场，有时还受到欺骗和隐瞒，以至于无法在危机发生时很快加以安抚或是阻止。他害怕发生一场全面的叛变，对于任何勇敢的行动或忠诚的表示，都很乐意接受，将这当作是引起众怒的赎罪行动。原来宣布的改革要尽快放弃，不仅不能处罚或限制部队，反而要用感激的声音宣布赦免和奖励，使他们惊喜，但士兵接受拖延且勉强的礼物，毫无感激之意，等到发现皇帝的软弱和自己的实力以后，对于偏执的精神感到意气风发，就会激起相互的仇恨，不会再有宽恕的信念与和好的希望。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采用一般人的怀疑看法，认为莫里斯要在暗中摧毁他所苦心重建的军队，科门提奥卢斯的不当处置和受到重用可以证明这种恶毒的阴谋。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谴责莫里斯的凶狠或贪婪，只为了不愿支付微不足道的6000金币赎金，就任凭台吉屠杀手上的1.2万名俘虏。他还要火上浇油引起大家的愤怒，下达给多瑙河驻军的一纸命令上宣告，他们必须节约使用行省的军需物质，将冬营建立在阿瓦尔人充满敌意的地区。他们感到受够了委屈，公开宣布莫里斯失去统治的资格，对于那些皇帝忠诚的拥护者不是驱逐就是杀戮。福卡斯不过是一名百夫长，部队在他的指挥之下迅速回师，向着君士坦丁堡地区进军(公元602年10月)。经过很长时期的皇位合法传承以后，公元3世纪军人篡位的混乱状况又再度出现，然而这种谋逆的情势与过去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叛徒因他们的仓促起事而感到害怕。他们迟迟不愿将紫袍授予深受爱戴的人物，同时拒绝与莫里斯本人进行谈判，但是与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以及他的岳父日耳曼努斯保持友善的联系。福卡斯过去的一切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皇帝对于这名敌手的姓名和性格毫无印象，但是很快知道百夫长发起勇敢的叛变，面对危险却怯懦不前。意志消沉的国君大声说道：“唉呀!如果他是一个懦夫，那倒是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然而只要君士坦丁堡表现得坚定和忠诚，这个凶手就只能对着城墙发泄怒气，行事谨慎的皇帝等叛军的实力耗损以后，就可以获得和解的机会。他前往赛车场观看比赛，一再摆出异乎寻常的壮大排场。莫里斯用充满自信的笑容掩饰内心的焦虑，非常客气地请求党派向他喝彩和欢呼，为了满足他们那种狂妄的心理，从他们选出的护民官手里接受一份名单，上面有900个蓝党和1500个绿党的名字。他用尊敬的口吻说，这些人是帝座最坚实的基石。这种虚有其表或软弱无力的支持，只能显出他已落于穷途末路的处境，这加速了他的垮台和灭亡。绿党是叛军在暗中的同谋，蓝党大声呼吁罗马弟兄的阋墙之争要得到宽恕和节制。莫里斯严苛和吝啬的性格早已使臣民离心离德，当他赤足在宗教的游行队伍中行走时，遭到人民用石块无礼地攻击，逼得侍卫用权标来保护他不受伤害。一名狂热的僧侣带着出鞘的长剑跑过街上，用上帝的天谴和降灾来对他大声指责；还有一个贱民装扮成他的面貌和衣饰，骑着一头驴子，后面跟随着一群咒骂的群众。
皇帝怀疑深得民心的日耳曼努斯，会跟士兵和市民合在一起对他不利，他感到畏惧就加以威胁，但是拖延断然处置的打击手段。大公逃到教堂的圣所去避难，民众揭竿而起保护自己的安全，守备部队放弃守城的任务，夜间的暴民在丧失法纪的城市到处纵火大肆劫掠。命运乖戾的莫里斯带着妻室和9名子女，乘坐一艘小帆船逃到亚细亚海岸，暴风迫得他们在卡尔西顿附近的圣奥托诺穆斯教堂登陆，在那里他派遣长子狄奥多西前往恳求波斯国君，请他基于感激和友情施予援手。他自己拒绝逃走，肉体因坐骨神经而疼痛难忍，心情受到迷信的影响而衰弱不堪，他只有忍耐等待这场革命的结局，同时对全能的上帝提出公开而诚挚的祈祷，愿意为他的罪孽在今世而不是来生受到惩罚。
莫里斯退位以后，两个党派为了推举皇帝发生争执，但是蓝党的选择因为对方的猜忌而受到拒绝。日耳曼努斯在群众催促之下，赶到离城7英里外的赫布多蒙皇宫，急着向百夫长福卡斯的最高权威致敬。福卡斯很谦逊地表示要将紫袍授予位高功大的日耳曼努斯，然而日耳曼努斯本人最后的决定是婉拒，非常坚持而且态度很诚恳。元老院和教士都服从他的召唤，教长很快证明他的正教信仰，在施洗者圣约翰教堂为成功的篡贼举行奉献仪式。到了第3天，福卡斯在举止轻率的群众欢呼声中，坐着4匹白马拖曳的车辆公开进入城市。叛乱的部队获得大批赏赐作为报酬，新统治者在巡视皇宫以后，坐在竞技场的宝座上观看比赛的节目。两个党派要争夺优先的位置，他那偏袒的态度完全向着绿党，对方发出恶意的回响：“别忘记莫里斯还在，我们走着瞧!”蓝党这种极不谨慎的叫嚣对残酷的暴君产生了刺激和警告。负有执行处死任务的人员被派到卡尔西顿，将皇帝从圣所拖出来。当着悲痛万分的父母面，莫里斯的5个儿子逐一被杀死。每一刀都像是砍在他的心上，他不断发出语句短促急不成声的祈祷：“啊!正直的神，你的判决使公义得以伸张。”在最后的时刻，他还要坚定地依附真理和正义，向士兵泄露奶妈虔诚的调包事件，她用自己的儿子来替换皇家的婴儿。
最后以处死皇帝来结束这个血腥的场面，他的统治有20年，时为63岁(公元602年11月27日)。父亲和5个儿子的尸体被投入大海，头颅送到君士坦丁堡示众，受到大家的侮辱或怜悯，还没有等到出现腐烂的迹象，福卡斯默许为这些地位崇高的遗骸私下举行丧礼。莫里斯的错误和过失随之埋葬在坟墓之中，他的下场让人难以忘怀。过了20年后，狄奥菲拉克特详尽记述了这段历史，惨痛的故事使听众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福卡斯的登极非常平静，获得东部和西部行省的承认，在他的统治之下(公元602年11月23日—610年10月4日)，民众只能在暗中流泪，同情就是犯罪的行为。皇帝和他的妻子利奥提娅的画像，受到罗马元老院和教士的敬仰，特别陈列在拉特兰大教堂，后来存放在恺撒的皇宫，挂在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的画像之间。作为一个臣民和基督徒，格列高利的责任是要默认已经建立的政府，但是他祝贺凶手的好运时竟然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这种难以洗刷的羞辱玷污了圣徒的人格。使徒的继承人对于这种血腥的罪行，应该用相当坚定的态度施以谆谆的教诲，凶手要诚心地悔过赎罪。然而他同意为人民得到解救和压迫者的垮台而大肆庆祝，福卡斯的虔诚和仁慈荣获上天的恩典，能够擢升到皇家的宝座使他极为欢愉，祈求福卡斯用铁腕对付所有的敌人，并表达出一个愿望，或可能是预言，在经过长久而常胜的统治后，福卡斯的王国会从尘世升入天国。我已经照格列高利的意见追溯了革命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天国还是世间都是如此愉悦。
福卡斯在运用权力时比追求权力时更让人可恨。一位立场公正的历史学家用笔详尽地描绘出这个怪物的全貌：他的身材矮小而且畸形，浓黑的眉毛连成一线，有红色的头发和光洁无须的下颌，一个可畏的疤痕使面颊破相而且显得丑陋不堪，他大字不识也不懂法律和军事。他身居高位滥用帝王的特权，不仅性好女色而且滥饮无度，兽性的欢乐伤害臣民的荣誉也侮辱自己的尊严。他无法履行君王的职务，放弃身为军人的责任，福卡斯的统治使欧洲饱尝丧权辱国条约的痛苦，亚洲陷于水深火热的战争中，成为一片荒漠。他的情绪一激动就会发作蛮横的脾气，要是感到畏惧就更形冷酷，要是受到抗拒或谴责必定暴跳如雷。狄奥多西逃到波斯宫廷的途中被快速的追兵赶上，或许是受到假消息的欺骗，结果就在尼斯附近被斩首身亡。宗教的抚慰和自认清白无辜，使年轻的王子在临死前感到问心无愧。然而他的幽灵在篡夺者休息时作祟，东部流传耳语说莫里斯的儿子仍旧活着。
人们总是期待有人为他们报仇，过世皇帝的孀妇和女儿愿意将世间最卑贱的人当成她们的儿子和兄弟。在这次皇室家庭的大屠杀中，福卡斯出于怜悯或是审慎，特别赦免了这几位不幸的妇女，她们经过适当的安排，被监禁在一座私家住宅。君士坦提娜皇后保持勇气，仍旧思念着她的父亲、丈夫和儿子，渴望获得自由并为他们复仇。她在深夜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所，但是她的眼泪和联盟的日耳曼努斯所提供的黄金，不够发动叛乱的行动。在她一生当中无法报仇，也得不到正义，但是教长立下誓言可以保证她的安全，一所修道院被作为关她的监狱，莫里斯的孀妇接受并且利用凶手所赐予的仁慈。她还是要伺机而动，福卡斯发现或是怀疑有第二次的阴谋事件，就取消了他所给予的诺言，并且激起更大的怒火。这位能在人类中博得尊敬和同情的贵妇人，这位皇帝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竟像最下贱的罪犯一样受到严刑逼供，要她招出图谋不轨和涉案的人员。君士坦提娜皇后和3个无辜的女儿在卡尔西顿被斩首，就是她的丈夫和5个儿子赴死流血的同一地点。
像这样的案例发生以后，地位较低的牺牲者的姓名和苦难真是不胜枚举，定罪很少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所受的惩罚是精心改进的酷刑带来的痛苦：眼睛被刺瞎，舌头被连根割除，四肢被砍断，有些人死于鞭刑，也有人被火活活烧死，还有一些人被箭射成刺猬。想要速死成为大发慈悲之举，倒是不容易获得这种恩惠。椭圆形竞技场是罗马人的娱乐圣地，人们在这里获得各种自由的特权，现在被满地的头颅、四肢和撕裂的尸体玷污。就是福卡斯的同伙也深有同感，即使被他所重用或是尽心服务，也无法保证可以在暴君的手中幸免。看来帝国早期的卡利古拉和图密善，可以把他当成相与匹敌的对手。
福卡斯只有一个女儿，她被许配给大公克里斯普斯，新娘和新郎的皇家雕像很不谨慎地被放在赛车场上，位于皇帝的旁边。身为父亲当然期望后代能够继承罪孽的成果，但是过早争取民望的意图便会触怒国君。绿党的护民官把罪过全部推到雕刻师身上，他们被判定有罪要立即处死。他们的性命因全民的恳求而获得饶恕，但是克里斯普斯非常怀疑，像他这样身不由己地被当成是皇位的竞争者，猜忌的篡夺者是否会原谅或遗忘。绿党试图离间克里斯普斯与福卡斯的关系，因而被疏远，但主要是他的忘恩负义和绿党丧失特权所致。帝国每个行省的叛乱时机都已成熟。赫拉克利乌斯是阿非利加的太守，两年以来一直不愿听命于百夫长，也拒绝缴纳贡金，认为凶手的身份是对君士坦丁堡的帝座的侮辱。
克里斯普斯和元老院都派出密使，恳求独立的太守拯救并且统治这个国家，但是他的年龄不允许他再有旺盛的野心，于是把这个危险的任务交付给他的儿子赫拉克利乌斯，以及他的朋友和部将格列高利的儿子尼西塔斯。两个冒险进取的年轻人整备阿非利加的武装力量，决定由其中一人指挥舰队从迦太基航向君士坦丁堡，另外一人率领军队从陆地经过埃及和亚细亚，辛劳和成功的报酬就是皇家紫袍加身。他们已经动手的不确定谣言传到福卡斯的耳中，但他认为年轻的赫拉克利乌斯还有母亲和妻子，把她们当成可以确保安全的可靠的人质。然而奸诈成性的克里斯普斯，为了减轻远距离航行所冒的危险，对于所承诺的防备工作不是疏忽就是拖延。暴君还在怠惰的安眠之中，阿非利加的舰队已经在赫勒斯滂海峡下锚。逃亡和流放的人员在阿比杜斯参加叛乱者的阵营，他们渴望报仇雪恨。赫拉克利乌斯所有的船只，在高耸的桅杆上面装饰着宗教的神圣标志，顺着胜利的水道通过普洛蓬提斯海。
福卡斯从皇宫的窗内看到接近的敌人，明了他已面临无法逃避的命运。绿党受到礼物和承诺的引诱，对登陆的阿非利加人施以薄弱而无效的抵抗；人民甚至卫队做出决定，要随着克里斯普斯发动及时的起义。一个仇人勇敢闯进寂静的皇宫将暴君抓住，剥去他的冠冕和紫袍，换上贱民的衣服，戴起脚镣手铐，用一条小舟将他运到赫拉克利乌斯的皇家战船。赫拉克利乌斯谴责他那令人厌恶的统治真是罪孽深重，万念俱灰的福卡斯留下最后的话：“那你的统治又能有多好？”在历经各种侮辱和酷刑的痛苦之后，他的头被砍下来，血肉模糊的尸身被丢到火里(公元610年10月4日)。篡夺者爱慕虚荣的雕像和绿党反叛的旗帜，全都受到同样的待遇。
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异口同声地盛赞赫拉克利乌斯的纯洁无私，一生毫无罪恶和羞辱的行为，应该登极称帝。经过一番谦让和犹豫，他终于顺从大家的请求(公元610年10月5日—642年2月11日)，在他的妻子优多克西娅陪伴之下，共同举行加冕典礼，他们的后裔统治东部帝国延续四代之久。赫拉克利乌斯的航行顺利又快速，在斗争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之前，尼西塔斯还没有完成冗长而艰辛的行军，但是他对朋友能够身登大宝，毫无怨言表示心悦诚服。尼西塔斯的善意值得嘉许，感激的回报是为他竖立骑马的铜像，将皇帝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克里斯普斯的忠诚很难让人信任，新近建立的功劳获得的酬庸是指挥卡帕多细亚的军队。他的傲慢态度激怒新接位的国君，这也可能是不守信用的借口。福卡斯的女婿在元老院接受谴责，得到的处分是在修道院过僧侣生活。赫拉克利乌斯认为这个判决很公正，根据他那极有分量的说法，一个人要是背叛他的父亲，怎么会对朋友忠诚。
福卡斯的罪行即使在他死后还是给国家带来痛苦，因为他给恨意难消的仇敌提供了最虔诚的理由，引起长期的战争。拜占庭和波斯的宫廷保持友善和平等的关系，当然要将他登极称帝的大事通知对方，派遣的使臣利利乌斯曾经把莫里斯和他儿子的头颅呈献到福卡斯面前，更有资格来描述这个悲剧场面的情节。不论是虚构的故事还是文饰的辩术，科斯罗伊斯二世把满腔怒火从凶手转移到使臣的头上，以使臣的身份不明为借口先将其关起来。科斯罗伊斯二世拒绝承认篡夺者的权利，公开宣布要为父执和恩人雪耻复仇。波斯国王表现出悲伤和愤恨的感情，可以获得仁慈和荣誉的名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祭司和省长带有民族和宗教的成见，使他变成最大的赢家。过去他们借着言论的自由和奉承的语气，竟敢批评他对希腊人过分的感激和友善，即使已经缔结和平条约或联盟协定，这样的行为都会给国家带来危险。希腊人的信仰缺乏真理和公正，因为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非常邪恶地谋杀了自己的国君，所有的作为已经没有德行可言。一个野心勃勃的百夫长现在所犯下的罪行，会给受他压迫的国家带来惩罚，那就是战争的灾难和痛苦，但是过了20年后，同样的祸患加倍报复在波斯人头上。
罗马将领纳尔塞斯协助科斯罗伊斯复位，仍旧坐镇东部，他的威名远震，常被亚述地区的母亲用来吓唬儿童。要说当地的臣民鼓励他们的君主和朋友，解救和据有亚洲的行省，当然是有可能。更可能是科斯罗伊斯二世为了激励部队的士气特别提出保证，他们所畏惧的纳尔塞斯不会动手，而且即使他要用兵，也只会对他们有利。英雄人物不会仰仗暴君的信任，暴君自己也很清楚没有什么地方值得英雄的服从。纳尔塞斯被调离指挥的职位，他就在叙利亚的海拉波里斯竖起独立的旗帜，后来受到引诱，为欺骗的承诺所出卖，在君士坦丁堡的市场被活活烧死。失去唯一畏惧或尊敬的军事首长之后，这支常胜军两次败在蛮族的手里，他们被骑兵击溃、被战象践踏、被箭矢贯穿。胜利者的判决使大量俘虏在战场被斩首，这些反叛的佣兵可以说是受到公正的惩罚，莫里斯的死亡他们是始作俑者或帮凶。在福卡斯的统治之下，梅尔丁、达拉、阿米达和埃德萨的城堡工事，相继受到波斯国君的围攻，失陷以后全部被摧毁。他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叙利亚的城市海拉波里斯、卡尔基斯、贝雷亚或称阿勒颇，很快率领无敌大军将安条克围得水泄不通(611 A.D.)。胜利的狂潮暴露出帝国的衰弱、福卡斯的无能和臣民的不满。一个骗子前往科斯罗伊斯二世的营地，说他是莫里斯的儿子，要合法继承罗马帝国，这也使科斯罗伊斯二世得到最合适的借口，引起东部各城市的降服或叛变。
赫拉克利乌斯接到从东部传来的安条克失陷的最初消息，这个古老的城市经常为地震所摧毁或为敌人所劫掠，能为帝国提供的金钱和人口已经无足轻重。波斯人夺取卡帕多细亚的首府恺撒里亚，不仅同样成功而且机运更佳，等到他们前进越过边疆的防壁，也是古老战争的国界，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得到的收获更为丰硕。大马士革坐落在风景宜人的谷地，每个时代都装点得花团锦簇，成为皇家的城市，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此时还不知道这一名声未彰的幸福之地。但是科斯罗伊斯二世攀登利巴努斯的山岭，或是侵入腓尼基海岸的城市之前，他的军队在大马士革这个乐园休养生息秣马厉兵。努息万大帝念念不忘征服耶路撒冷，他的孙子靠着宗教热忱和贪婪欲望终于达成使命，祆教祭司宗教迫害的精神极力敦促，要毁灭基督教最感自豪而又永垂不朽的圣地。同时科斯罗伊斯二世为了进行神圣的战争，征召了一支2.6万犹太人的军队，他们具有狂热的传统成见，可以弥补勇气和纪律之不足。等到夺取加利利以后，约旦河对岸地区的抵抗延迟了都城最后命运的来临，但耶路撒冷最后还是在强攻之下失守(614 A.D.)。
基督的圣墓、海伦娜和君士坦丁宏伟的教堂，都毁灭在大火之中，再不然也受到严重的损坏。300年虔诚奉献的器物，在亵渎神圣的一天之中被搜刮一空，教长撒迦利亚和真十字架都被运到波斯。有9万基督徒遭到屠杀，这要归咎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加入了波斯人的行军行列，使得秩序混乱不堪。约翰总主教慈善为怀的精神，使巴勒斯坦的难民在亚历山大里亚受到良好的照应。他在无数圣徒之中以赒济者的名号著称于世，教堂的收入加上金库的30万镑，全部还给原来那些贫穷的施主，不分国籍和教派，但是埃及是从戴克里先以来，唯一免于国内或国外战争的行省，这时再度为居鲁士的后裔所征服(616 A.D.)。佩鲁西乌姆是这个难以进入的国家的关键要点，被波斯的骑兵奇袭占领。他们毫无损失地通过了三角洲数量繁多的河道，搜索漫长的尼罗河谷地，从孟斐斯的金字塔抵达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亚历山大里亚原本可以从海上获得增援和救助，但是总主教和郡守乘船逃到塞浦路斯。科斯罗伊斯二世进入帝国第二大城，余留的制造业和商业仍旧保存了相当的财富。他在西方的战胜纪念碑没有建立在迦太基的城下，而是在的黎波里地区。昔兰尼的希腊殖民地最后终于毁灭，征服者追随亚历山大的脚步，通过利比亚沙漠胜利班师。在同一次战役里，另外有支军队从幼发拉底河向着色雷斯·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进，卡尔西顿被长期围攻，不得不投降(616 A.D.)。波斯人的营地设置在君士坦丁堡前，维持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本都海岸、安卡拉城和罗得岛是波斯国王最后征服的目标。如果科斯罗伊斯二世建立海上武力，他那永无边际的野心会把奴役和毁灭扩展到欧洲的行省。
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双方争战不已的河岸，努息万大帝的孙子把他的统治区域突然延伸到赫勒斯滂海峡和尼罗河，这是波斯帝国古老的边界，但是这些地区的行省，经过600年的时间，已经习惯了罗马政府的恶行和德行，只能勉强忍受蛮族加之于身的桎梏。共和国的观念活生生地存在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制度之中，至少也还能够保存在著作里，赫拉克利乌斯的臣民所受的教育能够运用自由和法律的语言。东方君王的自负和政策，则是要展示至高全能的头衔和属性，以真正的姓氏和卑怯的状况谴责充满奴性的民族，并且以残酷和无礼的威胁，运用绝对的权力强制执行严苛的法律。祆教徒以及善恶两元论的邪恶信条为东部的基督徒所憎恨，祆教祭司相比起主教在宗教方面并不会表现得更宽容，有些波斯土著背弃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成为殉教者，可以很清楚看出这是严厉而全面宗教迫害的前奏。
查士丁尼颁布强制的法律，凡是反对教会者就是国家的敌人。犹太人、聂斯托利教派以及雅各布比教派联合起来，对于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同时他偏袒各教派的信徒，激起正统教会教士的仇恨和畏惧。波斯征服者也感觉到他们的仇恨和畏惧，就用严刑峻法的铁腕统治新的臣民。似乎他对主权的稳定有所怀疑，于是用超高的贡金和任意的搜刮来耗尽他们的财富，掠夺或是摧毁东部的庙宇，把亚洲城市的黄金、白银、名贵的大理石、艺术品和工匠，全部运到他所继承的国土之内。在这幅隐约可见的帝国灾难图中，很不容易辨识科斯罗伊斯二世所扮演的角色，很难分辨他及部将的行动，也很难在一片光荣与伟大中肯定他个人的功绩。他喜欢夸耀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经常会从艰苦的战争中回到皇宫享受奢侈的生活。
但是在24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迷信或愤怒使他避免靠近泰西封的城门。他所喜爱的住处是阿尔特米塔或称达斯塔杰德，位于底格里斯河对岸，在都城的北方约60英里。邻近的草原布满牛马和羊群，狩猎的乐园就像一座大公园，里面放养雉鸡、孔雀、鸵鸟、麋鹿和野猪；高贵的动物像是狮子和老虎，有时会被释放出来供最勇敢者追猎。960头大象用来作战或是维持万王之王壮观的排场；载运他的御帐和行李进入战场，要使用1.2万头大型骆驼和8000头体形较小的品种；皇家马厩饲养6000匹骡和马，其中有希布迪兹和巴里德两个品种，以疾驰的速度或外形的美丽著称于世。皇宫大门前面有6000名卫士不断骑着马巡行，后宫有1.2万名奴隶执行各种服务工作，还有3000名处女都是亚洲的佳丽，一些幸运的嫔妃靠着她们的年轻和西拉的不以为意能够服侍她们的主子。各种财宝像是黄金、银块、宝石、丝织品和香料，被储存在上百个地窖之中。他的寝宫Badaverd的名字意思是“风送来的意外礼物”，原来是赫拉克利乌斯的战利品，结果漂流到叙利亚的港口。
奉承的声音或许是杜撰的故事，提到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的织毯时，竟会神色自若地说有3万条；有4万根银柱或大理石柱及贴金箔的木柱，用来支持皇宫的屋顶；有1000个金球悬挂在圆顶下面，用来模拟行星的运动或是指代黄道十二宫的群星。当波斯国君在沉思他的才能和权势所造成的奇迹时，接到麦加一个默默无闻市民的来信，要求他承认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他拒绝这项请求并且撕掉来函。阿拉伯的先知喊道：“神会撕裂这个王国，拒绝科斯罗伊斯的乞求。”穆罕默德的位置正好在东方两个伟大帝国的边缘，使得他暗中很高兴看到他们相互毁灭，同时在波斯人的凯旋之时他竟敢预告，用不了多少年，胜利会再次回到罗马人的旗帜之下。
就在这个不可思议的预言被宣告时，要想完成罗马人的梦想真是遥遥无期，因为赫拉克利乌斯即位的前12年，帝国面临将要解体的局势。如果科斯罗伊斯二世有纯正的动机而且重视荣誉，他应该在福卡斯死后终结双方的争执，把这个幸运的阿非利加人当成最好的盟友，因为已经替他的恩主莫里斯报仇雪恨。战争的进行显示出蛮族真正的习性，赫拉克利乌斯派遣乞和的使臣，前去恳求他大发仁慈之心。其实他可以原谅对方并且接受贡金，让世界获得和平，然而他用无言的藐视和无礼的威胁加以拒绝。叙利亚、埃及和亚洲的行省被波斯的大军征服；这时的欧洲，阿瓦尔人在意大利的战争无法使杀戮和抢劫得到满足。从伊斯特里亚的疆界到色雷斯的边墙，受到暴虐的压迫而动荡不安。阿瓦尔人在潘诺尼亚神圣的原野冷酷屠杀男性俘虏，留下妇女和孩童成为奴隶，那些贵族家庭的处女供蛮族满足杂乱的淫欲。寻求爱情的贵妇私自溜出弗留利的城门，在皇家情人的怀抱里度过短促的良宵，罗米达在次日夜晚被迫与12名阿瓦尔人发生关系，第三天伦巴第的公主被处以刺刑，可以让对方营地很清楚地看见，这时台吉带着残酷的微笑表示，她的淫乱和不贞只有受到这种惩处，才能让她的丈夫讨回公道。
赫拉克利乌斯在东西两面都受到与他有深仇大恨的敌人的羞辱和围攻，罗马帝国的实力被压缩在君士坦丁堡之内，疆域只剩下希腊、意大利和阿非利加残留的地区，以及亚洲海岸从提尔到特拉布宗的滨海城市。等到丧失埃及以后，都城饱受饥馑和瘟疫之苦，皇帝没有能力抵抗，也毫无救援的希望，决定将他的人员和政府迁移到更安全的城市迦太基。安排好的船只已装载皇宫的财物，但是他逃走的企图被教长阻止，这时教长正要动员宗教的力量来保卫国家，领着赫拉克利乌斯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逼他立下庄严的誓言，绝不离弃上帝托付他照顾的人民，要与城市同生死共存亡。台吉在色雷斯的平原上扎营，隐瞒奸诈背信的图谋，要求与皇帝在赫拉克利亚附近见面。为了庆祝双方的和好，举行马术表演和比赛，元老院议员和人民都穿上鲜艳的服装，喜气洋洋参加和平的盛会。阿瓦尔人看到罗马的奢华，难免引起羡慕和贪念。突然之间，椭圆形竞技场被西徐亚骑兵团团围住，他们乘着暗夜秘密进军，台吉的长鞭响起可怕的声音，发出攻击的信号。赫拉克利乌斯用手臂抱住皇冠，靠着疾驰的快马，在极端危险之下逃过一劫。阿瓦尔人的追击非常迅速，几乎随着飞奔的群众冲进君士坦丁堡的金门。郊区受到洗劫，成为阴险和欺骗行为的报酬，阿瓦尔人抓到27万俘虏运过多瑙河。
在卡尔西顿的岸边，皇帝与比较信守荣誉的敌人举行安全的会谈，赫拉克利乌斯离开他的座舰，身着紫袍，受到尊敬也引起同情之心。波斯将领萨因向他表示友善，提供机会亲自引导使节团去觐见万王之王，罗马人非常感激地接受。禁卫军的统领、都城的郡守和教长主座教堂的首席执事，用谦卑的言辞恳求原谅与和平，但是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部将犯了致命的错误，不了解主子的意图。亚洲的暴君说道：“我要的不是使节团，而是要把五花大绑的赫拉克利乌斯押到我的脚前，除非他们放弃遭受磔刑的神，信奉我们的宗教崇拜太阳，否则我绝不让罗马皇帝得到和平。”按照他们国家毫无人道的行为，萨因受到活活剥皮的惩罚，所有的使臣被施以隔离和冷酷的监禁，这不仅违犯万国的法律，也没有信守原来的约定。然而6年的围攻终于令波斯国君放弃了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意图，接受罗马帝国每年的贡金或赔偿：1000泰伦黄金、1000泰伦银块、1000件丝袍、1000匹战马以及1000名处女。赫拉克利乌斯签署可耻的条约，要从贫穷的东部收集这些财宝，使他获得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全部用来加强准备，好发起大胆而孤注一掷的攻击。
在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中，赫拉克利乌斯的性格不仅极为特殊，而且非常矛盾。在他那长期统治的早年和晚期，皇帝看起来像是成为怠惰、欢乐和迷信的奴隶，对于国家的灾难漠不关心，有如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晨间和薄暮停滞的浓雾，被正午明亮的阳光驱散，阿尔卡狄乌斯的宫殿成为恺撒的军营，6次冒险犯难的战役建立举世钦佩的功勋，恢复罗马和赫拉克利乌斯的荣誉和权势。拜占庭历史学家有责任找出他之所以懒散和振作的原因，我们的年代距其极为遥远，只能臆测他发挥天赋的个人勇气更胜于政治考量；或者推想他为侄女玛蒂娜的魅力和手段所迷而不能自拔，优多克西娅逝世后，他与侄女缔结乱伦的婚姻；同时他可能屈服于法律顾问卑劣的意见，请求他遵守基本法的规定，皇帝身系国家的安危不能轻易出现在战场。
他的觉醒可能是波斯征服者最后提出无礼的要求，但是在赫拉克利乌斯装出英雄气概的重要时刻，罗马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命运的无常，对科斯罗伊斯骄傲的后裔形成威胁，让处于最消沉状况的罗马人能托天之幸得以否极泰来。皇帝最关心的事务，是供应战争所需的费用，为了如数收到贡金，他请求东部行省大力捐助。岁入无法从正常的来源获得，一位专制君主的信誉会随着权力而消失，赫拉克利乌斯首次展现勇气，竟敢向教会借用奉献的财富，立下庄严的誓言要连同高额的利息一起偿还。教士显然对国家的灾难非常同情，虽然没有像这样亵渎神圣的先例，亚历山大里亚生性谨慎的教长还是愿意帮助他的国君，说是得到奇迹的启示及时发现一处秘密的财富。追随福卡斯叛乱的士兵，后来只有两名逃过时间和蛮族的打击而幸存在世，但即使算上这些损失的叛变老兵，赫拉克利乌斯供应的新兵仍嫌不足，圣所的黄金就在同一营地，与东方和西方的姓氏、兵力和语言结合在一起。他对于阿瓦尔人的中立感到满意，用友好的态度要求台吉扮演护卫者的角色，而不是帝国的敌人，伴随这番言辞的是20万枚金币，能够增大说服力。复活节过了2天以后，皇帝把紫袍换上悔罪者和战士的简单服装，发出出发的信号(621 A.D.)。赫拉克利乌斯把他的子女托付给他所信任的人民，民政和军事的权力交付到最可靠的人士手中，要是因他不在而遭受优势敌人的压迫，是战是降授权教长和元老院便宜处置。
卡尔西顿邻近的高地满布帐幕和阵地，要是赫拉克利乌斯率领新征召的军队鲁莽发起攻势，那么从君士坦丁堡就可以看到波斯的胜利，这也将是罗马帝国的末日。他们向着亚洲行省的进军务必审慎从事，只留下数量庞大的骑兵用来截断敌人的运输，继续骚扰波斯的后方造成兵力的疲惫和混乱。希腊人仍旧主宰着海洋，一支由战船、运输船和军需船组成的舰队，在港口集结让蛮族部队登船。稳定的阵风将他们送过赫勒斯滂海峡，小亚细亚西边和南边的海岸在他们的左方，皇帝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暴风雨中表现无遗，甚至在队伍中的宦官也拿他们的主子做榜样，能够忍受各种辛苦，努力工作。赫拉克利乌斯指挥部队在斯坎德隆湾登陆，位于叙利亚和西里西亚的边界，海岸线从此急转指向南方。他有优秀的战略能力，能够选择这样重要的位置，分散在滨海城市和山地的守备部队可以从四面八方很迅速而安全地集中到皇家的旗帜之下。
西利西亚的天然屏障保护着赫拉克利乌斯的营地，甚至还可以获得隐蔽，他的营地靠近伊苏斯，亚历山大在此地击败大流士的军队。皇帝占据了顶角的位置，深入指向亚细亚、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所属各行省犬牙交错的广大地区，对于圆周上的各点他都可以施以直接的攻击，也很容易掩饰自己的行动，预防敌军可能的企图。罗马将领在伊苏斯的营地，要改进老兵训练怠惰和不守秩序的习性，教育新兵熟悉和遵行军人武德。展现基督充满神迹的肖像、神圣的祭坛受到祆教徒的亵渎，他催促大家要报复这种奇耻大辱，用“儿子”和“兄弟”这种亲爱的名字向他们称呼，对于国家在公私方面所犯的错误深感悲痛。国君的臣民被说服要为自由而奋战不息，用同样的热情与外国的佣兵沟通，须知他们对于罗马和波斯的利益全都漠不关心。赫拉克利乌斯具有一名百夫长的技巧和耐性，不厌其烦教导有关的战术，辛勤训练士兵熟悉所运用的武器，战场的勤务和接战时的运动。骑兵和步兵根据铠甲的轻重区分为两个单位，号角位于中间位置，用来下达行军、冲锋、撤退或追击的信号，无论是正面队形还是斜交队形，无论是加大纵深的方阵还是延长正面的方阵，都用模拟的战斗来演练真实的作战。皇帝要求部队完成辛苦的工作，同时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他们的劳动、饮食和睡眠，全部要符合纪律不可变更的要求，教导士兵不要轻视敌人，对于自己的勇气和领袖的智慧要有绝对的信心。
西利西亚很快被波斯大军包围，但是他们的骑兵不愿进入陶鲁斯山的狭谷。赫拉克利乌斯的战术机动使对方的骑兵受阻，他在正面排成会战队形时，要使敌军后卫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受到攻击。他实施欺敌运动像是要威胁亚美尼亚，逼得对方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行动。他的营地故意显得混乱不堪以引诱敌军，但是等到波斯人展开队形发起会战时，地面的状况、太阳的位置以及预期两军接战的地点，都对蛮族不利。罗马人在战场继续实施了一连串的战术作为，这一天的战争向世人宣布波斯人并非所向无敌，身着紫袍的皇帝的确是一位英雄人物。赫拉克利乌斯的胜利和名声使得实力更为强大，他大胆翻越陶鲁斯山的高地，行军直接穿过卡帕多细亚的平原，在哈里斯河的河岸建立起安全和供应无缺的营舍，使部队在此度过寒冷的冬季。他的心灵不像君士坦丁堡人那样爱慕虚荣，为一次未获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而大喜若狂，不过皇帝亲临战场还是很有必要，可以安抚阿瓦尔人急躁不安和任性善变的习性。
自从西庇阿与汉尼拔争夺霸权的时代以后，再也没有像赫拉克利乌斯这样大胆的冒险行动，完成拯救帝国的任务。罗马皇帝任凭波斯人在这个时候继续压迫行省，毫无顾忌凌辱东部的都城，他自己却通过黑海和亚美尼亚的山区，采取最危险的路线贯穿波斯的心脏地区，逼得万王之王召回军队防守元气大伤的国土。
赫拉克利乌斯率领精选的5000人马，从君士坦丁堡航向特拉布宗，在本都集结兵力度过冬季，然后从费西斯河的河口进入里海，鼓励他的臣民和盟友高举虔诚和胜利的十字架旗帜，要与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起进军。当卢库拉斯和庞培的军团首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轻易获得对亚美尼亚土著的胜利，他们并不觉得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是长期的战争经验强化了一个柔弱民族的心灵和身体，他们所表现出的宗教狂热和作战英勇，从服务一个衰微的帝国可以获得证明，他们憎恨和畏惧萨珊家族的篡夺行为，记得宗教迫害带来的灾难，永远怀恨基督的敌人。亚美尼亚将部分领土割让给莫里斯皇帝以后，国界已经延伸到阿拉克西斯河，这条河的水流湍急，只有一座桥梁。赫拉克利乌斯踏着马可·安东尼的足迹，向着陶里斯或称甘扎卡进军，这是米底一个行省古老和现代的首府。科斯罗伊斯二世率领4万人从同样距离的远征行动中回师，要来阻止罗马军队的前进，但是他的撤退完全是由于赫拉克利乌斯的逼迫，不愿立即做出讲和或会战的决定。陶里斯在索菲斯统治的时代有50万居民，现在整个城市不到3000户人家，但是储存在这里的皇家财宝，价值因古老的传统而增大，这些都是克罗苏斯的战利品，是居鲁士从萨尔代斯的要塞里运过来的。赫拉克利乌斯快速的征战到冬季就停顿下来，基于审慎或迷信的动机，决定撤退路线沿着里海的海岸到达阿尔巴尼亚行省，他的帐幕可能扎设在莫甘平原，这是东方的君王最喜爱的宿营地点。
在他成功入侵的过程之中，凸显出一个基督教皇帝的宗教热忱和报复行动，士兵在他的指使之下熄灭受到崇拜的圣火，摧毁祆教祭司的庙宇。科斯罗伊斯二世渴求神圣荣誉所建立的雕像，全部被投入火中烧毁。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塞巴玛或奥米亚，全部遭到破坏，成为一片焦土，这既是对波斯人损伤圣墓的报复也是赎罪。宗教能够表现出真正的博爱精神，在于解救和释放了5万名俘虏。赫拉克利乌斯获得的报酬是感激的眼泪和欢呼，这种明智的措施使他仁慈的名声远播，同时也夹杂着波斯人对他们君主傲慢固执的不满。
赫拉克利乌斯在后续战役所获得的光荣(623—625 A.D.)，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和后人都无法知晓。皇帝离开阿尔巴尼亚广阔而肥沃的平原，顺着希尔卡尼亚海山脉的走向，从山地进入米底或伊拉克行省，率领胜利的军队到达遥远的皇家城市，卡斯宾和伊斯法罕从未感受过罗马征服者接近带来的威胁。科斯罗伊斯二世接到警报，知道王国陷入危险之中，已经从尼罗河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召回全部兵力。皇帝在遥远而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被3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包围。联盟的科尔克斯人准备脱离他的阵营，最勇敢的老兵也感到畏惧，毫不掩饰他们无言的绝望。大无畏的赫拉克利乌斯说道：
不要害怕数量庞大的敌人，靠着上天的帮助，1个罗马人可以战胜1000个蛮族。我们如果为拯救自己的同胞而牺牲性命，就能获得殉教者的冠冕，上帝和我们的后裔会使我们的荣名永垂不朽。
高尚的情操得到英勇行动的有力支持，他击退波斯人3倍兵力的进攻，利用敌军处于分离的状况，实施一连串协调良好的行军、撤退和成功的作战行动，最后把波斯人从战场赶到米底和亚述设防的城市。到了严寒的冬季，沙巴拉扎守在萨尔班的城墙之内，感到非常安全，结果遭到行动积极的赫拉克利乌斯奇袭。他把部队分散编组，在夜间衔枚疾走。城里的房舍都是平顶，用来抗拒罗马人的标枪与火炬，根本不能发生功效。波斯的贵族和省长、他们的妻妾和子女，以及好勇善战年轻人的精英分子，不是被杀就是成为俘虏。沙巴拉扎见机不对赶快逃走，他的黄金铠甲成为征服者的奖品。赫拉克利乌斯的士兵享受财富与安宁，这是他们拼命应得的报酬。
等到春季到来，皇帝花了7天时间横越库尔迪斯坦的山地，毫无阻挡渡过底格里斯河湍急的水流。罗马大军受到大量战利品和俘虏的拖累，暂停在阿米达城下。赫拉克利乌斯派人将战果和安全通知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他们在围攻的部队撤走以后，大致也知道状况已经好转。幼发拉底河上的桥梁被波斯人破坏，但是皇帝很快发现了一个徒涉点，对面的敌人只有火速撤退，在西里西亚依靠萨鲁斯河进行防御。这条河大约有300英尺宽，中间是无法渡越的激流，桥梁建有坚固的角楼，用来加强防守的力量，在河岸上部署成列的蛮族弓箭手。激烈的血战一直打到黄昏，罗马人的进攻占到上风。一个波斯士兵拥有如巨人般魁梧的身躯，被皇帝亲手杀死，然后将尸体投入萨鲁斯河中。敌军被击溃，已经毫无斗志，赫拉克利乌斯发起追击，到达卡帕多细亚的塞巴斯特。经过3年的时间，这场漫长而胜利的远征在欢呼声中，又重新回到黑海海岸原来的地点。
两位国君为了争夺东部帝国，不愿在边境缠斗，向对敌手的要害施以致命的一击。20年的行军和战斗损耗了波斯军队的实力，很多老兵经历兵刀和天候的危险还能幸存于世，仍旧留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城堡中卖命。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野心和报复却使得王国精疲力尽，这时他把新征召的臣民、异族和奴隶编成为3个实力强大的战斗团队：第一支军队是精兵，共有5万人，特别赐予光荣的称呼“金矛军”，保持机动，专门用来对付赫拉克利乌斯；第二支军队配置在要点，阻止赫拉克利乌斯和他弟弟狄奥多西的部队会师；第三支大军负责围攻君士坦丁堡，必要时支援台吉的作战。波斯国王与阿瓦尔人签订联盟条约，要瓜分东部帝国。
萨巴尔是第三支军队的主将，穿过亚洲的行省到达卡尔西顿众所周知的营地，焦急等待西徐亚友军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以破坏亚洲城市近郊的神圣建筑物或异教庙宇自娱。阿瓦尔人的前锋有3万蛮族，在6月29日突破漫长的边墙，把杂乱成群的农夫、市民和士兵赶进首都。在台吉的旗帜下有8万人，包括本国的臣民，以及成为附庸部族的格庇德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随着一起前进。他们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行军和谈判。整个城市被围是在7月31日，从佩拉和加拉塔的郊区一直到布拉契尼和七塔，居民带着恐怖的神色看到欧洲和亚洲海岸出现火光信号。
就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官员还在努力，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让台吉退兵。派出的代表团却受到拒绝和侮辱，台吉故意让大公站在宝座的前面，波斯的使者穿着丝质长袍坐在他的身边。傲慢的蛮族说道：
你们看，这可证明我与万王之王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的部将要选出3000勇士编成队伍，派到我的营地来作战。不要再想用那么一点赎金就能收买你们的主子，你们的财产和城市都是我囊中之物。我对你们网开一面会让你们离开，除了内衣裤别的都要留下。经过我的恳求，我的朋友萨巴尔不会拒绝你们通过他的防线。你们的国君远离都城，甚至现在已经成为俘虏或难民，留下君士坦丁堡面对不幸的命运。你们逃不出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掌握，除非能变成会飞的鸟或是潜入海中的鱼。
阿瓦尔人连续10天对都城发起攻击，技术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用坚固的龟甲阵提供掩护，前进到城墙的基座去挖掘，或是用攻城撞车冲击；他们运用数量繁多的投射器具，不停发射下落如雨的石块和投矢；建造12座高耸的木塔，可以让士兵在与防壁同样的高度进行战斗。赫拉克利乌斯的精神鼓励着元老院和人民高昂的士气，他派遣的增援部队有1.2万名重装步兵；希腊火和机具的运用使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在技术方面占有莫大的优势；他们的两层和三层桨战船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使波斯人难以越雷池一步，只能坐视他们的盟友在战场失利。阿瓦尔人的攻击被击退，斯拉夫人用独木舟组成的船队，在港口全部被击沉。台吉的附庸和诸侯威胁要脱离他的阵营，粮食已经消耗殆尽，他把全部投射机具付之一炬，然后发出信号缓慢而且毫无所惧地撤退。罗马人非常虔诚地将获得解救的原因归于无垢圣母施展法力。然而对他们冷酷谋杀波斯使者的行为，耶稣的母亲一定会谴责，即使使者无法受到万国公法的保护，也有资格获得人权的保障。
赫拉克利乌斯的兵力分散以后，基于谨慎起见退到费西斯河岸，发挥守势作战之利来对抗波斯5万金矛军。君士坦丁堡的获救使他消除了心中的忧虑，他的兄弟狄奥多西获得胜利更能巩固他的希望。罗马皇帝与突厥人建立有用而互利的盟约，用来对付科斯罗伊斯二世和阿瓦尔人充满敌意的联合部队。在他大力邀请之下，科扎尔斯人整个旗把他们的帐幕从伏尔加河的平原移到格鲁吉亚的山地，赫拉克利乌斯在特夫利斯附近接见他们。要是我们相信希腊人的话，说是可汗和贵族下了坐骑，全部趴伏在地上向身着紫袍的恺撒致敬。皇帝对于自愿的效忠和重要的援助真是感激万分，取下自己的皇冠放在突厥君王的头上，赐予“义子”的称呼，给予热烈的欢迎。奢华的宴会完毕以后，他把皇家餐桌上的金盘和器具、各种宝石和丝织品，送给齐贝尔当礼物，同时亲手将贵重的珠宝和耳环分赠给新的盟友。
在一次私下的会面中，他拿出女儿优多西娅的画像，亲口答应蛮族让他娶到美丽而又尊贵的新娘，于是立即获得4万骑兵的援军，同时议定突厥人的大军转用到阿姆河的当面。波斯人看见状况不利，只有匆忙撤军。赫拉克利乌斯在埃德萨的营地，校阅罗马人和外来异族所组成的军队，共有7万人马，他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陆续收复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城市，全力整修城堡工事，总算勉强将之恢复。
萨巴尔仍旧保有卡尔西顿这个重要的据点，但是科斯罗伊斯二世的猜疑或赫拉克利乌斯的诡计，很快使势力强大的省长离心离德，要背弃他的君王和国家。罗马人拦截到一名信差，以及下达给副将的命令，要立即处决有罪或不幸的将领，将头颅火速送到宝座的前面，不得稍有延误。副将是营地中仅次于萨巴尔的第二号人物，而命令的真假也难以辨明。罗马人将这一消息递送给萨巴尔本人，看到要将他处死的判决，他也玩弄手段将400名军官的姓名附在上面，然后召开军事会议，质问副将是否准备执行暴君的命令。波斯人一致同意，公开宣布科斯罗伊斯二世丧失统治的资格，就单独与君士坦丁堡政府议和。即使萨巴尔考虑到荣誉与政策的原因，无法加入赫拉克利乌斯的阵营，但皇帝仍然确信，也不会对达成胜利与和平的目标造成妨碍或中断。
虽然丧失了盟友的强力支持，对臣民的忠诚信念产生怀疑，但科斯罗伊斯二世的伟大仍然不容忽视。说波斯皇帝有50万人马当然是东方式的比喻，但毋庸置疑的是依然有为数众多的人员和武器、骑兵和战象，配置在米底和亚述，用来对付赫拉克利乌斯的入侵行动。然而罗马人大胆从阿拉克西斯河向着底格里斯河进军，怯懦而谨慎的拉扎特斯只敢尾随，迫不得已强行军通过荒无人烟的国度，直到他接获严格的命令，要冒险将波斯的命运付诸一场决战。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摩苏尔的附近有座桥梁，伟大的尼尼微过去建立在它的一端，这个城市甚至连古老的遗迹，都已经在时间的长河中湮灭无踪了，空旷的原野成为两军交锋的宽阔战场。但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忽略这次作战，他们像叙事诗和传奇故事的作者，把胜利归于受到喜爱的英雄人物，不是他的指挥才能而是个人的作战勇气。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公元627年12月1日)，赫拉克利乌斯骑着战马费勒斯，比他手下的武士更为骁勇无敌。他的嘴唇被长矛刺穿，坐骑的大腿也受伤，但是还能载着主人穿越蛮族的三重方阵，获得胜利安然归营。在这场激战之中，有3位骁勇的酋长接连为皇帝的佩剑和长矛所杀，其中包括拉扎特斯在内。他像战士那样战死，但等到波斯人看到他的头颅，不禁大惊失色，阵列之中弥漫着忧愁和绝望的气氛。拉扎特斯的铠甲是纯金制成，盾牌使用120块金片，加上佩剑和剑带，以及马鞍和甲胄，全部用来装饰赫拉克利乌斯的凯旋。如果不是他对基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有虔诚的信仰，这位罗马的勇士会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殿，奉献第四次最丰盛的战利品。尼尼微会战的激烈战斗从破晓打到夜间十一时，除了被撕毁和损坏的不算，他们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28面军旗，但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阵亡。胜利者为了隐瞒自己的损失，整夜留在战场，没有回归营地。罗马人知道在当前状况之下，杀死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士兵比起击败他们要较为容易。他们就留在战友的尸体之中，离开敌人不到两个弓箭的射程，波斯骑兵的残余人员坚持不退，一直严阵以待直到夜间七时。大约在八时他们退回未遭受抢劫的营地，等把行李收拾好，在丧失秩序和无人指挥的状况下一哄而散。
勤奋的赫拉克利乌斯乘胜而进的行动，值得称道。他在24小时内行军48英里，前卫夺取了大扎卜河与小扎卜河上的桥梁，亚述的城市和宫殿第一次让罗马人进入。真是世事难料，他们竟然攻入了皇家的中枢要地达斯塔杰德，虽然有很多财宝已经搬走，花掉的钱财更是不少，但是剩余的财富仍旧超过他们的期望，甚至可以满足他们的贪念。那些无法搬运的东西全部毁于纵火，这些都是科斯罗伊斯二世不理民生的疾苦，从帝国的行省搜刮所得，巨大的损失可能使他极为痛心。如果破坏的对象只限于供君王享受的奢侈，如果民族的仇恨、军队的放纵和宗教的狂热没有用同样的暴行来对付无罪臣民的住所和寺庙，那才真正是正义的行为。收回300面罗马军队的旗帜，解救埃德萨和亚历山大里亚无数的俘虏，这才是赫拉克利乌斯运用武力真正获得的光荣。他离开达斯塔杰德的宫殿，继续向摩代因或泰西封追击前进，不过仅前进了数英里的距离就在阿尔巴河的河岸停顿下来，可能是顾虑到渡河的困难、寒冷的季节，或许还有都城固若金汤的名声。有一座城市在现代被称为舍佐尔，因皇帝的回师而闻名于世。赫拉克利乌斯非常幸运，能在大雪封山之前越过扎拉山脉，否则会连续降雪达34天之久。甘扎卡或陶里斯的市民被迫要友善接待士兵和马匹。
当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野心未遂，逼得他只有保卫世袭王国的时候，对荣誉的热爱和内心的羞愧，应该敦促他在战场迎击不共戴天的敌手。在尼尼微的会战中，他的勇气应该可以教导波斯人击败敌人，或者是阵亡在罗马皇帝的长矛之下获得不朽的荣名。然而居鲁士的继承人宁愿选择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等待最后的结果，收集战败者的遗骸，或是在赫拉克利乌斯发起追击以后，用整齐的步伐撤退，直到带着叹息看到达斯塔杰德心爱的建筑物。无论是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意图是要葬身在城市和宫殿的残址之下。在双方都不利于他逃亡的状况下，亚洲的国君带着西拉和3个嫔妃，在罗马人到达前9天，从城墙的一个洞里脱身离开(公元627年12月29日)。过去他用缓慢而庄严的行列，向趴伏地面的群众展示帝王的权威，现在变成快速而秘密的赶路。第一夜他住在农夫的茅屋中，万王之王很少会进入那样简陋的木门。他的畏惧还是胜过迷信，第三天很高兴地抵达了防备森严的泰西封，却仍旧怀疑是否安全，直到底格里斯河挡住罗马人的追击。
他的逃亡被人发现以后，在达斯塔杰德的皇宫、城市和军营激起了恐惧和动乱。所有的省长感到犹豫难决，不知是统治者还是敌人使他们更加畏惧。后宫的妇女能有机会见到外人，觉得惊奇而又欢愉，后宫三千的嫉妒丈夫再度将她们监禁在远地的城堡。达斯塔杰德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之下，撤退到新的营地，阿尔巴河可以用来掩护正面，有一条战线配置了200头大象。部队从遥远的行省陆续抵达，连国王和省长最卑贱的仆役，也都征召入伍用来保卫君主的宝座。科斯罗伊斯二世仍旧有权可以决定合理的和平，赫拉克利乌斯的信使不断向他表示，不要再牺牲臣民的性命，也不要让一个仁慈的征服者，非要在亚洲最美丽的国土大动兵刀。但是这名波斯人的自负没有因运道不佳而减弱，皇帝的撤退更使他获得刹那之间的自信。他为亚述的皇宫受到摧毁而流泪，发出徒然无益的狂怒。长久以来他对国内倍增的不满毫不在意，人民抱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为固执的老人白白牺牲。这位可怜的老人为身心的痛苦而备受煎熬，自己感觉已经接近暮年，决定把皇冠安放在默达扎的头上，这是他最喜爱的儿子。
科斯罗伊斯二世的意愿不再受到尊重，西罗伊斯因母亲西拉的地位和美德而获得尊荣，心生不满，开始结党图谋，要确保长子继承的权利。22个省长自称是爱国人士，为新统治朝代承诺的财富和职位所勾引。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嗣子答应增加士兵的薪饷，给予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释放战俘并接受他们在他的军队中服役，对于自己的国人，他承诺永久和平与降低税赋。阴谋分子的决定是让西罗伊斯穿着皇家的服饰出现在军营，要是争夺宝座的行动失败，宫廷就可以宣称是抓住了逃跑的叛逆者。新君受到万众异口同声的欢呼，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逃走(然而他能逃到哪里？)很粗鲁地遭到阻止，当着他的面有18个儿子被屠杀，他被关进地牢，只多活了5天(公元628年2月28日)。希腊人和现代波斯人都曾详细叙述，科斯罗伊斯二世在毫无人性的儿子指使之下，如何遭受侮辱、饥饿与酷刑，他的儿子在这方面比起父亲所做的榜样，有青出于蓝的成就，但是科斯罗伊斯二世去世时，何尝有人敢提及弑父之事？又有谁能透视黑暗的高塔？按照基督教敌人虔信而又仁慈的说法，他落入黑暗的深渊之中，毫无被救的希望，这是无可否认的事，任何时代或教派的暴君，都有资格拿地狱当作永久的住所。萨珊王朝的光荣随着科斯罗伊斯二世的生命一起终结，他那形同禽兽的儿子也只享受了8个月罪恶的成果。在4年之内有9位候选人僭用帝王的名号，他们用刀剑和匕首争夺一个民穷财尽王国所分裂的领地。波斯每一个行省和城市，都出现独立、混乱和血腥的场面。无政府的状态长达8年之久，直到这些党派为阿拉伯的哈里发所统治和约束，才安静下来愿意团结合作。
等到山区可以通行以后，皇帝接获了令人喜悦的消息：继位阴谋的成功、科斯罗伊斯的死亡和他的长子登上波斯的宝座。赫拉克利乌斯促成波斯的变革，他在陶里斯的宫廷或营地展现出这种态度，接着是西罗伊斯的使臣带来主子的信函，送给他的“兄弟”罗马皇帝。他的语气就像每个时代的篡位者一样，把他的罪行归之于天命，在没有贬低自己身份的状况下，他提议让两个长期抗争的国家重归于好，签订没有期限的和平与同盟条约(公元628年3月)。条约的款项很容易就被确定而且得到忠实的执行。在归还落在波斯人手里的军旗和俘虏时，皇帝仿照奥古斯都的先例，重视国家的尊严为当时的诗人所赞誉，只是皮西底亚的乔治想要与贺拉斯的作品相比，其间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计，足证那个时代的天才已经陨灭。赫拉克利乌斯将他的臣民和教友从迫害、奴役和放逐中解救出来，不过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不断要求归还的是神圣的真十字架，而不是罗马的鹰帜。胜利者没有扩充疆域的野心，这样只会增加帝国的弱点。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儿子毫无遗憾地放弃了父亲征服的成果，波斯人从叙利亚和埃及的城市撤走，很顺利地回到边界。战争对两个国家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到头来原来的疆界和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改变。赫拉克利乌斯从陶里斯回到君士坦丁堡，带来永垂青史的凯旋，在获得6次光荣战役的胜利以后，辛劳的身体可以享受安息日的宁静。经过长久焦急的等待，元老院议员、教士和人民带着橄榄树枝和无数灯火，用眼泪和欢呼前去迎接他们的英雄。皇帝乘坐用4头大象拖曳的战车进入都城，一旦从公众欢乐的喧嚣中脱身，立即真正满足于母亲和儿子温暖的亲情。
随后一年，不比寻常的胜利更显得光耀夺目，就是将真十字架归还给圣地。赫拉克利乌斯以个人身份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奇迹的遗物经过谨慎的教长鉴定无误，就用每年一度的节庆来举行盛大的奉献典礼。皇帝在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之前，接受劝告换下皇冠和紫袍，因为那代表着尘世的奢华和虚荣。但是根据教士的意见，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很容易与福音书的教诲相吻合。他再度登上宝座，接受法兰西和印度使臣的祝贺。赫拉克利乌斯大帝的光荣事迹，在公众的评论中已经使摩西、亚历山大和赫拉克勒斯的名声大为失色，然而东方的解救者已经处于贫穷和虚弱的状况，在波斯获得的战利品大部分已经充作战争的费用，或是被当成犒赏分配给士兵，或是遭遇不幸的暴风雨被埋葬在黑海的波涛之中。皇帝被迫履行归还教士财富的义务，那是他借来作为防卫国家的费用，每年都要支付一笔经费来满足这些无情的债权人。行省虽然因波斯人的刀兵和贪婪而山穷水尽，但仍然被迫要支付第二次同样的税款。只为了一名普通市民的拖欠债款，大马士革的财务官被处以10万金币的罚锾。在历时长久和尽情毁灭的战争之中，比起技艺、农业和人口的损失和没落，20万士兵在战场丧生还不会带来最致命的影响。虽然赫拉克利乌斯的旗帜之下拥有一支常胜的军队，但是那些违背自然的奋斗不是锻炼而是对他们实力的损耗。当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感到得意扬扬的时候，叙利亚边界有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受到萨拉森人的洗劫，一支军队前去救援，被杀得片甲不留。这样普通而又寻常的事件，不大像是重大变革的前奏。这些“强盗”都是穆罕默德的门徒弟子，他们从沙漠之中激发宗教狂热的高昂斗志。赫拉克利乌斯在统治的最后8年，将原来打败波斯人所光复的行省，全部葬送到阿拉伯人手里。
异教绝灭之后，基督徒在和平与虔诚之中原本可以独享胜利的成果，但是争执的种子仍然在他们的内心中深根发芽，他们热心于探索宗教创始人的本质，而不去奉行他的律法。我在前面提到过“三位一体”的争论，现在继之而来是对“道成肉身”的辩驳，同样对于教会的名誉有损，对于国家的和谐有害，论及事件的起因更加微不足道，产生的恶劣影响则更为深远。我计划在本章叙述的要点，是长达250年的宗教战争，包括东部各派系在教会和政治上的分裂，运用研究原始教会各种教义的成果，介绍彼此之间喧嚣而血腥的斗争。
(一)伊比奥尼派的神学思想和对基督的崇敬
为了使最早的改信者获得应有的荣誉，这件事一直受到教会的关切，所以才赞同他们的信念、希望和意愿，伊比奥尼派或至少是拿撒勒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教派，只是他们坚持摩西的仪式，始终不肯变通而已。他们的教堂已经消失，书籍受到焚毁，信仰的自由失之宽大，经历300年的宗教狂热或谨慎恐惧，就连过于软弱的幼稚信条，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即使是毫无成见的批评也必须承认，这些教派对于基督纯净而正统的神性毫无了解。他们在犹太人传授预言与偏见的学派中接受教育，在这种教导下，他们对宗教的认识从未超越人类和尘世的弥赛亚。国王穿着平民的服装出现，还是有人能够鼓起勇气向他欢呼；只有上帝别出心裁，拿凡人的姓名和外貌掩盖住神性，人们更大的恐惧是无法将他识别出来。拿撒勒的耶稣那些相互熟悉的伙伴，把他当成朋友和同胞在一起谈天说地，耶稣过着尘世的生活，所有的行动都很合理而且自然，看起来跟他们完全一样都是同种的人类。他从幼年到青年以至成人的生长过程，同样表现为身材的增高和智慧的成熟，后来在经历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后，终于丧命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出生和逝世是为了拯救人类，其实苏格拉底的平生和赴死，也都是为了献身于宗教和正义的使命。虽然无论是斯多噶学派信徒还是英雄人物，都私下藐视耶稣谦卑的德行，但是他为朋友和国家流出的眼泪，可以作为人道主义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福音书的奇迹不会使犹太民族感到惊异，他们有无畏的信念，见过摩西律法更为神妙的征兆，上古的先知治愈病人的痼疾，能够使死者复活，分开深邃的海水，停止太阳的运行，驾着光辉夺目的车辆升天。希伯来人喜欢用比喻的风格，可能会借用“上帝之子”的头衔把它加在一位圣徒或殉教者身上。
然而在拿撒勒派和伊比奥尼教派并不严谨的信条之中，倒是可以隐约看到两者的差异，一边是信奉邪说的异端，把基督的下世和普通人的出生混淆在一起；另外一边是罪孽较小的分裂派系，他们尊敬母亲的童贞，排除尘世父亲的功能。拿撒勒派的疑点可以拿显而易见的情节作证，像是耶稣的出生、名义上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合法的婚姻、有权直接继承大卫的王国和犹大的遗产。但是根据圣马太的叙述，有几本福音书转录这段秘密而可信的历史，这些教派用希伯来原文长期保存这些记载，作为他们的信仰唯一留存的证据。约瑟身为丈夫知道自己未接近妻子，必然产生的怀疑被梦中的保证驱散：他的妻子怀的是“圣灵”。历史学家不可能目睹这一距离遥远的、家庭内部出现的怪事，那他必然曾听到同样声音，告知他以赛亚未来会有处女产子。处女的儿子是从无前例或难以比拟的造物，来自“圣灵”极为玄奥的作用，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远优于亚当的子孙。
自从希腊或迦勒底的哲学传入这些观念，犹太人全都相信灵魂的先验存在、轮回和永生。有一种学说可以证明天国的实有，那就是人类被囚禁在尘世的牢笼中，要洗净前世的玷污和羞辱。然而纯洁和败坏所能区分的程度几乎无法衡量，我们只能做出合理的推测，对于玛利亚和圣灵的后裔耶稣，只有人类当中至善至美的精神才能灌输到他的体内。他的降格是出于自愿选择所产生的结果，须知他的使命所要达成的目标，不是洗清自己的罪孽，而是要使全世界得到净化。等他回到位于天上的故乡，会因他的尽责而获得巨大的报酬，那就是弥赛亚的永恒王国。过去先知曾在暗中预言，会按照尘世的意象，达成和平、征服和统治的要求。全能的上帝使得基督的人性光辉可以扩展到神的领域。在古人的言语之中，上帝的头衔并没有被严格限制于只能给予我们天上的父亲。他那无与伦比的辅佐和绝无仅有的独子，要求在从属的世界获得第二顺位的宗教礼拜，应该是毫无僭越之处。
(二)幻影派的神性本质和永存不朽的肉体
信仰的种子在犹地亚多石而又硗薄的土壤中慢慢发芽茁壮，等到完全成长以后，就移植到气候更为宜人的非犹太教地区。罗马或亚洲的外乡人从来没有见过基督的面目，就更会接受他的神性。多神教的信徒及哲学家、希腊人和蛮族都很容易想象得到，一长列无穷无尽的天使，或是魔鬼，或是精灵，甚至是永恒或元气，从光明的宝座中放射出来。永恒之物中的首位称为“逻各斯”也就是“道”，与圣父同质，将会降临到世间，好把人类从罪恶和过失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走上生命和不朽的道路，说到这些倒是无足为奇，也不至于令人难以尽信。但是，当时有种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永恒存在和与生俱来的败坏性质，使东部的原始教会受到污染。非犹太教的改信者之中有很多人拒绝相信，一个神性的灵魂会与污秽而又邪恶的肉体结合起来，何况这个神性的灵魂还是第一本质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他们狂热信仰基督的神性，因而用虔诚的态度抛弃他的人性。
正当基督的宝血流在髑髅地的山头时，亚洲有一个人数众多而又学识渊博的教派名叫幻影派，他们创造出奇幻体系，后来由马西昂派、摩尼教派及各种不同名目的诺斯替异端传播。即使他们在叙述玛利亚的怀孕、基督的降生，以及传教前30年生活时，也完全拒绝承认福音书的真实与可信。他们说耶稣最初出现在约旦河畔，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模样，却只是形状而非实体，全能上帝的手模仿人的功能和行为，创造出来的人类形象，要在他的朋友和敌人的感官之中，产生一个永恒的幻觉。清晰的声音震动门徒的耳朵，保留在视神经中的面貌，要规避触觉更为坚实的验证。他们为上帝之子的精神存在而欢欣不已，对于肉体是否存在根本不予理会。犹太人的暴怒对于不动感情的幻影，全都是产生不了作用的徒劳。
基督的蒙难和死亡、复活和升天的神秘景象，都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恩惠，才在耶路撒冷这个剧院上演。要是有人认为，这些都不过是理想的模拟和有意的欺骗，配不上真实的上帝，那么幻影派和许多正统教派的弟兄一样，都同意用虔诚之名行虚假之事。在诺斯替异端的体系之中，以色列人的耶和华是尘世的创造者，一种反叛甚或无知的精神甚嚣尘上：上帝之子来到世间是为了消灭他的庙宇和律法，要想达成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运用非常巧妙的手法，将世俗的弥赛亚所主张的愿望和预言，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来向世人宣告。
摩尼教的徒众之中有位思想缜密的辩论家，曾经提出非常危险和令人难堪的论点，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曾经处于人类胚胎的状态，9个月以后才从女性的子宫中出生。他的对手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听到这些谬论在惊愕之余极力反驳，完全避开怀孕和生育这些与肉体有关的情节，维持原有的说法，就是神性通过玛利亚就像光束穿过玻璃，非常肯定地提到她在成为基督母亲一刹那仍旧保持处女之身。但是这种让步实在是过于鲁莽，使幻影派产生更为温和的情绪，说基督不是幻象，而是用不动感情也不会腐化的肉体加以掩饰。事实上，在更为正统的体制之中，认为无论中介物质的密度有多大，只要毫无阻挡或损伤地通过，从复活开始就已经获得这一切，而且必然会始终具有。
这些中介物质的基本属性完全付之阙如，也就可以避免肉体的特征和弱点。胚胎要是能从目不能见的小点孕育到完全成熟，那么婴儿即使不能从正常的来源获得营养也能长大成人，根本不需要从外界供应物质补充每天的消耗，还是能够继续生存。耶稣虽可能与门徒分享饮食，但却不会有饥渴的感觉，他也不会因本能的性欲需要而使童贞受到污染。面对结构如此奇特的肉体，难免要问最初的目的何在？是用什么工具和材料造成？有一个答案不见得必然出于诺斯替的观点，倒也会让我们原本可靠的神学大为惊骇，是说这个奇特的肉体不论是形式和内涵，都来自神的本质。纯粹和绝对精神的概念是现代哲学的精髓，古人将具体的本质归之于人类的灵魂、神性的存在，甚至于上帝的本身，并不排除空间延伸的观念。他们的想象满足于空气、火或以太这些极为微妙的性质，与粗俗的物质世界相比显得更为完美。如果我们想要确定上帝的位置，就必须描绘出他的相貌。我们的经验或是虚荣，只能表现出理性和德行的力量，这些都涵盖在人的形象之下。
拟人派的信徒人数众多，在埃及的僧侣和阿非利加的正统教徒中随处可见，可以拿出圣书来大声宣告，人是按照创世主的形象制造出来。德高望重的塞拉皮昂是尼特里亚沙漠的圣徒，不知流下多少眼泪才放弃原本喜爱的成见，像婴儿那样为改变宗教的不幸而深感哀悼。他的上帝已被偷走，内心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对象可以作为信仰和奉献的目标。
(三)塞林苏斯的两种性质及对基督人性的肯定
以上就是幻影派转瞬即逝的信念。亚细亚的塞林苏斯竟敢反对最后一位使徒，企图提出较为复杂却更实际的假说。他本人置身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世界之中，公开宣称这位大家承认的弥赛亚，就是人和神超自然的结合，用来调解诺斯替派和伊比奥尼派不同的看法。神秘的教义经过奇妙的修改，被卡勃克拉特、巴西里德和瓦伦廷这些为数众多的埃及人异端采用。在他们的眼中，拿撒勒的耶稣不过是个普通人，是约瑟和玛利亚合法的儿子，但是他在人类之中不仅最优秀也最明智，被选来作为最适合的工具，恢复世间对真正最高神明的崇拜。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基督这第一个永恒造物，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化作一只鸽子降落在他身上，进驻他的心灵之中，到了他布道的时期则指导他所有的行动。当弥赛亚被交到犹太人手中时，基督这位万世不朽而又不动感情的生命，抛弃在尘世的躯壳飞回pleroma(即属灵的世界)，留下耶稣独自受苦、怨恨和死亡。
但是这种决裂的过程使得正义和慈爱受到强烈的质疑，无辜殉教者遭遇的命运，先是被神派遣的伴侣逼迫，最后被这位伴侣遗弃，或许会激起异教徒的怜悯和气愤。有些教派采用或修正塞林苏斯的双重体系，拿出很多办法使怨言慢慢平息下来。据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心灵和肉体经过神奇的作用，变得极为冷漠，对于肉体的痛苦实际毫无感觉。还有人更为肯定地表示，即使真正有痛苦也会很快消失，而且会得到莫大的补偿，那就是保留给弥赛亚的新耶路撒冷王国在尘世的统治将有千年之久。这也就是在暗示，要是他在受苦也是命中注定，人性从来都不是绝对完美的，约瑟的儿子和上帝之子神秘结合之前，十字架的苦难也许可以洗掉耶稣一些轻微的过失。
(四)阿波利纳里斯主张“道成肉身”的神性
有人相信灵魂的非实体性，这是一种陈义甚高的教条，根据现有的经验，必须承认心灵和物质存在着无法理解的结合。还有一种相类似的结合，对象是更高或最高程度的睿智，也并非不能相容。一种永恒或天使长的化身，虽然创造的灵魂已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并不一定包含着确切的矛盾或荒谬之处。在信仰自由的时代，也就是尼斯宗教会议的决定，基督的崇高地位是由个人依据圣书、理性或传统那些尚无限制的规定来衡量的，但等到耶稣纯正的神性在阿里乌斯教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以后，正统基督徒的信仰却在悬崖的边缘战栗，已经没有退却的可能，站立不动非常危险，掉落下去更是万劫不复。他们的信条有很多碍难之处，加上神学理论有崇高的信念，使得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们不愿冒大不韪宣布：那就是上帝本身是平等而又同质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透过血肉之躯彰显；那就是一个弥漫在宇宙的生命，曾经容纳在玛利亚的子宫之中；那就是他永恒持续的时间，被当成一个活在世上的人用日、月、年来计算；那就是全能的上帝受到鞭打并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他毫无知觉的本质也会感受到痛苦和烦恼；那就是他的全知无法免于无知；那就是生命和不朽的源泉在髑髅地的山头绝灭。
这么多令人惊异的结果，拉奥狄凯亚主教阿波利纳里斯，一位教会中极为杰出的人物，全都直截了当毫不羞愧地予以承认。阿波利纳里斯的父亲是一位博学的文法家，身为他的儿子精通希腊所有的学科，就把自己著作中极为突出的口才、知识和哲学，全部用很谦恭的态度拿来为宗教服务。他是阿塔纳修斯的莫逆之交，也是尤里安的强硬敌手，与阿里乌斯派和多神教徒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虽然他爱好验证几何学定理的严谨，他的评论却显露出《圣经》那文学和寓言的风格。经过长期坚持到底的努力，他把一种神秘的观念定义为一种专门的形式，须知民众的信仰一直非常放任自由，这种神秘观点就长期漂浮其间。
阿波利纳里斯首先提出“基督一性化”这一令人难忘的说法，直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教堂，这种观点仍旧引起敌对情绪的反击。他提出的理论是上帝的神格和人的身体联合或混合在一起，永恒的智慧“逻各斯”在血肉之躯中取代灵魂的位置和功能。然而这位学问深奥的神学家常为自己的冒失感到烦恼，难免会说些含糊不清的词句，用来表达自己的歉意或者想有所解释。希腊哲学家过去对人的灵魂用理性和感情所做的区分，阿波利纳里斯对此抱持默认的态度，这样他就可以保留逻各斯用于智慧的功能，而将人类的从属性质比拟动物生活的低等行为。他有点像温和的幻影派信徒，把玛利亚尊为精神而非肉体的基督之母，耶稣那不动感情和永不腐化的肉体来自上天，或者是吸取或转化为神的本质。
阿波利纳里斯的神学体系受到亚洲和叙利亚神学家的猛烈抨击，这些学派与巴西尔、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有密切的关系，借着他们的名望受到当代人士的尊敬，当然也会受到狄奥多鲁斯、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的牵连，而被大众唾弃。但就年迈的拉奥狄西亚主教本人来说，他的品德和尊严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犯，他的对手虽然没有待人宽厚的弱点，但难免会为他那新奇的论点感到惊愕不已，因而对正统教会的最后裁决感到不妥。教会的判断最后倾向于赞同他的对手，阿波利纳里斯的异端邪说受到谴责，他的门徒在各地与正统教会分离的集会，受到皇家法令的取缔。但是他的教义仍旧在埃及的修道院中私下流传，狄奥菲卢斯和西里尔陆续成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阿波利纳里斯的敌人还会感到这两位教长的愤恨。
(五)正统教会的神学见解和言辞辩论
乞怜的伊比奥尼派和想入非非的幻影派受到排斥被人遗忘，由于阿波利纳里斯产生错误，最近出现狂热反对的现象，似乎使正统基督徒和塞林苏斯的双性论达成了妥协。他们没有结成暂时和偶然的联盟，而是进而制定一个完美的上帝与完美的人，产生实质、坚固和永恒的联合，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与一个理性灵魂和人类肉体的联合，这种状况直到现在还得到我们的赞同。在公元5世纪初叶，两种性质的结合是教会盛行一时的理论。各个方面都公开宣称，这两者的共存模式是我们的头脑所无法想象，我们的言语所无法表达的。有些人极其担心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会混淆不清，又有些人极其害怕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会彼此分离，然而在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秘密不为人知而又无法消除的歧见。他们为宗教的狂热所迫，急着要避开原来的错误，双方都认为这种错误有害于真理和得救。他们对于两个性质的联合与区分，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想极力保全，更要尽心尽力去为之辩护，为了消除怀疑和误解，要发展语言形式和学术用语。
他们鉴于观念和用语的贫乏，只有努力从艺术和自然中寻找所有可用的比喻，每种比喻在解释一个无与伦比的神秘论点时，又会误导他们原有的想象。在论辩的显微镜下，一颗原子放大成为一个怪物。每一边又竭尽全力牵强附会地从对方的理论和原则之中，硬要引出荒谬和亵渎的结论，然后再加以渲染和夸大。他们相互之间避不见面，曲折绕越黑暗和僻远的树丛，直到他们带着极其惊愕的神色，看到塞林苏斯和阿波利纳里斯可怕的幽灵，守护在神秘迷宫的出口。他们在看到理念和异端的曙光的一刹那，就大吃一惊停了下来，接着慢慢缩回脚步，再度陷入正统教义无法透视的幽暗深处。他们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为了涤清罪孽或免除谴责，矢口否认原来的论点，重新解释他们主张的原则，原谅自己的轻率和鲁莽，一致同意发出齐心协力和信仰虔诚的呼声。然而一个隐匿几乎无法看见的火花，仍旧埋藏在争论的灰烬之中，只要刮起偏见和愤怒的阵风，很快就会燃起漫天的火焰。东部各教派那些咬文嚼字的争论，已动摇了教会和国家的基础。
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这个名字在教会的争论史上非常响亮，而加上圣徒的头衔，则表示他的见解和他的派系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叔父是总主教狄奥菲卢斯，与其在一起的生活使他接受了正统教会有关热忱和统治的教诲，后来在邻近尼特里亚沙漠的修道院中，度过了青春年华的5年时光，对他有很大的裨益。他在塞拉皮昂院长的教导下，不辞辛劳全力进行神学研究，仅是一次通宵不睡，他就读完了《圣经新约全书》的四福音书，八卷的普通书信集和《罗马书》。他非常讨厌奥利金，但是对克莱芒、狄奥尼休斯、阿塔纳修斯和巴西尔的著作却爱不释手。教义和实践的辩论，使他的信仰更为坚定，他的大脑变得更为敏锐，他将富于学术价值的神学理论，从自己的修行住所为核心，像蛛网一样向四周扩展，不断沉思和推敲寓言和形而上学的作品，现在还余留七卷冗长的对开本，毫无声息放在对手的身边。
西里尔在沙漠里祈祷和斋戒，但是他的思想仍然留恋尘世(这是一位朋友对他的指责)。狄奥菲卢斯召唤他到喧嚣的城市参加宗教会议，怀揣着雄心的隐士立即同意前往。他获得叔父的认可接受教职，成为颇有名气且受人欢迎的传道士。他那风度翩翩的姿态使得讲道更为生动，清脆悦耳的声调在大教堂吸引更多的听众，他的朋友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好引起或附和大家的掌声。书记用仓促的记录保存他的讲道词，就效果而非文采而言可以与雅典的演说家一比高下。狄奥菲卢斯的过世，使身为侄子的西里尔更能扩展势力和实现理想。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分裂成两个阵营，士兵和将领支持副主教的权利要求，但是那批势不可当的群众，用声音和双手支持受到敬爱的教士，经过漫长的39年时光，西里尔终于坐上了阿塔纳修斯的宝座(公元412年10月18日—444年6月27日)。
就当时的状况而论，西里尔的野心已经获得应有的奖赏，远离宫廷的掌握，身为重要首府的领袖，现在的头衔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逐渐篡夺行政长官的地位和权势。城市的公立或私立慈善机构全部由他掌握，只要一句话就可挑起或平息民众的情绪，人数众多和宗教狂热的帕拉波拉尼全都盲目服从他的命令，这些人因为职务的关系，见惯了死亡的场面。这些基督教主教的世俗权力之大，使得埃及各地的行政首长都感到畏惧或愤怒。西里尔对于迫害异端极为热衷，为了能顺利展开他的统治，大力镇压诺瓦替安派信徒(413—415 A.D.)，这是最无辜而又无害于人的教派。他禁止他们举行宗教仪式，在他看来是合乎正义和至当的行为；没收他们神圣的器具，根本不在乎犯下亵渎神圣的罪行。
获得特权和宽容的犹太人，现在已经增加到4万人，他们的权利得到恺撒和托勒密王朝所制定的法律，以及自亚历山大里亚建城以来长达700年禁令的保护，然而在没有任何法律判决和皇室命令的情况下，教长竟在一天清晨率领暴民攻打各处的犹太会堂。犹太人没有武器也毫无准备，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用来祈祷的圣堂全部被夷为平地，这位身为主教的武士将抢来的物品赏给部队以后，把残留下来还未信仰基督教的犹太土著，全部赶到城外。西里尔或许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辩护，说是犹太人因为富有而变得傲慢无礼，他们对基督徒抱着同归于尽的仇恨，在不久以前一次恶意安排的动乱中(当然也可能是偶发事件)，让基督徒流血丧命。这样的罪行理应受到行政官员的谴责，但是在任意残杀的暴行中，无辜的民众和罪犯混杂在一起，结果失去了一群富有而勤奋的移民，使得亚历山大里亚变得贫穷不堪。
西里尔的宗教狂热已经犯下《朱利安法》所列举的罪行，但是软弱的政府和迷信的时代却使他逍遥法外，甚至还受到大众的赞扬。奥列斯特曾经提出控诉，但是公正的诉状很快为狄奥多西的大臣所遗忘，只有一个教士对其怀恨在心，表面装出原谅这位埃及的行政长官的样子。当奥列斯特的座驾经过街头时，遭到500名尼特里亚派僧侣的攻击，卫兵看到这群沙漠的野兽只有逃跑。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也是正统教会的信徒，对他们的行动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被投掷一阵石块，奥列斯特被打得满脸鲜血淋漓。亚历山大里亚忠心的市民赶来救援，正义很快得以伸张，用手打伤他的僧侣当场受到制裁，阿摩尼奥斯死在扈从校尉的杖下。西里尔下达命令将阿摩尼奥斯的尸体抬起来，用庄严的行列送到大教堂，并且将名字改为义士索马修斯，他的坟墓装饰着殉教纪念碑，教长登上讲坛，为这名凶手或暴徒发表感人的贺词。类似这样表示敬意的举动，可能会激励忠诚的信徒加入他的阵营，听从圣徒号召去勇敢战斗和从容起义。
很快在他的指使和推动之下，一名处女白白牺牲性命，这名女性信奉希腊的宗教，与奥列斯特交好。海帕蒂娅是数学家塞昂的女儿，从小接受父亲的教导，能够撰写见解精辟的注释，有助于阐明阿波罗尼乌斯和狄奥凡图斯的几何学，同时她分别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公开教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个性温柔的少女不仅美丽大方而且思想开明，拒绝男女之情，只愿教导门徒向学求知，许多知名之士迫不及待前来拜访这位女哲学家。西里尔看到成群的马匹和奴隶拥挤在学院的门口，心中感到极为嫉妒。在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谣言，说是行政长官与总主教之所以无法和解，问题出在塞昂的女儿，因此这个障碍很快就被排除。在四旬斋神圣的节期内一个可怕的日子，海帕蒂娅被人从车子里拉出去，剥光衣服拖进教堂。读经师彼得带着一帮狂热的信徒，用非常野蛮而残酷的方式将她杀死。他们用锋利的贝壳将她的肉从骨头上刮下来，还在抽搐的手足被肢解下来丢进火里。公正的调查和定罪的惩处因为送礼行贿而中止，但是海帕蒂娅的谋杀案，对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而言，在品德和宗教上都留下无法洗刷的污点。
迷信偿还一位处女的血债，可能比放逐一位圣徒收效更大。西里尔陪伴他的叔父前往橡树岭，参加行事极为偏颇的宗教会议。当克利索斯托受到怀念和崇敬获得平反时，狄奥菲卢斯的侄儿领导一个即将灭亡的派系，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过去对克利索斯托的判决非常公正，经过冗长的拖延和顽固的反抗都没有发生效用以后，勉强认同正统基督徒世界的普遍看法。他仇视拜占庭大主教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倒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他始终羡慕这个职务的有利地位，能够与皇家宫廷建立直接的来往，同时又害怕他们有傲慢自大的野心，要压迫欧洲和亚洲的各大都市，侵入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行省，用帝国的边界来定出教区的范围。阿提库斯是个性温和的篡夺者，在接替克利索斯托的宝座以后，长期以来保持宽厚仁慈的作风，能够暂时缓和东部这些教长的敌对情绪。但是一位更值得尊敬和仇视的对手现在被擢升，终于唤醒了西里尔。
经历君士坦丁堡主教西西尼乌斯短暂而混乱的统治以后，皇帝总算决定了最好的人选，以安抚教士和民众的派系。皇帝听从舆论的建议，破格任用才能卓越的陌生人(公元428年4月10日)。聂斯托利是安条克的僧侣，出生在日耳曼尼西亚，他的生活非常严谨而且讲道的口才极佳，于是受到推荐。他第一次到讲坛为信仰虔诚的狄奥多西宣讲教义，却显露出宗教狂热的苛刻和暴躁。他大声疾呼：“啊!恺撒!给我一片清除异端邪说的土地，我会用天国来回报。请你跟我一起去消灭异端，我就会与你去消灭波斯人!”好像他们真的事先签好协定一样，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在5天以后，对所发现的阿里乌斯派秘密集会场所，展开奇袭和攻击的行动。这些教徒宁死也不屈服，绝望中所点燃的大火，很快延烧到邻居家中，聂斯托利的胜利被安上“纵火者”的罪名。在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主教凭借他的气势和精力为信仰和纪律制定严苛的法则。而一旦对复活节的日期按照年代记载推算错误，则被当作违犯教规和国法的罪人加以惩处。吕底亚、卡里亚、萨尔代斯和米利都这几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洗净他们的罪孽，全部靠着顽固的十四日派信徒流出的鲜血。皇帝的诏书也可以说是教长的指示，对于异端的罪行和惩罚列举23种等级和宗派。但是这把宗教迫害的利剑，被聂斯托利拿在手里疯狂舞动，很快要指向自己的胸膛。宗教不过是一种借口，要是依据当时一位圣徒的研判，主教战争的真正动机完全出于个人的野心。
聂斯托利属于叙利亚学派，受到教导要对混淆两种性质的邪说保持憎恨的态度，必须精细区分“上主”耶稣的神性和“人主”基督的人性。他把神圣的处女尊为基督的母亲，自从与阿里乌斯派的争论开始以来，她无形中被加上“上帝之母”的头衔，被很冒昧地采纳接受，听起来真是刺耳。教长的一位朋友，后来甚至连教长本人，都在君士坦丁堡的讲坛上，一再反对使用或滥用这个名词。何况这个称呼使徒根本没提过，教会也没有认可，只会使胆怯的人感到惊慌，单纯的人受到误导，不信的人拿来消遣，好像可以拿来对比，证明奥林匹斯众神的古老谱系非常正确似的。聂斯托利在平静的状况下也会承认，只要两种性质的结合能够在选择的“用语”上说得通，倒也无可厚非，但是最使他无法容忍的事，在于否定一个新生的婴儿，就是禁止对幼年上帝的崇拜；使他更为气恼的做法，是从生活的婚姻或社交的伴侣中，去寻找那并不适宜的对比，并且把基督的人性当成神性的袍服、工具或帐幕。
亵渎上帝的声音使得圣殿的大柱发生震动，聂斯托利那些无法取胜的对手，不管是基于虔诚的信仰还是个人的情绪，都要发泄他不当言辞所引起的愤怒(429—431 A.D.)。拜占庭的教士私下对一个外乡人的闯入极为不满。无论多么迷信和荒谬的事物，都可以要求僧侣的保护，只要把一切荣誉归于主保圣母，就会使人民产生兴趣。主教的布道演说及圣坛前的礼拜仪式，总是受到叛乱叫嚣声的干扰；一些另有打算的会众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和道理，帝国只要掀起任何风潮总要带来争论；战斗者在剧院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就会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修道院小室引起回响。西里尔有责任要教化众多的僧侣，使他们免于宗教的狂热和无知，他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里，受到一性论肉身成圣的启迪，并且对此供认不讳。
阿塔纳修斯的继承人在运用武力对付另一种阿里乌斯派时，只考虑自己的虚荣和野心，殊不知这位敌人在教会阶级中居于第二把交椅，比起阿里乌斯派势力更大罪孽更深。敌对的高级教士间保持一小段时间的联系，他们的通信中用尊敬和仁慈等极为空洞的言语，来掩饰相互之间的仇恨。过没多久，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向君王和人民、东部和西部，公开谴责拜占庭的主教犯下滔天大罪。他从东部特别是安条克，获得的回应是宽容和沉默的暧昧建议，虽然同时向双方提出，实际上偏向于聂斯托利。梵蒂冈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埃及的信使，这种恳求正好迎合切莱斯廷一世的虚荣心。一个僧侣的偏颇观念竟会决定教皇的信仰，何况这位教皇和他的教士，对于希腊人的语言、艺术和神学根本是一窍不通。切莱斯廷召开意大利的宗教会议，权衡双方说辞和整个情况，赞同西里尔提出的信条，斥责聂斯托利的心态和人品，罢黜异端分子的主教职位，给他10天时间发表皈依和悔改的声明，并且将这个草率非法的判决交给他的敌人去执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发出如天神霹雳一击的时候，暴露出凡夫的过失行为和执迷不悟，他那十二条破门律仍在折磨一些身为正统基督教徒的奴隶，他们敬重这位圣徒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失去对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忠诚。这些难以涤清污点的大胆言论，难免沾染阿波利纳里斯异端邪说的色彩，但是聂斯托利严肃而又真诚的表白，使现代更为明智而且立场公正的神学家感到满意。
然而，无论是东部的皇帝还是大主教，都不愿服从一个意大利教士的命令，一致要求召开正统基督徒的宗教会议，也可以说是希腊教会的宗教会议，认为是唯一可以平息或解决神学争论的办法。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的以弗所被选为会议地点，开会日期订于圣灵降临节(公元431年6月—10月)。开会通知送到每座大城市，派出警卫来保护这些神父，并且限制他们的行动，除非上天的秘密和世间的信仰获得解决，否则全部不准离开。聂斯托利的光临不像是一名罪犯倒像是法官，不是靠着跟来的高级教士的人数，而是靠他们所具有的分量；他的身边都是强壮的奴隶，来自宙克西普斯浴场，全副武装可以用来打击敌人或者保护他自己。但他的敌手西里尔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武器，力量显得更为强大，50位埃及主教在后面追随，对于皇家的会议通知，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实际意义，全部不予理会。这些主教都在期待教长的点头示意，让大家知道他已经获得圣灵的感召。
西里尔早已与以弗所的门农主教结成关系密切的同盟；这位亚洲的专制总主教在私下安排，仅他这部分就有30到40张主教票不会投给聂斯托利。大批农民是教堂的奴隶，涌入城市，要用打斗和叫嚣支持形而上的争论。圣母的遗体被安葬在以弗所的城墙之内，这份荣誉也激起人民的宗教狂热。从亚历山大里亚开航的船队装载着西里尔和埃及的财富，随船带来大批水手、奴隶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盲目追随圣马可和上帝之母的旗帜。参加会议的神父和警卫看到这些战斗的队伍，都感到大吃一惊。那些反对西里尔和玛利亚的敌手在街头遭到侮辱，或是在住处受到威胁。西里尔的雄辩和慷慨使追随他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位埃及人估计很快就能有200名主教听从他的召唤和驱使。但是十二条破门律的始作俑者，不仅预见到也害怕安条克的约翰会加以反对。安条克的约翰这时正带着人数较少的队伍，包括各大城市受尊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从遥远的东部首府一路缓行过来。
西里尔等得非常心急，认为这是故意的拖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于是宣布在圣灵降临节后的第16天开始会议。聂斯托利完全靠着东部的朋友到场帮忙，就像他的前任克利索斯托一样坚持原则，否定敌手有下达指示的权力，更不听从开会的通知。敌人匆忙安排对聂斯托利的审判，而由原告坐在主审官的座位上。在68位主教中，22位兼有大主教的职称，提出温和而自制的抗议，为他的案子进行辩护，结果被同教的弟兄赶出会场。坎狄狄安用皇帝的名义要求会议延后4天，这位亵渎神圣的官员受到侮辱，圣徒的集会用暴力把他驱逐出去。整个重大事件在夏季的一个白天完全处理完毕(6月22日)，主教个别发表意见，但是这种表态雷同的格调，可以显示出有人在暗中指使，不仅发挥影响力，还进行操控。这个主谋的行为受到指责，因为他的恶例，使得作证和签名无法取信于人。大家毫无异议认为，西里尔的书信符合尼西亚教条以及神父的教义。但是他们从聂斯托利的讲道词和书信中，断章取义摘录若干词句，夹以革出教会和破门律的诅咒，因此免除这个异端分子的主教职位，剥夺他的圣职荣誉。把聂斯托利当成新犹大所恶意签发的判决书，张贴在以弗所的街头，并且派人大声宣布。那些疲惫不堪的高级教士从上帝之母的教堂里走出来，被当作为她冲锋陷阵的勇士，受到大众的欢呼。为了庆祝她的胜利，那个夜晚真是灯火通明，歌声四起，人潮汹涌。
到了第5天(6月27日)，东部主教的抵达以及他那气愤填膺的表情，使西里尔的胜利大为失色。安条克的约翰在旅社的房间里，来不及掸去鞋子上的尘土，便匆忙接见了皇帝的大臣，坎狄狄安向他叙述了他企图预防或阻止埃及人一意孤行，现在却完全失败的努力。同样的仓促行事和一意孤行，50位主教参加了东部的宗教会议，他们罢黜西里尔和门农的主教职务，并且在十二条破门律中，谴责阿波利纳里斯异端是绝对的恶毒，并且把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描绘成恶魔，从出生到接受教育都是为了要毁灭整个教会。约翰的宝座虽遥不可及，但是他们决定马上赐福以弗所的羊群，给他们找一位虔诚的牧人。门农保持高度的警觉，发现状况不对就关起大门，让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进驻主座教堂。军队在坎狄狄安的指挥下立即发起进攻，外围的哨兵很快被击退，有的死于剑下，但是整个教堂固若金汤。围攻的人员开始撤退，结果受到猛烈的追击，损失乘骑的马匹，很多士兵被棍棒和石块打成重伤。以弗所这个圣母之城陷于暴乱、骚动、叛逆和杀戮之中。敌对的宗教会议指使他们的御用机构，向对方宣判破门罪和开除教籍的处分。
在叙利亚和埃及两个派系相互攻讦和各说各话的陈述中，狄奥多西的宫廷混淆不清，无法辨别是非。在那极为忙乱的3个月里，皇帝竭尽诸般手段，想要调停这一次的神学争执，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置之不理和表示藐视。他试图使用一般的审判方式，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用来除去或恐吓双方的领导人物；他对派往以弗所的负责官员授以极大的权限及军事力量；他要两派各选出8位代表到首都附近集会，远离为群众狂热所感染的地区，开诚布公讨论双方的歧见。但是东方的人士拒绝屈服，正统基督教会认为人数众多还有拉丁同盟，反对接受联合或宽容的条款。最后个性温和的狄奥多西忍无可忍，在震怒之中驱散了主教所产生的动乱，经过13个世纪漫长岁月以后，谁知第三次基督教联合会议又出现这种古老的场面。虔诚的君王说道：“上帝可以作证，我没有引起这场混乱。上天知道谁是罪人，必定对他施加处罚。你们回到行省以后，只有靠着自己的德行，来补救这次集会所造成的灾难和羞辱。”他们回到各自的行省，但以弗所大公会议带来不安的情绪，现在弥漫到整个东部世界。经过3次坚持到底和势均力敌的战役以后，安条克的约翰与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终于解释清楚，可以握手言和，但是这种表面的再度联合，归于双方都需审慎从事，并非理性考量的结果，只能说是双方都已困倦不堪，而不是教长能发扬基督教仁慈为怀的精神。
拜占庭大主教为了诋毁埃及对手的人格和行为，早在皇帝的耳边灌输种种带有偏见的言辞。随着开会的通知附上一封满是威胁和抨击的书信，指责他是钻营、无礼和猜忌的教士，混淆人们简朴的信仰，扰乱教会和国家的安宁，并运用权谋分别给狄奥多西的妻子和妹妹写信，这种行为可以明确认定，是为了在皇室内部散布不和的种子。接到君王严厉的命令后，西里尔来到以弗所，他在那里遭到行政官员的抵制、威胁和囚禁，这些官员应聂斯托利和东部人士的要求，已经在吕底亚和爱奥尼亚集结军队，要镇压教长那批充满宗教狂热而又不遵法度的随员。西里尔毫不考量皇帝是否会赐予恩典，逃过警卫的看守匆忙上船，抛弃已经四分五裂的宗教会议，退回安全而又自主的教长城堡。他那两名手腕高明的使者在派往宫廷和都城以后，竭力平息皇帝的怒气，恳求他的宽容，都能得到善意的回应。阿尔卡狄乌斯的儿子个性软弱，受到妻子、妹妹、宦官和宫中妇女相互矛盾的影响，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她们的情绪受到迷信和贪婪的控制，身为正统教会的头目，对前者极力危言耸听，还要尽力满足后者的需要。
君士坦丁堡和近郊修建了多所修道院，地位圣洁的院长达尔马提乌斯和优迪克，早已将宗教的热忱和忠心奉献给西里尔的理想、玛利亚的崇拜和基督的统合。他们从僧侣生活的第一天开始，就不与尘世打交道，也不愿踏上城市污秽的土地，然而自从教会出现可怕的危机，他们的誓言被极为崇高而又绝对必要的责任取代，于是他们带领一大队僧侣和隐士，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口中唱着颂扬“上帝之母”的赞美歌，从他们的修道院奔向皇宫。这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使人民极为兴奋和激动，害怕得发抖的君王倾听圣徒的祈祷和诉求。他们提出大胆宣告，要求皇帝接受阿塔纳修斯的继承人并且赞同他的信条，否则就没有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同时对通往帝座的每条道路都展开“金钱攻势”，在“颂词”和“祈福”这些光明正大的名义之下，所有廷臣无论性别，按照他们的权势和贪念，得到数目不一的贿赂。他们无厌的需求，却等于把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圣所洗劫一空。教长的权威也无法压制教士的抱怨，为了支付可耻的腐败伎俩所需的费用，已经负下6万镑的债务。普尔喀丽亚使她的弟弟免于承受帝国的重担，是正统教会最坚固的支柱。宗教会议的雷霆之声和宫廷的窃窃私语，产生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西里尔能够保证即使弄走一个宦官，换上一个还是会得到狄奥多西的重用。然而，这位埃及人还是无法吹嘘自己能获得光荣和最后的胜利。皇帝表现出乎寻常的坚定气概，要信守诺言保护无辜的东部主教。西里尔尽量软化心意不要下达破门律，在他能对不幸的聂斯托利展开全面的报复行动之前，只能用暧昧不清和勉为其难的态度，承认基督的双重性质。
聂斯托利生性鲁莽固执，一直到宗教会议结束，始终受到西里尔的压迫、宫廷的辜负和东部朋友微弱无力的支持。恐惧或气愤的情绪使他想要趁着时机未晚，能够很风光地自愿退位。他的愿望或至少是他的请求获得允许，盛大的队伍将他从以弗所护送到安条克，进入早期修行的古老修道院。留下的职位空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接班人马克西米安和普罗科卢斯，相继成为君士坦丁堡合法的主教。但是，那位被黜免的主教在孤寂的斗室之中，再也无法适应普通僧侣的清静与安宁。他对过去感到遗憾，对现在表示不满，对未来心怀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东部的主教相继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排除在一切活动之外；分裂的派系把聂斯托利尊为信仰坚定的圣者，现在人数已经日益减少。他在安条克居留4年以后，狄奥多西签署一份诏书，把他列为术士西门之流的人物，取缔他的言论和追随者，谴责他的著作并收集起来烧毁，先是把他流放到阿拉伯的佩特拉，最后将其送到利比亚沙漠的一处绿洲，就像身处孤岛一样。
这位被放逐者虽然已经与教会或世界丧失接触，偏颇的见解和战斗的意识所引起的怒气却仍旧萦回心头。一个布伦米人或努比亚人的游牧部落，入侵那个监禁他而又非常偏僻的地点，离开时留下一批无用的俘虏。等到聂斯托利刚抵达尼罗河的岸边，他就发现状况不妙，不如离开一个有正统教会的罗马城市，宁愿到蛮族去过较为温和的奴役生活。他的逃走被当作一项新的罪行受到惩治。教长的精神影响力对埃及民事和教会的权势人物产生激励作用，行政官员、士兵和僧侣基于虔诚的信仰，要折磨基督和圣西里尔的敌人。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领土，这位异端分子不停地被押送进去接着又召唤回来，反复的旅程极其艰困而又劳累，衰老的身躯实在是无法忍受。然而他的心灵仍旧斗志高昂，保持独立的见解。蒂巴伊斯市长为他写给信徒的牧函而惊讶不已，亚历山大里亚的正统教会暴君去世时他还健在，经过16年的流放之后，卡尔西顿的宗教会议或许会恢复他在教会的职位，至少也应该让他重回过去的生活。聂斯托利的逝世使他无法接受他们衷心欢迎的召唤，然而疾病的传闻带着恶意中伤的色彩，说他的舌头是亵渎的工具，竟然被虫子吃掉。他的遗体埋葬在上埃及名叫克姆尼斯或潘诺波里斯或阿克米的城市，但是雅各派信徒永不消失的怨毒之心，仍旧保持数代之久，一直对着他的坟墓丢石头，到处散播不经的传闻，说是上天对于正直和邪恶的人遍洒雨露，雨露却从来没有落在他的坟上。恻隐之心使人难免要为聂斯托利的不幸下场流泪叹息，但正义之士却可以清楚看出，正是他所极力赞同而且施加于别人的迫害使他自己身受其苦。
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在统治32年以后过世，抛下正统基督徒任凭他们发泄宗教的狂热和滥用胜利的特权。在埃及的教会和东部的修道院中，定出严格的规定，只能宣扬一性论的教义(只有一个神性的化身)，阿波利纳里斯的原始信条因得到西里尔的认可而获得保护。优迪克是受到他尊敬的朋友，这个名字被用来称呼一个派系，始终与聂斯托利的叙利亚异端针锋相对绝不相让。他的敌手优迪克是修道院的院长，或是兼管几个修道院的方丈，也可能是300位僧侣的监督。要不是拜占庭大主教弗拉维安的冒失或气愤，像这样的丑闻就不会呈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眼前，那么思想简单而又大字不识的隐士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消失在他躺卧达70年的斗室之中了。本派的宗教会议立刻召开，会议程序受到嚣闹和阴谋的阻挠，年纪很大的异端分子在惊愕之余，不得不承认基督的肉身并非来自处女玛利亚的实体。优迪克提出单方面通过的信条，要诉诸大公会议的议决，他的作为得到教子克里萨菲乌斯，以及帮凶狄奥斯科鲁斯的大力支持，克里萨菲乌斯是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宦官，而狄奥斯科鲁斯则继承狄奥菲卢斯侄儿的宝座、信条、才华和罪恶。
狄奥多西特别发出开会通告，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公元449年8月8—11日)的安排非常用心，包括东部帝国的6个大教区，每个教区有10位都主教和10位主教出席，除此之外还邀请受到重用和才德出众的人士，参加人数增加到135人。叙利亚的巴尔苏马斯作为僧侣的领袖和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和使徒的继承人一起投票。作风专制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再度对自由辩论施加压力，同样的精神和物质武器再次从埃及的武库中取出。来自亚洲的老兵是一队射手，听从狄奥斯科鲁斯的命令加入战争。势力强大的僧侣不可理喻又无恻隐之心，围攻主教座堂的门户。普遍的看法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神父们全盘接纳了西里尔的信念，甚至包括他的仇恨。对于一些最有学问的东方人所倡导的双重性质邪说，指名道姓连同他们的作品进行严正的指责：“赶快用刀将那些分割基督的人劈成两半吧!把他们剁成肉酱!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些就是基督教宗教会议所表现的慈悲心肠。
优迪克的清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受到留难，获得了认可。有些高级教士特别是来自色雷斯和亚洲地区的那些，却不愿因为狄奥斯科鲁斯的行使或滥用合法的审判权，就废除他们的教长(弗拉维安)目前保有的职位。狄奥斯科鲁斯站在宝座的踏板上，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这些主教跪下抱住他的膝盖，恳求他饶恕一位神职弟兄的过失，让他保留一点颜面和尊严。冷酷无情的暴君怒吼道：“你们要造反不成？谁在这里负责？”话还没说完，就有一大群僧侣和士兵，手里拿着棍棒、刀剑和链条涌进教堂，面无人色的主教躲在圣坛后面或条凳底下，这些人都没有殉教的炽热情绪，先后在一张空白羊皮纸上签名，然后再写上谴责拜占庭大主教的词句。弗拉维安在这个折磨心灵的竞技场上，立即落入一群野兽的手中，这些僧人在巴尔苏马斯做出榜样的刺激之下，纷纷要为基督所受的伤害报仇雪耻。据说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大声咒骂君士坦丁堡的同教弟兄，将他打倒在地以后还用脚践踏。毫无疑问，受害者还没有到达流放的地点，在第三天就因受到内伤而死于以弗所。有人主持公道，把第二次大公会议称为强盗和凶手的集会。然而，那些控诉狄奥斯科鲁斯的人，一定会夸大他的暴行，好为自己怯懦和前后矛盾的行为脱罪。
埃及的信仰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教派却得到一位教皇的支持，他对于阿提拉和根西里克的敌意毫无所惧。利奥的神学理论以及名声响亮的巨著《书信集》，里面阐明天主降临及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弗所的大公会议对这件事未予理睬。他和拉丁教会的权威，在他们派出的使者身上受到了侮辱，这些人逃脱苦役和死亡，回来以后叙述狄奥斯科鲁斯的暴虐行为，还有弗拉维安殉教的悲惨故事。利奥召开行省的宗教会议，废除以弗所不合规定的议事程序，然而他本身的做法也未能尽合规定，于是要求在意大利自由信奉正统教义的行省，召开一次全国宗教大会。罗马主教成为基督徒的领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毫无危险。普拉西狄娅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亚，一字不易在他的命令上签字，拿来告诉在东部的君主，应该恢复教会的和平与统一。但是东部皇室的戏码受到那个手法高明的宦官操纵，狄奥多西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聂斯托利点燃的大火在受到公正的惩罚以后已经熄灭，教会已获得最后的和平与胜利。要不是皇帝的坐骑幸运踣地不起，希腊人或许还与一性论的异端邪说牵扯不清。
狄奥多西二世逝世后，身为正统基督徒的姐姐普尔喀丽娅，以及有名无实的丈夫共同登上帝座。克利萨菲乌斯被定罪用火烧死，狄奥斯科鲁斯遭到罢黜下台，流放的人员无罪开释，东部的主教开始预约利奥的巨著。然而教皇对心仪的计划感到失望，拉丁的宗教会议没有如期召开。他对于主持希腊的宗教会议感到不屑，何况还要很快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召开。他派出的代表团用很专横的口气，要求皇帝御驾亲临。在马西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监督之下，疲惫不堪的神父被转送到卡尔西顿。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坡度平缓而又地势高起的山顶兴建圣优菲米亚大教堂。整个建筑的三重结构可以称之为艺术和工程的奇迹，视野开阔宽广无垠的海陆景色，使得信徒在内心产生宁静的情绪，默思上帝和宇宙的奥秘。630位主教按照位阶排列在教堂的正厅，但是东部的教长前面是代表团，其中第三位只是一位普通的神职人员。最尊贵的位置保留给20位俗家人员，都是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位阶。大厅的正中央放着装饰得非常华丽的福音书，教皇和皇家的主要官员还在仔细推敲有关信念的规章，使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第十三次会期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公元449年8月8—11日)。他们的干预使得放纵的叫喊与咒骂静寂无声，虽然可以维持教会的尊严，但是做法还是有失偏颇。
代表团提出正式的控告以后，狄奥斯科鲁斯被迫走下宝座，成为阶下之囚，审判官已经将他视为罪犯。那些仇视西里尔更甚于聂斯托利的东部人，都把罗马人看成自己的救星：色雷斯、本都和亚细亚这些地方，对于谋杀弗拉维安的凶手极为愤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新任教长，靠着牺牲他们的恩主保住自己的职位。巴勒斯坦、马其顿和希腊的主教原来拥护西里尔的信仰，现在面对宗教会议极为炽热的战斗，这些领导人物连同听命的随员都从右翼转到左翼，像这样及时发生的反正事件决定了胜利的归属。从亚历山大里亚乘船前来的17名副主教当中，有4名受到引诱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另外13名趴在地上叹息哭泣，请求宗教会议大发慈悲，并且很可怜地宣称，如果他们现在屈服，等回到埃及一定会被愤怒的民众杀死。狄奥斯科鲁斯的同谋获得恩准，要用长期的悔罪来消除所犯的罪孽和过失。他们的罪过全部累积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狄奥斯科鲁斯既不要求也不希望得到赦免，那些恳请给予大赦的人们的温和声音，被胜利和报复的叫声淹没。过去追随他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费尽心机故意找出他个人的过错，说狄奥斯科鲁斯将教皇革出教会是鲁莽而且不合法的行为，还有他的个性倔强拒绝参加宗教会议(那时他是受到监禁的囚犯)；很多证人出面为他的傲慢、贪婪和残酷作证；神父带着厌恶的神情听到教会的施舍款项被浪费在舞女的身上，他的府邸，甚至是他使用的浴场，完全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妓女开放，下贱的潘索菲娅或是艾琳成为教长的侍妾，受到公开的款待。
狄奥斯科鲁斯犯下可耻的罪行，不仅受到大公会议的制裁，也被皇帝流放，但是他的纯正信仰受到神父的肯定和默许。他们出于审慎，不愿公开揭露优迪克是异端，所以他从未被法庭召唤。当一名大胆的一性派信徒把西里尔的作品丢到他们的脚前时，根据这位圣徒所提出的教义，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将他逐出教会时，他们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要是我们抱着公正的态度，仔细阅读正统教会记录卡尔西顿会议的经过，会发现大多数主教赞同基督的一体化这个论点，至于对他“产生于”或“出自”两种性质的结合，也只不过含糊笼统地表示让步，可能在暗指过去的存在或后来的混乱，或从人的受孕到神的转化那段危险的过渡期间。罗马神学非常积极和精确，采用基督存在于两种性质的说法，使埃及人听来备感刺耳，像这种极为重要的用词(不一定让人了解却容易记住)，几乎使正统教会的主教产生分裂。利奥的巨著获得许多人的恭维和诚挚的赞同，但是他们在连续两次辩论中提出抗议，根据圣书和传统的规定，在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设定的神圣原则，要想逾越是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法的。最后他们对主人不断的请求只有屈服，但是他们制定绝对正确的信条，经过慎重的投票和激烈的宣示获得批准以后，受到代表团和东部朋友的反对又被推翻。附和主教的群众不断发出喊叫：“神父的解释合于正统教义，绝对不能更改!异端分子总算现出原形了!把聂斯托利革出教门!要他们离开大公会议!让他们滚回罗马!”即使这样也没有效果。代表团到处施加威胁，皇帝又保持超然的地位，于是由18位主教准备新的信条，迫使大会只有非常勉强地予以接受。运用第四次大公会议的名义，向基督教世界宣布，基督是一个人兼有两种性质：在阿波利纳里斯的异端和圣西里尔的信仰之间，画出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通往天堂之路就像锋利如剃刀的桥梁，任凭神学艺术家极为奇妙的双手，悬空架设在无底深渊的上面。
在信仰盲从和思想奴化的10个世纪里，欧洲任凭梵蒂冈的神谕左右他们的宗教观点。有些古代早已锈蚀不全的学说，被那些反对罗马教皇最高权威的改革分子，未经讨论就纳入他们的教条之中。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仍然在新教教会占有优势，但是争论所产生的骚动已经平息，今天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与信仰有关的“道成肉身”问题，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然视之。
在利奥一世和马西安正统基督教义的统治之下，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心情大不相同。虔诚的皇帝用军队和诏书的强制力量作为信仰的象征，500位主教凭着良心和荣誉宣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所制定的信条，已经获得合法的支持，必要时为之流血牺牲亦在所不惜。正统教会很满意地提及，同样的宗教会议让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都很厌恶，但是聂斯托利派并不怎么恼怒，何况他们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一性论者天性顽固而且情绪狂暴，东部为之动乱不安。耶路撒冷为僧侣组成的军队所占领，他们打着一性化身的幌子，抢劫、纵火、杀戮，无恶不作，基督的坟墓为鲜血所玷污，喧嚣的叛徒防守城门对抗皇帝的军队。狄奥斯科鲁斯受到黜免和流放以后，埃及人仍然把他当成精神上的父亲怀念不已。对于卡尔西顿的神父所安排的继承人，他们视为篡夺者而深表痛恨。
普洛特里乌斯的宝座有2000名士兵给予支持和保护，他发动一场历时5年的战争来对付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等到一传出马西安死亡的信息，他便成为民众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复活节的前三天，教长被包围在主座教堂，最后在洗礼室受害。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投进烈焰之中，骨灰被风吹散带走。传言有一位天使用幻象来激励此一正义的行动。有名充满野心的僧侣以“大猫”提摩太之名，继承了狄奥斯科鲁斯的职位和观念。这种为祸甚烈的迷信偏见受到报复的信念和行动的刺激，又在两派之间燃起漫天的火焰，为了坚持形而上的争端，竟然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杀。无论是哪一阶层的基督徒，都被剥夺社交生活的实质享受，失去洗礼和圣餐的无形利益。当时有个光怪离奇的神话，对于那些相互残杀或伤害自己的宗教狂热分子，或许可以掩盖受到隐喻的真相。一位态度严肃的主教说道：
韦南提乌斯和塞莱里出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亚历山大里亚和全埃及的人民，都陷入奇异和残暴的疯狂状态。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奴隶还是市民、僧侣还是教士，以及本地人士，只要反对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都丧失了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像狗一样狂吠不停，用牙齿撕裂自己手臂上的肉。
30年(451—482 A.D.)的动乱终于产生了芝诺皇帝著名的“和谐论”，在他和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期间，东部所有主教都签名支持，要是有人违犯或破坏此一有益全民的基本法，将会受到免职和流放的惩处。教士看到一个俗家人物不自量力，竟敢阐释有关信仰的条文，只能在下面偷笑或是发出几声叹息。然而要是他愿意屈就这一受人羞辱的工作，那么他的思想中便不是那么充满偏见和私欲，而官员的权威也只有在人民的通力合作下才能维持下去。在教会的历史记录中，芝诺的地位没有受到藐视。阿纳塔修斯用开阔的胸襟说过：“皇帝要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要去迫害基督的崇拜者和罗马的市民。”我也没有发觉其中有摩尼教派或优迪克派的罪行。埃及人对“和谐论”最感兴趣，然而我们那些正统基督教会的学者，他们心怀成见和猜忌，也不可能发现其中有任何差错之处。“和谐论”能够精确代表正统教会“道成肉身”的信念，没有采用或接受敌对教派的特殊用语或教义。发布严正的宣告要将聂斯托利和优迪克从教会开革，也要用来对付所有的异端邪说，他们分割基督、混淆基督或是将他说成一个幻影。圣西里尔的纯正体系以及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的信仰，并没有将“性质”这个字眼限定数量和条件，他们对这方面秉持肯定的态度。但是这个题目并没有屈从第四次大公会议，就算在卡尔西顿或任何地方提出过，仍然受到一切敌对理论的谴责和排斥。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状况下，上一次宗教会议的敌人和朋友，在沉默中又联合在一起。最重理性的基督徒默许这种宽容的模式，然而他们的理性显得软弱无力而又摇摆不定，顺从的态度被激昂的同教兄弟视为怯懦和奴性的表现。
在垄断人类的思想和言语这种问题上，要想保持严格的中立极其困难，一卷书、一篇布道词或是一段祈祷，都会点燃争论的火焰，教会内部的纽带不断被主教的私人仇恨割裂又接续起来。从聂斯托利到优迪克的那段间隙，被1000种不同的语言和意见填满。埃及的平等派和罗马的教皇虽然势力悬殊，倒是有同等的勇气，分别据有神学等级的两个极端。平等派没有国王和主教，脱离亚历山大里亚教长的管辖已有300年，没有受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谴责，亚历山大里亚后来又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圣餐仪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获得该次大公会议的正式批准，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教皇施以革出教门的处分。他们这种毫不妥协的专制作风，使得最正统的希腊教会也罹患精神传染病，否定或怀疑他们领受圣体的合法性。有35年的时间，他们煽动着东部和西部的分裂，直到最后抹去了世人对四位拜占庭教长的记忆，这些教长竟敢反对圣彼得的最高权威。在那段时间之前，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不稳定的休战协定，被敌对高级教士的宗教狂热破坏。马其顿尼乌斯被怀疑是聂斯托利派异端，受到免职和流放，却还能肯定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成果，然而西里尔的继承人花了2000磅黄金的贿款，买通大家来推翻会议的决议。
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一个字词的意义甚或发音都会扰乱帝国的安宁，三圣颂是指“神圣、神圣、神圣，上帝是万民之主”，希腊人认为这是各级天使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永远不停反复念诵的赞美诗，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神奇透露给君士坦丁堡教会。虔诚的安条克很快加上“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这句感恩的话，无论单单对基督还是整个三位一体，都合乎神学的规定，逐渐为东部和西部的正统教会所采纳，但是这种做法出自一位一性论主教的理念，像这样来自敌人的贡献，从开始就被认为是低级的亵渎行为而加以拒绝，极为鲁莽的革新几乎使阿纳斯塔修斯丧失帝座和性命。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对于自由的理性原则一无所知，他们拿着赛车时各党派的颜色或是学校里神秘组织的旗帜，当作合法叛乱行为所高举的象征之物。“三呼神圣”不论有没有带上讨厌的附加句，在主座教堂中被两个敌对的唱诗班高声歌颂，等唱到声嘶力竭的时候，就使用棍棒和石块这些更为实际的辩论武器。首先开打的一方会受到皇帝的处罚，却得到教长的保护。像这样重大争执所引发的事件，关系到皇冠和教皇礼冠的得失。街道上立时拥挤着无数的男子、妇女和儿童，组织严密的僧侣排成正式的作战队伍，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前进、呐喊和搏斗。“教友们!基督徒成为殉教烈士的时机已经来到，我们绝不能抛弃精神上的父亲，要将摩尼教派的暴君革出教门，他不配当我们的君主!”这些就是正统基督徒的呼叫声。阿纳斯塔修斯的战船在皇宫前面停下划桨，一直等到教长接受他的悔罪，缓和群情激昂的怒潮。胜利的马其顿尼乌斯很快受到放逐，但他的群众又一次被同样的问题激起宗教的狂热情绪：“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是否被钉上十字架？”
在这个关键时刻，君士坦丁堡的蓝党和绿党都暂停争吵，民政和军事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前遭到毁灭。城市的钥匙和卫队的旗帜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广场，那里是虔诚教徒主要的据点和营地。他们不分日夜唱着荣光上帝的赞美诗，或是拷问和杀害为君王服务的人士。受到皇帝重用的僧侣，也是神圣三位一体之敌的朋友，头颅被插在矛尖上高高举起。投向异端教派建筑物的火把，将毫不留情的烈焰蔓延到正统教会的房屋。皇帝的雕像被砸得粉碎，自己也只有躲在郊区，一直等到过了3天以后，才敢出来请求臣民的怜悯。阿纳斯塔修斯取下皇冠，装出恳求者的姿态，出现在赛车场的宝座上。正统基督徒当着他的面在排演三呼神圣，等到他要传令官宣布退位时，大家感到极为欣喜。他们倾听他的劝告，既然所有人都不够资格统治，那么他们事先应选出一位君主。狂热而偏执的信徒接受处死两位不孚众望的大臣作为赎罪，身为主子毫不迟疑将大臣定罪丢给狮子。这场猛烈而短暂的叛乱因维塔利安的成功而大获鼓舞，他率领匈奴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大部分都崇拜偶像，竟然宣称自己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他在这场虔诚的反叛行动中，使色雷斯的人口因杀戮而减少，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围攻作战，消灭6.5万名同教兄弟，直到他获得召回主教的权力，心满意足当上教皇，发起卡尔西顿大公会议，迫得临死的阿纳斯塔修斯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协议书，由查士丁尼的叔父忠实执行。这便是使用上帝的和平这种名义，由教会的信徒所发起的第一次宗教战争(508—518 A.D.) 。
前面提到查士丁尼成为君王、征服者和立法者的各种面貌，但是并未提到他还是一位神学家，或许大家带着成见好像不以为然，事实上他的神学就本人的形象而言，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的臣民极为尊敬活着或去世的圣徒，国君对于臣民这种心理非常同情，他的《法典》特别在《御法新编》这一部分，全都肯定并扩大教士的特权。凡是僧侣和俗人之间发生任何纠纷，偏袒的法官都倾向于认定，无论是真理、清白和正义都在教会这边。皇帝在公开或私下做礼拜时都很虔诚，足为模范，不管是祈祷、守夜还是斋戒，都像悔罪的僧侣那样严格；他的想象总抱着可以得到神灵的启示的希望或信念；他已经肯定获得圣母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保佑；有一次病危康复要归功于殉教圣徒科斯马斯和达米安奇迹般的出现。都城和东部的行省到处装饰着他的宗教纪念物，虽然耗资巨大的建筑大部分是出于他的爱好和炫耀，不过皇家建筑师满怀宗教热忱，可能也基于对上天的恩主抱着敬爱和感激之情。在推崇皇帝的伟大的头衔之中，他认为“虔诚”两字最为悦耳，增进教会在世俗和精神上的利益是他毕生最严肃的工作，作为国家之父的责任通常比不上保护信仰。
当时的各种争论与他的性格和认识都能意气相投，神学教授对于一个外行为了专心于他们的技艺而忽略己身的工作，一定会在暗中加以讪笑。一个大胆的阴谋分子对他的同谋说道：“对这样一个顽固的暴君还有什么好怕的？整夜不睡也没有人保护，只会坐在小房间里跟胡须灰白的老头讨论问题，翻阅那些又厚又重的教会书籍。”苦读不辍的成果在很多会议中表现出来，查士丁尼成为说话有分量而且思虑周详的辩论家，显得光彩夺目，在很多讲道词以及使用诏书和信函的名义，向帝国宣布国君的神学思想。就在蛮族入侵行省，以及胜利的军团在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旗帜下前进时，身为图拉真的继承人不理军营事务，以能领导宗教会议进行征服而感到满足。要是查士丁尼在这些会议上，曾经邀请不怀私心而又富于理性的观众，那么他可能明白下列几个要点：
首先，宗教争论是傲慢和愚昧的产物；其次，最值得赞许而又真实不虚的虔诚，只能靠沉默和顺从来表达；第三，对个人本性毫无所知的人，根本不应妄图探寻神的性质；最后，我们只要知道权柄和仁慈全部归于上帝即可。
宽恕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美德，要说纵容叛徒，君王更缺少那种雅量。等到皇帝降格成为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争辩者，很容易在被激怒的状况下，运用全部的权势以弥补理论之不足，对于那些故意闭眼不加理会的顽固分子，毫不怜悯施以无情的处罚。查士丁尼的统治虽说一成不变，但还是想出很多不同的迫害办法，在巧立名目和执法从严方面，远胜前代那些懒散的皇帝。他规定所有的异端分子，要在短短的3个月期限内改变原有的信仰，要不然就施以流放的处分。要是他默许这些人勉强留下来，那么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他们不仅丧失社会对于个体的所有福利，同时还会被剥夺作为人和基督徒的天赋权利。
在过了400年以后，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仍旧运用圣灵的特殊结构，受到男性和女性使徒的激励，追求完美和预言的宗教狂热情绪。正统教会的教士和士兵接近时，他们异常敏捷地抓住殉教的桂冠。聚会所和会众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即使是在暴君死去300年后，这种最原始的狂热分子却还是没有完全灭绝。受到哥特同盟军的保护，阿里乌斯派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勇敢面对严苛的法律，教士富有奢华的程度可比元老院。查士丁尼贪婪的手所攫取的金银财宝，或许可以说是合法从行省和蛮族获得的战利品。异教的残存人士仍然藏匿在人类生活最高雅和简朴的环境之中，激起基督徒的愤怒情绪，或许是极不愿有局外人成为他们内部争执的见证。有位主教以宗教的检察官而著称于世，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很快发现在城市和宫廷里，还有官员、律师、医生和老师坚持希腊的迷信。他们立刻接到严厉的通知，必须立即就愿意惹火朱庇特还是查士丁尼做出选择，再也不可能在冷漠或亵渎的面具后面，用可耻的行为隐藏对福音的反感。仅有佛提乌大公决心要像祖先一样活着或死去，他用短剑一击获得解脱，好让暴君鞭尸示众聊感安慰。他那些意志薄弱的弟兄只有屈服于尘世的君王，他们全部接受洗礼的仪式，尽力用宗教的狂热洗刷偶像崇拜的嫌疑或罪行。荷马的故乡和特洛伊战争的现场，仍然保留他的神话所激起的最后火花，还是那同一位主教的关照，在亚细亚、弗里吉亚、吕底亚和卡里亚，一共发现7万名异教徒都要改信基督教。为了这些新入教者兴建96所教堂，亚麻法衣、《圣经》、金银制的圣餐器具和各种法器，全部由虔诚而慷慨的查士丁尼供应。
早已逐渐被剥夺豁免权的犹太人，现在受到更为困扰的法条的压迫，规定他们必须与基督徒在同一天过复活节。他们可能有抱怨的理由，因为正统基督徒也不同意君王用天文推算的日期。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把四旬斋的开始日期，比官方的规定日期向后延迟一周，他们很高兴有7天的斋戒，但是皇帝以时间已过为由下令要贩卖肉类。巴勒斯坦的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杂的种族，也是一个思想暧昧难以分辨清楚的教派，异教徒把他们看成犹太人加以排挤，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宗教的分裂分子，基督徒更把他们当成偶像崇拜者。可厌的十字架早在他们神圣的加里兹姆山竖立起来，但查士丁尼的迫害政策给他们的选择只有受洗或叛变。他们选择拿起武器揭竿而起，在一位奋斗到底的领袖指挥之下，这一个无力自卫的民族竭尽可能，用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庙宇作为代价来寻求报复。撒玛利亚人最后还是被东部的正规部队镇压，2万人被杀，还有2万人被阿拉伯人卖给波斯和印度的非基督徒，这一可怜的民族所留下来的残余民众，则不惜改变宗教信仰以洗刷反叛的罪名。估计在撒玛利亚战争中有10万罗马臣民被害，过去繁荣的行省变成赤地千里的荒野。然而在查士丁尼的信条中，残害异教徒不适用谋杀罪，他非常虔诚地努力工作，要用火与剑来建立唯一的基督教信仰。
查士丁尼带着疯狂的宗教情绪，至少有责任要永远保持正确的信仰。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非常热情地表示自己是正统基督教会的门徒和庇主。希腊人与拉丁人重归旧好，使得圣利奥的巨著成为皇帝和帝国的信条。聂斯托利派和优迪克派无论在哪一边，都遭受到双重的迫害行动。在尼斯、君士坦丁堡、以弗所和卡尔西顿分别召开的大公会议，经过立法者批准以后成为正统教义的法典。虽然查士丁尼致力于维护宗教信仰和礼拜仪式的统一，但他的妻子狄奥多拉的虔诚与其恶行可以相提并论，这个时候她还是听从若干一性论教师的训诲，因而教会公开或暗中的敌人，就在仁慈女保护人的微笑中获得恢复和发展。于是，都城、宫廷以及婚姻关系，会因宗教信仰的分歧而产生分裂，然而皇家夫妇的真诚是如此可疑，以至于很多人把他们表面的对立，看成是一种恶意的阴谋，用来对付人民的宗教和幸福。极为出名的争论(532—698 A.D.)只要几行字就可说完，在全书里填满三章的篇幅，便可以充分透露这种微妙和诡诈的精神。
奥利金的躯体到现在为止已经被蛆虫吃掉有300年之久，他认为能先世存在的灵魂已落入创造者的手里。在他的作品中，查士丁尼锐利的眼光发现十多处形而上学的错误，这位原始时代的博学之士，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一起，被教士送进永恒的地狱烈火，而他在过去根本就否认会有此事。以这个先例作为掩饰，对准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给予了阴狠的一击。这些神职人员耐心倾听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所发出的赞许之词，他们公正或纵容的态度使得西拉斯的狄奥多里特和埃德萨的伊巴斯，都能恢复教会领圣体的恩典，但是这几个东部主教的品德都沾染了异端邪说的恶名，这里最前面那位是聂斯托利的老师，其余两位是朋友。他们最可疑的文字曾在“三章”这个大标题之下受到指控，要是谴责他们生前的事迹，必然会涉及一个大公会议的荣誉，它的盛名无论受到真诚还是虚假的尊敬，早已传遍整个正统基督教的世界。
不管这些主教是清白还是有罪，如果他们在死亡的沉睡中被彻底消灭，那便不会在100年以后被他们坟头上的喧闹吵醒。要是他们已落入魔鬼的毒牙之中，任何人的努力也无法减轻或加重他们的痛苦。要是他们已经与圣徒和天使为伍，享受虔诚的报酬，那么对于那些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愤怒，而又仍旧在地球上爬行的神学虫豸，必定会微笑以对。在这些虫豸的前列是罗马皇帝，也许根本不清楚狄奥多拉和她那些教会派系的真正动机，就在那里发射毒针喷出毒液。原来的那些牺牲品已经不在他的权势之内，他的诏书只能用暴烈的作风给他们定出罪名，号召东部的教士加入谴责和诅咒的大合唱。整个东部带着几分迟疑态度，勉强同意他们的君王所定出的音调。
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公元553年5月4日—6月2日)，有3位教长和165位主教参加，把“三章”的创作者和辩护者全从圣徒的行列中除名，用严正的态度把他们交给邪恶的魔王。拉丁教会更加羡慕利奥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获得的荣誉，要是他们仍如以往在罗马的旗帜下作战，就会使理性和人道的大业获得优势的地位。不过他们的领袖是被敌人抓在手里的俘虏，圣彼得的宝座一直为买卖圣职所玷污，现在被怯懦的维吉利乌斯出卖，他在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以后，终于屈服于查士丁尼的专制和希腊人的诡辩。他的叛教行为激起拉丁人的愤怒，现在找不到两位以上的主教，愿意对他的辅祭和继承人贝拉基乌斯举行按手礼。然而，教皇的坚毅在不知不觉中将教会分裂分子的称呼转移到他们对手的头上。伊利里亚、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教堂，全部受到行政和教会势力的压迫，军队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效果。遥远的蛮族照抄梵蒂冈的信条，只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三章”引起的分裂便在威尼提亚行省一个偏僻的角落宣告结束。意大利人在宗教方面的不满，却有助于伦巴第人的征服行动，罗马人一直习惯于怀疑拜占庭暴君的信仰，厌恶自己的政府。
查士丁尼为了坚定自己和臣民那种轻浮善变的宗教观点，其间的过程非常微妙，事实上他的作为难免前后矛盾无法始终如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对任何偏离正统路线的微小过失都会气愤不已，等到了老年以后，自己却超越了异端所容许的限度。他公开宣称基督的肉体是金刚不坏之身，他的人生经历不会遭受匮乏和疾病之苦，那是每个凡夫俗子与生俱来的烦恼。雅各派对这种说法所感到的惊讶，不亚于正统基督教徒。诸如此类异想天开的观点都在查士丁尼最后几道诏书中宣布，就在他适时离开人世的时候，教士拒绝签字副署，君王准备进行迫害，民众决定忍受苦难或者加以反抗。特里夫的一位主教，安全地躲在皇帝的势力所不及之处，以权威与慈爱的语气写信给东部的君主：
仁慈的查士丁尼，请记住你的洗礼和信条，不要让你在年老的时候蒙受异端邪说的恶名，请从流放地召回被你放逐的神父，把你的追随者从绝境中解救出来。相信你会知道，意大利和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已经为你的堕落感到悲伤，大家都在诅咒你的名字。除非你立即摧毁那些要颁发的告示，除非你大声宣布：“我错了!我有罪!要把聂斯托利革出教门!要把优迪克革出教门!”否则你就会将自己的灵魂投入烈焰之中，跟他们一样接受永恒的惩罚。
他逝世时并未做任何表示。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死亡恢复了教会的平静，在后来的4位继承人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莫里斯和福卡斯的统治期间，出现的最突出的状况，就是东部的教会史有幸成为一片空白。
天赋的才华与理性最不能自行运作，眼睛无法看清的地方可以用灵魂去考量，然而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感觉所获得的结果，就一个良知良能的人类而言，“一个意志”最为重要也是行为的唯一原则。当赫拉克利乌斯从波斯战争班师以后，正统基督教的英雄询问他的主教，他所敬拜的基督是一个人身但是具备两种性质，那么到底是受到单一还是双重意志的驱使。他们的回答是单一意志，皇帝获得很大的鼓励，希望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可以通过一种无害而真实的教义的调和而彼此和解，因为连聂斯托利派本身也如此教导。这个尝试没有效果，面对精明而又大胆的敌人，怯懦而暴烈的正统教会在表面的退缩下还是予以谴责。坚持正统教义的派系(占有优势的地位)对于言辞、辩论和解释想出新的模式：他们认为不论基督是哪一种性质，应该毫无疑问可以运用一种适当而明确的能量，但是只要承认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完全相同而且不变，其间的差异就再也无法识别。疾病会伴随着常见的症状，希腊的僧侣却像是已经厌烦“道成肉身”没完没了的争论，就将一种治疗的办法灌输给君王和人民。他们宣称自己是一志论者(明确表达基督有单一的意志)，然而他们赋予这个字眼新的意义，认为问题多此一举，建议运用宗教的沉默，这种处理方式最合于福音的审慎和仁慈。赫拉克利乌斯的“阐释”(639 A.D.)和他的孙儿君士坦斯二世的“预示”(648 A.D.)，就是陆续在两个朝代中强制运用沉默的法条。
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4位教长，无论是很快地附和还是勉强地答应，都在皇帝的诏书上面副署表示同意。只有耶路撒冷的主教和僧侣大声提出警告：无论从希腊人的语言还是沉默之中，拉丁教会查出一种潜在的异端思想。教皇霍诺留顺从君主的指示和要求，他的继承人完全是出于无知才收回成命并且加以责难。他们驳斥一志论者是受到诅咒和极其恶劣的异端，想要恢复摩尼、阿波利纳里斯和优迪克的谬论邪说，于是他们在圣彼得的坟墓上签署将其逐出教门的判决书；墨水里掺和圣餐使用的葡萄酒，代表着基督的宝血；同时趁着各种典礼和仪式的机会，使迷信的心理充满恐惧和惊吓。马丁教皇和拉特兰宗教会议成为西方教会的代表，严词谴责希腊人奸诈和有罪的沉默，105位意大利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君士坦斯二世的臣民，竟敢拒绝他那邪恶的预示和他祖父那亵渎的阐释。他们驳斥一志论的始作俑者和附和的人，连带21名声名狼藉的异端分子，这些人都是背叛教会的变节者，也是魔鬼的爪牙和工具。
像这样的侮辱在一个驯服的统治时代，不可能逃得掉惩罚与报复，马丁教皇在陶里克·切森尼苏斯荒凉的海岸终其余生，他的代言人马克西穆斯院长受到最不人道的刑责，被割去舌头和砍下右手。但还有一些永不屈服的顽固分子，在君士坦斯的继承人登极以后幸存于世，新近的挫败在拉丁人获胜以后能报一箭之仇，也能洗刷“三章”所带来的耻辱。即位不久的君士坦丁四世是赫拉克利乌斯的后裔子孙，参加在皇宫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六次大公会议(公元680年11月7日—681年9月16日)，完全肯定罗马宗教会议的作为。皇室的宗教发生改变使拜占庭的教长和大多数主教采取追随的行动，异议分子以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为主脑，被指责接纳异端思想，要身受来生和现世的痛苦。
东部只有低声下气容忍西部对他们的教训，信条最终被确定，教导每个时代的正统基督徒，基督的两种意志或能量与他的位格完全和谐一致。西部派遣2位教士、1位辅祭和3位主教，代表教皇和罗马宗教会议的最高权威，但是这些名声并不显赫的拉丁人没有武力作为后盾，无法用金钱来实施贿赂，也不能用辩才来加以说服。我不知道他们使用哪些手段，使高高在上的希腊皇帝下定决心，放弃他在幼年时期所学习的教义问答，迫害先帝所信仰的宗教。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僧侣和人民心仪拉特兰的信条，说实话这在两种规定的内容中最不合理性，尤其是希腊教士那种不自然的温和态度让人产生怀疑，很显然是在争执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弱点。
就在宗教会议发生争论时，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提出一个简单的决议：让死者复活。高级教士参加试验并且承认失败，但可以显示热情和偏见的群众不会倒向一志论者的阵营。在下一个朝代开始以后，马卡里乌斯的门徒把君士坦丁四世的儿子赶下帝座并加以杀害，尝到复仇和掌权的味道。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形象和功能遭到破坏，早期的法案全部付之一炬，但是到了第二年，他们的赞助人利奥提乌斯从宝座上一头栽下来，东部的主教不必为求得教义的统合而受到约束，罗马人的信仰由巴尔达尼斯(Bardanes)的正统教会继承人重新植入。对图像的崇拜引起大众极表关怀的争论，涉及有关“道成肉身”这个很微妙的问题倒是被人遗忘。
道成肉身的信条原来只限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公元7世纪结束之前，已经传播到遥远的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所有的基督徒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内心都存有这种观念，口里诵读同样的词句。要是就人数和华丽的排场来看，获得正教基督徒的称呼还是太过于勉强。但在东部，非常显著之处在于使用并不光彩的名字，称为东正教徒或保皇分子，这些人的信仰并非以《圣经》、理性和传统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尘世君王的专制权力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他们的敌人可能会断言，说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自认是国王的奴隶。同时他们会怀着恶意很高兴地提到，马西安皇帝和他那处女新娘激励并改进卡尔西顿信条。处于优势地位的派系一定会劝告大家要尽服从的本分，那些异议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则免于各种约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处于宗教迫害的权势之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沦为叛贼和逃犯。罗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发挥作用的盟友，受到训诲：不要将皇帝看作是基督徒的首领而应看成是仇敌。语言是使人类的种族聚合或分离的首要因素，很快就出现一种特殊而又长久的标志，抛弃沟通的工具与和解的希望，很快可以用来区分东部的各种教派。
希腊人有历史悠久的统治权，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加上雄辩的技巧，使他们能传播语言，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技艺。然而还是有一些民族，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居民，仍旧保持故有的传统，使用本国的方言。不过，差别在于科普特语限于住在尼罗河畔粗鲁无礼和大字不识的农夫使用，叙利亚语使用的范围是从亚述的山地到红海地区，适合诗文和辩论这些层次较高的题材。希腊语的词句和学识传播到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他们那种蛮族的腔调，罗马帝国的居民听到也无法了解，但是现代欧洲的学习风气在恢复古老的蛮族语言。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都用在各自的教堂，成为神圣的工具。不论是《圣经》还是最孚众望的神父，都使用国内的译本，使得神学的理论和词汇更为丰富。经过1360年这么长一段时期以后，聂斯托利的一篇讲道词所点燃的争论火花，仍旧在东部的腹地烧起一场大火，相互敌对的教友依然尊奉创始者的信仰和戒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处于无知、贫穷和奴役的极为悲惨境地，拒绝承认罗马在信仰和灵性方面的最高权力，兴高采烈接受土耳其主子的宗教宽容和自由。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施加革除教门的诅咒，一边是对圣西里尔和以弗所的宗教会议，另一边是对利奥教皇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
他们对于东部帝国的灭亡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读者也会乐于明了形形色色的景象，包括：其一，聂斯托利派；其二，雅各派；其三，马龙派；其四，亚美尼亚人；其五，科普特人；其六，阿比西尼亚人。前面三个教派通常都使用叙利亚语，后面的民族都使用本国的方言而有所区别。但是现代的亚美尼亚和阿比西尼亚土著，都无法与他们的祖先交谈。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拒绝阿拉伯人的宗教，但是采用他们的语言。时间的流逝有助于保留僧侣的行业，在东部跟在西部一样，用已经废弃的语言来赞美上帝的恩典，大多数会众根本不知所云。
(一)聂斯托利派向亚洲各地传教的成效和影响
(500—1663 A.D.)
不论是在他出生还是担任主教的行省，不幸的聂斯托利所主张的异端邪说，很快被消除得毫无痕迹可寻。东部的主教在以弗所当面抗拒西里尔的傲慢，他用拖延时日的让步来抚慰他们的情绪。这些高级教士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卡尔西顿的裁决上面签字的时候，难免口里发出喃喃的怨言。一性论者获得的实力，基于一致的热情、利益以及逐渐产生的信心，能够与正统教会达成和解，最后只有在为“三章”进行辩护时，他们才无可奈何发出叹息的声音。那些表示异议的弟兄，态度虽然不怎么温驯，倒是非常诚挚，全部在刑事法的压制下化为齑粉。早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就很难找到属于聂斯托利派的教堂。越过帝国的边界，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激起对自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去征服。在波斯虽然受到祆教祭司的抗拒，基督教还是扎下很深的根基，东部的民族能在有益身心的阴影下面休憩。总主教居住在首府，拥有所属的宗教会议和教区，以及都主教、主教和教士，形成外表壮观而且秩序井然的教阶制度。他们为新入教者人数的增加而欣慰不已，这些信徒从信奉《阿维斯陀圣书》转变为接受基督的福音，还有人要脱离尘世过寺院生活，而且他们要面对一个手段高明而又势力强大的敌人，更能刺激强烈的宗教狂热情绪。
叙利亚的传教士建立波斯教会，他们的语言、纪律和教义与最早期的组织架构紧密交织。总主教由所属的副手和主教选出后直接任命，但是他们对安条克教长非常尊敬和顺从，这可从东方教会的宗教法规证实此事。在埃德萨的波斯学派之中，之后的世代用虔诚的态度吸取聂斯托利派的神学用语，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有叙利亚文译本1万卷，可以供他们学习之用，他们尊敬使徒的信仰和神圣的殉教者，以及一脉相传的门人聂斯托利。等越过底格里斯河以后，那边的民族对于聂斯托利派的状况和语言全不知晓。埃德萨的伊巴斯主教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课程，是教导他们要厌恶埃及人，因为西里尔在以弗所的宗教会议，用非常不虔诚的方式混淆基督的两种性质。大师和学者曾经两次从叙利亚的雅典被赶走，一群传教士随之分散各地，很快激起宗教和复仇的狂热。在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期间，团结合作的一性论者已经占据了东部的宝座，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激怒他们的对手，公开宣布基督的两个位格是精神而非肉体的结合。自从最早宣讲福音书的教义以来，萨珊王朝的国王用怀疑的眼光看这群外来人和叛教者，他们不仅接受本国世仇大敌的宗教，甚至还赞同他们的侵略行为。皇家的命令禁止他们与叙利亚的教士建立危害国家的通信联系，基督教发生分裂使猜忌和傲慢的佩罗捷斯感到满意，所以一位颇富心机的高级教士才有机会大展如簧之舌。这位教士把聂斯托利描述成波斯的朋友，可以利用他来确保国王的基督教臣民有忠诚之心，因为罗马暴君宁可将聂斯托利派当成牺牲品和仇敌。聂斯托利派在教士和人民之中占有人数优势，他们受到专制君王微笑优容的鼓励，认为在面临刀剑加身时不惜兵戎相对，然而想到要与基督世界断绝原本已经松懈的关系，有很多软弱的同教弟兄感到惊慌，加上7700名一性论者或正统教徒的流血牺牲，确定波斯教会信仰和纪律的一致。基于理性的开明原则甚或是策略的需要，他们的教会制度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严苛的修院教规已经放宽，逐渐被遗忘，慈善机构拿捐献的房屋来养育孤儿和弃婴。
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贞的教规，而这在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强制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长举行公开或重复的婚礼，使得选出的人数不断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帜，东部帝国的各个行省有数以万计的流亡分子前来效命，工作勤奋的臣民大量迁徙，使思想观念狭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惩罚。他们把平时和战时所需的技艺传入波斯，对这些有贡献的人员，有识人之明的国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无路的教派对于努息万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孙儿，在重整军备的时候提供意见、金钱和部队，他们潜伏在东部从小生长的城市，宗教狂热的报酬是把正统教派的教堂送给他们当礼物。但等到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乌斯光复以后，受到公开指认的叛徒和异端分子，被迫只有到外国盟友的疆域里寻求庇护。虽然聂斯托利派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却通常会面临危险的局势，有时会面临毁灭的命运。他们会涉入东方专制体制常见的恶行之中，即使他们对罗马始终带有敌意，也无法使信仰福音书一事经常获得赦免。
一个殖民地有30万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亚和安条克的俘虏，靠着宫廷的优容，他们获得同意可以面对总主教建立一个敌对的祭坛。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后一份和平条约中，对于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干条件，倾向于扩大或加强给予他们的宽容。无视良知权利的皇帝，无法对异端教派表示怜悯和尊敬，而这些人抗拒神圣宗教会议的权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认为他们慢慢就会感觉到与帝国和罗马教会的联合所产生的现实利益。要是他无法让他们生出感激之情，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国君会被激怒而对他们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国王的行事都基于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后的时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处火刑烧死而在日耳曼却获得保护。
基督教的教士无论在哪个时代，为了使上帝获得灵魂，使教会获得臣民，总会激起最积极的工作精神。他们从波斯的征服开始，带着宗教的武器向北方、东方和南方前进，简朴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时的叙利亚神学色彩。公元6世纪时根据一位聂斯托利派旅行家的报告，基督教成功传播给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兰人、梅德人和佩萨美尼亚人。从波斯湾到里海有数不清的蛮族教堂，他们在近代的信仰更为虔诚，表现也极为突出，由僧侣和殉教者的数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一斑。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与大洋的索科特拉岛和锡兰岛，居住着人数众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这些偏僻地区的教士和主教从巴比伦的正统教会获得圣职任命。在接续而来的时代里(500—1200 A.D.)，聂斯托利派的宗教热忱能够超越当前的范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野心与好奇却受到限制。巴尔克和撒马尔罕的传教士一无所惧，追随游牧的鞑靼人前进的脚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达位于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两岸的营地。他们向不识字的牧民解说形而上的信条，对于嗜杀的武士规劝他们要仁慈和安静。然而有一位可汗说要在他们的手里接受洗礼的仪式，甚至还有圣职任命的仪式，当然他们为了虚荣起见，故意夸大他的权势，约翰长老轻信之名传遍欧洲常常被人取笑。为了迁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见教长，询问在大斋节期间应如何戒绝肉食，不生产谷类和酒的沙漠如何举行圣餐仪式。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
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据古代的传说，圣托马斯在印度宣扬福音。公元9世纪末叶(883A.D.)，他那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神龛，阿尔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诚的态度前往拜访，带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来酬谢英国国君的宗教热忱，其实阿尔弗雷德急着想要完成贸易和发现的重大计划。葡萄牙人首先打开前往印度的航路时，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们的特征和肤色所产生的差异证明他们是混血的外国种族，无论是武力、技艺还是品德都优于印度斯坦的土著。农夫栽种棕榈树，商人因香料贸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于马拉巴尔的贵族。交趾的国王与扎摩林本人基于感激或畏惧，对他们的继承特权都非常尊敬。他们承认印度的国君，然而就统治而言，基于尘世的考量，全部归于安加马拉的主教。他仍然坚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头衔，真正的审判权则由1400所教堂执行，有20万人的心灵和信仰要委托给他照顾。
他们凭着宗教认为可以获得最坚强最亲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检察官很快洞悉状况，认为圣托马斯的基督徒犯下异端和分裂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罗马教皇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并不被他们承认，他们还是像祖先那样，坚持要成为聂斯托利派教长的教友。主教在摩提尔接受圣职，要越过危险的海洋和陆地抵达他们在马拉巴尔海岸的教区。他们自古沿用叙利亚礼拜仪式，用虔诚的态度推崇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的名字，将基督的两个位格结合起来举行礼拜。“上帝之母”的头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冒犯，对于圣母玛利亚所给予的誉荣极其吝啬，就拉丁人的迷信看来，却几乎将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阶。当她的画像首次出现在圣托马斯门徒的面前，他们非常气愤地叫道：“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种极其单纯的虔诚只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满足。
自从分开以后不知道西方世界的进步或是堕落已经有千年之久，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从公元5世纪以来保持稳定不变的状态，怀有偏见的罗马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会同样感到失望。罗马来使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截断他们与教长所有的联系管道，有几位主教毙命在神圣职位所设置的监狱里，葡萄牙的武装力量、耶稣会修士的阴谋诡计、果阿总主教亚历克斯·德·美尼泽斯视察马拉巴尔海岸，再加上他的宗教狂热，一起冲击没有牧羊人的群众。他主持戴佩尔的宗教会议，以完成重新统一的神圣工作，要把罗马教会的教义和戒律用严苛的方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连他们对神父的秘密忏悔都不放过，这也是教会施用酷刑最强有力的工具。他们诋毁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生前所建立的名声，在教皇以及总主教的统治，以及耶稣会修士在侵入安加马拉或克朗加诺的教区以后的统治之下，马拉巴尔受到欺凌压榨，民不聊生，忍受了60年(1599—1663 A.D.)的奴役和伪善。
荷兰人的勇气和勤勉动摇葡萄牙帝国的基础时，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就靠着活力有效维护祖先的宗教。耶稣会修士无法保有他们滥用的权势，4万名基督徒组成的大军兵锋直指正在没落的暴君，印度副主教暂时僭用主教的职权，直到巴比伦的教长派来新接任的主教以及叙利亚的传教士。自从赶走葡萄牙人以后，聂斯托利派的信条能够在马拉巴尔海岸自由地传布。荷兰和英格兰的贸易公司是拥护宗教宽容的友人；但是如果压迫只是带来藐视而并非屈辱，圣托马斯的基督徒也有理由抱怨他们欧洲兄弟的漠不关心。
(二)雅各派在叙利亚和埃及建立坚固的基础
基督一性论者的历史没有聂斯托利派那样曲折离奇而又饶有趣味，在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之下，他们那些手段高明的领导人物使君王感到非常惊愕，竟能篡夺东部的宝座并且制服土生土长叙利亚人的教派。一性论信仰的规则是由安条克的塞维鲁教长制定，需要极端的审慎才能明辨所包容的范围。他运用“和谐论”的风格谴责聂斯托利和优迪克相对立的异端邪说，仍旧反对后者有关基督肉身真实性的论点，逼迫希腊人承认他是一个说谎者，虽然他讲的话是真理。但这种相近似的概念没有办法减少暴怒的激情，盲目的敌手对于如此微小的差异竟然会争辩不已，每个派别都感到极为惊异。叙利亚的暴君逼迫臣民要相信他的信条，他的统治沾染了350位僧侣的鲜血，这些人实施反抗激怒了他，全部在阿帕梅亚城墙下被杀。阿纳斯塔修斯的继承人将正统教派的旗帜移向东部，塞维鲁逃到埃及。他的朋友即那位口若悬河的泽纳阿斯，虽能避开波斯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却被帕夫拉戈尼亚的东方正教基督徒绞杀在流亡途中。54位主教被迫下台，800位圣职人员被关进监狱。虽然狄奥多拉隐约表示包庇之意，然而东方的羊群在失去牧羊人以后，必定逐渐陷入挨饿或被毒毙的下场。
遭受宗教迫害的悲痛，濒临毁灭的教派能够复苏、团结和永存，全靠一名僧侣的不懈努力。詹姆斯·巴拉迪乌斯的名字以雅各派的称呼永垂不朽，而这个熟悉的发音会使英国读者听来感到吃惊。神圣的悔过信徒在君士坦丁堡的监狱之中，接受埃德萨主教的权力，成为东部的使徒，经过他任职的主教、辅祭和教士有8万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取用不尽的来源(监狱)。阿拉伯一位信仰虔诚的酋长提供快速的单峰骆驼，使传教士的宗教狂热很快蔓延开来。雅各派的教义和纪律在查士丁尼的疆域内秘密建立，每个雅各派教徒被逼得违犯法律的规定，他们憎恨罗马的立法者。那些塞维鲁的继承人藏匿在女修道院或村庄，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法律的保护，只有在隐士的洞穴或萨拉森人的帐篷里才能获得安全。然而他们坚决表示拥有不能废弃的权利，那就是安条克教长的头衔、位阶和特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处于异教徒比较温和的控制之下，他们居住在离梅尔丁约1个里格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环境优美的扎法兰修道院，修行小室、供水渠道和农场一应齐全。再次一级也是很荣誉的位置，由长老充任，位于摩提尔，公然反抗聂斯托利派的总主教，要争取基督教在东部最高的职位。教长和长老的位阶之下，无论是哪个时代的雅各派教堂，都有150位都主教和主教，但是他们的教阶制度已经取消，变得杂乱无章，教区的主要部分都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周边地区。教长经常巡视阿勒颇和阿米达这几个城市，那儿居住着有钱的商人和勤劳的工匠。一般群众每日辛苦所得不敷温饱，贫穷如同迷信一样被强加于过度的斋戒：每年有5次大斋期，教士和民众不仅禁食肉类和鸡蛋，甚至就是酒类、食油和鱼肉都不得尝用。他们现有的数量预估大约有5万到8万人，是势力庞大教会的残余分子，经过12个世纪的压迫，人数已经减少。
然而在这样漫长的期间之内，一些外来移民改信一性论的教义，有位犹太人就是阿布法拉吉斯的父亲，曾经身任东部的总主教，无论生前死后表现都极为卓越。他在生前是位文辞优美的作家，能说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是诗人、医生和历史学家，也是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性格温和的神学家，死后连他的敌手聂斯托利派教长都来参加葬礼。还有一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全都忘掉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他的墓地为这位可敬的对手流下悲痛的眼泪。阿布法拉吉斯的德行使教派获得尊荣，从表面看来，聂斯托利派的同教弟兄已经甘拜下风。
雅各派的迷信行为表现得更为低俗，他们的斋戒更为严苛，内部的争论也更为猖獗，他们的法师(就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也更缺乏理性。有些事物需要经过反复的斟酌，可能要考量一性论神学理论的严苛要求，还有更多是出于僧侣的职位所产生的优势影响力。叙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雅各派僧侣，可以从各自严苛的苦行及荒谬的传说加以区别。他们把生存或死亡都看成是上帝赐予的恩惠而对其顶礼膜拜，年迈的主教和教长都用双手执着牧杖，他们负起统治世人的责任，却充分显示出修道院的习惯和偏见。
(三)马龙派的“一志论”观念及在东部的奋斗
在东部基督徒所具有的形态中，无论哪个时代的一志论者都称为马龙派信徒，这个名字在不知不觉中从隐士头上被转移到修道院头上，之后又被拿来称呼一个民族。马龙是公元5世纪的圣徒或是蛮汉，在叙利亚展现出宗教的疯狂性格。相互敌对的城市阿帕梅亚和埃米萨争着要供奉他的遗骸，在他的墓地兴建一所宏伟的教堂。他有600个门徒在奥龙特斯河岸，把个人苦修的小室连成一片。在有关“道成肉身”的争论中，他们在聂斯托利和优迪克的教派之间取得平衡，用非常精巧的方式平安穿过正统教义的界限。但是不幸的难题出在“一个意志”上面，也就是基督对两种性质的运用，完全是穷极无聊才会产生这种误会。赫拉克利乌斯皇帝是个改信者，被当作马龙派信徒，被拒止在埃米萨城墙之外，他在同教弟兄的修道院找到庇护，他们的神学课程得到天赐的礼物，那就是广大而富裕的领土。这所古老学院的名字和教义传到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中间，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教长表现出他们的宗教热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中宣称，他只要在基督的“两个意志”教义上签字，就会被砍成几块丢进大海。同样用不那么残酷的迫害方式，很快就使平原地区没有抵抗能力的臣民改变信仰，这时在利巴努斯山区，强壮的土著用勇敢的行动维持“马尔代特”或“侠盗”这个光荣的头衔。约翰·马龙是位学识渊博而又最孚众望的僧侣，擅自僭占安条克教长的职位，派遣他的侄儿亚伯拉罕率领马龙派信徒，对抗东部的暴君，保护他们的民政和宗教自由。正教基督徒君士坦丁的儿子用虔诚的仇恨心理说服一群士兵，他们被布置在帝国的城堡里，就是为了对付基督和罗马的共同敌人。
一支希腊人的军队入侵叙利亚，圣马龙的修道院被战火毁灭，那些最勇敢的首长受到出卖而被谋杀，1.2万名追随者被运送到亚美尼亚和色雷斯遥远的边区。然而马龙派这个谦卑的宗派，比起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生存得更为长久，他们在土耳其主子的统治下，仍旧享有宗教自由和已经缓和的奴役生活。他们从古老的贵族中选出自己的总督，在卡诺宾修道院的教长仍旧幻想自己坐在安条克的宝座上，9个主教组成他的宗教会议，下面有150位教士，保留结婚的自由，受到委托要照顾10万信徒的灵魂。他们的国度从利巴努斯山区的山脊一直延伸到的黎波里海滨，在一块很狭隘的空间，逐渐倾斜的地势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气候和土壤，神圣的云柏生长在积雪的高地上，下方是种植着葡萄、桑树和橄榄的山谷。马龙派在12世纪时弃绝一志论的谬误，与安条克和罗马的拉丁教会修好，建立友善的交往，出于教皇的野心和叙利亚的灾难，就是过去的同盟关系通常也可以恢复。但是依据合理的推测仍然可以提出质疑，他们的联合是否非常完美而且确实具有诚意。罗马教士团有博学的马龙派信徒，他们想要让祖先所犯的异端邪说和分裂教会的罪名获得赦免，使尽一切办法还是白费力气。
(四)亚美尼亚处于罗马和波斯之间的宗教信仰
打从君士坦丁在位开始，亚美尼亚人就决心要依附基督徒的宗教和帝国。他们的国家一直动乱不已，加上不懂希腊语文，使得他们的教士没有参加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会在冷漠和停顿的状况下，随波逐流了84年之久，直到哈里卡纳苏斯的朱利安所派遣的传教士，最后将他们空虚的信仰完全据有为止。朱利安流放到埃及时，他的对手塞维鲁是安条克的教长，这位一性论者发挥辩论或影响力将朱利安击败。只有亚美尼亚人是优迪克真正的门徒，这位不幸的父老竟被大部分属灵的后代抛弃。亚美尼亚人还保留这种信仰的观点，认为神性和永不腐朽的物质创造出成年的基督，或者是无须创造就能存在。他们的仇敌谴责亚美尼亚人崇拜一个幽灵，为了反驳这种指控，他们就嘲笑和咒骂亵渎上帝的雅各派，说他们把肉体最卑劣的弱点，甚至营养和消化这些自然的本能，都归到神的身上。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不可能从知识或权势获得更多的光荣。他们的皇族随着最初的教会分裂而灭亡，那些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是拉丁人的部从，或是土耳其苏丹朝廷设在伊康的诸侯。他们在13世纪兴起和衰落，国土只限于西里西亚地区，毫无希望的民族很少有机会享受奴役生活的安宁。
从最早的年代到现在，亚美尼亚一直是不断上演战争的舞台。索菲斯王朝的政策极为残酷，消灭从陶里斯到埃维兰这片土地上的人口。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家庭被迫迁移到波斯遥远的行省，有的遭到灭亡的命运，少数能够繁衍绵延下去。受到高压的权威统治，亚美尼亚人的宗教狂热会炽烈燃烧而且义无反顾，宁可戴上殉教者的冠冕，也不要穆罕默德的白色头巾。他们保持虔诚的信仰，痛恨希腊人的谬误思想和偶像崇拜。他们与拉丁教会的短暂联合并不是欠缺诚信的问题，否则他们的教长也不会将数以千计的主教呈献在罗马教皇的脚前。亚美尼亚人的教长居住在埃克米阿辛修道院，距离埃维兰只有3里格。47位总主教每位有4到5位副主教，为了获得绝对的服从，由总主教授予圣职，但是大部分高级教士都是挂名的荣誉职位，简朴的言行使他们在宫廷觐见和供职时显得更为尊贵。他们在举行礼拜仪式后还要耕种田地，位阶越高越要过严苛的苦修生活，我们的主教听到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属灵的宗教帝国之内有8万个城镇或村庄，教长接受每个年龄在15岁以上人员自愿缴纳的少量税款，每年的岁收大约是60万克朗，仍不足以供应慈善事业和贡金从无间断的需索。自从上个世纪初叶以来，亚美尼亚人在东部的贸易和商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每年的赢利极多。等他们从欧洲回归时，商旅队通常会在埃维兰附近稍作停留，在祭坛上奉献他们辛勤工作的丰硕成果。优迪克的宗教信念在巴巴利(Barbary)和波兰的会众中宣讲。
(五)埃及人与科普特人所面临的宗教动乱状况(537—661A.D.)
在罗马帝国的其余部分，专制的君王用令人憎恶的信条来扑灭其他的教派，至少也要使他们保持沉默。埃及人的个性极为刚愎，始终反对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查士丁尼的策略就是期待他们的阋墙，并且要抓住机会来排除异己。亚历山大里亚的一性论教会被腐朽而不断的争执撕裂，等到教长过世后，两个党派支持各自的候选人：盖伊安是朱利安的门徒，狄奥多西(537—568 A.D.)是塞维鲁的弟子。前者获得僧侣、元老院议员、城市和行省的支持；后者则凭借圣职任命的时间在先，以及狄奥多拉皇后的重用和宦官纳尔塞斯的武力，这些部队原本可运用于更为荣誉的战争之中。最孚众望的候选人被放逐到迦太基和撒丁尼亚，使得亚历山大里亚激起狂怒的火焰，在发生分裂170年以后，盖伊安派的徒众仍旧尊敬创始人的事迹和教义。双方分别靠着数量和纪律的实力，发生互不退让的血腥冲突，街道上满布市民和士兵的尸体，信仰虔诚的妇女爬上自己房屋的屋顶，把尖锐或沉重的器具投向敌人的头顶。纳尔塞斯最后的胜利要归功于蔓延的大火，毁灭了在罗马世界规模和人口位居第三的首府。查士丁尼的部将却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征服一种异端邪说，狄奥多西自己也很快被免职，倒是没有产生事故。
塔尼斯的保罗是一位正统教会的僧侣(538 A.D.)，被擢升到阿塔纳修斯的宝座。他滥用政府的权力，任意派用或更换埃及的公爵和护民官，戴克里先时代核定的面包津贴被扣留，教堂无法维持都要关门，一个因宗教而分裂的民族被剥夺精神和实质的粮食。等轮到他下台时，狂热和报复的人民将暴君革出教门，除了奴性深重的东方正教教徒以外，没有人把他尊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主教。然而，像这样的做法都是盲目的野心作祟，当保罗受到谋杀罪的起诉而被驱逐，他用700磅黄金作为贿款，乞求能恢复受到痛恨和羞辱的职位。
保罗的继承人阿波利纳里斯排出作战队形，进入带有敌意的城市，看上去既能祈祷也可以立即战斗。他的部队全副武装，分布在所有的街道上，主座教堂的大门有人守备，一小队精选的卫士配置在大厅的高坛上，用来保护首领的人身安全。等到他巍然在上，站立在宝座前面，把武士的上衣丢在一边，随即出现在群众眼中的是穿着袍服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大众在惊愕之余哑口无声，但是等到阿波利纳里斯开始诵读圣利奥的巨著，马上就有一大堆咒骂、谴责和石块向他投射过去，攻击皇帝和宗教会议那讨厌的走狗。使徒的继承人毫不客气地发起反击，士兵涉过血流成河的街头，据说有20万人倒在刀剑之下。就是把当天的杀戮延伸到阿波利纳里斯长达18年的统治中，这种数字也令人难以置信。
后面两位接任的教长优洛吉乌斯(580 A.D.)和约翰(609 A.D.)，尽一切力量要与异端分子对话沟通，武力和辩论比起福音书的表白更能发挥作用。优洛吉乌斯的神学知识都表现在许多卷著作上，用来夸大优迪克和塞维鲁的谬误，期望将圣西里尔语焉不清的论点，能与利奥教皇和卡尔西顿神父所制定的正教信条，取得立场和内容一致的共识。慷慨好施的约翰基于迷信、仁慈或策略，下达指示要着手进行各项慈善事业和救济行动，曾经自己出钱维持7500名穷苦无依人员的生活。等到他接任以后，发现教会的金库有8000磅黄金，他从古道热肠的虔诚教徒那里募到1万磅，然而这位总主教能够在他的遗嘱里夸耀，个人身后的钱财还不到三分之一个价值最低的银币。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堂全部移交给正统教会，一性论的信仰在埃及受到查禁和取缔，恢复了一项法律使这些身为异端的土著不能享受国家的荣誉和薪俸。
教长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征服埃及教会的贤明之士和领导人物。狄奥多西以使徒或狂热信徒的精神，抗拒查士丁尼的威逼利诱。教长答复：
诱惑者为了展现尘世的王国才运用这样的诱骗手段，但是我的灵魂对我而言远比生命和权力更为重要。教会落在一位君王的手里，他能够杀害我的肉体，但是拿我的良心无可奈何。无论是放逐、籍没还是入狱，我都在所不惜。以前那些神圣的教长阿塔纳修斯、西里尔和狄奥斯科鲁斯，我会坚持追随他们的信仰。诅咒利奥的作品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诅咒对他们制定的信条完全接受的人!诅咒他们从现在直到永远!我赤裸裸离开母亲的子宫来到世上，必然会赤裸裸进入坟墓，愿那些敬爱上帝的人，跟随我一起获得救赎。
在使他的教友获得安慰以后，他搭船前往君士坦丁堡，承受皇帝无可抗拒的压力，连续进行了6次谈话。他对神学的见解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城市，都能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好感。狄奥多拉发挥影响力保证他的安全，让他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不伤颜面地去职。他虽然没有在宝座上逝世，但能长眠在自己的故乡，也是一件幸事。阿波利纳里斯接获他亡故的消息，竟然非常无礼地宴请贵族和教士，但是要重新举行选举的报道也使他笑颜顿失。就在他享用亚历山大里亚的财富时，他的对手管理着蒂巴伊斯修道院，获得人民的自由奉献而维持下去。教长的永久继承权因狄奥多西的去世而获得认可，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会，以雅各派的名义和共同的信仰联合起来。这样的宗教信仰原来只限于叙利亚一个范围很狭窄的教派之内，但现在扩展到埃及或科普特民族的大多数人中间，他们几乎一致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裁决。
自从埃及的王国灭亡以后，1000年的时间转瞬而过，亚洲和欧洲的征服者一直骑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头上。他们过去所拥有的古老智慧和权力，已经超越历史的记录。他们的民族精神被宗教狂热和迫害的冲突重新点燃火花，于是弃绝希腊的习俗和语言，并且把它当成来自外国的异端邪说。在他们的眼里，每个东方正教基督徒都是陌生人，雅各派信徒则都被看成是自己的市民。教士不得结婚和举行葬礼仪式，违者视为犯下最重的罪过。当地的土著拒绝承认对皇帝的忠诚和效命，只要离开亚历山大里亚一段距离，皇帝的命令就只有在军事武力的强制之下才会得到他们的服从。这个民族尽最大努力来恢复埃及的宗教和自由，600所修道院培养数以万计的神圣武士，就他们来说生有何欢而死又有何惧。不过经验能够区分主动与被动的勇气，狂热的信徒接受拷问架和火刑的荼毒，不会发出一声呻吟，等到面对全副武装准备接战的敌军，就会浑身战栗赶快逃走。埃及人的性格怯懦，只能将仅有的希望寄托于更换主人。
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军队减少了地区的人口数量，然而雅各派信徒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倒是享受了一段短暂而不算稳定的休养生息时间。赫拉克利乌斯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宗教迫害而且变本加厉，教长再度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到沙漠避难。本杰明(625—661 A.D.)逃走时听到激励士气的声音，嘱咐他要等待下去，再过10年就会获得一个外来民族的协助，这个民族就像埃及人一样举行古老的割礼仪式。
解救者的状况和解救的性质以后会详加说明，我现在必须跨越11个世纪的间隔，叙述埃及的雅各派信徒目前的惨状。人烟稠密的大城市开罗提供住处或是庇护所，给贫穷的教长及剩余的10名主教，阿拉伯人入侵以后还留下40所修道院。科普特民族遭遇到奴役和背教的迫害过程，使人口衰减到剩下2.5万到3万个家庭这样极为可耻的局面，他们都是一群不识字的乞丐，只有更为不幸的希腊教长和数量更为稀少的会众，对比起来才能给他们一点安慰。
(六)阿比西尼亚人的宗教问题和耶稣会的建树(530—1632A.D.)
科普特的教长无论是恺撒的叛徒还是哈里发的奴隶，仍然以卑躬屈膝服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为荣。教长以夸大他们的贡献来宣示效忠，同时厚颜无耻地断言，他们能率领10万名骑士以及相同数量的骆驼进入战场，可以投鞭阻断尼罗河的水流。教长的祈祷使得埃及甚至整个世界获得和平与富足。狄奥多西流亡到君士坦丁堡时，向他的女保护人毛遂自荐，他要使从北回归线到阿比西尼亚国境的努比亚的黑人民族改信基督教。信奉正教的皇帝对女皇的企图产生怀疑，同时要一争高下，于是派遣相互敌对的传教士，分别是东方正教和雅各派的信徒，让他们同时搭船前往。但基于爱情或畏惧的动机，女皇的命令被更有效地执行。正统教会的教士为蒂巴伊斯省长扣留，这时努比亚的国王和他的宫廷很快受洗，皈依狄奥斯科鲁斯的教义内容和礼拜方式。
查士丁尼派出的使者到达的时间迟缓，觐见国王受到礼遇以后被打发归国。但是当使者指控埃及人犯下异端和背叛的罪行时，黑人改信者受到教导后知道该如何答复，因此说道：“知道他是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派来的使者，绝不会为带来迫害的人而放弃他的弟兄，这些都是有真正信仰的教徒。”经过很多个世代，努比亚的主教一直由亚历山大里亚的雅各派教长命名和授予圣职，到12世纪，还是基督教在那个地区占有优势的地位。有一些仪式及残留的若干遗迹，在森纳和栋古拉那些落后的村庄仍旧可以见到。然而努比亚人还是噩运难逃，又重新恢复偶像崇拜，当地的水土气候使得一夫多妻的习性根深蒂固，他们最后还是背离十字架，让《古兰经》获得胜利。一个形而上的宗教对于黑种民族而言，可能显得过分的精微和高雅，然而黑人或鹦鹉经过教导后，还是可以重复念出卡尔西顿或一性论者的信条。
基督教在阿比西尼亚帝国有更根深蒂固的基础，虽然相互的联系经常受到干扰，这段时间也有70到100年之久，但是就亚历山大里亚的母会来说，还是保留这个殖民地成为永久的门徒。只要有7个主教就可以组成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等到主教人数增加到10位，能够选出一位独立的总主教。埃塞俄比亚有位国王出于自己的野心，就晋升他的兄弟坐上教会的宝座。预判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反对增加主教的数目。主教的职位也逐渐加以限制，只能由拥有“阿布纳”头衔的人士担任，这些人都是阿比西尼亚教士阶级的领导人物和创始人。教长以埃及僧侣来补充空出的职位，这位陌生人的外表在人民的眼中应该看上去是年高德劭的，对于国君也不会带来危险或造成威胁。
在公元6世纪(530 A.D.)埃及的宗教分裂已成定局时，敌对双方的首脑以及他们的保护人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相互之间努力竞争，要在征服遥远和独立的行省方面胜过对手。皇后用勤奋的工作态度再度赢得胜利，虔诚的狄奥多拉在僻远的地区建立教会，灌输雅各派的信仰及纪律。埃塞俄比亚人的宗教使他们在诸敌环绕的状况下，沉睡了近1000年之久，已经忘怀整个世界，也被世界遗忘。葡萄牙人绕过非洲的南端，出现在印度和红海以后(1525—1550 A.D.)，好像是从遥远的星球降临地面将他们惊醒。经过初次的交谈，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臣民观察到信仰方面的类似而非相异之处。两个民族都期望通过与基督教同宗弟兄的联盟，获得更为重要的利益。埃塞俄比亚人处于孤独和隔离的状况，几乎再度堕落到野蛮生活之中。他们的船只过去曾赴锡兰从事贸易，现在竟然不敢在阿非利加的河流中航行。阿克苏美的遗迹被这个民族放弃，大家都分散在村庄里。皇帝成为虚有其表的头衔，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能居住在固定的营地就感到满意。
阿比西尼亚人知道自己非常贫穷，想出合理的计划要输入欧洲的才智和技艺。他们的使臣接受教导，要在罗马和里斯本提出恳求，希望获得一群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印刷工人、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以供他们的国家使用。等到发生紧急的危险状况，有必要给予武器和兵员，使其获得立即和有效的援助，用来保护不好战的民族免遭野蛮的侵略，使这个内陆国家不致受到蹂躏。这时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正派遣强大的兵力从海岸前进。450名葡萄牙人在战场上发挥欧洲人天生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加上滑膛枪和火炮难以抗拒的威力，最终拯救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在极为惊恐的时刻，答应要让自己和臣民恢复正统基督徒的信仰。一位拉丁教长代表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帝国的疆域扩大了10倍，应拥有比美洲的矿脉更多的黄金，怀着贪婪和狂热的最具野心的希望，要建立一个完全顺服为基督徒所有的非洲。
然而因痛苦所迫而立下的誓约，在身体复原以后就被遗弃。阿比西尼亚人仍旧坚持不屈，遵从一性论的教义，相互的争辩使虚弱无力的信仰激起反抗的怒火。他们把拉丁人烙上阿里乌斯派和聂斯托利派的标签，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们崇拜“四”个神，这是分离基督的两种性质而造成的。夫雷摩纳是分配给耶稣会的传教士用来举行礼拜仪式的地点(1557 A.D.)，也可以说是拿来供流放之用。这些传教士精于文理科学和工匠技艺，他们的神学知识和端庄有礼的行为，只是受到尊敬，却无法达成传教的作用。他们并没有被上天赐予奇迹，欧洲军队增援的希望也最终破灭。经过40年的忍耐和努力，终于获得更为有利的觐见，阿比西尼亚的两位皇帝被说服，罗马会使献身的修士得到尘世和永恒的幸福。最早改变信仰的皇帝丧失宝座和生命，“阿布纳”赦免叛军，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替天行道，大声威胁要将叛教者革出教门，也使臣民不再受效忠宣誓的束缚。苏斯尼乌斯凭着勇气和运气，用塞古伊德的名义登极称帝，替扎登吉尔的命运和气数报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实现亲戚未能达成的宗教大业。在耶稣会修士和他那些不识字的教士之间，展开无法势均力敌的战斗，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宣布自己是信仰卡尔西顿信条的改宗者，认为他的教士和人民都会毫不迟疑地赞同君王的宗教。在自由选择之后紧接着就是强制的法律，只要相信基督有两种性质，就要接受痛苦的死刑。阿比西尼亚人被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和嬉戏。塞古伊德面对欧洲和非洲，公开宣布要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断绝一切关系。
耶稣会修士阿方索·门德兹是埃塞俄比亚的正统教会教长(1626 A.D.)，以乌尔班八世的名义接受悔罪者的效忠，以及他发誓弃绝异端的行动。国君跪在地上说道：“我承认教皇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圣彼得的继承者，也是统治全世界的君王，我发誓对他要绝对服从，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王国奉献在他的脚下。”他的儿子、弟兄、教士、贵族甚至宫廷的妇女都要立下同样的誓词。他把位阶和财富授予拉丁教长，传教士在帝国最重要和最便利的位置兴建教堂或城堡。耶稣会修士自己谴责他们的首领不智，犯下致命的错误，忘掉福音的宽大为怀和自己所下达的政策，在仓促之间运用暴力推行罗马的礼拜仪式和葡萄牙人的宗教法庭。他谴责古老的割礼，然而这是基于健康而并非迷信的缘故，才首先于埃塞俄比亚发明，这地区就气候而言有其必要。新的洗礼仪式和新的授予圣职典礼给当地土著带来痛苦，就是最神圣的死者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而最显赫的人物被外国的教士革出教门，这使他们感到恐惧而战栗不已。阿比西尼亚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不得不激起狂热的情绪，带着不惜牺牲的精神揭竿而起。5次叛乱遭到扑灭，使得举事者血流遍地，两位主教在会战中阵亡，整个军团横尸战场或是窒息在洞穴之中。所有人员无论阶级、地位和性别，只要是罗马的敌人，就难逃羞辱的死亡。但是胜利的国君最后还是屈服了，那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及国君的母亲、儿子和最忠诚的朋友，能够发扬坚持到底的决心。塞古伊德听到怜悯、理性或是畏惧的声音，他基于良知所发布的诏书很快就揭露出耶稣会修士的暴虐和软弱。巴西里德在他的父亲过世以后将拉丁教长赶走(1632 A.D.)，恢复全民的意愿和埃及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性论者的教堂回响着凯旋的歌声，“现在已经把埃塞俄比亚的绵羊从西方的鬣狗口里救出来”。孤寂的王国永远关上大门，排斥欧洲的技艺、科学和宗教狂热。
见allname.md
我已经追溯了图拉真到君士坦丁以及君士坦丁到赫拉克利乌斯这一系列的罗马皇帝，忠实地叙述他们统治期间的安危祸福和利弊得失。帝国5个世纪的没落期转瞬而过，到土耳其人夺取君士坦丁堡为止，还有长达800年之久的时日，需要努力不懈地爬梳整理。如果我保持同样的方向，叙述类似的过程，就会用冗长而薄弱的笔调写出一部卷籍浩瀚的史书。耐心的读者要是想从中间得到教诲，或者作为消遣用来打发时日，即使花费如许光阴，也很难获得应有的报酬和收益。我们深入探索东部帝国的衰亡，经历每一个阶段和步骤，发现所有后续朝代的编年史，都让撰拟的工作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这些编年史一直在重复叙述冗长而不变的故事，内容多为国脉的衰弱和局势的悲惨。然而经常和迅速发生的变迁，打断了事件因果之间的自然关联；微小情节的错误会产生累积作用，破坏整体史观的真相和成效，而我们是靠着这种印象才能撰写和修饰这部悠久的历史。从赫拉克利乌斯时代开始，拜占庭舞台的面积变小而且暗淡无光，帝国的边疆过去由查士丁尼的法律和贝利萨留的武力所定出的界线，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从各方面向后退缩。古代最高尚的臣民，罗马人的姓氏仅能保有欧洲最狭小的角落，不过是君士坦丁堡郊区的一隅之地而已。
希腊帝国的命运就如莱茵河，它的水流在汇合大洋之前，早已被沙土吸收殆尽。那要经历长久的时间和缓慢的变迁，才会让主权所及的范围缩小到我们视线之内，失去外表的光辉并没有获得德性和智慧这些高贵的禀赋作为补偿。君士坦丁堡在最后沦亡的时刻，比起雅典最繁荣的年代还要富裕和兴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事。想当年雅典所有财产的总额不过6000泰伦，就现在的币值来说只合120万镑，为2.1万名成年男性市民所拥有。这些市民都是自由人，敢于维护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平等的法律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到侵犯，他们在共和国的政府中行使独立的选举权，他们的数量仿佛因鲜明且多姿多彩的性格而增多。每个雅典人在自由权利的保护之下，鼓动着竞争和自负的双翼，渴望到达国家的最高阶层；等到上升至显赫的地位，有些经过精挑细选的人物还想继续高升，到达一个庶民眼光所不及的程度。在一个面积广大而人口众多的王国中，过往的经验证明不会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抓住这些机会就能从数以百万计的臣民中脱颖而出。
雅典、斯巴达和他们的盟邦各自所占有的领土，面积并没有超过法兰西或英格兰一个中等大小的行省，然而在竖起萨拉米斯和普拉蒂亚的胜利纪念碑以后，根据我们的想象，认为他们一定会向亚细亚这个巨大的疆域扩展，那里的民族会被胜利的希腊人踩在脚下。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僭用并且羞辱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字，只能展现出共同而又卑劣的恶习，不会因懦弱的个性而减轻污染的程度，即使产生令人难忘的罪行，也不会激起英勇的气概。
古代的自由人带着高贵的热情，复诵着荷马的名句：“俘虏沦为奴，豪气失其半。”诗人只能看到盛行于城市和家庭的奴役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无法预测另一半的刚毅之气被宗教的专制消灭，对于俯伏在地面的教徒，不仅是行动，就连思想都要被施加桎梏。希腊人在赫拉克利乌斯后续各帝的统治下，受到双重枷锁施与的压迫，暴君自以为是永恒公正的法律，却因臣民的习性而腐化和堕落。我们从宝座上的施政、军营的战斗和学校的教诲中，寻找这些人的名字和特质，让他们值得保存而不会被世人遗忘。但是这种努力只是徒然无益之事。我们所找出的目标，具备的缺点和过错也无法用画师的技术和手法来弥补。
在这800年里，前面4个世纪处于阴云密布的状况，偶尔出现一些微弱和中断的历史光芒，从莫理斯到阿历克塞这些皇帝的传记中，只有马其顿人巴西尔成为一部单独作品的主题，当时的各种记录有的根本就不存在，也有很多丢失或是不够完整，对于较为近代的编辑而言，由于史料的缺乏使他们的权威受到质疑。后面这4个世纪可以免予资料不足的指责，君士坦丁堡执掌历史的文艺女神 ，随着科穆宁家族同时复活，但是她的作品外表过于俗丽，动机有欠高雅和厚道。还有很多的僧侣或廷臣，都跟着前人的脚步走向奴性和迷信的同一道路，他们的视野非常狭窄，对事物的判断毫无效用，甚至会产生误导。当我们合上冗赘和贫瘠的史籍时，仍旧对于事件的起因、角色的个性和时代的习俗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大加赞誉或深为谴责。对一个英雄人物的刻画可以及于全体人民，刀剑所发挥的力量传达到文笔，从经验可以得知，历史的声调随着时代的精神在起伏。
要不是我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命运，从消极方面来说，关系着极为灿烂而重要的变革，可以改变世界的现况，以上述的考量来说，我绝对不会理会这些希腊的奴隶和卑躬屈节的历史学家，一点都不会感到遗憾。帝国丢失的行省是一块很大的空间，纷纷出现新成立的殖民地和崛起的王国，并很快地兴旺起来。被击败的民族原先所具备的和平与战争的积极效能，被转移给获胜的民族。我们要探索东部帝国衰亡的因果关系，就必须从他们的起源和征服以及他们的宗教和统治中进行。有了这么丰富的各式各样的史料，叙述的范围就会吻合我的计划和我的作品。如同伊斯兰教徒每天的祈祷，不论是在菲兹还是德里，都必须转向麦加神圣寺庙的方向，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将眼光注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漫游的行程可以包括阿拉伯和鞑靼地区的荒野，但是研究的范围还是应当局限在罗马帝国逐渐缩减的国境之内。
我根据这个原则对作品最后几卷拟订目前的写作计划。 第一章主要叙述君士坦丁堡统治的皇帝，全部是正统的朝代，从赫拉克利乌斯在位到拉丁人征服，大约有600年的时间。这是一份快速浏览的摘要，完全借助早期历史学家叙述的顺序和文字。我的介绍着重于帝位的变革、皇族的传承、希腊帝王的性格特质、面临生死关头的状况、政府的方针和影响、统治的趋势是加速还是延缓东部帝国的灭亡。这样一份年表仅列出要目，在后续各章中将会对各种论题提出更详尽的说明，蛮族重大事件的情节在拜占庭编年史的相关项次都有记载，帝国的内部状况，还有保罗教派危险的异端，动摇了东部帝国的基础也启发了西部帝国的文明，各列为一章的主题。但是这些探讨会稍为延后，要等到公元9世纪和10世纪，历史进一步的发展才能让我们打开视野看世界。
明了拜占庭历史的基础之后，下述一一出现的民族，都占据一个空间，可以当得起伟大的称誉，或是建立卓越的功绩，能够将罗马世界和现在这个时代相连接。
开始是法兰克人，这个通称包括法兰西、意大利和日耳曼所有的蛮族，他们在查理曼大帝的刀剑和权杖之下结合起来。对偶像和它的崇拜者的迫害行动，使罗马和意大利脱离拜占庭帝座的管辖，罗马帝国准备在西部复兴。然后是阿拉伯人或萨拉森人，整整三章用巨大的篇幅叙述新奇和有趣的主题：第一章描述阿拉伯国度和居民，研究穆罕默德这位人物，还有就是先知的性格、宗教和成功之道；第二章我要追随阿拉伯人的征服之路，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这些罗马帝国的行省，无人能够阻挡胜利的丰功伟业，直到他们消灭波斯和西班牙王国；第三章我要细述哈里发帝国的奢华和技艺、分裂和衰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和欧洲如何获得拯救。
另行独立成章的包括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他们经由海上或陆地攻击东罗马帝国行省和都城。由于当前俄罗斯人的伟大事业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他们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更使我们感到好奇。诺曼人就那个好战的民族而言就是一群私人冒险家，他们在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建立势力强大的王国，使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权岌岌可危。他们展现出骑士制度的威风八面，是英雄传奇浪漫事迹的滥觞。拉丁人是教皇的子民也是西部的国家，他们受到征召来到十字架的旗帜下，要去恢复和保卫圣墓，在布永的戈弗雷和基督教世界的同侪领导之下，无数的朝圣客向耶路撒冷进军，希腊皇帝感到惊惧，但皇位也获得保存。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踏着第一次十字军的足迹前进，亚洲和欧洲卷入一场长达200年之久的圣战。基督教的强权受到英勇的抵抗，最后为萨拉丁和埃及的马穆鲁克所击退。在这些令人难忘的十字军中，法兰西和威尼斯的舰队和军队从叙利亚转向色雷斯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击都城，推翻希腊帝国，拉丁君主建立的王朝占据君士坦丁的宝座近60年之久。
希腊人自身在这个囚禁和流放的时期，必定被看成是外国人，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敌人，后来又成为统治者。不幸的灾难再度激起民族德行的火花，皇家的正统从复国到被土耳其人征服，这一期间还能继续保持尊贵的地位。蒙古人的军队在成吉思汗和他子孙的率领下，令整个地球从中国到波兰和希腊为之天翻地覆，苏丹全被击溃，哈里发城破身亡，恺撒坐在宝座上胆战心惊。胜利的帖木儿使得拜占庭帝国的毁灭延迟50年。最后，我已经注意到土耳其人的首次出现，他们用祖先的名字像是塞尔柱和奥斯曼来区分这个国家两个相连续的王朝，都是在公元11世纪从西徐亚的旷野中出现。前者建立了一个强大和灿烂的王国，从阿姆河到安条克和尼斯，耶路撒冷的动乱和君士坦丁堡的危亡激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奥斯曼人从卑贱的根源迅速崛起，给基督教世界带来惩罚和恐怖，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攻占，他的胜利毁灭了罗马帝国在东部的遗迹、形象和称号。希腊人的宗教分裂与他们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以及后来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必须从后世的拜占庭帝国的困境回到古代罗马的废墟之中，这个可敬的名字和有趣的题材，会在我辛勤工作所获得的结论上面，投下一线可敬的光芒。
二、赫拉克利乌斯王朝(641—717 A.D.)
(一)赫拉克利乌斯(641 A.D.)、君士坦丁三世(641 A.D.)、赫拉克利纳斯(641 A.D.)
赫拉克利乌斯皇帝惩罚了一名暴君以后登上宝座，他统治期间令人永难忘怀的事迹，就是对东部各行省完成了短暂的征服，接着很快失去，再也无法光复。他在第一任妻子优多西娅逝世后，违抗教长的要求也违反法律的规定，坚持要娶他的侄女玛蒂娜为继室。希腊人用迷信的神情注视上天的判决，带来的结果是父亲的疾病和子孙的畸形。但舆论对于非婚生子的看法足以转移民众的成见，同时也使他们失去敬畏之感。母爱很快激起玛蒂娜的野心，也可能是来自后母的嫉妒。年迈的丈夫过于衰弱，对于她用夫妇之间的诱惑当成手段，根本就无法抗拒。他的长子君士坦丁很高兴能在成年的时候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但是体质非常虚弱，需要一位同僚和监护人，虽然心中非常勉强也只得接受帝国的瓜分。元老院被召集到皇宫(公元638年7月1日)，批准或见证赫拉克利纳斯的联合执政。玛蒂娜的儿子在教长的祈祷和祝福之下向皇冠行按手礼，对于皇帝和两个儿子的统治，元老院议员和大公行礼如仪。大门打开时，士兵发出喧嚣的欢呼，非常高兴地表示赞同。过了5个月以后(公元639年1月)，在主座教堂和大竞技场举行盛大的典礼，这是拜占庭精神所在。这对皇家兄弟表现出友爱的姿态，年幼的弟弟靠在兄长的手臂上，玛蒂娜的名字也混杂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出现，听起来并不情愿，也可能是有人花钱收买的托儿。赫拉克利乌斯在联合执政以后又活了大约2年(公元641年2月11日)，最后的遗嘱宣布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东部帝国，要求他们承认寡后玛蒂娜是他们的母亲和统治者。
玛蒂娜首次用皇家的称号和尊荣的排场登上帝座(公元641年2月)，她为坚定而有礼的反对声音所阻止，迷信的偏见所激起的气息，点燃了自由即将熄灭的余烬。有个市民大声喊叫：
我们尊敬君主的母亲，但是我们只对君主有服从的义务。年长的皇帝君士坦丁年纪已经能够亲政，而你身为女性受到自然的限制，无法胜任政事的辛劳。蛮族带着敌对或友谊的意图接近皇家的都城，难道你能与他们战斗或是接见答复问题？罗马从共和时代以来就把女性执政视为国家的羞辱，连波斯的奴隶都无法容忍而激起反叛的怒气，愿上天保佑让我们避免这种事的发生。
玛蒂娜非常气愤，从宝座上走下来，在皇宫的妇女专用房间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君士坦丁三世在位不过103天，去世的年龄是30岁，虽然他的体弱多病，大家都心里有数——认为他是被下毒而死的，残酷的后母就是他横死的主谋。玛蒂娜当然会因他的逝世得到丰硕的收获，国家的大权全部落到仍然健在的皇帝赫拉克利纳斯手里(公元641年5月25日)。赫拉克利乌斯的这个乱伦寡妇一直受到大家的憎恨，民众抱着猜忌的心理注意事态的发展，君士坦丁留下的两名孤儿，成为公众关切的目标。有些事情无论怎么做都是徒然无益，就像玛蒂娜15岁的儿子，受到教导宣称自己是两位侄儿的监护人，其中有个侄儿洗礼时，他在旁观礼。就算他在真十字架的神木前面发誓，说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对抗所有的敌人，都是毫无用处的掩饰之辞。皇帝在临终前指派他的一个亲信，将东部的军队和行省武装起来，以保卫他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子女。口才甚佳而又心胸开阔的瓦伦丁倒是不负所托，他从设在卡尔西顿的营地，严词要求惩罚凶手，恢复合法的继承权利。但是他麾下横行的士兵在亚洲的葡萄园摘食葡萄、痛饮美酒，激怒了君士坦丁堡的市民，市民们反对给国内带来灾祸的始作俑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产生的回响，不是祈祷和圣歌的声音，而是暴怒的群众发出痛心疾首的喧嚣和诅咒。
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赫拉克利纳斯带来最年长的皇家孤儿君士坦斯二世一起露面，后者被当成罗马皇帝接受大家的致敬，一顶从赫拉克利乌斯墓地取来的黄金皇冠，经过教长庄严的祝福以后加在他的头上。但是在欢悦和义愤的骚动下，教堂受到乱民的洗劫，一大群犹太人和蛮族玷污神圣的内殿，“一志论者”皮洛斯是皇后的傀儡，在祭坛上宣泄不平的抗议以后，为了免得遭到狂热的正统教徒报复就赶快溜走。元老院在获得士兵和民众的同意之后，暂时有实力来展开更为正式和血腥的工作。就像罗马人具有的自由精神一样，他们要运用古老和可怕的案例来审判暴君，玛蒂娜母子以害死君士坦丁三世主谋的罪行遭到废黜(公元641年9月)。但这些元老院的议员是非不分，对于无辜者和罪人同样给予处罚，真是玷污主持正义的立场。玛蒂娜和赫拉克利纳斯被判伤残之刑，前者割舌而后者劓鼻，接受残酷的处置之后，在放逐和遗忘中终结余生。希腊人要是能沉思往事，看到贵族政体竟然滥用权力，即使只有片刻的时间，也会对目前帝制下的奴役生活感到一丝慰藉。
(二)君士坦斯二世(641—668 A.D.)
要是我们听到12岁的君士坦斯二世在元老院的演讲(公元641年9月)，就会觉得好像倒转500年回到安东尼皇帝的时代。年轻的皇帝感谢元老院惩治杀父的凶手，他们一心要中断先帝仁慈的统治，然后他继续说道：
靠着上天的保佑以及诸位主持正义的敕令，玛蒂娜和她那乱伦所生的后裔，从宝座上被拖下来。你们的尊严和智慧防止罗马帝国堕落到无法无天的暴政之中，因此我诚挚请求各位为着共同的安全，要坚守身为议员和法官的职责。
元老院议员对于统治者尊敬的言辞和厚重的赏赐感到满意，然而这些奴气满身的希腊人毫不重视自由的权利，也不值得获得自由。在皇帝的内心深处，偏见的时代和专制的习性，很快将一时的经验抹除得干干净净。皇帝始终保持着猜忌的畏惧之心，不愿元老院和人民有一天侵犯到长子继承权，于是将他的弟弟狄奥多西拥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帝座。通过举行按手礼的神圣仪式，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被剥夺了称帝共治的资格。但这种亵渎了教会圣事的仪式，还是不足以安抚暴君的疑虑。辅祭狄奥多西的死亡只能归罪于他的皇室出身，人民的诅咒为他的被谋杀进行报复，身为皇帝的凶手在权势到达顶点后被逐出都城，从此自由自在地过永久的流亡生活。
君士坦斯二世乘船前往希腊，听说他在皇家的旗舰上面，对着土生土长城市的城墙吐口水，如果他的意思是要反驳民众对他的厌恶，他活该被民众厌恶。他在雅典度过一个冬季以后，航向意大利的他林敦，接着访问罗马，用可耻和亵渎的抢劫结束耗时甚长的朝圣活动，然后在叙拉古定居下来。但就算君士坦斯逃得开人民，也无法逃开自己，良心的谴责使他产生幻影并在纠缠着他，不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也不管是白天夜晚，总是看到狄奥多西将一杯血送到他的唇边，好像是在说：“喝吧!哥哥!喝下去吧!”过去他从辅祭的手里接下盛着基督宝血的神秘之杯，这种明确的象征更加重了他的负罪感。君士坦斯为自己也为人类所厌恶，内部或是主教的谋叛事件使他丧命在西西里的首府。一名仆人在浴室里服侍他，趁着向他的头顶浇热水时，用水瓶重击他的脑袋。他倒下来不省人事，浸在水里窒息而亡。他的随从奇怪他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进去查看，无动于衷地看着皇帝已成为一具无生命的尸体。西西里的军队将紫袍授予寂寂无名的青年，这位年轻人长得极为英俊潇洒，当代的画家和雕塑家没有能力描绘，他们的艺术已经没落，新皇帝的俊美很容易超越他们的能力。
(三)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纳图斯(668—685 A.D.)
君士坦斯二世的3个儿子都留在君士坦丁堡，长子在幼年时期已经被授予紫袍，流亡西西里的父亲召唤他们前去陪伴。这些最尊贵的人质被希腊人拦阻下来，义正词严地告知他们已是继承国家的后裔。君士坦斯二世被谋杀的信息，几乎以超自然的速度从叙拉古传到君士坦丁堡。身为长子的君士坦丁四世继承帝座，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受到民众的痛恨。他的臣民表现出热忱和迅速的行动，要到西西里去惩罚僭越的罪犯，竟敢篡夺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年轻的皇帝率领实力强大的舰队从赫勒斯滂海峡出航，罗马和迦太基的军团在叙拉古的港口加入他的阵营，轻易地击败了西西里的僭主，并将英俊的头颅挂在大竞技场。然而我无法赞许一位君王的仁慈之举，在一大群受害者之中，有位德行卓越的大公被处死，他的儿子哀叹不已，因而受到阉割，在手术以后幸存于世。这种不道德的残酷行为，之所以能让人记忆深刻，是因为日耳曼努斯后来被擢升到教长和圣徒的位阶。在用这么多人的血来奠酹他父亲的坟墓之后，君士坦丁四世回到首都，从西西里返家期间，他的胡须长得很长，于是以耳熟能详的绰号“波戈纳图斯”传遍整个希腊世界。
他的统治就像前一位皇帝那样，因手足阋墙而遗臭万年。两个弟弟赫拉克利乌斯和提比略都接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但顶着虚名留在孤独的皇宫，继续过着苦闷的生活，毫无实权。在他们的暗中煽动和教唆之下，安纳托利亚军区和行省的军队从亚洲迫近城市，要求皇家的弟兄分割或运用他们的统治权，这时有一个神学的争论也支持叛军所提出的主张。他们是基督徒，是正统的天主教徒，虔诚接受神圣和完整的“三位一体论”教义，要是天国有三个同等的神格，世间有三位平等的人君是理所当然之事。皇帝为了建立与教会之间友善的关系，邀请这些学问渊博的神学家参加会议，否则他们会在元老院提出这个建议。这些神学家服从召集的命令参加鸿门宴，以为他们的尸体会被悬吊在加拉塔郊区的绞台上面，因此同意君士坦丁单独统治。他原谅两位弟弟，公开宣布赐予他们与其相等的权力，引起公众的欢呼。但是后来却一再出现或是担忧出现类似的犯罪行动，皇帝顾虑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于是当着到君士坦丁堡参加第六次大公会议正统主教的面，剥夺了这两位令人讨厌的君王的头衔，割去了他们的鼻子。波戈纳图斯在临终时，唯一让他忧虑的事是长子继承权的制度，他有两个儿子查士丁尼和赫拉克利乌斯，就把他们的继承权奉献给圣彼得的祭坛，作为他们被教皇收养的象征，然而只有长子单独被擢升到奥古斯都的位阶，等于是保证他拥有整个帝国。
(四)查士丁尼二世(685—711 A.D.)、利奥提乌斯(695—698 A.D.)、提比略三世(698—705 A.D.)
查士丁尼二世在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逝世后，单独继承了整个罗马世界(公元685年9月)。他那幼稚的恶行使意气风发的立法者名字受到玷污，他在建筑物方面的极度奢侈和浪费，是他与同名人物唯一类似之处。他的情感非常强烈但是欠缺理解的能力，经常沉醉在愚蠢的自负之中，以为他的出身赐给他指挥百万人的权力，然而就是最小的社区也不会选他担任地方的官吏。他所宠爱的大臣一个是宦官而另一个是僧侣，这两个家伙根本无法感受到人类的同情心：前者负责管理皇宫，竟然敢用皮鞭来纠正皇帝生母的错误；后者主管财务，把无力缴纳贡金的人头朝下倒吊起来，下面用冒烟的小火来烤。自从康茂德和卡拉卡拉时代以来，罗马君王通常因为恐惧而变得残酷，但是查士丁尼二世却为所欲为，以臣民的受苦为乐，也不畏惧他们的报复，这段时间长达10年之久，一直到他的恶贯满盈使大家无法忍受。
利奥提乌斯是位赫赫有名的将领，有3年多的时间在黑暗的地牢里呻吟，同时服刑的还有几位出身高贵和功勋卓越的大公。他突然被带出去授予治理希腊的任命，这种擢升受到冤屈的人，显示君王并非出于信任而是极端的藐视。当一位仁慈的官员也是他的朋友追随他前往港口时，利奥提乌斯不禁叹息着说，他将要成为受害者，不过要使他的牺牲受到敬重而已，无法逃避的死神将追逐着他的脚步。他的朋友大胆地回答，迫于情势只有放手一搏，大胆的决定可能得到荣誉和帝国作为报酬，每个阶层的人员都憎恨恶魔的统治，20万名爱国志士的双手都在期待一位领导者下命令。他们选择夜晚进行释囚的工作，阴谋分子第一件重要的行动是杀死郡守，然后强行打开监狱。利奥提乌斯派出秘密工作人员到每条街道去喊叫：“基督徒!赶快到圣索菲亚大教堂!”教长也及时引用《圣经》的文句：“这是主的日子!”作为一场煽动讲道的序言，群众又从教堂转移到大竞技场。查士丁尼二世在众叛亲离的状况下，被拖到喧嚣吵闹的审判官面前，大家七嘴八舌地要求立即处死暴君。
但是利奥提乌斯已经穿上紫袍登基，用怜悯的眼光看着趴伏在地上的可怜虫，那是他恩主的儿子，也是很多位皇帝的后裔。结果查士丁尼二世保住性命，被判处割去鼻子也可能还有舌头，然而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并没有彻底执行判决。我们很惊喜地看到希腊语强大的适应性，人们把“里诺特梅图斯” 这个名字加在他的身上，毁容的暴君被放逐到克里姆鞑靼地方的切森尼，这是一个被隔离的垦殖区，谷类、酒和食油都像外国的奢侈品般全靠输入。
查士丁尼二世身处西徐亚旷野的一个角落，仍旧自负于家世出身，心中怀抱复位的希望。过了3年的流放生活之后，他接到令人愉悦的信息，发生的第二次革命为他受到的伤害复仇了。叛徒阿普西玛僭用提比略广受尊敬的名字，轮到利奥提乌斯被废下台，同样受到伤残之刑。然而嫡系继承的权利要求仍然使平民篡夺者感到畏惧。切森尼人看到，暴君的恶行在放逐的生活中故态复萌，他们的怨言和指控刺激阿普西玛产生猜疑之心。查士丁尼二世带着一帮依附于他的追随者，这些人不是基于未来的希望就是早已陷入绝望之境，从充满敌意的海岸逃到科扎尔斯人以旗为名的领地。这些游牧民族将帐幕扎在塔内斯河与玻里斯提尼斯河之间的地区，汗王对查士丁尼二世这个皇家的恳求者怀着同情和尊敬的心理。法纳戈尼亚一度是富裕的城市，位于梅奥蒂斯湖亚洲这边的湖岸，被指定作为他居留的地点。
每个罗马人对于他与这个蛮族的姐妹结婚，只有尽量抑制内心的成见，不过从她的名字叫作狄奥多拉看来，可能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君士坦丁堡的黄金很快让不讲信义的科扎尔斯人受到诱惑，要不是狄奥多拉的夫妻之爱泄露了这个企图，她的丈夫的命运不是被暗杀就是被出卖给势力强大的敌人。查士丁尼二世亲手勒死汗王的两名密使之后，将妻子送还给她的哥哥，乘船在黑海寻找更守信义的新盟友。他的船只受到猛烈风暴的侵袭，一名信仰虔诚的同伴劝他忏悔，要使自己的行为值得上帝的怜悯，应该立下誓言：如果能够复位，愿意大赦天下。这个凶狠的暴君回答道：“大赦天下？要是我同意饶过任何一个仇人，还不如现在就死掉算了，情愿让万能的上帝把我吞没在波涛之中。”
查士丁尼二世虽然怀着邪恶的念头，但还是没有遭到上天的遗弃而保住了性命，很安全地驶入多瑙河口，相信会在保加利亚人的皇家村庄找到栖身之处。他用女儿和平分帝国财富为代价，收买到一位信奉异教的征服者特贝利斯的协助。保加利亚王国一直延伸到色雷斯的边界，两位君王率领1.5万名骑兵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阿普西玛对于这个对头突然前来挑衅感到惊惧万分，因为科扎尔斯人答应送上查士丁尼二世的头颅，阿普西玛却对他的逃匿一无所知。经过10年(695—705 A.D.)的背井离乡，查士丁尼二世的罪恶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世袭君王的高贵门第和不幸景况引起大众的惋惜，何况他们对于统治的权威心怀不满。经过他的追随者的积极运作和辛勤奋斗，他在众人的引导之下进入君士坦丁的城市和皇宫。
查士丁尼二世奖赏他的盟友并且召回自己的妻室，这样看来他不仅重视荣誉也知恩图报。特贝利斯撤离时带着搜刮到的成堆金币，高度可以用西徐亚人的马鞭去量。但就宗教信仰的观点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报复的誓言被如此彻底地履行，也就是他在黑海的狂风暴雨中立下的重誓。两名篡夺者被拖到椭圆形大竞技场，我必须就征服者的立场称他们为僭主，一名从监狱里被押过来，另一名来自皇宫。在执行死刑之前，利奥提乌斯和阿普西玛铁链绑身趴伏在皇帝宝座的前面，查士丁尼二世用脚踩在他们的颈项上面，看了大约1个钟头的赛车。这时那些善变的民众在大声喊叫着《诗篇》里的话：“他践踏毒蛇猛兽，也把狮子和恶龙踩在脚下。”他经历过人生的苦难艰辛，内心难免要激起与卡利古拉同样的想法：所有的罗马人民要是只有一个脑袋的话，那岂不是太好了!然而我敢如此表示，这种愿望与天才横溢的暴君并不相称，只要一刀砍下仇敌的头颅，报复和残忍就会自然消失；查士丁尼二世却不一样，为了发泄内心的怒气，用各种酷刑去慢慢折磨那些受害人。他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论是私人的德性还是公众的服务都无法弥补他所犯的罪行，即使服从未被篡夺之前的政府，也不见得可以逃脱迫害的魔手。
在他重新开始统治的6年期间(705—711 A.D.)，斩首的斧头、处绞的绳索和酷刑的拷架，被视为皇室最有效的工具。他最难以忘怀的仇恨还是针对切森尼人，这些蛮族羞辱他的流放生活，违背待客之道，但地处遥远的边陲为他们提供了防御的条件，至少易于逃避他的报复。沉重的税收强加在君士坦丁堡居民的身上，用来整备和供应一支舰队和军队。查士丁尼二世的命令是：“全部都是罪犯，务必斩草除根。”就把这个草菅人命的血腥任务交付给宠信的斯蒂芬，这个人以“野蛮人”的绰号而受到重用。然而就是野蛮的斯蒂芬也无法完成统治者的意愿，缓慢的攻击行动使大部分的居民都退到乡野地区，复仇的使者所能满足之处，就是掳获一些年轻男女成为奴隶，将7个德高望重的市民活活用火烧死，将20个市民投入海里淹毙，把42个俘虏用铁链绑着送回去，让皇帝亲口宣判他们的死罪。在回程中，舰队继续航向安纳托利亚岩石的海岸，查士丁尼二世赞许黑海的风平浪静，这里以往曾有数以千计的臣民和敌人发生船难事件。
然而暴君嗜血如命，毫无满足之日，第二次远征行动奉命攻占已被剥夺法律保障的殖民地，灭绝所有仅存的人。经过一段短暂的时期，切森尼人又回到他们的城市，准备作战，不惜与乡土共存亡。对于受人厌恶的弟兄查士丁尼二世，科尔扎斯汗王拒绝参加他的阵营。每个行省的流亡人员全部在陶里斯集结，巴尔达尼斯以菲利普库斯的名义另行称帝。查士丁尼二世的报复工作没完没了，皇家军队没有意愿也无能为力，为了逃避他的不悦只有弃绝效忠宣誓。舰队听命于新统治者的指挥，采取更为顺利的航程驶回锡诺普和君士坦丁堡的海港，众口喧腾十手所指都要灭此獠贼。查士丁尼二世既没有朋友又为蛮族卫队所遗弃，刺客致命的一击受到赞许，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和罗马人的美德。他的儿子在教堂寻求庇护，年迈的祖母亲自看守大门，无辜的年轻人在他的颈子上悬挂着最令人敬畏的圣徒遗物，一手抱着祭坛，另一手拿着真十字架的神木。但怒火冲天的民众竟敢无视对迷信的敬畏，也充耳不闻令人鼻酸的哭声，赫拉克利乌斯家族统治100年后终于全部灭绝。
(五)巴尔达尼斯(711—713 A.D.)、阿纳斯塔修斯二世(713—716 A.D.)、狄奥多西三世(716—717 A.D.)
从赫拉克利乌斯王朝的灭亡到伊索里亚王朝的兴起，在6年的短暂时期内出现了3个朝代。巴尔达尼斯或称为菲利普库斯，从暴君查士丁尼二世手里解救了国家，被当成英雄，在君士坦丁堡受到大家的欢呼(公元711年12月)，早期感受到诚挚和普遍的欢乐，他还能享有一段时期的幸福。查士丁尼二世留下了大量钱财，是暴虐和掠夺所获得的成果，但可以产生莫大用途的资金被后继者任意挥霍和浪费。菲利普库斯举办自己的生日庆典，在椭圆形竞技场用表演节目招徕群众，排列的队伍包括1000面旌旗和1000支号角，从那里开始通过城内的街道，护送他到宙克西普斯浴场去恢复神志的清醒，然后再回到皇宫用奢华的宴会招待地位高贵的人士，正午时分他返回自己的寝宫，陶醉在奉承和饮酒的欢乐之中。他完全忘记了这样的行为是最坏的榜样，刺激每个臣民产生难以扼制的野心，每个有野心的臣民都是躲在暗中的敌人。有些胆大包天的阴谋分子趁着节庆的混乱起事，在他能感觉到危险之前，昏睡的国君受到奇袭被敌人制服，刺瞎眼睛后被赶下帝位。然而这些叛贼也没有获得好处，元老院和人民发出自由的呼声，阿尔泰米乌斯从御前大臣的职位被拥立为皇帝，获得的称号是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公元713年6月4日)。在他短暂而多难的统治期间，他展现出和平与战争的德行。然而皇家的世系灭绝以后，服从的原则遭到人为的侵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会散布新的革命种子。
舰队发生一次叛变事件，有位名不见经传而又首鼠两端的税务官员，被迫接受紫袍登基称帝。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战争之后，阿纳斯塔修斯二世舍弃了他的权杖。但是迫使阿纳斯塔修斯二世下台的征服者狄奥多西三世(公元716年1月)最后还是屈从于权势日隆的利奥——这位东部军队的将领和皇帝。利奥的两位前任君主获得允许可以接受教会的神职，无法安于现况的阿纳斯塔修斯二世还想循前例东山再起，结果因叛乱事件而丧命。狄奥多西三世的后半生享有尊荣和安全，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最显赫的字眼“寿终正寝”，表现出哲学或宗教的信心和诚意，这种奇迹所产生的名声，长期以来保存在以弗所民众的内心深处。教堂成为极为方便的庇护所，有时会灌输仁慈和博爱的经验，但是其功能也会受到质疑，因为就公众的利益而言，受到教堂庇护固然可以减少野心未遂所要面临的危险，然而也会增加社会陷入混乱的诱因。
三、伊索里亚王朝(717—820 A.D.)
(一)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717—741 A.D.)
我已经详叙了一个暴君的败亡，应该略为介绍这个新王朝的始祖，他为后代子孙所深知的事就是不断受到仇敌的抨击。这位新王朝的创立者前后几代的公私生活都涉及教会历史指责的“圣像破坏者”，然而只要不理会迷信的叫嚣，其实就伊索里亚的利奥三世(公元717年3月25日)而言，他的性格还是会让人产生好感，或许是因为他清寒的身世和持续的统治。
其一，在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时代，期望成为君王会激起每个人心中的热情与活力，从而出现一大群竞争者，想要满足君临天下的欲望。甚至就是现代希腊人的堕落腐化和积弱不振，一个平民要从最低阶层擢升到社会的顶点，必定具有某些资格才能超越群众的水平。他对深奥的学问不是无知就是藐视，在追求机运的过程中，可能完全抛弃对善行和公正所应负的义务。我们认为利奥三世在性格上最大的长处可能是审慎和坚毅、洞察世事和人性，是善于运用手腕和计谋的高手，重要的技巧在于获得众人的信任，指导大家发挥最大的热情。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伊索里亚的土著，原来的名字叫科农。有些作家那种笨拙的讽刺手法真是对他的赞美，说他是一个到处走动的小贩，赶着一匹驴子到乡村的市集去赚取蝇头小利，接着他们用非常愚蠢的描述方式，提到利奥三世在路上遇见犹太算命人，看他相貌会成为罗马皇帝，成功的条件是要废止偶像崇拜。另一份更可信的资料提到他的父亲从小亚细亚搬迁到色雷斯，从事畜牧这个赚钱的行业，必定累积相当不错的家当，向皇家的营地供应500只羊，获得机会推荐他的儿子到军队去服务。利奥三世最早的工作是担任查士丁尼二世的卫士，很快引起暴君的注意，暴君难免也会对他的能力产生猜忌之心。他在对科尔克斯人的战争中，凭着作战的英勇和用兵的才华出人头地，后来从阿纳斯塔修斯二世的手里接掌驻安纳托利亚各军团的指挥权，在士兵的拥戴之下获得整个帝国，得到罗马世界同声的赞誉。
其二，在这种极其危险的擢升过程中，利奥三世全力应付竞争对手的羡慕和嫉妒，消除势力强大党派的不满，抵挡国外和国内敌人的攻击。正统基督教会虽然指责他的宗教改革，但只能公开声明他的态度很冷静而且处理很坚定，对于他的施政智慧和纯洁言行，还是保持沉默而又尊敬的态度。统治24年以后，他很平静地逝世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中，获得的天下能用世袭的权利传承到第三代的子孙。
(二)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穆斯(741—775 A.D.)
君士坦丁五世别号科普罗尼穆斯，是利奥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公元741年6月18日)，在位期间长达34年，带着过于鲁莽的狂热打击教会的图像或偶像崇拜。信徒已经吃尽苦头，将科普罗尼穆斯描述成带有斑点的豹、伪基督徒、撒旦的种子变成的飞龙，这个家伙的邪恶超过埃拉伽巴路斯和尼禄。他的统治是一场漫长的屠杀，不管这些对象是帝国里最尊贵的人、最圣洁的人还是最无辜的人。皇帝亲自对受害人施以极刑，测试他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听取他们呻吟和哭号的声音，纵情于血腥的欲念而毫无厌倦之时。他很高兴接受一盘割下来的鼻子当作奉献的礼物，奴仆和家臣经常被他鞭笞，施以劓刑甚或切断四肢或剜去双目。他的绰号来自他亵渎受洗的圣水和金盆，幼年的行为可以原谅，但是科普罗尼穆斯在成人以后，浪荡的享乐使他沦落到禽兽不如的地步，为了满足性欲根本无视于性别和物类，喜爱的对象不仅违反自然而且触怒人类的本能。在他的宗教信仰之中，“圣像破坏者”不是他，而是那些异端：犹太人、伊斯兰信徒、异教徒、无神论者。他对无形的权力的信仰可以从巫术的仪式、活人的牺牲、黑夜的献祭，以及礼拜古代的维纳斯和恶魔中被发现。他的一生为最受世人反对的恶行所玷污，使得身上长满溃疡，如同地狱的酷刑要让他在死前受尽折磨。
对于这些指控之辞我已耐心一一列举，有些内容实在荒谬到难以置信。记录君主平生事迹的私人秘闻逸事，由于举证困难使谎言更容易成立。我们无须采用无益的格言和谚语，说是无风不起浪，但我还是认为君士坦丁五世的确是放荡残酷的君主。中伤的毁谤之辞比起虚构的内容更易于夸大事实，俗语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还是要靠着时代和国情的经验，对于流传的不经诉求加以适当的遏制。提到那些在他的统治之下的主教、僧侣、将领和官员所受到的痛苦，人数都有记录，姓名都很显赫，当众公开行刑，带来可见和永久的伤残。正统基督徒痛恨科普罗尼穆斯本人和他治理的政府，即使他们表示出极端憎恶，也不过证明他们受到压迫。他们尽量隐藏内心的情绪以避免触怒暴君，使他没有借口或理由施展残酷的行为，但是这些外在的刺激会逐渐引燃他的愤恨，使他硬下心肠滥用专制的统治。
然而像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人物并不是毫无功绩可言的，也不是说他的治理仅仅受到希腊人的咒骂或藐视，我从他的敌人公开的声明中可以得知：他曾经修复了一条古代的供水渠道，赎回2500名战俘，整个帝国就那个时代来说非常富足，迁移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各城市的多余人口成立新的殖民地。他们用勉强的态度称许他积极和勇敢，亲自骑在马上带领军团进入战场，虽然他的军队运道时好时坏，但是在幼发拉底河和多瑙河进行国内以及与蛮族的战争时，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他始终能获得胜利。异端邪说的称誉必须放在天平上，以抵消正统教派全力的抨击，“圣像破坏者”的教派尊敬君主的德行，在他去世40年后，他们仍旧在圣徒的墓前祈祷。不知是出于想象还是谎言，流传着一种奇迹的幻影：基督徒的英雄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挥舞长矛冲向保加利亚的异教徒。正统教会的历史学家说道：“这个传说实在荒谬，科普罗尼穆斯与恶魔都用铁链绑住，留在地狱的深渊里受罪。”
(三)利奥四世(775—780 A.D.)
利奥四世(公元775年9月14日)是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穆斯的儿子和君士坦丁六世的父亲，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已经虚弱不堪，在位期间最关心的事项是决定继承的人选。臣民过分多事的热烈情绪，促使他同意年轻的君士坦丁参与联合执政，皇帝也知道自己无法振作，经过审慎的考量以后，顺从大家异口同声的要求。皇家的幼小继承人在5岁时和他的母亲艾琳一起加冕，这获得了全民的认同和批准，从每个地方的张灯结彩和隆重庆祝可以得知，不仅使希腊人的两眼为之迷眩，也使良知受到蒙蔽。政府各阶层的效忠宣誓分别在皇宫、教堂和大竞技场举行。他们向上帝的儿子和母亲神圣的名字提出恳求：“啊!基督!请您做见证!我们要照顾利奥的儿子君士坦丁的安全，奉献我们的性命为他服务，忠诚拥护他本人和他的子孙。”大家在真十字架的神木前面立誓要忠心耿耿，所有的书面保证都存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面。
但是首先发誓的人却最早违反誓言，那就是科普罗尼穆斯第二次婚姻的5个儿子，这些王子的故事非常奇特而且惨不忍睹。长子继承权使他们丧失接位的可能，不守信义的长兄利奥四世骗走他们200万镑的遗产，虚有其名的头衔不足以补偿失去的财产和权力，因此他们一再运用阴谋的手段对付他们的侄儿君士坦丁六世，这在利奥四世逝世前就已进行。他们第一次的企图得到原谅，第二次的犯行经过宣判以后，被派到教会去修行并再也不得过问世事。等到发生第三次谋逆事件，年长的尼西弗鲁斯罪大恶极，被剜去双眼，他的4个弟弟克里斯多弗、尼西塔斯、安特梅乌斯和优多萨克斯(被割去舌头。经过5年的监禁，他们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向民众展示出悲惨的景象。尼西弗鲁斯为他和4个哑巴弟弟哭诉道：
各位老乡和教友，如果我们在这样可怜的状况下，你们还能认清我们的面貌，那么请仔细看看先帝的几位儿子。敌人带着恶意总算饶了我们的性命，留下这些残缺不全的肉体。目前我们的生命又受到威胁，现在只有靠各位大发慈悲了。
要不是有一位大臣出面加以阻止，不满之声逐渐升高就会酿成一场革命。他拿奉承和希望的言辞安抚不幸的王孙，用温和的态度带着他们从圣所回到皇宫。他们很快乘船前往流放之地——雅典，在这种处于毫无希望的载送过程中，尼西弗鲁斯和他的弟弟因为渴望权力而备受折磨，后来被一位斯拉夫尼亚酋长勾引，他提出要打破监狱，带领他们得到军队的支持，称帝以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不过雅典的人民赞同艾琳的正义行动，同时也要防止她的残酷报复，何况人民对她恢复圣像充满狂热之情，这样一来，科普罗尼穆斯的5个儿子得不到任何支持，陷入黑暗的绝境永世不得超生。
(四)君士坦丁六世(780—797 A.D.)与艾琳(780—802 A.D.)
君士坦丁五世娶了一个蛮族的妻子，她是科尔扎斯汗王的女儿，但是对于他的继承人的婚姻，他的选择是17岁的雅典处女而且还是孤儿的艾琳，她唯一的嫁妆是出众的教养和才学。利奥四世和艾琳的婚礼用皇家的排场大事庆祝，身体衰弱的丈夫对她极为宠爱，事事都言听计从。他在遗嘱中封她为女皇(公元780年9月8日)，她成为罗马世界的摄政和君士坦丁六世的监护人，他们的儿子当时的年龄不过10岁。在皇帝的幼年时期，艾琳对于国事日夜不懈而且卓然有成，可说是称职的母亲。她的宗教热忱在于恢复圣像崇拜，获得圣徒的称号和荣名，一直到现在还在希腊人的教会时历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等到皇帝已臻成熟的年纪，他便难以忍受母爱的管束，听从同年龄的宠臣所提的意见，这些人已分享他的欢乐，却还怀着野心想要分享他的权力。他们称赞他的能力，举出各种理由说服他有统治的权力。艾琳为国家服务所得到的报酬，将是永久被放逐到西西里岛，有关这方面的处理获得皇帝的同意。但她的警觉和洞察力很容易地瓦解了草率的计划，严厉的处罚报复落在有关人员的身上，艾琳对于不知感恩的君王，像对小孩那样施予无情的鞭打。经过这次冲突以后，母亲和儿子各自领导着国内的两个党派，母亲已无法发挥温馨感人的爱心，儿子再也不会自动自发地顺从，她手里的链条上面绑着一个俘虏和敌人。
女皇因滥用胜利的权力遭到被推翻的命运。她坚持臣民的忠诚宣誓只适用于她一个人，也引起很多不满的声音。亚美尼亚卫队很大胆地加以拒绝，同时公开澄清，君士坦丁六世才是罗马人合法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登上世袭的帝座，艾琳被罢黜，过着孤独和安静的生活。唯有掩饰的手段才能压下傲慢的锐气，她用言辞去赞誉主教和宦官，使君王恢复孝心和亲情，在获得信任以后背叛他的托付。君士坦丁六世的为人并不缺乏见识和勇气，但是他的教育从小受到疏忽，他那野心勃勃的母亲刻意培养他的罪恶，所有的行为都是她让人在暗中唆使，好让她在公众面前加以谴责。而且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触怒了教士，他过于轻率地要求士兵严守纪律，使亚美尼亚卫队丧失了追随之心。势力强大的阴谋活动要使艾琳复位，这件秘密虽然知道的人很多，但还是忠实地保密了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皇帝怀疑自己面临危险的境地，决定离开君士坦丁堡，企图诉诸行省和军队的反击。
皇帝仓促地逃走，留下女皇处于万丈悬崖的边缘，然而在艾琳恳求儿子饶恕之前，她送出私函给那些经过她拔擢的朋友，威胁他们要赶快动手，否则她就把谋逆的事全盘托出。畏惧使他们采取勇敢的行动，在亚洲的海岸捉到皇帝，然后转送到皇宫内用斑岩建造的房间中，到那里以后他才明了真相。在艾琳的思想之中，野心已经扼杀了所有人性和天生的感情，她在血腥的会议上发出敕令，使君士坦丁六世失去登上宝座的资格(公元792年8月19日)。她派出特务袭击了睡梦中的皇帝，为了执行不共戴天的判决，用极为残暴的手段拔出佩刀挖去他的眼睛。狄奥菲尼斯有一段言辞很暧昧的文章，要让教会的编年史家相信，野蛮的行刑之后，死亡是必然的结果。巴罗尼乌斯极其权威的作品，使得正统教徒受到欺骗或是情绪得以缓和。新教徒的宗教狂热回响着红衣主教的说辞，渴望有利于圣像的女赞助人。然而艾琳瞎了眼的儿子又活了很多年，被宫廷所欺侮也被世人所遗忘。伊索里亚王朝在无声无息之中灭绝，只有他的女儿优菲洛西妮和皇帝米凯尔二世的婚礼，让人还记得君士坦丁六世的事迹。
就是信仰最为盲目的正统基督徒也要咒骂毫无人性的母亲，在历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罪恶。针对艾琳残害骨肉的行为，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是引起了17天的天昏地暗，很多船只在中午就会偏离航道，太阳这个巨大而又遥远的火球，仿佛对于围绕的行星产生怜悯之情。就在这个大千世界，艾琳的罪行5年之内不会受到惩罚，她的统治从外表看来真是繁花似锦，对于人们的谴责充耳不闻也置之不理。罗马世界躬身从命于女性的统治，她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四匹乳白色骏马的缰绳抓在4位大公的手里，他们步行在女皇金色马车的前面。她将大公的头衔赐给很多宦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暗中忘恩负义的行为，引起了公众的愤恨和轻视。他们在获得擢升和致富以后，受到信任跃升到帝国最高的位阶，非常卑鄙地阴谋反对他们的恩主。财务大臣尼西弗鲁斯在私下称帝成为她的继承人，被引导进入皇宫，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收买的教长加冕(公元802年10月31日)。在他们第一次的晤谈中，她用庄严的态度简述她一生的兴衰起伏，很委婉地指责尼西弗鲁斯的不忠不义，并且暗示她对他有不杀之恩，现在她愿意放弃帝座和财富，唯一的请求是合于适当礼仪和荣誉的退位。他的贪婪和吝啬拒绝给予应有的补偿，在被放逐到莱斯沃斯岛以后，女皇沦落到要靠纺纱织布赚取生活所需。
(五)尼西弗鲁斯一世(802—811 A.D.)、斯陶拉修斯(811 A.D.)、米凯尔一世朗加比(811—813 A.D.)
毫无疑问有很多暴君在统治期间，比起尼西弗鲁斯犯下更多的罪行，但是很少像他那样引起人民公愤。他的个性沾染着伪善、负恩和贪婪这三种最可憎的恶行，所有的缺失没有任何方面的才能可以弥补，更没有出众的资格支持才能的不足。尼西弗鲁斯在战争中不知布阵用兵而且运道乖戾，被萨拉森人击败，后来为保加利亚人所杀。就公众的看法，他的逝世带来的利益可以抵消罗马军队的毁灭而有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斯陶拉修斯(公元811年7月25日)带着重伤离开战场，虽然斯陶拉修斯当众宣告，要避免重蹈他父亲的覆辙，然而他只多活了6个月，这段时间倒是已经足够用来斥责先帝的不当之处。在他即将死亡时，皇宫总管是他姐妹普罗科皮娅的丈夫米凯尔，受到皇宫和城市所有人员的拥护，只有她那嫉妒的兄弟并不认为如此。紧紧抓住的权杖眼看着要从手里失去，使他产生了谋害继承人之心，同时怀着理想要将罗马帝国改变为民主政体，但是这种过于草率的计划，只能激起民众炽热的情绪，也使候选人无所顾忌。
米凯尔一世朗加比提前登基(公元811年10月2日)，尼西弗鲁斯的儿子在长眠之前，还得恳求新的统治者原谅他的过失。要是米凯尔一世在和平的时代登上世袭的宝座，可以像慈父那样进行统治，去世时受到称颂和哀悼。然而他温和有礼的个性只可以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没有能力去控制那些竞争者的野心，也无法抵御保加利亚人胜利的军队。他缺乏用兵的才干和获胜的希望，被士兵轻视，然而他的妻子普罗科皮娅有男子汉的魄力，倒使大家感到气愤不已。甚至就是公元9世纪时的希腊人也为女性的傲慢态度所激怒，她站在旗帜的前面，竟敢命令部队严守纪律准备迎战，要和战士的英勇行为一比高下，这时大家不受约束发出喧嚣的喊叫，奉劝这位新出头的塞米拉米斯皇后要尊重罗马营地的严肃军风。经过一场没有获得胜利的战役之后，皇帝离开色雷斯的冬营，让一支心怀不满的军队落在敌人的控制之下，他们鼓动如簧之舌说服士兵要打倒宦官的操纵，强迫普罗科皮娅的丈夫退位，确保军队选举皇帝的权利。
他们向着首都进军，然而教士、元老院和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全都拥护米凯尔一世的正统立场。亚洲的军队和财富虽然足以延缓内战的灾难，但是他基于悲天悯人(就野心分子的看法，这只不过显示出他的软弱无能)的心情郑重宣布，不应该为了争夺帝座而牺牲任何一位基督徒，于是他派出使臣将城市和皇宫的钥匙交给征服者。他的清白无辜和情愿顺服使全市解除武装，生命获得宽恕也能保全眼睛没有被剜，在逊位并与妻子分离以后，这位皇家的僧侣在宗教的环境里安享了32年宁静的岁月。
(六)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813—820 A.D.)
尼西弗鲁斯一世在位时，名声响亮而又时运乖戾的叛徒巴尔达尼斯有一次出于好奇，请教一位亚洲的先知，先知在预言他将失利败亡以后，提到他手下3位主要军官的命运，他们是亚美尼亚人利奥、弗里吉亚人米凯尔和卡帕多细亚人托马斯，说是前两位接续统治帝国，第三位的事业完全落空。这些预言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可能是已经有了这些事件才产生预言。过了10年以后，色雷斯的军营反对普罗科皮娅的丈夫米凯尔一世，皇冠就送到上面所说的那位利奥的手里(公元813年7月11日)。他在军阶中排名居于首位，也是叛变的幕后主使人，故意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态度。他的同伴米凯尔说道：“我用这把剑可以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请你登上宝座统治帝国。要是你对老战友的意见还是坚持己见不愿接受，那我就会用这把剑插进你的胸膛。”亚美尼亚人的顺从获得帝国作为报酬，用利奥五世的称号统治了7年半的岁月。
他在军营里接受教育，毫无法律观念甚至大字不识，把苛刻而残酷的军纪要求引进文职政府，要是说他的严格对无辜的人都会带来危险，那么对罪犯而言更是惨不忍睹。他在宗教方面的任性善变使他获得“变色龙”的称号，但是由于一位圣徒和告解者的呼吁，正统教会承认一位“圣像破坏者”的生命有益于共和国。他的同伴米凯尔凭借热烈支持获得了财富、荣誉和军事指挥权，可以发挥身为部属的才华，表现感恩的态度全力用于为公众服务。然而米凯尔认为他把整个帝国奉献出来，却只能分享很小一部分报酬，这无法满足自己的欲念。这种怨恨有时不慎在言语中表露出来，最后还是认定利奥五世是难以和解的暴君，终于对君王摆出威胁和充满敌意的姿态。不过，这个暴君一再试探和警告这位老战友，并且解除了他在军队中的职务，直到畏惧和愤怒超过感激之情。经过详细地审查以后，米凯尔的行动和图谋被认为犯了叛逆的罪行，对他的判决是要将他在私人浴室的火炉中活活烧死。
但是狄奥法诺皇后的妇人之仁给她的丈夫和家族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庄严的12月25日原本被定来执行死刑，她力言救世主神圣的纪念节庆会为这种极不人道的行为所亵渎，利奥只有勉强同意适当延期。他在节日的守夜里没有睡意，感到不安，这时仇敌被暂时关在监狱的小室之中，他想在深夜去探访一下，看到米凯尔被解开枷锁，躺在狱卒的床上呼呼酣睡。利奥认为他有恃无恐，可能暗中得到消息，因而起了警惕之心，虽然他用很轻的脚步退回去，但是在他进入和离开时，有一名藏身在监狱角落的奴隶注意到了他。米凯尔借口要找一位告解者求得心灵的安慰，利用他去通知其他的阴谋分子，说他们的生死存亡都靠他是否能够守口如瓶。现在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只有救出他们的朋友和国家，才能保证大家获得安全。
在这个盛大的节庆期间，有一队经过挑选的教士和圣诗歌手要到礼拜堂去参加早祷，获得允许从侧门进入皇宫。利奥像在军营中一样要求唱诗班严守纪律，因而自己对于晨间的礼拜仪式也很少缺席。阴谋分子穿着教会的服装混杂在行列之中，把刀剑藏在长袍的下面，然后埋伏在礼拜堂的四角，期待皇帝亲口诵读第一节赞美诗，这就是下手谋害的信号。灯光不够明亮而且服装都很类似，原本有利于他逃过毒手，这时阴谋分子的攻击指向一个无辜的教士，但是很快发现错误，就围在皇帝四周。利奥没有武器也没有朋友来帮助，手里抓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像野兽一样负隅顽抗要取他性命的猎人。他开口要他们大发慈悲，有人冷酷地回答道：“这是复仇的时刻，不会让你活命!”长剑一挥把他拿十字架的右手砍断，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被杀死在祭坛的前面。
(一)“结巴子”米凯尔二世(820—829 A.D.)
一个人的气运有这样大的变化真是难以想象，米凯尔二世(公元820年12月25日)的说话能力有缺陷所以绰号叫“结巴子”。他从炽热的火炉边抓住机会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之下无法找到铁匠，因此等他坐上恺撒的宝座以后，还戴了几个钟头的足镣。他的登基让皇家的血白流，对于国家真是没有一点好处，当上皇帝还是难改出身不正的下流习性。米凯尔二世对于丧失行省显得怠惰和冷漠，好像这些行省是他从祖先手里所继承的那样。托马斯是军事三人执政团里的最后一位成员，反对米凯尔二世的称帝，把底格里斯河和里海地区的8万名蛮族带到欧洲，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但首都运用宗教和军队的武器加强守备的能力，保加利亚人的国王突击东方部队的营地。不知是托马斯的命运乖戾还是实力微弱，竟然被征服者生擒活捉。叛徒的手和脚被砍掉，鲜血淋漓地被放在驴背上示众，受到大家的羞辱和谩骂。当着皇帝的面实施这种野蛮的行为，显示出社会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他不仅对这位老战友的痛苦哀求充耳不闻，还不断地用刑要找出更多的同谋和从犯。有位出于真诚(或许是心虚)的大臣提出质问：“难道你一定要相信敌人的话，认为所有的朋友都有问题吗？”这才使他停止扩大株连的行动。
米凯尔二世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在元老院的请求下，把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儿优菲洛西妮从修道院接出来，她凭着高贵的身世在婚约中提出合理的条款，要求她所生的儿子可以与长兄分享整个帝国。不过米凯尔二世和优菲洛西妮的结婚并无所出，狄奥菲卢斯是前妻所生的儿子和继承人，优菲洛西妮愿意成为他的母亲。
(二)狄奥菲卢斯(829—842 A.D.)与米凯尔三世(842—867 A.D.)
狄奥菲卢斯(公元829年10月3日)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宗教狂热或许放大了一名异端和压迫者的本领。帝国的敌人经常感受到他的英勇，臣民能够觉察到他的公正，但是狄奥菲卢斯的英勇因为过于轻敌而没有成果，自以为是的公正却极为专制且残忍。他举起十字架的旗帜对抗萨拉森人，5次远征行动所获得的成就，在最后一次重大的失利中全部化为乌有。祖先的城市和他自幼生长的阿摩里乌姆被夷为平地，在军事方面所蒙受的苦难使他得到“倒霉鬼”的绰号。统治者的智慧在于制定法律和选用官员，即使看起来他并没有任何动作，整个政府依然环绕着他，就像太阳系一样，可以以他为中心安静而守序地运转。
然而狄奥菲卢斯的公正仿效东方专制的模式，完全靠着个人的权威，没有规律可循，随着一时的理性或冲动，根本不考虑判决是否适用于法律的条款，惩罚是否合于所犯的罪行。有一名贫穷的妇人投身到他的脚前指控有权有势的邻居，也就是皇后的兄弟在府邸建起很高的围墙，遮住她矮小居处的阳光而且空气也不流通。证明确有其事以后，通常的裁定是对于原告的损失给予足够或丰厚的补偿，统治者却将府邸和土地全部判给这位妇人。然而这种过度的补偿方式还不能让狄奥菲卢斯感到满意，他的热忱将普通的违规视为犯罪的行为，不幸的大公被剥去衣冠，当众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鞭笞的处分。即使是微小的罪行或者是无心之失，都会使地位重要的官员像是郡守、财务官或卫队队长受到惩罚，他们被流放边陲或受伤残之刑，甚至被滚烫的沥青浇身或是活活烧死在大竞技场。这些极其恐怖的案例可能是出于观念的谬误或行为的任性，难免造成离心离德的作用，使有能力和智慧的市民不愿为他服务。
傲慢的国君产生自负的心理，认为是在运用他的权力和施展他的德行，地位低下的民众反而感到安全，对于居上位者面临的危险和受到的罢黜，不仅大声赞许而且幸灾乐祸。这种过分的严苛从某种程度上看反而产生了有利的后果，在经过17天仔细的验证以后，在城市和宫廷并没有发现抱怨或滥权现象，证明统治希腊人一定要施与铁腕，至高无上的审判官要基于公众的利益来决定他的动机和法律。然而对于谋逆的罪行或嫌疑，在审判时比其他的罪行更容易被确信，处理的过程也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狄奥菲卢斯对杀害利奥的凶手和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原本可以施与缓慢的报复行动，然而正是他们的罪行才能使他享受现有的权势。他的猜忌令他采用暴虐手段，牺牲一个兄弟和一位君王来保障他未来的安全。
有一位波斯人是萨珊王室的成员，被放逐到君士坦丁堡，死于穷困之中，他与平民的婚姻留下一个儿子。狄奥法布斯在12岁时得知其皇家的身世，后来他建立的功勋也能不忝所生。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接受教育成为基督徒和士兵，发展极为迅速，给他的军事生涯带来财富和荣誉，并与皇帝的姐妹结为连理，擢升的职务是指挥3万名波斯人，他们都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为了逃避伊斯兰教的征服者才来到拜占庭的。这些部队感染了佣兵的习气和宗教的狂热，竟然想要反叛他们的恩主，拥立自己的乡亲成为国王，以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忠心耿耿的狄奥法布斯拒绝接受这种建议，为了破坏叛徒的图谋，逃脱他们的掌握，投奔了皇家兄弟的营地或皇宫。正值壮年的狄奥菲卢斯被迫将帝国的继承权留给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要是他有识人之明和恢宏的气量，狄奥法布斯将是可以信任和具有能力的监护人。但是他的嫉妒和疾病激起猜疑之心，畏惧狄奥法布斯的德行会带来危险，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给孤儿寡妇造成损害。垂死的皇帝下令送来波斯王子的头颅，带着狞笑认出他所熟悉的面孔，倒在床榻上说道：“狄奥法布斯已经不在人世了!”接着用战栗的声音说道，“快了，快了，狄奥菲卢斯也会跟着步上后尘!”
俄罗斯人有关政府和教会的策略方针，绝大部分是采用希腊人的做法，直到20世纪，沙皇的婚姻还保有很特殊的制度，并没有自负和浪漫的观念，不是找来各阶层和各行省的淑女，而是只在主要贵族家庭的女儿中进行挑选，她们在皇宫里等候君主的选择。狄奥菲卢斯的结缡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他手里拿着一颗金苹果，在两列待嫁美女之间慢慢行走，他的眼睛停留在可爱的伊卡西娅身上，第一次的语言表达的确是很笨拙，君王只能说：“女色在这个世界上是祸害的根源。”她无礼地回答：“完全正确，陛下，她们也是行善的理由。”这种机智有点装腔作势也不合时宜，使得皇家的爱慕者感到不快，带着嫌恶的表情转过头去，伊卡西娅进入修道院来掩饰她所受的羞辱。
贤淑的狄奥多拉得到了金苹果，她有良好的修养值得夫君的宠爱，却无法逃避他的苛刻要求。他在皇宫的花园看到一艘吃水很深的船正向港口驶去，发现里面装着贵重的叙利亚奢侈品，完全都是皇后的财物。他的判决是将整艘船放火烧掉，用严厉的言辞谴责这种贪婪的行为使皇后堕落成为商人。他到最后已经别无选择，还是把帝国和他儿子米凯尔三世的监护权委托给她，米凯尔三世成为孤儿时只有5岁。狄奥多拉恢复圣像崇拜，使得“圣像破坏者”遭到灭绝，她的虔诚广受希腊人的爱戴，但是在宗教的狂热信仰中，狄奥多拉始终念念不忘要使丈夫获得肯定和救赎。经过13年审慎和节俭的统治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式微，很像当年的艾琳所面对的状况。她只有仿效前者的德行，并没有采取阴谋的手段夺取儿子的性命或政权，而是赶快急流勇退地去过宁静的家居生活。她虽然有点怨言但是毫无抗拒的行动，只是悲悼这位一无是处的年轻人，他那忘恩负义的行为和伤天害理的罪恶，最后还是难逃毁灭的命运。
在尼禄和埃拉伽巴路斯的继承人之中，我们迄今尚未发现有人要模仿他们的恶行。就罗马君主这样的角色而言，通常认为欢愉是人生的目标，而把德性看成欢愉的寇仇。不论身为母亲的狄奥多拉对米凯尔三世的教育是多么关切，关键在于她那不幸的儿子在成人之前就已经登基为王。野心勃勃的母亲即使费尽力气去阻止理性的进展，也不能使洋溢的热情冷却下来，这种自私自利的策略给她的回报，是倔强年轻人的藐视和不知感激。他在18岁就开始反抗她的权威，这时还未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去管理帝国和个人的言行。狄奥多拉带着尊严和智慧从宫廷中隐退，从此就是邪恶和愚行当道，这样一来要获得或保住皇帝的好感，就无法不丧失公众的尊敬。数以百万计的金银积存下来供应国家所需，被最卑鄙的宠幸任意浪费。他们纵容皇帝的激情也分享他的欢乐，他的母亲统治13年以后，他成为最富有的皇帝，任性浪费和挥霍的结果，是被迫出售皇宫和教堂最名贵的摆设。
米凯尔三世像尼禄一样喜欢剧院的娱乐，在这些方面他一直想出人头地，要是不能胜过别人就会伤心叹息。然而尼禄对音乐和诗歌素有研究，很多地方都能显示出相当的品味；狄奥菲卢斯的儿子米凯尔三世的技艺并不那么高尚，只限于大竞技场的赛车。四个党派一直在扰乱首都的安宁，仍旧能娱乐这些懒散的群众。皇帝自己穿着蓝派的制服，将其他三种敌对党派的颜色分给他的宠幸，在这种极其卑劣而热烈的竞赛中，他忘记了尊贵的地位和国土的安全。他禁止信差向他报告入侵的消息，免得在比赛最紧张的时刻转移他的注意力。在他的指示之下，连最重要的烽火也都要熄灭，这种联络的方式可以把警报从塔尔苏斯传到君士坦丁堡。最能赢得他的信任和尊敬的是技术出众的赛车手，凭借优胜的成绩他们往往能获得极为丰硕的奖赏，皇帝参加他们在家中举行的宴会以及他们儿女的洗礼。他赞颂自己能够与民同乐的时候，喜欢指责以前的君主那种冷淡和严肃的保守态度。尼禄堕落到违反自然的欲念，被他所摒弃，但他不断纵情于声色和酗酒，因而摧残了他的身体。在午夜的饮宴之中，当他的情绪为酒精所燃起，受到刺激会下达最血腥的命令，要是他还存有任何人性的情感，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只有当下属故意抗命时才能收回成命。
然而米凯尔三世个性中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对国家的宗教抱着亵渎神圣的讽刺态度。希腊人的迷信会引起哲学家的嘲笑，但是这种嘲笑出于理性而且温和。要是一名年轻人侮辱深受公众尊敬的人物，就是哲学家也会指责这种毫无知识的愚行。宫廷的弄臣被授予教长的袍服，下面还有12位大主教，由皇帝指定全部穿着教职的衣服。他们还滥用祭坛的各种圣器，在喝得烂醉如泥的宴会中，用醋和芥末调出令人作呕的饮料来代替葡萄酒举行领圣体的仪式，种种亵渎的行为再也瞒不过全市的耳目。
这一天是庄严的节庆，皇帝带着弄臣所装扮的这些主教，骑着驴子在街上行走，遇到真正的教长率领一群教士，他们就用胡闹的喊叫和猥亵的手势，扰乱基督徒庄严的行列。米凯尔三世的宗教信仰所表现的举动，只是用来违反理性的言行或是触怒虔诚的信徒，他从扮演圣母的角色手里接受剧中人物的冠冕，去侵犯一位帝王的坟墓，就是为了要把“圣像破坏者”君士坦丁的遗骨挖出来烧毁。这项变本加厉的行为使狄奥菲卢斯的儿子不仅可憎而且受到鄙视。每个市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解救在他统治下的国家，就是那时的宠臣也极为担心害怕，唯恐获得的好处会因一时兴起而被夺走。30岁的米凯尔三世醉后睡在寝宫，被人谋杀，主谋者受到拥立建立新的王朝，当初他曾被米凯尔三世提拔到掌握同样的位阶和权力。
(一)马其顿人巴西尔一世(867—886 A.D.)
马其顿人巴西尔的家谱(如果他的祖先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生子，身为后裔子孙还是会感到骄傲和自负的)就最显赫的家族而言，等于展现出革命的真正图画。阿尔萨息德斯家族是罗马的世仇，掌握东部的权杖将近400年之久，这些帕提亚国王的一个旁支继续统治着亚美尼亚，幸存的王室后裔在帕提亚人灭亡以后瓜分并且奴役这个古老的君主国。两名王室成员阿尔塔巴努斯和切利恩尼斯逃亡或退避到东罗马帝国，利奥一世把他们安置在马其顿行省，赐予丰富的奖赏和土地，让他们可以过安全而舒适的流放生活，亚得里亚堡成为他们最后的居留地。他们经过几代以后还能维持家世的尊贵地位，已经养成罗马人的爱国心和荣誉感。握有大权的波斯人向阿拉伯人开出条件，想要引诱他们回归祖国，全部遭到拒绝。然而他们过去的光荣事迹逐渐被时间和贫穷掩盖，巴西尔父亲的家产减少到只有一个小农场，一切耕种都靠自己动手，但是他拒绝有辱阿尔萨息德斯家族的血统行为，不肯与平民联姻。他的妻子是亚得里亚堡的一个寡妇，喜欢提起她的祖先是君士坦丁大帝，他们所生的小孩有皇家血统，看来还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秘密的亲戚关系，起码可以将他称为老乡。
就在巴西尔刚生下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家庭和城市都被保加利亚人占领，他像奴隶那样在异国接受教育，经过严格的训练获得强壮的体魄和坚忍的心志，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他在幼年或是年纪更大时参与罗马俘虏的救援行动，抱着同情的态度打开他们的脚镣。他们通过保加利亚向黑海海岸前进，沿途击败两支蛮族军队，登上早已安排前来接应的船只，先向君士坦丁堡回航，从那里各人再返回自己的家乡。
自由的巴西尔孤身一人毫无奥援，他的农庄毁于战争的灾难，自从他的父亲逝世以后，单靠他出卖劳力或是为人执役，无法支撑起一家孤儿寡妇的生活，因此他决定要寻找一个更能引人注目的舞台，无论是行善为恶都能有伟大的前途。他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头一天夜晚，没有朋友也身无分文，这个疲倦的朝圣客睡在圣狄奥梅德教堂的台阶上面，偶然遇到一位好心的僧侣供应他食物，同时介绍他到一个家庭去服务。主人与狄奥菲卢斯同名，也是他的堂兄弟，虽然身材很矮小，但跟随的家臣总是高大而又英俊。巴西尔陪伴他的赞助人前去治理伯罗奔尼撒地方，他所具备的长处和功绩，使狄奥菲卢斯的出身和地位都大为失色。帕特拉斯(Patras)有一位富有而仁慈的贵妇人，与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不知是出于精神还是肉体的欢娱，她收养了这位年轻的冒险家当她的儿子。丹妮丽斯送给他30个奴隶，他用她的赏赐所产生的收益来支助他的兄弟，在马其顿购买面积很大的产业。
他出于感恩或抱负仍旧为狄奥菲卢斯效力，抓住很好的机会引起宫廷的注意。保加利亚使臣的随从中有一位著名的角力手，在皇家的宴会上向最勇敢、最强壮的希腊人挑衅，巴西尔以力大无穷著称，他出面应战，蛮族的勇士第一次进攻就被摔倒在地。有一匹美丽而难以驾驭的烈马被判处割断腿筋而将要残废，巴西尔靠着技术和勇气将它制服，使他在皇家马厩获得很高的职位。不过要想获得米凯尔三世的信任就要顺从他的邪恶行为，巴西尔与皇家的侍妾举行并不光彩的婚礼，然后他想尽办法要妹妹替代这名侍妾去服侍米凯尔三世，这样才使他能够擢升成为皇宫的总管大臣。国家的行政大权全部交给恺撒巴尔达斯来处理，他是狄奥多拉的兄弟和仇敌，但女性运用手段发挥影响力，米凯尔三世被说服，不仅憎恨他的叔父，而且对他起了畏惧之心，于是借口克里特的远征行动，将巴尔达斯调离君士坦丁堡。皇宫总管当着皇帝的面，在觐见的帐幕用剑将巴尔达斯刺死。
谋杀事件之后不过一个月，皇帝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予巴西尔，让他治理整个帝国(公元867年9月24日)。他尽力维持这种并不平等的联合执政，直到他获得民众的尊敬能够巩固实力。皇帝的善变已经危及生命的安全，要是再出现第二位共治者势必暴露其低贱出身，因为他曾经在战船上当过划桨的奴隶。巴西尔谋杀他的恩主必定受到谴责，为了弥补忘恩负义和背叛谋逆的行为，他把先帝的名字奉献给一座教堂，命名为圣米凯尔，这种赎罪的做法不仅幼稚而且名不副实。
虽然巴西尔一世与奥古斯都处于不同的时代，仍然可以拿来做比较。希腊的状况不可能让他在很年轻时就起兵来反抗国家，或是放逐国家最高贵的子民。他将自己具有远大抱负的才华掩盖在卑躬屈膝的奴性之下，隐藏自己的野心甚至于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帝国的权杖，然后还能像慈父那样用智慧和爱心来进行统治。普通市民会感到他的利益与他的责任发生冲突，但要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讲求幸福而不重视荣誉，或是为了个人的光荣而牺牲公众的福利，只能认为这位君主缺少智慧或是勇气。在长期统治下，巴西尔子孙自然会编辑和出版他的传记和颂词，他们的宝座非常稳定，可以归功于祖先的丰功伟业。
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但这位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副的赞誉，就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来进行比较。被时间和先例所认可的邪恶被他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他工作时不知疲倦，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做出决定时积极而果断。他在贯彻践行时，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在与蛮族的征战中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他们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压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的叛乱所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叫克里索契尔的叛徒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他特别向上帝祈求，希望赐予恩典让其如愿以偿，有机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脑袋，不过却是因为他被自己人出卖，而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他将这头颅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这种卑劣的报复行为来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成绩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他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做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12万镑以供急需，在厉行节俭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征收丁税或贡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但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以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被授予这样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但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
皇帝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在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之间建立起很得当的平衡：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订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在改革奢侈生活后，他设立了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即使花费再多，依然获得人民的赞许并且让人极力为之辩护：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同时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等实用的建筑。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
他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也毫无畏惧地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对妨碍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经过判罪以后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民法汇编》《御法集》和《御法新编》，用希腊语摘要编成40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
狩猎的意外事件结束了他那光荣的统治，一头狂暴雄鹿的角与巴西尔的皮带纠缠在一起，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名随从前去救助，割断皮带并且将鹿杀死。坠马或者是热病耗尽了年迈国君的精力，他在家族和人民的哀恸声中他崩殂于皇宫。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实臣仆的头颅，为的是这个臣仆竟敢拔剑对付他的统治者。当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视公众的意见时，原来蛰伏在他生命之中的专制和傲慢，在最后感到绝望的时候死灰复燃。
(二)“哲学家”利奥六世(886—912 A.D.)
巴西尔一世有4个儿子，君士坦丁在父亲之前逝世，悲伤的父亲容易轻信别人，被奉承的骗子和空虚的幽灵利用。斯蒂芬是最小的儿子，献身于宗教工作，满足于教长和圣徒的荣誉，利奥和亚历山大虽然联合执政，却仅将统治国家的权力交给年长的儿子。利奥六世的名号被加上“哲学家”的美称，显得更为高贵(公元886年3月1日)。君王和智者的结合仿佛集“行”和“知”的才华于一身，真能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天性。利奥六世的表现距离这种理想的境界差得太远。他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减少激情和欲念吗？事实上他的一生耗费在皇宫壮丽的排场和仪典上，陷身于妻妾成群的习性和环境，甚至就是全心想要的仁慈和毕生追求的和平，都只能归于个性上的软弱和怠惰。他能克服自己和臣民的偏见吗？事实上他的心灵为最幼稚的迷信所污染，他的法律将教士的影响力和臣民的谬误奉为神圣之事。利奥六世的神谕以预言般的风格泄露帝国的命运，完全建立在星象和占卜的手法上。如果我们还要探索他获得“哲学家”美称的原因何在，只能说巴西尔的儿子与教会和国家的当代绝大多数人士相比，还不能算是毫无知识。他在学识渊博的佛提乌门下接受教导，皇家“哲学家”亲自动笔写出几本有关世俗和教会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只是安上他的名字而已。
然而利奥六世一再举行婚礼，家庭的风流韵事伤害到哲学和宗教的名誉。独身不婚不仅有很多好处而且是神圣的行为，这种观念的建立最早来自僧侣的教诲，希腊人很高兴地予以接受。婚姻只是人类传宗接代的工具，有一方过世以后，在世者可以寻求第二次的结合，这就显示出人类肉体的软弱，要是说它很坚强也没有错；但是第三次的婚姻会受到指责，被当成是合法的私通；第四次就是罪孽或丑闻，东方的基督徒到现在还不敢以身试法。利奥六世在统治的初期，禁止娶妾也不能给予名分，对于第三次的婚姻并没有禁止只是加以谴责。但是他求得子嗣的爱国情操和忠于家庭的爱情生活，迫得他要违犯自己颁布的法律，在宗教方面还要遭受赎罪的惩处，过去在同样的案件中他把这些规定强加在臣民身上。他在前面三次的结缡中都没有获得成果，皇帝需要一位女性的伴侣而帝国需要一位合法的继承人。美丽的佐伊进宫作为侍妾，经过验证她具备产子的能力，等到君士坦丁出生后，她的爱人公开宣布要举行第四次婚礼，意图使他们成为合法的母亲和子嗣。但是教长尼古拉拒绝给予婚礼的祝福，要同意分居才能让年轻王子得到洗礼，佐伊的丈夫抗拒不从而受到教会排斥，被禁止他参加信徒领圣体的仪式。坚持己见的僧侣丝毫不肯让步，不怕受到流放也不在乎教友的背离，对于拉丁教会的权威置之不理，即使是帝国的继承一旦发生问题带来危险，尼古拉也全都不放在心上。等到利奥六世逝世以后，新皇帝将尼古拉从流放地召回，让他负责政府和教会的行政管理事务，并用君士坦丁七世的名义颁布双方认同的诏书规定，尔后再有第四次婚姻要视为丑闻加以定罪，像是心照不宣地斥责自己的出身不正。
(三)亚历山大(912—913 A.D.)、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911—959 A.D.)、罗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919—944 A.D.)
在希腊语中，“紫色”和“斑岩”是同一个词，这种色彩有一种特性就是持久不变，根据我们的了解，提尔紫是很深的暗红色，可以染成古代的紫色。拜占庭皇宫有一个房间四壁用紫色的斑岩装饰，通常保留供怀孕的皇后使用，在这里出生的皇家小孩可以称为“porphyrogenite”，含义是“生而为帝者”。有几位罗马君王有幸获得继承人的福分，但是这个特别的绰号“波菲洛吉尼图斯”首先用于君士坦丁七世(公元911年5月11日)。他的寿命和名义上的统治时间完全一致，一共有54年之久，但在他的父亲逝世时他才6岁。利奥六世的儿子对于有些人而言，无论他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是他们的傀儡，可以任由他们欺侮他的软弱或滥用他的信任。叔父亚历山大长久以来一直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是幼主的第一位共治者和总督，他已经胜过米凯尔三世的声望，很快要经历邪恶和愚蠢，因为他的心里存有一个计划想要将他的侄儿阉割，好把帝国留给一个毫无价值的嬖幸，幸而他适时死亡才使这个阴谋胎死腹中。君士坦丁七世在后来的未成年统治期间全由他的母亲佐伊做主，7个摄政大臣组成会议或接连从旁协助，这些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满足个人的欲望，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需要，相互之间排挤和争执，无法发挥整体的力量，直到有位军官出面干预，他们全部土崩瓦解化为乌有。
罗马努斯·勒卡佩努斯从清寒的家世晋升到高阶的军职，负责指挥海上武力，虽然处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但是他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尊敬。他率领一支常胜而又受到民众爱戴的舰队，从多瑙河河口驶向君士坦丁堡的港湾，被当作人民的解救者和君王的保护人，受到大众的欢迎。他据有最高职称可以视为皇帝的长辈，但罗马努斯很快对于身居大臣却仅能拥有下属的职权表示藐视，于是僭用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公元919年12月24日)，以及整个皇家体制独立主权，保持的时间长达25年。罗马努斯的3个儿子是克里斯托弗、斯蒂芬和君士坦丁，他们都陆续获得同样的高位。合法的皇帝在这5位君王之中的位阶排名从首位降为末位，然而能够保住性命和皇冠，使他不断地夸耀自己的气运也颂扬篡夺者的仁慈。罗马努斯可以从古今的历史中找到范例来为自己的野心辩白，证明他的作为公正无私：像是帝国的实权和执法都在他的手里；还有就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私生子还能独享帝位，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侍妾所生的儿子不是被处死就是进入修道院。
从罗马努斯的表现来看，他并不具备僭主的德性或恶行。他在登极以后振奋图强可以公而忘私，等到沉溺于逸乐之中，竟然忘记要兼顾共和国和家庭的安全。他的个性温和而且信仰虔诚，尊重誓言的神圣不可侵犯、年轻君王的清白无辜、他父母的功业和人民对他们的怀念。君士坦丁七世好学和谦让的习性，不会使人产生猜忌之心，更不会被误以为喜爱权力而严加防范。书本、音乐和写作是他获得欢愉的泉源，要是他能用卖画来改善供应不足的生活津贴，要是作品因艺术家的名字而提高售价，那是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很少有君王像他一样在遭遇逆境时能够善加运用。
罗马努斯的失势完全是他自己和儿女的过错。他的长子克里斯托弗逝世后，健在的两个兄弟经常争权夺利，并且图谋对付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中午，像平常那样所有的外客全部离开皇宫以后，两兄弟带着一队武装士兵进入罗马努斯的房间，迫他穿上僧侣的服装，将他运到普罗蓬提乌斯海的小岛，那里有人口众多的僧侣。家庭发生变革的谣言激起整个城市的骚动，只有真正合法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是公众关心的对象。罗马努斯·勒卡佩努斯的儿子举棋不定，因循拖延所获得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冒险行动已经犯下大罪，只会让他们的对手坐享其成。这两兄弟的姐姐海伦娜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妻子，她泄露他们密谋要在皇家的宴会中杀害她的丈夫，或许她认为他们有这种打算。君士坦丁那些忠心耿耿的追随人员提高警觉，两名篡夺者的行动受到制止后被逮捕，被剥夺头衔贬为平民，用船送到岛上的修道院，也就是他们在不久之前用来监禁自己父亲的同一地点。年老的罗马努斯在海岸边遇见他们，不禁露出讽刺的笑容，在责备他们愚蠢无知和忘恩负义之后，就让皇家的共治者来分享他的饮水和素食。
君士坦丁七世在位已有40年，现在才获得东部世界的主权(公元945年1月27日)，后来他又统治了15年，但即使如此他的统治还是有名无实。他毫无企图心可言，一生之中从不采取行动更不会追求荣誉，研究学问使他在享受闲暇生活时能受到尊敬，却对统治者所负的重大责任毫无助益。皇帝忽略实际的施政工作，就是对他的儿子罗马努斯的教导也只是空谈理论而已。他纵情于诗酒而怠惰懒散时，将对政事的掌控全部委付给妻子海伦娜，整个政局因为她的爱好和善变而动荡不安，每位大臣的继任者更是一无是处，使前一任受到怀念。然而君士坦丁七世的出身和苦难使他受到希腊人的敬爱：他们原谅他所犯的错误；他们钦佩他的博学、他的清白无辜慈善为怀，以及他对司法正义的爱好；他的臣民在他的葬礼上表现得极为悲痛，流下真诚的眼泪。遵照古代的习俗，他的遗体被放在皇宫的大厅中供民众凭吊，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大公、元老院全体成员、教士，按着位阶的次序列队上前，敬仰和亲吻统治者冰冷的尸体。出殡的队伍朝着皇家的墓园前进，一名传令官走在前面发出严肃的警告：“注意!注意!尘世的君王已经接受上帝的召唤!”
(四)罗马努斯二世(959—963 A.D.)
有人认为君士坦丁七世是被毒死的。他的儿子罗马努斯二世(公元959年11月15日)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座，这个名字来自他的外祖父。大家怀疑20岁的王子已在期待继承帝位，由此可见他已丧失公众的尊敬。然而罗马努斯二世的问题是软弱而非邪恶，他的罪孽主要来自妻子狄奥法诺。这个女人的家世清寒卑下，个性带有男子气概，行为真是罪大恶极。君士坦丁七世的儿子没有个人荣誉和民众福祉的概念，更不知道身为皇家成员的真正乐趣所在。当两个弟弟尼西弗鲁斯和利奥战胜萨拉森人时，皇帝实在是有负人民之托，竟然把时间浪费在极其忙碌的闲混之中：早晨前往赛车场观赏当天的赛程，中午宴请元老院的议员，下午大部分时间花在网球场，这是他唯一能获得胜利的舞台，接着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细亚那边的海岸狩猎，杀死4只体型很大的野猪，回到皇宫以后，对于一天的劳累不仅满意而且感到非常骄傲。健壮的体格和英俊的容貌使他的同侪都大为失色，他身材修长挺拔，面色容光焕发，眼睛奕奕有神，肩膀宽厚强壮，长着鹰钩状的长鼻。然而即使是如此的十全十美，也不足以维持狄奥法诺的爱情，经过4年的统治以后，她将致命的药剂混在饮料里给丈夫食用，就像当年她用这样的配方夺去公公的性命那样。
(五)尼西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 A.D.)
如此邪恶的女人与罗马努斯二世的婚姻，留下了2个儿子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还有2个女儿狄奥法诺和安妮。大女儿许配给西部皇帝奥托二世；小女儿成为沃洛多米尔的妻子，他是俄罗斯的大公爵和使徒——后来她的孙女与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结婚，马其顿王朝以及阿尔萨息德斯家族的血统，仍旧保存在波旁王朝的世系里。皇后在她的丈夫逝世后，渴望用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长子和幼子的年龄分别是5岁和2岁。她立即感到帝座的不稳，用尽全力来支撑政局，女性还是无法受到尊敬，两个幼儿也无法让人感到畏惧。狄奥法诺环顾四周要寻找一位保护人，就投身到最勇敢的军人的怀抱之中。实话实说，她的心胸非常的宽大，有容人的雅量。就这位新近受宠的人物看来，她的爱情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利害关系。
世人认为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即尼西弗鲁斯二世(公元963年8月6日)，兼有英雄和圣徒的德业和功勋。就前者的特性而言，他具备的资格不仅真实无虚而且光辉耀目。他的家世非常显赫，在军事上的功绩极为卓越，无论在哪个行省担任何种职位，他的表现都使人认为他是作战勇敢的士兵，更是指挥若定的首长。最近在克里特岛进行重要的征服作战，尼西弗鲁斯的胜利使他获得荣誉的桂冠。他的宗教信仰使他成为难以被看清的角色，他穿着粗制的毛布衣服，经常斋戒守夜，谈吐非常虔诚，表示要从繁忙的尘世退隐，这些都好像是很适用的面具，可以掩饰他那危险而不能为人所知的野心。然而他利用神圣的教长发挥影响力，再加上元老院的敕令，趁着年幼的君王还未成年，受到托付指挥东部的军队，获得不受干涉和充分自主的权力。等到他获得各级领导人员和部队的听命，权威得以巩固之后，便大胆地进军君士坦丁堡，将他的仇敌全部消灭殆尽，公开宣布他与皇后的通信联系，并没有让她的儿子逊位，自己则进封为奥古斯都，据有最高的位阶和全部的权力。
那位将皇冠置在他头上的主教，竟然不同意他与狄奥法诺的婚姻。他的第二次婚礼按照教规处以一年的赎罪悔改，禁止以属灵的关系来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因此他用托词和伪证来堵住教士和民众的悠悠之口，等到登上大宝以后就丧失民心的归向，6年的统治激起外人和臣民的痛恨，尼西弗鲁斯一世的伪善和贪婪又在这位后任身上死灰复燃。我无法证实或掩饰他的伪善，但是对于贪婪这一可憎的恶行我倒是可以说几句，他不但很快受到指控，也遭到毫不留情的谴责。我们很少用精确详查财富和花费的方式，来批判普通的市民；对于管理国家财物的人，节俭通常是美德，增加税收有时成为无可避免的责任。尼西弗鲁斯二世对于世袭产业的支用，证明他有慷慨的风范，国家的岁入被严格限制用于公务。皇帝在每年春季亲率大军去对付萨拉森人，所有的罗马人可以知道他们的赋税，全部花费在胜利、征服和巩固东部的防务方面。
(六)约翰一世齐米塞斯(969—976 A.D.)
在尼西弗鲁斯二世的旗下，一位出身贵族、作战英勇的亚美尼亚人，从武士中脱颖而出，获得最突出的奖励。约翰·齐米塞斯的身材低于一般标准，但是这位矮小精干的英雄人物不仅相貌堂堂，而且雄心万丈。但皇帝的兄弟对他起了嫉妒之心，他从东部的将领这个重要军职上被降级，去担任驿站的督导官，不满的他发出怨言，受到罢黜和放逐的处分。然而齐米塞斯置身于皇后众多面首之列，经过她的讲情说项，他被允许居留在首都附近的卡尔西顿，他经常在暗中前往皇宫幽会，获得很多的赏赐。狄奥法诺很快就下定决心，要让丑陋而吝啬的丈夫早日升天。一些大胆而且深受信任的阴谋分子，藏匿在她最隐秘的私室中。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齐米塞斯和主要的帮手乘坐小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皇宫的阶梯下面登岸，皇后的侍儿投下绳梯，使他们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攀登进入大内。即使尼西弗鲁斯二世产生了怀疑，即使从朋友那里获得警告，即使他的兄弟利奥没有耽误救援的行动，在皇宫建起一座堡垒，都不能保护他免予祸起萧墙的毒手。在皇后的交代之下，所有的房门为凶手打开。皇帝睡在铺在地上的熊皮上，喧哗的闯入声音使他从梦中惊醒，30把短剑的光芒在他眼前闪耀。齐米塞斯的手上是否沾染君主的鲜血倒是不得而知，但是他抱着毫无人性的态度，乐于坐视这样的报复行动。尼西弗鲁斯二世的头颅被挂在窗户上示众，动乱受到安抚以后平息下来，亚美尼亚人约翰一世齐米塞斯成为东部的皇帝(公元969年12月25日)。
在举行加冕典礼的日子，他被大无畏的教长拒止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门外，指责他违背良知涉及叛逆和杀人的恶行，为了表示忏悔，他必须与罪孽深重的伴侣划清界限。身为妇女再三违背最神圣的义务，使齐米塞斯无法对她保持爱情和信任，当教长拿出使徒的宗教狂热来施加攻击时，这一点并没有触怒君王。狄奥法诺没有分享他登基为帝的好运，反而被他逐离皇宫丧失皇后的地位。在他们最后的会晤中，她发出暴跳如雷而又无能为力的狂怒，指责她的爱人过河拆桥和忘恩负义。她的儿子巴西尔二世在一位强势的共治者面前，保持着沉默和顺从的姿态，被她用言辞加以谩骂，用拳头加以责打，巴西尔二世公开承认她的淫乱，宣布他的身份是不合法的私生子。狄奥法诺被放逐以及地位较低的从犯遭到惩罚，才平息公众的怒火。
一位不得民心的君王即使暴毙也没有人记得，齐米塞斯的罪行因为建立丰功伟业而获得宽恕。他的挥霍比起尼西弗鲁斯二世的贪婪，对于国家可能更为不利，但是他的行为不但和蔼可亲而且出手大方，使每个接近他的人都感到愉快。他也只有在胜利的道路上，循着先帝的足迹前进。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营和战场上度过，个人的英勇举动和积极作为在多瑙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有卓越的表现，这些是罗马世界最古老的边界。他对战俄罗斯人和萨拉森人获得双重的胜利，无愧于“帝国的救星”和“东方征服者”的头衔。他最后从叙利亚班师时，提到新行省最肥沃的土地都为宦官所有时，非常坦诚而且愤慨地叫道：“我们战斗和征服难道都是为了他们？我们流血牺牲以致民穷财尽难道都是为了他们？”指责的声音在皇宫里产生回应，齐米塞斯的死亡有强烈的征兆，使人怀疑是惨遭毒毙。
(七)巴西尔二世(976—1025 A.D.)与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 A.D.)
齐米塞斯的篡夺或摄政长达12年，两位合法的皇帝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在平静的状况下长大成人。他们在幼年时代没有具备统治的能力，在伴随临朝和行礼致意时，都表现出谦恭和尊敬的态度，主要是监护人齐米塞斯在年龄上是他们的长辈，何况还建有不世的功勋。监护人没有子女，虽然野心勃勃但是不会侵犯到继承的权利，世袭的产业受到周全而忠诚的照料。齐米塞斯的英年早逝对于罗马努斯的儿子来说，不会产生好处，反而是莫大的损失。他们缺乏执政的经验，几乎有12年都像大臣的门生，不仅没有实权而且情愿如此，而这位大臣为了能延长统治的时间，纵容他们去追求年轻人所喜爱的欢乐，不愿承受政务的辛劳。在这样的一个温柔乡中，软弱的君士坦丁八世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但他的兄长感受到天才的冲动和有为的欲望，只要皱眉表示不悦使大臣命丧黄泉。
巴西尔二世是君士坦丁堡和欧洲所有行省公认的统治者，但亚洲一直受到两位资深将领的蹂躏，福卡斯和希卡勒鲁斯时友时敌，而且他们与帝国的关系，也在臣民和叛徒之间来回变换，极力维持独立的地位，还要相互竞争全力拼斗，想要成为获得胜利的篡夺者。罗马努斯二世的儿子为了对付国内的敌人，首次拔出他的佩剑，这些叛徒为合法和高傲的君王御驾亲征而胆战心寒。福卡斯在会战的前列被打下马来，不是中了毒就是中了一箭；希卡勒鲁斯两次身负锁链又能两次东山再起，现在他的余日无多，渴望在平静中结束生命。希卡勒鲁斯这位年迈的恳求者趋近宝座，他的两眼模糊步履蹒跚，倚靠在两名随从的身上。皇帝摆出年轻人的无礼态度，用充满权威的声音喊道：“这个人难道就是长久以来让我们寝食难安的家伙？”等到处死的命令被执行以后，他获得帝国的和平，但是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所获取的战利品，使皇家的门生无法安睡在宫中，他渴望获得同样的功勋。
巴西尔二世经常对萨拉森人进行长时间的远征行动，目的在于追求荣誉，老实说这对于帝国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保加利亚王国最后遭到毁灭，是从贝利萨留时代以来，罗马军队所能获得的最大胜利。然而臣民并没有向凯旋的君王大声欢呼，他们痛恨巴西尔二世的掠夺和苛刻的贪婪。有关他的功勋在描述的记录上并不完整，我们只能看出一个士兵的勇敢、坚忍和凶狠。邪恶的教育方式虽然不会压抑他的精神，却也能遮蔽他的心灵。他对于所有的学术和知识全都一窍不通，只要回想博学多才而又个性懦弱的祖父，内心就会产生很大的感慨，无论表现在外的态度是真是假，难免使他对法律和律师、文艺和学者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一个人有这样的个性又处于这样的时代，迷信成为坚定和持久的支配力量。巴西尔二世(公元976年2月10日)在少年时代初次能过自主的生活以后，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军营，都将一切奉献给虔诚的信仰，像隐士一样过着苦修的生活。他在官袍和铠甲里穿着僧侣的服装，遵守节欲的誓言，要永久弃绝酒类和肉食。他在68岁那年，还能保持尚武精神要亲自登船前往西西里，参加对抗萨拉森人的圣战。这件事因他的亡故而停止，绰号为“保加利亚屠夫”的巴西尔二世告别尘世，受到教士的祝福和民众的咒骂。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公元1025年12月)在他崩殂以后，独自掌握3年皇室的权势，或说是享用所带来的欢愉，唯一关切的事务是解决继承的问题。君士坦丁八世获得奥古斯都的头衔有66年之久，在拜占庭的历史里这两兄弟的统治为时最久，他们的事迹之乏善可陈也是首屈一指。
(八)罗马努斯三世阿吉鲁斯(1028—1034 A.D.)、帕夫拉戈尼亚人米凯尔四世(1034—1041 A.D.)、米凯尔五世卡拉法特斯(1041—1042 A.D.)、佐伊和狄奥多拉(1042 A.D.)、君士坦丁九世摩诺马克斯(1042—1055 A.D.)、狄奥多拉(1055—1056 A.D.)、米凯尔六世斯特拉提奥提库斯(1056—1057 A.D.)
5位皇帝保持直系血统的继承，历时有160年之久，赢得希腊人对马其顿王朝的忠诚，也使得篡夺者行使权力时继续承认原来的名号，这种情形曾经出现3次之多。君士坦丁八世是皇室最后一位男性，亡故以后产生一个继承断裂的新局面，何况他的统治时期比12个皇帝加起来还要长久。他的兄长过纯洁的独身生活，放弃对公众应尽的义务。君士坦丁八世自己只有3个女儿，优多西娅出家成为修女，佐伊和狄奥多拉到了成熟的年龄，还是保持处女的身份，对于两性的关系一无所知。垂死的父亲在会议中讨论她们的婚事，冷漠或虔诚的狄奥多拉拒绝结婚，不愿给帝国带来一个继承人；她的姐姐佐伊愿意奉献自己，成为帝国祭坛上的牺牲品。罗马努斯·阿吉鲁斯身居大公的高位，不仅为人文雅而且风评甚佳，被选来当她的皇夫。他对这种荣幸加以婉拒，但得到通知如果他拒绝，那就只有剜眼或处死这两条路可走。他之所以抱着勉强的态度，主要的动机是出于夫妻之情。然而他的原配非常忠诚，为了丈夫的安全和事业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等她进入修道院以后，皇家婚礼的唯一障碍也被消除了。
君士坦丁八世崩殂以后，权杖被授予罗马努斯三世(公元1028年11月12日)，无论他在家庭和外面是如何的操劳效力，同样是积弱不振而且徒然无用。48岁的佐伊过于成熟，除了纵情欢乐已没有怀孕的希望。她所宠爱的寝宫总管名叫米凯尔，是个英俊的帕夫拉戈尼亚人，最初的职业是钱币兑换商。罗马努斯三世出于感恩图报或是表示公平起见，纵容他们之间有罪的私通行为，或对于他们的清白无辜接受可有可无的保证。佐伊很快证实了一句罗马的谚语：“每一个奸妇都能毒死丈夫。”罗马努斯三世死亡之后紧接着就是米凯尔四世可耻的婚礼和登基(公元1034年4月11日)。无论如何，佐伊的愿望还是落空，她并没有找到精力充沛和称心如意的爱人，只是将一个不幸的可怜虫弄到自己的床上。他的健康和理智受到癫痫发作的损害，良知受到绝望和悔恨的折磨。那些技术最高明、能够处理心理和肉体方面的疾病的医师，受到召唤前来为他治疗。他仅有的能够逃脱身心折磨的希望是经常长途跋涉前去浴场，或是到那些最受民众爱戴的圣徒墓地去朝拜。僧侣对他的苦修都大为赞扬，除了归还权力以外(但是他能与谁恢复原有的关系？)，米凯尔寻找各种办法要为自己的恶行赎罪。就在他为忏悔而叹息祷告的时候，他那做宦官的弟弟约翰，对于他的悔恨感到可笑。约翰就是在暗中主持阴谋事件的始作俑者，能从这项罪行中获得最丰硕的成果。约翰大权在揽，运用各种手段来满足他的贪念，佐伊落得被她的奴隶掌握的下场，被囚禁在祖先的宫殿里成为俘虏。当约翰知道他兄长的健康状况已无法好转时，就将他的侄儿——另外一个米凯尔推荐进宫，别号卡拉法特斯来自父亲的职业“船舶修理者”。在宦官的安排之下，佐伊将一个工匠的儿子收为养子，这个冒牌的继承人当着元老和教士的面前，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和紫袍。
佐伊的个性是如此的软弱无能，擅权自用，米凯尔四世的过世带给新继承人自由及权力，她却因此受到压迫，4天以后，她把皇冠置放在米凯尔五世的头上(1041年12月14日)。他流下眼泪发出誓言，即使他登基为帝，仍旧是她忠诚不二的臣民。他在短暂统治期间唯一的行动，就是忘恩负义地采取卑鄙的手段对付他的恩主约翰和女皇。前者受到罢黜和羞辱使得人心大快；但佐伊是皇帝的女儿，她的被放逐引起君士坦丁堡的悲痛，开始是暗中的抱怨，最后激起公众的骚动。现在大家已经忘怀佐伊所犯的过错，等到米凯尔五世对此有所认识，为时已晚，即使最驯服的奴隶具备忍耐的习性，也会受到刺激掀起狂野和报复的怒潮。每个阶层的市民都聚集起来，这场无法镇压的暴乱延续了3天，他们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打开大门以后要迎接他们的国母。佐伊和狄奥多拉分别从监狱和修道院回到皇宫，米凯尔五世受到的惩处是被剜去眼睛或是丧失性命。希腊人第一次很惊奇地看到皇家两姐妹竟然同坐在宝座上，主持元老院的会议，或是接见外国的使臣。这种很特殊的共治只维持了2个月左右，两位统治者无论是她们的个性脾气、利害关系还是追随人员，全都南辕北辙，在暗中形成水火不容的局面。由于狄奥多拉仍旧反对结婚，毫无退意的佐伊在60岁的高龄，为了满足舆论的要求，只有勉强接受第三位丈夫，为此还遭到希腊教会的谴责。
登基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九世(1042年6月11日)，被称为摩诺马克斯，意为“单打独斗的战士”，不论是在公众还是私人的挑衅中，必定曾表现出他的英勇和胜利，但是现在他遭到痛风的折磨，身体变得更为虚弱。他的统治完全纵情于声色之娱，时间都浪费在养病和欢乐之中。君士坦丁九世当年被放逐到莱斯沃斯岛时，有一位美丽而高贵的孀妇不辞辛劳地陪在他身边，希卡勒里娜成为他正式的妻室。等到他与佐伊结婚和登基以后，她也被授予奥古斯塔的头衔和仪典，在皇宫里据有相邻的寝宫。合法的配偶(这是佐伊的体谅爱护，也可以说是自贬身份)满意于这种前所未有而又丑陋不堪的瓜分占用，皇帝出现在公共场合时，站在妻子和侍妾之间。君士坦丁九世比佐伊和希卡勒里娜活得更久，他打算要改变继承的次序，为狄奥多拉更为机警的朋友所阻止。等到他病故以后，狄奥多拉获得大家的同意，重新恢复继承的权利(1055年1月30日)，在以她的名义以及4名宦官的影响力下，和平地统治了东部世界19个月。
这些宦官有意要延长他们的权势，说服年迈的女皇提名米凯尔六世为继承人。他的称号“斯特拉提奥提库斯”宣示他的军职身份，但是他是个性疯狂而又老朽的资深军人，既不了解局势，也无法处理政务，只能成为这些大臣的傀儡。米凯尔六世登上宝座(公元1056年8月22日)，狄奥多拉不久后逝世下葬，成为马其顿或巴西尔王朝最后一位君王。对于这28年令人感到羞辱和带来毁灭的时期，我只有很快加以评述，同时也抱着敬谢不敏的态度。两个无能为力的妇女凭着她们的抉择和善变，把希腊人像一群牲口那样摆布，让他们堕落到连奴隶都不如的地步。
(一)艾萨克一世科穆尼努斯(1057—1059 A.D.)
奴性弥漫的黑夜开始发出一丝自由的光芒，至少也能表露出积极的进取精神。希腊人保存或是恢复了称号的运用，使得世袭的事功所获致的名声可以永垂不朽。对于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最后的这些王朝，我们现在已经洞悉他们的崛起、传承和联盟。科穆宁获得起源于罗马世家的荣誉，支撑起一个没落的帝国，使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免予败亡的命运。这个家族从意大利迁移到亚洲已有很久的岁月，世袭的产业位于黑海附近的卡斯塔摩纳地区。他们的一位族长有远大的志向，准备施展雄心壮志，带着挚爱和惋惜的心情，再度拜访祖先谦卑而又尊贵的居所。他们这个世系的创始者是显赫的曼纽尔，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期间，他的贡献是用战争和条约来平息东部所遭遇的困难。等到他亡故时，留下两个幼小的儿子艾萨克和约翰。曼纽尔自恃有功，就把君王的感激和恩宠传给他的后裔。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受到周全的照应，他们受到的教育包括修院的学识、皇宫的艺术和军营的操练；从担任卫士在内廷服务到指挥行省和军队，获得快速的擢升。他们手足之情的紧密结合更倍增了科穆宁家族的实力和名声，两位兄弟的婚姻使他们那古老的贵族身份更显荣耀，一位娶了保加利亚被俘的公主，另外一位娶了大公的女儿。这位大公因杀敌极多获得卡戎的名号，他就像是冥河的船夫，把这些敌人都送到地狱的深渊。
帝国士兵带着极其勉强的忠诚之心，来为马其顿王朝最后一连串柔弱颓废的统治者服务。米凯尔六世的登基对于更有资格的将领而言，不如是对个人的一种侮辱，皇帝的吝啬和宦官的无礼更加激起他们的不满。他们暗中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所集合，要不是那位资深老兵卡塔卡隆的爱国心或谦逊的美德，认为在选择君王时出身和功绩同样重要，军事会议的选举就会毫无异议地赞同年老而英勇的他。后来在大家的同意之下选出艾萨克·科穆尼努斯，这些举事的同志毫不耽搁分头进行，率领各自的骑兵中队和分遣部队到弗里吉亚平原会师。皇家卫士的佣兵部队只在一场会战中保卫米凯尔六世的帝业，他们对公众的利害关系而言只是一群外国人，基于荣誉和感恩的原则才会激起奋战的勇气。等到他们被击败以后，畏惧的皇帝恳求签订条约，温和的科穆尼努斯家族差点就接受了。但米凯尔六世的使臣泄露了他的底细，艾萨克也受到朋友的劝阻。处境孤独的米凯尔六世顺从民众的呼吁，教长宣布效忠的誓言已经作废，替他剃去头发成为皇室的僧侣，恭贺他愿意以世俗的王权来交换天国的福祉，但教士本人可能婉拒这种交换。
艾萨克·科穆尼努斯从同一位教长的手上接受庄严的加冕(公元1057年8月31日)。艾萨克一世将一把剑铭刻在钱币上，这可能暗示了他的头衔是为了征服，这一象征会令人不快，然而也可能暗示着他会拔剑对付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他的健康和精力日益衰退，积极的德性所发起的作战行动只得暂时中止，他已经感受到死亡的临近，不得不争取有限的时间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他并没有将帝国留给女儿当成她的嫁妆，无论是基于理智还是感情的考量，他的弟弟约翰都是最好的选择。约翰是个军人也是爱国分子，身为5个儿子的父亲，为世袭的继承权树起未来的栋梁。约翰一开始用谦恭的态度表示拒绝，这可能是基于谨慎和亲情的自然反应。但他的固执和坚持己见，不管怎么说，这种行为都像是要故意表现出无私的德性，让人感到迷惑。他这样做等于是抛弃了他应尽的责任，可以当作罪行来加以谴责，就是对他的家族和国家而言，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冒犯举动。约翰所拒绝的紫袍为君士坦丁·杜卡斯所接受，他是科穆尼努斯皇室的朋友，高贵的出身以及贯彻政府决策的经验和名声，更能使他锦上添花。艾萨克穿上僧侣的服装，身体的状况好转，自愿禅位以后又活了2年。他在院长的要求之下，遵守圣巴西尔所订立的规则，执行修道院最卑微的职责。但是统治的君主经常前来拜访而且态度非常恭敬，把他视为恩主和圣徒，使得他潜伏在内心的虚荣获得满足。
(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1059—1067 A.D.)、罗马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1067—1071 A.D.)、米凯尔七世帕拉皮纳西斯(1071—1078 A.D.)
要是君士坦丁十世(公元1059年12月25日)确实是帝国最有价值的臣民，那么我们要为那个时代和国家的水平低落而感到可怜，否则怎么会选择他担任皇帝。他只是寻求机会浪费时间去发表平庸无聊的演说，希望能获得“雄辩之王”的称号，这对他而言比当罗马的君主更为珍贵。等到他要执行法官的从属职能时，竟然忘记了君王和武士应尽的责任。对于成全他获得崇高地位的恩主出于良知的爱国心，他毫不珍惜。唯一让杜卡斯担心的事，是要确保子孙的权力和富贵，即使牺牲公众的利益也在所不顾。他的3个儿子分别是米凯尔七世、安德洛尼库斯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在幼小的年龄就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头衔。他们的父亲过世以后，帝位的继承权很快引起大家的竞争。君士坦丁十世把行政大权托付给他的孀妇优多西娅，却难免产生猜忌的心理，垂死的君王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要保护他的儿子免于优多西娅第二次婚姻所带来的危险，于是要她立下庄严的誓约，经过资深元老院议员做证，亲手交给教长希菲林保管。不到7个月的时间，无论是优多西娅还是国家，都大声疾呼需要一个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军人。
这时优多西娅已经属意罗马努斯·狄奥吉尼斯，把他从处死的绞台送上皇帝的宝座(公元1067年8月)。他涉及谋逆事件被发现后要面对严酷的法律，但是英俊的面容和剽悍的性格获得皇后的青睐，罗马努斯只受到很轻微的放逐处分，第二天就被召回授予指挥东部军队的重任。她要选择一位皇夫的消息尚未让公众知晓，她先是指使一名手段高明的特务，从野心勃勃的教长手里将誓约偷走，因为过去所做的承诺会暴露出她的欺骗和轻浮。教长在开始的时候坚持誓言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他所受的托付具有宗教的神圣性，但等到流传的耳语说他的兄弟将要成为未来的皇帝，他就放下心来不再犹豫，承认国家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放弃了这份重要的文件。等到罗马努斯获得皇夫的提名使他丧失希望，这时已经无法反悔和收回对公众的宣告，更不能反对皇后的第二次婚礼。然而在皇宫还是可以听到不满的怨言，蛮族组成的卫队为了维护杜卡斯家族的权益，举起他们的战斧，母亲的眼泪安抚年轻的王子，才使事态平息下来。他们的监护人罗马努斯四世现在已获得帝王的尊荣和地位，用庄严的态度提出忠贞不二的保证。以后我还会提到他的英勇善战，虽然他尽了最大努力要阻止土耳其人的进攻，但结果还是功败垂成。
罗马努斯四世的败北和被俘为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带来致命的伤害，等到苏丹将他释放，他再想要找回他的妻子和臣民已经是徒然无用之事。优多西娅赞同罗马民法最严苛的规范，一个落到敌人手里的俘虏，等于已经死去，完全丧失了一个国民应有的公私权利。在国家陷入惊慌和恐惧的状况之下，身居恺撒高位的约翰维护3个侄儿不能废除的权利，君士坦丁堡听从他的意见，帝国的都城公开宣布土耳其人的俘虏是国家的公敌，这种说法也能为边疆地区所接受。罗马努斯的国内战争不再有国外战争那样好的机运，两次会战的失利迫得他不得不屈服，获得保证可以得到公平和体面的待遇。但是他的仇敌毫无诚信或人性可言，用残酷的手段夺去他的视力，留下的伤口流血不止还继续恶化，拖了几天才让他从悲惨的状况下获得解脱。
在杜卡斯家族的三兄弟统治之下，两个弟弟只有皇帝的虚名，而优柔寡断的长子米凯尔七世(公元1071年8月)没有能力掌握罗马的权杖，他的称号“帕拉皮纳西斯”表示谴责之意，因为他重用一名贪财的宠幸，竟然“大斗进小斗出”并且提高小麦的价钱。身为优多西娅的儿子，他在塞卢斯的学院和母亲那儿受到启发，努力进修，精通哲学和修辞，但是僧侣的德行和学者的知识不仅没有使他的个性更为高贵，反而使他日益堕落。两位将领分别率领欧洲和亚洲的军团，自恃兵强马壮藐视他们的君王，也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竟敢在亚德里亚堡和尼斯称帝。这两个叛乱事件发生在同一月份，他们的名字都叫尼西弗鲁斯，但是这两个觊觎帝位的人，可以用他们的称号布里恩尼乌斯和波塔尼阿特斯加以区别：前者的智慧和勇气都有过人之处，后者只能仗恃过去的功绩和威名。当波塔尼阿特斯极其谨慎而且步伐很缓慢地进军时，他那积极进取的对手却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的城下。布里恩尼乌斯的名声显赫，他的举事获得民心的拥戴，然而他的部队不受军纪的约束，在郊区大肆烧杀掳掠。原来准备欢迎叛军的民众，现在不仅抗拒这些杀人放火的强盗，而且要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国土。
民意和舆论的改变对波塔尼阿特斯有利，他获得土耳其人军队的支持，终于接近卡尔西顿的海岸。君士坦丁堡的街道流传出一个信息：正式的邀请已经以教长、宗教会议和元老院的名义发出。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下，召集各方人员开会，保持平静和谐的气氛，讨论推举国君的有关事宜。米凯尔七世的卫队应该要驱散这些没有武装的群众，但是软弱的皇帝以谦恭和仁慈自许，愿意舍弃皇家的纹章和权柄，让尼西弗鲁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登基(公元1078年3月25日)，米凯尔七世获得的回报是僧侣的服装和以弗所大主教的头衔。他留下一个名叫君士坦丁的儿子，养于帝王之家接受教育，还有一个女儿传接杜卡斯家族的高贵血统，可以延续科穆宁王朝的继承权利。
(三)尼西弗鲁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1078—1081 A.D.)
约翰·科穆尼努斯是艾萨克皇帝的弟弟，他用举贤与能的气量拒绝权杖以后，享有崇高的地位，过着平静的生活。他的妻子安妮是一位具有大丈夫气概和见识的妇女，给他生了8个儿女，3个女儿都嫁给了家世最高贵的希腊人，这些联姻关系可以增加科穆尼努斯皇室的盟友。他的5个儿子当中，长子曼纽尔在幼年就已夭折；艾萨克和阿历克塞能够恢复家族的帝王伟业；2个最小的儿子阿德里安和尼西弗鲁斯，无须历经艰辛危难，即可以安享荣华富贵。阿历克塞在兄弟当中排行第三，最为杰出，无论在身体还是内心方面都承蒙上天赐予精选的禀赋。他们都受到通才教育的栽培，经历过机运和逆境的磨炼，靠着罗马努斯皇帝像父亲一样的照顾，这些年轻人才能免于土耳其战争的危险。然而他们的母亲以及满怀抱负的家人，受到指控犯下谋逆之罪，被杜卡斯的儿子放逐到普罗蓬提乌斯海的一座岛屿。2个儿子很快受到恩宠获得释放，分别在欧洲和亚洲与叛徒和蛮族作战，追随米凯尔七世的大业，一直到他被臣民遗弃黯然逊位。阿历克塞第一次与波塔尼阿特斯交谈时，用高贵的态度很坦率地说道：“陛下，我基于职责所在，过去只能与你为敌。上帝的旨意和群众的要求使我成为你的臣民，从我过去反对的态度，可以推断我在未来必然会忠心耿耿。”
米凯尔七世的继承人对他不仅尊敬而且信任，运用他的英勇来对付3个叛徒，他们扰乱帝国的安宁或对皇帝形成威胁。马泽尔、布里恩尼乌斯和巴西拉修斯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在于数量庞大的部队和战功彪炳的声誉。他们接连在战场被阿历克塞击败，戴上脚镣手铐被送到宝座前，在一个怯懦和残酷的朝廷，他们无论受到哪种待遇，全都要颂扬战胜者的仁慈和骁勇。然而科穆宁家族的忠诚，很快受到畏惧和猜忌的不利影响，在臣民和专制君主之间，很难产生感恩图报之情，臣民会受到权力的诱惑而成为叛徒，君主则容易被指责是刽子手。阿历克塞拒绝进军对付第四个叛徒，因为那是他的姐夫，使得过去效忠皇帝的功绩全部付之东流。波塔尼阿特斯的宠臣激起取而代之的野心，就进行莫须有的指控。两兄弟实施撤军行动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家里的妇女全部留在圣所，暴君不敢侵犯这个地点。男人骑在马上从城里冲杀出去，竖起内战的旗帜。他获得胜利的美名现在却受到冤屈，那些逐渐聚集在都城和邻近地区的士兵，全部投效到这位领袖的麾下。
共同的利益和亲属关系使得兄弟两人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过去他们依附杜卡斯皇室而无法自立，使得科穆宁家族产生争执，现在艾萨克下定决心终于使问题迎刃而解，首先将皇帝的名号和纹章授给他的弟弟阿历克塞。他们回师君士坦丁堡，采取威胁的姿态而不是选择围攻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卫队的忠贞已经被收买，有一个城门受到奇袭，乔治·帕拉罗古斯勇气百倍，据有整个舰队，他起兵反抗自己的父亲，并没有料想到会给子孙带来天大的福分。阿历克塞一世登基称帝(公元1081年4月1日)，年迈的竞争对手在修道院终了余生。这一支由不同蛮族组成的大军，只有让他们洗劫城市他们才会感到满足。科穆宁家族用眼泪和斋戒来为社会的骚乱求得赎罪和谅解，拥有帝国和宗教修行对他们而言永远并行不悖。
(四)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尼努斯(1081—1118 A.D.)
安娜·科穆宁娜是阿历克塞宠爱的女儿，曾经详尽描述这位皇帝的生平，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孺慕之情的尊敬，同时也认为他的德行可以名垂千古。公主为使读者不产生疑惑的心理，一再提出郑重的保证，除了她个人所了解的状况外，还从最值得尊敬的老兵那里，找寻各种谈话资料和书面文字，在经过30年的时间后，很多事情不仅受到忽略也为世界所遗忘。她处于悲惨的孤独状况，已经不存有希望和恐惧，叙述的事件或许真是赤裸裸的史实，比起她对父母的回忆感到更为亲近和神圣。简明的风格和笔调就可以赢得我们的信任，但是她却并没有这样做，过于讲究修辞和写作的技巧，在每一页中都透露出女性作者的自负和虚荣。阿历克塞的德行就像一团模糊不清的星云，真正的性格在其中丧失殆尽，用不朽的笔调写出的颂词和辩白，反而使我们产生猜忌的念头，要对历史学家的实情和英雄人物的功业提出质疑。无论如何，她写出明智和重要的评述，我们不能加以否认，天下板荡的时代造就了阿历克塞的悲惨和光荣，天国的正义和前任的恶行所招致的灾祸，全部在他统治的时期开始发作，给衰落的帝国带来莫大的痛苦。在东方，获胜的土耳其人扩展《古兰经》和新月旗的统治，他们的马蹄跨过波斯直到赫勒斯滂海峡；在西方，遭受骁勇善战的诺曼人冒险犯难的侵略，获得和平以后也不过片刻工夫，新来的族群又从多瑙河倾巢而入，他们的习性极为暴虐以致遭受相当的损失，但是熟悉战争的技巧以后获得更大的报酬。海洋也和陆地一样充满敌意，边疆受到明火打劫的敌人不断进犯的同时，皇宫也为暗中的叛逆和阴谋活动而困扰不堪。
拉丁人在一个偶发状况下高举着十字架的旗帜，欧洲的力量开始向亚洲涌入，君士坦丁堡几乎被这股奔腾的洪流冲垮，阿历克塞在暴风雨中运用技术和勇气牢牢掌控着这艘帝国之舟。他率领军队采取大胆的行动和熟练的策略，忍受辛劳困苦使作战态势向有利于帝国的方面发展，用百折不回的勇气从败北中重振胜利雄风。军营的纪律已经恢复，领导者的身教和言教创造出新一代的人民和士兵。阿历克塞以容忍的态度和狡诈的手段与拉丁人打交道，用洞察世事的眼光探索一个未知世界的新体制。后面我还要详述这个最高指导方针，在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中，能够平衡宗教捍卫者的利益和热情。在长达37年的统治期间，他对于敌手的嫉妒和猜忌，不是加以制服就是给予原谅。公众的法律和私人的秩序都已恢复常态，创造财富和技艺的行业都受到大力的培育。帝国在亚洲和欧洲扩张疆域，科穆宁王朝的权杖被交到他的后裔手中，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然而时代的困境使他的性格呈现出若干缺失，他的事迹难免要受到公平的谴责，有的地方可能过于吹毛求疵。他的女儿对一个临阵脱逃的英雄，经常给予过度的赞誉，难免会引起读者的嘲笑。他面临的处境是实力衰弱，事事都要审慎小心，使人误以为他缺乏作战的勇气。同时他的政治手腕被拉丁人贴上欺骗和伪装的标签。男性血亲和女性姻亲的旁支都在不断增加，兴旺的家族可以使宝座更为光彩夺目，也可确保继承权利的安全无虞。但皇室人员的奢华生活和傲慢态度，不仅触怒了教长也耗尽了岁入，对于悲惨的人民更是最大的侮辱。
忠实的证人安娜说他为了关心公众的生计，自己无法过幸福的日子，健康受到损害。在他那漫长而又严苛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容忍到达极限，阿历克塞在逝世之前，已经失去臣民的爱戴和尊敬。教士不会原谅他运用神圣的财物去保卫国家，却也称许他在神学知识方面的渊博，以及对正教信仰的狂热精神，而且他用言辞、著作和刀剑来保卫正统教会。希腊人的迷信使他的品格随之堕落，从而可以看出他的人道思想产生一些矛盾的原则：例如皇帝为贫穷和残疾的人员建立一所医院，也曾下令将一名异端分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广场活活烧死。甚至就是他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德行，是否真实不虚也让人感到怀疑，何况这些人终生追随着他，深受他信任。在他临死之前最后的时刻，受到妻子艾琳的压迫要改变继承顺序，他抬起头来，为着这个世界的空虚发出虔诚的祈祷。皇后气愤的回答可以当作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你这一辈子到死都是个伪君子。”
(五)约翰二世卡洛约哈尼斯(1118—1143 A.D.)
艾琳的意愿是要自己所喜爱的女儿安娜公主取代尚存于世的几位儿子之中的长子。安娜通达人情世故，不会拒绝戴上皇冠以及随之而来的重责大任。他们家乡的亲友则要维护男性继承的次序，合法的继承人从父亲的手里取走刻有皇家印记的指环，至于皇帝是昏迷不省人事还是尚有知觉也就在所不计，这样一来帝国就服从于皇宫的新主人约翰二世(公元1118年8月15日)。安娜·科穆宁娜受到野心和报复的刺激，要用阴谋的手段夺取兄弟的性命。她的丈夫出于畏惧或顾忌，使得这个企图无法得逞。她满怀热情地大声疾呼，自然界对于两性的能力发生误植，布里恩尼乌斯怎么会被赋予妇人的个性。阿历克塞的两个儿子约翰和艾萨克，能够维持手足的和谐之情，是他们这个家族遗传的德性。弟弟艾萨克满足于“塞巴斯托克拉特”的头衔，高居于一人之下的地位，不过无法分享皇帝的权柄；约翰则幸运地将长子继承权的要求和功勋结合起来，他有着黝黑的肤色、粗犷的面容和矮小的身材，让人联想到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号卡洛约哈尼斯，本义为“英俊的约翰”，感激的臣民认为他的“心灵”配得上这个美名。
等到安娜的谋逆事件被揭发以后，根据法律的规定她要丧失性命和家财。皇帝的仁慈饶了她一命，但是他查看安娜的宫殿充满华丽的装饰和金银财宝后，就把丰硕的抄家收获赏赐给一些功劳显赫的朋友。阿克苏是约翰最受尊敬的友人，他的家世源于土耳其后裔的奴隶，竟敢婉拒皇帝的礼物，还要为罪犯求情，心胸开阔的君主赞誉宠臣的德行，也效法他的举动，于是一个受到伤害的兄弟所提出的谴责或抱怨之词，成为犯下滔天罪行的公主仅有的惩罚。这种仁至义尽的风范使他在以后的统治期间，从未受到谋逆或叛乱的困扰。约翰为贵族所敬畏，也为人民所爱戴，无须为降低身份去惩治或宽恕出于个人利害的仇敌而感到痛苦。
约翰的统治长达25年，罗马帝国在这段时期内废止了死刑，人道主义的理论家最感快慰之事，莫过于创制施行仁政的法律，但是在一个庞大而充满恶习的社会中，在实行的时候难免要与公共安全发生矛盾和冲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保持贞节、俭省的习性和清淡的饮食，贤明的马可对于继承人那种朴实无华的德行也不会漠然视之，这些是出自本性，并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养成的。约翰认为拜占庭宫廷的富丽堂皇，完全是对人民的压榨，也为理性的眼光所藐视，所以他抱着不屑为之的态度，要尽量减轻这方面的负担。在这样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清白无辜的人无须感到畏惧，身怀一技之长的人的前途充满希望，根本不用设置监察官这种暴虐的职位，对于君士坦丁堡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的习俗和风气，凭着他的作为可以逐步进行有目共睹的改革。这种实事求是的性格唯一的瑕疵，也是高贵心灵的脆弱之处，就是喜爱战阵和军事的光荣。“英俊的约翰”经常发起远征的行动，但根据作战的原则有其必要，那就是要把土耳其人驱离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伊康的苏丹被限制在他的首都不敢轻举妄动，蛮族都被赶进山区，亚洲那些滨海的行省获得解放，能够享受为时短暂的幸福。从君士坦丁堡到安条克和阿勒颇，他率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向前迈进，在这场圣战的无数次围攻和会战中，一个希腊人崇高的尚武精神使得他的拉丁盟友感到极为惊讶。他开始怀着伟大的抱负要恢复帝国古老的疆域，像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边界、叙利亚的主权和耶路撒冷的征服，一直萦怀在他的心头。然而一桩奇特的意外事件，使得他丧失性命也断送了公众的幸福。他在阿纳扎布斯山谷猎取野猪，掷出的标枪留在凶狠野兽的身上，在搏斗当中一支染毒的箭矢从箭囊里掉出来，他的手被划破一个很小的伤口产生了坏疽，这使科穆宁王朝最伟大的君王命丧黄泉。
(六)曼纽尔一世(1143—1180 A.D.)
“英俊的约翰”两个年长的儿子早已夭折，还有艾萨克和曼纽尔承欢膝下，他基于判断或出于私情要让幼子接位，垂死君主的选择获得军方的同意，他们对曼纽尔在土耳其战争中英勇的表现极为赞许。忠心耿耿的阿克苏急忙赶回都城，要确使艾萨克本人受到很礼遇的监禁，同时用200磅白银购买礼物，送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主要神职人员，在为皇帝举行的神圣仪式中，他们的发言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曼纽尔在资深老兵和挚爱部队的簇拥之下，立即回师君士坦丁堡，他的兄长艾萨克也就默认“塞巴斯托克拉特”的头衔。臣民对于新任君王曼纽尔一世(公元1143年4月8日)的高大身材和军人气概表示赞美之意，带着轻信的态度接受令人感到喜悦的承诺，说曼纽尔一世兼有老年人的智慧和稳重以及年轻人的活力和干劲。在他统治下的帝国让大家有非常清楚的认知，积极进取的作为已超过先帝，才华又与他的父亲不分轩轾，然而约翰乐于交友的优点已随之而去。37年的统治始终在从事一场持续不断和变化多端的战争，用来对付土耳其人、基督徒以及越过多瑙河来自草原的各种游牧民族。曼纽尔一世的军队被运用在陶鲁斯山脉、匈牙利的平原、意大利和埃及的海岸以及西西里和希腊的海域，谈判仲裁的影响力从耶路撒冷延伸到罗马和俄罗斯，拜占庭帝国有一阵子成为亚洲和欧洲强权所尊敬或畏惧的对象。
曼纽尔一世虽然在东方的奢华环境中接受教育长大，却像士兵一样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生平的事迹除了英格兰的理查德一世和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以外，很少有人够格与之相提并论。谈到他在武艺方面的实力和技能，虽然雷蒙(Raymond)号称安条克的赫拉克勒斯，但还是无力挥舞希腊皇帝使用的长槊和盾牌。有一次举行著名的马上比武大会，他骑着一匹烈马进入赛场，首次对阵就战胜两名强壮的意大利武士，第一位是在冲击的奔驰中被打下马来，另外一位只有不战而退。他的朋友和敌人同样担忧，前者是顾虑到他的安全，而后者则关心自己。有次他把埋伏的兵力安置在树林里，就冒着危险骑马前去找寻敌军，只有他的兄弟和忠诚的阿克苏陪伴在身边，阿克苏无论在任何状况下都不愿离开他的君王。经过一场为时甚短的交战以后，18名骑士不敌逃走，但是敌人的数量不断增加，援军的前进缓慢而且极为惧怕，曼纽尔一世从500名土耳其人的骑兵队中冲出一条血路，全身没有受到一点损伤。在一场对抗匈牙利人的会战中，他对于部队的行动缓慢感到不耐，从纵队的前面攫取一面鹰帜，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冲过正好分隔两军战线的桥梁的人。就是在同一个国度，等到他的部队渡过萨沃河以后，他就把船只全部打发回去，下达命令给部队的指挥官，他要忍受痛苦留下来征服这片带有敌意的土地，否则的话“不成功就成仁”。在科孚的围攻作战中，皇帝的座舰后面拖着一艘被俘的战船，他站在高高的舵楼上，正对着来势如雨的标枪和石块，只有一面大盾牌和飘动的船帆提供掩护。要不是西西里的水师提督吩咐他的弓箭手要尊敬这位英雄人物，他逃不过大难临头的死亡。
据称有一天曼纽尔一世亲手杀死40个蛮族；他的马匹后面拖着4个土耳其战俘回到营地，他用绳索将他们绑在座鞍的圆环上；他甚至到队列的前排去挑战或接受一场单对单的搏斗，那些像巨人一样的勇士要与他交锋，不是被无敌的曼纽尔一世用长矛贯穿身躯，就是被他用长剑砍下头颅。流传的故事提到他的事迹，种种的模式很像抄袭自骑士的罗曼史，难免要让人怀疑希腊史书的真实性。我不会替他们的信誉辩护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然而他们的编年史有长篇大论的记载，要是这种夸张的说法非常熟悉，那我会特别指出，成为刻意描述对象的君王只有曼纽尔一世。他的英勇犹如奋不顾身的士兵，并没有兼具将领的用兵素养或明智审慎。他的胜利并没有产生任何长远或有益的征服，对土耳其作战所获得的桂冠，毁弃在最后一次时运乖戾的战役中——在皮西底亚山区，他率领的大军全军覆没，心胸开阔的苏丹让他仅以身免。
曼纽尔一世最奇特之处在于他的性格，是勤劳与慵懒、强壮和柔弱的对比和变化。他在战争中几乎不知和平为何物，处于和平的岁月时显然没有进行战争的能力。他身处战场就睡在骄阳之下或雪地之上，发挥个人和马匹的耐力坚忍从事最长距离的行军，面带笑容分享军营的饮食并且禁绝酒类。而只要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就立即顺从自己的欲念过起奢华的生活，他的衣着、饮食和宫殿所耗用的经费，远超过前面几位皇帝的限度。整个夏日都无所事事，悠游在普罗蓬提乌斯海风景宜人的岛屿上，与他的侄女狄奥多拉陷入乱伦之恋。
一位黩武好战和放荡淫乐的君王会产生双重的费用，耗尽国家的岁入，只有加重人民的税负。在最后一次土耳其战役的悲惨情势下，他从一名绝望士兵的口里听到最为苦涩的指责。他为了解渴，抱怨泉水中混杂着基督徒的鲜血，在队伍里有人大声说道：“啊，皇上，你又不是第一次饮基督徒臣民的鲜血!”曼纽尔·科穆尼努斯结过两次婚，分别是日耳曼贞节贤淑的贝尔莎或艾琳，以及美丽动人的玛丽亚，她是安条克的法兰西或拉丁公主。头一位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许配给匈牙利王子贝拉，用阿历克塞的名字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等到完成他们的婚礼，就会把罗马人的权杖转移到一个喜爱自由和黩武好战的蛮族。但是安条克的玛丽亚给曼纽尔一世生了一个儿子，成为帝国的指定继承人，贝拉被剥夺长子继承权，同时也失去了所应许的新娘。然而匈牙利的王子恢复他的姓名和他父亲的王国，展现出的丰功伟业使希腊人感到懊悔和羡慕。玛丽亚的儿子被取名为阿历克塞，曼纽尔一世的逝世使科穆宁王朝的光荣随之而去，阿历克塞二世(公元1180年9月24日)以10岁的年龄登上拜占庭的宝座。
(七)阿历克塞二世(1180—1183 A.D.)、安德洛尼库斯一世(1183—1185 A.D.)
阿历克塞一世两个儿子的手足之情，有时还是会被利益和感情的冲突蒙蔽，身居塞巴斯托克拉特的艾萨克有争夺大宝的野心，激起逃亡和反叛的行动，约翰二世的坚定和仁慈却给予他改正的机会，将其赦免。艾萨克的错误为时甚短而且情节轻微，特拉布宗的皇帝都是他的儿孙，约翰是他的长子，竟然抛弃他所信奉的宗教。他的伯父约翰二世极为不满，发出威胁的言辞，这种不知是否真有其事的侮骂激起他的震怒，他就离开国土逃到土耳其人的营地。他的背教改信获得苏丹的赏赐，后者将女儿嫁给他为妻，享有契列比或贵族的头衔以及皇家产业的继承权。在15世纪时，穆罕默德二世夸耀他的皇室血统来自科穆尼努斯家族。
安德洛尼库斯是约翰的弟弟，同样是艾萨克的儿子和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的孙子，是那个时代名声最为响亮的人物之一。他那些冒险犯难的事迹形成传奇故事的主题，为了证明他相继赢得3位皇室出身的贵妇人的芳心，我有责任要详细描述这位幸运的爱人。强壮和英俊在他的身上形成最匀称的比例，虽然举止谈不上文质彬彬，却表现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此外他还拥有刚毅的面貌、高大的身材、运动员的肌肉和军人的风度。他靠着节制的饮食和不断的运动，到了老年还能保持健康和活力。一片面包和一杯水经常是他晚餐唯一的食物，如果他吃到野猪肉和鹿肉，也为自食其力感到骄傲，这是辛劳的追猎应得的成果。他精通各种武器的运用，根本不知畏惧，善辩的口才能说服他一生所遇到的所有人物，也能应付所有的状况。他的风格很像圣保罗，虽然没有那样的实事求是，但还是很合乎潮流，要是他的行为酿成灾祸，他会专心一意谋求解决，运用头脑想出办法，亲自动手贯彻履行。
约翰二世崩殂之时，他还是个年轻人，随着罗马军队撤退，行军通过小亚细亚时，不知他是受到欺骗还是遭遇意外，竟然独自在山区里漂泊，这个高明的猎手被一群土耳其猎人包围，在没有选择或自愿的状况下成为苏丹的战俘，受到一段时间的拘留。他那出众的德性和放纵的恶习，使他得到堂兄曼纽尔二世的赏识，能够分享对方的冒险和欢乐。就在皇帝与他的侄女狄奥多拉住在一起，乱伦的行为已经众所周知时，优多西娅是狄奥多拉挚爱的妹妹，受到安德洛尼库斯的勾引而打得火热。优多西娅不受礼法和地位的约束，乐意成为他的侍妾，不论是在皇宫还是军营都能找到证人，他们亲眼看见她睡在爱人的怀抱。她陪伴安德洛尼库斯前往西里西亚出任军事长官，在这里他第一次把勇敢和鲁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他用无比的热情迫使部队围攻莫普苏埃斯提亚，白天进行大胆的攻击，夜间则沉醉在歌舞声色之娱中，一帮希腊的喜剧演员成为随员中最受重视的团体。这时警觉性很高的敌人发起出击行动，奇袭安德洛尼库斯。他的部队一时大乱四散奔逃，这时他用所向无敌的长矛，贯穿亚美尼亚人厚重的阵列。
等他回到设在马其顿的皇家营地时，他就受到曼纽尔二世的笑脸相迎和私下的斥责，对于这个未能获得胜利的将领，曼纽尔二世将纳伊苏斯、勃兰尼塞巴和卡斯托里亚这几个公国赐给他作为酬劳或安慰的礼物。优多西娅仍旧随着他到处移动。在一个深夜，她那些愤怒的兄弟对他们的帐幕突然发起攻击，急着要用他的鲜血来为她的耻辱赎罪。安德洛尼库斯有胆大包天的气魄，拒绝她的劝告——穿上妇女的衣服来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从卧榻上面非常勇敢地跳起来，拔出佩剑，从大群凶手中杀出一条血路。安德洛尼库斯早已犯有忘恩负义和大逆不道的行为：像是他与匈牙利国王和日耳曼皇帝，一直保持卖国求荣的通信联系；在可疑的时刻，他手里拿着剑、戴着拉丁士兵的面具接近御帐，坦承怀着对深仇大恨的敌人进行报复的意图；同时他还不假思考地赞许自己的坐骑有飞快的脚程，是逃走和确保安全最有用的工具。国君尽量掩饰对他的怀疑，但是等到战役结束，安德洛尼库斯遭到逮捕，被关进君士坦丁堡皇宫戒备森严的高塔。
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大约有12年，严密的看管使他感到极为痛苦，始终渴望自由的行动和欢乐的生活，不停激起他要逃离这座高塔的决心。他在孤独之中经常处于沉思的状态，注意到小室的角落有一些破裂的砖块，他将之搬开，逐渐拓宽通道，发现一个黑暗而且被人遗忘的凹间，于是他钻进这个洞穴，并且把剩余的食物也带过去，再将砖头放在原处，很仔细地擦去所有的痕迹。等到守卫巡视的时候，发现狱室中寂静无人顿时大为惊诧，带着羞愧和畏惧的心情向上面报告了不可思议的越狱。皇宫和城市的大门立即关闭，对各行省下达严格的命令要抓回逃走的犯人.他的妻子被怀疑出力帮助，也被关进这座高塔。她在深夜看到一个幽灵出现，认出是自己的丈夫，他们分享他藏起的粮食。一个儿子就是这次暗中晤面的成果，这是他漫长的囚禁中唯一的安慰。看管一个妇女，狱卒的警觉心就会松弛，囚犯才能完成真正的脱逃，当他被发现以后又被抓住，全身脚镣手铐被送回君士坦丁堡。
最后他又找到获得自由的方法和工具，家中有个小厮将守卫灌醉，找到机会将钥匙按在蜡上获得模型，经过友人花费很大的力气，将复制的钥匙和一卷绳索放在一个猪头的下面送进监狱。安德洛尼库斯鼓起勇气并用百折不回的精神，运用这些可以获得自由的工具，打开牢门从高塔垂吊而下，白天躲在树丛里，到了夜间就爬过御花园四周围绕的高墙。一艘船已经准备好来接应，他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儿女，解开身上的脚镣手铐，骑上一匹快马，直接朝着多瑙河的方向疾驰。在色雷斯的安基阿卢斯，有一位义薄云天的朋友供给马匹和金钱。他渡过多瑙河，很快穿越摩尔达维亚的旷野和喀尔巴阡的山区，几乎要抵达位于波属俄罗斯的小镇哈利兹，结果被一股瓦拉几亚人在途中拦截，他们决定将这个重要的逃犯送回君士坦丁堡。他保持镇静和不动声色的态度，使自己再度从险境中逃脱。夜间他从马背下来以后就开始装病，获得允许可以不与他们的队伍睡在一起，他将一根长手杖插在地上，将帽子和上衣挂在上面，然后偷偷溜进树林。瓦拉几亚人看到这个背影，一时之间认为他还留在原地。他从哈利兹被很隆重地接引到基辅，大公爵的府邸设在此地，狡诈的希腊人很快获得耶洛斯劳斯的尊敬和信任。
无论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有多么不同，就他的性格来说真是无往不利，在森林里追猎麋鹿和黑熊时，蛮族都称赞他的体力和勇气。曼纽尔二世请求俄罗斯君王加入他的军队侵略匈牙利，对于身在北部地区的安德洛尼库斯，皇帝答应宽恕他的罪行，只要他能促成此事。安德洛尼库斯发挥他的影响力完成了重要的使命，他私下拟定条约，一方在签署以后愿意忠诚地信守誓约，另一方则故意忘记不予理会。这时他率领俄罗斯骑兵部队，从玻里斯提尼斯河向着多瑙河进军。曼纽尔二世虽然还是怀恨在心，看到他的堂弟这种豪迈和放荡的性格，难免产生怜惜之情，等到夺取泽姆林就下令给予他全面的豁免，因为只有他的英勇仅次于皇帝。
安德洛尼库斯恢复自由回到故土以后，他的野心马上又死灰复燃，自己首当其冲地遭到不幸，最后也给国家带来灾难。对于科穆宁家族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男性而言，曼纽尔二世的女儿是一个阻力很小的障碍，但是她已经被许配给匈牙利的王子，使很多贵族丧失希望也引起皇室的成见，难免受到大家的反对。等到要对长子继承权效忠宣誓时，只有安德洛尼库斯大声疾呼要维护罗马姓氏的荣誉，拒绝承认这不合法的婚约，很勇敢地提出抗议反对收养一个外国人。他的爱国心触怒了皇帝，在他提到这件事并引起民众反感以后，皇帝立即免除他的觐见，给予保持颜面的放逐，让他到西里西亚边区出任位阶居次的军事长官，被赋予全权可以支配塞浦路斯的税收。担任这样一个职位，亚美尼亚人再度验证了他的勇气，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玩忽职守。一个背叛者还没弄明白安德洛尼库斯的作战方式，就被他从马背上打下来，差点被他用未遇敌手的长矛戳死。
然而安德洛尼库斯立即发现一个更为容易和愉快的征服方式，美丽的菲利芭是玛丽亚皇后的姐妹，也是普瓦图的雷蒙的女儿，雷蒙是安条克的拉丁君主。为了菲利芭，他把自己的职守抛诸脑后，将整个夏季都花在舞会和马上比武上。菲利芭为了爱人，愿意牺牲她的贞操、声誉和门当户对的婚姻。愤怒的曼纽尔二世痛恨家庭的荣誉受到侵犯，不让他再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安德洛尼库斯遗弃轻浮的公主，让她长吁短叹终日以泪洗面。这时他带着一帮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前往耶路撒冷朝拜圣地。他凭借家世出身、军事声誉和宗教狂热，公开宣告是护卫十字架的斗士，很快就让教士和君王都受到蛊惑，希腊的君主委派他担任贝里图斯的领主。这个地方位于腓尼基的海岸，有一位年轻漂亮的王后住在邻近地区，不但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族人。狄奥多拉是阿历克塞一世的孙女，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的遗孀，她在拜访的过程中爱上了这个亲戚，受到他的诱奸成为第三名被害人，公开的丑闻比起前面两名更为羞耻。皇帝仍旧渴望报复，那些在叙利亚边疆的臣民和盟友，不断施加压力要抓住这个逃犯，并且要把他的眼睛给挖出来。他留在巴勒斯坦已经不再安全，温柔的狄奥多拉让他知道已陷入险境，陪伴他一起逃走。现在整个东方全都认为耶路撒冷的王后是向他献媚的侍妾，两个私生子是活生生的证据，说明她的个性是如此的软弱和痴迷。
大马士革是他最早的庇护所，提到伟大的努尔丁和他的手下萨拉丁，就他们的立场和作为而论，迷信的希腊人应该学会去尊敬伊斯兰教徒的德行。他以努尔丁友人的身份去访问巴格达和波斯的宫廷，经过长途跋涉绕着里海和乔治亚的山区走了一圈以后，最后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中间，这些人是东罗马帝国的世仇大敌。科隆尼亚的苏丹非常友善地款待了安德洛尼库斯、他的情妇和那帮无家可归的凶徒。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惠，他经常入侵特拉布宗这个罗马行省，抢劫战利品和掳走基督徒，每次都能满载而归。在这些冒险犯难的故事里，他喜欢把自己比作大卫，经过长久的放逐，能逃过恶人设置的罗网。皇家的先知(他竟敢为自己加上这个头衔)藏匿在犹地亚的边界，处于流亡的悲惨状况下竟能够杀死一个阿马莱基特人，还对贪婪的纳巴尔提出威胁要取他的性命，对自己的能力感到极为满意。科穆宁家族王子游历的范围非常广阔，能把他的姓名和宗教所获得的光荣遍布整个东方世界。希腊教会批准一项判决，无法无天的浪子已经背离宗教的理念，虽然证实他受到逐出教门的处分，但是他从未弃绝基督教的信仰。
安德洛尼库斯保持高度的警觉，逃避或是击退皇帝公开和暗中的迫害，但因为他的女伴被囚，终于使得自己也落入陷阱。特拉布宗的总督突击狄奥多拉的计划获得成功，耶路撒冷的王后和她的两个儿子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在失去他们以后，他要忍受放逐生活漫长而又孤独的痛苦。这名流亡者不断哀求，获得最后的谅解，于是投身在统治者的脚下，皇帝为降服桀骜不驯的人物而感到满足。他俯伏在地上，声泪俱下地悔恨过去一再反叛的罪行，也不敢擅自站起来，除非有信仰虔诚的臣民用暗中环绕着他颈脖的铁链，把他拖到宝座的前面。这种非比寻常的忏悔在集会中发生效用，激起大家的惊愕和怜悯，教会和国家都饶恕了他的罪孽。曼纽尔二世还是不太放心，就将他的住处安置在离宫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是本都的小镇伊诺伊，位于黑海的海滨，四周是茂密的葡萄园。曼纽尔二世逝世和幼主登基所造成的混乱，很快使他的野心有机会得以施展，皇帝不过是12岁或14岁的儿童，没有治理国家的勇气、智慧和经验。他的母亲玛丽皇后，将她自己和政府交给一个有着科穆宁姓氏的宠臣；皇帝的姐姐是另一位玛丽，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人，有恺撒的头衔，使用阴谋手段对付她那讨厌的后母，最后还激起一场叛变。所有的行省无人治理，首都陷入刀兵的火海，不过几个月的恶行和软弱就颠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秩序。
君士坦丁堡燃起一场内战，两个对立党派在皇宫的广场上进行浴血的搏斗，叛贼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抵挡正规部队的围攻作战。教长尽力运用诚挚的宗教热忱去治疗公众的创伤，最受尊敬的爱国人士都在大声疾呼，皇帝需要一位监护人，对于引起灾难的始作俑者进行报复，大众异口同声地赞誉安德洛尼库斯的才能和德性。他在隐退之地，对于誓言的神圣责任装出要慎重考虑的模样：“要是皇室的安全或荣誉受到威胁，我要用最大的能力去揭发和反对这种错误和灾祸。”他在与教长和大公的通信中，很适当地引用大卫的《诗篇》和圣保罗的书信，很有耐性地等待全民的呼吁，他们请求他去解救国家所遭受的危难。他从伊诺伊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人数很少的行列在不知不觉中壮大起来，变成人潮汹涌的群众和军队。他在宗教信仰和忠于皇室这方面的表白，让人误以为是发自内心的言辞；他穿着简单的外国服装，主要是能表现出高贵的体态，建立贫穷和放逐的生动形象。所有反对的势力在他面前迎风而降，等他抵达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拜占庭水师从港口驶出来，迎接和运送帝国的救星。声势浩大的潮流已经无法遏制，受到皇家宠爱的人员像是在太阳下取暖的虫豸，一旦受到暴风雨的侵袭就消失无踪。安德洛尼库斯最关心的事是占领皇宫觐见皇帝，将他的母亲监禁起来，再去惩治她所重用的大臣，恢复公众的秩序和社会的平静。然后他去拜谒曼纽尔二世的坟墓，当他躬身保持祈祷姿势时下令要旁观者回避，他们好像听到一阵得意和报复的喃喃声：
我的死对头呀!虽然你把我赶出国门，让我浪迹天涯，但现在我已经不再怕你了!你的遗体安放在七层圆顶之下，要醒来也得等待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现在轮到我把你的残骸和你的后裔踩在脚下。
我们可以将他后来的暴虐统治归咎于人的情绪和那个时代的习性，但他不可能把心中的秘密很清晰地表达出来。在他当政的头几个月，秘密的企图用伪善的外表来加以掩饰，只能用来迷惑群众的眼光。他为阿历克塞二世举行庄严的加冕大典，这位狡猾的监护人手里拿着基督的圣体和宝血，发出最为热忱的宣告，要为所敬爱的被监护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些为数众多的拥护者受到指使，提出坚决的主张：正在沦亡的帝国掌握在一个幼儿手里，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只有行伍出身的君主，才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只有对于国家机运和人情世故有长久的经验，已经掌握统治的要领和方法，才能拯救罗马人于水火之中；每个市民都有责任逼迫谦逊的安德洛尼库斯勉为其难地接受保国卫民的沉重负担。年轻的皇帝也被迫加入劝进的行列中，恳求他成为共治者实施联合的统治。
安德洛尼库斯登基以后，很快将阿历克塞二世从最高的位阶罢黜，让他过着与外人完全隔绝的生活，并且证实教长的轻率声明，说是阿历克塞被监护人看管后，形同死亡。他那受到囚禁和处决的母亲死在他的前面。在破坏她的名誉、激起群众反对她的情绪以后，暴君用里通匈牙利国王涉嫌叛国的罪名，起诉皇后，对其进行审判。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是个有正义感的青年，公开宣布他憎恶这种可耻的行为，3位法官非常正直，认为良心重于个人的安全，但是这个迎合上意的法庭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愿听取辩护的言辞，最后给曼纽尔二世的孀妇定罪，她那不幸的儿子签署死刑的判决。玛丽亚被吊死后，葬身大海，在亡故以后还受到很大的伤害，侮辱的言辞最能冒犯女性的虚荣，那就是把她美丽的形象说得丑陋不堪。她儿子悲剧的下场也没有拖延多久，最后还是被弓弦绞杀。暴君毫无怜悯或懊悔之心，在检视无辜年轻人的尸体时，很粗鲁地用脚去翻动，并且高声喊道：“你的父亲是个骗子，你的母亲是个妓女，你自己是个笨蛋!”
安德洛尼库斯成为帝国的监护人和统治者，把罗马的权杖和罪行的报酬抓在手里也不过三年半而已。他在位时期展现出恶行和德性非常奇特的对照，当他听从情绪的指使时就运用刑责的手段，当他顾及理性的思考时就成为人民的慈父，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不仅公正而且苛刻，严禁发生可耻和有害的贪污行为。君王只要知道如何选择人才，加上治乱世用重典的决心，所有的职位就会用最有资格的候选人去充任。抢劫遭遇海难船只的货物和人员是不人道的恶习，他通令整个帝国严加取缔。长久以来受到压迫或忽略的行省，现在恢复了繁荣和富足的局面。他的统治使遥远的边区都得到恩典，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声颂扬，同时也有证人在诅咒他那日夜不断的残酷暴行。
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一个人从受到放逐到夺回权力，就会渴望血腥的报复。”马留和提比略就是最真实不过的事例 ，安德洛尼库斯用他的一生来践行第三次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在他的脑海之中存放着一张列有仇人和敌手的黑名单，这些人诋毁他的优点长处，反对他的丰功伟业，羞辱他的不幸命运，他在放逐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就是有朝一日能对他们实施神圣的报复。首先他必须消灭年轻的皇帝和他的母亲，紧接着重要的事就是要根绝他们的朋友，因为那些人会恨这个凶手，因此要想尽办法来加以惩处。一再发生的谋杀事件，使他不可能得到原谅和宽恕。对于这些受害人有非常恐怖的叙述，他们惨死在毒药或刀剑之下，海洋或火焰之中，风平浪静的日子更能显示出他的残酷，这是没有流血的一个星期，在他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休息时间。
暴君一直努力把部分罪行转移到法律和法官的身上，但是等到摘下面具，他的臣民就不会再弄错，他才是灾祸的始作俑者。那些出身最高贵的希腊人，特别是争夺科穆宁家族继承权的后裔或亲戚，赶快逃离这个恶魔的魔窟，尼斯、普鲁萨、西西里或塞浦路斯成为他们的避难地。他们的出亡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更因公开的叛变和僭用皇室的头衔，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行。然而安德洛尼库斯忍住一时之气，不使用他那所向无敌军队的刀剑来镇压。尼斯和普鲁萨还是降服并且受到惩罚，西西里人满足于对帖撒洛尼卡的洗劫，塞浦路斯过于遥远的距离对叛徒而言比对暴君更为不利。最后安德洛尼库斯被没有功绩的敌手和没有武装的人民推翻。
艾萨克·安吉卢斯是阿历克塞一世女儿这个世系的后裔，皇帝出于审慎或迷信起见，已经给他打上受害人的印记。安吉卢斯处于绝望的时刻，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自由，杀死刽子手，逃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圣所逐渐挤满好奇和忧伤的群众，他们都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但他们的哀恸很快转变成诅咒，最后产生威胁的语气，他们充满勇气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我们为什么要屈服？我们有这么多人，而他只是一个独夫，就是因为要忍耐才让我们受到束缚，成为他的奴隶。”到了天亮，整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叛乱，监狱都被打破，就是生性冷漠和卑躬屈节的人士，也都揭竿而起要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艾萨克以科穆宁家族的名义，在圣所直接登基称帝(公元1185年9月12日)。暴君并没有感到大难临头，因为他早已经离开城市，为了消除政务的劳累，留在普罗蓬提乌斯海令人心旷神怡的岛屿上。他与爱丽斯或阿格尼斯缔结很不适宜的婚约，爱丽斯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的女儿，也是命运乖戾的阿历克塞二世留下的未亡人。他的伴侣是年轻的妻子和受到宠爱的侍妾，这种做法只符合他的脾气而非他的年龄。
安德洛尼库斯听到示警的消息就毫不考虑地赶回君士坦丁堡，急着要用血腥的手段来镇压这些罪行，但是他为皇宫的寂静、城市的喧嚣和民众的背离而感到惊愕不已。他正式宣布要大赦臣民，他们丝毫没有意愿接受他的宽恕，也不愿宽恕他。他提出禅让的主张，由他的儿子曼纽尔接位，但是儿子的德行无法偿还父亲的罪恶。敞开的海洋可以供他撤离，但是发生革命的信息沿着海岸迅速传播，当畏惧之心消失，就没有人愿意俯首听命。一艘全副武装的双桅战船赶上并捕获了皇家的座舰，暴君被拖到艾萨克·安吉卢斯的面前，戴着脚镣，还有一条很长的铁链锁住他的颈项。他的狡辩和女性同伴的眼泪，都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但是新登基的国君并没有按规定合法地处死他，而是把罪犯送给无数受害者去发落，有那么多人被他夺去父亲、丈夫和友人。他的牙齿、头发、一只眼睛和一条手臂，要从他的身体里拿走或切除，使得这些受到损失的家庭获得最低程度的补偿，同意给予他短暂的缓刑，好使他感受更为痛苦的死亡。
安德洛尼库斯被放在一匹骆驼的背上，根本不考虑会有被救走的危险，然后开始在城市中进行游街示众，就是群众中最卑贱的阶层，也能对着失势的君王，享受践踏和侮辱带来的快感。经过数以千计的殴打和施暴以后，安德洛尼库斯被倒吊在两根柱子的中间，这两根柱子上面分别有一只狼和一头母猪的雕像。每一双手都可以对国家的公敌施与花尽心思和极其兽性的酷刑，一直到两名表示善意或愤怒的意大利人，拔出剑来刺进他的身体，让他从公众的惩罚中获得解脱。在如此长久和极端的痛苦中，只有一句话从他的口里溜出：“主必会怜悯我!为什么你一定要打痛一根将断的芦苇？” 我们对暴君的痛恨消失，对人的恻隐之心浮现。我们又何必非要责备他是那样的怯懦，以为逊位下台就会安然无事，这个希腊的基督徒早已不再是他生命的主宰。
我出于好奇心，已经详述了安德洛尼库斯非常特殊的性格作风和冒险事迹，但是我必须结束自赫拉克利乌斯时代以来，对这一系列希腊皇帝的评论。从科穆宁家族这根主干所衍生的旁支，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枯萎，只有安德洛尼库斯的后裔得以延续男性的世系，在公众的暴乱中篡夺了特拉布宗的统治权，对于这件事历史很少记载，但在传奇故事中极为出名。君士坦丁·安吉卢斯是菲拉德尔菲亚的普通市民，在与阿历克塞皇帝的女儿结婚以后，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以此出人头地。他的儿子安德洛尼库斯以个性怯懦而知名于世，他的孙子艾萨克惩处暴君继位称帝。艾萨克二世的恶行以及他兄弟的野心勃勃，使得他遭到被废的下场。手足阋墙的后果是引来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使得东部帝国处于第一个没落时期。
要是计算这些朝代的数量和纪年，就会发现在600年的时间里有60位皇帝。在被授予奥古斯都头衔的统计表中包括一些女性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扣除若干不被承认的篡夺者，还有一些未能在生前获得继承权的王侯。每个皇帝的平均统治时间大约是10年，远低于艾萨克·牛顿爵士来自《年代记》的数据，他从比较近代或正规的君王所获得的资料中，认定大致一个普通的朝代统治的期限在18到20年。拜占庭帝国只要默认世袭的继承权利，就会造成最平静和最繁荣的局面。赫拉克利乌斯、伊索里亚、阿摩里亚、巴西利安和科穆宁这5个王朝，享用和传承皇家的世袭产业，分别为五代、四代、三代、六代和四代之久，有若干君王计算他们的统治年代是从幼儿时期开始，君士坦丁七世和他的两个孙儿在位长达一个世纪。但是在拜占庭两个王朝的更替期，继承的速度会加快而且会产生中断的现象，一个顺利的接位者会被另一位更为幸运的竞争者完全顶替。有很多条路径可以通达皇家权势的顶峰，反叛的架构为阴谋分子的打击所颠覆，也为暗中进行的诡计所破坏。那些受到士兵或人民、元老院或教士、妇人或宦官宠爱的人，能够轮流交替称帝。他们登基的手段都很卑鄙，通常会受到藐视，并以悲剧的下场告终。
每一个自然的生命通常会被赋予同样的才智，但是如果给予其更长的生存期限，就会对于人类野心的罪行和愚蠢，投以怜悯和轻视的笑容。这种野心相当于在短暂的时间内，攫取镜花水月和昙花一现的自我满足。因此历史的经验是要针对我们的智能视域，提升或是扩大它的范围和极限。写成这部作品花费不了多少日子，读完也用不了多少时辰，然而600年的光阴转瞬而过，人的寿命或朝代的存续时间像是白驹过隙。坟墓的位置就在宝座的旁边，功成名就的罪犯几乎紧接着就丧失他的奖赏，只要我们存在着不朽的理性，就会藐视60个皇帝的幽灵，这些幻影从我们眼前一晃而过，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也只留下很微弱的印象。在任何时代或是地域都可以观察得到，野心对于类似的支配力量产生诱导的作用，可以使哲学家减少他的惊愕，但是当他指责人类的虚荣心时，也要探讨一下，想要获得或掌握统治权杖的普遍野心背后有何动机。
提到拜占庭的皇帝，就绝大部分而言，我们没有道理说他们珍惜名声和热爱人类。约翰·科穆尼努斯的德性是如此仁慈和纯洁，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至于那些名声显赫的君主，无论是在约翰二世之前还是以后，都是运用个人的机智或勇敢，采取利己的策略，踏上一条扭曲而血腥的道路。仔细观察伊索里亚人利奥、巴西尔一世和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以及狄奥菲卢斯、巴西尔二世和曼纽尔·科穆尼努斯那些带有缺陷的性格，我们对他们的尊敬和谴责几乎可以扯平。至于其余的皇帝，仅有的期望就是后代子孙能将他们遗忘。他们的野心所要达成的目标难道是个人的幸福？我无须详述悲惨的国王这个世俗的话题，但是我一定要说明他们所处的状况，就整体而言是充满恐惧和绝望的。
由于当时存有相互对立的情绪，比起现代世界和平与坚实的特质，古代有更大的变革空间，所以目前要出现亚历山大的胜利或是大流士的灭亡，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拜占庭君王之所以特别不幸，在于他们暴露在国内的险恶环境之中，这其间并没有外国入侵的明显征兆。安德洛尼库斯从丰功伟业的高峰，突然坠入更为残酷和可耻的死亡，他的下场还不如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在他前面的最荣耀的皇帝同样对敌人不抱希望，对臣民感到畏惧。军队的纪律废弛丧失，尚武精神，国家的动乱频繁弃绝自由权利。东方和西方的蛮族对帝国形成两面夹击，要等到首都最后遭受奴役，才不会再有行省的沦陷。
这一系列的罗马皇帝，从最早的几位恺撒到最后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延续了1500多年，漫长的统治时期没有因被外国人征服而中断，已经超越古代各国的状况，像是亚述人或梅德人，以及继承居鲁士或亚历山大的后续各朝皇帝。
谈到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我认为前者不仅听命而且要从属于后者，这是一个合理而有利的原则，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在叙述时，同样要把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事。诺斯替派的东方哲学沦入宿命论和天赐恩典的黑暗深渊，领用圣餐是基督的肉体从象征到实质的奇异变化 ，我把这些留给沉思的神学家，让他们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我将带着勤勉的态度和愉悦的心情，评述教会史的重大事件，像是基督教的传播、正统教会的制度、异教的覆灭、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神秘争论所衍生的多个教派，这些都是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事件。在这些范畴之中，我们认为圣像的崇拜居于首要位置，在八九世纪引起激烈的争执。一个与群众迷信有关的问题，竟然会引起意大利的叛乱、教皇建立世俗的权力，以及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
原始基督徒对于圣像的制作和滥用极为厌恶，而这种方案可能是由于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律法严格禁止用任何形式来代表“神”，这种概念稳固建立在上帝选民的原则和践行之中。基督教辩护士竭尽才智去指责愚蠢的偶像崇拜者，说他们对着自己用手制作的东西打躬作揖。青铜和大理石的神像要是真有灵性和魔力，应该离开基座对着有创作天才的艺术家顶礼膜拜。早期那些诺斯替之流的教派，以及不够完美的新入教者，会把加在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身上的虚荣，奉献给基督和圣保罗的雕像；但是正统基督徒的公开宗教仪式，始终保持简单和属灵的风格。
公元300年，伊利贝里斯的宗教会议发出谴责，首次注意到图像使用的问题。在君士坦丁继承人的统治之下，意气风发的教会处于和平与奢华的环境，那些颇有见识的主教为了群众的利益，只有纵容这种举目可见的迷信行为。等到异教绝灭以后，他们不必再担心迷信与异教之间的可憎对比，因此对他们也未加限制。最早具有象征意义的崇拜行为，即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骸的尊敬。常被恳请给予说项和求情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然而人们全都相信，仁慈博爱和超乎自然的恩泽，不停地撒在他们的坟墓上面，虔诚的朝圣客只要前来朝拜、触摸和亲吻这些无生命的遗骸——他们的德性和苦难所遗留的纪念物，就会毫无问题地分享这些恩泽的赐福。有一种纪念物是形体和面貌的复制品，经过画家和雕塑家的手精制而成，比起故世贤德之士的头骨或草鞋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不论是哪个时代，这种复制品受到世人的热爱和珍视，基于个人的友谊或公开的尊敬，能够满足人类感情的需要。罗马皇帝的纪念图像便一直受到政府和宗教荣誉的推崇。一种不过于夸张而又诚挚的敬爱，被施加于贤明哲者和爱国人士的雕像之上。
这些异教的德行、这些光辉的罪过，在神圣的人物面前就会自惭形秽，因为只有他们在死后才享有永恒的天国。在开始时，这种实验还只是非常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受到尊敬的图像，被谨慎地使用于教导愚蠢无知的人，唤醒生性冷淡的人，满足异教改信者的偏见。历经缓慢而又无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对原身和实体荣誉的崇拜被转移到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徒都在圣徒的图像前面祷告，异教仪式中的跪拜、燃烛、烧香都偷偷进入正统基督徒的教堂。理性或虔诚的考量被幻觉和奇迹的证据压制得噤若寒蝉，那些能说话、能移动和能流血的神像，必然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力量，非常适合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无限的圣灵和永恒的天父，弥漫并支撑起整个宇宙，最大胆的画笔试图用形状和颜色将之描绘出来，免不了害怕得两手发抖。对于画出来的天使加以崇拜，迷信的心灵很容易与其融和成为一体，尤其是还有神的儿子，到达世间以后就用人体的形象，他们更敢于如法炮制。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被赋予真实和凡人的肉身，但是肉身已经升到天国，要不是门徒亲眼看到一些相似的容貌，后来的圣徒凭着可见的遗骨和肖像，很可能会抹去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圣母玛利亚从类似的纵容中获得好处，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没有人知道她葬在何地，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了天国，无知的希腊人和拉丁人全都接受这种臆测。图像的运用和崇拜在公元6世纪末叶之前已经稳固建立，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更是如痴如醉，万神庙和梵蒂冈装饰着新迷信的标志。只有粗鲁的蛮族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教士，对于这种近乎偶像崇拜的做法漠然视之。遍布于古代寺庙之中的青铜或大理石制作的大型雕像，则非希腊基督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的。平面的彩色图像受到肯定，视为更适切而又无害的仿效模式。
复制品的优点和效果在于和原物的雷同神似，但原始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的真正容貌。巴勒斯坦的帕尼阿斯留存着基督雕像 ，可能是某一位尘世的拯救者。诺斯替派和亵渎神圣的纪念物受到斥责，基督教艺术家靠着暗中仿效异教的模型获取灵感来源。在这种痛苦的创造过程中，大胆而巧妙的发明可以确保形象的逼真以及崇拜的无罪。
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叙利亚传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神话上层结构。这个传闻是有关基督和阿布加鲁斯的通信联系，在欧西比乌斯时代广为流行，受到现代辩护士的忍痛抛弃。那就是当年恺撒里亚的主教 记录有关基督的信函，却非常奇特地忘记了那幅基督画像——完美显现在亚麻布上的一张基督的脸。主教通过这幅画，坚定了恳求他治病的出身皇室的外乡人的信仰，同时将它放在防备森严的城市埃德萨，免得遭受犹太人恶意的破坏。原始基督徒对此事一无所知，因为这幅画像封存在一座神龛的墙壁里，在被遗忘500年以后，一位颇有见识的主教将其取出来，及时供热诚的信徒顶礼膜拜。这幅画像最早也最显赫的事迹，是将该城从科斯罗伊斯·努息万的武力威胁中解救出来，把神的承诺当成受到尊敬的誓言——埃德萨永远不会被外敌攻占。然而，普罗科皮乌斯的原文把埃德萨的两次获救，归功于市民的财富和英勇，他们一方面花钱买通对方，同时击退波斯国王的攻击。这位信奉异教的历史学家对于下述这段证词一无所知，却被写进了埃法格里乌斯的教会记录：埃德萨被围攻时，将保护神雅典娜神像送上防壁，用来浇熄火焰的水溅到神圣的面孔，这样一来不仅没有使火熄灭，反而火上加油烧得更大。
埃德萨的基督像自从立下大功以后，市民满怀感激之情，非常恭敬地将其保存起来。亚美尼亚人拒绝接受埃德萨的传说，更为轻信的希腊人尊敬非常逼真的画像，认为其完全出于神灵的创造，绝非凡夫的手笔。一首拜占庭赞美诗的风格和内涵可以表达他们的感情，远非粗俗的偶像崇拜可以妄加比拟的：
主的仁慈将恩惠普及万民，
画像带着光被四海的典饰；
天国的圣徒都要低首垂目，
凡夫的肉眼怎敢凝眸而视？
上帝用无瑕的手亲自制作，
尽善尽美的画像完全神似；
信徒用畏惧和敬爱来事奉，
全心全意蒙受圣灵的赏赐。
在公元6世纪结束之前，这些“无手之绘”(希腊文中是一个单字)的画像，在东部帝国的军营和城市中到处流传，不仅是崇拜的目标也是奇迹的工具。在发生危险或出现骚乱时，可敬的画像只要张挂出来，就能使罗马军团恢复希望，激起勇气，或者压制怒火，爱护民众。这些图画之中绝大部分经过人手的复制，只能求得大致的雷同而已，也不能具名出于何人的手笔。但是这些画师之中有些人的出身较高，能够直接接触到原作获得神似之处，在技术方面更为精进，达到奇妙而又丰富的成效。最具野心的期望是要通过埃德萨的画像使子女之孝变成手足之情，正如罗马、西班牙或耶路撒冷印有耶稣像的汗巾，那是基督在痛苦和流血的情况下，用来擦拭他的面孔的，之后被交给一位圣洁的贵夫人。这个富有成效的先例很快被应用于圣母玛利亚、圣徒和殉教者。在巴勒斯坦的狄奥波里斯有一座教堂，上帝之母的容貌被深深刻在一根大理石柱上。东部和西部都用圣路加的笔来装饰，那位福音书的作者或许是一个医生，被迫从事画家的职业，在原始基督徒的眼中，竟然是那样的亵渎和可恶。荷马的缪司和菲迪亚斯的凿子创造出奥林匹斯山的约夫，可能在哲学的心灵中激起暂时的虔诚。然而这些正统基督徒的画像，是在鉴赏和天才最为没落的时期，由那些僧侣画匠毫无章法地涂抹而成。
图像崇拜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溜进教会，其中每一小步在迷信的心灵看来都是可喜的做法，不仅无罪而且被欣然接受。但是在公元8世纪初期，那些较为胆怯的希腊人开始担心，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要恢复祖先的宗教。他们带着悲哀和焦急的心情听到偶像崇拜者的称呼，这是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不断加在别人头上的罪名。摩西的律法和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对雕刻的神像和所有相关的礼拜仪式，都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一直处于奴役状况的犹太人，可能会缓和他们的狂热，减弱他们的权威；但是意气昂扬的伊斯兰教徒，他们统治着大马士革，威胁着君士坦丁堡，在谴责的天平上加上真理和胜利所累积的重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城市，都用基督、他的母亲和圣徒的像来加强防卫的力量。每个城市出于希望和承诺，认为可以获得奇迹的保护。在10年快速征服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占领这些城市，也夺取这些图像，在他们看来，对这些木雕泥塑的偶像到底是尊敬还是鄙视，真主已经宣示了最后的判决。埃德萨有段时间曾经抗拒波斯人的攻势，但这座被选定的城市即基督的配偶，最后依然遭遇了毁灭的命运，神圣的图像成为不信者的奴隶和战利品。
经过300年的奴役之后，虔诚的君士坦丁堡总算收回埃德萨的守护神雅典娜像，条件是1.2万磅白银、200名伊斯兰教徒的赎金，以及埃德萨地区的永久休战。在这个悲痛和惊慌的时刻，僧侣费尽口舌要为图像辩护，证明绝大部分东部人的罪孽和分裂，使得宝贵的象征丧失赐予的恩典，失去应有的效能。然而这些僧侣现在遭到反对，很多简朴而理性的基督徒发出不满的声浪，要从经文、事实和原始时代去找证据，而且在暗中渴望教会进行改革。图像崇拜从来没有受到明确和通用的法令的肯定，在东部帝国的发展有所延迟或加速，全视个人或习俗的差异性、当地的文明程度以及主教的行事性格而定。首都民众的轻浮作风和拜占庭教士的创作天才，难免带着愉悦的心情珍视外表辉煌的崇拜行为，然而在荒凉和遥远的亚细亚边区，对于神圣而又奢侈的变革一无所知。教徒众多的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在改信以后，始终维持分裂前所奉行的简单宗教仪式。亚美尼亚人是罗马最为好战的臣民，在12世纪时看到图像还是无法容忍。这些不同教派的人产生大量的偏见和嫌恶的情绪，就色雷斯或安纳托利亚的村庄来说还不打紧，但是一名军人、一位教士或一个宦官的命运，经常会与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
投身诸如此类的冒险活动，最幸运的人要算皇帝利奥三世。他从伊索里亚山区登上东部帝国的宝座，不知道什么是神圣，什么是亵渎，但是他的教育和理性，也可能是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交往，使这位好战成性的农夫养成对图像的仇恨。一个君王有责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用教诲的形式灌输给所有的臣民，然而在统治初期的不稳定状况下，经过10年艰辛而又危险的岁月，利奥不得不扮演伪善的姿态，跪拜在他所藐视的偶像面前，每年都公开宣示正教信仰和宗教热忱，使罗马教皇的愿望获得满足。在进行宗教革新的过程中，开始的步骤不仅温和而且谨慎。他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元老院的议员和教会的主教全部参加，在大家的同意之下设立规定，把所有的图像从圣所和祭坛移走，放置在教堂适当的高处，可以让民众很清楚地看到，却不能用来进行迷信的活动。可是现在双方已经产生尊敬和憎恶这种快速而又敌对的冲动，要想加以遏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神圣的图像居于崇高的地位，仍然感化着会众，并对暴君进行谴责。利奥自己为抗拒的态度和抨击的言论所激怒，拥护他的人也指责他没有善尽职责，敦促他要学习犹太国王的榜样，可以毫无顾虑地一拳击碎神庙里的铜蛇。他在第二道诏书中，明令禁止保留和运用一切宗教图像，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的教堂全面清除偶像崇拜，毁弃所有的基督、圣母和圣徒的画像，或是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刷上一层泥灰。
这个“圣像破坏者”所形成的派别，受到6位皇帝宗教狂热和专制手段的支持，东部和西部陷入一场长达120年喧嚣不断的冲突之中。伊索里亚人利奥的计划是以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名名正言顺地宣布，否定图像是标明信仰的一个条件，然而会议的召开最后只能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去执行。然而尽管获得胜利的顽固分子把那次会议称作傻瓜笨蛋和无神论者的闹剧，他们自己提出的怀有偏见和支离破碎的议案，同样透露出很多理性和虔诚的迹象。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召开的大公会议，能够接纳各行省宗教会议的论点和信条，参加人员的数目值得肯定，包括欧洲和安纳托利亚的338名主教。因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已经是哈里发的奴隶，罗马教皇要意大利的教会和西部与希腊人划清界限。这一次的拜占庭宗教会议自认拥有第七次大公会议的权力和地位，然而这个称号只是对前六次大会的承认，过去辛劳的工作建立起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经过长达6个月的讨论以后，338位主教在毫无异议之下签署了一份信条，除了圣餐仪式以外，基督所有可见的象征全部都是亵渎行为或异端邪说，图像崇拜是基督教的败坏和异教的复兴。所有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纪念物都要被销毁和清除，任何人拒不交出私下进行迷信活动的物品，就等于是违抗教会和皇帝的权威和法令。与会的主教发出忠诚的欢呼，赞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尘世建立莫大的德业，他们把消除他们宗教上的不满的工作交托给他，凭着他的热情和正义感去做。在君士坦丁堡，也与前几次大会一样，君主的意愿是主教信仰的准据。只是我对这一次的情况有点怀疑，大多数的高级教士在希望和畏惧的诱惑之下，会牺牲内心的良知。在弥漫着迷信的长夜，基督徒偏离了福音的简单教义，而且他们已很难找到回头的线索，沿着它走出混乱的迷宫。
图像崇拜就虔诚的爱好而言，一定会与十字架、圣母、圣徒和他们的遗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圣地上弥漫着奇迹和显灵的浓雾，心灵、好奇和怀疑的神经，都因为习惯于服从和信任而变得麻痹而失去感觉。君士坦丁五世自己也蒙受指责，说他过分放纵皇家的权力，竟然会怀疑、否认或讪笑正统教会的神秘仪式，然而这些却铭刻在主教公开和私下的信条里。这个胆大包天的“圣像破坏者”，可能心中暗怀莫大的恐惧，攻击普遍受到崇敬的对象，那就是在上天获得尊荣的保护神。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自由和知识增长了人类的才智，对革新的渴望取代了对古代的尊崇。活力充沛的欧洲藐视那些幢幢的魅影，因病态和奴性而衰弱的希腊人曾经为之惊惧不已。
抽象的异端邪说只能靠着教会的号角向人民传播诋毁的声音，即使最无知的人也可以体会、最冷漠的人也能感觉到可见的神明遭到亵渎，已经渐趋没落。利奥三世最初的敌意是直接对着高高在上的基督发出的。基督圣像被安放在皇宫大门的前厅，云梯已经架起来便于将其取下，但是一群狂热分子和妇女，像是发疯般用力摇晃云梯，就在他们虔诚的晃动中，看到亵渎神圣的大臣从高处跌落，一一摔死在砖铺的地面上，古代殉道者的荣誉被这些因谋杀和造反而罪有应得的罪人玷污。君士坦丁堡和行省不断发生动乱，使得皇帝的诏书无法被执行，利奥三世本人也身处险境，他的官员遭到屠杀，靠着政府和军队使用诸般手段运用权力，才将民众的宗教狂热给压制下去。
多岛之海可以被称为圣海，很多岛屿上到处都是图像和僧侣，他们的信徒对于基督、圣母和圣徒的敌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他们武装起一支包括多种类型船只的舰队，展开受过祝福的神圣旗帜，大胆地航向君士坦丁堡的海港，要把受到上帝和民众宠爱的接班人，安置在这个城市的帝座上。他们完全依靠奇迹的援助，然而宗教的奇迹敌不过“希腊火”的威力，等到舰队被击败陷入烈焰之中，毫无防守能力的岛屿只有任凭征服者处置。利奥三世的儿子在登基的第一年，发动了一次对付萨拉森人的远征。皇帝的亲戚阿尔塔瓦斯德斯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护卫者，趁着他不在，正好施展野心勃勃的企图，一举占领首都、皇宫和帝座。图像崇拜在获得胜利后又重新恢复，教长抛弃伪装的姿态显现出真正的面目，在新旧两个都城，篡夺者的主权要求全都获得承认。
君士坦丁五世逃到父执辈的山区寻求庇护，接着率领大胆而热情的伊索里亚人下山，最后的胜利使宗教狂热分子的武力和预言全部破灭。君士坦丁五世在位的时间很长，要全力对付动乱、叛逆、密谋、仇恨和血腥报复，他的敌手只是拿图像迫害当作动机或借口。何况，他们要是失去尘世的皇冠，希腊人会将殉教者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在一切公开或暗中进行的谋叛活动中，皇帝都感觉到僧侣那无法化解的仇恨。他们是迷信的忠实奴隶，靠着迷信获得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祷告，他们传道，他们赎罪，他们狂热无比，他们谋叛作乱。咒骂、谴责之词如洪流般涌入巴勒斯坦的孤寂之地，最后一位希腊神父圣约翰·达马森提努斯，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死后世界，都用他的笔将暴君的头颅奉献给魔鬼。
我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僧侣在多大程度上挑起，又在多大程度上夸大了他们真实或伪装的苦难。他们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由于皇帝的残酷失去了性命或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被弄瞎眼睛或是被剃掉胡须。个人的行为受到惩罚后，他开始废止修院。由于修院既富有又没有用处，他的仇恨可能是出于贪婪，而爱国心仅仅是借口。他的检察总长使用“恶龙”这个可怕的称呼来执行任务，激起这个“黑色”民族的恐惧和厌恶：他们的宗教团体被解散；原来的建筑物变成仓库或军营；土地、动产和牲口全被没收。可以用现代人的先例来支持这一类的控诉，说他们对修道院的圣徒遗物甚或书籍，进行任意和恶毒的破坏。针对僧侣的习惯和职能，图像的公开和私下的礼拜遭到严厉的禁止，而且强迫东部帝国的臣民或至少是僧侣要严正表明弃绝偶像崇拜。
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独自抱持着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激发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选产生，因此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拜占庭的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受到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公元8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更明确地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做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拉明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始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皇冠和法冠一视同仁，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和书信。
格列高利二世写给利奥皇帝的两封信函，原件仍旧留存世间，即使不是雄辩和逻辑的最佳典范，也能展现出教皇国创始人的形态，或至少可以看出经过掩饰的面貌。格列高利对皇帝这样表示：
在过去那纯洁而幸运的10年里，我们每年能够安详享受你所赐予的恩泽，皇家的信函经过御笔签署，神圣的誓言保证忠于祖先传留的正教信条。但现在，这是何等可悲的变化!这是多么骇人的传闻!你现在指责正统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这种控诉只会暴露自己的不敬和无知，我们被迫对这种无知采取粗鲁的辩驳方式：神圣的书信集中最基本的原理就足够开导你那神智不清的头脑。要是你进入文法学校自称是宗教信仰的敌人，那些纯洁和虔诚的儿童也会气得把启蒙课本砸在你的头上。
经由这段颇为得当的致意，教皇试图用常见的说法，试图将古代的偶像和基督徒的图像区别开来。前者是出于想象的魅影或魔鬼，真正的上帝在那时还没有用任何可见的方式显现他的面容；后者是基督、圣母或圣徒的真实形象，经过不计其数的奇迹，表明这种相关的崇拜不仅无罪而且有益。他真以为利奥三世对教会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认定图像的永久运用是起于使徒时代，可敬的图像在正统基督教会的6次会议上都有出现。从基督教现在所具有的优势和当前所施展的作为，可以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基督教世界的和谐不再需要举行大公会议。格列高利很坦诚地承认，只有在正统基督教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会议才会产生作用。轻率和不仁的利奥三世所犯的罪行还不仅是一个异端而已，格列高利向他推荐和平、沉默，以及真诚服从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精神领导。民政和教会权责的区分由教皇来决定，他把肉体拨给前者，而灵魂归于后者。正义的剑掌握在官员的手里，逐出教会这更为锐利的武器则委托给教士。在执行神圣的任务时，狂热的儿子不会饶恕有罪的父亲，圣彼得的继承人可以合法谴责世间的君王：
啊!暴君!你用充满罪恶和掌握军队的手来攻击我们；这些信仰上帝却毫无武装的人，只能恳求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派出一个魔鬼来毁灭你的肉体，好拯救你的灵魂。愚昧无知的你竟然公开宣称：“我要给罗马下命令，我要把圣彼得的图像砸得粉碎，格列高利也要像他的前任马丁一样，被用流放的铁链锁住带到皇帝的宝座前面。”我只盼望上帝的恩典，让我追随神圣的马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但愿君士坦斯二世的下场会对教会的迫害者形成一种警告。那个暴君受到西西里主教的谴责后，终于罪有应得，被一个家奴杀死，直到今日西徐亚的民族仍对这位圣徒顶礼膜拜，他在这群人的中间结束他的流刑和生命。我们为了教育和支持笃信的人民，有责任要活下去，在战争中不会为生命安全而放弃冒险犯难的决心。你根本没有能力保护罗马的臣民，城市位于海滨，会暴露在你的蹂躏之下，我们可以搬迁到伦巴第人的第一个城堡里去，距离不过是24个斯塔迪亚，到那时你就去喝西北风吧!难道你不知道教皇是团结的纽带，也是东部和西部和平的仲裁人？每个民族都盼望我们能够谦恭和善，他们尊敬圣彼得，将他当成是世间的上帝，你却威胁要毁弃他的圣像。西部那些遥远的内陆王国对基督和他的代理人极为推崇。我们现在正准备去访问最有势力的国君，他希望从我们的手里接受神圣的洗礼。蛮族都已顺从福音的约束，唯独只有你对牧人的声音充耳不闻。这些虔诚的蛮族被激起狂暴的怒火，渴望对东部的迫害进行报复。马上抛弃轻率和致命的不法行为，沉思教会的信条、敬畏上天的震怒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吧!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对斗争的牺牲没有任何责任，无辜的鲜血会全部洒在你的头上!
利奥三世首次在君士坦丁堡对圣像的攻击，为一大群从意大利和西部来的外乡人所目睹，他们用悲伤和愤怒的语气谈起皇帝亵渎神圣的行为，但是在接到他那全面禁止的诏书后，只能对着家里的神像发抖。基督和圣母的圣像，还有天使、殉教者和圣徒的挂图，意大利的教堂里所有的绘制品都要毁弃。皇帝对于教皇摆出强硬的态度，指出两条路让他选择：顺从将获得皇帝的恩典作为奖赏，违抗会遭到黜免和流放的惩处。格列高利认为情势的发展无论基于宗教还是策略，已不容他迟疑不决，何况他给皇帝写信时的傲慢语气，不仅表明他坚信自己的理念非常正确，而且有反抗的力量。他不依赖祷告或奇迹，而是大胆地发动武装对付公众的敌人，他的牧函警告意大利人，面临危险的处境时要善尽自己的责任。
等到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拉文纳、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彭塔波里斯，全都追随宗教的大业，海上和陆地的军事实力绝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组成，就是受雇的外来佣兵也都感染爱国的精神和热诚。意大利人发誓要保护教皇和神圣的图像，生死与共也在所不惜。罗马的人民效忠他们的教父，甚至伦巴第人也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圣战的功劳和利益。公开的最叛逆行为和最明显的报复手段，就是把利奥三世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欢迎的造反活动，就是意大利扣留缴纳的贡金，剥夺他的权力，让他无法滥收新颁布的丁税。进行选举产生官员和总督，行政独立的形式也因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来。
公众的怒火高涨，使得意大利人准备拥立一位笃信正统教义的皇帝，用一支舰队和军队伴随他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拜占庭宫廷将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斥为叛乱的罪魁祸首，竭尽一切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想把他们抓住，然后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罗马不断受到访问或突击。派来的人员是卫队队长，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高阶官员像是公爵和太守，他们带着外国的部队一起登陆，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协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为也会为之羞愧，因为他们的父执盲从于异端邪说的事业。然而这种暗中或公开的攻势被罗马人的勇气和警觉击退，希腊人的阴谋被揭露，人员遭到屠杀，领导者死得极为可耻。教皇虽然心怀慈悲之念，却始终拒绝为这些罪有应得的受害者求情说项。拉文纳城内有好几个区域，长久以来笼罩着充满血腥的传统的宿怨，在宗教的争论中为党派的倾轧找到新的素材。然而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勇气上都具有优势，太守想要力挽狂澜，却在群众的叛乱中丧失性命。皇帝为了惩罚这桩重大的罪行，恢复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威，派遣一支舰队和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湾，尽管在狂风巨浪下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一路多有耽搁，但希腊人最后还是在拉文纳附近地区登陆。他们威胁要血洗这个罪恶滔天的都城，不仅要仿效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为了惩治上一次的叛乱，曾将该市主要的人物选出50人来处死。妇女和教士怀着忏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祷告，男子手执武器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共同面临的危险使各党派团结起来，宁可双方对垒决一死战，也不愿长期忍受围困之苦。有一天正在苦战时，两军互有输赢形成拉锯的态势，忽然看到一个幻影并且听到声音，拉文纳获得胜利的保证而得意扬扬。外来的人员撤到他们的船上，人烟稠密的海岸到处都是沉没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被鲜血染得一片深红，在6年之内公众出于忌讳，始终不愿食用河里的鱼类。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建立图像崇拜的制度时，希腊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正统基督教凭借武力获得胜利以后，罗马教皇召开反对“圣像破坏者”异端邪说的宗教会议，有93位主教参加，经大家一致同意后宣布，凡有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攻击祖先的传统和圣徒的图像，一律处以革出教会的制裁，这样的判决也心照不宣地将皇帝包括在内，但是最后的表决只是提出没有结果的劝告，似乎暗示革出教会的裁定并没有落在皇帝的头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获得保证以后，教皇立即放宽原来那种严厉的态度，对拜占庭领域的残余部分予以赦免。他们举行温和的会议，延迟并阻止选举新的皇帝，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帝国这个主体中分裂出去，允许太守居住在拉文纳城内，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虏。直到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皇帝之前，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者所使用的名义，始终是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自居。
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750年的长期奴役统治以后，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的宗教迫害中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恺撒的手里失去，经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所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中从大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到特拉奇纳，从纳尔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想当年那些国王被放逐以后，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靠的是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执行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则交给人民的会议，会议的席位按照财产和功绩很公平合理地设置。
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13万名市民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由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权被剥夺以后，罗马的废墟显现出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象，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所残留的内容甚至于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中全部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性。这群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将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子孙，在胜利的蛮族眼中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说道：“在这个称呼之中，包括人性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国政府这种粗制滥造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举法官，在战争的时期选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以及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因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而受到损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时，伊利斯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享受永恒的和平，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有类似的特权保护圣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战争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时，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他们的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温和了些，但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就将部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之后，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于内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这座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
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却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这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相互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不真诚的联盟关系来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太守进军去占领斯波莱托和罗马，这场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了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定两者做一抉择。勒特普朗德的继承人是阿斯托法斯，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被敌人夺取，这场最后的征战终结了太守这一职位，从哥特王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太守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这个地区。罗马受到传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1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被毁灭的刀兵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的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报复的行动，威胁罗马的蛮族才被军队和谈判所阻止。
格列高利一世在极为困苦的状况下，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寻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如皇宫总管或公爵统治着法兰西王国，但是他打败了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甚或整个欧洲从伊斯兰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从事友善而无效的斡旋之外，虽然他想要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却由于他的寿命过于短暂，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继承了他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对于宗教的热爱和荣誉激起了法兰西君主的炽热情绪。台伯河畔的情势极为危急时，援军却还在塞纳河边。当灾难的距离太过遥远时，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却下来。
教皇斯蒂芬三世在全城欲哭无泪的状况下，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亲自去拜访伦巴第和法兰西的宫廷，去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或是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以后，在法兰西君主和希腊皇帝派出的使臣的陪同之下，展开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并态度强硬，但威胁之词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减缓他行进的速度。斯蒂芬三世越过潘乃阿尔卑斯山，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都不会落空。他以使徒继承人的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紧接而来的会议中以及该年3月或5月的战场上，他把所受的委屈表现在一个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已不再是一个可怜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兰西军队前的征服者，这些部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后，只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立誓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力，尊重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西军队前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记了他的承诺，想要一雪前耻。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三世忧虑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写出感人的书信来诉说他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西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死亡，但是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服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有这种需要，而且肯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虔诚的冒险行动，但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惩罚是永恒的诅咒。
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拯救，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被外国主子鞭笞，使他获得教训，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以后国势凋敝，在20年内一直处于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因所处的境地而感到卑下，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性，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不断地用对主权的诉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来侵扰罗马人，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受到羞辱的打击后就草草结束。
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谊下联合起来，当他们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与无情践踏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与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2年的封锁以后，最后德西德里乌斯这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了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一样是从同为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中派生出来的。
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
加洛林家族被罗马教会尊为救星和恩主，教会为其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达感激之情。教会一些古老的产业像是农庄和房屋，被很慷慨地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权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动所获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辖区当成送给教会的赠品。阿斯托法斯在叹息声中放弃了他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被交给法兰西的使臣，然后用主子的名义呈送到圣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辖区的范围非常广阔，原来包括听命于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个行省，但是严格认定的真正疆界仅限于拉文纳、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行政区域，还有不可分割的属地彭塔波里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从里米尼延伸到安科纳，东侧通向中部地区直到遥远的亚平宁山的山脊。在这一次的交易行为中，教皇的野心和贪婪受到极其严厉的指责。谦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许应该拒绝接受尘世的王国，要是他不抛弃宗教职责所具备的德行，便很难对这个王国进行统治。一个忠诚的臣民，或者是一个身份高尚的对手，不会急着分享蛮族的战利品。要是皇帝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归还太守管辖区，我认为教皇并不能免予谋叛和欺骗的谴责。
按照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赐予的东西，只要合于公正的要求都不会因而受到伤害。希腊皇帝放弃或是丧失了他对太守管辖区的权力，何况阿斯托法斯的剑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敌手。丕平在一次衔枚疾进的远征行动中，自己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与“圣像破坏者”毫无关系。他可以占有也能合法转让征战的成果。对于希腊人一再要求他归还，他虔诚地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礼物，献给教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份极为丰硕的赠予获得最高和绝对主权的认可，世人头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主教被授予尘世君王的特权，像是官员的选用、司法的审判、赋税的征收以及拉文纳皇宫的财富。
在伦巴第王国解体时，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要在这场风暴中找寻避难的地方，比照罗马人惯用的方式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奴仆和子民，等到公国自愿归顺以后，所形成的范围就是现在这个教会国家。经过查理曼口头或书面的赠予，神秘的范围无限扩张，而且查理曼因获胜而一时欣喜，把原来属于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岛屿，从他自己和皇帝的手里转移给教皇。但是等他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问题，难免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盘算他的教会盟友过于壮大的声势。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承诺兑现等有关问题，他全都用外交辞令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强调帝国那不可转让的权力。拉文纳也和罗马一样，无论在查理曼生前还是死后，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单之中。太守管辖区的统治权逐渐在教皇的手里失去，他们发现拉文纳的总主教成为危险的内部竞争对手，贵族和人民全都蔑视一个教士强加于他们的束缚，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他们只能保留对古老权利要求的记忆，曾经在繁荣的时代恢复和实现。
欺骗是衰弱者和奸诈者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强壮却无知的蛮族常常陷入教会策略的罗网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宫是一个军械库和制造厂，他们会视情况需要，制造或隐藏许多真实或虚假、讹传或可疑的鬼祟伎俩，目的是在获取罗马教会的利益。在公元8世纪结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许就是闻名遐迩的伊希多尔，编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颂扬君士坦丁的捐赠，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国的两根神奇支柱。这笔令人难以忘怀的捐赠是用阿德里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布的，他规劝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并且使大帝的名声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据当时的传说，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治愈了最早那位基督教皇帝的麻风病，使他的心灵在施洗的圣水中获得净化，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获得如此光荣的回报。这位皇家新改信者放弃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宣布要到东部去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把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统治权，全部委托给教皇。
这样一个杜撰的故事产生了极为有利的效果，希腊的皇帝被宣告犯下了篡夺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为了讨回合法的遗产，教皇从此摆脱人情的包袱，加上洛林王朝名义上的礼物，只占教会国家极少的部分，何况这些都是应该归还给他的领地。罗马的统治权不再依靠心志不专的人民做出选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都被授予恺撒的紫袍和特权。那个时代的无知和轻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为荒谬的神话故事，在希腊和法兰西都能被人接受而且受到同样的重视，仍旧列入教会法的条款和敕令之中。皇帝和罗马人都没有能力辨别的伪造谎言，已经损害到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萨宾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纪初期，对君士坦丁的捐赠就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驳斥。等到恢复文字表达的自由以后，这种杜撰的手法被劳伦提乌斯·瓦拉的大笔戳穿，他既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是一名罗马的爱国志士。15世纪的当代人士对于他那种胆大妄为的亵渎行径感到大为惊异，然而这种行动代表着理性的进步，默默发展，最终会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还没有等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这个神话故事就为大家所排斥，受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藐视、罗马教会辩护者的含蓄或温和的批判。教皇们自己也纵容人们对无知人民的轻信加以耻笑，但是一个不实和过时的头衔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靠着曾经支持着教皇法令和西比莱神谕的运道，在基础被掏空以后，整座大厦还继续存在着。
当教皇在意大利得到自由并建立主权时，东部又恢复了图像的崇拜，这是促成他们叛变的第一动因。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统治期间，政府和教会的联合力量推倒了迷信的大树，但并没有斩断主根。现在这些崇拜行为所维护的偶像，暗中得到教士和女性的尊敬。僧侣和妇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盟，战胜了男子的理性和权威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利奥四世没有用刚正不阿的态度来保卫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宗教，他那美丽动人而又野心勃勃的妻子艾琳，受到雅典人宗教热情的感染，雅典人继承了祖先的偶像崇拜而不是哲学素养。当她丈夫在世时，这种情绪受到危机和掩饰的刺激而变得更为热烈。她也尽力地去保护或是擢升受宠的僧侣，把他们从修行的洞窟里请出来，安置在东部主教的宝座上面。
等到艾琳以自己或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时，她义正词严地要动手消灭“圣像破坏者”。而她为了未来的迫害行动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全国颁布“宗教自由”的诏书，先要恢复僧侣的地位，陈列数以千计的图像供民众瞻仰，传播数以千计有关他们遭受苦难和奇迹的神话。那些因死亡或被免职而空出来的主教职位则被她合法地授予他人。急着获得世俗或教会职位的竞争者，想要预先影响她的决定，就要先讨好她。她的御前大臣塔拉修斯获得提升以后，使艾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能够管理和指挥东方的教会。大公会议决定的信条，只能用同样性质的会议予以撤销和废止。她把“圣像破坏者”召来开会，这些人为了维护权益非常大胆，不愿意争辩，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民众发出可怕的怒吼，主教那些微弱的声音竟然产生巨大的回响。经过1年的拖延和暗中安排，将难以掌握的部队移防，选定尼斯作为第二次正统基督教宗教会议的地点(公元787年9月24日—10月23日)，用来排除可能的障碍。
运用希腊人所喜爱的阴谋活动，再度将主教的信仰掌握在君王的手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工作。“圣像破坏者”现在已经不是法官，他们要以罪犯或忏悔者的身份出现。教皇阿德里安和东部教长所派遣的代表团，使得整个场面增添了很多的光彩。大会主席塔拉修斯拟出决议的信条，350位主教用欢呼和签字给予批准。他们毫无异议地宣称，图像崇拜获得圣书和理性的赞同，也符合祖先和会议的愿望。然而他们对于崇拜是直接还是间接，基督的神性和形象是否有权接受同等的礼仪，还是犹疑不决无法获得定论。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的议程和提案现在还留存于世，可以说是迷信和无知、虚伪和愚昧的一座奇特纪念碑。我在这里仅仅注意到主教的判断，他们比较图像崇拜和伦理道德各自所具备的优点。有位僧侣与偶像崇拜的魔鬼缔结停战协定，条件是他要中断每日的祷告，去参拜挂在所住小室中的一幅图画。他为此事感到踌躇而去请教长老，决疑者回答道：“你何必再去礼拜基督和圣母的圣像，不如每天到市内的妓院去会见妓女，那对你岂不是更好。”
为了维护正统信仰(至少是罗马教会正统信仰)的荣誉，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开尼斯大公会议的两位君王，无独有偶地都在手上沾着自己儿子的鲜血。专制的艾琳对第二次会议给予热烈的赞同和严苛的执行，对朋友很宽容，但是对敌手绝不饶恕。在历时38年连续五个朝代的统治中，这场斗争一直激烈进行，双方的愤怒丝毫没有减弱，图像的崇拜者和破坏者之间互有胜负，我无意详述事件的细节和经过。放逐艾琳而继任的尼西弗鲁斯容许普遍的言论自由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在统治期间的唯一美德，却受到僧侣的指控，说他基于这个缘故会沉沦地狱。米凯尔一世的性格是迷信和懦弱的，圣徒和图像没有能力保护帝座上的信徒。利奥五世穿上紫袍，肯定亚美尼亚人的头衔和宗教，受到崇拜的偶像连同高举义帜的追随者，遭到第二次流放。他们的欢呼声是在表示对谋杀一个邪恶暴君的同意，米凯尔二世是杀害利奥五世的凶手和继承人，从出生起就沾染了弗里吉亚人的异端邪说，他试图在敌对的双方间进行调停，正统基督徒的倔强顽固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偏袒对手。
米凯尔二世胆小怯懦，只有处处采取温和的姿态，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根本不知畏惧和怜悯为何物，这才是最残忍的，也是最后一位“圣像破坏者”。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情绪一直在与统治者唱反调，皇帝如果想要抗拒潮流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遭到惩罚，狄奥菲卢斯逝世后，他的遗孀狄奥多拉成为帝国的监护人，第二位女性终于使图像赢得最后的胜利。她的办法不仅大胆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她杜撰出死去的丈夫最后忏悔的谎言，要为他洗清罪名和灵魂。“圣像破坏者”的教长遭判决以后获得减刑，免予被剜去双眼的惩罚而是抽打200皮鞭。主教兴奋得发抖，僧侣快乐得大叫，图像的胜利使正统教徒的节期保持一年一度的庆典。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图像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神性，11世纪的希腊人一直争论不休，所持的见解可以说是集荒谬之大成。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不能得到肯定而明确的答复。
西部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公开宣布，接受尼斯宗教会议的信条，并且大公会议被正统基督教尊为第七次全国会议。罗马和意大利总是顺从教父的指示，只是绝大部分的拉丁基督徒在迷信的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教会采取中间路线，处于崇敬和销毁图像的两个极端之间，他们的礼拜堂里也陈列着图像，但他们并不把其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历史和信仰极为生动和有用的纪念物。一本愤世之作起于宗教争论，以查理曼大帝的名义编辑和出版，经过他的批准在法兰克福召开宗教会议，有300名主教参加。他们谴责“圣像破坏者”的狂暴行为，同时也公开发表声明，严词抨击希腊人的迷信活动和自称大公会议的信条，长久以来这些都为西部的蛮族所不齿。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和美洲的很多国家处于偶像崇拜的时代，仍旧笼罩在迷信的黑暗之中，图像崇拜用默默耕耘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向前发展，对于他们的犹豫和迟疑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弥补作用。
前后几任教皇在尼斯宗教会议以后，趁着虔诚的艾琳在位的机会，把帝国转移到宗教信仰并不正统的查理曼手里，终于完成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分治。他们被迫在敌对的民族之间进行选择，宗教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当他们尽力掩饰朋友的缺失时，却看到敌人竟然具有正统基督徒的美德，心中感到不以为然和极其怀疑。两个首都的仇恨因语言和习惯的不同而永难化解，70年的敌对状态使彼此的关系更为疏离，处于分裂的情势之下，罗马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教皇体验到统治的权威。他们现在要是屈服，就会受到忌妒的暴君的无情报复，何况意大利的反叛已经暴露了拜占庭的无能和暴虐。希腊皇帝后来虽恢复了图像，仍旧没有恢复卡拉布里亚的产业和伊利里亚的教区，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从“圣像破坏者”手里夺走的。教皇阿德里安提出威胁，要是他们不尽快放弃破坏圣像这种异端的做法，就要公开宣判将他们逐出教会。希腊人现在具有正统基督徒的名分，但他们的宗教还沾染着统治君王的气息；法兰克人即使桀骜不驯，但是有识之士依然可以看出，他们逐渐从利用图像转变为崇拜图像。
查理曼大帝的名声虽有若干瑕疵，但那是因为写传的作家之间发生言辞刻薄的争论。事实上这位征服者能发挥政治家的风范，采用不同的施政作为，以适合法兰西和意大利的状况。他曾经4次前往梵蒂冈朝拜或访问，与教皇行拥抱礼都能表现出诚挚的友情和恭敬的态度，跪在使徒的坟墓和图像前，毫不犹疑地就参加了罗马礼拜仪式的祈祷和游行。明智或感激的教皇难道能抛弃他们的恩主吗？这些教皇有权转让他赠送的太守管辖区吗？他们真有力量废除罗马政府吗？大公的头衔就查理曼大帝的功勋和事业而言算不了什么，教皇只有帮助其恢复西部帝国才能报答他们所受的恩惠，也才能保障他们建立教会的成就。他们通过运用这样一个极具决定性的措施，最后终究会将希腊人要求的主权剥夺殆尽。罗马将从一个省级城镇的卑下地位恢复原有的权势，拉丁基督徒团结在古老的都城，服从一位最高领袖，西部的征服者会从圣彼得的继承人手里接过皇帝的冠冕。罗马教会获得一位热情洋溢和声威显赫的拥戴者，主教可以在加洛林王朝势力的庇护之下，光荣而安全地统治着罗马城。
罗马在异教彻底绝灭之前，为了争取富裕的主教辖区，常常产生暴动和流血事件，现在的居民人数虽然减少然而变得更为野蛮，获得的报酬也显得更加重要，居于领导地位的圣职人员，渴望圣彼得的宝座，斗争更是激烈。阿德里安一世的统治区域超越了前朝或后代的范围，罗马的城墙、神圣的遗产、伦巴第人的毁灭和查理曼的友谊，都是使他扬名立万的战利品。他在暗中教诲接替他宝座的继承人，要在狭窄的领地内展现出伟大君主的德行。他的功业在死后仍旧受到尊敬，但是在接着进行的选举中，拉特兰的一位教士成为利奥三世，受到阿德里安宠爱的侄儿虽被擢升到教会最高职位，却反而没有选上。
他的侄子在4年多的时间里，装出默认的态度或忏悔的心情，用来掩饰最为阴险的报复图谋，直到有一天举行宗教的游行，一群疯狂的谋叛分子驱散没有抵抗能力的群众，对神圣的教皇发起攻击要将他杀害。这些人处于混乱状况，也可能是一时犹豫，企图当场杀死或使他失去自由的打算无法得逞。利奥三世被认为已死就将他丢在路旁，但他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苏醒过来后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和视力，像这种很自然的现象，被用来增强他个人所蒙受的奇迹，因为他有两次被凶手用刀几乎要夺去性命。他从被囚禁的地方逃到梵蒂冈，斯波莱托公爵赶来援救，查理曼对他的受伤表示同情，在帕德伯恩或威斯特伐利亚的营地接见这位罗马教皇，也可能是邀请他前来访问。利奥带着一个由伯爵和主教组成的委员会，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罗马，这些人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裁定他的清白。撒克逊的征服者一直拖到翌年，才亲身前来完成神圣的职责，其实这样做他感到很勉强。他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朝拜活动中，在罗马得到国王和大公应有的尊荣和接待。利奥获得允许，可以用宣誓来洗清被指控的罪行，他的仇敌只有保持沉默，谋害教皇性命的十恶不赦罪行受到轻微的处分，为了有所交代施与流放了事。
在公元8世纪最后一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出现在圣彼得教堂(公元800年12月25日)，为了满足罗马的虚荣心，他把本国简单朴素的衣着换成大公金碧辉煌的礼服。
神圣的仪式举行完毕以后，利奥突然将一顶华丽的皇冠加在他的头上，教堂的圆顶回响着民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胜利的查理万岁!上帝为最虔诚的奥古斯都加冕，成为伟大与和平的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的头部和身体完成了神圣的皇家涂油礼，按照恺撒的先例，他受到教皇的致敬或推崇。他的加冕誓言明确表明承诺要维持教会的信仰和特权。教会得到的第一批收获是他向使徒的祭坛呈献的丰厚礼物。皇帝在私下的谈话中郑重声明他对利奥预先的安排一无所知，否则会在那重大的日子设法不出席，使得利奥的一番好意全部落空。但是典礼的准备工作必定已经揭穿了这些“保密”的行动，查理曼的行程透露出他不仅知道也有所期待。他曾经承认唯一的抱负是要获得皇帝的头衔，而且教皇曾经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中公开宣布，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奖励他的功绩和勋业。
大帝的称号经常被赋予一些皇帝，但有时的确也名副其实，唯独查理曼这位君王能将大帝的头衔和自己的名字永远结合在一起，何况还要加上圣徒的称号，出现在罗马的史书上。这位教会的圣徒何其幸运，在一个开明的时代受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纷至沓来的赞誉。民族的野蛮习性和他所出现的时机，无疑加强了他真正的功劳，然而一样物体的外观尺寸会因不相称的对比而放大，帕尔米拉的废墟在四周荒凉的沙漠的衬托下会显得相当雄伟。我绝无意破坏他的名声，只想从西部帝国神圣和伟大的中兴之主身上找出一些瑕疵。从个人的道德要求而论，对于守贞和禁欲不必过分地强调。但是他有9个妻室或侍妾，爱情生活风流成性而喜新厌旧，将为数众多的私生子被送到教堂，他的女儿全都长期独身，举止放荡，因与父亲的关系过于亲热而引起猜疑。当然，这些对于公众的幸福倒是不会产生实质的损害。
我也不应该指责一位征服者的雄心壮志，但是在一个有仇必报的时代，他的兄弟卡洛曼的儿子、墨洛温王朝在阿基坦的君王，以及在同一个地点被砍头的4500个撒克逊人，必然对查理曼大帝的公正和仁慈颇有微词。他对被击败的撒克逊人所施加的处置，完全滥用了征服者的权力。他的法律和他的武力一样充满血腥的气味，要是讨论他的动机，如果不是出于固执的性格，也要归于倔强的脾气。爱好静坐的读者会为他身心永不停息的活动而感到不可思议，他的臣民和敌人也为他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深信这一刻他应该在帝国最遥远的边陲。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更不要说是夏季或冬季，他都不会停下来休息。我们就是凭着想象，也无法把他远征所到的地点完全列入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只是这种活动力是民族的优点，不只是个人独有。法兰克人飘荡不定的生活，通常将时间消磨在狩猎、朝拜和军事冒险行动中，查理曼四处奔波与其他族人最大的区别，不过在于随员众多和目标重要而已。
他在军事方面所建立的名声，要受到他的部队、他的敌人和他的行动这几个方面的严格考验。亚历山大用他的父亲腓力建立的武力进行征服，但是在查理曼前面的两位英雄人物，把他们的名声、经验和胜利的伙伴全都遗留给他。查理曼亲自率领久经战阵和无可匹敌的军队，制服那些野蛮或堕落的民族，他们从来不知道为了共同的安全而联合起来，他也没有遇到在数量、训练和装备上势均力敌的对手。战争的科学在丧失以后又与和平的技艺一同复苏，但是他没有用任何一次围攻或会战，来表现他的军事行动是如何的高明，能够克服重大的困难和取得特殊的成就，他可能要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他祖父获得萨拉森人的战利品。在他进行西班牙的远征行动之后，掩护大军的后卫在比利牛斯山被击败，那些陷入绝境无法发挥英勇精神的士兵，临终之际难免要指责他们的将领不懂兵法，行动也过于冒失。
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对查理曼的法律极为推崇，使我也感到肃然起敬。他的法律不成体系而是包括大量特定和琐碎的诏书和条例，像是纠正滥权的行为、风俗习惯的改革、增加农田的产值、注重家禽的照应甚至鸡蛋的售价等。他希望能改革法律和法兰克人的性格，无论这种企图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和有欠完美，仍旧值得赞许，那个时代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恶习，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加以遏阻或缓和。然而在他设立的制度中，我倒是没有发现放诸四海的观念和永垂不朽的精神，这才是一位立法者嘉惠后代子孙的最大福祉。帝国的团结和稳定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生命，他仿效极为危险的做法把国土分给儿子，经过多次改组议会以后，整个政府架构在无为而治和集权专制的混乱之间摇摆不定。他尊敬教士的虔诚和知识，想要把尘世的统治和民事的审判全都托付给野心勃勃的他们，等到他的儿子刘易斯受到主教的罢黜和羞辱，必然会怪罪做父亲的没有先见之明。他制定法律强制征收什一税，因为有恶魔在空中说，拖欠税负是引起上一次荒歉的主要原因。
查理曼大帝在文教方面的功绩，可以用兴建学校和提倡艺术为证，很多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他与臣民和外乡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被他邀请到宫廷来教育君王和人民。他自己的学习过程起步很迟，非常勤勉然而成效不是很显著，要是他能说拉丁话也听得懂希腊语，获得这些入门的知识也是来自交谈而非书本，等到成年以后，他才发奋要做到能够写字，今天这是每个农夫在幼年时期就要学习的技能。在那个时代，要培育文法和逻辑、音乐和天文的才能，也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迷信罢了。但是人类思想的求知欲最后总会导致本身的进步，鼓励追求知识反映出查理曼性格最纯洁和可喜的光辉。地位的尊崇、统治的长久、武力的强大、政府的活力以及对遥远民族的尊重，使他有别于很多的君主，从他光复西部帝国之后又开启了欧洲一个新的纪元。
查理曼的帝国并不是没有资格获得这样的称呼，欧洲有些最具规模的王国就是这位君王的世袭产业或征服之地，他在同一个时间统治着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日耳曼和匈牙利。
其一，高卢这个罗马行省转变为法兰西王国，但在墨洛温世系没落的状况下，由于不列颠人的独立和阿基坦人的反叛，疆域缩减很多。查理曼追击不列颠人并将他们限制在大洋的两岸地区，这个凶狠的部族与那些法兰西的民族，在来源和语言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受到的责罚是缴纳贡金、送出人质和维持和平。经过长久而又迂回的斗争，阿基坦公爵的叛乱行动所受到的惩处是丧失他们的行省、自由和性命。野心勃勃的总督事事想要仿效皇宫总管，结果受到严苛和无情的处置，但是到最近才发现，这些可怜的诸侯才是克洛维血统和王座最后的合法继承人。他们的先世是克洛维的兄弟达戈伯特，可以算是墨洛温家族的旁支。这个古老的王国被贬为加斯科尼公国，领地是比利牛斯山下的费森扎克和阿马尼亚克。整个家族一直到16世纪初叶都非常兴旺，在经历加洛林皇室的暴虐统治以后还能幸存，并继续经历第三王朝的不公或厚爱。法兰西与阿基坦重新结合，把边界扩展到当前的状况，增加了尼德兰和西班牙，使国境能以莱茵河为界。
其二，萨拉森人被查理曼的祖父和父亲逐出法兰西，仍旧据有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即从直布罗陀的高岩到比利牛斯山。等到内部发生争执造成分裂，萨拉戈萨有位阿拉伯埃米尔恳求查理曼在帕德伯恩的议会给予保护。查理曼发起远征行动恢复埃米尔的地位，保持很公正的态度，不因宗教信仰而有区别地对待，一方面粉碎基督徒的抵抗，同时也奖励伊斯兰教徒的从命和服务。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西班牙战争爆发，要将帝国控制的地区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埃布罗河。法兰西总督进驻到巴塞罗那，据有的领地是鲁西隆和加泰罗尼亚。纳瓦尔和阿勒冈还是初创时期的王国，全部受到他的管辖。
其三，查理曼用伦巴第国王和罗马大公的身份，统治着绝大部分的意大利地区，广大的疆域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亚的边界长达1000英里。贝内文图姆公国原来是伦巴第人的采邑，在牺牲希腊人的权益以后，将现在的那不勒斯王国包括在里面。但统治着这一公国的阿雷奇斯公爵，不愿让他的国土受到奴役，采用诸侯的独立头衔起兵反抗加洛林王国。阿雷奇斯的抵御非常顽强，后来的屈服也没有令他丧失荣誉。皇帝满足于简单的贡品、拆除所有的碉堡工事以及将至高君王的头像印上钱币，也都能感到满意。阿雷奇斯的儿子运用巧妙的奉承手段，使自己父亲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但是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一直小心谨慎，使贝内文图姆逃过法兰西的高压统治。
其四，查理曼是将日耳曼统合在一个王权之下的首位君王，弗朗科尼亚这个范围仍旧保存着东法兰西的名称，黑森和图林根的民众基于共同的宗教和政府，现在与胜利者完全合并在一起。阿勒曼尼人过去使罗马人感到极为畏惧，但现在已经成为法兰克人忠实的诸侯和同盟的战友，他们的国土位于阿尔萨斯、士瓦本和瑞士目前的疆域之内。巴伐里亚拥有类似的恩典，能够使用自己的法律和习俗，相比之下他们没有耐性去伺候一位主子。塔西洛一再反叛，使他们的世袭公爵遭到废除的命运，在重要边区负责管辖和守备的伯爵，分享被黜公爵的权力。然而日耳曼的北部从莱茵河到越过易北河，仍然充满敌意，也是异教徒的天下，一直要经过33年的战争以后，撒克逊人屈服于基督和查理曼的束缚之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偶像和他们的信徒全部遭到灭绝，仅仅在威悉河两岸古老的萨克森地域，建立明斯特、奥斯纳堡、帕德伯恩、明登、不来梅、费尔登、希尔德斯海姆和哈尔伯施塔特8个主教辖区，主教府邸的所在地成为蛮荒之区最早的学校和城市。从某种程度而言，子女的宗教和人性救赎了父母的屠杀。越过易北河以后都是斯拉夫人，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同但是有不同的称呼，占有普鲁士、波兰和波希米亚现在的领土，有段时间出现短暂的顺从情况，使法国的历史学家将帝国的疆域延伸到波罗的海和维斯图拉河。对这些国家的征服行动或宗教皈依要到较晚的时代才发生，但是波希米亚与日耳曼主体的结合主要可以归功于查理曼的武力。
其五，他对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或匈奴人采取报复手段，就如同这些蛮族施加于当地民族的灾难那样。法兰西的军队采用水陆兼进的方式，通过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平原进入这个地区。匈奴人的“寨子”是用木头做成的围绕着居住地区或村庄的防壁，被具有3倍优势的法兰西部队攻破。经过8年血腥的激战以后，折损了几位法兰西将领，获得的战果是匈奴人地位最高的贵族惨遭杀戮，整个民族的残余人员被迫只得降服，台吉的皇家宫廷所在之地全部荒芜不为人知。250年劫掠所获得的金银财宝，让得胜的部队人人腰缠万贯，意大利和高卢的教堂被修饰一新。查理曼在据有潘诺尼亚以后，帝国的国境以蒂萨河和萨沃河流入多瑙河的汇合口为界，轻而易举地将埃斯特利亚、黎本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几个行省并入领土。扩张领土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为了表示谦逊，他留下滨海的城市让希腊人获得实质或名义上的统治。但这种过于遥远的主权对于拉丁皇帝而言，只能获得名声而无法增加实力，他也不必冒险负起教会的使命，教化蛮族的游牧生活和偶像崇拜。他也曾经试过在索恩河与默兹河，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筑可以通航的运河，执行时可以使整个帝国焕发出活力。然而钱财开销最大和人力投入最多的工作，还是浪费在主座教堂的兴建上。
要是我们检视这张地图的轮廓，就会看到法兰克人的帝国从东到西是由埃布罗河延展到易北河或维斯图拉河，从南到北是由贝内文图姆公国到埃得河，这里是日耳曼和丹麦的永久边界。欧洲其余部分的灾难和分裂使查理曼个人和政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一群先世为撒克逊人或苏格兰人的诸侯，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这些岛屿纷争四起。等到失去西班牙以后，基督徒和哥特王国正统的阿方索家族，就被局限在奥斯图里安山区很狭小的地区。
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尊敬加洛林王朝君王的权力或德行，恳求建立联盟给予照应和支持，把他称为自己的再生父母，是西方世界高高在上的皇帝。查理曼与哈里发哈伦·拉须德建立平等的交往关系，这时哈伦的统治权从阿非利加扩展到印度。查理曼接受对方使臣送来的礼物，是一顶帐篷、一座水钟、一头大象和一把圣墓的钥匙。照说很难理解一名法兰克人和一名阿拉伯人的私人友谊，他们相互之间的个性、语言和宗教没有共同之处，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公开的联系完全是出于虚荣心作祟，相隔遥远的位置不会引起利害的冲突。罗马的西部帝国有三分之二的疆域属于查理曼，日耳曼那些难以接近或无法征服的民族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缺少的人力资源可以获得充分的供应。但是他在选择敌人时，宁可对手是北方的贫民，也不要南方的富户，这点确实让我们感到非常诧异。
他在日耳曼的森林和沼泽打了33次千辛万苦的战役，要是用这些兵力来驱除意大利的希腊人或是西班牙的萨拉森人，不仅游刃有余，还可以获得更响亮的名声。攻击虚弱的希腊人可以保证获得胜利，出于光荣和报复的心理也能激起神圣的十字军来对付萨拉森人，何况还可以大声疾呼发挥宗教和策略的作用。或许在他越过莱茵河和易北河的远征行动中，渴望从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噩运中拯救他的国家，那就是要让现在文明社会的敌人解除武装，以及毁灭未来民族迁移的种子。但是有人用很有见地的眼光提到，他已经了解到预防措施的重要性，要是扩张以后的国土还会发生敌对状况，那就得将征服行动遍及于整个区域，否则毫无效果可言。
长久以来掩盖着斯堪的那维亚这个大陆或是岛屿、不让欧洲知晓的厚重帘幕，现在终于被日耳曼的征服者拉开，唤醒了野蛮的土人早已麻痹的勇气。那些最为凶狠的撒克逊偶像崇拜者逃离基督徒暴君，跑向北方的同胞寻找庇护，大洋和地中海满布着他们的海盗舰队。查理曼看到诺曼人的毁灭行动时不禁叹气，在不到70年的时间，诺曼人将加速灭亡他的家族和王国。
十一、查理曼的继承人及日耳曼国王奥托的崛起(814—962 A.D.)
教皇和罗马人要是按照最早的制度，授予查理曼的头衔无论是皇帝还是奥古斯都只能及身而止，那么他的继承人在每一次的空位期，都要经过正式或默许的选举才能登上宝座。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刘易斯(814—840 A.D.)在有关的联席会议中，宣称自己对于王国和征服具有独立的权利，皇帝似乎已预见到了且想要防止教士别有用心的主张。皇室继承人所受的教导是从神圣的祭坛拿到皇冠，然后自己将它加冕在头上，当作他的上帝、他的父亲和他的民族送给他的礼物。洛泰尔和刘易斯二世在往后的联席会议上，重复举行同样的典礼，虽然不像第一次那样干劲十足。加洛林王朝的权杖从父亲传给儿子的直系后裔达四代，教皇的野心受到贬抑，高据虚有其表的地位，只能为世袭的君王加冕和涂油，而这些君王早已拥有权势和国土。
“虔诚者”刘易斯在他的兄弟去世后拥有查理曼所打下的天下，但是帝国所有的民族和贵族，以及刘易斯的主教和他的子女，很快了解到当前的状况，也就是这个巨大的团体不会再被一个人的心灵鼓舞，虽然外表看来安然无恙，但基础的中心已经发生崩塌。在爆发了一场损失10万名法兰克人的战争后，整个帝国用一纸协定被分给3个儿子，他们之间毫无孝顺之心和手足之情。日耳曼和法兰西的王国从此永久分离；高卢位于中间的部分，就是罗讷河与阿尔卑斯山、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行省；再加上意大利被授予有皇族身份的洛泰尔(840—856 A.D.)。洛泰尔在分得他的这份产业后，把洛林和阿尔勒两个刚刚成立和为时短暂的王国，授予他的幼子。洛泰尔的长子刘易斯二世(856—875 A.D.)因获得意大利的疆域而感到满足，这是罗马皇帝很适当的世袭领地。刘易斯二世逝世后，没有留下男性后裔，他的叔伯和堂兄弟争夺遗留的皇位，教皇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借着审核候选人的资格和功绩，把皇位授予最会逢迎或个性慷慨的继承人，确保其能够在登上皇位后拥护罗马教会。加洛林王朝的渣滓完全无法展现出任何德行或权力的征兆，只有非常荒谬的称呼像是“秃子”“结巴子”“胖子”和“单纯”，这群国王的特色是驯顺的个性和相似的面貌，很快被历史遗忘。
旁系血统的败亡使整个世袭的权利落在“胖子”查理的手里，他是这个家族最后一任皇帝。他的痴呆和疯狂使他任由日耳曼、意大利和法兰西背离而不采取任何行动(888 A.D.)。他在议会中被迫逊位，向叛徒乞求供应每日的饮食。他的无能受到藐视，敌人竟然饶恕他的性命，让他能够自由地生活。所有的总督、主教和领主凭着自己的实力，夺取没落帝国已经分裂的碎片，查理曼的女儿或私生子方面的血胤具备优先权，其中大部分的头衔和主权都很可疑。个人的功勋有限，倒也符合国土缩小的状况，只要率领军队出现在罗马的城门，就可以在梵蒂冈加冕称帝。不过他们的言行都很谦虚，通常能得到意大利国王的称号就感到满足。从“胖子”查理退位到奥托建国，整个空位期有74年之久。
奥托出身贵族世家，祖先曾经是萨克森公爵，如果他真是威提肯的子孙，而威提肯又是查理曼的敌手和改信者，那么久意味着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后裔竟然反过来统治了他们的征服者。他的父亲是“捉鸟人”亨利，被整个民族选出来拯救并且建立日耳曼王国。亨利的儿子是几位称号叫奥托的皇帝中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君主(962 A.D.)，把帝国的边境向四面八方扩展——高卢的一部分，沿着默兹河和摩泽尔河的河岸，直到莱茵河的西边，都指明要交给日耳曼人。这个民族从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起，在血统和语言方面就已混杂在一起。在莱茵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地区，奥托的继承人对于四分五裂的勃艮第和阿尔勒王国，只获得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
奥托在欧洲的北部用武力传播基督教，成为易北河和奥得河斯拉夫民族的征服者和使徒；勃兰登堡和斯里斯威克的进军行动，通过日耳曼的殖民地得到强化；丹麦的国王以及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公爵，承认自己是缴纳贡金的封臣。奥托率领胜利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征服意大利王国，解救教皇的窘境，从此以后这顶皇冠用于以日耳曼为名的国家。从那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开始，大陆公法的两项原则经过大力的推动，获得时间的认可：其一，经由日耳曼议会选出的君王，立即获得隶属于君王名下的意大利和罗马王国；其二，他要从罗马教皇的手里接受皇冠，才能获得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合法的头衔。
十二、东、西两个帝国的事务和教皇选举的权责(800—1060 A.D.)
查理曼的皇室尊严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东方宣告，他并没有把希腊皇帝看成父执辈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这种平等而又亲密的称呼。查理曼或许想成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谈话中表达出和平与友谊，并且可能隐藏着一桩与那位公主的联姻协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经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两个帝国相距遥远而又无法融洽相处，这样的联合到底真实状况如何，能够延续多少时间，可能发生何种后果，都无法加以臆测。拉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倒是让我们感到可疑，也许是艾琳的敌人杜撰出这类的传闻，用来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将教会和国家出卖给西部的外国人士。法兰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鲁斯阴谋事件的旁观者，几乎成为举国同仇敌忾的受害人。
古代罗马的叛国背逆和亵渎神圣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谚语“法兰克人是好朋友和坏邻居”。然而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刺激邻人采取报复的行动，进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亚大教堂来举行皇家加冕大典。经过一段迂回而又漫长的辛苦行程之后，尼西弗鲁斯的使臣到达位于萨拉河岸的营地。查理曼在一个弗朗科尼亚的村庄，摆出盛大的排场来打击拜占庭皇宫的虚荣，至少也要给他一个下马威。希腊人被连续引进四个接见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有位衣着华丽的贵人高坐在上，他们正要俯下身体行跪拜礼时，他告诉他们说他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马厩的管理人。类似的误会和答话在几个房间里重复进行，陆续出现内廷伯爵、皇宫管事和寝宫总管。使臣越来越无奈，越来越焦急，一直到觐见厅的门打开，他们看到真正的国君坐在宝座上面，到处摆满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平日他对这些东西极为藐视。四周围绕着获得胜利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受到他的宠爱和尊敬。
两个帝国签订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划定东部和西部的国境，以目前主权所及的地区为准。不过希腊人很快忘记了这种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仅仅记得要去恨那些勒索过他们的蛮族。基于短暂的联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权力，他们用极为推崇的礼节向神圣的查理曼致敬，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等他那虔诚的儿子继位后就失去了这种待遇，拜占庭的书信是如此称呼：“致国王或自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权力和美德都已经绝灭以后，他们剥夺刘易斯二世世袭的头衔，使用蛮族对国王的称呼，等于将他贬低到拉丁的诸侯这个阶层。从刘易斯二世的答复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渊博的学识从神圣和世俗的历史中提出证明，“国王”这个称号和希腊的“皇帝”是同义词。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被赋予专属而至高的意义，他的权力来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罗马皇帝的荣誉。奥托统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他们的使臣生动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的傲慢无礼。希腊人乐于藐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贫穷无知，在他们最后面临衰亡之际，拒绝让日耳曼国王滥用罗马皇帝的头衔。
身为皇帝在教皇的选举中，继续运用他们得之于哥特和希腊君王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世俗产业和宗教审判更增加了这种特权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贵族政体中，教士的主要成员仍然组成了一个元老院，协助主教进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补主教的空缺。罗马划分为28个牧区，每个牧区有一位红衣教士或长老负责治理，无论这个头衔的来源是多么普通和谦恭，他们还是渴望与登基的国王一争高下。他们的数量通过7位最重要医院的辅祭，7位拉特兰宫的内廷审判长，还有教堂的显要人物的联合而得到增长。教会的元老院接受罗马行省7位红衣主教的指导，他们每周都要到拉特兰宫去处理事务，留在城郊的奥斯蒂亚、波尔图、维利特里、塔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蒂伯尔和萨宾等教区的时间较少。同时他们要分享教廷的荣誉和权威，教皇一旦逝世，这些主教就推荐一位继承人给红衣主教团去投票选举，产生的结果经由罗马民众的欢呼或叫嚣来批准或拒绝。
然而这样的选举过程仍旧会出现问题，因为要等到教会的拥护者皇帝亲自表示认可和同意，否则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职。皇家委员会立即审核选举程序的形式和权限，不可或缺的事项是要先详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才能接受他们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赠不断充实圣彼得的产业。在经常发生教派分裂的状况下，敌对一方的权利要求会屈从于皇帝的裁决，他在主教的宗教会议中，审讯、宣判和惩处一个犯罪教皇的罪行。奥托一世将一项协定强加于元老院和人民，保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能为国君所接受。他的继承人期待或阻挠他们的选择，他们将罗马的圣职赐给他们的秘书和教师，有点像在科隆或班贝格主教辖区的做法，不论一位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绩，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实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这些特权行为大部分被全民选举的缺陷免除。如果竞争者受到红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于群众的热情或贪婪，梵蒂冈和拉特兰都沾染着受害者的鲜血。那些最有权势的元老院议员，像是托斯卡纳的侯爵和塔斯库卢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长期而可耻的奴役统治。
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谋杀，正因为教会的产业被人霸占，教会陷入贫穷的境地，教皇才会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罗马这个君主国家，也不能再做教士应尽的善行。玛罗齐娅和狄奥多拉是当妓女的一对姐妹，靠着财富和美丽发挥影响力，用政治活动和风流艳事进行各种不法的密谋。她们有很多入幕之宾，其中最奋发图强的爱人获得罗马的法冠，统治的方式可以让人联想到黑暗时代传说中的女性教皇。玛罗齐娅的私生子、孙子和曾孙都曾经盘踞在圣彼得教堂的宝座上，像这种光宗耀祖的家谱倒是很罕见。她的孙子在19岁就成为拉丁教会的首领，在年轻和成人时保持容光焕发的神色。各国的朝圣客带着证据当着奥托大帝的面，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对他提出控诉。就拿若望十二世来说，他拒用圣职的服装和礼仪，认为自己是士兵，可以饮酒、杀人、放火、赌博和狩猎，这些对士兵而言都不是可耻的事。他可能是出于穷困的原因，公开买卖圣职。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维纳斯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会有多么严重。然而我们读到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的事，玛罗齐娅的这位可敬的孙子与罗马的贵妇人通奸，公开姘居在一起，拉特兰宫变成卖淫的大本营。他强暴处女和孀妇，使女性朝圣客不敢朝见圣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诚的礼拜过程中为他的继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带有恶意的心态乐于详述这个伪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来，教士的恶行远没有美德那样危险。
教廷在长期丑闻不断的状况下，由个性严峻和热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对其加以改革和整顿。这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僧侣奉献出他的一生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律定红衣主教团在教皇的选举方面，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行使的职能，永远废除被皇帝和罗马人民篡夺的权利；其二，确保西部帝国再度成为教会的采邑或封地，扩展尘世的统治权给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国。经过50年的斗争以后，他完成了第一件规划的工作，他的建议获得圣秩制度坚定的支持，每个成员的自由权与他们最高的职位有关；第二项企图虽然获得部分成就，表面看来相当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权力的强烈反抗，最后由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还是无疾而终。
十三、罗马的政教之争和意大利王国的建立(774—1025 A.D.)
无论是主教还是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的复兴，都不可能将丧失的行省赐予查理曼或是奥托，因为这些行省是过去他们抓住时机、运用武力才赢得的。然而罗马人有为自己选择主人的自由，在把全部职权委托给大公以后，又赞同西部的法兰西和撒克逊皇帝兼任大公，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无可挽回。罗马城从恺撒统治到郡守统治的这段时期，留下了一些残破不全的记录，对于他们的皇宫、铸币厂、法庭、诏书和正义之剑保存了若干蛛丝马迹的回忆，最晚一直到13世纪。处于教皇的谋略和民众的暴力之间，罗马的最高权力已经破碎和残缺。查理曼的继承人满足于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对于维护地方审判权根本不予理会。在兴旺繁华的时候，他们的野心会转向更有诱惑力的目标，等到帝国处于衰败和分裂的处境，他们被迫要保卫世袭的行省。
意大利已经残破不堪，艳名远播的玛罗齐娅勾引了一名篡夺者前来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勃艮第国王休·卡佩在她的党派引导之下，领兵进入哈德良的堤道或圣安杰罗堡垒，这里控制着主要的桥梁和进入罗马的门户。阿尔贝里克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被逼前来参加婚礼的喜宴。他表现出非常勉强的态度，接待宾客说话不得体，当众被后父挥拳责打，这一记耳光就产生了一次革命(932 A.D.)。这个青年大声疾呼道：“罗马人，过去你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这些勃艮第人不过是最低贱的奴隶，当前在这些贪婪而又残忍的蛮族统治之下，连我都受到伤害，你们怎么逃得掉奴役的生活。”城市每个区域都响起警钟要大家武装起来，勃艮第人在仓促的状况下只能很羞辱地撤离，玛罗齐娅被获胜的儿子关进监狱，他的兄弟教皇若望十一世退位从事灵修的职责。阿尔贝里克以君王的头衔，拥有罗马的统治权长达20年之久。据说他满足了大家的偏好，恢复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至少也要先制定各种头衔。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奥克塔维安，后来成为教皇，是为若望十二世，他也和前任一样为伦巴第的君王所激怒，因而找人来解救教会和共和国，奥托的服务所得到的报酬是皇家的尊严和荣誉，但撒克逊人蛮横无礼而罗马人个性急躁，帝王的特权和选举的自由在暗中斗法，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受到干扰，奥托命令他的执剑官片刻不可离身，免得在祭坛的前面受到刺杀和谋害。皇帝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家之前，谴责民众的作乱犯上和若望十二世的忘恩负义。
教皇在一次宗教会议中遭到罢黜(967 A.D.)，郡守被绑在驴背上游街并且当众遭鞭打，然后关进地牢；13个罪行重大的人员被吊死，其他人员受到砍断手足或驱离家园的处分，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古老的法条认可这种严厉的审判程序。义正词严的声音指控奥托二世奸诈和血腥的行为，他用待客和交友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邀请元老院的议员参加宴会然后加以屠杀。他的儿子奥托三世还未成年时，罗马拟定大胆的图谋要摆脱撒克逊人加在身上的枷锁。执政官克雷森提乌斯就如共和国时期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以臣民和流犯的身份两次崛起，能够控制整个城市。他随心所欲地用高压手段对付教皇，或是将教皇驱逐出境后再任命一位，同时形成一个阴谋组织要恢复希腊皇帝的权势(998 A.D.)。他对于圣安杰罗堡垒进行坚韧不拔的围攻作战，直到不幸的执政官因对方答应赦免其余人员而被出卖，他被绞架吊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堡的雉堞。奥托三世在与部队分离以后运道转坏，被围在皇宫中三天缺乏饮食，可耻地逃走，免得遭到罗马人的毒手。
元老院议员托勒密成为人民的领袖，克雷森提乌斯的寡妇毒死皇室情人，为丈夫报仇，内心感到痛快，也获得受人尊敬的名声。奥托三世的构想是放弃北方荒凉的国土，在意大利设立他的宝座，恢复罗马君主国的制度。他的继承人平生只来过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冈接受加冕的皇冠。当他们缺席时被人藐视，一旦前来参加就引起厌恶和畏惧。这些君王率领蛮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外乡来客和世仇大敌，短暂的巡视引起动乱和流血的场面。对这些蛮族的祖先还有微弱的记忆，仍旧在折磨着罗马人的心灵，罗马人因而用虔诚的愤怒之情注视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后裔子孙，过去是这些人篡夺了恺撒的紫袍和特权。
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也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恺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但是后续的诸侯出于一时的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的致命影响，常常归咎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伦巴第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这种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通过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了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份。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但是执行的权力被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豪门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但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第人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恺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
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诸侯的独立(1152—1250 A.D.)
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负是要恢复身御紫袍的威严和光彩，带着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残酷入侵伦巴第共和国。新发现的《民法汇编》是最有利于专制政体的一门学问，被收买的拥护者公开宣扬，皇帝对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财产而有绝对权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权一般说来没有那么可恶，在隆卡格利亚的议会中通过。意大利的税收核定是3万磅白银，财务官员的掠夺使需求的数目增加到无法计算的地步。负隅顽抗的城市要运用威胁或武力加以攻占，抓到的俘虏送给刽子手行刑，尸体用投射器具抛进城里。米兰受到围攻而投降以后，这个雄伟的首都所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300个人质被送到日耳曼，居民被赶到4个村庄去谋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实施高压统治。米兰很快从灰烬中重生，灾难使伦巴第人的联盟变得更为坚固，他们的复国大业受到威尼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希腊皇帝的赞助，压迫人民的结构在一日之内倒塌。
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的条约里虽然有保留条款，但还是签字将自由权利给予24个城市。他的孙子在成年以后靠着个人的英勇继续斗争，成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赋得到个人和特定的优点，他的出生和教育让人认为他是意大利人。两个派系发生无法和解的争执，吉贝林派依靠皇帝的支持，而归尔甫派打出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当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同意帝国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合并时，罗马的宫廷还在昏睡之中。从这些世袭的领土中，腓特烈二世在军队和钱财方面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然而腓特烈二世终于受到压制，是来自伦巴第人的军队和梵蒂冈的威胁。他的王国被交给一个异乡人，家族最后一个子孙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被公开斩首。在60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再没有出现一位皇帝，只有当统治者的遗物受到可耻的拍卖时，才能让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西部的蛮族征服者们很高兴用皇帝的头衔来装饰他们的首领，但是这并不表示授予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般的专制权力。日耳曼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他们的征战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行为，民族的特质为一种精神所激励，要对罗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体系抱着藐视的态度。他们那刚强的性格使他们拒绝顺从官员的命令，而强大的个人武力又使他们具有极强的掌控欲。统治者要想把这种体系强加到他们的身上，这不仅徒然无益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想法。查理曼和奥托的帝国早就被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较小区域的伯爵还有在国界或边陲的侯爵瓜分得一干二净，这些人都拥有民政和军事的全部权责，就像早期的恺撒所指派的部将。绝大部分的罗马总督都是军人出身，靠着机运获得高位，诱惑他们所雇用的军团，觊觎君王的宝座，他们的反叛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力和结构。
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对于权力的诉求不是那么大胆，那么他们的成功所导致的结局会持续更久，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拥有行省的独立自主。他们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产业和家臣的分量、相互之间的榜样和资助、下属贵族阶层的共同利益、诸侯和家族的变迁和更换、未成年的奥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以及对意大利和罗马并不稳固的皇位的徒劳追求。王室和地区主权的所有价值被行省的军事首长逐渐篡夺，这些权力包括和平和战争、赦免和处死、铸币和征税，以及国外的联盟和国内的经济。不论用暴力获得了什么，都能通过施与恩惠或灾难获得批准，将之当作可疑的选举或自愿的卖命所获得的报酬。无论被授予什么，如果没有受到伤害，就不能拒绝将之传给他的继承人或与他地位相等的人。任何与局部或临时所有权有关的行动，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国的制度。在每个行省，随处可见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贵族之间的阶层，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为这些私人首长的附庸和家臣。首长从统治者那儿接过的旗帜，常常会在战场上升起来对抗他。
加洛林和撒克逊的王朝基于迷信或政策，对于僧侣的谦恭和忠诚，产生盲目的依赖心理，尊重他们的世俗权力，不断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辖区较之于最富足的军事地区，在控制的地区和赋予的特权方面不相上下，而在丰富的收入和管辖的人口方面更有过之。只要皇帝还保有在主教职务出缺时，拔擢教会和世俗的人员来接替的权力，那么这些朋友和宠臣出于感恩和抱负，就会全力维护皇帝的基业。但是等到主教的叙任发生争执时，皇帝却失去了对于教士会议的影响力。选举的自由权完全得到恢复，主教的收入已经减少，这对于就职人员的第一次祈祷来说，是庄严的嘲讽，因为他们答应在就职以后，各教堂要推行单一薪俸的规定。
日耳曼出任政府职务的总督不必看上官的脸色，只有同侪的判决可以让他降级贬职。在君主政体的早期，指派儿子继承父亲的公爵或伯爵职位，必须要恳求皇帝给予恩典。这逐渐使获得成为一种习惯，索取成为一种权利，从直系继承人延伸到旁系血亲或女性姻亲。帝国(开始时是流行的称呼，最后成为法定的名衔)的领土根据遗嘱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转让，大势所趋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继承使公共的信托完全丧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没和摧毁杀戮带来的灾祸获得大量财富，对于无主的采邑按规定要在1年的期限内处理完毕，就是在选择候选人时，也有责任要咨询国会或省级议会的意见。
腓特烈二世崩殂以后，日耳曼成为有100个头的怪物。一群诸侯和高级教士争夺这个残破的帝国，各地有无数的领主建立起城堡，仿效上官的行为，根本没有服从的观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以征服或掠夺之名不断发生敌对行动。诸如此类的无政府状态是欧洲的法律和习俗无可避免的后果。暴力的摧毁作用同样使法兰西和意大利王国在受到蹂躏以后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兰西的采邑在分崩离析的同时，产生了日耳曼式的联合，在帝国的名义之下形成联邦共和国的伟大体制。议会起初是一种常设的机构，后来则成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个公共立法机构的权力仍旧通过三个部分或团体进行运转，分别是选侯、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其一，七个最有权力的封建诸侯，获得显赫的称号和位阶，最重要的特权是选举罗马皇帝。这几位选侯分别是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莱茵地区的皇室领地伯爵，以及门兹、特里夫和科隆的总主教。
其二，诸侯和高级教士的选举团要从乱哄哄的大批成员中脱颖而出，最终减少到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表决权，包括很多源远流长而且独立自主的伯爵，但是不包括贵族和骑士阶层，就像在波兰的议会，每到选举，就会有6万人骑着马来参加。
其三，对于出身和权势、武力和法冠感到自负的人，非常明智地认同平民是立法机构的第三个部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在同一时代被引进法兰西、英格兰和日耳曼的国家会议。汉萨同盟控制着北部贸易和航运，莱茵联邦能够确保内陆地区的和平与交通。城市运用财富和策略发挥影响力，对于选侯和诸侯这两个位阶较高团体所通过的法案，他们的否决依然无效。
十五、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虚有其表的尊荣(1347—1356 A.D.)
我们要到14世纪才能看清楚日耳曼罗马帝国的真正情形和对比状况，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以外，不再拥有图拉真或君士坦丁的任何一个行省。他们那些一无是处的继承人是哈布斯堡、拿骚、卢森堡和施瓦茨堡的伯爵。皇帝亨利七世为他的儿子获得波希米亚的皇冠，他的孙子查理四世要是按照日耳曼人自己的说法，是出生在一个陌生而又野蛮的民族中间。等到巴伐里亚的刘易斯被革出教会以后，查理四世获得处于空位期的帝国，这是教皇的礼物，也可能是对他做出的承诺，然而不自量力的教皇在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拘禁期间，自以为正在统治全世界。他的竞争对手的过世使得选举团能够达成一致，查理四世在毫无异议之下被尊为罗马的国王和未来的皇帝。这个头衔在同一时期也曾贱卖给日耳曼和希腊的恺撒，日耳曼皇帝仅仅是被选出的一位职位不重要的行政官员，选他的人是一批奉行贵族政体的诸侯，他们连一个村庄都不让皇帝拥有。他仅有的可以发挥作用的特权是召集国家元老院开会，主持议程和提出议案。他的出生地是波希米亚王国，虽然不如邻近的城市纽伦堡那样的富裕，但已经成为他权力最坚固的基地和岁入最主要的财源。他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全部实力是300名骑兵。
在圣安布罗斯主座教堂，查理四世用一顶铁皇冠加冕，完全是按照伦巴第君主国的传统做法，但是他只被允许带一队没有武装的随从，等他进入以后城门就关闭起来。意大利的国王将米兰的统治权授予威斯康提，这时反被后者的部队监禁。查理四世在梵蒂冈再度用帝国的金冠加冕，但是要遵守一项秘密协定：罗马皇帝必须立即离开，不能在罗马停留一夜。口若悬河的彼特拉克凭着幻想恢复卡皮托的光荣，带着悲伤的心情谴责波希米亚人可耻的逃走，甚至他同时代的人都可以看出，查理四世唯一可以行使的职责是高价出售特权和头衔。意大利的黄金可以保证他儿子当选，但是这位罗马皇帝实在贫穷得可怜，有一次在沃尔姆斯的街头被一个屠夫抓住，扣押在一个小酒馆要他还清欠款。
让我们离开这个丢人现眼的场面，转过头去看看同一位查理在帝国议会上的呼风换雨。确定日耳曼制度的教皇敕书，是用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名义颁布的，有100位诸侯在他的宝座前躬身行礼，愿意接受总管或大臣的职称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皇家的宴会上，7位选侯是世袭的高级官吏，阶级和头衔不亚于国王，他们严格履行着内廷大臣的职责；门兹、科隆和特里夫的大主教以及日耳曼、意大利和阿尔勒的终身职大法官，他们带着庄严的神色将3个王国的印玺捧在手里；大元帅骑在马背上，带着装在银器里的燕麦行使他的职责，等他把燕麦倒在地上以后，就立即下马去调整宾客的座位和觐见的次序；宴会管事由莱茵地区享有王权的伯爵担任，他负责将菜肴端上皇帝的餐桌；勃兰登堡侯爵担任寝宫总管，用餐完毕后奉上盥洗的金壶和金盆；波希米亚国王的侍酒大臣是皇帝的兄弟卢森堡和布拉班特公爵。整个行列由几位知名的猎手压阵，他们在响亮的号角和猎犬的吠声中，抬进来一只野猪和一头雄鹿。
皇帝的最高权力不仅限于日耳曼地区，欧洲的各世袭君王也明确表示，他具有万人之上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祖先是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君王，是西部伟大共和国的世俗领袖，尊贵的头衔长久以来非他莫属，只有他可以与教皇争夺决定国王传承和召集宗教会议的最高特权。学识渊博的巴尔托卢斯是民法的代言人，靠查理四世发给的年金过日子，在他的学院里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论点：日耳曼皇帝是整个地球合法的统治者，管辖的区域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任何反对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谬论，而且要被视为异端邪说给予惩处，甚至福音书也如此宣称：“恺撒·奥古斯都明令规定，世人都应缴税。”
如果将奥古斯都和查理四世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全部移走，我们会发现这两位恺撒存在强烈的对比：那位波希米亚人夸大其词来掩饰自己的虚弱，而那位罗马人却要礼贤下士来隐藏自己的强大。奥古斯都率领胜利的军团，统治的海面和陆地的领土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直到大西洋，然而他却自称是国家的公仆，和他的同胞完全平等。罗马和所属行省的征服者，采用全民与合法的形式担任监察官、执政官和护民官。他的意志就是人类的法律，但是宣布他的法律却要借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声音。是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使他们的主人不断地接受委托治理共和国。奥古斯都的穿着服饰、家庭生活、头衔称呼、社会职能，全都维持一个罗马平民的形象。那些最富心机的谄媚者，对于具有绝对和永恒权力的国君，用尊敬的态度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
我追踪君士坦丁堡和日耳曼迅速轮替的恺撒，经过600多年以后，现在要回到赫拉克利乌斯的统治时期，在希腊王国的东部边境停留下来。就在国家因波斯战争而民穷财尽，教会因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的争执而混乱不安时，穆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在基督教和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他的宝座。这位阿拉伯先知的才华、民族的特质和宗教的精神，是东部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我们得用好奇的眼光注视这场令人难忘的变革，如何为世界各民族带来恒久而新颖的面貌。
这块空旷的地域位于波斯、叙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阿拉伯半岛像是不规则而又极为宽阔的三角形，从最北部的顶点位于幼发拉底河岸的贝勒斯算起，1500英里的中线终止在巴贝曼德海峡和乳香产地的底边处。在腰部的位置，从东到西就是从巴士拉到苏伊士，也可以说是从波斯湾到红海，宽度大约是中线的一半。三角形的两边越来越宽，南部面对印度洋的底边已有1000英里，整个半岛的面积超过德国或法国的4倍，极大部分是所谓的岩地或沙漠。鞑靼地区由于自然的力量，装点着高耸的林地和茂密的草原，孤单的游客置身于植物丛生的环境中，可以获得舒适和安慰。
在阿拉伯凄凉的荒野之中，只有一望无垠的滚滚黄沙，被险峻崎岖而又赤裸贫瘠的山脉隔断，砾质地表没有任何蔽荫和庇护，整天暴露在热带白炽的阳光之下。呼啸的气流不会给人带来清新和凉爽，特别是从西南吹来的热风，散布瘴疠的死亡气息。那些时而上升时而摊平的沙丘，可以形容为大海的浪涛，激烈的风暴可以埋没整个商队或一支大军。水源是上天的恩惠，成为寻求和争夺的目标，木材如此稀少使人要用别的方式来生火和取暖。阿拉伯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流，不能用来灌溉农田，更无法将货物运到邻近地区。山间溢流的洪水很快会被干渴的大地吸收。那些极少见的植物都在艰困的环境中挣扎，罗望子树和金合欢把根深植在岩石的缝里，靠着夜间的露水得到滋润。坑洞和水沟中存集很少的雨水，深井和清泉是沙漠的秘密宝藏。到麦加去的朝圣客饱受很多天饥渴和炎热之苦以后，只能从满是硫黄和盐渍的盆地里找到一点水源，那种味道真是难以入口。
这便是阿拉伯一般气候和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可怕的经验增加了局部或暂时的欢愉的价值，一片遮荫的丛林、一块青葱的草地或是一湾清澈的流水，都可以招来一群阿拉伯人定居下来，在这块为他们和牛只提供食物和休憩的场所，辛勤种植椰枣和葡萄。滨临印度洋的高地，因丰富的森林和降雨而显得大为不同，气候更为温和，水果更为可口，人畜更为繁多，肥沃的土地让胼手胝足的农夫获得应有的酬劳，生产天赐的礼物像是乳香和咖啡，在每一个时代都吸引着全世界的商人。要是和半岛其余的部分相比，僻处海角的地区真可称得上洞天福地，产生的奇幻色彩由于距离的遥远而令人更为神往。这个世外桃源完全是大自然的恩惠和杰作，当地土著具有奢侈而又纯真这两种互不兼容的气质，地下埋藏着黄金和宝石，陆地和海洋都弥漫着甜美的香料气息。这种沙漠区域、山岩地带和农耕田地的划分，希腊人和罗马人非常熟悉，阿拉伯人却一无所知。令人感到好奇之处在于，虽然当地居民的语言和习俗始终未变，但这片国土却丝毫没有保留下古代地理的痕迹。巴林和阿曼这些滨海的地区正对着波斯的领土。也门王国表明了阿拉伯·费利克斯的边界，至少能够让人知道它的位置。勒吉德的空间广阔一直延伸到整个内陆，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是汉志，整个行省位于红海的海岸。
人口数量受到食物供应的制约，罗马或波斯一个土地肥沃而工作勤奋的行省所拥有的臣民数目可能超过这巨大半岛的全部土著。伊克锡法吉人或称“食鱼者”沿着波斯湾、印度洋或红海的海岸不停迁移，寻找来源不稳定的食物。在这种难以称为社会的原始卑贱的状况之下，这些未开化的种族没有技艺和法律，甚至缺乏理性和语言。世代和时光在无声无息之中不断向前滚动，无助的族群因贫穷和生存的需要被局限在狭窄的海滨，使得后裔无法繁衍壮大。在更早的古代时期，有很大部分的阿拉伯人的确能摆脱悲惨的困境，这块草木不生的荒野无法维持狩猎民族的生存，很快就发展出更有保障更为富足的游牧生活。沙漠的部落数千年来从未改变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从对现代贝都因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祖先的特征。无论是在摩西还是穆罕默德的时代，他们都住在相同形状的帐幕之中，把马匹、骆驼、羊群赶到同样的泉水和草地去放牧。自古以来我们在豢养一些家畜以后，劳累减少而财富增加，因而这些家畜成为阿拉伯牧人最忠心的朋友和最勤奋的奴隶。
根据博物学家的看法，阿拉伯是真正的最早出现马的地区，气候的状况最有利于这种神骏动物的生存，倒不是在于体型的大小，而是在于精力和速度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巴尔布、西班牙和英格兰三地的马匹得到举世的赞誉，在于它们都有阿拉伯马的杂交血统。贝都因人用近乎迷信的审慎态度，保持纯种马的荣誉和名声，公马的售价很昂贵，但母马也很少出让。生下一匹血统纯正的小马，在部落中是值得众人欢乐和道贺的大事。像这些名贵的马匹从小养育在帐幕之中，与阿拉伯人的儿童生活在一起，受到亲切的关怀和教导，养成温驯合群和热爱主人的天性。它们只习惯于疾行和奔驰，不会因滥用马刺和鞭笞而变得迟钝和麻木，蓄备精力用于奔逃或追逐的需要，只要感觉到手掌的轻拍或马镫的紧挟，立刻像一阵风般迅速向前驰骋。但是如果骑士在飞奔之中突然掉下来，它就会停止不动直到骑士重新坐上马鞍。
骆驼在阿非利加和阿拉伯沙漠是神圣而贵重的礼物，强壮和极有耐性的牲口负着重物，可以不吃不喝照常行走数天之久。这些在身躯上打上奴役印记的动物，可以用第五个胃储存一大袋清水，体型较大的品种可以负荷1000磅的货物；单峰驼的骨架较小但更为灵活，比赛时连最快的骏马也追赶不及。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骆驼，全身没有一点废物，都可为人所用，母骆驼的产奶量多而且营养高，小骆驼的肉质可以媲美最嫩的牛肉，从尿中可以提炼出价值极高的盐，干粪可以做燃料，每年脱落又要重生的长毛，贝都因人拿来编织成衣物、用具和帐幕。牲口在雨季以沙漠中数量不多的青草为生，在炎热的夏天和万物俱寂的冬季，贝都因人把帐幕移到海边、也门的山地或是幼发拉底河的邻近地区，甚至常常不顾身家性命前往尼罗河岸，或是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村庄。浪迹天涯的阿拉伯人过着危险而困苦的生活，尽管他们有时用劫掠或交易的方式，获得一点手工业的产品，但是即使是一位最普通的欧洲人，他所享受的舒适和欢乐的生活，也远在可以带领1万匹骏马在原野上奔驰的高傲酋长之上。
就我们所知，西徐亚人的各旗和阿拉伯人的部落之间有一个显著不同之处。阿拉伯人有很多族人集中在市镇上，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的工作，但仍用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管理牛群。不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他们都会与沙漠中的兄弟在一起，贝都因人从这种对双方有利的交往中，可以获得他们缺少的东西，掌握一些原始的技巧和知识。阿布·尔菲达列举阿拉伯半岛42座城市，其中最古老和人口最多者位于被称为乐土的也门，像是萨阿纳的高耸群塔和墨拉布的奇妙水库，是荷美莱特人的历任国王所兴建，但是它们发出的亵渎神圣的色彩，却被靠近红海相距270英里的麦地那和麦加的先知荣光掩盖。这些神圣地点中的最后一个被希腊人称之为马科拉巴，字尾的含义表示出壮丽和伟大，但实际上即使是在最兴旺的时期，城市的范围和人口的数量也从未超过马赛。马科拉巴的创建者之所以选择这处没有发展空间的位置，必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也可能与迷信有关。他们在3座荒山的山脚下面，一片长不过2英里、宽不过1英里的平原上，用泥土和石块兴建房屋，土壤都由岩层构成，所有的水都苦涩而又浑浊，就是神圣的泽姆泽姆水井也同样如此。草原远离城市，葡萄要从70英里外塔耶夫的农场运来。
古莱西族统治麦加时，凭着显赫的名声和进取的精神在阿拉伯人部族中极为突出。那里贫瘠的土地无法进行耕作，但所处的位置有利于商业活动。他们运用40英里外的格达港，与阿比西尼亚保持极为方便的来往，这个基督教国家为穆罕默德的门徒提供了最早的庇护地。阿非利加的财富抵达半岛送到巴林行省的格拉或卡提夫，这个城市据说是由迦勒底的流犯用盐岩建造而成。他们从那里带着波斯湾出产的珍珠，乘坐木筏漂流到幼发拉底河口。麦加的位置在右边的也门和左边的叙利亚之间，相距各有1个月的行程，他们的商队以前者作为冬季的集散中心，夏季则是后者，都能按时到达，使印度的船只免除红海漫长而艰苦的航行。在萨阿纳和墨拉布的市场，还有阿曼和亚丁的港口，古莱西人的骆驼满载着昂贵的香料。在波斯特拉和大马士革的市集上更可以买到粮食和各种产品。获利丰厚的贸易使得麦加街头呈现富足和繁荣的景象。而这个部族的尊贵子弟，则把对武器的热爱和经商的职业结合起来。
阿拉伯人能够保持永久的独立，一直是外人和土著极口赞誉的题材，而辩论的艺术更使得这个离奇的事件，变为了预言和奇迹，使以实玛利的后裔获得莫大的利益。有些例外既无法掩饰也不能避免，使得这种论证方式显得多余和不切实际。也门王国先后为阿比西尼亚人、波斯人、埃及的苏丹和土耳其人所征服。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多次屈从西徐亚暴君的淫威，罗马的阿拉伯行省将那片特殊的荒野包括在内，想当年，以实玛利和他的儿孙在他的兄弟以撒的注视之下在那里扎营。然而，这些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例外，事实上整个民族的主体，总能逃脱实力强大的王国想要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塞索斯特里斯和居鲁士，庞培和图拉真的武力，始终未能达成征服阿拉伯的目标。目前土耳其的统治者只能运用微不足道的管辖权，稍为处理不当就会引来危险，派兵攻打也无法发挥效用，只有放下傲慢的姿态，力求获得这个民族的友谊。阿拉伯人能够保有自由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国土的特点和民族的性格，在穆罕默德以前长远的世代，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作战，他们奋不顾身的英勇在邻国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士兵的耐性和积极性是在游牧生活的习惯和磨炼中逐渐形成的，照应羊群和骆驼的工作交给部落的妇女，但好武善战的青年追随着酋长的旗帜，骑着骏马在原野上飞驰，演练搭弓射箭、标枪投掷和弯刀搏斗。从古以来自由独立的记忆是使它继续下去的最坚实的保证，后代子孙受到激励要维护祖先遗留的权利，遇到共同敌人的进犯就会搁下家族之间的世仇。在他们与土耳其人的最后一次敌对行动中，麦加的商队遭到8万名同盟军的攻击和掠夺。当阿拉伯人向战场进军时，希望在前线获得胜利，同时也要在后方保证能够安全撤退。他们的战马和骆驼在8到10天，可以进行400到500英里的行军，很快在征服者的眼前消失。沙漠中的秘密水源很难搜寻，得胜的部队追逐着一支看不见的敌军，就会在干渴、饥饿和疲惫中纷纷倒毙；败退的土著却在酷热荒野的深处养精蓄锐，藐视对方的不智。
贝都因人的武力和沙漠不仅是赢得自由的保证，而且也是阿拉伯半岛这块世外桃源的屏障。那里的居民远离战争，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使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奥古斯都的军团因疾病和疲乏而溃不成军，只有运用海上武力才能使也门屈服。当穆罕默德举起神圣的旗帜时，整个王国还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荷美莱特人的7位王子仍在统治着山区，科斯罗伊斯派出的代理人想要忘掉遥远的祖国和不幸的主子。查士丁尼的历史学家叙述阿拉伯人的独立状况，说到他们因利益或感情而分裂，一直在东部进行长久不息的争执。迦山部落获得允许可以在叙利亚的领土设置营地，希拉的公侯可以在巴比伦废墟以南40英里之处兴建城市。这些部族在战场上不仅行动快速而且勇敢，但是他们的友谊可以用金钱收买，欠缺忠诚之心，随时会反目成仇，要煽动这些到处迁移的蛮族，远比解除他们的武装更为容易。经历多次战争的频繁互动以后，他们摸清了罗马人和波斯人虚张声势的软弱，难免表现出目空一切的态度。从麦加到幼发拉底河，阿拉伯部族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统称为萨拉森人，每个基督徒提到这个名字，都免不了会产生畏惧和憎恨的情绪。
奴性深重的人处于暴君淫威之下，只能吹嘘国家的独立自主，但阿拉伯人的确具备个体的自由，可以享受若干程度的社会福利，无须放弃天赋的特权。在每一个部族，迷信、感恩或财富总会将某个特殊家族推到高于他人之地位。身份崇高的族长或酋长毫无例外地都出于特定的世家，不过，继承的法则并不严谨，而且没有约束的力量，常会从尊贵的亲属当中，选择才能卓越或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这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职位，运用智慧来排解纠纷，以身作则来鼓舞士气。甚至一名妇女凭着勇气和见解，也能像芝诺比亚一样指挥自己的同胞。几个部族短暂联合可以成立一支军队，更为长久的结合便形成一个民族，权势最高的领袖是酋长中的酋长，他的旗帜在众人的头上飘扬，在外人的眼里，值得加上王的荣名。要是阿拉伯的公侯滥用权力，很快就会受到惩罚而为子民所抛弃，要知道他们的习惯是接受温和的领导作风与如家长般的处理方式。他们保持自由的风气，行动不受任何制约，在广阔的沙漠，不同的部落和家族结合在一起，是靠着共同遵守的自愿协议。也门土著个性温驯，支持君王的排场和威严，然而假若统治者为了避免生命发生危险，以致不敢离开皇宫，那么政府的实际统治权，必然落在贵族和官员的手里。位于亚洲内陆的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形式或应该说是实质上呈现出共和国的特征。
穆罕默德的祖父和他的直系祖先，一直以国家的君主身份处理国外和国内的事务，但是他们像伯里克利在雅典或美第奇在佛罗伦萨一样，只是用过人的智慧和正直的见解来进行统治。他们的影响力也像遗产那样为继承人均分，国家的权杖由先知的叔伯辈，传到古莱西部族较为年轻的支派手中。遇上重大事情，他们会召开人民大会——人类为了让他人听命总是要对其进行强迫或说服，古代的阿拉伯人重视口才的运用和技术，是公众享有自由最明确的证据。不过他们简朴的自由与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大不相同，不仅没有那么精巧，也不像一部人工制成的机器般，可以使每个成员在社会中分享一份不容分割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在阿拉伯那种较为简单的格局之下，整个民族是自由的，因为它的每一个儿孙都拒绝听命于一位主子的意愿。每一个人的胸怀为英勇、坚毅和节制这些严苛的德行所武装，对独立的热爱使他养成自我克制的习惯，害怕丧失荣誉和颜面使他蔑视低俗的恐惧，能够面对痛苦、危险和死亡。心灵的庄重和坚定能在外表上充分显示出来：说话缓慢、有力而确切，不轻易发出欢乐的笑声，唯一的动作是经常轻捋自己的胡须，那是一个男子汉可敬的象征。他对自身重要性的体会使他对同辈的言行绝不轻佻，面对上司绝不畏惧。萨拉森人在对外进行侵略之后仍然保持着自由的传统，早期的哈里发热衷于臣民粗野和通俗的语言，登上讲坛对会众进行劝说和教导。阿拔斯王朝在将帝国的首都迁往底格里斯河畔之前，并没有采用波斯和拜占庭宫廷傲慢和夸耀的仪式。
我们在对民族和人群进行研究时，应当注意那些使得彼此和睦或仇恨的原由，是什么因素使得社会习性趋向狭隘或博大，变得温和或激进。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隔绝，养成把所有陌生人看成是敌人的习惯，贫瘠的土地仍旧流通着一种法理的箴言，直到现代仍为人们所信奉和实行。他们经常运用类似的说法，那就是在划分地球区域时，那些肥沃和丰饶的地带被分给人类大家庭中另外的支派，以实玛利受到放逐所绵延的后代，应得的遗产已经被不公正地剥夺，现在可以用欺骗或暴力的手段重新收回。要是按照普林尼的说法，阿拉伯部族对盗窃和经商都同样内行。穿越沙漠的商队被绑架勒索赎金或是遭到抢劫，从遥远的约伯和赛索斯特里斯时代以来，他们的邻人便成为掠夺风气的牺牲品。要是有个贝都因人在远处发现一个孤独的旅人，就会骑上马大叫大嚷地冲过去：“赶快自己脱光衣服!你大婶(就是我老婆)还没衣服穿呢!”照着话做可以使他高抬贵手，反抗只有激怒攻击者，在正当防卫的借口下只有让受害人白白牺牲性命。无论是一个人作案还是几个人联手，都是名副其实的土匪，但要是成队的人进行类似的行为，就性质而言已经可以称为合法而正当的战争。一个如此武装起来冒犯他人的民族的特性，毫无问题地会因内部的剽掠、谋杀和报复而火上浇油。根据欧洲的制度，和战大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实际行使这种权力的更是仅限于几位高层人员；但是每个阿拉伯人都可以随时用长矛刺死同胞，不仅免予惩罚反而得享大名。一个民族的结合只靠含糊类似的语言和习俗，行政官员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社会中沉默无言形同虚设。
据说在穆罕默德之前的蒙昧时期，阿拉伯人曾经发生过1700次战斗，敌对情绪由于政治派系的斗争而变得更为激烈，只要诵读一段散文或诗歌，就能激发年深月久的宿怨，在敌对部落的后裔心中重新燃起祖先的怒火。在私人生活中，每个男子凡是涉及自己的事件都自以为是审判者和报复者，至少就家族而言是如此。他们对个人的荣誉极其敏感，颜面受辱在他们看来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这为阿拉伯人的争吵增加了致命的毒液。在涉及女人和胡须的荣誉问题上更是事关重大，一旦碰触就会受伤。一个下流的动作或是一句藐视的言辞，只能用冒犯者的生命来偿还所受的羞辱。他们可以极为固执地耐心等待，用整月或数年的时间来寻找机会实施报复。任何时代的蛮族，对谋杀的罚金或赔款的做法都非常熟悉，但是在阿拉伯，死者的亲属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愿，选择是接受金钱还是亲自实施合法的报复。阿拉伯人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之心甚至拒绝接受凶手的头颅，要一个无辜的人代罪犯受过，把惩罚转移到对方部族最有名望和最受重视的人身上，认为这样才能给予仇敌最大的伤害。如果他们真把这个人杀死了，那么又轮到自己落入随时遭到报复的危险之中。血债的利息和本金累积起来，这些家族的每个人都过着怨恨和疑虑的生活，有时甚至过了50年，这笔血海深仇的账还是无法算清。嗜血的风尚根本不知怜悯与宽容为何物，不过基于荣誉的要求，倒是能够对其有所制约，每次参加械斗的人员，在年岁、力气、数量和武器方面必须概括相等。在穆罕默德以前的时代，每年有长达2个月甚至4个月的节间，无论是本族还是对外的敌对行动，基于宗教的要求都不得拔刀相向，这种局部的休战强烈表现出阿拉伯人习惯于无政府状况和黩武好战的特性。
商业和文学发挥温和的影响力，使得阿拉伯人劫掠和复仇的精神能够有所节制。孤寂而隔绝的半岛四周围绕着古代世界最开化的民族，商贾是全人类的朋友，每年前来的商队最早将知识和礼仪的种子传入这些城市，甚至进入沙漠里的帐幕。不论阿拉伯人的世系出于何处，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迦勒底语有同一语源。部落独立的标志是他们特殊的方言，但是每个部族，又以自己的方式，喜欢加上麦加那种精纯而清晰的词汇。阿拉伯就如同希腊一样，言语的完美超越文雅的举止，它的词汇可以区分80种蜂蜜、200种蛇、500种狮子和1000种剑的名字，而且有一段时期这部极其冗长的字典，全部保存在不识字者的头脑之中。荷美莱特人遗留的纪念碑使用已经废弃的神秘文字，但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发明的库法字体，后来经过演变成为现代字母的基础，新近发展出来的字母体例是在穆罕默德出生后，由定居在麦加的外乡人所传授。
生来自由而又能言善道的阿拉伯人，对于文法、计量和修辞一无所知，然而他们有敏锐的理解力、卓越的想象力、惊人的智慧而且极富感性，精心撰写的作品能使听者受到强烈的影响。一位犹如旭日东升的诗人凭着天才和成就，不仅受到部落，也受到整个民族异口同声的赞誉。准备盛大的节庆宴会和妇女的吟唱队伍，敲打着手鼓，展示出婚礼的华丽排场，在她们的儿子和丈夫面前歌诵，述说他们的部落何其幸福，宣告现在已出现一位为他们的权利辩护的斗士，宣告一位民族的先锋用高昂的音调为族人赢得不朽声誉。遥远或敌对的部落都会前往参加一年一度的市集，后来被早期穆斯林的狂热分子废止。这种民族的集会必定能够消除野蛮的习性，建立和谐的关系。在30天的会期之中他们进行各种交易行为，除了购买粮食和酒类，还举行辩论和诗歌比赛。吟游诗人踊跃参加争取各种奖品，优胜的诗文保存在王公和酋长的档案记录之中，有7首脍炙人口的诗，原作用黄金铸成，悬挂在麦加的庙宇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读到译文。阿拉伯诗人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导正人心的教师，他们带着偏见怜悯他们的同胞，激励和鼓舞他们的德行。慷慨大方和英勇无畏的亲爱精诚是他们最喜爱歌诵的主题，当他们用尖锐的嘲讽指向一个可鄙部族时，那种辛辣而苦涩的谴责，使得对方的男子不知如何回应，妇女也无法否认。
亚伯拉罕的好客风尚曾经被荷马极力表扬，仍然在阿拉伯人的营地被奉行不渝。凶狠的贝都因人在沙漠中令人畏之如虎，但对于信任他们的荣誉、胆敢进入他们帐幕的陌生人，根本不加盘问就予以热情的接待，不仅非常殷勤而且敬重，客人可以分享主人的财富，主人就是再贫穷也会尽其所能，在客人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主人就会送客上路，并且致以感谢、祝福甚至赠送礼物。对于兄弟和朋友的需要更会付出关怀和伸出援手，这种值得公众颂扬的英雄风格，还要超越常人经验和习性的狭窄范围。
在麦加的市民之中，谁有资格获得最为慷慨的美名，这个问题引起争论，于是有3个人陆续被提出来，认为只有他们能一比高下。阿拔斯的儿子阿卜杜勒要到远方去游历，乘坐在骆驼背上，听到恳求者的声音：“啊，你的叔叔是神的使徒，我是个坐困愁城的旅人。”他听到这话立刻跳下鞍来，把自己的骆驼连同华丽的饰物送给朝圣客，加上装有4000个金币的钱袋，仅剩下的一把剑可能是尊贵亲人的礼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而被留下来。第二位是凯斯，他的仆人告诉另一位恳求者，主人在睡觉，不过他接着说：“这一袋钱有7000个金币(家中的全部财物)，而且主人还有指示，可以再送给你一头骆驼和一个奴隶。”主人醒来后对忠诚的管家大加赞扬，并且使他获得自由，只是温和地加以指责，说他太重视主人的睡眠而怠慢来客。第三位豪迈的人物是瞎子阿拉巴，他在前往祷告时，通常靠两个奴隶用肩膀支撑着他慢慢行进。他回答道：“哎呀!我的钱箱全部空了!但是你可以将这两个奴隶带走卖掉，要是你拒绝，我也决计不要他们。”说完话他把这两个年轻的奴隶推开，靠着手杖沿着墙壁摸索回去。哈特姆的性格是阿拉伯人德行最完美的典范，作战英勇，对人慷慨大方，是位文辞优美的诗人和功成名就的强盗，有次举行盛大的宴会，他烧烤了40头骆驼。当一个敌人向他乞求饶命时，他立即退还所有的俘虏和战利品。他的族人崇尚自由，藐视法律的公正，摆出骄傲的姿态纵情于一时的怜悯和宽大。
阿拉伯人的宗教一如印第安人，崇拜太阳、月亮和恒星，是非常原始而且看上去合理的迷信模式。天上亮丽的发光体显示可见的神明形象，这些星体的数量和距离在哲学家或世人的眼中，形成无限空间的概念。固定的球体具有永恒的特性，似乎不会毁坏或腐朽，有规律的运动被认为是理性或本能所产生的作用，它们发挥出的真实或想象出来的影响力则更增强了人们的信念，让人认为这些星体会关心地球和其上所居住的生物。天文学最早在巴比伦获得孕育和发展，阿拉伯人的课堂则是晴朗的天空和赤裸的平原。他们在黑夜里行进时，靠着星星指引方向，因而它们的名字、运动的路径和每日的位置，所有好奇而虔诚的贝都因人都很熟悉。他们从经验得知月亮的黄道带可以分为二十八宿，向带来雨水纾解沙漠旱象的星座祈祷。天体的统治无法延伸到不可见的空间，为了维护灵魂转世和肉体复活的理念，必须强调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一头殉葬的骆驼在死后仍可供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使用，召唤已经离开肉体的灵魂，表明死者仍有知觉和权势。我对于蛮族盲目的迷信——关于那些地方神祇、星座、虚空和大地，无论是它们的性别、名衔、尊荣和位阶，毫无所知也不感兴趣。每一个部族、家庭或战士，对于狂热礼拜的仪式和对象都可以任意创造和变换，但整个民族不论在哪个时代，都用谦恭的态度接受麦加的语言和宗教。
真正天房的古迹出于公元之前，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在描述红海海岸时，提到萨穆迪特人和塞伯伊人的居住地区之间有一座著名的庙宇，它那非同一般的神圣性，受到阿拉伯半岛所有居民敬拜。庙宇使用亚麻和丝质的帷幕，每年由土耳其皇帝加以换新，第一次举行这种仪式，是在穆罕默德之前700年，由荷美莱特国王负责提供。蛮族礼拜神明只要一顶帐幕或一个山洞就足够使用，但是他们却修建了一座用石块和泥土作为材料的建筑物，东部的国君限于技术和能力，建造的天房只能如同原型一样的简朴。宽大的柱廊围绕着正方形的天房，那是一座长24肘尺、宽23肘尺和高27肘尺的方形宫殿，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用于采光，双层屋顶由三根木柱支撑，一根水管(现在是黄金打造)排除屋顶的雨水，泽姆泽姆圣井为了防止意外的污染特地盖上圆顶。古莱西部族运用权谋或武力获得天房的管理权，这一教士的职务经过四代直系亲属的继承，最后落到穆罕默德祖父的手里，他的出身是哈希姆族，在同胞眼中是最神圣和最受尊敬的世系。
麦加的周围地区享有圣地的特权，每年最后一个月，城市和庙宇挤满各地前来的朝圣客，向上帝的殿堂呈献誓词和祭品。忠诚的穆斯林现在还是奉行同样的仪式，这原先是偶像崇拜者创立和延续的迷信活动。各地的朝圣客在离城还很远的地方，便更换身上的衣服，匆匆绕行天房七圈，亲吻神圣的黑石，七次前去朝拜邻近的高山，七次朝着米纳山谷投掷石块，最后奉献羊只或骆驼作为牺牲，在圣地埋下牺牲的毛和蹄，才完成整个的朝圣程序，与今日的做法并没有不同。每个部落从天房学会或教导自己的敬神仪式，庙宇里装饰和竖立360个人物、鹰鹫、狮子和羚羊这些偶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玛瑙制成的赫巴尔雕像，手里拿着7支无镞和无羽的箭矢，代表渎神预言的工具和象征。这座雕像是叙利亚艺术的纪念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只要一根石柱或石碑就可以进行祭神的活动，以沙漠里的岩石模仿麦加的黑色陨石，用来凿成神像或祭坛，这些东西显然源于偶像崇拜，因而备受谴责。
从日本到秘鲁到处都流行牺牲的运用，虔诚的信徒在神明的面前毁弃或烧掉最心爱或最贵重的礼物，以表示感激或恐惧之心。人的生命成为最宝贵的祭品，用来求神免除大众的灾难，腓尼基、埃及、罗马和迦太基的祭坛一直浸染着人血。阿拉伯人长期盛行这种残酷的仪式，第3世纪时，杜马提安人的部落每年用一个童男作为牺牲，萨拉森王子曾是查士丁尼的盟友和士兵，把一位俘虏的王室青年杀死献祭。父母将其子献上祭坛，展现的是宗教狂热极其痛苦而又崇高的感情，圣徒和英雄所做的榜样使这种行为或意愿显得更为神圣。穆罕默德的父亲发出轻率的誓言要将自己献给神明，后来好不容易用价值100头骆驼的礼物赎回性命。阿拉伯人从愚昧无知的时代开始，就像犹太人和埃及人一样不吃猪肉，在男孩进入青春期时举行割礼。《古兰经》对这种习俗未加指责或首肯，保持沉默的态度，传给后代子孙和皈依的外族信徒。一些有识之士加以臆测，认为这种做法只是富于心机的立法者有意顺从同胞极为固执的偏见，但是宁可单纯相信，这只是谨守年轻人的习惯和意愿，原先并没有预想到这种适宜麦加气候条件的做法，到了多瑙河或伏尔加河地区以后，对于身体的卫生根本不会产生有利的作用。
阿拉伯是自由之邦，每当邻近的王国受到外敌入侵和暴政的打击时，遭受迫害的教派就会逃到这片乐土，在此过上无忧无虑极其自在的生活。那些萨比安派教徒、祆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所信奉的宗教，经过波斯湾传播，之后到达红海。在更为遥远的古代，萨比安教义经由迦勒底人的科学和亚述人的武力传遍亚洲各地。巴比伦的祭司和天文学家用2000年观察所获得的经验，演绎出自然和天体的永恒法则。7位神明或天使指挥7大行星的运转，受到他们的敬拜，并且把无法抗拒的影响力投向地球。那7大行星的特性、黄道12宫的符号以及南北半球的24个星座，全部用图像和符咒表现出来，每个星期的7天各有所代表的神明。萨比安教派每天要祷告3次，哈兰的月神庙是朝圣的地点。但是他们对信仰保持坚定的弹性，随时能够向别人学习或努力教导，在创造世界、洪水泛滥和教长授命的传说中，他们和俘虏的犹太人有极为类似的说法，全部诉诸亚当、塞特和以诺等秘典，再掺杂一些福音书的道理，使多神教论者的残余势力转变为巴士拉地区的圣约翰派基督徒。巴比伦的圣坛被祆教信徒推翻，但萨比安教派受到的伤害被亚历山大用刀剑进行报复，波斯人在异族的奴役之下呻吟500年之久，琐罗亚斯德最纯洁的门徒逃脱偶像崇拜的污染，前往沙漠与过去的敌手一同呼吸自由的空气。
穆罕默德逝世前700年，犹太人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定居下来，提图斯和哈德良统治时的战乱期间，有更多的人被从圣地驱赶出来。这些勤劳的流亡人士向往着自由和权力，他们在城市里修建会堂，在旷野中构筑堡垒。那些非犹太人的改信者因为受过割礼，外表上看起来与以色列人的后裔没有什么区别。基督教的传教士行动活跃，获得极大的成就，正统教会建立稳固的统治，受到压迫的教派相继逃到罗马帝国国境之外的地区。马西昂派和摩尼教派到处传播狂热的宗教理念和伪经的基督福音；也门的教会以及希拉和迦山的公侯，接受雅各派和聂斯托利派的主教向他们谆谆告诫更为纯洁的信条。
每个部落都有信仰的自由，阿拉伯人不受约束，可以选择或创立自己的宗教，因而部族原始简单的迷信与圣徒和哲人崇高的神学融合在一起。学识渊博的异乡客一致认同，开始传播一个最基本的神学概念：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存在，超越天国和人世所有的权柄和力量，但是他经常运用天使和先知的作为对人类有所启示，他的恩典或正义化为及时的奇迹，能够改变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阿拉伯人的有识之士尽管忽略对他的礼拜，然而都承认他的权威。他们之所以紧抱着偶像崇拜的遗骸，完全是习惯作祟而非出于信念。犹太人和基督徒是经书里提到的人民，《圣经》已经译成阿拉伯文，那些势不两立的敌人全都接受《旧约》的各卷。阿拉伯人在希伯来教长的事迹中，很高兴能发现自己民族的祖先。他们为以实玛利的身世和应许而欢呼，尊敬亚伯拉罕的信仰和德行，为追溯民族的起源至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他们也对圣书中的神奇故事以及犹太法师的梦想和传说深信不疑。
穆罕默德的家世微贱，这是出于基督徒拙劣的诽谤之词，实际上并未降低反而提高了他的身份，说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则是民族的特权或神话，但是在最早的家谱中如果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令人觉得可疑，倒也可以提出很多真正显贵的祖先来加以证明：他的家世是古莱西部落的哈希姆家族，是阿拉伯人中最著名的人物，麦加的王公和天房的世袭管理人都出于这个世系。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卜杜·穆塔里卜是哈希姆的儿子，哈希姆是个家财富有而且生性慷慨的平民，曾经大量赈捐来救济当地的饥馑灾祸。这个靠着父亲慷慨解囊保存下来的麦加，后来更靠着儿子的勇敢获得拯救。也门王国臣属于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王公，他们的家臣埃布尔拉哈受到羞辱，决心要为十字架的荣誉进行报复，圣城为成队的战象和阿非利加的军队所包围。后来双方同意和谈，穆罕默德的祖父在第一次的会议中，要求对方归还他失去的牛群，埃布尔拉哈问道：“我说过要摧毁圣庙，为什么不要求我高抬贵手赐给你们这个恩惠呢？”无所畏惧的首领回答道：“因为牛群是我的财产，天房为神所有，他们自然会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损毁和亵渎。”因缺乏给养，或是古莱西人作战英勇，阿比西尼亚人只有很不光彩地撤退，还有一群神奇的飞鸟使敌人更加狼狈不堪，把石块像雨点一样撒落在异教徒的头上。为了纪念这次获得解救，古莱西人就用大象作为年号。阿卜杜·穆塔里卜的荣誉更因自己的福气而大放异彩，他竟然活到110岁，成为6个女儿和13个儿子的父亲。
他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是一位英俊而又谦逊的阿拉伯青年，在和扎莱特部族出身尊贵的阿米娜结婚时，据说当天晚上就有200位处女因嫉妒和绝望而死去。穆罕默德是阿卜杜勒和阿米娜的独生子，在查士丁尼逝世后第四年，也是阿比西尼亚人被击败后(要是他们获胜，天房可能会成为基督教堂)2个月生于麦加。他在幼小的年纪便失去了父亲、母亲和祖父，有很多身体强壮的叔叔和伯伯，所以在分配遗产时，落到孤儿手里只有5头骆驼和1名埃塞俄比亚女仆。无论在家中还是外出，战时还是平时，受人尊敬的叔父阿布·塔勒布一直是他幼年时的监护人。他在25岁那年到卡蒂嘉的家中服务，她是麦加一位富有而高贵的寡妇，为了回报他的忠诚，很快将自己连同所有的家财一并许配给他。婚约按照古老简朴的方式，朗诵穆罕默德和卡蒂嘉互爱的誓词，把他描述为古莱西部落中最有成就的人士，以12英两黄金和20头骆驼作为聘礼，全部由慷慨的叔父支付。阿卜杜勒的儿子经由这次的联姻，重新恢复了祖先原有的地位，有识人之明的贵夫人对他家居生活的德行极为满意，他直到年满40岁才获得先知的头衔，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根据他的同伴所传述的说法，穆罕默德长得极为英俊秀气，像这种天赋的容貌，除了有些家伙心怀嫉妒不平以外，很少引起别人的厌恶。在他开口讲话之前，无论是因公因私的听众都会受到演讲者的吸引，在立场上要与他站在一边。大家对他严肃的态度、专注的神情、理解的眼光、和善的笑容、飘动的胡须、透露内心感受的面容以及加强言语表达的手势，都一再赞赏，喝彩不已。在日常生活的相关事务之中，他用庄重和谦虚的态度处处按照本国的规则行事，对有权有势的人非常尊敬，由于关心和爱护麦加最贫穷的市民而显得更为高贵。他坦率的言行能够掩饰见解的深刻，礼节周到的习性被看成友情和善意的表现。他有良好的记忆力，过人的机智使他在社交方面无往不利，想象力极为卓越，判断力清晰、迅速而果决。他在理念和行动两方面都充满果敢的勇气，尽管取得成功使他可能逐步扩大他的规划，但他对于最早抱有的神圣使命的想法，仍然带有独创的优异才华的印记。阿卜杜勒的儿子是在出身高贵的族群中接受教育，始终运用纯正的阿拉伯语言，谈吐不仅流畅轻快，审慎的遣词和及时的沉默更使表达能力得到修正和强化。穆罕默德虽能够发挥口若悬河的本领，但仍然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蛮族，年轻时未曾学习读书和写字，当时普遍的无知使他免予人们的耻笑和指责，但他生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没有机会见到那忠实的镜子，无法在头脑中反映出圣哲和英雄的思想。
不过，“自然”和“人生”这两本大书在他的眼前展开，那些被归之于这名阿拉伯“旅客”的政治和哲学观点，说来多少还是出于人们的幻想。一般认为他对世间的民族和宗教做了一番比较，发现波斯和罗马这两个帝国的弱点，用怜悯和愤怒的情感观察这个时代的堕落，决心用一个真主和一个国王的名义，把具有所向无敌精神和原始简朴美德的阿拉伯人全部统一起来。我们从更精确的探索中得知，穆罕默德在到叙利亚的两次旅行中，并没有去参观东部的宫廷、军营和庙宇，只去了波斯特拉和大马士革的市场。他随着叔父的商队外出时也不过13岁，在把卡蒂嘉的商品处理完毕以后，职责所在使他要立即赶回。在这种来往匆匆的游览过程中，天才的眼睛可能见识到普通伙伴所忽略的东西，有些知识的种子可能撒布在肥沃的土壤上。只是他根本不懂叙利亚语，必定限制了他好奇心的满足。而且在穆罕默德的生活和著作中，我无法看出他的视野曾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外的世界。宗教活动的虔诚和商业行为的召唤，使得每年都有大批朝圣客从世界各地前往麦加，在那个荒凉的角落集结起来。从群众的自由交往和谈话中，一个只会本国语言的普通市民，也可以学习到各部族的政治状况和特性，包括犹太人和基督教的理论和运用。某些带来好处的异乡客受到引诱或是逼迫，要求受到殷勤接待的权利。
穆罕默德的仇敌曾经提到犹太、波斯和叙利亚的僧侣，指责这些人在暗中帮助他写成《古兰经》。相互交谈有助于加强理解，但唯有独处沉思始能培养天才，作品的一致可以表明出于同一个艺术家之手。穆罕默德从幼年时代就开始爱好宗教的沉思默想，每年斋月一定会离开尘世和卡蒂嘉的怀抱，前往距麦加3英里的希拉岩洞。他向虚假或狂热的精灵请教，这些精灵并没有居住在天堂而是住在先知的内心深处。他用伊斯兰教的名义向家庭和宗族宣讲教义，其中有永恒的真理，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杜撰，那就是“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
犹太教的辩护士喜欢自夸，古代那些学识渊博的民族为多神教的传说迷惑得不能自拔时，他们在巴勒斯坦生性简朴的祖先，保存对真神的知识和崇拜。耶和华的伦理本质也许不容易与人的道德标准相互调和，他的形而上特性表现得暧昧不清，但是《摩西五经》和《先知书》的每一页都是他具备大能的证据，他的头衔有统一的规定，刻在律法的第一块石碑上面，他的圣殿从未为不可见本质的可见形像所玷污。等到神庙被摧毁以后，希伯来流亡人员的信仰为犹太会堂的精神奉献所纯净、定型和教化。即使是穆罕默德的权威也不能对麦加和麦地那的犹太人进行永恒的指责，说他们不该把以斯拉奉为神的儿子。但是以色列的子民不仅只是一个民族，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犯下大罪，至少在先知的眼里是如此认定，因为他们把儿子、女儿和同伴奉献给至高无上的神明。阿拉伯人实施比较原始的偶像崇拜，这种罪行非常明显而且毫无顾忌，萨比安派能够差强人意提出辩护之词，是靠着教阶制度里卓越的首脑人物或天赋智能。
祆教体系里善、恶两种本质的冲突，表明征服者的宗教还不够完美。基督徒到了第7世纪已经逐渐堕落到与异教徒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向亵渎了东部寺庙的遗骨和圣像，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宣誓许愿。万能之主的宝座被成群结队的殉教者、圣徒和天使遮蔽，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科吕狄派的异端邪说在阿拉伯的肥沃土壤上风行一时，他们对圣母玛利亚加上女神的名衔和尊荣。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似乎与神性的统一原则发生矛盾，从明显的意图看来，是要表明三个位阶相等的神格，并且将耶稣这个人在实质上转化为上帝的儿子。正统教派的评述只能让信服的人感到满意，过度的好奇和狂热的情绪已撕裂圣所的帘幕，东方的各种教派都迫不及待地宣称，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他人都会受到偶像崇拜和多神论的谴责。
穆罕默德的教条不会引起怀疑更不会模棱两可，《古兰经》便是唯一真主的光荣见证。麦加的先知拒绝礼拜偶像、凡人、天体和行星，所依据的理性原则是“凡升起必没落，凡出生必逝去，一切易于腐蚀之物必会败坏或灭亡”。他那理性的宗教热忱仅承认和敬仰宇宙的造物主，把神当成无限和永恒的生命，没有形体或位置，没有源起或形象，出现在我们最深奥的思想之中，神因为本性的必需而存在，所有伦理和智慧的完美全部来自自身。先知的语言宣布崇高的真理，他的门人子弟坚信不疑，《古兰经》的阐释者用形而上的精确词句加以界定。一位抱持哲学观点的神学家，或许会认同伊斯兰教合于群众需要的信条，而这种信条对我们所具有的才智未免陈义过高。当我们从未知的物质中抽出所有的时间、空间、运动、质量、情绪和思考这些观念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供我们想象，甚或让我们理解的呢？理性和启示的第一原则已经被穆罕默德的声音肯定，从印度到摩洛哥，他的改信者毫无区别都被称为唯一真神派，为了避免偶像崇拜的危险，禁止使用任何一种图像。穆斯林严格遵守永恒信条和绝对命定的教义，这样就要在共同的困境中挣扎，那就是如何将神的预先安排与人的自由和责任相互调和，如何解释在无限的力和善统治之下竟然允许恶的存在。
自然的神明在所有的作品写出他的存在，并且在人类的心灵中注明他的律法，如何使之调和达成“知行合一”的要求，是每个时代的先知真正或假设的目标。心胸开阔的穆罕默德除声明自己的功绩以外，也承认他的先辈所宣示的功绩，神启的联系从亚当的堕落一直延续到《古兰经》的颁行。在那段期间，某些先知的光芒照耀到12.4万个选民，各自具有不同程度的德性和恩典，派遣313位使徒委以特别任务，要将他们的国家从偶像崇拜和罪恶行径中拯救出来。圣灵叙述104卷经典，6位具有超凡智慧的立法者，向人类宣布6个出于不同仪式而接替出现的启示，全部属于一个永不改变主张的宗教。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他们的权威和地位一个比一个更高，只要有人痛恨和拒绝其中任何一位先知，就被列为不信者。以色列长老的作品只存在于希腊文和叙利亚文的伪经抄本之中：亚当的行为使他不够资格受到子孙的尊敬和感激；诺亚的7种告诫只有犹太会堂位阶较低或资格不够的改宗者才会遵守；亚伯拉罕的事功仅仅萨比安派在迦勒底的故土会隐约表示推崇之意；成千上万的先知中，只有摩西和基督仍旧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继续统治这个世界，其余那些受到圣灵感应所写出的作品，用来编成《旧约》和《新约》的各卷。摩西的离奇事迹在《古兰经》中经过修饰后更富于神圣的意味，被俘虏的犹太人很高兴能在暗中进行报复，迫使一些民族接受他们的信仰，这些民族原有的教条受到犹太人的讪笑。穆斯林受到先知的教导，对于基督教的创始者心怀崇高而奥秘的敬仰之心。
毫无问题，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真主的使徒，把他的道传给玛利亚，以及从他而出的一个圣灵：这个世界和即将来临的世界，全都获得尊荣，耶稣是众人之中有幸接近真主的一员。
真正的福音和那些伪经里记载的奇迹，全都加在耶稣的头上，有关他的处女母亲借圣灵怀孕的说法，拉丁教会并不排斥借用《古兰经》。然而耶稣仅是一个凡人，等到最后审判的那天，他的证词会使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定罪，因为犹太人不承认他是先知，基督徒把他当作神的儿子那样崇拜。耶稣的敌人拿恶毒的言辞破坏他的名声，用阴谋的手段夺取他的性命，但是他们只是意图犯下滔天大罪，在十字架上代耶稣受苦的是一个幻影或一个罪人，清白无辜的圣徒被送到天国的第七层。福音书在长达600年的时间中一直是真理和救赎的道路，基督徒却在不知不觉中忘记创始人的律法和他所做出的榜样，穆罕默德听从诺斯替派的教导，谴责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说他们破坏圣书的完整和纯正。摩西和基督的虔诚使人感到庆幸，肯定将来会有一位更著名的先知降临世间，帕拉克勒特也就是圣灵在福音书的应许，预为显示穆罕默德的名字，应许注定要在他身上完成，他是真主最伟大也是最后一位使徒。
观念的交流需要相似的思想和语言，农民听到哲学家的谈话会完全无动于衷。然而，要是与无限和有限心灵的接触相比较，以及用凡人的嘴或笔表达神的语言相比较，他们之间理解的差距又何其微小？希伯来的先知、基督的使徒和福音书作者的圣灵感应，可能与他们的理性和记忆所产生的作用并不相称，才智上的高低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文采，在《旧约》和《新约》各卷中非常显著。然而穆罕默德以能够单纯成为一个编者就感到满足，具有的特性是态度更谦卑然而地位更崇高。按照他本人和门徒的说法，《古兰经》的经文并非出于人类的创作，而能够千秋万世永垂不朽，存在于神性的本质之中，用光明的笔书写真主那永恒的信条。一卷由丝绸和宝石装饰的纸抄本，由加百列天使带往层次最低的天国，在犹太人的体系中，他都被派遣担任重大的使命。这个受到信任的信使，一再将其中的各章和韵文透露给阿拉伯的先知。审慎的穆罕默德提出片断的《古兰经》，不让人看到永恒和完美的神意，每一次的启示都是为了应付策略或情感的需要，所有的矛盾都被补救的规则所排除，那就是圣书中任何一段经文可以为后续的章节所废止或修正。真主与使徒所说的话，被他的门徒用非常勤勉的态度记录在棕榈叶和羊胛骨上，这些书写的单页毫无次序也没有连续，全部被丢进家中一口大木箱，由他的一个妻子负责看管。
穆罕默德去世2年后，他的朋友和继承人阿布·伯克尔编纂和颁布了这部圣书，哈里发奥斯曼在伊斯兰教纪元30年重新加以订正。《古兰经》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文本完全不变而且一字不差，因而拥有非常奥妙的权威特质。为宗教狂热或讲求虚荣的精神所鼓舞，先知依据本书的价值来肯定他的使命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才胆敢向人和天使发起挑战，知道没有谁能够加以模仿而写出其中任何一页的美妙之处，借以宣扬只有真主具备大能大仁的指示才能完成这本无与伦比的著作。这种论点用强大的力量教诲虔诚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心灵适于信仰和激情，他们的双耳喜爱音乐之声，他们的无知不足以辨别何者为人类天才的产物。在同一本书中包括和谐与冗赘的风格，很难触及欧洲不信神者的心灵，他们没有耐心去阅读无穷无尽、毫无条理、狂热无比的神话、训诫和雄辩。这些很少能激起人的感情和意念，使人感觉有时在泥土中爬行，有时则迷失在云层之中。神的属性推动了阿拉伯传教士的想象，但是他那巍然耸立的笔调还是不及《约伯记》的简朴来得崇高，须知《约伯记》完成于遥远的年代，使用的是同一国度同样的语文。如果说《古兰经》的写作超出人类的天赋能力，那么荷马的《伊利亚特》或德谟斯提尼的《论腓力》，我们又归于哪种超凡入圣的作品呢？
在一切宗教之中，创始人的生活可以用来补足他所写的启示未能尽言之处，穆罕默德的讲话都是真理的教训，行动都是美德的典范，公私的纪念物都由妻室和朋友保存。在过了200年以后，逊纳也就是口述律法，才由阿尔·波卡里用文字记录下来，完成了这项神圣的工作，从数量庞大达30万条可疑或伪造的资料中，清理出来7275条真正有传统价值的记录。这位虔诚的作者每天都在麦加的庙宇中祈祷，用泽姆泽姆井的圣水洗净身礼，陆续将整理好的书页供奉在使徒的讲坛和坟墓前面，这项工作受到4个正统逊尼派学者的赞许。
摩西和耶稣这些古代先知的使命，一直为许多光辉夺目的神奇事迹所肯定。麦加和麦地那的居民不断敦促穆罕默德，要他拿出受神派遣的证据：从天国召来天使或是他所受启示的书卷，或者在沙漠中造出一座花园，或是使不信的城市燃起一场带来毁灭的大火。当他每次受到古莱西人用这种要求相逼时，总是含糊笼统地吹嘘他的想象和预言，把一切诉诸教义的内在考验，同时用真主的意愿作为护身符，说是他拒绝显现这些征兆和奇迹，因为会降低信仰的价值和加重不信者的罪孽。但是他在辩护时的谦恭或愤怒的语调，却泄露出他的懦弱和烦恼，这些使人愤慨的章节无疑建立起《古兰经》的完整和真诚。穆罕默德给人们带来不可思议的遗产，他的信徒比他自己还要确信其事，离开他所创造属灵的丰功伟业在时间和地域上越远，他们的信心和认同越为强烈。他们相信或肯定树林会走过去迎接他，石头也会向他行礼致敬，从他的手指涌出清泉，他能使饥饿的人吃饱，患病的人痊愈，死亡的人复活，一根横梁向他呻吟，一头骆驼向他伸怨，一块羊肩告诉他已被下毒，不论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物体，全部听命于真主的使徒。
他在梦境的夜游也被当成真实和具体的行为，很慎重其事地加以记载。波拉克是一头很神秘的牲口，把他从麦加的庙宇驮到耶路撒冷的神殿，在加百列的陪同之下逐渐飞升越过七层天国，在长老、先知和天使所居住的华厦，受到他们有礼的接待，而且他用尊敬的态度向他们回礼。等到过了第七层天国，只允许穆罕默德一个人单独前进，在距离宝座两箭之地，他越过连接于天地之间的帷幕，当真主用手触摸他的肩膀时，他感到一股冷冽之气穿透心脏。经过亲切而又重要的交谈以后，他再度降到耶路撒冷，乘坐波拉克返回麦加，只用一个夜晚的十分之一时间，就达成了几千年才能走完的路程。
根据另外一个传说，使徒在一次全国性的集会中，使古莱西人恶毒的挑战无功而返。他那无法抗拒的言语切断了月球的轨道，听命的星球从天上的位置降低高度，绕着天房转了7圈，用阿拉伯语向穆罕默德致敬，接着突然缩小体积，从他衬衫的衣领钻进去，再从他的袖口跑出来。一般民众对这些神奇的故事感到兴味盎然，但是最严肃的穆斯林神学家，都要以主子的谦逊态度作为榜样，在信仰或解释上留有可容周转的余地。他们能够模棱两可地宣称，宗教的传播无须破坏自然的和谐，信条运用奇迹可以不受神秘的掩盖，穆罕默德的刀剑所发挥的力量不下于摩西的手杖。
穆罕默德这位多神论者受到各种迷信的压迫和困扰，1000种起源于埃及的宗教仪式，全部掺入摩西所坚持的重要戒律，福音的精神在教会夸耀的排场中早已化为泡影。麦加的先知在偏见、策略或爱国心的诱惑之下，试图肯定阿拉伯人的宗教仪式和膜拜天房的习俗。然而穆罕默德本人定下戒律，教导更为简朴和理性的虔诚，祷告、禁食和施舍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职责，应该心中常存希望：祈祷会让他接近真主到达半途，禁食会让他被送到真主宫殿的门口，施舍会让他登堂入室。
其一，根据传统的夜行说法，使徒在亲自与真主相会时，已经受命要让他的门徒每天必须做50次祷告。在摩西的劝告之下，请求减轻这难以承受的负担，祷告的次数慢慢减到5次。根本不考虑工作还是娱乐，也不管在什么地点和时间，凡是虔诚的信徒都必须在天亮、正午、午间、黄昏和入夜各进行一次祷告。处在当前宗教热忱颓废的时期，我们在外游历的旅客看到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深为他们谦恭和专注的精神所感动。洁净是祈祷的钥匙，古代阿拉伯人奉行不渝的净手、净脸和净身仪式。在《古兰经》中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在缺水时可以用沙来替代。无论是坐着、站立还是趴伏在地进行祷告，习俗或权威对所用的词句和姿态都已经律定，但祷词短促而热情，虔诚的行为不会因冗长的仪式而产生厌烦的情绪，而且每一个穆斯林对自己而言都具有教士的身份。那些拒绝使用图像的一神论者，发现有必要让自己的眼光和思想集中在克布拉上面，那是地平线上的一个点，用来限制想象像野马一样四处奔腾。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早想选择耶路撒冷以满足犹太人的心愿，但最后还是回归了一种更自然的偏爱。无论是阿斯特拉罕、菲兹或德里的各民族，每天都要5次满怀虔诚地把头朝着麦加圣庙的方向。然而为了礼拜真主，任何地点都是同样纯洁，穆斯林认为在街头和在家中祷告完全一样。为了有别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把每个星期五定为进行公共礼拜活动的日子，民众都到清真寺去集会，阿訇是受人尊敬的长者，走上讲坛开始祷告和布道讲话。但伊斯兰教没有教士，也不奉献牺牲，这种宗教狂热的独立精神用鄙视的眼光看待迷信的神职人员和奴隶。
其二，穆罕默德这位先知，对于自己的教友轻易发誓要禁绝肉食、女色和睡眠，一直抱着批评和不表示赞同的态度。他对自愿悔罪的苦行僧，也厌恶他们过着苦难生活和追求虚名，因而坚决表示不容许这些僧侣加入他的宗教。然而他却规定每年有30天的斋期，当成净化灵魂和压制肉欲的纪律，能够顺从真主的要求，对他的信徒是有益的训练，应该人人遵守奉行不渝。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全都不吃不喝、不近女色、不可沐浴、不用香料，放弃一切可以恢复体力的营养物品，隔绝一切能够满足感官的愉悦娱乐。随着阴历的变化和轮转，斋月交替出现在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天。受着折磨的教徒口渴难忍但不能进滴水，必定热切期盼枯干而酷暑的一天赶快结束。禁绝酒类适用于某些阶级的僧侣或隐士，只有穆罕默德的戒律才使戒酒成为极其普遍的法令。在他的命令之下，全世界有相当多的人类，戒绝那危险却有益于身体的饮料。这种痛苦的限制常为放纵无度的人打破，也为装模作样的伪君子所逃避，但是推行这些禁令的执法者，不会用饮酒来诱骗教徒，因为会受到纵容口腹之欲的指控。
其三，穆斯林的恻隐之心及于所有的动物，《古兰经》一再教导要帮助贫苦和不幸的人，这些不算是善行，而是严格要求不可推卸的责任。穆罕默德或许是唯一为慈善行为划分明确界限的立法者，标准可能因财产的多寡和性质而有所不同，包括的内容是钱财、谷物、牛只、果实或商品。但一个穆斯林在把岁入的十分之一捐献出来之前，便没有尽到法律所规定的责任。要是他因欺骗和逃避使得良心受到谴责，为了弥补过失必须将原来的比例提高到五分之一。仁慈是正义的基石，我们通常不会伤害那些受到帮助的人，一位先知可以宣示天国和未来的秘密，但是有关道德的原则，他只能重复内心所受到的教训。
伊斯兰教靠着奖励和惩罚来维系两大信念和四项职责，穆斯林的信仰始终专注于最后审判和世界末日。先知并未肯定说明最后的灾难何时来临，只是含糊提到宇宙解体的预兆，到那时无论天上地下所有的生命全部毁灭，万物回归到原始的混沌状态。新的世界在一阵号角声中再度呈现，天使、精灵和人类从死中复活，人的灵魂重新与肉体结合。复活的理论最早是埃及人提出，他们制作木乃伊和建造金字塔，要在3000年的时间中为灵魂保有古老的住处，这种企图只适合少数人而且也不可靠。穆罕默德根据合乎哲理的精神，一切依仗造物主的大能，凭着他的一句话，使得毫无气息的泥土重新获得生命，无数不再保留原有形式或实质的原子开始聚合。灵魂的中间状态很难表达清楚，有人坚信灵魂具有非物质的特性，很难理解在没有感觉器官时，究竟如何思考和行动。
灵魂和肉体重新结合以后，接着就是人类的最后审判，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模仿祆教的景象，太过忠实地描绘出人间法庭的审判程序，甚至连缓慢的步骤都没有遗漏。那些带有偏执狂的敌手对他大加指责，说他把得救的希望给予最邪恶的异端，指责穆罕默德肯定任何人只要相信真主、努力行善，世界末日就会获得宽大的判决的说法。像这样合乎理性保持中庸之道的策略，与宗教狂热者的天性并不兼容，从天而降的使者对于带来的启示，同样不愿减低其所具有的价值和绝对的必要。按照《古兰经》的语意，对真主和对穆罕默德的信仰完全一致无法分开，行善要遵照他所吩咐的项目，必须具备这两种特性，才能表明是一位合格的伊斯兰教徒。此外伊斯兰教对于任何民族或教派都一视同仁地接受。他们在精神上的盲从将会受到永恒的折磨，虽然这种盲从会因无知而受到原谅，因德行而受到尊重。穆罕默德受到禁止不得为死去的母亲祈祷，只能在她的坟墓上流出哀痛的眼泪，这就展现出亲情慈爱和宗教狂热的强烈对比。
不信真主的人都会遭到惩罚，罪恶的大小和惩罚的轻重，要视他们拒绝真主的证据和过失而定。基督徒、犹太人、萨比安派、祆教徒以及偶像崇拜者，地狱的深渊就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只是一个比一个更低一层而已，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却毫无信仰的伪君子要打入最低的一层。大部分的人类经由他们的言论定罪，剩下真正的信仰者依据他们的行为来被判决。每个穆斯林的善与恶要放在真正或假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侵害者拿出相等数量的善行给受害人作为补偿，如果没有足够的道德资产可以支付，要把受害者的过失也加在他的罪孽上。按照罪过或善行经过增添以后的倾斜方向，得到宣判的奖励和惩处。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要通过狭窄而危险的深渊之桥，清白无辜者踏着穆罕默德的足迹光荣进入乐园的大门，有罪的人坠入七层地狱中最温和的第一层。赎罪的期限从900年到7000年，那位先知已经明智地预为承诺，所有的门徒不论犯有何种罪过，将可以凭着自己的信仰和他的说项，免除永恒的惩罚获得拯救。迷信的作用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使门徒怀着戒慎恐惧的心理，这种说法不足为奇，因为人的想象力很容易替未来勾画出痛苦的惨状，要绘出幸福的景象就很难着手。只要黑暗和火两种最简单的元素，我们就可以造成痛苦的感觉，再加上永无止境的想象，那痛苦就会被推向难以忍受的极端。
这种类似的理念对持续不断的欢愉，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我们当前的快乐大多来自不幸的对比或解脱。一位阿拉伯的先知重视乐园里的树林、泉水与河流带来令人销魂的喜悦，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不鼓励幸运的居民去享受和谐、学识、交谈和友情的生活，而是用极为闲暇的心情赞许珍珠、钻石、丝质袍服、大理石宫殿、金质餐具、名酒、美食、众多的仆，以及一大堆刺激感官的昂贵奢侈品，这些身外之物即使在短暂的人生，也会很快让拥有者索然无味。即使一个最普通的教徒，都有72个年轻貌美、纯洁多情的“呼里”或黑眼睛的处女供他享用，刹那的欢乐会延续1000年之久，男人的功能要增强100倍，可以充分享受他应有的福分。尽管还要保持俗人的偏见，但天堂的大门还是要同时为两性开放。只是穆罕默德并未刻意为女性选民提供男性伴侣，以免引起丈夫的嫉妒，或是怀疑永久的婚姻而影响双方的幸福。像这种充满肉欲的乐园，表现的景色引起很多僧侣的愤怒和忌恨，他们谴责穆罕默德的宗教过于淫荡。那些谦恭的辩护者被逼不过，只能借口说是比喻的手法和寓言的性质。仍旧有一部分人保持坚定的立场，虔诚相信《古兰经》字面解释的含意而毫不为耻：如果复活的肉体不能行使最有价值的功能，那么肉体的复活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为了使具有双重性质的生物，基于完美的人得到完美的幸运这个着眼，感官和智力在享受方面的结合确有其必要。然而，在穆罕默德的乐园里，欢愉绝不是沉溺于奢侈淫乱。这位先知曾经明确宣布，有幸进入神圣国度的圣徒和殉教者，他们会忘怀和鄙视所有低级的乐趣。
穆罕默德最早和最难说服的对象，是他的妻室、仆从、门生和朋友。对他们而言，他是个具有弱点的凡人而且为大家所熟悉，现在他要向他们表明自己是一个先知。然而，卡蒂嘉相信丈夫的话并以此为荣；顺从而又重视感情的扎伊德只想获得自由；享有盛名的阿里是阿布·塔勒布的儿子，用青年英雄的气概拥护堂兄的意志；阿布·伯克尔以财富、谦恭和诚实，注定继承先知的宗教。经过穆罕默德的开导，麦加10位最有声望的市民私下接受伊斯兰教的教诲。他们屈服在理性和热情的呼声之下，学会背诵最基本的教义：“世上只有一位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他们的信仰使得他们即使在穆罕默德活着时，也已获得财富与荣誉、军队的指挥权和王国的统治权，作为他们应得的奖赏。他默默地用3年时间完成使命的第一批成果，使14个人改信他的宗教。等到第4年，他便运用先知的身份，决心向他的家族表达出神的信念。据说他筹备一次宴会，只有一头羔羊和一碗牛奶，要让哈希姆家族40位客人享用。穆罕默德对与会人员说道：
朋友们、亲人们，我向各位奉献最珍贵的礼物，也只有我能将这个世界和未来世界的财富送给你们。真主命令我把各位召来为他服务，你们之中有谁愿意分担我的责任？又有谁愿意做我的伙伴和副手？
没有人回答，惊愕、疑惧和鄙视的沉默，终于被一名不满14岁的少年打破，阿里在不耐烦的状况下鼓起勇气说道：“啊!先知!你要的人就是我，不论是谁要是胆敢反对你，我就会打掉他的牙齿、挖出他的眼睛、砍断他的双脚、撕开他的肚皮。啊!先知!我要做你的副手好看住他们!”穆罕默德非常高兴地接受他的请求，当时还有人用嘲讽的口吻要阿布·塔勒布尊重他儿子高高在上的地位。阿里的父亲用庄严的口吻规劝他的侄子，要他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企图。无所畏惧的狂热分子对他的叔父和恩人说道：“就算你有这样大的能力，可以把太阳放在我的右手，月亮放在我的左手，也无法让我改变心意。”
他坚持10年的时间来进行传教的工作。而他在东方和西方推广的宗教，在麦加城内只获得缓慢而艰辛的发展。然而穆罕默德乐于见到，处在幼年时期的一神教正在日益茁壮强大。会众把他尊为先知，穆罕默德也就及时向他们灌输《古兰经》精神粮食。据称在他传教的第七年，门徒中有83名男子和18名妇女退到埃塞俄比亚。由于他的叔父哈姆扎和凶狠而又固执的欧麦尔及时皈依，使得教派的实力大增，欧麦尔原来要摧毁伊斯兰教，现在却尽全力为宗教的事业奋斗不懈。穆罕默德的善行不仅仅限于古莱西部落，或是麦加的周边地区，在举行庄严典礼的节庆和朝圣客云集的日子，他常去天房找每个部落的外乡人谈话，不论是在私下的闲聊还是公开的演说中，他始终规劝大家要信仰和崇拜唯一的真神。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真理以及现存的弱点，强调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暴力。但他呼吁阿拉伯人要醒悟悔改，让他们记住古代的阿德人和萨穆德人，神的正义使这些偶像崇拜者遭到绝灭的命运。
麦加的人民基于迷信和猜忌，拒不相信穆罕默德的宗教。城市里年高德劭的人士以及先知的叔伯，对于妄想改革家园的孤儿表示厌恶和不齿。穆罕默德在天房发表虔诚的演说，阿布·塔勒布的回答是大声高呼：“市民和朝圣客们!不要理会这个邪恶的魔鬼，别听他亵渎神明的呓语，我们崇拜阿尔·拉塔和阿尔·乌扎哈的信心绝不改变。”然而穆罕默德身为阿卜杜勒的儿子，仍旧获得这位年迈酋长的宠爱，他尽力保护侄子的名声和安全，免予古莱西人的攻击，因为他们对哈希姆家族的崇高地位，一直怀有嫉妒的心理。他们把私人的怨恨涂上一层宗教色彩，认为在约伯的时代，亵渎神圣的罪行受到阿拉伯行政官员的惩罚，现在穆罕默德犯下滔天大罪，竟然抛弃和拒绝全民族信奉的神明。然而麦加的宗教政策极其衰弱无力，古莱西人的领导阶层并没有将他当罪犯控诉，却迫得采取规劝或武力解决的办法。他们不断向阿布·塔勒布发出谴责或威胁的说辞：
你的侄子羞辱我们的宗教，公然责怪我们的祖先愚昧无知，你要马上让他住口，以免在本城引发动乱和争论。如果他仍旧执迷不悟，我们要对他和他的追随者进行武力制裁，到时你要为本市的流血惨剧负责。
阿布·塔勒布的权势和审慎的作为，避免因宗教的派系之争而产生暴力行动，最无能和胆怯的门徒全都退到埃塞俄比亚，先知本人也藏身到市镇和乡村那些有力量保护他的地方。穆罕默德这时还得到家族的支持，因此古莱西部落其余人员对哈希姆家族的子弟采取联合抵制的行动，不再与他们通商买卖，拒绝与他们通婚联姻，用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迫使他们交出穆罕默德，以伸张神的正义。敕令挂在天房让全族每个人都看到，古莱西人还派遣使者到阿非利加的腹地去追踪穆斯林的逃亡人员，同时包围先知和他那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切断他们的水源，运用伤害和侮辱的手段使双方的仇恨更为加深。双方签订不稳的停战协定，暂时恢复表面的和平。阿布·塔勒布逝世加上失去忠诚而宽厚的卡蒂嘉，破坏了穆罕默德家居生活的安适和快乐，等于把他抛弃给敌人任凭对方处置。
这时倭马亚家族旁支的一位酋长阿布·苏富扬，被授权管理麦加的公共事务，他是狂热的偶像崇拜者，也是哈希姆家族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很快召集古莱西人和他们的同盟举行会议，要决定这位使徒的命运。将穆罕默德囚禁可能会激起宗教狂热进行绝望中的奋斗，流放这样一位能言善辩而又深受人民爱戴的激进分子，又只会使异端邪说在阿拉伯各行省流传。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必须置他于死地，用各部落所提供的一把剑刺进他的胸膛，共同分担杀人的罪孽，使哈希姆派无法报复。有位天使或是暗探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穆罕默德除了逃走，没有别的生路。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的朋友阿布·伯克尔陪伴他悄悄地逃出家门，阿里的伪装成功蒙骗了在门口守候的凶手，他穿上使徒绿色的长袍睡在床上。后世的古莱西人尊敬这位年轻英雄的虔诚行为，有些阿里的诗作仍旧保存至今，描述他的忧虑、柔情和信心真是栩栩如生。
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一连3天都藏身在托尔的洞窟里，离麦加只有1里格的路程。阿布·伯克尔的儿女在每天入夜之前，暗中为他们送来情报和食物。古莱西人大肆搜寻城市附近可供藏身的地点，他们已经来到岩洞的洞口，但是神意用蛛网和鸽窝骗过查访者，让他们认为此处不仅偏僻而且无人到来。吓得发抖的阿布·伯克尔说道：“我们仅仅是两个人。”先知回答：“还有第三位，那就是真主本人。”等到搜捕的风声稍为缓和，两位逃亡客离开岩洞骑上骆驼，在前往麦地那的途中，他们被古莱西人派遣的追兵赶上，靠着恳求和许诺得以免遭毒手。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阿拉伯人的一支长矛可能改写世界的历史。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的逃亡，开创“希吉拉”这个重大的伊斯兰教新纪元，一直到12世纪末叶，仍与当地所使用的阴历有所区别。
神圣的麦加放逐者要不是得到麦地那的接纳和尊敬，《古兰经》的宗教就会在创立初期夭折。麦地那或称为雅斯里布的城市，先知在这里安置宝座之前，一直由卡雷吉人和奥斯人分庭抗礼，双方积怨已深，形势一触即发。两个犹太人的殖民区各自吹嘘有一个祭司阶层，成为他们地位较低的同盟，无法让阿拉伯人皈依他们的信仰，却引进了学术和宗教，使得麦地那成为书卷气浓厚的城市。他们之中一些出身高贵的市民往天房朝拜时，受到穆罕默德的启发改信他的宗教，等到返乡以后便散播真主和先知的信条。派遣的代表深夜在麦加郊外的小山举行两次秘密会议，同意建立新的联盟。一开始是10个卡雷吉人和2个奥斯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友爱的情况下联合起来，用他们的妻儿子女和不在场的兄弟名义做证，公开宣称要永远信奉和遵守《古兰经》的教义。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政治联盟，为萨拉森人组成的帝国冒出第一个耀目的火花。
麦地那的73名男子和2名妇女，与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人和门徒，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会议，互相发誓保证彼此忠诚不二。他们同时用麦地那的名义提出承诺，要是穆罕默德遭到流放，他们会用盟友的身份接待他，把他视为领袖人物，服从他的领导，像对待自己的妻儿一样保护他的安全。他们用奉承又不安的神色问道：“一旦你被自己的国家召回，难道你不会放弃新的盟友吗？”穆罕默德带着微笑回答：“我们现在已经是生死相依、祸福与共，用荣誉和利害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是你们的朋友，也会把你们的仇敌当作自己的敌人。”麦地那的代表大声问道：“要是有天我们为你服务而牺牲，那时我们会获得什么报酬呢？”先知回答道：“天堂的乐园。”他伸出手来说道，“现在也请伸出你们的手来。”于是他们重述顺从和忠贞的誓言。签订的条约得到市民的批准，全体一致接受伊斯兰教，他们为先知的放逐感到庆幸，但是也为他的安全担惊受怕，急切期盼他的到达。
沿着海岸经过一段危险和仓促的行程以后，他在距城2英里的科巴停下来，在从麦加逃亡的第16天公开进入麦地那。500名市民前往迎接，用表示崇敬和皈依的口号向他欢呼。穆罕默德骑在母骆驼的背上，他的头顶打着一把遮阳的伞，用一条头巾当作旗帜在队伍的前面飘扬。他那群在暴风雨中分散的门徒，现在很英勇地聚集在他的身旁。穆斯林认为麦加的逃亡者和麦地那的赞助者有相等的功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分别称为“迁士”和“辅士”。为了在他们的心中断绝嫉妒的根源，穆罕默德将主要的追随者成对分配权利和责任，以产生如手足般的兄弟情怀。当阿里感到自己无人可以匹敌时，先知用充满柔情的口吻宣称，他要成为这位高贵青年的伴侣和兄弟。这种权宜之计获得极大的成功，神圣的手足关系在和平与战争中受到尊敬，两派的人物会相互鼓励，要在勇敢和忠诚方面一比高下。仅有一次偶发的口角稍为扰乱了和谐的气氛，麦地那有位爱乡人士指控外来的客人傲慢无礼，暗示要将这些人赶走。但大家听到后怒不可遏，甚至他的儿子非常激动，要将父亲的头颅呈献在先知的脚下。
穆罕默德自从在麦地那建立根基以后，便拥有皇室和长老的职权。对于听命于神慧的士师所下的敕令表示不服，是亵渎的行为。有一块很小的地是两个孤儿的遗产，信徒花钱将之买下或是用礼物交换，他在这个地点盖了住所和一座清真寺，粗俗和简陋的外表比起亚述哈里发的宫殿和庙宇，更令人肃然起敬。他那用黄金或白银制作的印玺，上面刻着使徒的名衔，当他每周在集会上祈祷和讲道时，总是倚靠着一棵棕榈树的树干，过了很久才使用粗糙木材制成的座椅或讲台。经过6年的统治，1500名全副武装的穆斯林在原野上重申对他效忠的誓言，酋长公开宣称要用必死的决心保护他的安全，直到战至最后一人或到整个组织解体。麦加的代表和他们处在同一个营地，这时才非常惊奇地发现，忠心的信徒竟然不断注意着先知的一言一行，带着热烈的态度在收集他的唾液、掉在地上的头发、避邪仪式用过的废水，好像这些东西都带着先知本身的美德。因此，这位代表说道：“我见过波斯的科斯罗伊斯和罗马的恺撒，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在君民之中的国王，能像穆罕默德在同伴之中那样。”虔诚的宗教热情较之于奴化的冷漠宫廷，表现得更为有力和真实。
十一、运用武力推展宗教所获致的初步成果(623—625 A.D.)
每个人处于自然状态都有权运用武力保卫自身和所拥有的一切，不仅要击退甚至要预防敌人的暴力行为，并展开对抗行动以让自己满足和达到报复的程度。在阿拉伯人的自由社会里，臣民和市民的职责只能产生力有不逮的限制作用。穆罕默德进行一项和平与仁慈的事业，却被执法不公的同胞惩处和放逐。一个独立的民族选择了麦加的逃亡分子，将他推上统治者的位阶，赋予缔结同盟和进行攻防战争的正当权限。人权的缺乏获得了神权充分的补足和武装，麦地那的先知在新的启示之中，用凶狠而血腥的口气宣告，证明过去的温和是实力衰弱的关系。已经尝试过规劝的方式，忍让的时候已经过去，他现在奉命要用刀剑推广他的宗教，摧毁偶像崇拜的图腾，根本不考虑神圣的日子或月份，要穷追猛打世间那些不信真主的民族。《古兰经》一直在宣扬血淋淋的教义，完全取法《摩西五经》和《福音书》。但后者的风格展现出温和的调子，仍旧会使人对一段暧昧的文字，解释为耶稣并没有给世人带来和平，只带来干戈不断的兵刀。基督的忍让和谦卑不能与王侯和主教的不宽容狂热沆瀣一气，那些人有辱使徒的名声。
穆罕默德在进行宗教战争时，可能会效法摩西、以色列的士师和国王。希伯来人的军法较之阿拉伯的立法者更为严酷，万王之主亲自在犹太人的面前校阅：要是有城市拒绝他们的招降，所有的男子不分阶级一律处死。迦南有7个部族遭到绝灭的命运，无论是悔改还是皈依都不能挽回注定的浩劫，就是附近地区的人民也没有活命的机会。穆罕默德总是对敌人提出友谊、归顺和战斗这三条路让他们选择，只要他们承认伊斯兰的信条，就能加入他最早的门徒的队伍，享有尘世和宗教上的利益，并在同一面旗帜下进军，推广他们所接受的宗教。先知的仁慈由利益决定，然而他很少践踏已降服的敌人，他似乎同意那些罪行较轻而又不信的臣民，只要支付一定数量的贡金以后，就容许他们进行自己的礼拜活动，或者从事那些不够完美的信仰行为。
在他统治的头几个月里，就接受了圣战的洗礼，麦地那的城门竖起白色的旗帜。这位勇武的使徒亲身参加了9次会战和围攻，不过10年的时间，他自己或是部将就进行了50次作战行动。阿拉伯人仍然把贸易和土匪的职业结合在一起，对商队所发起的小规模攻防作战，不知不觉中为征服阿拉伯半岛储备了所需要的部队。战利品的分配由神圣的法令加以律定，全部集中处理，五分之一的金银和钱财、俘虏和牛群、动产和不动产交给先知保管，供作宗教和慈善之用，作战胜利和守卫营地的士兵分享剩余的部分，阵亡人员的奖赏由遗孀和孤儿领取。为了鼓励组成骑兵部队，人员和马匹可以分得双份。浪迹天涯的阿拉伯人从四面八方被吸引到宗教和掠夺的旗帜之下，先知公开同意可以将女性俘虏当作自己的妻妾，享用财富和美女是乐园最低级的欢愉模式，准备供应给英勇的殉教者用来奖励他的虔诚。穆罕默德说道：
刀剑是通往天堂及地狱的钥匙。为真主的大业流一滴血或是进行一整夜的战斗，比两个月的斋戒或祈祷更为管用。不论是谁在战场上阵亡，他的一切罪孽得到赦免，等到最后审判的那天，他的伤口会像朱砂一样鲜红，也像麝香一样芬芳，被砍掉的四肢会长出天使或精灵的双翅。
阿拉伯人大无畏的精神被宗教狂热的火焰点燃，不可见世界的图像在他们的脑海中鲜明地呈现出来，一向被他们鄙视的死亡变成希望和欲念的目标。《古兰经》用绝对的意义来阐释及弘扬宿命的理念，一个人只要按照这种信仰的方式行事，就会舍弃辛勤的工作和世间的美德。然而伊斯兰教的教义却在每个时代产生影响力，激励萨拉森人和土耳其人发挥奋斗的勇气。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随者带着毫无畏惧的信心走向战场，他们相信自己注定能够寿终正寝。或者相信，即使矢石交加也会安全不致受伤，必然能够化险为夷。
古莱西人的叙利亚贸易路线无论来去都要经过麦地那地区，如果不是受到穆罕默德这个敌人的报复行动而阻断，使得他们大为震惊和气恼，或许古莱西人会乐于见到穆罕默德的逃亡。阿布·苏富扬率领三四十名随从，指挥共有1000头骆驼的大型商队，不知是运气还是巧妙的安排，在行进时竟然逃过穆罕默德的搜查，但是这位古莱西人的首领获得消息，神圣的匪徒将在他的回途实施伏击。阿布·苏富扬派出信差通知麦加的弟兄，这样一来使得大家非常担心，要是不尽快派出城里的军队前去救援，所有的商品和粮食都会遭到损失。穆罕默德打着神圣旗帜的队伍，由313名穆斯林组成，其中有77位迁士，其余都是辅士，他们轮流骑着70头骆驼(雅什里布的骆驼在作战时奋不顾身，所向无敌)。最早的门徒都非常贫穷，只有2个人骑在马背上进入战场。
肥沃而又著名的贝德尔山谷离麦地那只有三站路，探子向他报告，前方来了一支商队；而在另一个方向，有100名骑兵和850名步兵的古莱西人队伍正在前进之中。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他决定放弃夺取财富的机会，只追求荣誉和报复，就挖出一条很浅的壕沟来掩护他的部队，这里还有波光粼粼的溪流穿过山谷，也可以用来遮人耳目。等到声势庞大的古莱西人从山顶下来，他不禁大为吃惊地叫道：“啊!真主!啊!真主!要是我们被敌人消灭了，在这世上还有谁会向你顶礼膜拜呢？弟子们，大家鼓起勇气，把队列靠拢，赶快张弓射箭，今天一定会大获全胜。”他说完这些话就与阿布·伯克尔一起登上一个宝座或讲坛，立即要求加百列和3000名天使的援助。他的眼光注视着战场，穆斯林的实力不足，进攻受阻，先知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宝座上起身，跳上马背向着空中撒一把沙土：“遮住他们的脸孔，让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两军听到他那如同雷鸣的喊声，在幻想中看到天兵天将，古莱西人一片惊惶只有四散逃窜。70名最勇敢的战士被杀，还有70名俘虏平添第一次信仰胜利的光彩。古莱西人的尸体遭到毁损和侮辱，2名最受到大家憎恨的俘虏被处死，其余人员的赎金是4000银币，多少可以弥补商队脱逃的损失。阿布·苏富扬想要探勘一条新路线，使他的驼队能够通过沙漠和沿着幼发拉底河前行，结果还是枉费力气，他们被全力追击的穆斯林赶上。如果使徒保留的五分之一就有2万磅银币，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那次的收获是多大一笔财富。
公私的损失带来更大的仇恨，使得阿布·苏富扬集结一支3000人的队伍，其中有700人穿着护身的胸甲，200人骑在马背上作战，还有3000头骆驼伴随一起进军。他的妻子汉达带着麦加15名贵妇人，不断地敲着手鼓激励士气，也为霍巴尔的声威造势，他是天房最受民众喜爱的神祇。950名信徒打着真主和穆罕默德的旗帜，兵力的悬殊与贝德尔之战相比倒是不分上下，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已经超过真主使者天人合一的意愿。第二场会战的地点是奥胡德山，位于麦地那北面6英里。古莱西人排成半月形的阵式向前推进，右翼的骑兵由哈立德率领，他是阿拉伯人中最凶狠善战的勇士；穆罕默德的部队很巧妙地布置在小山的背面，后方由50个弓箭手组成分队加强守护。他们冲锋的压力迫近并突破偶像崇拜者的中央阵线，但是在追击中丧失了所据有的地形之利，弓箭手擅自离开配置的阵地，穆斯林受到战利品的诱惑，不听从将领的指挥，整个攻击的阵势大乱。无畏的哈立德率领骑兵转向敌人的侧翼和背后，同时大声喊叫，穆罕默德已经被杀死。他真的被一支标枪刺伤脸孔，两颗牙齿被投石击碎，然而在那阵混乱和惊怖之中，他谴责不信真主的人竟敢杀害一位先知，祝福友善的手为他止血，将他送到安全的地点。70个殉教者为了人民的罪孽而丧生，使者的说法是他们成对倒下，每个弟兄都紧抱没有生气的同伴。他们的尸体被麦加毫无人性的妇女肢解，阿布·苏富扬的妻子割下哈姆扎的肝脏吃掉，哈姆扎是穆罕默德的叔父。他们现在为迷信的行为欢呼，怒气也获得平息。
穆斯林很快在战场上重整旗鼓，古莱西人缺乏围攻麦地那的实力和勇气。该城在翌年受到敌人1万大军的攻击，在第三次的远征作战中，由于有很多部族参加阿布·苏富扬的阵营，在城市前面挖了壕沟，加上一个有3000名穆斯林的营地，因而冠以各种不同的称呼。谨慎的穆罕默德拒绝发起全面的会战行动，英勇的阿里在个人的搏斗中表现极为卓越，这场战事到联盟解体共拖延20天之久。一阵暴风雨夹杂着冰雹吹翻他们的帐篷，阴险的敌手在暗中挑拨，引起大家在私下发生争执。古莱西人被盟友遗弃，已经不再盼望把势不两立的穆罕默德赶下宝座，或是阻止他的征服行动。
十二、穆罕默德制服犹太人以及麦加的归顺(623—629 A.D.)
选择耶路撒冷成为祈祷的第一个克布拉(礼拜时应面对的中心位置)，表明穆罕默德最初重视犹太人的倾向，如果他们从阿拉伯的先知身上，看到以色列的希望以及所应许的弥赛亚，这样的选择就尘世的利益而言，可真是一大幸事。犹太人刚愎的态度使他的友情转变为难以弥补的仇恨，对那不幸的民族一直穷追猛打、至死不息，运用先知和征服者的双重身份，在两个世界同时进行迫害行动。凯诺卡家族依靠城市的保护住在麦地那城里，偶然发生的一次暴乱使穆罕默德抓住机会，要求犹太人改信他的宗教，要不就在战场决一胜负。那些吓得浑身发抖的犹太人回答道：“天哪!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但是我们坚持祖先的信仰和礼拜，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采取正当的自卫？”这场并非势均力敌的冲突只打了15天就宣告结束，穆罕默德非常勉强地接受了同盟者的再三要求，同意饶恕俘虏的性命，但是他们的财产被充公，武器交到穆斯林的手里更能发挥效用。一大群700人的可怜流亡者，连带他们的妻儿子女被赶到叙利亚，去乞求一块栖身之所。
纳狄尔人的罪行更为严重，他们在一次友好的会面中暗藏刺杀先知的图谋。距离麦地那3英里的城堡被穆罕默德包围，但坚决的抵抗获得有条件的投降，同意守军吹着号击着鼓，排出战斗队形从容离开。愤怒的犹太人参加古莱西人的战线，等到麦加的队伍从战壕中撤走，穆罕默德连铠甲都没有脱下，就在那天出发去消灭敌对的部族，他们都是科莱达家族的后代子孙。他们抵抗25天以后，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决定投降，只有信赖在麦地那过去的盟友居间调停，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宗教的狂热可以令人完全丧失人性。犹太人恳求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给予公正的审判，结果他们全部被判处死刑，700名锁着铁链的犹太人被拖到城内的市场，当众活埋在事先准备的坟地中。先知不动声色，冷眼旁观无助的仇敌惨遭杀害。他们的羊群和骆驼全被穆斯林接收，300副胸甲，500根长矛和1000支标枪是最有价值的战利品。
卡伊巴是古老和富裕的市镇，在麦地那东北方有6天的行程，也是犹太人在阿拉伯半岛最坚强的据点，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位于沙漠之中，到处都是绿色的作物和放牧的牛群，在8个碉堡护卫之下根本不会被敌人攻破。穆罕默德的兵力是200名骑兵和1400名步兵，接连进行8次历尽艰辛的正规围攻作战，部队陷入危险、疲惫和饥馑之中，就是毫无所惧的酋长对于战事的前途也感到绝望。先知把阿里称为“真主的雄狮”，拿他做榜样来恢复大家的信心和勇气。或许我们会相信，一位有着魁梧的身材的希伯来勇士，竟然被他用无坚不摧的弯刀当胸劈为两半。我们却无法恭维过于浪漫的谦逊，说他左手挥动沉重的盾牌，硬是把堡垒的大门从门轴上给卸了下来。等到攻下碉堡以后，卡伊巴镇就降服在高压统治之下，部落的酋长当着穆罕默德的面接受酷刑，被逼着供出藏匿的财物，勤劳的牧人和农民获得宗教自由作为奖赏，然而这种优容随时会变。他们得到允许可以保有祖传的产业，为了使征服者满意，一切收入和财物都要缴出一半。在欧麦尔的统治之下，卡伊巴的犹太人迁移到叙利亚，这位哈里发拿主子临终的遗命做借口，他的故乡阿拉伯半岛只能存在唯一真正的宗教。
穆罕默德的眼光每天有5次转向麦加，最神圣和最强大的动机不断催促他，要以征服者的身份重访那个城市和庙宇，想当年他被判为流犯被驱逐出境。天房总是出现在清醒或是睡眠的幻觉之中，一个闲暇无聊的梦境转化为先知先觉的预言。他展开神圣的旗帜，使徒的嘴里很轻率地吐出必然胜利的承诺。从麦地那到麦加的进军，显示出朝圣队伍宁静和庄严的排场，选出70头骆驼作为奉献的牺牲，装饰得焕然一新走在前面，对神圣的地区表示尊敬，释放俘虏不要任何赎金，来表现他的仁慈和虔诚。等到穆罕默德一旦进入平原，距离麦加只有一天的行程，他马上公开宣布：他们已经披上老虎的外皮准备进袭。古莱西人靠着数量的优势和决心要阻止他们的前进。在沙漠上漂泊的阿拉伯人唯一追求的是战利品，随时会遗弃或背叛他们追随的领导人。无畏的宗教狂热分子摇身一变成为冷静和谨慎的政客，他在和约中放弃“真主的使者”这个称号，与古莱西人和他们的同盟签署为期10年的停战协定：麦加的流亡人员只要信仰他的宗教就应该恢复原有的权利；谦卑的朝圣客按照条约的规定，在次年可以用朋友的身份进入城市，停留3天来完成朝圣的各种仪式。穆斯林败退，脸上出现羞辱和悲痛的神色，失望表情等于在指控先知的错误，因为他经常保证说会获得成功。
麦加的景色使朝圣客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他们全副武装，刀出鞘，弓上弦，追随先知的脚步绕行天房7圈，古莱西人退到山地，穆罕默德按照规定的习俗呈献祭品以后，在第4天撤离城市。他那虔诚的态度使人民深受感动，带有敌意的酋长不是敬畏有加，就是看法产生分歧，还有人受到诱惑。哈立德和阿姆鲁后来成为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者，都能及时放弃日趋沉沦的偶像崇拜活动。阿拉伯部族的归顺加强了穆罕默德的权势，他集结了1万名士兵用来征服麦加，偶像崇拜者处于弱势的一方，很容易被安上破坏停战协定的罪名。宗教的热情和严格的纪律加快了行军的速度，还能保持行动的机密，直到1万支火把出现，等于向惊愕的古莱西人宣告，敌人的意图、接近以及无可抗拒的实力。傲慢的阿布·苏富扬呈献城市的钥匙，带着羡慕的神色观看各式各样的武器和旌旗在面前通过，亲眼目睹阿卜杜勒的儿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在欧麦尔的弯刀威胁之下，只有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马略和苏拉的班师回朝使得罗马人血流成河，穆罕默德的报复行动是出于宗教热诚的激励，过去受到伤害的追随者都急着执行或防止大屠杀的命令，胜利的流亡者并没有纵容报仇雪耻的情绪，而是饶恕麦加犯下重罪的人士，使各党各派能够精诚团结在一起。他的部队分成三批开进城市，有28名市民死于哈立德的刀剑之下。穆罕默德判决11名男子和6名妇女受到放逐的处分，但是他谴责部将的残酷行为，有几名令人憎恶的受害者，真是靠着他的仁慈或藐视才得以保全性命。古莱西人的酋长全都俯伏在他的脚下。“在一个被你们伤害的人面前，还能奢望他大发慈悲吗？”“我们唯一的指望，是请您能看在亲戚的面子上高抬贵手。”“那么你们的指望没有落空，走吧!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一切都过去了。”麦加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就应该获得他的宽恕。在放逐7年以后，流亡的传教士在故国登上君王和先知的宝座，但天房的360座神像全被砸得粉碎，真主的住所在净化以后整修一新.为了给未来的世代做出良好的榜样，先知再度履行朝圣者的职责，并且制定永恒的法令，绝不允许不信真主的异教徒踏入圣城的区域。
十三、阿拉伯半岛的绥靖以及与罗马帝国的冲突(629—632 A.D.)
夺取麦加决定了阿拉伯部族的信仰和归顺，他们过去依据世事的变迁或命运的拨弄，曾经服从或违背先知的劝说或武力。对于礼拜的仪式和宗教的问题无动于衷，仍然是贝都因人所独有的特性，他们抱着不在意的态度接受《古兰经》的教义，然而仍然有一些顽固的残余分子坚持祖先的宗教和自由，对于穆罕默德极力摧毁的偶像——塔耶夫的联军发誓要加以保护，因而产生霍那因之战。4000名异教徒在暗中进军，加快速度去袭击征服者，他们怜悯并藐视古莱西人的怠惰和因循，但是还要依靠这些人的加盟和帮助，只是他们不知古莱西人不久以前已经背弃他们的神明，宁愿接受敌人的压迫和鞭策。先知展示麦地那和麦加的旗帜，成群的贝都因人增加了军队的实力或数量。1.2万名穆斯林很冒失地认为自己具有无可匹敌的威力，一点都不感到羞惭。他们在毫无准备之下进入霍那因山谷，两边的高地被塔耶夫联军的弓箭手和投石手占领，在兵力劣势、军纪混乱和士气涣散的状况下，古莱西人看到穆斯林即将遭到歼灭的命运，不禁喜笑颜开。骑着白骡的先知被敌军包围，他想对着长矛冲上去求得光荣的殉难，10名忠诚的同伴用武器和胸膛加以阻挡，其中3名就阵亡在他的脚下。他再三气愤而悲痛地大叫：“啊!我的弟兄!我是阿卜杜勒的儿子，我是真理的使徒。啊，人们，坚持你们的信仰!啊，真主，赶快来拯救我们!”他的叔父阿拔斯就像荷马笔下的英雄一样，用极为洪亮的声音宣示真主的恩惠和应许，使得整个山谷产生回响，飞散逃走的穆斯林开始集结在神圣的旗帜四周。穆罕默德看到士气又重新振作起来，感到极为欣慰，他的卓越指挥和身先士卒扭转了局面。他不断用言辞和行动激励得胜的军队，要向给他们带来羞辱的敌人施与无情的打击和报复。
他毫不迟疑地从霍那因的战场进军，对位于麦加东南60英里的塔耶夫实施围攻作战。这里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肥沃的土地正在阿拉伯沙漠的中央位置，生产叙利亚所需的各种水果。有一个友善的部族精通各种围攻作战的技术(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获得)，供应攻城撞车和投射机具，再加上500名各种工匠。穆罕默德愿意把自由赐给塔耶夫的奴隶，显然没有收到期望的效果，把果树全部砍倒也违背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他让矿工从地面开挖坑道，好让部队从缺口发起突击。围攻作战进行20天以后，先知发出撤退的信号，退兵时却唱着胜利的赞美歌曲，为这个不信真主的城市，装模作样地祈祷它能彻底悔改和获得安全。在这次收获丰硕的远征行动中，战利品是俘虏6000人、骆驼2.4万头、羊4万只和白银4000英两，一个参加霍那因之战的部族，用奉献给神像的牺牲品赎回被俘的人员。但穆罕默德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将应得的五分之一掠夺物分给士兵，并且希望他们获得与蒂哈马行省的树木一样多的羊群。他没有因为古莱西人的不满情绪而惩罚他们，而是用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来确保他们的忠诚，也就是使他们的舌头(他就是这么说的)再也无法发出怨言，仅仅阿布·苏富扬就获得300头骆驼和20英两白银的礼物，于是麦加死心塌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样一来引起迁士和辅士的抱怨：说是他们负起战争的重担，却在胜利的论功行赏中受到忽略。手腕高明的领导者回答道：
唉呀!让我用尘世的礼物来安抚这些最近降服的仇敌——这些不稳的新入教的人员吧!我把生命和事业都交付给你们保护，你们是我流亡在外的同志、建立王国的同僚和共享乐园的同伴。
塔耶夫害怕再次遭到围攻，派出代表追随在他的左右。“啊!真主的使徒，同意给我们3年的停战时间，让我们仍旧奉行古代的宗教。”“没有什么好说的，连一时一刻都不可以再延。”“那么至少要免除祈祷的规定。”“宗教要是没有祈祷，一切都会落空。”他们只有无言地屈服，所有的庙宇遭到摧毁，阿拉伯半岛全部的神像都不能幸免于难。在红海、大西洋和波斯湾的沿岸地区，他派出的部将受到一个虔诚民族的热情拥护和欢迎，麦地那的宝座前面跪拜的使臣多如椰枣成熟时的果实(用阿拉伯人的说法)。整个民族服从于真主和穆罕默德的权杖，贡金因带有侮辱的名称而被废止，用自愿的捐赠和尽义务的什一税，去从事宗教的事务和活动，共有11.4万名穆斯林陪伴使徒进行最后一次朝圣。
赫拉克利乌斯从波斯战争中班师回朝之际，在埃米萨接见了穆罕默德的一名使臣，这位使臣邀请全世界的君王和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在这种宗教热情的认知上，阿拉伯人以为基督教的皇帝一定会暗中改变信仰，但是虚荣的希腊人则想象麦地那的君王曾经亲临访问，而且从皇家的赏赐中接受一个富裕的采邑，作为保证安全撤离叙利亚行省的代价。赫拉克利乌斯和穆罕默德之间的友谊非常短暂，因为新兴的宗教不会消除萨拉森人的掠夺精神，反而会使之增强。一名使臣遭到谋害，为阿拉伯人的入侵提供了现成借口，3000名士兵攻击巴勒斯坦地区，然后延伸到约旦河的东部。神圣的旗帜托付给扎伊德，新兴的教派是如此严守纪律而且充满宗教热忱，即使最高贵的酋长在使徒的奴隶手下工作也毫无怨言。如果他逝世，就由雅法和阿卜杜勒相继接替指挥，要是这3位都不幸阵亡，就授权部队选出他们的主将。结果这3位领袖都在穆塔会战中阵亡，这是穆斯林对付外敌初试锋芒的军事行动。扎伊德在战阵的前列像士兵那样倒下。雅法之死不但非常英勇而且事迹令人难忘，他失去右手就把旗帜转到左手，等到左手也被砍掉，就用血淋淋的双臂抱住旗帜，直到全身有50处光荣的伤口，倒在地上不能动弹。阿卜杜勒跳上来填补空出的位置，大声喊叫道：“前进!勇敢地前进!我们即使得不到胜利，也可以进入天堂的乐园。”罗马人的一支长矛为他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倒下的旗帜被在麦加新入教的哈立德抓住，在他的手里已经砍断九把长剑，英勇的战斗阻止并击退了基督徒优势兵力的进攻。当天晚上在营地举行的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全军的总指挥，在第二天运用巧妙的兵力调度，可以确保获得胜利，或让萨拉森人顺利撤退。哈立德的大名在自己兄弟和敌人之中流传，荣获“真主之剑”的美称。
穆罕默德以先知的宗教狂热情绪，在讲坛上描述受到祝福的烈士头戴华丽的冠冕，但私下仍然流露出凡人的天性.当他对着扎伊德的女儿流泪时，人们大感惊奇，诧异的信徒说道：“我怎么会看见这样尴尬的场面？”使徒回答道：“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悼念最忠诚朋友的去世。”征服麦加以后，阿拉伯的统治者从表面上看来，像是为了预防赫拉克利乌斯的敌意而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然而他却正式公开向罗马人宣战，对于这样一个冒险行动，他并不打算掩饰可能的艰苦和危险。他要鼓舞穆斯林的士气，然而他们以没有经费、马匹和给养，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炎热的盛夏使人难以忍受为借口拖延。气愤的先知说道：“地狱还要热得多!”他不屑强迫他们服役出战，决定等他班师回朝后再谴责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给予逐出教门50天的处分。他们的渎职更突显阿布·伯克尔和奥斯曼的功勋，还有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忠诚的伙伴。穆罕默德的麾下有1万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进军的行动真是艰辛备至、吃尽苦头，沙漠的焚风和瘴疠之气使得困顿和干渴更为严重，每10个人轮流乘骑一头骆驼，最后只有不顾一切杀死用处极大的动物，从它的腹中取水解渴。到达半路，就是分别离麦地那和大马士革有10天行程的地方，他们在塔布克的树丛和泉水边休息，穆罕默德不愿超过这个位置进行战争。他公开声称已经满足于和平的意愿，也可能为东部皇帝的军事部署所吓阻。但行动积极而又英勇无畏的哈立德到处扬威，从幼发拉底河到红海尽头的艾拉哈，先知接受了许多阿拉伯部族和城市的归顺。穆罕默德对于基督教臣民，欣然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贸易自由和财产商品，容许他们信奉自己的宗教。他的阿拉伯兄弟过于软弱，不敢限制他的野心，而耶稣的门徒现在却与犹太之敌和好了，而且对世上势力最大的宗教提出优惠的和谈条件，是完全符合征服者利益的。
十四、穆罕默德的逝世和后事的安排(632 A.D.)
穆罕默德到63岁时，体力还能应付世俗和宗教使命所带来的辛劳。癫痫病的发作会让人产生同情并不会引起厌恶，有关这传闻完全是希腊人恶意的诽谤。但是一名犹太妇女为了报复而在卡伊巴对他下毒，倒是让他信以为真。他的健康状况在4年内变得很差，身体越来越虚弱，但致命的打击是14天的热病，高烧不时使他丧失语言表达的理性。当他自己感到大限已到时，用谦恭的态度和悔改的心情来教诲门人弟子，使徒在讲坛上说道：
要是我曾经不公正地鞭打任何一个人，我在这里愿意让他如数抽打我的背脊。我有没有无故诋毁一位穆斯林的名誉？请他站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我的错误。我有没有抢夺哪一位的货物？我愿用为数不多的财产连本带利地偿还全部债务。
在群众中有一个回答的声音：“有这么回事，我有权利要求3个银币。”穆罕默德听取他的申诉，然后满足了他的愿望，并且感激这名债主现在把话说清楚，没有等到最后的审判日才提出要求。他用泰然自若的神情面对死亡，释放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根据资料有17个男性和11个女性奴隶)，对于葬礼做出详尽的指示，劝阻那些为他哭泣的朋友应该节哀顺变，并且赐给他们和平的恩典。直到他逝世前三天，他还是按照规定举行公众的祈祷仪式，选择阿布·伯克尔接替他的职位，像是清楚地表示要让年迈而忠诚的老友，成为宗教和政治事务的继承人。但是他非常审慎地拒绝一次明确的提名，因为不仅危险，而且会引起猜忌之心。就在他天赋的才智明显削弱的时刻，他要人拿来纸张和墨水，要写或者是口述一部圣书，对于他获得真主的启示做出最后的总结，这样一来就在房间里引起争论，这是否会超越《古兰经》所代表的权威性，先知被迫在这种状况下指责门徒过于意气用事。如果能就传统的习俗对妻妾和同伴略尽绵力，他要在家庭成员的怀抱之中，维持使徒的尊严和狂热信徒的理念，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叙述加百列的亲自来访，要他向人间做永久的告别，不仅对最高真主的仁慈，也对他的恩惠表示出真诚的信心。在亲切的交谈中，加百列说出他所获得的特权，天使在没有获得先知的同意之前，不会擅自攫走他的灵魂。提出的要求得到他的应允，穆罕默德立即陷入解脱的痛苦之中。他把头枕在最心爱的妻室艾莎的膝上，剧烈的疼痛使他昏厥过去。等他恢复知觉时，抬起头来眼望着屋顶，虽然声音有些颤抖，但神志非常清醒，断断续续地说出几句清晰的话语：“啊!大仁大慈的真主!赦免我的罪……是的……我来了……要与天国的同胞在一起。”他就这样躺在铺在地板的毛毯上安详地过世(公元632年6月7日)。
悲痛的丧事使叙利亚的远征行动为之中止，军队停驻在麦地那的几座城门口，酋长围绕在临终主子的四周。先知的城市特别是那座房屋，到处是悲痛的喊声或绝望的饮泣，只有狂热的宗教情绪能激起一丝希望和抚慰。“他是我们在真主面前的见证人、求情人和联络人，他怎么可能会去世呢？靠着真主的恩典他并没有过世，就像摩西和耶稣一样，只是陷入神圣的昏迷状况，很快会回到忠诚的子民中间。”欧麦尔根本不承认这种状况，拔出他的弯刀威胁那些不信神的人，谁敢说先知已经去世，便要将他的头砍下来。阿布·伯克尔凭着慑人的威望和冷静的态度，平息混乱的局面。他对欧麦尔和在场的人群说道：“你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究竟是穆罕默德还是穆罕默德的真主呢？穆罕默德的真主有不朽的永生，但是使徒像我们一样是凡人，而且根据他的预言要经历必然逝去的命运。”亲近的家人非常虔诚地把他埋葬在最后咽气时的所在地。麦地那由于成为穆罕默德谢世和奉安的地点而受到敬仰，无数前往麦加的朝圣客，经常转离大道来到先知简朴的墓地，抱着至诚的心情鞠躬致敬。
十五、穆罕默德的性格作风、私人生活和妻妾后裔
穆罕默德去世后，应该盖棺论定他一生的功过，对于这样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到底应该称他为狂热信徒还是江湖骗子？即使我与阿卜杜勒的儿子有很深的私交，这件工作仍然很困难，不能保证能够成功。相距12个世纪的时空，我只能透过香火弥漫的宗教隐约注视他的身影，就算我能描绘出某一时刻的形象，那也只是一种飘忽的类似之感，并不完全适合于希拉山的孤客、麦加的导师和征服阿拉伯的君主。这场巨大革命的领导人似乎具有虔诚和沉思的天性，婚姻使他脱离困苦的处境，决心避免走上野心和贪婪的道路，直到40岁还过着清白的生活，很可能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一神论的概念最能迎合自然与理性，只要同犹太人和基督徒谈话，他们便会告诉穆罕默德，有关麦加的偶像崇拜是多么的丑鄙可耻。身为一个人和市民有责任要宣扬获得救赎的理论，把自己的民族从罪孽和过失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心灵的力量要是执着于一个目标，便会将普通的责任转变为特殊的天职，基于个人的理解或幻象产生炽热的联想，使人认为是来自上天的启示，极其用心的思考也会在狂喜和幻影中消失无踪，内在的激情是隐形的监视者，所赋予的形象和属性将被描述为真主的天使。从狂热信徒到江湖骗子的进展不仅危险而且易于失足，苏格拉底的神灵提供令人难忘的例证，那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如何欺骗自己，一个善良的人如何欺骗别人，以及在自我迷幻和存心作假之间，如何使良知沉溺于混杂和中庸的状况。
人们基于善意，会相信穆罕默德的原始动机不外是出于纯洁和真正的仁慈，但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传教士，不可能喜爱那些顽固的不信者，他们拒绝他的主张，藐视他的论点，还要迫害他的生命。他可以原谅个人之间的争执，却一定会依据律法的要求痛恨真主的仇敌。穆罕默德的胸中燃起骄傲和报复的严苛激情，就像尼尼微的先知一样，要毁灭那些受到他谴责的叛徒。麦加的不公和麦地那的抉择，使这个普通市民摇身一变成为君王，卑微的传道师能够领导军队。但他的宝剑按照圣徒的先例加以神圣化，同样的神明使有罪的世界饱受瘟疫和地震的灾难，可能为了授意人们皈依或给予责罚，才让事奉他的人有战斗的勇气。为了行使政府的统治权力，他被迫减轻严峻的宗教狂热作风，有时还要顺从追随者的偏见和激情，甚至利用人类的罪恶当作获得救赎的工具。欺骗、叛逆、残酷和不公的行为，经常有助于信仰的宣传。对于从战场上逃生的犹太人或偶像崇拜者，穆罕默德指使或赞同对他们进行暗杀的行动。像这样的事件一再发生，穆罕默德的形象必定逐渐受到污蔑和毁损。一位先知要在个人和社会的德性方面有所表现，才能在信徒和友人中间维持良好的名声，诸如此类罪恶的习惯所产生的影响，形成无法弥补的缺失。
在穆罕默德的最后几年，野心成为主宰一切的情绪，只要是政治家难免会有所怀疑，认为他对年轻人的宗教狂热和入教者的浅薄无知，必然会在暗中偷笑(这个大获成功的江湖骗子!)。而哲学家则会表示，教徒的轻信和先知的成功，更会额外加强完成神圣使命的保证，使他的利益和宗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他获得神的特许，免予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即使放纵自己的行为，也深信他的良心会得到抚慰。如果他还保有丝毫纯良天性，穆罕默德的罪孽在于把它当成诚挚的证据。只要获得真理的支持，欺骗和谎言的手法或许可以减轻所犯的罪行。他为了达成重要和正义的目标，对于卑鄙的手段才不会感到难堪。甚至在一位征服者或教士的身上，我也会偶尔察觉表现真正人性的一言一行。穆罕默德的命令规定，在出售奴隶时，母亲不得与她的子女分离，这样看来或许可以缓和历史学家的谴责之词，或使他们难以开口。
见识高人一等的穆罕默德厌恶皇室的排场，真主的使徒参与由奴仆担任的家务工作，他亲自生火、打扫、挤奶、修补自己所穿的鞋子和羊毛衣服。他虽然瞧不起隐士的悔罪和修行，却还是能舍弃虚荣的生活，像阿拉伯人或士兵那样享用极为简单的饮食。他遇到盛大的节日会用丰盛的农村食物宴请所有的同伴，但是在平素的家庭生活中，先知的炉灶经常几个星期不会生火。他以身作则厉行禁酒，饥饿时只吃少量大麦面包。虽然他极为喜欢牛奶和蜂蜜的味道，经常的饮食却不过是椰枣和清水。香料和女人这两种情欲享受合于天性的要求，在宗教上不加禁止。穆罕默德非常肯定地说明，纯真无害的欢愉可以增强虔诚的信仰。炎热的气候使阿拉伯人的血脉贲张，古代的作家早已注意到他们那种淫荡的气质。放纵的行为完全靠《古兰经》的民事和宗教规定加以节制：乱伦的联姻受到谴责；数量无限的多妻制最后定为4个合法的妻妾，她们有轮流过夜和支配嫁妆的权利；对于离婚的自由并不鼓励；通奸当作重罪给予严惩，不论男女发现苟合一律给予100皮鞭的处分。这些表明立法者清醒而理性的教谕，但是在个人的私生活中，穆罕默德放纵男性的欲念，滥用先知的职能。一次特别的启示使他免于律法的规范，他却强加在整个民族的身上。所有的女性可以毫无保留地任他为所欲为。这样一种奇异的特权就虔诚的穆斯林看来，只会引起羡慕和尊敬，不会带来反感和嫉妒。
要是我们想起智者所罗门有700名妻室和300名侍妾，反而会称许这位阿拉伯人何其谦虚，他只娶了17名或15名妻子，可举出11名妇女单独住在麦地那先知房屋的四周，轮流享受婚姻生活所带来的宠爱。特别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女人除了阿布·伯克尔的女儿艾莎，全部都是寡妇。艾莎无疑是处女，她和穆罕默德举行婚礼时仅有9岁(那里的气候竟然使人早熟到这种程度)。她的年轻、貌美和性情能够使她具有优势的地位，获得先知的专宠和信任，在穆罕默德过世后，阿布·伯克尔的女儿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尊为信徒之母。艾莎的行为曾经启人疑窦而且非常轻浮，在一次夜间的行军她偶然留在后面，第二天早晨才与一名男子回到营地。穆罕默德的本性十分嫉妒，但是真主的启示使他确认她的清白，于是斥责出面指控的人，为了家室的安宁特别颁布一条法令：除非有4名男性证人亲眼看到通奸行为，否则不能对一名妇女定罪。他与扎伊德的妻子泽妮布以及一名埃及女俘虏玛丽私通，使得多情的先知完全不顾自己的名声。扎伊德是他释放的奴隶，后来成为养子，他在扎伊德家里从单薄的衣服中看到泽妮布美丽的身体，立即大声发出赞美和爱慕之情。这个自由人出于奴性或感激之心，非常了解他的暗示，毫不犹豫地满足恩人的爱情。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一些怀疑和物议，加百列天使从天堂下来协助处理此事，废除双方的收养关系，很温和地斥责先知有负真主对他的恩惠。
欧麦尔的女儿海弗娜是他的妻室之一，意外地看到穆罕默德在她的床上与埃及女俘虏玛丽拥抱在一起，海弗娜答应保守秘密也原谅他的行为，穆罕默德发誓不再跟玛丽发生关系。双方都不再提这段交往，加百列却再次带着《古兰经》的一节经文降临，解除他所承诺的誓言，让他可以尽情享受俘虏和侍妾，根本不要理会妻室的怨言。于是他与玛丽在一个隐蔽的地点单独相处30天，以遵从天使的命令。等到他的爱情和报复得到满足之后，就把11个妻子召唤到面前，谴责她们不听从他的指示和言行不够检点，并且威胁要与她们离婚，无论是今生来世都完全断绝关系。这可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判决，因为任何人只要与先知发生肉体关系，就完全丧失了第二次结婚的希望。穆罕默德荒淫无度或许起于传说中的天赋异秉，他的男子汉雄风等于30个亚当子孙，先知完成第13个功业的能力，可以媲美希腊的赫拉克勒斯。此外更为严肃的可以原谅他的理由来自他对卡蒂嘉的忠贞，在长达24年的婚姻生活中，年轻的丈夫一直放弃多妻制的权利。这位可敬贵夫人高傲和柔情，从来不曾因为情敌的出现而受到侮辱。穆罕默德在卡蒂嘉死后将她算为4个完美妇女之列，其余3位便是摩西的妹妹、耶稣的母亲和他最爱的女儿法蒂玛。艾莎仗着年轻貌美很骄傲地问道：“卡蒂嘉不是已经很老了吗？真主不是用更好的人来取代她了吗？”穆罕默德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说道：“你说得不对，凭着真主之名，没有人比她更好。当人们看不起我的时候，她始终相信我。当我受到世人的迫害陷入潦倒的困境，只有她解救我。”
宗教和帝国的创始人渴望众多的子息和嫡系继承人，一夫多妻制的最大好处是能增大这种机会。穆罕默德最后还是完全失望，无论是身为处女的艾莎还是他所娶的正在盛年而证明有生殖能力的10个寡妇，在他全力效命之下始终没有成果。卡蒂嘉的4个儿子都在童稚时夭折，埃及侍妾玛丽在生了易卜拉欣以后受到他的专宠，先知为只活了15个月就死亡的幼儿流泪哭泣。但他用坚定的态度忍受仇敌在背后说的风凉话，对于穆斯林教徒的奉承或轻信加以劝阻，向他们提出保证，一个幼儿的死亡不会引起日蚀。卡蒂嘉同样也生下4个女儿，都嫁给最忠诚的门徒，3个年长的女儿早于父亲过世，只有法蒂玛最得他的信任和欢心，后来成为堂叔阿里的妻子，繁衍的后裔获得举世盛名。阿里和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功勋和遭遇的不幸，等于提早告诉我他们会成为萨拉森人的哈里发，这个头衔用来称呼那些教徒领袖，他们是真主的使徒在世上的代理者和继承人。
十六、穆罕默德的传承和哈里发的接位(632—655 A.D.)
阿里的出身、婚姻和个性使他跃升到其余的同胞之上，有权利要求继任阿拉伯已经空出的宝座。就他身为阿布·塔勒布之子的条件来说，既是哈希姆家族的族长，也是麦加这座城市和庙宇的监护人或世袭的君主。预言之光已经熄灭，但是法蒂玛的丈夫可能期望得到她父亲的传承和恩赐。阿拉伯人有时也会容忍女性的统治，先知的两个外孙在他的膝下受到抚爱，也在他的讲坛上向大家展现，他们是他老年的希望所托，使他能够享受含饴弄孙之乐。首位真正的信徒渴望在世界上进军时，能仅次于先知而走在众人的前面。即使有些人表现得更为庄重和严谨，但没有一个新近的改宗者能够超越阿里的热忱和德行。他具备诗人、士兵和圣徒的综合气质，从搜集到有关他伦理和宗教的语录，把他的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言辞的辩论还是战场上的搏斗，他的对手总是屈服在他的口才和勇气之下。使徒从传教的初期到最后的葬礼，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一直追随在身旁，所以他乐于称呼阿里是他的兄弟和代理人，如果穆罕默德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么阿里就是忠诚的亚伦。阿布·塔勒布的儿子后来受到指责，说他忽视了对自己利益的维护，没有就自己的权利提出严正的宣告，否则会使所有的竞争对手销声匿迹，他也没有假借上天的旨意，保证他的继承成为事实。这位毫不怀疑的英雄透露，穆罕默德对帝国的权力抱着猜忌的心理，也可能害怕引起反对的意见，所以才会延宕下达决定的时机。而且这位躺在床上的病人被富于心机的艾莎包围，她是阿布·伯克尔的女儿，也是阿里的仇敌。
先知没有交代后事而去世，等于使人民恢复了自由，他的伙伴要召集会议进行讨论以选出继承人。阿里世袭的权利和高昂的姿态，触怒了资深前辈的贵族体制，他们想用自主而常用的选举授予及重新掌握权杖。古莱西人绝不会与哈希姆家族高傲的杰出人士取得妥协，部落之间再度激起古老的冲突。麦加的迁士和麦地那的辅士大力宣扬各自的功勋。非常草率地建议竟然要选出两个各自为政的哈里发，这样会使萨拉森人的宗教和帝国在幼年期便分崩离析。欧麦尔用公正无私的决定来安抚喧嚣的动乱，他突然宣布放弃自己的权利，伸出手臂公开拥护温和的阿布·伯克尔，愿意成为德高望重长者的首位臣民。在状况极为紧急的时刻加上民众的默许，非法与仓促的权宜措施获得充分的理由，但是欧麦尔在讲坛上发表声明，如果任何一个穆斯林敢投票赞同他的兄弟，不论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都应该处死。阿布·伯克尔举行简单的就职典礼(公元632年6月7日)以后，麦地那、麦加和阿拉伯半岛各行省都服从他的统治。只有哈希姆派拒绝效忠宣誓，他们的酋长在自己的家族里，保持一支愠怒而独立的后备部队达6个月之久，根本不理会欧麦尔的威胁，欧麦尔甚至企图烧毁先知女儿的居处。法蒂玛的逝世和党派的衰落，削弱了阿里的愤慨之气，他只有迁就现实向教徒领袖致敬，接受他的借口：为了需要防备共同的敌人。同时，很明智地拒绝了阿布·伯克尔那殷勤的提议，说是要放弃统治阿拉伯人的权力。
年迈的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在即位2年以后被死神召唤，在他的遗嘱中把权杖授予坚定和无畏的欧麦尔，获得同伴心照不宣的赞成(公元634年7月24日)。谦逊的候选人说道：“我没有理由接下这个职位。”阿布·伯克尔回答道：“但这个位置有理由交给你!”他在热烈的祈祷中逝世，穆罕默德的真主会批准他的选择，指引穆斯林走上同意和服从的道路。祈祷并不是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因而阿里过着退隐和虔诚的生活，公开宣称尊敬对手优势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安抚失去帝国的阿里，欧麦尔刻意奉承，不仅对他优渥有加而且极为礼遇。欧麦尔在统治的第12年被一名凶手刺杀受到重伤，他用同样公平的态度拒绝提名自己的儿子或者要阿里取而代之，不愿负担继承者的罪过来增加良心的不安，把推选教徒领袖这件极为困难的任务，交托给6位最受尊敬的同人。遇到这样的机会，阿里接受了这个职务，成为6个推选人之一，等于承认他们有裁量权，将自己的继承权利屈服于众人的判决，因而再度受到友人的责难。他要是答应严格而屈辱的妥协条件，可能就会获得推选，那就是不仅要遵从《古兰经》和传统，还包括两位资深长者所决定的事项。穆罕默德的秘书奥斯曼在这种限制条件之下，接受统治国家的权力(公元646年11月6日)。等到第三任哈里发去世，这已经是先知去世后24年的事，在民意的要求之下，授予阿里统治和宗教的最高职位。阿拉伯人的习性是能安于简朴的生活，阿布·塔勒布的儿子轻视尘世的排场和虚荣。他在祈祷的时刻前往麦地那的清真寺，穿着单薄的棉布长袍，戴上质地粗糙的头巾，一只手拿着自己的拖鞋，另外一只手拿着弓当作行路用的拐杖。先知的友伴和部族的酋长前来向新的统治者致敬，用右手向他行礼表示效命和忠贞。
十七、穆斯林的教派之争及阿里的统治(655—660 A.D.)
野心勃勃的竞争会产生灾祸，这种状况限于激起野心的时代和国家；然而阿里的朋友和仇敌之间的宗教争执，在伊斯兰教纪元的每个时代都会死灰复燃，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始终存在不共戴天的仇恨。波斯人是众所皆知的什叶派信徒，他们在伊斯兰的教条中加上新的内容：穆罕默德是真正的使徒，他的伙伴阿里就是代理人。他们在私下的谈话和公开的礼拜中，用沉痛的言辞咒骂3位篡夺者，中途阻止他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使他无法及早出任伊玛目和哈里发的职位。欧麦尔的名字在他们的口中代表着邪恶和亵渎的行为。逊尼派则持更为公正和得体的见解，因此获得穆斯林与正教传统的普遍认可。他们尊敬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的勋业，这些都是先知神圣与合法的继承人。但他们把最后和最卑下的位置指派给法蒂玛的丈夫，原因是继承次序是由神圣的程度来决定。如果历史学家不受迷信的影响，来衡量这4位哈里发的得失，就会用平和的态度宣称：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同样纯正，全部可以作为大家的楷模；他们都有狂热的宗教情绪，而且都可能诚挚；在掌握财富和权势的状况下，为了履行道德和宗教的责任，他们都过着牺牲奉献的生活。
但是就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公德而论，前者以谨慎为主而后者要求严峻，在他们的统治期间能保持和平与繁荣。奥斯曼懦弱的个性和衰老的年龄，没有能力支持征战的重负和帝国的扩张。他被所选用的人欺骗，也为所信任的人背叛。那些最忠诚的信徒对他的统治毫无帮助，或是引起敌对的行动。他的赏赐非常慷慨，只会使接受的人产生忘恩和不满的心态。争执的风气蔓延到各个行省，他们派来的代表在麦地那集会。卡雷吉人是负隅顽抗的宗教盲信者，拒绝接受从属和理性的束缚，在生而自由的阿拉伯人中间引起混乱，使得阿拉伯人要为他们所犯的错误进行补救，惩罚他们之中那些压迫者。于是从库法、巴士拉、埃及和沙漠的部族中举兵起义，在离麦地那一个里格的地方扎营，传送一道内容极其傲慢的命令给他们的统治者，要求他的施政要做到公平正直，否则就得退位下台。奥斯曼表示悔改之意，使得起义者放下武器开始星散，但是哈里发的敌人运用手段，再度激起举事人员的愤怒之情。一个不忠不义的秘书用伪造的文件，图谋摧毁他的名誉和加速他的灭亡。哈里发失去前任对他仅有的保护，也就是伊斯兰教徒的尊敬和信任。在受到围攻的6个星期中，他的饮水和粮食都被敌人截断，仅仅由于叛徒的顾忌和胆怯，使皇宫兵力薄弱的城门不致被攻破。那些背弃奥斯曼的人都因他的简朴而谋求私利，无助而年迈的哈里发已经是大难临头，艾莎的兄弟率领凶手前来，奥斯曼的膝上放着《古兰经》，受到刺杀以至于体无完肤(公元655年6月18日)。
阿里的就职典礼使5天无政府状况的动乱获得平息，他如果拒绝继位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在这样艰辛的情况之下，对于哈希姆派酋长所表现的高傲姿态，他只有加以支持，公开宣布他是为了服务而不是统治，严词斥责外乡人的僭越无礼，要求要是无法得到整个民族所有酋长的自愿赞同，起码也要获得正式的认可。他从没有受到指控说是煽动刺杀欧麦尔的凶手，虽然波斯人的做法很不谨慎，把这个刺客当作神圣的殉难烈士，举行了盛大的节期庆典。奥斯曼和臣民的争吵因为阿里的及早调解而缓和下来。哈珊是阿里的长子，在保卫哈里发时被敌人侮辱，身体受到伤害。然而哈珊的父亲是否真诚反对叛徒，还是让人感到可疑，可以很确定地说，阿里从叛徒的罪行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诱惑实在是极为巨大，即使是最坚强的德性也会因而犹豫，甚至产生败坏和堕落。野心勃勃的候选人不再渴望阿拉伯那不毛之地的权杖，萨拉森人在东部和西部获得胜利，波斯、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富饶的王国，成为教徒领袖的世袭产业。
祈祷和沉思的生活并没有使阿里好战黩武的积极精神受到影响，他正值心智成熟的年龄，对于人生有丰富的经验之后，领导统御仍旧暴露出年轻时的狂狷和鲁莽。他在统治的初期，竟然不会用赠送礼物或和颜悦色，来确保特拉和祖贝尔让人起疑的忠诚。这两位最有权势的阿拉伯酋长从麦地那逃到麦加，然后再前往巴士拉举起反叛的旗帜，篡夺伊拉克或亚述的主权，提出无效的请求，说这是他们服务所应得的报酬。他们打着爱国的幌子，用来掩盖最明显的分裂意图。可能是奥斯曼的敌人甚或就是谋害他的凶手，现在用报复做借口要求阿里拿性命来赔偿。先知的遗孀艾莎陪伴他们一起逃走，她对于法蒂玛的丈夫和子孙心怀永难平息的憎恨，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还是如此。那些有理性的穆斯林感到愤慨和骇异，信徒之母竟然不顾身份地位出现在营地；但迷信的群众则感到信心百倍，她的现身使伸张公义更为神圣，保证他们的大业可以获得成功。哈里发率领2万名忠诚的阿拉伯人，还有库法9000名英勇的辅助部队，在巴士拉的城外迎战并且击败兵力占优势的叛军。他们的领袖特拉和祖贝尔在首次接战中阵亡，穆斯林的兵器已被内战的鲜血污染。艾莎在通过战阵的行列激励部队的士气以后，将自己的位置选定在战场最危险的地点。接战最为激烈时，为了拉稳她所乘坐骆驼的缰绳，有70个人连续被杀或是受伤。在她所坐的笼架或舁床上面，插满标枪和投矢，像是豪猪身上的刚毛。神色庄严的俘虏保持坚毅的态度谴责征服者，阿里很快将她安置在适当的地方，那就是穆罕默德的墓地，她仍然以使徒未亡人的身份受到尊敬和照应。
这一次的作战称为骆驼之日，阿里在获胜以后，进军对付实力更为强大的敌手，就是阿布·苏富扬的儿子穆阿维亚，他胆大妄为地竟然僭用哈里发的头衔。叙利亚的军队和倭马亚家族基于利害关系，支持穆阿维亚所要求的权利。他们从泰普萨库斯渡过幼发拉底河，绥芬平原沿着河的西岸向前延伸。在这个开阔而平坦的舞台上，两位竞争者进行了一场长达110天的混战。整个过程包括90次作战行动或前哨战斗，阿里的损失估计是2.5万名士兵，而穆阿维亚的伤亡高达4.5万人，阵亡名单上有25名老兵的名字最引人注目，他们曾经追随穆罕默德的旗帜参加贝德尔的作战行动。这场死伤惨重的斗争之中，合法的哈里发展现出英勇和仁慈的优越性格。他的部队受到非常严厉的嘱咐：等待敌军首先发起攻击，饶恕逃命的弟兄，不必赶尽杀绝，尊敬阵亡者的尸体，不可侵犯女性俘虏的贞操。他提出宽宏大量的建议，为了拯救穆斯林的性命，情愿举行一场个人搏斗来解决问题；但是他那吓得面无人色的敌手拒绝接受挑战，因为搏斗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这位英雄骑着一匹黑白两色花斑马，用没有人可以抵挡的神力挥舞沉重的双刃长剑，在一次冲锋之下突破叙利亚人列阵的队伍。每当他斩杀一名叛徒就发出“阿拉·阿卡巴”的呼声，意思是“真主必定获胜”。在一次夜间战斗的混乱之中，他这种可怕的叫喊让人听到有400次之多。大马士革的君主已经存着逃命的念头，但阿里已经到手的胜利却被人攫走，完全是部队违抗命令和宗教狂热使然。他们的良知因穆阿维亚派人戳在最前列长矛上的《古兰经》的庄严召唤而感到畏惧。这样一来，逼得阿里屈服于羞辱的停战协定和奸诈的和解条款，只有带着遗憾和悲愤的心情撤退到库法，整个党派陷入士气消沉的地步。
阿里的敌人手段高明，降服或引诱波斯、也门和埃及那些距离遥远的行省。宗教狂热所带来的打击，瞄准的对象是国家的3位首长，仅有穆罕默德的堂弟因而丧失性命。3个卡雷吉人或是宗教狂热分子，在麦加的庙宇讨论当前的状况，认为宗教和国家已经陷入混乱之中。他们一致同意要杀害阿里、穆阿维亚和他的朋友埃及总督阿姆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宗教的和平与统一。每个凶手选定暗杀的对象，使用淬过毒药的短剑，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秘密抵达行动的地点。虽然他们的决心同样坚定，但是首先对阿姆鲁的行动发生差错，遭到刺杀的是坐在总督座上的副手；第二个凶手使大马士革的君主受到危险的伤害；合法的哈里发在库法的清真寺，被第三个刺客施与致命的一击。阿里享年63岁，很仁慈地规劝他的儿女，要一下子处死谋杀犯但是不要施用酷刑逼供。阿里的墓地被倭马亚王朝的暴君隐瞒得不为人知，等到伊斯兰教纪元第4世纪，在库法的废墟附近建立了一座陵寝、一所寺院和一个城市。千千万万的什叶派信徒在圣地长眠于真主代理人的足下，每年有无数的波斯人前来朝拜，使沙漠中生意兴隆，他们表现尊敬的虔诚行为不下于到麦加的朝圣活动。
十八、穆阿维亚出任哈里发和侯赛因的死事(661—680 A.D.)
穆罕默德的迫害者篡夺他子孙的继承权利，他所建立的宗教和帝国由偶像崇拜的人士出任最高领导人。阿布·苏富扬的反对极其凶狠而且固执，他的改信宗教迟缓且勉强，他的新信仰完全基于需要和利益才能巩固。他愿意在军队里服役也愿意参加战斗，或许这样做才使他相信先知的宗教，愚昧时代的罪孽靠着倭马亚家族的功勋才得以洗清。穆阿维亚是阿布·苏富扬的儿子，也是生性残酷的汉达所出，年轻时就声名显赫受到尊敬，担任的职位是先知的秘书，受到欧麦尔的赏识并授予他治理叙利亚的重责大任，无论是处于下属还是最高位阶，他直接掌握这个重要的行省达40年之久。他不曾失去英勇和慷慨的名声，同时装出一副追求仁慈与温和这些美德的模样：一个知道感激的民族依附于他们的恩主，获得胜利的穆斯林因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的战利品而致富。追捕杀害奥斯曼的凶手是神圣的责任，他拿来当成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动力和借口。
殉教烈士血迹斑斑的衣衫展示在大马士革的清真寺，埃米尔为受到伤害的亲戚遭遇不幸的命运而悲痛不已，6万名叙利亚人立下忠诚和复仇的誓言，愿意从军服役。阿姆鲁是埃及的征服者，自己就有一支军队，他最早向新的国君致敬，并且泄露极为危险的秘密，那就是阿拉伯的哈里发无论在何处都能即位，不必限于先知的城市。穆阿维亚的策略是对敌手的英勇采取规避的行动，等到阿里逝世以后，经过谈判使他的儿子哈珊自动退位。哈珊根本无心于尘世的统治，就从库法的皇宫退隐到他祖父墓地附近一间简陋的斗室，没有一声叹息。心怀大志的哈里发最后还是加冕登上宝座，重大的变革是把这个王国由推选改为世袭。出现一些争取自由或宗教狂热的怨恨之声，证明阿拉伯人完全是勉强从命，麦地那有四个市民拒绝宣誓效忠，不过穆阿维亚的计策是要运用精力和技巧去全力推动。他的儿子叶兹德是个懦弱和放荡的青年，被公开宣布为信徒领袖，也是真主的使徒正式的继承人。
谈到阿里之子侯赛因的仁慈，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有个奴隶在服侍他用餐时，不小心将滚烫的鸡汤倒在主人的身上，这个出错的可怜虫立即趴在地上，为了免予处罚，诵读《古兰经》的一节经文：“控制自己怒气的人能拥有天国的乐园。”“我并没有发怒。”“原谅别人过失的人一样拥有天国的乐园。”“我原谅你的过失。”“那些以德报怨的人……”“我赐给你自由和400个银币。”除了对宗教具备同样的虔诚行为，哈珊的弟弟侯赛因遗传了他父亲另外一方面的精神，为了对抗基督徒他参加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作战行动，在军队中服役并有优异的表现。哈希姆世系的长子继承权，以及身为使徒外孙的神圣地位，现在全部集中在侯赛因本人身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世袭的权利要求，来对抗大马士革的暴君叶兹德，何况他藐视叶兹德的恶行，也不屑于承认暴君的头衔。
一份有14万名穆斯林的名单在暗中从库法传到麦地那，这些人表明要追随他的大业，只要他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他们都会揭竿而起。侯赛因并没有听从最聪明的朋友所提出的劝告，决定将他本人和家族托付到这个民族的手中。他带着一群怯懦的随员(都是妇女和儿童)，横越阿拉伯的沙漠。等他快要接近伊拉克的边界时，看到这个国家出现的面孔对他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充满敌意，这使他开始提高警觉，怀疑他的阵营已变节或遭到毁灭。这种恐惧倒是很正确，库法的总督奥贝多拉已扑灭起义的火花。侯赛因在卡尔巴拉平原被5000名骑兵的大军围困，从麦地那到幼发拉底河的交通线被截断。即使如此，他仍然可以逃到沙漠中的一个堡垒，那里过去曾经抵御恺撒和科斯罗伊斯的庞大势力，可以信赖泰族的忠诚，1万名武装战士能够加强守备的力量。在与敌军首长的会谈中，侯赛因提出可供选择的3个荣誉方案，那就是让他回到麦地那，或是配置在边区的守备部队对抗土耳其人，要不就是获得安全保证去面见叶兹德。
哈里发所派来的指挥官，也就是他的部将，态度强硬一点都不肯让步，侯赛因获得的通知是他必须降服，成为教徒领袖的俘虏和罪犯，要不然就继续他的叛乱行动。侯赛因回答道：“难道你想用灭亡来威胁我？”经过一夜短暂的休息，他准备用平静和庄严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命运。他的妹妹法蒂玛为整个家族即将绝灭而哀伤不已，侯赛因制止她恸哭并且说道：“我们只有相信真主的安排，无论天上人间的所有事物都会灭亡，回归到造物主那里。我的兄长、父亲、母亲比我的状况更好，每个穆斯林都有先知做见证。”他迫使他的朋友考虑个人的安全而及早逃走，他们一致拒绝背弃敬爱的主子苟且偷生，用热烈的祈祷和进入天国的保证来增强奋斗的勇气。在这个重大日子的清晨，侯赛因骑上马背，一手拿剑另一手执《古兰经》。他那慷慨就义的殉教者队伍只有32名骑士和40名步卒，但为了保护侧翼和背后的安全，就用帐篷的绳索围起来，并且挖一道深沟，里面填满燃烧的柴束，完全按照阿拉伯人惯用的办法。敌军的进军表现出极为勉强的态度，有一个酋长还带着30名追随者弃逃，同样面临灭亡的命运。在每一次近身攻击和单人决斗中，法蒂玛派的弟兄都抱着同归于尽的念头，几乎能够所向无敌。然而层层包围他们的人马在远距离外发射如雨的箭矢，使他们极为懊恼也没有还手的能力，马匹和人员接连遭受杀戮。在祈祷的时刻，双方同意暂时休战。等到侯赛因最后一位同伴阵亡，这场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只有疲惫和受伤的侯赛因单独坐在帐幕的门口，正在喝水时，嘴部被标枪所贯穿，他的儿子和侄儿是两名美貌的少年，被杀害在他的怀中。他举起手来向着上天，两个后辈的身上染满鲜血，这时他为活着的人员以及阵亡的死者，喃喃念诵一段葬礼的祷告。他的妹妹在强烈绝望之感的冲击下从帐幕里走出来，恳求库法的将领，不能任凭侯赛因在他的眼前遭到谋杀。将领听到这番话，眼泪不自觉地流到他那庄严的胡须上。临终的英雄投身到敌人的中间，就连最勇敢的士兵都向四周退避。这时只有不知悔改的“无耻之徒”，指责士兵的胆怯，因此这个人的名字被教徒憎恶而不愿提及。穆罕默德的外孙亡于刀矛齐下，身上有33个伤口(公元680年10月10日)。等到他的尸体受到摧残以后，头颅被带到库法的城堡，毫无人性的奥贝多拉用手杖拨弄受伤的嘴巴。一名年老的穆斯林大叫道：“天哪!我曾经看到真主的使徒亲吻这片嘴唇!”跨越漫长的年代和遥远的距离，看到侯赛因被害的悲剧场面，即便是最冷酷的读者也会激起同情之心。每年为了纪念他的殉难都要举行重大庆典，波斯信徒到他的坟墓来朝圣，让他们的心灵充满悲伤和愤慨的宗教狂热。
阿里的姐妹和儿女戴着囚具被送到大马士革的宝座前面，哈里发受到劝告要根绝这个与他有深仇大恨的家族，他们不仅获得民众的爱戴而且双方永无和好的希望。叶兹德情愿采取慈悲为怀的做法，凄惨的家庭在适当的照应下被遣返麦地那，与他们的亲戚一起流泪痛哭。殉教的光荣取代长子继承的权利，12个伊玛目或称为教长，在波斯人的信条里，次序是阿里、哈珊、侯赛因以及侯赛因的直系后裔包括九代子孙。他们没有武力、财富和臣民，然而持续不断地受到人民的尊敬，使统治的哈里发产生嫉妒和猜忌之心。这些伊玛目的墓地分散在麦地那、麦加、幼发拉底河的两岸以及呼罗珊行省，所属教派的信徒仍旧很虔诚地前去朝拜。他们的名字通常会成为叛乱和内战的借口，但是这些皇家的圣徒瞧不起尘世的排场，顺服真主的旨意以及屈从人类的不公，将无瑕的一生奉献于宗教的研究和实践。第12任也是最后一位伊玛目，被称为玛哈迪，也就是“引导者”而知名于世，过着孤独而圣洁的生活，在这方面的修行超越先人的成就。他隐匿在巴格达附近一座岩洞里，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人知道。他的信徒对外声称他还活在世上，会在最后的审判之前现身好推翻德贾尔的暴政，须知德贾尔就是伪基督。
两三个世纪转瞬而过，阿拔斯是穆罕默德的叔父，后裔已经多达3.3万人，阿里家族可能同样兴旺，就是卑贱族人的身份也在最伟大的君主之上，那些最为杰出的人士被认为已经超越完美的天使。然而这些圣裔的后代却处于困境之中，帝国的疆域极为广大，使得胆大包天和手段高明的骗子有施展的余地，宣称与神圣的家族有姻亲关系：像是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阿尔莫哈德王朝、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王朝、也门的苏丹以及波斯的索菲斯家族，他们掌握权杖能够获得神圣的尊荣，就是靠着这些含糊而暧昧的头衔。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讨论出身的合法性可能是危险的事。有一位法蒂玛派的哈里发拔出他的弯刀，使提出不智问题的人噤若寒蝉，慕伊兹说道：“这把弯刀就是我的家谱，”他抛一把金币给士兵，“这些就是我的亲戚和儿女。”无论是成为君主、神职人员、贵族、商人或是乞丐，都出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只要是穆罕默德和阿里真正或虚构的后裔，就可以获得教长、族长、阁下等尊称。在奥斯曼帝国之内，圣裔用绿色头巾来区别身份，从国库领取薪水，只接受族长对他们的审判。他们不论财产或人品如何卑下，仍然自认凭着出身就可高人一等。一个有300人口的家庭，出于哈桑哈里发血统纯正的分支，在麦加和麦地那圣城保有毫无污点的名望，也不会让人感到任何怀疑，经过12个世纪的变革以后，对于他们本土的庙宇和主权，仍旧保有监督的权利。穆罕默德的名望和功勋使一个平民家族获得尊贵的地位，古莱西人古老的血统胜过世间君王应有的威严。
十九、穆罕默德的伟业和伊斯兰教的胜利
穆罕默德的才华值得我们大加赞扬，但是他的成功有些地方或许引起过誉之词。大群改信者竟会接受一个能言善辩狂的热分子的教义和激情，难道不会让我们感到惊奇？教会的异端也采用同样的诱骗方式，从最早的使徒时代到宗教改革，一直不停有人重复尝试。一个普通市民竟能抓住军队和权柄统治自己的同胞，用得胜的武力建立一个君主国家，岂不是太难让人相信了吗？在东部犹如走马灯的改朝换代中，100多个幸运的篡夺者从更卑贱的出身登上宝座，克服更为艰险的阻碍，扩大帝国和征战的范围。穆罕默德获得同样的教导要一面传教一面战斗，把两种相对立的特性结合在一起，既能提升他的能力，也有助于他的成功。强制和规劝、狂热和恐惧相互之间不停作用，直到一切障碍都在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前让步。他的声音呼唤阿拉伯人奔向自由和胜利、战备和掠夺、纵情于现世和来生的欢乐。他所加之于大众的限制都是为树立他的先知的形象所必需，为使人民顺从所必需，而唯一阻碍他的成功的是他提出的理性的信条，也就是有关神的单一和完美。
穆罕默德的宗教让我们吃惊不已的，不在于传播的方式而是恒久的特性。他在麦加和麦地那刻下纯正和完美的印象，经历12个世纪的变革以后，在印度人、阿非利加人和土耳其人改信《古兰经》时，仍然能够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要是基督教的使徒圣彼得或圣保罗能回到梵蒂冈，他们可能会问到，在这个宏伟的庙宇里，用如此神秘的仪式所礼拜的神明，究竟应该怎么称呼。他们到了牛津或是日内瓦，倒是不会那样吃惊，但是仍要尽责地去阅读教会的教理问答，研究正统注释家对他们的作品或上主的说话所做的评论。然而圣索菲亚教堂的土耳其圆顶代表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亲手所建的简陋庐幕，只是更巨大更宏伟而已。穆斯林不断抗拒那种诱惑，会把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降低到人类感觉和想象的水平。“我相信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徒”是伊斯兰教永远不变的简单信条，神的睿智形象不会被任何可见偶像亵渎。先知的荣誉也未超出人类德行的范畴，他那生动鲜明的道理会把门人弟子的感激之情限制在理性和宗教的格局之内。
阿里的信徒把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妻子和儿女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有些波斯的神学家找到借口，认为神的本质已经表现在伊玛目的身上，但是这种迷信的观念普遍受到逊尼派信徒的谴责。他们表现拒不接受的行为，已经及时向大家提出警告：不可崇拜圣徒及殉道者。有关神性的形而上问题和人的自由，穆斯林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教派之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辩，但是前者不曾煽起人民的情绪或扰乱城邦的安宁。此一重大差异的原因出于皇权和教权的分离或联合。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和忠诚信徒的指挥官，尽力压制和阻止一切宗教的改革，最能符合他的利益。伊斯兰教徒根本不知道教士的教阶、纪律以及世俗和宗教的野心，智者的律法就信徒而论是良心的指导和信仰的神谕。从大西洋到恒河，《古兰经》不仅被视为神学的基本法典，而且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法律体系。规范人类的行为和财产的法律，受到真主意志的保护，神的认可绝无谬误，而且永恒如一。这种宗教的服从性伴随着若干运作不便之处，不识字的立法人员经常被自己以及国人的偏见误导，阿拉伯沙漠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生活富庶和人口众多的伊斯法罕和君士坦丁堡。发生这种状况时，宗教法官很恭敬地将圣书顶在头上，提出一个变通的解释来处理有关的问题，颇能符合公平的原则以及当时的习俗和政策。
关于穆罕默德的为人处世我们最后应考虑到的一点，是他对公众的幸福所产生的有利或有害的影响。那些极为凶恶而又顽固的基督徒或犹太人仇敌也会承认，他奉行错误的使命来灌输有益的教义，只是这种教义不如他们那样完美而已。他非常虔诚地认定，对信徒的预先启示具备真理和神圣的特性，以及创始人的德性和奇迹，并以此作为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基础。阿拉伯地区的偶像在真主的宝座面前被砸得粉碎，以人为牺牲所流出的鲜血，被祈祷、禁食、施舍和表示虔敬各种有利无害的方式冲洗干净。他描绘出想象中的来世的奖赏和惩罚，符合无知而纵欲一代的品位。
穆罕默德也许没有能力提出一个道德和政治的体系供他的同胞运用，但是他在信徒的心里灌输仁慈和友爱的精神，提倡社会公德的实践和履行，以他的法律和教条制止报复的渴求和对寡妇孤儿的欺凌。敌对的部族在信仰和服从之下联合起来，过去的无谓消耗于内部争执的精力，全部用来对付外在的敌人。如果冲突不是那样强而有力，对内能够保持自由而对外所向无敌的阿拉伯，在当地君王的传承下会不断地繁荣下去，然而征战的迅速扩张导致统治权的丧失。阿拉伯民族的殖民地扩散到东部和西部，他们与新入教者和俘虏的血统相互混合。经过三代的哈里发统治之后，宝座由麦地那迁到大马士革河谷和底格里斯河两岸。两座圣城受到渎圣战争的侵犯，阿拉伯半岛被一个臣民用武力征服，而且还是个异乡人。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从统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以后，重新过着古老而孤寂的独立生活。
信仰方面的革命没有改变阿拉伯人的习性，穆罕默德的逝世反而发出独立的信号，匆忙之间搭成的权力和宗教架构，几将在不稳固的基础上摇摇欲坠。穆罕默德那些早年入门的徒众，组成一个人数虽少然而忠心耿耿的队伍，听从他能言善辩的说辞，追随他历尽各种艰难困苦，与真主的使徒一同逃避麦加的迫害，在麦地那获得安全和庇护。成千上万新加入的群众，受到武力的驱使或是成功的引诱，承认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和国君。他那简单的宗教观念只有一个孤独而不可见的真主，使得多神教徒感到极为困惑。基督徒和犹太人抱着自负的心理，对于一个犹如过眼云烟的立法者，拒绝受他的束缚。信仰和服从的习惯还不够坚定，对很多新近改信的人而言，无论是古老的摩西律法，还是天主教会的仪式和深奥的教义，或者是异教祖先的偶像、牺牲和欢乐的节庆，这些始终萦回心际难以忘怀。阿拉伯部族的利益冲突和世仇宿怨，使他们无法组成一个联合和隶属的体制。蛮族难以容忍过于宽厚和有益民生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抑制他们的激情也违背古老的惯例。他们只有勉为其难，顺从《古兰经》充满宗教意味的训示，要禁绝饮用酒类，要在斋月守戒断食，要每天重复5次的祈祷。还有天课和什一税捐，完全是为麦地那的金库聚集财物，唯一的区别是不用贡金这个羞辱的名称而已，但仍要保持长久不断的支付。
穆罕默德成功的案例激起宗教狂热或欺世盗名的风气，有几名敌手模仿类似的行为，拒绝承认尚活在世上的先知所建立的权威。首任哈里发率领迁士和辅士，荡平麦加、麦地那和塔耶夫这几个城市的动乱，要不是古莱西人的轻举妄动为及时的斥责所阻止，很可能天房就会恢复偶像崇拜。“你们这些麦加的人们呀!对于伊斯兰教难道一定要最后皈依和最先背叛吗？”阿布·伯克尔规劝所有的穆斯林，对于真主和他的使徒所应许的帮助要有信心，然后下定决心发起勇敢的攻击，防止这些叛徒的会合。妇女和孩童安全藏身在山区的岩洞里，武士打着11面大旗前进，用他们的兵器祭出杀一惩百的手段，只有军队的力量才能恢复和巩固教徒的忠诚。反复无常的部族装出一副悔悟的可怜相，愿意接受祈祷、斋戒和天课的责任。看到镇压的成功和严酷的作风，就是最胆大妄为的叛教者，也都趴伏在真主和哈立德的刀剑之下哀求饶恕。
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有一个富裕的行省名叫雅曼纳，在有个与麦地那相比毫不逊色的城市里，摩赛拉玛是势力强大的酋长，竟然自认是先知一流的人物，哈尼法族听从他的吩咐。一名女预言家为他那日益高涨的名声所吸引，他们蒙受天国的厚爱，把端庄有礼的言行置之度外，经常花几天时间装神弄鬼，实际上是在谈情说爱。他也编造出一部《古兰经》，都是一些晦涩难明的文字，然而还能流传到现在。摩赛拉玛对他的使命感到自负，愿意忍痛与伊斯兰教平分天下，穆罕默德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来答复他的建议。这个骗子快速发展，使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感到害怕，4万名穆斯林集结在哈立德的旗帜之下，想要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来保有他们的信仰。最初的接战行动在损失1200人马以后被敌人击退，但哈立德最大的长处在于作战技巧和坚韧不拔，杀死1万名不信真主的人，报复失利的羞辱。摩赛拉玛被一名埃塞俄比亚奴隶用标枪刺死，也就是这根标枪使穆罕默德的伯父受到致命的重伤。阿拉伯那些一片散沙的叛徒，没有领袖也缺乏理想，面对一个如旭日东升的王国，很快为军队的武力和纪律所镇压，整个民族再度公开信仰《古兰经》的宗教，比起从前更为忠实稳固。野心勃勃的哈里发很快为萨拉森人提供了运用他们进取精神的机会，将他们的勇气凝聚在一起投入一场圣战，抗争和胜利同样可以坚定他们对宗教的热情。
萨拉森人快速的征服行动自然会引起揣测之词，认为开始几任哈里发亲自指挥信徒所组成的军队，是要在战线的前列寻找殉教的冠冕。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勇气，在先知受到迫害时以及后来的战争中受到考验，先知以个人的名义保证他们可以进入天国的乐园，必定教导他们藐视尘世的欢乐和危险。他们登上宝座时不是老迈就是已达成熟的年龄，认为统治者的职责是重视国内的宗教和法律。除了欧麦尔曾经亲自参加耶路撒冷的围攻，他们最长的远征也不过是从麦地那到麦加的朝圣，在先知的墓前祈祷或讲道时，用宁静的心情接受纷至沓来的胜利。他们基于养成的德性或习惯，过着严肃清苦的生活，对于简朴平实的风范感到自负，斥责世上的国君虚有其表的荣华富贵。当阿布·伯克尔担任哈里发这个职务时，吩咐他的女儿艾莎要很仔细地算出私有的世袭财产，他服务国家，到底是为了发财还是变得更为贫穷，这都是最重要的证据。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3块金币的薪水，用来养1匹骆驼和1个黑奴，等到每个礼拜的星期五，分发自己所剩的余款和公家的钱财，首先是给贡献最大的穆斯林，其次是最贫苦的信徒。他自己仅有的财产是一套粗布衣服和5块金币，都交付给他的继承人，使得后任发出哀悼的叹息，自谦没有能力做到这样令人钦佩的典范。
但欧麦尔的戒绝饮酒和礼贤下士并不亚于阿布·伯克尔的德行。他的食物是大麦面包或椰枣，仅仅饮用清水，在讲道时穿着一件有12个补丁的长袍。有位波斯省长要向征服者致敬表示效忠，发现他与一群乞丐躺在麦地那清真寺的台阶上。节俭为慷慨的根源，岁入增加使欧麦尔有能力建立制度，对过去和现在服务国家的信徒支付公平和永久的报酬。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薪给，首先分配给先知的叔父阿拔斯最丰富的津贴，是2.5万德拉克马或银币。每位年老的武士可以获得5000枚银币，这些都是在贝德尔战场幸存的战士。穆罕默德最后遗留的伙伴而且生活无依者，可以另外获得3000枚银币的年金。至于对抗希腊人和波斯人而参加前几次会战的老兵，薪资是1000德拉克马。欧麦尔的士兵无论是建立个别的功劳还是年长资深，全都得到加饷的好处，最低的等级也可以获得50枚银币。在他的统治之下，就是他的前任也是如此，那些东部的征服者都是真主和人民最可靠的忠仆。大量公家的财富具有神圣的用途，作为维持和平和进行战争的经费，审慎运用公平和奖赏的原则来维持萨拉森人的纪律和士气。能够把专制政体迅速处理和贯彻执行的能力，与共和政府的地位平等和节约简朴的准则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盛举。
阿里发挥英雄无敌的勇气，穆阿维亚表现完美无缺的睿智，激起臣民效法竞争之心，他们的才能在民事的争执中接受磨炼，可以用来传播先知的信仰和权柄。倭马亚家族在怠惰和浮华的大马士革皇宫，成为代代相传的君主，缺乏成为政要和圣徒的资格，然而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族那儿得到的战利品，不断堆放在宝座的前面。阿拉伯人的丰功伟业能够一直向上提升，完全归功于民族的精神而不是酋长的能力。经过推论，我们可以得知主要原因是来自敌人的积弱不振。穆罕默德出生在非常幸运的年代，波斯人、罗马人和欧洲的蛮族正处于最为堕落和混乱的时期。如果是在图拉真、君士坦丁或查理曼的帝国统治之下，衣不蔽体的萨拉森人如果进犯就会被击退，宗教狂热的激流将会无声无息地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消失。
罗马共和国在光荣胜利的年代，元老院的要求是限制执政官和军团的军事行动，在没有完全制服第一个敌人之前，绝不挑起第二场战事。阿拉伯的哈里发凭着飞扬拔扈的气势或宗教狂热的精神，对于罗马人示弱以求万全的策略嗤之以鼻。他们同时对奥古斯都和阿尔塔薛西斯的继承人，以英勇的精神进行侵略行动，一样获得光辉耀目的成就。那些敌对的王国同时成为砧上鱼肉，他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轻视阿拉伯人。在欧麦尔的10年治理期间，萨拉森人降服了3.6万个城市或碉堡，摧毁不信者的教堂和庙宇有4000所，为推行穆罕默德的宗教兴建1400所清真寺。先知逃离麦加的100年后，继承人的武力和统治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大西洋，包括很多距离遥远的行省在内，可以分成波斯、叙利亚、埃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5个地区。
根据一般常用的划分方式，我要着手叙述这些惊人的成就。对于东方的征服因为相距甚远而且兴趣不大，所以很简略快速地处理，更详尽的叙述是包括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有关国家。然而我必须为自己的缺陷提出辩护，难免也要抱怨引导我的学者，他们的盲从和过错使我受到牵累。何况希腊人只会从事口角之争，始终吝于赞美敌人的胜利。经过一个世纪的无知以后，伊斯兰教徒写出第一本编年史，大部分资料来自圣传的回响。在大量出产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的翻译家选择近代并不完美的短篇著作。亚洲人不了解历史的写作技术和主要特性，完全不知道评论所应遵守的规则。我们的修道院在同一时期的编年史，可以媲美他们最受重视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欠缺哲学和自由的精神，无法表现栩栩如生的风格。一位法国人编纂《东方文库》，可以拿来教导亚洲那些知识最渊博的宗教学者。或许阿拉伯人还没有发现一个历史学家，能对他们的冒险事业写出更清晰明确和内容丰富的巨著，使人在阅读时能够爱不释手。
首位哈里发统治的头一年，他的部将哈立德(就是那位“真主之剑”和“异教之鞭”)向着幼发拉底河进军，夺取安巴尔和希拉这两个城市。在巴比伦废墟的西方，有一个务农的阿拉伯部族定居在沙漠的边缘，世系绵长的国君以希拉为国都，他们皈依基督徒的宗教，在波斯帝国的庇护之下统治了600多年。蒙达尔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战败，被哈立德杀死，他的儿子被当成俘虏送到麦地那。贵族躬身听命于先知的继承人，民众看到族人的胜利而愿意归顺。哈里发首次接受国外征战的成果，可以每年获得7万枚金币的贡金。征服者甚至他们的历史学家都为初期的顺利而感到惊讶，势如破竹的进展为未来的伟大事业奠定基础。伊玛辛说道：“哈立德在同年打赢很多重大的会战，为数众多的不信者惨遭杀害，胜利的穆斯林获得无法估量的战利品。”所向无敌的哈立德很快被调到叙利亚战场，对波斯边界的进犯行动交给能力较差或较不谨慎的指挥官来负责。萨拉森人在渡过幼发拉底河时被敌人击退，损失不轻。他们挡住了大胆的追兵，严惩冒险轻进的祆教徒，剩余的部队仍留在巴比伦的沙漠伺机而动。
(一)卡迭西亚会战和巴士拉的建城(636 A.D.)
波斯人怒火高涨而且心怀恐惧，在国家存亡的关头不得不停止内部的对立和倾轧，祭司和贵族同意没有异议的裁决——阿尔泽玛女王必须逊位。在科斯罗伊斯过世和赫拉克利乌斯退兵以后，她是第六个为时短暂的篡夺者，崛起和灭亡也不过三四个年头而已。科斯罗伊斯的孙子耶兹杰德即位，这个年代符合黄历的周期，记载着萨珊王朝的灭亡和祆教的衰微。年轻毫无经验的国君只有15岁，不愿亲冒矢石的危险去迎击敌人，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的大将罗斯坦。波斯国王还有余留的3万正规军，据称后来加上盟军扩充到12万人。穆斯林的军队经过增援以后，兵力从原来的1.2万人增加到3万人，把营地安扎在卡迭西亚平原。他们的阵营虽然人数很少，但比起不信者的乌合之众，能够发挥更为强大的战力。我必须不厌其烦再三说明，阿拉伯人冲锋时，不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靠着坚忍稳重和紧密相连的步兵发挥攻击的效果。他们的主力部队是骑兵和弓箭手，经常发生个人的搏斗和快速的接触，使得整个会战行动受到干扰，只有在暂停以后再度发起攻击，这样一来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会拖延数天之久。
卡迭西亚会战的时期可以区分为几个阶段，获得特别的称呼：第一阶段是6000名叙利亚兄弟及时出现，因而称为“救援日”；第二阶段称为“冲杀日”，表示两支军队在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混战；第三阶段指出夜间的骚动，用一个很古怪的名字称为“咆哮夜”，将嘈杂的喧嚣比拟成凶狠的野兽发出含糊不清的吼声。次日的清晨决定了波斯人的命运，一场及时刮起的旋风将尘土砂石吹向不信者的面孔。当兵器撞击的声音在罗斯坦帐幕四周响起时，这位将领还躺在凉爽和安静的阴影之下。他根本不配和古代的英雄同名，营地里到处都是行李辎重，成队的骡子背负着金银器具和钱财。他听到危险的声音就从卧榻上爬起来，正要逃走时被一名英勇的阿拉伯人大步赶上，用刀斩下他的头插在长矛上高高举起，立即回到正在短兵相接的战场。阵式密集的波斯人看到以后军心大乱，只有束手被歼。萨拉森人承认损失了7500名战士，卡迭西亚之役双方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整个场面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王国的旗帜在战场被砍倒为敌军掳获，这是一件铁匠的皮围裙，在古老的年代波斯人的救星拿它作为标志。这种纹章表现出英雄起兵时的穷苦状况，为了掩盖见不得人的出身就用最名贵的宝石来装饰。
哈里发在这次胜利以后，获得伊拉克或亚述这个最富裕的行省，很快建设巴士拉城使得征服的成果更为稳固，这个地点可以控制波斯人的贸易和航运。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离波斯湾约80英里处，汇合成为宽阔而平直的河道，很适切地被称为阿拉伯河。这段著名河流从汇合处到入海口的中央位置，萨拉森人在西岸开辟了一个新的拓垦区，800个伊斯兰教徒组成第一个殖民地。在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很快建立起市面繁荣而人口众多的都城，气候虽然炎热倒是有清新宜人的空气，草原布满棕榈树和牛群，邻近有一个山谷赢得亚洲四大著名花园之一的美誉。前几任哈里发在位时期，这个阿拉伯殖民地的管辖权包括波斯南部各行省，先知的友人伙伴和殉教者将坟墓建在此地，使城市在宗教上获得神圣的地位。欧洲的船只仍旧经常来到巴士拉的港口，这里已经成为对印度贸易位置适中的补给站和必经的路线。
(二)迈达因的洗劫和建设库法为都城(637 A.D.)
在卡迭西亚之役失利以后，河流和渠道纵横的国度对所向无敌的骑兵部队而言，原本可能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泰西封和迈达因的城墙曾经抗拒过罗马人的攻城冲车，应该不会屈服于萨拉森人的轻型投矢，但想要逃走的波斯人被一种信念击败，那就是他们的帝国和宗教都已面临末日，最坚强的据点被背叛和懦弱放弃，国王带着一部分皇室人员和钱财，前往位于梅迪安山麓地带的霍尔宛去避难。在这次战役的3个月后，欧麦尔的部将赛义德在毫无抵挡之下渡过底格里斯河，用突击的方式夺取都城(公元637年3月)，人民进行没有组织的抗拒，使穆斯林大开杀戒。他们用充满宗教激情的狂喜口吻高声呼喊：“科斯罗伊斯的白色宫殿，就是真主的使徒对我们应许之物。”那些赤身露体的沙漠强盗突然之间成为巨富，实在已经超过他们的希望和想象。每个房间都可以发现新的财富，无论是用艺术含蓄地隐藏或是用装饰很夸张地展示其价值，各种金银器皿、装满服装的衣柜以及名贵的家具，令人难以预料到也根本无法计算(这是阿布·尔菲达的说法)。另外一位史家提到这个几乎无限数量的财富，那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是30亿枚金币。
有些微不足道但却让人感到好奇的实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波斯人的富足以及阿拉伯人的无知。从印度洋一个遥远的岛屿输入大量的樟脑，拿来与蜡混合，供给东方的宫殿作为照明之用。萨拉森人对芳香的胶状物感到陌生，也不知道它的名称和性质，误认它是一种食盐，于是将樟脑掺在面包里，还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苦味。皇宫有个大厅铺着一条丝质地毯，长宽各有60肘尺，上面描绘出如同人间天堂的大花园，用黄金的刺绣来表现花卉、果树和灌木的形状，各种彩色都用宝石缀成，四周围绕一道斑斓和葱绿的花边。阿拉伯将领说服士兵捐出这条地毯，说是他根据个人合理的推测，哈里发的眼光更能欣赏这件巧夺天工的杰作。坚毅的欧麦尔根本不理会艺术的价值和皇家的排场，要把这件奖品分给麦地那的弟兄。于是这条地毯就被拆毁，但是就它的材料所值的价钱来说，阿里把他得到的一份卖掉后获得了2万德拉克马。追兵夺到1匹骡子，上面载着科斯罗伊斯的头巾、胸甲、腰带和臂镯，这些华丽的战利品被呈送给信徒的领袖。他把大王的服饰授予一个老兵，装扮完毕后大家看到白色的胡须、多毛的手臂和笨拙的体态，连最严肃的战友都大笑不已。
遭到弃守的泰西封面临纵兵大掠的下场，使这个大城逐渐衰败。萨拉森人不喜欢这个地方的气候和位置，哈里发欧麦尔接受将领的劝告，要将政府的所在地迁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任何时代，亚述城市都兴衰无常而且变化迅速，整个地区缺乏石材和木料，最坚实的结构是用太阳晒干的泥砖砌成的，拿当地盛产的沥青当水泥粘合起来。库法这个名字来自这里的居屋，全部都是用芦苇和泥土建造，但能够成为新都的主要因素，是获得由老兵组成的殖民地在人数、财富和精神方面的支持。受到最明智的哈里发放纵和忌惮，使得这里的居民养成任性妄为的风气。他之所以不敢对其进行限制，是担心引起10万人兵力的叛乱。阿里在请求他们的帮助时说道：“你们这些库法的男子汉真是英勇无比，制服波斯的国王，消灭优势的敌军，把他们的一切据为己有。”
阿拉伯人靠着杰卢拉和尼哈万德的两次会战完成主要征服行动。耶兹杰德在杰卢拉之战失利后从霍尔宛逃走，带着羞辱和绝望藏身在法尔西斯坦山区，想当年居鲁士从这里带着英勇的伙伴一起下山去打天下。整个王国还留存着民族的气节，在这些山岭之间一直到南边的埃克巴塔纳或哈马丹，15万名波斯人为了他们的宗教和国家，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抵抗，决定性的尼哈万德会战被阿拉伯人称为“举世无双”的胜利。如果真如传言所说，逃跑的波斯将领是因为被一队装载着蜂蜜的骡子和骆驼阻挡去路，才被敌人赶上抓住，无论这件意外是多么微不足道，可以明显看出奢华是东方军队最大的阻碍。
(三)波斯全境的平服及向西亚的进击(637—710 A.D.)
希腊人和拉丁人叙述波斯的地理时经常发生错误，但那些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城市，比起阿拉伯人入侵时的城市可要古老得多。阿拉伯人在攻略哈马丹、伊斯法罕、卡斯汶、陶里斯、雷伊以后，逐渐接近里海的海岸，麦加的演说家赞扬信徒的成就和积极的精神。然而他们不再对着北方的大熊星座前进，因为现在已经几乎要穿越人类居住世界的边界。他们再度转向西方和罗马帝国，经由摩提尔的桥梁回头渡过底格里斯河，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占领的行省，与叙利亚军队获胜的弟兄会师。离开迈达因的皇宫以后，向东发展的过程也同样顺利，扩张的范围同样广大。他们沿着底格里斯河与波斯湾前进，打通山区的隘道进入埃斯塔卡尔或波斯波利斯的山谷，亵渎祆教帝国最后的圣地。科斯罗伊斯的孙子差点在溃败的纵队和伤残的兵员中受到袭击，对于波斯从古迄今的运势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悲惨的征兆。他快马加鞭地逃走，穿过克尔曼沙漠，乞求好战的塞格斯坦人给予援助，要在突厥人和中国人势力所及的边缘地区，寻找令人汗颜的避难所。但一支胜利的军队不知劳累为何物，阿拉伯人分兵追赶怯懦避战的敌军。哈里发奥斯曼同意，只要有将领首先领兵进入面积广大而又人口众多的地区，也就是古代巴克特里亚纳人的王国，就可以获得呼罗珊的治理权。这种条件可以接受，得到的奖赏绝对值得，穆罕默德的旗帜插在赫拉特、梅罗和巴尔奇的城墙上，成就惊人的首领既不暂停也不休息，直到口吐白沫的骑兵队能够饮马阿姆河的水为止。处于公众混乱到成为无政府的状况下，各个城市和堡垒有自主权的政府首长，个别签订投降协定；战胜者基于尊重、明智或同情，认可或强迫对方接受条款内容，只要单纯表明信仰，就能区别当事人是兄弟还是奴隶。
哈尔摩占是艾赫瓦兹和苏萨的君王或省长，经过恪尽职责的防守以后，被迫举国对哈里发无条件投降，他们之间的会面交谈也可刻画出阿拉伯人的言行风范。觐见欧麦尔时，哈尔摩占这个衣着华丽的蛮族，奉哈里发的命令，被剥除用金线刺绣的丝质长袍，以及装饰着红宝石和翡翠的头巾。征服者对赤身裸体的俘虏说道：“真主对不信和顺服的人有不同的待遇，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真主的意愿？”哈尔摩占回答道：“哎呀!我真是深有所感，在过去蒙昧无知的时期，我们之间的斗争没有武器，只能赤手空拳，那时的真主保持中立，我的族人通常会占上风。自从他赞成你们的挑衅行动，你才能灭亡我们的王国和宗教。”波斯人感受到这种危险的对话所产生的后果，于是抱怨他口渴得无法忍受，但是又透露他的忧虑，害怕在饮水的时候被杀害。哈里发说道：“鼓起勇气来，在喝完这杯水之前，没有人会动你一根寒毛。”诡计多端的省长获得保证以后，立刻将水瓶摔破在地上。欧麦尔觉得受骗，要下令处死哈尔摩占，但是他的伙伴坚持誓言的神圣，这时哈尔摩占立即表示要改变信仰，使他不仅得到赦免和自由，甚至还领受2000枚金币的赏金。波斯的行政事务是在确实计算出人民、牲口和果树的数目以后，才颁布有关的规定，这种做法证明哈里发非常精明，对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应该都会产生启发。
耶兹杰德逃亡时渡过阿姆河一直抵达锡尔河，这两条河无论在古代还是现在都很有名，从印度的高山流入里海。法加纳是锡尔河流域的一个肥沃行省，君主塔坎很友善地接待耶兹杰德。撒马尔罕的国王以及粟特和西徐亚的突厥部落，都对落魄统治者的哀伤和保证非常感动。同时耶兹杰德派出使臣，恳求实力强大的中国皇帝基于双方的友谊给予援助。当时唐朝的皇帝是太宗李世民，品德学识可以媲美罗马的两位安东尼，治下的人民享受繁荣与和平的生活，鞑靼地区有44个旗的蛮族都承认他的主权。他在喀什噶尔和和阗派出守备部队，与邻近的锡尔河和阿姆河地区，保持着交往和联系。当时波斯的侨民将祆教的天文学传入中国，唐太宗可能对阿拉伯人快速的发展和接近的危险都已提高警觉。中国所发挥的影响力或是各种援助，不仅使耶兹杰德充满希望，也激起祆教徒的宗教狂热，于是他带领一支突厥军队回师要光复祖先所传承的国土。
走运的穆斯林根本不必动用武力，就在一边坐视他的覆灭和死亡。科斯罗伊斯的孙子受到部属的出卖，也为梅罗反叛的居民所羞辱，还遭到蛮族盟友的欺压、打击和追捕。他逃到一条河的岸边，拿出戒指和手镯好让一个磨坊的主人用船很快地将他渡过河去。这个乡下人根本不清楚当时紧急的情况，他说磨坊的收益是每天4个银币，除非再多付一些不让他有损失，否则就不愿停下他的工作。由于犹豫和时间的耽误，最后一位萨珊家族的国王被突厥骑兵赶上并杀死，这时他统治灾祸不断的国家已有19年。他的儿子菲鲁兹在中国皇帝的庇护下成为谦卑的食客和被保护者，接受卫队队长的职位。一群皇家流亡人士在布加里亚行省，长久保存祆教的礼拜仪式。他的孙子继承王室的称号，复国的大业毫无起色也没有产生作用，于是回到中国，在西安的皇宫里终老天年。萨珊王朝的男性世系已经灭绝，女性则成了俘虏，被征服者拿来当奴隶使用，或是正式缔结婚姻的关系。后来的哈里发和伊玛目之所以出身高贵，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有皇家的血统。
波斯王国灭亡以后，萨拉森人和突厥人的疆域被阿姆河分隔。阿拉伯人的进取精神很快跃过这条狭窄的界线，呼罗珊的总督扩大成功的入侵行动，可以拿突厥王后的短靴装饰他们其中一次的胜利，她在越过不花剌的山岭时，由于逃得太过仓促，不慎留下这双靴子。河间之地的最后征服如同西班牙一样，是留给不思进取的瓦立德来保持光荣的统治。卡提巴的名字来自“骆驼夫”，显示瓦立德最有成就部将的出身和功绩。就在卡提巴的同僚把第一面穆罕默德的旗帜展示在印度河的岸边时，他的部队已经征服阿姆河、锡尔河和里海之间广大的区域，全部皈依先知的宗教和归顺哈里发的统治。200万枚金币的贡金强加在不信者的头上，他们的偶像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打得粉碎。穆斯林首领在卡里斯姆的新建清真寺公开证道。经过几次会战以后，突厥各旗被赶回沙漠，中国皇帝也恳求与胜利的阿拉伯人建立友谊。粟特有繁荣的行省和勤奋的人民，在古代就得到详尽的叙述，自从马其顿国王开始统治以来，才对土壤和气候的优点有了一定了解并开始善加运用。卡里斯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这些富裕兴旺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在萨拉森人入侵之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高压控制。这些城市围绕着双重的城墙，将外部的防御延伸到很大的范围，把邻近地区的农田和花园都包括在内。勤勉的粟特商人供应欧洲和印度的需要，用亚麻制纸是价值连城的技术，他们从撒马尔罕将这种制造方法传到西方世界。
(一)阿布·伯克尔对外征战的政策宣示(632 A.D.)
阿布·伯克尔恢复信仰和政府的统一以后，马上将一封信件交给阿拉伯部族，让他们传阅。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最仁慈的阿拉将健康和幸福赐给相信正道的人。这封信是要通知你们，我打算派遣真正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前往叙利亚，将它从不信者的手里夺走，同时我要让你们知道，为宗教而战是归顺真主的行为。
他的信差带回这些部族虔诚和从命的消息，所有的行省已经激起英勇备战的精神。麦地那的营地不断拥塞着萨拉森人无畏的队伍，渴望立即采取行动，抱怨天气的炎热和粮草的缺乏，用焦急的窃窃私语指责哈里发的延误。等到集结的兵力已经齐备，阿布·伯克尔登上小山，检阅人员、马匹和兵器，用热烈的祈祷祝福他们能够马到成功。他亲自步行陪伴第一天的行军，当那些过意不去的各级领导人员打算放弃骑马前进时，哈里发用一番声明打消他们的犹豫。他认为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为宗教服务，都有同样的功劳，可以获得奖赏。攻打叙利亚的军队首领听到他的训勉，激起英勇战斗的果敢精神，虽然藐视尘世的野心，但仍旧要进军夺取信仰所赋予的目标。先知的继承人说道：
大家要记住，你们身处险境随时会到真主的面前，保证审判的无罪，获得乐园的希望。要避免不公正的行为和压榨的作风，遇到事情要经常与弟兄商量，对你们的部队要尽力保持爱心和信赖。当你们在为真主战斗的时候，举止要像个男子汉，不可以转身逃走，但不要让你们的胜利沾染妇女和儿童的鲜血，不要摧毁椰枣树也不要焚烧地里的庄稼，不能砍伐果园。除非宰牛食用，否则不要任意伤害。当你们签订盟约或条款时，一定要坚持原则，言而有信。在你们进军的途中，你们会发现一些信仰虔诚的人员退隐修行，用自认合适的方式侍奉神。不要去理会他们，不必杀害他们或是摧毁他们的修道院。同时你们会发现另一类人，他们属于撒旦的会堂，头顶全部都已剃光。对这些人下手不必留情。除非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或者支付贡金，否则你们可以一刀劈开他们的头颅。
阿拉伯人之间严格禁止所有亵渎神圣或轻浮无聊的言论，不可记起古老的争执以免引起危险。在混乱嘈杂的营地里，履行宗教的职责绝不能松懈，作战行动的间隙用来祈祷、沉思和研读《古兰经》。酗酒甚或饮用酒类的惩治是重打脚底板80下。处于初期宗教狂热的信仰之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罪人透露他们所犯的错误，为了赎罪请求给予应得的处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之后，攻打叙利亚军队的指挥权被授予阿布·欧贝达，他是麦加的迁士，也是穆罕默德的朋友，性格温和仁慈，虽然不会消除狂热和奉献的宗教精神，但是可以缓和严苛的要求。然而部队只要遇到战争的紧急状况，士兵还是需要哈立德极为高明的将道。不论君主的选择是谁，“真主之剑”仍是萨拉森人实至名归、高居首位的战将。哈立德的服从没有丝毫迟疑之心，哈里发能够推心置腹地与他商量而不会产生猜忌，他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和那个时代的精神。哈立德公开声明愿意在信仰的旗帜下献身服务，不论这面旗帜是掌握在孩童还是敌人的手中。光荣、产业和权力已经应许给胜利的伊斯兰教徒，然而他还是被小心教诲，要是此生的目的只是追求财富，那么获得的报酬也不过是这些身外之物而已。
(二)哈立德对波斯拉和大马士革的围攻(632—633 A.D.)
叙利亚15个行省之一，位于约旦河之东那片农耕发达的土地，罗马人基于虚荣心作祟将之命名为阿拉伯行省，萨拉森人同样着眼于民族的权利，首先对此地大动兵刀。这个地区的富裕在于贸易所获得的各种利益，皇帝提高警惕，特别建立了一道堡垒线以加强保护，人口众多的城市像是吉拉萨、菲拉德尔菲亚和波斯拉，为了安全起见都构建了坚固的城墙，起码也能免予遭受敌人的袭击。最后这个城市距离麦地那有18站，汉志和伊拉克的商队同样可以使用这条路线，每年前来参加这个行省和沙漠地区最热闹的市集，长久以来使阿拉伯人起了嫉妒之心，现在要用武力对准这里的居民。不过波斯拉可以出动1.2万名骑兵，要是用叙利亚的语言来表示，波斯拉的意思是防卫森严的城市。阿拉伯人第一次对付不设防的市镇获得成功，加上边境上的部队不战而逃，因而士气极为高昂，认为只要一个4000名穆斯林的分遣部队，就能攻击波斯拉的城堡。他们为叙利亚的优势兵力所压制，哈立德亲自率领1500名骑兵才把他们救出来。
哈立德曾经指责这次冒险的行动，现在恢复会战的态势，也让他的朋友——年高德劭的塞加比尔安全无事，但后者只会乞求真主的怜悯和使徒的应许，对于作战毫无助益。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穆斯林用沙代水来实施净身的仪式，哈立德在大家上马前高声朗诵晨间的祈祷。波斯拉的民众对自己的实力深具信心，他们开启城门大举出动，军队在平原展开列阵，誓死要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爱好和平的信仰无法对抗狂热的叫声，“战斗，战斗!乐园，乐园!”在萨拉森人的队列之间回响。城镇的骚动和响起的钟声，加上教士和僧侣的叹息，使得基督徒不仅士气沮丧而且队形混乱。阿拉伯人在损失230人以后成为战场的主人，波斯拉的防壁上面为了显示出人多势大或是获得神助，排满神圣的十字架和受到祝福的旗帜。
总督罗马努斯规劝大家要及早降服，人民表示不耻，他被降级，却仍然保持这种看法并且找机会报复。在一次夜间的通敌接触中，他告诉对手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从他的住屋经过城墙的下面到达城外。哈里发的儿子和100名志愿军对新的盟友很有信心，愿意进入地道。他们那种大无畏的行动，很容易为同伴打开城门。就在哈立德强加奴役和贡金的条款之后，这名投降变节的总督成为改变信仰的叛徒，在人民的集会中坦承他那建立功勋的卖国行为。罗马努斯说道：
不论是今世还是来生，我要与你们的团体划清界限。我要否认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任何人只要向他膜拜就受我的排斥。我选择真主的道路，伊斯兰是我的信仰，麦加是我的庙宇，穆斯林是我的兄弟，穆罕默德是我的先知。他被派来指引我们走上正道，颂扬真正的宗教，真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夺取波斯拉以后，到大马士革只有4天的路程，阿拉伯人受到鼓励，乘势要去围攻叙利亚古老的都城。有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到大马士革的城墙有一段距离，他们把营地安扎在树丛和流泉的附近，提出3条路让对方选择，那就是接受伊斯兰教的信仰、交付贡金或战争。市民新近获得5000名希腊援军，所以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阿拉伯人的要求。军事艺术无论是在式微还是萌芽时期，通常都由将领本人提出和接受敌方的挑战。很多根长矛在大马士革的平原抖动，武艺高强的哈立德在围城作战第一次的出击中，表现出英勇无敌的气概。他经过舍命鏖斗打倒一位基督徒的首领，这位身强力壮而地位很高的对手成为他的俘虏。他立即换上一匹精力充沛的马，是帕尔麦拉总督送给他的礼物，鞭策赶往战线的前面。他的好友德拉尔说道：“你最好休息一下，让我接替你的位置，跟基督徒经过一番苦斗，必然已经感到很累。”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萨拉森人回答道：“啊!德拉尔!我们会在来世得到休息。一个人只要今天吃苦，明天就可以休息。”哈立德用毫不示弱的勇气，接受第二位勇士的挑衅，双方策马战斗，他很快将敌手制服。这两名俘虏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哈立德只得很气愤地砍下他们的头颅，然后投掷到被围攻的城市。大马士革人经过几番失利，没有意愿进行近战防御，一个信差从城墙垂下去打探消息，带回立即获得有力救援的报告，鼓噪的喜悦声音等于将情报传到阿拉伯人的营地。经过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以后，阿拉伯将领决定撤兵离去，准备与皇帝的军队在会战中决一胜负，找机会再来围攻大马士革。
哈立德在退却的状况下，想要选择最吃力的工作，那就是负责后卫，但最后还是谦虚地顺从了阿布·欧贝达的意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他。这时，后方受到了6000名骑兵和1万名步卒的攻击，正在这最危险的关头，他飞奔前来拯救自己的伙伴。后来只有少数基督徒能退回大马士革，报告他们被哈立德击败的情况。这次重要的决战需要萨拉森人集结所有部队，但是现在各部队还分散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线，因此我要摘录一份送给阿姆鲁的通令，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征服者：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哈立德致阿姆鲁，愿你健康和平安。你应该知道穆斯林弟兄的计划是要向埃兹纳丁进军。希腊人在那里有一支7万人的军队，目的是用来对付我们。他们想要用嘴吹熄真主的蜡烛，但是真主会保护真理之光不会让不信者得逞。我的信传递到你的手里时，立即带着你的人赶到埃兹纳丁。如果至高无上的真主应允，就会在那里找到我们。
他们诚心诚意地服从召集的命令，4.5万名穆斯林在同一天到达指定的地点会合，他们把这一切归于上天的赐福，这也是积极的行动和宗教的热忱所产生的效果。
(三)埃兹纳丁会战和大马士革再度被围(633—634 A.D.)
波斯战争凯旋归来又过了大约4年以后，赫拉克利乌斯和帝国的宁静再度受到一个新敌人的干扰，他们的宗教迸发出来的力量非常强大，东方的基督徒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深刻。在君士坦丁堡或安条克的皇宫里，叙利亚的入寇、波斯拉的失守和大马士革的危局，使赫拉克利乌斯从睡梦中惊醒。一支由沙场老兵和新征人员组成的7万人大军，集结在霍姆斯或埃米萨，由他的部将威尔丹指挥。这些部队的主力是骑兵，有叙利亚军、希腊军或罗马军等不同的称呼：叙利亚军是指部队组成或作战的地区；希腊军的名字来自统治者的宗教和语言；罗马军则被君士坦丁的继承者滥用，不过是被借用的光荣名号而已。在埃兹纳丁的平原上，威尔丹骑着一匹白色的骡子，骡身装饰着黄金的项链，四周环绕旗帜和标志。他为一个凶狠而赤裸的武士接近而大感吃惊，这个家伙是要来窥伺敌军的状况。
德拉尔冒险犯难的勇气受到年轻力壮的鼓舞，宗教狂热的行为也获得国人的尊敬。支配这个大胆狂妄萨拉森人的情绪包括对基督徒的痛恨、对战利品的喜爱和对危险的藐视。他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时，绝不会动摇宗教的信念，也不会被干扰坚定的决心，甚至会用幽默的话来开玩笑，一点都不影响那种坦率的个性。在毫无生还希望的冒险行动中，他不仅勇敢而且绝不大意，何况还有很好的运道。他经历无数的危险，有3次落在不信者的手里成为俘虏，还能幸存下来讲述征服叙利亚的丰功伟业，享受应有的奖赏和报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用一根长矛采取快速的战斗对抗30个罗马人，威尔丹派这些人来想将他抓住。德拉尔杀死或击落17个敌人之后，在弟兄的欢呼声中安全退回自己的阵营。将领很温和地斥责他那鲁莽和轻率的行动，他为自己辩护时，展现出一名士兵的胸无城府。德拉尔说道：
不，不是我先动手，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只是不愿让真主看到我转身逃走。说实话我很认真地搏斗，毫无疑问是真主在帮助我对抗他们。要不是我担心违背你的命令，我也不会像那样单独行动。我有预感他们会败在我们手里任凭我们处置。
在两军对峙时，有名年长的希腊人从他们的队列里出来，为了和平提出一个很慷慨的建议。他们愿意花钱让萨拉森人离开，每名士兵的礼物是1顶头巾，1件长袍和1块金币。他们的领袖是10件长袍和100块金币，哈里发则是100件长袍和1000块金币。哈立德用一声狞笑表示拒绝：
你们这些基督徒只有3条路可以选择：信奉《古兰经》、缴纳贡金或是决一死战。我们是喜爱战争甚于和平的民族，根本瞧不起这一点可怜的施舍，因为你们的财富、你们的家庭和你们本人很快就会尊奉我们为主子。
虽然当面加以拒绝，但他经过深入的考量后还是担心会带来危险，他手下的人员到过波斯，见识到科斯罗伊斯的军队，承认没有看过这样坚强的部署和阵列。狡猾的萨拉森人面对兵力优势的敌人，想到一个新的策略来鼓励士气：
你们已经把面前的情况看得很清楚，这些罗马人的军队团结一致，你们根本没有逃脱的希望，但是你们也可能只花一天的时间征服叙利亚。成败完全靠着你们的纪律和坚忍，要保全自己的实力撑到夜晚的来临，先知的习惯是要在夜间击败敌军。
在连续两次作战行动中，他用节制而坚定的态度忍受敌人的矢石交加和部队的不满怨言。最后，等到对方战线的精力和箭矢几乎消耗殆尽，哈立德发起攻击的信号，立即获得一面倒的胜利(公元633年7月13日)。皇家军队的剩余人员逃到安条克、恺撒里亚或大马士革，470名穆斯林阵亡，为了给他们报仇，估计有5万名不信者被打入地狱。战利品的数量之多根本算不清楚，有很多用金银制作的旗帜和十字架、各式各样的宝石、金银项链和首饰、无数贵重的胄甲和衣物。全面的分配工作要延到攻占大马士革后办理，但是及时供应各种虏获的武器是获得后续胜利的关键因素。光荣的消息传到哈里发的宝座前，所有阿拉伯的部族即使过去对先知的使命抱着冷淡和敌对的态度，现在也不断地提出要求，急着想到叙利亚去分一杯羹。
忧伤和恐惧急速传播开来，将噩耗带到大马士革，居民在城墙上看到埃兹纳丁的英雄再度光临。阿姆鲁率领9000名骑兵担任前锋，萨拉森人的队伍络绎不绝使人胆战心惊，后卫紧随哈立德展扬着黑鹰的标志。行动积极的德拉尔奉命指挥2000名骑兵，担负的任务是巡逻城市的四周地区、搜索附近的平原以及截断所有的外援和消息；其余的阿拉伯酋长配置在各人负责的要点，面对大马士革的7座城门，再度发起包围行动，不仅勇气百倍而且更有信心。萨拉森人的作战方式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执行时非常简单，不会像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样重视兵法战术、筑城工事和军事机具，根本无须挖掘壕沟和设置障碍，仅仅运用武器就能有效包围城市，可以打退被围者的出击行动，破坏敌人的谋略和袭扰，采用饥馑的手段引起内讧。大马士革的命运原本与埃兹纳丁之战密不可分，最后的胜负视皇帝和哈里发的作为而定。
托马斯是出身高贵的希腊人，与赫拉克利乌斯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其能够成为皇帝的盟友。靠着他过去的事迹和现有的权势，大马士革再度鼓舞起高昂的士气。夜间的喧哗和灯火等于宣告阿拉伯人清晨的出击计划，基督教的英雄人物藐视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热，却同样运用迷信的行为成为作战的动力。在主要的城门、双方军队可以通视的地点，竖立起高耸的十字架，主教带领教士伴随部队进军，在耶稣圣像前面放置《新约圣经》。交战的双方对于基督徒的祈祷不是充满愤慨就是感到安慰，上帝之子要保护他的信徒，更要为他的真理提出辩解。会战像狂风暴雨一样进行，不断地激起热烈的情绪。托马斯是技术高明的神射手，对那些最勇敢的萨拉森人发出致命的打击，直到有位女中豪杰为逝者复仇，让他丧失性命。阿班的妻子随着夫婿参加圣战，抱着濒临死亡的丈夫，她说道：
多么愉悦!多么欢喜!我的夫君!你就要到真主的面前。是他让我们在一起，现在要使我们分离。我要为你的死报仇雪耻，要尽量运用我的力量，使我能够跟你相聚，因为我爱你。从现在起我的生命再没有一个男人，我要呈献我的余生来事奉真主。
没有一声叹息也没有流一滴眼泪，她洗净夫君的尸身，举行通常的仪式将他埋葬。然后她拿着男子使用的武器，早先在自己的家乡已经非常熟练，阿班的孀妇真是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她看准谋害丈夫的人正在会战最激烈的地方奋不顾身地搏斗，射出第一支箭命中护旗士的手，第二支箭射中托马斯的眼睛。这样一来，处于弱势的基督徒再也无法看见自己的旗帜和首领。然而大马士革那位气度恢宏的勇士拒绝退回他的府邸，就在防壁上裹伤再上战场，搏斗一直延续到黄昏，叙利亚人在休息时还是人不卸甲。寂静的夜晚用敲响大钟发出信号，所有的城门全部大开，每个城门都冲出衔枚疾进的纵队，扑向萨拉森人正在熟睡的营地。哈立德最早全副武装，率领400名骑兵尽速赶到最危险的位置，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口中大喊以致失声：“啊!真主!只有您永远清醒，请看这些服侍您的仆人，不要让他们落到敌人的手里。”“真主之剑”亲临战场，使得托马斯无法发挥英勇的作为，丧失胜利的希望。穆斯林们发觉自己处于危险的局面，重新恢复接战的队列，从侧翼和后方去攻打出击的敌人。在损失数千人马以后，基督徒将领发出绝望的叹息，只有撤退，用防壁上的投射器具阻止萨拉森人的追击。
(四)攻占大马士革及和平条约的签订(634 A.D.)
围攻作战过了70天，大马士革的耐性和粮食全都耗尽，就是最勇敢的首长面对如此困苦的状况，也只有屈服于现实。对于要和平还是战争的重大决定，他们接受过去的教训，畏惧生性凶狠的哈立德，敬佩阿布·欧贝达温和的德行。他们从教士和民众中选出100位代表，在午夜时到帐幕来面见年长的主将，他用殷勤有礼的态度接见这些来客。他们带着书面的同意书回去，对于穆罕默德的朋友极为信赖，主要的条件是停止所有的敌对行动。自愿迁移的人员可以安全离开，尽可能带走自己的财产。留下来向哈里发缴纳贡金的臣民，可以分享遗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屋，能够拥有7所教堂做礼拜之用。根据条款的规定，要把最受尊敬的人质和离他们营地最近的城门，交到阿拉伯人的手中。阿布·欧贝达的士兵仿效他们酋长的温和态度，他能拯救一个民族使之免予灭亡，对于他们用归顺表示感激也会觉得欣慰。
条约的签订使大马士革人放松了应有的警觉，就在这个时候，城市的另一边被人出卖，受到攻击而被敌人夺取。100多名阿拉伯人的队伍打开东边的城门，将之交给更为残酷无情的仇敌。喜欢劫掠和暴虐成性的哈立德在呼喊：“杀呀!杀呀!不要饶了真主的敌人!”他那胜利的声音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回响，基督徒惨遭屠杀，血流成河。当哈立德抵达圣玛利亚教堂，看到他的伙伴平静的态度，不仅感到惊讶而且激起满腔的怒火。他们的刀剑还没有出鞘，四周围着一群教士和僧侣。阿布·欧贝达向将领致意，他说道：“真主把城市交到我的手里，接受投降可以使相信真主的人免予战争的危害。”气愤的哈立德回答道：“难道我不是信徒领袖的部将？要不是全面的进攻又怎么能夺取这个城市？不信者必须葬身在刀剑之下。继续动手!”急着满足欲望而生性残忍的阿拉伯人会服从大受欢迎的命令，要不是阿布·欧贝达用义正词严的态度，坚持慈悲为怀的作风，大马士革就会化为一片焦土。他挺身在浑身战栗的市民和蠢蠢欲动的蛮族之间，用真主的圣名来恳求他们，要尊重他的承诺，要平息他们的怒气，等待他们的首领做出决定。于是阿拉伯的酋长进入圣玛利亚教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以后，哈立德多少要听命于同僚的见解和职权。阿布·欧贝达力言条约的神圣，穆斯林严格遵守诺言不仅争取到了荣誉同时也获得了利益，一旦叙利亚其余的城市对他们无法信任而陷入绝望之境，就会使他们遭遇顽强不屈的抵抗。
大家同意停止屠杀行动，大马士革向阿布·欧贝达投降的区域，立刻可以获得条约的保障，并且请求公正和明智的哈里发做出最后的决定。绝大部分民众接受宗教自由缴纳贡金的条款，大马士革仍旧留下了2万名基督徒。但骁勇善战的托马斯还在继续奋斗，生而自由的爱国志士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情愿过着贫穷和放逐的生活。在邻近的草原上，无数营地容纳着教士和俗家子弟、士兵和市民、妇女和孩童。他们在仓促和恐惧之下仅带走最值钱的动产，放弃位于风景优美的法尔帕尔河两岸祖传的房屋，这使他们感到悲伤和痛苦。居民的不幸灾难根本无法感动哈立德的铁石心肠，他与大马士革人为了库存谷物的所有权大肆争执，想尽办法要使城市的守备部队得不到条约的好处，勉强同意每个难民为了自卫，可以携带一把刀、一根长矛或是一张弓，同时态度很严厉地宣布，在暂缓3天的屠杀行动以后，要把他们当成穆斯林的敌人，继续追捕绝不宽恕。
一名叙利亚青年炽热如火的爱情，使大马士革的逃亡人士惨遭灭亡的下场。约纳斯是住在城里的贵族，已经与家世富有的少女订亲，但她的双亲延后了婚礼的时间，她被约纳斯说服，愿意跟合她心意的这个青年逃走。他们花钱买通凯山门夜间的守卫，爱人在前面探路，被一个阿拉伯的分队包围，但是他用希腊话大声叫喊：“鸟被人抓住了!”警告这名少女赶快退回去。他被送到哈立德的面前用处决来胁迫，不幸的约纳斯只有公开承认，他相信唯一的真主以及使徒穆罕默德，要继续善尽责任成为勇敢和诚挚的穆斯林，直到殉教为止。
当城市被阿拉伯人夺取后，他尽快赶到修道院，优多西娅已在那里找到栖身之地，但是她抛弃了这名爱人，身为叛教者的他受到大家的仇视。她为了宗教宁愿舍弃自己的家园。毫无恻隐之心的哈立德行事非常公正，拒绝用武力拘留大马士革任何一个男性或女性居民。哈立德遵守条约的规定，给城市4天的期限，同时他非常关切后续的征服行动。但是在计算时间和距离以后，发现没有希望追上早已离城的民众，杀戮和抢劫的意愿无法达成。约纳斯却向他保证可以追上疲惫的逃亡人员，并且不断要求，最后他决定听从约纳斯的话。于是哈立德率领4000名骑兵，假装是身为基督徒的阿拉伯人，开始发起追击行动。他们只在祈祷的时候休息片刻，向导对于整个乡间的情况非常了解，大马士革人一长列的足迹清晰可见，然后突然消失，但萨拉森人还是发现商队转向山区，很快就会落到他们的手里。他们翻越利巴努斯山脉的棱线时，遭遇到无法忍受的困难，久经战阵的宗教狂热者也陷入意志消沉的状况，只有这个爱人有百折不挠的勇气，非常乐观地要坚持到底。从乡下一名农夫的口里得知情况后，皇帝下达命令给这群流亡人员，要沿着海岸继续前进不要耽搁行程，这条大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种做法可能是顾虑安条克的士兵和民众，怕看到或得知他们所遭遇的惨状而影响到士气。
萨拉森人在向导带领之下通过加巴拉和拉奥狄凯亚地区，尽量与城市保持相当的距离。雨不断地下，夜晚是一片漆黑，他们与罗马人的大军只隔着一道山岭。哈立德对弟兄们的安全感到极为忧虑，甚至将一个兆头不祥的梦小声告诉他的同伴。到了天亮以后，所有的情况都已一目了然，他们看到大马士革人的帐篷安扎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山谷中。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休息和祈祷，哈立德将骑兵分为4个中队，由他最信任的德拉尔指挥第一中队，最后一个中队由自己掌握。他们陆续冲进乱成一团的群众之中，这些人准备的武器也不够，完全被忧愁和疲惫制服。除了一个俘虏受到宽恕而被允许离开以外，阿拉伯人感到非常满意，认为没有一个男女能逃过他们锋利的弯刀。大马士革带出来的金银散布在营地中，皇家的衣服仅丝织品就有300件，足够供应一支赤裸的蛮族军队。在战斗的喧嚣声中，约纳斯看见也找到了要追寻的目标，但是他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使她燃起满腔的怒火，优多西娅痛恨他的拥抱而不断挣扎，就用一把短剑刺进自己的胸口。另外一位女性是托马斯的孀妇，有人说她是赫拉克利乌斯的女儿，不知是真是假，她不仅留住性命而且免付赎金被放走。但哈立德的宽宏大量是出于藐视的心理，傲慢的萨拉森人等于下了一封挑战书，拿来羞辱恺撒的宝座。哈立德突入罗马行省的心脏地区深达150英里，同样在机密而又快速的状况下回到大马士革。欧麦尔继位后就将“真主之剑”调离指挥军队的职务，哈里发责备他的冒险行动过于草率，但还是禁不住要赞誉他的英勇和才能。
大马士革的征服者另外一次远征行动，同样显示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财富，不是过分贪婪就是极度藐视。他们获得信息说是离城30英里有一个阿比拉市集，被整个地区一年的产物和商品堆满。那里有一位虔诚隐士所住的小屋，每年这个时候有大群朝圣的民众前来朝拜。的黎波里总督的女儿要在此举行婚礼，使得贸易和宗教的节庆更为热闹和高贵。雅法的儿子阿卜杜勒是一位光荣和神圣的殉教者，打起旗号带着一队500人的骑兵，执行充满宗教热忱和有利可图的任务，要去掠夺不信者的财产和金钱。等到他快要接近阿比拉市集时，听到探子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说是前方聚集了大量的群众，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的本地人和埃及的外乡人，总数不下1万人，此外伴随新娘的还有5000名骑兵的卫队。萨拉森人只有暂时停下来，阿卜杜勒说道：“我是不甘心就此退兵的。敌人众多而且极为危险，但谈到我们的报酬，不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同样的丰硕富足而且保证可以到手。现在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要去的跟我走，不愿的可以回去。”没有一个穆斯林要离开他的队标，阿卜杜勒向基督徒的向导说道：“你在前面领路。你将会知道，先知的友伴任何事都可以办得成。”他们分为5个中队发起冲锋，但等到奇袭造成的初期优势丧失以后，受到数量庞大的敌人包围，几乎全军覆灭。英勇的队伍形成奇特的对比，就像一头黑色骆驼的皮毛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斑点。大约在日落时，他们的武器从手中坠落，在死亡的边缘苟延残喘，这时发现一阵飞尘迅速接近，听到深受欢迎的呐喊，立刻出现哈立德的旗帜，他领导骑兵用最快的速度前来解救他们。基督徒被他的攻击打得溃不成军，他在后面追杀一直到达的黎波里河的岸边。逃走的人群留下市集所有的财物：那些展示出来待卖的商品，那些用来购买货物的金钱，那些婚礼的华丽装饰和礼物，还有总督的女儿和40名侍女。马匹、驴子和骡子的背上，装载着水果、粮食、家具、金钱、餐具和珠宝，受到宗教庇护的强盗得胜后回到大马士革。愤怒的隐士与哈立德发生了一些短暂的争吵，没有受到杀害成为殉教者，孤独地留在血流满地满目疮痍的现场。
(五)围攻埃米萨和叶尔穆克会战(635—636 A.D.)
叙利亚是最早发展农耕获得改进的区域之一，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目标倒是很有价值。由于邻近海洋和山地，加上广大的森林和充足的雨量，炎热的气候得到适当的调节，肥沃的土壤供应生存所需的物资，促进人类和牲口的繁殖。从大卫王时代到赫拉克利乌斯在位，整个国度布满古老而兴旺的城市，居民的数量众多而且生活富裕，虽然遭受专制政体和宗教迷信长期的摧残，波斯战争在近期内造成重大的灾害，叙利亚对于沙漠掠夺成性的部落仍旧深具吸引力，也使他们能获得物质和金钱的报酬。
从大马士革到阿勒颇和安条克是一望无垠的平原，行程长达10天，西边有曲折蜿蜒的奥隆蒂萨河流过，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利巴努斯山脉有正向和逆行两重山脊，从北方向南延伸，位于奥隆蒂萨河与地中海之间，特别得到“凹地”的称呼，是指这条绵长而多产的山谷，南北两端的界限是两道峻岭，有着积雪不消的山峰。叙利亚因为地理的记载和征服的关系，其中有些城市并用希腊和东方的名字，我们可以指出埃米萨或霍姆斯、赫利奥波利斯或巴贝克，前者是平原的主要城市，后者成为山谷的首都。在最后的恺撒统治之下，这些城市的防御坚固，人口众多，远处就可看见闪闪发光的塔楼，市区的面积宽广，布满公私各种建筑物，市民以积极的进取心著称于世，或者说态度非常高傲，他们富于资财，或至少习于奢华的生活。在异教信仰的时代，埃米萨和赫利奥波利斯两个地方全都沉溺于敬拜巴尔，也就是太阳神。但是他们的迷信和卓越的成就之所以式微，主要是出于运道和财富产生变化。埃米萨的庙宇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过去这所庙宇曾被诗意地比拟为利巴努斯山的绝顶。巴贝克的废墟虽然古代的作者没有见到，但是仍旧引起欧洲旅行家的好奇和留连。这座庙宇经过测量有200英尺长，100英尺宽，正面的装饰是两排柱廊，各有8根石柱，两侧各有14根石柱，每根石柱有45英尺高，由3个巨大的石块或大理石组成。这种科林斯式柱型的比例和叶饰表现出希腊的建筑艺术，但是巴贝克从来不是首都，也没有国君停留，我们无法理解这样雄伟的建筑所需经费来自何处，难道是私人慷慨解囊？还是城镇的大力支助？
萨拉森人攻占大马士革以后，开始向赫利奥波利斯和埃米萨前进，但是我不愿再重复叙述有关战争的细节，前面已经有很大的篇幅加以介绍。有关战争的行动和作为，他们的策略与刀剑同样有用，会用短期和个别的休战协定来瓦解敌人的联盟。他们习惯于叙利亚人时友时敌的反复态度，熟悉对方在语言、宗教和习性方面的观念。在他们回来围攻城市之前，先用暗中购买的方式，将所有城市的仓库和军械消耗一空。他们对于富有或顽固的俘虏增加对方要支付的赎金，仅仅卡尔基斯的税赋就要5000英两的黄金、5000英两的白银、2000件丝质长袍和用5000匹驴子装运的无花果和橄榄。但是无论是休战协定还是投降条约都得到忠实的遵守，哈里发的部将承诺不进入已经降服的巴贝克，就很安静地留在自己的帐幕保持稳重的态度，只有当相互倾轧的党派请求这位外国主子干预时，他才会采取行动。他们在2年之内，征服了叙利亚的平原和山谷。然而教徒领袖认为进度过于缓慢，萨拉森人流出悔悟和愤怒的眼泪，对于自己所犯的过失感到痛心，于是向他们的首领异口同声地提出呼吁，要求他领导大家进行圣战，完成真主的使命。在埃米萨城外发生一件事故，有名阿拉伯青年是哈立德的表弟，在那里大声喊叫：
我以为看到那些黑眼睛的姑娘在向我张望，只要有任何一位出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为了爱她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看到其中有一位手里拿着绿色丝绢，还有一条宝石头巾，她向我招手要我赶快过去，然后对我说：“我爱汝。”
这些话使基督徒有了借口，说他不论到哪里都会带来灾祸，终于霍姆斯总督让这名阿拉伯青年被一根标枪射死。
萨拉森人为了对付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有责任要运用作战英勇和宗教狂热的全盘力量。东罗马帝国皇帝因一再的失利获得惨痛的教训，知道沙漠的盗匪正着手进行正规和永久的征服并且很快就会成功。来自欧洲和亚洲各行省的8万名士兵，海陆并进运送到安条克和恺撒里亚。全军有6万人轻装部队，全由迦山部族的基督徒阿拉伯人组成，聚集在最后一位国君贾巴拉的旗帜之下，担任前锋开始进军。这也是希腊人的箴言：切割钻石时最有效的工具还是钻石。赫拉克利乌斯避免麾下官兵在战场上涉险，不知他基于个人的傲慢还是对未来的失望，竟然下达非常专横的指令，要用一次会战决定战争的胜败和行省的命运。叙利亚人愿意追随罗马和十字架的旗帜，但是一个胡作非为的主子行事偏袒而且残忍，激起贵族、市民和农人不满的怒火，因为他把叙利亚人当作臣民一样的压迫，也把他们当作外人一样的藐视。一份细作的报告详述了东罗马庞大的准备工作，送到萨拉森人在埃米萨的营地，这些首长虽然有战斗的决心，但还是召开会议来讨论。阿布·欧贝达基于信仰，期望留在原地成为光荣殉教的烈士，明智的哈立德建议保持颜面主动退却，撤往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边界地区，在那里等待己方的援军及不信者的攻势。马不停蹄的信差很快从麦地那的宝座前面兼程赶回，带来欧麦尔和阿里的祝福，以及先知遗孀的祈祷和8000名穆斯林的增援部队。他们在前来的路途上击溃希腊人的一支分遣部队，等到达叶尔穆克河的营地与弟兄会合时，传来令人大为兴奋的信息：哈立德已经大败迦山部落的基督徒阿拉伯人，使他们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赫尔蒙山位于波斯拉的附近，山区的泉水在德卡波里斯平原成为激流，或称为10个城市的平原。海洛马克斯河被误传为叶尔穆克河，经过很短一段流程以后，注入太巴列湖之中。在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溪流两岸，发生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公元636年11月)。在这个极关紧要的时刻，公众的需要和阿布·欧贝达的谦虚，使最有能力的穆斯林负起指挥的责任。哈立德在正面亲自督战，他的同僚把自己的位置设在后卫，阿布·欧贝达那受人尊敬的容貌和风度，以及看到穆罕默德展示在查巴城外的黄旗，使混乱状况的逃兵恢复秩序，再度投身战场。德拉尔的姐姐带着一群阿拉伯妇女组成最后的阵线，她们接受征召来参加圣战，对于运用弓箭和长矛都非常熟练，就是在遭到囚禁时，也会防护自己的贞节和宗教，绝不能让未受割礼的敌人强奸得逞。将领鼓舞士气的讲话简短有力：“你们的前面是来世的乐园，退后就会堕入地狱永不超生。”然而罗马骑兵的攻击是如此猛烈，阿拉伯人的右翼被攻破，与主力分离。他们陷入一团混战之中，被迫后退3次，在妇女的厉声咒骂和拳打脚踢之下，转过身去重新发起3次冲锋。阿布·欧贝达利用作战行动的空隙去探视弟兄们的帐幕，为了延长他们的休息时间，把2个不同时段的祈祷重复朗诵一次，亲自包扎他们的伤口，用适切的言辞来安慰他们，说不信者只能获得痛苦无法享用报酬。4030名伊斯兰教徒葬身在战场上，由于亚美尼亚弓箭手的战技出色，使得700人可以吹嘘他们在服役中立下大功，以至于失去一只眼睛。
叙利亚战争的老兵认为这一天的困苦和战况的变化前所未见，但是同样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数以千计的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丧生在阿拉伯人的刀剑之下，很多人战败在森林和山区里，接着惨遭屠杀，或是找错了徒涉的地点被叶尔穆克河的激流淹死。不论损失有多夸张，基督教的作者深感悲悼，认为是他们的罪孽令他们遭到血流漂杵的处罚。罗马将领曼纽尔战败而死在大马士革，也有人说他在西奈山的修道院得到庇护。迦山的国君贾巴拉在拜占庭的宫廷当流亡人士，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极为怀念，自己何其不幸竟会选择基督教的事业。他一度想要接受伊斯兰教的信仰，但是在麦加的朝圣期间，他受到激怒殴打了一位弟兄，惊慌逃走，以躲避哈里发主持正义的严厉处分。胜利的萨拉森人在大马士革享受一个月的欢乐和休息，阿布·欧贝达用审慎的态度分配战利品，每个士兵和他的马匹都可以分得一份，有阿拉伯血统出身的高贵战马得到双份的奖赏。
(六)攻占耶路撒冷、阿勒颇和安条克(637—638 A.D.)
罗马军队在叶尔穆克河之役后不再出现在战场上，萨拉森人已无后顾之忧，接着在叙利亚防卫森严的城市中，选出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他们向哈里发请示，应该向恺撒里亚还是耶路撒冷进军，听从阿里的意见决定立即围攻后者。从异教徒的观点来看，耶路撒冷不过是巴勒斯坦排名第一或第二的首府，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却认为耶路撒冷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最受尊敬和应该朝拜的城市，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本人的降示，使得圣地的庙宇有崇高的名声。阿布·苏富扬的儿子奉派率领5000名阿拉伯人开始首次的试探行动，想要用奇袭夺取或者使对方接受投降条约。阿布·欧贝达的军队在第11天全部到来，将整个城镇围得水泄不通。他按照惯例向伊利亚的军事首长和人民招降：
愿健康和快乐赐给每一位追循正道的人。我们要你们做证，阿拉是唯一的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徒。要是你们拒绝接受，可以同意你们支付贡金，接受我们的统治。所有这些要立即决定不可延迟。否则我就带领人马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乐于赴死在所不辞，哪像你们只会饮酒吃猪肉。你们的恶习不会影响到我们，但为了让真主愉悦，我会杀绝那些为你们作战的人，把你们的子女当成奴隶。
然而整座城市有坚强的守备，四面都是深邃的山谷和陡峭的斜坡，自从叙利亚受到入侵以后，紧急修复了城墙和角塔。叶尔穆克会战最勇敢的逃亡人员，全在这个最近的收容地点停留下来。为了保卫基督的陵墓，本地人和外乡客都能感受到宗教狂热的火花，虽与在萨拉森人胸中燃起的熊熊烈焰还是无法相比。耶路撒冷之围延续了4个月，出击和进攻的行动几乎无日无之，防壁上的投射器具一直在不停地操作，严酷的冬天为阿拉伯人带来持续的苦难和生命的摧残。基督徒最后还是屈服在围攻军坚毅不拔的意志之下。索弗洛尼乌斯教长在城墙上现身，一名传译大声转达召开会议的要求。在劝说哈里发的部将停止亵渎神圣的行动不能产生成效以后，教长用人民的名义提出公正的投降条约，其中包括一个很特别的条件，为了保证条款的履行，请求欧麦尔运用职权亲自前来予以批准。这个问题在麦地那的会议中被提出并引发了讨论，鉴于地点的神圣和阿里的规劝，众人说服哈里发要满足士兵和敌人的意愿。他的旅程极为简单，却比皇家排场的虚荣和压迫，令人印象更为深刻。波斯和叙利亚的征服者乘坐一头红色的骆驼，除了本人以外，还载着一袋谷物、一袋椰枣、一只木碗和一皮袋的饮水。无论他在何处停下来休息，都邀请同行人员来分享家常的食物，完全没有阶级的差别，教徒领袖的祈祷和布道使得用餐更为神圣。
在这次远游或朝圣的过程之中，他的权力全部用来主持正义，改进阿拉伯人任性而为的多妻制度，避免运用勒索和暴虐的方式征收贡金，对于萨拉森人的奢侈痛加斥责，剥下他们身上穿着的贵重丝质衣服，把他们的面孔朝下在尘土中拖曳。当他到达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地点，哈里发大声说道：“胜利归于真主，感激阿拉把容易到手的征服赐给我们。”接着用粗糙的材料搭起帐篷，很平静地席地而坐。等到签订条约以后，他毫无畏惧也不用护卫就进入城中，与教长亲切谈话，提到古代著名的宗教人物。索弗洛尼乌斯向新的主人躬身致敬，暗中喃喃诵读但以理的预言：“圣地成为可憎的荒野。”就在祈祷的时刻，他们正好站在基督复活大教堂之内，哈里发拒绝在这里行跪拜的动作，但是同意在君士坦丁教堂的台阶上祈祷。他向教长透露睿智审慎和光明磊落的动机，欧麦尔说道：“如果我屈从你的要求，未来的伊斯兰教徒会违犯这份条约，用仿效我的先例作为借口。”在他的命令之下，所罗门神殿的位置准备用来兴建一所清真寺。在他停留的10天时间里，对于叙利亚的征服律定现在和未来应遵守的事项。神圣的耶路撒冷或是美丽的大马士革难免会使哈里发流连忘返，麦地那感到妒火中烧，等到他很快自动回到先知的陵墓，大家的忧虑全都消失无踪。
叙利亚战争已有成果，但仍然要继续打下去，哈里发组成不相隶属的两支军队，由选锋编成的特遣部队交给阿姆鲁和叶兹德指挥，留在巴勒斯坦的营地；另外兵员较多的部分，举着阿布·欧贝达和哈立德的旗帜，向北进军攻打安条克和阿勒颇。希腊人将阿勒颇称为贝罗亚，这时还不是行省的首府或王国的都城，不像未来那样光辉夺目。居民预想到会投降，就以贫穷作为借口，在生命和宗教方面都获得比较优容的待遇。然而阿勒颇的堡垒与城市大不相同，矗立在人工堆成的高耸小丘上，每边都是峭壁，表面全是粗糙的砂岩，宽阔的壕沟灌满附近山间流下的泉水。守备部队在损失了3000人以后，仍旧可以胜任防御的任务。尤金纳是一位作战英勇的世袭酋长，他的兄弟是出任圣职的僧侣，因公开呼吁和平而被他杀害。围攻作战的四五个月，是叙利亚战争最艰苦卓绝的阶段，很多萨拉森人被杀或者受伤。他们将营地迁到1英里以外也不会使尤金纳减低警觉，处决300名俘虏也无法使基督徒畏惧，俘虏全部在堡垒的高墙前面被斩首。阿布·欧贝达开始时保持沉默，最后还是免不了要抱怨。他让哈里发知道，希望和耐性在金城汤池之前消耗殆尽。欧麦尔答复道：
无法达成预定的目标，难免要让我做出最后的裁示，现在我命令你不要放弃对堡垒的围攻。你的撤退会损及军队的声誉，鼓励不信者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袭。仍旧留在阿勒颇，一切交给真主来决定，你的骑兵可以在邻近地区劫掠，尽量用就地取食的方式维持下去。
教徒领袖为了使他的劝诫更加有力，阿拉伯所有的部族都提供志愿军，他们骑着马匹或骆驼到达营地，其中有个奴隶出身的人名叫达米斯，不仅身材魁梧而且英勇果敢。他到军中服役第47天就提出建议，只要率领30个人，就可以用突击的方式夺取堡垒。哈立德按照他的经验以及经过实地的查证，推荐他所提出的计划。阿布·欧贝达规劝手下的弟兄不要瞧不起达米斯低贱的身份，他自己要是能够卸下肩头的沉重责任，会很高兴在这名奴隶的麾下服务。他安排很明显的撤退行动来掩饰达米斯的策略，萨拉森人将营地安扎在离阿勒颇约1个里格的位置。30位冒险的勇士在山脚下埋伏，达米斯终于完成了侦查的工作，他为听不懂希腊俘虏的话而气恼不已。这个大字不识的阿拉伯人说道：“愿真主诅咒这些狗东西，他们说的话就像蛮子一样。”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他爬到最容易到达的高度，之前已仔细探测过，有个地点的墙壁不是整面岩石，坡度没有那样的陡峭，守卫也没有那样的严密。7个强壮的萨拉森人踩在肩膀上叠起来，像巨人一样的奴隶用肌肉突起的宽大背部，支撑整个人柱的重量。用这种痛苦的攀登方式，使最上面的人可以抓住城垛最低的位置，然后再翻越到防壁里。他们毫无声息地刺杀哨兵，将尸体丢到城外，30名弟兄在紧张之际喃喃发出虔诚的低语：“啊!真主的使徒，请来帮助我们!请来拯救我们!”还不断地把头巾的布放开，将下面的人拉上去。达米斯大胆而谨慎地移动脚步尽量不发出声音，探明总督所住的府邸，发现总督正在恣情欢乐之中，举行宴会大事庆祝他们获得解救。他再回到同伴那里，对堡垒的内部入口通道发起攻击。他们制服守卫以后，打开大门放下吊桥，防守狭窄的隘路，哈立德在黎明率军到达，使他们免予危险，确保突击的成果。尤金纳原来是令人敬畏的敌人，后来却变成行动积极和贡献甚大的改信者。萨拉森人的将领对这名谦逊的奴隶建立的功劳表示关心，特别率领军队留在阿勒颇，直到达米斯光荣的伤势痊愈后才离开。
阿扎兹的堡垒和奥隆蒂萨河的铁桥，仍然在掩护叙利亚首府的安全。等到失去这些重要据点，残留的罗马军队战败以后，奢华的安条克在浑身战栗之下只有俯首听命。城市为了获得赦免，交付的赎金是30万枚金币，然而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的都城、罗马帝国在东部的政治中枢、恺撒曾经用自由神圣和不可侵犯这些头衔来称誉的城市，在哈里发的统治之下沦落为位阶次等的行省小镇。
(七)赫拉克利乌斯的败逃和叙利亚的底定(633—639 A.D.)
在赫拉克利乌斯的一生之中，波斯战争的光荣被他早年及晚年的羞辱和衰弱掩盖。当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为战争和宗教而大动干戈时，他对于即将面临无限的辛劳和危险而感到惊惶不已，本性怠惰的皇帝，不可能在虚弱衰老的高龄重振当年的雄心壮志。羞耻之心加上叙利亚人不断的请求，使他不敢仓促离开发生战事的现场，但是他已经没有英雄的豪情勇气。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丧失，埃兹纳丁和叶尔穆克折兵损将的战事，就某些方面而言，要归咎于统治者未能御驾亲征或是决策错误。他并没有全心全力地防卫基督的陵墓，反而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和观点，把教会和政府都涉入一场形而上的争论之中。赫拉克利乌斯为第二次婚姻的后裔加冕时，子孙未来要继承的帝国却被剥夺了最有价值的部分，身为君主只能保持驯服的态度。他在安条克大教堂当着主教的面，跪在十字架的下方，为君主和人民的罪孽而悲伤痛哭，但是他的这种认错悔悟等于在告诉世人，要想改变上帝的判决不仅毫无裨益，还是亵渎神圣的行为。萨拉森人所向无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们没有可以抗衡的敌手。尤金纳背叛降敌，表现出虚伪的悔悟和反复的变节，证实皇帝的怀疑确有道理：在他的四周都是叛徒和背教者，图谋把他本人和国家出卖给基督的仇敌。在这个灾难频传的时刻，他的迷信被噩兆激起，心神不安，因为梦到丧失皇冠。他在向叙利亚致意要永久告别之后，带着少数随员秘密登上船只，留下臣民，解除宗教信仰对他们的约束。
君士坦丁是赫拉克利乌斯的长子，带着4万人配置在恺撒里亚，这里是巴勒斯坦3个行省的首府。但他基于个人利益回到拜占庭，尤其是他的父亲逃走以后，更自认没有能力可以与哈里发会师的军队抗衡。他派出去的前卫受到300个阿拉伯人和1000个黑奴果敢的攻击，这些人在寒冬之际越过积雪很深的利巴努斯山区，赢得胜利的阿拉伯骑兵中队很快就追到了他们屁股后头，而且是在哈立德的率领之下。在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部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沿着海岸前进，直到他们的旗帜在腓尼基的城市下会师，但是的黎波里和提尔早已被叛贼出卖，结果拥有50艘运输船的船队不疑有他，直接进入被敌人占领的港口，反而把本应及时供应的武器和粮食送到萨拉森人的营地。恺撒里亚出乎意料的弃守使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罗马君主在夜间上船离去。没有防卫能力的市民恳求敌人的饶恕，愿意交付20万枚金币。行省其余的城市像是拉姆拉、托勒密或亚克、示剑或尼亚波里斯、加沙、阿什凯隆、贝里图斯、西顿、加巴拉、拉奥狄凯亚、阿帕美亚、海拉波里斯，不敢再对征服者的意愿讨价还价。叙利亚是庞培从马其顿国王手里取得的，经过了700年，完全屈服于哈里发的统治。
6次围攻和会战损失的伊斯兰教徒数以千计。他们的去世获得光荣的声名，乐于享有殉教者的尊称。简单的信仰可以用一个阿拉伯青年所说的话来表示，当他在最后时刻躺在姐妹和母亲的怀中时说道：
不是叙利亚的佳肴美食，或是尘世即将萎谢的欢乐，激励我献身于宗教的伟业。我在寻求真主和他的使徒赐给我的恩典。我曾经从先知的一位友伴那里听到：殉道者的灵魂将会停留在绿色小鸟的嗉囊里，啄食天堂的水果，饮用乐园的河水。永别了，我们会在流泉和绿丛中相见，那是真主为他的选民所准备的。
那些信仰坚定的伊斯兰教被俘者更面临极为困难的决定，像是穆罕默德的一位堂弟受到称赞，因为他在3天的禁食之后，仍然拒绝喝酒和吃猪肉，那是不信者出于恶意所供应的唯一饮食。有些个性软弱的弟兄犯下轻微的过失，更加激起宗教狂热者绝不通融的精神。阿梅尔的父亲用悲惨的语气谴责叛教的儿子将会受到永恒的处罚，将会和僧侣与辅祭一起被打入最深的地狱，因为他拒绝承认真主，也不接受先知的求情。那些比较幸运的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幸存而能够保持虔诚的信仰，生活节俭的领袖也约束他们，不能滥用幸福和繁荣的成果。经过3天的休息和休整以后，阿布·欧贝达将部队撤出安条克，免得染上为害甚烈的奢侈习性，而且向哈里发明确提出，只有出于严格纪律要求的贫穷和劳动，才能保持士兵们的宗教和德行。然而欧麦尔虽然严于律己，却对他的弟兄仁慈而又宽厚。他在一番赞誉和感恩以后，不禁流下同情的眼泪，就坐在地上写回信，用温和的口气谴责他的部将行事过于严厉。先知的继承人说道：
真主并没有禁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信仰正道的人行善，只要这样做就是在执行真正的工作。因此你应该让他们休息，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把这个国家所提供的好东西让大家自由分享。任何一个萨拉森人只要没有在阿拉伯成家，就可以在叙利亚结婚。他们不管在哪里，如果需要女奴，只要有机会随便买多少也没有关系。
征服者运用这种深受欢迎的许可，结果造成浮滥的现象。然而在他们赢得胜利的这一年，人员和牲口的死亡率增加，萨拉森人为了占据叙利亚，付出2.5万条人命的代价。阿布·欧贝达的逝世或许使基督徒感到悲伤，但他的弟兄记得他是10个选民之一，先知指名说他们是进入乐园的人。哈立德比他的弟兄多活了3年，“真主之剑”的墓地在埃米萨附近。他凭着作战英勇和身先士卒，建立了阿拉伯和叙利亚的哈里发帝国，据称其所向无敌的精神获得上天的保佑而无往不利。他始终戴着一顶受到穆罕默德祝福的帽子，认为不信者的刀枪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八)征服叙利亚以后向外发展(639—655 A.D.)
最早这些征服者的位置由新的一代(他们的儿女和同胞)接替。叙利亚成为倭马亚家族的大本营和支援中心，实力强大的王国奉献税赋、士兵和船舶，向四面八方扩展哈里发的帝国。但萨拉森人并不重视过多的名声，他们的历史学家很少提到次要的征战行动，这些征战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光辉而快速的胜利。从叙利亚向北方的发展，他们通过陶鲁斯山，攻取西利西亚行省，首府塔苏斯在古代是亚述国王光荣的纪念物，现在向阿拉伯人归顺。他们翻越同一座山脉的第二道山脊，用战争的手段而不是宗教的力量来扩大疆域，最远到达黑海的海岸和君士坦丁堡的近郊。他们向东方前进到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岸和源头，这里是罗马和波斯长期争执的边界，从此这一界线被永远打破。埃德萨、阿米达、达拉和尼西比斯的城墙，过去曾抵抗过沙普尔和努息万的军队和攻城器具，现在被夷为平地。阿布加鲁斯的圣城徒有虚名，基督的称号或画像对不信的征服者而言完全丧失功效。叙利亚王国向西与海为邻，阿拉杜斯是一个小岛或海岸的半岛，抵抗了10年之久才步上毁灭的命运。利巴努斯山脉有丰富的木材，腓尼基的贸易养成为数众多的水手，生长在沙漠的土著制造和操作一支有1700艘帆船的舰队。罗马人的皇家水师在他们的面前逃走，从潘菲利亚的岩石海岸退向赫勒斯滂海峡。罗马皇帝身为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他的锐气在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经被一个梦境和一句谶语弄得斗志全无。萨拉森人制服海洋的主人，塞浦路斯、罗得和希克拉迪这些岛屿，接连受到他们的掠夺。
在公元前300年，德米特里乌斯曾对罗得岛进行流传久远而功败垂成的围攻。这个海洋共和国供应所需的材料和人力建造了一个胜利纪念物，阿波罗巨大的雕像有70肘尺高，竖立在海港的入口，成为希腊人自由和艺术的代表作。矗立56年以后，罗得岛的象征被地震摧毁，残留的躯干和巨大的碎块，散落在地面已有8个世纪，这座雕像经常被提到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之一。萨拉森人把这些残留的材料收集起来，卖给埃德萨一名犹太商人，据说光是铜的重量就要900头骆驼来搬运。我们也应该将上百个巨大的浮雕，和3000座其他的雕像包括在内，这些过去都被用来装饰城市和日神庙，使之显得繁荣和兴旺。
(一)阿姆鲁的出身和性格及对埃及的入侵(638 A.D.)
埃及的征服可以拿胜利的萨拉森人所具备的特性来加以解释，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宗教狂热的精神可以将弟兄之中地位最低贱的人，拔擢到超出应有的常情常理之外，像这种状况在他们的民族还是头一次发生。阿姆鲁的身世可以说是卑微而又显赫，他的母亲是人尽可夫的娼妓，无法确定5个古莱西人中哪一个是他的父亲，于是用相貌做证据判定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阿姆鲁的母亲年龄最大的爱人。阿姆鲁被亲戚厌恶，他们对他抱有成见，他在年轻时受到刺激，非常努力上进。他有诗人的天分，经常用讽刺诗反对穆罕默德本人和他的教义。统治的党派运用他的才华去追捕宗教的流亡人员，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宫廷寻找庇护。然而他从担任使节归国以后暗中成为改信者，基于理性或利益决定放弃偶像崇拜，后来与他的朋友哈立德一起逃离麦加。麦地那的先知感到极为愉悦，欢迎两位最坚强的勇士加入他的事业。性情急躁的阿姆鲁要带领信徒的军队出发，欧麦尔的指责使他们的行动受阻。同时欧麦尔劝他不要追求权力和领土，今天尽责做好臣民，来日就会成为君主。然而穆罕默德最早的两位继承人并没有忽略他的功勋，无论是巴勒斯坦的征服行动还是叙利亚所有的会战和围攻，他的协调合作都具备大将的气度，奋不顾身，犹如士兵的英勇，两位哈里发觉得对他和他的部队亏欠良多。
阿姆鲁有一次去麦地那，哈里发提到他的剑曾经斩杀很多基督教的勇士，表示要欣赏把玩一下。亚西的儿子抽出一把尺寸很短的普通弯刀，发觉欧麦尔感到惊讶，于是这位谦逊的萨拉森人说道：“赞美真主，要是这把刀没有主人的手来行使，与诗人法利兹达克笔下的剑相比，既没有那样锐利也没有那样沉重。”在他征服埃及以后，哈里发奥斯曼心生猜忌就召他返国，但是在后续发生的事故中，一位军人、政要和演说家的雄心，逐渐从他的身份地位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会议还是战场上，正是因为获得了他强力的支持才能建立倭马亚王朝。穆阿维亚感激这位忠诚的朋友，把他的地位升到一般臣民之上，再度授予他埃及的行政和税收大权，阿姆鲁在尼罗河岸边所建的城市和宫殿里颐养天年。他在临死前向儿女交代的遗言，被阿拉伯人赞誉为辩才和智慧的楷模：他对年轻时所犯的过失感到遗憾，如果诗人的虚荣能影响到他的悔悟，那么他会夸大他那些亵渎作品所产生的遗毒和祸害。
阿姆鲁在巴勒斯坦的营地，对于哈里发同意入侵埃及虽然感到惊异，倒也觉得是意料中事。心胸开阔的欧麦尔相信真主和他的武力，已经使科斯罗伊斯和恺撒的江山发生了动摇，但是等他对穆斯林微弱的兵力和巨大的风险做了一个比较，难免认为自己过于鲁莽，只有听从那些胆怯的伙伴所提出的意见。《古兰经》的读者全都熟悉法老王的骄傲和伟大，10次一再出现的灾祸，还是无法满足以色列60万名子民的心愿，所达成的作用也不过让他们逃走而已。埃及有很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的建筑坚固而结实。仅就尼罗河和众多的支流而言，也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何况罗马人会拿出全部的实力和顽强的态度，用来保卫皇家都城的粮库。处于这种为难的状况之下，教徒领袖决定把一切付之机运，当然就他个人的看法是顺从天命。豪气万丈的阿姆鲁仅率领4000名阿拉伯人，从加沙的驻地开拔行军，等到他被欧麦尔派来的信差赶上，收到的是模棱两可的命令：“要是你还在叙利亚，立即撤退不得耽误；但是，如果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埃及的边境，那就大胆前进。真主和你的弟兄一定会给你援助。”阿姆鲁根据经验的教训或者获得秘密的信息，对于善变的宫廷抱持着不予置信的态度，于是他继续行军，直到他的帐幕确实安扎在埃及的领土上面。这时他召集手下的官员，拆开封印，阅读书信，很严肃地查问这个地方的名称和位置，然后他宣布要服从哈里发的命令(公元638年6月)。经过30天的围攻，他夺取了法玛哈或称佩鲁西乌姆，掌握了埃及的锁钥要地，正如这个地方的得名，已经开启这个国家的进入通道，一直到赫利奥波利斯的遗址和现代开罗的城郊。
(二)孟斐斯和开罗的攻取及科普特人的归顺(638 A.D.)
孟斐斯位于尼罗河的西岸，离西边的金字塔和北边的三角洲只有很近一段路程。这个城市的周长有150个弗隆，展现古代国王的雄伟气势。在托勒密王朝和恺撒的统治下，政府的中枢移到海岸地区之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工艺和富裕使这个古代的都城尽失光彩，宫殿或至少是庙宇已沦落到荒凉和颓败的状态。然而，奥古斯都时代甚或是君士坦丁在位时，孟斐斯在行省的城市中，仍旧算得上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尼罗河的两岸在这个位置的宽度是3000英尺，有两座桥各由60艘船和30艘船组成，连接在河中央一个名叫罗达的小岛，这个小岛遍布花园和房屋。桥梁东端的尽头就是巴比伦镇和一个罗马军团的营地，用来保卫河流的通道和埃及的第二座府城。这个居于关键位置的要塞，可以将之描述为孟斐斯或密斯拉的一部分，被欧麦尔部将所率领的军队围得水泄不通。有一支4000名萨拉森人的增援部队很快到达他的营地，还有攻城的器具可以用来撞倒城墙，这些要依靠叙利亚盟军的技术和劳力。
然而围攻作战还是延续达7个月之久，轻率的入侵者受到尼罗河泛滥的围困和威胁。最后的攻击非常勇敢，终于获得成功。他们越过用铁钉加强的壕沟，架起云梯爬进要塞，嘴里喊着：“真主必定得胜。”把残余的希腊人赶到他们的船上或是罗得岛。后来征服者接受建议，把此地作为阿拉伯的海湾和半岛最方便的交通线，孟斐斯的剩余部分任其荒废。阿拉伯人架设帐幕的地方变成永久的居住区，第一座清真寺受到80位穆罕默德的友伴亲自前来祝福。一个新的城市在尼罗河东岸的营地上兴起，巴比伦和弗斯塔特相邻接的区域，在目前没落的状况下完全混淆在一起，通称为老密斯拉或开罗，事实上巴比伦和弗斯塔特成为开罗向外延伸的郊区。但开罗这个名字意为“胜利的市镇”，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现代的首都，是由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在第10世纪建立的。这个城市逐渐离开河流，不过稍为留心就可以看出，连绵不绝的建筑物是从赛索斯特里斯的纪念碑朝萨拉丁的清真寺方向发展。
阿拉伯人在获得光荣和利益的冒险行动以后，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找到了极有势力的盟友，不然就只能班师退回沙漠。当地土著的迷信和叛乱曾帮助亚历山大完成迅速的征服，他们憎恨那些波斯的压迫者，祆教的信徒焚毁埃及的庙宇，对阿匹斯神的肉身用亵渎的食物来举行盛宴。过了10个世纪以后，类似的原因再度产生同样的变革，为了支持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虔诚的科普特派基督徒激发高涨的热情。我在前面已经说明基督一性论者争论的源起和过程，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迫害行动不仅将一个教派转变为一个民族，而且使得埃及与皇帝的宗教和政府划清界限。雅各比派的教会将萨拉森人视为救星，在围攻孟斐斯期间，胜利的军队和奴役的人民公开他们之间秘密而有效的条约。
一位家世富有和出身高贵的埃及人名叫莫考卡斯，隐瞒了他的宗教信仰，获得管理行省的职位，趁着波斯战争的混乱局势渴望创造独立的机会。穆罕默德派遣的使节将他视为君王，但是他用贵重的礼物和含糊的恭维婉拒新宗教的建议。他的骑墙行为招致赫拉克利乌斯的痛恨，他之所以拖延降服的时间，完全是出于傲慢和畏惧。他的良知为利害关系所左右，要尽力讨好以获得全民的拥护和萨拉森人的支持。他与阿姆鲁第一次的会谈中，对于伊斯兰依照惯例提出选择——《古兰经》、贡金还是刀剑——莫考卡斯用神色不变的面容很平静地答复道：
希腊人决定接受刀剑的裁决，但是不管今生还是来世，我都已不愿再与希腊人打交道，甚至要与拜占庭的暴君断绝关系，包括卡尔西顿的信条和东方正教的奴隶在内。就我自己和我的弟兄来说，决定不论生死都要信仰基督的福音和统一的教义。我们不可能接受你们的先知所发起的宗教革命，但是我们期望和平，对于他在尘世的继承人，很乐意支付贡金和听从命令。
每名基督徒的贡金按人头计算规定为2个金币，但是老人、僧侣、妇女和未满16岁的儿童，可以获得豁免。居住在孟斐斯的上方和下游的科普特人誓死效忠哈里发，任何一名伊斯兰教徒旅行经过他们的国家，保证会获得3天最殷勤的接待。东正教在教会和民政方面采取暴虐的手段，现在被这份安全许可摧毁。圣西里尔的破门律在每个讲坛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神圣的建筑物和教会的产业回到雅各比派的手中，他们也毫不客气地享受片刻的胜利和报复。在阿姆鲁急迫的召唤之下，他们的教长本杰明从沙漠里现身，经过第一次晤面以后，持礼甚恭的阿拉伯人很感动地宣称，从来没有与比他更纯真无私和更年高德劭的基督教教士谈过话。欧麦尔的部将从孟斐斯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行军途中，可以相信热情和心怀感激的埃及人，保证安全不会发生问题。他们努力工作修复道路和桥梁，军事进展的每个阶段，可以依靠他们持续供应粮草和情报。在埃及的希腊人数量并没有超过土著的十分之一，结果被普遍的叛乱制服：他们在过去受到痛恨，现在他们不再被人畏惧，官吏从法庭逃走，主教也抛弃祭坛，远处的守备部队被包围的群众袭击，或是因粮食断绝而挨饿。要不是尼罗河提供了一条安全的通道直达海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通过他们的出身、语言、职务和宗教，可以联想到他们有可憎的希腊姓氏。
(三)亚历山大里亚的围攻和图书馆的毁灭(639—641 A.D.)
希腊人从上埃及的各行省撤退，在三角洲集结起一支实力颇大的兵力，尼罗河的天然和人工渠道为他们提供了一连串的据点，不仅防备森严而且有险可守。萨拉森人在22天全面和局部的战斗中获得胜利，花费很大的气力将前往亚历山大里亚的通路清理干净。在他们对外征战的编年史中，围攻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冒险行动。全世界第一个商业城市对于维持生存的物资和防卫作战的工具，可以获得丰硕的供应和补充，为了维护人权、宗教和繁荣，数量庞大的居民乐于参加战斗。土著的敌意也不利于萨拉森人，无法让他们获得和平共存和宗教自由的共同利益。海洋的通路还是继续敞开，要是赫拉克利乌斯预知大祸临头，一定会派罗马和蛮族的生力军源源不绝地进入港口，拯救帝国第二大城市。该城周长10英里，迫得希腊人分散兵力，何况主动积极的敌人又善于运用策略，但是这个椭圆形广场的两边，分别受到海洋和马里略湖的掩护，狭窄的终端所暴露的正面不到10个弗隆。阿拉伯人的努力应该可以完成困难的攻击，夺取价值极为高昂的奖赏。
欧麦尔从麦地那的宝座把注意力放在营地和城市上，他的谈话引起朝野的重视，要把在叙利亚的阿拉伯部落和老兵武装起来，埃及特殊的名气和富裕的程度使大家乐于争取圣战的功劳。忠诚的土著担心被东罗马帝国暴君毁灭或驱逐，奉献他们全部的力量来为阿姆鲁服务。他们拿盟军作为榜样，激起好战精神的火花。莫考卡斯怀着乐观的希望，情愿战死也要葬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圣约翰大教堂。欧提奇乌斯教长特别提到，萨拉森人的战斗具有狮子般的勇气，被围部队每日发起的出击几乎都被他们赶回城里，接着立即对城市的城墙和塔楼发起攻势。在每一次的作战行动中，阿姆鲁的刀剑和旌旗在穆斯林的前锋闪烁耀目的光芒。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奋不顾身的行动使他陷入险境：他的随从进入要塞被驱离以后，将领跟一个朋友和一个奴隶成为俘虏，落在基督徒的手里。当阿姆鲁被带到统领的面前时，他仍谨守自己的地位而无视当前的处境，高傲的态度和果断的语气，泄露了他是哈里发的部将.一名士兵已经举起战斧，目中无人的俘虏眼看就要被砍下头颅。他的奴隶凭着机智救了他的性命，立刻挥拳打主人的脸，带着愤怒的声调要他在长官的面前不可多嘴。轻信的希腊人受骗，愿意听对方所提出的条件，就把俘虏放了回去，希望换来更体面的使者。营地发出欢声雷动的呼声迎接将领的归来，讥笑不信者何其愚蠢。围攻14个月之后，萨拉森人虽然损失了2.3万人，但仍旧占有上风，丧失斗志和兵力大减的希腊人只有乘船离去，穆罕默德的旗帜插在埃及首府的城墙上面。阿姆鲁向哈里发提出报告：
我已经夺取西方世界这座大城，它的富裕和美丽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只能很简单地描述大概的情形：整个城市有4000间宫殿、4000座浴场、400所剧院或供消遣的场地，1.2万间出售蔬菜之类食物的店铺，以及4万名纳贡的犹太人。城镇完全用军队靠着武力攻占，没有同意任何条件或签署投降协定，穆斯林急着要摘取胜利的果实。
教徒领袖用坚定的态度拒绝洗劫全城的要求，命令他的部将要保留亚历山大里亚的财富和岁入，以供应公益和传播宗教之用。居民的数量要清点，缴纳的贡金要加重，雅各比派的宗教狂热和愤恨情绪要加以抑制。降服于阿拉伯人高压统治之下的东正教徒，只要偷偷而安静地举行礼拜活动，倒也可以得到法外施恩。羞辱和灾难的信息给身体日益衰弱的皇帝带来极大的痛苦，赫拉克利乌斯在丧失亚历山大里亚7个星期以后死于水肿。他的孙子尚未成年就接位统治，民众每天赖以生存的食粮中断而引起暴乱，逼得拜占庭宫廷要着手光复埃及的首府。在4年之内，亚历山大里亚的港口码头和海防工事，2次被罗马人的水师和军队占领。英勇的阿姆鲁正在应付内部的动乱局面，被从遥远的的黎波里和努比亚战事中召回，2次都把进犯的罗马人击退。但是熟练的袭击、重复的羞辱和顽强的抵抗，激怒了阿姆鲁，使他发出誓言，如果第三次他把不信者赶下大海，就会让亚历山大里亚像一座妓院，从每个方面都很容易进入。他为了信守诺言就拆除部分的城墙和塔楼，不过城市的民众受到赦免没有被惩罚，在胜利的将领阻止部队进行泄愤屠杀的地点，兴建一所取名为“怜悯”的清真寺。
博学的阿布·法拉吉乌斯曾经叙述过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悲惨命运，要是我对这件事不发表意见，一定会使读者感到失望。阿姆鲁的性格要比他的弟兄更为好奇和开明，这位阿拉伯的酋长在空闲时喜欢和约翰聊天。约翰是阿摩尼奥斯的最后一位门生，非常努力研究文法和哲学，获得“菲洛邦努斯”的绰号。他靠着和阿姆鲁的经常交往，大胆地请求蛮族把他们瞧不上眼的礼物送给他，在他来说这可是无价之宝。在亚历山大里亚所有被掳掠的物品和财产之中，只有皇家图书馆不曾被征服者视察和封存。阿姆鲁很想满足文法学家的愿望，但是他对忠诚的要求极为严格，没有获得哈里发的同意之前，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愿擅自处理。狂热信徒的无知使欧麦尔做出有名的回答：“如果希腊人的作品符合真主的经书，那就毫无用处，没有保存的价值；要是内容不一致，就会产生危害，必须加以销毁。”他的裁决被盲目地服从加以执行，用纸和羊皮抄写的书籍被分配给全城4000个浴场，数量是如此庞大，贵重的燃料足够6个月的消耗之用。自从阿布·法拉吉乌斯的作品《王朝》出现一个拉丁文译本以后，这个故事一直被人引用，每位学者心中都极为愤怒，为古代的知识、艺术和天才遭受无法挽回的摧残而痛心疾首。
拿我个人来说，对于事实和结果产生强烈的排斥之感，觉得整个事件实在怪异。那位历史学家也这么说：“读了就会大吃一惊!”须知这是一个外乡人在米底的境内，时间是600年以后，写出这篇独一无二的报道，可以用来反驳这个证据的作品，作者是年代更早的两位埃及基督徒，他们所写的编年史根本没有提这件事。其中有一位是欧提奇乌斯教长，他的作品还要更古老，对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征战有详尽的描述。欧麦尔不近情理的裁示，完全违背了伊斯兰辩护家所揭橥的正统圣训。他们很明确地表示，正义之战所获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书籍，一律不得焚毁。历史学家、诗人、医师和哲学家所著异教学术的作品，可以合法供信徒使用。穆罕默德最初几位继承人可能具有毁灭性更大的宗教狂热，然而在这个例证里，大火会因为缺乏可供燃烧的材料而迅速熄灭。
我无法一一简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所遭受的灾难，恺撒为了自卫在无意中点燃火焰，也许是基督徒恶毒的偏见要尽量毁灭偶像崇拜的纪念物。然而如果我们从安东尼时代已降到狄奥多西时代，便可以从一大串当时的证人口中获得实情，托勒密王朝出于求知和炫耀所搜集的40万册或70万册图书，早就不在皇宫或塞拉皮斯神庙里了。教堂和教长的府邸或许用大批存书来表示富有，如果说阿里乌斯和基督一性论者的争论大量烧毁在公众浴场，那么哲学家会付之一笑，认为终究对人类大有裨益。我为一些更有价值的图书馆随着罗马帝国一起毁灭而深感惋惜，但是当我认真地计算了一下消逝的时代、无知的浪费和战争的灾害时，使我感到惊讶之处是知识财富的累积而不是丧失。很多奇特和有趣的事实被遗忘埋葬，3位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留给我们残缺不全的作品，我们丧失希腊人很多美好的作品，像是抒情诗、抑扬格的讽刺诗和可以演出的戏剧作品。然而我们应该怀着感激之情牢牢记住，时间和事故的苦难到底还是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著，古人一致同意出于第一流的天才，应享受第一等的荣誉。古代知识的教师目前仍旧存在，精读并比较前辈的作品，并不认为能从求知的现代人手里夺走任何重大的真理、任何技艺和自然的发现。
(四)阿姆鲁在埃及的施政作为和富裕的状况
阿姆鲁在埃及的施政作为以平衡司法和行政的需求为目标：人民基于法律所获得的权益，真主会给予保障；来自联盟所获得的好处，在上位的人会尽量维护。当前的征服和拯救造成动乱，科普特人爱好争执以及阿拉伯人仗恃武力，对行省的安宁极为不利。阿姆鲁对于科普特人不惜公开宣称，党派倾轧和谎言欺骗将会遭到重罚：把自己憎恨的对象当作敌人来陷害，即使是原告都要接受处分；那些因嫉妒受到伤害和排挤的弟兄，只要真正无辜就会加以擢升。他用宗教和荣誉的动机鼓励族人要维持地位的尊严，温和与节制的行为会获得真主和哈里发的爱护。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接受他们的信仰，就应给予赦免和保护。
他们现在已经获得胜利，就要使自己满足于合法和光彩的报酬。他并不赞同用丁税这种简单而强迫的方式来催缴巨额的岁入，情愿订出合理和比例得当的税则，取消各种额外的苛捐杂税，要使农业和商业获得正常的利润。拨发贡金的三分之一作为渠道和运河的年度维修之用，这是公共福利最基础的工作。肥沃的埃及在他的治理之下使阿拉伯免予饥馑的灾祸，成串的骆驼满载着谷物和粮食，从孟斐斯到麦地那漫长的道路上首尾相接几无空隙。不过明智的阿姆鲁很快恢复了海上运输，过去的法老王、托勒密国王和恺撒，在这方面都有盘算或建树。开辟了一条从尼罗河到红海长达80英里的运河，内陆的航行能够把地中海与印度洋连接起来，后来因为不能发挥作用而且极为危险，很快遭到废止。等到政治中枢从麦地那移到大马士革以后，又担心希腊的舰队可以运用这条航线，威胁到阿拉伯人的圣城麦加。
哈里发欧麦尔对于新的征战之地，从世人的称誉和《古兰经》的传说中获得并不完整的认知。他要求部将把法老王的疆域和阿马莱基特人的状况，详尽地对他说明清楚。阿姆鲁的回答为这个奇特的国度，描绘出一幅鲜明而生动的图画：
啊!教徒领袖!埃及位于一条碎裂的山脉和一个红色的沙漠之间，黑色的沃土上面覆盖着绿色的植被。从赛伊尼到大海的距离骑马需要1个月的行程。一条大河沿着山谷向下奔流，受到最高神明的祝福，他在黄昏和清晨都休憩其中，随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而升起或降落。受到上天的安排，每年滋养大地的清泉和水源流淌不息，高涨的尼罗河成为声势惊人的激流，冲过埃及的领域，让人受益无穷的泛滥淹没广大的田地，村庄之间的联系依赖彩绘的小舟；等到洪水消退，肥沃的淤泥沉积，使得五谷都能茂密地生长。田地满是黑压压的农夫，就像成群辛劳工作的蚂蚁，他们虽然生性懒惰，但在工头的皮鞭之下只有努力干活，丰硕的收获使他们分享承诺的成果。他们的希望倒是很少不能兑现，拥有土地的财主不劳而获，取得小麦、大麦、稻米、豆类、水果和牛只，比起辛劳的农民享用更多的收成。整个国土的外貌依据季节的变化，装饰着银色的水波、青葱的绿地和金黄的谷物。
然而这种上天赐予的循环和秩序有时还是会受到干扰，征服的第一年，河流发生洪水长期延误和突然上涨的状况，成为传播很广和极具影响的传说。他们提到欧麦尔的恻隐之心，禁止用处女作为每年祭河的牺牲，愠怒的尼罗河毫无动静地成为一道浅流，等到把哈里发的谕令投入河里，听命的尼罗河在一夜之间涨到16肘尺的高度。阿拉伯人对新的征战推崇不已，使得浪漫的精神受到鼓舞而风行一时。我们从态度最严肃的作者所著述的作品中，读到埃及竟然遍满2万个城镇或村庄，而且除了希腊人和阿拉伯人被列入估值纳税外，仅仅科普特人就有600万缴纳贡金的臣民，或是不分男女老幼共有2000万人，因此每年付给哈里发财政部门的就有3亿枚金币或银币。我们根据理性的判断，对这种过分夸张的说法一定感到吃惊，要是测量适合人类居住地区的范围，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真相：这个河谷从北回归线到孟斐斯，宽度很少超过12英里，加上表面平坦的三角洲，总面积是2100个平方里格，加起来只有法国总面积的十二分之一。经过精确的计算可以获得合理的预估，所谓的3亿枚金币的税收可能是出于抄写者的错误，要是按照现在的岁入来说约为430万枚金币，其中有90万枚消耗在士兵的薪饷上。两份可信的表格出于现在和12世纪，把可以接受的数目限制在2700个村庄和城镇。一位法国领事长期居留开罗以后，竟然指出居民的人数包括伊斯兰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共有400万人，就人口众多的埃及来说，这个数目可以令人接受。
(一)阿卜杜勒首次入侵和后续的胜利(647—665 A.D.)
奥斯曼哈里发运用武力的初步企图是征服阿非利加，获得从尼罗河直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穆罕默德的友伴和部族的酋长都同意这个虔诚的计划，2万名阿拉伯人从麦地那出发，获得教徒领袖的赏赐和祝福。他们与2万名同胞在孟斐斯的营地会师，把战事的指挥大权授予阿卜杜勒。他是赛义德的儿子和哈里发的义弟，最近才取代在埃及的征服者和部将。他受到君主的厚爱以及身为哈里发的宠臣所建立的功勋，并不能完全抹去背教者的罪行。阿卜杜勒早年的改信皈依再加上文笔流利，受到推荐担任重要的工作，负责抄录《古兰经》的文页，结果他背叛被托付的职责，任意篡改经句内容，对自己所造成的错误还要加以讪笑，逃到麦加去躲避正义的制裁，把使徒的无知暴露在众人的面前。等到麦加被征服，他趴伏在穆罕默德的脚下求饶，希望凭着后悔的眼泪和奥斯曼的说项，能在勉为其难的状况下获得宽恕。然而先知宣称，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愿意让时间来化解那些宗教狂热门徒的愤怒，他们原先要用叛教者的血来为他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过去的背叛行为以及后来能有补救的机会，使得他只能死心塌地为宗教服务，凭着出身和才能在古莱西族人之中晋升到荣誉的位阶。
阿拉伯人是一个重视骑术的民族，阿卜杜勒的名声响亮，成为作战最勇敢和技术最高明的骑士。他率领4万名伊斯兰教徒，从埃及出发向着西方一无所知的国度进军。罗马的军团可能无法越过黄沙滚滚的巴卡地区，但阿拉伯人有忠诚的骆驼伴随在身边，沙漠的土著对地形和气候十分熟悉的环境毫无畏惧之感。经过艰难和困苦的行军之后，他们将帐篷安扎在的黎波里城墙的前面，这个滨海的城市与行省同名，逐渐将行省的财富和民众集中在那里，目前还在巴尔巴里的国家当中保持名列第三的地位。一支希腊人的增援部队在海岸遭到奇袭，被杀得溃不成军，然而的黎波里的防御工事挡住了第一次的攻击.禁卫军统领格列高利亲率大军迅速接近，萨拉森人只有另做打算，放弃围城这一极为辛劳的工作，以免受到夹击的危险，希望用会战来决一胜负。如果有12万人马前来追随格列高利的阵营，阿非利加人和摩尔人的乌合之众就会歼灭帝国的正规部队，这些土著凭实力和数量就能成为主人。格列高利义愤填膺地拒绝《古兰经》和贡金的选择，两军在几天之中都奋不顾身地接战，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只有在过度的劳累和极为炎热的状况下，才在各自的营地里寻找蔽荫和恢复体力。格列高利的女儿是个美丽动人和意志坚强的少女，据说追随在父亲的麾下过着戎马生活。她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而且刀法熟练，因武艺高强经常参与第一线的战斗而名闻遐迩。她以自己的婚约为悬赏，加上10万枚金币要收购阿拉伯主将的头颅，阿非利加的青年受到激励，想要赢得光荣的奖品。阿卜杜勒在他的弟兄苦苦哀求之下，本人不得不从战场退出。萨拉森人的士气因主将的撤离而受到打击，双方进行势均力敌的搏斗，无法分出胜负。
有位出身高贵的阿拉伯人，后来成为阿里的敌手和哈里发的父亲。祖贝尔在埃及以英勇出名，是第一位率先从云梯登上巴比伦城墙的战将。在阿非利加战争中，他从阿卜杜勒的麾下分遣出去独当一面。接到会战的消息后，祖贝尔带着12个同伴抄近路穿越希腊人的营地，强行通过以后，既没有进食也不休息，立刻参加战斗分担弟兄们所面临的危险。他的眼光扫过战场说道：“我们的将领在哪里？”“在他的帐篷里面。”“难道穆斯林的将领拿帐篷当成作战的岗位？”阿卜杜勒为过于重视自己的生命而感到羞愧，罗马统领以赏金作为诱惑好让大家卖命。祖贝尔说道：“对于不信者这种卑劣的行为，大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要各队列传话下去，取得格列高利的头颅除了可以获得他那被俘的女儿，此外还给予10万枚金币的奖赏。”
祖贝尔鼓舞着士气，哈里发的部将把自己的策略交给他执行，就当前长期斗争获得的平衡来看，态势的发展对萨拉森人相当有利。阿拉伯人靠着不断的运动加上巧妙的掩饰，以弥补兵员的不足，把部分兵力藏在帐篷里，其余的部队与敌人进行非正规的前哨战，并且尽量拖延时间，直到太阳高挂在天顶。阵线的两翼逐渐显出脚步蹒跚的疲态向后退走，他们的马匹像是失去了控制，武器都垂在两侧举不起来，敌对的民族像是准备乘夜间恢复疲劳，等到明天再接战。突然之间传出冲锋的声音，阿拉伯人营地涌出一群精力充沛和英勇过人的战士，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漫长的战线，被信徒新投入的特遣部队袭击，在宗教狂热者看来，就像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对方在措手不及的状况下败得溃不成军。统领被祖贝尔亲手所杀，他的女儿想要报仇决一死战，也受到包围成为俘虏。逃走的人员也为一个名叫苏费土拉的城镇带来灾难，他们想在那里避过阿拉伯人的追杀。
苏费土拉位于迦太基南方约150英里，建在很平缓的斜坡上，有一条奔腾的溪流供应所需的用水，四周都是绿树成荫的杜松，它的遗迹有一座凯旋门、一个柱廊和三座科林多式柱型的庙宇，激起前来参访的人的好奇心，难免要赞誉罗马人的伟大成就。这座富裕的城市失陷以后，省民和蛮族恳求征服者在各方面都要大发慈悲。贡金的提供或是信仰的皈依，能使他们胜利的虚荣和宗教的狂热获得满足，但是人员的损失和疲乏以及时疫的流行，使他们无法建立实质上的统治。萨拉森人在打完一场历时15个月的战役之后，带着阿非利加远征所获得的俘虏和财富，班师撤回埃及的国境。哈里发应得的五分之一掳获物，全部赐给一名宠臣，名义上支付的金额是50万枚金币。这种令人失望的处理方式难免会引起不满，因为在分配战利品时，每个步卒不过是1000枚金币，骑兵是3000枚金币。祖贝尔是杀死格列高利的功臣，应该有权获得最贵重的胜利奖赏，但他保持沉默好像自己已经在战场阵亡。直到统领的女儿看到他而流泪和喊叫，骁勇善战的士兵才显现出男子汉气概和谦让的态度。这位不幸的处女成为女奴，几乎被杀害她父亲的凶手拒绝。祖贝尔很冷静地宣称，他的剑非常神圣，完全用来为宗教服务，战阵的辛劳所获得的赏赐，远远超过凡间美女的诱惑或短暂尘世的财富。只有一种报酬适合他的天性，就是有幸向奥斯曼哈里发报告这次成功的用兵。他的军中同伴、酋长和民众都聚集在麦地那的清真寺，听取祖贝尔极其有趣的描述。演说家绝口不提自己的建议和行动所建立的功勋，以至阿拉伯人将阿卜杜勒的英雄行径与哈立德和阿姆鲁相媲美。
(二)萨拉森人的发展状况和凯罗安的建立(665—689 A.D.)
萨拉森人对西部的征服延后了将近20年，直到倭马亚王朝建立、平息内部的争执为止，阿非利加人向穆阿维亚哈里发提出呼吁，请求他亲自前往解救他们。赫拉克利乌斯的继承人知道阿非利加人要遵照条约规定，向阿拉伯人缴纳贡金，但是对他们的不幸非但没有怜悯和援助之心，反而要阿非利加人如数奉上等值的罚锾，现在变成要缴纳双倍的贡金。拜占庭的大臣对贫穷和衰颓的怨言充耳不闻，阿非利加人处于绝望之境，宁愿只受一位主子的统治。迦太基教长被授予民政和军事大权，却只知道一味地压迫勒索，使得罗马行省的各教派甚至于正统教徒弃绝暴君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统治权威。
穆阿维亚派出的第一位部将获得了应有的名声，他攻占了一座重要的城池，击败希腊人一支3万人的军队，掳走8万名俘虏，获得的战利品极为丰厚，使叙利亚和埃及的大胆亡命之徒都发了一笔横财。不过要是按照更为公正的说法，他的后任阿克巴才真正得到了阿非利加征服者的头衔。阿克巴率领1万名最剽悍的阿拉伯人，离开大马士革向西方进军，由于数以千计的蛮族加入，穆斯林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很多，这些蛮族虽然已经改宗皈依，但是能否给予他帮助还是未知之数。要想详尽追述阿克巴的行进路线，不仅困难也没有必要。东方人用虚构的军队和想象中的城堡，把内陆地区形容得人多势众。在扎布或努米底亚这个战事频仍的行省，8万名土著全副武装集结起来，但是提到市镇的数量有360个，从当时对农业的无知或衰败来看，这根本是自相矛盾的事。
埃尔贝或兰伯撒的遗迹是内陆地区的古老城市，据说周长有3个里格，诸如此类的状况已经无法证实。接近海岸地区的众所周知的城市像是布吉亚和丹吉尔，把萨拉森人的胜利限制在更确定的范围之内。残余的贸易活动仍旧依靠布吉亚极为便利的港口，在商业更为繁荣的时代，据说此地有2万家住户，从邻近的山区可以挖到产量丰富的铁矿，应该能够将防御的器械供应给更勇敢的民族。廷吉或丹吉尔的位置偏远，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神话中被修饰得犹如仙境，因而在古代享有盛名。尤其是阿拉伯人将其比拟成实力和富裕的象征，说是用铜铸成一道城墙，房屋盖着金瓦和银瓦。毛里塔尼亚·廷吉塔纳行省采用首府的名字，罗马人对这个地区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前来定居垦殖的状况并不理想，只有5个殖民地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位于稍南方的部分除了那些供应奢侈品的代理人，就很少有人前去探测，他们要进入森林去搜寻象牙和香橼树，或是为了提炼紫色染料的贝类而前往大洋的海岸。
胆大包天的阿克巴深入这个国度的腹地，越过未知的荒野，使追随他的后来者在此建立起菲兹和摩洛哥华丽宏伟的首府。他终于到达大西洋和大沙漠的边缘。苏斯河从阿特拉斯山的西侧流下，这里的土地就像尼罗河地区一样的肥沃，邻近的国土是加那利群岛或称幸运群岛，位于大洋之中，需要航行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最后一支摩尔人居住在苏斯河的两岸，这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部落，不知法规、纪律和宗教为何物。东方的武器带来无法抗拒的恐惧，他们从未见过，为此感到极为惊骇。由于他们没有金和银，只有美丽的女性是最值钱的战利品，被掳掠以后有些可卖到1000枚金币的高价。
阿克巴展望无边无际的大洋，他的冒险事业受到了阻碍，并不是欠缺宗教的信心。他策马冲入波涛之中，仰望上天，发出狂热教徒的豪语：“伟大的真主，如果不是海洋挡在前面，我还会继续前进，到达西方不知名的王国，让他们知道世上只有唯一的圣名，除了真主不可敬拜任何神明，凡是反抗、不从命的民族，我会用剑惩罚他们。”然而这位伊斯兰教的亚历山大，对着新世界发出感叹之声，却没有能力保持现有的征战成果。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发生叛乱，他从大西洋的海岸被召回，受到优势敌军包围，战到最后一人，使他死得其所，最后的场面可以表现出民族精神，使他显得更为崇高伟大。有位野心勃勃的酋长曾经和他发生争执，后来在作战中失利被擒，被当作俘虏牵进阿拉伯将领的营地。暴乱分子们相信这个酋长一定心怀不满想要报复，他却藐视他们的提议并且揭露他们的企图。在这生死一瞬之际，感激的阿克巴将这位酋长的脚镣打开，劝他赶快退回去。酋长的选择是要死在对手的旗帜之下，他们像朋友和殉教者那样尽释前嫌，然后拔出弯刀要奋战到底，直到最后酋长被杀死在阵亡同胞的身边。祖赫尔是第三位将领或阿非利加的总督，要为前任报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在多次会战中击败了很多民族。君士坦丁堡派遣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前来解救迦太基，他前往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摩尔人的部落习以为常的事是参加入侵者的行动，分享抢劫的成果，公开皈依他们的信仰。但等到伊斯兰教徒第一次撤离或失利以后，他们立刻反叛，以保持独立自主和偶像崇拜的野蛮状况。谨慎的阿克巴建议在阿非利加的腹地成立一个阿拉伯人殖民地，坚固的城堡可以抑制蛮族的不稳和善变，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确保有一个避难的地点，以保护萨拉森人的家庭和财产。基于这种观点，伊斯兰教纪元第50年他建立了殖民地，取了“凯罗安”这个普通的名字，像是用来作为商队的驿站。目前此地虽然已经式微，但在突尼斯王国还是保持着第二把交椅，位于内陆，在都城的南边约50英里，东边到海有12英里，可以保护突尼斯不受希腊和西西里舰队的侵袭。当野兽和毒蛇被清除殆尽，森林和荒野也都清理干净，在一块沙质平原上发现了罗马市镇的遗迹。在重新兴建起来的凯罗安，可供食用的谷类和蔬菜要从远处运来，缺乏水源使居民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把供应不稳定的降雨收集在水槽和储水池里。
阿克巴用辛劳的工作来克服这些障碍，他设计了周长有3600步的水库，在它的四周砌了一道砖墙将之团团围住，总督的府邸在五年的时间里环绕相当数量的私人住宅，一座宽敞的清真寺所用的支撑是500根花岗岩、斑岩和努米底亚大理石的石柱，凯罗安成为帝国的政治中枢和学术重镇。但是这些都是后来时代的光荣事迹，阿克巴和祖赫尔相继败北，使新的殖民地摇摇欲坠，阿拉伯君主政体的内争再度使远征西方的行动为之中断。骁勇的祖贝尔有子承父业，维持12年的战争，为了对抗倭马亚王朝，进行了一次长达7个月的围攻作战。阿卜杜勒据说兼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但是即使他能遗传父亲的英勇气势，论及慷慨豪迈的风范还是不如父亲。
(三)迦太基的攻占和阿非利加最后的征战(692—709 A.D.)
国内恢复和平的局面，使得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再度发起阿非利加的征服行动，此任务被授予埃及总督哈桑，用王国的岁入供应一支4万人马的大军，从事这项重要的神圣工作。战争变化难测，萨拉森人在内陆行省互有胜负。不过滨海地区始终掌握在希腊人的手里，哈桑的前任顾虑到迦太基的名声和工事，防守部队获得增援，主要来自逃离卡贝斯和的黎波里的难民和流亡人员。哈桑的用兵更为大胆而且运气甚佳，攻占和洗劫了阿非利加的城市区域。提到云梯的运用证实他对突击抱着怀疑的态度，预期的手段还是采用正常的围攻，作战的时间会拖延甚久。然而等到基督徒的援军出现，征服者一厢情愿的想法立即成为泡影。身居统领和大公的约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知名将领，率领东部帝国的大军在君士坦丁堡上船，会合西西里的战船和士兵，以及一支战力强大的哥特人增援部队，西班牙王国之所以提供兵力是出于恐惧和宗教因素。联军凭着海上战力的优势，冲破防卫海港入口的铁链，阿拉伯人退到凯罗安或是的黎波里。基督徒开始登陆，市民高举十字架的旗帜，整个冬季毫无进展，沉醉在胜利或拯救的美梦之中。
阿非利加无可挽回地沦陷了：狂热的教徒领袖感到异常愤怒，准备在翌年春天用水陆并进的方式运来更多的部队，这回换成大公被迫要从迦太基的据点和工事里撤走。在尤蒂卡的近郊发生了第二次会战，希腊人和哥特人再度败北。他们的营地被对方包围，但是防壁薄弱无法发挥效用，他们突围而出，及时登船离开，免得丧生在哈桑的刀下。残留的迦太基面临的下场还是在烈焰中化为焦土，狄多和恺撒的殖民地荒芜破败已有200多年，等到法蒂玛王朝第一任哈里发在位，有一部分老城区面积还不到原有的二十分之一，重新成为人烟聚集的区域。西方世界位居第二位的都城在16世纪初叶，所见的景象是一座清真寺和一所没有学生的学院，25家或30家店铺，500多名农民所居住的木屋，他们陷入极为可怜的赤贫困境，展现当年布匿战争议员的傲慢所产生的结果。毫无价值的村庄也被西班牙人完全毁灭，查理五世将它们配置在戈勒塔的堡垒四周。迦太基的废墟都已消失不见，要不是一条供水渠道还剩下若干残破的拱门，可以引导前来凭吊古迹的旅客，任何痕迹都无法找到。
希腊人已经被赶走，不过阿拉伯人还不能算是迦太基地区的主人。内陆行省的摩尔人或柏柏尔人，在早期恺撒的压迫下是何等的衰弱不振，对于拜占庭的君王又是何等的强硬不屈，现在遭受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宗教和权势的威胁，维持着混乱毫无秩序的反抗。他们的女王卡赫娜高举起义的旗帜，独立的部落获得相当程度的合作和纪律。摩尔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于她们具有女先知的身份，抱着与对方相同的宗教狂热攻击侵略者。哈桑的老兵队伍并不适合在阿非利加进行守势作战，一个世代的征战成果在一天之内丧失殆尽。阿拉伯的酋长被这股洪流击溃，退回埃及的国境之内，等待了5年之久才获得哈里发所应许的援军。萨拉森人撤走以后，胜利的女先知召集摩尔人的酋长举行会议，提出一个非常奇特和野蛮的政策。她说道：
我们的城市和城里聚集的金银，长久以来吸引阿拉伯人动武掠夺。我们不愿据有这些无用的金属，地上最简单的产物就会使我们得到满足。让我们摧毁这些城市，连同带来祸害的财富一起埋葬在废墟之中。缺乏足以引起敌人贪婪的诱惑，或许他们就不会来打扰一个好战民族的安宁。
这个意见被毫无异议地欢呼接受。从丹吉尔到的黎波里，建筑物或至少是各种工事堡垒都被拆除推倒，果树被砍伐一空，耕种维生的工具全部毁弃，土地肥沃和人口稠密的田园变成一片荒漠。就是较为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祖先的繁荣和当前的荒芜所留下的痕迹之间那极大的差异，现在仍旧可以辨识。以上是现代阿拉伯人所抱持的说法，然而我感到极其可疑，他们对于古代的状况根本没有概念，喜欢说些无稽之言，颂扬野蛮的哲学成为流行之事，300年来的灾难起于多纳图斯派和汪达尔人首先产生的暴怒，他们却全部描述为当地部族自动自发的行为。卡赫娜的叛乱在发展的过程中，当然会造成破坏的行动，等到这些城市警觉到会遭到毁灭，不仅感到极为恐惧也会觉得疏离，毕竟他们曾不情不愿地屈服于她那种毫无意义的束缚。他们对回归到拜占庭的统治不抱任何希望，也许没有意愿。他们处于当前的奴役状况，并不会因公平正义的利益获得慰藉。就是信仰最虔诚的正统教派，也宁愿接受《古兰经》并不完美的真理，总比摩尔人盲目和粗俗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
萨拉森人的将领再度接受“行省救星”的称呼，文明社会的友人采取阴谋行动对付当地的蛮族，摩尔人的女先知在第一场会战中被杀。在她的迷信和帝国上面建立的政府组织，缺乏稳固的基础，很快被推翻。在哈桑的继承人统治之下，叛乱死灰复燃，穆萨和他的两个儿子采取积极的行动，叛乱终于完全扑灭。叛徒的数量是如此众多，胜利者竟敢宣称获得30万名俘虏，呈送给哈里发的五分之一是6万人，全部出售后所得资金充做公众福利之用。3万名蛮族青年被分配到部队中服役，穆萨全力投入虔诚的宗教工作，谆谆教诲《古兰经》的认知和践行，使阿非利加人习惯于服从真主的使徒和教徒领袖。摩尔人逐水草而居，生长的环境和部族的组织、饮食的方式和居住的状况，与沙漠里的贝都因人几乎完全一致。他们连同宗教在内，很骄傲地采用阿拉伯人的语言、姓氏和出身。外来人士和当地土著的血统逐渐混杂，从幼发拉底河到大西洋，像是同一个民族散布在亚洲和非洲的沙质平原。然而我并不愿否认，为数达5万个帐篷的纯种阿拉伯人在迁徙，越过尼罗河，散布在利比亚沙漠；我也不是不知道还有5个摩尔人的部落，仍旧保留野蛮人使用的语汇，获得白种阿非利加人的称呼和特质。
(一)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的起因和当时的状况(709 A.D.)
分别从北方和南方发起的征战行动，使哥特人和萨拉森人在欧洲和非洲的边界上遭遇。就萨拉森人的意见而论，宗教信仰的不同是敌对和战争的主要原因。
早在奥斯曼当政时，像海盗一样抢劫的分遣舰队蹂躏着安达卢西亚的海岸，同时他们也不会忘记哥特援军前来解救迦太基一事。那个时代如同今日，西班牙国王据有休达的城堡，形成“赫拉克勒斯之柱”的一根支撑，与欧洲的支柱或尖岬隔着狭窄的海峡遥遥相对。阿拉伯人在阿非利加的战事仍未取得毛里塔尼亚这一小部分领土，但穆萨在获胜之后过于傲慢，哥特将领朱利安伯爵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勇气，将他从休达的城墙前面击退。穆萨陷入失望和困惑之中，但基督徒首长送来未曾预料的信息使他感到喜出望外，说是愿意提供地方、人员和武器给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恳求他们的军队侵入西班牙的内陆，好为受到侮辱的名誉复仇雪恨。要是我们探索朱利安之所以背叛的原因，西班牙人会一再提到流传不已的故事，说他的女儿卡瓦是处女，受到君主的诱骗或奸淫，她的父亲渴望报复，甚至牺牲自己的宗教和国家亦在所不惜。君王的激情经常会胡作非为，带来毁灭的后果，但是这种众所周知的情节，本身带有浪漫的气氛，却很难找到客观的证据来支持发生的事实。西班牙的历史会令人联想到某些利益和政策的动机，倒是很合于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的胃口。
威提扎去世或退位以后，两个儿子受到罗德里克的排挤被取而代之。罗德里克是野心勃勃的哥特贵族，他的父亲是行省的总督或公爵，在前朝的暴政中失势成为牺牲品。君主政体仍旧运用选举的方式，威提扎的儿子接受登上宝座的教育，现在却处于平民的地位，因此感到无法忍受。两兄弟的愤恨会带来危险，因为欺瞒成性的宫廷对这种状况要加以掩饰。他们的追随者想要获得好处和承诺，就要激起一场革命。而且他们的叔父欧帕斯是托莱多和塞维尔的总主教，不仅在教会居于首位，就是在整个国家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发生了一次没有成功的党派倾轧和密谋活动后，朱利安很可能涉入不荣誉的事件当中，他在新的朝代不仅丧失希望而且面临更大的恐惧。罗德里克和他的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等到他登基成为国王后，以他那种鲁莽的个性，不会忘记更不会宽恕。
朱利安伯爵的功勋和影响力，使他成为一个作用关键和势力强大的臣民，他有广大的田产、为数甚众且胆大妄为的追随者，更为重要的是手下担任着安达卢西亚人和毛里塔尼亚人的指挥官，等于把西班牙王国的锁钥掌握在他的手里。不过，单是靠手上这些武力要与他的君王对抗还显得太薄弱，还要寻求国外势力的帮助。他用轻率的态度邀请摩尔人和阿拉伯人出兵，给西班牙带来长达800年的祸害。在他的信件或私人会晤中，他把国家的财富和虚弱轻易地泄露出去，君王的弱点是不得民心，娇柔的民族不断堕落。
哥特人不再是那个百战百胜的蛮族，过去他们使罗马的骄傲有所收敛，掠走许多国家的王后，从多瑙河一直打到大西洋如入无人之境。比利牛斯山使得他们与世界隔绝，阿拉里克的继承人在长期的和平环境里酣睡，城市的城墙倒塌在灰尘之中，年轻人不再练习各种武艺，仗着古老名声用傲慢态度进入战场，侵略者第一次攻击使他们原形毕露。首战即轻易成功，产生重大的后果，激起萨拉森人的雄心壮志，但要获得教徒领袖的首肯才能继续任务。他的信差带来瓦立德的批示，可以并吞西方未知底细的王国，纳入哈里发的宗教和统治之下。穆萨在丹吉尔的住所进行秘密和小心的通信联系，加紧各项准备工作；谋叛者的懊悔为欺骗的保证所安抚，穆萨说他满足于光荣的战绩和丰富的战利品，没有意愿越过分隔非洲和欧洲的海洋，到对岸去建立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二)阿拉伯人的登陆行动和进军过程(710—711 A.D.)
穆萨对位于国外土地上的叛徒和不信者，在肯定他们会遵守信用而投入己方的大军之前，先进行危险性较小的试验，可以得知他们的力量和真实的状况。100名阿拉伯人和400名阿非利加人，从丹吉尔或休达乘坐4艘船渡海，他们下船的地点在海峡对面的海岸，特别用塔里夫酋长的名字来为这个地方命名，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期是伊斯兰教纪元91年的斋月，或是恺撒征服西班牙的纪元748年7月或基督纪元710年7月。他们从下船的位置行军18英里，通过一个多山的地区到达朱利安的城堡和市镇，并且将这个地方叫作绿岛(现在仍然称为阿尔及泽尔Algezire)，经由一个绿油油的海岬到达海边。他们受到友善的接待，很多基督徒参加他们的阵营，他们侵入生活富裕而又毫无防卫的行省，获得极为丰硕的战利品，还能够安全归去。这些状况在军中袍泽之间传播开来，成为获得胜利的最佳预兆。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5000名老兵和志愿军在塔里克的指挥下上船，他是一位英勇过人而且战技精湛的战士，表现之佳已超过酋长的期望，忠实的盟友费尽心血供应所需的运输工具。萨拉森人在“欧洲之柱”或“欧洲之岬”登陆(公元711年4月)，后来以讹传讹地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直布罗陀，要是按照阿拉伯文的原意是“塔里克山”。这个营地有一道壕沟，成为要塞最早的外围轮廓，后来落入我们同胞的手里，可以用来抵抗波旁王朝的诈术和权势。邻近的总督将阿拉伯人的袭击和进军向托莱多宫廷提出报告，罗德里克命令他的部将伊迪可前去追捕这些无法无天的异乡人，战败的消息传来，使他得到警告知道局势的严重。哥特王国的公爵和伯爵、主教和贵族接获皇家下达的召集命令，率领他们的追随者开始集结兵力。
根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看法，罗德里克的头衔是罗马国王，理由是西班牙各个民族之间，无论是语言、宗教还是生活习惯都极为类似。罗德里克的兵力全部约有9万到10万人，战力极为强大，使得敌军根本难以抗拒，前提是他们的忠诚和纪律要能与数量相配。塔里克的部队已经增加到1.2万名萨拉森人，但朱利安发挥影响力，吸引了很多对罗德里克不满的基督徒，还有成群的阿非利加人抱着贪婪的心理，要尝试《古兰经》在尘世的福气。加的斯附近有个称为泽里斯的小镇，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这里的一场会战决定了王国的命运(公元711年7月19—26日)。注入海湾的溪流名叫瓜达雷提河，将两军的营地分开，非常特别之处是连续进行3天的前哨战斗，双方旋进旋退而且伤亡甚重。两军到了第四天发起更为惨烈的决战，阿拉里克要是看到这种不成器的继承人，一定会感到羞耻而无地自容：罗德里克的头上戴着珍珠的冠冕，身穿金线和丝绣的飘逸长袍，躺在舁床或象牙装饰的车上，由两匹白色的骡子拖曳。
虽然萨拉森人的作战极为英勇，但在优势敌军的压迫下感到意志消沉，泽里斯平原上散布着1.6万名阵亡者的尸首。塔里克对还活着的同伴说道：“弟兄们!前面是敌人而后面是大海，我们能逃到哪里去？跟随你们的将领前进!我的决定是奋战到底，不是光荣地阵亡，就是将罗马国王踩在我们的脚下。”除了决定负隅一战，他对朱利安伯爵非常有信心，因为伯爵与威提扎的儿子和弟弟建立了秘密的通信和夜间的会晤。两位王子和托莱多的总主教占领了最重要的阵地，及时的叛变使基督徒的列阵出现裂口，每位武士产生了畏惧和疑惑的心理，要考虑本身的安全，哥特军队的剩余人员在连续3天的逃走和追击中，不是星散就是遭到毁灭的命运。罗德里克在秩序大乱的状况下，赶紧离开乘坐的车辆，骑上脚程最快的骏马奥雷利亚。他想要逃避士兵取他性命的刀斧，反而更加羞辱地葬身在波提斯河或瓜达尔基维尔河。发现他的冠冕、衣袍和坐骑散布在河岸，哥特君王的尸体已经消失在波涛之中。
哈里发出于骄傲和无知，对于地位较低者的头颅仍然感到满意，为了军事的凯旋而将头颅展示在大马士革皇宫的前面。这位勇气百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继续说道：“那些从战场上退却的君王，就会遭到这种下场。”
朱利安伯爵深陷罪行和羞耻之中，唯一的希望是覆灭整个国家。泽里斯会战以后，他向胜利的萨拉森人提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哥特国王被杀，王子在你们的面前逃走，军队已经溃败，整个国家陷入惊慌失惜的形势中。只要有足够的分遣部队，就可以确保征服贝提卡地区的城市。但是要趁着基督徒分心之际，来不及也无法平静下来选出新的国君前，毫不耽搁地亲自向皇都托莱多进军。
塔里克听从他的建议。有一名罗马战俘和改信者，后来由哈里发亲授公民权，率领700名骑兵突击科尔多瓦。他游过河流，对市镇发起奇袭，基督徒被赶进大教堂，在那里负隅顽抗达3个月之久。另外一支分遣部队荡平贝提卡的滨海地区，等到摩尔人的权势衰亡到了末期，这个狭窄的空间构成人口众多的格林那达王国。塔里克从波提斯河向塔古斯河行军，直接越过分隔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莫雷纳山脉，然后辛领军队出现在托莱多的城下。即使城门还在关闭的状况，最虔诚的正统基督徒已带着圣徒的遗骸逃走。胜利者同意签署一纸公正合理的投降条约：自愿的流亡人士在离开时允许携带他们的财产；七座教堂拨给基督徒作为礼拜之用；总主教和教士可以自由履行他们的圣职；僧侣可以从事或放弃他们的苦修；哥特人和罗马人对所有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可以运用他们的法律和官员保留次级审判权。然而要是塔里克的公正可以保护基督徒，那么他的感激和政策主要是用来酬庸犹太人，由于他们在暗中或公开的协助，使他能够唾手获得最重要的城市，在这方面他对犹太人更是亏欠良多。
西班牙的国王和宗教会议对他们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经常要他们在放逐和受洗这两条路中做一选择，使得被社会弃绝的民族要抓住报复的机会。比较过去和现在所遭遇的状况，就是确保忠诚最好的誓词。摩西和穆罕默德的门徒之间的联盟，一直维持到他们全面遭到驱逐的最后时刻。从托莱多的皇室政治中枢，阿拉伯人的领袖向北扩展他的征服范围，把现在卡斯蒂利亚和里昂的领域都包括在内。但是没有必要列举在他接近时屈服的城市，或者再度叙述“翡翠之桌”的事迹：罗马人在东方将它当成掠夺物抢走，哥特人在罗马将它当成战利品据为己有，最后被阿拉伯人将它当成礼物送给大马士革的哈里发。越过奥斯图里安山脉后，滨海的城镇吉洪成为穆萨的部将前进的极限。他用旅客的速度实施胜利的行军，从直布罗陀的山岩到比斯开湾的距离是700英里。陆地的尽头逼得他只有撤退，受到召唤赶回托莱多，要为自己僭越的行为提出辩解，为何趁着将领没有亲临就要征服一个王国。
西班牙在更为野蛮和混乱的情况下，抗拒罗马人的武力达200年之久，竟然在几个月之内就被萨拉森人占领，非常急切地降服和签订条约，从记载得知只有科尔多瓦的总督是唯一的没有提出条件顽抗到底军政首长，最后成为俘虏落到敌人手里。哥特人的统治在泽里斯的战场获得最终的判决，在整个国家怀忧丧志的状况下，王国的每个部分都拒绝再与敌手斗争，因为整体的联合力量已经被阿拉伯人击溃，何况连续两个季节的饥馑和瘟疫，早已将他们的实力消耗得所剩无几。有些总督急着要投降，在受到围攻时夸大收集粮食的困难。为了解除基督徒的武装，迷信同样可以发挥最大的恐惧作用，狡猾的阿拉伯人鼓励有关梦境、征兆和预言的传闻，以及闯进皇宫一个房间时发现西班牙征服者命中注定的画像。然而烈焰的一个火花还是继续存在，有些绝不妥协的流亡人员，情愿在奥斯图里安的山谷过着贫穷而自由的生活，强壮的山地人击退哈里发的奴隶，贝拉基乌斯的宝剑变成正统基督徒国王的权杖。
(三)穆萨征服西班牙及失势被黜的本末(712—714 A.D.)
穆萨在获得迅速成功的消息以后，竟然自贬身份把对部将的赞许变成嫉妒，不是抱怨，而是开始害怕塔里克不让他有一试身手的机会。他率领1万名阿拉伯人和8000名阿非利加人，直接从毛里塔尼亚渡海前往西班牙。他的同伴中以古莱西族最尊贵的人物居首位，把长子留下负责阿非利加的军事指挥，另外3名较年幼的兄弟凭着他们的年龄和精神，可以支持父亲最大胆的冒险事业。穆萨在阿尔及泽尔登陆以后，接受朱利安伯爵极为尊敬的款待。伯爵抑制内心的悔恨，用言语和行动向他证实，阿拉伯人的胜利不会损害到依附他完成大业的决心。仍然有些残留的敌人需要穆萨用武力来平定：哥特人之所以迟迟不愿改变态度，是将自己的兵力和侵略者相比的缘故；有些城市认为塔里克拒绝向他们进军，是顾虑到他们的城池坚固无法攻陷的缘故；最勇敢的爱国志士还在守卫塞维尔和梅里达的城防工事。穆萨不辞劳苦地继续围攻和占领这些城市，将营地从波提斯河转移到阿纳斯河，再从瓜达尔基维尔河搬迁到瓜迪亚纳河。
当他在琉息太尼亚的古老都会区，看到罗马人极为雄伟的工程，诸如桥梁、供水渠道、凯旋门和剧院，于是向4位同伴说道：“我认为人类在建造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将艺术和能力做出完美的结合，谁要是能成为它的主人一定感到极为高兴。”他盼望能获得令人愉悦的结局，然而埃梅里坦人自认他们的祖先渊源于奥古斯都的军团老兵，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在这种状况下要坚持绝不妥协的立场。他们不愿躲在城墙里任由敌人攻打，决定要在平原与阿拉伯人堂堂正正地展开会战。但阿拉伯人拿采石场或是城市废墟做掩蔽，一支伏兵从里面突然冲杀出来，不仅惩罚他们出战的不智行动，也将他们的退路切断。推动攻城的木塔直抵防壁的墙脚，但是梅里达的防御作战旷日持久，获得“殉教之堡”的称呼，证明穆斯林的伤亡极为惨重，坚忍不拔的被围城市最后还是屈服于饥馑和绝望。谨慎的胜利者用仁慈和钦佩来掩饰心焦如焚的窘状，允许他们选择流亡放逐或缴纳贡金，教堂按数量由两个宗教平分。凡在围城中阵亡和撤退到加利西亚的人，他们遗留的财产充公，作为伊斯兰信徒的报酬。
穆萨在梅里达到托莱多的半途，身为部将的塔里克向哈里发的代理人致敬，引导他前往哥特国王的宫殿。他们举行首次会谈，态度冷淡而且正式，穆萨要求将西班牙的财富列出一份详尽的清单，这样一来使塔里克的人格受到怀疑和羞辱。这位英雄人物被穆萨囚禁和辱骂，甚至在亲自动手或指使之下，对他施与极为可耻的鞭笞。然而最早期的穆斯林，纪律是如此的严格，信仰是如此的纯真，习性是如此的驯服，塔里克接受公开的侮辱以后，还是在穆萨的手下服务，受到重用去攻打塔拉戈尼斯行省。古莱西人的慷慨作风使他们在萨拉戈萨兴建一座清真寺，巴塞罗纳的港口被开放给叙利亚的船只，哥特人被赶过比利牛斯山回到塞普提马尼亚或朗格多克的高卢行省。穆萨在卡尔卡松的圣玛利亚大教堂，发现了7尊大块纯银制作的骑马雕像，至于要说他将这些值钱的宝物留下，似乎是无法令人相信的事。他从远征的极限也就是纳博讷的圆柱，沿着来时的路径回到加利西亚和琉息太尼亚滨临大洋的海岸。在父亲离开的这段期间，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兹惩治塞维尔的叛徒，占领从马拉加到瓦伦提亚这一部分的地中海海岸地区。
他与谨慎而又骁勇的狄奥德米尔签订了一份最早的条约，可以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礼仪和政策：
阿卜杜拉兹为穆萨之子和纳西尔之孙，现与哥特君主狄奥德米尔，立誓同意签订和平条约。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阿卜杜拉兹按下列条件给予对方和平：其一，狄奥德米尔的公国不会受到任何骚扰和干涉，基督徒的生命财产、妻子儿女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寺庙圣所，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和侵犯；其二，狄奥德米尔应毫无条件地交出他的八座城市，即奥里韦拉、瓦伦托拉、阿利坎特、莫拉、瓦卡索拉、比格拉(现在的贝哈)、奥拉(即奥普塔)和洛卡；其三，他不应帮助或款待哈里发的敌人，如果知道他们敌对的企图，应就所了解的状况忠实地知会我方；其四，他本人以及每一位哥特贵族，每年要付1枚金币、4份小麦、等量的大麦以及一定比例的蜜、油和醋，他们的家臣每位按课税的标准折半征收。时为伊斯兰教纪元94年雷吉布圣月4日，经过4位伊斯兰教徒的证人签名副署。
狄奥德米尔和他的臣民受到仁慈的对待，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但是贡金的比率在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浮动，按照基督徒顺从或倔强的程度而定。在这一次巨大的变革之中，狂热宗教分子出于世俗或信仰的激情，制造出很多局部的灾难，有些教堂被新的礼拜仪式亵渎，有些圣徒遗骸或圣像与邪恶的偶像混为一谈，有些人被视为叛徒遭到屠杀，有一个市镇(位于科尔多瓦和塞维尔之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被夷为平地寸草不留。然而我们如果比较西班牙被哥特人入侵的状况，或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王收复失土的情景，就会对阿拉伯征服者的节制和纪律大为赞赏。
穆萨晚年时才建立伟大的勋业，为了掩饰自己的年龄，就用红色粉末来为灰白的胡须染色。然而他喜爱战争的行动和光荣的事业，心中燃起年轻人炽热的火焰，把据有西班牙当作建立欧洲王国第一阶段的工作。他要在海上和陆地整备一支实力强大的武力，再度越过比利牛斯山，在高卢和意大利灭绝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早已衰弱的王国，登上梵蒂冈的祭坛宏扬唯一真主的信念，再从那里去征服日耳曼的蛮族，沿着多瑙河从源头顺流而下抵达黑海，推翻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或罗马帝国，从欧洲班师回到亚洲，把他新获得的疆土与安条克和叙利亚行省连成一体。
他那好大喜功的冒险行动或许很容易执行，然而就凡夫俗子看来必定太过放肆，他所依赖的上司和受他役使的下属，立刻联想到这位沉浸于幻想的征服者是否别有用心。塔里克的友人到处述说他的服务状况和所受到的冤屈，终于产生了效果，大马士革宫廷对穆萨的处置加以责备，他的意图也让人产生怀疑。最早提出的邀请被他很顺从地接受，但他一直拖延返国的时间，哈里发瓦立德就用急迫而断然的传唤加以谴责。宫廷一名勇气十足的信差来到加利西亚，进入他设在卢戈的营地，当着萨拉森人和基督徒的面，一把抓住他所骑马匹的笼头。他从小养成忠贞的天性，或部队的要求教导他要善尽服从的责任，他的敌手奉命被召回，使他的罢黜获得相当的安慰，两个儿子阿卜杜勒和阿卜杜拉兹，被授予的两个重要任命也获得批准。
穆萨从休达回到大马士革，这是一段路途遥远的凯旋之旅，展示出阿非利加的战利品和西班牙的财富，400名哥特贵族装饰着黄金的高冠和绶带，在行进的队伍中显得特别突出。男性和女性俘虏经过计算有1.8万人，也有人说是3万人，选择的标准是高贵的出身或美丽的容貌。他刚刚抵达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就接到索利曼派信差送来哈里发患病有生命危险的消息，索利曼是他的兄弟也是推定继承人，希望能靠着雄壮的胜利行列为自己的继位增加砝码，建议他不妨停留观望。万一瓦立德康复，穆萨的迟疑延误会被视为犯罪的行为，于是他继续行军，等他到达时发现一个仇敌坐在宝座上。在审判中，他要面对态度偏袒的法官和深得民心的敌手，将他罪行的判定为虚荣奢华和谎言欺骗，罚锾20万枚金币，使他一贫如洗，或证明他的贪财好货。
塔里克受到不当的处置，同样的羞辱报复在他的身上，这位年老的指挥官在公开受到鞭打以后，烈日之下在皇宫的大门前面站了一整天，后来以前往麦加朝圣的虔诚名义，获得较为体面的放逐。哈里发的愤怒在穆萨的落败后得到满足，他最大的恐惧是要根绝穆萨势力庞大而又受到伤害的家族。宫廷对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可以信任的下属和仆役，同时秘密而迅速地发布了一份处死的判决，如果不考虑实质的内容，仅就形式而言，正义已被血腥的行动取代。在科尔多瓦的清真寺或皇宫，阿卜杜拉兹被密谋者用剑杀死，他们指控总督对皇室的地位有染指之心，同时他与罗德里克遗孀伊吉罗娜的婚姻引起民众的反感，对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偏见来说这都是冒犯的行为。敌人运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把儿子的头颅送到父亲那里，附带一个侮辱性的问题，他是否能辨识出叛徒的容貌？他用气愤填膺的声音喊道：“我当然认得出他的面容，我知道他清白无辜，我诅咒那些害他的人会落得同样的下场。”穆萨的年龄和绝望使他无惧于君主的力量，在丧子的悲痛中死于麦加。
他的敌手获得较好的待遇，不再被追究在他麾下服务的往事，获准与奴隶为伍。我不知道朱利安伯爵是否获得“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虽然萨拉森人没有动手，事实上他应该得到这种结局。而他对威提扎的儿子恩将仇报的传闻，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之事。两位皇家青年被发还父亲继承的私人产业，等到兄长伊巴去世以后，女儿应得的部分被叔父西吉布特用暴力夺走。哥特少女将全案送到哈希姆哈里发的面前，请求他主持正义。她应该继承的产业获得归还，她被许配给一个出身高贵的阿拉伯人，生了2个儿子艾萨克和易卜拉欣，由于他们的家世和财富，在西班牙被大家接受。
(四)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繁荣局面
一个行省能被胜利的国家同化，在于对外来者的引进和土著的模仿。西班牙陆续混合古迦太基人、罗马人和哥特人的血胤，不过几个世代就全盘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姓氏和习俗。第一批征服者以及20位由哈里发陆续派来的部将，全都伴随着大批民政和军事的追随者，他们宁愿到遥远的异国去碰运气，也不想留在狭小的家园无所事事。他们要用建立信徒的殖民地来增进公众和私人的利益，西班牙的城市很骄傲地纪念他们东部祖先所隶属的部族和国家。塔里克和穆萨赢得胜利和人种混杂的队伍，后来都自称为“西班牙人”，他们最早的权利全部来自征服。然而他们容许埃及的弟兄共同出力，一起来建立穆尔西亚和里斯本这些城市，并且分享应有的权利。大马士革的皇家军团配置在科尔多瓦；埃米萨的皇家军团在塞维尔；金尼斯陵或卡尔基斯的皇家军团在哈恩；巴勒斯坦的皇家军团在阿尔及泽尔和美迪纳·西多尼亚；也门和波斯的土著散布在托莱多四周和内陆区域；格拉纳达肥沃的庄园被赐给叙利亚和伊拉克的1万名骑士，他们是阿拉伯部落的子弟，这些部落不仅血统最纯粹而且地位最高贵。这些世袭的派系组织可以孕育出争强好胜的精神，有时有益于国家，但是经常会产生危险。
征服西班牙后过了10年，一份行省的地图被呈献给哈里发：海洋、河流、港口、居民和城市、气候、土壤以及地上的矿产。在2个世纪之内，一个勤奋的民族用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使自然的产物获得惊人的进步。他们务实守分，没有将时间浪费在幻想上，努力工作就会增加财富。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统治西班牙的初期，第一任教徒领袖拉赫曼恳求获得基督徒的支持，在他颁布的和平与保护诏书中，对于适度的征收感到满意，那是1万英两黄金，1万磅白银，1万匹马和同样数量的骡子，1000副胸甲连同头盔和长矛。拉曼的继承人中，权势最大的哈里发从同样的王国每年获得贡金1204.5万笛纳或金币，相当于600万镑。在10世纪时，这个金额可能超过所有基督教国家全部的岁入。他的朝廷设在科尔多瓦，那里有600座清真寺、900个浴场和20万所房屋；合于他的规定列名在第一等的城市有80个，第二等和第三等的城市共有300个；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两岸是肥沃的地区，点缀着1.2万个村落和庄园。阿拉伯人也许将事实的真相加以夸大，但是他们创造并记述了西班牙最繁荣的时代，不论是财富、农耕还是人口稠密的程度都无出其右。
先知将穆斯林的战争视为神圣之事，在他的传记里记载了很多的圣训和行谊，哈里发选出有关宗教宽容的经文，目的是要解除不信者的反抗力量。真主的使徒穆罕默德将阿拉伯当作宗教的殿堂和产业，但是他用既不羡慕也不喜爱的态度看待世上其他的民族。多神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不知他的姓名，那么他的信徒将这些人绝灭是合法的行为。然而明智的政策能满足公正的义务。在印度斯坦的伊斯兰征服者施展宗教狂热的偏执行为后，对于这个信仰虔诚而又人口众多的国家，放过宝塔或浮屠没有破坏。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信徒和弟子，受到很隆重的邀请，要他们接受穆罕默德更为完美的天启，但是如果他们情愿付出相当的贡金，也有资格可以自由举行宗教的礼拜仪式。在战场上丧失一切权利的俘虏，只要公开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获得赎身，女性有义务要信仰主人的宗教，年幼的俘虏接受教育使诚挚的改信者逐渐增多。
亚洲和非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改宗皈依，使信仰虔诚的阿拉伯人在当地土著的队伍中势力大增，这些人宣称他们信奉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徒，必定完全是受到吸引而不是出于强迫。只要不断口诵祈祷文和忍受割礼的痛苦，无论是臣民还是奴隶、战俘还是罪犯，都可以立即与胜利的穆斯林平起平坐，成为行动自由和地位平等的同伴。所有的罪孽都能得到救赎，所有的承诺都可以取消，守贞的誓言为放纵的本能所替代，寺院生活中沉睡的进取精神被萨拉森人的号角唤醒，全世界都感到天翻地覆的震动，新社会每一个成员依据他们的能力和勇气，都能提升到自然的水平。众人的心灵受到阿拉伯先知的无形和暂时的祝福的诱惑，布施带来的希望使很多改信者心存坚定的信念，认为他的天启不仅充满真理而且更为神圣。在好奇的多神教徒眼中，他的教义所显示的人性和神性必定有价值。穆罕默德的宗教就各方面来说，比琐罗亚斯德的体系更为纯洁，比摩西的律法更为宽厚，比起基督教神秘和迷信的教条，不仅更为理性也不会自相矛盾。在7世纪时，神秘和迷信的教条使简朴的福音受到玷污。
在波斯和阿非利加那些面积广大的行省，伊斯兰的信仰摧毁了原生的宗教。祆教奥秘晦涩的神学思想仅仅留存在东方的教派之中，然而琐罗亚斯德亵渎的作品，借重亚伯拉罕广受尊敬的名字，可能将内容很技巧地转接到神圣的启示上。邪恶的本质可以用魔鬼阿里曼作为代表，是光明之神所创造出来的对头。波斯的庙宇没有供奉神像，但是受到敬拜的太阳和火，被谴责为粗俗不堪和罪大恶极的偶像。穆罕默德的运作和哈里发的睿智推崇更为温和的情操，把祆教徒或伽巴尔人与犹太人和基督徒并列，视为早已获得律法的民族。就是晚到伊斯兰教纪元3世纪，赫拉特城对私下的狂热和公开的宽容，提供了非常鲜明的比照。只要按规定缴纳年度的贡金，伊斯兰教的法律对赫拉特的伽巴尔人，就要保障他们在民事和宗教方面的自由权利。
但是目前他们使用的清真寺很狭小，邻接古代所建富丽堂皇的祆教寺庙，显得非常寒碜。一位狂热的阿訇在布道时谴责引人反感的邻居，怪罪教徒的立场软弱或漠不关心。民众在他的呼吁之下聚集，引起动乱，纵火烧毁两所用来祷告的房屋，占领空地，兴建新的清真寺。祆教徒受到冤屈，上诉到呼罗珊的统治者，他答应主持公道和给予救济。看哪!有4000名赫拉特的市民，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异口同声发誓说这里从来没有什么偶像崇拜者的殿堂，调查也只有无疾而终，用这种神圣和管用的伪证使大家获得心安理得的满足(这是历史学家密孔德Mirchond的说法)。然而波斯绝大部分寺庙都已毁灭，那是他们的教徒逐渐和普遍放弃所造成的结果。说起“逐渐”是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记得的时间和地点，也无法得知发生任何迫害或反抗的行动；至于“普遍”是指波斯整个领土，从设拉子到撒马尔罕都接受《古兰经》的信仰，只有对当地口音的保留才显示出其出身为波斯伊斯兰教徒的后裔。
山区和沙漠有一个倔强的种族，他们是不信者，只听从祖先的迷信。祆教神学思想已经式微的传统在克尔曼行省保留鲜明的形象，这个地方沿着印度河的两岸向前延伸，肖·阿拔斯在上个世纪将苏拉特的流放者聚集起来，安置在伊斯法罕的城门。大祭司长退隐到离叶兹德城18里格的厄尔布尔山，永恒的圣火(如果还在继续燃烧)位于不易进入之处，免受外来的亵渎。但他的居所对伽巴尔人来说，是传授知识的学院、保管神谕的殿堂和前往朝拜的圣地，而且从坚毅和不变的面貌，证明他们的血统没有掺杂异族，非常纯净。在长老的管辖之下有8万个家庭维持真诚和勤奋的生活，他们靠着非常特殊的产品和传统的手艺谋生，用履行宗教责任的热诚来耕种田地。他们的无知抗拒肖·阿拔斯的专制，然而肖·阿拔斯查阅琐罗亚斯德充满预言的圣书，好对臣民施与恐吓和苦刑；现在的统治者则用温和或藐视的态度，对祆教默默无闻的残余教徒置之不理。
阿非利加的北部海岸是照耀福音之光的唯一地点，经过长久的时间提供卓越的贡献以后，现在已经完全熄灭。迦太基和罗马所传授的技艺陷入无知的浓雾之中，西普里安和奥古斯丁的教义不再有人研究。500所主座教堂为多纳图斯派、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敌意的暴怒所摧毁。教士的热忱和数量都已式微，民众落入没有纪律、知识和希望的地步，在阿拉伯先知的高压统治之下完全顺服毫无二心。自从希腊人被赶走以后，不过50年光景，一位阿非利加的部将向哈里发报告，要废止不信者的贡金，因为他们已经全部改信，虽然他想要用这种说法来掩饰欺骗和谋叛，但言之有理的借口来自伊斯兰信仰的迅速发展和蔓延。到了公元9世纪(837 A.D.)，5位主教被从亚历山大里亚派到凯罗安，负起额外的使命。他们受到雅各派教长的任职邀请，怀抱希望要燃起基督教即将熄灭的余烬，但是受到一位外国的高级教士横加阻挠，认为阿非利加的圣秩阶级早已败坏和瓦解。这位高级教士不仅将拉丁人视为外人，也是正统基督徒的仇敌。那个时代成为过去，想当年圣西普里安的继承人，在各种宗教会议中总是居于领导的地位，能够与罗马教皇的勃勃野心保持分庭抗礼的局面。
到了11世纪(1053—1076 A.D.)，命运乖戾的教士被安置在残破的迦太基，只有恳求梵蒂冈的施舍和保护，苦苦抱怨他那赤裸的身体被萨拉森人鞭打，4位副主教争权夺利，总主教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可以指出格列高利七世的两封书信，用来安抚正统基督徒的不幸和摩尔君王的倨傲。教皇郑重告知苏丹他们敬拜同一位上帝，希望能在亚伯拉罕的温馨环境里相聚。但是这种抱怨无疑宣示，教会职权的迅速崩溃是无可挽回的下场，那就是说3位主教还找不到一位接受圣体的弟兄。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基督徒接受割礼，禁食酒类和猪肉，这种屈服的态度由来已久，他们在民事或宗教方面的顺从获得莫札勒布(意为被阿拉伯人收养)的称呼。大约在12世纪(1149 A.D.)，沿着巴尔巴里海岸，无论是科尔多瓦和塞维尔的王国，还是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的王国，基督的礼拜仪式和本堂牧师的继任全部遭到废止。阿尔莫哈德王朝或称唯一真神派建立在最为盲从的宗教狂热上，这些格外酷虐的措施和举动，使西西里、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君王鼓起勇气，获得最近的胜利，偏执的热情成为正当的行为。教皇的传教士偶尔还会使莫札勒布恢复原有的信仰，查理五世的登陆，使一些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拉丁基督徒家庭能够扬眉吐气，但是福音的种子很快根绝，从的黎波里到大西洋这个疆域绵长的行省，将罗马的语言和宗教完全遗忘，没有留下一丝记忆。
历经11个世纪的变革以后，土耳其帝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经过阿拉伯哈里发的同意享有宗教自由。从征服的最初时期开始，阿拉伯人怀疑正统基督徒的忠诚，还有一些称为正宗东方基督徒，等于是泄露了他们在暗中依附希腊皇帝。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是皇帝不共戴天的仇敌，证明自己是伊斯兰政府诚挚的朋友。不过这种带有偏见的嫉妒会因时间和顺从而消失，埃及的教堂分给正统基督徒使用，所有的东方教派获得宗教宽容的共同恩惠和利益。教长、主教和教士的位阶、豁免和内部审判权，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依靠个人的学识可以从事秘书和医生的职业，赚钱的税务工作可以让他们致富，而获得功勋有时可以使他们晋升到城市和行省的指挥职务。听说阿拔斯王朝一位哈里发公开表示，波斯的政务工作托付给基督徒最让人放心。他说道：“穆斯林用钱过于浪费，祆教徒始终记恨在心，犹太人总想得寸进尺。”但是专制政体的奴隶只有两条路，就是受宠或罢黜。东部的教会被视为统治者的囊中物，不论在任何时期都深受贪婪或偏见之苦，即使是普通或是合法的约束方式，都必定会冒犯基督徒的人格尊严或信仰热诚。
穆罕默德逝世后200年，基督徒仍只能用颜色并不体面的头巾或腰带，以示与普通臣民有所区分；他们不能使用马匹和骡子，只能采取妇女的姿势乘坐毛驴；他们的房舍无论是公用还是私有，采取的规格和尺寸都是最低的标准；在街上或是浴场遇到地位最低贱的民众，他们有责任要让路或是躬身；他们的遗嘱要是对真正有信仰的人怀着偏见，就会受到驳斥，不发生效力；他们举行礼拜仪式时不得有讲求排场的行列，禁止鸣钟或是唱赞美诗，在讲道和交谈中对于国家的宗教要有适度的尊敬；如果怀有亵渎的企图进入一所清真寺，或是引诱一名伊斯兰信徒，不要妄想能够逃过惩罚。不过只要处于宁静和公正的时代，基督徒从来没被逼着去否认福音的教义，非要接受《古兰经》不可。但是叛教者会被判处死刑，要是他公开宣称信仰穆罕默德的律法，接着又加以抛弃的话。科尔多瓦的殉教者激怒卡迪(宗教法官)宣布判决，就是因为他们公开承认对伊斯兰的信仰产生动摇，或是激烈抨击先知本人和他的宗教。
伊斯兰教纪元1世纪的末叶，哈里发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绝对君主。他们在法理或实质方面都具有毫无任何限制的统治特权，姑且不论这些限制是来自贵族的实力、平民的自由、教会的权柄、元老院的选举还是对共和国制度的记忆。穆罕默德的友伴所建立的权威随着他们的生命一同消逝，阿拉伯部族的酋长或埃米尔在沙漠之中，只留下平等和独立的精神。先知的继承人兼具帝王和僧侣的双重性质，如果说他们的行为受《古兰经》的规范。然而对这本圣书而言，他们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官和解释者。他们运用征服的权力来统治东方的民族，这些民族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都已养成赞许暴君的习惯，所有暴虐和严苛的行为都以他们为牺牲品。
在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统治之下，阿拉伯帝国从东延伸到西的距离是200天的行程，也就是从鞑靼地区和印度的边界到大西洋的海岸。要是我们把“长袍的袖子”省略不算(这是阿拉伯作家的说法，阿非利加长而狭的行省就像袖子一样)，剩下完整而紧凑的疆域从法加纳到亚丁，以及从塔尔苏斯到苏拉特，四方形的每一个边都要让商队走4到5个月。我们要寻找稳固不变的联合与心甘情愿的顺从，那是不切实际的妄想，然而在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的政府里弥漫着这种气氛。但是伊斯兰教是出于言行的一致，才能散布到如此广大的空间。在撒马尔罕和塞维尔用同样虔诚的态度研究《古兰经》的语言和法律；摩尔人和印度人在麦加朝圣，就像同胞和弟兄那样拥抱在一起；从底格里斯河向西，所有的行省都采用阿拉伯语作为流行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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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首次从沙漠中崛起，必定会为轻易而快速取得的成功感到惊奇不已。他们步上胜利之途，到达印度河的两岸和比利牛斯山的顶峰。当他们一再试用锐利的弯刀和信仰的力量，发现没有任何民族能够抵挡战无不胜的军队，也没有任何边界能够限制先知的继承人扩展他的疆域时，他们更是感到不可思议。说实话，我们倒是可以把士兵和教徒的信心当成他们胜利的主要因素。态度平和的历史学家必须费尽力气追随萨拉森人快速的行动，他们一直想要提出解释和说明，教会和国家能够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将他们从迫近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他们似乎已经是在劫难逃。西徐亚和萨尔马提亚的沙漠靠着面积的广袤、气候的严酷和人民的穷困获得保护，何况还有勇气十足的北国牧人；中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很难进入；除此以外，位于温带的绝大部分地区已向伊斯兰的征服者称臣，连年战祸和精华行省的丧失使希腊人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欧洲的蛮族也为哥特王国的不堪一击而感到胆战心惊。基于这种探索的着眼点，我必须将历史的真相交代清楚，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将我们的不列颠祖先和高卢邻居，从《古兰经》的民事和宗教桎梏中解救出来，不仅保护了罗马教廷的尊严，也延缓了君士坦丁堡遭受奴役的命运，鼓舞基督徒发挥抵抗的精神，对他们的敌人散布分裂和衰败的种子。
穆罕默德从麦加出亡之后不过46年，他的门徒便全副武装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外面。 先知的话无论真假都能激起士兵奋勇向前的士气：对于第一支围攻恺撒城市的军队，他们的罪孽全部可以获得赦免。自古以来罗马人的光荣战绩，会转移到新罗马征服者的身上，君士坦丁堡这个经过挑选的位置被用来当作皇家的都城和贸易的中心，积存着世界各国的财富。哈里发穆阿维亚打倒他的敌手、巩固他的王权以后，马上发起这次神圣的远征行动，急着要用胜利和光荣来为血腥的内战赎罪。他用海陆并进的准备工作来对付这个重要的目标，把指挥大权授予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苏富扬；叶兹德作为教徒领袖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亲自参加战斗，更激励起了部队旺盛的斗志。希腊人的前途堪虑，使他们的敌人有恃无恐，统治的皇帝缺乏勇气和警觉之心，只能拿他的祖父赫拉克利乌斯在晚年不光彩的事迹作为榜样，他取名为君士坦丁也是一种侮辱。萨拉森人的水师没有受到耽误和阻碍，通过毫无防卫能力的赫勒斯滂海峡；即使就是现在，土耳其政府不仅衰弱而且社会混乱，却还在维持这个天然屏障用来保护首都的安全。
阿拉伯舰队停泊后，部队在距城市7英里的赫布多蒙宫殿附近下船。在几天之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攻城序列，由君士坦丁堡城门之一的金门向着东边的海岬展开，后续纵队的数量和压力迫使最前列的勇士发起突击。然而围攻者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实力和资源评估不够正确。人数众多和纪律严明的守备部队防卫着坚固而高耸的城墙，他们的帝国和宗教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罗马人重新燃起坚韧不拔的精神。流亡人员从被征服的行省陆续赶来，像防守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里亚一样再度奋战到底。火攻发挥了奇特而惊人的效果，使萨拉森人的士气大受打击。希腊人坚强而有效的抵抗使阿拉伯部队转移目标，对普罗蓬提斯海周边的欧洲和亚洲海岸，进行更为轻松的掠夺性袭击。他们控制了整个海面，从4月一直到9月，在冬季来临之前从首都后撤80英里，在库济库斯岛建立战利品和粮食的仓库。阿拉伯人的耐性毅力是如此倔强顽强，作战行动反而显得萎靡不振，在后续的6个夏季中重复同样的攻击和撤退。他们的希望和勇气在战斗和火攻之下逐渐化为乌有，直到海难和疾病带来厄运，他们被迫放弃这毫无成果的冒险行动。他们悲悼3万穆斯林的殉教和损失，也为他们死得其所，能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牺牲性命而感到庆幸。
阿布·阿尤布的葬礼使基督徒感到好奇。这位德高望重的阿拉伯人是穆罕默德硕果仅存的友伴，也是麦地那的辅士之一，曾经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奔逃中的先知的头部。他在年轻时投身在神圣的旗帜之下，参加贝德尔和奥斯德两次会战的战斗，到了壮年时，则是阿里的朋友和追随者，暮年还要奉献剩余的精力和生命，为了对抗《古兰经》的敌人，牺牲在遥远和危险的战争之中。他的光荣事迹受到大众的尊敬，但埋葬的地点受到忽视也被人遗忘，要过了780年以后，直到君士坦丁堡被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时才被人发现。及时出现的幻象(每种宗教都会使用这种手法)显示出神圣的地点，就在靠近海港的城墙下面。于是历任的土耳其苏丹都选择阿尤布清真寺，举行仪式简单和表扬武德的就职典礼。
阿拉伯人的围攻失利，使得罗马军队的声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得以恢复，对于萨拉森人的光荣战绩投下为时短暂的阴影。希腊使臣在大马士革受到优容，他与埃米尔和古莱西族的重要人士举行会议，两个帝国之间签订了为期30年的和平条约或停战协定，主要的条款是定出每年的纳贡：阿拉伯人要付出50匹纯种血统的骏马、50个奴隶和3000块金币，这使得教徒领袖的尊严大受打击。 年迈的哈里发渴望保有他的领土，余生能在平静的气氛中颐养天年。就在摩尔人和印度人听到他的名字而惊颤不已时，他的皇宫和大马士革城池受到马尔代特人和马龙教派的袭扰。这个教派位于利巴努斯山脉，成为帝国最坚强的屏障，后来希腊人基于启人疑窦的政策，将他们解除武装再予以迁离。
倭马亚家族在阿拉伯和波斯发生叛变以后， 王国统治的地区缩减到叙利亚和埃及，灾难和畏惧迫使他们依从基督徒的强行索取，贡金增加到在每一个阳历年的365天，每天要付出1个奴隶、1匹马和1000枚金币。然而等到帝国再度统一在阿卜杜勒·马立克的武力和策略之下，他拒绝接受这种奴役的标志，这不仅违背他的良知，更加伤害他的自尊，于是他停止支付贡金。在查士丁尼二世的疯狂暴政之下，他的臣民正在叛乱，还不断变换敌手和继承人，使愤怒的希腊人无力采取任何行动。阿卜杜勒·马立克统治之前，萨拉森人为能够随心所欲据有波斯人和罗马人的财富，尤其是科斯罗伊斯和恺撒的钱币，而感到非常满意。后来这位哈里发发出命令，设立一个国家的制币厂，虽然受到一些胆怯的法理学家的严厉指责，但还是在金币和银币上雕刻第纳尔的字样，用来称颂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伟大。 在瓦立德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公众的税收记录不再使用希腊的语文和数字。如果这种改变有助于创造和推广现行的数字，就是阿拉伯或印度的十进制，那么对于促进算术、代数和数理科学的发展，这项官方规定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当瓦立德哈里发坐在大马士革的宝座上面无所事事的时候，他的部将完成了对河间之地和西班牙的征服，萨拉森人第三支大军遍布小亚细亚各行省，快要接近拜占庭都城的边界。第二次围攻的大举进击和羞辱败逃，发生在他的弟兄索利曼在任时，索利曼具有积极进取和黩武好战的精神，在接任哈里发以后要加速实现雄心壮志的企图。希腊的帝国发生重大变革，暴君查士丁尼二世惨遭报应以后，一位生性谦恭的秘书阿尔泰米乌斯，也就是后来的阿纳斯塔修斯二世，抓住机会或是凭着功绩身穿紫袍登上帝座。战争的声音使他提高警觉，使臣从大马士革带回令人惊惧的信息，萨拉森人在海上和陆地已经完成了武力的整备，实力之强远超过以往的经验和现在的想象。阿纳斯塔修斯全力应付迫近的危险，他的预防措施就他的地位来说已经是尽力而为了。他发布一道紧急命令，任何军民要有维持生存的能力来应付3年围攻作战，否则就要从城市撤离。公家的谷仓和军械库全力补充保持最大存量，破损的城墙全面予以修复加强，抛掷石块、射矢和火球的投射器具沿着防壁配置，也装在作战用的双桅帆船上，同时要赶紧建造以增加船只的数量。不战而屈人之兵较之击退敌人的攻击，不仅更为安全也可以获得更大的荣誉，于是他构思出一个超出希腊人的勇气和精神的计划，那就是烧掉敌人水师所贮藏的材料。阿拉伯人从利巴努斯山砍伐扁柏，把木材堆积在腓尼基的沿海地区，用来供应埃及舰队的需要。这个有创意的冒险行动因为部队的怯懦或出卖遭到失败，就帝国新的编组和术语来说，获得的称呼与军区 很有关系。这些地区的部队杀害直属的首长，在罗得岛抛弃自己的连队标志，流窜于邻近的大陆地区，等到他们将紫袍授予一个负责税收的官员，以前的罪行获得赦免并且受到重赏。这个人有伟大君主的名字，本来可以将自己推荐给元老院和人民，但狄奥多西三世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被迫退位进入修道院，把国家交到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坚定的手里，在紧急的状况下防卫首都和帝国的安全。
萨拉森人中最让人敬畏的人物，就是索利曼哈里发的兄弟穆斯勒玛哈，他率领12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出征，大部分人员都骑马或乘坐骆驼，连续围攻提亚纳、阿摩里乌姆和帕加马等地，获得足够的时间来训练他们的攻城技巧和提高成功的希望。从阿比杜斯这个众所周知的地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伊斯兰的庞大兵力第一次从亚洲运到欧洲。阿拉伯人之后横扫位于普罗蓬提斯海滨的色雷斯城市，从陆地这边包围君士坦丁堡，环绕自己的营地挖出一道壕沟并建起防壁，准备和配置攻城的器具，用言语和行动表示打持久战的决心，期望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归去，当然先决条件是要战胜倔强固执的被围者。希腊人很乐意出钱救赎自己的宗教和帝国，城市每个居民按人头缴纳贡金，每人值一枚金币。可是这项慷慨的建议遭到拒绝，穆斯勒玛哈由于埃及和叙利亚所向无敌的水师即将来临，所以气焰狂妄得不可一世。据说船的总数是1800艘，但是凭着数量就泄露出船只的型式实不足取，同时还提到20艘坚固且容量特大的船舰，每艘可以装载100名重装步兵，但是吨位过重会妨碍整个舰队的行程。
舰队在风平浪静的海面航行，朝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前进，就希腊人的言语来形容，说是海面上有一片树林在移动。萨拉森将领决定要在这个重要的夜晚发起陆地和海上的攻击。皇帝为了引诱敌人并坚定接战的决心，将防卫海港入口的铁链放下。就在阿拉伯人迟疑不决，不知道是否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以及忧虑这是否是一个陷阱时，毁灭的工具已经完成准备即将出动。希腊人的火船冲向敌人的舰队，阿拉伯人的部队和船只都陷入熊熊烈焰之中，混乱状况下急着逃离的船舰相互撞在一起，被大海的波涛所吞没。此后，我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产生威胁要来绝灭罗马帝国名号的舰队的迹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而且无可弥补的损失，就是索利曼哈里发在叙利亚靠近金尼斯陵或卡尔基斯的营地，因为消化不良而暴毙 ，这时他正准备率领东方余留的部队，前来对付君士坦丁堡。哈里发的宝座为他的一个亲戚也是仇人所继承。索利曼是积极而能干的君王，他的宝座落在一个宗教偏执者的手里，不仅一无是处，而且产生了有害的后果。
哈里发欧玛尔二世 出于盲目信念所产生的顾忌心理，使他从开始就对现况感到满足，围攻作战要延续一整个冬季，问题不在于他的决定，而是他的疏忽。这年冬天的寒冷出乎意料，有100多天地面堆满厚厚的积雪，习惯炎热气候的埃及和阿拉伯土著，在到处结冰的营地里冻得全身麻木、了无生气。他们等到春回大地才逐渐恢复，在大家的支持之下进行第二次的努力。两支庞大的船队运来谷物、武器和士兵，使他们的灾难得到解救：第一支船队来自亚历山大里亚，有400艘运输船和长龙；第二支船队从阿非利加各港口开过来，包括360艘一般船只。但是“希腊火”再度发挥威力，之所以没有达成最大的毁灭效果，那是因为穆斯林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埃及水手的变节反正，他们驾船投向基督教皇帝。首都的贸易和航运开始恢复，渔产能够供应居民的需要，甚至可以满足奢侈的生活。
然而穆斯勒玛哈的部队很快感受到饥馑和疾病的灾祸，等到饥馑的悲惨局面逐渐缓和，物资的供应不足迫得他们吃最不干净和违反自然的食物，这些有害的东西使得可怕的疾病开始蔓延。征服的精神甚至宗教的狂热全都消散得无影无踪，萨拉森人无论个人还是小队伍都不敢离开战线到处乱跑，生怕落在色雷斯农夫的手里，会惨遭毫不留情的报复。保加利亚人有一支军队受到利奥的礼物和承诺的吸引而离开多瑙河。这支野蛮的协防军为了补偿他们对帝国过去所犯的恶行，在这次的作战中击败并杀死2.2万名入侵的亚洲人。他们同时很巧妙地散布一则消息，说拉丁世界的法兰克人这个为对方所不了解的民族，正在水陆并进前来保卫基督教的事业，势不可当的援助在营地和城市激起完全不同的期盼。在围攻13个月以后，毫无希望的穆斯勒玛哈从哈里发那里接到深受期盼的撤军许可。阿拉伯骑兵部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穿越亚细亚的行省，一路上毫无耽搁，没有任何阻碍。但是有一支他们同胞的军队，在比提尼亚一带遭到歼灭。剩余的舰队再三受到暴风雨和火攻的损害，只有五条长龙回到亚历山大里亚港，叙述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和各种遭遇。
在这两次围攻作战中，君士坦丁堡获得解救主要归功于新奇可怕和发挥功效的希腊火。有关调配和运用人工纵火剂的重大秘密来自卡利尼库斯的传授，他是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人，曾经在哈里发的手下服务，后来转而报效皇帝的阵营。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技术同时被用来拯救舰队和军队，当堕落的罗马人和东方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抗萨拉森人宗教狂热的好战和朝气蓬勃的士气时，所幸军事科技的发明和改进能用于这个苦难的时代。历史学家怀疑自己没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加上拜占庭的说法是如此神奇，所有的例证是如此粗糙，整个的实情是如此保密，因此不敢分析这个非常特殊的配方。从他们急着掩饰甚至欺骗的暗示，知道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是石油醚，也就是液体沥青，是一种质地很轻、黏性很大而又易燃的油类，从地下喷出来接触到空气就会燃烧。他们将石油醚和硫黄以及从常绿枞木中提炼出来的松脂一起混合，至于混合的方法和比例那就非我所知了。
这种混合物会产生一股浓烟和很大的爆炸声，燃起凶猛和持久的火焰，不仅垂直向上升起，还会以同样暴烈的方式向下方和侧面扩散。浇水不会使它熄灭，反而助长火势使燃烧更为快速，只有沙土、尿液和醋可以中和或压制威力强大的药剂那种狂暴的性质，因而获得希腊火、液体火或“海上之火”的称呼。不论是使用于海上还是陆地、会战还是围攻，同样可以发挥功效，对敌人造成伤害。在防壁上用大锅装着浇洒下去，或是装在烧红的石球或铁球里抛掷出去，或是投射箭矢和标枪，上面绕着亚麻或大麻的纤维，先在容易燃烧的油液里浸泡过；有时装载在火船上面，火船是牺牲品也是工具，对敌人产生最大的报复行动；最常见的方式是用很长的铜管将它吹洒，这种器具装在长龙般的船头上，外形经过修饰像是野蛮怪物在张着大嘴，喷出一条液体，成为烧毁一切的烈焰。这门极其重要的技术被当作国家的守护神保存在君士坦丁堡中，海上的火船或陆地的投射工具有时会借给罗马的盟军，但是希腊火的配方被当成最珍贵的隐秘藏起来，敌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受到奇袭会更加恐惧。有一篇论文叙述帝国的施政作为，皇家的作者建议他们的回答和借口，是使鲁莽好奇和强行索取的蛮族打消念头的最好办法：他们提到神秘的希腊火是天使最早透露给君士坦丁大帝的，这天国送给罗马人的礼物附带神圣的禁令，这项特别的恩惠只赐予罗马人，绝不可以传授给任何外国的民族，不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要受到约束保持宗教的沉默，违反的人员要以谋逆叛国和亵渎神圣的罪名接受尘世和宗教的惩罚，就是起了邪恶的企图，也会激怒基督徒的上帝突然施以超自然的报复。
运用这种预防的措施，东方的罗马人保守秘密长达400年之久，到了11世纪末叶，比萨人对天下的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想尽办法要刺探希腊火的配方，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配方还是被伊斯兰教徒发现或是偷走，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圣战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击在基督徒的头上。一位武士藐视萨拉森人的刀剑和长矛，但是用非常诚恳的口吻提到，他和战友都极为惊惧，他们不仅看到也听见可怕的器具喷出一股希腊火。更早的法国作者称之为“feu Gregeois”，按照儒安维尔的说法，像一条有大木桶那样粗的火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飞过天空，发出雷鸣的声音和快速的闪电，苍白的光芒照亮阴森的黑夜。“希腊火”以及现在可以称为“萨拉森火”的运用，一直延续到14世纪的中期。后来出于科学的试验和偶然的情况，发明成分为硝石、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使得战争的技术和人类的历史都引起一场新的革命。
君士坦丁堡和希腊火或许拒止了阿拉伯人进入欧洲东方的门户，但是在西方，比利牛斯山一侧的高卢行省受到西班牙征服者的威胁和侵略。法兰西王国的衰败招来贪得无厌的宗教狂热分子乘机发起攻击。克洛维的后裔没有继承先辈黩武好战和凶狠残暴的性格，墨洛温王朝最后几位国王的不幸处境或重大缺失，使他们被安上“懒骨头”的绰号。他们登上帝座却毫无权力，身后之事没有人知晓。贡比涅附近的乡村宫殿成为他们的居处或监狱，但每年的3月或5月他们被牛车带到法兰克人的会场，接受外国使臣的觐见，批准皇宫总管所拟订的文件和法案。这位家臣成为国家的首长和君王的主子，公家的职位变为私人家族的世袭产业。老一代的丕平逝世以后留下一个成年的国王，受到他的孀妇和子女的监护，但是孤儿寡妇的统治权，被丕平的私生子采用积极的手段强行夺走。这样一个半野蛮半堕落的政府几乎就要解体，属国的公爵、行省的伯爵以及地方的领主对衰弱的王国抱着藐视的态度，皇宫总管的野心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在这些独立自主的首长之中，行事大胆而又获得成功的厄德是阿基坦的公爵，在高卢南部各个行省建立莫大的权势，几乎要篡夺国王的头衔。哥特人、加斯科涅人和法兰克人都聚集在这位基督徒英雄的旗帜之下，击退萨拉森人最早的侵略行动，使哈里发的部将扎玛在图卢兹城下丧失他的军队和性命。扎玛的后任为了报复激起雄心壮志，带着征服的手段和决心再度越过比利牛斯山。纳博讷居于有利的位置才被罗马人选为最早的殖民地，现在成为穆斯林夺取的目标。他们对于塞普提马尼亚或是朗格多克行省提出主权的要求，认为这个行省是西班牙王国的从属国：加斯科尼的葡萄园和布尔多的城市，为大马士革和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所据有；法兰西的南部地区从加龙河口到隆河，全部采用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
然而阿卜勒·拉赫曼或称阿卜德·拉姆有旺盛的企图心，对这块狭小的地区抱着藐视的态度，哈希姆哈里发为了满足西班牙士兵和民众的意愿，特别命令他要光复这片国土。这位资深而大胆的指挥官要让法兰西和欧洲剩余的部分全都服从先知，为了执行这项决定，他率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满怀信心要战胜所有天然或人为的反对力量。他首先要考量的事项是要镇压内部的叛徒，穆努扎是一位摩尔人酋长，控制比利牛斯山最重要的关隘，已与阿基坦的公爵建立联盟关系。厄德出于公众或私人的利益，将美丽的女儿嫁给阿非利加这位背弃穆斯林的改信者。然而色当这个坚固的城堡被优势兵力包围，叛徒在山区被击溃，阿非利加遭到杀害，留下的寡妇被当作俘虏送到大马士革，用来满足教徒领袖的欲望或虚荣。阿卜德·拉姆一点都不耽搁，从比利牛斯山进军渡过隆河，包围阿尔勒。一支基督徒的军队企图前来解救这座城市，他们的领袖所埋葬的坟墓在13世纪还可见到，数以千计的尸体被丢进滚滚激流，被冲到地中海。阿卜德·拉姆的军队在海岸边得到同样的胜利，在毫无抵抗之下渡过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这几条河流都注入了布尔多湾。当他渡过以后，发现了英勇无畏的厄德驻扎的营地。厄德已经组成第二支军队，同时也遭到第二次的败绩，给基督徒带来致命的打击，要是按照他们极为悲伤的自白，只有上帝才算得清被杀的人数。
胜利的萨拉森人占领了阿基坦的各个行省，原来的哥特名字被篡改而不是丧失，变成现代的称呼，像佩里戈尔、圣通日和普瓦图。阿卜德·拉姆的旗帜被插上图尔和桑斯的城墙，至少也曾经出现在城门外。他的分遣部队遍及勃艮第王国，最远到达里昂和贝桑松这些知名城市。阿卜德·拉姆对这片国土和其上的人民毫不心慈手软，受到蹂躏的记忆长久以来保存在传统之中。摩尔人或伊斯兰教徒入侵法兰西，为这些传奇故事提供了最早的基本材料，在骑士制度的浪漫故事中被大幅扭曲，由意大利诗人用文雅的笔调加以修饰和描述。在社会和工艺都已残破不堪的时代，那些被人遗弃的城市给萨拉森人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战利品，他们只能在教堂和修道院发现值钱的物品可以劫掠，拆除所有的装饰投进火焰之中。无论是普瓦提埃的奚拉里还是图尔的马丁这两位主保圣徒，都忘记使用神奇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墓地。胜利的队伍从直布罗陀的岩石到罗亚尔河岸，迤逦的路途长达1000英里，要是再走过同样的路程，就可以使萨拉森人到达波兰边境或苏格兰高地。莱茵河并不会比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更难渡过，阿拉伯人的舰队不必经过一次海战就可驶进泰晤士河口。牛津大学或许现在还要教授《古兰经》的释义，学生可能要对这个受到割礼的民族宣扬穆罕默德天启的神圣真理呢。
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才能和运道，把基督教世界从这种灾难中拯救出来。查理是丕平的非婚生子，对于皇宫总管的头衔以及身为法兰克人的公爵，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后来能够成为一连串国王的始祖，倒也是名实相符。他恢复和支持帝座的尊严，管理政府辛勤地工作长达24年之久，像武士一样采取积极的行动，连续粉碎日耳曼和高卢的叛乱事件，在同样的战役中把他的旗帜展示在易北河、罗讷河和大洋的海岸地区。现在公众面临危险的处境，他听从国家的召唤，同时他的死对头阿基坦公爵厄德，狼狈不堪地成为流亡的恳求者。这位法兰克人大声叫道：
啊!我的上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凄惨!为什么会这样不幸!我们很久以来就听到阿拉伯人的名声和他们的征战，一直担心他们在东方的攻势行动，谁知他们现在已经占领西班牙，正从西方来侵略我们的国家。然而他们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他们并没有小圆盾)与我们相比，还是居于劣势。
见识高明的皇宫总管回答道：
假若你愿意听从我的劝告，那么就不要拦阻他们的前进，更不要过早发起攻击。他们像一道激流，如果我们逆流而上一定会发生危险。对财物的欲念和必胜的信心，能够让他们勇气倍增，这种勇气比起兵器和数量更能发挥效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着急，等他们满载而归时再动手。他们夺得财物后就会各自心怀鬼胎，确保我们可以获得胜利。
这个狡猾的政策可能是阿拉伯的作者所精心杜撰出来的，查理的地位也会让人联想到他的拖延时间策略是出于更为狭隘和自私的动机，他暗中的企图，是使不稳善变的阿基坦公爵厄德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行省受到摧残。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拖延难以避免且情非得已。一支正规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整备完成，近半的国土已经落在萨拉森人手里，按照当时他们的情况来说，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兰克人非常清楚迫近的危险，或是抱着不以为意的态度；格庇德人和日耳曼人乐意提供自愿的帮助，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离基督徒将领的营地还有相当远的路程。
查理等部队集结完毕，立即出发搜寻敌军，发现他们位于法国中部的图尔和普瓦提埃之间。他的行军编组正好被一道山脊所掩护，阿卜德·拉姆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并发动奇袭。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民族用同样勇敢的精神前进，发生的接战要改变世界的历史。前六天都是毫无秩序的混战，东方的骑士和弓箭手能维持优势。但是在第七天的肉搏近战中，日耳曼人靠着强壮的意志和铁铸的手臂，凭着力气和体形对东方人造成压倒之势，使他们的子孙确保民事和宗教的自由。于是“铁锤”的称号就落在查理的头上，用来证明他那雷霆万钧无可抗拒的一击。厄德的愤怒和竞争也激起更大的勇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同伴都是法兰西骑士制度真正的贵族和保护神。经过一场血腥的战斗，阿卜德·拉姆被杀，萨拉森人在黄昏时候退回营地。夜晚营地中一片混乱，弥漫着绝望的感觉，来自也门、大马士革、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各部族各持己见引起冲突，几乎要兵戎相向。这群剩余的乌合之众突然之间就这么消散，每位埃米尔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只想尽快单独撤离。天亮破晓发现敌营寂静无声，使得胜利的基督徒感到怀疑，接到细作的报告后，他们才敢到空无一人的帐幕搜寻遗留的财物。但是，如果我们扣除一些值得纪念的遗物，只有一小部分战利品被归还给无辜和合法的原主。
欢乐的浪潮立即席卷整个正统基督教世界，意大利的僧侣非常肯定地相信，35万或37.5万名伊斯兰教徒被查理的铁锤砸得粉身碎骨，而基督徒在图尔战场上阵亡的人数则不超过1500位。然而这难以置信的故事从法兰西将领的小心翼翼，即可获得足够的反面证据。他顾虑敌人故意设置陷阱，不敢勇敢地发起追击行动，同时解散日耳曼的联军部队，让他们回到故乡的森林里去。征服者的消极行为泄露他已经丧失实力和士气，须知作战收获最大的时机不是在战斗的行列中，而是在逃走敌人的背后。然而法兰克人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达成最终目的，厄德的部队光复了整个阿基坦地区，阿拉伯人不再存着征服高卢的幻想，很快被铁锤查理带着忠勇的伙伴将他们赶过比利牛斯山。一般来说，基督教世界的救世主应该被感激的教士封为圣徒，最起码也要获得赞许之词，他们靠着查理的剑才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在公众的灾难期间，皇宫总管被迫要运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财富，或至少是年度的岁入，来解决国家的困难和支付士兵的报酬。他的功绩被人遗忘，只有亵渎神圣的行为长留在记忆之中。在致送加洛林王朝君主的信函中，高卢的宗教会议竟然宣称他的祖先受到诅咒，等到打开他的坟墓，从一阵火光中出现一条可怖的龙，使得旁观者为之惊惧不已。当时还有一位圣徒纵情于欢愉的幻觉，看到铁锤查理的灵魂和肉体，在地狱深渊中受永恒烈火的煎熬。
就大马士革的宫廷而言，比起国内一位竞争者的崛起和发展，在西方世界丧失一支军队或一个行省，这点痛苦真是算不了什么。倭马亚家族除了在叙利亚以外，从来得不到臣民公开的支持。穆罕默德的圣传记录他们坚持偶像崇拜和阴谋反叛。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极其勉强，人员的擢升不合常理而且是党同伐异的结果。他们的宝座与阿拉伯人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血统结合在一起，即使是这个世系之中最杰出虔诚的欧玛尔，仍是不满足于自己的头衔。他们个人的德行不足，无法使继承次序的改变被视为正当的行为，教徒的眼光和意愿转向哈希姆世系以及真主的使徒穆罕默德的亲戚。法蒂玛系就这方面来说妄自菲薄或是怯懦退缩，但是阿拔斯的后裔勇气百倍而且小心谨慎，对于日渐高升的运道满怀希望。他们从叙利亚一个位置偏僻的居处，秘密派遣代表和宣传人员，在东部行省借着传道向民众呼吁他们具有无法取消的世袭权利：穆罕默德是阿里的儿子，阿里是阿卜杜勒的儿子，阿卜杜勒是阿拔斯的儿子，而阿拔斯是先知的叔父。穆罕默德接受呼罗珊代表团的觐见和自愿奉献的40万枚金币的礼物。等到他过世，众多的信徒向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宣誓效忠，他们只期望一个信号和一个领袖。呼罗珊总督看到态势有变，继续苦谏还是毫无效果，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陷入昏睡之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阿布·穆斯林的部队叛变，将呼罗珊总督和他的追随者全部逐出梅鲁的城市和皇宫。
阿拔斯王朝通常将阿布·穆斯林称为“国王的制造者”，感激的宫廷终于对这位始作俑者僭越的功绩做出了奖赏。阿布·穆斯林出身低贱，或许有异国血统，但还是难以压制他那渴望权势的精力。除了对自己的妻室忠诚，对自己的财物慷慨处理，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毫不珍惜以外，他能用愉悦的口气向人吹嘘的事情，就是已经消灭了60万名敌人，这话可能有几分真实。这时他的心性和面貌都表露出无畏的庄严神色，除了上战场的日子，从来没有看到他面带笑容。阿拉伯人为了能够辨识清楚各种不同的派别，神圣的绿色被授予法蒂玛派，倭马亚派用显著的白色，最不吉利的黑色自然被阿拔斯派采用。他们的头巾和长袍都染上这种阴郁的颜色，两面黑色的旗帜装在长矛的横杆上，有9肘尺那么长，被阿布·穆斯林的前锋高举起来迎风招展。他用“黑夜”和“阴影”这种具有象征性的称呼，很隐晦地表示要与哈希姆家族精诚团结并永恒传承。从印度河到幼发拉底河，整个东方为白和黑两个派别的斗争而骚动不安，阿拔斯派经常获得胜利，然而公开的成功因领导者个人的不幸，使整个派别的前途暗淡无光。
大马士革宫廷从长期的昏睡中惊醒，决定要对麦加的朝圣采取防范措施。易卜拉欣带着阵营盛大的随员队伍，想要使自己立刻获得先知的喜爱和人民的支持。哈里发派遣骑兵部队阻截他们的行军，逮捕他们的人员，命运乖戾的易卜拉欣被抓走，他们丝毫不顾虑他的王室身份，他戴着脚镣毙命在哈兰的地牢中。他那两位年轻的弟弟萨法赫和曼提尔逃避了暴君的搜寻，藏身在库法，直到民众激起狂热的情绪以及东部朋友的到达，他们才在失去耐心的公众面前现身。萨法赫在星期五那天穿上哈里发的服饰，使用己派的颜色，摆出宗教和军队的盛大排场前往清真寺，穆罕默德合法的继承人登上讲坛，开始祈祷和讲道。在他离去以后，他的亲戚用效忠誓言来约束一个愿意追随的民族。然而在扎卜河的两岸，而不是库法的清真寺，无法和解的争执获得决定性的结果。白派的阵营显然具备所有的优势：现任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一支12万士兵的军队，所面对的敌人的数量不过是他们的六分之一；哈里发穆万的亲征和他的功勋，成为倭马亚家族第十四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君主。他在登上宝座之前，在乔治亚战争中赢得光荣的绰号“美索不达米亚之驴”。就像阿布尔菲达所说，要不是永恒的命令在那一刻让他的家族遭到绝灭，他也能进入伟大君主之列。
人类的智慧和毅力要是与天命对抗，一切努力终将归于徒劳。穆万的命令发生错误或是没有人服从。他的坐骑单独归来使人产生错误的认知，以为他已经阵亡，哪里知道他在必要时下马步行。阿卜杜勒是竞争者的叔父，有能力领导这批狂热的黑色骑兵部队。哈里发在遭到无可避免的败绩以后逃到摩提尔，可是这时阿拔斯的旗帜已经在防壁上招展。他在紧张之际渡过底格里斯河，对于哈兰的宫殿投以忧郁的回顾，接着横越幼发拉底河，放弃守卫森严的大马士革，也没有在巴勒斯坦稍作停留，最后把他的营地设置在尼罗河岸的布西尔。快速的奔逃使得阿卜杜勒在后面紧跟不放，追击行动的各个阶段都使他增加实力和获得名声。白派的残余人员最后在埃及一战而溃，穆万被长矛结束性命也免除了他的焦虑，不幸的战败者比起光荣的胜利者更乐于获得这种下场(公元750年2月10日)。征服者用严酷的鞠讯手段要根除这个敌对家族最偏远的旁支，他们的遗骸被挖出来挫骨扬灰，他们树立的事迹和纪念物全部受到诅咒和摧毁，侯赛因的殉难全部报复在暴君的子孙身上。倭马亚家族80名重要人物屈从于仇敌的仁慈或信用，受邀前往大马士革参加宴会，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完全违犯“待客之道”，餐桌上倒卧着气绝的尸体，客人垂死的呻吟作为音乐为这场盛宴助兴。血腥的内战使阿拔斯王朝能够稳固建立，穆罕默德的门徒相互之间的仇恨和同样重大的损失，使得基督徒只能在这方面获得胜利。
只要萨拉森帝国不会因革命的结果造成权力的丧失和联盟的解体，即使战争之剑使数以千计的人员身首异处，后续的世代也很快会补充人力。倭马亚家族受到“公敌宣告”的惩处，只有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皇室青年逃脱了仇敌的魔掌。从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到阿特拉斯山的谷地，到处都在捕杀这个在荒漠游荡的流亡人员。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西班牙的邻近地区现身，恢复白派的狂热激情。阿拔斯派的名号和事业最早是波斯人出面为之辩护，西方对于萨拉森内战的大动干戈完全置身事外，退位家族原来的家臣和下属，现在处于任期不稳的状况，却依然掌控着政府的土地和职位。受到感恩、义愤和畏惧的强烈刺激，他们恳请哈希姆哈里发的孙儿登上祖先的宝座。他已经处于绝望的状况，只有把鲁莽和谨慎全部置之不顾。他在安达卢西亚海岸登陆时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经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科尔多瓦建立政权，成为倭马亚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统治从大西洋到比利牛斯山之间的地区达250年之久。
阿拔斯王朝派来的部将阿拉率领一支舰队和军队，在侵入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领域时被他在战场上杀死，头颅经过盐和樟脑防腐以后，派出一位大胆的信差将它挂在麦加的皇宫前面。曼提尔哈里发为自己的安全感到庆幸，能与这位可畏的敌手隔着遥远的大海和陆地。双方都有意向对外公布发起攻势的通告，后来全部无疾而终。西班牙脱离王国的母体，没有成为征服欧洲的门户。阿卜杜勒·拉赫曼始终对东方保持永久的敌对态度，转向君士坦丁堡和法兰西的统治者寻求和平与友谊。阿里那些无法辨识真假的后裔，像毛里塔尼亚的伊德里斯家族，以及阿非利加和埃及更有势力的法蒂玛家族，他们被倭马亚王朝的先例激起仿效的决心。在10世纪时，3个哈里发或教徒领袖争夺穆罕默德的宝座。他们分别在巴格达、凯罗安和科尔多瓦进行统治，相互之间把对方革出教门，只有争论的原则获得一致的同意，那就是不同派别的教徒比起不信正道的人员更可恶、更罪恶滔天。
麦加是哈希姆部族的世袭产业，然而阿拔斯王朝从来没有意愿要定都在先知的出生地或他的城市。大马士革因倭马亚家族的选择而受到羞辱，何况还沾染着前朝的鲜血。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迟疑不决之后，萨法赫的兄弟和继承人曼提尔在巴格达奠基，他的后裔坐镇光辉的皇都，进行长达500年的统治。选择的地点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在摩代因遗址的上方约15英里，有双层圆形城墙，成为首都后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都迅速增加，但是现在规模缩减成一个行省的城镇。一位名孚众望的圣徒举行葬礼时，从巴格达和邻近的村庄有80万男子和6万妇女前来参加。这个“和平之城”，处于东方的富豪之中，阿拔斯王朝很快对最早几位哈里发的节制和俭省，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渴望与波斯国王的雄伟华丽一比高下。
曼提尔经过几场战事和大兴土木以后，所遗留的财富价值3000万英镑，他的子女在几年之间无论是肆意为恶还是广行善事，很快耗用得一干二净。他的儿子玛哈迪到麦加的一次朝圣，花费了600万第纳尔金币；他同意兴建贮水池和大客栈可能是出于虔诚和慈善的动机，分布的位置要沿着700英里已经测定过的道路；他的骆驼队载运冰块，为了在皇家的宴会上保持水果和饮料的清凉，这使得阿拉伯的土著大感惊异。他的孙儿阿尔马蒙慷慨的气派受到廷臣真心的赞誉，就在他的脚从马镫上抽出来的片刻工夫，把一个行省岁入的五分之四赠送给他们，总额是240万第纳尔金币。这位君王在他的婚礼中，将1000颗最大粒的珍珠撒在新娘的头上，一张彩券可以获得田地和房屋，展现各人运道的难以捉摸。在帝国的衰落期间，宫廷的光荣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更为辉煌夺目。一位希腊使臣对虚弱的穆克塔德那极为壮观的华丽外表，可能非常钦佩也可能产生怜悯之心。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说道：
哈里发全副武装的军队包括步兵和骑兵，集结起来一共有16万人。他的国务大臣都是受到宠爱的奴隶，穿着华丽的服装站在身旁，腰带闪烁着黄金和宝石的光芒。接着是7000名宦官和内侍，其中4000名是白人而3000名是黑人，仅是阍侍或门卫就有700人。游艇和御用的船只有最豪华的装饰，可以游览底格里斯河的风光。所有的宫殿都布置得富丽堂皇，悬挂的绣帷有3.8万幅，其中有1.25万幅是丝织品，用金线绣出各种图案，铺在地面的地毯有2.2万条。100头狮子被牵出来亮相，每头狮子都有专人看管。最稀有和最奢侈的奇观是一株金和银制成的大树，分布着18根大树枝，用同样金属制作的各种小鸟，停息在细小的枝叶之间，靠着机械装置很自然地跳动，这些鸟儿发出啁啾的鸣声，非常悦耳好听。经过这些奇妙而壮丽的景色后，首相将希腊使臣引导到哈里发宝座的前面。
在西方世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用同样的排场来支撑教徒领袖的头衔。离科尔多瓦3英里的地方，最伟大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为了讨好受他宠爱的妃子，构建泽赫拉这座城市、皇宫和林园，花了25年的时间和300万镑的经费才完成。他具备自由奔放的艺术鉴赏力，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画家，以及那个时代技术卓越的雕塑家和建筑师，用1200根西班牙、阿非利加、希腊和意大利的大理石柱，支持或装饰各种大厦和宫殿。觐见厅镶嵌黄金和珍珠，中间有一个硕大无比的水盆，四周围绕着形式各异和价值高昂的鸟类和走兽的雕像。花园一处高耸的亭子里，有一个水盆和喷泉全部使用水银，在艳阳下发出耀眼的亮光。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后宫包括妻妾、嫔妃和黑人内侍，总数有6300人，伴随他进入战场的是一支警卫部队，有1.2万名骑兵，他们的皮带和弯刀都有黄金制成的饰钉。
我们只要居于平民的地位，欲望就会受到贫穷和服从的永恒压制。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奉献出来，仅仅为了侍候一位专制的君主，盲目服从他制定的法律，实时满足他的意愿。这种壮观的场面光是想象就令人感到目眩神迷，不论理性能给予多少冷静的劝告，对于帝王之权所获得的舒适和侍奉，只有少数人能坚持原则拒绝接受这种考验。要是借用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经历，可能会有点用处。他过着富贵逼人的生活，会引起我们的赞赏和羡慕。他曾经亲自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在过世哈里发的私室之内被发现：
我在胜利与和平之中统治了50年，受到臣民的爱戴，获得敌人的畏惧，赢取盟友的尊敬，这一生任情享受荣华富贵，尘世的幸福再也不值得我去寻求。我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曾经尽力回想生命之中那些真正的快乐，算算总共14件。啊!世人哪!碌碌红尘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哈里发的奢侈生活并没有给他们本人带来幸福，反倒是断送了阿拉伯帝国的士气，使帝国的扩张为之终结。穆罕默德最早几位继承人心中念念不忘现世和宗教的征服，除了供应生活的需要，全部的岁入毫无保留地用于有益的工作。阿拔斯王朝为无尽的需索和任意的挥霍弄得民穷财尽，他们没有野心要追求远大的目标，所有的闲暇嗜好以及全副精力，都转用在宫廷的排场和身心的欢愉上，最有价值的报酬为妇女和宦官所侵吞，皇宫的奢华损害到君王在军营的征战。哈里发的臣民弥漫着类似的风气，时间和繁荣使严苛的宗教狂热为之软化。他们靠辛勤工作来寻求财富，用从事文学来建立名声，以家庭生活的宁静为幸福。战争再也无法激起萨拉森人炽热的情绪，就是增加薪俸和提高赏赐，对于英勇战士的后代也失去了诱惑力。想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勇士，抱着获得战利品和进入乐园的希望，成群结队自愿投效阿布伯克尔和欧玛尔的阵营，对比之下真是令人感到不胜唏嘘。
在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之下，穆斯林的勤学求知限于《古兰经》的诠释，以及用本国语言辩论和作诗。一个民族始终要面对战场的危险，就会重视医药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外科的手术。然而阿拉伯那些挨饿忍饥的医生一直在私下抱怨，绝大部分的生意都因人们的运动和节制而变得门可罗雀。经过内战和家族之间的阋墙以后，阿拔斯王朝的臣民从精神昏睡中清醒过来，对于探求异教的科学不仅有空闲的时间也感到好奇。这种求知的精神在开始时受到曼提尔的鼓励，他除了精通伊斯兰的律法，在天文学的研究上也极有成就。然而等到权杖传给阿尔马蒙这位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他完成祖父的心愿，将缪斯从古老的园地引进自己的国土。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和住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埃及的代理人，到处搜购希腊的学术书籍，遵奉他的命令找最高明的译者将书翻成阿拉伯文，臣民在他的规劝之下勤学苦读这些有益的作品，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在学术的聚会和辩论中，用愉悦和谦逊的态度给予最大的赞助。阿布·法拉吉乌斯说道：
他非常清楚他们都是真主的选民，是能力最强和用处最大的臣属，奉献一生来改进天赋才智。中国人或突厥人并没有雄心壮志的抱负，勤劳工作是为了谋求世间的财富，以沉溺于兽性的欲念为荣。要是这些技术高明的工匠仔细看看蜂窝，里面有不计其数的角锥体和六边形的小室，就知道自己的手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些坚毅过人的英雄畏惧狮子和老虎的凶猛。要是谈到求偶的行为，就不如污秽的四足兽那样充满活力。智慧的教师是世界上真正的哲人和立法者，没有他们的大力鼎助，人类会再度沉沦于无知和野蛮的状态。
阿尔马蒙的热心和好奇为阿拔斯王朝后续的君主所效法，就连他们的敌手阿非利加的法蒂玛家族和西班牙的倭马亚家族也效仿他的作为，他们既是王朝的君主，也是学术的赞助人。各行省的独立埃米尔也认为自己同样有皇家的特权，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到非兹和科尔多瓦，他们之间的竞争提高了科学的素质和报酬。有位苏丹的首相奉献了20万枚金币在巴格达兴建一所学院，然后再捐助高达1.5万第纳尔的年金。教学的成果或许在不同的时期传授给了6000名弟子，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贵族到工匠的儿子都有。穷困的学生有足够的津贴，学有专长或工作勤奋的教授获得适当的薪俸。每座城市都靠着抄录和搜集供应阿拉伯文学作品，以满足学者的求知和富豪的虚荣。一位私人医生婉拒布哈拉苏丹的邀请，因为载运他的书籍需要400头骆驼。法蒂玛王朝的皇家图书馆藏书有10万册原稿和抄本，书法典雅而且装订精美，开罗的学生都可以借阅，馆方毫无猜疑之心也不怕对方吞没不还。然而这种收藏只算中等规模，要是我们相信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用60万卷书来充实一所图书馆，其中仅目录就要编成44卷。在首都科尔多瓦及附近的市镇，像是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和穆尔西亚，当地出生的作家有300多位，安达卢西亚王国各城市开放给大众使用的公立图书馆就有70多所。阿拉伯提倡学术的时代持续了500年之久，直到蒙古人突然带来浩劫为止。就欧洲的编年史来说，同样的一段时期最为黑暗和怠惰，但后来自从科学的朝阳从西方升起，东方的学术研究便开始凋萎和衰退。
阿拉伯的图书馆也和欧洲一样，为数甚众的藏书之中绝大多数是当地通俗书籍，主要的特点是出于想象和虚构。书架上排列着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风格适合国人的爱好和风俗；还有通史和一般历史作品，循环不息的世代提供人和事的最新资料和成就；谈到法学体系的法典和评注，从先知的律法中获得权威的说明和解释；再有就是《古兰经》的诠释和正统的圣传；整个神学系统的著作，包括辩证神学、神秘论、经院神学和伦理学，年代最早或最后的作者，按照不同的评估成为怀疑论者或接受正道者。有关思考和科学的作品范围减为四大类，那就是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希腊哲人的经典被译成阿拉伯文，还加以举例说明，此外还有很多的论述和著作也保存下来。在经过战乱的蹂躏之后，原文现在已经丧失，只能出现在东方的译本之中，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阿波罗尼乌斯、托勒密、希波克拉底和格伦的作品，全靠这种方式获得永续的生命，并且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在唯心论的体系之中，根据时代的风尚有很大的变化：阿拉伯人接纳了斯塔吉拉人的哲学，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他都同样清晰透彻，或者说都同样晦涩难解。柏拉图的作品是为雅典人而写，寓言的特性已与希腊的语言和宗教融为一体。
等到希腊的宗教式微以后，逍遥学派从名不见经传的状况中崛起，在东方教派的争论中风行一时，学派的创始人由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传到拉丁文的学院，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盛名。学院学派和吕克昂学派的物理学，建立的基础是辩论而不是验证，对于知识的发展形成迟滞的作用。形而上学、有关灵魂的无限或有限的问题，经常被拿来用于迷信。然而辩证法的技巧和运用可以强化人类的才智，亚里士多德对我们的“观念”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区分为“十大范畴”，他的“三段论法”是辩论的利器，萨拉森人的学院将其全盘接受，对于运用的方法非常讲究，只是发挥效果在于查明谬误，而并非探求真理，新一代的大师和门人弟子，仍旧陷身于无穷无尽的逻辑争辩之中，倒也不足为奇了。
数学的表现极为卓越，能够独树一帜，是因为在任何时代都向前发展，从未发生退步的现象。然而提到古代的几何学，如果我没有获得错误的资料，那么15世纪的意大利已经恢复到同样的水平。不论最原始的说法为何，经过阿拉伯人很谦逊的证实，代数这门科学应归功于希腊人狄奥凡图斯。阿拉伯人发展出更有成就而且极为崇高的天文学，提升人类的心灵，使之能够藐视我们所居的这个微小的行星和短暂的存在。阿尔马蒙供应昂贵的观测仪器，迦勒底人的土地仍旧有广阔的高地和毫无掩蔽的地平线。阿尔马蒙的数学家第一次在辛纳尔平原、第二次在库法平原精确测量地球绕日循环中的1度，因而把我们这个行星的周长定为2.4万英里。从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到帖木儿的孙儿即位，在没有望远镜的协助之下，仍然努力进行星球的观察。巴格达、西班牙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年表，能够修正微小的错误，但还是不敢抛弃托勒密的学说，对于发现太阳系而言，连一步都没有向前迈进。科学的真理在东方的宫廷是无知之辈的托辞和呆瓜笨蛋的呓语。天文学家要是不能自贬身份，无视于知识和诚实，去提供占星术徒然无益的预言，那就没有人管他死活。
但阿拉伯人的医学值得世人赞美，像梅苏亚、伽巴尔、拉齐斯和阿维森纳这些名字，能与希腊的大师相提并论。仅在巴格达一地就有860位有执照的医生从事赚钱的职业，西班牙的正教君主都相信萨拉森人的医术。他们的嫡系子孙在萨勒诺的学院中，能够在意大利和欧洲振兴医疗程序和方法。个人特殊的病情和意外的事故，对每位教授的成就都会发生影响，但我们在评估这些医生有关解剖学、植物学和化学的普通知识时，不会存有太高的幻想，这是医学理论和运用的3个主要基础。迷信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为了尊敬死者，解剖限于猿猴和四足兽，实质和可见的部分在格伦的时代都已全部知晓，至于对人体组织进行精细的检查，要保留给现代技术人员的显微镜和注射剂。植物学是一门发展极为快速的科学，在热带地区发现2000种植物，给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植物志》增加了更多的资料。在埃及的寺庙和修道院可能还秘密保存着一些传统的医疗知识。从技术发展和制造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经验。不过化学的起源和改进应归功于萨拉森人孜孜不倦的研究，首先发明并且命名了名为蒸馏器的器皿，原来的目标是要提炼出物质的精华；分析材料的三种自然分界，区分出动物、植物和矿物；试验出碱和酸的成分和相互的结合；将有毒的物质变为性质温和与有益于人体的药物。然而阿拉伯的化学家最热心的研究，是要转变金属的性质或是使人长生不老，有太多的理由和不计其数的钱财，浪费在炼丹的坩埚之中，神秘、传奇和迷信也在旁助其一臂之力，使这个重要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就。
伊斯兰与希腊和罗马的来往虽然非常密切，但还是剥夺了自己最主要的福利，那就是古老的知识、精纯的韵味和自由的思想。极为自信的阿拉伯人认为本国语言有丰富的表达能力，不屑于学习任何外国语文。希腊文的译者都是选自基督徒的臣民，这些人有时根据原文来翻译，然而经常使用叙利亚文的译本。有一大群天文学家和医生经过教导，会讲萨拉森人的语言；但诗人、演说家甚至历史学家，都还没有这种例子。荷马的神话会激起严厉的宗教狂热分子憎恶的情绪，他们对于马其顿的殖民地以及迦太基和罗马的行省，都抱着浑噩无知、不以为意的态度，普鲁塔克和李维笔下的英雄人物全都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穆罕默德以前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教长、先知和波斯国王一些简短的传奇而已。我们在希腊和拉丁的学院中接受教育，就会对特有的韵味在心中建立一种标准，我要是不熟悉这个国家的语文，就不会很鲁莽地站出来指责他们的著作和见解，然而我知道古典文学可以拿出来教导东方人，相信有很多地方值得他们去学习：像节制而高贵的风格、比例优雅而匀称的艺术、视觉和智慧之美的形式、人物和情绪适当的描述、叙事和辩论的修辞以及史诗和诗剧习用的结构等。理性和良知的影响很少表现出暧昧的定义，雅典和罗马的哲学家乐于享用民事和宗教的自由，大胆断言拥有这些权利。他们写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可能逐渐打开东方专制政体的枷锁，散布探索和宽容的自由精神，鼓励阿拉伯的智者去怀疑哈里发是暴君，而先知是骗子。甚至于传入理论科学也会使迷信的本能为之惴惴不安，那些较为严肃的法理学家指责阿尔马蒙轻率而有害的好奇心。我们将渴望殉教、憧憬天国和相信宿命，看成君主和人民无可抗拒的宗教狂热。当萨拉森人把年轻人从军营拖出来送到学院，等到教徒的军队敢去阅读和思考，他们的刀剑就无法发挥所向披靡的威力。然而希腊人出于愚蠢的虚荣心，特别珍惜他们的学术和知识，很不情愿将圣火传授给东方的蛮族。
倭马亚和阿拔斯两个王朝的浴血斗争，让希腊人抓住机会对过去的失策进行报复，趁势扩张自己的领土。但是摩哈地是新王朝第三代哈里发，同样也掌握了有利的态势，当时拜占庭的宝座为孤儿寡妇所据有，那就是君士坦丁六世和艾琳。哈里发坚持要使出严厉的雪耻手段，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组成一支9.5万人的大军，在教徒领袖的第二个儿子哈伦或称亚伦的指挥之下，越过底格里斯河向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哈伦将营寨扎在克利索波利斯)或称斯库塔里对面的高地上，通知君士坦丁堡皇宫的艾琳，她已经丧失了军队和行省。大臣获得统治者的同意或默许，签署非常羞辱的和平条约，就是用交换皇家礼物的名义，也无法掩饰强加在罗马帝国身上、每年支付7万第纳尔金币的贡金。萨拉森人实在过于鲁莽，竟敢进入距离遥远而又充满敌意的土地，在撤退时恳求对方给予可信的向导和供应充足的市场。没有一个希腊人有勇气窃窃私语，他们那支疲惫的部队在滑溜难行的山地和桑加里乌斯河之间那条必经之路上，可能会受到包围而全军覆没。
这次远征行动以后过了5年，哈伦登上他父亲和兄长的宝座，成为阿拔斯王朝最具权势和活力的君主。他是查理曼大帝的盟友，在西方世界享有盛名，他也是阿拉伯传奇中不朽的英雄，连最年幼的读者都熟悉他的平生功勋。他的姓氏前所加的头衔是阿尔·拉希德(意为“公正者”)，但慷慨的巴尔马克家族在无辜的情况下被满门抄斩，玷污了他的盛名；不过他听取了一名贫穷寡妇的申冤，她说遭到他的部队的抢劫，同时敢用《古兰经》的经文威胁疏忽的专制君主：真主和后代子孙会给他应得的审判。哈伦用奢侈豪华和对学术的提倡来装饰宫廷，但是在他的23年统治期间，他一再视察从呼罗珊到埃及的各个行省，9次到麦加进行朝圣活动，入侵罗马的国界也有8次之多，因为他们经常拒付贡金，这样一来让罗马人知道，一个月的劫掠比一年的顺从，所付出的代价可要昂贵得多。然而等到君士坦丁的养母被迫逊位接受放逐，她的继承人尼西弗鲁斯决心抹去奴性和耻辱的标志。皇帝致哈里发的信函特别提到弈棋的典故，弈棋已从波斯传到希腊：
女皇(他对艾琳的称呼)认为你是城堡而她自己只是一个小卒。胆怯的女性才会忍辱支付贡金，事实上她应该坚持立场，像你们这些蛮族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因此你要归还这种不义行为所获得的成果，否则将付诸刀剑来解决。
使臣在说完这段话以后，将一捆刀剑扔在宝座的前面。哈里发以微笑面对威胁，拔出他的弯刀，这件名叫“桑萨玛哈”的宝物在历史或传说中真是大名鼎鼎，他拿来砍断希腊人脆弱的兵器，刀刃没有卷口，还是锋利无比。然后他口述一封简短而令人畏惧的回函：
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教徒领袖哈伦·阿尔·拉希德致尼西弗鲁斯。你这个罗马狗，我已经读过你的来信，啊!你这个不信真主的母亲所生的儿子，你不要光用耳朵听传话，应该仔细看清楚我的答复。
弗里吉亚的平原用鲜血和战火书写了这段经过。阿拉伯人黩武好战的快速行动，只有欺骗的诈术和悔恨的表示才能加以阻止。胜利的哈里发在战役的辛劳以后，班师回到幼发拉底河畔的拉卡，那里有他所喜爱的皇宫，但是500英里的距离和严寒的季节，鼓励他的对手违反和平协定。尼西弗鲁斯对于教徒领袖的胆识和敏捷大为震惊，哈伦在深冬再度越过积雪的陶里斯山。皇帝无论运用策略还是战争的手段都已毫无用处，这名背信的希腊人身上带着三处伤口从战场逃走，他的臣民有4万人遗尸在田野。然而皇帝仍以降服为耻，哈里发决定乘胜追击。13.5万名正规军接受薪饷，全部登记在兵籍名册上，还有30多万各种教派的人员，随着阿拔斯王朝的黑旗一起进军。他们横扫小亚细亚的乡野，越过提亚纳和安卡拉，包围本都的赫拉克利亚，这个一度繁荣的城邦现在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小镇，在那个时候用古老的城墙，全力抵抗东方军队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全城全部毁灭而战利品极为丰富，但如果说哈伦熟悉希腊的神话故事，就会对赫拉克勒斯的雕像遭到摧残产生惋惜之情，所有象征的物品诸如棍棒、长弓、箭囊和狮皮，全都用整块的黄金雕塑而成。萨拉森人经由海上和陆地进行破坏和蹂躏，从黑海一直蔓延到塞浦路斯岛，逼得尼西弗鲁斯只有收回傲慢的挑战。新的条约规定，要保留赫拉克利亚的废墟，当作对希腊人的一个教训，成为阿拉伯人的战胜纪念物；用来做贡金的钱币，上面要有哈伦和3个儿子的浮雕和签章，然而众多君王列名或许有助于除去带给罗马姓氏的羞辱。等到他们的父亲过世以后，哈里发的继承人涉入内战的争执，个性宽厚的阿尔马蒙成为征服者，忙着恢复国内的和平，积极引进外国的科学。
阿尔马蒙在巴格达以及“结巴子”米迦勒二世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统治时，克里特和西西里这两个岛屿被阿拉伯人占领。前者的征服行动为本国的作者所鄙视，因为他们对朱庇特和密诺斯的名声一无所知，但是并没有被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所忽略，他们现在对那个时代的事务开始有正确的观点。有一帮安达卢西亚的志愿军，对西班牙的政治气氛或统治方式感到不满，要从事海上的冒险行动，但他们出航时只有10或20艘战船，所以这种战争被称为海盗的掠夺。因为他们都是白派的臣民和信徒，可以合法入侵黑派哈里发的领域。有一个叛乱的党派引导他们进入亚历山大里亚，不分敌友大杀一阵，抢劫教堂和清真寺，把6000名基督徒俘虏出卖为奴，埃及的首府成为他们的根据地，直到阿尔马蒙亲自领军前来镇压。从尼罗河口到赫勒斯滂海峡，所有的岛屿和海岸都暴露在烧杀抢掠之下，他们看到肥沃的克里特岛感到非常羡慕，也做了一番试探，很快带着40艘战船回来进行正式的攻击。
安达卢西亚人在岛上四处游荡，没有畏惧之感而且全都平安无事，然而在他们带着掠夺物走下海岸时，发现船只正在着火燃烧，首领阿布·卡布承认这件祸事是他的杰作。群情激昂指控他不是陷入了疯狂就是要出卖大家，这位富于心机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有什么好抱怨的？是我带领你们来到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这里才是你们真正的国土，可以休养生息免于劳苦灾难，忘掉那贫瘠不毛的故乡吧!”“我们的妻子儿女怎么办？”“美丽的女俘虏可以成为你们的妻子，她们会向你们投怀送抱，你们很快就会有一大堆子女。”他们在苏达湾的营地，挖出一道壕沟筑好防壁成为最早的住处，一名背教的僧侣带领他们到东部更为适合的位置，就把堡垒和殖民地设在名叫坎达克斯的地方，然后将势力扩展到整个岛屿，现在这个称呼以讹传讹地成为甘地亚。
密诺斯时代的上百个城市后来减少到30个，其中只有一个名叫赛多尼亚的城市，有勇气保持实际的自由和基督教的信仰。克里特的萨拉森人很快弥补了水师的损失，伊达山的木材被拖到港湾供造船之用。在长达138年的敌对时期，君士坦丁堡的君王运用弱势兵力攻击这些无法无天的海盗船，对方不断的诅咒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西西里的丧失纯属意外之事，是严苛的迷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名多情的青年优菲米乌斯勾引一名修女从修道院逃走，受到皇帝的判决要割掉舌头。他提出充分的理由和策略说动了阿非利加的萨拉森人，很快带着皇家的显贵一起回来，还有100艘船只的舰队，加上700骑兵和1万步兵的一支大军。他们登陆的地点是马扎拉，靠近古代塞利努斯的废墟。在获得若干局部胜利之后，希腊人前来解救叙拉古，背教者被斩杀在城墙外面，他的阿非利加友人陷入杀马维生的绝境。安达卢西亚的同胞派出实力强大的增援部队，使他们获得生路，后来岛屿的大部分以及西部逐渐落到他们的手里，萨拉森人选择位置最适当的海港巴勒莫，作为水师的基地和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叙拉古立下誓言要保持基督的信仰和对恺撒的效忠，时间长达50年之久。
在最后和致命的围攻作战中，市民发挥自古以来遗留的精神，他们曾抗拒雅典和迦太基的势力。他们坚持20天对抗围攻部队的攻城冲车、投射器具、挖掘地道和龟甲阵式，要不是皇家舰队的水手留在君士坦丁堡，因为修筑圣母马玛亚大教堂而耽误，他们很可能获得救援，不会遭到陷落的命运。辅祭狄奥多西跟主教和教士被用铁链从祭坛拖到巴勒莫，投入黑暗的地牢里，随时都会遭到处死或变节的危险，他那悲惨的下场读来就像这个国家的一篇墓志铭，这里面倒是没有用词不文雅的怨言。从罗马人的征服到最后的灾难，叙拉古在不知不觉中衰亡，现在已经缩小成为名叫奥提杰亚的原始岛屿。然而留下的遗物仍旧非常贵重，主座教堂的银盘重达500磅，全部的战利品价值100万枚金币(大约是40万英镑)，1.7万名基督徒从遭到洗劫的陶洛米尼乌姆被运到阿非利加的奴隶市场，俘虏的总数一定更多。
希腊人在西西里的宗教和语言遭到绝灭，后续的世代之所以极为服从，是因为同一天就有1.5万个男孩接受割礼、改换服装成为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子民。阿拉伯人的分遣舰队从巴勒莫、比塞塔和突尼斯这些港口出发，卡拉布里亚和坎帕尼亚的150多个城镇受到他们的攻击和劫掠，就是在恺撒和使徒大名保护之下的罗马郊区，也全都无法幸免。要是伊斯兰教徒能够精诚团结，意大利必然落到阿拉伯人手里，就会轻易而光荣地加入先知的帝国。然而巴格达的哈里发在西部丧失权威，阿格拉比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篡夺阿非利加各行省，西西里的埃米尔渴望独立自主，这样才使征服和统治的企图变成不断的掠夺性入寇。
意大利无力抵抗，陷入苦难之中，罗马这个名字唤起严肃而凄惨的回忆。萨拉森人的一支舰队离开阿非利加海岸，竟敢驶入台伯河口，不断接近的罗马城虽然处于破落的状况，但仍旧是基督教世界受人尊敬的首都。一群面无人色的民众在城门和防壁上守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坟墓和殿堂，却被留在梵蒂冈的郊区和奥斯蒂亚大道边无人理会。冥冥之中这个神圣的地点受到保护，可以防止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第人的骚扰，但是阿拉伯人根本就瞧不起福音和奇迹，《古兰经》的训示赞同他们的慓掠风气，甚至产生激励的作用。穆斯林要剥光基督徒偶像所有值钱的饰物和奉献，从圣彼得的壁龛里将纯银的祭坛拖走，如果说教堂主体或是整个建筑物还能保留，获救的原因应归于萨拉森人的仓促离开，而不是说他们有任何顾忌。他们在沿着阿庇安大道前进的途中，洗劫芬迪并且围攻加埃塔，因为从罗马城墙转向使兵力分散，这样才能使卡皮托获得拯救，不致落在麦加的先知手里受到荼毒。
同样的危险仍旧迫近罗马人民，国内的战力不足以抵抗阿非利加埃米尔的攻势。居民要求拉丁人的统治者给予保护，可是加洛林王朝的正规军为蛮族的分遣部队击溃。他们考虑要与希腊皇帝恢复原来的关系，不过这种企图是叛逆的行为，何况救援过于遥远也靠不住。罗马人的精神和世俗领袖的过世，使得不幸更为加剧，由于迫在眉睫的紧急状况，选举无法像过去那样着重形式和充满密谋，大家一致选择教皇利奥四世，他的任职给教会和城市带来安全。教宗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胸中充斥着共和国初期的勇气，处于国家满目陵夷的局面，就像中流砥柱那样稳定，抬头挺胸站立在残破的家园之中。在他开始统治的前几天，举行净化和迁移圣骸的典礼，领导大家祈祷和列队游行，履行宗教活动的各种庄严仪式，要使群众忘却当前的烦恼，也给大家带来希望。
长久以来忽略民防的工作，不是因为对和平存有幻想，而是那个时代的灾祸频仍和贫穷困苦所致。虽然缺少所需的工具和材料，而且情势已经非常紧迫，但在利奥四世的指挥之下还是完成了古老城墙的修复工作，在敌人最容易接近的位置，新修或整建了15座塔楼，其中两座用来控制台伯河的两岸，有一条铁链封锁了溪流的水面，对溯流而上的敌对水师形成阻碍。这时罗马人获得令人喜悦的信息，可以暂缓燃眉之急：加埃塔已经解围，一部分敌军连带亵渎神圣的劫掠品全部葬身在波涛之中。
然而姗姗来迟的风暴立即发挥了加倍的威力。统治阿非利加的阿格拉比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大笔财富和一支军队，阿拉伯人和摩尔人的舰队在撒丁尼亚的港口进行短期的修整补给以后，就在台伯河口下锚停泊，距罗马城只有16英里。他们的纪律和数量所造成的威胁，不像是暂时的入侵，而有更具野心的企图，要在占领以后进行长期的统治。然而利奥四世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已经先与希腊帝国的属地结成联盟，像保持独立身份的滨海城邦加埃塔、那不勒斯和阿尔马菲。他们的战船受那不勒斯公爵之子恺撒里乌斯的指挥，在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在奥斯蒂亚海港。恺撒里乌斯是一位贵族出身的英勇无畏的青年，过去曾经击败过萨拉森人的舰队。他接受邀请与主要的伙伴前往拉特兰宫。老谋深算的教皇假装不知，探问他所负的使命，然后表现出高兴和惊奇的神色，接受神的旨意所派遣的救援行动。
城市派出全副武装的队伍伴随教父前往奥斯蒂亚，他在那里巡视并祝福这一群气度恢宏的救星。他们亲吻教皇的脚，举行军事典礼，接受圣餐仪式，聆听利奥四世的祈祷：上帝从大海的波涛中救出圣彼得和圣保罗，会增强他的勇士的力量，凭着圣名来对抗违背他旨意的敌人。穆斯林在进行类似的祈祷和下了同样的决心以后，排出队形前来攻击基督徒的战船，他们沿着海岸获得有利的位置。基督教联军获得胜利，是出于并不光彩的天意，这时突然出现一阵暴风雨，最强壮的水手也无法发挥技术和勇气。基督徒在友善的海港获得庇护，阿非利加人在充满敌意的海岸，撞得粉碎的船只散布在岩石和小岛之间。这些人即使逃过沉船和饥饿，在深仇大恨的追捕者身上也无法找到一丝恻隐之心。刀剑和绞架减少数量庞大的俘虏所带来的危险，可以有效运用剩余的人员的劳力，去修复那些他们想要毁灭的神圣建筑物。教皇率领市民和盟友在使徒的壁龛前面，奉上他们极为感激的祷告，呈献这次海战胜利的纪念品，13副沉重的阿拉伯弓全部用纯银制作，悬挂在加利利海渔夫的祭坛四周。
利奥四世的统治把全副精力用在罗马城的防卫和装饰上，教堂重新整修和再加布置，使用近4000磅白银来恢复圣彼得教堂的损失，奉献给圣所一个重达216磅的金盘，塑成教皇和皇帝的浮雕，用成串的珍珠围绕在四周。然而这些虚有其表的大手笔作风，若是与利奥四世发挥慈父的作风，重建奥尔塔和阿尔梅里亚的城墙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不要说他把森图姆塞利流离失所的居民，运送到他新建的利奥波里斯，这个地点离海岸有12英里。他出于慷慨好义的性格，将一群科西嘉人连带他们的妻子儿女，迁移到台伯河口的波尔图，给予妥善的安置。破败的城市重新恢复生气，田地和葡萄园分给新来的拓垦者，将马匹和牛只当作送给他们的礼物，在他们开始努力工作时予以协助，这些经历千辛万苦的难民，要从萨拉森人身上找回公道，发誓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也要为圣彼得的阵营效劳。
西方和北方的民族前来拜谒使徒的殿堂，逐渐在梵蒂冈形成占地广大和人口众多的郊区，不同的聚居地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来区别，像成群结队的希腊人、哥特人、伦巴第人和撒克逊人。然而这些古老的地点仍旧可以通行无阻，很容易受到亵渎神圣者的侮辱，如果计划要用城墙和塔楼将这个地点围起来，就会耗尽职务权威和慈善事业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精力充沛的教皇不分季节、不分日夜亲自督导，激起高昂的士气，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虔诚的工作。他将“利奥之城”的荣名赐给梵蒂冈，从而得知他爱好声誉，这是一种高贵却世俗的情操，虽然在奉献时难掩自负的神色，却也能表现出基督徒的悔悟和谦卑。他们举行盛大的典礼，主教率领教士穿着麻布的忏悔服装赤足绕城而行，吟唱赞美诗和连祷文用以宣扬天主的胜利，边走边用圣水洒在城墙上，最后用祈祷结束整个奉献的过程。在使徒和一群天使的保护和照顾之下，无论新旧罗马都会保持纯洁兴旺和固若金汤的美名。
十一、穆塔辛和狄奥菲卢斯在阿摩里乌姆的战事(838 A.D.)
狄奥菲卢斯皇帝是“结巴子”米迦勒二世的儿子，在中世纪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君王中，是最主动积极和高傲勇敢的君王之一。无论是攻势还是守势作战，他曾经5次亲自领军对抗萨拉森人，他的攻击声势惊人，就是后来战败丧师，也赢得敌人的尊敬。他的最后一次远征行动突入叙利亚，围攻寂寂无名的小镇索佐佩特拉。不知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哈伦在他所宠爱的妻子及侍妾的陪同下来到此处，这里才很偶然成为穆塔辛哈里发的出生地。有个叛乱的波斯骗子认为可以拿来作为对付萨拉森人的武器，他知道这个地方会使哈里发产生孺慕之情。这种教唆使得皇帝下定决心，要在最敏感的地方来伤害对方的自尊。索佐佩特拉被夷为平地，叙利亚的战俘受到可耻的虐待，不是身上留下伤痕就是变成残废，有1000名女性俘虏从邻近地区被强制送走。其中有一位是阿拔斯家族的贵妇人，在痛苦的绝望之下用穆塔辛的名义提出恳求。希腊人的凌辱使她的亲人必须维护荣誉，替穆塔辛受到的轻视进行报复，并且回应她的哀求。
在两位兄长的统治之下，穆塔辛是最年幼的弟弟，所继承的地区限于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地处边疆，可以磨炼他的军事才能，完全是机缘巧合使他获得“奥克托纳里”的称号，其中最有名的是8次会战，对抗《古兰经》的敌人并获得了胜利。在这些个人的争执中，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部队，从阿拉伯的部族和土耳其的各旗中征召新兵，他的骑兵数量极为庞大，虽然我们还要扣除数万人，因为皇家的马厩就有13万匹马。军备的费用经过计算高达400万英镑，大约是10万磅黄金。萨拉森人从集结的位置塔尔苏斯，兵分三路沿着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道前进。穆塔辛自己指挥中路；他的儿子阿拔斯负责担任前锋，借着第一次的军事行动来考验自己的能力，成功会得到莫大的光荣，即使失利也不会有什么处分。
哈里发为了报复他所受到的伤害，准备用同样的冒犯行动给予回敬。狄奥菲卢斯的父亲是弗里吉亚人，出生在阿摩里乌姆，皇室的发源地用各种特权和公共纪念物修饰得美轮美奂，即使民众对那个地方漠不关心，但是就统治者和他的宫廷来看，君士坦丁堡也不见得比它更有价值。萨拉森人把阿摩里乌姆这个名字刻在盾牌上，三路大军再度会师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下。明智的顾问建议将居民从阿摩里乌姆撤离，把空无一人的建筑物放弃给蛮族，让他们徒然发泄心中的怒火。皇帝决定采用更为光明正大的解决办法，不论是被围攻还是从事会战，都要防守祖先的土地。当两军逐渐接近，罗马人很清楚地看到伊斯兰教徒列阵的战线，杀气腾腾地正面枪矛林立，但是两军的本国部队在接战中毫无光彩可言。阿拉伯人的战线为3万波斯人的砍杀所突穿，波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获得照应和安置，所以要为皇帝卖命。而希腊人同样被击退，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这全靠土耳其骑兵部队的弓箭，要不是一场夜雨使弓弦受潮以致威力大减，恐怕只有少数基督徒能与皇帝从战场逃脱。他们在多里勒乌姆停下稍事喘息，这离战场已经有3天行程的距离了，狄奥菲卢斯看到担任护卫的骑兵部队那种面无人色的样子，对于随着君王逃跑的军民也只有赦免他们的罪行。
等到狄奥菲卢斯发觉到自己的实力是如此衰弱，知道毫无希望扭转阿摩里乌姆的命运，绝不通融的哈里发用藐视的态度拒绝他的乞求和承诺，扣留罗马使臣作为他大展报复的目击证人。他们几乎见证了他的羞辱。一位信心十足的总督，加上一支身经百战的守备部队和一群负隅顽抗的民众，面对气势强大的攻击，一连抵抗了55天。要不是一个内奸指出城墙最脆弱的位置，那里有一头狮子和一头野牛的雕像作为装饰，萨拉森人只有解围而去。穆塔辛用绝不宽赦的暴虐来实践他的誓言，对于破坏和毁灭的行动不会感到满足，但他已经觉得劳累，就班师回到位于萨马拉的新皇宫，就在巴格达的邻近地区。
这时“倒霉鬼”狄奥菲卢斯恳求法兰克人的皇帝施以援手，这位西方的敌人所能给予的帮助不仅缓不济急，是否真的答应也无法保证。然而围攻阿摩里乌姆时有7万穆斯林死亡，他们杀死3万基督徒作为对损失的报复，有同样数目的俘虏受苦，被当成罪大恶极的囚犯受到虐待。基于双方的需要，有时逼得要用交换或付赎的方式释放战俘，但是两个帝国要是引起民族和宗教的冲突，那么和平无法得到保证，战争绝不心慈手软。在战场上很少饶恕敌人的性命，有些人即使逃过刀剑的杀害，也会被判处毫无希望的奴役，或是受到极度痛苦的刑罚。一位东正教的皇帝提到处决克里特岛的萨拉森人，看来非常满意，说有些人被活活地剥皮，或是丢进沸腾的油锅。穆塔辛为了自己的荣誉，牺牲一座繁荣的城市、20万人的性命以及价值百万的财产。同样是这位哈里发，从马背上下来，不怕弄脏自己的官服，去救助一名不幸的衰弱老人，因为这位长者与载负的驴子一起跌进壕沟里。当他被死神召唤时，回想起哪种行为会使他获得更大的喜悦？
十二、阿拔斯王朝三大衰亡因素及造成的结局(841—936 A.D.)
穆塔辛是阿拔斯王朝第八任哈里发，家族和帝国的光荣随着他一起逝去。当阿拉伯的征服者遍布整个东方，就与波斯、叙利亚和埃及受奴役的群众混杂起来，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原有的德行：沙漠中培育出来爱好自由的精神和英勇善战的习性。南方人的勇气来自纪律和传统，完全是人为的成果。等到宗教狂热的进取心消失以后，就从北部地区征召人员组成哈里发的佣兵部队，他们的穷兵黩武完全是强壮和自发的产物。突厥人居住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以外的地区，强壮的年轻人得自战争或购自奴隶市场，他们的教育来自战场的考验和伊斯兰的信仰。突厥卫队全副武装保卫着恩主的宝座，首领篡夺皇宫和行省的统治权。穆塔辛是造成这种险境的始作俑者，他调5万多名突厥人进入都城。他们不守法纪的行为激起公众的气愤，士兵经常与人民发生争执，逼得哈里发从巴格达撤走，离开和平之城约20里格，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兴建自己的居处和受宠蛮族的军营。
他的儿子穆塔瓦克尔是个猜忌而又残酷的暴君，受到臣民的憎恶，只信任这群外来者的忠诚，野心勃勃的佣兵也害怕局势的发展，受到优厚承诺的引诱而发起一场革命。在他儿子的唆使之下(至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卫士在晚餐时冲进寝宫，用刀剑将哈里发砍成7块，这些武器还是不久之前发给他们，用来保护他的生命和王权的。穆塔塞尔被意气风发的卫队拥上宝座，然而上面还流着他父亲的鲜血。在6个月的统治期间，他始终感觉有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一幅古老的绣帷呈现科斯罗伊斯之子的罪行和惩罚，他一看到就会流泪。如果他的生命因悲伤和悔恨而缩短，我们会怜悯弒亲者，穆塔塞尔临终前痛苦大叫：不论在今生还是来世，他都已失去一切。
卫队在发生这次背叛行为以后，对于皇室的纹章以及穆罕默德的衣袍和手杖，外国佣兵可以随意授予和剥夺。他们在4年之内拥立、废除和谋害3位教徒领袖。突厥人经常会因恐惧、暴虐或贪婪而被激起怒火，这些哈里发就会被他们曳着步行前进，赤裸的身体曝晒在炽热的炎阳之下，受到铁棍的责打后逼得要花钱消灾，经过一段短暂的缓刑，还是被迫逊位，丧失尊严。不过，肆虐的暴风雨终于消失或转向，阿拔斯王室搬回巴格达这个动乱较少的居处，傲慢的突厥人被坚定而巧妙的手段安抚，卫队的官兵在国外的战事中分散和灭亡。然而东方的民族已受到教导可以藐视和践踏先知的继承人，实力的减弱和纪律的松弛使得国内获得了和平的恩赐。军事专制所产生的灾难是如此类似，我好像在重复叙述罗马禁卫军的事迹。
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所能获得的乐趣和所要追求的知识，使得宗教狂热的火焰为之暗淡无光，被选中的少数人在胸中燃起炽烈的情绪，他们有意气风发的精神，充满野心想要统治这个世界或死后的阴间。麦加的使徒小心翼翼把预言之书全部封存，宗教狂热分子的意愿甚至理性相信，在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不断负起使命之后，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所事奉的神会透露更为完美和永恒的律法。
伊斯兰教纪元277年在库法附近地区，一位名叫卡马什的传道师，获得极为崇高而不可思议的称号，如“领路者”“指导者”“证实者”“正道”“圣灵”“神驼”以及“弥赛亚的先驱”，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的代表、施洗者圣约翰和天使加百列，都用人的形体与他交谈。《古兰经》的圣谕在他的神秘著作里更为精练，到达属灵的层次。他放宽净身、斋戒和朝圣的天职，允许信徒尽情享用美酒和受到禁止的食物，为了充实门徒的信仰热诚，每天要祈祷50次。闲散无事的农村群众酝酿起事，使得库法的官员提高警觉，虎头蛇尾的迫害行动有助于新兴教派的发展，在他本人辞世以后，“先知”之名更受到尊敬。
卡马什的12个门徒散布在贝都因人中间，阿布尔菲达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同样缺乏理性和宗教”，传教获得成功对阿拉伯人来说，像是受到威胁会有一场新的革命。卡马什信徒在时机成熟以后就举兵起义，他们拒绝承认阿拔斯王室的头衔，憎恶巴格达的哈里发那些世俗的排场。真主和人民都认为他们的伊玛目有预言的职责，于是他们发誓要盲目和绝对地顺服和追随，从此要建立严格的纪律。他们对于财产和战利品的主张是缴出五分之一，而不是合法的什一制。抗命不从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行，以保守秘密的誓言来团结教友并提供掩饰。
经过一番血战以后，他们沿着波斯湾在巴林这个行省获得优势，深远而又广大的沙漠部落，降服在阿布·赛义德和其子阿布·塔赫的权柄和武力之下，这些反叛的伊玛目在战场上集结10.7万个宗教狂热分子。哈里发的佣兵部队在接近敌军时心惊胆寒，因为叛徒绝不求饶也不宽恕对手。3个世纪的兴旺和繁荣对阿拉伯人的性格已产生莫大的影响，双方的差异所表现出的改变在于坚毅和忍耐的精神。哈里发的部队在每一次作战行动中都被击败，拉卡、巴贝克、库法和巴士拉这些城市被敌人占领及抢劫，巴格达全城陷入恐惧之中，皇宫帘幕后面的哈里发吓得面无人色。阿布·塔赫竟敢越过底格里斯河进犯，只率领500名骑兵抵达首都的大门。穆克塔德下达命令，将船只搭成的桥梁被拆散，教徒领袖时刻都在期待要抓到叛徒本人或是取得其项上头颅。哈里发的部将出于畏惧或怜悯的动机，通知阿布·塔赫他已身陷危险之中，劝他立即逃走。无畏的卡马什信徒对来使说道：“你的主人率领3万士兵，但其中却找不出3个和我这里一样的人来。”于是立即转过身对着3个同伴，他命令第一个人用佩剑刺进自己的胸口，第二个人跳进底格里斯河，第三个人从悬岩上面投身，他们全都听从命令，毫无怨言。伊玛目继续说道：“告诉他们你所看到的事情，在入夜之前你的将领会跟我的狗拴在一起。”营地在黄昏之前受到奇袭，他的威胁之词全部兑现。卡马什信徒厌恶麦加的朝拜活动，把抢劫看成神圣的行为，他们袭击了一支朝圣的商队，将2万名虔诚的穆斯林遗弃在炽热的沙漠中，让他们死于饥渴。另外有一年他们让朝圣照常进行，毫不留难，但是在虔诚奉献的庆典期间，阿布·塔赫像暴风雨般袭击圣城，践踏伊斯兰信仰最古老的遗迹。3万市民和外乡人死于刀剑之下，埋葬的3000尸首使神圣的地区受到污染，泽姆泽姆井溢出鲜血，黄金的喷口被强行抢走，邪恶的教徒将天房的帷幕拆下瓜分。神圣的黑石是整个民族最早的纪念物，他们趾高气扬地将之抬回自己的首都。经过这次亵渎神圣和残酷暴虐的行为以后，他们继续骚扰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边界，但是宗教狂热最主要的原则已经从根部开始枯萎。他们出于顾虑或是贪婪的关系，再度开放麦加的朝圣活动，把黑石送回天房。至于他们分裂成哪些党派，或是他们最后被谁的武力所绝灭，都不必详加探究。总之，卡马什教派的活动可以视为哈里发帝国衰亡的第二个可见因素。
第三个也是最为明显的因素，就是帝国的负担过重而且地区广大。阿尔马蒙很骄傲地宣称，统治东方和西方比在两尺见方的棋盘上面下棋还要容易。然而我怀疑他这样说会感到心虚，因为他在这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多错误。我认为即使是阿拔斯王朝最早和实力最强的哈里发，他的权威在遥远的行省也已经受到损害。类似的独裁专制连带着君主全部的尊严一起授予他的代表，权力的分割和平衡会削弱服从的习惯，鼓励消极被动的臣民探索民事政府的根源和管理。那些生而为君王的人很少够资格统治帝国，但是从一介平民、农夫或奴隶登极称帝者，倒是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能力。遥远地区的总督在并不稳固的授权状况下，渴望能够保障他的财产和职位的传承。任何民族都乐于经常见到统治者，指挥军队和管理国库立即成为野心分子的目标和手段。只要哈里发的部将满意他的代理头衔，这种改变倒是很不明显，他们都会为自己或是为儿子恳求皇家继续授予原有的职位，在钱币上面以及公众的祈祷中，仍旧维持教徒领袖的名字和特权。然而一旦权力的运用时间漫长而又可以继承，他们就会僭用皇室的骄纵和习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和平还是战争，奖赏还是惩罚进行抉择。他们所统治的政府将税收保留下来，用于当地人员的服务报酬或是个人名义的雄伟建设。人们对于先知的继承者不再按时供应人员和金钱，只是用夸张的礼物加以奉承和谄媚，像一头大象或一对猎鹰、一条丝质挂毡或是几磅麝香和琥珀。
十三、独立王朝相继崛起和哈里发的败亡(800—1055 A.D.)
自从西班牙发生反叛事件以后，阿拔斯王朝所据有的世俗和宗教最高权力，就开始出现拒不从命的征兆，最早爆发在阿非利加的行省。机警而又严厉的哈伦有位部将名叫阿格拉比，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继承他的名号和权力，建立阿格拉比王朝(800—941 A.D.)。哈里发出于怠惰或策略的需要，隐瞒所受的伤害和损失，仅追捕伊德里斯王朝(829—907 A.D.)的创始者然后将其毒死，他们在西方大洋的海岸建立菲兹这个王国和城市。塔赫尔王朝在东方最早出现，由塔赫尔的后裔建立。哈伦的几个儿子发生内战时，塔赫尔在老二阿尔马蒙的手下服务，立下汗马功劳。他被派遣到阿姆河去指挥当地的部队，等于是一种光荣的放逐手段。他的继承人统治呼罗珊地区达四代之久，由于他们对哈里发保持谦恭与尊敬的态度，臣民获得幸福的生活，边疆也能确保安宁，即使他们保持独立的状态，双方的冲突也能得以缓和。
有位冒险家想要取而代之，这种人在东方编年史中很常见，他放弃铜匠(所以才取名为萨法尔王朝，872—902 A.D.)的职业去做强盗。雅各是莱什的儿子，有一次在夜晚光顾西斯坦君王的财库，踏到一块盐而跌倒，无意中用舌头舔了一下。盐在东方是友情的象征，讲义气的强盗没有带走劫掠品和造成任何损害，立即撤退。等到君王发现这种充满荣誉的行为，就赦免和信任雅各。他率领一支军队，开始是为恩主征服波斯，到最后才为自己打算，同时威胁到阿拔斯王朝的都城。雅各在向着巴格达进军时，患了凶险的热病。他在床边接见哈里发的使臣，在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把出鞘的弯刀、一块黑面包和一串洋葱。雅各说道：“如果我病死，你的主子就安心了；要是我活着，双方还要比一个高下；万一我战败，我会毫不犹豫地退兵，回家去吃老米饭。”他已经爬到这样高的位置，摔下来不会平安无事。及时的死亡使雅各获得最后的休息，哈里发也难逃厄运，他为了让雅各的兄弟阿穆洛退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皇宫，做出了过分的让步。
阿拔斯王朝衰弱不堪，已无力竞争，但是又过于骄傲，不愿放下身段。他们邀请势力强大的萨曼王朝(874—999 A.D.)前来救援，萨曼率领1万名骑兵渡过阿姆河，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马镫都是用木头制作，作战是如此勇敢以至于能令他们接连8次以寡击众，打败萨法尔王朝的大军。被俘的阿姆鲁身系铁链，被当作礼物送给巴格达的宫廷，萨曼成为胜利者，对于接收河间地带和呼罗珊感到满意，整个波斯的疆域暂时又回到了哈里发的盟友手里。叙利亚和埃及的行省两次被他们的土耳其奴隶所瓜分，就是图伦和伊克谢德所率领的人马。这些蛮族就宗教和习俗而言是穆罕默德的同胞，从皇宫血腥的党派倾轧中出人头地，负责行省的军事指挥，最后建立王朝，登上独立的宝座。
在那个时代他们不仅名闻遐迩而且所向无敌，但是这两个极具潜力的王朝(图伦王朝：868—905 A.D.；伊克谢德王朝：934—968 A.D.)，他们的创始者无论是出于文字还是行动，都承认野心勃勃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图伦在临终之际恳求真主对他这个罪人大发慈悲，认为权力已没有任何意义；伊克谢德有40万名士兵和8000名奴隶，睡觉时却要躲在小室内不让任何人看见。他们的儿辈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负起国王之责，在30年的时间内阿拔斯王朝重新据有埃及和叙利亚。他们的帝国在衰败之中，美索不达米亚连带重要的城市摩提尔和阿勒颇，都被哈马丹部族的阿拉伯君王所占领。他们的宫廷诗人能够毫不脸红地一再称颂，说他们天生俊美而且出口成章，出手大方却又能英勇作战；但是哈马丹王朝(892—1001 A.D.)的擢升和统治，就真正的事迹而论，表现出叛逆、谋杀和弒亲的场面。同样在这个关键时期，波斯王国再度被步武王朝(933—1055 A.D.)的三兄弟用武力所篡夺，他们用不同的头衔成为国家的主要支撑和中流砥柱，从里海直到大洋，除了自己以外，不容许其他暴君存在。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波斯的语言和才智得以恢复，在穆罕默德死后304年，阿拉伯人东方的权杖被夺走。
拉哈地是阿拔斯王朝第20任哈里发，也是穆罕默德第39代传人，成为最后的教徒领袖倒是名实相符。这是最后一位与民众或博学之士交谈的哈里发(阿布尔菲达曾经提过)，也是最后一位以牺牲皇室为代价，表现出古老统治者的财富和华丽的哈里发。东方世界的君王从拉哈地以后沦入最悲惨的境地，处于奴役的状况，随时受到打击和侮辱。反叛的行省使他的领土限于巴格达一隅之地，但是首都仍然拥塞着无数的人群，夸耀过去的运道，不满当前的处境，感受到财务需求的压力，以往可以从各民族的战利品和贡金中得到补充。怠惰的民众因党派的倾轧和激烈的争论而受到影响。
汉巴尔那些严苛的追随者打着信仰虔诚的幌子，侵犯到家庭生活的愉悦，冲进平民和公侯的住宅，将酒倒在地上，破坏各种乐器，殴打演奏的乐师，带着可耻的猜疑心理，对于任何英俊年轻人之间的来往都加以侮辱。在每一次的信仰表白中，将两个人留在指定的房间内，一个是阿里的支持者，而另外一个是反对者。教徒大声疾呼的悲愤之情把阿拔斯王朝唤醒，这些教徒否认哈里发的头衔，也诅咒阿拔斯家族的祖先。狂热的民众只能用军事武力镇压，但是谁能满足佣兵队伍的贪婪、信得过他们的纪律？阿非利加人和突厥人的卫队相互剑拔弩张，他们的首长是在奥姆拉的埃米尔，将统治者关在监狱里或逼他逊位，亵渎清真寺和后宫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地点。
要是哈里发逃到附近一位君主的营地或宫廷，即使获得解救也不过寄人篱下而已，最后处于绝望之中，只有邀请步武王朝的君主施以援手。这些波斯的苏丹派遣所向无敌的军队，一举荡平巴格达的党派。民政和军事大权全部落到墨扎多拉特的手里，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很慷慨地提供6万镑的薪俸当作教徒领袖个人开支之用。然而仅仅过了40天，哈里发在接受呼罗珊使臣觐见时，服侍在身边的底里麦特人受到外人的指使，当着一大群面无人色的旁观者，用粗鲁的动作把哈里发从宝座上拖下来打进地牢。哈里发的宫殿受到洗劫，他的眼睛也被弄瞎，阿拔斯家族还有人怀着卑鄙的野心，渴望危险而可耻的空悬宝座。奢华的哈里发受到不幸和灾难的磨炼，恢复原始时期严肃和节制的德行。在甲胄和丝质服装都被夺走以后，他们奉行斋戒和祈祷，研习《古兰经》和逊尼派的圣传，用信仰的热忱和知识实践宗教地位的职能。整个国家仍旧以尊敬的态度，听从使徒的继承人、律法的启示和信徒的良心，他们的专制君主不是实力衰弱就是分崩离析，有时反而使阿拔斯王朝恢复了在巴格达的统治地位。
然而法蒂玛世系的胜利更为加深了教徒领袖的不幸，他们都是阿里真正或虚构的后裔，从阿非利加边陲之地崛起。在埃及和叙利亚，成功的敌手绝灭阿拔斯王朝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权威，尼罗河的帝王羞辱位于底格里斯河畔谦卑的宗教领袖。
十四、希腊人的反攻和两位皇帝在东方的征战(960—975 A.D.)
在哈里发势力衰退的时代，狄奥菲卢斯和穆塔辛的战事结束以后，转瞬而过的100年中，两个国家的敌对行动限于海上和陆地的零星入寇，这是双方国境邻接和深仇大恨的必然结果。然而等到东方世界陷入动乱和分裂的局面，征服和复仇的希望将希腊人从倦怠中唤醒。拜占庭帝国在巴西尔世系传承以来，一直能够安享和平与尊荣，也许会以全部实力迎战不足挂齿的埃米尔的军队，何况对手的后方还受到攻击和威胁，那些人是埃米尔的国内仇敌，也都是伊斯兰信徒。公众用“明日之星”和“萨拉森人的死神”这些崇高的名号，向着尼西弗鲁斯·福卡斯发出震耳的欢呼，这位君王在营地的英名盖世一如在都城的不得民心。他出任皇家总管的僚属和东方的将领，夺回克里特岛，根除海盗的巢穴，无数亡命之徒长久以来藐视帝国的尊严，做尽恶事未受惩处。他的军事天才在这些冒险行动中表露无遗，能够身先士卒获得极大的成就，过去这些冒险行动经常败北，为帝国带来损失和耻辱。萨拉森人看到他从船上架起栈桥到岸上，使部队能够安全登陆，不禁大吃一惊。围攻甘地亚用了7个月的时间，土生土长的克里特人陷入绝望之境，因为经常获得阿非利加和西班牙同胞的帮助而激起斗志，就是在厚实的城墙和双重的壕沟为希腊人攻克以后，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还是继续进行着毫无希望的奋战。都城的抵抗被瓦解以后，希腊人顺利占领全岛，降服的民众接受征服者的洗礼。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久已被人遗忘的凯旋式，盛大的排场受到民众高声赞许，帝王的冠冕成为唯一能酬庸尼西弗鲁斯的服务和满足他的野心的奖品。
年轻的罗马努斯二世是巴西尔世系的第四代，他逝世后，成为孀妇的狄奥法诺皇后，接连嫁给尼西弗鲁斯二世和杀害他的凶手约翰·齐米塞斯，这两位都是当代的英雄人物。狄奥法诺有两位稚子，先后由他们担任监护人和共治者来进行统治，12年的军事指挥形成拜占庭编年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他们率领参战的臣民和盟友，在敌人看来是20万兵强马壮的队伍，大约有3万人装备着胸甲，一个4000匹骡子的补给纵队伴随行军，露宿过夜的营地通常会在四周用铁蒺藜来加强守备的力量。双方发生了几场血腥而无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战斗，如果按照这样的状况，要想达成预想的成效还得要几年的工夫。
我必须简略叙述两位皇帝从卡帕多细亚的山丘到巴格达的沙漠所进行的征服工作。在西利西亚围攻莫普苏埃斯提亚和塔尔苏斯，可以用来磨炼部队的战斗技巧和坚忍习性，从这几场作战的表现，我应该毫不犹豫承认他们配得上罗马人的令名。莫普苏埃斯提亚由两个相连的城区组成，中间被萨鲁斯河分隔，20万伊斯兰教徒注定要被杀死或接受奴役，这个数量使人难以置信，应该是把隶属区域的居民都算进去。他们先将莫普苏埃斯提亚围得水泄不通，再用强攻的方式夺取；塔尔苏斯的降服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以饥馑令城市屈服。萨拉森人刚接受体面的条件投降，就看到埃及海上援军的到达，因为距离过远而且无可挽回，只有放弃，心中感到无限懊恼。他们在遣散以后被安全引导到叙利亚的边界，有一部分年代久远的基督徒，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过着平静的生活，用一个新的殖民地来补充空无人烟的居留区。但清真寺被用来当作马厩，讲坛被投入火焰之中，许多黄金和宝石制作的名贵十字架，是从亚细亚教会夺来的战利品，被当成感恩的礼物孝敬给皇帝，以满足其虔诚或贪婪的虚荣心。莫普苏埃斯提亚和塔尔苏斯的城门被运走，装在君士坦丁堡的门楼里，当成这次胜利永垂不朽的纪念物。
等到他们夺取和巩固阿马努斯山狭窄的隘道以后，两位罗马君王一再率领军队进入叙利亚的心脏地区。然而，尼西弗鲁斯并没有攻打安条克的城墙，不论是基于人道还是迷信的关系，显然是出于对东方古老都城的尊敬。他围绕城市构建了一条对垒线就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还交代部将不要急躁，等到春天他回来后再处理。然而在隆冬一个漆黑多雨的夜晚，有位冒进的副官带着300名士兵，偷偷接近防壁，用云梯爬上去占领了两个相邻的塔楼，坚持对抗优势敌军的压力，勇敢地保护了所占据的要点，直到并不甘愿的首长带着迟缓而有效的兵力前来救援。等到最初发出的杀戮和劫掠的叫嚣声逐渐消失以后，重新恢复恺撒和基督的统治。10万萨拉森人加上叙利亚的军队和阿非利加的舰队，他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在安条克的城墙下面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哈马丹王朝的皇家城市阿勒颇臣属于塞菲多拉特，仓促的撤退使过去的光荣蒙羞，等于把王国和都城放弃给入侵的罗马人。阿勒颇的城墙并没有将建筑壮观的皇宫包括在内，罗马人很高兴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储量丰富的军械库——1400匹骡子的马厩，还有300袋金银。城市的城墙抵抗着攻城冲车的撞击，围攻者将帐幕扎在邻近的焦山，撤离以后引起居民和佣兵的争执。城门和防壁的守卫都放弃职责，这时在市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受到共同敌人的大举袭击和屠杀。成年男子全部不留活口，1万名青年被当成俘虏带走，值钱的战利品重量超过载运驮兽的数量和负荷，剩下无法运走的东西都被放火烧毁。在经过恣意洗劫10天以后，罗马人行军离开了这座空无一物和流血漂杵的城市。在入侵叙利亚的过程中，他们命令农人要耕种土地，以便他们在下一个季节不劳而获。有100多个城市被征服后归顺，在主要的清真寺有18个讲坛被丢到火中，用来报复穆罕默德门徒亵渎神圣的行为。名声响亮的海拉波里斯、阿帕梅亚和埃米萨，暂时出现在征服的名单上，齐米塞斯皇帝扎营在大马士革这个人间乐园，接受一个降服民族所付出的赎金。这股所向无敌的洪流到达腓尼基的海岸，在的黎波里为坚固的城堡所阻挡。
自从赫拉克利乌斯离开之后，陶鲁斯山下流过的幼发拉底河，就没有希腊人从此渡过，很可能连看到都很困难。现在这条河流屈服于胜利的齐米塞斯，可以自由通行。历史学家认为他可以用这样的速度，继续占领过去一度著名的城市，像萨莫萨塔、埃德萨、马提罗波里斯、阿米达和尼西比斯，帝国古老的边界就在底格里斯河的附近地区。埃克巴塔纳是个众所周知的城市，拜占庭的作者故意隐瞒，不让人知道这是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希腊人急着想夺取尚未被人碰过的金库，英勇的精神受到很大的鼓舞。愤怒的流亡人士传播齐米塞斯带来的恐怖行为，但是在国内暴君的贪婪和挥霍之下，巴格达的财富已经消耗一空。人民的祈祷和步武王朝的部将提出严苛的要求，逼得哈里发要供应钱财来防卫城市。一筹莫展的穆西仅有的答复，是他的军队、经费和行省已全部被人夺走，在无力供应的状况下只有退位下台。埃米尔丝毫不肯通融，将皇宫的家具全部出售，获得戋戋之数不过4万金币，立即在个人的奢华生活上花得干干净净。然而希腊人的撤离解除了巴格达的忧虑，口渴和饥饿护卫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皇帝已满足于光荣的战绩，载运东方的战利品班师君士坦丁堡，在他的凯旋式中展示丝织品、香料以及300万金币和银币。
然而东方的实力只是被这阵暂时的飓风吹得弯腰驼背，并没有完全粉碎。等到希腊人撤离以后，流亡在外的君王回到首都，臣民对不是出于自愿的效忠誓言全部加以否认，穆斯林再度洗净他们的清真寺，把圣徒和殉教者的偶像清除一空。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情愿要萨拉森人当他们的主子，也不愿正统教会得势。凭着东正教基督徒的数量和锐气，还不足以支持教会和国家。在这次范围广大的征战中，只有安条克在光复以后，与西利西亚的城市以及塞浦路斯岛一起，成为罗马帝国永远有用的产业。
一道历史的光芒似乎从10世纪的黑暗之中照射出来。我们怀着好奇和尊敬的心情，打开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作品，这是他在心智成熟的年龄，为了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亲手动笔写成的，他曾承诺要在这部书中展现出东部帝国在和平和战争的时代国内外的情势。他根据个人以及历朝君王的做法，在这些著作的第一部书中，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和皇宫极为奢华的仪典和排场。接着他在第二部书试图精确说明欧洲和亚洲各军区也就是各行省的情况。罗马战术运用的方式、部队的纪律和阵式、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的准则，在这些极为实用的作品的第三部书中详加解释，这部分也可能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父亲利奥六世所著。第四部他谈到帝国的施政方针，透露拜占庭政府在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友好相处或采取敌对行动时制定策略的机密过程。还有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著作，有关法律、农业和历史的实用体系，有助于增进臣民的福利和马其顿君王的荣誉。称为《巴西利克》的60卷巨著，是有关民法体系的法典总览，是在这个辉煌王朝前面3位统治者的手下逐渐完成。
农业技术部分是古代最优秀的人员运用闲暇的时间，再三斟酌才敢动笔，其中经过精选的文章都编在君士坦丁20卷的《农艺学》之中。他指示要把历史上重大兴亡和善恶的事迹，分案分条编成53卷，使每个市民都能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致重蹈覆辙。东部帝国的统治者不惜放下身段，放弃立法者的尊贵地位而屈居于卑下的教师或作家。要是他的继承人和臣民毫不在意他那身为家长的关怀之情，我们倒是可以继承和享用这份永恒的遗产。
这份礼物经过精确的衡量和评估，就会降低本身的价值和后代的感激，即使据有这些皇家的财富，我们仍旧为贫乏和无知而深感悔恨，原作者日益颓废的光荣也为冷漠或蔑视所抹除。《巴西利克》这部书完全在抄袭查士丁尼的法学作品，只不过是带有偏见和残缺不全的希腊文译本而已，但古代市民的理性常被顽固思想的影响力所取代，像离婚、娶妾和放款求利受到绝对的禁止，妨害到贸易的自由和私生活的幸福。君士坦丁的臣民在那部历史著作中，可能十分仰慕希腊和罗马难以匹敌的各项美德，并可能从中了解从前的人士是如何尽自己所能达成所渴求的目标的。然而帝国的高级官员或枢密大臣要是准备出版新的圣徒传记，必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译者西蒙荒诞而又华丽的神话，使迷信获得更为丰富而阴郁的材料。教会的一年行事历中所记载的功德和奇迹，在哲人的眼里比不上一个辛劳的农民，他会繁衍造物主恩赐的谷物，为他的同胞提供所需的粮食。
编著《农艺学》的帝王作家，却致力传授杀人放火的毁灭艺术，这是自色诺芬时代以来，作为英雄和国王必备的本领。然而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战术学》却掺杂那个时代等级较低的成分，缺乏原创性的天才，只能就胜利的结果肯定其有关的规定和原则，要想运用适当的风格和方法则显得力有不逮。他们把毫无关联和互不兼容的东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达的方阵和马其顿的方阵，像加图的军团和图拉真的军团，以及奥古斯都的军团和狄奥多西的军团。甚至对于军事基本知识的应用，至少在谈到有关重要性的体认上，都让人怀疑。他们所熟悉的一般原则受到理性的指导，然而它所具备的优点，以及面对的困难完全在于如何实践履行。一个士兵的纪律主要靠训练而不是靠学习养成，指挥官的才能来自冷静和机敏的头脑，天生用来决定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前者是毕生劳累养成的习惯，后者是剎那间战机的掌握。靠着战术的课本要想在会战中获胜，就像依循评论的规则写出史诗一样，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于典礼手册，则是教会丧失纯洁和城邦失去权力以后出现的可厌而无聊的活动，产生极其冗长而无用的记述而已。对于军区或行省进行研究，也许可以获得可信而有用的资料，通常这是政府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关城市起源的神话，或者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败坏的恶毒讽刺诗句。
历史学家对于这样的资料当然很乐意加以记录，如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像首都和行省的人口、税收和岁入的额度、皇家军队里服役的臣民和外国人的数量，连“哲学家”利奥六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都不以为意，那么历史学家对此毫无所悉，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君士坦丁对于公共行政方面的著述也有类似的缺失，但仍然具有很多优点而显得与众不同：古代的民族有些状况极为可疑，叙述的内容非常荒谬，但是关于蛮族的地理和习俗都有很精确的记载。在这些民族之中，只有法兰克人有资格观察并记述东部城市的状况。奥托大帝的使臣是克雷摩那的主教，10世纪中叶曾经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情景，表现出明快的风格、生动的叙述和敏锐的观察。甚至就是勒特普朗德的偏见和热情，也都带有奔放和天才的标记。我靠着国外和国内极其有限的资料，深入探讨拜占庭帝国的形式和实质，了解希腊人的行省和财富、民政和军事的力量以及他们的特性和文学状况，这段时间约有600年，从赫拉克利乌斯在位到法兰克人或拉丁人成功的入侵为止。
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分疆而治以后，成群结队的蛮族从西徐亚和日耳曼地区蜂拥而来，布满所有的行省，消灭古老的罗马帝国。辽阔的疆域掩饰了君士坦丁堡的不堪一击，边界没有受到侵犯，至少还可以保持完整。查士丁尼的王国能够开疆辟土，攻占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带来耀眼的光辉。然而这些征战所获得的新的领地，只是暂时据有却极不稳定，而且东部帝国将近一半的国土为萨拉森人用武力夺走。阿拉伯的哈里发已经制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等到阿非利加就范以后，西班牙这个已经成为哥特人王国的罗马行省，被哈里发的部将带兵入侵加以征服。地中海的岛屿无法逃脱他们海上势力的威胁，克里特的港口或西利西亚的城堡成为他们最远的据点，虔诚或背叛的埃米尔羞辱宝座和都城的尊严。剩余的行省仍旧接受皇帝的统治，经过重新的改组和整理，在赫拉克利乌斯继承人的规划之下，原来由省长、代行执政官或伯爵行使的司法权力，被行政区或军政府的制度所取代，那位皇帝作家对此有详尽的叙述。
在29个军区中，12个在欧洲，17个在亚洲，有关这方面的开始时间并不清楚，就军区这个词的语源而论也很难断言，界线随意指定而且经常变动。但那些为了保护各自的区域，自行提供经费组成的部队的特质和属性，产生了一些听上去非常奇怪的名字。爱好虚荣的希腊君主始终自负于光荣的征服，一直没有遗忘他们失去的领土。于是在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建立了一个新美索不达米亚，西西里的名称和负责治理的法务官，也被转移到卡拉布里亚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带，贝内文图姆公国部分地区提升到伦巴第军区的规格和头衔。在阿拉伯帝国势力衰落的时期，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可能将民族的自负运用在更具实际利益的地方。尼西弗鲁斯、约翰·齐米塞斯和巴西尔二世的胜利，重振了罗马的声威，扩大了原来的疆域，西利西亚行省、安条克都会区以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两个岛屿，又重新向基督和恺撒效忠，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并入君士坦丁堡的皇权管辖，保加利亚王国受到摧毁，马其顿王朝最后几位统治者伸展他们的主权，从幼发拉底河的源头直到罗马邻近地区。
到了公元11世纪，新来的敌人和灾难使帝国的前途蒙上阴影，诺曼人的亡命分子夺去意大利的剩余地区，土耳其征服者从罗马的主干上几乎砍断了所有的亚洲分支。在蒙受这些重大的损失以后，科穆宁家族的皇帝所统治的地区，仍旧从多瑙河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从贝尔格莱德到尼斯、特拉布宗和曲折的米安得河。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这些范围广阔的行省，还是臣服于皇帝的权杖之下，他据有塞浦路斯、罗得、克里特以及爱琴海或圣海的50个岛屿，就是帝国的残余部分也超过欧洲最大王国的疆域。
这些帝王同样可以自豪而真实地宣称，他们在基督教世界的国君中，占有面积最大的城市，最丰富的税金，最为繁荣旺盛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土。西部的城市随着帝国的衰亡已经日益没落和毁灭，无论是罗马的废墟，还是巴黎和伦敦的泥土城墙、木头棚屋和狭窄街道，都不可能让拉丁地区的陌生人藐视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尤其是它有宏伟的宫殿和教堂、众多富于技艺和生活奢华的人民。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产生诱惑力，但是从最早时期开始，凭着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实力，已经击退了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大胆的进攻，而且预判今后更会如此。行省没有那么好的运道和防御能力，很难找到一些地区或一些城市能够逃脱这些凶狠蛮族的侵犯。他们不可能长期占有，只能尽情掠夺和搜刮。
东部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国势陵夷，无法达到过去的程度，毁灭比发展所产生的力量更为积极与活跃，政府和宗教的暴虐统治带来长期的罪恶，使战争的灾难更为苦涩。俘虏从蛮族手里逃脱以后，常常会被统治者的大臣剥夺一切后关进监牢。迷信的希腊人因祈祷而心志堕落，因斋戒而身体虚弱，众多的修道院和宗教节期使人类浪费时日和精力，不能从事世俗的事务。然而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在世界各民族之中最为灵巧和勤奋，他们的领地在土壤、气候和位置方面更是得天独厚，而在技艺的支持和培育下，他们的坚忍和爱好和平的性格，较之于具有好战精神和封建制度下的欧洲，能够发挥更有利的作用。有些行省已经损失而且无可挽回，不幸的遭遇使仍旧依附帝国的行省重新获得人口和财富。
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的正统基督徒逃脱哈里发的魔掌，再度向他们的君主效忠，回到同胞的社会之中。他们随身携带动产，避开压迫者的搜刮，使他们在放逐生活中能缓和所受的痛苦，君士坦丁堡敞开胸怀，愿意与亚历山大里亚和提尔的流亡人士展开贸易。逃避敌对行动和宗教迫害的亚美尼亚和西徐亚首长都受到热情接待，追随的人员受到鼓励去建造新的城市和开垦荒废的田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许多地方都保留着这些民族殖民地的名称、习俗或至少是有关的回忆。甚至那些蛮族的部落全副武装定居在帝国的疆域之内，也逐渐遵守教会和政府的法令规定。他们虽一直和希腊人分开居住，他们的后裔却为国家供应了大量忠诚和服从的士兵。要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料，能够对拜占庭君主国的29个军区进行深入的探讨，只要有一个挑选的案例就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幸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令人产生兴趣的行省，伯罗奔尼撒这个名字会让精通古典文学的读者眼睛为之一亮。
早在8世纪“圣像破坏者”社会混乱的统治时期，希腊甚至伯罗奔尼撒便受到一些斯拉夫队伍的蹂躏，这些人已打败保加利亚人的皇家旗帜。古老的异乡客像卡德摩斯、达那俄斯和珀罗普斯，已在多产的土地散播策略和知识的种子，然而北方的野蛮人却彻底拔除了余留下来的带病的枯根。蛮族大举入寇，整个国家和居民都发生变动，希腊人的血统受到污染，伯罗奔尼撒最骄傲的贵族竟有着外族和奴隶的名字。经过接连几代君主辛勤的工作，这块土地就某种程度而言已经将蛮族清除殆尽，卑贱的残留人员立下服从的誓言愿意接受约束，按照规定呈献贡金和当兵服役，不过会经常违背这些誓言，政府要不时重申前令。
帕特拉斯受到围攻，是因为伯罗奔尼撒的斯拉夫人与阿非利加的萨拉森人凑巧同时发动。科林斯的法务官即将到来的传闻让大家信以为真，在最后这次灾难之中能够鼓舞市民的勇气。他们的出击大胆，获得胜利，外来的入侵者登船逃走，本国的叛军放下武器投降，这一天的光荣战迹要归功于一个幻影或是一名陌生人，他打着使徒圣安德鲁的名义在最前列奋战不懈。供奉遗骨的神龛装饰着那一次获胜的战利品，被俘的种族永远要为帕特拉斯宗主教会执役，成为忠心不二的家臣。希洛人和拉栖代蒙人附近地区有两个斯拉夫部落叛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和平状况经常受到破坏。这些人有时会欺负拜占庭政府的软弱无力，有时会反抗不公正的压迫，直到最后与他们敌对的同胞也向着这个地区前近，要求颁布教皇的敕令来限制埃泽尔人和密伦吉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他们每年缴纳1200枚金币作为贡金。
皇家的地理学家从这些外乡人的身上找到一个原生的种族，就某种程度而言与受到伤害的希洛人有血缘关系。罗马人特别是奥古斯都出于宽大的胸襟，将这些海岸的城市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并且赐予公民权，这种恩典的延续更使他们加上伊琉人或拉科尼亚自由人的称号。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在位时，他们得到迈诺特人的名称，凡是在岩石海岸遇难的船只都遭到肆无忌惮的抢劫，因而玷污他们要求自由权利的主张。他们居留的地区不适于谷物的生长，然而盛产橄榄，种植的面积一直延伸到马利亚角。他们接受拜占庭法务官指派的酋长或是君王，每年缴纳微不足道的400金币贡金，作为得到豁免而非依赖的象征。
拉科尼亚的自由人始终以罗马人自居，长久以来信奉希腊的宗教。巴西尔皇帝的热诚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但是维纳斯和海神的祭祀在罗马世界遭到禁止已有500年之久，却还在这些村野受到信徒的崇拜。伯罗奔尼撒军区仍旧有40座城市，那些正在没落的城邦像斯巴达、阿尔戈斯和科林斯，到了10世纪时，距离古代的辉煌和当前的凄凉或许都是等长的时间。军事服役的义务可以亲身参加或是雇人替代，全部附属在行省的土地或采邑上，每个富有的佃农要缴纳5枚金币，同样数额的丁税由财产较少的人共同分摊。在宣布发起一次意大利战争时，伯罗奔尼撒人志愿提供100磅黄金(约合4000镑)和1000匹战马，附带整备齐全的武器和装具，用以豁免服兵役的义务。教堂和修道院负责供应人数较少的分队，出售教会的圣职可以获得充满罪恶的利益，琉卡狄亚贫穷的主教也要负责出资100金币。
伯罗奔尼撒是一个富裕的行省，每年的税收有可靠的保证，制造业和贸易获得丰厚而正当的收益，可以建立很稳固的财务基础。从一项税务法令可以看出开明政策的某些特征，那就是所有伯罗奔尼撒的水手和制造羊皮纸和紫色染料的工人，可以免征个人的所得税。这种方式可以合理地运用或扩展到亚麻布、羊毛织品，特别是丝织品的制造上——前面两种从荷马时期起在希腊就已经极为风行，后者可能在查士丁尼当政时引进。这些在科林斯、底比斯和阿尔戈斯发展的技术，为众多的人民提供食物和职业。男人、女人和孩童都按照年纪和气力分配工作，其中很多不过是家用奴隶，他们的主子处于自由而体面的情况，不过是指挥工作和享受利润而已。
伯罗奔尼撒有一位富有而大方的贵妇人，她送给养子巴西尔皇帝的礼物毫无问题是出于希腊织机的产品。丹妮丽斯呈献一块纯羊毛地毯，设计的图案完全模仿孔雀的尾巴，大小可以铺满一座新教堂的地面，修建这座教堂用来奉献给基督、天使长米迦勒和先知以利亚。她还赠送600匹丝绸和亚麻布，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名称，丝织品用提尔紫染色，绣出各种花样和图形，亚麻布织得非常细密，整块卷起来可以塞进一根手杖里。西西里一位历史学家在提到希腊纺织业时，依据丝绸的重量和质地、织品的细致、颜色的鲜艳、刺绣的风格和材料，分别列出不同的价格。单丝、双丝甚或三丝的织品通常可以在市场买到，至于六丝的绸缎需要更高的技术，售价极为昂贵。在所有的色彩之中，他用美妙的修辞言词，赞许艳丽如火的鲜红和如沐春风的翠绿。刺绣用丝线或金线，美丽的花朵比简单的线条或圆形的图案更受人欢迎。为皇宫或祭坛制作的服装，通常闪烁着名贵的宝石，图案都用东方成串的珍珠编成。
直到12世纪为止，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只有希腊能靠着自然界的丝蚕和后天训练的工人，生产极为雅致和精美的奢侈品。可是，这个秘密终于被机警而勤劳的阿拉伯人偷走，东部和西部的哈里发耻于向不信者借用他们的设备和服饰。西班牙有两个城市阿尔梅里亚和里斯本，以制造、使用和输出丝织品而闻名于世。诺曼人首先将这种技术传入西西里，罗杰引进整个产业的贸易和运输，使他获得的胜利迥然不同于各个时代毫无变化和结果的敌对行动。他派出部将大肆洗劫科林斯、雅典和底比斯以后，俘虏大批的男女织工和工匠，将他们押上船带走，对他们的主子而言是非常光荣的战利品，对于希腊的皇帝可是极大的羞辱和损失。西西里的国王并非不知道礼物的价值，在清点俘虏时，他只接受科林斯和底比斯的男女工人，要是按照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在野蛮的主子下面努力干活，就像古代的伊瑞特里亚人为大流士卖命一样。罗杰在巴勒莫的皇宫里修盖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专门供这批勤劳的工匠使用，他们的技艺后来传给子女和学徒，用来满足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需要。
西西里纺织业的衰落归咎于岛上的动乱和意大利各城市的竞争。到了1314年，卢卡在相邻的姐妹共和国中，单独垄断此一获利甚丰的行业。一次国内的大动乱使得这些工匠散布到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威尼斯、米兰，甚至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等到这个事件发生13年后，摩德纳的法令规定了有关桑树的种植，并且按时调整生丝的关税。北部的气候对于养蚕并不相宜，但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工业靠着意大利和中国提供原料而发达起来。
我必须再提一下，那个时代能留下的资料不仅含糊而且稀少，很难据以对希腊帝国的税收、岁入和资源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欧洲和亚洲的各行省，金银和钱财的溪流长年倾入皇家的大水库。等到树枝跟主干分离，更增加了君士坦丁堡相对的重要性。专制极权的原则在于国家从命于首都，首都从命于皇宫，皇宫从命于皇帝本人。一名犹太旅客在12世纪时前往东部游历，拜占庭的富裕状况使他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图德拉的本杰明说道：
就是在这里，在这万国城市的所在，希腊帝国的贡金每年都要缴运过来，高耸的塔楼里面堆满名贵的丝绸、紫色染料和黄金。据称君士坦丁堡每天要向国君交纳2万枚金币，这些都是从商店、酒馆和市场向商人征收所得，他们经由海上或陆地从波斯、埃及、俄罗斯、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来到首都。
只要是有关金钱的问题，犹太人的见解就很值得信赖，就像这样每年365天的出息还不少于700万镑，使我想到应该将希腊历书上的节庆尽量减少。狄奥多拉和巴西尔二世储存了大量财富，可以使人对它的供应和来源有一个虽不肯定却非同一般的概念。米凯尔的母亲在退隐到修道院之前，曾经试图公开忘恩负义的儿子实际继承财产的数额，好用来阻止或揭露他那穷极奢华的挥霍，10.9万磅黄金和30万磅白银是她和过世丈夫的节约成果。巴西尔的贪婪名声不亚于勇敢和运气，胜利的军队可以及时获得报酬和奖赏，根本无须动用埋藏在皇宫地道的20万磅黄金(约合800万镑)。用这样的方式去累积财富完全不合于现代财政的理念和做法，我们着重于运用和发行公共贷款来计算国家的财富。然而一个对敌人凶狠的国王、一个受到联盟尊重的共和国，却死守着古老的原则，两者都能达成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军事强权和获得国家安宁。
无论是为了国家目前的支用而耗费国库，还是为了将来的用途而保留，最神圣而重要的需求是要保证皇帝的尊严和享乐，只有皇帝的决定可以制约和衡量他的私人开销。君士坦丁堡的君王远离合乎自然的简朴生活，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基于个人的喜爱或追求时尚，开始离开烟雾弥漫和嘈杂喧嚣的首都，尽情享受清新的田园空气。他们对农村庆祝葡萄丰收的节日感到极大的兴趣，可以愉快地打猎或是安静地钓鱼来打发闲暇的时光，躲开炎夏的太阳曝晒，享受凉爽海风的抚爱。亚洲和欧洲的海岸和岛屿到处是豪华的别墅，没有采用隐蔽和内敛的方式来兴建，并以自然景色衬托华丽的装饰。仅仅是花园里的大理石结构，就可让人知道主人的富有和建筑师的辛劳。统治者的产业在城区和郊外有很多堂皇富丽的房舍，一代代不断发生的灾难使遗产的继承权不断转移，其中有12处经过转让成为大臣所有。大皇宫成为皇家御所的中心，在11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始终坐落在椭圆形大竞技场、圣索菲亚大教堂和御花园之间，在御花园建有很长的台阶，可以通到普罗蓬提斯海岸边。君士坦丁一世的原始建筑全部模仿或对照古罗马式样，他的继承人连续几代对其进行改进，企图要媲美旧世界的奇观。拜占庭的皇宫在10世纪时，无论在气势宏大还是华丽方面，毫无疑问已经较罗马更胜一筹，使得拉丁人为之羡慕不已。
这得投入多少代的劳力和财富，才能造就如此庞大而又形式各异的建筑群!每一栋建筑物都表现出那个时代和建造人的风格，因为可供使用的空间极其有限，我们只有谅解主政的君王不惜拆除前代的工程，这种方式或许使他们暗中感到欣喜。治国要求节约的狄奥菲卢斯皇帝，对于家用的奢侈与豪华，倒是出手大方毫无限制。有一位受宠的使臣，傲慢的态度和生性的慷慨使阿拔斯王朝都感到惊愕，他在返国述职时，竟然呈献一座宫殿的模型，正是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底格里斯河畔修建的宫殿。
狄奥菲卢斯按照这个模型立即建造起更加宏伟的宫殿，新建筑物附带花园和5座教堂，其中一座的规模特别高大华丽，上面覆盖3个圆顶，全部使用鎏金的黄铜屋瓦，安置在意大利的大理石石柱上面，四周的墙壁也镶嵌了各种颜色的大理石。教堂的正面是半圆形的柱廊，形状和名称都用希腊字母Σ来表示，使用15根弗里吉亚大理石柱作为支撑，地下拱道也运用类似的结构建造。柱廊前面的广场中间有一股喷泉，水池的四周围绕镶边银板，每个季节开始时，池里没有水而是装满各种最新鲜的水果，皇帝用来招待平民供他们自行取食。他坐的宝座布满黄金和宝石，安置在高台上，有大理石阶可以通达，他非常高兴观看这样热闹而又豪华的场面。宝座的下面坐着卫队的军官、行政官员和赛车场各派的首领，民众站在最底层的台阶，宽阔的场地挤满跳舞、唱歌和表演哑剧的人群。广场四周是法院大厅、军械库、各种机构和娱乐活动的办公室。“紫袍室”的得名来自皇后每年要在这里亲自分发紫色和红色的袍服。很多整排的房屋依据时节的不同提供各种用途，全部装饰着大理石和斑岩，还有绘画、雕刻、镶嵌画以及大量金银珠宝。
狄奥菲卢斯要满足富于幻想的华丽壮观，尽情运用那个时代艺术家的才华和辛劳，雅典人的品位却瞧不起那低级而又浪费的成品：一株枝叶齐全用黄金打造的树木，上面栖息着一群小鸟，发出人工的啁啾之声；两头用黄金铸造的雄狮，无论是体形的大小、外貌的凶猛还是发出的吼声，全都很难与丛林中的弟兄相区分开。巴西尔和科穆宁王朝那些狄奥菲卢斯的继承人，都有伟大的抱负要在自己的住处留下一些纪念物，宫殿最豪华和庄严的部分是金色的三方卧食餐厅。家世富有和出身高贵的希腊人，全都企图仿效他们的君主，只是有的地方会稍加节制。当他们穿着彩绣的丝质袍服骑在马上从街头走过时，连儿童都会误以为他们是国王。
伯罗奔尼撒有一位贵妇丹妮丽斯，在巴西尔住在马其顿的少年时期曾施以援手，满怀柔情或虚荣下定决心要去拜访她那伟大的养子。从帕特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程一共有500英里，她的年事已高或出于怠惰的性情，无法忍受骑马或乘车的疲劳，便乘坐软轿或舁床，由10个健壮的奴隶抬着行走，由于换班的次数频繁，挑选一支300人的队伍来专司其事。她在拜占庭的皇宫受到所有人员的孝敬，高贵的身份如同皇后，不管她从哪里取得财富，凭着送出的礼物就无愧于皇家的手笔。我在前面提过，伯罗奔尼撒最精巧出色的产物就是各种亚麻、丝和羊毛的织品，但是最引人注目的礼物却是300名美貌的男孩，其中有100名是阉人。那位历史学家说道：“她不可能不知道，皇宫之适合于此类虫豸，更甚于牧人的奶酪引来夏日的苍蝇。”她临终时将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家财捐赠出去，在遗嘱中指定巴西尔的儿子利奥是她的继承人。等到这笔遗产交付以后，皇家的封地又增加了80个农村或田庄，3000名丹妮丽斯的奴隶被他们的新主人赐予自由，迁移到意大利海岸成立一个殖民区。从一位出身平民的贵妇人的例子，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皇帝真是富有四海。然而我们的享受虽然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奢侈的生活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总是靠着自己的私有财产，那要比挪用经管的公共钱财更为清白也更为安全。
一个绝对专制的政府，必须致力于弭平贵族和平民出身的差异，只有君王是一切荣誉的泉源。个人无论是在皇宫或是在帝国，地位的高低完全凭着皇帝武断意愿所赐予的头衔和职务。从韦斯巴芗到阿历克塞·科穆宁的1000多年之中，最高头衔“奥古斯都”可以任意授予在位国君的儿子或兄弟，“恺撒”则为第二号人物，至少也能列名于第二位阶。生性狡黠的阿历克塞为了避免违背诺言，曾经将恺撒头衔应许给一个势力强大的同事，那是他一个姐妹的丈夫，他同时又要奖赏忠诚的弟兄艾萨克，但是不愿让他升为奥古斯都成为自己的共治者，于是在奥古斯都和恺撒这两个头衔之间，插入一个新设立的高阶职位。灵活而又富于弹性的希腊语，容许阿历克塞将奥古斯都和皇帝两个词合而为一，产生“塞巴斯托克拉特”这个声调十分响亮的头衔。艾萨克擢升到恺撒之上，位于宝座的第一层，群众反复呼喊这个名字。他与统治者的区别在于头部和脚部装饰的差异。只有皇帝可以穿着紫色或红色的官靴，头戴皇冠或是模仿波斯国王三重冠式样，这是一顶布或丝绸制作的金字塔形高帽，上面缀满各种珍珠和宝石，黄金制成的水平圆圈和两个拱门构成冠架，在顶部的位置也就是拱门相接的地方，安上一个圆球或是十字架，两串下垂的珍珠挂在面颊的两边。塞巴斯托克拉特和恺撒的官靴不是红色而是绿色，他们所戴的头饰或皇冠成开口状，贵重的宝石要少很多。
想象力极为丰富的阿历克塞又设立“Panhypersebastos”和“Protose bastos”两种官名，声调和意义都让希腊人感到满足，位阶与恺撒平行或稍低一级，这些名字含有高于或优于奥古斯都这个简单称呼的意味，后来罗马君王这个神圣和原始的头衔“奥古斯都”被贬低成为拜占庭宫廷加于亲戚或奴仆的尊称。阿历克塞的女儿用极为愉悦的态度，赞誉将希望和荣誉划分等级的巧妙做法，但就连毫无知识的人也都明白这些名词的含意何在。这种无味的文字游戏很容易被他的骄傲的继承人发扬光大。他们对所宠爱的儿子或兄弟尊以“主上”这个更崇高的称呼，规定新的服饰和赋予新的特权，这一切都紧随在皇帝之后。五个头衔如下：其一为主上；其二为塞巴斯托克拉特；其三为恺撒；其四为“Panhypersebastos”；其五为“Protosebastos”。这些只授予和他有血统关系的皇族，他们靠着皇帝的威严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由于没有实际的职务也无法发挥功能，他们的存在不能发挥作用，具有的权势极不稳定。
无论在哪一个君主国，政府的实际权力必然分别掌握在皇宫和财务大臣，以及舰队和军队的将领手里。这些职务的头衔有不同的称呼，经过时代演变，像伯爵、统领、法务官和财务官的地位在无形中下降，他们的仆从反而爬到他们的头上，享受国家最高的荣誉和地位。
其一，君主国的一切政务都得由君王亲自过问，主持皇宫事务和礼仪的部门最受尊敬。查士丁尼在位时，“Curopalata”的职责最受人注目，现在完全为“Protovestiare”所取代。这个职位的原始功能只不过是管理皇帝的衣柜而已，后来的权限扩大到有关仪式典礼和奢侈生活的全部业务，而且还手执银棒主持各种公开露面和私人接待的觐见事宜。
其二，在君士坦丁的古老体制之中，主计官称呼只用于财务的管理人员，各部门的主管官员分别称为疆域、驿站、军队和公私金库的主计官。至于总管法律和税务的最高长官称为“大主计官”，地位相当于拉丁王国的财务大臣。他用监督的眼光注视着民政实施的状况，在他的手下协助工作的人员，像城市的市长或郡守，以及首席秘书，掌管印玺、档案和专供皇帝签字的红色或紫色墨水。外国使臣的引见和传译则由首席通事或通事负责，这两个名字来自土耳其语，至今仍在土耳其政府中使用。
其三，御前侍卫从卫兵的低微身份和职务，在不知不觉中升到将领的地位。东部和西部的军区、欧洲和亚洲的军团，经常处于分裂的状况，最后还是“侍卫长”拥有地面部队的绝对和整体的指挥权。“Protostrator”最早的功能是照料皇帝骑马的马夫，逐渐成为侍卫长派往战场的部将，他的职权扩展到皇家马厩、骑兵部队和皇帝狩猎和放鹰的队伍。“Stratopedarch”是军营的首席军法官；“Protospathiare”负责指挥卫队；“Constable”“Aeteriarch”和“Acolyth”分别是法兰克人、蛮族部队和瓦兰吉亚人或英吉利人这些外国佣兵的首领，在拜占庭军队士气涣散毫无斗志时，成为最有实力的中流砥柱。
其四，水师由大公爵负责指挥，当他不在场时，他们要服从舰队首席“Drungaire”的命令，或是取代这个职位的埃米尔或水师提督，这个名字来自萨拉森语，成为现代欧洲的通用语言。
以上提到的这些官员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列举的职称，组成民政和军事的位阶体制。他们的官阶和薪俸、服饰和头衔、相互之间的礼节和受尊敬的地位，都要用尽心机来相互制衡，比起确立一套管理自由人民的制度更为复杂。当这个失去基础的结构永远埋入帝国的废墟之中，法典形成自负和奴役的纪念碑，就这方面而言已近乎完美的境地。
人类将奉献给最高神明的最崇高的头衔和最卑顺的礼仪，出于谄媚与畏惧的心理，用在与我们禀性相同的造物身上。戴克里先从波斯的奴性统治借用的崇敬方式，是俯伏在地面亲吻皇帝的脚。这种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直到希腊王国最后的朝代。除了星期日出于宗教更为高傲的动机，暂时不使用这种礼仪之外，凡在其他日子觐见皇帝的人员，无论是被授予冠冕和紫袍的王侯，出使代表独立君主的使臣，还是亚洲、埃及或西班牙的哈里发，法兰西或意大利的国王，古罗马的拉丁皇帝，都要行使这种带有屈辱性的礼节。克雷摩那主教勒特普朗德进行交涉时，强调法兰克人的自由精神和他的主子奥托的尊严，然而他那诚挚的性格无法掩饰第一次觐见时表现出的卑躬屈节的态度。当他趋近宝座时，金树上的小鸟发出啁啾的鸣声，同时两只金狮蹲伏在地连连怒吼。勒特普朗德和两名随员被迫只得屈服行跪拜之礼，全身趴伏连续3次用前额叩地。在他站起来的剎那之间，有种机械装置将宝座从地板提升到藻井的高度，皇帝换上更为华丽的新服装出现，朝见在庄严而肃静的气氛下结束。
克雷摩那主教在诚实和惊异的叙述中，详细说明了拜占庭宫廷的仪式，直到现在土耳其政府仍旧奉行不辍，就是最后一代的莫斯科或俄罗斯公爵还是继续保有。使臣从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经过海上和陆地的长途跋涉以后，就在金门的前面停下来，等待负责的官员用友善的态度将他们引导到接待的宫殿。但是这所宫殿有点像监狱，关防严格的管理人禁止他们与外来客或本地人接触。他在第一次觐见时呈献主子送来的礼物——奴隶、金瓶和贵重的铠甲。宫廷有意让他看到支付官吏和部队的金额，用以显示帝国富有的程度。他受到皇家盛宴的款待，各国使臣座位排列的次序，按照希腊人对他们尊重和轻视的状况而定。皇帝把他桌上吃过的菜送给客人，用来表示最大的恩惠。在宠臣辞退时，皇帝会赐予表示职位的袍服。每天早晚，负责民政和军事的官员和将领都在皇宫值勤，只要看到皇帝或他的笑容就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他的点头示意或是一个手势就是他的命令。即使是尘世最显赫的人物，在他面前也要保持肃静俯首听命。
皇帝用正规或偶尔的行列出巡首都，有时也会在公众的场所亲自露面，政治和宗教的仪式可以说是关系密切，他进入主要教堂的时间，希腊历书的节庆在这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每逢重大活动的前夕，传达官向全城宣告君王感恩和虔诚的意愿。街道打扫干净整洁，路面铺满各种鲜花，窗口和阳台陈列着名贵的家具、金银器皿和丝质挂毡，严格禁止民众喧哗和骚扰。队伍在前进时有军官带领部队在前面开道，政府的官员和大臣按照次序排列在后面跟进，皇帝的四周有宦官和家臣形成护卫，他到了教堂的大门，受到教长和教士隆重的接待。欢呼颂扬的工作也不是随意交给粗鲁的群众自动自发去做的。
赛车场的蓝绿两派队伍占据最适当的位置，长久以来党派之间的冲突使首都为之震撼，当前倒是不知不觉要在奴性方面一比高下。双方相互唱和高声赞誉皇帝，诗人和音乐家指挥合唱团，每一首歌都充满万岁和胜利的词句。无论是集会、宴席还是教堂都发出同样的欢呼声音，为了表示皇帝的权力无远弗届，还一再出现拉丁语、哥特语、波斯语、法兰西语和英格兰语的拥戴之声，这些民族不论真假都用雇来的人员担任。在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笔下，这种注重形式和讲究奉承的学问，已沦为一部供作消遣之用的浮夸著作，再加上后续时代的虚荣给予充分的补充资料，内容就会更为丰富。然而，君王只要冷静思考，就知道同样的欢呼可以用于每个朝代的每号人物。若是他的出身微贱，想必不会忘记从前他发出的欢呼声何其响亮，而且要向人表现出喜悦之情，就在那个时刻激起他取而代之的野心，当他嫉妒前代皇帝为何有这样的好运道时，内心却在念念不忘要如何置之于死地。
君士坦丁提到欧洲北部各国的王侯，说他们既无信仰也无名声，都渴望娶皇家的淑女或是将女儿嫁给罗马的君王，使自己能与恺撒发生血胤关系。年迈的皇帝在教导儿子时，透露出策略和自负的秘密原则，说明如何拒绝这类狂妄无礼要求的充分理由。这位谨慎的皇帝说道：每一种动物凭着天性总是与同类交配，人类因语言、宗教和习俗的相异而区分为不同的部落，注意后裔血统的纯洁可以保持公私生活的和谐，只要与外族通婚就会引起血统的混杂，是产生大量纠纷与不和的根源。明智的罗马人一直保持这种观点，他们的法律禁止市民与异族通婚。在崇尚自由和德行的时代，一位元老院的议员不屑于将女儿嫁给国王，马可·安东尼因娶一位埃及妻室而名誉受损，提图斯皇帝受到民众的抨击，被迫放弃不忍分离的贝雷尼塞。
君士坦丁大帝用神圣的权威批准这一永久的禁令，各国的使臣特别是不信神的民族，都受到严正的告诫，异族联姻为教会和该城的奠基者所谴责和反对。绝不可更改的法条被铭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亵渎神圣的王侯如果胆敢玷污紫袍的威严，自绝于罗马人的政治和宗教社会，就将遭到放逐的惩罚。如果使者们受到拜占庭历史上任何虚假同胞的指导，他可以为他们举出3件违犯此令的重大事例：那就是利奥，或者更应说是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四世和科扎尔斯人国王女儿的婚姻；还有罗马努斯一世的孙女和保加利亚君王的结缡；以及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儿子，年轻的罗马努斯与一位拥有法兰西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女贝尔莎的亲事。
对于讨论的主题已经准备了三种答案，可以用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创制所需的法律。
其一，君士坦丁·科普罗尼穆斯的行为和罪恶已广为人知。这位伊索里亚的异端分子在玷污纯洁的洗礼和对圣像宣战之前，早已娶得一位蛮族妻室(733 A.D.)。这种亵渎的联姻不仅证实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遭到教会人士和后代子孙千载的谩骂。
其二，罗马努斯一世不能算是合法的皇帝，他是出身平民的篡夺者，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法律，也无视国家的荣誉。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这君王的位阶中屈居第三，新娘的父亲是这对反叛父母的臣民和同谋。保加利亚人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帝国的安全要依赖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同盟，还要支付给他们数以千计俘虏的赎金。但是不要想从君士坦丁的法条中获得豁免，教士、元老院和人民全都反对罗马努斯的行为(941 A.D.)，认为他使国家丧失荣誉，无论生前死后都受到谴责。
其三，明智的波菲洛吉尼图斯想出一番有利的说辞，对于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意大利国王雨果的女儿贝尔莎结婚(943 A.D.)进行辩护：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赞许法兰克人的忠诚和勇敢，而且有来卜先知的本领，预见到法兰克人在未来会有伟大的建树。只有这个民族不受禁令的限制。
法兰西的雨果国王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女儿贝尔莎继承了皇室和国家的特权。但是各种事实和恶毒的传闻，不知不觉中泄露了法兰西宫廷的欺骗或错误。雨果世袭的产业从法兰西君主国减缩到阿尔勒一隅之地，在这一方面倒是没有人否认：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已经篡夺普罗旺斯的统治权，并且侵略意大利王国。雨果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出任公职的贵族，要是贝尔莎的母系血胤是出自加洛林王朝，那么每一个世代都被私生子的耻辱或邪恶的罪行玷污。雨果的祖母是名声大噪的瓦德拉达，是另一位洛泰尔的侍妾而不是妻室，他的通奸、离婚和第二次的婚礼，激起梵蒂冈的雷霆之怒。雨果的母亲被称为“伟大”的贝尔莎，先后成为阿尔勒伯爵和托斯卡纳侯爵的妻子，法兰西和意大利对于她惊世骇俗的勇气感到极为愤慨，在她60岁高龄时，那些各阶层的爱人为了满足她的野心，甘愿成为她忠诚不贰的奴仆。
来自母系的淫乱先例为意大利的国王所仿效，雨果有3个受到宠爱的侍妾，特别赐予维纳斯、朱诺和塞默勒这些古典美女的称呼。维纳斯的女儿答应拜占庭宫廷的求亲，原来的名字贝尔莎改为优多克西娅，预定嫁给年轻的罗马努斯，但只是与这位东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定亲而已。双方都还年龄尚幼，使得这一国外联姻延后举行，过了5年，仍为处女的结婚对象死亡，因而解除婚约。罗马努斯皇帝第二任妻子是平民出身的少女，但是家世是罗马人，他们的两个女儿狄奥法诺和安妮都与当时的君主结缡。奥托用陈兵示威和派遣使臣的方式求得双方的联姻，年长的公主被许配给奥托大帝的长子(972 A.D.)，作为和平的保证。一个来自偏僻地区的撒克逊人，怎么有资格获得法兰西国家的特权，很可能会启人疑窦，然而一位英雄凭着名声和虔诚重建西部帝国，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
狄奥法诺在公公和丈夫过世以后，由于儿子奥托三世年幼，她就统治着罗马、意大利和日耳曼，抛开对祖国的思念而尽自己应尽的天职，使得拉丁人赞誉她的慷慨德行。她的妹妹安妮举行婚礼时，所有传统的成见都已消失无踪，现实的利益和恐惧，可以取代门当户对的观念。北方的异教徒沃洛多米尔是俄罗斯大公爵，渴望能与罗马皇室的女儿结成连理(988 A.D.)，战争的威胁加上他承诺皈依基督教，同时提供强大的援军来对付国内的叛徒，使他的要求更难以被拒绝。希腊公主为了宗教和国家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离开父亲的宫殿，被判处毫无返国希望的流刑，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岸受到野蛮人的控制，也可能住在北极圈的附近地区。然而安妮的婚姻生活不仅幸福美满而且瓜瓞绵绵，她孙儿杰罗斯劳斯的女儿，靠着曾祖母的皇室血统嫁给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使他在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边陲找到了妻室。
在拜占庭皇宫里，皇帝是礼仪的奴隶，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形式，这些都是由他制定，也可以说是作茧自缚。他在皇宫成天受到众人的围绕，就是到农村去过隔绝红尘的生活，闲暇时刻也会受到干扰。然而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取决于他那专制无比的意愿、坚定不移的心志和极为崇高的地位，皇帝处于这种状况之下，即使盛大的排场和奢侈的生活也无法对其产生诱惑的力量，除非是能让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听从他的指使，才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兴趣。举国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元老院仅仅保有剩余的权势，最后还是被“哲学家”利奥全盘否定。倦怠冷漠的奴性习气使得希腊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在叛乱四起的狂野叫嚣声中，从来没有激起建立自由制度的理想，公众幸福的泉源和尺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性格。他们受到的桎梏因迷信而更为严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皇帝摆出庄严的姿态接受教长的加冕，在祭坛的下方，臣民无奈地宣誓要绝对服从他的统治和他的家族。
皇帝履行自己的权责，保证要尽可能戒绝严刑重典，比如处死和伤残之刑，并亲自批准正统基督教会的信条，承诺要服从七次宗教会议的谕令以及神圣教会的教规。要是提到施政的仁慈和德性，获得的保证不仅毫无约束力而且极不可靠，皇帝的誓言不是对人民而是对一位不可见的法官，除了犯下异端无可赦免的重罪之外，来自上天的使者通常会教导大众，统治者有难以取消的权力，犯下轻微的过错是无足为怪之事。希腊的圣职人员自己就是政府官员的臣民，只要暴君点一下头，就可以让一位主教得到任命、调职、罢黜或惩处，甚至是带来羞辱的死刑。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财富或影响力，绝不可能像拉丁地区的教士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谴责罗马的教友贪图世俗的伟业，其实他的内心极为羡慕。但永无止境的专制政体在实施时，很庆幸能受到自然规律的遏止。帝国的主人根据他的智慧和德行，会将神圣和辛劳的职责局限在合适的路径上；也能够根据他的罪恶和愚行，让权杖从他手里掉落。有些大臣或宠幸心怀不轨，用难以察知的行为影响皇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着手谋求私利，不惜对公众进行镇压。在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为奴隶的民族所具有的理性或善变，可使绝对专制的君王心怀畏惧之感。经验已经证明，帝王的权力只要扩大和延展，就会在权力的安全和实质方面有所丧失。
不论专制君王使用哪些头衔或是断言他有哪些权利，唯一的依靠还是武力，用来保护自己对抗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整个世界(我没有将遥远的中国算在里面)为3个主要的帝国或民族所占有，就是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执。他们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勇气、兵法和财富，以及是否服从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长，毕竟首长可以运用举国之力下令发起作战行动。希腊人在第一个因素勇气方面远落后于对手，至于战争条件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会优于法兰克人，而与萨拉森人在伯仲之间。
(一)希腊人的水师和对地中海的控制
希腊人富有资财，能够花钱买得穷困民族的服役，维持一支水师，保护漫长的海岸免受敌人的骚扰。君士坦丁堡从贸易获得互惠的利润，可以用黄金换来斯拉夫人、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流血牺牲，凭着他们作战的英勇才有尼西弗鲁斯和齐米塞斯的胜利。要是带着敌意的民族过于靠近边界而对帝国产生压力，就会将他们召集起来对更为遥远的部落安排协调良好的攻击，以防卫国家的安全以及实现和平的愿望。控制地中海从塔内斯河口直到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是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贯的主张，通常他们的这一目的可以达成。他们的首都储备着充足的海上补给品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希腊和亚细亚的地理位置、绵长的海岸线、深入的海湾以及众多的岛屿，使得臣民习于航海术的训练和操作，威尼斯和阿尔马菲的海外贸易为帝国的舰队供应所需的海员。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时代以来，造船的技术已经式微。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者而言，如何构建巨大的机具，能够安排3列、6列和10列的划桨，上下交错运动，不致产生相互的干扰，这些技术都已失传，就是现代的工程师也无法了解当年的状况。拜占庭帝国的“德洛摩尼”就是快速帆船或轻型战船，只有双层长桨，每层安装25排座椅，每个座椅有2名划桨手，分别操作船只两边的木桨。此外还要加上船长或百夫长，他们在作战时由持甲扈从陪同站在舵楼甲板，2名舵工负责操舵。2名军官位于船首，1名处理船锚的升降，1名负责指定目标，操作液体火的喷管用来对付敌船。全体船员在这门技艺发展的早期，同时履行水手和士兵的双重职责，配备防御和攻击的武器，像使用在上层甲板的弓和箭，也可以从下层桨架的射口中用长矛刺杀敌人。有时所造的战船体积较大而且结构更为坚固，这种情况下战斗和航行的工作就要加以律定，配置70名士兵和230名水手。但是水师的主要部分还是轻型船只，体积的大小以易于操控为原则。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马利亚海岬自古以来白浪滔天，很容易发生海难事件。一支皇家舰队只要在陆地上将船运过5英里的距离，就可穿越科林斯地峡，免于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饱受风涛之苦。
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海战战术的原则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支分遣舰队的战船前进接战时，仍旧摆出新月形的阵式，冲向对面的敌军，想尽办法要用尖锐的船首撞角冲击对手柔弱的船舷。用结实的木材建造抛掷石块和标枪的弩机；安置在甲板的中央、用吊杆举起装着武装人员的篮筐，能有效地登上敌舰实施肉搏战斗。现代的海事手册胪列各种信号的术语，不仅明确而且详尽，要是用古代指挥旗的位置和颜色来表示就不够精准。在漆黑的夜晚，追捕、攻击、停止、撤退、突围、列阵的命令，都是通过领导的旗舰用灯光来传达。陆地的烽火信号在高耸的山岭之间传送，8个烽火站的传递线可以控制500英里的空间，萨拉森人在塔尔苏斯的敌对行动，几个小时之内可以通报到君士坦丁堡。
希腊皇帝为了占领克里特岛，军备整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详尽周密，从而可以估算出他所具有的权势和实力。一支舰队有112艘战船以及75艘潘菲利亚型船只，建造的地点是在首都、爱琴海的岛屿以及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的海港。载运3.4名水手、7340名士兵、700名俄罗斯人，加上5087名马尔代特人，这些马尔代特人的祖先是从利巴努斯山区迁移过来的。每个月要支付的费用是3400枚金币，大约是13.6万镑。所有的武器和机具、衣物和亚麻布、面包和饲料，以及各种补给品和器皿，列出的清单更是数量惊人，使我们对皇帝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如此大费周章去征服一个蕞尔小岛实在说不过去，要是用来建立一个兴旺的殖民地倒是绰绰有余。
(二)希腊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希腊火的发明并没有像火药那样对战争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种液体的易燃物质救了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运用在围城作战和海上战斗会产生可怖的效果。但是希腊火很少会得到改进也不容许有更大的发展，古代的作战机具像各种弩炮以及攻城锤和撞车，在工事筑城的攻防作战中仍旧发挥很大的功效。决定性的会战不可能使一列步兵喷出快速和浓密的火焰，敌人使用火攻时，穿着的铠甲同样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钢铁仍旧是带来毁灭和保证安全最常用的工具，10世纪的头盔、胸甲和盾牌，无论就形式还是实质而论，与用来庇护亚历山大或阿喀琉斯同伴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现代希腊人的习性不像古老的军团士兵，能够持续忍受沉重的负担，他们把铠甲放在伴随行军的轻型车辆上，等到敌人接近，才在仓促的状况下，很勉强地忍受这种可以保护自己的累赘。他们在攻击时使用的武器有军刀、战斧和长矛，但马其顿长戟的长度只有12英尺或肘尺，比起长矛要短四分之一，使用起来更为方便。西徐亚和阿拉伯的箭矢极为锐利，作战时使人印象深刻。
历代的皇帝都叹息射艺的式微，给国家带来不幸和灾祸，不仅劝说还下达命令，鼓励习武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在40岁以前，孜孜不倦地勤练弓箭。队或团通常有300名足额的士兵，一般而言纵深最大是16列而最小是4列，利奥六世和君士坦丁七世的步兵采取中庸之道成8列。骑兵的冲锋基于合理的考量编成4排，敌方的战线即使能够挡住前排的冲击，也无法抵抗最后一排马匹的压力。要是步兵或骑兵的纵深或队列成倍增加，这种谨慎的部署方式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部队的作战勇气已经出现问题，可以很明显看出战线的人数已经增多，但是其中只有一支精选的队伍，敢与蛮族的长矛和军刀进行交锋。会战的序列根据地形、目标和敌军状况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经常运用的部署是采取两线再配置加上一个预备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获胜希望和战斗资源，这符合希腊人的性格作风和判断方式。在战败失利的情况之下，第一线从第二线所留的间隔中后退。预备队分为两部分，转向侧翼增加胜利的机会，或者是用来掩护撤退的行动。拜占庭统治者对于宿营和行军、训练和操演、敕令和典范，都已制定出权威的规则以资遵行，至少在军事的理论方面都已完成。
希腊君王的财富和众多工匠的勤奋，能充分供应锻铁炉、织布机和试验室所需的各种技艺。然而权威著作和各种技艺无法造就最重要的战争机器，即士兵本身。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认为皇帝安全班师回朝是理所当然，然而他的《战术学》却尽是如何避免可能的败北和拖延战事的时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战术。虽然希腊人获得了一些短暂的胜利，却始终处于自己所认定的悲惨状况，也难逃邻国的法眼。一只冷漠的手和一条好辩的舌是对这个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战术学》的作者被围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后出现的蛮族，对萨拉森人或法兰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惧，也能骄傲地展示出金质和银质的奖章，那是他们勒索君士坦丁堡虚弱的统治者强行获得的。受到他们的政府和习性所压制的进取精神，在某些方面应该可以受到宗教影响力的激发，但可惜希腊人的宗教只是训诫他们要忍受和服从。尼西弗鲁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荣誉，授予对抗不信者的圣战中丧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复罗马人名号的纪律和光荣，也不过片刻工夫。然而教长、主教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全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过。他们费尽口舌极力赞同圣巴西尔的教规，任何人从事士兵的血腥行业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绝与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
(三)萨拉森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我们可以将希腊人的顾虑与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较，如果不让后者上战场，他们会流出眼泪。对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热，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会洞悉敌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满热情和信仰的门徒，至于那些哈里发之后陆续获得的臣民，毫无疑问是堕落的后代。然而他们的好战信条仍旧表现出神圣性，也赋予那些发起战争的人。宗教狂热的火花虽然处于潜伏的状况，还是至为重要，经由他们的信仰仍旧闪烁在心田深处，有些萨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边界，经常燃起鲜明和积极的火焰。
他们的正规军是由勇敢的奴隶组成，这些人受到教导要保护他们的君王，伴随着主上的旗帜向前迈进。但等到号角声响起，宣示一场对抗不信者的圣战正式拉开序幕，叙利亚、西利西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众全都惊醒。有钱人禀持的抱负是为真主的大业牺牲性命或是获得胜利，穷人为抢劫的希望所诱惑，老人、残疾者和妇女也善尽自己的责任，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战场，装备所需的武器和马匹。这些进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强度和性能而言，与罗马人使用的装备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们在骑术和箭术方面更为高明。他们的腰带、缰辔和刀剑都用大块白银来装饰，展示出一个兴旺民族富丽堂皇的气象。除了来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对于他们祖先赤裸身体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不使用车辆来运输，而是伴随着长长行列的骆驼、骡子和毛驴，为数众多的牲口都装饰着旗帜和幡带，使整个队伍从外表看来更为雄伟而且声势惊人。东方的骆驼有笨拙的外貌和恶臭的气味，敌人的马匹遇到就会产生骚动。他们忍耐口渴和炎热的本领真是无可匹敌，但积极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动弹不得。他们知道自己有爱好睡眠的习性，坚持要求完成周详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夜袭。两条战线分别配置长方形的方阵形成战斗序列，每条战线都非常坚实而且形成纵深，第一线是弓箭手，而第二线是骑兵。他们在海上或陆地的接战中，发挥最大的耐性来抵抗狂暴的攻击，一直要等到敌人在受到压制的状况下疲乏不堪，否则很少主动前进发起冲锋。但若他们一旦被击败或是战线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顿部队再行战斗，对于迷信的成见使得他们更为惊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主已宣称自己站在敌人那边。
哈里发的衰亡可以证明这种令人畏惧的论点，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涩难解的预言，早已提出宣告说他们要交替遭受败北的命运。团结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解体，但独立的王朝或区域仍相当于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王国。就拿阿勒颇或突尼斯的埃米尔来说，他们的水师和军队的实力，凭着技能、勤奋和财富都不容小觑。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与萨拉森人处理有关和战的大计时，经常会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些蛮族就纪律和训练而论，完全没有未开化的痕迹。虽然他们缺乏创造的才能，但依然拥有求知和模仿的锐气。原型当然要比复制品更为完美，他们的船只、器械和筑城的结构都不是很高明。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承认，真主将舌头给予阿拉伯人，将精巧的双手赐予中国人，而希腊人则得到了善于思考的头脑。
(四)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几个日耳曼人的部落位于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胜利的影响力遍及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用来指称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后来将他们的知识传播到大西洋的两岸。这个巨大的政治体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堕落中，否则可以与拜占庭的恺撒争胜。那些可以用来为基督徒的屈辱复仇的皇家权力，很快就走向崩溃。当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国家岁入的运用、贸易和生产的成果支持军事行动、行省和军队的和衷共济，以及从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线规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舰队，全部都如过眼云烟，使得敌人不再畏惧而臣民不再信任。
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纪初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他的王国分裂成很多独立和敌对的城邦，帝王的头衔被野心最大的首领僭用，国王的下属全都效法他们叛乱的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行省的贵族拒绝服从君主并压迫臣属，对于同侪和邻邦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种私人之间的战争摧毁了政府的架构，也煽动起民众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的欧洲政治体系中，具有优势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强大的统治者，至少事实如此，作战行动被控制在遥远的边界，且听从几位人士的命令，他们尽毕生之力从事战争艺术的研究和实行。这个国家和社区的其余人员，在战争之中还能享受和平的安宁，唯一感觉到的变化是国家税赋的增加或减少。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混乱局势下，每个农夫都是士兵，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处森林或山谷都是谋杀和抢劫的地点，每个城堡的领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对领土的维护以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全部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就像规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击行动，宁愿放弃守势作战所具有的利益。亲冒战阵的危险和不得不下的决定，更能强化心灵和肉体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他们拒绝抛弃盟友和饶恕敌人，不愿在官员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安然憩睡，并骄傲否定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封建流行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农耕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转变成杀人的武器。民间和教区那些爱好和平的行业，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质遭到败坏。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换成头盔，与其说是职责使然，不如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法兰克人带着自负的神情，深知自己喜爱自由和武力。希腊人提到时，难免会感到惊异和畏惧。君士坦丁皇帝说道：
法兰克人的胆识和英勇已到达孟浪和鲁莽的程度，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在藐视危险和死亡上。在进入战场和接近战斗时，他们赶向战场的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正面冲向敌人，根本不考虑双方的兵力数量。他们靠着血亲和友情所结成的阵列极为坚固，为了救援至爱的战友激起拼死苦战的行动，要是报仇雪恨更不在话下。在他们的眼里，撤退就是极其可耻的败逃，败逃是永难洗刷的羞辱。
上天赋予一个民族如此崇高和无畏的精神，要不是这些优点被许多重大的缺失所抵消，一定可以保证获得战无不克的胜利。法兰克人建立的海权已经没落，只得让希腊人和萨拉森人拥有海洋，让他们达成骚扰和供应无缺的目标。在骑士制度还未兴起的时代，法兰克人在骑兵部队服役不仅动作生疏而且缺乏技巧，在面临危险的紧急情况，他们的武士明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不足，宁愿选择下马步战。法兰克人对长矛和投射武器的运用不够纯熟，就他们惯用的武器而言，无论是刀剑的长度、铠甲的重量还是盾牌的面积，对他们都是负担和累赘。瘦弱的希腊人讽刺他们，称他们喝酒毫无节制。法兰克人有独立不受羁縻的气质，要是首领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契约和服务所订的期限而他还想继续保有，他们就会抛弃首领的旗帜。无论在任何方面，对于勇气不足而讲究计谋的敌人，法兰克人都会用坦率的心胸，不在乎对方所设计的圈套。他们也接受贿赂，因为只要是蛮族都会被收买。他们在夜间也会被奇袭，在于他们忽略采取预防措施，使得双方的营地过于接近，或是没有设置警戒的步哨。夏季战役带来的劳累会耗尽他们的精力和耐性，要是不能供应丰富的酒类和食物满足他们暴饮贪吃的欲望，就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表现出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变化，我把它归于历史的偶发事件而非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但是这些状况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奥托大帝的一位使臣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宣称：撒克逊人的争执用剑胜于用笔，他们宁可选择无可避免的死亡，也不情愿毫无尊严可言地转过身来背对敌人。这就是法兰西贵族的光荣，在他们那简陋的住所里，战争和掠夺是唯一的乐趣，也是一生之中仅有的职业。他们喜欢用装模作样的态度，去嘲笑意大利人的宫殿、盛宴和文雅的生活方式。就希腊人的看法，古代的伦巴第人崇尚自由和武德，竟然会产生意大利人这些堕落的后代。
根据卡拉卡拉众所周知的诏书，从不列颠到埃及，臣民都有权享有罗马人的姓氏和权利，在共和国的每个行省之内，这些民族的统治者都能暂时或永久定居。东部和西部在分裂时期还是小心翼翼保持理想的联合状态，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的继承人在头衔、法律和制度方面，自称为职位对等而不可分离的共治者，是边界相同的罗马世界和罗马城的共管君王。等到西部帝国败亡以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还表现出君王的威严，经过60年的分离，查士丁尼运用征服者的权利，首次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使用罗马皇帝这一极为庄严的头衔。他的一位继承人君士坦斯二世出于虚荣或不满的动机，抛弃位于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皇城，恢复台伯河畔古老首都的荣誉。这种极其狂妄的图谋(心怀恶意的拜占庭如此宣称)，好像是拒绝如花似玉的美貌处女，情愿娶一个风烛残年的枭面老妪，而且要费尽工夫去给她装点打扮。然而伦巴第人用刀剑反对他在意大利定居。他并非作为一个征服者，而是作为一个逃亡客进入了罗马，仅仅停留了12天，在大事搜刮之后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古都。
意大利最后的反叛和分离是在查士丁尼征服的两个世纪后完成的，拉丁语文逐渐被人遗忘也是从他的统治开始的。这位立法者对拉丁文大加赞许，认为它的风格符合罗马政府的正当性和普遍性，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元老院以及东部的军营和法庭的神圣用语，用来撰写他的制度、法典和民法汇编。但是对于这种外来的方言，亚洲行省的人民和士兵全都不懂，大部分法令诠释者和国家的大臣也是一知半解。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自然和习惯胜过全凭人力形成的过时制度，查士丁尼为了利于臣民的阅读，在颁布新法时使用两种文字，那些卷册浩瀚的法学书籍都陆续译成希腊文，原文逐渐被人忘怀，大家只学习译本。希腊文本来就具有各种优点，理应受到重视，拜占庭君主国终于获得法律和民众的认同。后来的国君更因为出生地和居住地的关系，对于罗马语文非常生疏。阿拉伯人认为提比略二世是首位希腊籍恺撒，是一个新王朝和帝国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对莫里斯皇帝抱持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不为人知的改革是在赫拉克利乌斯逝世前完成的，残留的拉丁文只是暗中保存在法律的条款和宫廷的声明之中。等到查理曼和奥托恢复西部帝国以后，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称号获得同等的含义和范围。这些傲慢的蛮族声称，他们对罗马的语言和统治应享有优先权，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抱着鄙视的态度，看待东部人士弃绝罗马的服装和语法，称他们是希腊的侨民。君王和人民很愤怒地拒绝接受这种轻蔑的称呼。不管随着时代的推移发生何种变迁，他们仍坚称，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始终保持着正统而连续的继承过程，衰落和败亡到谷底的时期，罗马人的称呼仍旧被君士坦丁堡最后的残余部分使用。
东部政府用拉丁文处理政务时，文学和哲学仍旧使用希腊文，语文素养造诣极深的大师，不会对罗马的门徒产生羡慕之心，那些人拿着借来的学术只会一味模仿它的风格。等到异教全部烟消云散、叙利亚和埃及沦亡丧失、亚历山大里亚和雅典的学院消灭殆尽以后，希腊人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中退到普通的修道院里，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家学院，后来在伊索里亚的利奥当政时被焚毁。那是一个喜爱名过其实的时代，学院的院长被称为“科学的太阳”，他有12个同事负责不同的学科和技艺，被冠上黄道十二宫的尊号；有3.65万卷图书供他们运用和研究，展现出的荷马著作的古老抄本，一卷羊皮纸有120英尺长，据传说这张羊皮纸是用一条奇异大蛇的肠子制成。但公元7世纪和8世纪是混乱而又黑暗的时期，图书馆被烧成一堆瓦砾，学院全部关门大吉，“圣像破坏者”是古代文明的大敌，赫拉克利乌斯和伊索里亚两个王朝的君王，都是以野蛮无知和仇视学术而遭到后世痛骂。
十一、希腊的知识和学术在东部帝国的复兴
我们从9世纪开始隐约见到科学复兴的曙光。阿拉伯人的宗教狂热消失以后，哈里发渴望征服帝国的艺术而不是行省，对于知识的渴求，重新燃起了与希腊人一争高下的意愿，要把古老图书馆的灰尘擦拭干净，接受教导要了解和奖励哲学家，对于这些哲学家迄今为止付出的辛勤努力，只有学习的乐趣和真理的追求是他们唯一的报酬。米凯尔三世的叔父巴尔达斯恺撒是文学的保护者，靠着这份功劳让后人记得他的事迹，原谅他那非分之想的野心。他的侄子虽然放纵于罪孽和愚行，但仍在巨大财富中拨用极少一部分，在马格奥拉皇宫开办一所学院，由于巴尔达斯的亲自参与，鼓励师长和学生在求知方面的激烈竞争。哲学家利奥是帖撒洛尼卡的大主教，他的学识凌驾于众人之上，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的造诣，使得东部的外国人士都大为景仰，像这样一门奇妙的学问获得众人的轻信，更是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用恭敬的态度表示，一切常人所无法理解的知识，必然来自灵感和法术的作用和效果。
名声显赫的佛提乌在这位恺撒朋友的请求之下，放弃在世俗一心研究学问的自由生活，荣登教长的宝座，却先后被东部和西部的宗教会议开除教籍罢黜圣职。但甚至仇恨他的教士都承认，这位深思熟虑、手不释卷、口若悬河的通才学者，精通除诗歌以外所有的技艺或科学。就在佛提乌担任Protospathaire或卫队队长这个职位时，奉派成为使臣前往巴格达晋见哈里发。像这样的流放甚或监禁为时甚为冗长，即使在准备不够充分的状况之下，也足以让他撰写《文库》一书作为消遣。这是学识渊博而见解精辟的伟大著作，他用不拘一格的文体评论了280位文学家、历史学家、辩论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简要摘录他们的叙述和理论，赞誉推崇他们的风格和特质，甚至用审慎的自由作风批判教会的神父，破除那个时代的迷信思想。
巴西尔皇帝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教育而感到遗憾，就把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哲学家”利奥托付给佛提乌照顾，因而这位皇帝登基以后的时期出，以及他的儿子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统治期间，成为拜占庭文学最为兴盛的时代。这两位皇帝极为慷慨，搜寻古代的文献存放在皇家图书馆，聘请学者专家动笔节录或删改，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欲，使文献不致过分冗长而令人厌烦。除了《巴西利克》这部法典以外，有关农业和战争的技艺这些能用来养活或毁灭人类的书籍，皇帝同样不辞辛劳使其能易于流传。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被归纳在53个项目或标题之下，其中只有两个(《使臣的派遣》以及《败德的行为》)逃脱时间的自然侵蚀，还能流传下来。不论是哪一个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窥视过往世界的现象，从每一页史书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赞誉过往那些美好的时代，并以之为师。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详述拜占庭希腊人的作品，他们对古人有深入的研究，就某种程度而言值得现代人的感激和赞许。当今的学者仍然受益不浅的书籍，像斯托比乌斯的《哲学摘要》，苏伊达斯的《文法和历史辞典》，策策斯的《千年记事》用1.2万行诗叙述600个事迹，还有帖撒洛尼卡大主教优斯塔修斯的《荷马评注》，他的丰饶之书涵括400位作家的姓名和著作。从这些原作以及众多学者和评论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12世纪图书馆的规模。荷马、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使君士坦丁堡能够光彩夺目。我们对当前的财富无论是尽力享用还是略而不顾，提到那些世代仍旧羡慕不已，他们能够精读狄奥蓬普斯的历史、希佩里德斯的演说集、米南德的喜剧、阿尔凯奥斯和萨福的颂歌。经常有人不辞辛劳加以注解，证明希腊的古典作品不仅永垂不朽而且深得人心。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从两位博学的妇女可见一斑，优多西娅皇后和安娜·科穆宁娜公主是皇室人物，经过勤学苦读，精通修辞和哲学的高深修养。都城的平民土语粗俗而野蛮，教会和皇宫的谈吐或至少在文字上表达出文雅和精确的腔调，有时更会尽力模仿雅典文化的纯正风格。
十二、希腊文化衰退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竞争
我们的现代教育为了掌握两种过时语文的要求，可能消耗青年学子的时间，虽然有其必要但是过程极为艰辛，就会损伤他们的学习热诚。西部祖先的野蛮方言无法达到和谐与文雅的境界，使得诗人和演说家长期以来受到局限，他们的才华没有明确的概念或兼容的例证，天生受制于粗糙的判断和想象。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把平民土语中不够精纯的杂质清除以后，很快获得自由运用古代语文的能力，这是人类技艺最可喜的组合。他们对那些曾娱乐或教导最早民族的崇高的大师建立起熟悉的理解。然而这些优势对堕落的民族而言，只会增加他们的谴责和羞辱。他们用毫无生气的双手紧抓住祖先遗留的财富，完全没有继承积极进取的精神，无法用来创造或增进这笔神圣的遗产。他们虽也从事阅读、赞美和编纂，但是怠惰的灵魂没有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在10个世纪的变革之中，他们没有找到一项发明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尊严或是增进人类的福利，也没有在古代的思辨体系中增加新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培养充满耐性的门徒，使之轮番成为奴性世代那些思想僵化毫无创意的腐儒。没有一篇历史、哲学或文学的作品能出于特定的风格或情趣、原创的想象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现的美感，因而逃脱被人遗忘的命运。谈到散文方面，拜占庭最不会引起厌恶之感的作家有开门见山而且毫不做作的简朴风格，可以免于严苛的批评，但是提到演说家口若悬河的自我吹嘘，与激励他们效法的模式相去真是不能以道里计。他们的写作选择畸形和作废的字眼，运用僵硬而繁复的语句，造成错乱而矛盾的意念，玩弄童稚而低级的手法，展现虚假而修饰的花样，拼命抬高自己的身份，使得读者大为惊讶，在暧昧和夸张的烟雾中只包含极其琐碎的涵义，使得每一页的文字对我们的品位和理性而言，都会造成反感和伤害。他们的散文充斥着韵文极受厌恶的装腔作势，韵文却沉溺于散文极其卑下的平淡无味。那几位掌管着悲剧、史诗和抒情诗的缪斯始终沉默毫无声誉，君士坦丁堡的吟游诗人顶多不过写几句谜语和讽刺诗，再不然就是抄袭颂辞和讲讲故事而已，甚至连音韵的规律都已遗忘，荷马的旋律仍在耳边响起，在他们称为政治体裁或城市歌谣的诗文中，不仅整个架构软弱无力，就连韵脚和音步都混淆不清。
希腊人的心灵始终为卑鄙和邪恶的迷信所束缚，迷信把统治权延伸到尘世各个学科的范畴之内。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为形而上的争论所迷惑，相信幻觉和奇迹使他们丧失所有合理证据的原则。他们对艺术欣赏的品味为僧侣的布道说教所败坏，那是高呼口号和圣书极其荒谬的大合奏。甚至这些受到轻视的学者因为滥用才华不再为众人所钦佩，希腊教会的领导人只要赞美和抄袭古代的神谕，就会使谦卑的心灵感到满足。无论学院还是讲坛，从未产生能与阿塔纳修斯和克利索斯托一争高下的人物。
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在所有追求积极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类奋发图强和自我改进最大的动力来源。古代希腊的城市正好置身在联合与独立的交集点上，现在欧洲的国家也一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范围更大但是形式比较松散。语言、宗教和习俗统一，使得相互之间成为彼此具有优点和长处的观众和裁判，独立的政府和利益可以保证他们各行其是的自由，同时激励他们在光荣的生涯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马人的处境并不是很顺利，然而在共和国的初期就已确定民族的风格，在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城邦之中也激起类似的竞赛，渴望在艺术和科学这两方面能赶上或超越他们的希腊导师。
恺撒的帝国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辽阔的疆域可能使内部的竞争有活动的余地，但是等到状况逐渐恶化，领土一开始只剩下东部，最后缩减到只及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臣民在堕落之余不仅可怜而且萎靡，这是长期处于孤独和隔离之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受到北方蛮族的压迫，这些不知名的部落几乎无法称之为“人”。而更为开化的阿拉伯人的语言和宗教则是所有社会交往难以逾越的障碍。
欧洲的征服者对臣民而言同是信仰基督教的弟兄，只是那些法兰克人或拉丁人的语言不为人所知晓，行为又极度粗野，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很少与赫拉克利乌斯的继承人发生联系。希腊人独立于宇宙之间，自满的傲慢心态不因外族的优势而有所收敛，没有竞争者可以对他们进行鞭策，没有评判员可以裁定胜利的归属，因而他们在比赛之中显得毫无生气，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在前往圣地的远征中混杂在一起，只是在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之下，拜占庭帝国重新燃起知识和军事方面极其微弱的战火。
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叙利亚和埃及的土著为怠惰和冥想的奉献放弃他们的生命，罗马人始终渴望统治世界，热情而又饶舌的希腊人为形而上的神学争论浪费他们的才智。“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无法理解的神秘，不能教人从中获得安静的顺从，反而激起猛烈和玄妙的争论，付出仁慈和理性的代价来扩展信仰的范围。从尼斯会议到公元7世纪末叶，宗教战争打破了教会的和平与统一，历史学家经常被迫去了解教会史最忙碌时代的宗教会议、研究教会信条、列举分裂教派，因为这些对于帝国的衰亡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公元8世纪初期到拜占庭帝国最后阶段，很少听到辩驳的声音，民众的好奇心消耗殆尽，宗教狂热困顿不堪。6次宗教会议下达的诏令，确定了教会的信条。争论的精神无论是多么无益和有害，还是需要运用和训练心智的才能。五体投地的希腊人满足于斋戒、祈祷和笃信，盲目服从教长和他的教士。在迷信的漫长梦境之中，圣母和圣徒以及他们的显灵、奇迹、遗物和图像，都受到僧侣的宣扬和人民的礼拜。人民丝毫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扩展到文明社会最高的阶层。在非常不得当的时机，伊索里亚王朝有几位皇帝想要唤醒臣民，即使运用粗鲁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受到他们的影响，尊重理性可以获得一些改信者，但更多的教友在利益和恐惧之间举棋不定。
东方世界拥抱或悲悼这些可见的神明，图像的恢复被当成正统教会的盛宴来庆祝。在这种消极被动和一致赞同的状况下，人们将教会的统治者从迫害中拯救出来，或是剥夺他们迫害的乐趣。异教徒都已不见踪影；犹太人噤口不语而且默默无闻；之所以与拉丁人发生口角，在于用罕见而遥远的战争状态对付民族敌人；埃及和叙利亚的教派在阿拉伯哈里发的庇护之下享有信仰自由。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中期，摩尼教的一个支派被宗教的暴政选为牺牲品：他们终于无法忍耐而激起抗争和叛乱，受到放逐后，将教会改革的种子散播整个西方。探索保罗教派的教义和传闻，可以证实这些极为重大的事件。由于他们不可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很坦诚地进行批判，可以弘扬他们所要表达的善意，不像对手始终抱着怀疑的心理，将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异端。
诺斯替教派为早期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后来还是被教会的壮大和权威压得无法翻身。他们在财富、学识和信徒数量方面，不仅无法超越正统教派，也难以与之一争高下，毫无名气的残余徒众被赶出东部和西部的都城，沿着幼发拉底河的边界被困在村庄和山区。公元5世纪时还可以查出一些马西昂派的遗迹，然而人数众多的教派最后还是消失在摩尼教可憎的称呼之中，这些异端分子竟敢调和琐罗亚斯德和基督的教义，这两种宗教对其产生同样且难以平息的仇恨并加以迫害。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统治之下，萨摩萨塔附近出现一位改革者，保罗教派信徒说他是被选来担任传播真理的使者。萨莫萨塔之所以闻名遐迩，不在于叙利亚王国的名号，而在于是琉善的出生地。
君士坦丁在马纳纳里斯很简陋的居所款待一位辅祭，这位希腊人或许是诺斯替教派的教士，被囚禁在叙利亚，新近返回国门。来客致赠的贵重礼物就是一本拉丁文的《新约》，过去这位教士为了谨慎起见一直隐藏不让别人知晓。这些书卷成为君士坦丁研究的准绳和信仰的规范。正统基督徒承认他使用的原文不仅正确而且真实无虚，却对他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自己对圣保罗的著作和文字特别挚爱，他们的敌人从一些不知情的家庭教师中发觉了这些状况，因此将他们称为保罗教派。但是我相信他们与非犹太人的使徒关系密切，而且他们也以此为荣。
君士坦丁和同工把圣保罗的门徒提图斯、提摩太、西拉和提基古视为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亚美尼亚和卡帕多细亚传道时，就将使徒教堂的名称用于宗教的集会，这种天真坦诚的隐喻是对最早时期的仿效和怀念。从福音书以及保罗的信函中，他的追随者调查了原始基督教的信条，无论是否获得成果，新教读者一定会欣赏这种探索真理的精神。但要是保罗教派使用的经文确实纯真，那就不可能完美。他们的创始者拒绝接受彼得前、后书，行过割礼的使徒所引起的争论，是他乐于遵守律法而难以获得赦免。《旧约》是摩西和先知的书卷，正统教会用“教令”赋予神圣的性质，诺斯替教派的弟兄普遍加以藐视，在这方面获得保罗教派的赞同。至于那些亚洲教派用汗牛充栋的卷册，记载了很多显灵的事迹，还有东方的希伯来教长和智者那些难以置信的作品，伪造的福音书、信函和裁决事项充斥于早期正统教会的法典，摩尼教的神学和各式各样异端邪说的书刊，最后是瓦伦廷的丰富幻想所创造的30个世代。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是新一代的西拉，用英勇的气概和无可置疑的理由，对以上这些错误加以严辞驳斥。保罗教派用真诚的态度谴责摩尼教的名声和信念，他们抱怨，圣保罗和基督纯朴的信徒被打上这个可憎称呼的记号，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教会这根极其坚固的链条，有些环节被保罗教派的改革者破坏。因为破坏者的领袖数量减少，他们的自由也随之扩大，这些领袖的言论基于亵渎的理由，对于宗教的神秘和奇迹只有躬身听命。正统教会的礼拜仪式建立之前，诺斯替教派早已经与之分离，并反对逐渐革新的戒律和教义，出于习惯和嫌恶的态度对其产生强烈的防范心理，就是圣保罗和福音书的作者都保持沉默。神奇的迷信行为所改变的物体，以真实无虚和不加修饰的外貌，出现在保罗教派的眼前。只有艺术家的技巧可以决定油画和版画的优点或价值，要是一幅画像不是出于人手，就世间的画家来说也不过是很普通的作品。不可思议的圣徒遗骸也不过是一堆失去生命机能的骨头和灰烬，与原本要叙述的人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确为实物和栩栩如生的十字架只是一片空话或腐朽的木头，基督的肉身和宝血是一块面包或一杯葡萄酒，也不过是自然的礼物和感恩的象征。上帝之母从天国的荣耀和无瑕的童贞中跌落；圣徒和天使不再被恳求去执行劳苦的职责，不必在天国进行斡旋，以及在人间完成功业。保罗教派在圣事的运作，至少是在理论方面，倾向于废除礼拜仪式所有可见的物品和装饰，而在他们看来，福音书却教导虔诚信徒进行洗礼和圣餐。
他们解释《圣经》时特别留下可供斟酌的余地，由于经文常会拘泥于字句的精义，所以可以躲到比喻和寓言极其错综复杂的迷宫。他们竭尽全力来解除《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甚至将后者崇敬为上帝的神谕，厌恶前者视为人类或恶魔出于想象和荒谬的虚构之物。要是在福音书上发现“三位一体”这个正统教义的奥秘，也不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然而他们并没有承认基督的人性和受苦，反倒是沉溺在想象之中：来自天国的肉体会经过一位处女，就像水从水管中流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使犹太人的恶意落空而且无能为力。这样一个简单而属灵的信条，并不适合时代的精神和特性。理性的基督徒可能满足于耶稣和他的使徒带来的轻微的约束和容易承受的负荷。保罗教派竟敢破坏上帝的和谐与统一，大家觉得受到冒犯，须知“天人合一”是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开宗明义的要目。他们不但相信而且依靠基督的圣父、人类的上帝和一切不可见世界的主宰。但他们也同样相信不朽的永生，这种固执和反叛的物质也是积极存在第二原理的起源，据以创造出可见的世界，履行尘世的统治直到死亡和原罪的最终结局。精神和肉体的邪恶所呈现的外表，在东方古老的哲学和宗教创立两个原则，从而产生的教义灌输到诺斯替教派不同的群体。在阿里曼的本能和天性之中可能产生1000个幽灵，从一个敌对的神祇到隶属的恶魔，从热情和脆弱到纯粹而完美的恶意。然而，尽管我们多方努力，阿胡拉还是把“善”和“权”分置在一条线相对的两端，只要这边前进一步，另一边就会随之后退。
靠着君士坦丁-西拉像使徒一样努力传教，他的门徒很快成倍增加，等于是对他在宗教方面野心的补偿。诺斯替教派的残余分子，特别是亚美尼亚的摩尼教徒，全都联合起来参与他的阵营；很多正统基督徒为他的论点所引诱而改变信仰；本都和卡帕多细亚地区长久以来受到琐罗亚斯德的宗教感召，他的传教在这里大获成功。保罗教派的导师最让人称道之处，在于他们从《圣经》取得的名字，在于“同工”这个非常谦虚的称呼，在于朴素严肃的生活、宗教的热忱或知识，以及相信神圣的心灵可以获得上天的恩赐。他们不但没有能力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正统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财富和地位，反而强烈指责这些反基督教的傲慢心态。甚至就是设立长者或长老的等级，也认为是模仿犹太会堂的制度，成为罪无可逭的证据。这个新教派的组织并不严密，散布在小亚细亚的行省，到幼发拉底河以西为止。6个主要的会众用来表示圣保罗发表书信的教会，创始人把居所选定在科隆尼亚附近，这里有贝洛纳的祭坛和格列高利的奇迹，在本都是极为知名的地点。西拉经过27年的传教工作，从阿拉伯人宗教宽容的统治下退隐，成为罗马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
虔诚的皇帝制定法律时，对于不太可憎的异端分子很少伤害到他的性命，但是涉及孟他努派或摩尼教，无论是他们的信条、书册还是信徒，不仅严格禁止而且惩处绝不留情：所有的书册全部焚毁，任何人要是敢秘密保存这些作品、宣扬这方面的观点，都会面临极为羞辱的死亡。一位希腊官员被授予法律和军事的权力，要在科隆尼亚责打牧羊人，尽可能救出迷途的羊群。西美昂的残忍真是无法形容，他把不幸的西拉放在一列门徒前面，要他们杀死在心灵上领导他们的父亲，代价是可以获得赦免并且证明已经悔改。他们放弃这个邪恶的任务，把手里的石块丢在地上。在这么多人当中，只发现了一个刽子手，正统教徒称他为当代的大卫，只有他很勇敢地打倒异端的巨人。这名背教者朱斯图斯只不过是再度欺骗和背叛毫不起疑的教友。但后来西美昂改变信仰的行径与圣保罗当年的行为完全一致，他就像使徒一样，全盘接受原先全力迫害的教义，抛弃地位和财产，在保罗教派中获得传教士和殉教者的名声。事实上保罗教派的信徒没有殉教的抱负，但是在150年的灾难时期，他们的耐性使他们能够忍受任何宗教狂热所带来的痛苦，君王的权力不足以根除信仰的盲从和理智，信徒不仅能艰苦卓绝地生存下来还能茁壮成长。从首批受害者的鲜血和骨灰之中，后继的导师和会众不断出现。在外来的敌对行为之下，他们还能找出片刻的闲暇进行内部争辩。他们宣讲教义，他们争辩信条，他们受罪吃苦。就拿塞尔吉乌斯来打比方，他经历33年的朝圣以后，明显的美德才被正统教会的历史学家勉强认同。
查士丁尼二世因宗教而激起天生的残酷性格，想用一场大火来毁灭保罗教派的名称和声誉，当然这是毫无希望的事。保罗教派保持创始时期的简朴，憎恨流行的迷信行为，“圣像破坏者”君王可以对某些错误的教义安之若素，但是他们自己也受到僧侣的诽谤，仅有的选择是成为消灭摩尼教徒的暴君，免得受到指控，成为异端邪说的帮凶。诸如此类的谴责也使尼西弗鲁斯的仁慈受到玷污，虽然不赞同严苛的刑事成文法，他的性格还是不会坚持荣誉的行为和慷慨的动机。软弱的米凯尔一世和苛刻的亚美尼亚人利奥，这两个人在宗教迫害方面名列前茅，但是奖项毫无疑问要判给血腥奉献的狄奥多拉，她恢复了东方教会的图像崇拜，派遣宗教法庭审判官调查小亚细亚的城市和山区。那些向女皇奉承谄媚的人很肯定地提到，在很短的统治期间，他们用刀剑、绞架或火焰消灭了10万名保罗教派的信徒。她的罪孽或功勋可能超过了真实的状况，但如果这项记录真的可靠的话，那么必定有很多人被假定成“圣像破坏者”，他们被安上更可憎的名字来加以惩罚；还有一些人被逐出教会，被迫在异端分子的怀抱中获得庇护。
宗教的信徒受到长久的迫害，终于揭竿而起，这才是凶狠无比和拼死到底的叛贼。他们负有神圣的使命，不再畏惧或悔恨，知道唯有武力才能主持正义，硬下心肠摒除仁慈的感情。对于暴君所犯下的错误，他们将从其子身上寻求报复。这种情形很像波希米亚的胡斯教派信徒和法兰西的加尔文派教徒。在公元9世纪时，则是亚美尼亚和邻近行省的保罗教派。他们首先下手谋杀总督和主教，这些人奉行皇帝的命令：异端分子除非改宗皈依，否则会被赶尽杀绝。阿尔盖乌斯山脉的深处保护他们处于独立的状态以及进行报复。狄奥多拉的宗教迫害点燃危险万分和损失惨重的战火，叛变的卡贝阿斯是勇敢的保罗教派信徒，在东部主将的麾下指挥卫队。他的父亲被正统教会宗教法庭的审判官施以刺刑，无论是宗教的信仰还是人类的亲情，都使他只能采取逃亡和复仇的行动。5000名袍泽出于同样的动机在他的周围团结起来，拒绝向反基督教的罗马人效忠。一位萨拉森埃米尔推荐卡贝阿斯去见哈里发，教徒领袖伸出权杖要挥军指向不共戴天的希腊人。卡贝阿斯在西瓦斯和特拉布宗之间的山区，建立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市特夫里斯。此地仍旧被一个凶暴和任性的民族占领，邻近的山地满布保罗教派的难民，他们现在要同时使用《圣经》和刀剑。
大约有30多年的时间，亚洲在国外和国内战争的煎熬下民不聊生，圣保罗和穆罕默德的门徒联合起来进行敌对的入侵，爱好和平的基督徒无论是年迈的父母还是娇柔的处女，都被交付给蛮族过着奴役的生活，等于是对他们的君王宗教不宽容精神的控诉。灾难是如此紧急万分，羞辱是如此无法忍受，甚至就是狄奥多拉的儿子、荒淫的米凯尔三世，都被逼不得不御驾亲征去对付保罗教派。他在萨莫萨塔的城下被击溃，罗马皇帝在那些被他母亲判处火刑的异端分子面前大败而逃。萨拉森人也在同一旗帜下作战，但是胜利归于卡贝阿斯，被俘虏的将领以及100多位军事护民官只要缴纳赎金满足他的贪婪，就可以获得释放，要不然就被交给狂热的信徒施以酷刑。英勇无敌和野心勃勃的克里索契尔是卡贝阿斯的接班人，进行范围更为广大的掠夺和报复。他与备受信任的穆斯林结盟，大胆突入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边区和皇宫的部队一再被他击灭。为了报复宗教迫害诏书的颁布，他们洗劫了尼斯、尼科米地亚、安卡拉和以弗所，就是圣约翰使徒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城市和坟墓。以弗所的主座教堂被当成喂养骡子和马匹的马厩，保罗教派的信徒与萨拉森人争着看谁更为藐视和厌恶这些图像和遗物。极权统治藐视受到伤害人士的祈祷，人们很高兴看到对抗专制政体的叛乱获得胜利。
皇帝巴西尔一世就是那位马其顿人，在不利状况下开始求和，愿意付出赎金以赎回俘虏，用谦逊和仁慈的语气提出请求，希望克里索契尔答应赦免同是基督徒的教友，并接受皇帝赏赐的金银和丝袍。这个无礼的宗教狂热分子回答道：“皇帝要想获得和平就得放弃东部，我们不会打扰他在西部的统治。如果他拒绝的话，上帝的仆人就会将他从宝座推入万丈深渊。”巴西尔只能停止签订条约，接受对方的挑战，率领军队进入充满异端邪说的国度，用火与剑将它化为一片焦土。保罗教派那片一无所有的乡园，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但等到皇帝试探出特夫里斯的实力，发现有为数众多的蛮族，武器和给养都装满仓库，于是在叹息声中停止毫无希望的围攻。巴西尔一世返回君士坦丁堡以后，兴建修道院和教堂，费尽苦心想要从天国的保护人，也就是米迦勒天使长和先知以利亚那里获得援助。他每天非常虔诚地祈祷，恳求能活着将三支箭射进这个邪恶对手的头颅。事实却超过了他的期许，他的愿望实现了。在后续的入侵行动中，克里索契尔受到奇袭，在撤退中被杀，大家兴高采烈地将叛徒的脑袋送到宝座前。巴西尔接受令他欣慰的战利品，立即叫人送上他的弓，将三支箭射进摆在面前的目标。整个宫廷响起热烈的欢呼，庆祝皇家的射手获得最后的胜利。保罗教派的光荣随着克里索契尔的死亡而凋谢枯萎，在皇帝第二次的远征行动中，固若金汤的特夫里斯被异端分子放弃，他们或是恳求饶恕或是逃到边疆。城市受到摧毁，但是独立自主的精神还保留在山区，保罗教派保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有一个世纪之久，他们骚扰罗马的国境，继续与帝国和福音的仇敌维持着长久的联盟。
君士坦丁五世称号为科普罗尼穆斯，来自图像崇拜者的命名。大约在8世纪的中叶，他对亚美尼亚发起了一次远征行动，发现在梅利泰内和狄奥多西波里斯这些城市，有大量保罗教派的信徒，都是一些与他很类似的异端分子。不知是出于善意还是惩罚，他将他们从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地区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随着这次迁移行动，他们的教义引进和传播到了欧洲。要是在都市的信徒能迅速与杂乱的群众混合，乡间的信徒就可以在一块外国的土壤上扎根生长。色雷斯的保罗教派抵抗宗教迫害的风暴，一直与亚美尼亚的教友维持着秘密的联系，对于他们派遣的传道士给予协助和照顾，要将教义传授给刚刚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保加利亚人，并且获得成功。
在10世纪时，约翰·齐米塞斯将保罗教派从卡利比亚山区移至海姆斯山的谷地，建立了一个更强大的殖民地，不仅恢复了当年的景况，而且人数也大为增加。亚洲的教士对于摩尼教徒不再抱有指望，宁可让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黩武好战的皇帝感受到他们的英勇，表示出鼓励的态度，因为摩尼教徒依附萨拉森人就会给整个地区带来灾祸。但是在多瑙河这边，为了对抗西徐亚的蛮族，他们的服役产生很大的作用，即使有所损失也是正中下怀的事。保罗教派被放逐到遥远的国土以保持宗教自由，反而可以减低尖锐的冲突。他们掌握菲利浦波里斯和色雷斯的要塞，正统基督徒成为他们的臣民，雅各派的移民成为他们的伙伴。
他们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占领连成一线的村庄和城堡，很多土生土长的保加利亚人加入其中，以分享战争的成果和异端的教义。只要摩尼教徒凭着实力受到敬畏，获得温和的待遇，自愿投效的队伍就会在帝国的军队里扬名立万。这些勇气百倍的“走狗”用战争来满足贪念，渴望血腥的杀戮，使怯懦的希腊人大为惊异，有时还要加以指责。他们基于这种心理，会养成傲慢和抗命的风气，很容易因为自身的反复无常和受到伤害而被激怒。他们的特权经常会受到当局和教士不守信用的偏见的侵犯，在进行诺曼战争时，2500名摩尼教徒逃离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的阵营，返回早年生长的故土。阿历克塞隐瞒这一事件，直到时机来临才施加报复。他邀请首领参加友好的会议，用下狱、籍没和洗礼来惩处这些清白或有罪的人员。皇帝趁着和平的间隙展开恪尽职守的工作，让他们与教会和政府修好，能够和睦相处。他将冬营设在菲利浦波里斯，不分日夜进行神学的辩论，虔诚的女儿将他称为“第十三位使徒”。
阿历克塞将高官厚爵赐给最杰出的改信者，不仅可以巩固他自己的论点，也能化解他们冥顽的态度。他特别兴建一座新城市供改信正统基督教的平民居住，四周围绕着花园，给予免税的优待使他们更为富足，将自己的名字赐予这座城市，以提高它的地位。他将菲利浦波里斯这个重要位置从保罗教派的手里抢走，为了安全把抗命的领袖关在地牢，或是把他们从家园里赶走。他们的生命得到赦免不是因为皇帝的仁慈，而是基于审慎的考量，须知在他的指使之下，一名贫苦无依的异端分子被活活烧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面。但他抱着傲慢的希望要扑灭一个民族的偏见，很快为保罗教派难以抵御的宗教狂热所推翻，他们现在不再掩饰自己的态度，拒绝听命从事。等到阿历克塞离去和逝世以后，他们立刻恢复民事和宗教的法律。13世纪初期，他们的教宗或总主教(很明显的讹传)居住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边界，他的副手统治意大利和法兰西，继续统治顺服的会众。从那个时代开始，保罗教派的传统几乎消失殆尽。到了上一世纪末期，教派或殖民区仍旧居留在海姆斯山的谷地，比起土耳其的统治，希腊的教士给他们的无知和贫穷带来更多的折磨和苦难。现代的保罗教派丧失了他们的起源精神，这个宗教已经堕落到崇拜十字架和举行血腥的祭礼的地步，这些邪恶的行为是由一些俘虏从鞑靼的荒野传入。
首批在西方传教的摩尼教神学导师，受到人民的驱逐和君主的取缔。保罗教派在11世纪和12世纪获得欢迎和成就，必须归功于最虔诚的基督徒有强烈而隐藏着的不满，因而反抗罗马教会。那个时代的罗马教会用高压的手段来满足贪婪的欲望，专制独裁的作风令人极为憎恶，比起希腊人的崇拜圣徒和图像，或许还没有那样堕落，进行的革新却更为快速和可耻。罗马教会对于圣餐变体论的教义给予严谨的解释并且强制推行，拉丁教士过着腐化的生活，倨傲的高级神职人员轮流挥舞着牧杖、权杖和刀剑，东方的主教与他们相比，真的可以算是使徒的继承人。保罗教派知道有三条路线可以进入欧洲的心脏地区。匈牙利皈依基督教以后，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时，利用多瑙河这条水道非常安全，来回的行程都要经过菲利浦波里斯。信徒可以隐瞒自己的姓名和异端的身份，跟随着法兰西人或日耳曼人的商队前往他们的国家。威尼斯的贸易和主权涵盖亚得里亚海的海岸地区，友善的共和国无分国籍或宗教，对于外邦人张开胸怀一律接纳。
保罗教派的信徒投身在拜占庭的旗帜之下，经常被派遣到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行省。无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与陌生的来客以及当地的土著自由交谈，发表的见解暗地里在罗马、米兰传播，甚至还到达阿尔卑斯山之外的王国。很快就可以知道，数以千计各阶层的正统基督徒无论男女，全都接受摩尼教的异端邪说。奥尔良烧毁12种教会法规的火焰，是宗教迫害最早的行动和发起的信号。就保加利亚人这个名字而言，来源很无辜，运用起来让人感到可憎，但是它却把部族的分支连同信奉的教派都散布到欧洲各地。
保罗教派对于偶像崇拜和罗马表现出同样的痛恨，靠着主教和长老共同统治的制度，才能相互联系起来。他们有不同的派别，在于神学上模糊而阴暗的微小差异，但是大家都同意两个主要的原则：对于《旧约》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基督的肉体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也不存在于圣餐之中。这个宗教团体有简单朴素的礼拜仪式和无可指责的严肃态度，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要达成的完美标准是如此崇高。不断增加的会众被区分为两种门徒：在尘世的“实行者”和对来生的“期盼者”。法兰西的南部行省是阿尔比异端的发源地，保罗教派已经打下深厚的基础。曾经发生在幼发拉底河邻近地区的殉教和报复，经过时势的变迁和人事的兴衰，到了13世纪重新出现在罗讷河两岸。腓特烈二世恢复东部皇帝的法律和规定。朗格多克的采邑和城市出现起义者，引发在特夫里斯的叛乱行动，教皇英诺森三世血腥镇压的名声已经超过狄奥多拉。要是仅就残酷而言，狄奥多拉的士兵可以与十字军的英雄相提并论，她的僧侣却远不如宗教法庭的创立者。
宗教法庭的职责和功能，更适合于肯定而不是驳斥具有邪恶原则的信仰。保罗教派或是阿尔比异端的集会被火与剑所根绝，鲜血淋漓的残余信徒只有逃亡、藏匿或是在表面上接受正统教会的信仰。但是他们所激发的永不屈服的精神，仍然活跃在西方世界。在政府、在教会甚至在修道院里，一群潜伏的继承人将圣保罗的门徒保存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反对罗马的暴虐统治，接受《圣经》是信仰的规范，诺斯替神学的各个观点使他们的信条更为纯真。威克里夫在英格兰，以及胡斯在波希米亚的奋斗，虽然功败垂成没有发生预定的效果，但是茨温格利、路德和卡尔文的名字备受敬仰，被信徒尊为民族的救星。
宗教改革所能建立的功勋和具有的价值，如果要哲人加以衡量，他会很谨慎地就信仰这个项目提出问题，看看他们所标榜的信仰是否超越或反对人类所共有的理性。这些伟大人物为基督徒争取自由，这一行为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使得真理和虔诚能够兼容。经过一番坦诚的讨论之后，我们为首批改革者的怯懦感到惊愕，而不是为他们所争取的成果愤慨难安。他们与犹太人一样，凡是希伯来经典所记载的信念和辩护之词，以及从亚当的花园到先知但以理所见的异象，这些所有神奇惊怪之事，都毫无异议全部接纳；而且他们也像正统基督徒一样，反对犹太人是因为这些人背弃神的律法。提起“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极其崇高的奥秘，改革者遵行严格的正统教义，可以毫无拘束采纳最早4次或6次宗教会议的神学观点；他们的说法与阿塔纳修斯派的信条毫无差别，凡是不接受正教信仰的人都会受到永恒的诅咒。圣餐变体论就是面包和葡萄酒在看不见的状况下变成基督的肉身和鲜血，这种信念可能会反驳争辩和诙谐所产生的力量。但是他们根本不考虑视觉、触觉和味觉这些感官所提供的证据，最早的新教徒为自己的犹豫和顾虑而牵扯不清，耶稣在圣事的规定中所说的话也使他们敬畏不已。
路德的主张是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餐之中，卡尔文的意见是“实质”存在，茨温格利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契合交流和简单的纪念仪式，这种观点慢慢在新教教会中占有优势。然而损失奥秘的圣餐礼得到丰富的补偿，像原罪、救赎、信心、恩典和宿命这些惊人的教义，都可以从圣保罗的书信中获得和滥用。神父和教师对这些微妙的问题都有答案，但是最后的改进和普遍的使用还要归功于首批宗教改革者，他们把这些教义视为灵魂得救最基本的要项。迄今为止，超自然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对新教徒有不利的倾向，很多头脑冷静的基督徒宁可赞同那片薄饼就是神，这总比说神是残酷而又善变的暴君要好得多。
不管怎么讲，路德和他的敌手还是有实质和重要的贡献，哲人对于大无畏的狂热分子应该有责任要说公道话。
其一，从对赦罪的滥用到圣母的讲情，迷信的雄伟结构在他们的手里被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立下修院誓约的男女，恢复自由而勤劳的社会生活。圣徒、天使以及不完美的次级神明组成的圣秩制度，被剥夺尘世的权利，只能享受天国的幸福。他们的图像和遗骸从教堂撤走，无知和轻信的人民不再幻想出成日重复出现的神迹和显灵。祈祷和感恩运用纯洁和精神的礼拜方式，那是来自对异教信仰的效法，主要的观点就是：凡夫俗子最有价值，神明圣灵言过其实。然而，是否如此高尚的简朴能与普遍的信仰完全吻合，是否庶民不再面对可见之物就会免于宗教狂热的刺激，逐渐陷入倦怠和冷漠的处境，这些要留待以后方知分晓。
其二，权威的链条可以拘束那些怀有偏见的人士不会再生别的念头，约束那些蠢蠢欲动奴隶的直言无讳，可是现在这根链条已经断裂。教皇、神父和宗教会议不再是世界至高无上和绝不出错的审判官，每位基督徒接受教导获得认知：只有《圣经》才是律法，唯独良知方能做出诠释。无论如何，自由并非是宗教改革的策略而是结果。爱国的改革者有野心要继承被推翻的暴君，他们的教条和宣示表现出同样严苛的要求，断言官员基于正义有处死异端的权力。卡尔文基于宗教或私人的憎恶，宣判塞维图斯犯下背叛自我的罪行；狂热的克兰麦为再洗礼教派煽起史密司菲尔德的怒火，结果使后者被火焰所吞噬。自然界的猛虎还是同样凶猛，但是却逐渐被敲掉利爪和钢牙。罗马教皇拥有宗教和尘世的王国，新教的神学家被列入卑微阶级，没有征收税捐和审判裁决的权力。古老的正统教会使教皇的敕令具有神圣的性质，表达的观点和产生的争论要交给人民来决定；然而他们诉求私下的判决，被好奇和热诚所接受，完全超出他们的愿望。
自从路德和卡尔文的时代以来，新教教会在内部暗中进行各项改革的工作，很多带有偏见的莠草都被清除干净。伊拉斯谟的门徒弟子宣扬独立和节制的精神，主张信仰自由是与生俱有的福祉和不容剥夺的权利。荷兰和英格兰的民权政府全盘采纳运用，时代的智虑和人道的精神扩大法律狭窄的接受范围。在实施的过程中，心智能够理解权力的极限，也许能让孩童很高兴地承诺和庇护，不再能满足成年人的理智。争辩的卷册如同蛛网一样密布：新教教会的教义对于平民出身的信徒而言，已经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或信念，因而对于正统教义的形式以及宗教信仰的要项，现代的教士也只能用一声叹息或一丝微笑加以赞同。然而基督教的友人惊觉，调查和怀疑的冲动永不停息。正统教会的预言都已实现，奥秘之网已被阿明尼乌派、阿里乌斯派和索齐尼派解开，这些教派成员的数量，不可能从分离的会众之中计算出来。那些人保留信仰的名义而非实质，有哲学的随心所欲却没有哲学的情操，使得天启宗教的石柱摇摇欲坠。
多瑙河这条古老的天堑，虽然经常受到侵犯却也能很快恢复作用，然而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君士坦丁四世的统治下，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他们的进展对哈里发有利，就把这些蛮族视为未知和从天而降的辅助部队：恺撒在失去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以后，要防守都城对抗萨拉森人，已经两次陷入危险和羞辱的状况，因此要把罗马的军团部署在亚洲，更没有能力防范在多瑙河地区的蛮族。为了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民族，我不得不背离保证要遵守的原订写作大纲，这个题材的优点可以掩盖我的错误或是容易找到借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战争、宗教还是学术，甚至谈到他们的兴起或没落，阿拉伯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好奇和难以捉摸：希腊人的教会和帝国最早受到摧残，可以归咎于阿拉伯人的武力，穆罕默德的门徒仍旧掌握着东方世界政治和宗教的权杖。
然而如果认为另一群蛮族也完成了类似的工作，这种说法有点勉强，他们在公元7世纪和12世纪之间，来自西徐亚的大平原，进行短暂的寇边或不断迁徙。他们的姓氏称谓非常俗气，家世来源十分可疑，行动过程无人知晓，宗教信仰盲目无知，作战英勇残酷无情，他们的公众和个人生活始终保持着团结，并且维护习俗，不会因率直纯真而软化凶狠的性格，也不会讲求策略而变得文雅高尚。拜占庭宝座的权威击退这群乌合之众的攻击，在经历浩劫以后还能幸存。这些蛮族的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他们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苟延残喘的余众在一个外国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所选择的史料只能限于那些仍值得记述者，像古代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诺曼人的征战和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在永难忘怀的十字军到达圣地，以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城市沦陷以后，就很自然地告一段落。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前，先击灭了保加利亚军队。保加利亚人经过这次败北以后，整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消失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位于玻里斯提尼斯河、塔内斯河和伏尔加河那些陌生的殖民地，很可能又恢复原来或类似的称呼(680 A.D.)。古老的保加利亚国王留给5个儿子的遗言，是要他们节制与和谐。年轻人将老父的教训，当成经验丰富长者的逆耳之言，5位王子埋葬了他们的父亲，分掉国王的臣民和牛群，忘记了老父提出的忠告，然后大家分手各奔前途，开始漂泊去找寻各人的机运。我们发现最富冒险精神的弟兄到达意大利的腹地，获得拉文纳太守的庇护。这股迁徙的潮流直接朝着或是被迫指向都城。
现代的保加利亚沿着多瑙河的南岸，一直使用保持到目前的名字，也能维护所建立的形象，归因于当年那些新来到的征服者运用战争和条约，陆续获得达尔达尼亚、色萨利和两个伊庇鲁斯这些罗马行省。教会的最高权力从查士丁尼幼年时成长的城市撒尔底迦改换到另外的地点，在保加利亚人欣欣向荣的时代，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莱克尼杜斯或阿克里达，非常荣幸能够被设置国王和教长的宝座。语言是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保加利亚的先世拥有斯拉夫尼亚人的血统，但更精确的说法是斯拉夫尼亚种族，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族群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拉西亚人、克罗地亚人、瓦拉吉亚人，对于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部族，不是追随他们的旗帜就是模仿他们的榜样。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他们遍布整个陆地，成为希腊帝国的俘虏、臣民、盟友或敌人。整个民族被称为斯拉夫人，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是恶意，他们的名字从原来的光荣的含义被视为奴役的象征。
殖民地当中的克罗巴提亚人或克罗地亚人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后裔，也是达尔马提亚的征服者和统治者(900 A.D.)，现在加入奥地利的军队共同行动。滨海的城市以及建立不久的拉古萨共和国，哀求拜占庭宫廷给予援助和指导。他们得到宽宏大量的巴西尔的劝告：对于罗马帝国只要稍表效忠即可，但是他们必须要付年金以安抚难以抵御的蛮族，以免引起无法收拾的怒火。克罗地亚王国由11位“佐潘”(封建领主)分享统治权，联合的兵力达到6万骑兵和10万步卒。漫长的海岸线曲折不齐，形成辽阔的港湾，受到一串岛屿的掩护，在意大利的海岸上几乎都能将之收于眼底。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人士，都可以用这个地域来练习航海的技术。克罗地亚人仿效古老的黎本尼亚型快船，建造他们的船只(双桅帆船)：180艘各型船只对于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但我们的水手也许会嘲笑这些作战用的船只，每艘上面只配置10人、20人或40人。他们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为商业和贸易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然而斯拉夫尼亚的海盗仍旧出没频繁而且带来危险。在10世纪快要结束之前，威尼斯共和国有力地控制了亚得里亚海湾，让船只能够不受阻碍自由通航。这些达尔马提亚国王的祖先非常精通航海术，已经到达滥用不知节制的地步，后来才离开这门危险的行业，定居在白克罗地亚，就是西里西和小波兰的内陆地区，按照希腊人的计算，离黑海有30天的行程。
不论就时间还是位置来说，保加利亚人的丰功伟业只限于一个很狭小的范围(640—1017 A.D.)。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他们的统治已经延伸到多瑙河南岸地区，但是实力更为强大的民族紧跟他们的迁徙行动，逼得他们又回到多瑙河北岸，然后向着西方发展。然而，只有晦涩难解的记录保存了他们的功绩，可以夸耀获得的荣誉，那就是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过去这荣耀属于哥特人。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在阿拉伯战争中丧失声誉，却在斯拉夫尼亚战争中丢掉性命(811 A.D.)。第一次的作战行动中，他大胆而成功地深入保加利亚中部地区，烧毁皇家的宫廷，但其实也不过是一些木造的建筑物和村庄而已。然而就在他搜寻战利品以及拒绝和平条约时，他的敌人激励士气和集结战力，使得撤离的渡口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战栗的尼西弗鲁斯在知道状况以后大声喊道：“天哪!天哪!我们已经插翅难飞了!”有两天的时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完全是一副坐以待毙的模样，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保加利亚人对营地发起奇袭，罗马君王和帝国的重要官员都被杀死在帐幕里。瓦伦斯皇帝的尸体能够免遭亵渎(378 A.D.)，但是尼西弗鲁斯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示众，他的头盖骨镶嵌黄金制成的底座，经常在胜利的宴会中斟满美酒供大家饮用。希腊人哀悼君王受到侮辱，然而他们认为这是贪婪和残酷应得的惩罚。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酒杯，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西徐亚旷野的习性和风俗，但是在与希腊人和平交往、获得文明开发的地区，以及引进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以后，就在同一个世纪的末叶，保加利亚人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保加利亚的贵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和皇宫接受教育，西美昂是一位有皇室血胤的年轻人，研习德谟斯提尼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想成为国王或武士，放弃僧侣的修道宣誓。在他超过40年的统治之下(888—927/932 A.D.)，保加利亚跻身世界文明强权之列。西美昂一再对东部帝国发起攻击，希腊人可以任意谴责他的忘恩负义和亵渎神圣，以从中获得一丝安慰。他们花钱买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帮助。但西美昂的第二次会战，弥补了前一次会战的损失，只要能躲过这个可畏国家的军队，就可以算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人被击溃，人员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四散逃走。要是有人在他们恢复元气之前到这个国家来游历，会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0个流浪汉，没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过着被追捕的危险生活。阿奇洛斯河岸有一个古代的遗迹，希腊人在此地被击败，蛮族的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折断了他们的尖角。
西美昂编组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在与皇帝面对面的谈判中，他强迫对方要履行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的会面戒备十分森严，皇家的座舰被拖着靠近一个人工制造而且警卫森严的平台，保加利亚人的排场要与皇帝的权势一比高下。态度谦逊的罗马努斯一世说道：“你是基督徒吗？那么你有责任不让教友流血牺牲。你愿意接受和平，难道不是受到财富的诱惑？那么请收起你的剑，张开你的双手，我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的欲望。”他们用皇家的联姻来保证双方的修好，自由贸易获得核准，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宫廷最高等级的礼遇用来维系保加利亚人的友谊，比起敌国或外国的使臣更为优渥。为了表示对西美昂的尊敬，皇帝加封其崇高而令人反感的头衔，特别称他为“巴塞勒斯”或皇帝。不过这种友情只维持了非常短的时间，西美昂逝世以后两国再度大动干戈，他的继承人发生内讧，难逃毁灭的命运(950 A.D.)。
11世纪初期，巴西尔二世呱呱坠地就继承帝位，平生的作为获得保加利亚征服者的称号。他在莱克尼杜斯的皇宫发现金库里有40万镑(约为1万磅的黄金)的财富，使他的贪婪多少能够获得满足。他对1.5万名战俘施以极度冷酷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而且他们的罪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更能显示出暴虐和残忍的性格。这1.5万人都被剜去双目，每100个战俘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保留一只眼睛，使他能够牵引瞎眼的百人队返乡参见国王。据说他们的国王因而死于忧伤和恐惧之中，这种可怖的景象使全民为之惊恐畏惧，保加利亚人从他们的居留地被扫地出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行省之内。幸存的酋长劝诫他们的子弟要坚忍图成，负起雪耻复仇的责任。
大约在基督纪元900年，匈牙利人这个凶狠的族群首次威胁到欧洲，出于畏惧和迷信的心理，他们被误认为是《圣经》里提到的歌革和玛各，是世界末日的征候和预兆。等到他们传进文字以后，出于爱国心所产生的好奇，形成强烈和值得赞许的冲动，要去探索古代的事物。他们遵从理性的考量，不再为阿提拉和匈奴人无用的宗谱而自夸，只是抱怨鞑靼战争使最早的记录受到损毁，乡土风味的民歌无论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虚构，很久以前就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皇家的地理学家获得当代和外国的资料，与匈牙利人一份简陋的年代记余留的残卷相对照，非常辛苦才能找到吻合之处。匈牙利人在本国和东方的称呼是马扎尔人，但是在西徐亚人的部落当中，希腊人为了便于区别，为其取了一个专用而特别的名字称之为土耳其人，把他们视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过去征服并统治着从中国到伏尔加河这片广阔的区域。潘诺尼亚的殖民地与波斯边界的东部土耳其人，一直保持着贸易和友善的长期联系。在分离350年以后，匈牙利国王的传教士发现并拜访靠近伏尔加河的古老国家。他们受到一群异教和野蛮的民众好客的款待，这些人还保有匈牙利人的姓名，大家用本乡的语言交谈，记起长久失去联络的弟兄原来的传统，他们带着惊奇的神色，听取新的王国和宗教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后来基于血缘的利害关系，激起改变信仰的狂热情绪。他们之中有一位最伟大的君主，曾经拟订非常有创意的构想，后来还是无疾而终：他认为潘诺尼亚现在是人烟稀少的荒漠，他们的族人虽然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但可以从鞑靼地区的腹地补充所需的人员。
匈牙利人从鞑靼地区这块最早的发源地，被战争和迁徙的潮流带向西方，这是更遥远的部落发生移动而引起的，他们既是逃亡者同时也是征服者。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机运的因素，匈牙利人迁徙的路线直接指向罗马帝国的边疆，沿着巨大河川的两岸暂时停留下来。在莫斯科、基辅和摩尔达维亚这些区域，还可以发现他们临时居住的遗迹。在这种路途漫长而又形式各异的游历过程中，匈牙利人无法逃避外人的统治，他们与异族的通婚使纯净的血统获得改进，也可以说是受到玷污。完全是出于强制或选择的动机，科扎尔斯人有几个部落参加他们的阵营，成为资格最老的诸侯或家臣，引进第二种语言供他们使用。科扎尔斯人有显赫的名声，在会战队列中获得最荣誉的位置。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盟友所组成的军队，在行进时分成7个人员概等的“师级”单位，每个师由30857位武士编成，再加上适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估计至少形成一个百万人的迁移团体。他们的全民会议接受7位“瓦伊沃德”或世袭酋长的指导，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模式会产生争执导致实力减弱，所以他们推举一个人进行简单而有力的管理。生性谦虚的莱贝迪阿斯婉拒了授予他的权杖，阿尔穆斯和他的儿子阿帕德有良好的身世或功勋，获得大家的承认。科扎尔斯人至高无上的可汗具有很大的权势，愿意为君王和人民所订的约定做证：人民要服从君王的指挥，君王要维护人民的幸福和光荣。
现代知识所获得的辨别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古代民族获得新颖和广泛的概念，因此还可以对以上的叙述加以补充。匈牙利的语言非常独特，好像独立于斯拉夫尼亚人的方言之外，倒是与芬尼克族的用语相当接近，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芬尼克人是一个被淘汰和习性野蛮的种族，过去曾占有亚洲和欧洲的北部地区。他们真正的称呼是乌戈人或伊果人，出现在中国的西部边界，鞑靼人提出的证据说他们迁徙到额尔齐斯河流域。经过探查在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也有类似的族名和语言。芬尼克族剩余的部落，分布的状况非常广泛而又稀疏，从鄂毕河的源头一直到拉普兰的海岸。匈牙利人和拉普兰人有血缘关系，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展现出不同气候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对比，南下的大胆冒险家在多瑙河痛饮美酒，可怜的难民则陷入北极圈的雪地中。匈牙利人的身体和心智具备天赋的英勇气质和性格，战争和自由从来就是支配他们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见得经常可以达成目标。严寒的气候使拉普兰人的身材变小而且智力退化，极地的民族是人群之中最孤独的子孙，对战争非常陌生，也不了解人类的血缘关系。如果理性和德行是和平的护卫者，那么他们的无知就是最大的幸福。
《战术学》一书的作者利奥六世曾经记载(900 A.D.)西徐亚人的各旗，其游牧和战斗生活全都大同小异，生存方式类似，也运用相同的毁灭工具。但他特别强调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这两个族群，在各方面要优于他们的蛮族弟兄，纪律和管理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的架构和政府的组织还很简陋，两者的运用方式倒是非常接近，同时两个族群的外表看起来也很相像。利奥六世决定还是用相同的描述方式，但是会产生敌友难分的后果。从10世纪当代人士的一些介绍中，可以凸显他的描述。除了军事技能的优势和名气之外，这些蛮族讨厌和藐视人类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事物。他们自认人数众多而且无拘无束，难免要激起凶狠的天性。匈牙利人使用皮革制作的帐幕，穿着动物毛皮做成的衣服，剃光头发而且黥面，说话很慢但是动作敏捷，根本不遵守条约的规定。他们和所有蛮族一样遭到谴责，他们太无知，以至于不了解诚信的重要；他们太傲慢，以至于否认或掩饰违反最庄严誓约的行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受到赞誉，然而他们之所以戒绝奢侈的行为，在于对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他们对于所见到的一切物品，都抱着垂涎和贪婪的态度，高涨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无底洞，唯一愿意从事的工作是暴力和掠夺。
为了定义游牧民族，我已经对遍及那个社会阶层的生计、战事和统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我还要多说几句，就匈牙利人而言，捕鱼和狩猎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少会去耕种土地，所以一旦到达新的居留地，有时还要从事部分并不熟练的农耕工作。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远征行动中，整个群体伴随着数以千计的牛羊，掀起一大阵高腾入云的灰尘，可以立即供应有益健康的乳类和肉食。大众最关心的事项是供应充足的草料，只要把牲口安置在牧场里，强壮的武士就再也不会感受到危险和劳累。人员和家畜毫无规划地散布在国土上，要不是他们的轻装骑兵能够占领广阔的空间，保持不断的机动来发现和迟滞敌人的接近，他们的营地就会暴露在夜间的奇袭之下。他们从罗马人的战术中获得一些经验，士兵可以使用刀剑、长矛和头盔，战马也装上铁制的胸甲，然而传统和致命的武器还是鞑靼弓，从最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和奴仆就不断练习射术和骑术，一定要精通这两门武艺。他们的手臂很有力，瞄准很稳定，能够在急速的奔驰中转身，很快射出一阵箭雨。
无论是堂堂正正的会战还是在暗中设置的埋伏，无论是不敌败逃还是全力追击，他们同样让人感到畏惧不容轻视。战线最前面的队列表面上看可以保持原来的次序，但等到发起冲锋就成为一股狂潮向前挤压。他们的追击非常莽撞而又草率，放松缰绳猛冲，口里发出可怕的呐喊。但是一旦他们开始逃走，不管是真的害怕还是故意诱敌，都习惯用极快的速度和突然的机动，阻止大胆追赶的敌人并且实施反击。匈牙利人滥用胜利的权力使整个欧洲为之惊骇难忘，何况萨拉森人和丹麦人造成的伤口还在剧痛不已。他们不会向人讨饶，更不会大发慈悲，不管男女都受到指责说是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嗜食生肉的习性更使得故事广为流传，说他们喜欢喝人血，将人杀死挖出心脏来食用。然而匈牙利人并不缺少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那是每个人的天性。不管是公众还是个人受到伤害或冤屈，任意报复的特权还是会受到法律和惩处的抑制。就一个开放营地的安全保障来说，偷窃是最容易发生和最危险的犯罪行为。在蛮族之中，很多人都有自动自发的德性，支持他们的法律，改进他们的行为，抱着热爱和同情的心理，履行社会生活的责任。
土耳其人的各旗经过逃亡和胜利的漫长旅程以后，逐渐接近法兰西人和拜占庭帝国所共有的边界(889 A.D.)。他们最早征服和最后定居的地区，在多瑙河流域的中部，上下游各以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为界，并且将潘诺尼亚这个罗马行省包括在内，就是现在的匈牙利王国。这片广大和肥沃的土地原来被摩拉维亚人很轻松地占有，这是一个使用斯拉夫尼亚人称呼的部落，后来被侵略者赶到范围很狭小的行省。查理曼大帝将一个含糊不清和虚有其名的帝国，向前扩张远及外斯拉夫尼亚的边缘，但是等到他的嫡系子孙没落以后，摩拉维亚公爵不想再对东部法兰西王国的君主履行兵役和缴纳贡金的义务。私生子阿努夫在一怒之下邀请土耳其人的军队入境(900 A.D.)，这样他们才能冲过真正或想象的边墙，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是极为不智的举动。
日耳曼国王被谴责是卖国贼，背叛基督教的信仰和统治。终阿努夫一生，匈牙利人出于感恩或畏惧而受到遏止，但等到其子刘易斯在位的幼年时代，他们发现并开始侵略巴伐利亚，完全采用西徐亚人速战速决的方式，在一天之内，周长约50英里的地区遭到洗劫和毁灭。在奥古斯堡(本次会战又称列克菲德会战，发生在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和土耳其的联军击败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的大军)会战中，基督徒维持着优势直到白天第七个时辰，土耳其骑兵部队运用佯装溃逃的策略，诱使他们中计而战败。战火蔓延到巴伐利亚、土瓦本和弗朗科尼亚这几个行省，匈牙利人让最强悍的男爵训练家臣，加强城堡的防御力量，这样一来等于助长了无政府的统治局面。
林立的市镇围墙和筑城源于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敌人也已经克服距离这个限制因素，几乎在转瞬之间，可以让圣加尔的海尔维第亚修道院，以及位于北部海岸的城市不来梅，全部化为一堆灰烬。大约有30多年的时间里，日耳曼王国忍受缴纳贡金的羞辱，解除武装后失去抵抗的能力，受到威胁要将他们的妇女和子女掳走作为俘虏，把所有年龄在10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杀光，这也是最严重和最有效的恐吓。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续叙述匈牙利人越过莱茵河的进展，但是我要提及另一件令人惊愕之事，那就是法兰西的南部行省受到暴风雨般的袭击，躲在比利牛斯山后面的西班牙，在看到难以抗拒的异族在迅速接近后大为惊愕。匈牙利人先是想入侵附近的意大利地区(900 A.D.)，后来从设置在布伦塔的营地，看到这个新发现的国家实力非常强大而且人口众多，难免产生敬畏的心理。他们请求允许撤离此地，傲慢的意大利国王竟然严词拒绝，他的固执和轻率所付出的代价是2万名基督徒的性命。
在西部帝国的城市当中，皇室所在的帕维亚不仅名声响亮而且雄伟壮观，罗马的卓越地位只不过来自使徒的遗骸。匈牙利人倾巢来犯，帕维亚烈焰四起，43座教堂化为一片焦土(924 A.D.)；对人民大开杀戒以后，只赦免了200多个可怜虫；在家园尚在冒烟的废墟里，他们还收集到几个蒲式耳的金银(多么含糊的夸大之词)。从阿尔卑斯山到罗马和卡普阿附近这个区域，每年都遭受定期的大规模入侵，那些逃过一劫的教堂回响着心惊胆战的连祷文：“主啊!拯救我们免于匈牙利人弓箭的危害!”但圣徒充耳不闻显得冷酷无情，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一直到卡拉布里亚的尽头才停止。匈牙利人最后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和解协议，每个意大利臣民按人头付费，10个蒲式耳的银两被送进土耳其人的营地。然而用谎言来对付暴力是顺理成章的办法，强盗在丁口的数目和金银的成色这两方面都受到欺骗。位于东边的匈牙利人要对抗保加利亚人，双方势均力敌就会引起冲突。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禁止与异教徒建立联盟关系，他们所处的位置成为拜占庭帝国能够抵抗敌人的障碍。等到障碍被克服以后(924 A.D.)，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看见土耳其人的旗帜有如潮涌，有一名最大胆的武士竟敢向着金门投掷战斧。希腊人的计谋和财富转变了这次攻击的方向，但是匈牙利人对于撤军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迫使强悍的保加利亚人和尊贵的恺撒，愿意双手奉上贡金。在同一场战役里，他们发起遥远和快速的作战行动，似乎夸大了土耳其人的战力和数量，但他们的勇气还是值得赞扬，一支300到400名骑士的轻装部队，常常对着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进行最大胆的入侵行动。在9世纪和10世纪这个灾祸频仍的时期，欧洲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忍受三重惩罚的痛苦，诺曼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有时践踏同一块饱受蹂躏的土地，这些野蛮的敌人就像荷马所说那样：一只撕裂的雄鹿尸体上面，有两只狮子在咆哮。
萨克逊的君王“捕鸟者”亨利和奥托大帝，完成了拯救日耳曼和基督教世界的丰功伟业，在两场令人难忘的会战中，永久粉碎匈牙利人的势力。英勇的亨利在国家受到侵略时(934 A.D.)，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但他的心灵充满活力，靠着审慎和明智的作为获得成功。在开始战斗的那天早晨，他说道：“战友们!维持战线的队形，用盾牌挡住异教徒第一击所射出的箭雨，发起同等速度的进袭，用长矛阻止他们第二击的冲锋。”他们服从命令，击败敌人。梅泽堡有幅历史性的图画，描绘出亨利的面容或至少展现出他的性格，在一个蒙眛无知的时代，他相信美术能使他的令名享誉千古。过了20年以后(955 A.D.)，那些在亨利剑下身亡的土耳其人，他们的子侄辈又开始侵犯其子的帝国，就保守的估计这支大军不会少于10万名骑兵。他们受到国内倾轧党派的密请，日耳曼的防务因阴谋叛逆而敞开，匈牙利人很快扩展势力越过莱茵河与默兹河，进入法兰德斯的内陆腹地。
但积极和审慎的奥托大帝着手肃清阴谋活动，要这些君王认清当前的局势，除非能够彼此建立互信互助，否则一定会丧失他们的宗教和国家。整个民族的实力集结在奥古斯堡的平原，按照行省和部落的分配名额，编成8个军团发起行军和战斗：巴伐利亚人组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军团；第四军团是弗朗科尼亚人；第五军团是撒克逊人，由君王直接统率；第六和第七军团由土瓦本人组成；第八军团是1000名波希米亚人，担任大军的后卫。他们的力量在于纪律和英勇，再用谋略和迷信来加强，迷信在这种状况下，才当得起高尚和有益的字眼。士兵用斋戒来净化心灵，营地受到圣徒和殉教者遗骸的祝福，基督教的英雄挂起君士坦丁的佩剑，手里握着查理曼无坚不摧的长矛，挥舞着圣莫里斯的旗帜——莫里斯曾经担任底比斯军团的长官。然而奥托最坚定的信心在于圣矛，其上镶嵌着十字架的铁钉，这件沾染基督宝血的遗物，是他的父亲用战争的威胁和一个行省作为礼物，从勃艮第国王手里强行索取来的。他们预期匈牙利人会出现在大军的前面，匈牙利人却秘密渡过莱希河——这条巴伐利亚的河流注入多瑙河——然后转到基督徒大军的后方，开始抢劫辎重行列，使得波希米亚和土瓦本的军团一时为之大乱。弗朗科尼亚人恢复会战的态势，他们的公爵是英勇的康拉德，他精疲力竭后正在休息，却被箭矢贯穿。撒克逊人在国王的亲征下奋战到底，他的胜利就功勋和重要性而言，超过近200年来所有将领所获得的成果。
匈牙利人的损失主要在于人员的逃走而非作战伤亡，四周有巴伐利亚的河流围绕，他们过去的残酷行为使他们丧失被宽恕的希望。3位被俘的王侯被吊死在拉蒂斯邦，为数甚众的战俘惨遭杀害或就此残废，逃亡的难民要是胆敢在自己的家乡现身，就会被定罪以致终身穷困不堪而且备受羞辱。现在这个民族遭受挫折，已经表现出谦恭的态度，匈牙利最容易进入的关隘，都用壕沟和防壁来加强守备的力量。不幸的灾难才会使人接受节制与和平的劝告，西方的强盗只有听天由命展开洗心革面的生活。他们的下一代受到一位有见识君主的告诫(972 A.D.)，这块肥沃的土地可以加倍生产各种农产品，经过交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地的种族有土耳其人和芬尼克人的血统，后来西徐亚人或斯拉夫尼亚人建立新殖民地，就与他们的后裔混杂起来，又从欧洲各国输入数以千计最强壮和勤奋的俘虏。等到盖萨与一位巴伐利亚的公主结缡以后，获得日耳曼贵族的位阶和产业。盖萨的儿子被授予王室的头衔，阿帕德家族统治匈牙利王国300年。但是生而自由的蛮族不会羡慕帝王的威严，人民维护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可以推选、罢黜和惩处国家世袭的公仆。
俄罗斯人这个名字在公元9世纪第一次出现(839 A.D.)，是由东部皇帝狄奥菲卢斯的一位使臣告诉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西部皇帝刘易斯。俄罗斯的大公爵或称台吉也可以称为沙皇，派遣特使在希腊人的陪同下前往君士坦丁堡，漫长的旅程越过很多带有敌意的民族所居留的地区，在回程时希望能够避开危险，请求法兰西国君通过海路将他们送返国门。经过密切的接触可以看出祖先的起源：他们与瑞典人和诺曼人是同一血统，诺曼人这个名字让法兰西人感到讨厌而又畏惧，难免担心这些来自异乡的俄罗斯人，不是和平的信差而是战争的探子。等到希腊人告别以后，俄罗斯人的行程受到延宕。刘易斯经过考量后，采取令人满意的做法，为了两个帝国的利益，他必须遵守待客之道而且要审慎行事。俄罗斯的人民或者是君王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北部国家的通史和编年史都有详尽的说明，一致如此认定。
诺曼人突然在海上和军事冒险行动大放异彩，不再为一层穿不透的黑暗所掩盖。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地区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充满各行其是的头目和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叹息着平时的倦怠，含笑面对痛苦的死亡。海盗生活是斯堪的纳维亚年轻人的考验、行业、荣誉和专长。他们没有耐性留在阴冷的气候和狭小的环境中，大家在一场欢宴中出发冒险，拿着武器，吹响起程的号角，登上船只，前去探寻可以抢劫或居留的海岸。波罗的海是他们创立海上伟业最早的场地，他们巡视东部的沿岸地区，芬尼克人和斯拉夫尼亚人的部落在此兴建无人知晓的居所。拉多加 湖早期原始的俄罗斯人用白貂皮当作贡金，送给这些外来的异乡人，并且尊称他们为瓦兰吉亚人或海盗。他们凭着占据优势的武器、纪律和名气，博得当地土著的畏惧和崇敬。当地的俄罗斯人与内陆的野蛮人发生战事时，这些瓦兰吉亚人愿意作为朋友或帮手提供服务，并逐渐通过选举或征服获得了值得保护的人民的统治权。瓦兰吉亚人的暴政使他们遭到驱离，基于过去的英勇行为再度被召回，最后有位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留里克，成为一个王朝的创始人(862 A.D.)，这个王朝的统治期限长达700年之久。留里克的弟兄扩大他的影响力。他的战友在俄罗斯的南部行省，仿效服役和篡夺的先例，运用战争和暗杀这些司空见惯的方法，凝聚成一个强大君主国的架构。
只要留里克的后裔仍被视为外国人和征服者，他们就会用瓦兰吉亚人的武力进行统治，把产业和臣民分配给忠诚的卫队队长，而波罗的海海岸则会为他们提供源源不绝的冒险家。当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在这片土地上生根茁壮以后，他们就与俄罗斯人的血统、宗教和语言掺杂在一起，首位瓦拉迪米尔的功绩就是从这些外国的佣兵手里拯救他的祖国。瓦兰吉亚人拥戴他登上宝座，他的钱财难以满足佣兵的需要，但是他们乐意听从他的劝告，就是要寻找一位更为富有而不是更有感激之心的主子。他们应该乘船前往希腊，在那里不是用白色貂皮，而是用丝和黄金来报答他们的服务。俄罗斯的君王同时也向拜占庭的盟友提出警告，对于北国个性冲动的后代，有的要遣散，有的可以雇用，给予他们酬劳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加以约束。当时的作者曾经记载瓦兰吉亚人被引入君士坦丁堡的情景以及他们的姓氏和性格。他们逐渐获得信任和尊敬，地位也日益升高，整个团体集结在君士坦丁堡执行警卫的责任。他们的实力因人数众多的队伍的加入而得以增强，这些人都是来自图勒之岛的老乡。
在当前封闭的情况之下，图勒这个相当含糊的称呼就是指英格兰。新的瓦兰吉亚人指的是英吉利人或丹麦人殖民地上的居民，他们从诺曼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逃走。朝圣漫游和海上抢劫的习性使他们能够接近地球上所有的国家，这些流亡无家可归的人受到拜占庭宫廷接纳，可以保有毫无瑕疵的忠诚，经过多少代的传承直到帝国的终结，他们交谈时仍使用丹麦语或英语。他们的肩上背着宽锋面的双刃战斧，随侍希腊皇帝前往寺庙、元老院和椭圆形竞技场，他无论睡眠或用餐都在深受信任的卫士保护之下，皇宫、金库和都城的钥匙都交到瓦兰吉亚人可靠而忠诚的手里。
在10世纪时，西徐亚的地理位置远超过古代知识的范围，俄罗斯的君主国在君士坦丁的地图上，占有面积广大而又极为重要的地区。留里克的儿子成为沃洛多米尔或莫斯科这个辽阔行省的主人，要是他们受到东方各旗的限制只能向一边发展，那么西边的国界在最早的时代，就会扩展到波罗的海和普鲁士人的国度。他们在北部的疆域已经拓展到北纬60度，包括整个极北乐土之区，居住着幻想中的怪物，笼罩永恒的黑暗浓雾。他们顺着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路前往南方，可以趋近黑海周边地区的河流。在这个广大空间里居住或漫游的部落，都听命于同一个征服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合成同一个民族。俄罗斯语是斯拉夫尼亚人的一种方言，但是这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在10世纪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斯拉夫尼亚人在南部人多势大，可以推测出北部最早的俄罗斯人，虽然是瓦兰吉亚人原来的臣民，应该算是芬尼克族的一支。随着逐水草漫游的部落在这里迁移、联合和分裂，西徐亚旷野无拘无束和一望无垠的景色不断变换。
俄罗斯最古老的地图在某些地点，仍旧保留原有的名字和位置，诺夫哥罗德和基辅这两个首都同时出现在君主国最早的时期。诺夫哥罗德当时还配不上地位崇高的名声，也还不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同盟可以传播财富的潮流和自由的原则；基辅还没有众多的人民，到后来市容才变得雄伟壮观，但要与君士坦丁堡相比仍显不足，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恺撒居处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有300所教堂还是值得夸耀的。这两个城市的起源不过是营地或市集，蛮族聚集在这些交通最方便的地点，举行会议处理与战争或贸易有关的事务。这些会议可以促进社交的活动和商业的技巧，比如从南部行省输入新品种的牛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奥得河的河口到君士坦丁堡港湾，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都弥漫着通商贸易的进取精神。
在偶像崇拜和蛮荒未开化的时代，斯拉夫尼亚人的城市朱林，由于诺曼人经常来访而变得非常富裕，他们谨慎经营一个购买和交换的自由商场，并且确保贸易的安全和便利。从这个位于奥得河入口的商港，海盗船或是商人航行43天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东岸，距离最遥远的民族就在这里相会融合，据说库尔兰、神圣的树丛装饰着希腊人和西班人的黄金。人们在大海和诺夫哥罗德之间发现一条很便利的通道：夏天通过一个海湾、一个湖泊和一条可通航的河流；冬季是平坦而坚硬的无边无际的雪地。
俄罗斯人从城市的邻近地区顺着溪流下行到玻里斯提尼斯河，他们将一棵树做成独木舟，装上不同年纪的奴隶、不同种类的毛皮、从蜂巢里取得的蜡和蜜、宰杀牲口制成的皮革，所有北国的产品在基辅的栈房里收集和装卸。6月通常是船队起航的季节，独木舟装上长桨和坐板，成为比较结实和容量更大的小船，在进入玻里斯提尼斯河以前没有任何障碍，接着陆续就有7或13道石质山脊横过河床，形成奔腾的急流。在水流比较浅的小型瀑布，船只通过减轻负载以后通过；但是落差很大的大瀑布无法通行，水手拖着他们的船只，带着奴隶，通过崎岖的陆地走6英里路，在这极为劳累的行程中，成为旷野的强盗最容易抢夺的目标。到达瀑布下方的第一个岛屿，俄罗斯人为逢凶化吉而设宴庆祝，在靠近河口的第二个岛屿，他们修理损坏的船只，因为黑海的航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更加危险。要是他们沿着海岸行驶，就可以进入多瑙河；遇到顺风，只要36或40小时就能抵达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君士坦丁堡同意北国的陌生人每年一度的来访。俄罗斯人在固定的季节返回，带着谷物、酒、油等大宗的货物，以及希腊的产品和印度的香料。他们有些同胞居留在都城和行省，国家之间签署协定，保护北国商贾的人身、家财和特权。
造福人类的交通路线很快被人类利用进行彼此伤害：俄罗斯人在190年内，曾经4次想要抢劫君士坦丁堡的金银财宝。发生的事件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动机、工具和目标完全相似，全部采用海上远征的方式。俄罗斯的船商在恺撒的城市见识到繁华的景象，享受到奢侈的生活，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和数量稀少的供应品，刺激了那些野蛮的老乡产生难以满足的欲望。那些在当地气候之下无法出产的货物使他们极为羡慕，那些因他们太懒无法模仿和太穷无力购买的工艺品使他们垂涎三尺。瓦兰吉亚人的王侯打着海盗的旗帜展开冒险活动，有些民族居住在北方的岛屿之上，远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之中，最英勇的士兵都从那里被吸引过来。哥萨克的舰队在9世纪恢复了过去海上的雄风，从玻里斯提尼斯河出发，为了达成同样的目的，航行经过同样的海洋。希腊人把单一的独木舟叫作monoxyla，也可以用来形容俄罗斯船只的船底。他们在很长一根山毛榉或柳树的树干上面挖出船的形状，在脆弱和狭小的基部两边装上木板，并不断拼接，一直达到60英尺的长度和12英尺的高度。这种船不需要建造甲板，但是有两个舵和一根桅杆，航行靠着帆和桨，可以容纳40人到70人，以及他们的武器，还有淡水和咸鱼等给养。
俄罗斯人第一次的考验是制造200艘小船，但是要对抗君士坦丁堡，那这支民族武力可能需要1000到1200艘船只。他们的船队并不比阿伽门农的皇家水师差太多，只是在某些畏惧的人看来，却将原有的实力和数量夸大10到15倍。希腊的皇帝要是能够未卜先知并预先防范，就应该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口派驻一支海上部队。他们的怠惰使得他们放弃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任凭海盗式的战争在那里肆虐。经过600年的平静以后，黑海地区再度遭受蹂躏。长久以来只有首都受到关切，对于一个遥远行省的痛苦，君王和历史学家并不放在心上。这轮猛攻沿着海岸从发西斯河与特拉布宗横扫而过，最后闯入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段15英里长的水道里，俄罗斯人粗制滥造的船只，应该会被技术高超的敌手所阻止或摧毁。
基辅的王侯指挥了第一次的冒险行动(865 A.D.)，他们趁着狄奥菲卢斯的儿子米凯尔三世离开都城，毫无阻拦通过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港口。米凯尔三世历经险阻艰辛，在皇宫阶梯的下面登陆，立即赶赴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接受教长的建议，将圣母的衣服这个极为宝贵的遗物，从圣所捧出来浸泡在海里。一阵及时发生的暴风雨，逼得俄罗斯人不得不撤离，这要很虔诚地归功于上帝之母的拯救。
留里克之子的监护人奥列格发起第二次的袭击(904 A.D.)，希腊人保持缄默，让人对事实的真相产生怀疑，至少对这件事的重要性无法苟同。防守的兵力和工事形成坚固的障碍，保卫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俄罗斯人采用权宜之计，将船只拖过狭窄的陆地，使希腊人的作为全部落空。在官方的编年史上记载这个很简单的作战方式，形容为好像刮起一阵强烈的狂风，使俄罗斯人的船队能顺着风在干燥的陆地滑行。
第三次用兵(941 A.D.)的首领是留里克之子伊戈尔，他趁着帝国的水师全部用来对抗萨拉森人，实力衰弱自顾不暇之际，发起袭击。然而只要能激起全民的勇气，防御的工具就不致匮乏，15艘破旧不堪的战船勇敢起航前去迎击敌军，并不像通常那样在船首装设单管的希腊火，而是在每艘船的两舷和船尾，充分供应液体的易燃物质。工程人员的技术非常熟练，天候的状况也相当有利，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跳到海里，宁可在水中淹毙也不愿被火烧死。这些人游上色雷斯的海岸，惨遭农夫和士兵毫不留情的屠杀。还是有三分之一的独木舟逃到浅水区域得以幸存。伊戈尔在次年春天再次准备动手，不仅要恢复声誉，还要报仇雪耻。经过一段长期的和平以后，伊戈尔的曾孙雅罗斯劳斯又打算进行一次海上入侵(1043 A.D.)。他的儿子所指挥的船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同样被全力施为的火攻打得溃不成军。希腊人的前锋莽撞追击，被敌人占据优势的船只和人员围歼而无还手之力，他们准备的希腊火可能已经消耗殆尽，有24艘战船被夺走、击沉或是焚毁。
然而俄罗斯战争的威胁或灾祸经常会发生转变，条约所发生的作用大于武力。在这些海上的敌对行动中，所有不利的因素都在希腊人这边，诸如野蛮的敌人毫无恻隐之心；打赢俄罗斯这个极端贫穷的国家也得不到战利品；他们撤退到无法进入的地区，使胜利者失去报复的希望；同时帝国的傲慢和虚弱，迁就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那就是任何人与蛮族打交道无论得失都毫无荣誉可言。为了签订和平条约，最初他们的开价很高，使希腊人无法接受：船队每名士兵和水手要3磅黄金。俄罗斯的少壮派坚持原来征服和荣誉的计划，但德高望重的老成派提出温和的主张。他们说道：
对于恺撒慷慨的还价要感到满足，能够获得黄金、白银、丝绸和所有渴望的物品，无须经过一番战斗岂不是更好？难道我们可以保证获得胜利？难道我们能与大海缔结一份条约？我们并不是在陆地上战斗，只要漂浮在深邃的水面，死神就在我们的头顶不停飞翔。
这些北方的船队在记忆之中像是自极圈从天而降，带来的惊骇给皇家的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士在闲聊之中，全都异口同声断言而且相信，陶鲁斯的广场有一座骑马铜像，上面很秘密地刻着一段预言，在最后的日子里，俄罗斯人如何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一支俄罗斯的大军，没有从玻里斯提尼斯河出航，而是绕过欧洲大陆，土耳其的首都遭到分遣舰队的威胁，每一艘强大和高耸的战舰可以用航海的技术和犀利的炮火击沉或打散100艘他们祖先所使用的独木舟。当前这一代或许可以看到预言成真，这种非常罕见的预言，叙述的风格非常清晰而且日期非常明确。
俄罗斯人在陆地没有像在海洋那么可畏，因为他们以步战为主，西徐亚人各旗的骑兵部队经常会将他们非正规的军团冲散，或者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然而他们的市镇正在成长，无论防务是多么微弱和不够完善，总可以为臣民提供庇护，也可以阻挡敌人的进军。基辅的君主国在发生致命的分裂之前，始终保有北部地区的统治权，从伏尔加河到多瑙河之间所有的民族，不是降服于斯瓦托斯劳斯的武力，就是被他击退。斯瓦托斯劳斯是伊戈尔的儿子，伊戈尔是奥列格的儿子，奥列格是留里克的儿子。斯瓦托斯劳斯的心灵和身体都很英勇，极为艰苦的军旅生涯和蛮荒生活，使得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更为强大。他通常裹着一块熊皮睡在地上，头枕着马鞍，饮食粗糙而又节俭，就像荷马笔下的英雄人物，将吃的肉(通常是马肉)放在炭火上炙烤。他的军队经由战争的训练和演习，能够保持稳定的耐力和严肃的纪律，我们可以假定士兵不允许过着比酋长更为奢侈的生活。
希腊皇帝尼西弗鲁斯二世派出使臣带着1500磅黄金作为礼物，放在斯瓦托斯劳斯的脚前，作为请他远征保加利亚的经费或是为了酬谢他的辛劳。于是斯瓦托斯劳斯集结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登船出发，从玻里斯提尼斯河航向多瑙河，在梅西亚的海岸登陆，突然遭遇对方发生激战，俄罗斯人的刀剑胜过保加利亚骑兵的弓箭。战败的国王丧失性命，他的子女成为俘虏，一直到海姆斯山为止的国土都遭到北方的侵略者占领或蹂躏。然而瓦兰吉亚的君王并没有放弃他的猎物和履行他的承诺，所以他不愿守约撤走而是大举进兵，要是他的野心能够获得成功，帝国的政治中枢在很早的时期，就会迁移到更为温暖和收获丰硕的地区。
斯瓦托斯劳斯不仅享用也了解这个新位置的利益，靠着交换或掠夺可以获得世上各种物产。便利的海上交通可以从俄罗斯运出毛皮、蜡和蜂蜜这些当地的商品，匈牙利供应血统优良的马匹和来自西方的掠夺物，希腊的金、银和外国的奢侈品极为丰富，他们很穷，所以对这些东西装出不屑一顾的神色。帕特齐纳克特人、科扎尔斯人和土耳其人的队伍，都赶赴胜利的旗帜之下。尼西弗鲁斯二世的使臣背叛了托付给他的任务，自己想要登基称帝，答应与他的新盟友分享东部世界的财富。俄罗斯的君王从多瑙河进军，一直赶到哈德良堡。皇帝发出一份正式的照会，要求他撤离罗马的行省，受到他的轻视与拒绝，斯瓦托斯劳斯非常凶狠地答复：君士坦丁堡很快会看到一个敌人和一个新统治者。
尼西弗鲁斯二世引狼入室，现在已经无法赶走狼，他的宝座和妻子都为约翰·齐米塞斯所接收。这位约翰一世的身材矮小，却具有英雄人物的精神和能力。他的部将赢得第一场会战的胜利，使俄罗斯失去外国盟邦，他们有2万人不是死于刀剑之下，就是激起叛变的行为，或是受到引诱而逃亡在外。色雷斯获得解救，却仍旧有7万名全副武装的蛮族整装待发。齐米塞斯新近完成叙利亚的征服并将军团召回，准备到了春天就打着胜利君主的旗帜进军，他公开宣布自己是保加利亚人的朋友，要为他们的受害报仇雪恨。海姆斯山的关隘根本无人防守，他们立即加以占领，罗马人的前锋要列阵赢取不朽的名声(以模仿波斯人的风格而自豪)。皇帝率领的主力有10500名步兵，其余的部队随着辎重和军事工程的纵列，行进的速度缓慢而且戒备森严。
齐米塞斯旗开得胜，在两天之内夺取梅西亚诺波里斯亦称佩里斯拉巴。全面进攻的号角响起，士兵架起云梯爬上城墙，8500名俄罗斯人死于刀剑之下。保加利亚国王的儿子从备受羞辱的监禁中被解救出来，被授予有名无实的冠冕。斯瓦托斯劳斯再度遭受重大的损失，退守多瑙河岸边坚固的据点德里斯特拉，敌人交替运用快速和缓慢的部队在后面追击。拜占庭的战船溯多瑙河而上，军团完成对垒线的作业，俄罗斯君王被包围在加强工事的营地和城市之中，要忍受攻击和饥馑带来的痛苦。无论是士兵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还是部队负隅顽抗的出击行动，都没有办法使斯瓦托斯劳斯脱离困境，经过65天的围攻以后，气数已尽，只得屈服。通过胜利者宽大的条件可以见识到其审慎的作风，齐米塞斯不仅钦佩他的英勇，对于一个无法征服的心灵，也顾虑他会发起孤注一掷的反扑。
俄罗斯的大公爵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立下庄严的誓言要放弃所有敌对的企图。皇帝开放一条安全的通路让他归国，恢复贸易和航行的自由，他的士兵每人发给一斗的粮食，从2.2万斗的分配量，可以证实蛮族的损失和残余的人员。经过一段痛苦的航程，他们再度抵达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河口，但是给养已经耗尽，天候非常恶劣，要在冰天雪地的状况下度过寒冬。就在他开始出发之前，斯瓦托斯劳斯受到邻近部落的袭击和压迫，希腊人始终在幕后与这些部落保持长久而有效的联系。齐米塞斯班师回朝的状况有天壤之别，就像古罗马的救星卡米卢斯和马略，受到都城盛大的欢迎。但信仰虔诚的皇帝把胜利的功劳归于上帝之母，圣母玛利亚抱着圣婴的画像被放在一辆凯旋式的战车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战利品和保加利亚皇室的纹章旗帜。齐米塞斯跨鞍顾盼策马进入都城，头上戴着皇帝的冠冕，手里拿着胜利的桂冠，君士坦丁堡在惊讶之余赞颂统治者的武德和功勋。
佛提乌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传教的抱负与求知的欲望在他而言倒是不分轩轾，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希腊的教会，对于俄罗斯人的皈依都感到极为庆幸。这些凶狠残忍的蛮族为理性和宗教的言论所说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神，传教士是他们的导师，罗马人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时机尚未成熟。这些俄罗斯酋长在海盗的冒险生涯中，难免会有各种不同的机遇，也有人会浸入水中接受洗礼。一位主教使用都主教的名义，可能在基辅的教堂为奴隶和土著的会众奉行圣事。但福音的种子撒布在贫瘠的土壤，背教者日多而皈依者日少，等到奥尔加的受洗才开创了俄罗斯的基督教新纪元。这名身世卑贱的女性不仅为她的丈夫伊戈尔之死报仇，也掌握了他所遗留的权杖，她拥有积极主动的德性，博得蛮族的敬畏和服从。趁着国内外一片安宁的时刻，她从基辅航向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详细叙述了在都城和皇宫接待她的仪式和礼节。所有的程序、名衔、商谈、宴会和礼物都要极度地配合，以满足这位陌生来客的虚荣心理，使她尊敬罗马皇帝高高在上的威严。在洗礼的圣事仪式中，她接受海伦娜女皇这个广受尊敬的名字。她的叔父、2名通事、16名高阶和18名低阶的侍女、22名仆从或家臣以及44名俄罗斯商人，都先于她举行仪式或随着改变信仰，这些人组成了奥尔加大公爵夫人的随从队伍。
海伦娜回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以后，用坚定的态度支持新的宗教，但她努力传播福音却没有获得成功的荣冠，无论是她的家族还是国家，仍用顽梗不化或漠不关心的态度，继续信奉祖先的神明。她的儿子斯瓦托斯劳斯担心改信会引来讥讽和嘲笑，她的孙儿沃洛多米尔表现出年轻人的热诚，要仿效古人修饰古代传统的宗教纪念物。北国还是要用活人献祭来邀宠那些野蛮的神祇，在选择牺牲时，宁愿要一个本国人而不是外乡人，基督徒比偶像崇拜者更为合适。父亲要保护儿子免于祭司的杀害，在狂热信徒的暴怒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虔诚的奥尔加所给予的教导和榜样，在君王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而神秘的印象，希腊的传教士继续讲道、争论和施洗。俄罗斯的使臣或商人将君士坦丁堡文雅的迷信活动，与森林深处的偶像崇拜做一下比较，他们带着羡慕和钦佩的情绪注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圣徒和殉道者鲜明的画像、装饰华丽和庄严肃穆的祭坛、人数众多而又穿着法衣的僧侣、排场盛大和秩序井然的仪式。他们在虔诚静肃与和谐圣歌交互进行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要让他们相信每天都有一队天使组成的唱诗班，从天国下凡加入虔诚的基督徒之中，这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不过真正决定或加速沃洛多米尔的皈依的事情，在于他渴望迎娶一位罗马的新娘。就在赫尔松这座城市，基督教的主教同时主持受洗和结婚的仪式。沃洛多米尔把这个城市归还给新娘的兄弟巴西尔二世，但据说青铜的城门被拆下来运到诺夫哥罗德，装设在第一所教堂的门口，作为他在信仰的战场获胜的纪念物。他下达专横的命令，把雷神佩伦的雕像拖过基辅的街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这位神明敬畏有加。12名强壮的蛮族用木棍将神像打成稀烂，再愤慨地抛进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流之中。沃洛多米尔公开宣布他的谕令，任何人拒绝受洗的仪式就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绝不宽恕。数以千计听命的俄罗斯人立即来到河里来接受洗礼，真是人满为患，对于大公爵和贵族阶层所接受的教义，不仅是真理而且非常卓越，俄罗斯人加以默认。异教的遗迹到下一个世代全部绝灭，但沃洛多米尔的两个兄弟过世时尚未受洗，他们的遗骸从坟墓里被挖出来，经过不合常规的圣事和仪式后，亡故者获得神圣的令名。
基督纪元9—11世纪，福音和教会的统治扩展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希米亚、萨克森、丹麦、挪威、瑞典、波兰和俄罗斯。使徒的宗教狂热所获得的胜利，重现了基督教的堕落时代。欧洲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全部听命于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与原来当地土著的偶像崇拜，主要的差异是在理论，实际的形式上并没有多大不同。日耳曼和希腊的僧侣激起值得赞誉的抱负，拜访蛮族的帐幕和木屋。早期传教士拥有的一切只是贫穷、困苦和危险，他们心怀积极进取和诲人不倦的勇气，他们的动机是纯洁无私和充满善意的，他们将良心的宁静和感恩人民对他们的尊敬当作最好的报酬。但是他们辛勤工作所得到的丰硕收获，为后续时代的高级教士所承受或享用，这些人不仅态度傲慢而且变得富有。最早的皈依不会用强制的手段，完全出于自动自发的行为，传教士仅有的工具是圣洁的生活和说服的技巧。异教徒本土的神话和传说，遇到外乡人的奇迹和显灵，就只有哑口无言。酋长出于虚荣和利益，保持着良好的脾气。国家的领导人物受到礼遇，被授予国王和圣徒的头衔，他们把正教的信仰强加在臣民和邻人的身上，认为这样做是合法且虔诚的。从荷尔斯泰因到芬兰湾这段波罗的海海岸，遭到十字架旗帜的入侵，到了14世纪才因立陶宛的改变信仰，而结束了偶像崇拜的时代。
然而必须用坦诚的态度承认真相所在，北部地区的改变信仰无论是对年代久远还是新近入教的基督徒，全都带来很多尘世的利益。战争的暴怒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情绪，福音书有关博爱与和平的教训，也没有办法加以疗伤止痛，正教君王的野心在每个时代都要恢复敌对意图所造成的灾祸。允许蛮族进入文明和宗教的社会，他们就会学习到宽恕他们的弟兄和耕种他们的产业，在诺曼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从海洋和陆地发起的进犯之下，将欧洲从濒临毁灭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教士的影响力有助于建立法律和秩序，艺术和科学的基础知识传入地球上那些未开化的国家。俄罗斯君王出于宽厚的虔诚心理，允诺运用更为熟练的希腊人提供的服务，来装饰他们的城市和教导他们的人民。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的教堂很粗糙地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和图画，把神父的著作译成斯拉夫尼亚的土语。300名贵族青年受到邀请或是被强迫，要到雅罗斯劳斯的学院来上课听讲。俄罗斯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和政府有特殊的联系渠道，所以应该在早期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那个时代希腊人对于拉丁人的无知表示轻视的态度。
然而拜占庭这个国家奴性太深、孤立无援，正处于急速的衰退中。等到基辅没落以后，玻里斯提尼斯河的航行被人遗忘。沃洛多米尔和莫斯科的大君与海洋和基督教世界分离，分裂的君主国受到鞑靼奴役制度可耻而盲目的压迫。拉丁的传教士使斯拉夫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王国改变信仰，使他们接受教皇在精神和世俗方面的权力。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就会在相互之间与罗马联合起来，吸取欧洲共和国自由和博爱的精神，逐渐分享从西方世界升起的知识之光。
世界上3个伟大的民族，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在意大利这个舞台相遇。南方的行省现在组成那不勒斯王国，过去大部分都隶属于贝内文图姆的伦巴第公爵和诸侯。他们在战争中发挥强大的力量，有段时期还能抗拒天才横溢的查理曼大帝；和平时期又非常慷慨大方，竟能在首都维持一个学院，里面有32位哲学家和文法学家。兴旺的国家后来分裂成贝内文托、萨勒诺和卡普阿3个相互敌对的公国，争夺者不计后果的野心或报复竟然招来萨拉森人，导致祖传的遗产面临毁灭的命运。
在长达200年灾难频仍的时期，意大利连续受到重创，入侵者不可能用一次彻底的征服，获得统一和安宁来治愈连年兵燹的创伤。萨拉森人不断从巴勒莫的港口发兵，分遣舰队几乎年年都要出征；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存心纵容，让阿非利加海岸整备更为强大的舰队。甚至远在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有时也想利用这种态势，以支持或打击敌对教派的穆斯林。在人事急速变迁的过程中，一支新设置的伏击队伍隐藏在考地尼山谷的岔口，坎尼的原野再度遍洒阿非利加人的鲜血，罗马的统治者又开始在卡普阿和他林敦实施攻防作战。萨拉森人在巴里建立一个殖民地，用来控制亚得里亚海湾的进出门户。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暴行激怒了两位皇帝，促使他们采取联合的行动。
马其顿的巴西尔一世和刘易斯缔结攻势同盟，相互提供支援以弥补对方之不足，这种做法在巴西尔来说是他们民族中第一人，尤其刘易斯还是查理曼大帝的曾孙。拜占庭的君主要是将长驻亚洲的部队调往意大利战区，这是极为不智的措施。如果他那具有优势的水师无法占领海湾的入口，拉丁人的兵力就不足以达成任务。巴里的要塞被法兰克人的步兵以及希腊人的骑兵和舰队包围得水泄不通，阿拉伯的埃米尔在经过4年的守备以后，接受宽大的条件向仁慈的刘易斯投降(871 A.D.)，是他亲自指挥了这次围攻作战。重大的征战依靠东部和西部的精诚合作获得光辉的成就，短暂的和睦很快为猜忌和傲慢的相互指责和抱怨所破坏。希腊人把征服的功劳和胜利的荣誉归于自己，过分夸大军队的实力，对于卡洛林君王麾下人数有限的蛮族，肆意嘲笑他们的放纵和怠惰。查理曼的曾孙用气愤的口吻非常得体地回答，他说道：
我们承认你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你们的军队多得像夏季遮天掩日的蝗虫，成群结队扇动着翅翼，飞不多远就力尽降到地面。你们就像那些昆虫一样软弱，甫一接触就败下阵来，完全是为自己的怯懦所击退，不仅赶快离开战场向后溜走，还要趁机到斯拉夫尼亚的海岸，伤害并抢劫基督徒的臣民。我们的人数是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迟迟不见你们到来，使我心情烦躁遣散了大多数人员，只留下一队精选的勇士，继续维持城市的封锁。如果他们面对危险和死亡还能尽情享受友好的盛宴，难道这些盛宴会降低他们从事冒险行动的热情吗？你们总不能说是靠着斋戒攻下巴里的城墙吧？这些勇敢的法兰克人尽管因凋残和疲劳而人数大减，难道不是他们拦截并击败了3个势力中最强大的阿拉伯埃米尔吗？岂不是这些敌人的作战失利迅速导致这座城市的陷落？巴里现在已经攻克，他林敦正在心惊胆寒，卡拉布里亚即将获得解救。如果我们能控制海洋，就可以从不信主的人手里夺回西西里。老弟(生性虚荣的希腊人对这种称呼极为反感)，要加快海上的增援行动，尊重盟友的协调合作，不要理会奉承的吹牛拍马。
刘易斯的逝世和加洛林王朝的衰亡，很快使得他那崇高的希望全部落空，不论是谁真正值得享有攻克巴里的荣誉，最后还是希腊皇帝巴西尔和他的儿子利奥获得全部的好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意大利人受到说服或是出于被迫，全都承认这两位君王具有无上的权威(890 A.D.)。一条理想的分界线从伽尔伽努斯山划到萨勒诺湾，把那不勒斯王国大部分领土置于东部帝国的主权之下。在那条分界线之外，阿尔马菲和那不勒斯的公爵或共和国从未丧失志愿效忠的身份，以能够成为合法君王的邻国而感到得意，尤其是阿尔马菲把亚洲的原料和产品供应欧洲而发了大财。贝内文托、萨勒诺和卡普阿的伦巴第王侯，很不情愿被分隔在拉丁世界的共荣圈之外，经常违背臣服和进贡的誓言。
巴里成为新的伦巴第军区或行省的都城，不仅地位提高而且更为富裕。大公的头衔以及后来“卡塔潘”这个特殊的称呼，是指拥有最高权力的总督，教会和国家的策略方针以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权为基本的模式。但只要权杖的归属受到意大利王侯的质疑，他们的努力就显得十分无力甚至适得其反。希腊人不是阻挡就是规避那些打着奥托皇家旗号从阿尔卑斯山冲下来的日耳曼大军。奥托一世是最伟大的撒克逊君王，被迫放弃对巴里的围攻作战；另外一位是奥托三世，他在丧失最顽强的主教和男爵以后，逃离克雷托纳血腥的战场(983 A.D.)，没有被俘还能保住一点颜面。
萨拉森人在那一天的战争中真是英勇万分，法兰克人陷入不利的态势。拜占庭的舰队倒是能把这些海盗船从意大利的城堡和海岸赶走，但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要胜过迷信或愤恨的情绪，因为是埃及的哈里发运送4万名穆斯林前来帮助基督徒的盟友。巴西尔的继承人更是沾沾自喜信以为真，以为征服伦巴第毫无问题，获得成功完全是因为法律的公正、大臣的德行和民众的感激，能将意大利人从无政府的混乱和压迫中解救出来。连续发生的叛乱行动可能使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对事实真相略知底细，那些吹牛拍马的幸臣所制造的假象，很容易就被诺曼冒险勇士的成功所驱散。
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人事变迁真是沧海桑田，毕达哥拉斯时代和基督纪元10世纪，这两者出现令人极为伤感的对比。想当年在前面这个时期，大希腊(当时一般人的称呼)的海岸布满自由而富裕的城市，这些城市里居住着士兵、艺术家和哲学家，他林敦、西巴里斯或克雷托纳的军事实力不亚于一个强大的王国。等到了后面这个朝代，一度繁荣的行省被无知的阴云所笼罩，暴虐的政治带来社会的贫困，蛮族的战争造成人口的减少。当时有位人士提到，很大一部分美好的地区像是经历过大洪水，变得满目疮痍不胜荒凉，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夸大其词。从阿拉伯人、法兰克人和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敌对行动中，我挑出二三件轶事来说明这些民族的特性。
其一，萨拉森人将亵渎和抢劫修道院及教堂视为一种乐趣。在围攻萨勒诺期间(873 A.D.)，一位穆斯林酋长将床铺架在圣餐桌上，每天晚上要在祭坛上玷污一位基督教修女的童贞。当他正与抗拒不从的淑女扭斗的时候，房顶一根横梁正巧落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发泄兽欲的酋长死于基督的愤怒，上帝终于被忠实的配偶为保卫自己的贞洁所惊醒。
其二，萨拉森人围攻贝内文图姆和卡普阿这两个城市(874 A.D.)，伦巴第人向查理曼的继承人求援却毫无结果，只有转向希腊皇帝请求他大发慈悲给予帮助。一个勇敢的市民从城墙上面吊下去，越过壕沟完成所负的使命，他带着好消息回来时，落入蛮族的手里。萨拉森人逼他要为他们的阵营效力，去欺骗自己的同胞，可以获得财富和职位，同时很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说出真话就会立即被处死。他假装屈服愿意从命，但是在被带到一处防壁上面，基督徒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时，他就高声喊叫：“朋友们!弟兄们!不必害怕，要有耐心，守好我们的城市。我已经将目前艰困的处境面报我们的君王，马上就有援军来到。我知道自己的死期已至，在这里把我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各位!”阿拉伯人的愤怒证明他的情报无误，这位自愿赴死的爱国者被上百根长矛刺穿身体。他将永远活在伟大德性的记忆之中，但是诸如此类的故事从古到今不断上演，使我们对慷慨牺牲的行为难免有所怀疑。
其三，这里提到第三个意外事件，可能在战争的恐怖之中为我们带来一些笑意。卡梅利诺和斯波莱托的狄奥巴尔德侯爵支持贝内文图姆的叛军(930 A.D.)，恶意的残酷手段与当代的英雄行径完全背道而驰。他把俘获的希腊人士或其他的党派分子毫不留情地加以阉割，同时一个酷虐的笑话使得他的暴行更令人发指：他希望为皇帝提供大批宦官，这可是拜占庭宫廷最珍贵的装饰。有一座城堡的守军在出击中被打败，俘虏照例要施以去势的手术。然而献祭的血腥行动为一名狂怒的妇女突然现身所打断，她披头散发，脸上流着鲜血，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使侯爵不得不倾听她的申诉。她喊道：“伟大的英雄，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发动对付妇女的战争吗？何况我们这些妇女并未伤害过你，我们手上的武器只是纺杆和织机。”狄奥巴尔德否认她的指责，提出反驳说是自从亚马逊女战士以后，还没有听过有人发起对付妇女的战争。她疯狂地大叫道：
那么现在你已经对妇女发起直接的攻击了!你要把我们的丈夫最珍贵的东西割去，那是女人获得幸福的泉源和未来子孙的希望，难道不是针对最重要的部分对我们动手吗？你可以抢劫我们的牛羊牲口，我都可以默默接受；但是阉割会产生致命的伤害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使我实在忍无可忍，要向天国和人世恳求还我一个公道。
她的雄辩获得赞扬不绝的笑声，残暴而冷酷的法兰克人被她绝望的呼吁所感动，虽然她的说法很可笑但有几分道理。他们释放俘虏，并且发还她的家产。当她感到心满意足回到城堡时，一名使者赶上来代表狄奥巴尔德问她，如果她的丈夫再次拿起武器作乱，那应该施以哪种刑罚呢？她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要是再犯下这种罪行得到不幸的下场，那么他还有眼睛、鼻子和四肢，这些都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可以拿来为个人的犯行偿罪。但是专属于他的妻室的合法财产，就请主上高抬贵手不要拿走吧。
诺曼人建立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起源带有非常浪漫的色彩，产生的结果对意大利和东部帝国更重要。希腊人、伦巴第人和萨拉森人的行省都已残破不堪，等于敞开大门任凭侵略者蹂躏，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具有冒险精神，正在袭扰每一块海域和陆地。经过长时期任意掠夺和杀戮以后，法兰西的诺曼人接受、占领并且命名一块美好而富饶的区域。他们抛弃自己的神明，皈依上帝成为基督徒，诺曼底的公爵自认为是查理曼和卡佩继承人的诸侯。他们从挪威冰雪覆盖的山岭带来凶狠野性，在比较温暖的气候中，并没有任意妄为，反而知道克制。罗洛的战友在不知不觉中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他们接受了法兰西民族的习俗、语言和豪迈的气概。
在一个崇尚武德的时代，诺曼人可能在勇敢和光荣的战绩方面独占鳌头。当时流行的迷信行为，使他们热衷于到罗马、意大利和圣地朝圣。在这种积极的宗教活动中，心灵和肉体经过锻炼受到鼓舞，冒险是一种刺激，大开眼界是献身的报酬，面对眼前的世界总是充满惊讶、轻信和充满野心的希望。他们为相互救助和防护而结成联盟，那些垂涎朝圣者行囊的阿尔卑斯山强盗，经常受到全副武装勇士的惩罚。诺曼人有一次前往阿普利亚的伽尔伽努斯山洞窟去朝拜，这里因米迦勒大天使的显灵而封为圣地，在路上遇到一个希腊装束的陌生人与他们交谈，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叛徒和逃亡者，是希腊帝国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名字叫梅洛，是巴里出身高贵的市民，在一次叛乱没有成功以后，被迫离家去寻找新的同盟和为祖国报仇雪恨。外貌英勇的诺曼人重新燃起他的希望，重振他的信心。他们听取这个爱国人士的倾诉和所开出的条件，他不仅保证让他们获得钱财的报酬，而且表明这是主持正义的行为，可以把那块受到暴君压迫的富裕之乡，当成勇士可以取而代之的遗产。
等到诺曼人回到诺曼底以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拟订了一个冒险的计划，自由组织了一支兵力不多却作战英勇的队伍，大胆前去解救阿普利亚。他们假装成朝圣客，分为几路通过阿尔卑斯山，一旦来到罗马附近地区，他们受到巴里领导人的迎接，供应贫穷的来客所需的兵器和马匹，立即带领他们进入战场。第一次的接战他们凭着勇敢占到优势，但是第二次的搏斗还是敌不过兵力强大配有投射器具的希腊军队，面对愤怒的敌人只有向后撤退。命运乖戾的梅洛到日耳曼宫廷提出发兵的恳求，后来还是免不了丧失性命。诺曼人和追随者被逐出故乡和应许之地，在意大利的山林峡谷落草为寇，靠着抢劫过日子。卡普阿、贝内文图姆、萨勒诺和那不勒斯的王侯发生内部争执时，都要借重他们的武力给予协助。诺曼人有昂扬的精神和过人的技巧，总能让他们所支持的一方获得胜利，而且还能很小心地在这些王侯之间维持态势的平衡，防止交战的一方过于强大，使他们的援助失去重要性，从而减少从中所能获得的利益。
诺曼人最早的庇护所是在坎帕尼亚沼泽深处一个防卫严密的营地，生性慷慨的那不勒斯公爵，很快为他们安排更为富足的永久居住地点。就在离他自己家园约8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加强守备力量的阿韦尔萨供他们使用，当作对抗卡普阿的一处要塞(1029 A.D.)。诺曼人享用那片丰饶土地的庄稼、水果、草地和树林，获得成功的消息每年吸引大批新来的朝圣客和士兵，穷人出于饥寒所迫，富人受到希望驱使，而勇敢和活跃的诺曼底的青年无法忍受安逸的生活，有追求名利的野心和抱负。阿韦尔萨打出独立的旗帜，对于行省的逃犯以及流亡的人士，不论他们受到的统治公正或是不公正，都愿提供避难所和奋斗的勇气。这些外来的加入者很快适应高卢殖民地的习俗和语言。诺曼人的头一位领袖是雷努尔弗伯爵。从社会的起源来说，获得卓越的位阶是对特殊才华的报酬和证据。
自从阿拉伯人征服西西里以后，希腊皇帝急着想要光复那块珍贵的领土，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克服距离和海洋的阻碍。宫廷花费大量金钱来加强军备，每次不过出现一丝胜利的曙光，接着便在拜占庭的编年史上增添新一页的灾难和羞耻。2万名最精锐的部队在一次远征中全部损失殆尽，使得胜利的穆斯林嘲笑这个民族的政策：不仅把女人交给宦官看管，还把军队交给他们指挥。在经历200年的统治以后，萨拉森人败亡于本身的分裂。埃米尔不再承认突尼斯国王的权威，人民又揭竿而起反对埃米尔，各个城市的统治权被当地的酋长篡夺，连最低贱的叛徒所在的村庄或城堡都是独立王国。在这种手足阋墙的状况下，较弱的一方要求与基督徒建立友好关系。
诺曼人在每次的冒险行动中，都表现得机敏而有成效。500名武士或骑士，经过代理兼通译阿尔杜因这名希腊人的征召，在伦巴第总督马尼阿西斯的麾下服役(1038 A.D.)。在他们登陆之前，对立的两兄弟重归于好，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又恢复了统一的局面，这座岛屿一直到最远的海边都有人防守。诺曼人担任前锋，墨西拿的阿拉伯人对这支从未交手过的敌人，现在知道他们的作战是如何英勇。第二次的交锋中，叙拉古的埃米尔被欧特维尔的威廉打下马来，并且为他的长槊所贯穿。他那些骁勇的战友在第三次接战中击溃萨拉森人的6万名主力部队，留给希腊人的工作只是趁势追击。
这真是一次辉煌无比的胜利，但是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只能将一部分的功劳归于诺曼人的长矛。无论如何，他们确实帮助马尼西阿斯获得胜利，能够将13个城市和西西里大部分领土置于皇帝的统治之下。马尼西阿斯在军事方面的名声，却被忘恩负义和残忍暴虐所玷污，在瓜分战利品时，他竟然忘掉勇敢的协防军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无论诺曼人是贪婪还是高傲，都无法忍受如此受到歧视的待遇。他们经由通译表达不满，结果发出的抱怨无人理会，通译遭到鞭打。受到伤害的是通译，他们却觉得屈辱和愤怒。诺曼人只有装出听天由命的样子，等到获得或偷偷得到安全通往意大利大陆的航路，在阿韦尔萨的弟兄对他们的愤怒表示同情之下，很快侵入并攻占了阿普利亚行省，作为那笔欠债的补偿。
在第一次迁徙行动之后的20多年里，诺曼人参加战斗的不过是700名骑士和500名步卒；等到拜占庭的军团从西西里战争中被召回，兵力增加到6万人。诺曼人先锋让大家选择，是战斗还是撤退，全体一致的呼声是“打下去”。有名最凶狠的战士一拳就将希腊信差的马打得趴在地上，只有换一匹马打发他赶快离开。这一公开的侮辱事件没有让帝国的部队知道。然而在接下去的两次会战中，他们就见识到敌手的厉害。亚洲人在坎尼的平原上遇到法兰西的亡命之徒只有逃走，伦巴第公爵成为阶下之囚，阿普利亚人默认新的统治者，只有巴里、奥特朗托、布伦迪西乌斯和他林敦在希腊人的劫数中幸免于难。诺曼人建立政权可以从此时算起，很快并吞新开拓的阿佛沙殖民地。他们依据年资、出身和功绩投票选出12位伯爵，每个特定地区的贡金全部归他们支配，优先于手下的家臣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一座城堡。墨尔菲处于行省的中央位置，保留一块公共居住区作为共和国的都会和要塞。12位伯爵每人配给一所住宅和划分的区域，军国大事由这个军事元老院负责处理。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是他们的统帅和将领，被授予阿普利亚伯爵的称号，此一殊荣众望所归由“铁臂”威廉获得。要是按当时的说法，他是战场上的猛狮、社交中的绵羊和会议里的天使。
当代有位历史学家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对于同胞的表现有详尽的描述。马拉特拉说道：
诺曼人是一个狡猾灵巧而又睚眦必报的民族，善于辞令和重视掩饰是祖传的性格。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刻意奉承他人，但是只要没有法律加以约束，就会纵情于放荡和淫乱的欲念。他们的诸侯装模作样赢得慷慨大方的赞美，人民在贪婪和挥霍之间奉行中庸之道，或者说是调和这两个极端。他们渴求财富和权势，轻视已经拥有的一切，向往那无法满足的欲望。诺曼人喜爱武器和骏马、华丽的衣饰以及狩猎和放鹰的活动；但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发挥无比的耐力，忍受各种严酷的气候以及劳累艰苦的军旅生涯。
阿普利亚的诺曼人被夹在两大帝国之间，而根据当时的策略，他们从日耳曼或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那里接受封地。但是这些亡命之徒认为最可靠的权利是征服，他们从来不爱人也不相信人，所以也不为人所信任更不会为人所爱。君王对他们的藐视掺杂着畏惧，当地人不仅畏惧更混合着憎恨和愤怒。每种可以引起欲念的目标，像一匹马、一名妇女或是一座花园，都能诱使这群异乡人要尽快满足掠夺的念头。他们的酋长更是贪财好货，为了掩人耳目，加上野心和荣誉这些好听的名字而已。12位伯爵有时还结成一个奉行不义的小组织，内部的争执多半是为了分配从人民那儿掠夺来的战利品，威廉的德性随着他的身亡一起埋进坟墓。他的弟弟和继承人德罗戈善于领导统御，能够发挥战友的作战能力，但是无法制止他们的为非作歹。
君士坦丁·摩诺马克斯在位的时代，拜占庭宫廷出于政策而非仁慈，想要将意大利从不断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目前的状况比陷入一群可恶的蛮族手里更为严重。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梅洛的儿子阿吉鲁斯被授予崇高的头衔和广泛的使命。诺曼人怀念他的父亲所以可能对他另眼相看，他获得他们自愿的效力平定马尼西阿斯的叛乱，使他自己和公众所受的伤害得到报复。君士坦丁九世的构想是要把这块好战的殖民地，从意大利的行省迁移到波斯的战场，于是梅洛的儿子把希腊的黄金和制品，当作帝国的赏赐分发给那些首长。阿普利亚的征服者凭着他们的知识和精神，完全排斥这种奸诈的手法，一致拒绝接受他提供的奖赏或建议，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更不愿到亚洲去追求遥不可及的希望。
阿吉鲁斯鉴于说服的办法已经无效，决定采取强迫的手段，必要时加以歼灭亦在所不惜。他恳求拉丁人出兵一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在教皇的协调之下，东部和西部的皇帝成立一个攻守同盟(1049—1054 A.D.)。利奥九世目前据有罗马圣彼得的宝座，他是一个思想简单的圣徒，天性容易自欺欺人，德高望重的身份使得他可以用虔诚的名义，使任何与宗教不兼容的东西获得神圣的性质。一个受到伤害的民族不断抱怨和谩骂，使他的人道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批不信神的诺曼人早已停止支付什一税，这些强盗对教会的谴责充耳不闻，这种亵渎的行为大可以运用世俗的武力加以惩罚。利奥是位贵族出身的日耳曼人，与皇族有亲属关系，可以自由出入亨利三世的皇宫，获得皇帝的信任。他为了寻求兵力和盟友，凭着一股宗教的热忱从阿普利亚前往萨克森，再从易北河回到台伯河。在他进行作战准备时，阿吉鲁斯毫无顾忌地运用秘密的罪恶武器，一群诺曼人成为公众或私人报复的牺牲品，英勇无敌的德罗戈在教堂被人谋杀。他的弟弟汉弗莱成为第三任阿普利亚伯爵，继承他的精神和志向。凶手受到应得的惩罚，梅洛的儿子被击溃也受了伤，带着羞愧难安的神情逃离战场，躲到巴里城中，等待盟军迟迟未到的救援。
君士坦丁九世的战力因为与土耳其人会战而分散，何况亨利不仅意志动摇而且优柔寡断。教皇在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也没有带来一支日耳曼大军，只有一支由700名土瓦本人组成的卫队和少数洛林的自愿军相随。他从曼图亚到贝内文图姆的长途行军中，一大群卑贱杂乱的意大利人来到神圣的旗帜之下，以致强盗和教士睡在一个帐篷里，前面到处堆放着长矛和十字架。黩武好战的圣徒下达命令进行行军、安营和战斗时，不断背诵年轻时所学习的经文。阿普利亚的诺曼人在战场上仅能集结3000名骑兵和数量有限的步兵，背叛的当地人士拦截了他们的给养和退路，他们那从不知畏惧为何物的精神，一度为迷信的惶恐所制服。
当利奥带着敌意到来，他们毫不犹疑地跪在属灵的神父面前，一点都不会感到羞辱。但是教皇心硬如铁，高大的日耳曼人嘲笑对手矮小的身材。这些诺曼人收到通知，处死或流放是他们仅有的选择。他们不愿逃走，很多人在3天里没有吃任何食物，大家情愿战死，觉得这更为痛快也更为光荣。他们登上奇维特拉的小丘，再兵分三路冲向在平原布阵的教皇军队。阿韦尔萨的理查德伯爵和以吉斯卡尔之名闻名于世的罗伯特，分别率领左路和中路，对着乌合之众的意大利人发起攻势，很快冲破敌军，把他们打得大败并且乘胜追击(公元1053年6月18日)。这些意大利人作战毫无纪律也没有经过训练，一看状况不对就赶紧逃走。只有汉弗莱伯爵率领右翼的骑兵，勇敢的精神接受到严格的考验。一般认为日耳曼人在接战时不善于运用战马和长矛的威力，进行步战时就组成强大的方阵使敌军无法攻破，他们双手拿着长剑，对方无论是人、马还是铠甲，都无法抵挡这种武器的威力。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日耳曼人被前去追杀中途返回的部队所包围，全部在作战队列中战死，受到敌手的尊敬，也满足了诺曼人报复的欲望。
奇维特拉关起城门不让逃走的教皇进城，这时教皇被虔诚的征服者追上，他们亲吻他的脚请求祝福并且赦免罪恶的胜利。士兵看到基督的代理人在敌人和俘虏中间，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首领有策略的需要，也可能受到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的感染。这位善意的教皇静下心来回顾往事，对于这样多的基督徒牺牲性命也会产生悔恨之心，而且所有的事由全因他而起，难免感到自己是这些罪孽和丑行的始作俑者，更由于军事行动的失败，使他那不恰当的尚武精神受到普遍的谴责。他带着这种心情，愿意倾听并签订一份优惠示好的条约，撤销了为奉行上帝的事业而大肆鼓吹的联盟，并批准了诺曼人过去和未来一切征服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篡夺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这几个行省已经成为君士坦丁的捐赠和圣彼得遗产的一部分，教皇和亡命之徒的私相授受，使双方都能各取所需。他们之间同意运用宗教和世俗的力量相互支持，后来又规定每块耕地支付12便士的贡金或转让租金。自从进行此一重大的互惠措施以后，那不勒斯王国在700多年中一直是罗马教廷的采邑。
关于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出身，有人说是诺曼底的农民，也有人认为是诺曼底的公爵，前者出于一位希腊公主的倨傲和无知，后者是意大利臣民的无知和谄媚。他真正的家世是出自领主私下颁授的次级或中级贵族，属于下诺曼底的库唐斯教区一个valvassors或bannerets家族，欧特维尔城堡是感受光荣的政治中心。他的父亲坦克理德在公爵的宫廷和军队里颇有声望，率领10名骑士在军中服役。两次门当户对的婚姻给他留下了12个儿子，这些孩子都在家中由他的第二个妻子视同己出加以教育。然而一块面积狭小的产业不足以维持人口众多而又兴旺的家庭，他们看到附近地区的贫穷和对立所引起的争执，决心要从对外的战争中获得可以传之久远的产业。留下两个人使家族可以传宗接代、看顾年迈的老父，其余10个兄弟在成年以后相继离开城堡，越过阿尔卑斯山到阿普利亚的军营加入诺曼人的队伍。年纪较大的兄长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励，他们的成就也鼓舞着年幼的弟弟，其中年长的3位是威廉、德罗戈和汉弗莱，有资格成为民族的领袖和新共和国的创始人。
他们的父亲第二次婚姻生了7个儿子，其中以罗伯特的年龄最长，具有军人和政要的英雄气质，就是他的敌人也忍不住要加以赞美。他高大的身材在队伍中间真是鹤立鸡群，四肢长得强壮而又健美，直到暮年还一直保持精力充沛和令人起敬的形象。他的肤色红润，有宽阔的肩膀、长长的头发和亚麻颜色的胡须，目光炯炯有神。他的声音就像阿喀琉斯一样响亮，在喧嚣的战场可以令人服从，也使敌人闻之油然而生畏惧之心。在骑士制度盛行的粗野时代，这种出众的风格受到史家和诗人的注意，他们刻意描绘罗伯特可以同时右手舞剑，左手挥矛，且同样熟练自如。他在奇维特拉会战中曾经三度被打下马来，在那令人难忘的一天结束时，两军的士兵全部一致评定他夺得勇者的桂冠。他有不受约束的雄心壮志，奠基在自我肯定具有卓越价值的觉悟，追求不朽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从不考虑是否合乎正义的要求而稍有犹豫，也不会产生恻隐之心而有所动摇，虽然他并非不在意于个人的名声，但考量采取公开或秘密手段时，永远以当前的利益为依据。
“吉斯卡尔”这个称呼专用于这位精通政治智慧的大师，只是现在成为伪装和欺骗的同义词，与之完全混淆在一起无法分别。阿普利亚的诗人赞美罗伯特比奥德赛更机智，比西塞罗更善辩。但他这种技巧被军人的坦率外表掩盖，在他气运最好时，战友感到他的待人热忱和平易近人，即使他沉迷于新臣民所具有的偏见，却尽量在穿着和言行方面加以伪装，保持民族固有的古老风格。他用贪得无厌的手法攫取财富，也用慷慨豪迈的气量大力施舍，从小过着贫穷的生活使他养成节俭的习惯，就连任何一个商人的收入也逃不过他的法眼。他的俘虏会受到缓慢而令人发指的酷刑，迫使他们交出私藏的财宝。
根据希腊人的说法，他在离开诺曼底时只有5名骑士和30名步卒追随在身边，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人数规模也过于夸大了。他是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第六个儿子，装成朝圣者越过阿尔卑斯山，从意大利的亡命之徒中招募第一支队伍。他的兄弟和同胞瓜分了阿普利亚最富饶的土地，但彼此带着警惕和贪婪之心看管到手的财产。这位志向远大的青年被迫进入卡拉布里亚的山区，最早的冒险行动是对付希腊人和当地的土著。我们很难分清楚这到底是英雄行为还是强盗行径，像是袭击一座城堡或是一所女修道院、设陷阱诱捕一名有钱的市民、抢劫附近的村庄去搜寻必要的粮食，这些不光彩的活动可以塑造和磨炼他的精神和体魄。许多来自诺曼底的自愿者投效到他的阵营，那些卡拉布里亚的农民在他的指挥之下也都成为诺曼人。
罗伯特的才华和财富日益增长，使他的兄长产生嫉妒之心，在一次短暂的争吵以后，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行动受到限制。等到汉弗莱过世，留下几个儿子，这些儿子的年龄过小无法发号施令，野心勃勃的监护人兼叔父将他们送到一处私人产业，吉斯卡尔独自被擢升至高位，被尊为阿普利亚伯爵和共和国的将领。他在获得更大的权力并拥有更多的军队之后，再度征服卡拉布里亚，很快就开始渴望获得居于同侪之上的职位。他犯下了某些抢劫或亵渎的罪行，曾经被教皇逐出教门。但尼古拉二世很容易被说服：只有双方不带有成见才能恢复破裂的友谊；诺曼人是神圣教廷忠实的捍卫者；何况与一个君王建立同盟，总比与反复无常的贵族政体结盟要可靠得多。墨尔菲召开有100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伯爵中止了一次重要的冒险行动，特地前来保卫罗马教皇的人身安全，还要推行他所颁布的敕令。尼古拉二世出于感激和策略的需要，将公爵的头衔授予罗伯特和他的后裔，不仅是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成为他的封地，凡是依靠他的武力能从分裂的希腊人和不信上帝的萨拉森人那儿夺回的土地，无论是位于意大利还是西西里全都归他所有。经过使徒的批准他可以合法拥有军队，但是对一个自由而又获得胜利的民族而言，除非得到大家的同意，否则要想他们完全服从命令会很困难。吉斯卡尔对他的受封一事保密，直到他征服孔森扎和雷焦，接着在后续的战役中获得举世的赞誉。他在胜利的时刻召集军队，要求诺曼人认同基督代理人的裁定，士兵兴高采烈大声欢呼称他是勇敢的公爵(1060 A.D.)。那些原来与他处于同等地位的伯爵，带着勉强的笑容和内心的愤恨，不得不宣誓对他永远忠诚。
罗伯特经过这次的就职典礼以后，称呼自己是“奉上帝和圣彼得的恩赐，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公爵”，不过真正要名实相符，还得经过20年的努力。在这样窄小的空间取得如此缓慢的进展，看来这个民族的首领无论就能力还是精神而论，都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夸耀的，但是诺曼人的数量有限而且资源缺乏，他们的服役完全出于自愿可以来去自如。公爵提出最大胆的计划，在贵族会议的自由讨论中有时会遭到否决，12位民选的伯爵暗中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权威，汉弗莱的几个儿子对奸诈的叔父，要求主持正义并对他进行报复。吉斯卡尔靠着高明的策略和充沛的精力，揭露他们的阴谋也镇压叛乱的行动，对有罪的人处以死刑或流放，但是这种同室操戈的举动，无谓地浪费了他的年华和民族的实力。罗伯特打败了外族仇敌如希腊人、伦巴第人和萨拉森人以后，这些外族的残部退守到海岸地区的防卫严密而又人口众多的城市，不仅可以利用深沟高垒，而且他们精于防御作战。诺曼人惯于骑马在战场上战斗，要想达成原来的企图，必须靠着长时间毫不松懈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萨勒诺的抵抗持续了8个月，巴里的围攻或封锁延续了4年之久。在这些军事行动之中，诺曼人的公爵永远处于前列最危险的位置，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总是能坚持到底。他强攻萨勒诺的碉堡，一块巨石从防壁发射出来，砸毁他的一座投射机具，破裂的碎片击伤他的胸部。就在巴利的城门前面，他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木屋(营舍)之中，临时用干树枝搭成，上面盖着麦秆，坐落在非常危险的地点，无法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冬季的严寒和敌军的长矛。
罗伯特在意大利征服的范围，大致与18世纪那不勒斯王国的边界相吻合，他用武力所统一的国家，没有因700年的革命而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个君主国的组成部分，包括原属希腊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两个行省、萨勒诺的伦巴第公国、阿尔马菲共和国以及广大而又古老的贝内文图姆公国所属的内陆地区。只有3个地区免于遵守臣属地位的普通法，其中一个地区永久免除，另外两个延到下个世纪的中叶。贝内文托这座城市和邻近地区作为礼物或交换，早已从日耳曼皇帝转移到罗马教皇的手里，虽然这块圣地有时会受到侵犯，但看来圣彼得的名字，比起诺曼人的刀剑具有更大的威力。
最早建立的殖民地阿韦尔萨据有并管理整个卡普阿的城邦，使该城的王侯要在祖先的宫殿前面乞讨面包度日。那不勒斯公爵还有目前的都会地区，在拜占庭帝国的阴影笼罩下维持着民众的自由。吉斯卡尔得到新的收获以后，萨勒诺的学术和阿尔马菲的贸易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好奇。
其一，对于深思博学的知识分子而言，法学是指最早建立的法规和财产权，神学或许为充分理解的宗教和理性所取代。然而无论是夷狄还是智者，同样需要求助于医药，要是我们的疾病起于奢侈的生活的话，那么在野蛮的社会中，斗殴和伤害的事件会更为频繁。希腊医学的宝贵知识早已传入阿非利加、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殖民地。在和平与战争的交互作用之下，一星知识的火花在萨勒诺点燃，这座名城里的男子诚实而女士美丽，对于学术极为珍视。黑暗时代的欧洲在这里建立起第一座专门致力于医疗技术的学校，僧侣和主教的观念也能接受这种有益于世人且能带来利益的行业，大批家世显赫和遥远地区的病患纷纷邀请或是前来拜访萨勒诺的医生。这些专家学者都受到诺曼征服者的保护，吉斯卡尔尽管是武人出身，也能辨别哲学家的气质和身价。君士坦丁是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前往圣地朝拜的39年以后，从巴格达回来时已经是阿拉伯的语言和学术的大师，萨勒诺也因为阿维森纳的学生在此开业、讲学和写作而发达起来。医学院长久以来都在大学的名义下沉睡，但医疗的观念浓缩为一连串的格言，出现在12世纪利奥风格的诗篇或拉丁形式的歌谣之中。
其二，在萨勒诺的西边7英里和那不勒斯南边30英里，有一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名叫阿尔马菲，展现出勤劳的巨大作用和可获得的报酬。这里的土地肥沃然而范围狭小，但是海洋离那儿不远而且是完全敞开的，市民最早负起向西部世界提供东部商品和物产的责任，有益于双方的交易成为获得富足和自由的根源。深得民心的政府在一位公爵的治理之下，并且受到希腊皇帝权威的保护。阿尔马菲城有5万市民，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金银和珍贵的奢侈品。那些对于航海和天文，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都很精通的水手，聚集在它的港口。而打开地球之门的罗盘发明，也是来自他们的才智或运道。他们的贸易范围和商品产地远达阿非利加、阿拉伯和印度的海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居留地，全都获得独立殖民地的特权。经过300年的繁荣，阿尔马菲面临诺曼军队的压迫，遭受嫉妒的比萨大肆洗劫，现在只有1000多名渔民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还保留着一座军火库、一所主座教堂以及皇家商人的府邸，使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
罗杰是坦克雷德第12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年轻的时候就与老迈的父亲一直住在诺曼底。他很高兴接到召唤他前去的信息，匆忙赶到阿普利亚的军营，一来就获得兄长的重用，让大家感到嫉妒。这些兄弟都能奋勇作战而且充满野心，但是罗杰的年轻、英俊和文雅的举止，赢得士兵和民众普遍的爱戴。他自己和40名随从得到的津贴和给养实在太少，使他的行为从征战变为抢劫，甚至沦为家族的窃贼。当时对财产的概念还含糊不清，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受到他的怂恿，竟然说他在阿尔马菲的马厩里盗走马匹。他从贫穷和羞辱中提振积极的精神，更能从低贱的行为中奋发图强，在一场圣战里建立功勋和荣誉，他的兄长吉斯卡尔用热情和策略支持他对西西里的入侵。想当年在希腊人撤离以后，那些偶像崇拜者(这是对正统基督徒最恶毒的责骂)收回了所有的损失和产业。
东部帝国一直想要光复失去的岛屿，但是始终力有未逮，这项任务却由一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私人队伍完成。在第一次的攻势行动中，罗杰站在毫无掩蔽的船上，无视于真实或神话中斯库拉女妖和卡律布狄斯大漩涡的危险，仅率领60名士兵登上充满敌意的海岸，把萨拉森人赶到墨西拿的城门口，带着从邻近乡村搜刮的战利品安全返回。他那进取和坚忍的勇气在特拉尼的城堡发挥得淋漓尽致，罗杰在老年时还意气风发地谈到围城作战时所面临的困境：他自己和妻子只剩下一件大衣或斗篷，两人只有轮流穿着取暖；敌军的出击使他的坐骑被杀，自己几乎被萨拉森人虏走，靠着一把锋利的长剑使自己幸免于难；他在撤退时还背起马鞍，连最不值钱的战利品也不愿落在那批恶棍的手里。
在特拉尼的围城作战中，300名诺曼人对抗并击败整个岛屿的军事力量。在克拉米奥的战场上，136名基督徒士兵还不算骑着马在前列作战的圣乔治，竟然击溃了5万名骑士和步卒。虏获的旗帜要用4匹骆驼来装载，以奉献给圣彼得的继承人。要是这些蛮族的战利品没有陈列在梵蒂冈，而是像从前那样奉献给卡皮托神庙，就会让人回忆起布匿战争永垂不朽的胜利。诺曼人的数量之所以偏少，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骑士或是有地位的军人，在战场上都有五六个伴随的人员，而这些人数并未算在内。然而，即使认同这种解释，即使他们的勇敢、兵器和名声的确非同凡响，但能够以一当百击败数以万计的敌人，对于有见识的读者来说，这只能算是奇迹或神话。西西里的阿拉伯人经常能够从阿非利加的同胞那里获得强大的援军，诺曼人的骑兵部队对巴勒摩围攻作战，得到比萨战船的帮助，两兄弟在整个战争期间彼此毫无猜忌之心，相互勉励激起无私的、势不可当的对敌争胜之心。
经过30年的战争之后，罗杰获得大伯爵的头衔，掌握地中海面积最大、也是最富饶的一个岛屿的主权，他在治理方面表现出自由和开明的作风，已经超过那个时代和他所受教育的范围和限制。穆斯林可以毫无拘束地享受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个人财产。马扎拉有位伊斯兰教徒是哲学家和医生，曾经受到宫廷的邀请，对征服者大加赞誉。他那本论述地球7个气候带的地理学著作被译成拉丁文，罗杰在详细阅读以后，认为这部阿拉伯人的著作胜过希腊的托勒密的作品。残余的当地基督徒有助于诺曼人的成功，获得的报酬是十字架的胜利。这个岛屿重新回到罗马教皇的审判权之下，各主要城市都设置新任的主教，教堂和修道院得到慷慨的捐献，使教士感到满意。但是这位正统基督教英雄强调行政官员的权力，并没有辞去所授予的圣职，反而巧妙运用教皇的合法权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一道圣谕宣布西西里的君主永远是神圣教廷合法的使节，更能保障和扩大至高无上的皇权。
征服西西里对罗伯特·吉斯卡尔而言，获得的荣誉更胜于获得的利益，仅仅拥有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决心要寻找或制造出进犯甚或征服东部罗马帝国的机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同甘共苦打天下的伙伴，拿双方有血亲关系做借口离婚，她所生的儿子博希蒙德注定只能仿效功绩彪炳的父亲，已经无法继承他的事业。吉斯卡尔第二任妻子是萨勒诺王侯的女儿，伦巴第人默认他们的儿子罗杰获得直系血亲的继承权。他们的5个女儿全都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其中一个在幼小的年龄就被许配给君士坦丁，这个英俊的青年是皇帝米凯尔七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皇权在革命的风暴下动荡不安，杜卡斯皇族被困在皇宫和修道院里，女儿遭遇羞辱，盟友被逐出国门，使罗伯特深感气愤。
有一个希腊人自称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很快出现在萨勒诺，讲起他被打败和逃走的种种经历。这个不幸的朋友的身份得到公爵的承认，公爵用皇帝的尊荣和排场举行盛大的接待仪式。在他意气风发经过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时，米凯尔受到人民含着眼泪的欢呼。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指示主教，要把他的复位当作神圣的事业广为倡导，正统基督徒要挺身而出为之奋战到底。他经常与罗伯特进行不拘形式的谈话，诺曼人的英勇和东部的财富使双方建立承诺，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根据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说法，这个米凯尔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可能是从修道院逃出来的僧侣，或是曾在皇宫服役的家臣。智慧高人一等的吉斯卡尔策划了这场骗局，他认为这个乔装者可以使他的出兵变得名正言顺，等他成为征服者以后，只要他略微示意，就可以让这个骗子在暗中消失。
胜利是唯一能决定希腊人信仰的力量，拉丁人虽然轻信却不热衷，身经百战的诺曼人渴望享用辛劳所获得的成果，失去尚武精神的意大利人对于越过海洋的远征，只要考虑到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危险就感到不寒而栗。罗伯特运用赏赐和许诺的好处来利诱，动员行政和教会的权力来威胁，必要时不惜行使暴力的手段。这位无情的君王不分长幼把人们拉来服役，使他受到举国的指责。经过两年不眠不休的准备工作，陆地和海上的兵力集结在奥特朗托，这里是意大利的脚跟，也是距离最遥远的海岬。陪同罗伯特出征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博希蒙德和米凯尔皇帝的代表。1300名诺曼人及受过诺曼人训练的骑士构成军队的主力，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追随者扩充到3万大军。所有人员、马匹、武器、投射器具和蒙上粗牛皮的木质塔楼，分别被装上150艘船只，这些运输工具在意大利的港口制造，战舰由联盟的拉古萨共和国提供。
在亚得里亚海湾的入口处，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海岸逐渐接近。布伦迪西乌姆和都拉斯之间是罗马进出东方的航道，宽度不到100英里，在奥特朗托的最后一站宽度更缩小到仅有50英里，这样狭窄的距离使得皮洛斯和庞培产生异想天开的念头，要在这里架一座桥梁。全军登船发航之前，诺曼公爵派博希蒙德率15艘战船去占领科孚岛或者给予威胁，侦测对方的海岸，在瓦洛纳附近地区寻找一个港口好让部队登陆。他们在进军和登陆时没有遭遇敌军，成功的行动证明希腊水师的疏忽和腐败。罗伯特带着舰队和军队从科孚(我使用这个现代的称呼)前去围攻都拉斯(1081年6月17日)，伊庇鲁斯的岛屿和滨海城镇，全部屈服在他的武力和名声之下。都拉斯这座城市是帝国在西部的重镇，靠着古老的荣光和现在的工事严加守备，负责防守的将领是乔治·帕拉罗古斯大公，他曾是东方战争的胜利者，率领一批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城防部队，这支部队无论就哪个时代来说，都不失军人的本色。吉斯卡尔在进行征战的过程中，奋斗的勇气不断受到各种危难和厄运的挑战。
在那年风平浪静的季节，他的舰队沿着海岸航行，突然遭到一场暴风雪的打击，呼啸的南风使得亚得里亚海波涛汹涌，即将发生的一场海难，证实了阿克罗西劳尼亚岩岸那些古老而可怕的传闻。船帆、桅杆和橹桨撞成碎片被浪卷走，海面和岸边满布船只的残骸以及各种武器和尸体，绝大部分的给养不是沉入水中就是不堪食用。公爵的坐舰好不容易才从波涛中被拯救出来，罗伯特不得不在邻近的一个海岬停留7天，用来收容他的残部，鼓舞低落的士气。诺曼人已经不再是勇敢而经验丰富的水手，想当年他们从格陵兰到阿特拉斯山一路探索海洋，面带笑容应付地中海不足为惧的波涛之险；而他们现在却对着暴风雨痛哭流涕，为威尼斯人的接近而惊惶不已，这些威尼斯人是拜占庭宫廷靠着恳求和承诺请他们前来援助的。
第一天的行动对博希蒙德不利，这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统御着他父亲的舰队。威尼斯共和国的战船趁着黑夜排成新月的阵式，在海面上锚泊。第二天威尼斯人的大胜是靠着机动的技巧、弓箭手的配置、标枪的威力和希腊火的帮助。阿普利亚和拉古萨的船只向着岸边逃走，有些被砍断缆绳被胜利者拖走，市镇也发起突击行动，把杀戮和恐慌带到诺曼公爵的帐篷前。及时到来的援军进入都拉斯，一旦围攻者丧失对海洋的控制，所有的岛屿和滨海城市将不再供应粮食给营地，更不愿向公爵缴纳贡金。接着营地发生瘟疫，500名骑士非常悲惨地死于疾病，下葬的名单上(要是这些人能够得到适当安葬的话)总人数有1万人之多。遭到如此重大的灾难，只有吉斯卡尔意志坚定不改初衷，从阿普利亚和西西里征召新兵，使用攻城撞车、云梯攀登或挖掘地道等诸般手段，继续对都拉斯的城墙发起攻击。他的辛劳和勇气却遭遇到更为坚决的抵抗。一座可移动的木塔被推到防壁下，这一庞然大物的内部可以容纳500名士兵，但是它的大门或吊桥被敌人用很大的木柱顶住，没有办法放下来，木质结构很快被敌人纵火烧成一堆灰烬。
罗马帝国的东边和西边分别遭到土耳其人和诺曼人的进犯，米凯尔七世的继承人尼西弗鲁斯三世年事已高，情非得已只得将权杖交到阿历克塞手里，他是名声显赫的卫队队长，也是科穆宁王朝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安娜公主是历史学家，曾经用夸张的语气说道，就是凭着赫拉克勒斯的本事也无法两面开战。基于这种原则她赞同与土耳其人尽快讲和，使她的父亲能够御驾亲征前去解救都拉斯。阿历克塞在登基以后发现军营无兵、国库无钱，然而他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在6个月内集结起一支7万人的大军，完成一次500英里的行军(1081年4月至9月)。他的部队在亚洲和欧洲完成征召，从伯罗奔尼撒一直行进到黑海地区。他的威严展现在担任护卫的骑兵部队上，他们全部手执银制的武器和使用华丽的马饰，大批的贵族和王侯随侍在皇帝的左右，其中有一些人在迅速的权力更替中穿上紫袍，今后可以青云直上，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他们那年轻的热情可能给民众以鼓舞，但是由于他们贪图寻欢作乐和不甘屈居人下，暗中酝酿着冲突和灾祸。他们不断要求采取迅速和果决的行动，使得审慎从事的阿历克塞受到干扰，他本来想把敌军围得水泄不通，让他们活活饿死。列举行省的数目可以看出罗马世界的范围已今非昔比，运用威胁的手段在仓促之间征召新兵，获得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的守备部队，代价是放弃驻扎的城市，这些城市很快被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军队的主力是斯堪的纳维亚卫队，全部由瓦兰吉亚人组成，目前的数量已经增多。一群流亡人士和自愿投军者加入了阿历克塞的阵营，他们来自极北之地的不列颠岛。在诺曼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之下，丹麦人和英格兰人因同病相怜而团结起来，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决心要离开受到奴役的土地，海洋为他们的逃走敞开怀抱，经历漫长的朝圣之路以后，他们访问每一处可能为他们提供自由和复仇希望的海岸。他们终于获得了给希腊皇帝服务的机会，停留的第一站是在亚洲海岸的一座新城，但阿历克塞很快召唤他们去保护他本人和皇宫，将他们的信任和英勇，当作最宝贵的遗产赠给他的继承人。
一个诺曼侵略者的名字使他们想起当年所受的苦难，迅速向他们的仇敌进军，并急于夺回伊庇鲁斯，恢复在黑斯廷斯会战中丧失的荣誉。瓦兰吉亚人获得一些法兰克人连队的支援，那些从吉斯卡尔的暴政之下逃到君士坦丁堡的叛徒，急着要表现他们的作战热情，满足他们的报复心理。皇帝在紧急状况之下，也不会拒绝色雷斯和保加利亚的保罗教派信徒，或者说是摩尼教徒别有用心的帮助，这些异端分子兼具殉教者的耐心和积极进取的勇武精神。与苏丹签订的条约使拜占庭获得数千土耳其人的投效，西徐亚人的弓骑兵可以对抗诺曼骑兵的长矛。罗伯特听了敌军兵力的报告，感到未来吉凶难卜，于是召集主要的官员开会商议。他说道：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当前面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且无法逃避，所有的山头遍布敌人的兵器和旌旗，希腊皇帝能征善战，服从和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保障。我们需要一位精通兵法的领导者，就是我也要听命于他的指挥。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大家的选择和欢呼表明了对他的钦佩和信赖，就是在暗中仇视他的人也抱着这种看法，于是公爵继续说道：
我们只要相信一定可以获得胜利的报酬，就会抛弃避战逃走的懦夫思想。让我们烧掉船只和行李，在这里放手一搏，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出生之地和葬身之处。
他的决定得到一致的赞同，吉斯卡尔身先士卒，在战线最接近敌人的地点列阵准备作战。他的后方受到一条小河的掩护，右翼一直延伸到海边，而左翼直抵山丘。或许他没有料想到，当年恺撒和庞培就在这个地点争夺世界的帝国。
阿历克塞没有听从明智的卫队队长提出的劝告，决心要冒险展开全面的攻势行动，并勉励都拉斯的守军为了协力解围要适时从城内出击。他兵分两路在天亮之前从两侧奇袭诺曼人(1081年10月18日)，轻骑兵已经散布在平原上，弓箭手组成第二线，瓦兰吉亚人争取担任前锋的荣誉。在第一次的攻击中，这些外族人的战斧给吉斯卡尔的军队留下深刻而又血腥的印象，这时罗伯特的兵力已经减少到1.5万人。伦巴第人和卡拉布里亚人不顾羞耻，转身向着河流和大海逃走。为了防止城镇守军的出击，已先将桥梁拆毁，威尼斯的战舰排列在海岸，对于混乱的人群发射各种弩炮。诺曼人军队已经陷入溃败的边缘，却被首领的精神和行为拯救出来。盖塔是罗伯特的妻子，希腊人把她描绘为善战的亚马逊女战士，可以媲美帕拉斯，虽然在艺术上比不过雅典的女神，但她的武功还是让人敬畏。她受到箭伤却仍旧坚持不退，要用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来重整溃散的军队。她那女性的声音得到诺曼公爵强有力的支持，他作战时的态度冷静如同在会议上的慷慨激昂一样突出。
公爵向那些怯懦的人高声喊道：“你们能往哪里逃呢？敌人绝不会手下留情，当奴隶比死亡更为悲惨。”现在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当瓦兰吉亚人从阵线中冲出来以后，发现两翼已经空无一人，自己处于暴露的状态。公爵和800名骑士的主力仍然屹立不倒坚持到底，接着法兰西骑兵平执长矛发起无坚不摧的进攻，他们那愤怒的气势使希腊人束手无策。无论是作为一个士兵还是作为一名将领，阿历克塞都已恪尽职守，等他看到瓦兰吉亚人的伤亡和土耳其人的败逃，不仅鄙视这些可耻的臣民，也感到万念俱灰。安娜公主为这一悲惨的结局伤心落泪，只好赞扬父亲的坐骑是多么强壮和快捷，还有就是描述皇帝英勇战斗的神威，他的头盔已经被敌人的长矛掀落在地，他却仍然奋战不息。有一支法兰克人骑兵分队阻挡他的退路，他拼命冲开，陷在山区不停跋涉两天两夜，一直到达莱克尼杜斯城内，身体才获得暂时的休息，但心情还是一直无法平静下来。获胜的罗伯特责怪他的部队追击过于缓慢而且兵力薄弱，竟让这样重要的人物逃走，然而在战场虏获的战利品和旗帜、拜占庭宫廷的财富和奢侈品，以及战胜一支兵力大于自己5倍敌军的荣誉，终于令他释怀而且感到极大的满足。一大批意大利人成为恐惧的牺牲品，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罗伯特的骑士只有30人阵亡。罗马军队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英格兰人损失5000到6000人，都拉斯的平原洒满贵族和皇室的鲜血，那个骗子米凯尔的死亡比活着要光荣得多。
吉斯卡尔对于没有抓住这个值钱的俘虏很可能并不在意，皇帝现在已经饱受希腊人的鄙视和嘲笑。东部帝国在会战失败以后仍旧坚守都拉斯，很不智地将乔治·帕拉罗古斯调离原来的职务，代之以一位威尼斯的将领。围攻者将帐篷改成固定的营舍，好度过严寒的冬季，有人问到守备部队的防卫能力，罗伯特表示他的耐性决不会输给对方的毅力。或许他很早就与一位威尼斯贵族保持暗中的联系，只要出卖这座城市就可以缔结富贵的婚约。有一天深夜从城墙上垂下几个绳梯，轻装的卡拉布里亚人毫无声息地攀登而上，征服者的名字和号角惊醒守军。希腊人在敌军占领防壁(1082年2月8日)以后，还在街道进行了3天的巷战，从最初的入侵到最后的投降历时7个月。诺曼公爵从都拉斯向着伊庇鲁斯(阿尔巴尼亚地区)的腹地进军，越过横列在色萨利前面的山岭，奇袭卡斯托里亚的300名英格兰守军，继续向着帖撒洛尼卡迫近，使君士坦丁堡为之战栗不已。然而紧急的状况迫使他中断野心勃勃的计划。他的军队人数因为海难、瘟疫和战争已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此时，他不仅无法获得意大利新兵的补充，反而接到不幸和危险的信息，由于他的远征，阿普利亚的城市和贵族发生叛乱，教皇现在坐困愁城，日耳曼的国王亨利已经挥军入侵。
罗伯特充满自信，认为单凭着一己之力就可以使局势稳定下来，于是乘着一艘双桅帆船渡过大海，把军队留给他的儿子和几位诺曼人伯爵负责指挥，吩咐博希蒙德尊重同僚的意见，要求这些伯爵要维护领导者的权威。吉斯卡尔的儿子完全按照他父亲的计划继续挥军前进，希腊人把这两位破坏者比喻为毛虫和蝗虫，前者所遗漏的东西全部会被后者所吞食。博希蒙德与皇帝的两场会战均获得了胜利，之后他进入色萨利平原包围拉里萨，这是神话中阿喀琉斯的故乡，拜占庭的军队把财务机构和补给库房设置在这里。阿历克塞在国家遭到巨大灾难时，发挥坚毅审慎的态度和奋战到底的精神，使我们感到极为钦佩。国家处于山穷水尽的状况，他逼不得已向教会借用极为丰富的金银财宝。摩尼教徒纷纷逃亡以后，阿历克塞就用摩尔达维亚的部落供应不足的兵源，一支7000土耳其人的援军补充损失的实力，并且要为他们的同胞报仇雪耻。希腊士兵接受骑射的训练，每天进行伏击和运动的演习。阿历克塞从作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了解到法兰克人战无不胜的骑兵，只要没有马匹就无法实施徒步战斗，完全丧失活动的能力，于是他指示弓箭手要“射人先射马”，在可能受到攻击的地带设置各种钉床和陷阱。在拉里萨附近地区，战事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博希蒙德能够发挥英勇无敌的气概，而且经常获得胜利，但是希腊人运用计谋趁机洗劫了他的营地，深沟高垒的城市根本无法攻陷，那些受到金钱收买或心怀不满的伯爵纷纷背弃他的阵营，辜负他的重托，投向皇帝的队伍。阿历克塞带着凯旋的利益而非荣誉班师回朝。博希蒙德没有能力防守所征服的地区，只能登船返回意大利。他受到大家的欢迎，他的父亲赞赏他的才能也同情他的遭遇。
所有的拉丁君王当中，必须提到阿历克塞的盟友和罗伯特的敌人，就是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国王亨利三世，他不仅实力强大而且积极进取，也是未来西部帝国的皇帝。希腊国君写给他兄弟的信函，洋溢着炽热的友情，表达着诚挚的意愿，要运用一切公私的联系来加强双方的同盟关系。他祝贺亨利在一场正义和虔诚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怨恨诺曼人罗伯特的胆大妄为，使得帝国无法繁荣兴旺。他送给亨利的礼物清单可以表明那个时代的风尚，像一顶光辉耀目的黄金皇冠、一个可以挂在胸前的镶有珍珠的十字架、一盒上面刻着名字和头衔的圣徒遗骨、一个水晶花瓶、一个缠丝玛瑙花瓶、一些很可能来自麦加的香膏、100件紫色衣袍。此外还有一项重礼，就是14.4万枚拜占庭金币，并承诺只要亨利挥军进入阿普利亚地区，就立誓与之结盟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要再送给他21.6万枚金币。这位已经率领一支军队和一些党羽在伦巴第的日耳曼人，接受了这样大手笔的礼物，便向着南方行军，前进的速度因都拉斯会战的消息而减慢。他的军队或个人的声誉发生巨大的影响力，迫使罗伯特仓促返国，让人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希腊人的贿赂。诺曼人是格列高利七世的盟友和附庸，教皇又是亨利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国王对诺曼人保持敌视的态度。
皇权和教权之间长期的冲突，最近又因为这位傲慢教士的宗教热情以及巨大野心而更为激化。国王和教皇相互矮化和诋毁，都在自己的宝座旁边扶植一个和对方作对的傀儡。亨利在击败土瓦本叛军，处死他们的头目以后，来到意大利，想戴上皇帝的冠冕，并从梵蒂冈驱逐教会的暴君。然而，罗马人民追随格列高利的大业，阿普利亚供应人员和金钱，更加强他们的决心。日耳曼国王3次包围这座城市，全都无功而返(1081—1084 A.D.)。据称在第四个年头，他用拜占庭提供的黄金，收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田产和城堡的贵族。罗马的城门、桥梁和50名人质全部落到他的手里(1084年3月21日)。僭位者克雷芒三世在拉特兰宫就职(3月24日)，为了感恩图报，在梵蒂冈为他的保护者加冕(3月31日)。皇帝亨利身为奥古斯都和查理曼合法的继承人，把卡皮托当作他的行宫。罗马七山几乎已成废墟，现在仍由格列高利的侄子在防守，前任教皇则被困于圣安吉罗的城堡之中，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诺曼诸侯的忠诚和勇气上。他们之间发生一些互相伤害和埋怨的事件，双方的友情因而受到影响。但现在处于紧要的关头，吉斯卡尔力求遵守誓言，除了个人的利益以外，重视名声和对两位皇帝的仇恨比起誓言更能发挥作用。
吉斯卡尔举起神圣的旗帜，决心要迅速前往解救继承使徒的君主，很快集结起一支由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组成的大军，从萨勒诺到罗马的进军获得公众的欢呼和神佑的激励。亨利曾经在66场会战中赢得战无不胜的英名，听到罗伯特接近而胆战心惊，忽然记起伦巴第有非常重要的事务需要他亲临，于是劝告罗马人一定要保持他们的忠诚，他自己在诺曼人进城前3天匆忙撤离(1084年5月)。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之子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不仅解救了教皇，他那常胜的军队还迫使东部和西部皇帝闻风而逃。然而罗伯特的胜利却因罗马的灾难蒙上阴影。他们从格列高利的友人那里得到帮助，穿过或者攀登上罗马的城墙，但是拥护皇室的党派势力强大又很活跃，民众在第三天发起狂暴的动乱。征服者为了自卫或报复，在匆忙中发出纵火和掠夺的命令。西西里的萨拉森人、罗杰的臣民以及他兄弟的协防军，全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基督徒的圣城大肆洗劫和亵渎。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圣父面前，被他的盟军所蹂躏、掳掠或处死。城中广大的区域从拉特兰宫到圆形竞技场，全部陷入火海之中，此地从此陷入一片荒凉景象。格列高利从这个再也不怕他而是恨他的城市，退隐到萨勒诺的宫殿终了余生。手腕高明的教皇可能对爱好虚荣的吉斯卡尔大事奉承，使他妄想得到罗马或帝国的皇冠，但这种极其危险的做法固然可以激起诺曼人的雄心壮志，但同时也会使最忠诚的日耳曼君主与之离心。
罗伯特在解救罗马并对其加以惩罚之后，本应该过一段休养生息的日子，但是就在日耳曼皇帝逃走的同一年，他被激发起了不知劳累为何物的精力，重新计划征服东部的行动。格列高利出于宗教狂热，也可能是心怀感激，同意只要罗伯特凭着英勇获得胜利，希腊和亚细亚的王国可以许给他作为报酬。部队全副武装集结起来，为未来的成就而兴奋不已，用热忱的态度要求采取行动。安娜用荷马的表达方式描述他们的兵力，说是像一群飞舞的黄蜂。然而吉斯卡尔虽然尽了最大的能力，但还是有其限度的：第二次的出征部队大致有120艘船，适合航行的季节已经过去。虽然从奥特兰托出发，航程较短不易遭敌拦截，但他还是选择了布伦迪西乌姆的港口作为发航的地点(1084年10月)。阿历克塞担心遭到第二次的攻击，已费尽心血要恢复帝国的海上战力，从威尼斯共和国获得一支强大的援军，共有36艘运输船、14艘战船和9艘实力和吨位特别强大的船只。威尼斯人的服务获得慷慨的酬劳，像商业和贸易的特许或专卖；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赐予很多店铺和房屋，也是利润很高的礼物；还要赠送给圣马可教堂一大笔贡金，这是更值得接受的项目，因为是对他们的商场敌手阿尔马菲课以进口税的成果。在希腊人和威尼斯人的团结合作之下，帝国在亚得里亚海配置了一支虎视眈眈的舰队。
不知是出于联军的疏忽还是罗伯特的警觉，他趁着风向的改变和浓雾的掩护，开辟出一条毫无阻碍的航路，诺曼人的部队在伊庇鲁斯的海岸安全下锚。大无畏的公爵率领20艘战力强大和装备齐全的战船，立即出发搜寻敌军，虽然他习惯于马上的冲锋陷阵，但还是很有信心将自己以及他弟弟和两个儿子的性命托付给海上的战斗。海洋的控制权由3次接战决定，地点都在科孚岛的视线范围之内，在前面两次战斗中，联军凭着技术和兵力的优势略处上风，但是诺曼人在第三次战斗中获得最后的全胜。希腊人那些轻型双桅战船在可耻的败逃中一哄而散，威尼斯人9艘艨艟巨舰进行顽强的奋战，7艘被击沉，2艘被俘获，2500名俘虏苦苦哀求饶命，还是难逃胜利者的毒手。东部帝国的臣民或盟友损失达1.3万人，使阿历克塞的女儿悲悼不已。吉斯卡尔虽然缺乏海战经验，却凭着才能渡过难关，每天傍晚下令撤退后，都会平心静气探讨可能被击败的因素，拟订最新的办法来补救自己的缺失，同时使敌人无法发挥优势。冬季使他停止前进，等到春天来临，再度激起他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雄心壮志。他不想穿越伊庇鲁斯的山丘，于是将部队转向希腊和岛屿，任何地点只要能夺得战利品来补偿他们的辛劳，就发起陆地和海上的联合作战，大家不仅英勇万分而且有丰硕的收获。他攻取塞法罗尼岛以后，计划因瘟疫流行受到致命的打击，罗伯特以70岁高龄丧命在帐幕里(1085年7月17日)。公众之间流传着谣言，怀疑他是被自己的妻子或是希腊的皇帝毒毙。
出师未捷身先死，使大家对他未来的功勋留存着无穷无尽的幻想，事实证明他建立了诺曼人丰功伟业的基础。一支胜利的军队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在混乱和惊愕的状况下向后溃退。阿历克塞曾为帝国的前途战栗难安，现在为获得解救而欣喜欲狂。载运吉斯卡尔残余人员的战船在意大利沿岸遭到海难，在海上找到了公爵的尸体，保存在韦诺萨的墓地，此处虽然埋葬着一位诺曼人的英雄，却是以贺拉斯的出生地而知名于世。罗杰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和继承人，立即继承了阿普利亚公爵这个卑微的职位。他的父亲出于敬重和偏爱，把部队留给英勇的博希蒙德来指挥。博希蒙德因而据以要求继承权，使国家陷入动乱不安的局面。直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对付不信神的异教徒，开辟了一个更为惊心动魄的战场，使他获得征服的光荣和伟大的胜利。
人的一生无论前途是光明还是暗淡，最终都会进入坟墓。罗伯特在阿普利亚和安条克的男性血胤到第二代都已绝灭，但是他的弟弟成为一个国王世系的祖先，把最早那位罗杰的名字以及他的征战和锐气，赋予大伯爵的儿子。诺曼亡命之徒的继承人出生在西西里，在4岁那年成为岛屿的统治者(公元1101年2月26日)，要是理性能暂时纵容这种符合道德却不切实际的统治愿望，他的命运就值得嫉妒。要是罗杰对于庞大的遗产感到心满意足，幸福和感激的人民就会祝福他们的恩主，如果一个睿智的政府能使希腊殖民地恢复到过去的繁荣时代，仅仅西西里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和权势，不必靠战争去取得和破坏。然而雄心壮志的大伯爵对于这些崇高的诉求一无所知，反而诉诸暴力和诡计的卑劣手段。他想得到巴勒莫不容分割的主权，其中有一半已经转让给家族的长房。他竭尽所能扩展卡拉布里亚的疆域，要超越原先在条约中所限制的范围。
阿普利亚的威廉是罗伯特的孙儿，也是罗杰的堂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罗杰于是焦急等待着他的去世。当他获得威廉英年早逝的消息，立即率领7艘战船出航，在萨勒诺的海湾下锚(1127 A.D.)，经过10天的谈判以后，接受诺曼首都的效忠誓言，下令要那些男爵服从，硬要态度很勉强的教皇给他举行合法的叙爵式，这时的教皇并不愿与强势的诸侯建立友谊关系或是产生敌对意图。贝内文托这个神圣的地点是圣彼得的世袭产业，他用很尊敬的态度给予赦免，但是占领卡普阿和那不勒斯在于完成伯父吉斯卡尔原来的规划，诺曼人征服地区的唯一继承权为胜利的罗杰所据有。他认为自己在权势和功勋方面已经无人可比，激起万丈豪情，不愿迁就公爵或伯爵的头衔，西西里岛和三分之一的意大利陆地可以构成一个王国的基础，仅仅逊于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两个君主国而已。
整个民族的首领都到巴勒莫参加罗杰的加冕典礼，毫无疑问他会公开宣布用国王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统治(公元1130年12月25日—1139年7月25日)，但是一个希腊僭主或一个萨拉森行政长官的例子，不足以证明他能合法具有帝王的身份，拉丁世界的9位国王拒绝承认他是新加入的成员，除非至高无上的教皇运用职权亲自为他举行登基的仪式。傲慢的阿纳克勒图斯乐意授予他国王的头衔，自负的诺曼人也低声下气提出恳求，但是英诺森二世赢得教皇的选举，开始攻击罗杰的合法身份。这时阿纳克勒图斯还安坐梵蒂冈的宝座，大获成功的流亡者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罗杰选择教会的赞助人运气欠佳，刚刚建立的君主国不仅根基动摇，而且遭到几乎翻覆的命运。
日耳曼的洛泰尔二世大举出兵，英诺森把罗杰革出教门，比萨出动舰队，以及圣伯纳德的宗教狂热，大家联合起来要消灭西西里的强盗。经过英勇的抵抗以后，诺曼君王撤离意大利大陆，教皇和皇帝任命一位新的阿普利亚公爵。这两个人各自抓住旗杆的一头，作为运用权利的象征，暂时停止双方的争执。然而这种充满猜忌的友情非常不稳，只保持了很短暂的时间：日耳曼大军很快因疾病和逃亡而烟消云散；阿普利亚公爵和追随者被一位征服者杀得一干二净，无论是过世或活着的人都得不到宽恕；无权无势然而生性傲慢的教皇，就像他的前任利奥九世一样，成为诺曼人的俘虏和朋友；伯纳德也用口若悬河的辩才来庆祝他们的交好，对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和德行表达崇敬之意。
国君为了表示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发动邪恶战争的忏悔，答应从现在起要高举十字架的旗帜。他用宗教的热忱完成誓约，没想到竟是如此顺遂，不仅可以获得利益也能报仇雪耻。西西里王国新近受到冤屈，使得罗杰要在萨拉森人的头目身上出气，诺曼人的血液混杂着众多的来源，让他们记得祖先在海上的劫掠行为，受到鼓舞要迎头赶上祖先的功绩，赢得更多的战利品。他们的实力处于巅峰的状态，要与正在没落的阿非利加强权一比高下。当年的法蒂玛系哈里发离开故土，前去征服埃及，把自己穿着的皇家斗篷作为礼物，还有40匹阿拉伯马、充满华丽摆设的皇宫，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王国的政府，全部送给他的奴仆约瑟夫，用来奖励其多年的功劳和谦卑的忠诚。泽伊里德人是约瑟夫的后裔，对于距离遥远的恩主不再有顺服和感激之心，攫走并且滥用繁荣所带来的成果，经过相当时间的发展成为东方的王朝，现在却衰弱到不堪一击，只是苟延残喘着。在陆地的这一边，他们遭到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压迫，这些摩洛哥的君王的宗教热情极为狂热。面对希腊人和法兰克人的入侵和袭扰，整个海岸全部敞开毫无防备，就在11世纪快结束之前，他们共勒索了20万金币的赎款。
罗杰第一次用兵(1122 A.D.)后，马耳他岛被并入西西里王国再也不能分离，等到后来成为军事和宗教的殖民地才备受尊敬。防备森严的滨海城市的黎波里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男子遭到屠杀而妇女被抓为俘虏，穆斯林经常如此，这倒是很正常的事。泽伊里德人将首都取名为阿非利加以表示来自这片国土，又称为马哈迪亚是为了纪念这座城市的阿拉伯奠基者。它建立在陆地的颈部，形势非常坚固，只是港口在防御上有很大的缺陷，就是邻近肥沃的平原都无法补偿这个弱点。西西里的水师提督乔治围攻马哈迪亚，一支有150艘战船的舰队，能充分供应带来灾祸的人员和器具。统治者已经逃走，摩尔人总督拒绝签下投降条约，不愿抵抗实在无法阻挡的攻击，带着穆斯林居民暗中脱离，把土地和财富舍弃给贪婪的法兰克人。在后续的远征行动中，西西里国王或他的部将占领突尼斯的城市，像萨法克斯、卡普西亚、博纳以及很长一块海岸地区，所有的城堡都派部队守备，整个区域成为纳贡的属国，可以夸耀阿非利加的征服行动，有些奉承之词将功劳全部归于罗杰善于用兵。等到罗杰逝世以后，武力的控制失去作用，他的继承人在统治方面产生问题，对于海外的属国忽略不理，最后只有撤离和放弃。西庇阿和贝利萨留的凯旋可以证明，进入和征服阿非利加大陆都没有多大困难，然而基督教世界伟大的君王和强权，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对付摩尔人却一再失利，因而摩尔人仍旧感到光荣，他们轻易征服西班牙并且施以长期的奴役统治。
自从罗伯特·吉斯卡尔亡故以后，诺曼人对东部帝国放弃敌对的意图已有60年之久。罗杰的政策是要与希腊君主建立公私两方面的联合，同盟的关系可以提升帝王的身份，使其更加尊贵。他要求娶科穆宁皇室的公主为妻，这是双方协商的起步，看上去进展会十分顺利。然而他的使臣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侮慢的接待，新即位国君因虚荣心受到伤害而勃然大怒，拜占庭宫廷犯下无礼的冒犯行为，依据国家之间的和战法则，要用无辜民众的受苦来赎罪。西西里的水师提督乔治率领70艘战船的舰队，出现在科孚的外海(1146 A.D.)，不忠的居民将岛屿和城市都奉送到他手上。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缴纳贡金总比接受围攻要少受很多苦难。这次的侵略行动在商业和贸易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诺曼人运用海洋将舰队散布开来，同时也散布在希腊行省。雅典、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备受尊敬的古老城市，都遭到抢劫和酷刑的暴力侵犯。雅典受到的损害没有留下可资证明的遗迹，古老的城墙围绕着富裕的底比斯，拉丁的基督徒可以用云梯攀登，所以城墙无法提供防护的作用。
福音书现在仅有的用途，是让合法的物主据以发出神圣的誓言，他们绝不隐瞒任何藏匿的财产，不论是来自继承的祖业还是勤劳的工作。在诺曼人快要接近时，科林斯下方的城市全部撤离一空，希腊人退到位于高耸山顶的要塞里，皮里尼最好的喷泉供应充沛的水源，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要是缺乏作战勇气，也可用筑城工艺或天然地势的优点来弥补。围攻的部队很快克服攀登高山的各种困难(这是他们唯一的辛劳)，他们的将领从这个制高点夸耀自己的胜利，为了证明他对上天的感激，就把主保圣徒狄奥多尔价值连城的圣像从祭坛上加以拆毁。乔治把蚕丝织工不分男女全部运到西西里，这可以说是战利品中最值钱的部分。他在将希腊勤奋熟练的工匠与怠惰怯懦的士兵相比之后，可以大声宣告，纺杆和织机是希腊人唯一能够使用的武器。
两桩显著的事件使这次海上征服闻名于世，那就是法兰西国王的救援和拜占庭首都的受辱。路易七世在经历不幸的十字军东征以后，从海上返国时被希腊人拦截，这种卑鄙的行为违犯了荣誉和宗教的原则。所幸诺曼人的舰队解救出皇家的俘虏，路易在西西里的宫廷接受自由和体面的款待以后，继续他的旅程到了罗马和巴黎。曼努埃尔一世不在都城时，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没有留下防卫的部队，也不会产生危险来临的疑虑，士兵都追随皇帝的旗帜向东方出征。现在教士和民众带着骇异和惊慌的神色，看到一列战船带着敌意出现，毫无畏惧地就在皇家的城市前面下锚停泊。西西里水师提督率领的兵力，不足以围困或攻击一个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都城，但是乔治很高兴有机会挫一挫希腊人的傲气，要向西方的水师标示出征服的路径。他要一些士兵登陆去采摘皇家花园的水果，特别指出目标，用银质箭头向着恺撒的皇宫发射，或许还用了可以引起燃烧的火箭。西西里海盗的举动不够谨慎，突然表现出带有戏谑性质的侵犯行为；曼努埃尔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内心激起一比高下的尚武精神，要用整个帝国的力量进行报复。
多岛之海和爱奥尼亚海满布他的分遣舰队和威尼斯的战船，说是数量多达1500艘，我们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甚至凭着想象也难以接受，何况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运输船、补给船和接驳小艇来供应所需的粮秣，然而有位拜占庭历史学家认为确有其事。这次作战行动的指导原则是要谨慎从事，而且要发挥高昂的斗志。乔治在返国的航行途中损失了19艘战船，都是与主力分离时为敌军所捕获。科孚在经过顽强的抵抗之后，只得苦苦哀求合法的统治者大发慈悲。除了俘虏以外，在东部帝国的疆域之内，没有发现诺曼国君的任何一艘船只或一个士兵。罗杰的事业和健康已陷入困境，他留在巴勒莫的皇宫，听取信差带来胜利或战败的消息。在每一次的战斗，曼努埃尔都置身在战线的前列，所向无敌的威名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亚历山大或赫拉克勒斯，受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异口同声的赞誉。
一位君王获得那样的声势以后，仅仅击退蛮族无礼的侵犯已经无法使他感到满足。曼努埃尔一世要重振帝国古老的尊荣，要光复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行省，要惩罚那位僭越冒充的国王，罗杰不过是一个诺曼家臣的孙子，这些都是曼努埃尔的权利和责任，也可能会带来利益和光荣。卡拉布里亚仍旧使用希腊人的语言和礼拜仪式，受到拉丁教士冷酷无情的迫害；阿普利亚在失去公爵以后，成为西西里王冠充满奴性的附属品，处处都受到束缚和限制。君主国的创建者罗杰用刀剑进行统治，他的逝世减轻了臣民畏惧的感觉，但是无法平息不满的情绪，封建政体通常会到处散播叛乱的种子。罗杰的侄子引狼入室，竟然邀请敌人进入他的家庭和国家。曼努埃尔身着紫袍的尊严、与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之间接连不断的战事，都使他无法登船从事意大利的远征行动。希腊国君派出的部将是作战英勇和出身贵族的帕拉罗古斯，他负责指挥一支舰队和军队，围攻巴里使他一举成名。在每一次的作战中，黄金和钢铁同样都是获得胜利的工具。萨勒诺和沿着西部海岸的一些地方继续对诺曼国王保持忠诚，但是在两场战役中，他把大陆的所有权丧失殆尽。个性谦逊的皇帝不屑于阿谀和虚伪的言辞，对于攻占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300座城镇或村庄，还是感到极为满意，就把名字和称呼刻在皇宫的墙壁上。只要盖上日耳曼恺撒的印玺，对于无论真正还是虚构的捐赠，心存偏见的拉丁人都会表示满意。但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拒绝承认可耻的借口，强硬主张他对意大利有不能废止的主权，公开宣称他要追击蛮族，直到越过阿尔卑斯山。
曼努埃尔一世为了巩固与东部盟友之间的关系，运用权谋的说辞、丰盛的礼物和无限的承诺，自由城邦受到鼓励要坚持原则，努力奋斗反抗腓特烈·巴巴罗萨的专制暴政。东部皇帝资助经费重建米兰的城墙，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把金钱像水流一样注入安科纳的腹地，威尼斯人因嫉妒而产生敌意，更加强了当地居民依附希腊人的决心。安科纳的位置和贸易使曼努埃尔能在意大利的心脏地区，配备一支重要的守备部队，这里曾经两次受到腓特烈大军的围攻，居民凭着自由的精神两次击退皇家的军队。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也在此鼓舞士气，只要是大无畏的爱国分子和最忠诚的服务人员，拜占庭宫廷都会将财富和职位作为答谢他们的报酬。高傲的曼努埃尔不仅藐视而且拒绝接受一个蛮族的共治者，他满怀希望想要剥下日耳曼篡夺者的紫袍，激发起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他顶着罗马皇帝的合法头衔，就像在东方一样也要在西方建立他的帝国。遵循这种观点，他要求罗马的人民和主教与他建立同盟关系。有些贵族支持希腊国君的宏图大志；他的侄女与奥多·弗朗吉帕尼举行盛大的婚礼，可以保证有权势的家族给予其大力的支持；他的皇家旗帜或画像在这个古老的大都会得到应有的尊敬。
等到腓特烈和亚历山大三世之间发生争执，教皇两次在梵蒂冈接见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使臣为了迎合他那虔诚的信仰，言不由衷地做出承诺要让两个教会团结起来，同时引诱他那苞苴公行的教廷，满足他们的贪婪，劝告罗马教皇要抓住腓特烈激起公愤的关键时刻，迎头痛击阿勒曼尼人野蛮的无礼行为，承认曼努埃尔一世能够真正代表君士坦丁和奥古斯都。
但是这些意大利的征服行动以及君临天下的统一大业，很快从希腊皇帝的手里溜走。曼努埃尔所提出的前几项要求被明智的亚历山大三世加以规避，因而中止了影响深远而又极为重要的变革，教皇也不可能因个人的争执而被引诱着放弃凭着拉丁名字所获得的永恒继承权利。等到他与腓特烈再度联合起来以后，说话的口气更专横，认可前任的行为，将拥戴曼努埃尔的人士革出教门，宣称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教会及帝国最后还是要分道扬镳。
伦巴第的自由城邦不再记得他们的国外恩主，曼努埃尔不与安科纳保持友谊的关系，很快就惹起威尼斯的敌意。希腊皇帝出于自己的贪婪或臣民的抱怨，在一时的气愤之下，逮捕威尼斯的商人，并且籍没他们的财产。东罗马帝国违反了国家的诚信原则，激怒了爱好自由和重视贸易的民族，100天内就有100艘战船下水完成整备。威尼斯人对达尔马提亚和希腊的海岸进行扫荡，在双方都受到相当损害后，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对于帝国而言很不光彩，就是共和国也得不到好处，要到下个世代才能对这些新仇旧恨做一个彻底的了断。曼努埃尔的部将向国君提出报告，他的实力强大可以镇压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国内叛乱，但是部队的条件很差，不足以拒止西西里国王迫在眉睫的攻击。他的先见之明很快获得证实，帕拉罗古斯去世以后，指挥权被授予几位军事首长，这些人都有很高的阶级，都同样欠缺军事的才能。希腊人在海洋和陆地全都失利，只有被俘的残留人员逃过了诺曼人和萨拉森人的屠杀，所有针对征服者个人或主权的敌对行动从此全都被放弃。
皇帝派出第二支军队登陆意大利海岸，西西里国王钦佩曼努埃尔的勇气和坚毅，于是罗杰用尊敬的态度写信给新一代的查士丁尼，恳求30年的和平或是休战(1156 A.D.)。他将曼努埃尔赐予他的国王头衔当成礼物收下来，承认自己是罗马帝国负责军事行动的诸侯。拜占庭的恺撒默认当前的主权状况，从来没有想过诺曼的军队能在麾下服务，何况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个意愿。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30年的休战协定没有受到敌对行动的干扰。等到这个期限快要终了时，曼努埃尔的宝座为一个毫无人性的暴君安德洛尼库斯所篡夺，这个恶汉为他的国家和人类所憎恨，实在是罪有应得。罗杰的孙子威廉二世愿为科穆宁家族的流亡人士主持正义。安德洛尼库斯的臣民像对朋友一样，对这些外来的陌生人致敬，因为他们厌恶统治者，当他是最坏的敌人。
拉丁的历史学家叙述4位伯爵率领舰队和军队，入侵罗马尼亚的快速进展，攻占很多城市和堡垒，命他们听令于西西里国王。希腊人指控并夸大对方犯下恶意和亵渎的残酷行为，特别是犯下洗劫帝国第二大城市帖撒洛尼卡的重罪。西西里哀悼这些所向无敌但毫无疑心的武士，他们竟遭到可悲的下场，居然为手下败将的计谋所消灭。希腊人则用凯旋的歌声赞美他们的同胞，在马摩拉或普罗蓬提斯海的海上、在斯特里蒙河的两岸、在都拉斯的城墙下面，不断获得光荣的胜利。希腊人激起一场革命，用来惩罚安德洛尼库斯的罪行，那些凭着宗教狂热和战斗勇气获得成功的叛徒团结一致反对法兰克人，有1万人在战场被杀，还有4000名俘虏任人处置，足以让新登基的皇帝艾萨克·安吉卢斯满足他的虚荣或报复心理。这个事件是希腊人和诺曼人之间最后的争执(1185 A.D.)，还不到20年，敌对的国家都已经丧失主权，或沦落在外国人的奴役之下，君士坦丁的继承人留在人世的时间不够长久，无法嘲笑西西里君主国的灭亡。
十一、威廉一世和二世的统治以及诺曼人的绝灭(1154—1204 A.D.)
罗杰的权杖继续传授给他的儿子和孙儿，虽然他们那“威廉”的称号会让人感到混淆，不过众所周知的“坏蛋”和“善人”的诨名，倒可以很容易将他们分辨出来，但这些诨名描述罪恶和德行的极致，严格来说却无法完全适用于任何一位诺曼君主。威廉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1154年2月26日到1166年5月7日)没有丧失家族的英勇精神，在遭到危险和感到羞辱时，也会诉诸武力奋起一战，但是他的性格昏庸、行为放荡、情绪冲动而且任性妄为，不仅要对自己的恶行负责，就是重用水师大提督马约，也要归于他的识人不明。马约滥用恩主对他的信任，还要在暗中谋害君王的性命。西西里自从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后，沾染上很浓厚的东方色彩，像苏丹的专制和排场，甚至他们的后宫制度。宦官的权势压迫和侮辱基督教的人民，并且公开认同或暗中信仰穆罕默德的宗教。那个时代有位口才动人的历史学家，描述国家所遭受的不幸：忘恩负义的马约有巨大的野心，但还是难逃败亡的命运；他派出的刺客在自首以后受到惩罚；国王原先被臣下监禁，后来获得解救；社会的动乱产生的私人宿怨都已私下了结；在威廉一世的统治时期和他儿子的幼年时代，各种相继产生的灾祸和争执，给巴勒莫、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大陆带来很大的痛苦。年轻、清白而又英俊的威廉二世(在位时间为公元1166年5月7日到1189年11月16日)受到举国的钟爱，所有的党派都达成和解，恢复法律和秩序。从平易近人的君王成年开始到他最后不幸早逝，西西里享受了一段短时期的和平、公正和幸福，相较于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恐惧，这种美好的生活更是无比宝贵。
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家族合法男性后裔到威廉二世完全断绝。他的姑母也就是罗杰的女儿，嫁给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君王亨利六世，他是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儿子，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维护妻子的继承权利，要求拥有帝国的冠冕。此举违背了西西里人民一致的意愿，看来只有靠武力才能登上帝座。我乐于转述历史学家法坎杜斯的文字和观点，他用爱国者充沛的情感和政治家的先见之明，描绘当时和当地所发生的情况：
君士坦提娅是西西里的女儿，她在襁褓中时，在幸福之岛受到愉悦和丰盛的哺养，接受文雅和良好的教育。蛮族获得我们的财产变得富足以后，就带着她离开这里，这时她又跟着野蛮的盟友一起回来，受人尊敬的双亲显现在世人面前的美德，全部都被她玷污。我已经目睹一群怒气冲天的蛮族蜂拥而来：我们那些富饶的城市，长久以来享受和平的乐土，在畏惧之下战栗，在杀戮中荒芜，为劫掠所毁灭，为酒色所亵渎。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市民受到屠杀或囚禁，我们的处女和贵妇受到强暴。在这种惨绝人寰的状况下(他质问一位朋友)，西西里人到底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只有毫无异议地推选出一位英勇而有经验的国王，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才能得到保护。对于轻浮善变的阿普利亚人而言，即使他们热心推动新的变革，我还是没有信心也不抱希望。要是卡拉布里亚沦陷，墨西拿的高耸塔楼、众多的青年以及水师的兵力，还可以保障海峡的航道抗拒国外的侵略。要是野蛮的日耳曼人与墨西拿的海盗结伙，他们就会用战火蹂躏物产丰盛的地区，就像经常受到埃特纳火山爆发带来的毁灭一样，这些高贵的城市即使没有受到蛮族敌意足迹的侵犯，还能有多少资源留给岛屿的内陆地区？卡塔纳再度被地震夷为平地，叙拉古的古老盛名在贫穷和孤寂中绝灭，但是巴勒莫仍旧享有帝王的冠冕，三层城墙保护基督徒和萨拉森人土生土长的群众。要是这两个民族在一位国王的统治下，为了共同的安全而团结起来，他们会用举世无敌的武力反击当前的蛮族。但是，如果萨拉森人为不断的伤害而劳累不堪，他们就会退避一旁或者揭竿而起。要是他们据有山区或海边的城堡，不幸的基督徒就会暴露在两面攻击之下，就像置身于铁锤和铁砧之间，不仅完全丧失希望而且难逃被奴役的命运。
我们不要忘记这位教士爱国家甚于宗教，他一直在找机会要与穆斯林结盟，因为伊斯兰教徒在西西里仍然人数众多而且势力强大。
法坎杜斯的希望获得初步的满足，至少能够达成意愿，那就是坦克雷德获得自由和共同的推举，他是第一任国王的孙儿，虽然身份是私生子，但在民政和军事上的表现出众，毫无瑕疵。他在生命中仅有的4年统治期间，率领部队到达阿普利亚最远的边陲地区，对抗日耳曼的强权和势力，使对方愿意送回皇家的俘虏——君士坦提娅本人，既没有对她造成伤害也不提赎金，就策略或理性而言，看来已超越最慷慨的程度。等到坦克雷德逝世以后，孀妇和幼儿所继承的王国很快灭亡，毫无挣扎之余地，亨利六世获胜的军队从卡普阿追击到巴勒莫。
亨利在军事上的成就，破坏了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平衡，要是教皇和自由城邦深入考量明显和实际的利益，就会将尘世和宗教的权势合并在一起，制止日耳曼帝国和西西里王国带来危险后果的联合。但是梵蒂冈经常受到赞许或责难的狡诈政策，在这种状况下变得盲从而且消极。传说亨利俯伏在地，切莱斯廷三世把皇冠从他的头上踢走，要是真有其事，像这种徒然无益的傲慢行动，只能使朋友借口取消应尽的义务，同时激怒敌人采取报复的手段。热那亚人很高兴在西西里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贸易和联盟，亨利对此表示无尽的感激，给予承诺要迅速展开行动，他们的舰队控制着墨西拿海峡，并且开放巴勒莫的港口。亨利进行统治的第一步行动，是针对这些不够明智的盟友，除了废止他们的特权，还要攫取他们的财产。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不和，使法坎杜斯最后的希望成为泡影，他们在首都发生冲突，后者有数千人被杀，但是幸存的教徒在山区负隅顽抗，扰乱全岛的和平达30多年之久。
腓特烈二世的政策是将6万萨拉森人迁移到阿普利阿的诺切拉。皇帝和他的儿子曼弗鲁瓦在对抗罗马教廷的战争中，基督之敌在他们的麾下服务，不仅加强了他们的实力，也带来令人羞辱的成就。外来民族的殖民地在意大利的心脏地区，维持他们固有的宗教和习俗，直到13世纪的末叶，安茹家族的狂热和报复使他们惨遭灭绝的下场。有预见性的演说家感叹这些灾祸的发生，日耳曼皇帝的残酷和贪婪更胜过这些灾难。他毁损和挖掘皇家的墓地，在皇宫、巴勒莫和整个帝国探测密藏的财宝，只要是值钱的珍珠和宝石全部拿走，有160匹马满载着西西里的金银财宝。年轻的国王和他的母亲以及姐妹、所有的贵族无论性别，全都被分别监禁在阿尔卑斯山的城堡，只要出现一点叛变谣传，这些俘虏不是丢掉性命就是被剜去眼睛，再不然就是受到阉割，丧失子孙绵延繁衍的希望。君士坦提娅也为国家的不幸遭遇一掬同情之泪，这位诺曼帝系的女继承人努力奋斗，要阻止专横丈夫的不法行为，为新生的儿子保有世袭的产业，他的儿子就是下个世纪鼎鼎大名的腓特烈二世皇帝。这次变革发生的10年后，法兰西的统治者并吞诺曼底公国(1204 A.D.)，古老公爵的权杖透过“征服者”威廉的孙女之手转移到金雀花王朝。冒险犯难的诺曼人曾在法兰西、英格兰和爱尔兰，以及在阿普利亚、西西里和东方，竖立起无数的胜利纪念碑，他们因胜利和奴役而迷失于这些曾经征服的国家中。
读者可以从西西里岛越过里海到达土耳其人或土库曼人最早的所在地，他们也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主要的对象。公元6世纪的西徐亚帝国很久以前就已解体，但这一称号在希腊人或东方人之中还是享有大名。从这个大团体所分裂出去的碎块，每个都成为势力强大和禀性独立的民族，散布在从中国到阿姆河与多瑙河之间辽阔的旷野上。匈牙利人的势力进入欧洲的共和国，亚细亚的宝座则被土耳其血统的士兵或奴隶所据有。就在阿普利亚和西西里被诺曼人的长矛所占领时，大群北国的牧羊人遍布波斯王国；塞尔柱人的君主从撒马尔罕到希腊和埃及的边界，建立起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帝国；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维持他们的主权和疆域，直到胜利的新月旗飘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上面。
伽色尼王朝的马穆德或称马哈茂德是最伟大的土耳其君王之一，他在基督纪元1000年时统治波斯的东部行省(997—1028 A.D.)。他的父亲塞贝克塔吉是教徒领袖的三等奴隶。但是在各等次的奴隶之中，第一等仅仅是名义上的奴隶，因为在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统治者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对巴格达的哈里发仍保持名义上的忠诚；第二等是政府的大臣或是萨曼王朝的部将，用反叛来挣脱政治性奴役加在身上的束缚；但是第三等则是上述叛徒家庭中真正的奴隶，塞贝克塔吉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凭着英勇和武艺擢升到最高军职，负责指挥伽色尼的行省和城市，心怀感激的主子让他成为女婿和继承人。衰落的萨曼王朝开始受到臣属的保护，最后还是被这些人颠覆。在社会的骚乱状况下，马哈茂德的财产继续增加。“苏丹”的头衔是为了他而首度创造出来的，他统治的王国从河间地区扩张到邻近的伊斯法罕，从里海的海岸到印度河的河口。不过他发起圣战来对付印度斯坦的印度教徒，才是获得名声和财富的主要来源。
我用来叙述他在外国事功的篇幅并未超过一页，然而他的12次远征行动以及所有的会战和围攻，就是用整卷书来叙述，也只能简述过程而已。无论是严酷的气候、高峻的山地、不毛的沙漠、兵力优势的敌人还是无坚不摧的战象，都不会使伊斯兰的英雄感到惊慌和沮丧。伽色尼的苏丹超越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国境，经过3个月的行军以后，越过克什米尔和西藏的山岭，到达上恒河地区著名的城市基诺吉，同时在印度河一条支流的水上作战中，迎战并且击败当地土人的4000艘船只。德里、拉荷和木尔坦都被迫开城投降。富裕的古扎拉特王国激起他的野心，也吸引他停留下来，基于贪婪的心理迁就徒然无用的计划，想要在南方的大洋发现出产黄金和香料的岛屿。“拉甲”只要支付贡金就可以保有主权，人民可以保住生命和财产，但是对于印度斯坦的宗教，狂热的穆斯林不仅残忍而且冷酷无情。数以百计的庙宇和浮屠被夷为平地，数以千计的偶像都被摧毁破坏，先知的仆人受到这些贵重物质的激励，拆除的金银珠宝成为他们到手的报酬。
第乌是葡萄牙人最后还能保有主权的地点，附近有一个称为苏姆纳特的浮屠位于古扎拉特海岬，拥有2000个村庄的税收，2000名婆罗门在这里献身服侍神明，每天早晨和傍晚要用遥远的恒河运来的水替神净身。更下一阶的服务人员包括300名乐师、300名理发匠和500名舞女，这些人的家世或容貌都出类拔萃。这座庙宇三面受到海洋的保护，狭窄的峡道用一个天然或人工的悬崖来加强防御的力量，城市和相邻的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宗教狂热者。他们承认基诺吉和德里所犯的罪孽和应受的惩罚，要是有不够虔诚的外人胆敢接近神圣的区域，必然会被神明报复的霹雳打得粉身碎骨。马哈茂德的信仰激起他那无所畏惧的勇气，以挑战印度神明来作为对自己的考验，前来膜拜的信徒有5万名被穆斯林的标枪戳死。他们用云梯爬上城墙，圣所受到亵渎，征服者瞄准偶像的头部，用他的铁锤矛奋力一击。据说战栗的婆罗门愿意奉上1000万镑作为赎金，最有见识的军师据理力言，毁灭一座石头神像无法改变印度教徒的内心，奉献这样一笔巨款倒是可以拯救真正的信徒。苏丹回答道：“你们讲得很有道理，但是绝不要让后代子孙把马哈茂德看成一个贩卖偶像的商人。”他还是不停地用锤矛击打，发现大量的珍珠和红宝石藏在雕像的腹部，这也可以解释婆罗门的虔诚是何等奢华。这座偶像的贵重碎片分别被送到伽色尼、麦加和麦地那，巴格达听到这个富于教化意义的故事，哈里发为了表示对马哈茂德的敬意，特别给他加上“穆斯林信仰的护法者”的头衔。
看到这些民族的历史，我只有离开血流成河的道路，去搜集一些知识或德性的成果。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这个名字在东方仍旧受到尊敬，臣民享有繁荣与和平的无上恩典。他的恶行为宗教的帘幕所遮盖，有两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的公正和气度。
其一，当他坐在议事厅里，有位满面愁容的臣民俯首在宝座的前面，指控一个土耳其士兵的无礼侵犯，把他从自己的家中和床上赶走。马哈茂德说道：“你现在暂时不要喊冤，只要他下次再来就赶紧通知我，我要亲自前去惩处犯法的士兵。”臣民在前面带路，苏丹跟在后面，派卫兵包围住屋，逮捕抢劫和通奸的罪犯，熄灭所有的火把，宣判这个士兵的死刑。等到他的宣判被执行完毕以后，火把重新点燃，马哈茂德俯伏在地上祈祷，起来以后要求提供一些家常的食物，贪吃的样子像是非常饥饿。这个可怜人在冤屈得到报复以后，没有办法压住心头的诧异和好奇，善体人意的国君亲自解释这种奇怪行为的动机：
按照常情判断，除了我那个胆大妄为的儿子以外，没有人敢犯下这种罪行。所以我要熄灭所有的灯火，这样能在主持正义的时候，不受亲情的影响，可以完全依法从事。我的祈祷是要感谢真主能发现罪犯。我的伤心是如此痛苦，以致我听到你的诉怨以后，三天都没有进饮食。
其二，伽色尼苏丹向西部波斯的统治者步武王朝宣战，接到对方母后的来信就解散大军，把他的入侵延后，等待她的儿子长大成年。这位手段高明的摄政在信上说道：
我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我总是担忧你有并吞的野心。他是君王也是士兵，值得你动武用兵。现在他已经过世，把权杖交给妇孺之辈，所以你不必冒险犯难就可乘虚而入。你的征服无法获得荣誉，失败会带来更大的羞耻，而战阵之事完全掌握在至高无上的真主手中。
利欲熏心这个唯一的缺陷玷污了马哈茂德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管多么富裕，还是不能满足他贪得无厌的心理。东方人一直言之凿凿，说他有数百万的黄金和银块，一个人即使再贪婪也无法累积这样多的财富，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数量庞大，自然界的手艺也无法创造这么多的产物。然而印度斯坦的土壤中埋藏着很多贵重的金属，它的贸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在赚取世界的金银，这些从来没有被人动过的战利品，首次为伊斯兰的征服者所攫走。他的一生直到最后结束的日子，所有行为始终在表明据有这些财富的虚荣心，那就是获得这些财富是如何艰辛，拥有它们是如何危险，以及失去它们是如何不可避免。他在伽色尼的宝库巡视巨大而为数众多的密室，泪水突然迸出，再度封闭这些库门，对于这些没有希望保有的财富，还是不愿分出任何一部分赐给他人。次日他校阅军队，一共有10万名步卒和5.5万名骑兵，再加上1300头战象，再度为人类伟大功业的变幻无常而哀泣不已。土库曼人带有敌意的进逼使他的忧虑更是苦涩不堪，是他把这个民族带进波斯王国的腹地。
现代的亚洲处于人口减少的状况，政府和农业的正常运作只限于城市附近的地区，距离遥远的乡村被放弃给阿拉伯人、库德人和土库曼人的游牧部落。土库曼人有两个主要的分支，分别从里海的两岸向前发展。位于西部的聚落集结着4万士兵，东部显然很少接触外来的旅客，但是这部分的实力更为强大，人口更多，数量增加到10万个家庭。在文明开化的民族当中，他们保存着西徐亚原始的生活方式，随着季节的改变迁移他们的营地，在毁弃的皇宫和寺庙里放牧牲口。羊群和牛只是他们仅有的财产，圆形的帐篷上面覆盖着毛毡，按照旗帜的颜色非黑即白。羊皮外衣是冬季的穿着，棉布的长袍是夏天的服装，男子的面孔饱经风霜，看着极为凶狠，妇女的容貌非常柔和可爱。他们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维持尚武的风气，并不断演练，习惯于骑马的战斗方式，相互之间以及与邻人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可以展现出英勇的气概。他们付很少的贡金给土地的领主，取得放牧的许可，但部族的审判权掌握在酋长或长者的手里。
东部的土库曼人是最古老的种族，首次迁徙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在哈里发的式微和部将处于战力弱势的状况下，锡尔河这处天堑经常受到侵犯，或赢或输的寇边以后，有些游牧的部落接受了伊斯兰信仰。河间地区和卡里斯姆有广阔的平原和怡人的气候，他们在这里得到自由扎营的权利。土耳其人的奴隶渴望登上宝座，对这种迁徙的行动加以鼓励，可以征兵充实部队的战力，使他们的臣民和敌手产生敬畏之心，保护边疆，对付突厥斯坦更为粗野的土著。这些策略为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所滥用，已经超过前代所发生的案例。塞尔柱人有一位住在布卡拉地区的酋长伊斯梅尔，使马哈茂德得到教训知道自己犯了错。苏丹想要知道，究竟能获得多少人员才可以满足军队的要求。伊斯梅尔回答道：“要是你派人将这样的箭矢送一支到我们的营地，就有5万人骑在马上听候差遣。”马哈茂德继续说道：“要是这个数目还不够用怎么办？”“送第二支箭矢到巴里克旗，就会再增加5万人。”伽色尼的苏丹掩饰住焦急的神色说道：“但是，如果我坚持要求全部兵力，包括你的亲属所拥有的部落，那又该怎么办？”伊斯玛最后回答道：“将我的弓送过来，等到传檄四方，就有20万人马听从召集的命令。”马哈茂德对他们之间坚定不移的友情还是感到忧心忡忡，就把最让人感到难以处理的部落迁移到呼罗珊的腹地，利用阿姆河的阻隔将他们与亲人分离，并从四面八方围住听命的城市所建的城墙。但是这片领土成为诱惑的目标，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惧怕，只要伽色尼的苏丹离开国内或是死亡，统治的强制力量立即松弛下来。牧羊人变为强盗，成群的流寇聚集起来就是征服者的军队，哪怕是遥远的伊斯法罕和底格里斯河地区，波斯人同样感受到掠夺寇边的痛苦。
土库曼人就勇气和人数来说，与亚洲最傲慢的统治者相比较，绝不会自叹不如也不会心存畏惧。马苏德是马哈茂德的儿子和继承人，长久以来忽略明智的“奥姆拉哈”提出的劝告。他们一再劝说：“你的敌人最初只是一群蚂蚁，现在已经变为小蛇，要是不赶紧将他们彻底消灭，很快就会成为长着毒牙的巨蟒。”经过反复不断的休战协定和敌对行动，他的部将有时被击败，有时获得局部的胜利，最后苏丹亲自率领部队进军对抗土库曼人，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蛮族发出野性的叫嚣和不成章法的奔袭。波斯的历史学家说道：
马苏德身陷敌军阵列之中，单独对抗手执利刃的人潮，展现出超人的神力和无畏的行动，过去从来没有一位国王有如此英勇的表现。只有少数几位朋友为他的刀剑和作为激起高昂的士气，追求荣誉的决心更加强了他们的斗志，拼尽全力支持君主的出击。他只要挥舞致命的长剑，敌人不是被砍倒在地，就是急忙向后退走。但是就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厄运随后而至，当他环顾四周的状况时，发现除了他亲自指挥的团队以外，全军都在争先恐后四散逃走。
有些土耳其人出身的将领出于怯懦或反叛而背弃伽色尼王朝，在岑德坎会战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牧羊人的国王在波斯建立他们的朝代。
胜利的土库曼人立即开始推举一位国王，要是拉丁历史学家的记载有几分可信，就能知道他们决定用抽签来选出新的统治者。在一批箭中每支都刻着部落、家族和候选人的名字，然后一名儿童用手从这扎箭中抽出一支，托格鲁尔·贝格(1038—1063 A.D.)获得最重大的奖品。他是米凯尔的儿子和塞尔柱的孙子，后裔子孙建立伟大的事功，使“塞尔柱”这个绰号能够永垂不朽。马哈茂德苏丹为精通氏族的宗谱学而感到自豪，对塞尔柱家族却一无所知。然而这个种族的创始者很明显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知名酋长塞尔柱，他竟敢闯入君主的后宫，因而被逐出突厥斯坦，带着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包括他的朋友和家臣，渡过锡尔河，在撒马尔罕附近地区落脚，皈依穆罕默德的宗教，在对抗不信者的战争中获得殉教者的冠冕。塞尔柱活到107岁，比儿子更长寿，照料两个孙子托格鲁尔和雅法，45岁的长孙在皇家城市尼沙布尔被授予苏丹的头衔。
决定接位的候选人完全靠运气，从托鲁格尔的德行证明抽签之事非常得当。赞誉土耳其人勇猛，是毫无必要的话，托格鲁尔的抱负不下于他的勇气，他运用武力将伽色尼王朝赶出东部的波斯王国，逐渐向印度河的两岸发展，要寻找抵抗较少而财富更多的征服行动。他在西部消灭步武王朝，伊拉克的权杖从波斯人手里传给土耳其民族。塞尔柱人的弓箭使这些君王感受到威胁，产生畏惧的心理，都跪在尘土中叩头求饶。征服米底或阿德比津以后，他已接近罗马人的疆界。被视为牧羊人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竟敢派遣一名使臣或是传令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缴纳贡金和听命服从。托格鲁尔在他的疆域之内是士兵和人民的父亲，运用坚定和平等的统治手段，将波斯从混乱的不幸局面中解救出来，这个沾满鲜血的人成为法律秩序和公众安宁的保护人。
土库曼人当中最粗犷也可能是最聪明的部落，继续住在祖先所使用的帐篷之中，从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由这些土著的君王保护和扩张他们的军事殖民地。但是在宫廷和城市的土耳其人，官位和职权使他们的行为变得高雅，休闲和欢乐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软弱，他们模仿波斯人的穿着、语言和习俗，尼沙布尔和雷伊的皇宫展现出一个大国的规模和格局。建立功勋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被擢升到政府的高位，整个土耳其民族用炽热和诚挚的态度接受穆罕默德的宗教。由于类似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那些遍布欧洲和亚洲北部的蛮族就此分离，再也无法复合。在伊斯兰教徒当中，就和在基督徒中一样，他们那模糊的当地传统屈从于优势体制的理性和权威，也屈从于古代的名声和民族的认同。《古兰经》的胜利更为纯洁和值得赞许，因为它没有借助任何可能会吸引异教徒的偶像崇拜的方式。最早的塞尔柱人苏丹以信仰的虔诚和狂热知名于世，每天实施5次祷告并且要让真正的信徒参加，每星期的头两天要举行额外的斋戒。托格鲁尔为皇宫整建基础之前，先在每个城市完成一所清真寺。
塞尔柱的儿子诚心皈依《古兰经》，对于先知的继承人产生孺慕的尊敬心理。虽然巴格达和埃及的哈里发具有崇高的特性，却仍旧发生争执，每位对手都恳求有实力而又不识字的蛮族，凭着他们的判断来证实他们的头衔。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公开宣称，他赞同阿拔斯的世系，对于法蒂玛王朝的使臣所呈送的官服，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忘恩负义的哈希姆基于运道的变迁要改弦更张，对岑坎德会战的胜利大声欢呼，把塞尔柱的苏丹称为他在尘世的代理人，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托格鲁尔对于这个极为重要的托付，不仅全力贯彻而且扩大范围，被请去解救哈里发卡耶姆，他服从神圣的召唤，运用武力获得一个新的王国。教徒领袖在巴格达的皇宫还是昏睡不醒，成为受到尊敬的幻影。步武王朝的君主是他的臣属(其实是主子)，无法再保护哈里发免于出身卑微的僭主的无礼冒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埃米尔发起叛变，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面都受到压迫。巴格达恳求一位征服者的亲临，将之看作是带来祝福和恩赐，兵刀战火的短暂灾祸可以当作剧烈而有益的治疗，能够恢复国家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宁。波斯的苏丹率领一支无敌的大军从哈马丹出兵(1055 A.D.)：态度傲慢的人难逃被歼灭的命运，俯伏在地就会得到宽恕。步武王朝的君王绝灭，最顽强的叛徒都被砍下头颅放在托格鲁尔的脚前，托格鲁尔让摩提尔和巴格达的人民受尽痛苦，使他们获得顺从的经验和教训。等到惩治罪犯和恢复和平以后，身登大宝的牧羊人接受他那辛勤工作所应得的报酬，一部庄严的喜剧表现出宗教传统超越蛮族权力的胜利。
土耳其苏丹乘船在底格里斯河上航行，到达拉卡的城门前面登岸，在万众瞩目之下公开乘马进入城市。为了表示恭敬，他在皇宫的门口下马，然后开始步行，埃米尔没有携带武器，在前面领路。哈里发坐在黑色帘幕的后面，阿斯拔王朝特有的黑袍披在肩上，手里拿着真主的使者生前所用的木杖。东部的征服者亲吻地面，站起来保持最谦逊的姿态，首相和一名通译引导他来到宝座的前面。等到托格鲁尔坐上另一张宝座以后，公开宣读委任书，承认他是先知代理人在尘世的部将；陆续授予他7件官服，赠给他7个奴隶，分别是阿拉伯帝国7个地区的土著；供他使用的神奇帷幕发出麝香的气味，两顶皇冠置放在他的头上，两把弯刀挂在他的身侧，作为他统治东部和西部的象征。就职典礼举行完毕，苏丹欲行跪拜之礼，却被婉拒，他两次亲吻教徒领袖的手，传令官宣布他的头衔，穆斯林齐声发出欢呼。
第二次拜访巴格达时，塞尔柱君王再度从敌人手里救出哈里发，很恭敬地牵着骡子的缰绳，在前面步行把他从监狱送到皇宫。托格鲁尔的姐妹嫁给先知的继承人，婚姻关系使他们的联盟更为坚实，卡耶姆毫不犹豫地接受一个土耳其处女进入他的后宫，然而他摆出高傲的姿态拒绝将女儿许配给苏丹，高贵的哈希姆家族不能与西徐亚牧羊人的血统混杂。协商的时间拖延了几个月，直到卡耶姆的收入逐渐减少，等于警告他仍旧逃不过主子的手心。皇家的婚礼以后接着是托格鲁尔的逝世(1063 A.D.)，没有留下子女，就由侄儿阿尔普·阿斯兰继承苏丹的头衔和特权(1063—1072 A.D.)，穆斯林的公开祷告颂扬托格鲁尔的名字，顺序是在哈里发的后面。但阿拔斯王朝在这场变革之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自主和权力，土耳其国君坐在亚洲的宝座上，对于巴格达的内政很少产生猜忌之心。波斯王朝的现况和缺陷暴露出最大的弱点，现在教徒领袖获得解救，不再为羞辱的命运而感到坐立难安。
自从哈里发的权势式微以来，内讧和堕落的萨拉森人开始尊敬罗马的亚洲行省，这些都是胜利的尼西弗鲁斯、齐米塞斯和巴西尔所光复，一直延伸到安条克和亚美尼亚的东边国界。巴西尔二世逝世后25年(1050 A.D.)，他的继承人突然受到蛮族的袭击，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种族，能够将西徐亚人的英勇和新改信者的宗教狂热结合起来，运用谋略和财富组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君主国。无数的土耳其骑兵散布在从陶里斯到阿尔泽鲁乌姆600英里长的边界，有13万基督徒丧失生命，成为阿拉伯先知最乐意接受的祭品。然而托格鲁尔所运用的武力和作为，没有让希腊帝国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蛮族的洪流冲过毫无抵抗的原野，苏丹围攻一座亚美尼亚城市，结果无功而退，殊少人知的敌对行为因为世事的盛衰变迁而继续推动，或是停顿不前。马其顿军团的英勇善战反而使亚洲征服者重建名声。阿尔普·阿斯兰这个名字的本意是“威武之狮”，在大众的观念里用来描述一个完美的男子汉。托格鲁尔的继承人表现出个性炽热和心胸开阔的气概，真不愧是代表皇家气势的猛兽。他率领土耳其骑兵部队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卡帕多细亚的首府恺撒里亚，主要是受到圣巴西尔教堂的名气和财富所吸引。这座建筑物有坚实的结构，破坏者无从下手，于是把镶嵌在壁龛和圣所大门的黄金和珍珠全部取走，而且还亵渎主保圣徒的遗骨，遗骨早已覆盖让人肃然起敬的古老铁锈。
阿尔普·阿斯兰对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完成了最后的征服(1065—1068 A.D.)。亚美尼亚的王国名称和民族精神都被消灭，人工修筑的城堡工事被君士坦丁堡的佣兵部队毁弃。这些外来者毫无诚信可言，资深老兵拿不到薪饷也没有武器，新征兵员缺乏经验或训练。这个重要边疆地区的丧失只不过是当天的新闻而已，正统基督徒既不表惊奇也无感伤之意。这样一个骨子里沾染聂斯托利派和优迪克派恶习的民族，被基督和圣母将他们送到异教徒的手里。土生土长的格鲁吉亚人和伊比利亚人不辞艰辛，防守着高加索山脉的森林和峡谷，然而土耳其苏丹和他的儿子马立克，不屈不挠从事这场圣战。所有的俘虏被迫承诺宗教和尘世的服从，要是不信者仍旧追随祖先的礼拜方式，就被强迫戴上一个马蹄铁，取代他们的颈圈和手镯成为耻辱的象征。不过，这种改变并没有诚意也不普遍，在奴役的时代，格鲁吉亚人维持君王和主教的继承权利。但是这一族的人获得上天的厚爱，塑造出最完美的形体，现在却因贫穷、无知和恶习而堕落，他们对基督教的认知和实践也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之所以没有沦为异端邪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识字，无法记得形而上的信条。
伽色尼王朝的马哈茂德无论是真正的宽宏大量，还是运用欺骗的手法，阿尔普·阿斯兰都不会加以仿效，他毫不迟疑就对希腊皇后优多西娅和她的子女发动攻击。他的进军等于是向她发出警告，迫得皇后将自己和她的权杖交到一位军人的手里，罗马努斯·狄奥吉尼斯(1068—1071 A.D.)被授予皇帝的紫袍，登基以后不到两个月，爱国的热诚和高傲的个性便驱使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在神圣的复活节庆典期间上战场，就时机的选择而言最引起反感。狄奥吉尼斯在皇宫不过是优多西娅的丈夫，只有到了军营才是罗马的皇帝，同时他要尽力面对当前的情势，运用供应不足的资源，发挥所向无敌的勇气。在他的精神和成就的鼓舞之下，士兵获得教导采取行动，臣民获得信心产生希望，敌人获得教训感到畏惧。土耳其人突入弗里吉亚的腹地，苏丹却将战争托付给他的埃米尔来处理。为了保护征服行动的成果，为数众多的分遣部队散布在亚细亚地区。他们满载着战利品，毫无纪律可言，在分离的状况下为希腊人所击败。皇帝的积极作为使他的御驾亲征更是倍增声势。当敌人听说他的远征行动指向安条克时，他们在特拉布宗的小丘已感受到他的部队所发挥的威力。在3次极其艰辛的战役中，土耳其人被赶过幼发拉底河。罗马努斯四世发起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战役，以解救亚美尼亚。一片荒芜的土地使他不得不运送所需补给品，主要是两个月的粮草。他挥军前进，开始围攻马拉兹克德，这个重要的堡垒位于现代城市阿尔泽鲁乌姆和凡恩的中途。皇帝的大军总数至少有10万人，弗里基亚和卡帕多细亚的乌合之众也来增援君士坦丁堡的部队。但真正有实力的作战单位是由欧洲的臣民和盟友所组成，像马其顿的军团和保加利亚的骑兵部队；还有摩尔达维亚人的一个旗，名叫乌齐，他们的种族也算是土耳其人；最重要的部分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的佣兵和亡命之徒组成的队伍。巴利奥尔那位英勇的乌泽尔，是苏格兰国王的亲戚或祖先，指挥持着长矛的骑士进攻，他们对于武器的运用可以先声夺人，或是采用希腊人的战斗方式，按照皮瑞克战舞的步伐前进。
阿尔普·阿斯兰接到敌人大胆入侵的报告，已经威胁到他所继承的疆域，亲自率领4万人马飞快到达作战现场，迅速而灵活的部队行动使兵力占优势的希腊人感到沮丧和惊慌。苏丹击败了对方的主将巴西拉修斯，首次展现出他的英勇仁慈。罗马努斯四世在占领马拉兹克德以后，竟然极为不智地选择分兵。他企图召回法兰克人的佣兵部队，还是徒劳无功，这些心怀鬼胎的盟友拒绝服从命令，他也不愿浪费时间等待他们归队。乌齐人弃营而去使他充满忧虑和疑惧。他仍然反对周围人员提出的对他最有利的劝告，不顾一切拔营前进，企图速战速决。要是他接受苏丹很公平的建议，罗马努斯不仅可以全身而退，或许也能确保双方的和平解决，但他认为这个提案是敌人畏战或示弱的表现，用侮辱和挑衅的语气回答：“蛮族若是期望和平，就要从占领的地区撤走，让罗马人扎营，要双手奉上雷伊的城市和宫殿，作为表示诚意的保证和誓言。”
阿尔普·阿斯兰对于这个极为自负的要求感到可笑，但是也为即将有如此多的伊斯兰教徒阵亡而伤心流泪。在虔诚的祈祷以后，他公开向大家宣布，要是有任何人想要离开战场，都可以获得他的同意。他自己动手将坐骑的尾巴绑紧，将惯常使用的弓和箭换成一根锤矛和弯刀，穿上白色的服装，全身敷上香粉，告诉大家要是他战败，此地就是他的坟墓。
苏丹很高兴自己能不用投射武器，但是战胜的希望还是要依靠土耳其骑兵使用的弓箭，他将骑兵中队部署成松散的新月队形。罗马努斯把军队编成一个实心的方阵，取代希腊战术的连续战线和预备队的运用。方阵在进击时可以施加无坚不摧的压力，却很难保持原有的队形，也无法持久，何况蛮族的抵抗讲究技巧而且保持着一定的弹性。他在这场散漫而无结果的战斗中浪费了大半个夏日的时间，基于谨慎的着眼和部队的疲劳，不得不退回自己的营地。然而面对作为积极的敌人，要从阵前撤离是非常危险的行动，他们的队标刚刚转到后方，坚固的方阵马上就解体，可能是出于安德洛尼库斯可耻的怯懦，或许是更可耻的猜忌。他是对罗马努斯怀有敌意的皇族，这种行为是对他的出身和恺撒的紫袍的羞辱。在这个混乱和疲乏的时刻，土耳其骑兵中队发射的箭矢有如阵雨般落下，声势大振的新月队形两边的弯角在希腊人的后方合围。在军队受到摧毁和营地受到洗劫的状况下，已经无须提及希腊人被杀或被俘的数量。拜占庭的作家哀悼一颗无价明珠的丧失，他们忘记提到，在这个重要的日子，罗马的亚洲行省已经无可避免地遭到牺牲的命运。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罗马努斯想在收容和整顿残部以后，再去救出残存的军队。皇帝所在的中央位置，四周已经没有掩护的兵力，被战胜的土耳其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仍旧鼓起勇气负隅顽抗，坚持战斗，直到白昼的结束。勇敢而忠诚的臣民都追随他的旗帜，现在都在四周阵亡。皇帝的坐骑已被杀死，本人也受了伤，然而他还是屹立不倒，发挥大无畏的精神，直到一大群人强行把他压倒在地，并且用绳索把他绑住。擒获一位皇帝的光荣可以得到最高的奖赏，一名奴隶和一名士兵因而发生争执。奴隶曾经看到他坐在君士坦丁堡的宝座上，士兵在作战中完全残废，证明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罗马努斯的武器、珠宝和紫袍都被抢走，在战地度过可怕而危险的夜晚，身处一群毫无秩序的卑贱蛮族中间。皇室身份的俘虏在清晨被送到阿尔普·阿斯兰那里，他甚至还怀疑皇帝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直到使臣的报告辨明他的身份，还有巴西拉修斯悲惨的面貌，流着眼泪一直抱住不幸统治者的脚。君士坦丁的继承人穿着平民服装，被引导到土耳其人的议事厅，受到指示在觐见亚洲之主时，要俯身亲吻地面。他很勉强地从命行礼，阿尔普·阿斯兰从宝座上站起来，传说他用脚踩住罗马皇帝的颈项。这种状况就事实而言非常可疑，如果苏丹顺从一个民族的习俗而施加侮辱，那么个性固执的敌人对于他其余的行为，就不会赞不绝口，说苏丹的行为能够在最文明的时代提供仁慈的榜样。阿尔普·阿斯兰立即将被俘的皇帝从地上扶起来，3次紧握住他的手表示亲切的同情，一再保证他的生命和尊严不会受到侵犯，认为自己也是君王，知道尊敬对手的高贵身份，了解到气运的盛衰荣枯。罗马努斯从议事厅被引导到邻近的帐篷，苏丹官员的接待非常气派，态度殷勤有礼，让他每天两次坐在苏丹餐桌最尊贵的位置。8天的谈话都很亲切而且毫不拘束，征服者没有表现出一句话和一个眼神的侮慢。但是他严辞谴责那些不忠不义的臣民，竟然在危险的关头抛弃他们最为英勇的君主，同时也温和地劝告他的敌手，在这场战争中他犯了很多的错误。
在最初的谈判中，阿尔普·阿斯兰询问他期望接受哪些处置的方式，皇帝保持平静无所谓的态度，显示出他有自由奔放的心灵。罗马努斯说道：“要是你残忍，就会夺取我的性命；要是你骄傲而又自负，就会把我拖在你战车的后面；要是你考虑到利益，就会接受赎金并且放我回国。”苏丹继续问道：“要是你的军队受到命运的眷顾，你会表现出哪种行为？”希腊人的回答泄露出他的感受，然而无论是从谨慎还是感恩的角度来说，他都应该把这种情绪隐藏在内心深处才对。他面露凶光地说道：“要是我把你打败，就会用鞭子狠狠抽你一顿。”土耳其的征服者对于俘虏的无礼言辞一笑置之，他说，基督教的律法是教导信徒要爱他们的仇敌，原谅伤害他们的人。这时阿尔普·阿斯兰用高贵的态度宣布，他决不仿效自己所谴责的行为。经过反复的商讨之后，苏丹指示释放俘虏，并确定和平协定的条款：被俘皇帝的赎金是100万枚金币，每年的贡金是36万枚金币，皇家的子女缔结婚约，在希腊人权势管辖下的穆斯林全部获得自由。罗马努斯在签署条约时发出一声叹息，这种结局真是羞辱帝国的尊严。他立刻被授予一件土耳其的官袍，被俘的贵族和大公来到君主身边，苏丹用殷勤有礼的拥抱与他作别，并且赠送贵重的礼物和一支武装卫队。他抵达帝国的边界就接到消息，所有的地方和行省拒绝向一名俘虏效忠。他费尽力气才张罗到20万枚金币，权势消退的国君只能运去部分的赎金，很伤心地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感到非常可耻。苏丹出于豪侠仗义或是雄心壮志的抱负，准备要赞助他的盟友进行复国的大业。但是罗马努斯的战败、囚禁和死亡，使他的企图无法实现。
在和平条约中，看不到阿尔普·阿斯兰向被俘的皇帝强行索取任何行省或城市的条款，因为打了胜仗获得的战利品已使他报仇雪耻获得满足，还有从安条克到黑海，整个安纳托利亚都成为他囊中之物。亚细亚最美好的区域遵从他的法律：1200位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儿辈，全部站立在他的宝座前面，20万士兵打着他的旗帜进军。苏丹不屑于追击有如丧家之犬的希腊人，认为征服突厥斯坦才能获得最大的光荣，因为这里是塞尔柱家族的发源地。他从巴格达向着阿姆河的两岸移动，河上的桥梁已遭破坏，仅是运过部队就耽搁了20天的时间。贝泽姆总督、卡里斯姆人约瑟夫，使伟大国王的进军受到延误，因为他坚守要塞对抗东部的强权。当他成为俘虏被送进苏丹的御帐时，英勇的行为没有受到赞许，对方严厉谴责他的顽固和愚蠢。叛徒无礼的回答激怒了苏丹，下令把他绑在四根木柱上，要让他受尽痛苦才气绝身亡。听到这样的命令以后，绝望的卡里斯姆人拔出短剑，不顾一切冲向宝座。四周的卫士举起战斧，他们忠于职守的行动为阿尔普·阿斯兰所阻止。他是那个时代技术最高明的射手，在拉开弓的时候脚打滑了一下，箭矢从约瑟夫的身边擦过，于是他的胸膛被短剑刺中，叛徒立即被砍成数块。致命的伤势使土耳其君主给后世傲慢的国王留下临终的谏言。阿尔普·阿斯兰说道：
有位智者在我年轻的时候向我提出劝告，在真主的面前一定要谦卑，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蛮力，绝对不可轻视最不起眼的敌人。我忽略了这些宝贵的教导，粗心大意得到应有的惩罚。昨天，我从万人之上的宝座上注视我率领的军队，凭着他们的数量、纪律和锐气，就会使地球在我的脚下战栗。这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汝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举世无敌的伟大武士。”这些军队不再为我所有，就是因为我太相信自己的武艺，才会让一个凶手得逞。
阿尔普·阿斯兰拥有土耳其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德性，他的见解和气度博得世人的尊敬。他的脸上留着浓厚的长髯，宽大的头巾就像戴着一顶皇冠。苏丹的遗体保存在塞尔柱王朝修建的墓地中，旅客读了上面的铭文一定会受益良多：“啊!你看到阿尔普·阿斯兰的光荣上达天庭，赶快前往迈鲁，就是葬身尘土之中，也已经是死而无憾。”铭文和坟墓最后毁损无遗，更可以证实人类的伟业无法永存。
阿尔普·阿斯兰在世时，他的长子已经被公认为土耳其人未来的苏丹。等到父亲过世，有一位叔父、一位堂兄和一个弟弟出来与他争夺王位，他们拔出弯刀将追随者集结起来。马立克在三方大战中获得胜利，建立自己的声誉，确定长子继承的权利。在每一个时代(特别是亚洲)，对权力的渴求会引起类似的激烈情绪，也会使社会陷入同样的混乱状况。但是，从连续不断的内战中，很难找到比这位土耳其君王格言所展现的更纯洁、更开阔的心胸。在一次会战的前夕，马立克在图斯进行祈祷，这个地点正好在伊玛目黎查的坟墓前面。苏丹从地面站起身，就问跪在旁边的首相尼扎姆，心里要向真主恳求的目标是什么，大臣的回答很谨慎也可能很诚挚：“我祈求真主让你的军队获得胜利的冠冕。”禀性宽大的马立克说道：“拿我个人来说，要是我的弟兄对穆斯林的统治做得比我更好，我乞求万军之王夺去我的性命和皇冠。”天堂的有利意见为哈里发所批准，教徒领袖这个神圣的头衔第一次传授给一名蛮族。然而就这名蛮族的功勋和帝国的扩张而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到波斯和叙利亚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他率领一支兵力庞大的军队，开始进军征服突厥斯坦。他在渡过阿姆河之际，雇来运送军队的船夫都在抱怨，他们的报酬被指定用安条克的税收来支付。苏丹绷着脸对这种荒谬的做法感到不悦，首相非常有技巧的奉承话使他面露笑容：“这并不是要延后支付他们的报酬。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遥远的地点，是要让后代的子孙记得，安条克和阿姆河都臣属于同一位统治者。”但是这样叙述他的国界不够正确而且范围受到局限，在越过阿姆河以后，他攻占和降服了布哈拉、卡里斯姆和撒马尔罕这些城市，反叛的奴隶或是独立的夷狄只要敢抗拒，全都难逃被歼灭的命运。马立克渡过锡霍河或称锡尔河，这里是波斯文明最后的界线，突厥斯坦的各旗都屈服于最高霸权之下。他的名字刻在钱币上面，也出现在喀什噶尔的祷告之中，这个鞑靼王国位于中国的边境。马立克从中国的边界把直接的管辖权力和封建的统治方式，一直向着西方和南方延伸，最远到达格鲁吉亚的山区、君士坦丁堡的近郊、耶路撒冷神圣的城市，以及阿拉伯·费利克斯生长香料的丛林。
牧羊人出身的国王并没有待在后宫过奢侈的生活，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在采取行动和投身战场。皇家的营地不断移动，每个行省陆续感受到他莅临所带来的福分。据说他前后12次巡视面积广大的疆域，远超过在亚洲的统治者居鲁士和所有的哈里发。在这些远征行动之中，以麦加的朝圣最为虔诚，表现出富丽堂皇的气象。军队保护商队的行动自由和安全，他的施舍非常丰富，使市民和朝圣客有发财的机会，荒凉的沙漠也有可以休养生息的地方，是由他修建，然后供给同胞使用的。狩猎给苏丹带来欢乐，能够满足他的热情，出猎的队伍有4.7万人马。等到土耳其人完成杀戮的追捕工作之后，根据获得的数量，每有一只猎物他就赐给穷人一枚金币，表示国王不应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消遣上，这是小小的赎罪，以人民的经费来补偿人民的损失。他的统治享有和平与繁荣，亚洲的城市装点着宫殿、医院、清真寺和学校，很少有人在离开他的议事厅时没有得到赏赐和酬劳，绝不会有人在他那里无法得到公平和正义。
塞尔柱的皇室恢复波斯的语言和文学，要是马立克与一位权势不如他的土耳其人相互竞争，看谁更为慷慨好施，他的宫殿就会回响起100名诗人的赞颂之声。苏丹对历法的改革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和关注，召集东方的天文学家举行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先知的一项法规，穆斯林限用太阴历，各月份按照不规律运行的方式出现。然而波斯从琐罗亚斯德的时代开始，对太阳的运转有了了解并且据以举行年度的庆典，等到信奉祆教的帝国灭亡以后，历法的置闰被忽略，分和时微量的误差累积成为以日为计算的单位，春季的起始日期从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宫移到双鱼宫。马立克的统治以格拉勒安纪元的历法最受人赞誉，时间的计算修正过去或未来的误差，已经超越儒略历的水平，在精确度上接近格列高利历的要求。
欧洲在这个时期被野蛮的习性所浸染而不能自拔，亚洲的光辉灿烂应该归功于土耳其征服者的温驯受教而非学识渊博。智慧和德行的主要部分来自一位波斯首相尼扎姆，他在阿尔普·阿斯兰父子统治期间管理整个帝国的政务，是东部最为卓越的大臣之一，哈里发尊之为宗教和学术的贤哲之士，深得苏丹的信任，被视为权力和法律最忠诚的代理人。在负责政事30年以后，首相的名声以及他的财富和职位成为罪行的证据。他的垮台在于一名妇女和一名敌手的图谋窥伺。首相的顶戴和角质墨水盒是职位的象征，一次草率的声明加速他的失势：他说这两者借着神谕的力量，与苏丹的宝座和冠冕发生联系。年高德劭的政治家在93岁时被他的主子罢黜，受到敌人的指控，最后为一名宗教狂热分子所谋害，尼扎姆的遗言可以证实他的无辜。首相死后，马立克的余日已经不多而且每况愈下，伊斯法罕事件是他自取其辱。苏丹的构想是要把巴格达的哈里发迁走，自己定居在伊斯兰世界的首都。穆罕默德弱势的继承人获得10天的延缓，在这个期限结束之前，这个蛮族受到死神的召唤。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奉命提出请求，他要娶一位罗马公主为妻，但是这个意见最后不了了之，阿历克塞的女儿不愿成为牺牲品，对不近情理的联姻表示出厌恶之意。马立克的女儿被许配给穆克塔迪哈里发，附带着专横的条件，那就是他必须断绝与妻妾来往，要永远忠于这个值得尊敬的联姻。
土耳其人的伟业和团结随着马立克沙王的身死而覆灭。他的弟弟和4个儿子争夺他留下的宝座，经过连续不断的内战，幸存的竞争者签署条约取得协议，塞尔柱家族的长子和主要的旁支永久瓜分整个波斯帝国。4个更年轻的王朝分别是克尔曼、叙利亚和罗姆，克尔曼统治着广大而又偏僻的疆域，位于印度洋的海岸；叙利亚王国则赶走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君王；值得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入侵小亚细亚罗马行省的罗姆王朝。马立克的政策是宽厚待人，所以才使他们获得擢升。他允许出于同一血统的王侯，甚至就是在战场上被他击败的对手，凭着个人的雄心壮志去建立新的王国，就是把那些狂热进取的人员带走，他也不会表示不快，因为这些人留下来会扰乱他统治的安宁。身为家族和国家最有权势的领袖，波斯最伟大的苏丹博得皇家弟兄的服从，并且让他们按时缴纳贡金。无论是谁坐上克尔曼、尼斯、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宝座，还是身为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埃米尔，都要在马立克的权杖庇护之下，才能竖起自己的旗帜。即使是阿塔贝克家族，以及散布在西部亚洲草原的土库曼人各旗，莫不如此。马立克过世以后，团结和服从的队伍开始松弛，最后只有散伙。在塞尔柱家族的纵容之下，他们把继承王国的权利授予他们的奴隶。用东方人的风格来形容，就是有一群君王从他们脚下的尘土中升起。
库图米什是皇族出身的诸侯，是伊兹拉的儿子和塞尔柱的孙儿，在反抗阿尔普·阿斯兰的战争中丧生，仁慈的胜利者在他的墓前流下同情的眼泪。他有5个儿子，全都孔武有力而且热衷权势，一心要为父亲报仇，拔出弯刀反对阿尔普·阿斯兰的儿子。两支军队在等待攻击的信号。这时，哈里发无视自己那威严的身份，他本该远离世俗的事物，竟然介入此事要进行调解：
你们这些兄弟不应有阋墙之争以致两败俱伤，何况大家都出自名门，也是虔诚的教徒，要把你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在圣战中打败希腊人，他们才是真主和他的使者势不两立的仇敌。
双方都听从他的呼吁，苏丹拥抱这些反叛的亲人，他们的长兄是英勇的索利曼，接受皇家的旗帜，对于罗马帝国从阿尔泽鲁乌姆到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行省，以及西部那些不知名的地区，都可以按照个人意志进行征服，在他的统治和支配之下成为世袭的产业。索利曼在4个弟弟的陪同下渡过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人的营地立即设置在弗里吉亚的库台及附近地区，疾驰的骑兵部队所经之处成为一片焦土，最远到达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地区。自从帝国的权势陵夷以来，小亚细亚半岛经常受到波斯人和萨拉森人为时短暂的入侵，当然也会带来破坏和毁灭。然而持续的征服行动所获得的成果，却保留给土耳其苏丹单独享用，正因为希腊人渴望统治那片饱受摧毁的国土，才会引狼入室。罗马努斯遭到囚禁以后，优多西娅生性软弱的儿子在皇冠的压力之下，过着6年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同一个月内发生两次叛变，使东部和西部的行省全部沦陷。主使者都用尼西弗鲁斯这个共同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姓是布里恩尼乌斯和波塔尼阿特斯，可以用来分辨欧洲和亚洲的帝位觊觎者。
在苏丹的会议室里，把他们提出的理由，也可以说是承诺，加以权衡，经过一段犹豫不决的时间以后，索利曼宣布支持波塔尼阿特斯，对反叛的部队开放毫无障碍的通道，能够从安条克向着尼斯进军，把新月的旗帜加入十字架的阵营。等到索利曼的盟友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苏丹在克利索波利斯或称斯库塔里的郊区获得殷勤的款待，一支2000土耳其人的部队被运到欧洲，他们的武艺和勇气帮助新即位的皇帝打败并俘虏了他的敌手布里恩尼乌斯。但征服欧洲所付出的昂贵代价是牺牲亚洲，君士坦丁堡丧失了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对岸行省的服从和税收。土耳其人稳扎稳打向前发展，在山区的关隘和河流的渡口加强守备的力量，这样一来根本没有希望要他们撤离或是将他们驱走。后续的帝位候选人也恳求苏丹的帮忙，梅利塞努斯穿上紫色袍服和红色官靴，跟随着土耳其人的营地一起移动，一位罗马王侯的召唤对失去勇气的城市产生引诱的作用，他很快将他们交到蛮族的手中。阿历克塞的和平条约确定希腊人保有的权利，由于畏惧罗伯特，迫得他向索利曼寻求友谊。苏丹过世后，阿历克塞才将统治的力量扩展到尼科米底亚，离君士坦丁堡约60英里，这里是罗马帝国东方的边界。只有特拉布宗的两边有海洋和山岭可以固守，在黑海的终端保留一个希腊殖民地的古老特色，也保留了基督教帝国的未来。
自从哈里发开始进犯以来，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崛起，是教会和帝国所遭遇到的最为可悲的损失。由于传播穆斯林的信仰，索利曼真无愧于“加齐”，也就是神圣卫教者的称呼。他使用罗马人的名字所建立的新罗姆王国，成为东部的地理名词之一。国土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再从黑海到叙利亚的边界，有银、铁、明矾和铜等非常丰富的矿产，盛产谷物和葡萄酒，繁殖牛群和最优良的马匹。吕底亚的财富、希腊的艺术、奥古斯都时代的光辉，仅存在于书籍和废墟之中，在西徐亚征服者的眼中，同样都是古代已经湮灭的事物。然而虽然安纳托利亚当前处于衰败状况之下，其仍旧保有一些社会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其数量、规模和富足与拜占庭帝国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丹的选择是将皇宫和城堡建立在比提尼亚的都城尼斯，这样一来，塞尔柱人的罗姆王朝将政治中枢设置在离君士坦丁堡100英里的地方。正统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宣示的基督神性，在同一个庙宇之中受到土耳其人的否认和嘲笑。清真寺中宣讲唯一的真主和穆罕默德的使命，学校里教导着阿拉伯人的知识，宗教法官依据《古兰经》的律法判案，各城市流行着土耳其人的习俗和语言，土耳其的军营遍布在安纳托利亚的山地和平原。在缴纳贡金和遭受奴役的艰苦条件之下，希腊的基督徒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然而他们最神圣的教堂受到亵渎，教士和主教受到侮辱，被迫忍受异教徒的胜利以及自己弟兄的背叛，数以千计的儿童身上留下割礼的刀痕，还有数以千计的俘虏成为服务主人的奴隶或泄欲的玩物。
在失去亚洲以后，安条克还对基督和恺撒保持着原有的归顺，但是那个孤独的行省得不到罗马人任何可能的援助，四周被穆罕默德的势力包围得水泄不通。陷入绝望之境的菲拉里图斯总督，已经准备牺牲他的宗教和忠诚，要不是他的儿子匆忙赶到尼斯的宫殿，愿意将这价值极高的珍贵之物呈献到索利曼的手里，就无法阻止他犯下滔天的罪行。野心勃勃的苏丹跨上马背，12个夜晚(他在白天休息)行军600英里。这种冒险行动极其神速而又机密，使安条克为之慑服，那些唯安条克马首是瞻的城市，远及拉奥狄凯亚以及边界的阿勒颇，都追随首府的行动。从拉奥狄凯亚到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或称为圣乔治的内海)，索利曼征服和统治的地区扩张到吕西亚的山岩和黑海之间，延伸出的距离是30天的行程，宽度也有10到15天的行程。土耳其人对航海的技术一无所知，使东部皇帝在极不光彩的状况下能保住一段时期的安全，但等到被俘的希腊人为他们建造200艘船的舰队以后，阿历克塞只有躲在首都的城墙里发抖。他那哀怨的书信向着欧洲散发，用来打动拉丁人的同情心理，并且诉说君士坦丁所建造城市的危险、虚弱和富有。
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耶路撒冷，使人感到很大的兴趣，这里很快成为各民族的舞台。居民在与欧玛尔签署的投降协定中，提出保证宗教自由和财产安全的要求，但是条款的解释权却掌握在主子的手里，要是提出争论就会有性命危险。在哈里发统治的400多年里，耶路撒冷的政治气候始终变化无常，一时狂风暴雨，接着就艳阳高照。由于改宗者和人口的增加，穆斯林占有全市四分之三的数量也是很正常的事。但还是有一个特区保留给教长以及他的教士和民众，缴纳两块金币的贡金作为保护费，基督的墓地和复活教堂仍旧由信徒掌管。在这些信徒中，人数最多而且最受尊敬的那部分，对耶路撒冷而言都是外来的陌生人。圣地的朝拜在阿拉伯人的征服以后，不仅没有受到制止，反而更为兴盛。配合着悲哀和愤怒的情绪，更能激起宗教的狂热，促成大家献身于这种极为危险的旅行。成群结队的朝圣客不断从东部和西部前来参拜基督的墓地以及附近的圣所，尤其在复活节期间更加热闹，希腊人和拉丁人、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科普特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各自维持着他们会所的礼拜堂、教士和贫穷的教友。这么多的语言发出协调的祈祷声音，这么多的民族在他们的宗教所共有的庙宇里礼拜，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人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基督教派的宗教狂热因仇恨和报复带来更多的痛楚，在一个宽恕敌人和受苦受难的弥赛亚国度里，他们却渴望要统治和迫害同教的兄弟。
法兰克人凭着进取的精神和人口的数量，确立了自己优势的地位，势力强大的查理曼保护着朝圣的拉丁人和东部的正统基督徒。这位虔诚的皇帝出手大方的施舍可以纾解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的贫穷，慷慨的奉献建立及修复巴勒斯坦很多所修道院。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人物哈伦·拉希德，尊敬他的基督徒兄弟查理曼，认为他在能力和权势方面同样高人一等，他们经常互赠礼物和派遣使节，友谊始终稳定坚固。哈里发并没有放弃实质的统治权，就把圣墓甚至耶路撒冷城市的钥匙送给皇帝。在加洛林王朝日益衰微的状况下，东部的贸易和宗教使阿尔马菲共和国赚取高额的利润。他们的船只运送拉丁朝圣客到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海岸，再加上许多有用的进口物品，自然能够获得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青睐，愿意与之建立联盟的关系。在髑髅地山头创设每年一度的市集，意大利商人也在耶路撒冷建立圣约翰修道院和医院，这是僧侣和军事阶级的滥觞，现在他们仍旧统治着罗得岛和马耳他岛。要是基督徒的朝圣客满足于崇敬一位先知的坟墓，穆罕默德的门徒不仅不会责怪，反而会模仿这种虔诚的行为。然而这些僵化的唯一真神论者，对于崇拜一位出生、死亡和复活的神，感到极为骇异和震惊，将正统教会的圣像视为偶像崇拜。复活节前夕在圣墓点燃的神奇火焰，穆斯林看来真是啼笑皆非。这种出乎虔诚的欺骗伎俩最早出现在公元9世纪，拉丁人的十字军对此非常珍视，希腊、亚美尼亚和科普特教派的教士每年要表演一次，完全是为了本身或僭主的利益，愚弄无知和轻信的观众。在每一个时代，利益的概念都可以强化宗教宽容的原则，千千万万外来客的消费和贡金，使君王和埃米尔的岁入每年都在增加。
当权杖从阿拔斯王朝转移到法蒂玛系哈里发的手中，对圣地而言不仅无害反而更为有利。居住在埃及的统治者易于感受到基督徒贸易的重要性，巴勒斯坦的埃米尔距离帝座的公正和权力不会过于遥远。然而第三代的法蒂玛系哈里发是恶名昭彰的哈肯姆，这位狂暴的青年既不敬天也不畏人，一味纵情于邪恶与专制，他的统治可以说是集罪孽和愚昧之大成。他根本不理会埃及古老的习俗，强迫妇女要接受绝对的监禁，种种的限制激起两性反抗的喧嚣。这些不满的叫嚣激起他的愤怒，古老的开罗有一部分陷入火海，卫队和市民接连多日从事血腥的战斗。哈里发在开始时宣布自己是满怀热情的穆斯林，是清真寺和学院的创立者或赞助人，出资雇人抄录1290部用金字书写的《古兰经》，而且颁布诏书，根绝上埃及的葡萄树。然而他为了满足虚荣心，希望能引进一种新的宗教，使自己的名声能超越一位先知，称呼自己是至高真主可见的形影，在人间经过9次的转世，终于以帝王的身份出现。所有活着和去世的人都把哈肯姆当作他们的主上，提到他的名字要跪在地上表达宗教的崇敬。他在开罗附近的山间举行神秘的仪式，1.6万名改变宗教的信徒签名表示对他的信仰忠诚不移。利巴努斯山区的德鲁斯人是一个崇尚自由而又黩武好战的民族，到目前为止，仍旧相信这个疯子和暴君的生平和神性。
哈肯姆在扮演属神的角色时，痛恨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看成是竞争对手的奴仆，同时还保留偏见的观念或审慎的态度，对穆罕默德的律法信誓旦旦表示赞同。他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地方，残酷和恶意的迫害行为造成一些殉道烈士和许多叛教分子，各个教派的共同权利和特定权益同样受到忽视，他颁布一道遍及全国的禁令，取缔外来人士和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声望最隆的复活教堂是基督徒世界的庙宇，被夷为平地(1009 A.D.)。复活节神奇的火光被迫中断，运用世俗的劳力去摧毁山岩的洞窟，那是圣墓的主体结构。欧洲的民族听到这些亵渎神圣的报道，无不感到惊愕万分和痛心疾首。然而他们并没有武装起来去保卫圣地，倒是把犹太人看成向蛮族秘密献策的谋士，对于他们被烧死或放逐感到非常满意。哈肯姆本人的喜怒无常或真心悔改，就某些程度而言使耶路撒冷的苦难有所舒缓，当这个暴君被他的姐妹派出刺客暗杀时，他已经签署一道修复基督徒教堂的皇家敕令。
后续的哈里发恢复宗教和政策的既定方针，再次采用信仰自由和宽容的原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给予虔诚的协助，圣墓在废墟中耸然矗立。经过一段短暂的禁食之后，朝圣者用更大的胃口来参加宗教的盛宴。到巴勒斯坦的海上旅程经常会发生危险，安全抵达的机会并不很大。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在日耳曼和希腊之间打开一条安全的通道。圣斯蒂芬是这个王国的使徒，他的仁慈能够救助和引导旅途中的基督徒弟兄，使他们在一个基督教的帝国疆土上顺利穿越1500英里的行程，从贝尔格莱德来到安条克。法兰克人的朝圣热潮极为风行，超过以往所有的时代，道路上布满各个阶层男男女女的尸体，他们轻视自己的生命，所求只是亲吻救世主的坟墓。君王和高阶教士放弃尘世的权柄，像这样为数众多的虔诚商队是一支大军的先锋，在后续的时代里打着十字架的旗帜向前进军。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30年，门兹的大主教以及乌得勒支、班贝格和拉蒂斯邦的主教，发起从莱茵河到约旦河极为辛劳的朝圣行程，追随的会众竟然有7000人之多。
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隆重的接待，招摇的财富引起野蛮的阿拉伯人发动攻击，他们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只有拔刀相向，最后被围困在迦百农的村庄里，只有花钱请法蒂玛王朝的埃米尔前来解围给予保护。在朝拜圣地以后，他们乘船到达意大利，但是仅有2000人安全返抵故乡。因古法斯是“征服者”威廉的秘书，一直随着朝圣的队伍同行，从诺曼底出发时，他注意到30名体格健壮而且装备精良的骑士，等到在回来的路上翻越阿尔卑斯山，只剩下20名一身褴褛的朝圣客，手里拿着木杖，背上背着行李。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在打败罗马人以后，他们的安宁为土耳其人的入侵所干扰。卡里斯姆人阿特西兹是马立克沙王的一位部将，率领一支战力强大的部队进入叙利亚，运用饥馑和武力的手段攻下大马士革。霍姆斯和行省其余的城市，全部承认巴格达的哈里发和波斯的苏丹，胜利者势如破竹直抵尼罗河的两岸。法蒂玛王朝准备逃到阿非利加的腹地，但卫队的黑人和开罗的居民发起背水一战的反击，将土耳其人逐出埃及的边界。阿特西兹在撤退时，肆无忌惮地屠杀和抢劫，邀请耶路撒冷的法官和公证人到营地，将他们处死以后接着屠杀3000名市民。阿特西兹的残忍和失利很快受到图库什苏丹的惩处，他是马立克沙王的兄弟，用更高的头衔和强大的兵力，确保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塞尔柱家族在耶路撒冷掌权有20年之久(1076—1096 A.D.)，但是圣城及所属地区的继承权被托付或放弃给奥尔托克埃米尔，他是土库曼人一个部落的酋长，等到他的儿子被驱离巴勒斯坦以后，就在亚美尼亚和亚述的边界建立两个王朝。
东部的基督徒和拉丁人的朝圣者对这场变革感到懊恼不已，因为变革并没有让哈里发实施正常的统治，双方也没有产生古老的联盟关系，反而使北方的异族将沉重的铁枷锁套上他们的颈项。伟大的苏丹在他的宫廷和军营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波斯的技艺和习俗，但是整个土耳其民族，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仍旧散发出沙漠强悍的气息。从尼斯到耶路撒冷这些亚洲的西部国家，都处于国内和国外冲突不断的烽火之中，巴勒斯坦的游牧民族在未定的边界掌握不稳的权力，既无闲暇也无能力去等待通商和宗教自由所带来的缓慢利益。朝圣者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前，立即成为私下抢劫或公开压迫的牺牲品，在获准参拜圣墓之前，他们早已受不住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而倒下，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土库曼人带着天生的野蛮习性，或是新近的宗教狂热，要去侮辱每一个教派的教士，教长被揪着头发拖过街道扔进地牢里，以利用教友的同情心去勒索赎金。复活教堂进行的神圣礼拜仪式，受到这些主子粗鲁和野蛮的扰乱。悲惨的传闻激起西部数百万的群众产生愤恨的情绪，他们要举起十字架的旗帜进军，前往解救圣地。然而，要是与哈肯姆单单一件亵渎神圣的行为比较，这些累积的恶行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拉丁基督徒对于哈肯姆还不是耐心地忍受下来!现在一种更为轻微的刺激却在他们后裔的内心中挑起难以克制的仇恨，一种崭新的进取精神从宗教的骑士制度和教皇的尘世统治中产生，触及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这种感觉使欧洲的心灵发生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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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据有耶路撒冷以后过了20年，有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前来参拜圣墓。他是法国人，出生在皮卡第 行省的亚眠，看到基督徒在朝圣期间受到欺侮和压迫，极为气恼，顿生同情之感，提到耶路撒冷教长的处境更不禁热泪盈眶。他在热诚探问之下，得知东部的希腊皇帝根本没有将耶路撒冷放在心上，这样一来要他们如何能有获得拯救的希望。教长对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极为不满，将他那败德的恶行和虚弱的国势全部揭露出来，隐士听了以后高声叫道：“我要唤醒欧洲的强国对你伸出援手。”果真如此，欧洲听从了隐士的呼吁。甚为惊异的教长在他辞行时，交给他表示信任和申诉的书函，于是彼得在巴里上岸以后，马上赶去参见罗马教皇。他的身材矮小而且容貌猥琐，但是两眼炯炯不可迫视，谈吐有力，坦诚直爽，能打动对方的内心，让对方乐意听从他的教诲。他出生于上流社会的家庭(我们采用现代常见的用语)，过去在邻近的布涅格伯爵麾下服行兵役，后来伯爵成为第一次十字军的英雄人物。彼得很快抛弃军旅生涯和红尘世界，如果这个传闻没有错，原因在于出身贵族的妻子既老又丑，使他毫无留恋之情，离开家庭进入修道院，最后自己找了一个隐居之地。苦修和孤独的环境使他的身体憔悴，内心出现各种幻想，凡是所愿都令他信以为真，凡是所信都会在梦中见到，甚至产生灵魂出窍的感觉。朝圣客从耶路撒冷返乡，都会成为宗教狂热的信徒，但是他的疯狂已经超过那个时代常见的状况。
教皇乌尔班二世 把他当成先知，极力赞誉他的构想带来光荣，答应召开大公会议给予最大的支持，鼓励他到各处去宣扬“拯救圣地”的理想。教皇的批准激起他百折不回的勇气，负起传教士虔诚的使命，很快穿越法兰西和意大利的行省。他的饮食简单又有节制，冗长的祈祷充满热烈的情绪，接受布施后，转手分配给需要的人。他光着头赤着脚，羸弱的躯体裹着一件粗布衣服，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展现耶稣受到磔刑的模样。他骑着驴子的模样在众人看来，是如此的圣洁，可以服侍至高无上的神人。他在教堂、街巷和大道对无数的群众宣讲福音的道理。这位隐士无论是进入皇宫还是木屋，都抱着泰然自若的神情，召唤大家忏悔和从军，人民全都热烈响应。他描述巴勒斯坦的土著和香客遭受的痛苦，每个人都被激起恻隐之心。当他请求英勇的武士前去保护他们的教友和救世主时，每个人的心胸都燃起气愤的怒火。他用姿态、眼泪和失声的叫喊来弥补语言沟通的限制。他自认可以向基督和圣母诉求，能与天国的圣徒和天使谈话，即使他欠缺理性又有什么关系。就是雅典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对他的成功也只能甘拜下风。粗鲁不堪的宗教狂热分子已经被如愿煽起高涨的情绪，基督教世界对教皇的会议和敕令失去等待的耐性。
个性豪迈的格列高利七世 赞成欧洲用武装来对付亚洲的权谋，他的信仰和抱负散发出炽热的情感，这些在他的书信中表露无遗。从阿尔卑斯山两侧，5万名正统教徒自愿投效到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身为使徒的继承人宣示自己的意图，要亲自率军出阵攻打那群邪恶的穆罕默德信徒。执行这次神圣任务的荣誉或是羞辱，虽然在情理上不应归于个人，但已经留给乌尔班二世来承担，他是格列高利七世最受信任的门人。乌尔班二世着手进行对东方的征战，这时他的对手是拉文纳的吉尔伯特，后者据有罗马大部分地区，正在加强各种守备工作，要与乌尔班争夺教皇的头衔和地位。乌尔班期望将西方的强权团结起来，在一个帝王与教会分道扬镳、人民与国君离心离德的时代，他和前任教皇都用破门罪来威胁皇帝和法兰西国王。
法兰西的腓力一世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婚姻是通奸的结果，受到各方的责难，使他极为愤怒，但他为了获得宗教上的支持，只能尽量容忍。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维护叙任式的权力，那就是主教的任职要经过他的核定，用赠送指环和牧杖当成信物。但是皇帝在意大利的党派，被诺曼人和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部队所粉碎，他的儿子康拉德的叛变和妻子的丑闻 ，使得长期的争执更为恶化。在君士坦斯和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他的妻子承认有多次卖淫的行为，因为他不尊重她的荣誉，也不在乎自己的颜面，她被迫从事这一切无耻的勾当。
乌尔班的壮举如此深得民心，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他在普拉森提亚召开大公会议(公元1095年3月)，主要成员是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勃艮第、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200位主教，此外还有4000名教士和3万名世俗人物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主座教堂都无法容纳这么多人，7天的会议就在城市附近的平原上举行。
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的使臣被介绍给与会者，特别在大会中陈述统治者面临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险。胜利的土耳其人是基督徒的共同敌人，只隔着狭窄的海峡在虎视眈眈。使臣用恳切的言辞针对拉丁君王的自负极力奉承，同时诉诸策略和宗教的需要，提出劝告要在亚洲的边界将蛮族击退，否则就会与他们在欧洲的腹地遭遇。听到东部教友这些悲惨和危险的情况，与会人员都禁不住流下泪来，满腔热血的战士大声宣布他们已经完成出发的准备。希腊使臣在离开时，获得保证会尽快派遣实力强大的援军。解放耶路撒冷的计划不仅庞大，而且路途遥远，现在又将援救君士坦丁堡包括进去。审慎的乌尔班要留到下次宗教会议做出最后的决定，他提议同年秋天在法国某座城市举行。短暂的延期可以扩散宗教狂热的火焰，在一个由士兵组成的国家可以保持最大的成功希望， 他们不仅以家族的名声而自傲，而且激起更大的抱负要与英雄人物查理曼一比高下。在众所周知的特平 传奇故事中，查理曼完成了占领圣地的伟大任务。基于亲情或虚荣的不为人知的动机，乌尔班的选择受到影响。他是法国人，是出身克吕尼的僧侣，在他的同胞中第一个登上圣彼得的宝座。教皇已炫耀过他的家庭和行省，现在处于这种显赫的地位，还有什么比起重访年轻时代谦卑和劳累的场所，能使他感到更大的喜悦和满足？
罗马教皇在法兰西的腹地搭建法庭，要当众对他们的国王判处破门罪，这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但只要获得对11世纪的法兰西国王更为正确的评估，我们的惊讶就会很快消失无踪。腓力一世是休·卡佩的曾孙，休·卡佩是目前这个家族的创始者，正当查理曼的子孙处于衰亡的时期，休·卡佩在巴黎和奥尔良的世袭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他拥有财富和主权。但是对法兰西的其余地区而言，休和他的第一代后裔只是封建领主，大约有60个公爵和伯爵，都具备独立和世袭的权力， 藐视法律和合法议会的控制。他们不尊重统治者就会获得报应，领地的下属和家臣也拒不听命。克莱蒙位于奥弗涅伯爵 的采邑之内，教皇在这里成功召开会议(公元1095年11月)，主要是腓力已经消除怨恨之心，而且就参加的人数和与会人员的地位而言，并不逊于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除了教廷和罗马红衣主教会议成员以外，有13个总主教和225个主教大力支持，戴着法冠的高阶圣职人员总计有400位之多。教堂的神父不仅得到那个时代的圣徒赐予的祝福，同时也获得神学家的启蒙和教化。成群结队的领主和武士都是权势显赫的知名人物，全副武装地从邻近的王国前来参加会议，对大会的决定怀抱着很高的期望。所有的状况都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好奇，整座城市在11月份到处是拥塞的人群，开阔的原野上搭起千千万万的帐篷和木屋。
8天的会期制定了一些实用的教会法条，对于陋规成习可以产生教化和革新的作用，宣布了一项严厉的谴责，反对私斗的浮滥，落实“奉神之名”的休战协定 ，每周有4天的时间要停止敌对行为。教会保障妇女和教士的安全，为期3年的保护延伸到农夫和商人，这些人原来是军事掠夺下毫无自卫能力的受害者。法律即使获得尊敬，能够产生制裁的作用，但还是无法在雷厉风行之下忽然改变时代的习性。乌尔班之所以花费很大力气调解内部的争端，是要把战争的火焰从大西洋岸边转移到幼发拉底河，他这种“仁慈”行为的效果很难让我们感到钦佩。自从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之后，他那伟大的构想像谣言一样传遍各国，返乡的教士在每个教区宣讲拯救圣地的功德和荣誉。
教皇登上克莱蒙市集所搭建的高台，用雄辩的语气对着完成准备和毫无耐心的听众发表讲话。他的主题立场鲜明，他的布道言辞激烈，他的成功已经是沛然莫之能御。演说家被数千人的欢呼声打断，群众异口同声地用乡土的方言大声喊叫：“这是神意!这是神意!”教皇回答道：
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把这句值得纪念的圣灵所启示的言辞，带到战场上去呐喊，鼓励基督的武士发挥献身的精神和奋斗的勇气。他的十字架是你们获得救赎的象征，戴着这个像血一样鲜红的十字架，在你们的胸膛或肩膀当作永恒的标志，当作无法撤回的承诺和最神圣的誓言。
大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人数众多的教士和信徒都在衣服上缝着十字架的记号，恳求教皇率领他们进军。格列高利更为谨慎的继承人婉拒这种危险的荣誉，他的借口是教会处于分裂的状况，无法丢下圣职所赋予的责任。他建议信仰虔诚的人，要是在性别、职业、年龄和体能方面不具备资格，不如用祈祷和施舍，来为他们之中的强壮弟兄提供个人的服务。教皇指派普伊主教阿德玛为他的代表，第一位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授予其称号和权力。位于最前列的俗家首长是图卢兹伯爵雷蒙，他未能亲自参加会议，就派遣使臣代表他立誓接受赋予的荣誉。高举着十字架的武士在忏悔和被赦免罪孽以后，不断受到开导，要他们返乡邀请亲戚和朋友共襄盛举，出发前往圣地的时间定为翌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
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
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
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然而十字军里较有见识的人员，都不敢确定上天会撒下鹌鹑或吗哪来喂饱他们，因此准备了贵重金属以便在任何国家用来交换商品。为了按照阶级支付他们在路途的花费，君王转让他们的行省，贵族出售土地和城堡，农夫则出售牛只和耕种的工具。产业在群众迫切抛售之下价格大跌，武器和马匹由于缺货和买主的急需，上涨到极其荒谬的价格。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员只要具备常识和现金，在这种流行趋势下就会发一笔横财。统治者用低廉的费用获得家臣和诸侯的田地，教会的买主完成付款并且保证为他们祈祷。布匹或丝绸制作的十字架通常缝在衣服上面。热诚的信徒用烧红的烙铁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体上面留下永恒的记号。一个手段高明的僧侣展现胸部显示奇迹的伤痕，得到的回报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众的尊敬和为他带来财富的圣职。
克莱蒙会议决定，8月15日是朝圣者出发的日期，但是有一大群轻率和贫穷的平民先行开拔。在我提到主要的领袖进行重大和成功的冒险行动之前，先简短介绍他们所引发及遭遇的灾难。早在春天的时候，大约有6万名男女群众，从法兰西和洛林的边界齐聚到十字军最早的这位传教士周围，喧嚣的声音在不断地强求，逼使他立即率领大家赶赴圣墓。隐士自认他的角色就像一位将领，然而却欠缺这方面的才能和权威，冲动的信徒逼得他只有从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前进(公元1096年3月)。食物的缺乏和庞大的人数促使他们分离，彼得的部将“穷汉”瓦尔特是名英勇的士兵，然而他此时却一贫如洗，负责指挥朝圣队伍的前锋，一共是8位骑士和1.5万名步卒，这个比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要遭遇的状况。
另外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拿彼得做榜样，追随他的脚步在后面紧跟不舍，这位名叫戈德斯卡的僧侣，靠着讲道从日耳曼的村庄带走1.5万或2万名农夫。还有20万乌合之众在他们的后面形成压力(公元1096年5月)，这些都是最迟钝和蛮横的人员，他们为民众所遗弃，宗教的虔诚混杂着兽性的放纵，不断发生抢劫、卖淫和酗酒的行为。有一些伯爵和士绅率领着3000人马，伴随着群众的运动，要分享战利品。这个队伍真正的领导者，是在前面带路的一只鹅及一头羊(我们会相信这种愚行？)，那些有见识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神灵附身的效果。
无论是这些还是其他宗教狂热分子的队伍，对犹太人发起最早和最易动手的战事，他们把犹太人看成杀害上帝之子的凶手。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边贸易兴旺的城市，犹太人的殖民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富裕，受到皇帝和主教的保护，能够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凡尔登、特里夫、门兹、斯皮尔斯和沃尔姆斯这些城市，不幸的民族有数以千计的人员惨遭抢劫和屠杀。自从哈德良的迫害行动以后，他们还未感受到更为血腥的打击。地区的主教用坚定的态度拯救幸存的余众，接受他们假装的皈依和暂时的改信，但是那些更为倔强的犹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来反对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将自己的房屋当作抵抗的路障，最后把自己、家人和财富全部投入河流或火焰之中，让不共戴天的仇敌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发泄恶意或满足贪婪。
从奥地利的边界到拜占庭君主国的政治中枢，十字军人员被迫要横越600英里的空间，这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野蛮和荒凉的国度，土壤肥沃而且河流纵横，地面覆盖着沼泽和森林，无止境地向前延伸。人们在这里看见苍茫的大地，然而在地球上所据有的领土终有尽头。这两个民族刚开始受到基督教的陶冶，匈牙利人被本国的君王统治，希腊皇帝的部将管辖保加利亚人。这些人只要产生极为轻微的怒意就会被激起残暴的天性，头一批朝圣者的混乱状况激起了遍及整个地区的愤恨。这样的民族必然对于农耕并不熟悉而且极为怠惰。他们用芦苇建造城市，到了夏季就住进猎人或牧人的帐篷。他们粗暴地索取极少的食物，强行攫取并很快将之消耗一空。刚刚开始发生争执的时候，十字军人员尽情发泄怒气和痛下毒手，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和战争的认识不够，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最后陷于罗网四面受敌。
保加利亚的希腊统领指挥一支常备部队，匈牙利国王下达召集命令，好战的臣民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骑马射箭，运用的策略是严密监视伺隙而动，对于这批宗教的强盗，报复手段十分无情而且血腥残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存，连同彼得本人在内，赤身裸体地躲在色雷斯山区。皇帝对拉丁人的朝圣和援助表示尊敬，引导他们走安全和容易行走的路线到达君士坦丁堡，劝他们等待后续教友的到达。他们一时之间还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损失，但是等到受到友善的款待恢复体力以后，马上故态复萌，产生怨恨之心，不法的行为让恩主坐立难安，无论是花园、皇宫还是教堂都遭到劫掠。阿历克塞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引诱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那边，但是盲目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放弃皇帝指定的位置，不顾一切地向着土耳其人猛冲过去，而敌人正在防守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隐士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蒙羞，但他依然离开营地撤回君士坦丁堡。他的部将“穷汉”瓦尔特称得上是位好指挥官，期望野蛮的群众能够遵守秩序和谨慎行事，但是这种要求没有成功。他们分离是为了搜寻猎物，结果苏丹凭借高明的技巧，使他们更容易落到猎人的手中。谣传说他们在前线的同伴为苏丹首都的战利品而争吵，索利曼用这种方式引诱瓦尔特的主力进入尼斯平原。他们全部为土耳其人的箭雨所歼灭，数以万计的白骨告知后来的同伴这是战败之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员当中，在把任何一座城市从不信者的手里拯救出来之前，在更为庄严和高贵的同志完成冒险事业的准备工作之前，已经有30万人丧失性命。
欧洲的重要君王没有登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皇帝亨利四世不愿听从教皇的召唤；法兰西的腓力一世把时间都花在声色犬马上面；英格兰的威廉·鲁弗斯最近刚发起一次征战；西班牙国王从事对付摩尔人的国内战争；位于北部的王国诸如丹麦、苏格兰、瑞典和波兰，在对于南部地区的感情和利益方面仍然是外来的陌生人。列名第二等的诸侯在封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通常会强烈感受到宗教的情怀，他们的地位可以依据名望和特性，很自然地区分为四种不同的领袖类型。我不愿重复没有内容的叙述，但是还要特别说明，这些基督徒冒险家共同的属性是作战的勇气和军旅的实务。
其一，布永的戈弗雷无论是参与战争还是会议，都名列最高阶级，真是当之无愧。如果十字军可以将自己托付给这个英雄人物，那对他们来说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戈弗雷的母系家世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就这方面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他的父亲继承了布涅格伯爵的爵位，位于洛林下方的布拉班特行省是他母亲世袭的领地。他自己得到皇帝恩赐被授予公爵的头衔，统治权后来转移到阿登山地的布永，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并不适合他的身份。他在亨利四世麾下服务时，担任护旗官，打着帝国巨大的旗帜，有次在作战中用长矛插进反叛国王罗多夫的胸膛。戈弗雷是第一位登上罗马城墙的战斗人员，由于运用武力对付教皇使他患病，因而立誓不会再犯，令他终身为此忏悔，下定决心要去访问圣地，不是作为进香客而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他的英勇出于审慎和节制显得更为成熟，不会轻举妄动将自己陷于困境。虔敬的行为虽然会盲目遵从宗教的安排，但是仍旧保持诚挚的态度，在营地极为嘈杂骚动的环境中，他还是像在修道院一样注重自己的德行，无论真假总要成为别人的表率。他对这些首长的结党营私保持超然的立场，只会仇视和痛恨基督的敌人。虽然他后来获得了一个王国，但是那种纯洁无私的热诚仍为他的对手所承认。布永的戈弗雷有两个弟弟陪伴在身边，年长的优斯塔斯后来接位成为布涅格伯爵，年幼的鲍德温是一个更难描述的人物。洛林公爵在莱茵河两岸同样受到大众的赞誉，因他的出生地和所接受教育的缘故，能够精通法语和条顿语。法兰西、日耳曼和洛林的贵族将家臣集结起来，组成的联合部队有8万名步卒和1万名骑兵，打着他的旗帜向前进军。
其二，克莱蒙会议两个月以后，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韦尔芒德瓦的休伯爵当着国王的面，在愿意担负十字架责任的诸侯当中，成为最为显赫的人物。之所以加上“伟大”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有皇室出身，并不完全出于推崇他的功勋或属国(虽说这两者也是重要的条件)。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是“征服者”威廉的长子，他的父亲亡故后，由于自己懒散，而他的弟弟鲁弗斯又行动积极，以致他的英格兰王国被夺走。罗伯特的个性过分轻浮，贪图安逸的生活，身价顿时一落千丈：喜爱欢乐使他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娱；奢侈浪费使得君王和人民变成赤贫；妇人之仁使得国内罪犯日增；性格和善就常人而言是优点，却成为统治者最主要的缺陷。他对英国的篡夺者抱着不在意的态度，竟然为1万金马克的微不足道的款项将诺曼底抵押出去。但他在圣战中履行诺言，表现良好，等于当众宣布罗伯特已经洗心革面，能够使公众对他恢复相当的尊敬。另外一位罗伯特是法兰德斯的伯爵，法兰德斯是一个直属皇室的行省，在这个世纪产生了三位皇后，分别登上法兰西、英格兰和丹麦的宝座。罗伯特的称号是“基督徒的剑和矛”，但是他像士兵那样建立功勋，有时就会忘怀身为将领的责任。斯蒂芬是沙特尔、布卢瓦和特鲁瓦的伯爵，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诸侯之一，城堡的数目可以比喻为一年的365日。爱好文学使他的心中怀有崇高的理想，在军事首长举行会议时，能言善辩的斯蒂芬受到推选担任主席的职务。以上四位是法兰西人、诺曼人和不列颠群岛朝圣者的主要领导人物。那些领有三四个城镇的贵族，要是也列出名单，根据当代一位人士的说法，要超过特洛伊战争的名将目录。
其三，在法兰西的南部，指挥权分别被授予普伊主教阿德玛，他是教皇的代表；以及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他同时还拥有更为高贵的头衔纳博讷公爵和普罗旺斯侯爵。前者是受到尊敬的高阶教士，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来生都同样具备资格；后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士，在西班牙与萨拉森人浴血搏斗，现在奉献残年余生，不仅为了解救圣墓，更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验和财富使雷蒙在基督徒的营地中拥有极大的权势，对大家遭到的困苦有能力给予解救，通常他很乐意为之。但是比起保有臣民和伙伴对他的敬爱，强索不信者的赞誉对他是更为容易的事。他那卓越的气质被暴躁、傲慢、嫉妒和固执所掩盖，虽然他为侍奉上帝放弃了一大片世袭的产业，但在一般人看来，信仰的虔诚还是掩盖不了他的贪婪和野心。在雷蒙率领的那群乡巴佬中间，重商思想优于好武精神，“乡巴佬”是个很普通的称呼，包括奥弗涅和朗格多克的土著，以及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的家臣。他从邻接西班牙的边区，找来一帮孔武有力的亡命之徒。等他行军通过伦巴第，一群意大利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的联合部队共有10万人马。如果雷蒙最早参加而最晚离开，行程的延迟要归咎于准备工作太过庞杂，因为他要永久告别，不再返乡。
其四，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两次战胜希腊皇帝，获得赫赫威名。但他父亲留下遗嘱将他贬到他林敦公国，后来他被法国朝圣者的谣传和路过所惊醒，否则只能在梦中回忆东方的战利品。我们在诺曼首长身上看到了他具有冷静的谋略和伟大的抱负，对于宗教不至于过分盲从而有所节制。他的行为可以证明他有正确的信仰目标，对于教皇的构想他在暗中进行指导，不仅全力支持并且装出惊讶和诚挚的模样。在阿马尔菲的围攻作战中，他的身先士卒和仗义执言激起联军的战斗精神。他立即撕开外衣制作十字架，供应无数效命的义士，准备率领1万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前去君士坦丁堡和亚洲。还有几位诺曼氏族的诸侯前来陪伴久历战阵的将领，他的表弟坦克雷德是作战的伴侣和忠诚的随员，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不仅具备完美的武士德行，还能发挥真正的骑士精神，可以激起人们慷慨的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比起那个时代卑下的哲理和虚伪的宗教更要高明得多。
在查理曼大帝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时代之间，西班牙人、诺曼人和法兰西人发生了一场变革，逐渐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位低下的平民只能充任步卒，骑兵形成军队的主力，“米尔斯”(战士)这个备受尊敬的称呼仅限用于骑在马背上的绅士，只有他们才能被授予骑士的身份。公爵和伯爵篡夺国君的权力，割裂行省分配给忠心耿耿的贵族，他们再将采邑连带审判权指派给他们的家臣。这些贵族相互之间以及和领主都是战友的关系，形成一种军阀或骑士阶层，把农夫和市镇公民归并为另一类型，表示出轻视的态度。他们要保有家世所衍生的地位，关键在于血统的纯正以及门当户对的联姻，只有嫡子具备没有污点或耻辱的四代家系，才能合法夸耀自己具有骑士的荣誉。但即使是一个英勇的平民，靠着战功有时也会发财致富和受封为贵族，成为一个新家族的创始人。任何一位单独的骑士根据自己的判断，可以将他接受的身份授予别人。欧洲的好战君王，对于荣誉的看重更甚于头上镶满珠宝的皇冠。这项仪式的起源很简单，充满异教的亵渎气氛，可以在塔西佗的著作和日耳曼的森林中找到原有的痕迹。骑士的候选人通过考验后，就被授予剑和马刺，在胸部或肩膀受到轻微的接触，象征能用泰然自若的神色忍受伤害，这样才能合法获得骑士的身份。
这些迷信混入所有公众和私人的行动中，军人在圣战中被视为神圣的行业，骑士制度的阶级比照教士的圣秩职位得到特权和利益，像是新入教者重新受洗的沐浴和白袍，虽然是一种模仿，却很不得当。他的剑供在祭坛上受到高阶神职人员的祝福，先要斋戒和守夜，再接受庄严的欢迎仪式，然后以上帝、圣乔治和天使长圣米迦勒的名义授予他骑士的头衔。他要宣誓完成信仰所规定的责任，训练、典范和公众的舆论是约誓不可侵犯的监护者。他要成为捍卫上帝和妇女(我将这两个不相关的名词放在一起，实在感到难为情)名声的斗士，献身的工作诸如：说话要诚实不虚；维护生而为人应有的权利；保护悲伤痛苦的人们；对人要彬彬有礼(这种德性在古代并不多见)；追捕不信上帝的人；对于畏苦怕事抱着藐视之心；证实能用冒险犯难的行动使得骑士身份变得更荣耀。骑士精神毫无节制地滥用，会使大字不识的武士对勤奋的工作与和平的技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要是受到任何伤害和委屈，他们会把自己看成唯一的审判官和报复者；过分的自负使他们忽略群体社会和军事组织的法律。然而这个制度还是产生了很多有利之处，可以使蛮族的个性更为文雅，灌输忠诚、公正和仁慈的原则，不仅能够强烈感觉到所产生的影响，也能看到很多贯彻履行的实例。
严苛的民族偏见逐渐缓和下来，宗教和军队的团体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推展外表和性质相同的竞争。每个国家的武士在家乡从事武艺的演练，到海外去冒险和朝圣，这样就会保持永远的交往。比起古典时代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基于公正的立场，人们就会更为欣赏哥特人的马上比武。赤身裸体的观众败坏了希腊人文雅的举止，处女和贵妇人被迫离开运动场；但哥特人旗帜飘扬和装饰华丽的比武场，坐满纯洁娴淑和出身高贵的美女，战胜者从她们的手里接受技巧和勇气的奖品。角力和拳击需要不断的苦练和天赋的体魄，与士兵建立功勋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法兰西发起的马上比武，能够真实地展现战场的情况，流传到东方和西方都能风行一时。单人的挑战和对决像是一般的前哨战斗，甚至是防守一座关隘或是城堡，都可以按照实际状况进行预演。无论是真实还是模拟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完全在马匹的控制和长矛的运用上。长矛是骑士适用而特别的武器，他的马匹是高大而强壮的品种。而等到他为迫近的危险所惊醒，通常要在随从的引导之下才能发起冲锋。在用普通步速前进的时候，他通常安静地骑一匹缓行的乘用马。对于骑士的头盔、长剑、护胫和盾牌无须多费口舌，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十字军时代，穿着的铠甲不如后来那样钝重，上体没有使用厚厚的胸甲和背甲，而是用铁衣或锁子甲来防护。武士将长矛安置在托架上，很狂暴地用马刺策马冲向敌人，土耳其和阿拉伯的轻骑兵很少能挡得住这样直接和巨大的冲击力量。
每位骑士都有忠实的扈从陪伴进入战场，这位年轻人与骑士有相同的出身，抱持类似的理想，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弓箭手追随在后，这些人员和装备组成一个完整的骑士队伍。在邻近的王国或圣地进行远程行动时，保有封地应尽的责任不再存在，骑士和追随人员的自愿服务，如果不是出于热诚或忠心，那就是为报酬和承诺所收买。每支部队包含的骑士队伍数量多寡不一，根据每位独立首领的权势、财富和声望而定，他们可以用旗帜、有纹章的外衣和战争的呐喊声音加以识别。欧洲每个古老的世家都想寻觅家族早期所立的战功，用来证明贵族的地位和渊源。我虽然概略描述了中世纪的骑士形象，但是这个令人难忘的制度既是十字军的成因，也是十字军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军队和领导人员举起十字架去解救圣墓。当他们因平民的乌合之众缺席而感到如释重负时，立即举行会议或是派出信差，相互鼓励要实现誓言尽速开拔。他们的妻子和姐妹急欲分享朝圣之途的危险和功勋，轻便的金库装着银条和金条易于运输。这些诸侯和贵族都带着猎犬和猎鹰，可以消遣解闷也能供应肉食。成千上万的人员和马匹需要大量的粮草，采购的工作极为困难，为了达成任务，只有分散兵力。根据他们的选择或处境决定前进的路线，大家同意在君士坦丁堡邻近地区会师(公元1096年8月15日—1097年5月)，从那里再开始发起对土耳其人的作战行动。
布永的戈弗雷离开默兹河与摩泽尔河，沿着日耳曼、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笔直前进，只要在不受干扰的单独指挥之下，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很明智和正确。当他抵达匈牙利的边界时，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阻挡了三个星期。他们妄用十字架的名义，被认为是极为可恶的行为。匈牙利人对于上一批朝圣者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仍然记恨在心，他们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滥用自卫和报复的权利，所以现在感到忧虑不已，生怕这个来自同一民族、从事同样任务的英雄人物，会施展严厉的寻仇手段。但是明理的公爵在衡量动机和事件的始末以后，对于不值得尊重的同胞所犯的罪行和遭到的苦难，只表示怜悯之意就感到满足。他派出12位代表当作和平使者，用他的名义要求自由通过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市场。
为解除匈牙利人的猜疑，戈弗雷以及后来他的兄弟，都对他们的国王卡洛曼表示信任，愿意接受简略而友善的款待。双方订立条约，用共同的《福音书》来起誓使得誓言更为神圣，发布文告禁止拉丁士兵有敌对和放纵的行为，犯者处以极刑。他们从奥地利到贝尔格莱德横越匈牙利平原，没有遭到或造成任何伤害；卡洛曼就在近处追随，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守候在侧翼，既维护客人的安全也不松弛自己的戒备。他们抵达萨沃河渡河以后，匈牙利国王马上放回人质，祝福他们一路顺风，完成光复圣地的使命。戈弗雷运用类似的领导方式和纪律要求，在保加利亚的森林和色雷斯的边区获得同样的成效。他自己感到十分庆幸，能达成朝圣之途开始阶段的行程，还不必拔出剑来对付任何一个同为基督徒的敌手。
雷蒙从都灵穿过伦巴第地区到达阿奎莱亚，完成这段方便而又愉快的行程之后，率领他的“乡巴佬”继续40天的行军，横越达尔马提亚和斯拉夫尼亚这片蛮荒的国度。天候一直是大雾弥漫，土地崎岖不平而且残破凄凉，土著不是赶紧逃走就是充满敌意。宗教和统治都欠缺约束的力量，他们拒绝供应粮草或向导，迷途和落单的人员遭到谋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要提高警觉。伯爵惩罚了一些俘获的强盗，比起他与斯库台的君王举行会议和订立条约，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十字军从都拉斯到君士坦丁堡的行军途中，受到希腊皇帝的农夫和士兵不断的骚扰。对于那些从意大利海岸渡过亚得里亚海的剩下的首领，希腊人也表现出了同样模糊暧昧的敌对态度。
博希蒙德有足够的军队和船只，除此之外他还很有先见之明，纪律也十分严明，伊庇鲁斯和色萨利的行省没有忘记他的威名。凭着他的指挥才能和坦克雷德的英勇，不论遭遇什么障碍都能克服。如果这位诺曼人的诸侯不是装出饶恕希腊人的模样，他就会大肆劫掠一座异端分子的城堡，先让士兵满足胃口。法兰西的贵族凭着一股勇气向前猛冲，根本不用头脑，也不考虑万一战败如何收场，所以这个民族经常为此受到指责。
伟大的休、两位罗伯特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从阿尔卑斯山到阿奎莱亚的行军，要经过一个富裕的国度，受到正统基督徒的欢迎，这是充满宗教情怀且令人十分喜悦的一段路程。他们亲吻罗马教皇的脚，对其致以最高的敬意，圣彼得的金色旗帜被授予法兰西国君的兄弟。他们在这段虔诚和欢乐的访问期间，竟然忽略了适合乘船的季节以及准备的运输工具。冬季在不知不觉中过去，部队散布在意大利的城镇中，纪律和风气开始败坏。他们不得不分别完成海上的行程，顾不得部队安全或个人的地位。乌尔班指定的圣母升天节开拔后9个月之内，所有的拉丁诸侯都抵达了君士坦丁堡。然而韦尔芒德瓦伯爵却成为俘虏，他搭乘的最前列的船只被暴风雨吹散，为阿历克塞的部将所囚禁，这是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休抵达君士坦丁堡时，24名穿着黄金铠甲的骑士高声宣布，这位拉丁基督徒的将领和万王之王的弟兄，获得希腊皇帝的尊敬。
我在东方的故事中读到一个牧羊人的寓言，他的意愿达成，却反而身受其害：他向上天祈祷获得水源，恒河转向流到他的土地上，羊群和木屋都被洪水冲走。所以就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而言，十字军东征会带来好运，同样会让他感到忧虑。本书已提过他的大名，他的女儿安娜记载他的行为，与拉丁作者的看法大相径庭。他的使臣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中，请求给予适度的援军，这可能是指1万士兵，但现在有这么多势力强大的首领和宗教狂热的民族，他们的到达让他感到大为惊怖。皇帝既充满希望，又感到恐惧，既满怀勇气，又内心怯懦，心中忐忑不安。在他那自以为聪明实则不当的策略下，我无法相信，也无法辨别他是否在背后策划了恶意的阴谋活动，以夺去法兰西英雄的生命和荣誉。
隐士彼得的乌合之众是一群野蛮的禽兽，缺乏人性和理智，对于他们遭到歼灭的命运，阿历克塞不可能加以挽救或表示哀悼。希腊皇帝对戈弗雷的部队和他的战友不会轻视，但是一定会产生怀疑和猜忌之心。他们的动机或许纯洁而又虔敬，但是由于他清楚博希蒙德的野心，加上对山北高卢的首领认识不深，他同样要提高警觉增强戒备。法兰西人的勇气不仅盲目而且鲁莽，可能会为希腊的奢华和财富所引诱，认为自己有无可抗拒的实力而得意忘形，君士坦丁堡的景象使他们不再记得耶路撒冷。经过长途行军和痛苦禁欲以后，戈弗雷的部队在色雷斯平原扎营，听到他们的弟兄韦尔芒德瓦伯爵被希腊人下狱，大家不禁怒火中烧。极为勉强的公爵被迫同意他们的要求，可以自由采取报复和抢劫的行动。阿历克塞用顺从和恭敬的态度安抚他们的不满，答应供应营地的需要。他们拒绝在冬季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将这座狭窄内海岸边的庄园和宫殿充作进驻的营舍。
但是无可救药的猜忌仍然使得两个民族心存芥蒂，相互藐视对方是奴隶或蛮族。无知的人不能认清状况就会产生疑惧，每天都会被激起愤怒的情绪。偏见使人盲目，欲念使人耳聋。阿历克塞受到指控，说他把拉丁人安置在一个危险的地点，那里四面为水所围困，企图将他们饿死或是发起攻击将他们杀害。戈弗雷吹起号角冲破包围网，部队遍布平原开始袭扰郊区，君士坦丁堡的城门戒备森严，防壁上布满弓箭手。经过一场难分胜负的冲突之后，双方愿意听从和平与宗教的呼吁。对于西部的异乡人，皇帝的礼物和承诺逐渐能够缓和他们凶狠的脾气。皇帝是基督徒的武士，再度燃起他们的宗教热诚要完成神圣的事业，何况他提出保证，要用部队和金钱来大力支持。等到春天来临，戈弗雷受到游说，要在亚洲占领位置良好、物资丰富的营地，等到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希腊船只马上被对岸召回。同样的方式对后续的首领一再重复运用，这些首领受到前面同伴的影响不得不照样为之，主力的离开使留下的部队变得势单力薄。阿历克塞一直加强警戒，防止同一时刻有两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会合。等到开始庆祝五旬节的盛典时，没有一个拉丁朝圣者留在欧洲海岸。
这支威胁欧洲的军队可以用来解救亚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的邻近海岸击退土耳其人。从尼斯到安条克的丰饶行省成为罗马皇帝新的产业，古老和永恒的主权要求仍旧包括叙利亚和埃及王国在内。阿历克塞保持热切的情绪，抱着雄心万丈的气概想要亲自率领新的盟友，推翻东方这些藩王的宝座。但理性与性情使他打消念头，不要让尊贵的君王涉险，不能轻易信任不知底细和无法无天的蛮族。只要想尽办法得到法兰西诸侯的效忠誓言，他的谨慎或自尊就能感到满足。他同时还要获得他们庄严的承诺，他们就像罗马帝国谦卑和忠诚的部将，要恢复或维持亚洲的征服行动。十字军的首领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提到这种来自外国和自甘堕落的奴性就会火冒三丈，希腊人运用礼物和奉承双管齐下的技巧，使得这些诸侯只能陆续屈服。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口若悬河和卓有成效的传教士，也使得他们的同伴备感羞辱。韦尔芒德瓦的休在被囚禁时受到礼遇，能够安抚他的自尊心，对于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来说，休的归顺得到认同而且极具分量。布永的戈弗雷内心抱持着理念，任何人性的考量都不得有损上帝的荣耀和十字军东征的成功。他用坚决的态度抗拒博希蒙德和雷蒙的诱惑，他们极力劝说要攻击和占领君士坦丁堡。阿历克塞尊敬他所具备的德行，理所当然地称他为帝国的捍卫者，为了使戈弗雷的效忠显得更加高贵，收他为养子，并且举行收养的仪式。
皇帝接受可恶的博希蒙德作为忠实和长久的盟友。要是皇帝提醒他记起过去的敌对行为，原因也只是为了称赞他表现出的所向无敌的骁勇气概，以及在都拉斯和拉里萨两次会战的光荣事迹。款待吉斯卡尔的儿子并为他安排住处，都使用皇家的排场。有一天博希蒙德经过宫殿的走廊，有一扇门没有关好，室内有成堆的黄金和白银、丝绸和宝石以及精美昂贵的家具摆饰，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从地面堆到屋顶。这名野心勃勃的守财奴叫道：“只要拥有这样的财富，还有什么是征服不了的？!”一名希腊随员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回答道：“这些都是你的。”博希蒙德犹豫了一会儿，抱着纡尊降贵的神情接受了这份贵重的礼物。诺曼人受到奉承保证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公国，但是他竟敢要求担任皇家内卫统领或主将的职位，阿历克塞用规避的方式加以拒绝。
两位罗伯特分别是英格兰征服者的儿子和三位皇后的亲戚，他们轮流觐见，在拜占庭宝座前躬身屈从。沙尔特斯的斯蒂芬有一封私人信函，证实他对皇帝的钦佩之情，他称赞皇帝是最杰出和慷慨的大人物。皇帝使他相信他已经是宠臣，答应让他最年幼的儿子在这里接受教育和照顾。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在他的南部行省，表现出对法兰西国王据有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隐约认同和默许的态度，这位外国君王的民族和语言与雷蒙都不是同源同种。雷蒙率领10万人的部队，公开宣称他只是基督的士兵和仆人，希腊人应该对联盟和友谊的平等条约感到满足。固执的抗拒态度使得他的顺从更有价值和分量，要是根据安娜公主的说法，他在蛮族之中所发出的光芒如同天国群星里的太阳。皇帝厌恶法兰西人的吵闹和无礼，怀疑博希蒙德别有用心，把这些话告知他所信任的雷蒙。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能够辨别是非，了解即使皇帝的友情虚假不实，他对萨拉森人的敌意仍旧一如往昔。坦克雷德的侠义精神最后才被降服，发挥英勇的骑士精神，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当的行为。他藐视希腊国君的黄金和笼络，当着皇帝的面攻击无礼的大公。他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跑到亚洲，最后还是带着无奈的神色，为了大局着想，只能屈服于博希蒙德的权威。
基于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阿历克塞的许可和支援的船只，不可能渡过海洋和完成誓言。但是他们暗中抱着希望，只要能够踏上亚洲大陆，就用刀剑擦去羞辱，解除诺言应尽的义务，何况从拜占庭这方面来说，也可能没有如实履行承诺的责任。他们的效忠典礼像是在表达感激，希腊民族长久以来认为傲慢是权力的替代品。皇帝高坐在宝座上面，沉默不语而且视之巍然，拉丁诸侯崇拜他的庄严和伟大，听从礼仪的安排亲吻皇帝的脚或膝盖。描写十字军的作者提到这有伤国格的举动，都感到非常羞辱而且无法否认。
私相授受或公开赐予的利益压下了公爵和伯爵不满的怨言，但是一位法兰西贵族(他可能就是巴黎的罗伯特男爵)竟敢登上宝座，坐在阿历克塞的身旁。鲍德温不愿事态扩大，明智地加以斥责，他愤怒地用野蛮的腔调大声叫喊：“谁这么毫无教养，自己坐在座位上，让这么多英勇的军人站在他的四周？”皇帝仍旧不动声色，掩藏心中的愤怒，询问通事这位贵族说话的含意，虽然他从姿态和表情这种身体语言可以猜想一二。阿历克塞在朝圣者离开之前，一直想要知道这位大无畏男爵的姓名和状况。罗伯特说道：
我是法兰西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血统纯正和历史悠久的贵族。有一座教堂在我的领地附近，据我所知，在那里的人都想用一对一的决斗来证明自己的勇敢。他们向上帝和圣徒祈祷，希望能有一个敌人出现。我经常去那座教堂，没有发现一个敌手敢接受我的挑战。
阿历克塞在让这位挑战者告退之前，对他从事土耳其人的战事提出一些谨慎的劝告。在他的时代和国家，这类活泼生动的例子还不断在历史上出现，让人感到趣味盎然。
亚历山大率领3.5万名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发起针对亚洲的征服行动，获得空前的成就，他的胜利完全靠着步兵方阵的实力和纪律。十字军的主力是骑兵部队，当军队在比提尼亚平原集结时(公元1097年5月)，武士和好战的随从骑着战马，总数是10万名战斗人员，全部装备着头盔和锁子甲。这些士兵的价值应该得到严谨而真实的记录，这些欧洲骑士制度的精华人物，可能被全力供应雄壮的重装马匹。部分步卒也许被征召来担任斥候、工兵和弓箭手，但是那些一盘散沙的群众，在毫无纪律和不听指挥的状况下损失殆尽。鲍德温的随军神父估计在拉丁人的营地里，除了教士和僧侣、妇女和儿童，还有60万携带武器的朝圣者。我们认为他的记载不是出于目击或常识，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数字。读者听到也许会吓一跳，在从吃惊的状况恢复之前，我还要提到这位神父的证词，那就是如果举起十字架的人都完成誓言，从欧洲迁移到亚洲的人员会有600万之众。在信仰的压力下，我只有求助于更有见识和思考周密的作者，他检查有关骑士制度的资料以后，指责沙尔特斯教士的可信度，甚至就山内高卢地区(就一个法兰西人的地理知识)来说，是否能产生和迁移数量这样庞大的群众，都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最冷静的怀疑论者会记得，这些基督教的自愿军绝大多数从未见过君士坦丁堡和尼斯。宗教狂热的影响力不仅异常而且短暂，很多人基于理性或怯懦、贫穷或衰弱留在家乡，还有很多人为路途上的障碍所驱回，无知的狂热分子从未预料到有这么多难以克服的困苦。野蛮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国土上到处是暴露的白骨，他们的先锋被土耳其的苏丹全部歼灭，刚开始的冒险行动受到刀剑、天候和疲累的打击，损失几达30万人。然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员留得性命继续赶路，坚持神圣的行程，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也使希腊人觉得不可思议。安娜公主用生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就她所看见和听到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法表达的程度，人数之多好比成群的蝗虫、树木的叶片花朵、海边的沙粒甚或天上的群星，使得阿历克塞的女儿大声喊叫，他们从欧洲倾巢而出投向亚洲。就像古代的主人大流士和薛西斯，率领数量含糊笼统的群众，同样引起怀疑。
但是我还是相信，尼斯的围攻参加作战的人数最多，因为这是拉丁人最早的一场作战，后来无论在哪一个会战的阵列或是单独的营地，都没有这样庞大的兵力。作战的动机、人员的素质和军械的状况完全展示得清清楚楚。部队绝大部分成员包括法兰西土著，低地国家、莱茵河两岸和阿普里亚派遣出的实力强大的增援部队，从西班牙、伦巴第和英格兰吸引一些亡命之徒的队伍；另外还有爱尔兰及苏格兰遥远的沼地和山区，一些赤裸和野蛮的狂热分子前来投效，他们在家乡凶狠无比，到了海外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如果剥夺最贫穷和最衰弱的基督徒获得朝圣的成就，这种适当的谨慎就会被迷信谴责为亵渎神圣的行为。那些无用的群众只会动口不会动手去做，他们会遍布希腊帝国各地，直到他们的同伴打开和确保天主道路的安全。只有一小部分残余的朝圣者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得到允许能去朝拜圣墓。
北国人民的体质被叙利亚炽热的阳光炙烤得枯焦，蒸发的瘴气很容易传染疾病。他们还有大手大脚的浪费习性，很快消耗完所储存的饮水和粮食。他们的数量之多使得内陆地区无法负担他们的需求。海岸非常遥远，希腊人民很不友善，不管哪个教派的基督徒都逃避一空，免得遭受教友贪婪而又残酷的洗劫。在饥馑可怕的本能需求之下，他们有时将幼小或成年的俘虏杀死，将肉烤来分吃。在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印象里，欧洲的偶像崇拜者博得“食人者”的名声，让人极为厌恶。有些探子潜进博希蒙德的厨房，看到人的尸体在烤肉架上转动。这名富有心机的诺曼人鼓励传播这种报道，虽然会使不信的异教徒憎恨这种行为，但同时也能增加他们恐惧的心理。
我很乐意详叙十字军刚开始时的发展过程，并描绘当时欧洲的情势和状况。他们那种盲从的建树靠着实力来达成，所有的记载出于无知，冗长而类似的介绍应该予以简化。他们最初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地区扎营，然后陆续分兵前进，通过希腊帝国已经缩小的国境，穿越山岭打开一条通路，开始包围对方的首都，用宗教战争来对付土耳其苏丹。罗姆王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延伸到叙利亚边界，成为到耶路撒冷朝圣之途的阻碍。苏丹是塞尔柱人，名字叫克利吉·阿尔斯兰或索利曼，他是第一任征服者的儿子，防卫土耳其人自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土，他的作为值得敌人的称赞，他的奋勇抵抗长存于后裔的记忆之中。他对来势滔滔的洪流开始时只能忍让，将家庭和金库存放在尼斯，带着5万人马退到山区。基督徒围攻的大军形成一个大约6英里并不完整的包围圈，他曾经两次从山上冲下来，突击他们居住的营地或军营。尼斯高耸和坚固的城墙前面有一道深邃的壕沟，侧面有370座塔楼加以掩护，位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带，穆斯林有精良的训练和高昂的士气。法兰西诸侯在城市的前面占领各人的位置，发起的攻击缺乏协调联系或指挥关系，靠着竞争激发各自的勇气。但是作战的勇气为残忍所玷污，相互的竞争堕落成猜忌和乌合之众的混乱。
尼斯的围攻作战之中，拉丁人运用古老的技术和器具，像是挖掘地道、使用攻城冲车、编组龟甲阵、构建冲击塔或活动式木塔、人工纵火、弩炮或石弩、投石器，以及发射石弹或标枪的十字弓，等等。围攻军在7周之内浪费无数的劳力和生命，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雷蒙伯爵最为卖力。城市西边的阿斯卡里乌斯湖延伸出去几英里路远，只要土耳其人能控制这个湖，就可以延长抗拒的时间，也能保障逃走的安全。阿历克塞谨慎积极地供应征服的工具，相当数量的船只被装上地面的橇车，从海洋拖进内陆的湖中，船上运载技术最佳的弓箭手。苏丹的女眷在逃走的途中被拦截，尼斯在陆地和海洋两面都被包围。一名希腊的密使说服居民，只要及时投降就可以获得皇帝的保护，拯救他们免于欧洲野蛮人的暴行。在获得胜利或希望的时刻，十字军人员虽然渴望杀戮和抢劫，但看到皇帝的旗帜在城堡上面飞扬，还是感到十分敬畏。阿历克塞保持猜疑和警觉，保护这次重要的征服不要产生意外。首领获得荣誉和利益，使得抱怨的声音慢慢停止，他们休息9天以后，在一位希腊将领的引导之下直接向着弗里吉亚进军。他们怀疑这位将领暗中安排的行动获得了苏丹的默许。皇帝很礼遇地送还索利曼的妻室和主要的仆佣，没有要求赎金——这一对异教徒的侠义行为被解释为背叛基督教的大业。
首都的失守使得索利曼愤怒不已，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惊惧害怕，看到西部蛮族这种奇特的入侵方式，对于臣民和盟友发出警告。土耳其的埃米尔遵从忠诚或宗教的召唤，土库曼群众扎营在他的旗帜周围，概约计算全部兵力是20万或36万人马。然而索利曼耐心等待，不愿提前动手，他将部队保持在侧翼，伺机而动，直到对手越过海洋和希腊边区。十字军编成两个纵队，采取轻率却充满自信的行动，现在这两支部队分离，进军至视线之外。他们离弗里吉亚的多里利乌姆还有几英里路时(公元1097年7月4日)，左翼的兵力较为薄弱，受到土耳其骑兵部队的奇袭，几乎全军覆没。炎热的天候、浓密的箭雨和狂野的进攻，使得十字军人员陷入困境。他们丧失秩序和信心，只靠着个人的英勇维持局部的战斗，就是博希蒙德、坦克雷德和诺曼底的罗伯特亲自上阵都无法发挥作用。他们能恢复斗志，在于看到戈弗雷公爵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旌旗，他带着韦尔芒德瓦伯爵和6万名骑兵飞奔前来援救，随后还有图卢兹的雷蒙和普伊主教，以及神圣大军的其余人员。没有片刻的耽搁，他们重整队形，展开第二次的会战。
两军经过一番苦战还是不分胜负，通常他们轻视希腊和亚洲不谙战阵的民族，现在双方承认只有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够资格获得士兵的称呼。他们的接战基于武器和训练的对比，显得变化多端而且势均力敌：直接的冲锋和迂回的运动、平放的长矛和挥舞的标枪、沉重的宽剑和弯曲的军刀、累赘的铠甲和飘动的长袍，以及鞑靼的长弓和西方的强弩。强弩就是十字弓，是一种致命的武器，东方人在当时还不知道它的性能。1只要有精力充沛的战马和装满箭矢的箭囊，索利曼就能在白天维持优势，4000名基督徒为土耳其的利箭射穿身体。到了傍晚，敏捷的机动屈服于强大的实力。双方还是保持概等的兵力，但是数量之多使得战场的地面无法容纳，将领也无法有效掌握。最后到来的生力军是雷蒙和他的“乡巴佬”，他们转过山岭攻向精疲力竭敌军的侧背，决定了漫长搏斗的胜负。除了一些没有名声和无法计算的群众之外，3000名异教徒武士在会战和追击中被杀，索利曼的营地遭到洗劫。拉丁人获得种类繁多的昂贵战利品，他们对异国的武器和饰物感到好奇，单峰和双峰骆驼都是前所未见的动物。苏丹迅速撤退证明十字军赢得了重大的胜利，他的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还保有万名卫士。索利曼将罗姆王国的臣民疏散一空，尽快向东部的兄弟之邦恳求给予援助，激起同仇敌忾的信念。
十字军横越小亚细亚实施500英里的行军(公元1097年7月—9月)，通过荒芜的土地和遗弃的城镇，没有发现一个朋友或敌人。地理学家可以描绘出多里利乌姆、皮西底亚的安条克、伊康、阿彻拉伊斯和日耳曼尼西亚的位置，可以拿古代的称呼来与现代的名字相比较，像是埃斯特意为古老的城市、阿克息尔意为白色的城市、科尼、埃莱利和马拉什。朝圣者穿越一处沙漠，要用银币才能换到一口水，他们为难以忍受的口渴所折磨，到达第一条溪流的岸边，狂奔和痛饮对于不守秩序的群众来说会带来灾害。他们攀登陶鲁斯山脉陡峭而滑溜的斜坡，不仅极为劳累而且十分危险，很多士兵为了脚下的安全而抛弃武器。如果不是因为地势的险恶使他们的前方空无一人，只要有少数勇敢的敌军把守，就会将漫长而又充满恐惧的行军行列逼下悬崖。两位最受尊敬的首领洛林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坐着人抬的舁床；雷蒙从毫无希望的重病中复原，据说是奇迹出现；戈弗雷在皮西底亚山区进行粗野和危险的狩猎，在追逐时被一只熊抓伤。
为了使当前陷入狼狈的状况获得改善，博希蒙德的表弟和戈弗雷的弟弟被派遣离开主力向前挺进，两个人各自率领500名和700名武士的部队，用火速的行动占领西利西亚的山岭和海岸，掌握科尼和进出叙利亚的门户。诺曼人的旗帜首次插上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的城墙。鲍德温不仅自负而且发生不公正行为，终于使忍让和宽厚的意大利人大为冒火，他们在一场自私而邪恶的争执中，不惜拔出神圣的刀剑恶言相向。荣誉是坦克雷德的动机，而名声是他的报酬，但是运道眷顾他的对手唯利是图的行动。鲍德温奉命去协助一个希腊或亚美尼亚的暴君，他过去曾长期忍受土耳其人高压所带来的痛苦，如今合法统治着埃德萨的基督徒。鲍德温的身份是暴君的义子和拥护他的战士，但是等到他被引进这座城市，马上煽动民众杀害他的义父，占领遗留的宝座和金库，迅速展开征服行动，据有亚美尼亚的山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建立第一个法兰克人的公国，疆域越过幼发拉底河，维持统治的时间有54年(1097—1151 A.D.)。
法兰克人在进入叙利亚之前，已经浪费了整个夏季和秋季。到底是围攻安条克还是在冬季分散兵力休养生息，在军事会议上引起激烈的争吵，所具有的武力和对圣墓的憧憬逼得他们采取行动。决定发起攻击的一方举出充分的理由，说是他们入侵的声势和兵力在逐日下降，随着时日的拖延将会倍增守军的胜利机会。叙利亚的首都受到奥龙特斯河的保护，九个拱门的“铁桥”因高塔的巨大闸门而得名，两座高塔建造在桥的两端。诺曼底公爵用武力克服了这个阻碍，他的胜利让30万十字军得以从这一通道进入。有关兵力的数字因损失和逃亡而有斟酌的余地，回顾尼斯的作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实在过分夸大。要是对于安条克加以叙述，亚历山大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将之建设得何等雄伟壮丽，而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则是如此的荒芜败坏，我们很难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界定出中古时期的范围。特特拉波里斯又被称为“四城之都”，要是我们还能保有它的名字和位置，周长12英里可以在里面留下很大一块空旷地区。400座高塔的设置，跟只有5个城门的状况并不是很吻合，这在围攻作战的历史中经常提到的。
然而安条克仍旧繁华有如昔日，是一个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首都。负有地区指挥之责的巴吉西安是资深的族长，在土耳其的埃米尔中位居首位，他的守备部队有6000到7000名骑兵以及1.5万到2万名步卒。据说有10万名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少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这些异教徒在塞尔柱家族的统治下，至多过了14年的奴役生活。一段坚实和雄伟的残余城墙在山谷中巍然耸立，高度有60英尺，在运用的工艺水平和人工材料上，或许还有不足之处，但可以用河流、沼泽和高山来加强防御的功能。虽然有这些工事和堡垒，但是城市轮番被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夺取，这样大的防守区域和城墙周长，在攻击之下会产生很多的弱点和漏洞。
安条克的围攻作战(公元1097年10月21日—1098年6月3日)大约在10月中旬形成包围圈，这种执行的气魄只能说是暴虎冯河的举动。十字军的勇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发挥勇气和实力来达成任务，经常遭遇的状况像是突然的出击、粮草的收集、运输队伍的攻击和防御等，他们总是能获得胜利。我们只能说是感到遗憾，他们的功绩有时被夸大到难以置信和不符合事实的程度。戈弗雷用他的长剑将一个土耳其人从肩到尻砍成两截，这个不信者的半段身躯掉落在地，另外一半还留在他的坐骑上面被带进城门。当诺曼底的罗伯特骑在马上与对手厮杀时，他用虔诚的语气大声叫道：“我要将你的头奉献给地狱的魔鬼。”话没说完，他用劈砍的动作实施雷霆一击，将敌人的头从颈部很利落地斩下来。这种卓越的武功无论是真有其事还是仅是传闻，都会让穆斯林得到教训，乖乖地留在城墙里。对付这些土夯或石砌的城墙，剑和矛都是无法发挥效用的武器。
十字军怠惰无知，使得围城的各项工作只能缓慢和陆续地进行，对于用人力制作的攻城器械和工具，缺乏创造的技术、购买的金钱和勤勉的习性。他们是靠着希腊皇帝的财富和知识，获得有力的协助才能完成对尼斯的征服。目前阿历克塞还没有来到实地，一些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船只给予的供应不足，他们受到宗教或贸易的吸引来到叙利亚的海岸。补给的数量很少，返回又靠不住，运输的过程困难而又危险。性格散漫或是实力衰弱使法兰克人无法构成完整的包围圈，有两个城门始终保持自由通行的状况，能够补充城市缺乏的物资和征召所需守备部队。过了7个月，他们的骑兵部队都已毁灭以后，因饥馑、逃亡和劳累产生重大的损失，十字军没有任何进展。要不是拉丁人的奥德赛——那位智勇双全和雄心壮志的博希蒙德，运用狡诈和欺骗的用兵技巧，他们距离成功将更为遥远。
安条克的基督徒人数众多而且心存不满。菲洛兹是叙利亚人，后来背叛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获得埃米尔的欢心，负责指挥三座高塔的防卫。他伪装成为了拉丁人而悔改，其实可能是为了自己，从事出卖和背叛等极为污秽的勾当。为了相互的利益，菲洛兹很快与塔伦托的诸侯建立暗中的联系：博希蒙德在会议时向这些首领宣布，他有办法将这座城市奉献到大家的手里，但是为了论功行赏，要让他统治安条克。这个提议在嫉妒的同僚反对之下遭到拒绝，最后大家陷入困境只能勉强同意。法兰西人和诺曼人的诸侯实施夜间突袭，博希蒙德率领士兵攀登从城墙上抛下的云梯。菲洛兹在谋杀顾虑太多的弟兄以后，这位新入教者拥抱和引导基督的仆人十字军冲进城门。等到穆斯林发觉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只能引颈受戮。城中的要塞还是拒绝投降，这时胜利者反而很快被一支大军包围得水泄不通。
克波加是摩提尔的君主，率领28位土耳其埃米尔，前来解救安条克。基督徒有25天处于毁灭的边缘，哈里发和苏丹的部将表现出傲慢的态度，留给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奴役或死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十字军集结残留的实力，从城市出击，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公元1098年6月28日)，消灭或击溃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乌合之众，根据他们很保守的报道有60万人。要想完成这一不可思议的战斗，似乎只有上天的帮助才能达成。法兰克人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在绝望中奋斗的勇气，这才是他们在安条克获得胜利的主要人为因素，还有就是经验不足和过分狂妄的敌手受到袭击以后发生混乱和恐惧的现象。对于这场会战的叙述就像作战过程一样杂乱无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克波加的帐幕非常宽大，如同一座可以移动的宫殿，到处都是亚洲的华丽奢侈品，可以容纳2000位人员。我们特别要提到他有3000名卫士，人和马都配备着全钢的护身甲胄。
在安条克的围攻和守备这段事故频仍的时期，十字军享受胜利的狂欢，接着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们的肚子因丰盛的宴饮而撑饱，但很快就为缺乏粮食而变得羸弱不堪。思考周密的理性之士会假设，宗教信仰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十字军的战士是圣墓的解救者，过着节制和纯洁的生活，完成在尘世的准备工作，每天都在期待成为殉教的圣徒。经验会将这些仁慈的错觉抛到九霄云外，历史上很少能看到一场战争会像在安条克城下的那场渎神战争般，到处展现着酗酒狂饮和淫乱杂交的情景。月桂女神的树丛不再青盖亭亭，然而叙利亚的习气还是纵情声色如同往昔。基督徒受到种种诱惑的勾引，不论是为本性还是外在声色所激励。首领的权威被下属藐视，在这些引起反感的骚乱状况之下，讲道和训诫同样毫无成效可言，福音的纯洁只会引起厌恶之感，要想导正军队的纪律完全是隔靴搔痒。
在围攻和占领安条克最早的那些日子里，法兰克人对于粮食的消耗抱着恶意和自私的想法，对俭省使用就可供应数周或数月的存粮任性地加以浪费。赤地千里的国度不再生产一点军需品，围攻的土耳其人用武力隔绝法兰克人对外的联系。物资匮乏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疾病丛生，冬季的淫雨、夏日的酷热、腐败的食物和狱中拥挤的群众，会使悲惨的状况变本加厉。饥馑和瘟疫所呈现的景象看来极为类似，同样为人所厌恶。我们靠想象也许就能料到这些苦难的性质和解决的方法，剩余的财富或战利品被滥用在购买最粗糙的食物上，穷人所遭遇的灾难必定极其可怕。3个马克的银币才能买到一只山羊，瘠瘦的骆驼要15个马克，法兰德斯伯爵降低身份乞求一顿晚餐，戈弗雷公爵要借用马匹。营地举行校阅时有6万匹马，到围城的末期减为2000匹，在会战的日子为了满足任务要求，想要集结200匹马都很困难。身体的衰弱和内心的恐惧熄灭了朝圣者的宗教狂热，求生的欲望完全压制了荣誉和信仰的动机。
在所有的首领之中，3位英雄人物毫无畏惧之感，他们的作为没有受到谴责：布永的戈弗雷基于崇高的理想和宗教的虔诚；博希蒙德有开创的野心和贪婪的动机；坦克雷德献身于骑士的精神，公开宣布只要能率领40位武士，就决不放弃光复巴勒斯坦的伟大事业。然而图卢兹和普罗旺斯的伯爵好像故意装病；教会的责难将诺曼底公爵从海岸地区召回；伟大的休虽然在战场指挥前锋部队，但是还抱着渺茫的机会想要返回法兰西；沙尔特斯的斯蒂芬伯爵行动非常可耻，他放弃所背负的旗帜和所主持的会议；默伦的威廉子爵因运用斧头的雷霆一击而获得“木匠”的绰号，他的逃走使得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隐士彼得的堕落会使圣徒蒙羞，他在鼓励欧洲武装起来对付亚洲以后，还想在一场必须的斋戒中逃避应有的苦修。还有一大群怯懦的武士，提到他们的名字会玷污传记(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得到“绳索舞者”的很可耻的称呼，因为这些逃亡人员在夜晚从安条克的城墙垂吊下来。阿历克塞皇帝本想进军援助拉丁人，但在确定他们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后，感到很失望。十字军感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誓言和惩处都丧失了应有的效用，发现需要将士兵的住处放火烧掉，才能迫使他们到城墙上面去守卫。
十一、圣矛的传奇事件以及对敌作战激起旺盛的士气(1098A.D.)
他们靠着宗教狂热才能获得胜利和达成拯救的任务，现在却让他们陷入灭亡的边缘。从事这样的事业和处于这种类型的军队，通灵、预言和神迹是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大家都很熟悉。安条克处于危险的局面下，他们一再提到奇特的力量和成就：圣安布罗斯曾经向一个虔诚的传教士确认说，在解救和恩宠的时期来到之前，先要经历两年的考验和试探；基督本人的亲临和斥责使逃亡行为停止；死者复生，为他们的兄弟继续战斗；圣母玛利亚赦免他们的罪孽；一个可见的征兆恢复他们的信心，那就是带着神的荣耀及时发现“圣矛”。他们的首领在这种情况之下运用的策略令人感到钦佩，并肯定可以得到原谅。一个目标虔诚的欺敌作为，不会是很多人经过冷静策划而成的。一个自愿的骗子必须依靠聪明人和容易相信别人的群众支持。
马赛教区有一位教士，为人并不精明而且举止相当随便，他的名字叫作彼得·巴多罗买。他来到会议室的门口，说是圣安德鲁的幽灵三次在他的梦中出现，交代重要的事项并且提出警告，不得隐匿上天的旨意。他重复使徒所说的话：
在安条克我的兄弟圣彼得的教堂里，靠近高耸的祭坛，埋藏着长矛的铁矛头，这根长矛曾刺穿救世主的身体侧面。这件永恒救赎的工具现在要用于尘世，在第三天要交给他的信徒。你们去寻找就会发现，高举着它带进战场，神秘的武器会穿透邪恶异教徒的灵魂。
教皇的代表普伊主教装出一副冷静和不信的神色在倾听，但雷蒙伯爵热烈接受上天的启示，身为忠诚的臣民，用使徒的名义被选择来护卫这根圣矛。试验发挥决定性作用，到了第三天，完成适当的祈祷和斋戒以后，这位马赛教士带着12名值得信任的旁观者，包括伯爵和他的随军神父，闩上教堂的大门以免冲动的群众闯入。在指定的位置将地面清理干净，工作人员轮班换手，挖到12英尺的深度，没有发现要寻找的目标。到了傍晚，雷蒙伯爵回到他的岗位，疲劳的助手开始抱怨，巴多罗买穿件衬衫赤着脚大胆跳进坑内，黑暗的时辰和地点可以让他秘密存放一个萨拉森人的矛头。碰撞到铁器的声音和闪光引起一阵虔诚的狂喜，圣矛从隐秘的地点被发掘出来，用丝质和黄金的幕布包裹，展示给十字军人员观看。大家都表现出恭敬的态度，焦虑不安的群众爆发出欢乐和充满希望的叫声，士气沮丧的部队再度燃起宗教狂热的英勇。无论这些首领是在施展计谋还是诉诸感情，他们要用各种手段来改善当前不利的状况，主要还是部队的纪律和献身的精神。士兵带着神的指示回到住处，让他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休整以应付迫近的战斗，愿意奉献自己和马匹最后一丝力量，期待次日清晨可以获得胜利的出击信号。
在纪念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期，安条克的城门大开，一队教士和僧侣的行列高唱着充满战斗意味的赞美诗：“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败逃。”战斗序列排成12个师代表光荣的12位使徒。雷蒙没有出战，就将圣矛托付到随军神父的手里。基督的仆人甚或他的仇敌，都能感受到这件遗物或纪念品的影响，一个意外、一个计谋或一个谣言，甚或一种奇迹的形态，使得强大的力量更为提升。三位武士穿着白袍，拿着灿烂夺目的兵器，像是从山上现身。教皇的代表阿德玛大声宣告，他们是殉教的圣乔治、圣狄奥多尔和圣莫里斯。在会战的动乱之中没有时间去怀疑或查证，大受欢迎的幽灵使狂热的军队意乱神迷、目为之眩。在危险和胜利的时刻，大家一致认同马赛的巴多罗买所宣扬的启示。完成尘世的服务以后，图卢兹伯爵因护卫“圣矛”有功，获得个人的名位和丰盛的恩典，激起对手的嫉妒，也唤醒他们的理性。有一位诺曼僧侣用理智的精神，详细分辨传奇的事实、发现圣矛的环境以及预言的性质。虔诚的博希蒙德将得救完全归功于基督的说项求情。
就在这个时候，行省的地方部队为了捍卫本族的保护人，不惜大声喧嚣和运用武力，提到幽灵重新出现，谴责亵渎的怀疑分子，竟敢查问发现圣矛的真相和建立的功勋，应该处以死刑，打下地狱。显灵的始作俑者受到普遍的质疑，被逼得要拿生命和真相来面对上帝的裁判。在营地的中央用干燥的柴束，堆成4英尺高和14英尺长的柴堆，燃烧的烈焰腾空而起，有30肘尺高，柴堆中间留下狭窄的通道，只有12英寸宽，用来进行危险的考验。马赛这位运道乖戾的教士，靠着技术和速度穿过火堆，不过炽热的高温灼焦他的大腿和腹部，次日因伤重去世。那些相信圣矛的发现的人对这件事非常关切，根据常情推断，说他为了抗议，情愿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事实的真相。行省的地方部队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想用一个十字架、一个指环或是一个神龛来替代圣矛，这些建议受到藐视，很快从记忆中消失。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用严肃的态度提及安条克的显灵事件，像这样的状况表现出无知和轻信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当地受到怀疑的神迹，相隔一段时间和距离以后就会被盲从的信徒所接受。
十二、法兰克人进军以及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与征服(1098—1099A.D.)
法兰克人出于明智或机遇延缓了他们的入侵行动，要等到土耳其帝国陷入衰弱的状况才下手。初期三位苏丹运用气度宏大的治理之道，亚洲的王国在和平与公正之中恢复统一的局面，他们亲自率领兵多将广的军队，作战的勇气与西方蛮族不相上下，在纪律和训练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十字军的时代，马立克沙王的四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私人的野心没有察觉到公众的危险。他们的运道处于不断变化的境地，皇室的家臣不知道也不关心真正要效忠的目标。28个埃米尔打着克波加的旗帜进军，这些人原本是他的对手或敌人。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市镇和帐篷中急着征召兵员，土耳其的百战雄师越过底格里斯河运用或消耗在内战之中。埃及的哈里发抓住了土耳其衰弱和混乱的大好机会，恢复已失去的古老统治权利。他的苏丹阿菲达尔围攻耶路撒冷和提尔，驱逐奥尔托克的子女，让法蒂玛世系在巴勒斯坦重新掌握民事和宗教的权势。他们听说基督教的大军从欧洲向亚洲进发，感到大为惊异，很高兴西方蛮族在会战和围攻中击溃土耳其的势力。无论如何，土耳其人是教派和国家的敌手。但是这些基督徒同样也是先知的世仇，自从他们占领尼斯和安条克以后，埃及人逐渐明了十字军的动机，知道他们会继续向着约旦河甚或尼罗河前进。
开罗的宝座和拉丁人的营地维持着信函和使者的交往，关系的密切或冷落视战争的发展而定。他们之间表现出的自以为是的对立态度，完全是愚昧无知和宗教狂热所产生的结果。埃及的大臣用傲慢的口气宣称，或许会用温和的语调暗示，他们的君主是真正的信徒领袖，要从土耳其人的高压统治下拯救耶路撒冷，朝圣者要是能将人数分散而且放下武器，就会在耶稣的墓地受到安全而友善的接待。哈里发穆斯塔利相信十字军处于即将败北的情势，藐视他们的武力，监禁派去的代表。安条克的征服和胜利使他感到害怕，为了恳求所向无敌的勇士，赠送马匹、丝袍、花瓶和成袋的金银作为礼物。他们在评估这些首领的功勋或势力之后，决定首先接纳博希蒙德，戈弗雷排在其次。十字军的答复非常肯定而且众口一词。他们拒绝去探究穆罕默德信徒私下的主权要求或认定，不论这些人使用哪种名义或是哪个民族，耶路撒冷的篡夺者就是他们的敌人。不要再去想规定朝圣的方式和时程，只有及时投降为上策，他们应该赶快将城市和行省全部交出来，这是属于基督徒的神圣权力，如果这样做可以将之当成盟友，否则就会受到大祸临头的攻击。
但是就在十字军击败克波加，光荣的奖品就在眼前可以伸手攫取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攻击还是延迟了10个月(公元1098年7月—1099年5月)。他们的热诚和勇气在胜利的那一刻已经冰消瓦解，他们不愿一鼓作气地趁势进军，而是要完全松弛下来享受叙利亚的奢华生活。我们发现十字军停止作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兵力和下属的单位。在安条克的攻防战斗中，士兵们承受了极大的辛劳和痛苦，骑兵部队都已损耗殆尽，饥馑、疾病和逃亡使每个阶层都损失了数以千计的人员。对于充沛的资源不知节俭运用，浪费的结果造成第三度的饥荒。暴饮暴食和物资匮乏的交替作用产生流行的瘟疫，有5万名朝圣者被夺去性命。几乎没有人能够控制全局发号施令，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命服从。对外的畏惧可以抑制内部的宿怨，等到危难的状况解除，敌对的行为或情绪再度死灰复燃。鲍德温和博希蒙德的运道和财富激起战友的嫉妒心；他们召募最勇敢的武士前去防卫新成立的公国；雷蒙伯爵对叙利亚的腹地进行无益的远征，耗尽了他的部队和钱财。
整个冬季在争执四起和骚动混乱的状况下度过，等到春天，又恢复了荣誉和宗教的情操，低阶士兵受到野心和猜忌的影响较少，首领的怠惰激起愤怒的喧嚣。强势军队的残部在5月由安条克向拉奥狄凯亚进军，在4万拉丁人当中，可以立即服勤的人员只有1500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从利巴努斯山到海岸的行军都很顺利，沿海地区的热那亚和比萨商人慷慨供应缺乏的补给品。的黎波里、提尔、西登、亚克和恺撒里亚的埃米尔奉上大量的捐献，允许十字军自由通行，保证要遵循耶路撒冷的先例。十字军从恺撒里亚出发向着内陆前进(公元1099年5月13日—6月6日)，他们的教士认出利达、拉姆拉、伊茂斯和伯利恒这些神圣的地点，一旦远远看到圣城，十字军就会忘记所有的劳累，宣示他们应得的报酬。
耶路撒冷的围攻作战值得怀念，不仅次数很多而且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圣城享有大名。经过漫长和坚持的斗争之后，巴比伦和罗马才能压制人民的顽抗，崎岖的地面或许可以取代堡垒的作用，对于很容易进入的平原，则要用城墙和高塔来加强防御的能力。在十字军的时代，这些阻碍的作用变得极为微弱。堡垒在过去全部受到摧毁，虽然经过修复，但还是不够理想，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已被永久驱离。但天然的形势比起人事的沧桑还是更难以改变，耶路撒冷坐落的位置发生了局部的迁移，没有过去那样险峻，但仍旧是一座坚城，可以抗拒敌军的攻击。埃及的萨拉森人从最近一次的围攻和三年的占领经验中，知道这个地方的弱点何在，经过相当程度的弥补和改进，无论是荣誉或宗教都不容他们弃守不顾。阿拉丁是哈里发的部将，受命负责防务，他的策略是努力约束当地的基督徒，让他们感到畏惧，威胁他们说，圣墓会随着他们一起毁灭；然后用获得现世和永恒的报酬的保证来鼓励穆斯林。据说他的守备部队有4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他能集结2万居民，整个的兵力已经超过围攻的军队。要是拉丁人的实力和人数都已减少，还能掌握整座城市约有4000码(相当于2.5英里的长度)的周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下到本·赫农的谷地和凯德伦的急流，或者是趋近南边和东边的悬崖，难道这些地点还能给他们带来希望或是畏惧？他们的围攻更为合理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城市的北边和西边。
布永的戈弗雷在骷髅地的第一个高地竖起他的旗帜。从左翼一直到圣斯蒂芬门，坦克雷德和两位罗伯特继续维持攻击的战线。雷蒙伯爵从面前的要塞到西昂山山脚建立连续的营地，那时的西昂山已经不再包括在城区的范围内。十字军的围攻作战(公元1099年6月7日—7月15日)在第五天带着宗教狂热的希望发起全面攻击，没有制造攻城器具来冲破防壁，也没有准备云梯攀登城墙，仅仅靠着一股蛮力突破第一层障碍。他们损失了相当多的人马，很不光彩地被逐回营地。显灵和预言这些宗教的伎俩，滥用以后就会减弱影响力，发现只有时间和辛劳是获胜的工具。
围攻的过程在全力施为之下坚持了40天之久，但他们遭遇灾难吃尽苦头，一再受到饥荒这种最古老祸害的打击，这也要归咎于法兰克人贪吃成性而且胃口很大。耶路撒冷遍地岩石，缺乏可以饮用的水源，稀少的山泉和湍急的河流到了夏季全部干涸，不像城市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准备储水池和供水渠道，围攻部队的饮水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周围地区同样缺少树林以提供遮阴或提供建筑的材料，但是十字军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些木材。靠近示剑有一座森林，景色迷人的树丛受到塔索歌颂，现已被砍伐一空。坦克雷德费尽力气和技巧将需要的木头运到营地，有一些热那亚工匠正巧在雅法的港口登岸，前来协助规划和制造攻城的器具。洛林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出资，在他们的阵地构建两座可以移动的木塔，避开最容易接近的路线，大家非常卖力地将其推到防御工事最受忽略的地段。雷蒙的木塔被守城部队纵火烧成灰烬，但是他的袍泽更为勇敢获得了成功，守军被他的弓箭手从防壁上驱离，木塔上的门桥被放了下来。这个星期五下午3时，正好与耶稣受难节同日同辰，布永的戈弗雷带着胜利的神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全线战士拿他做榜样奋勇争先。继欧玛尔征服耶路撒冷后，已经过了460年，他终于将圣城从伊斯兰的魔掌下解救出来。
这群冒险家洗劫公众和私有的财富，一致认同要尊敬最早登城者的统治权。最大一座清真寺的战利品，70个金或银制作的灯座和巨大的花瓶，被当成坦克雷德勤奋和努力的报酬。犯下大错的信众要用屠城来作为奉献给上帝的牺牲：坚决的抵抗激起十字军满腔的怒气，年龄和性别无法阻止怀着深仇大恨的暴行。他们屠城三日，死者的尸首无人处理，产生了一次传染的瘟疫，7万名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顺从的犹太人丧生在焚毁的会堂里。他们仍旧保留大批俘虏，完全是基于利益的需要或厌倦才予以赦免。在十字军这群野蛮的英雄人物当中，只有坦克雷德表现出恻隐之心；然而我们也会赞许雷蒙出于自私的宽大为怀，他同意要塞的守军签订投降条约，放他们安全离去。
圣墓现在已经自由开放，满手血腥的胜利者已经完成了誓言所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光着头赤着脚，怀着悔罪的心情，在教士赞美诗的歌韵声中，登上骷髅地的山顶，亲吻覆盖在救世主圣墓上面的石板，为这永生救赎的一刻流出喜悦和感恩的眼泪。凶残的习气和温柔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使得两位哲学家产生不同的感想：一位将其视为极其容易的当然之事，另外一位觉得绝对荒谬而不敢置信。要求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动，或许是过于严苛。重视德行的戈弗雷以本人为榜样，提醒同伴要有虔诚的举止，就他们在那个时候的看法，只要清洁自己的身体就会使心灵纯洁。我不相信在参拜圣墓的最前列中，会有人热衷于杀戮和劫掠的行动。
十三、推选戈弗雷为耶路撒冷国王及统治的状况(1099—1187A.D.)
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后过了8天，拉丁人的首领要选出一位国王，保卫和统治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巴勒斯坦，这时教皇乌尔班已过世，无法与闻。“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带着失去的名望黯然离开，后来经过很长时期的奋斗，发起第二次的十字军，终于光荣战死，建立不朽的声誉。鲍德温在埃德萨、博希蒙德在安条克分别建立公国。诺曼底公爵和法兰德斯伯爵这两位罗伯特，回到西方接受更为可靠的继承权，总比留下竞争不毛之地的权杖要好得多。雷蒙的嫉妒和野心受到追随者的指责，全军一致发出自主和公平的欢声，赞许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世界声望最高的第一号勇士。他有高尚慷慨的气魄，愿意接受充满危险和光荣的职责，在救世主戴着荆棘冠的城市，虔诚的朝圣者不愿意有任何人僭用皇室的名号和纹章，耶路撒冷王国的创建者满足于圣墓守护者和男爵这个平易近人的头衔。
戈弗雷的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公元1099年7月23日—1100年7月18日)，时间太短，无法为公众谋求幸福，即位不过两个星期就受到战场的召唤。埃及的苏丹率军接近，他们的反应太慢不能防止耶路撒冷的失守，现在急着采取报复的行动。伊斯兰教徒在阿什凯隆会战中全军覆没，拉丁人在叙利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兰西诸侯英勇善战的声名遍传世界，他们在这次行动以后便长久告别圣战。部分的光荣来自兵力相差的悬殊，法蒂玛王朝的骑兵和步卒数以万计，虽然我无法准确计算出兵力的数量，但是除了3000名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受到严厉的惩罚能够坚持不退以外，那些南方的蛮族在第一次的接战中就四散奔逃，土耳其人的积极勇敢与埃及土著的懒散阴柔形成有趣的对比。等到苏丹的剑与旗帜悬挂在圣墓以后，新即位的国王(他够资格获得这个头衔)很高兴地拥抱离开的战友，让英勇的坦克雷德仅维持由300位骑士和2000名士卒组成的军队，用来防护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戈弗雷的统治很快受到一名新仇敌的攻击，只有这个人将耶路撒冷的国王当成一个懦夫。普伊主教阿德玛无论在会议还是战场上都有极其卓越的表现，在安条克上次的瘟疫中亡故，其余的教会人员只保留了他们性格中的傲慢和贪婪，他们曾用煽动的喧嚣要求主教的选举应该先于国王。合法教长的权柄和收益被拉丁教士篡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受到异端或分裂的谴责，被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合理的。东部的基督徒在解救者严苛的奴役之下，无比怀念阿拉伯哈里发宽容的统治。戴姆伯特是比萨的总主教，他长期接受罗马见不得人的阴谋的训练，带着本国同胞的一支舰队前来增援圣地，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成为教会有关宗教和世俗事务的领袖。新任教长立即攫取统治的权力，这是胜利的朝圣者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戈弗雷和博希蒙德愿意举行叙任仪式，从教长手里接受封地的所有权。戴姆伯特还觉得不够，要求对耶路撒冷和雅法有直接的所有权。这位英雄并没有立即严词拒绝，他愿意与教士进行谈判，将每座城市的四分之一让给教会。戈弗雷过世后没有子女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故作谦逊的主教对于其余部分最后的归属感到满意，或许他以后会在开罗或大马士革要求一个新的位置。
征服者要是没有获得教会的恩惠，这个新成立的王国虽然只有耶路撒冷和雅法，以及邻近地区的20多个村庄和市镇，还是会被人夺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伊斯兰教徒仍居住在很难攻陷的城堡之内。农民、商人和朝圣者还是经常面对国内的敌意。戈弗雷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和表弟这两位鲍德温，靠着军队让拉丁人过着更为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后来他们向外扩张领土，虽然没有数以百万计的臣民，但看来与犹大和以色列古老的君王不分轩轾。他们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甚至法兰德斯和挪威的舰队获得强大的援助，陆续占领拉奥狄凯亚、的黎波里、提尔和阿什凯隆这些滨海的城市以后，整个海岸地区从斯坎迪罗到埃及边境，全部为基督徒的朝圣者所占有。要是安条克的君主放弃最高的地位，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都承认是耶路撒冷国王的诸侯，拉丁人统治的地区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是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以后仅剩的四座城市。
法兰西民族和拉丁教会的法律和语言、习俗和称呼，逐渐传入海外的殖民地。按照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国家和下属的领地可以由男性或女性的世系来继承，但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女成为不成才的堕落一代，只能享受奢侈的生活，被时代淘汰。盼望从欧洲到达新的十字军人员，只是偶尔出现的状况。666位骑士服役执行封建制度的任期和权利，预期可以获得的黎波里伯爵麾下200位骑士的援助，每位骑士有4名骑马的扈从或弓箭手伴随进入战场。教会或城市供应5075名下级武士，可能都是步卒。王国全部合法的民兵组织不会超过1.1万人，薄弱的守备兵力要对抗四周数以万计的萨拉森人和土耳其人。
但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兴建防御能力最为强大的要塞，这些组织是寺院生活和军事训练最奇特的结合，虽然可能由宗教的狂热所推动，但必定是由策略的需要所认可的。欧洲贵族的精英分子渴望参加这个备受尊敬的军事阶级，能够佩戴十字架的标志，立下神圣的誓言，精神和纪律可以永垂不朽。2.8万个农庄或采邑立即被捐出来，供养一支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正规军队，用来保护巴勒斯坦的安全。严峻的修道院生活很快在军队的演练中消失无踪，这些基督徒士兵的傲慢、贪婪和败坏使得人神共愤。他们要求罪行的豁免权和司法的权力，扰乱了教会与国家的和谐。他们出于猜忌的争功心理，使得公众的和平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在他们的行为最为荒唐放荡的时期，医院和圣殿骑士还是保持无所畏惧和宗教狂热的特质，他们为了服务耶稣基督，将生死置之度外。骑士制度的精神是十字军的本源和成果，后来这种组织从圣墓移植到马耳他岛。
十四、《耶路撒冷条例》的颁布和法律体制的创立(1099—1369A.D.)
封建制度弥漫着自由的精神，志愿的十字军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要从最有价值的战友当中选出他们的领袖。奴性成习的亚洲人在引进政治自由权的模式以后，还是无法察觉到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是来自平等和公正最纯正的源头，认同的首要与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获得属下的服从并且确保他们应有的福利。布永的戈弗雷接受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后，立即请求拉丁朝圣者提出有关公众和私人事务的建言和忠告，其中有些人精通欧洲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就教士和俗家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商议后，戈弗雷获得教长和所有贵族的核准，颁布《耶路撒冷条例》，这对于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而言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里程碑。这部新的法典上盖有国王、教长和耶路撒冷行政司法官的印玺，存放在圣墓中，在后续年代经过增删，内容更为丰富，巴勒斯坦法庭产生任何疑问都可以参考运用。等到王国和城市全部沦陷以后，珍贵的传统和修正的程序使得这部成文法的残篇，仍旧能够保留到13世纪的中期。雅法伯爵约翰·第贝林是地位重要的诸侯，用笔将这部法典恢复原状，到公元1369年完成最后的修订，供塞浦路斯的拉丁王国运用。
两种审判法庭由不同阶层的人士组成，维持封建制度的司法公正和自由权利，这个办法是布永的戈弗雷在征服耶路撒冷后制定的。国王亲自主持高等法院或称贵族法院，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四位最显赫的人物，加利利的王子、西顿和恺撒里亚的领主、雅法和的黎波里的伯爵，还有就是佣兵司令或元帅，运用一种特别的规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是法庭的成员和法官。但是所有的贵族只要拥有领地就随之获得权力，具备资格参加国王所主持的法院，当然同时也要担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对于所属的部从和臣民，每位贵族召集会议时都会运用类似的法律体系和程序。领主和家臣的关系是出于荣誉观念和自由意志的，身为恩主受到尊敬，保护部从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们会相互立下忠诚的誓言，双方的义务会因任一方受到忽略而停止，要是受到伤害可以解除这种关系。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务与宗教密不可分，这部分权责为教士所剥夺，但是贵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采邑的继承和时效，成为高等法庭最主要的工作。
无论公众还是私人的权利，每位成员既是审判的法官又是自由权利的卫士。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要用语言和刀剑支持领主提出的合法要求。但要是一位不义的长官竟敢侵犯臣属的自由或财产，臣属的同僚就会联合起来，用言语和行为来支持他据理力争。他们勇敢挺身而出辨明谁是谁非，要求恢复臣属的自由或财产，得不到结果就停止对他的服务，将受委屈的弟兄从监狱里救出来，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武器来防卫自己的安全，但是不容对领主的人身做直接的侵犯，领主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具有神圣的地位。在他们的诉状、驳复和答辩中，法院的律师不但精明且叙述非常冗长，只是运用的理由和证据经常会被格斗审判所取代。《耶路撒冷条例》在很多案件中同意使用这种野蛮的惯例，后来逐渐为欧洲的法律和风气所废止。
任何人只要涉及生命、肢体或荣誉的刑事案件，以及价值一个银马克的民事纠纷，就可以用决斗来进行审判做出裁定。显而易见地，在刑事案件中，格斗是原告的特权，(除了受到叛逆卖国的指控外)可以用来报复个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告诉人也可以依据代表的权利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是无论在什么地点都要获得证据，从控诉的性质而言，需要原告就这个事实提出证人。民事案件不容许拿格斗作为工具，来使原告所要求的权利得以成立。但是原告有义务要提出证人，无论这个人是真知道还是装着知道这个事实。这时格斗的特权在于被告，因为被告可能指控证人犯有未遂罪，准备用伪证来剥夺他的权利。从这里可以知道，民事的被告处于刑事案件告诉人的同等立场。接受格斗并不能算是提出证据的方式，也不能当成反面证据，用来证明事实并未发生(这是根据孟德斯鸠的臆测)。
但是在任何案件中，挑战的权利在便于使用武力对所受伤害求得补偿，基于相同的原则和精神，格斗审判如同私人决斗要拼个你死我活。替代的斗士只限于妇女、残废的男子或年满60岁的人员。无论是被告、替代的斗士、证人还是原告本人，战败一方的结局都等于受到死刑宣告。但是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受到丧失荣誉的惩罚和诉讼程序的败北，证人和替代的斗士被处以羞辱的死刑。在很多的案件里，法官有权选择是裁定还是拒绝格斗，但是有两种很特别的状况，接受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要是一位忠实的家臣指责他的同僚说谎，而这位同僚用不公正的手段，对他们的领主要求任何部分的领地；或者是一位讼案败北的当事人谴责法庭的审判和正直。在这两种状况之中，就后者而言，他可以谴责法庭的成员，但是处置的法条非常严厉和险恶。他要在同一天之内陆续与法庭所有的成员格斗，甚至包括审判未出庭的人员，只要一次败北，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和被剥夺荣誉的羞辱。在这种状况之下，挑战者没有胜利的希望，更不可能有人愿意冒险接受这种考验。雅法伯爵在《耶路撒冷条例》里采取合法而奥妙的方式，倡导荣誉而非迷信的原则，在程序上尽量造成很多不便之处，能够规避格斗审判的运用，这种做法真是值得大家赞许。
将平民从封建暴政的高压统治下解救出来，在种种颁行的措施中，各座城市和市政当局的规章制度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如果巴勒斯坦遭遇的状况与发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同一个时代，其获得的好处是有幸加入最古老的拉丁世界。很多朝圣者参加十字军的阵营是为了逃离领主，法兰西诸侯的策略是要保证他们获得自由的特权和利益，这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留在此地。《耶路撒冷条例》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布永的戈弗雷为骑士和领主设置由他主持的贵族法庭以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二级的审判法庭，由城市的行政司法官代表他负责。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延伸到整个王国的自由民，选择若干言行谨慎和家世良好的市民组成法庭，经过宣誓要依据法律对地位相等的人员，就他们的行为和财产实施审判和裁定的工作。
征服和拓殖新兴城市，激起国王和所属主要诸侯沿用耶路撒冷的先例，在圣地丢失之前设置三十几个类似的市政组织。叙利亚人或者说东部基督徒是另外一种阶层的臣民，他们被狂热的教士在多方面进行压迫，靠着国家的宗教宽容得到应有的保护。戈弗雷听取他们合理的诉求，法庭的审判要依据本民族的法律，于是创立第三个法院供他们运用有限的国内管辖权。经过宣誓的成员就血统、语言和宗教来说都是叙利亚人，但是主席(阿拉伯文称为rais)的职位通常由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担任。《耶路撒冷条例》很难得地提到了村民和奴隶，就是耕种田地的农人和战争的俘虏，几乎被视为财产的“物”，地位远在贵族、自由民和外乡人之下，相差不能以道理计。解救或是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对立法者而言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不是为了惩罚，但是要尽可能地将逃走的人员找出来送归原主。他们就像漂流在外的猎犬或鹰隼，合法的主人在失去他们以后还保留要求归还的权利。奴隶的价格与猎鹰大致相等，但是3个奴隶或12头牛才能抵得上1匹战马，在骑士制度风行的时代，血统纯正的良驹售价可达300金币。
历史叙述的风格要是能够不过分严肃，我就会把阿历克塞皇帝比为胡狼，跟随在狮子的后面吞食剩余的残骸腐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经过帝国，给他带来恐惧和辛劳，等到法兰克人凭着战功建立勋业，他从而获得后续的利益和丰硕的报酬。靠着机敏的手段和严密的警戒，他确保首次开战就能取得光复尼斯的成果，占领这个战略要地，逼得土耳其人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撤离。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带着目空一切的勇气，向着亚洲的内陆地区进军。靠近海岸的埃米尔都被召唤到苏丹的旗帜之下，狡诈的希腊人趁着这个良好的机会，将土耳其人从罗得岛和开俄斯岛赶走，收复以弗所、西麦拿、萨尔代斯、菲拉德尔菲和拉奥狄凯亚这些主要的城市。阿历克塞将帝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扩展到米安得河的岸边和庞非利亚的岩岸。教堂整修一新，重现昔日的光辉，城镇重新建设并加强了守备的力量，土耳其人放弃的地区用大量基督徒补充所需的人口，这些人口都是从更为遥远和危险的边区迁移过来的。
要是他基于这种爱护民众的情操，而将拯救圣墓置于脑后，我们也应该体谅他的苦衷。但是他受到拉丁人严厉的指责，认为他犯了通敌和卖友的罪行。十字军的首领曾经对希腊皇帝立下效忠和服从的誓言，但阿历克塞也答应亲自领军支援收复圣地的行动，至少要提供部队和金钱。现在他很卑鄙地撤军，也解除了法兰克人应尽的义务。刀剑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工具，也是独立自主的保证。皇帝倒也没有另作打算，不会想要对耶路撒冷王国重申早已作废的主权要求，但是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现在为他所据有，大军可以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队伍数量庞大，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兵力分散。博希蒙德在一次奇袭中成为俘虏，安条克公国变得群龙无首。赎金使他欠下沉重的债务，那些追随他的诺曼人力量不够，无法击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
博希蒙德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下，还能做出最具远见的决定，把安条克的防务交给他的亲戚——忠诚的坦克雷德，再去组织西方的武力对付拜占庭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要继承他父亲吉斯卡尔的遗志，并且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他很秘密地登船离开，要是我们相信安娜公主记载的故事，那么他是藏身在棺材里才渡过充满敌意的海洋的。他在法兰西受到公众的赞誉，对他的接待非常隆重，他在那里备受礼遇，并与国王的女儿结成连理，带着荣耀的身份归来。当代最英勇的人物都愿接受他这位沙场老将的指挥，于是他率领5000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再次渡过亚得里亚海，这些部队来自欧洲最遥远的地域。都拉斯的守备力量、阿历克塞的步步为营、饥馑的大肆暴虐，以及冬季的即将来临，这些使他充满野心的希望受到打击，被金钱收买的联盟部队反叛他的阵营。一纸和平协定使希腊人免于恐惧，这位敌手的死亡终于使他们获得解救。
对博希蒙德而言，平生不受誓言的约束，丝毫不惧危险的恫吓，更不会为成功而感到满足。他的子女继承了安条克公国，疆域受到严格的限制，效忠有明确的规定，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这两座城市被归还给拜占庭帝国。希腊人拥有整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周边地区，从特拉布宗到叙利亚的门户。罗姆王国的塞尔柱王朝从各方面都与海洋隔绝，并且与他们的伊斯兰教友分离。法兰克人的胜利使苏丹的权势发生动摇，但即使法兰克人一时败北，苏丹的地位也并不稳固。等到丧失尼斯以后，塞尔柱人将宫廷迁到科尼或称伊康，那是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小镇，距离君士坦丁堡有300英里。科穆宁王朝的君主不再为都城受到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对土耳其人发起攻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作用，是使得衰微的帝国免于灭亡。
在12世纪有三次重大的迁徙行动，从西部经由陆地的进军前去解救巴勒斯坦。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先例和成就，激励了伦巴第、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士兵和朝圣者。圣墓得到解救后，又过了48年，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支持面临衰微命运的拉丁人。第三次十字军中，一支强大的军队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领导，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共同遭到惨痛的损失，使他产生同情之心。三次远征行动就兵力的庞大数量、通过希腊帝国的前进路线，以及土耳其战争的性质和过程这几方面而言，看来都非常类似，要是做一个简短的比较，可以省略重复而冗长的叙述。十字军所表现出的外在无论多光耀夺目，发生的原因和获得的结果始终维持不变，几乎成为一个常态的历史事件，所望达成的目标是防卫或光复圣地，有很多次收效甚微而且与最初的构想天差地远。
庞大的群众亦步亦趋，踩着第一次朝圣者的足迹前进。他们的首领若与布永的戈弗雷和他那些冒险犯难的战友比较，大致出身于相同的阶层，只是名声和功勋远远不及。在队伍的前面招展着勃艮第、巴伐利亚和阿基坦几位公爵的旗帜：前面那位是休·卡佩的后裔，其次是不伦瑞克世系的先祖。米兰的总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为了让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宫殿的财富和饰物全部运走。还有十字军的老将、“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战场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人数众多和组织杂乱的团体，大致编成两个纵队向前运动。第一个纵队的总人数是26万人，第二个纵队可能有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出的主张是征服亚洲，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御驾亲征能够鼓舞贵族的士气，康拉德和路易无论就位阶还是个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发起的理由显得更为尊贵，他们的部队更易于维持纪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长负起领军的责任，可能会使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国王有直属的骑兵部队，分别由7万名骑士和陪伴上战场的随员组成。不算轻装部队、农夫编成的步兵、妇女和儿童、教士和僧侣，总兵力不会少于40万人。整个西部从罗马到大不列颠全都要采取行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服从康拉德的号召。根据谣传总人数达到90万人，希腊人和拉丁人证实的确如此，在渡过海峡或是河流时，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后来只能停止计算人数，无穷无尽的行列实在令人感到害怕。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通过地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部队数量要较少一些。1.5万名骑士以及同等数量的扈从都是日耳曼骑兵部队的精英分子。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结，接受皇帝的检阅。经过这样重复计算以后，我们不再为60万的朝圣者感到惊异，在最后的迁徙行动中被轻易相信并记载下来。这种非常夸大的数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士对这件事感到极为惊愕。他们的惊愕很好地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群众，但具体的数字并不明确。希腊人对于战争的技术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认识，因此广受称誉，他们承认法兰西人的骑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作战勇敢，看到这些外乡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们为刚强善战的种族，目露凶光，杀人不眨眼，会使得整个东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帜下，有一队女兵身披全副铠甲，用男人的姿势骑在马上，这些“亚马逊女战士”的首领穿着镀金马刺和高统靴，获得“金足女将”的称号。
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情绪是自然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件，它带来全新的希望、未经考验的危险，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欧洲坚持到底的毅力的确值得我们同情和钦佩：没有从状况不变和处于逆境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教训，每次失败以后还是再接再厉产生同样的信心，连续6个世代一头向敞开在前面的悬崖冲下去，不管这些人处于何种情况，都要用绝望的冒险，占有或光复离家2000英里外的那块墓石，来赌他们在公众和私人方面的运道。克莱蒙宗教会议以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会产生一股新的迁徙活动，朝圣的武士要去保卫圣地。但是7次重大的军备活动或称十字军东征，是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发生的灾难所激发。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榜样。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在这些人当中，伯纳德这位僧侣或圣徒或许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约在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个贵族家庭中，23岁时献身于斯托的修道院，然后带着原始教会的炽热情绪接受圣职任命。过了2年，他带领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槟的克莱尔沃山谷，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创建的社区中，安于修道院院长这个谦卑的职位。
在一个理性和明智的时代，为了废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获得的荣誉，以过度自由和善恶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认和排斥。那些最卑贱的人物运用心灵的力量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凡响，至少比信徒和门徒更为优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们得到的奖赏有很多人在争夺。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动，伯纳德始终高高在上，俯视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的著作绝不缺少机智和雄辩，似乎还保留着许多与圣人的身份相协调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继承产业。克莱尔沃的院长基于守贫和苦修的誓言，弃除尘世的诱惑，拒绝教会的职位，成为欧洲发布神谕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创立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使徒的谴责，让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法兰西、英格兰和米兰对于教会的分裂问题，都咨询和遵从他的意见和判断。
英诺森三世用感恩之心报答对他亏欠的情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三世是圣者伯纳德的朋友和门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传教士和先知那样光芒四射，呼吁全国人民要去保卫圣墓。他在韦泽雷的议会上当着国王的面发表演说，路易七世和贵族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克莱尔沃修院院长专程前去说服康拉德皇帝，这样一个冷漠的民族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还是被他那充满狂暴热情的声调和姿态所感动。他的行程从君士坦斯到科隆，凭着口若悬河的辩才和虔诚炽热的信心，引起极大的反响。伯纳德赞誉自己减少了欧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镇和城堡已经空无人烟，在留下的人员当中，一个男子要安慰7个寡妇寂寞的芳心。
盲从的宗教狂热分子要推举他为主将，但是隐士彼得的下场他很清楚。虽然他保证十字军人员会蒙受神的恩惠，但为审慎起见他还是婉拒了军事指挥的职位，因为无论胜败都会玷污他的声誉。然而等到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克莱尔沃的院长受到异口同声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先知，为公众和个人带来悲伤和不幸。他的敌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时机过于迟缓，用语无法令人满意。他认为服从教皇的指示并没有过错，详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难以测知，把不幸归咎于朝圣者自己的罪孽，同时很谦逊地暗示他的传道得到预兆和奇迹的认可。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的论点就是决定性因素。虔诚的门徒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群众大会中提出诉求，列举在一天之内为此事而发生的20到30件奇迹。这些特异的奇闻就目前来说，只要走出克莱尔沃地区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对盲者、跛子和病人来说，超自然的治疗是神所赐予的恩惠，我们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意外、幻觉、欺骗还是杜撰。
主宰万物的神明总是逃不过立场不同的信徒的大声抱怨。同样一件事的结局在欧洲看来是解救而大加赞扬，而亚洲则认为是灾难，不仅悲痛还要加以指责。耶路撒冷失陷以后，流亡的叙利亚人到处散布惊恐和忧惧；巴格达感觉受到了羞辱而悲伤万分；大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为了表示悲愤，当着哈里发的面撕扯自己的胡须；整个国务会议听到这件凄惨的事故，如丧考妣。但是信徒领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们都是土耳其人手里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经恢复若干临时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有开疆辟土的野心，能够统治巴格达和邻近行省就已感到满足。真正的藩王是塞尔柱的苏丹，他们无法避免亚洲王朝的自然法则，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内部的倾轧、堕落的后裔和衰亡的结局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他们现在的精神和权力，已经无法用来捍卫神圣的宗教。在波斯遥远的边区，桑吉尔是宗族最后一位英雄人物，基督徒对他的名声和军队感到陌生。当苏丹深陷后宫的温柔乡中，他把虔诚的宗教任务交付给奴隶来执行，这些奴隶的土耳其名称叫作阿塔贝克，有点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称之为“尚父”。
阿斯坎萨是位骁勇的土耳其人，曾经得到马立克沙王的赏识，获得殊荣可以站在宝座的右边。他在随着国君逝世而引起的内战中，丢了自己的头颅和阿勒颇的统治权。原来在他手下任职的埃米尔仍旧追随他的儿子曾吉，他们这支部队第一次作战是在安条克击败法兰克人。曾吉为哈里发和苏丹效命，在30次战役中建立起军事方面的声誉。他是唯一能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进行报复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尔总督的职位。他没有让公众失望，在围攻25天以后终于攻占埃德萨，越过幼发拉底河光复被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摩提尔和阿勒颇的独立统治者接着降服了库德斯坦那些黩武好战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导要把营地视为仅有的国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个性，会赏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何况他有很高的警觉心，保护留在后方的家人。
曾吉的儿子努尔丁率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逐渐将伊斯兰信徒的势力统合起来，将大马士革王国纳入阿勒颇，对叙利亚的基督徒发起长期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他将统治区域扩大至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种头衔和特权酬庸忠诚的服务。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认，这位所向无敌的对手无论是智慧还是勇气，公正还是虔诚，全都高人一等。神圣的武士无论是一生的言行还是为政之道，都以恢复最早几位哈里发的宗教狂热和简朴生活为己任。他的宫殿抛弃黄金和丝绸，统治的疆域之内禁止饮用酒类，税收很审慎地被用于公共事务，俭省的家用靠战利品合法的配额来维持，还能购买一处私人的产业。受到宠爱的妃子为妇女用品的花费太大而哭穷，国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过是穆斯林的司库而已，不能把他们的财产转让给你。不过我在霍姆斯拥有3间店铺，你可以拿去，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东西。”他的审判室让权贵感到悚惧，贫民获得庇护。苏丹过世几年以后，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尔丁!努尔丁!你在哪里？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从坟墓里出来保护我们!”担心亡故国君的名字会引起骚动，一个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惭和恐惧。
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叙利亚被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运用武力夺走，就埃及的状况而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权势和影响力的式微。然而他们是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仍旧受到尊敬，在开罗的皇宫维持着天颜难近的习性，轻易不会让臣民或外人窥探或亵渎。拉丁使臣,叙述他们接受引见的情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幽暗走道，接着是阳光闪耀的柱廊，啁啾的鸟鸣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机盎然，贵重的摆设和稀有的动物更显得宫廷富丽雄伟，皇家的宝藏展现的只是少数，其余的品项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列很长的大门敞开，由黑人士兵和内廷宦官担任警卫。觐见厅的内殿用帘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导使臣进入大厅，将弯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帘幕这时才拉开，让他们看到信徒领袖，他向宝座前的第一个军奴表示他的愉悦，这个军奴却是他的主子。
苏丹已经篡夺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权力，任何想掌握权势的敌对竞争者都要靠武力来夺取，最为杰出或实力最强者列入“皇家武班”。达冈姆和绍威尔两个党派轮流将对方逐出首都和国土，弱势的一方会乞求大马士革的苏丹或耶路撒冷的国王，给予带来危险后果的保护。无论是伊斯兰的苏丹还是基督徒的国王，就法蒂玛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国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土耳其人凭着武力和宗教使埃及无法抗衡；法兰克人可以从加沙直抵尼罗河，进军极为便利。同时基督徒的疆域占据了中间的位置，迫使努尔丁的部队要绕过阿拉伯的边缘地区，路途不仅变得更加漫长而且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劳，暴露在焚风的吹袭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热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埃及，帮助恳求他出兵的绍威尔派复位，只是第一次远征行动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任务交付给谢拉古埃米尔才获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资深的将领。
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
谢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后，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绍威尔派的鲜血。土耳其的埃米尔不辞辛劳，暂时担任首相的职务，但外来者的征服行动加速了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只要苏丹的信差带来一句话，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的罢黜完全是因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当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鲁的握手时，就是他们的臣民也感到脸红；当他呈送后宫妇女的头发时，臣民不禁流泪，这是悲伤和忧惧的象征，好引起大马士革苏丹对他的同情。努尔丁的命令和法学家的宣判，阿布伯克尔、欧玛尔和奥斯曼的圣名要用庄严的仪式予以恢复，公共的祈祷要承认巴格达的穆斯萨迪是真正的教徒领袖，阿里之子的绿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德泽德只活了10天，在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种福分。他留下的财富可以保证士兵的忠诚，平息信徒的不满。在后继发生的各种变革中，埃及再也没有背离穆斯林的正统教义。
越过底格里斯河的多山国度为库德人的游牧部落所占有，这个民族坚毅、强壮、野蛮、不受任何约束、爱好抢劫掠夺、听从部族统治。类似的姓名、位置和习俗，好像与希腊人提到的卡杜齐亚人没有多大差别。他们过去坚持古老的自由权利，反对居鲁士的继承人，直到现在仍然保持这种传统，抗拒土耳其政府。贫穷和野心激励他们从事佣兵这个行业，父亲和叔父的服务为萨拉丁伟大的统治奠定基础。乔布的儿子只是普通的库德人，阿谀者推论他的家谱来自阿拉伯的哈里发，萨拉丁听到以后不禁微笑。努尔丁强迫这位态度很勉强的年轻人追随他的叔父谢拉古前往埃及，殊不知这让他的家族很快走向灭亡之路。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的防卫作战建立军事的声誉，要是我们相信拉丁人的说法，他恳求一位基督徒的将领让他获得骑士的身份，照理讲这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谢拉古过世以后，萨拉丁因为是年轻而且实力最弱的埃米尔，才被授予大首相的职位。他请他的父亲前来开罗游历，并且听从他父亲的劝告，那就是凭着自己的才能超越同僚的权势，与军队建立紧密的关系，他们只为自己和萨拉丁的利益卖命。当努尔丁在世的时候，这些野心勃勃的库德人是最谦卑的奴隶。谨慎的阿乌布在国务会议上平息了极为不满的怨言，他大声发出誓言，只要苏丹一声令下，他会亲自给他的儿子戴上脚镣手铐送到宝座的前面。他在私下特别提到：“你在仇敌参加的会议中，说话务必要审慎。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已超过畏惧或听命的程度，努尔丁的威胁连蔗糖的贡金都要不到手。”
努尔丁适时的死亡，解除了双方可厌和后果难料的冲突。他留下一个11岁的儿子，暂时托付给大马士革的埃米尔。埃及新的领主用哈里发和各种头衔来锦上添花，试图让他的篡权在人民的眼里看来是神圣的举动。萨拉丁很快就不满足于仅仅据有埃及，他掠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抢走统治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迪亚尔贝克尔的阿塔贝克的职位和财产。麦加和麦地那承认他是尘世的保护者，他的兄弟征服遥远的也门地区，那里是阿拉伯的乐土。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帝国从阿非利加的的黎波里扩展到底格里斯河，从印度洋延伸到亚美尼亚的山地。要判断他的性格和人品，仅是听到谴责他叛逆作乱和忘恩负义，就会在我们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法律和忠诚的原则与经验已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上。但他的野心多多少少可以归诸以下几点：亚洲的变革消除合法继承的概念；诸如阿塔贝克最近发生的案例；他尊敬而且礼遇恩主的儿子；仁慈和慷慨的行为及于他的旁系亲属；他们的颟顸无能以及他所建立的功勋；哈里发的认可是所有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等。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他施政的首要目标就是给全民带来幸福的生活。
同时具备英雄和圣徒的性质，是对萨拉丁和他的保护人的最大赞许，努尔丁和萨拉丁都在伊斯兰的圣人之列。对圣战的不断沉思默想，使得他们的生命和行动呈现和散发出真诚而冷静的特质。年轻的萨拉丁迷恋醇酒美女，但是他有远大的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为着权力和声誉更为严肃的虚名，能够很快弃绝欢乐的诱惑：萨拉丁的长袍是粗糙的毛织品，清水是唯一的饮料，虽然他和阿拉伯的先知一样禁绝酒类，但是个人的守贞要更胜一筹。他在信仰的虔诚和戒律的实行两方面，都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规的伊斯兰教徒。他甚至为保卫信仰的事业而无法前往麦加朝圣感到懊恼，但是在规定的时刻，每天五次都与他的教友一起祈祷，对于无心之失而遗漏的斋戒一定非常审慎地补足。他会在迫近的两军之间骑在马背上阅读《古兰经》，不管是否装模作样，可以被人引用作为虔诚和英勇的证据。他仅仅阅读萨菲教派迷信的经典，并且亲自垂询加以鼓励。他对诗人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他们不会受到迫害。所有亵渎的学识都会引起他的反感，一位哲学家发出异想天开的言论，被他下令逮捕，处以绞刑。地位最低贱的请愿人都可以进入他的接待室，向他或他的大臣提出诉求。
只有对于一个王国，萨拉丁才会偏离公平的原则。塞尔柱和曾基的后裔为了巴结讨好，前来扶他的马镫和给他抚平衣服时，他对于这种低贱的服务只能表示友善和耐心。他的慷慨真是毫无止境，围攻亚克时他将1.2万匹马分配给部队。他逝世的时候金库里只有47枚硬币和1枚金币。然而在军政府的统治之下，他减少了贡金的征收，富裕的市民可以享受勤劳的成果，不必感到畏惧也不会带来危险。皇家兴建的医院、学院和清真寺，给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带来最美丽的装饰，开罗用一道城墙和要塞来加强防务。他所进行的工程都是为着公众之用，苏丹从未为自己盖花园或宫殿以享受个人的奢侈生活。在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他自己就是个狂热的信徒，萨拉丁真正的德行博得基督徒的尊敬。日耳曼的皇帝以他的友谊为荣，希腊的皇帝恳求与他结盟，征服耶路撒冷让他的名声在东部和西部得以传播和夸大。
耶路撒冷王国之所以能够获得短暂的生存，全靠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争执和双方的芥蒂。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和大马士革的苏丹都极其卑劣，为了当前和个人利益，牺牲宗教的原则都在所不计。但是一位英雄人物现在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权势团结起来，顺应自然和命运的发展，用武力对抗基督徒。耶路撒冷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却毫无准备，内部状况不仅虚弱不堪而且一无是处。最早的两位鲍德温分别是戈弗雷的弟弟和表弟，他们的权杖经由女性的世系传给梅丽森达，她是第二位鲍德温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安茹伯爵富尔克，经由前面一次婚姻，富尔克成为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始祖。
他们的两个儿子鲍德温三世和阿毛里，为了对付不信上帝的敌人，发起了一场极为艰辛而成功的战争。阿毛里的儿子鲍德温四世患有麻风，这种病在十字军当中很普遍，使得他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被剥夺了正常的机能。他的姐姐西比拉自然成为他的继承人，后来将王位传给她的儿子，也就是鲍德温五世。等到这个小孩很可疑地去世以后，她就立第二任丈夫吕西尼昂的盖伊为国王，他是一位很英俊的世家子弟，但是他的名声很差，连自己的兄弟杰福里听说后都大声叫道：“他们能立他为王，就能让我成为神!”这个选择普遍受到指责，实力最强的诸侯的黎波里伯爵雷蒙，被剥夺继承权和摄政的地位，对于国王，心中存着难以平息的恨意，同时对于苏丹所承诺的诱惑，还是抱着引以为荣和问心无愧的态度。
这些人就是圣城的护卫者：一个麻风患者、一个黄口小儿、一个柔弱妇女、一个纨绔懦夫、一个变节分子。然而他们还有机会拖延12年，在于获得欧洲的支援和协助、军事组织和骑士团的英勇，以及主要敌人在遥远的边界或宫廷的内部发生变故。终于，在一条充满敌意的战线压迫和包围之下，每个方面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法兰克人竟然违反了休战协定，他们的生存就靠着它的保护。沙蒂永的雷吉纳德是一名战士，吉星高照之下夺得沙漠边缘的一座堡垒，他从这个位置抢劫商队，口出狂言侮辱穆罕默德，威胁到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的安全。
萨拉丁亲自出马讨回公道，很高兴能有伸张正义的机会，率领8万名骑兵和步兵侵入圣地。他依据的黎波里伯爵的建议，选择太巴列作为第一座围攻的城堡。耶路撒冷国王被说服派出全部守备部队，将民众武装起来，赶去解救重要的据点。基督徒接受奸诈的雷蒙提出的劝告，暴露在缺乏饮水的营地。他在第一次的攻击中逃走，引起两个民族的咒骂，吕西尼昂损失了3万人，遭到覆灭的命运(公元1187年7月3日)，真十字架神木的丧失是最可怕的灾难!十字架留在不信神的仇敌手中。成为俘虏的国王被引导到萨拉丁的帐幕，当他因口渴和恐惧而昏乱不清时，气量宏大的胜利者派人送上冰镇的果冻，不让沙蒂永的雷吉纳德分享表示友善和原谅的饮料。苏丹说道：“一位国王的身份和地位都很神圣，但是这个渎圣的强盗必须立即承认先知，过去他曾经口出恶言，照说应该立即处死。”基督徒的战士本着良心或自傲而加以拒绝，萨拉丁用弯刀砍他的头，卫兵一拥而上将雷吉纳德杀死。浑身战栗的吕西尼昂被送到大马士革，受到礼遇的监禁，很快付出赎金。然而医院骑士有230人被处决，他们都是无畏的勇士和献身信仰的殉教者，使萨拉丁胜利的荣誉受到玷污。王国现在无人领导，骑士团的两位盟主一位被杀，一位成为俘虏。在海岸和内陆地区的城市，守备部队全部被调到致命的战场，只有提尔和的黎波里逃过萨拉丁迅速的袭击。太巴列会战过了3个月后，萨拉丁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前面。
萨拉丁可能预见到围攻这样一座受到天上和地下敬重的城市、一座欧洲和亚洲都感兴趣的城市，就会重燃起宗教狂热最后一丝火花。6万名基督徒每个人都能成为士兵，每个士兵都想寻求殉教的光荣。然而，西比拉王后为自己和被俘的丈夫感到担忧害怕，从土耳其人的刀剑和锁链下逃脱的贵族和骑士，对于国家即将大难临头，仍旧抱着党同伐异的心理和自私的打算。绝大部分居民是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宁可接受伊斯兰的统治也不愿被拉丁人欺压。圣墓吸引了大量低贱和贫苦的群众，他们没有武装的能力和作战的勇气，靠着朝圣者的施舍维持生活。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作进行得极为仓促，成效非常有限。在14天的时间内，一支得胜的军队粉碎了被围守军的出击，布置了各种攻城的器具，在城墙上面打开15个腕尺宽的裂口，利用云梯攀登防壁，在攻击的地点竖起12面先知和苏丹的旗帜。王后、妇女和僧侣组成一个赤足的游行队伍，恳求上帝之子从邪恶的侵犯中拯救他的墓地和遗产，这些都是徒然无益之事。他们要想活命，唯一的希望是征服者大发慈悲，第一个派出的代表团恳求萨拉丁给予怜悯，受到严词拒绝：
他立下誓言要报复穆斯林多年忍受的痛苦，宽恕的期限早已过去，现在只有用血来偿还所犯的罪行。想当年戈弗雷和第一批十字军在这里大开杀戒，多少无辜民众丧失性命。
法兰克人的负隅顽抗等于是个警告，让苏丹明了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获得胜利。他用尊敬的态度听取庄严的誓词，用祖先和上帝之名立下诅咒，恻隐之心的情操油然而生，缓和宗教狂热和征服行动的严酷报复和肆意杀戮。他答应接收这座城市，饶恕所有的居民，允许希腊人和东方基督徒生活在他的主权统治之下，规定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在40天内撤离耶路撒冷，安全引导他们到达叙利亚和埃及的港口，支付的赎金是每个成年男性10枚、妇女5枚以及儿童1枚金币。任何人要是没有能力赎回自由的权利，就要受到拘留，接受永久的奴役。将萨拉丁的仁慈与第一批十字军的屠杀进行比较，这是一些作者喜爱的题材，经常会引起怨恨之心。想法的不同仅仅因人而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获得的待遇完全依据投降条约上的款项；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坚持决不妥协的立场，在攻击和城破的最后时刻仍然奋战到底。公正的前提是守信和真诚，土耳其征服者本着这种态度履行条约的各项规定。他能够表现出怜悯的神情，确实值得赞誉，虽然是他给被征服者带来不幸和痛苦。他没有用严苛的手段来勒索各项债务，只收到3万枚拜占庭金币作为7000名穷人的赎金。他基于慷慨和仁慈，另外放走了2000到3000人，使得出售为奴的数目减少到1.1万或1.4万人。他与王后晤面时所说的话和流出的眼泪，可以看成是最为亲切的安慰之词。他用出手大方的赒济和奖赏，将战争获得的财富分配给孤儿寡妇。就在医院骑士全副武装与他对阵时，他依然允许骑士团虔诚的教友继续照顾和服侍病患，期限以1年为准。
萨拉丁的美德表现出仁慈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钦佩和敬爱，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假装为善的必要，何况他有坚定的宗教狂热，应该促使他把同情心埋藏起来，对于《古兰经》的敌人不能有示惠的举动。等到耶路撒冷从外乡人的手中获得解救以后，苏丹率领兴高采烈的行列入城(公元1187年10月2日)，他的旗帜在空中迎风招展，配合着军乐和谐的旋律。欧玛尔大清真寺已经改成一座教堂，再度奉献给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徒穆罕默德。墙壁和通道用带着玫瑰芳香的清水洗净，一个讲坛用来表示努尔丁的勤勉，建造在圣所里面。但是当圆顶上面闪闪发光的黄金十字架被拆除，拖过街道的时候，不论是哪个教派的基督徒，都发出悲哀的呻吟，穆斯林则回应以充满欢乐的叫声。教长将在圣地搜集到的十字架、圣像、金瓶、遗物，装满了四个象牙装饰的大箱，结果被征服者全部夺走，将之当成来自基督徒偶像崇拜的战利品呈送给哈里发。但他被说服将这些东西托付给安条克的教长和君王保管。这批虔诚的抵押品被英格兰的理查赎回，代价是5.2万枚拜占庭金币。
终于能够将拉丁人从叙利亚赶走，对当地的民族而言一则是喜一则是惧，然而在萨拉丁逝世以后，这项工作还是拖延了一个世纪之久。光辉的胜利进展最后因提尔的坚强抵抗而受到阻止。土耳其人根据条约的规定，将耶路撒冷的部队和守军未加考虑就领往同一个港口，他们的兵力足以防守这个地点。等到蒙费拉的康拉德抵达以后，这群乌合之众加强了信心，增进了团结。康拉德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朝圣者，在太巴列会战中成为俘虏。儿子受到抱负和孝心的驱使，要来探视皇家的侄儿的产业，就是为襁褓中的鲍德温所继承的王国，这时意大利和希腊还不知道已经发生惨剧。看到土耳其人的旗帜使他提高警觉，赶紧离开雅法充满敌意的海岸。康拉德受到一致的欢呼，成为提尔的君主和勇士，耶路撒冷征服者正在围攻这座城市。他有坚定的宗教热诚，或许是对宽大的敌人有所了解，所以才敢抗拒苏丹的威胁，公开宣称要是年迈的双亲出现在城墙外面，他自己就会弯弓射出第一支箭，能够成为殉教者的子女是他最大的光荣。埃及舰队获得准许进入提尔的港口，但是链条突然被拉起来，5艘战船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捕获，一次出击杀死1000多名土耳其人。萨拉丁烧毁攻城器具，很羞辱地撤回大马士革，结束光荣的战役。他很快受到一次猛烈暴风雨的袭击。
悲惨的故事或图画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耶路撒冷受到奴役和亵渎的情景，将欧洲从麻木毫无感觉的状况中惊醒过来。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以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再次将十字架高高举起。他们的军备工作繁重因而进度缓慢，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滨海国家占得先机。生性机灵而且早有准备的意大利人首先登上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只。法兰西、诺曼底和西方群岛那些热心的朝圣者，很快跟着前进。法兰德斯、弗里斯和丹麦实力强大的援军，装满将近100艘船。北国的战士出现在战场上，备受瞩目，他们有魁梧的体格，使用沉重的战斧。提尔的城墙无法容纳大量增加的人员，也不可能听从康拉德的命令。他们同情吕西尼昂不幸的遭遇，也尊重他的地位，这时他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或许是用来分散法兰克人的军队。他建议收复托勒密或称亚克，位于提尔的南边约30英里。这座城市首次被2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包围，名义上听从他的指挥。
我无须详述这次值得纪念的围攻作战，延续将近两年的时间(公元1189年7月—1191年7月)，欧洲和亚洲的部队折损在这个狭小的地区之内。宗教狂热的火焰激烈燃烧，带来毁灭的愤怒。每位有真正信仰的人都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对敌人的热情和勇气也不得不称赞。听到神圣号角召唤的声音，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以及东方行省的穆斯林，在先知仆人的指挥之下集结起来。萨拉丁把营地扎在离亚克只有几英里路的位置，不分日夜竭尽全力要解救被围的弟兄，增加法兰克人的烦恼和困难。在附近地区打了9次会战，就命运的变化和兴衰来说，都能配得上迦尔默罗山之战的荣名。苏丹发起一次攻击，打开进入城内的通路；在另一次出击中，基督徒突入苏丹的中军御帐。他们使用潜水员和通信鸽，能够与被围守军保持正常的联系。海运时刻保持畅通，精疲力竭的守备部队可以撤走，生力军被源源不绝地运进来。拉丁人的营地因饥馑、战斗和天候的关系，人员愈来愈稀少，但是死者留下的帐篷会有新的朝圣者自动补充，并且这些新人会夸大援军的力量与速度。传闻使平民感到惊愕，听说教皇亲率不可胜数的十字军，开拔以后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进军使东部响起更为急迫的警报，他在亚洲遭遇障碍，或许就是在希腊境内，这完全是萨拉丁政策所产生的力量。萨拉丁对于巴巴罗萨非常忌惮，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感到极为欣慰。土瓦本公爵疲惫不堪的残部只剩下5000日耳曼人，基督徒看在眼里，高昂的士气为之沮丧。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皇家舰队终于在亚克湾下锚，两位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和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都是年轻人，被激起好胜的竞争心，充满精力地执行围攻作战。用尽诸般手段完全丧失希望以后，亚克的守军只有向命运低头。投降条约获得批准，换取他们生命和自由的条件极为苛刻：20万枚金币的赎金，释放100名贵族和1500名阶层较低的俘虏，归还神圣的真十字架。双方的协议还有需要澄清的地方，执行的时候也会拖延，使得法兰克人怒火冲天，在嗜杀的理查德的指挥之下，3000名穆斯林就在苏丹的眼前被斩首。拉丁人在攻夺亚克以后，获得一个坚固的市镇和便利的港口，但是要付出重大的牺牲才换取了这样的优势。萨拉丁的大臣和历史学家根据敌人的有关传闻，曾经计算他们在不同时期兵力的总数为50万到60万人，被杀的基督徒超过10万人，更大一部分在疾病或海难中丧生，数量极为庞大的部队中只有少数能够安全返回故土。
腓力·奥古斯都和理查德一世是唯一在同一面旗帜之下作战的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他们自愿参加神圣的服务工作，但民族之间产生的猜忌心不断地产生干扰，形成保护巴勒斯坦的两个党派，彼此厌恶的程度更胜于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东方人看来，法兰西国君在地位和权势方面要更胜一筹，皇帝没有御驾亲征，拉丁人将他尊为尘世的最高领袖。他的功勋并不能与他的盛名相符，菲利浦非常勇敢，但是他的性格具有政治人物的特色，将健康和利益牺牲在这荒凉的海岸上，很快让他感到厌烦和劳累。亚克的投降等于向他发出撤离信号，就算他留下勃艮第公爵，令他率领500名骑士和1万名步兵负责圣地的勤务，也难以将他引起反感的告辞说成是正当的行动。
英格兰国王的位阶虽然要次一等，但在个人财富和军事声誉方面要优于他的对手。如果英雄主义局限于残忍和暴虐的骁勇，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狮心王”的不朽功勋长存在英格兰臣民的心头，不仅深受爱戴，而且让他们备感光荣。过了60年以后，那些曾经与他交过手的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留给孙辈的格言和谚语对他大加赞扬。可怖的名字被叙利亚母亲用来止住儿童的啼哭，如果一匹马在路上突然惊跳起来，骑马的人习惯上会大声叫道：“怕什么!难道理查德王躲在那里？”他对伊斯兰教徒的残忍完全出于个人的脾气和宗教的狂热，但是我不相信他身为军人，自由挥洒长矛时毫无所惧，竟然自贬身份去磨利佩剑，好对付英勇的兄弟蒙费拉的康拉德，事实上康拉德在提尔被几名暗中下手的刺客杀死。
等到亚克投降和腓力离开以后，英格兰国王领导十字军人员收复海岸地区，恺撒里亚和雅法这几座城市加入破碎的吕西尼昂王国。从亚克到阿什凯隆的行军是100英里，这是一场长达11天的重大会战。萨拉丁的部队阵容零乱丧失秩序，他仍旧带着17名卫士留在战场上，还是没有降下他的队标，也没有停止黄铜定音鼓的震耳响声。他再度整顿队伍重新发起冲锋，宣讲师或先锋官大声向“唯一真主”祈求，大家要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站起来，打倒信奉基督教的偶像崇拜者。但是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止这些偶像崇拜者的进军。苏丹只有将阿什凯隆的城墙和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以防范十字军占领以后，在埃及的边界建起坚固的堡垒。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双方收兵休养生息。等到春天来临，法兰克人夜以继日地向着耶路撒冷进军，英格兰国王的旗帜在前面做向导，用主动的精神拦截一支有7000匹骆驼的运输队伍或商队。
萨拉丁将他的指挥营地设在圣城，但是这座城市受到惊慌和争执的打击。他实施斋戒和祈祷，并且向大家讲道以安定人心，公开宣布绝不会独自离开，要与大家一起面对围城的危险。但他的马穆鲁克卫队记得同伴在亚克的下场，拿反叛作为威胁向苏丹施压，要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和他们的勇气，好让宗教和帝国在未来获得保护。基督徒的突然撤退，使穆斯林安然无恙，他们将这个喜讯归于天降奇迹，理查德的桂冠因战友的审慎或嫉妒而顿告枯萎。这位英雄蒙着面纱冲上高岗，发出愤恨不平的喊声：“那些不愿前去拯救基督之墓的人，他们没有资格看圣地一眼。”等到他返回亚克以后，收到雅法被苏丹奇袭的消息，他立刻登上几艘商船，抵达岸边后，跃马跳上沙滩。他的到来使得堡垒立刻解围，6万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在他的部队前面逃走。等到他们察觉理查的兵力处于劣势，第二天早晨又来围攻，发现他带着毫不在乎的样子在城门前面扎营，只有17名骑士和300名弓箭手，他根本不计算敌人的数量，冲上前去抵挡他们的进攻。我们从敌人的证词中获知，英格兰的国王执着长矛，骑着狂烈的怒马沿着战线从右翼飞驰到左翼，没有一个敌手敢出来应战。难道我在写奥兰多和阿马迪斯的传奇小说吗？
就在双方进行敌对行动期间，法兰克人和穆斯林展开了迟滞而冗长的谈判，谈判时断时续，有一些行动能表现皇家的礼仪，双方互赠冰块和水果作为礼物，或是用挪威的猎鹰交换阿拉伯的骏马，能够缓和宗教战争的严酷和固执。从互有输赢和祸福无常的结局，君王的心中产生疑惑，上天在他们的争吵当中一直保持中立。双方在经受考验以后，知道没有希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理查德和萨拉丁两人的健康都已每况愈下，分别遭到万里以外国内战乱所带来的灾祸。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急着要去惩处那些不义的敌手，趁他远离本土时竟敢侵略诺曼底；苏丹的心中充满了好战的热情，人民成了牺牲品而士兵是工具，他们的呼吁软化了他不屈不挠的心志。英格兰国王提出的要求是归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真十字架，非常坚定地宣称，他自己和朝圣的弟兄宁愿为虔诚的工作葬身异域，也不愿带着羞辱和悔恨返回欧洲。
但萨拉丁凭着良心，在没有获得巨额的补偿之下，拒绝基督徒的偶像在此地重新出现，更不能促进偶像崇拜的活动死灰复燃。他用同样强硬的态度表示，他基于宗教和民事的权力能够合法统治巴勒斯坦，同时详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拒绝接受有关拉丁人重建或瓜分耶路撒冷王国的任何条款。理查德建议他的妹妹和苏丹的弟弟联姻，但因为信仰不同而无法成功：公主对于嫁给土耳其人感到厌恶，阿迪尔或称萨法丁很难放弃一夫多妻制。萨拉丁借口双方语言不通，婉拒亲自出席当面讨论。他们派出的通译和使节运用各种技巧和拖延手法来操纵谈判，最后的协议还是受到两边热心人士的责难，他们分别是罗马的教皇和巴格达的哈里发。协议规定：要开放耶路撒冷和圣墓，前往朝圣的拉丁基督徒无须缴交贡金也不能被骚扰；阿什凯隆被完全摧毁以后，拉丁基督徒可以完整地拥有从雅法到提尔的海岸地区；停战协定应该将的黎波里伯爵和安条克王子包括在内；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中止所有的敌对行为。
两军主要的首领全都发誓遵守条约的规定，但是国君只要口头答应和举右手表示同意即可，皇家的尊严可以免于宣誓，因为这种动作通常暗示对谎言和失信的疑虑。理查德乘船返回欧洲(公元1192年9月)的下场是遭长期囚禁和英年早逝，没过几个月萨拉丁也结束了他那光荣的一生。东方人描述他在大马士革的过世，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作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对三个宗教给予同样的恩惠，最后他用寿衣而非旗帜向东方提出警告，伟大的事功不仅变迁无常而且很难持久。团结的帝国在萨拉丁死后(公元1193年3月4日)成为一片散沙，他的儿子们受到他们的叔父萨法丁强大武力的压迫；埃及、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苏丹因为利害关系恢复了原有的敌意；法兰克人在沿着叙利亚海岸地区的城堡中站稳脚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征服者竖立代表至高声名的“纪念碑”，使人听到为之惊惧不已，那就是萨拉丁的什一税。这种全面税法是为着圣战的需要，而强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运用起来获利极丰，即使时机消逝也难以废止。类似的贡金成为教会圣俸什一税的基础，罗马教皇将征税权力授予天主教国家的君王，或保留给使徒教区直接掌握运用。金钱的酬劳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对光复巴勒斯坦的兴趣。等到萨拉丁去世以后，教皇用信函、使节或传道士在各地倡导十字军，要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依靠英诺森三世的热诚和才能。这位教士年纪轻轻却雄心万丈，使圣彼得的继承人臻于伟大的顶峰，他在18年的统治时间里，用专制的手法控制着皇帝和国王，可以任意加以擢升和罢黜。要是他们冒犯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主，就会受到禁令的处分，剥夺他们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权利。在拉特兰宫举行的国务会议中，他的作为使他看上去不仅是东部和西部的教会负责人，更像一位尘世的统治者。英格兰的约翰跪在他派遣的使节脚前，交出头上的冠冕。英诺森可以夸耀两项最伟大的胜利，能够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圣餐变体论”的学说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在他的呼吁之下，发起第四次(1203 A.D.)和第五次(1218 A.D.)十字军东征，不过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国王参与，其余都是位阶列于第二等的诸侯，他们亲自率领朝圣的队伍，兵力并不符合计划的要求，产生的结果不能满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叙利亚转向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或者说是罗马帝国被拉丁人征服，形成下一章极其适切和重要的主题。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20万法兰克人在尼罗河最东边的河口登陆，他们怀着合理的愿望，认为占领埃及就可以打败巴勒斯坦，因为埃及是苏丹的政治中枢和粮食仓库。经过16个月的围攻，穆斯林为达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担任使节的贝拉基乌斯运用教皇的名义，擅自侵犯将领的职权，他的傲慢和无礼断送了基督徒的大军。患病的法兰克人被尼罗河的洪水和东方人的军队围困，只能用撤离达米埃塔作为条件，交换安全的退却机会、朝圣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遗物。部分的失败原因可以归咎于十字军人员的胆大妄为和数量增多。欧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时期，要用倡导十字军的作为来处理棘手的问题，像是立沃尼亚的异教徒、西班牙的摩尔人、法兰西的艾伯塔异端，以及西西里的国王。在这种论功行赏的服务方式之下，国内的志愿人士从宗教方面获得同样的恩典和赏赐，还有更多的尘世报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满腔热血来对付内部的敌人，有时就会将叙利亚弟兄所遭受的苦难忘得干干净净。
从十字军最后的时代开始，教皇抓住机会控制军队和税务，一些深入考量问题、具备理性思维的人士，怀疑从第一次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开始，罗马教廷的政策就在规划和执行整个十字军运动。这些疑虑并非依据东征的性质或事实。圣彼得的继承人显然是在追随而非引导习俗和偏见所产生的冲动，他们摘取迷信的时代天然生长、已经成熟的果实，事先不知道季节的状况，也没有耕耘土地。他们采收这些果实丝毫不感劳累，更无须冒险犯难。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的国务会议上形成含糊的决议，要以自身为榜样来激励十字军人员采取行动，但是神圣船只的领航员不能放弃手里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罗马教皇亲临的祝福。
朝圣者的个人、家庭和产业在教皇直接保护之下，身为精神生活的赞助人立即宣称他们拥有各种特权，指导朝圣者的行为，同时用操控和谴责的手法逼迫他们完成誓言。腓特烈二世是巴巴罗萨的孙子，陆续成为教会的被监护人、仇敌和被牺牲的受害人。21岁时他听从监护人英诺森三世的指导举起十字架，在皇家和帝国的加冕典礼中，一再重复宣布同样的承诺。他与耶路撒冷女继承人结婚，对于他们的儿子康拉德的世袭王国，要负起防卫的责任。但是等到腓特烈年龄渐长而权势日增，年轻时代鲁莽的保证使他悔悟，自由的思想和知识对心灵产生启发作用，教导他要藐视迷信的幻影和亚洲的冠冕，因而对英诺森的继承人不再存有同样的尊敬态度。他的雄心壮志全集中在光复从西西里到阿普里亚的意大利王国，计划的成功会使教皇退回到原始教会的简朴生活。
经过12年的拖延和推辞以后，教皇用乞求和威胁促使皇帝定出前往巴勒斯坦的时间和地点。在西西里和阿普里亚的港口，他所准备的舰队有100艘战船和100艘其他船只，建造完成以后可以运送和登陆2500名骑士，连带他们的马匹和扈从。他在那不勒斯和日耳曼的诸侯组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根据权威的报道，英格兰十字军人员的兵力扩展到6万人。但是繁重的准备工作无可避免或是故意产生迟缓的现象，那些比较贫穷的朝圣者耗尽他们的精力和给养，疾病和逃亡使人数日益稀少；卡拉布里亚酷热的夏季等于提出预告，叙利亚战役会带来重大的灾难。皇帝终于在布伦迪西乌斯扬帆发航，率领的舰队和军队共有4万人马。但是他只在海上停留了3天的时间，全军就匆忙撤回。根据他的朋友提出的说法，是他突然患病，虽然不严重却痛苦难忍；他的敌人指控他蓄意抗命拒不服从。
格列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中止神圣的誓言，施以逐出教会的处分，而为了对他擅自将完成誓言的时间延到次年进行惩罚，同一位教皇再度对他处以破门罪。当他还在十字架的旗帜之下服役时，为了对付他，教皇在意大利发起国内的十字军，等到他从巴勒斯坦回国后，被迫要对自己所受的伤害恳求教会的谅解。巴勒斯坦的教士和军事的骑士团事先已获得通知，拒绝他参与宗教活动并且反抗他的指挥。就是在自己的王国里，他也被迫同意营地的命令，使用上帝和基督教共和国的名号。腓特烈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圣墓的祭坛上放着王冠，他用自己的手拿下来为自己加冕(没有一位教士愿意执行这项职务)。但教长在教堂公布一项禁令，说他的出席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医院和圣殿骑士通知苏丹，说他前往约旦河游历没有护卫随身，很容易发起突击将他杀死。
在这种宗教狂热和党派倾轧之下，胜利毫无希望，防卫非常困难，最后还是获得有利的和平，这可能要归功于伊斯兰信徒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对腓特烈品格的尊敬。教会的敌人遭到指控：对异教徒保持善意和友好的交往，这种行为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藐视这块不毛之地；纵情于邪恶的思想，曾经信口开河说，如果耶和华见过那不勒斯王国，就不会让他的选民继承巴勒斯坦当作应许之地。然而腓特烈从苏丹手里光复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提尔和西顿等地，拉丁人受到允许可以在城市居住和加强防务。他颁布了一部民事和宗教自由平等的法典，适用于耶稣以及穆罕默德的信徒，前者可以在圣墓举行礼拜仪式，后者可以在神圣清真寺祈祷和讲道，先知从此处开始前往天堂的夜行。教士痛恨这种引起反感的宗教宽容，势力已经衰弱的穆斯林逐渐遭到强制驱离。
十字军东征所有合理的目标在没有流血牺牲的状况下都已达成，教堂被归还或重建，修道院得到人员的补充，在15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拉丁人数量已经超过6000人。对于这样的和平与繁荣，他们不会感激这位恩主。要等到花剌子模人的入侵(1243 A.D.)，和平才宣告结束。这个外来的野蛮游牧民族为了逃避蒙古人的杀戮，带着他们的家人和牲口从里海冲进叙利亚。法兰克人和阿勒颇、霍姆斯以及大马士革的苏丹联合起来，实力还是不足以遏阻这股狂暴的激流。任何人敢站起来抗拒，就被花剌子模人无情地杀死或是拖走成为俘虏。圣地的骑士团在一次会战中几乎全部被歼灭，城市受到劫掠，圣墓受到亵渎，拉丁人这才开始承认并且怀念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谦和与戒律。
十一、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70A.D.)
7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两次，是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指挥。他在埃及被囚失去自由，然后在阿非利加海岸送掉性命，过世26年以后在罗马被封为圣徒，人们不难发现他的65桩奇迹，严正声明皇家的圣徒真是名实相副。历史的回响提出更为光辉的证词，说他集国王、英雄和男子汉大丈夫的美德于一身；无论对公众还是私人的正义行动都保持热爱，能够规范勇往无前的尚武精神；路易是人民的父亲、邻居的朋友和邪恶异教徒的克星。只有迷信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腐蚀他的理性和良知。他对于法兰西斯和多米尼克之流的游方僧侣，不仅抱持虔诚的信仰屈身从命，还要仿效他们的言行；他用盲从和残酷的宗教狂热追剿基督的敌人；这位高居帝王之首的国君两度离开宝座，经历游侠骑士的冒险犯难。
一位僧侣史学家可能会很高兴地对他性格中最荒唐的部分大加推崇，但出身高贵而又勇敢的茹安维尔与路易同时被囚，交情深厚，用真实的手法很自在地描绘出他的德行和过错。我们从他的密友处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过去一直让人觉得怀疑，那些使重要的诸侯感到沮丧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全是这些十字军的始作俑者所提出的主张。路易九世超过中世纪所有的君王，能成功恢复皇家的特权，但这些都是在国内而非东部，是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利益。他的誓言是狂热和病态必然的产物。对于这种神圣的疯狂之举，如果说他是倡导者，同样也是受害人。法兰西为了侵略埃及，将军队和财力消耗殆尽，塞浦路斯的海面布满1800艘帆船，即使保守估计，兵力也达到5万人。要是我们按那种带有东方夸耀习气的报道，相信他自己的说法，这些船搭载9500名骑士和13万名步卒，在他的权势庇护之下展开朝圣的行程。
全身甲胄的路易紧随着飘扬的龙旗，率先纵身跳上海滩。达米埃塔这座防卫严密的城市，他的前辈围攻了16个月才夺取(1249 A.D.)，而这次战栗的穆斯林在第一次的攻击中就弃守逃走，但是达米埃塔是他征服的首座城市，也是最后一座。第五次和第六次(1248—1254 A.D.)十字军东征，基于同样的因素也几乎在同样的地点，产生了非常类似的灾难。整个营地感染了流行的瘟疫，在因遭受致命打击而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法兰克人从海岸地区向着埃及首都进军，尼罗河发生不正常的暴涨现象，他们要努力克服这一阻挡去路的障碍。法兰西贵族和骑士在大无畏国君的眼前，表现出藐视危险和军纪的英雄气概。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暴虎冯河的蛮勇强攻马索拉城，一群信鸽将状况通知开罗的居民。但是有一名士兵重新整顿逃散的队伍，就是他在后来篡夺王国的权杖。基督徒的主力落在前卫的后面，阿图瓦在寡不敌众之下被杀。
抛射的希腊火如暴雨一样落在侵略者的头上，埃及人的战船控制了尼罗河的航道，阿拉伯人据有开阔的乡土。运送的给养都在途中遭到拦截，疾病和饥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他们发现必须撤退时，已经为时太晚。东方的作者认为路易可以逃掉，只要他愿意抛弃他的臣民，结果他和大部分的贵族成为俘虏。那些不愿用投降服役或奉献赎金来换取性命的人士，全部遭到残酷的屠杀，开罗的城墙四周挂满基督徒的头颅当作装饰。法兰西国王被铁链锁住，但生性慷慨的胜利者是萨拉丁兄弟的曾孙，他将一件象征地位的长袍送给皇室的俘虏。等到他归还达米埃塔和支付40万枚金币以后，他和被俘的士兵一起被释放(公元1250年4月5日—5月6日)。
努尔丁和萨拉丁战友的堕落子孙，生长在温和的气候和富裕的环境当中，根本没有能力抗拒欧洲骑士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获胜完全是靠着马穆鲁克所组成的军队，这些身强力壮的鞑靼土著在幼年时期被从叙利亚商人的手里买来，在苏丹的军营和皇宫接受训练。但是埃及很快提供新的例证，证明罗马禁卫军形成帮派后有多危险，这些凶狠的猛兽原来是为了对付外人，受到激怒以后就会残害他们的恩主。图朗·肖是这个民族的最后一任国王，自豪于征服的成果而为马穆鲁克所谋杀。胆大包天的凶手拔出弯刀进入内室，这时国王已成阶下囚，他们的手里沾满苏丹流出的鲜血。坚定不屈的路易博得他们的尊敬，贪财好利的念头胜过凶残狂暴的习性，双方终于签订条约，同意法兰西国王带领残余的部队乘船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不能造访耶路撒冷，也不愿在丧失荣誉的状况下回归祖国，就在亚克城内浪费了四年的时光。
路易经过16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之后，回忆当年失败的情况，激起他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斗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1270 A.D.)。经济已经复苏而且国土有所扩张，新生一代的战士成长起来，他充满信心地率领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登船起航。安条克的失陷促使他加速行动，希望为突尼斯国王受洗的狂妄构想，诱使他向着阿非利加海岸航行。传说在那里可以获得大量财富，他的部队因此不在乎延迟向圣地的行程。他们没有见到新入教的人，反而受到重重包围。法兰西人在炽热的沙漠里受尽饥渴死去，圣路易亡故(公元1270年8月25日)在他的帐幕之中。他才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就发出撤退的命令。一位叙述生动的作家说道：“一位身为基督徒的国王，发起战争对付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迦太基的废墟附近捐躯，想当年狄多把叙利亚的神明引进到这块地方。”
十二、马穆鲁克的掌权及驱逐拉丁王国的法兰克人(1250—1517A.D.)
怎么会制定一部如此偏袒和荒谬的法规，竟然宣判一个国家的当地人士，永远要在外族和军奴的专横统治下过着奴役的生活？然而埃及就有500多年处于这种情况。巴哈里雅特和波吉特王朝最为显赫的苏丹，都是从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的行伍中脱颖而出，还有24个总督或军队首长，都不是由自己的儿子而是由军奴来接任。他们制定关系到个人自由权利的丹书铁券，就是谢利姆一世与共和国签订的条约。奥斯曼皇帝仍然从埃及获得进贡和臣服的承诺，但是拘束力微不足道。
这两个王朝除短暂的和平与安定以外，整个时期的主要特色是充满掠夺和血腥。但不论他们的王座是否摇摇欲坠，始终能屹立在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两根支柱之上，统治的地区延伸到埃及、努比亚、阿拉伯和叙利亚。马穆鲁克从800名骑兵增长到2.5万名之众，整个数量还要加上行省民兵10.7万名，必要时还可获得6.6万名阿拉伯人的援助。如此强势而又积极的君王，不可能在他的海岸地区，长期容忍一个充满敌意的独立国家存在。法兰克人建立的政权能够延长大约40年，完全是靠着对手的统治还不够稳定，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一些好战的朝圣者偶然的帮助。英国读者会从这些人当中注意到第一位爱德华的名字，他的父亲亨利还健在时他已经举起十字架。这位未来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者，率领1000名士兵解了亚克城之围，带着一支9000人的军队向拿撒勒前进。
爱德华获得的名声与他的叔父理查德不相上下，凭着英勇的行为订立10年的休战协定。一名宗教狂热的刺客手执佩剑向他下手，虽然他逃脱一死，但还是身负重伤。安条克的位置已较少暴露在圣战的灾难之下，但最后仍旧被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邦多克达或比巴尔斯占领和摧毁，拉丁公国遭到毁灭的命运。在这个最早获得基督教这个名字的政治中枢，居民有1.7万人被杀，10万人被俘为奴，几乎成为人烟寥落的鬼域(公元1268年6月)。滨海的城镇拉奥狄凯亚、加巴拉、的黎波里、贝莱图斯、西顿、提尔和雅法，以及医院骑士和圣殿骑士坚固的城堡，全都相继陷落。法兰克人整个生存空间，只限于圣约翰的亚克这座城市和殖民地，这个地方有时用托勒密这个更为古典的称呼。
等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距离有70英里的亚克成为基督徒的都会区，兴建坚固和雄伟的建筑物、供水渠道、一个人工港口和双层的城墙。城市的人口因朝圣者和避难者不断涌入而日益增多，在敌对行动歇止时，交通的便利引来大批东方和西方的商人，市场能够提供各个地区的产品和各种语言的通译。但是在许多民族混杂的情况下，各种恶行都在滋长和泛滥，在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当中，亚克的男女居民被认为自甘下流和堕落，法律的约束也不能纠正亵渎宗教的不当行为。城市有很多统治者，却缺乏管理的机构。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的国王，吕西尼昂王朝的国王，安条克的王子，的黎波里和西顿的伯爵，医院、圣殿和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共和国，教皇的代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都自认有独立管辖的权力。17个法庭掌握生死大权，每个罪犯在相邻的居住区得到保护。各个民族之间永远存在着猜忌之心，经常爆发流血冲突。有些亡命之徒侮辱十字架的形象，没有能力付账就去抢劫伊斯兰教徒的村庄。19位信誉良好的叙利亚商人被基督徒绑走吊死，基督徒拒不认罪使得哈利勒苏丹师出有名。他率领6万名骑兵和14万名步卒向着亚克进军，他的炮兵(要是这个词当时可用的话)行列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钝重，一门投射机具的木制结构拆开要用100辆大车运送。曾经在哈马的部队里服役的皇室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就是这场圣战的目击者。法兰克人即使罪大恶极，狂热和绝望也激起了他们的勇气。但是17个首领争权夺利，使得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片散沙，苏丹的战力能从各方面施以压倒性的打击。
经过33天的围攻，双重城墙终于被穆斯林突破(公元1291年5月18日)，主要塔楼被他们的投射机具摧毁，马穆鲁克发起全面攻击，城市遭到杀戮和洗劫，6万名基督徒不是死亡便是成为奴隶。圣殿骑士的修道院——也可以说是城堡——多守了三天，但是他们的盟主中箭阵亡，500名骑士只有10人幸存，最后还是得不到赦免，被送上绞架吊死，比起力战被杀的牺牲者更为不幸。耶路撒冷国王、教长和医院骑士团的盟主费尽力气撤退到岸边，然而海面上狂风暴雨不断而且船只不足，大部分逃亡人员在到达塞浦路斯之前惨遭溺毙，否则吕西尼昂王朝即使丢了巴勒斯坦，能够返回家乡也可获得一点安慰。苏丹下达命令，将拉丁城市所有的教堂和工事夷为平地，出于贪婪或恐惧的动机，圣墓仍旧向虔诚和失去自卫能力的朝圣者开放。长期以来回响着世界大辩论之声的海岸，为一阵哀怜和孤独的寂静气氛所笼罩。
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国，很快被希腊和拉丁的教会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旧使基督教世界两个最大的宗教组织，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希腊的分裂主义离间最有用的盟友，触怒最危险的仇敌，使东罗马帝国坠入衰亡的深渊。
在当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极为明显和司空见惯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罗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时代以后，出于平等或支配的关系而感到骄傲，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后来反叛的臣民宁愿与法兰克人结盟，双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腊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尘世和宗教知识的优越性而自豪：是他们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大公会议的信条；唯独他们拥有经义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沦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蛮族，对深奥而秘密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些蛮族反过来又藐视东部的人士，说他们是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只有挖空心思的争辩和永不休止的浮躁，庆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会的传统，满足于简朴纯洁的教义。
7世纪的西班牙宗教会议和以后的法兰西宗教会议，对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三神格加以改进，或是毁弃尼西亚信经。在东部进行的长期争论中，对于基督的属性和世系都非常审慎地加以界定，众所周知的圣父和圣子关系，似乎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难与圣灵相提并论，而且就正统基督徒的认定，圣灵并不是神所赐予的礼物或象征，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圣灵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统的方式“已经发生”，这种存在难道仅来自圣父，或是来自圣子？还是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第一种观念，拉丁人认定后面这种看法。尼西亚信经在圣父和圣子之间加上“暨”这个连接词，引起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激烈的争执。在这场争论刚发生时，罗马教皇装出保持中立的温和态度，对于山外高卢教友的这种创见，虽然加以谴责，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很想给节外生枝和毫无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层寂静和宽恕的面纱，让人无法一窥真面目。从查理曼大帝和利奥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俨然以心胸开阔的政治家自居，伟大的君王反而自贬身价，像是个性浮躁和满怀偏见的教士。罗马的正统教会迎合现实政策所引发的冲动，利奥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条，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中吟唱。尼西亚和阿塔纳修斯的信条被奉为正统信仰，如果没有这些教义，无人可以获得救赎。现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腊人的诅咒，希腊人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诸如此类有关信仰的项目很难被列入协商的议程，但是那些遥远和独立的教会对于纪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就是神职人员从理性方面考量，也认为这种细微的差异无可避免，不会造成伤害。
罗马的计谋或迷信规定，教士和辅祭要严格遵守独身的职责，对希腊人而言守贞只限于主教，这样的牺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为补偿，或是年事已高易于克制。教区的教士可以成为父亲，能够与进入圣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乐。11世纪“无酵饼”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领圣体仪式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使用“发酵”还是“无酵”的面包。在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我对于拉丁人长期处于守势，是否应该提一提对于他们的严厉指责？他们忘记了使徒要遵守的教义，不得食用动物的血和绞死而未放血的动物，每个星期六还要禁食，这都是犹太人规定的律法。在大斋期的第一周，他们允许食用奶类和奶酪，那些意志不坚或体格虚弱的僧侣还可以尽情吃肉，要是没有植物油就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只限于主教团，主教就像来到教堂的新郎，手里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须，把人浸在水里就算完成洗礼。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这些罪行激起愤怒的狂热情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以同样的狂热肯定这些神圣的行为。
固执己见和民族恩怨，对于任何争论的问题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希腊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强烈的好胜心理：要维持古老都会教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居于所有的教区之上；要使统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独一无二的权势，不得屈居于任何城市之下。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乌，原来是卫队队长和御前大臣，靠着功劳和宠爱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长这个极其难得的职位。他的学问渊博，甚至教会方面的知识也胜于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但是他的任职过于仓促，晋升也不合常规。那位受到排挤的前任伊格纳提乌斯，仍旧受到公众热情的拥护和追随者顽固的支持。他们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诉，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满野心的罗马教皇，正巧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东部的对手进行审判和定罪。后来因保加利亚国王和民族的教会管辖权而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对这两位最高职位的教士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除非他们能够计算出来，在自己管辖的教区之内有多少臣民改变信仰。
希腊教长得到本国法庭的协助赢得胜利，但是疯狂的竞争让他接着罢黜圣彼得的继承人，并且大肆谴责拉丁教会传播异端和制造分裂。佛提乌为满足一己之私，为了获得短暂而不稳的统治，情愿牺牲世界的和平。他随着保护人巴尔达斯一起垮台。伊格纳提乌斯的年龄和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敬，马其顿人巴西尔恢复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义的角色。佛提乌从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处，用充满悲情的诉求和极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够回心转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长的宝座，他的对手一直在暗中窥伺。等到巴西尔过世以后，他体验到宫廷的兴衰浮沉和皇家门生的忘恩负义。这位教长再度被黜，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可能会缅怀世俗和学习生活的自由。在教会每一次的变革中，统治者的一个眼色或示意，就会被顺从的教士当成圣旨接受。一个有300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随时准备为神圣的佛提乌高声欢呼，或是为他的失宠而大肆抨击。统治者用给予救援或奖赏之类的承诺，蒙骗诱使教皇赞成不同的礼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节批准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但是宫廷、人民、伊格纳提乌斯、佛提乌，他们都反对罗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圣职人员遭到羞辱或监禁，护送圣灵的行列和仪式全部被人遗忘；保加利亚永远成为拜占庭王权的附庸；这位不守规定多次举行授予圣职仪式的教长，受到罗马教皇严厉的谴责，使得分裂的局面继续延续下去。
公元10世纪的黑暗和腐败使得两个民族暂停了双方的来往，在心灵方面更难复交和好。但等到诺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里亚教会回归罗马的管辖之下，希腊教长发出过于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过错，唾弃亵渎神圣的行为。罗马的威望如日东升，不能容忍一个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节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开将米凯尔·塞鲁拉里乌斯逐出教会(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们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门律呈献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面列举了希腊人7条重大的异端邪说，把有罪的导师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堕落天使一伙，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教会和国家要是发生紧急状况，有时就会恢复友好的关系，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辞来装点门面，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谬误的观念，历任教皇也未撤销他们的判决。
我们可以把这一晴天霹雳，视为分裂最终形成的起点。罗马教皇每次只要采取雄心壮志的行动，就会扩大分裂；希腊皇帝对他的兄弟日耳曼国王可耻的命运，总是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惊悚；人民对于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和军事生活，始终怀着气愤和感慨的心情。
希腊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为谋(1100—1200 A.D.)，在前面3次圣地远征中产生矛盾，后来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使尽诸般手段，不让势力强大的朝圣队伍出现。他的继承人曼纽尔和艾萨克·安吉卢斯变本加厉，要与伊斯兰信徒同谋，消灭法兰克人几位最主要的君主。这种极其阴险和邪恶的谋略，得到各阶层臣民自愿的从命和积极的支持。毫无疑问这种敌对的情绪，大部分要归因于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阂和疏远，以及语言、服装和习俗的相异。一个国家要是被外国军队闯入，这些外国人还声称自己有权穿越领土和通过首都的城墙，这样就会使统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伤害。他的臣民被残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腊人在暗中嫉妒法兰克人的英勇，能够完成光复圣地的虔诚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难解的仇恨。
民族之间相互敌视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热的毒液所加强和刺激。他们得不到东部弟兄的亲密拥抱和热情欢迎，每个人不断重复着分裂主义和异端分子的指责。这些话在正统教徒听起来，比异教徒和不信者更为刺耳。他们和他们的导师没有因信仰和仪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爱，反而因在纪律的规定和神学的问题上与东部教会有所不同而备遭厌恶。路易七世进行十字军东征时，希腊教士要洗刷和净化他们的祭坛，说是被一个法兰西神父的献祭所亵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同伴极为悲痛，感觉到主教和僧侣的积怨已深，使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两方面都受到伤害。这些圣职人员的祈祷和布道，总是极力鼓动人民反对西部的蛮族。教长被指控曾经宣称——信徒只要消灭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所有的罪孽都可以获得救赎。一个名叫多罗修斯的狂热分子，信誓旦旦地预言，日耳曼异端会攻打布拉契尼斯的城门，使得皇帝大为惊慌。然后他又说上帝的报复会给世人树立榜样，让皇帝恢复信心。这些战力强大的部队通过国土，是极其少见和充满危险的事件。但是十字军东征使得两个民族进行频繁而常见的交往，扩大双方的知识范围，却没有消除他们的偏见。
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奢侈需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物产来维持，进口的品项靠着众多居民的技术和勤劳获得平衡，地理位置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城市存在的每个时期，海外贸易全部操纵在异族手里。等到阿尔马菲没落以后，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都在帝国的都城建立工厂定居下来，良好的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是崇高的地位和税务的豁免。他们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与当地人士的通婚增加了家庭的人口。在容忍建立伊斯兰的清真寺以后，更不可能禁止奉行罗马礼拜仪式的教堂。曼纽尔·科穆尼努斯的两位妻子都是法兰克人，头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小姨，第二位是安条克王子的女儿。曼纽尔又为他的儿子娶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的女儿，把女儿嫁给蒙费拉侯爵，这位侯爵在君士坦丁堡皇宫接受教育，获得很高的官位。希腊人与西部的军队开战，渴望能够夺取西部帝国。曼纽尔欣赏法兰克人的英勇也相信他们的忠诚，授予他们法官和财务官等待遇优厚的职位，这些不适当的做法反而使他们无法发挥军事才能。
曼纽尔的政策是求得教皇的结盟，公众大声疾呼，指控他偏袒拉丁民族和他们的宗教，在他和他的继承人阿克里苏斯统治期间，君士坦丁堡对他们的指控是外国人、异端和徇私者。等到宣告安德洛尼库斯还朝和即位以后，这三重罪恶得到严厉的清算(1183 A.D.)。人民揭竿而起，暴君从亚洲海岸派遣部队和船只，帮助他们进行这场民族的复仇运动。外乡人毫无希望的抵抗，只能证实大众的愤怒已经到了杀人嫌刀剑不够锋利的程度。这些死在民族仇恨、贪婪和宗教狂热之下的牺牲品，无论是年龄、性别、朋友还是亲戚关系，都不能让他们获得逃生的机会。拉丁人被杀死在家中或街头，他们的居住区化为一片灰烬，教士被烧死在教堂里面，病人死在医院。他们比较仁慈的举动，是将4000名基督徒卖给土耳其人当作永久的奴隶，从而可以大致估计出有多少人遭到屠杀。为了摧毁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教士和僧侣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发出最响亮的呐喊声。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的头被割下来，绑在一只狗的尾巴上面，带着野蛮的讽嘲意味被拖过街道时，他们竟然向上帝高唱感恩的赞美诗。
那些消息灵通的外乡人听到最初的警报，很快撤到他们的船上，穿过赫勒斯滂海峡，逃离血流漂杵的现场。在他们赶回国的路途上，沿着海岸烧杀掳掠长达200英里的地区，要在帝国无辜的臣民身上实施残忍的报复，特别将教士和僧侣当成罪不可赦的仇敌，从抢劫的累积来补偿所损失的财物和朋友。等到他们返回故国，向意大利和欧洲揭露希腊人的富裕和虚弱、背信和恶毒，他们的罪恶被描述成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和分裂主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于审慎，错失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大好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前往圣地的通道。后来东部发生一次内部的革命，诱使威尼斯人和法兰西人乘虚而入，很快完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在一系列拜占庭皇帝当中，我已展现出安德洛尼库斯的伪善和野心、暴政和败亡，他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科穆宁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那场使暴君一头从宝座上面栽下来的革命，救出艾萨克·安吉卢斯的性命，还能让他登基称帝(公元1185年—1195年9月12日)，他出身于同一王朝女性世系的后代。安吉卢斯的作为酷似尼禄，他可能会发现，要想无愧于臣民的爱戴和尊敬极其容易。即使大众有时也对安德洛尼库斯的施政不无遗憾。这个暴君有清醒和灵活的头脑，能够明白个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当那些能使他有所顾忌的人都对他感到畏惧时，毫无戒心的人民和遥远的行省可能会感到庆幸和祝福，能有这样一位坚持正义原则的主子。但是那位推翻他的继承人渴望和嫉妒他的最高权力，他却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贯彻执行。艾萨克的恶行对人类极其有害，提到美德(如果他能有任何美德的话)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希腊人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他的大意和疏忽，拒绝承认他有任何短暂或偶然的功劳能够有利于那个时代。
艾萨克整日无所事事地高居宝座，只有声色之娱能使他振奋起来，靠着喜剧演员和小丑陪他取乐打发时间，甚至这些小丑对皇帝都心存鄙夷和不齿。他的喜庆宴会和宫殿建筑都远超过皇室奢华的标准，宦官和仆从的总数高达2万人，每天的开支是4000磅白银，使得每年家用和饮食的经费高达400万英镑。他全靠压榨的手段解决巨大的赤字，对赋税的任意征收和应用更加激起公众的不满。希腊人计算他们受到奴役的天数时，有名善于奉承的预言家向他提出保证，因此获得了教长的职位。预言家说他有32年战果辉煌的长期统治，无上的权势扩展到利巴努斯山，征服的地区将越过幼发拉底河。不过他为了实现预言唯一向前迈出的步伐，是向萨拉丁派遣阵容庞大和成员复杂的使节团，要求他归还圣墓，还要与基督徒的仇敌签订攻守同盟。希腊帝国剩余的国土在艾萨克和他兄弟这两个废物手里彻底葬送了。塞浦路斯这个光凭名字就会给人带来高雅和欢乐感觉的岛屿，被一位与他同名的科穆宁君王所篡夺。在一连串相互关连的奇特事件之后，英格兰的理查德用他的剑将这个王国赠给吕西尼昂家族，作为他丧失耶路撒冷非常丰盛的补偿。
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叛乱(1186 A.D.)，使王国的荣誉和首都的安全受到很深的伤害。自从巴西尔二世获得胜利以来，在17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支持拜占庭君主松散的统治，但君士坦丁堡对于这些野蛮的部落，没有采用任何有效措施来加强法律和习俗的约束力量。在艾萨克的命令之下，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群和牲口全被赶走，奉献给盛大排场的皇家婚礼。他们那些凶狠的武士在军中服役，得不到平等的阶级和应有的薪饷，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两位有古代国王血统的势力强大的首领彼得和阿桑，要求他们应有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有些装神弄鬼的骗子向群众宣称，圣德米特里乌斯这位光荣的主保圣徒已经永远抛弃了希腊人的事业，于是一场战火从多瑙河一直烧到马其顿和色雷斯山区。艾萨克·安吉卢斯和他的兄弟经过差强人意的努力，不得不默认他们的独立。皇家军队很快在海姆斯山的隘口一带，发现沿路散布着战友的白骨，士气为之沮丧。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凭着约安尼斯的武力和政策，能够稳固地建立起来。精打细算的蛮族向英诺森三世派遣使臣，认同自己在血统和宗教方面都是罗马的嫡子，用恭敬的态度接受教皇授予的铸币权、皇家的头衔以及拉丁总主教的圣职。保加利亚一直是分裂运动的首要目标，梵蒂冈为精神上的征服而欣喜万分。要是希腊人能保住教会的管辖权，就是放弃对那个王国的统治权，也会感到满意。
保加利亚人怀着恶毒的念头，希望艾萨克·安吉卢斯能够长命百岁，这是他们自由和繁荣的最可靠保证。然而他们的首领却不分青红皂白，对于皇帝的家族和整个民族，都表现出极为藐视的态度。阿桑对他们的军队说道：“对于所有的希腊人而言，同样的气候、性格和教育，就会产生同样的果实。”这位武士继续说：“请看这根长矛的红缨和旗帜上面飘动的长幡，质料是同样的丝绸，是由同一个工匠制造而成的，仅仅颜色不同而已。染成紫色的幡带并不见得价值更高，或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艾萨克统治帝国期间，好几位争夺紫袍的竞争者旋起旋灭。有一位击退西西里舰队的将领，被忘恩负义的君主逼得造反，最后走上毁灭之途。暗中的阴谋活动和民众的揭竿而起，扰乱了他那豪奢的休闲生活。皇帝能保住性命完全是出于偶然，多亏了几个奴仆的卖力，但他最后还是被狼子野心的弟弟推翻，为了一顶并不稳靠的皇冠，亲情、忠诚和友爱的职责，全部被置之脑后。
艾萨克在色雷斯山谷，尽情享受懒散和单调的狩猎之乐，他的弟弟阿历克塞·安吉卢斯在军营受到一致的推举，穿上紫袍登基称帝(公元1195年—1203年4月8日)，首都和教士同意他们的选择。虚荣心重的新君抛弃父辈传承的名字，采用科穆宁家族高贵的皇室称号。我已经用尽藐视的言辞，来描述艾萨克可鄙的天性，这里只能补充几句：在8年的统治期间，更为下流无耻的阿历克塞获得妻子的支持，身为皇后的优芙罗西尼犯下各种男性常犯的罪恶。
艾萨克发现卫士不再听从他的命令，才得知自己已经被推翻，产生敌视的态度和追捕的行动。他逃了50多英里，到达马其顿的斯塔吉拉，但是失去臣民和追随者的逃犯还是被抓回君士坦丁堡，剜去两个眼珠，关在无人的高塔里，靠着一点面包和饮水聊以维生。发生这场政变时，被视为帝国的希望而受到教养的儿子阿历克塞仅有12岁，受到篡位者的饶恕将他留在身边，以便在平时和战时展现自己不可一世的气派。当他的军队在海边扎营时，一艘意大利的船只使得年轻的王子轻易走脱，他装扮成普通水手逃过敌人的搜查，穿越赫勒斯滂海峡，在西西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前往罗马朝拜使徒的门墙，恳求教皇英诺森三世给予保护。阿历克塞接受他的姐姐艾琳慈爱的邀请，她是罗马国王土瓦本的菲利普的妻子。他在穿越意大利期间，听说西部骑士的精英人物到威尼斯集结，准备出兵解救圣地。他的胸中立即燃起一线希望，也许可以利用十字军所向无敌的刀剑，为他父亲夺回宝座。
耶路撒冷失陷以后过了10或12年，法兰西的贵族听从第3位先知的呼吁，再度受到召唤要参加圣战。这位先知或许不如隐士彼得积极进取，比起圣伯纳德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才能，相差更是不能以道里计。讷伊的富尔克是巴黎附近一位识字不多的教士，他放弃在教区的圣职，要在群众中担任巡回传道士，负起更为自豪的使命。等到他那圣洁和奇迹的名声传遍各地，他用严厉和激烈的言辞抨击那个时代的罪恶，巴黎街头的布道演讲使得强盗、高利贷者、娼妓，甚至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纷纷悔改，愿意受洗加入教门。英诺森三世刚刚登上圣彼得的宝座，马上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法兰西宣布成立新的十字军。口若悬河的教皇生动地描述耶路撒冷的苦难、异教徒的胜利和基督教世界的羞辱。他非常慷慨地提出赎罪的办法，所有在巴勒斯坦亲自服役1年或找到代理服役2年的人，可以被赦免一切罪孽。他派出的使者和演说家都在吹起神圣的号角，其中以讷伊的富尔克声音最响收效最宏。
欧洲几个主要的王国就当时的处境而言，对于宗教的号召产生反感。皇帝腓特烈二世还是个小孩，不伦瑞克和土瓦本两个敌对的家族，使他的日耳曼王国不断发生争执，让人想起圭尔夫和吉贝林两个党派的倾轧。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曾经立下危险的誓言，现在却难以说服他违背良心再度出征，但是他对于美誉的野心不亚于对权力，非常乐意为保卫圣地成立一个永久的基金。英格兰的理查德满足于第一次冒险行动的荣誉和灾祸，竟然对富尔克的规劝加以嘲笑，要知道这位教士在国王面前毫无自惭之色。金雀花王朝的国君说道：“你劝我抛弃骄傲、贪婪和纵欲这3个心爱的女儿，那我就将她们送给最有资格得到的人：我的骄傲交给圣殿骑士，我的贪婪交给基思陶克思的僧人，我的纵欲交给高级教士。”
但是，实际上愿意听从布道者劝说的是位高权重的诸侯，也就是那些居于第二级的君主，其中以香槟伯爵狄奥巴尔德，在神圣的竞赛中位列前茅。勇敢的22岁青年受到父兄榜样的鼓励，他的父亲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长兄带着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葬身在巴勒斯坦，他的贵族地位获得2200名骑士的服役和效忠。香槟地区的各级贵族在战争方面能够出人头地，狄奥巴尔德与那瓦尔的女继承人缔结婚姻关系，可以在比利牛斯山的两侧，征召强悍的加斯科涅人组成一支队伍。布卢瓦和沙尔特斯伯爵路易同是献身军旅的战友，像他一样具有皇室的血统，这两位诸侯同时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的侄子。此外，还有一大群高级教士和贵族仿效他们的狂热情绪。
我特别要提到蒙莫朗西的马修，他有出众的身世和功勋；还有蒙福尔的西门，他以“艾伯塔异端之鞭”著称于世；以及一位勇敢的贵族、维尔哈杜因的杰福里是香槟的元帅，身为主要人物，参与各种会议和活动，不惜用当地粗俗的土语写下或口授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就在同一个时候，娶狄奥巴尔德的姐妹为妻的法兰德斯伯爵鲍德温，连带他的兄弟亨利，以及那个富饶和勤奋行省大部分的骑士和市民，一同在布鲁日举起十字架。首领举办马上比武，用来支持他们在教堂立下的誓言。作战的行动方案经过多次集会的充分讨论和说明，找出了解救巴勒斯坦的关键点，即埃及，这个国家在萨拉丁过世以后，几乎已经被饥馑和内战摧毁。但是如此众多的皇家军队的悲惨命运，非常清楚地表现出陆上远征的艰辛和危险。如果不是法兰德斯人居住在沿海地区，那么法兰西的贵族仍旧会缺乏船只，保持对航海一无所知的状态。他们采取明智的决定，就是选出6位委员或代表，其中包括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在内，在发誓要尽忠职守以后，让他们全权负责指挥整个联盟的行动。只有意大利滨海的城邦国家拥有运输工具，可以装载神圣的武士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马匹。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请势力强大的共和国基于宗教或利益的动机给予协助。
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时，我曾经提到威尼斯人从大陆上已经陷落的城市逃跑，在亚得里亚海湾尽头一连串小岛找到隐蔽的避难所。在这片水域中，他们生活在自由、贫穷、勤劳和隔绝的环境之中，逐渐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威尼斯最早的根基建立在里亚托岛，每年选出12个护民官的制度，被一个终身任职的公爵或元首取代。威尼斯人处在两个帝国的边缘地带，热衷于相信原始和永恒的独立，靠着武力从拉丁人手里确保古老的自由，也许要用文字和条约来加以肯定。查理曼大帝对亚得里亚海湾放弃所有要求的主权，他的儿子丕平对运河交错地区的攻击总是吃败仗，骑兵认为那里的水太深，对于船只的航行而言则又太浅。在日耳曼恺撒统治的每一个时代，共和国的领土与意大利王总是泾渭分明。但是威尼斯的居民反而被他们自己、外地人以及他们的统治者看成希腊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有许多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从属的地位，威尼斯的公爵渴望获得拜占庭宫廷赐予的虚衔和奴性的荣誉，就自由人民的官员看来，这完全是自甘堕落的行为。这种附庸关系的结合并非绝对也不可能牢固，由于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软弱，双方的联系无形中变得更为松散。从一开始的要求服从退化到保持尊敬，从授予特权发展为专卖，本国政府的自主权随着国外领土的独立而获得加强。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滨海城市，都接受亚得里亚海湾主人的统治。当他们为了阿历克塞的帝业，武装起来反对诺曼人时，皇帝靠的不是他们身为臣民的责任，而是忠实盟友的感激和慷慨。对威尼斯人而言，海洋是祖传的产业：地中海的西部从托斯卡纳到直布罗陀，都已落入他们的对头比萨和热那亚的手里；但是威尼斯早已从希腊和埃及的商业活动中赚到非常丰厚的收益。他们的财富随着欧洲的需求而增长，无论是丝绸、玻璃的制造，还是银行的建立，都是极为古老的行业，使他们能在高贵的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享受勤劳的果实。
共和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向外敌报复以及保证航运的畅通，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由100艘人员齐备的战船组成。希腊人、萨拉森人和诺曼人曾经在海上遭遇威尼斯的水师。叙利亚的法兰克人接受威尼斯人的帮助，占领了很长一段海岸地区。但他们的热情并非出于盲目或无私，提尔的攻取可以分享这座城市的统治权，能够掌握位居世界第一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的政策表现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海上强国的傲慢，然而这种野心还是有限度的，他们从未忘记自己因何而强大，如果说武装的战船是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那么贸易的商船就是根基和靠山。他们在宗教方面避免希腊的分裂主义，也不会对罗马教皇表现出奴性的服从，尽量与世界各地的非基督徒自由来往，可以及时遏止迷信行为的狂热。威尼斯的原始政府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当松散的混合体，元首由共和国全民大会选举产生，只要有民众的爱戴和成功的施政，就可以用君王的排场和权威进行统治。但是在国家经常发生变革的状况之下，他会被主持正义或毫无正义的群众运动所罢黜、放逐或杀害。在12世纪首度出现明智而又充满猜忌的贵族政治，元首成为华丽的摆设，更不容人民置喙。
当法兰西朝圣大军的6位使节到达威尼斯时(1201 A.D.)，他们在圣马可宫受到当政公爵的热烈欢迎。这位元首的名字叫作亨利·丹多罗，衰老之年却发出灿烂的光辉，成为当代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虽然体能因高龄而衰弱，双眼已丧失视力，但丹多罗仍旧保持缜密的思维和男子汉的勇气：一位英雄人物的进取精神，渴望建立令人难忘的勋业来装点自己的统治；一位爱国者的无上智慧，迫切需求国家的荣誉和繁荣来弘扬自己的名声。他赞扬法兰西的贵族和代表，称他们具备勇敢的热情和开明的信念。如果他是个普通人，会心甘情愿地加入他们的阵营，为着伟大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是共和国的公仆，必须延缓片刻，就这项艰巨的任务询问同僚的意见。法兰西人的建议事项先经过6位辅政官的讨论，他们最近才受到指派监督元首的行政措施。然后把结论告知国务会议的40名成员，最后才向立法会议提出报告，这是由城市6个区每年选出的450名代表所组成。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元首是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法律赋予他的权力更得到丹多罗个人威望的支持。他提出有关公众利益的观点，能够内外兼顾，赢得一致的赞扬。
丹多罗获得授权通知使节下述签约的条件：建议东征的十字军在威尼斯集结，时间是翌年的圣约翰节；准备运输4500匹马和9000名扈从的平底船，以及足够装载4500名骑士和2万名步卒的船只；在9个月的期程之内保证供应所需给养，运往上帝和基督教世界必须前往的海岸；共和国派出50艘战船的舰队加入远征军；朝圣部队在出发前要支付总额8.5万银马克；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征服，获得的战利品由同盟军均分。付款条件虽然苛刻，但是当时的局势十分紧迫，法兰西贵族舍得花钱就像他们在战场上不惜牺牲一样，将钱当作身外之物。威尼斯特别召开全民大会批准这份条约，雄伟的圣马可大教堂被1万名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几位高贵的代表看到这群充满尊严的民众，极其难得的经验使他们表现出谦恭的态度。香槟的元帅说道：
各位卓越的威尼斯市民!我们奉伟大和强势的法兰西贵族派遣，恳求海洋的主人协助我们解救耶路撒冷。他们命令我们这几位代表俯伏在各位的脚下，这份盟约是为了替基督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要是你们不批准，我们就绝不从地上起来。
他们的言辞和眼泪发挥雄辩的力量，加上勇敢的气势和恳求的姿态，引起全场一致赞同的欢呼，那种情况要是按杰弗里的说法，简直像是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年高德劭的元首登上讲坛，一切都是出于荣誉和道德，他如此答复他们的请求，只有这种方式才符合群众集会的要旨。这份条约写在羊皮纸上，经过宣誓和签名并且盖上印玺，法兰西和威尼斯的代表相互换文，大家兴高采烈而且热泪盈眶。然后将条约送到罗马，请求英诺森三世的核准。他们为了支付军备的第一笔费用，特别向商人借贷2000银马克。两位代表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去报告成功的消息，其余的4名同伴想尽办法，要激起热那亚和比萨两个共和国的宗教热情，但是毫无成效。
这份条约的执行遭遇了未曾料到的困难和延缓。元帅返回特鲁瓦，受到香槟伯爵狄奥巴尔德的拥抱和赞许，伯爵获得一致的推举成为联军的主将。然而这位英勇的年轻人身体状况非常虚弱，毫无恢复的希望。他悲叹命运的乖戾以致未能马革裹尸，反而亡故在病床之上。临死的诸侯把他的财富分给众多骁勇的家臣，他们当着他的面宣誓要履行他的遗言，但是根据元帅的说法，有些人接受他的遗赠，实际上却有食言的打算。信心坚定的十字军勇士决定要在苏瓦松召开会议，另外选出一位新主将。法兰西的诸侯出于无能、嫉妒或不情愿，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有能力和意愿，可以负起指挥东征行动的重责大任。他们对于选出一个外乡人抱着默许的态度，蒙费拉的卜尼法斯侯爵是一个英雄世家的后裔，在那个时代的战争或谈判中，都能建立非常显赫的名声。这位意大利的首领基于宗教的虔诚和野心，当然不会拒绝极其光荣的邀请。他拜访法兰西宫廷，受到像朋友和亲戚那样的接待，侯爵在苏瓦松教堂接受朝圣者的十字架和主将的权杖，然后他立即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为这场东方的远征进行准备工作。
大约在圣灵降临节前后，他展开自己的旗帜，率领由意大利人组成的队伍向威尼斯进发。法兰德斯和布卢瓦的伯爵，以及法兰西最受尊敬的贵族，不是走在前面，就是追随在后。日耳曼的朝圣者参加，使得声势更为浩大，大家的动机和目的相似。威尼斯人不仅达成交付的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为马匹整建所需的马厩，为部队也准备了足够的营舍，仓库堆满饲料和粮食，舰队的运输船、平底船以及战船都已完成备办，共和国只要拿到船只和军备的款项，立刻可以发航(公元1202年10月8日)。然而需要支付的金额非常庞大，远超过在威尼斯集结东征十字军的全部财富。法兰德斯人服从他们的伯爵，虽然说是出于自愿，但对于承诺的事项却反复无常，早已登上自己拥有的船只，向着大洋和地中海进行长距离的远航。还有许多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一直想走一条更为方便和经济的路线，那就是从马赛和阿普里亚直达圣地。每个朝圣者都在抱怨，在交足自己的一份费用以后，对于没有赶来的弟兄还要负责所欠的款项。各国首领带来的金银器具，原来是要奉献给圣马可教堂的金库，现在很慷慨地将之充作价款，但还是不够。经过大家一番努力之后，离原先讲定的金额还差3.4万银马克。
元首的策略和爱国的热情终于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他向贵族提出建议，如果能够共同出兵镇压达尔马提亚几座反叛的城市，他将亲自参与这场圣战，并且从共和国求得一纸长期免税令，直到他们从战争中获得足够的财富，可以偿还所欠债务为止。经过不断的考量和再三的犹豫，他们决定接受后果难以预料的条件，总不能使全部行动半途而废。舰队和军队的首次敌对行动指向扎拉，这是斯拉夫尼亚海岸一座防卫森严的城市，他们拒绝向威尼斯效忠，转而请求匈牙利国王给予保护。十字军撞开港口的铁链或防栅，载运的马匹、部队和攻城器械全部登陆，瓦解居民的抵抗。过了5天以后，居民终于无条件投降(公元1202年11月10日)，他们的性命得到饶恕，叛变的惩罚是家庭遭到洗劫和城墙全被拆除。
时间已近岁末，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决定在一个安全的港口和富足的地区度过冬天。不过士兵和水手经常因民族之间的不和而发生争执，引起的骚动扰乱到大军的休养生息。扎拉的征服播下对立和仇恨的种子，盟军部队的攻击使得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死者都是基督徒，并不是拒信上帝的人。匈牙利国王和新获得的臣民全部加入十字军的阵营，虔诚的朝圣者对于未来的行动还在犹疑不决，使得那些勉强追随的信徒更为畏惧和倦怠。教皇将冒名为恶的十字军人员逐出教门，因为他们抢劫和屠杀同教的弟兄。仅有卜尼法斯侯爵和蒙福尔的西门，能够免于教会雷霆般的谴责之声，一位是围攻时没有在现场，另外一位是早已离开军营。英诺森原来可以赦免这些法兰西人，他们生性单纯而又顺从，心中充满悔意，但是他被威尼斯人顽固的态度所激怒，他们拒绝承认有罪，不愿接受教会的宽恕，更不容许一位圣职人员插手世俗的事务。
如此强大的一股海上和陆地力量已经集结起来，使年轻的阿历克塞重新燃起希望，在威尼斯和扎拉恳求十字军出兵，帮助自己复位以及拯救他的父亲。这位皇家青年得到日耳曼国王菲利普的推荐，亲自到场苦苦哀求的神态在营地激起大家的同情，蒙费拉侯爵和威尼斯元首支持他的大业，愿意为他略尽绵薄之力。靠着双重的联姻，加上身居高位的日耳曼恺撒出面说项，卜尼法斯的两位兄长已与皇家建立联系。卜尼法斯的打算是想借着这次重大的行动建立自己的王国；丹多罗要实现更大的野心，确保国家日益增多的贸易和领土，从而获得难以估计的利益。他们发挥影响力，使阿历克塞的使臣获得友好的接待。而如果他提出的重大事项会引起外界的猜疑，那么就动机和报酬而言也可能说明，献身于解救耶路撒冷的部队，能够暂时延后和改变任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阿历克塞用他自己和父亲的名义保证：只要他们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就立即结束希腊人在宗教方面的长期分裂，无论是本人还是所有的人民，全都归顺罗马教会的最高合法权力；他答应奖赏十字军的辛劳和功勋，立即支付20万银马克；事成以后他要亲身陪同大家前往埃及；如果大家认为有这个必要，他在一年之内拨交1万人马，同时在他有生之年始终维持500名骑士，专门用来保护圣地。
威尼斯共和国接受了富有诱惑力的条件，元首和侯爵鼓动如簧之舌说服法兰德斯、布卢瓦和圣波尔的伯爵，以及8位法兰西的贵族，共同参加极其光荣的复国大业。他们立下誓言、加盖印玺，签订一纸攻守同盟条约。每个人依据各自不同的处境和性格，为公私利益的得失所左右；协助流亡国君复辟的荣誉；还有就是有人提出很诚挚的意见，认为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努力将会毫无成果，完全是徒劳无益之事，要先行获得君士坦丁堡，才能完成光复巴勒斯坦的准备。他们都是一支勇敢队伍的首领或同僚，全部由自由人和志愿者组成，任何言行都可以自作主张。士兵和教士分开，不相隶属。即使大多数人员支持联盟条约，那些持异议者的数量和论点也不可轻视，应予以尊重。
得知君士坦丁堡拥有强大战力的水师以及固若金汤的城池，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也会感到心慌意乱，基于宗教和职责更为重要的考量，不仅对世人也要对自己，隐瞒所要面对的恐惧。他们一直强调誓言的神圣，逼得他们离开亲人和家园，前来解救圣墓。即使运用阴暗的欺诈伎俩进行世俗策略的商议，也不能使他们背离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些都操持在全能上帝的手里。首先发生的过错是对扎拉的攻击，良心的谴责和教皇的非难已使他们受到严厉的惩处，不能再让自己的双手沾染基督教同胞的鲜血。罗马的使徒已经公开宣布，对于希腊的分裂活动和拜占庭王国可疑的篡夺，他们不会有擅自运用刀剑施展报复的权力。很多在勇敢和虔诚方面极为卓越的朝圣者，基于这些原则或借口纷纷离开营地，但这还是比不上一群心怀不满的人公开或暗中的反对，造成更大的危害。他们随时在找机会使军队分裂，要让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胎死腹中。
尽管出现这些问题，威尼斯人还是积极敦促舰队和军队立即出发，虽然他们充满热情地要为年轻王子效劳，内心却隐藏对他的家庭和民族的憎恨。比萨一直是威尼斯人贸易上的竞争对手，最近受到君士坦丁堡的优先照应，使得威尼斯人备感苦恼，何况他们与拜占庭宫廷有笔长期拖欠的债务和受到的伤害需要清算。丹多罗也不会为市井的流言辟谣，说他的眼珠子被那背信弃义的皇帝曼纽尔剜掉，这种做法践踏了一国使臣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亚得里亚海已经多少世代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舰队，共有120艘载运马匹的平底船，240艘装满士兵和武器的运输船，70艘运送粮食和给养的供应船，以及50艘坚固的战船，随时准备与敌军接战。在风向顺利、天气晴朗和风平浪静时，每一双眼睛都带着惊喜的神色，欣赏海面布满船只和军容盛大的壮观景象。盾牌是骑士和扈从的防护用具，现在被当作装饰品挂在船只的两边，代表各民族和家族的旗帜在船尾迎风飘扬，现代的火炮用300架抛掷石块和标枪的投射器具所取代，劳累的海上行程使军乐吹奏的声音更为悦耳。这些冒险家相互鼓舞，激起高昂的士气，认为4万名笃信基督教的英雄可以征服世界。
舰队从威尼斯及扎拉启程航行，在经验丰富、技术纯熟的威尼斯人驾驶之下非常顺利地前进，盟军在都拉斯首次登上希腊帝国的领土，科孚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补给站和休息的地点。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意外事件，就绕过了伯罗奔尼撒丰岛的南端，浪涛险恶的玛利亚角；在内格罗邦特和安德罗斯两个小岛发起突击；抵达赫勒斯滂海峡亚洲的一侧，在阿比杜斯下锚停泊(公元1203年4月7日—6月24日)。这场征战的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无人伤亡。行省的希腊人既不爱国也缺乏勇气，面对势不可挡的军队，还未接战就已冰消瓦解。合法继承人的现身或许可以为他们的归顺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获得的奖赏是拉丁人待之以礼和保证纪律严明。他们穿过赫勒斯滂海峡时，庞大的水师挤进狭窄的水道，海面上布满黑压压数不清的船帆，进入普罗蓬提斯内海再度展开，越过水波不兴的海面，直接抵达圣斯蒂芬修道院附近的欧洲海岸，位于君士坦丁堡西边3英里的地点。谨慎的元首向大家提出要求，不能在人口众多和充满敌意的环境分散兵力。他们储存的给养逐渐减少，决定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到达普罗蓬提斯海那些富饶的岛屿，补充所需的粮食。
他们按照计划开始航行，但是突然刮起的一阵强风加上自己过于急躁，导致向东偏离了航向，从海岸和城市边很近的地方擦过，船只和城墙上相互投射如雨的石块和标枪。就在他们沿着岸边通过时，大家用赞赏不已的目光注视东部的都城，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首府，在7座山丘上雄伟矗立，像是在俯瞰着欧洲和亚洲大陆。500座皇宫和教堂的圆形拱顶和高耸塔楼在艳阳下闪闪发光，倒映在水面上，城墙上面挤满士兵和观众，可以看得清人数但是不知道他们抱着什么想法。要用如此微弱的兵力完成如此繁重的使命，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但是这种短暂的忧虑被希望和勇气驱除得一干二净。香槟的元帅说道，每个人都禁不住多看几眼将在光荣的搏斗中使用的刀剑和长矛。拉丁人在卡尔西顿下方的海面锚泊，只有水手留在船上，士兵、马匹和武器全都安全上岸，在一座豪华的皇室宫殿里，那些贵族首先尝到胜利的果实。舰队和军队在第3天向斯库塔里移动，这里是君士坦丁堡在亚洲方面的郊区，80名法兰西骑士突袭一支500人的希腊骑兵分遣队，以寡击众将对方打败。经过9天的整顿和休息，营地补充了足够的草料和粮食。
我在叙述对一个伟大帝国的入侵行动时，竟然没有提及阻止外乡人前进的抵抗力量，这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事实上希腊人并不是黩武好战的民族，他们富有、勤劳，对于独夫唯命是从，不论这个独夫是有点风声鹤唳便感到惊慌不已，还是大敌当前仍旧无所畏惧。篡夺者阿历克塞三世一开始听到传闻，说他的侄子与法兰西和威尼斯结盟，他还摆出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些谄媚的臣工只会说奉承话，让他相信只有藐视敌人才能展现出自己的英勇和真诚。每天晚上宴会结束时，他再三表示为西部蛮族的遭遇感到难过。这些蛮族听到水师的战力一定会紧张万分，君士坦丁堡的1600艘渔船可以改装成一支舰队，将对手击沉在亚得里亚海，或是拒止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入口。然而君主的疏忽和大臣的贪污可以使所有力量化为乌有，大公爵或水师提督的行为极为可耻，他们公然拍卖所有的船帆、桅杆和缆索。皇家森林被保存下来，作为更重要的狩猎活动之用，尼西塔斯提到，那些树木像宗教的神圣丛林一样受到宦官的严密保护。扎拉的围攻作战和拉丁人的迅速进军，使阿历克塞三世从傲慢的睡梦中惊醒，等他看到危险成真确实无可避免，自负的狂妄消失无踪，只剩下极为羞辱的懊恼和绝望。可恨的蛮族在皇宫能够望见的地点扎起帐幕，使他心如刀割却无法可施，只能虚张声势地派出一个求和使节团，勉强掩盖住内心的恐惧。
罗马的统治者(使臣奉命这样说)看到一些外乡人突然犯境，心中感到十分诧异。如果这些朝圣者遵守誓言解救耶路撒冷，他会高声赞许他们虔诚的行动，用金钱给予大力的支助；然而假若他们胆敢侵犯帝国的圣所，即使人数再多十倍，正义的怒火也不会让他们全身而退。元首和贵族的答复非常简单而且正气凛然。他们说道：
我们的到来是为了重视荣誉和主持正义，对于希腊的篡位者的恫吓之词和所提条件，感到非常的厌恶和可耻。我们的友谊和藩王的忠诚都归于合法的继承人，就是坐在我们中间的皇子以及他的父亲艾萨克皇帝，而这位皇帝竟然被罪恶滔天和忘恩负义的兄弟夺去他的权杖、自由和眼珠。让这位兄弟承认自己的罪行，恳求国法的饶恕，这样我们就会为他说项讲情，允许他在富裕和安全中度过余生。他不得再用其他的借口来侮辱我们，否则我们唯一的答复就是用武力打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
十字军在斯库塔利扎营的第10天，每个人准备像士兵和正统教徒那样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敌前渡河的行动确实十分危险，海峡很宽而且水流湍急，黑海的洋流在风平浪静时，也能将漂浮在水面上难以扑灭的希腊火送过来。对面的欧洲海岸还有由7万名骑兵和步卒组成的守备部队严阵以待。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公元1203年7月6日)，天气晴朗，和风习习，拉丁人分为6个战斗队，第1队为前锋，受法兰德斯伯爵指挥，他是最有权势的基督教诸侯之一，在拥有十字弓的数量和战斗技术方面都居首位。接下来由法兰西人组成4个战斗队，分别听从法兰德斯伯爵的兄弟亨利、圣波尔和布卢瓦的两位伯爵，以及蒙莫朗西的马修指挥。最后这个战斗队还有香槟的元帅和贵族，他们都是自愿加入，增添该队的光荣。第六队是后卫，也是全军的预备队，在蒙费拉侯爵的指挥之下，由日耳曼人和伦巴第第人组成。
战马的鞍辔齐全而且马衣拖地，装载在平底的帕朗德上面，骑士全副甲胄戴上头盔，手执长矛站在战马旁边。运输船满载无数成列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每艘运输船由有力和快速的战船拖引前进。6个战斗队没有遭遇敌军的抵抗就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抢先登陆是每个人和每个战斗队的愿望，征服或阵亡是他们的决心。最卓越的表现是无视危险，骑士披挂沉重的铠甲，水深到腰际时就跳进海中，下级武士和弓箭手受到激励也都勇气百倍，那些扈从赶紧放下平底船的跳板，牵着马匹上岸。骑兵部队还没有上马列队举起长矛，7万希腊士兵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怯懦的阿历克塞三世为他的部队做出最坏的榜样，拉丁人在抢劫他那富丽堂皇的御帐时，才知道他们是跟一位皇帝作战。趁着敌军逃走陷入慌乱之际，他们决定用双钳攻势打开进入港口的门户。加拉太的塔楼位于佩拉的郊区，由法兰西人负责攻击和夺取；威尼斯人的任务更为艰巨，要冲破横阻在塔楼和拜占庭海岸间的栅栏或铁链。经过几次得不到战果的攻击以后，大无畏的坚忍毅力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希腊水师残存的20艘战船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捕获，粗大沉重的铁链不是被剪断就是被强大的战船撞开。威尼斯舰队安全而又得意扬扬地在君士坦丁堡的内港下锚碇泊。完成这些大胆的作战行动以后，拉丁人凭借一支2万多人的部队，要求允许他们围攻这座都城。里面有40多万名居民具备防守的能力，但是都不愿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国家。要是照这样计算，全城的人口将近200万。不管按实际状况将希腊人减去多少，我相信无论是什么数字，同样会激起攻击者无所畏惧的精神。
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生活和作战的习惯上有所差异，在选择进攻的路线和方式上出现分歧。前者以事实证明，从海面和港口最容易攻进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可以拿荣誉担保，他们将性命和运道交付给漂浮的小船和无情的大海的时间已经够久了，现在大声要求接受骑士精神的考验，靠着骑马或步行前进，在坚实的地面发起近距离的攻击。经过很审慎的协议，两个民族最终还是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分别由海洋和陆地去占领这座城市，先用舰队掩护陆上部队，全部从海港的入口向着尽头前进。河上的石桥很快被修复，法兰西的6个战斗队对着都城的正面扎下营寨，就是从港口到普罗蓬提斯海长约4英里的三角形底边，在陆上发起围攻作战(公元1203年7月7日—7月18日)。他们的位置在宽广的堑壕边缘，上面有高耸的防壁瞰制，还能从容不迫地考量整个计划所要遭遇的困难。他们的营地很狭窄，左右两侧的城门不时冲出骑兵和轻装步兵，拦截零星失散的人员，扫荡供应粮食的乡村，每天都要发出五六次警报，逼得他们为了眼前的安全，修筑一道护栏和挖出一条壕沟。在给养的供应和护送方面，威尼斯人非常节俭，法兰西人过于贪吃，经常怨声载道说是吃不饱或肚子饿，库存的面粉三个星期就消耗殆尽，厌恶腌肉使他们用马匹的鲜肉来充饥。
心惊胆战的篡夺者受到女婿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大力支持，这位勇敢的青年保卫国家，渴望将来能由自己来统治。希腊人对国家的事务不予理会，现在醒悟过来要维护他们的宗教，但是最大的希望被托付给瓦兰吉亚卫队，也就是由丹麦人和英格兰人组成的部队，完全依赖他们的实力和作战的精神，当代的作者都提到过他们的大名。经过接连10天不断的努力，地面已经整平，壕沟也都填满，包围部队按照计划迫近城墙，250架攻城器具发挥威力，用来清除防壁的人员，冲撞城墙甚至破坏它的基础，只要对方的防务出现缺口，就马上使用攀登的云梯。大队占据有利位置的守军顶住并最后击退了冒险犯难的拉丁人。然而希腊人还是佩服15名骑士和下级武士的决心，这些人登上城墙，在危险状况下维持所夺取的据点，直到皇家卫队将他们打下城墙或是将他们俘虏为止。
威尼斯人在港口那边发起的海上攻击更为有效，勤劳的民族使用了一切火药发明前人类已知和可用的攻城方法。战船和船只排成两列，每艘船最前面安置3名弓箭手，前面一列船只的行动很敏捷，后面这列船只迟钝而又高耸，用火力掩护前列船只，甲板、船尾和塔楼都装满了投射器具，越过前列的头顶发射矢石。士兵从战船跳到岸上，马上架起云梯开始攀登。这时那些行动迟缓的大船慢慢靠过来，放下很长的跳板，等于在桅杆和防壁之间架起一座天桥。威严的元首在这场激战当中，全身披挂铠甲目标明显，他站在战船的船头，宽大的圣马可旗帜在他的头顶飘扬。他用威胁、承诺和叫喊，催促划桨手使出全身的力气。他的船只先行靠岸，丹多罗是第一个上岸的勇士。各个民族的士兵钦佩失明老人的壮举，年高体弱已使他降低了苟延残喘的意愿，这反而增加了不朽荣誉的价值。
突然之间，共和国的旗帜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旗手可能已经阵亡)插在防壁上面。他们很快占领了25座塔楼，一场无情的突发大火正好将希腊人从附近的营房中赶走。元首已经发出获胜的捷报，得知盟军陷入危险的处境。高贵的丹多罗立即宣称，他宁可与朝圣者一同赴死，也不愿用盟友的毁灭换取自己的胜利。他立即放弃目前的优势，重新整顿部队，迅速赶到激战的现场。他发现法兰西6个战斗队的人数减少而且困倦不堪，被60个希腊骑兵队包围得水泄不通，其中希腊人人数最少的一支骑兵队，也比法兰西人人数最多的战斗队人数要多。阿历克塞三世在羞惭和绝望之中，尽全力发起最后的全面出击，但拉丁人坚定的阵式和骁勇的气概使他敬畏有加，经过一场远距离的前哨战斗以后，到了傍晚双方收兵回营。
怯懦的篡位者在平静或骚乱的夜间感到惊恐万状，收拾在金库的1万磅黄金，极其无耻地抛弃他的妻子、人民和帝座，匆忙登上一艘三桅帆船，偷偷溜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带着羞愧的神色在色雷斯一个小港口安全登岸。希腊的贵族一听到阿历克塞三世逃走，赶快到双目失明的艾萨克前面乞求饶恕与和平。他曾经被关在地牢里，随时等待刽子手前来行刑。变幻莫测的命运再度使他获得拯救和拥立，阶下囚又穿上了龙袍登上宝座。四周环绕着俯伏在地的奴才，他们到底是真的恐惧还是假装出的喜悦，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辨识。等到天色破晓以后，敌对行动已经完全停止，拉丁人的首领获得令人惊讶的信息，合法的在位皇帝急着要拥抱他的儿子，对于主持正义的救星要给予最高的奖赏。
然而这些主持正义的救星，在没有获得他的父亲支付报酬或给予承诺之前，无意放走掌握在手中的人质。他们选出四位使节，就是蒙莫朗西的马修、我们的历史学家香槟元帅，以及两位威尼斯人，前去向皇帝祝贺。城门大开等待他们的到达，街道两旁排列着手执战斧的丹麦和英格兰卫士，金碧辉煌的觐见厅成为美德和权力极其虚幻的摆设。失明的艾萨克身边坐着他的妻子，她是匈牙利国王的姐妹。由于皇后在场，希腊的贵妇人从后面的接待室出来，和四周的元老院议员与军官混杂在一起。这位元帅代表大家致辞，从他的语气来看，他深知自己的功劳重大，但又能善尽自己的工作。皇帝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的儿子与威尼斯和朝圣者达成的协议，必须毫不犹疑地马上批准。等到皇后、1名内侍、1名通译和4位使节进入内室以后，身为阿历克塞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很焦急地询问他们所提出的条件：东部帝国归顺教皇；援助圣地的解放以及立即捐助20万个银马克。皇帝很谨慎地回答道：“这些条件的要求太高，很难接受而且不易执行，但是任何条件都比不上你们的辛劳和功勋。”
得到满意的保证之后，这几位贵族骑上马，将君士坦丁堡的王储领进城市和皇宫。年轻的面貌和不可思议的冒险行动，赢得全体人民的好感和爱戴，阿历克塞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神圣的加冕典礼(公元1203年7月19日)。他开始统治的头几天，人民恢复富足和宁静的生活，看见这场悲剧圆满落幕，感到非常高兴。贵族用表面的愉悦和忠诚，掩饰他们的不满、悔恨和畏惧。两个心怀鬼胎的民族住在同一个都城，可能会随时引发灾祸和危险。加拉太和佩拉的郊区分别被指定作为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的居住区，但是这些友好的民族之间容许自由贸易和相互交往。受到宗教虔诚或好奇的吸引，每天都有一些朝圣者参观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和皇宫，粗鲁的心灵对于精美的艺术品或许无动于衷，富丽堂皇的景象却让他们大为惊愕。他们家乡的城镇何其贫穷落后，更衬托出基督教世界第一大城的兴旺和富裕。年轻的阿历克塞基于利害关系和感激之情，经常放下高贵的身段，前去探望情谊深厚的拉丁友人，在言谈毫无拘束的餐桌上，生性暴躁的法兰西人忘掉他是东部的皇帝。他们在更为严肃的会谈中获得一致的同意，两个教会的联合要耐心等待时间的结果。然而贪婪比起宗教的狂热更难以抑制，必须立即支付大笔款项，解决联军部队财源匮缺的状况，免得十字军人员不停地追讨。
他们离去的时间即将到来，使阿历克塞非常紧张，虽然可以解除目前无法履约的压力，但是他的朋友离开，留下他孤身一人，要去应付这个反复无常、充满偏见和不守信义的民族。他打算用花钱买通的方式，让他们把停留的时间再延长1年，除了支付他们所需的金额，还用十字军的名义付清威尼斯船只的费用。这些条件在贵族会议引起争辩，经再三的讨论和反复的斟酌之后，投票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同意威尼斯元首的建议和年轻皇帝的恳求。他用1600磅黄金的代价，说服蒙费拉侯爵答应派遣一支军队，亲自陪他去巡视欧洲的行省，这样他才能够建立权威，追捕在逃的叔父。鲍德温率领法兰西和法兰德斯联军坐镇君士坦丁堡，使得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远征行动非常成功，失明的皇帝为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听从身旁阿谀之徒的预言，上天既然将他从地牢拔擢到宝座，一定会治好他的痛风，恢复他的视觉，保佑他长久而繁荣的统治。然而这位猜疑心重的老人，为儿子的声誉日高而备感痛苦，当他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含糊勉强地欢呼，年轻的皇帝受到异口同声的赞誉，心头的傲气再也掩盖不住那种嫉恨的情绪。
最近这一次的入侵行动，使希腊人从9个世纪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他们抛弃狂妄的想法，不再认为罗马帝国的首都有如金城汤池，外敌根本无法攻破。西部的外乡人亵渎君士坦丁的城市，僭用他的权杖，身为皇帝的受保护人，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受民众的欢迎。原本恶贯满盈的艾萨克因他的体弱多病，使人觉得更加卑鄙；年轻的阿历克塞被看成背教者，受到大家的痛恨，因为他抛弃本国的习惯和宗教。他与拉丁人所订的密约已经泄露出去，或者是引起大家的怀疑。所有的人民特别是教士，虔诚坚信他们的宗教活动和迷信行为。每座修道院、每个店铺都在谈论教会的危机和教皇的暴虐，空虚的国库无法满足皇室的奢侈和外族的勒索。希腊人拒绝采行征收“普通税”的做法以解决即将来临的奴役和洗劫；对富室的压榨挑起更为危险的个人仇恨；如果皇帝熔化圣所的金银器具，掠夺各种价值连城的神像，更是证实他的异端邪说和亵渎神圣。
当卜尼法斯侯爵和他的皇家门生不在朝中时，君士坦丁堡遭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或许完全是由法兰德斯朝圣者狂热和轻率的行为所引发的。他们有一次在城内游玩，看到一座清真寺，也有可能是犹太人的会堂，感到十分愤慨，因为里面只供奉一个神，没有圣母也没有圣子。他们认为解决争论最有效的方式，是用刀剑去攻击不信上帝的人，放火烧掉他们的住处。但是不信者和一些基督徒的邻居，竟然胆敢保卫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因此顽固分子燃起的熊熊大火，所能烧掉的都是正统教徒和无辜者的建筑物。大火烧了八天八夜的时间，烈焰以1里格的宽度向前蔓延，从普罗蓬提斯海的港口一直烧到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我们很难算出或是估计，究竟有多少雄伟的教堂和皇宫烧成冒烟的废墟，在满是店铺的街巷到底有多少值钱的商品被焚毁，或是多少人遭受家破人亡的损失。
元首和贵族都想推卸这次暴行的责任，拉丁人更加不受欢迎，威尼斯在这里的殖民区有1.5万人，为了安全赶快从城市里撤走，在佩拉郊区的旗帜之下寻求保护。皇帝获得胜利班师回朝，即使有最坚定和神奇的策略，也无法引导他安然度过这场围绕着不幸的青年和他的政府肆虐的风暴。无论是自己的意愿还是父亲的劝告，都要他时时依赖拯救他的恩主。但是阿历克塞四世却在感恩和爱国之间举棋不定，在对臣民和对盟友的畏惧之间徘徊，这种优柔寡断的行为使他同时失去两方面的尊敬和信任。当他邀请蒙费拉侯爵住进皇宫时，实际是推动了贵族的阴谋活动和人民的揭竿而起，好让他们来解救自己的国家。拉丁人的首领根本不理会他的痛苦处境，一再提出他们的要求，指责他的拖延，逼他明确答复是战是和。3位法兰西骑士和3位威尼斯代表递送傲慢的最后通牒，他们佩上长剑骑着战马，穿过愤怒的群众闯进皇宫，带着毫无畏惧的神色来觐见皇帝。他们用断然的口气简单叙述他们的功绩和他的承诺，最后豪气万丈地宣布，除非正当的要求立即全部获得满足，否则他们不再把他看成君王和朋友。首次说完这番刺伤皇帝尊严的冒犯言辞之后，他们保持平静的态度很快离开。能够公然逃出满是奴隶的宫殿和怒火冲天的城市，这几位使节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等到他们返回军营，这就成了双方发起敌对行动的信号。
冲动的希腊群众拒绝权威和智慧，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愤怒当作勇气，把数量当作实力，把狂热当作上天的保佑和启示。两个民族都把阿历克塞四世看成既虚伪又卑鄙的人物，低贱和假冒的安格利家族遭到全民的谴责和唾弃。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围住元老院，要求他们选出更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先后向每位出身高贵和地位显赫的元老呈献紫袍，但是元老院所有的议员都拒绝接受这一带来死亡的服饰，推辞的行为拖延了3天之久。我们可以从历史学家尼西塔斯的评论得知，他当时参加了会议，恐惧和无能是他们忠诚的可靠保证。有一个幽灵早已被人忘怀，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受到拥立(公元1204年2月8日)。动乱的始作俑者和战争的领导人，是杜卡斯家族的一位王侯，名字同样是阿历克塞，要加上穆尔佐菲乌斯的称号以资区别，这个粗俗的字眼意思是有浓黑的相连在一起的眉毛。
毫无信义的穆尔佐菲乌斯不仅狡猾而且胆大包天，他是爱国之士也是朝臣，言语和行动都与拉丁人作对，煽动希腊人产生激情和偏见，曲意奉承获得阿历克塞四世的重用和信任，委以内廷总管大臣的职位，所穿的高底靴染上皇室的颜色。在一天深夜，他带着惊怖的神色冲进寝宫报告，人民开始攻击皇宫而且卫队已经叛变。深信不疑的君王从卧榻上面跳下来，立刻投身到敌人的怀抱中。这个大臣图谋不轨，骗他从一条暗道逃走，但是暗道的终点就是监狱，阿历克塞四世被抓，剥光衣物后用铁链捆住，经过几天酷刑的折磨以后，在那个暴君的命令及亲自监督之下，被毒死、勒死或用棍棒打死。艾萨克·安吉卢斯皇帝很快就随着儿子进入坟墓。穆尔佐菲乌斯对这个无能而又瞎眼的人，可能不用再犯额外的罪行来加速他的死亡。
两位皇帝的惨死和穆尔佐菲乌斯的篡位改变了斗争的性质，现在不是盟军之间一方高估自己的功劳，而另一方未能善尽承诺的争吵。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忘怀对阿历克塞四世的不满，他们为英年早逝的友伴洒下同情之泪，发出誓言要向不忠不义的民族寻求报复，这些希腊人竟然将弑君的凶手推上帝座。不过谨慎的元首仍然有意于谈判，他提出的要求是5万磅黄金，作为应付的债务、补助的金额或冒犯的罚锾，这笔金额相当于200万英镑。如果不是穆尔佐菲乌斯出于宗教的狂热或政策的需要，拒绝牺牲希腊教会换取国家的安全，那次的会议也许不会突然决裂。他在当前所要面对的处境是国内和国外敌人的抨击和叫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于扮演公众的勇士这个角色倒是非常称职。对君士坦丁堡第二次的围攻比起第一次要困难得多。希腊人严格检讨前朝统治的缺失，国库的财务获得改善，军队的纪律加强整饬，穆尔佐菲乌斯手执锤矛巡视岗哨，并装出一副武士的姿态，至少令他的士兵和朋友望而生畏。
阿历克塞四世去世前后，希腊人经过周密安排和竭尽全部力量，两度企图火烧停泊在港口的水师，但是威尼斯人靠机警和勇气把火船驱除，漂流的火焰在海面上燃烧，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在一次夜间出击中，希腊皇帝被法兰德斯伯爵的兄弟亨利打败，兵力的优势和主动的突击更增加败北的羞愧。他遗留的圆盾在战场上被人找到，连带绘有圣母图像的皇家旗帜3都一起被当作战利品或圣物送给西妥会修道院的僧侣，他们是圣伯纳德的门徒弟子。包括神圣的大斋期在内，拉丁人用了将近个月的时间，进行一些前哨战斗和准备工作，等到一切妥当以后，才下定决心发起全面的攻击。陆地的工事和城堡看来很难攻破，根据威尼斯领航人员的说法，在普罗蓬提斯海的海岸下锚很不安全，强劲的海流会把船冲进赫勒斯滂海峡。这对那些勉强留下的朝圣者未尝不是好消息，他们一直想找机会解散这支军队。因此，围攻部队决定从港口这边发起攻击，这在守军来说也是意料中事。
皇帝将红色的御帐设置在附近的高地上面，用来指挥和监督他的部队恪尽职责完成任务。两军摆开长长的阵势，绵延不绝超过半个里格，一方的作战人员都在战船上就位，另一方排列在城墙和塔楼上面，还有很多座多层结构的木质塔台，高度远超过一般标准。不知畏惧的观战者乐于见到壮观的场面，要是有机会欣赏当前的景象，一定会倾心不已。两军首次疯狂的交战是用各种投射器具，向着对方发射标枪、石块和火球。但是所在地点的海水够深，法兰西人非常勇敢，威尼斯人驾驶的技术高明，他们的船只靠近城墙，一场用刀剑、长矛和战斧的殊死搏斗就在不停摇晃的跳板上展开，船上尽量钩紧连接的位置来保持稳定。进行攻击的位置有100多处，守军坚持不退，直到地形有利和兵力优势的一方占了上风，拉丁人吹起撤退的号角。过了几天，他们同样发起勇猛的进攻，但还是毫无成效。
元首和贵族在夜间举行军事会议，唯一忧虑的问题是害怕公众出现信心危机，好在没有一个人提出退走或和谈，每个勇士虽然性格各异，但都同样抱持着胜利的信念或光荣战死的决心。希腊人从上一次围攻的经验中获得了宝贵的教训，但与此同时，拉丁人的士气也受到了鼓舞，认识到君士坦丁堡也是可以攻克的，比起促使守军加强戒备，对攻击者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第三次的进攻中，两艘船连在一起以使其更为平稳，刮起一阵强劲的北风将船吹向岸边。特鲁瓦和苏瓦松的主教率领着前锋，整个战线回响着“朝圣”和“天堂”这类充满吉兆意味的战斗呐喊。主教的旗帜在城墙上展现，最先登临的勇士荣获100银马克的赏金，而要是死亡剥夺了他们领赏的机会，还是可以赢得永垂不朽的名声。
架起云梯攻占4个塔楼，3个城门被攻城锤撞开，那些害怕波涛险恶的法兰西骑士，等到踏上坚实的地面便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数千个保卫皇帝安全的人员，看到单枪匹马的骑士过来便一哄而散，这种作战的景象难道还需要我描述吗？他们的同胞尼西塔斯证实了这种可耻的溃逃，说是有一队幽灵与法兰西英雄一起进军，这位英雄在希腊人的眼里变成一个巨人。临阵脱逃的人员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时，拉丁人在指挥者旗帜的引导下进入城中。所有的街道门全部敞开，他们毫无阻挡地通过，不知是预谋还是意外，又燃起第3次大火，在几个小时之内烧掉的面积，相当于法兰西3座最大的城市。接近傍晚的时分，领军的贵族开始清查军队的状况，加强占领地区的工事。他们对于首都面积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感到惊讶，如果教会和宫廷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力量，那十字军至少还需要1个月的苦战才能攻占全城。但第二天早晨出现了一支求和的队伍，手里举着十字架和圣像，宣告希腊人愿意投降，哀求征服者息怒，称篡位者已从金门逃走。法兰德斯伯爵和蒙费拉侯爵占据布拉契尼和布科勒昂的宫殿，帝国仍旧使用君士坦丁的名字和罗马的头衔，实际上已被拉丁朝圣者的武力推翻。
君士坦丁堡被武力强行攻占，除了宗教和良知以外，没有任何战争法可以约束征服者的行为。蒙费拉的卜尼法斯侯爵仍旧是全军的主将，希腊人把他尊为未来的统治者，经常可以听到极其悲伤的喊叫：“神圣的侯爵国王，请你可怜我们!”他出于审慎的考量或是同情的心理，为逃命的人打开城门，劝告十字军的士兵饶恕基督徒同胞的性命。尼西塔斯的著作描述了血流成河的情景，没有抵抗的市民被杀的数目减少到2000人。大部分被杀人员并非死在十字军的手里，而是那些早被赶出城的拉丁人，他们在获得胜利以后前来大肆报复。然而其中有很多人回来是图利，并不见得一定要伤害那里的居民。尼西塔斯靠着一位好心的威尼斯商人才能平安无事。英诺森三世指责朝圣者贪财好色，对于老人、妇女甚至宗教职务毫无尊重之心。他痛心感叹那些污秽的勾当，像是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奸淫、私通和乱伦。高贵的夫人和圣洁的修女都在正统教会的军营里，被马夫和农人所玷污。的确如此，胜利的放纵可能激起并掩盖大量罪恶的行径，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东部的都城会有很多贪财或有意的美女，能够满足2万名朝圣者的情欲，监牢中的女性囚犯也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受到权力或暴力的约束了。
蒙费拉侯爵是纪律和德行的维护者，法兰德斯伯爵是守贞的好榜样，他们用处死的重典严禁强奸已婚妇女、处女和修女。战败者乞求张贴公告也受到胜利者的同意，首领的权威和士兵的同情使残暴和纵欲的行为得以缓和。这些人不再是我们从前所描述的从北国猛冲进来的蛮族，即使他们还是露出凶恶的面孔，然而时间、政策和宗教让法兰西人的举止变得更为文明，特别是意大利人本就如此。不过贪婪的动机容许有更大施展的余地，君士坦丁堡的洗劫甚至在复活节神圣的周日都继续进行，可以满足他们的胃口。没有任何承诺或条约可以限制胜利的权利，那就是籍没希腊人所有公有和私有的财富。每个人都可以合法执行搜括的判决和财物的夺取，掠劫的多少视范围的大小和实力的强弱而定。无论是铸成钱币还是未铸的金银，都有简便而通用的兑换标准，劫掠品的持有人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换成适合自己口味和地位的财产。在通商贸易和奢侈生活累积的资财中，最贵重的品项要数丝绸、绒布、毛皮、珠宝、香料和名贵的家具，在落后的欧洲国家就是拿钱也买不到。劫掠有共同遵守的规则，每个人的所得不能全凭自己的辛劳或运道。拉丁人要将抢劫的物品交出来统一分配，私自吞没将处以重刑：革出教门或判处死刑。
他们挑选3座教堂作为收存和发放战利品的地点，分配的原则是步卒每人1份，骑兵或下级武士每人2份，骑士每人4份，贵族和诸侯按地位和功勋分得更多的配额。圣保罗伯爵手下一名骑士违反了神圣的规定而被吊死，他的盾牌和盔甲挂在脖子上面。这样的案例使类似的罪犯更为小心和讲究技巧，但是贪婪之心总是胜过恐惧，一般认为私藏的财物远超过交出分配的数量。尽管有这些漏洞，洗劫君士坦丁堡掠夺财物之多，不仅前所未见也超出原来的预料。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全数均分，从中还要减去5万银马克，用来偿付法兰西人所积欠的债务，满足威尼斯人所提出的要求。最后法兰西人还剩下40万银马克，相当于80万英镑。我无法就那个时代的国家和私人的交易，说明这个数额真正的价值，倒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比较，也就是等于当时英格兰王国年度岁入的7倍。
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之中，我们比较维尔哈杜因与尼西塔斯所描绘的状况，也就是香槟元帅与一位拜占庭元老院议员不同的看法，倒是会产生非常奇特的感受。整个事件让人最早获得的印象，只不过是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从一个民族转移到另外一个民族的手里，希腊人的损失和痛苦恰好与拉丁人的喜悦和利益达成平衡。但是在战争极其可悲的账目中，收益和损失、欢乐和痛苦从来无法相等。拉丁人的笑容何其短暂而易消失，希腊人则永远望着破碎的家园哭泣，而且他们真正的灾难不仅于此，还会因亵渎圣罪和受到嘲讽而更加深心灵的创痛。3次大火已经烧掉这座城市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财富，征服者在实质上又能获得多大好处？那些既不实用也无法运走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被恶意地破坏或是随手摧毁？有多少财宝在打赌、狂欢和胡闹中被任意地浪费？那些既无耐心又无知识的士兵，自己的报酬被希腊人拐骗偷走，使得多少值钱的物品被他们贱价卖掉？
只有那些穷无立锥之地的人，才可能从社会的变动中得到一些油水，但对于上等阶层的悲惨状况，尼西塔斯有身临其境的描述。他那豪华的府邸在第2次大火中化为灰烬，这位元老院的议员带着家人和朋友，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一座房屋中。在这个简陋住所的门口，他的朋友、那位威尼斯商人，假装成看守的士兵，直到他能找到机会匆忙逃走，好保住残余的财产和女儿的贞操。这群在富贵环境中长大的流亡者，在寒冷的冬季靠着步行赶路，他们的奴隶都已逃走，他的妻子正在怀孕，也只好自己把行李扛在肩头。混杂在男人中间的妇女，听从吩咐用污垢掩盖美丽的面孔，绝对不可以装饰打扮。每走一步都会遭到袭击或面临危险，外人的威胁远不及平民的揶揄让人更感难堪，大家现在都落到平等的处境。这些蒙难的人除非到达塞利布里亚，结束这段悲惨的旅程，否则便难以安心，而塞利布里亚离首都的距离是40英里。他们在路上还赶上了逃亡的教长，他骑着一头毛驴，没有随从也缺乏御寒的衣物，完全落到使徒当年的贫穷状况。他的这身装扮和行动如果出于自愿，倒是会博得安贫乐道的美誉。
就在这个时候，拉丁人的放纵和出于教派彼此之间的仇恨，正在亵渎教长那些空无一人的教堂。他们将装饰的宝石和珍珠全部挖出来，拿圣餐杯斟满酒当作酒杯使用，他们用来赌钱和宴饮的桌子上面铺着基督和圣徒的画像，那些基督教礼拜仪式最神圣的器具被任意用脚践踏。在圣索菲亚主座大教堂，为了拿走挂着的金穗，圣所的大幔都被扯下来，祭坛可以说是最贵重的艺术精品，被劫掠者打碎以后分掉。他们的骡马满载着纯银或镀金的雕刻，这些全部是从教堂的大门或讲坛上面撬下的。如果这些牲口因负载过重而摔倒，急躁的赶马人就会拔出刀来将它们刺死，使得圣洁的道路流淌污秽的鲜血。一个妓女被抱上教长的宝座，大家叫她“魔鬼的女儿”，就让她在教堂里唱歌跳舞，用来嘲笑列队唱赞美诗的东方人。皇家的陵墓和死者的安宁都受到侵犯，使徒大教堂的皇帝墓室全被撬开。据说查士丁尼的尸体过了6个世纪，没有发现任何腐烂或变质的迹象。在城市的街道上，法兰西人和法兰德斯人用彩绘的长袍和飘逸的亚麻头巾装扮自己和马匹。他们参加宴会的酗酒和放纵，对东方的庄严节制是一种侮辱。他们为了表示这个民族有人能写能读，装模作样地摆出笔墨和纸张，却没有料到科学的工具和作战的兵器，在同时代希腊人手里，同样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十一、拜占庭的青铜雕像和书籍文物遭到毁弃(1204A.D.)
不管怎么说，希腊人的名声和语言，都促使他们藐视拉丁人的无知，忽略拉丁人的进步。就喜爱艺术这个方面来说，民族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而且真实不虚。希腊人对祖先的作品满怀崇敬之情，保存那些他们无法模仿的古物。君士坦丁堡的雕像遭到摧毁，我们也像那位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一样，禁不住要大肆抨击和谴责。我们知道爱慕虚荣和专制独裁的皇家奠基人，对这座新建的城市费尽心血加以装饰。想当年异教徒的作品被大肆破坏，还有一些神明和英雄的雕像逃过了迷信的大斧。城市的广场和赛车场拥有美好时代的遗物，显得高贵而且壮观。
尼西塔斯曾经描述其中一些作品，笔调过分地华丽和矫揉，我特别选择某些有趣的部分：
(一)“胜利的御车手”用青铜铸造，是由出赛者自己或公众出资制作，安装在椭圆形竞技场最适当的位置：威武的御车手站立在战车上，绕着目标飞奔前进。观众可以欣赏他们的姿势，品评他们的表情。在这些雕像当中，最完美的作品很可能是从奥林匹克运动场搬运过来的。
(二)“狮身人面像、河马和鳄鱼”，表现出埃及的气候和工艺的水平，这是来自古老行省的掠夺品。
(三)《母狼哺乳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这是一件古代和现代罗马人都喜欢的作品，但是在希腊雕塑艺术衰落之前，很少有人表现此一主题。
(四)“老鹰用爪子抓住一条蛇正在撕扯”，这是拜占庭人专有的纪念物，他们说它并非出自艺术家之手，完全是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神奇的力量，他用这个符咒将城市从剧毒的爬虫口里拯救出来。
(五)“驴子和赶驴人”，奥古斯都建造在他的殖民地尼科波里斯，是纪念阿克兴海战胜利的吉祥物。
(六)“骑士雕像”，无知的人认为是约书亚的像，实际上是那个征服犹太人的皇帝，伸出手阻止正在下坠的太阳。更为古老的传说是指珀勒洛丰和他的坐骑佩加苏斯，它那自由自在的神情，像是要表明它并非在地面驰骋，而是在天空飞行。
(七)“青铜的高耸方尖碑”，四面的浮雕是各式各样极其生动的乡村景象：歌唱的鸟，劳动的农夫，吹奏笛子的村民，咩咩叫的羊，跳跃的羔羊，大海、鱼和捕鱼的场面，裸体小爱神在欢笑、嬉戏、互相投掷苹果。碑的顶端有一座女性的雕像，只要有微风便会转动，称为“风的伴侣”。
(八)“弗里吉亚牧人向维纳斯呈奉美女的礼物”，就是那只引起特洛伊战争的金苹果。
(九)“举世无双的海伦像”，尼西塔斯用崇拜和爱慕的言辞加以描述：纤细的双脚、雪白的手臂、玫瑰色的嘴唇、魔幻的微笑、清澈的眼睛、弯弯的娥眉、匀称的身材、轻盈的披肩和那随风吹动的云鬓。这样的美即使是蛮族破坏者也会被激起心中的怜悯和惋惜之情。
(十)“雄伟的赫拉克勒斯天神像”，利西普斯用大师的手法恢复他的生命，如此的庞然大物，他的大拇指有人的腰那么粗，脚有人的身躯那么长，还有宽阔的胸部和厚实的肩膀、强健的四肢和坚硬的肌肉、鬈曲的头发和威严的姿态，没有携带弓、箭囊、棒棍这些武器，只有一张狮皮随意披在身上。他坐在柳条编的筐子上，右脚和右臂尽量向外伸展，左膝弯曲支撑着手肘，用左手倚着头，充满愤慨和抑郁的神情。
(十一)“巨大的朱诺雕像”，最早立在萨摩斯以她为名的神庙里，巨大的头部要用四头牛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拉进殿堂。
(十二)“帕拉斯或密涅瓦的巨像”，整个高度是30英尺，惟妙惟肖的神态表现出好战女神的风格和气质。有关这座雕像我们不要埋怨拉丁人，在这里先要说明，帕拉斯像是在第一次围城之后，出于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被希腊人自己毁掉。
上面列举的其他铜像，都被十字军无情的贪婪所打碎或熔化，费用和劳力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天才的神韵消失在袅袅上升的青烟之中，残留下来的价值不高的金属被铸成钱币支付给军队。青铜并不是制造纪念物最耐久的材料，对于菲迪亚斯和普里蒙特雷用大理石雕成的人像，无知的拉丁人就会弃之不顾，除非是意外的破坏行动才会将之打得粉碎，不然就会视为无用的石头而让它安然矗立在基座上面。那些最有教养的异乡人，不像他们的同胞拼命追求粗俗和感官的满足，用虔诚的态度拿出征服者的权势，全力寻找和搜集圣徒的遗物。这场变革使大量的头颅、骨骸、十字架和圣像散布到欧洲各地的教堂。朝圣和奉献正在急剧增加，将掠夺的物品从东部输入西部是获利最丰的行业。有许多在12世纪还存在的古代作品，现在已经消失，无从寻觅。朝圣者对他们没有能力阅读的卷籍，就不会花力气去抢救或运走。纸张或羊皮纸都是易于损毁的材料，要靠大量的抄写才能保存长久。希腊的文献和图书几乎全部集中在都城，在君士坦丁堡的3次大火中被焚毁的书卷，我们根本无法评估遭受了多大损失，情况之惨重实在让人伤心落泪。
君士坦丁堡合法的君王亡故后，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确信胜利在握，正义得以伸张，同意瓜分和控领未来的土地所有权。他们根据条约的规定提名12位选举人，两个国家各派6名，按照多数决选出东部的皇帝。要是得票数相等，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得胜的候选人。他可以获得拜占庭帝座的所有头衔和特权——布科勒昂和布拉契尼两座指定的皇宫，以及希腊君主政体四分之一的领土。同时明确规定，剩下的四分之三疆域由威尼斯共和国与法兰西的贵族均分。除了对威尼斯的元首表示尊敬以外，每位拥有领地的诸侯对于帝国最高领袖，要承认并善尽听命效忠和军事服役的职责。要是皇帝从一个国家产生，要让他的战友从其他的国家选出一位教长。朝圣者即使急着要去参访圣地，还是要奉献下一年的时间来征服和防守希腊的行省。
拉丁人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后，批准条约立即执行，最重要的工作是册封皇帝。法兰西的6位选举人都是教职人员，洛基斯思修道院院长、巴勒斯坦已当选的亚克总主教及特鲁瓦、苏瓦松、哈尔伯施塔德和伯利恒的主教，最后一位在营地担任的职务是教皇的代表。他们的职位和学识都受到尊敬，都不是选择的目标，更有资格去寻找理想的人选。6位威尼斯人都是国家重要的公职人员，奎里尼和坎塔利尼这些贵族家庭发现他们的祖先名列其间，仍旧感到骄傲。
12位选举人在皇宫的礼拜堂集会(公元1204年5月9日—16日)，圣灵祈祷的庄严仪式以后，他们进行商议和选举，完全是出于敬佩和感恩的心理，要将皇冠授予德行高洁的元首，靠着他的智慧和见识才能成就丰功伟业。最年轻的骑士也都羡慕和赞扬瞎眼花甲老人的功勋，但是爱国的丹多罗没有丝毫个人野心，满足于发挥正确的判断力协助统治的工作。他的提名也受到威尼斯人的批驳，几位选举人不但是同胞也是朋友。他们用真诚的言辞表示，共和国的首席官员和东部的皇帝，将这两个职位赋予同一个人，对于国家的自由权利和联盟的共同理想来说必然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元首的退选给功绩概等的卜尼法斯和鲍德温留下斟酌的余地，听到这两人的大名，其他自叹不如的候选人全都退让表示尊敬。蒙费拉的侯爵受到推荐，主要是因他正当盛年，为人公正廉明，是这群冒险家心目中理想的人物，也符合希腊人的意愿。我不相信威尼斯这个大海的主宰，会为阿尔卑斯山脚不足挂齿的领主感到忧虑，或是非常在意他的当选。但法兰德斯的伯爵是一个富有和好战民族的领袖，他本人勇敢、虔诚而又纯洁，正值32岁的壮年，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也是法兰西国王的表弟。那些与他处于同等地位的神职人员和贵族，要他们受到一个外国人的管辖，即使屈从也不会心甘情愿。没有进入礼拜堂的贵族在元首和侯爵率领之下，期待12位选举人做出的决定。苏瓦松主教代表全体同僚宣布结果：“我们一致投票同意法兰德斯和埃诺特的鲍德温伯爵，成为各位的君主和东部的皇帝，大家要对当选的君王宣誓效忠。”
他用高声赞许之辞致敬，这个宣布在全城引起回响，拉丁人乐不可支地相互庆贺，希腊人在惊怖之余显现出奉承的丑态。卜尼法斯首先亲吻竞争者的手，让鲍德温坐在盾牌上面，大家把他举起来抬进主座教堂，在庄严的气氛中授予他紫色的厚底官靴。过了3个星期，因为教长的职位空悬，就由教皇的代表为他加冕。不过威尼斯的教士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会议中很快占有人数的优势，他们拥护托马斯·摩罗西尼坐上教长的宝座，用尽诸般手段要为本国的荣誉和利益，在希腊教会永远占有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毫不耽搁，将改朝换代的变革通知巴勒斯坦、法兰西和罗马。他把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和港口的铁链，当作纪念品送到巴勒斯坦，采用《耶路撒冷条例》当作法规或习惯法，认为最适用于法兰西殖民地和在东部征服的地区。他在信函里鼓励法兰西的土著参加他的阵营，使殖民地能够日益壮大，保护征服的既得成果，充实一座雄伟城市和这块肥沃国土所需的人口。无论担任教士还是士兵，辛劳的工作就会获得报酬。他祝贺罗马教皇能够在东部恢复原有的权威，邀请教皇亲自参加大公会议，消除希腊的宗教分裂，恳求他祝福和原谅没有服从谕令的朝圣者。英诺森的答复表现出审慎和尊严。在拜占庭帝国的颠覆过程中，他指控人们所犯的恶行，崇敬上帝赐予的恩典。征服者获得赦免或是谴责，端视尔后的行为而定。条约的合法和有效要依据圣彼得的裁示，但是他的教诲是要建立一个服从和进贡的从属体系，从希腊人到拉丁人，从官吏到教士，从教士到教皇，层层节制，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
瓜分希腊帝国的行省时，威尼斯的收获比拉丁皇帝分到的部分要大得多。君主据有的地域大约是四分之一，剩余的地区一半保留给威尼斯人，另外一半分配给法兰西和伦巴第冒险犯难的勇士。德高望重的丹多罗被宣告为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按照希腊的模式授予他紫色厚底官靴。他在君士坦丁堡结束长久而光荣的一生，即使特权只限于他个人，但他拥有的头衔让继承人使用到14世纪中叶，是真正拥有罗马帝国八分之三国土的领主。威尼斯的元首是共和国的公仆，很少能被允许离开政府最重要的现职，但是他的位置暂时由副手或摄政代理，能够在威尼斯的殖民地执行最高统治权。他们占有城市总面积八分之三的区域，独立的法庭由6名法官、4名律师、2名会计、2名公设辩护人和1名法警所组成，在东部贸易的长久经验使他们可以选择最熟悉的业务。
他们没有深思熟虑，就贸然接受哈德良堡的统治权和防务，事实上威尼斯对外政策最合理的目标，是从邻近的拉古萨直抵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着滨海的城市和岛屿构成一条供应无缺的航线。过分扩张的征战行动所使用的劳力和经费耗尽了国库的资财，只能放弃政府的施政方针，采用只要求贵族效忠的封建体制。这些贵族的私人家臣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占有或维持对土地的所有权。运用这种方式以后，出现了像是萨努特家族拥有的纳克索斯公国，其将多岛之海的大部分岛屿包括在内。共和国用1万马克从蒙费拉侯爵的手里，购买克里特这座富庶的岛屿，连带成为废墟的100多座城市。但贵族政体的自负和狭隘心态限制改进的作为，极有见识的元老院议员表明圣马可的财源来自海洋而非陆地。
在冒险犯难的勇士获得的一半土地之中，卜尼法斯侯爵得到的报酬最为丰富，除了克里特岛之外，没有登上宝座的补偿是皇家的头衔和赫勒斯滂海峡对岸的行省。他的行事非常谨慎，用路途遥远和难以处理的征服地区交换帖撒洛尼卡(马其顿王国)，离都城有12天的行程，邻近他的妹夫匈牙利国王，可以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他在一路上受到当地土著热情的欢呼，很多地方的人是出于自愿，也有人抱着勉强的态度。希腊人再度接受一位拉丁征服者的统治，他们才是真正古代希腊人的后裔，然而统治者带着漠不关心的神情，踏上了充满古典风格的土地。
卜尼法斯侯爵用毫不在意的眼光看着坦佩山谷美丽的风景；迈着小心翼翼的脚步穿越温泉关；占领那些自己一无所知的城市，像是底比斯、雅典和阿尔戈斯；攻击科林斯和那波利的城堡工事，这些城镇阻挡大军的前进。一大群拉丁的朝圣者成为他的手下，完全是机缘凑巧或是他自己的选择，再不然是后来交换所得。他们滥用胜利的特权纵情声色，还任意践踏一个伟大民族的生命和财产。对于这些行省进行详尽的调查以后，他们完全用贪婪的尺度来权衡每个区域的赋税、位置的优势以及维持士兵和马匹的供应品多寡。他们对于在罗马主权下久已丧失的属地，靠着臆测来要求恢复或予以瓜分。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波涛滚滚地流过想象中的领域，能够从伊康的土耳其苏丹皇宫中带走战利品，这是武士最感快慰的事。
我不想详尽列出家谱和产业租约，但是我愿意指明，布卢瓦和圣波尔伯爵被授予尼斯公国和德摩提卡领地，保持主要的采邑，附带警卫、管事、侍酒、司膳和主厨等服务。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在赫布鲁斯河的河岸，获得一个管理良好的机构，同时担任香槟和罗马尼亚元帅的职位。每位贵族骑在马上率领所属骑士和弓箭手，确保他所分到的土地和产业，在开始时只要努力通常会获得成功。但是贵族的分散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大家一意孤行，必定产生数不清的争执，只能靠着武力来仲裁。在攻陷君士坦丁堡3个月后，皇帝和帖撒洛尼卡国王领着相互敌视的追随者兵戎相见。他们之所以握手言和，在于元首的权势、元帅的劝说以及他们的同侪有各行其是的自由。
两位流亡者阿历克塞三世和五世曾经统治过君士坦丁堡，现在仍旧保有皇帝的头衔。臣民在他们丧失宝座以后，对年长的阿历克塞三世所遭遇的不幸可能产生怜悯之心，对穆尔佐菲乌斯(即阿历克塞五世)的进取精神激起报复的行动。家庭的联姻、共同的利益、类似的罪行，以及要使敌人毁灭的功绩，艾萨克二世的一位弟弟和一位侄儿运用这些方式和相互的认知，使得篡夺者与前者残余的势力联合起来。穆尔佐菲乌斯在他岳父阿历克塞三世的营地，受到充满笑容和荣耀的接待，但是恶汉从来不会去爱同是罪犯的人，也很少会去信任同类。他在浴室被抓走，眼睛被刺瞎，部队和财富被攫取，然后被放逐任意漂泊，昔日让人痛恨的对象现在只能引起憎恶和藐视，杀害艾萨克皇帝和他儿子的凶手受到正义的制裁。这个暴君被畏惧或悔恨所纠缠，只能偷偷溜到亚洲，被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捕获，在公开的审判以后定罪，耻辱地接受死刑。法官争论处死的方式是斩首、车裂还是刺刑，最后的决定是将穆尔佐菲乌斯送上狄奥多西石柱柱顶，这根白色的大理石柱有147英尺高，然后将他从顶端抛掷下去，当着站满陶鲁斯广场无数的观众，在走道上面摔得粉身碎骨。这件奇异的事件经过解释以后，可以印证古老的预言真是灵验无比。
阿历克塞三世的下场没有那样戏剧化，他成为俘虏，被侯爵送到意大利，当作呈献给罗马国王的礼物，原来监禁和流放的地点是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城堡，后来改为亚洲的一座修道院，不过这完全不影响他的命运。但他的女儿在国家遭到灾难之前，已经嫁给一位年轻的英雄人物，后来是他接受继承权，恢复了希腊君王的宝座。
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骁勇善战，在两次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表现极为出色。等到穆尔佐菲乌斯逃走，让拉丁人进入城市，他在群龙无首之下挺身而出，成为士兵和人民的皇帝，他的这种行为也许是出于爱国的情操，真是无比英勇。要是他能灌输这种气势到群众身上，那么他们就能用脚将外乡人踩成齑粉。陷于可怜绝望之境的居民认为困兽之斗无济无事，狄奥多尔退到安纳托利亚保持自由之身，避开征服者直接的注视和立即的追捕。他一开始用藩王的头衔，后来才即位成为皇帝(1204—1222 A.D.)，打出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旗帜，不愿接受拉丁人奴役的统治，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为了谋取公众的安全，认为所有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行为，毫不犹豫地恳求土耳其苏丹与之建立联盟关系。尼斯、普鲁萨、菲拉德尔菲亚、西麦拿和以弗所都打开城门将他视为解救者。狄奥多尔在尼斯建造官邸作为居留之地，从征战的胜利赢得实力和声誉，即使败北也无损于盛名。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还能保有帝国的部分疆域，从米安得河的两岸到尼科米底亚的郊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另外还有部分遥远而偏僻的领土，为科穆宁家族嫡系继承人所据有，他是贤明之君曼纽尔的儿子，也是暴虐之君安德洛尼库斯一世的孙子，他的名字也叫阿历克塞，他拥有“伟大”的称号，这是指他的身材魁梧，并非指功勋盖世。安格利王朝赐予恩典，指派他担任特拉布宗总督和公爵，尊贵的家世激发了他的野心，趁着改朝换代的变革宣布独立，在没有更换头衔的状况下，和平统治着从锡诺普到发西斯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他那毫无名气的儿子和继承人被描述成苏丹的家臣，要提供200名长矛兵为土耳其人服役。科穆宁家族的君主不过是特拉布宗公爵，阿历克塞的孙子自负而嫉妒，才开始僭用皇帝的头衔。
第3块领土位于西部，在帝国沉沦之际为米凯尔保存下来，他是安吉利皇室的一个私生子，在改朝换代之前曾是人质、士兵和叛徒。他逃离卜尼法斯侯爵的营地以获得自由，娶总督的女儿为妻以控领都拉斯这个要地，然后采用藩王的头衔，在伊庇鲁斯、伊托利亚和色萨利建立实力强大而又名声响亮的公国，这个地域一直聚集着黩武好战的种族。希腊人愿意为新统治者提供服务，傲慢的拉丁人藐视这个民族，认为他们习性怯懦，生而听命于人，拒绝他们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职位。怨恨之心激起他们有所表现，证明他们不仅是有用的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处于逆境的磨炼可以振作他们的胆识，那些学识渊博和操守廉明的人，那些出身高贵和骁勇善战的人，全都投奔特拉布宗、伊庇鲁斯和尼斯这些独立的国家。只有一位希腊的大公情况很特殊，忠诚地追随法兰克人，受到含糊其辞的赞许。城市和乡村一般的平民大众，乐于接受温和而常态的奴役生活。经过几年的勤奋工作与和平的生活，可以暂时消除战争混乱不安的状况。但封建制度所带来的混乱不安，会摈弃和平的生活和粉碎勤奋的工作。
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要是有能力，就会掌握武装部队来保护他的臣民，他的法律非常明智而行政相当纯朴。一位有名无实的君主据有拉丁人的宝座，说起来是这群无法无天联盟军队的首长，实际上却是听命的仆从。帝国的采邑或封地大至一个王国小到一个城堡，全都被贵族用刀剑来把持和统治。他们的争吵、贫穷和无知，将无孔不入的暴政延伸到最隐僻的村庄。希腊人生活在双重高压的迫害之下，教士拥有世俗的权威而士兵充满狂热的恨意，宗教和语言难以克服的阻碍，使外乡人和本地土著永远离心离德。只要十字军人员在君士坦丁堡采取联合行动，对于征服者的记忆和军队带来的恐怖，逼得受控制的土地永保沉默。等到拉丁人分散开来以后，就会突显人数的稀少和训练的缺失。他们产生的错误和遭遇的恶运泄露最大的秘密，那就是他们并非所向无敌。希腊人的畏惧之心逐渐减少，痛恨之意相对增加。他们私下抱怨，暗中进行密谋，奴役的岁月尚未满一年，他们哀求或接受蛮族的援助，无形中感受到那种强大的力量，相信蛮族有感恩图报的意愿。
拉丁征服者受到约翰派遣的使节正式前来祝贺，约翰又称约安尼斯或卡洛·约翰，是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叛变的首领。约翰是罗马教皇的信徒，从教皇的手里获得国王的头衔和一面神圣的旗帜，所以自认是拉丁人的弟兄，现在听到推翻希腊国君的消息，以能名列于他们的朋友和同谋为荣。卡洛·约翰非常诧异地发觉，法兰德斯伯爵完全因袭了君士坦丁继承人的排场和自负，他的使臣竟然被一个傲慢的通知打发走，说是保加利亚的叛贼应该向皇帝请求原谅，因为他竟敢用额头去接触宝座的椅脚。极端的愤慨会从暴虐和流血的行动中得到发泄，他运用更为冷静的策略观察希腊人逐渐升起的不满，对他们的痛苦装出同情和关心的模样。只要他们发起争取自由的斗争，他就承诺给予个人和王国的支持和援助。民族的仇恨将阴谋叛逆的活动扩展开来，双方秘密组成团结合作和意志坚定的队伍。希腊人已经无法忍耐下去，急着拔出佩剑插进那些获胜的外乡人的胸膛。但起义的行动经过审慎的考量后还是延后了，一直等到皇帝的弟弟亨利将部队中最精华的单位运过赫勒斯滂海峡。
色雷斯大多数的城镇和村庄完成准备，等待动手的信号，拉丁人没有武装也没有产生怀疑，在残酷无情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行动中惨遭奴隶的诛戮。德摩提卡是大屠杀最早的现场，圣波尔伯爵幸存的家臣从这里开始一路逃向哈德良堡。但那些占领城市的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被狂怒的群众杀害或驱离，守备部队只有赶快撤走，在相互照应之下退回都城。所有的要塞和堡垒各自为战抗拒叛徒，对外失去联系，也不知道统治者遭到什么下场。传闻和恐惧的声音宣布希腊人的揭竿而起，保加利亚的盟军很快抵达。卡洛·约翰根本不运用自己王国的军队，从西徐亚荒野引来1.4万名科曼人的队伍。据说这些蛮族会饮俘虏的鲜血，把基督徒当成牺牲，在祭台上奉献给他们的神明。
接到突然和危险遽增的警报，皇帝派遣疾驰的信差召回亨利伯爵和他的部队。要是鲍德温等待他那勇敢的兄弟返回以后，加上原来准备的2万亚美尼亚人，可以用概等的兵力迎战入侵者，而且在武器和训练上占有优势。然而骑士精神很难将谨慎和怯懦分得清楚。皇帝率领140名骑士进入战场，加上伴随的弓箭手和下级武士。元帅在劝阻无效以后只有服从命令，率领前锋一起行军前往哈德良堡，主力由布卢瓦伯爵指挥，年迈的威尼斯元首随着后卫。流亡的拉丁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加入，使数量严重不足的军队能够增大实力，着手包围在哈德良堡的叛徒。他们在复活节的圣周期间，为了获得给养到乡村去抢劫，制造各种攻城器具用来毁灭同教的弟兄，这就是十字军对宗教虔诚所秉持的意念。拉丁人受到科曼人轻骑兵部队的拦截，已经全面提高警觉，这时科曼人对拉丁人未完成整备的战线边缘进行了大胆的袭扰。罗马尼亚元帅很快传令下去，骑兵部队在听到号角声后，立即上马排成阵式，但是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起散漫而危险的追击，违者要受到处死的惩罚。布卢瓦伯爵第一个不服从这个明智的命令，行动鲁莽以致命丧黄泉，连带皇帝也遭遇不幸。
科曼人可以说是帕提亚人的一支，在拉丁人发起冲锋的同时就向后逃走，在疾驰出两个里格的距离后，骑士和马匹都累得喘息不已，这时科曼人突然转过身来开始反击，包围法兰克人的重装骑兵部队。伯爵在战场上被杀，皇帝成为俘虏(公元1205年4月15日)。哪怕皇帝不屑于逃走、伯爵拒绝降服要奋战到底，就一个将领而言，要是无法执行职务或是忽略应尽的责任，即使个人作战无比的英勇，也只是可怜的赎罪行为。
保加利亚人为野战的胜利和皇家的俘虏感到自豪，立即前进解救哈德良堡和完成摧毁拉丁人的工作。在这个时代，要说战争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激情。如果不是罗马尼亚的元帅展现冷静的勇气和高明的技巧，全都会无可避免地遭到歼灭的下场，他的勇气和技巧在任何年代都属罕见，更不要说是在落后的中世纪。他的悲伤和恐惧向着元首倾注，但是后者有坚定和忠诚的心胸使他获得安抚。元帅在营地做出安全的保证，仅有那些具备宗教信仰的人才能理解。维尔哈杜因一整天都留在城市和蛮族之间极为危险的位置，在深夜的寂静中撤离营地，用3天的时间实施高明的撤退行动，就是色诺芬和1万希腊佣兵也会赞不绝口。
元帅在后卫阻挡追击带来的打击，在战线的前列安抚逃亡人员急躁的情绪。不论科曼人在任何地方出现，都会被一列无法穿透的长矛所迫退。到了第3天，疲惫不堪的部队看到大海、罗多斯托这个孤独的小镇以及望眼欲穿的友军，从亚洲海岸运过来在此地登陆。他们拥抱在一起，不禁流下泪来，立即将部队合并以后召开会议。亨利伯爵在兄长缺席的状况下成为帝国的摄政，刹那间使他从年轻天真变得衰老不堪。要是科曼人因夏季的炎热而撤退，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有7000名拉丁人背弃君士坦丁堡、战友和誓言。虽然有一些局部的获胜，还是无法抵消在鲁西乌姆的战场损失120名骑士的惨重代价。帝国的疆域只剩下都城，以及在欧洲和亚洲海岸两三处相邻的城堡。
保加利亚国王不仅所向无敌而且绝不留情，卡洛·约翰用尊敬的态度回避教皇提出的要求。教皇恳求这位新入教的教友恢复和平，将皇帝归还给备感痛苦的拉丁人。卡洛·约翰的说法是，释放鲍德温已不再是凡人所具有的权力，这位君王已经瘐毙狱中。有关他过世的情形出于无知和轻信，有各种传闻。悲剧传奇的爱好者一定乐于听到，脉脉含情的保加利亚王后要引诱皇家的俘虏，他的品德高尚，拒绝苟且的行为，受害于妇人的谎言和蛮汉的忌恨。他的四肢都被利刀砍下来，流血的身躯被抛弃在狗和马的尸体中间，在拿来喂猛禽猎鹰之前，活了3天的时间还未断气。过了20年以后，尼德兰一处森林里有个隐士自称是真正的鲍德温，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法兰德斯合法的统治者，提到他的逃走、他的冒险以及他的悔罪，那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一个易于信仰和反叛的民族中间。开始时大家深受感动，法兰德斯人承认这位长期失踪的君王。法兰西宫廷经过简短的讯问，查出他是一个骗子，将他处以羞辱的死刑。但法兰德斯人对这件事还是深信不疑，连那些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指责伯爵夫人珍妮，说她为了个人的野心牺牲可怜老父的性命。
在所有文明的敌对行为中，签订条约是为了交换或赎回俘虏，要是拘禁时间延长，各种状况已经清楚，就要按照他们的阶级给予仁慈或礼遇的接待。野蛮的保加利亚对于战争的法则完全陌生，设置的监狱真是暗无天日。到拉丁人知道鲍德温过世为止，一年多的时光已经流逝，在这之前他的弟弟亨利担任摄政，现在同意接受皇帝的头衔。希腊人赞扬他谦恭和蔼的态度，认为他这种行为是极为罕见又无法模仿的美德。他们轻浮奸诈的野心热衷于掌握或利用空位期的机会，不过一种继承法规逐渐用来规范和决定欧洲各个王国的世袭和传承，可以同时保障君主和人民的权益。
在东部帝国的支持下，亨利逐渐掌握朝政，身边已无当年的战友，十字军的英雄人物不是离开人世就是从战争中退休。威尼斯元首、年高德劭的丹多罗，安享皓龄和光荣以后化为一抔黄土。蒙费拉侯爵被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召回，要为鲍德温报仇雪恨以及防守帖撒洛尼卡。封建制度有关效忠和服务的一些较棘手的争执，需要皇帝和国王两人当面会谈来解决，双方基于相互的尊敬和共同的危难，能够紧密地团结合作。亨利与意大利国君女儿的婚事更能保证联盟的关系，他很快哀悼朋友和岳父的丧生。卜尼法斯被一些忠诚的希腊人说服，非常大胆而且顺利地进犯多山的罗多彼地区，保加利亚人在他接近时逃走，然后集结起来在他撤退时施以袭扰。在这时，传来消息说他的后卫遭到攻击，他来不及穿上护身的铠甲就跳上马背，端起长矛冲向当面的敌人，在鲁莽的追击中身受重伤。帖撒洛尼卡国王的头颅被送给卡洛·约翰，他虽然没有战阵的功劳，却享受胜利的荣誉。在这个令人伤感的事件发生以后，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不仅封笔而且始终保持沉默。要是他仍旧担任罗马尼亚元帅的职位，后续的功勋也会埋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亨利的行事风格并非难以应付艰辛的局面，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和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进击中，他不仅赢得了骁勇善战的骑士的名声，也是一名精通兵法的主将。他并不一味恃勇斗狠，而是讲求谨慎稳重和虚怀若谷，较之生性冲动的兄长在讲道方面更为高明。为了对抗亚洲的希腊人和欧洲的保加利亚人，他被逼得要采取两面作战的方式，无论在甲板还是马背上，他总是先身士卒。虽然他小心翼翼地用尽诸般手段让部队立于不败之地，但还是经常用自己做榜样，以提振拉丁人消沉的士气，使他们愿意保护和支持大无畏的皇帝。这些努力和从法兰西获得的人员和金钱的支援，所能发挥的效果，还是不及难以制伏的对手本身所犯的过失、残酷的作风和最后的死亡。失望的希腊臣民邀请卡洛·约翰前来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期盼能够保护他们的自由和接纳他们的法律，但是他们很快领教到这个民族的狰狞面目，开始咒骂这个野蛮的征服者。现在他不必掩饰原本的意图，那就是要摧毁色雷斯所有的城市，将全部居民迁移到多瑙河的北岸地区。很多市镇和村庄都已十室九空，一堆废墟标示出菲利普波里斯的位置，这些引起叛乱的始作俑者，会对德摩提卡和哈德良堡如法炮制。
希腊人在亨利的宝座前面发出悲痛和悔恨的哭声，只有气度恢宏的皇帝愿意原谅和相信他们。最多不过400名骑士以及他们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集结在他的旗帜下，他就带领这支微弱的兵力去寻找保加利亚人并且将他们击退，而对方统率的部队除了步兵还有4万骑兵。亨利在这一次的远征行动中，对于处在敌对地区和友善地区有极为不同的感受，他的军队使其他的城市得以保全不致毁灭，羞辱的野蛮人被迫放弃到口的猎物。围攻帖撒洛尼卡是卡洛·约翰最后施加于人的灾难，竟然使自己遭到报应。他夜间在御帐中休息时遇刺身亡，将领(或许就是凶手)发现他浸浴在血泊里，亨利之死被归因于圣德米特里乌斯用长矛的一击，因而获得异口同声的赞美。经过几次胜利以后，审慎的亨利与暴君的继承人以及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希腊君王，终于签订光荣的和平条约。即使割让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还是为自己和手下的诸侯保住了一个广大的王国。
他的统治仅延续了10年而已(公元1206年8月20日—1216年6月11日)，促成了一段短暂的繁荣和平时期。他的作为远超过鲍德温和卜尼法斯狭隘的政策，毫无拘束地将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授予希腊人。这种宽厚的情操和做法来得及时，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君王准备用利诱的方式，使那些贪财的拉丁人成为忠勇的佣兵为他们效命。亨利的目标是将优秀的臣民团结起来给予应得的酬劳，不论他们是哪个民族或说哪种语言。但是他对两个极不兼容的教会，倒是不急着完成它们的合并。贝拉基乌斯是教皇的代表，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曾经下令禁止使用希腊人的礼拜仪式，摆出固执的态度强制征收什一税，称颂圣灵的赞美诗要用双倍的行列，盲目服从罗马教皇的指示。
弱势的派别诉诸良心的责任，恳求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说道：“我们的肉体受恺撒的统治，但是唯有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皇帝用坚定的意志阻止宗教迫害的行为。要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位君王竟然被希腊人毒死，那么就会对人类的恩情和感激抱着不屑一顾的念头。他作战的剽悍是一种世俗的特质，与其他骑士并没有多大不同。然而亨利拥有“仁者之勇”的美称，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竟敢反对教士的傲慢和贪婪。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他把帝座置放在教长的右边，这种僭越行为引起教皇英诺森三世严词指责。他颁布了一道有利后世的诏书禁止领地的转让，这是有关“永代让与”法规的第一个案例。很多拉丁人想要返回欧洲故土，就将产业让与教会以获得永生或尘世的报酬，这些神圣的土地立即被免除军事的服役，一个殖民地的士兵逐渐变成一大群教士。
光明磊落的亨利为了防卫一个幼儿的帝国(这个国王是他朋友卜尼法斯的儿子)，结果自己在帖撒洛尼卡逝世。法兰德斯伯爵的男性世系不过经历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初两位皇帝就已经断绝，他们的姐妹约兰德是一位法兰西诸侯的妻子，也是很多子女的母亲，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匈牙利的安德鲁国王，是勇敢和虔诚的十字军斗士。罗马尼亚的贵族拥护他在拜占庭登基称帝，认为可以获得邻近一个善战王国的大力支持，但是生性审慎的安德鲁尊重继承的法规。拉丁人邀请约兰德公主和她的丈夫欧塞尔伯爵科特尼的彼得前来继承东部帝国。彼得的父亲有皇家的血统，母亲是贵族出身，使他以法兰西国王嫡亲表兄弟的关系被推荐给他们的贵族。何况他有良好的声誉和庞大的产业，在镇压艾伯塔异端的血腥十字军行动中，士兵和教士对他的诚信和英勇有很好的口碑。君士坦丁堡擢升一个法兰西的皇帝，只有虚荣成性的人才可能大声赞誉。但行事谨慎的君子对彼得身居危险而令人憧憬的高位，只会同情，不会产生嫉妒之心。
彼得为了保证能获得头衔以抬高自己的地位，不惜变卖或抵押最好的产业筹措足够的用项。他那生性慷慨的皇家亲戚腓力·奥古斯都，本着权宜之计和骑士精神，率领140位骑士、5500名下级武士和弓箭手，越过阿尔卑斯山。经过一番考量以后，教皇霍诺雷斯三世被说服愿意为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加冕(公元1217年4月9日)，但是举行典礼的教堂不能位于城内，以免产生误会，以为他对帝国古老的都城曾经暗示或授予任何统治权力。威尼斯人保证将彼得和他的军队安全运过亚得里亚海，也把皇后和她的4个儿子送到拜占庭的皇宫。但是威尼斯人要他从伊庇鲁斯藩王的手里收复都拉斯，作为他们服务的代价。伊庇鲁斯王朝第一代的君王是米凯尔·安吉拉斯或称科穆尼努斯，他的权力和野心全由狄奥多尔继承，这个合法接位的弟弟已经威胁且侵入了拉丁人所建立的国家和帝国。
皇帝负起他的责任，在发起无效的攻击以后撤围而去，从事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从都拉斯经由内陆抵达帖撒洛尼卡。他很快在伊庇鲁斯的山区面临败北的危机，所有的关隘都有重兵把守。他的给养消耗殆尽，敌人用狡诈的谈判使他受到延误和欺骗，等到科特尼的彼得和罗马的教皇代表在宴会中被捕，法兰西军队在失去领导者和希望以后，急着交出武器换取赦免和面包这些并不可靠的承诺。梵蒂冈大为震怒，威胁邪恶的狄奥多尔，他会受到尘世和天国的报复。被俘的皇帝和他的士兵没有人出面说话，教皇的谴责只是因为他的代表被监禁，一旦教士被释放，并得到宗教方面听命的承诺，立即让教皇感到满意，马上原谅伊庇鲁斯的藩王并且给予保护。狄奥多尔用专断的指挥才能和部队的庞大实力，使威尼斯人和匈牙利国王断绝解救的念头。只有自然死亡或过早逝去，才会让科特尼的彼得从毫无希望的囚禁状况中获得自由(1217 A.D.—1219 A.D.)。
合法的君王不在宫廷而且下落长久不明，身为妻子或孀妇的约德兰仍然抱着希望，所以拖延新皇帝即位的宣告。她在去世前处于悲伤的状况，生下一个遗腹子取名为鲍德温，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也是最不幸的拉丁君王。他从出生起就得到罗马尼亚贵族的钟爱，整个幼年时代一直为未成年的问题拖延不决，他要求的继承权利为年长的兄长所取得。几个儿子中的长子是科特尼的菲利普，从母亲那里继承那慕尔作为他的领地，凭着个人的智慧，情愿做一个实权的侯爵也比继承一个虚幻的帝国要强得多。在他拒绝以后，彼得和约兰德的第二个儿子罗伯特受到召唤，要在君士坦丁堡即位称帝。父亲的前车之鉴使他选择了一条行程缓慢却安全的路线，通过日耳曼再沿着多瑙河前进。他的姐姐嫁给匈牙利国王，使得整个航程通行无阻。教长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为罗伯特皇帝加冕，他的统治是充满灾难和耻辱的时代(1221—1228 A.D.)，这个殖民地被大家称为“新法兰西”，无论在各方面都屈从于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
狄奥多尔·安吉拉斯靠着背信而非勇气获得一次胜利，领军进入帖撒洛尼卡王国，把卜尼法斯侯爵的儿子、怯弱的德米特里乌斯赶走，在哈德良堡的城墙上面竖起自己的旗帜。他出于虚荣心作祟，在敌对皇帝的名单上面加上三世或四世的称号。帝国剩下的在亚洲的行省，被约翰·瓦塔西斯一扫而空，他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女婿和继承人，在节节胜利之下统治了33年之久，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在他的军纪要求和严格训练之下，法兰西佣兵部队的刀剑成为征服最有效的工具。他们从原来服务的祖国逃亡，这也是希腊人的后代子孙会兴旺的征候和理由。等到他打造出一支舰队以后，控领整个赫勒斯滂海峡的航道，占领莱斯沃斯岛和罗得岛，攻击驻守坎地亚的威尼斯人，拦截数量极为稀少的西部援军。拉丁皇帝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派遣一支军队来迎战瓦塔西斯，这支军队败北以后，将资深的骑士遗弃在战场。
但是一个国外敌人的成功，对于胆怯的罗伯特来说，没有像倨傲的拉丁臣民那样痛苦，这些臣民根本分不清楚到底是皇帝衰弱还是帝国衰弱。他个人的不幸可以证明政府的公权力不彰和那个时代的凶恶残暴。充满爱意的年轻人对希腊新娘很冷淡，她是瓦塔西斯的女儿。他于是将一位美丽的少女接进皇宫，这个女孩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来自阿图瓦未曾出任官职的家庭，她的母亲羡慕皇家的虚荣，擅自废除与勃艮第一位绅士的婚约。这位男士转爱成恨，就将朋友召集起来，强行闯入皇宫的大门，将女孩的母亲丢进大海，用非常残酷的手法将皇帝的妻子和侍妾的鼻子和嘴唇割掉。这个罪犯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贵族反而公开认同并赞许这种野蛮的行为。不论是作为君王还是男子汉，罗伯特都不可能饶恕对自己的冒犯。他从这座罪恶的城市逃走，哀求教皇主持公道或给予同情。皇帝受到神色冷漠的劝导，教皇要他回到自己的都城。在他能够服从教皇的指示之前，悲伤、羞辱和愤怒的压力已经将他击倒。
仅凭匹夫之勇就能从臣民的地位爬升到耶路撒冷或是君士坦丁堡帝王的宝座，只有骑士时代才会产生这种现象。虚有其名的耶路撒冷王国已传到玛丽的手里，她是蒙费拉的康拉德和伊莎贝拉的女儿，阿尔梅里克的孙女。她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嫁给布里恩的约翰，他出身于香槟一个贵族家庭，根据腓力·奥古斯都的看法，约翰是圣地最杰出的保卫者。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他曾率领10万拉丁人征服埃及，靠着他才完成达米埃塔的围攻，后来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使节的傲慢和贪婪。等到他的女儿和腓特烈二世结婚以后，皇帝的忘恩负义使他在一怒之下接受托付，愿意指挥教会的军队。尽管布里恩的约翰年事已高，被剥夺皇室的权利，但他那锋利的长剑和抖擞的精神，仍然时刻准备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战。科特尼的鲍德温在他的兄长7年统治期间，幼稚的性格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罗马尼亚的贵族感觉十分有必要将王权交到一个男子汉或英雄人物的手中。耶路撒冷在位已久的国王可能对摄政的称呼和职位不屑一顾，他们同意授予他终身国王的头衔和特权(1228—1237 A.D.)，唯一的条件是他的二女儿要嫁给鲍德温，让鲍德温成年后继承君士坦丁堡的帝座。
布里恩的约翰凭着他的名声、他的推选和他的临朝，给希腊人和拉丁人带来莫大的期望。大家都崇拜他那英勇的神态、年过80仍然硬朗，朝气蓬勃保持着超乎常人的极其魁梧和伟岸的身材。但是贪财重利和好逸恶劳的念头似乎冷却了他的雄心壮志，军队都已解散，2年的时间白白浪费，没有任何行动和建树。直到尼斯的瓦塔西斯和保加利亚国王阿扎恩危险地结盟，才使他清醒过来。他们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包围君士坦丁堡，分别率领一支10万人的大军和300艘战船的舰队。这时拉丁皇帝的军力只剩下160个骑士，以及数量不多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我现在提到这件事都感到心惊胆战，这位英雄不去防守城市，反而率领骑兵出击，敌人有48个骑兵队，仅有3个队从他所向无敌的剑下逃脱。他的榜样鼓舞了士气，步卒和市民抢登停泊城墙附近的船只，其中有25艘被大家喜气洋洋地拖回君士坦丁堡港口。在皇帝的召唤之下，这些船只和盟友都全副武装，参加守备的行列，冲破阻挡他们通过的障碍。翌年，他们再次打败同一批敌人。那个时代一些文词粗俗的诗人，将布里恩的约翰比为赫克托耳、罗兰和犹大·马加比，但他们的功勋和他的光荣，都因希腊人的不置一词而受到贬抑。帝国很快失去最后的捍卫者，这位临死的君王渴望穿上方济各会修士的服装进入天堂。
在布里恩的约翰获得两次胜利的战争中，那位受他监护的鲍德温，我未曾发现他有任何功绩，也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在那时已到达服役的年龄，在养父逝世后继承他的宝座(公元1237年3月23日—1261年7月25日)。这位皇家年轻人被授予更适合他个性的使命，被派去拜访法兰西国王的西部朝廷，尤其是教廷的所在地，希望他的天真坦诚和所受苦难能激起同情心，获得一些人员或金钱的援助，解救濒临灭亡的帝国。他曾经3次从事乞师列国的工作，每次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返国，25年的统治中在国外度过的年头比国内还要多，皇帝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起他的故乡和首都使人感到更不自由和缺乏安全感。在某些公共场合，奥古斯都的称号和紫袍的荣耀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还有就是在里昂的大公会议上，腓特烈二世被废黜，并被判处破门罪，鲍德温身为东部的共治者，最大的礼遇是能坐在教皇的右手边。
多少次这位出亡者、流浪汉和皇家乞丐到处打躬作揖、腼腆求情，遭到自己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白眼。他第一次出访英格兰，在多佛受到拦阻和严辞谴责，竟然说他未得许可擅自进入一个独立王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耽误以后，鲍德温终于获准继续他的旅程，各方对他的接待都很冷淡，临别时他还要为700马克的礼物一再表示感激。他从贪婪的罗马只能得到十字军的一纸公告，以及教会恩典所赐予的一笔财富，那些钱币因为发行和使用的浮滥，在流通的市场上已经贬值。家世出身和流离颠沛使他得到慷慨的表兄路易九世的青睐，但是这位圣徒想要在军事上有番作为，却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和巴勒斯坦。鲍德温只有出售最后的世袭产业，就是那慕尔侯爵和科特尼领主的封地，暂时缓解公众和他个人所处的贫穷困境。他只有接受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带领一支3万人马的军队再度回到罗马尼亚，由于希腊人的恐惧心理，夸大了部队兵员的数量，将之翻倍。最初送到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信息是他的胜利和希望，他所侵入的国家离首都只有3天的行程，如果能够顺利夺取一座虽然没有名气但重要的城市(很可能是契奥利)，不仅边境能得到安全，进出也更为容易。但是这些希望(假定鲍德温说的真有那么一回事)很快像春梦一样消失，法兰西的军队和钱财在他无能的手里折损殆尽。靠着与土耳其人和科曼人极不光彩的联盟，来保护拉丁皇帝的宝座：他为了笼络土耳其人，同意将侄女嫁给朝廷设在科尼不信上帝的苏丹；同时为了讨好科曼人，答应他们使用异教的仪式，在两军的阵前杀狗献祭，双方歃血为盟以保证彼此的忠诚。
这位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已经穷困到难以维生的地步，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监狱的空屋拆除作为冬天的燃料，剥下教堂的铅皮应付日常的开支。一些意大利的商人放给他高利贷，极尽刻薄之能事，腓力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被当作借债的保证抵押在威尼斯。衣食不周的确不幸，但是财富是相对的。一位家用原本富足的君王因为需求的增加，饱尝贫穷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虽然处于难堪的苦难之中，皇帝和帝国还拥有一件相当珍贵的财宝，基督教世界的迷信使它具备非常奇特的价值。真十字架的身价因不断地分割而降低，长期留在异国，与不信上帝的人在一起。东部和西部拿出那么多的真十字架碎片，这种行为自然会有人产生怀疑。但是耶稣受难的另一件遗物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礼拜堂，那顶戴在基督头上的荆棘冠冕同样价值连城而且货真价实。从前埃及的债务人经常使用的办法，是将父母的木乃伊当作贷款的抵押品，出于荣誉和宗教方面的顾虑，到期一定会赎回。在类似的状况之下，罗马尼亚的贵族趁着皇帝不在朝中，就用神圣的荆棘冠冕当作抵押，借到13134块金币。后来他们未能履行契约，威尼斯一位名叫尼古拉·奎里尼的富商愿意为他们垫款，支付给急着要求还钱的债权人，条件是他们如果无法在一个短暂而确定的期限之内赎回作为抵押的遗物，物品就要留在威尼斯成为永久的财产。
这些贵族将苛刻的条件和面临的损失报告皇帝，帝国无力拿出7000镑的赎金，鲍德温急着从威尼斯夺回宝物，好用光荣而高昂的价格交到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手中。然而谈判带来很微妙的难以处理的问题。哪位圣徒要购买遗物，便触犯买卖圣物牟利罪，但是如果能改变这种表达的方式，他便可以合法地清偿债务、接受馈赠和履行义务。他派出两位多明我会的修士作为使节前往威尼斯，要去赎回神圣的荆棘冠冕，圣物不久之前才逃过海上波涛和瓦塔西斯战船截夺的危险。他们打开木箱，发现里面有一个圣物柜贴着元首和贵族的封条，存放着一个装着耶稣受难遗物的金瓶。威尼斯勉强屈服于正义和实力的要求；腓特烈皇帝同意给予他们礼遇让他们光荣地通过国土；法兰西宫廷前往香槟的特鲁瓦，虔诚迎接价值无法估算的神圣遗物。国王赤脚只穿一件内衫，亲自捧着圣物，用凯旋的行列穿过巴黎城，还用1万银马克的赠款弥补鲍德温的损失。
成功的交易促使拉丁皇帝想用同样合算的条件，处理皇家礼拜堂一些剩余的品项。像是真十字架很大部分的实物，圣子的婴儿衣物，耶稣受难的长矛、海绵和铁链，摩西的手杖，施洗者圣约翰的部分头盖骨。圣路易为了接纳基督教的精神宝藏，花了2万银马克，在一个庄严的地基上兴建神圣的巴黎皇家礼拜堂，赋予布瓦洛的缪司不朽的称号，让人感到十分可笑。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证据证明遥远的古代遗物真实无虚，只有认为遗物曾经产生奇迹的教徒才会确信无疑。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有一个人罹患无药可治的肿瘤，被用神圣荆棘冠冕的刺轻触一下立即痊愈，法兰西最虔诚和最理性的基督徒曾经证实这件异闻。除了那些对宗教的轻信抱着抗拒到底的人，谁也不能证实这种奇迹绝无可能。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四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延迟败亡的唯一希望在于，他们的敌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发生内讧。尼斯皇帝瓦塔西斯的优势兵力和策略，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为之粉碎。在瓦塔西斯的统治之下，从普罗蓬提斯内海到潘菲利亚的岩石海岸，整个亚洲地区保持着繁荣与和平，每一次战役的结果都扩大了他对欧洲的影响力。多山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那些坚固的城市，都从保加利亚人的手里被解救出来，这个王国现有的已确定的国界，开始沿着多瑙河南岸延伸。罗马唯一的皇帝不能容忍伊庇鲁斯的领主、西部科穆宁王朝的王侯，竟敢出来争夺或分享紫袍的荣耀。谦恭的德米特里乌斯改换靴子的颜色，满怀感激地接受地区统治者的称号。这样一来自己的臣民为他的卑劣和无能所激怒，向他们最高的主子瓦塔西斯请求保护。经过一番抵抗以后，帖撒洛尼卡王国并入尼斯的帝国，瓦塔西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统治了从土耳其边界到亚得里亚海的广大版图。欧洲的君主全都尊重他的才能和实力，如果他愿意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信条，教皇就会毫不勉强地放弃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宝座。
然而，瓦塔西斯逝世，接位的儿子狄奥多尔的统治短暂而多事，他的孙子约翰年幼无能为力，延迟了希腊人的复国行动。我在下一章要叙述国内的重大变故，在这里只能提到，监护人和共治者米凯尔·帕拉罗古斯野心勃勃(公元1259年12月1日)，的确表现出一代新王朝奠基者的德性和罪恶，年轻的君王深受他的压迫。自我安慰的鲍德温皇帝认为，用无约束力的谈判可以收复一些行省和城市。他的使臣在尼斯受到嘲弄和藐视以后只能铩羽而返。他们提出很多希望能够归还的地方，帕拉罗古斯指出，由于非常特殊的缘故，这些地方在他看来，不仅非常可爱而且让他珍惜：有一个地点是他的出生地，还有一处是他擢升军事指挥官的地点，再有就是享受狩猎乐趣的位置，他希望能长远保有这种福分。极为惊愕的使臣问道：“那你准备将哪个地方交还我们呢？”希腊人回答道：
什么都没有，寸土尺地都不给。如果你们的主子真心寻求和平，就让他每年付给我贡金，额度是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和关税收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同意他继续统治。要是他拒绝，我只有诉诸战争。我对用兵可不是外行，一切全靠上帝和武力来解决。
帕拉罗古斯对伊庇鲁斯暴君的一次远征，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获得了一次胜利以后，他紧接着遭遇了一场败北；科穆宁家族和安格利家族在他的斩草除根和统治以后，还能在山区幸存；而亚该亚的君王维尔哈杜因被俘，则使拉丁人失去了他们行将毁灭的王国的最活跃、实力最强的诸侯。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共和国第一次的海上交锋，是为了争夺东部海域和贸易的控制权。骄傲和利益使威尼斯人投身于君士坦丁堡的守备工作，他们的对手则一心想要促成希腊人的计划，热那亚人与分裂主义的征服者结盟，使得拉丁教会极为愤慨。
米凯尔皇帝全心全力要达成远大的目标，亲自巡视色雷斯的部队训练，以及加强工事整备。拉丁人的残余队伍被驱离最后一个据点。他攻打加拉太的郊区，没有成功，与一位想要反叛的贵族建立联系，事后证明贵族没有意愿或是缺乏能力，无法开启这个大都会的城门让他进去。次年春天，备受赏识的部将阿历克塞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奉命带领800名骑兵和若干步卒，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执行秘密的远行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要他尽量接近这座城市，进行探听和侦察，但是绝不能冒失行动，以免引起危险和状况不明的交战。在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之间相邻接的地区，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农民和罪犯在讨生活，他们经常操练各种武器，没有确切的效忠对象，语言、宗教和眼前利益使他们比较倾向于希腊人。他们被称为“志愿军”，自动投效以后，加上色雷斯的正规部队和科曼人的协防军，阿历克塞的兵力扩大到2.5万人。志愿军的热诚积极和阿历克塞自己的雄心壮志，使得恺撒不再忠实执行主子的命令，相信只要获得胜利就能赢得国君的宽恕和奖赏。
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务空虚和拉丁人的色厉内荏，这些“志愿军”早已看在眼里，认为目前是出击和攻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威尼斯殖民区的新总督是一名行动鲁莽的年轻人，率领30艘战船和最精锐的法兰西骑士启航，对达弗努西亚进行非常任性的远征行动，这座城市位于黑海沿岸，相距有40个里格。剩下一部分的拉丁人失去自卫能力，也不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们接到的信息是阿历克塞已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由于知道他原来的兵力并不强大，所以并不感到忧虑，对于后来增加的数量，没有采取审慎的做法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时志愿军提出意见：
如果他留下主力作为行动的支撑和后援，就可以率领精选的队伍利用暗夜掩护前进。在城墙最低的位置架云梯时，他们确定有一名年老的希腊人会带领他们的同伴从地下通道到达他的家中。他们很快从内部在金门打开一条进出的通路，这样一来，在拉丁人还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前，征服者已经进入城市的中心。
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恺撒完全听从志愿军的主张，他们都是可靠、英勇和善战的士兵，刚才在叙述计划时，我已经提到他们对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成就。但等到阿历克塞通过金门的城门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不禁急得全身发抖，马上停下来再三考虑。不顾一切的志愿军催他赶快前进，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要是撒手不干，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恺撒指挥正规部队排列阵式时，科曼人向四面散开，警报的号角已经吹响，纵火和抢劫的威胁迫使市民要马上做出决定。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记起那些本土的统治者，热那亚商人是他们的新盟友也是威尼斯人的仇敌，城市每个区域都武装起来，空中回响起一致的呼叫声音：“罗马神圣的皇帝，米凯尔和约翰胜利万岁!”
他们的死对头鲍德温被喊声惊醒，然而最凶险的情势也无法鼓舞他的斗志，让他拔出剑来保卫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即使主动放弃这座城市，也只会感到欣慰而不是遗憾。他从皇宫逃到海边，正好远远看到回航的舰队，他们远征达弗努西亚无功而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261年7月25日)是无可挽回的命运，拉丁皇帝和显要的家族全都登上威尼斯的战船，发航开往埃维亚岛，后来又驶向意大利。这群流亡的皇室成员受到教皇和西西里国王的款待，主人的脸上难免流露出藐视和怜悯的神色。从君士坦丁堡沦陷到他逝世，他花了13年时间乞求正统基督教强权国家出兵帮助他登基复位。这种受人白眼的遭遇他在年轻时早已经历过，最后这次的流亡比起前3次到欧洲宫廷的朝拜，并不见得更为困苦或羞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一个帝国的理想继承人，菲利普的女儿凯瑟琳嫁给瓦罗瓦的查理，是法兰西“仁君”菲利普的弟弟，也将继承权带走。科特尼家族通过一系列与皇室的联姻始终名列皇族世系中，直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过于显赫，不容与平民的姓氏掺混，才在无声无息间消失并被人遗忘。
上面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我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法兰克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回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妄自尊大的希腊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尽一切努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可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出现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求、出于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中，一个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个引进风车，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历史倒会不厌其烦地记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应方面都比较缓慢，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通过实践和借助一些图表被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这些庞大的职业基于需要也产生了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类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古兰经》的语言形式，就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了解《福音书》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会使人能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60年的统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但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的门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每件遗物前前后后都必然伴随着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影响。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定居下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将他们推翻，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又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第二次的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极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为加快。有些哲学家赞扬这些圣战的有利影响，但是就我的看法，圣战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将充分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我从另一方面倒是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偶然作用，不是产生实际利益而是消除某些罪恶。大部分欧洲居民是土地的农奴，没有自由、财产和知识；只有相对而言数量很小的教士和贵族两个阶层，才够资格称为市民和人。这种阶级压迫的体系靠着教士的策略和贵族的刀剑来维持。在更为黑暗的时代，神职人员的权威成为有效的解毒剂，他们防止文字的彻底绝灭，安抚野蛮时代的残暴凶狠，保障贫苦老弱的身家性命，重建文明社会的和平秩序。但那些封建领主的各自为政、掠夺行为和纷争四起却乏善可陈，勤奋和改革的希望为军事体制的贵族政治挥出的铁拳所击得粉碎。在摧毁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中，十字军东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行动中，贵族耗尽家产，整个家族经常随之颓废。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签署自由契约打开了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拥有田地，工匠能拥有作坊，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和精神上应享有的权利。森林大火烧毁了高大和干枯的树木，为地面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了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
科特尼的彼得和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鲍德温，成为身登大宝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这个源远流长的家族有三个主要的旁支，分别在埃德萨、法兰西和英格兰保持皇室的地位。只有英格兰的家族在这场大变革以后，还继续延续了800年之久。
贸易能散播财富，而知识能摒弃偏见，在贸易和知识尚未获得蓬勃的发展之前，家世的特权具备强大的声势，大家不得不俯首认同。在每一个时代，日耳曼的法律和习俗都严格区分社会的阶层，公爵和伯爵享有查理曼大帝的帝国，他们的职位变成可以传承的产业，每位有采邑的领主可将他的官衔和武力遗赠给子女。即使是最自负的家族，对于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无法追溯祖先的渊源，都认为是必然之事。即使按家谱的记载，他们的先世极为飞黄腾达，但实际却还是平民出身。他们的历史学家知道，要想用别号、纹章和可信的记录来确定任何嫡系的继承，只能确认公元10世纪以后的家世。从历史射出的头几道光线中，我们发现一位法兰西骑士阿索的高贵和富有：他的贵族身份来自于他那位默默无闻的父亲所拥有的阶级和头衔，他的富有资财从他在加提诺瓦地区建立科特尼城堡可以推知，这个地方大约在巴黎的南边56英里。从休·卡佩的儿子罗伯特统治的时候开始，君王直属的诸侯当中，科特尼的贵族相当引人注目。
乔斯林是阿索和一位贵夫人的孙儿，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英雄人物。姻亲关系(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使他追随布鲁日的鲍德温，即另外一位埃德萨伯爵。乔斯林凭着建立的功勋接受面积广大的采邑和封地，靠着为数众多的好战的追随者可以维持下去。他的表兄弟离开以后，乔斯林被授予埃德萨伯爵的头衔，控领的疆域跨越幼发拉底河两岸地区。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人口的数量获得拉丁和叙利亚臣民的补充，仓库装满谷物、酒类和食油，城堡里存放金银财宝、武器和马匹。在这场长达30年的圣战中，他受到命运的摆布，先是成为征服者，之后又成为俘虏。他最后像军人一样死在战场上，在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坐在马背的舁床上率领军队出阵，临死前望着士兵与土耳其侵略者的战斗，这些敌人竟然趁他老朽虚弱大胆入寇。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有相同的名字，作战骁勇，然而缺乏高度的警觉心，他有时会忘记国君的职责，那就是国家的主权同样要靠计谋和手段来保有和维持。他没有确保自己与安条克王子的友谊，就去挑战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在叙利亚的图尔贝赛尔处于和平和奢华的环境当中，乔斯林二世忽略了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保护基督徒的边区。
曾吉是最早的阿塔贝克，趁着乔斯林二世不在国内，包围并强袭攻破他的都城。埃德萨的防务极其薄弱，只靠着一群胆怯而不忠的东方人进行防卫。法兰克人收复城池的作战被大胆的出击打得溃败而逃，科特尼的君王在阿勒颇的监狱中了却余生。他仍旧留下相当庞大而富饶的世袭产业，但胜利的土耳其人对于弱势的孤儿寡妇，还是穷追猛打丝毫不肯放松。他们获得数额很高的年金以后，在羞辱的状况下把防卫的责任转让给希腊皇帝，丧失拉丁人征战所获最后残余的领地。成为寡妇的埃德萨伯爵夫人带着两个子女退隐到耶路撒冷。她的女儿阿格尼斯成为国王的妻子，她与阿格尼斯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她的儿子乔斯林三世接受了总管的职位，这是王国最高的位阶，在巴勒斯坦保有新的产业，麾下有50位骑士为他服务。无论是与和平还是与战争有关的事务，出现他的名字就是获得荣誉的保证。最后他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失陷中销声匿迹，两个女儿分别与法兰西和日耳曼的贵族结婚以后，科特尼的名号在埃德萨的旁支已经完全绝灭。
当乔斯林二世统治的地区越过幼发拉底河时，他的兄长米洛依然停留在塞纳河附近，维持着祖先遗留的城堡。这位米洛是乔斯林一世的儿子、阿索的曾孙，后来他的城堡为雷纳或称雷吉纳德所继承。他有3个儿子，以雷纳最为年轻。最古老家族的编年史中必定很少提到才德方面的事项，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自豪于掠夺和暴力的行为，无论如何，只有在勇气和权力方面据有优势才能犯罪。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在商人已经交齐了他所要求的关税后，依然在桑斯和奥尔良洗劫并囚禁了他们，后代子孙可能会为祖先公开当强盗感到羞愧。他认为这些罪行是光宗耀祖的事，大胆的罪犯拒不听从归还商人和钱财的命令，直到香槟的摄政和伯爵准备率领军队前去清剿。1雷吉纳德将产业传给他的长女，将这个女儿许配给国王“胖子”路易的第7个儿子，他们的婚姻以瓜瓞绵绵著称于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兵能够高攀皇家的门第，法兰西的彼得和科特尼的伊丽莎白的后裔，乐于享用高贵家世的头衔和地位，但是这些合法的权利长久以来受到忽略，最后还被否认。第2个旁支遭到羞辱是出于下面几点原因：
其一，在所有现存的世家中，年代最为古老、名声最为显赫的要数法兰西皇室，占据宝座的时间已超过800年，从公元9世纪的中叶起男性世系就一直绵延不绝，而在十字军的时代，法兰西王室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同样受到尊敬。但是从休·卡佩到彼得的婚事，5个王朝或世代转瞬而过，古老的头衔已有朝不保夕的现象，要想像祖先那样永保富贵，每一代的长子都要早做筹谋。法兰西的贵族对于皇家嫡系的旁支世家，长久以来都保持着优势。但在2世纪时，世袭的荣耀已经分散，即使是血脉最远的候选人都在竞争继承的权利，就是具备皇家血统也不保证可以获得。
其二，科特尼的贵族自认有很高的地位，在世人眼中也是如此，他们将义务强加在国王的儿子身上，要求他娶他们的女儿为妻，所有的后裔都要使用她的姓氏和纹章。一个女继承人与位阶较低或同阶的人员结婚时，通常需要也会同意交换姓氏和纹章，但是随着他们皇室血统的不断延续，到“胖子”路易的儿子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记不清母系的祖先。新一代的科特尼家族就会丧失家世所带来的地位，他们出于利益的动机，极力放弃这一家世。
其三，耻辱总比奖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刹那的光亮后紧跟着就是长久的黑暗。我在前面提过法兰西的彼得和伊丽莎白的婚事，所生的长子科特尼的彼得娶了法兰德斯伯爵的妹妹为妻，曾有两任法兰德斯伯爵成为了最早的君士坦丁堡皇帝。彼得很仓促地接受罗马尼亚贵族的推举，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鲍德温，陆续保有和丧失在东部仅有的拉丁帝国。鲍德温二世的孙女再度使她的血胤与法兰西和瓦罗亚的血胤混合起来。为了维持困难重重而又为时短暂的统治，世袭的产业不是被质押就是被变卖，君士坦丁堡的末代皇帝靠着罗马和那不勒斯每年的接济维生。
年长的兄弟在浪漫的冒险行动中耗尽了他们的财富，科特尼家族的城堡落在平民身份的主人手里，旁支世系的后裔使用收养的姓氏变得更为兴旺。可是耀眼的家世被贫穷和时间掩盖得黯淡无光，法兰西司膳长罗伯特逝世以后，子女从君王的后裔变为贵族的身份，后续的世代只能算是一般的上流阶层而已。在坦雷和香槟尼尔的乡村领主中，已经见不到休·卡佩的后代子孙。有进取精神的子弟投效军旅，也不失为良好的出路，那些不够积极或财产更少的族人沦落为农夫，就像在德勒这一支的堂兄弟一样。这些皇家的贵胄在400年的黑暗时代，更为潦倒失意而且每况愈下，他们的宗谱不再出现在王国的编年史中，需要负责纹章的官员和谱系学家费很大工夫才能找出来。
16世纪末叶，随着一个几乎和他们同样悠久的家族的登极，科特尼家族高贵的精神再度复苏，他们的贵族身份和地位遭到质疑，激起他们郑重宣告自己具有皇族的血统。他们向亨利四世提出申诉，请求他主持正义和给予同情，从意大利和日耳曼的20位律师那儿获得有利的理由，用谦逊的态度将自己看作大卫王的后裔，他们的特权没有因时光的流逝或木匠的职业而受到损害。可是大家对于合法的权利要求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吹毛求疵。波旁王朝的国王用瓦罗亚的疏忽作为辩白之辞，目前这位君主的血统更为高贵，否认与卑微的家族有联姻的关系。议会没有拒绝他们提出的证词，用武断的差别待遇擦去非常危险的先例，确定圣路易是皇家血胤最早的始祖。他们多次提出申诉和抗议，世人始终置之不理。直到18世纪，家族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死亡，才结束了几百年毫无希望的追诉行动。他们为良知血性的德行感到自傲，对于痛苦和渴望的境遇能产生缓和的作用。他们严词拒绝财富和恩宠的诱惑，濒临灭亡的科特尼贵族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儿子，要是这位年轻人为了尘世的利益，竟敢放弃有法兰西血统的合法君王应有的权力和头衔。
根据福特大修道院古老的登记资料，德文郡的科特尼家族的先世是弗洛鲁斯王子，是彼得的第二个儿子，也是“胖子”路易的外孙。我们的古文物学家康登和达格达勒，对于僧侣出于感激或被收买而发出的虚构之词，抱着极为尊敬的态度。但是这很明显在事实和时间两方面都有矛盾之处，这个家族有强烈的理性和自尊心，现在已经拒绝接受这个出于想象的始祖。真挚的历史学家相信，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国王的儿子以后，放弃了在法兰西的全部领地和财产，从英格兰的国君那里获得第二任妻子和新的继承权。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亨利二世在军营和军议中表彰过一个名叫雷吉纳德的贵族，他家族声名显赫且军功卓著，应该是来自法兰西的科特尼这个家族。封建的领主可以运用监护权，以一位高贵的女继承人的婚姻和产业来酬庸他的家臣。
科特尼的雷吉纳德在德文郡获得了相当大的一份产业，他的后裔居留在那里有600年之久。雷吉纳德的妻子哈维丝，从诺曼贵族布里欧尼斯的鲍德温那里继承奥克汉普顿的爵位，属下有93个骑士为他提供服务，而鲍德温是由“征服者威廉”授予爵位。同时一位女性有权要求担任男性的职务，像是世袭郡长或名誉郡长，或是埃克塞特皇家城堡的警卫队长。他们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德文伯爵的姐妹为妻。过了一个世纪以后，里弗斯家族在无人继承的状况下，由罗伯特的曾孙休伊二世继承这个头衔，仍旧被视为地区性的封号。在这220年间，科特尼家族出现过12个德文伯爵，真是风光一时。他们成为王国贵族之首，直到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才将英格兰议会的首席让位给阿伦得尔的采邑。他们与最高贵的家庭联姻，像是韦雷斯、德斯潘塞、圣约翰、塔波特、波汉，甚至是金雀花王朝的君王。在与兰开斯特的约翰抗争期间，伦敦主教和以后的坎特伯雷总主教都是科特尼家族的成员，他们可能被指控犯了亵渎的背信罪，对于亲戚所具有的实力和数量做不实的陈述。
和平时期的德文伯爵居住在数量极多的西部城堡和庄园中，大宗款项的岁入用于宗教的奉献和殷勤的接待。从爱德华墓志铭上的称呼可以知道，他的不幸在于盲目不知世事，他的德行使他成为一名和善的伯爵。这种道德的格言确实有益世道人心，但是会被毫不考量后果的慷慨所滥用。他和妻子梅布尔带着感激的心情，庆祝结婚55年共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从善良伯爵的墓碑上读到：
施者有之
用者得之
留者失之
但是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花费的钱财远超过他们的礼物和日常用度。父亲对于继承人的关心，不亚于对穷人。从他们支付财产转让和依法占有的总额，可以证明拥有的财富极其庞大，他们的后代直到13和14世纪还保有相当地产。英格兰的科特尼家族在战时善尽骑士的职责，建立的功绩值得接受这方面的荣誉。他们经常受到任命负责征召和指挥德文郡和康瓦尔的民兵；伴随最高位阶的领主前往苏格兰的边境；在国外的服役要按规定维持80名全副武装的人员和同样数目的弓箭手，无论是在海洋还是陆地，他们都在爱德华和亨利的旗帜下战斗，他们的名声在战地、比武场和嘉德勋章最早的名单之中，都显得非常突出。3个兄弟享有黑王子在西班牙的胜利。转瞬之间过了6个世代，英国的科特尼家族已学会藐视他们起源的国家和民族。德文伯爵在蔷薇战争中追随兰开斯特皇室，3个兄弟相继死在战场或断头台上。
亨利七世恢复他们的职位和产业，爱德华四世的女儿嫁给科特尼家族的成员，并没有贬低公主的身价。他们的儿子被封为埃克塞特侯爵，受到表兄亨利八世的重用。他在金衣营地的马上与法兰西国君比武，折断了长矛。但亨利的宠爱是失势的前奏，受到罢黜等于发出处死的信号，在猜忌暴君的牺牲者当中，埃克塞特侯爵的地位高贵而且清白无辜。他的儿子爱德华活着时是伦敦塔的囚犯，在帕杜阿的流放生涯中过世。他忽视了玛丽女王暗中的爱意，或许是他对伊丽莎白公主有情，这位英俊的年轻人经历的故事，散发出浪漫的色彩。他的4位姑母结婚后，将剩余的世袭产业转移到陌生的家族。他个人的荣誉和地位仿佛已经被合法撤销，直到后续君王即位后才用特许状的方式予以恢复。
首任德文伯爵休伊的嫡系后裔仍有幸存的子孙，科特尼还有一个较年轻的分支安置在波德汉姆城堡，从爱德华三世统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400年。他们的产业因爱尔兰土地的改良和补助而得到增长，最近恢复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然而科特尼家族的成员仍旧记得甚为哀怨的箴言，明确宣告这个古老世家的清白无辜，为面临的衰亡命运而哀悼。就在他们为过去的丰功伟业叹息时，对于能感受到的目前的祝福毫无疑惑之心。在科特尼家族编年史漫长的记述当中，最光辉的年代同样是最不幸的时刻。不列颠一位生活富裕的贵族，根本不会嫉妒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地位尊贵的皇帝竟然在欧洲各地漂泊，恳求施舍来支持他们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首都。
希腊人丧失君士坦丁堡，激起为时短暂的中兴气象。君王和贵族从宫殿被赶进原野，没落的帝国已成残破不堪的碎片，被精力最旺盛或手段最高明的接位者紧抓不放。从拜占庭编年史冗长而乏味的文卷中，评述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1204—1222 A.D.)和约翰·杜卡斯·瓦塔西斯(1222—1255 A.D.)这两位人物，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们重新打起罗马人的旗帜在比提尼亚的尼斯上空招展。虽然他们具有不同的美德，所幸都能适合当时极为恶劣的环境。拉斯卡里斯在流亡的初期经过奋斗以后，只能控有3座城市和2000名士兵，他的统治正处于孤注一掷的绝望关头，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是在拿生命和皇冠来赌运气。位于赫勒斯滂海峡和米安得河当面的两个敌人，为他的用兵神速感到惊奇，为他的大胆进击饱受顿挫。经过18年战无不胜的统治，尼斯公国的开疆辟土已经具备帝国的规模。宝座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婿瓦塔西斯，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从各方面来说都能够掌握更为丰富的资源。瓦塔西斯基于个人的习性和利益的考量，为了达成雄心壮志，在涉险之前仔细计算，抓住最有利的时机，确保能够胜利。
在拉丁帝国的衰亡过程中，我已经简约提到希腊人的复国行动。这位征服者用审慎的态度，采取逐步进逼的策略，在33年的统治期间，从国内和国外的篡夺者手里解救行省，直到从四面八方对都城形成包围之势，无枝无叶的腐朽树干在利斧一击之下应声倒地。他的励精图治和内政修明更值得我们注意和钦佩。时代的灾祸使得希腊的居民和资产数量都锐减，农业生产的技术和工具荡然无存，大部分肥沃的田地都已荒废，不是缺乏照料就是人烟稀少。皇帝为着国家的利益，下达命令要占有或改进这些无主的产业。他用权力之手和警觉的眼光，供应农耕方面的需要，配以讲究技巧的管理方式，比一个私有的农庄主人更为勤奋，皇家的田地成为亚洲的花园和粮仓。统治者不必杀鸡取卵压榨人民，就可以获得来源清白和创造财富的基金。按照土壤的自然性质，他的田地上种植着谷物和葡萄，牧场有成群的牛马和各种其他牲口。瓦塔西斯送给皇后一顶镶满钻石和珍珠的皇冠，这时他带着笑容说道，贵重的饰物来自卖出鸡蛋所得的款项，他的农场里有不计其数的家禽。皇家田庄的物产用来维持皇宫和医院，这种需求可以满足个人尊严，作为施惠臣民之用：从这方面所获得的教训远比仅知收税更为有用，恢复耕种如同在古代那样具有保证安全和维持荣誉的功能，教导贵族可以从自己的产业当中找到稳定自主的岁入来源，而不是靠着压迫民众和取悦宫廷(通常这是同一回事)来装点已成赤贫的门面。
土耳其人很乐于购买多余的谷物和牲口，瓦塔西斯与他们保持紧密和诚挚的联盟关系。然而他并不鼓励进口国外的产品，如东部极为昂贵的丝绸，还有精细费工的意大利织机。他经常这么说：“自然和生存的需要不可或缺，但是对人民习性的影响存于君王一念之间。”因而他用简朴的生活和勤奋的工作来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最关心的是青年的教育和学术的恢复。他很诚挚地公开宣布，人类社会以君王和哲学家这两种人物最为卓越，虽然没有决定何者为最。他头一位妻子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女儿艾琳，不仅为国家建立功勋，而且个性温和善良，具备安格利家族和科穆宁家族的血胤，能够传接帝国的继承权力。
瓦塔西斯在艾琳过世以后与安妮或称君士坦斯缔结婚约，她是腓特烈二世的非婚生女儿，新娘还未到青春期的年龄。陪嫁的随从行列中有一名意大利少女，皇帝与她发生关系，多情的弱点竟然使他将合法皇后的地位授予侍妾，虽然还没有到加上头衔的地步。这种品德的缺失被僧侣谴责为十恶不赦的罪孽，他们那种粗鲁不文的抨击，更显得皇家情人有十足的耐性。在一个通情达理的时代，只要皇帝大节不亏，人们就可以原谅这种微行。当代人士对重建帝国的奠基者充满感激之情，无论是对这种过失还是拉斯卡里斯更为放肆的激情，经过判断以后，世人都将之视为无伤大雅之事。拉丁人的奴隶不受法律的保护，也得不到和平，他们为同胞恢复民族的自由和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欢呼。瓦塔西斯推行深受赞许的政策，也就是说服无论在哪个主权统治下的希腊人，要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登记成为他的臣民。
从约翰·瓦塔西斯和他的儿子狄奥多尔(1255—1259 A.D.)身上，可以看到非常明显趋向堕落的征候。创建者要承受皇家冠冕所带来的重负，继承人却只需要享受紫袍加身的光彩。然而狄奥多尔的个性并不欠缺活力，他在父亲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参加战争和狩猎的操演和磨炼。君士坦丁堡仍旧未被攻占，但在他短暂的3年统治期间，曾经3次率领军队深入保加利亚的腹地。他的德行为暴躁的脾气和猜疑的性格所玷污：暴躁固然可以归于缺乏自制的能力；猜疑却是一种阴暗和邪恶的观念，可能从人类腐败的天性中自然浮现。在向保加利亚进军途中，他召集主要的大臣和将领询商政策的相关问题，希腊行政首长乔治·阿克洛波利塔凭着良心提出很诚恳的意见，在言语上对他有所冒犯。皇帝已经将弯刀抽出一半，但是他斟酌后，决定使阿克洛波利塔受到更为羞辱的惩处以平息他的怒气。帝国首席行政官员受命下马，被剥去官服，当着君主和军队的面前趴在地上，就用这种姿势被两名卫士或行刑手用棍棒痛打一顿。等到狄奥多尔下令停止用刑时，这位大臣已经无法站起来，只能爬回自己的帐篷。经过几天的休养以后，一道专横的命令要他参加会议，从此希腊人为了保全官位和免于羞辱，会议安静得连针掉下地都可听见。
我们从受害者自己的记述中才知道他受辱的经过。皇帝的残酷为患病的剧痛所引起，愈是接近生命的尽头，愈是怀疑被人下毒或施以魔法。每次他的情绪冲动发作以后，总是有亲戚或贵族遭殃，不是丧失性命和财产，就是被剜去眼珠或被砍掉四肢。就在他过世之前，瓦塔西斯的儿子完全够资格被人民称为暴君，起码宫廷的官员会有这种看法。他出于一种喜怒无常的心态，要把帕拉罗古斯家族一位贵夫人的女儿，许配给地位低贱而又卑劣的平民，遭到拒绝使他勃然大怒，根本不考虑这位贵夫人的年龄和出身，就把她的身体从脖子以下与几只猫包在一个大袋子里，再用针去刺那些宠物，激起它们狂暴的兽性去对付这位不幸的妇女。皇帝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公开宣布他的意愿是要宽恕别人和得到宽恕。真正让他焦虑的是约翰的命运，那位只有8岁的儿子和继承人，在漫长的未成年期间要遭到难以预测的危险。
他最后的选择是将监护人的职责托付给神圣的阿尔塞尼乌斯教长和勇敢的内卫统领穆扎隆，然而在受到皇室的重用和引起公众的痛恨这两方面，穆扎隆同样知名于世。自从他们与拉丁人建立联系以后，世袭阶级的名号和特权巧妙地渗透进希腊君主国。擢升一名毫无价值的宠臣激起贵族家庭的愤愤不平，就把皇帝最后统治阶段的过失和灾难，全都归咎于受到他的影响。皇帝过世以后举行第一次会议，穆扎隆在高高的宝座上，就他的言行和意图宣布了一份矫揉造作的辩白书。但是大家一致向他提出尊敬和忠诚的保证，使得他不再谦逊反而气焰高涨。不共戴天的仇敌用“罗马的守护神和拯救者”大声向他祝贺，8天的时间足够他们安排阴谋活动。
皇帝逝世在马格尼西亚这座亚洲城市，位于赫尔姆斯河畔，正在西庇卢斯山的山麓，第九天在主座教堂举行庄严的葬礼。一队叛变的卫士打断了神圣的仪式，穆扎隆和他的兄弟以及追随者在祭坛前面遭到屠杀。没有出席的教长与一位新的共治者联合起来，米凯尔·帕拉罗古斯无论就家世还是功绩来看都是希腊最显赫的贵族。
任何人要是为他们的祖先感到骄傲，绝大部分都满足于地区或家族的名声，仅有少数家族在国家的编年史上出现值得怀念的事迹。早在11世纪中叶，帕拉罗古斯这个高贵的家族在拜占庭的历史中，始终保持高高在上的位阶。英勇无比的乔治·帕拉罗古斯将科穆宁家族的鼻祖推上宝座，他的亲戚或后裔在每个世代，都领导着国家的军队或是主持政府的会议，身登大宝的君王与他们的联姻也不会辱没身份。要是严格遵守继承法和女性继承的规定，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的妻子必须为她的姐姐让步，也就是米凯尔·帕拉罗古斯的母亲，后来他还是将家族推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但是就米凯尔·帕拉罗古斯个人而言，军人和政治的功绩使耀目的家世更为尊贵无比。他在年轻时已经被擢升为司令，负责指挥法兰西佣兵部队，私人的费用每天不超过3枚金币，但是他不仅贪得无厌而且挥金如土。他在接谈和待客时都会加倍送出礼物，获得军队和人民的爱戴，引起宫廷对他的猜忌。
米凯尔和他的朋友因为行事不够审慎，3次陷入杀身之祸，但终能化险为夷。
其一，在瓦塔西斯极其公正的统治之下，两位官员发生争执，其中一位指控他的同事对帕拉罗古斯家族的继承权利有包庇的行为，这桩案件按照拉丁人新的审判程序，裁决要用个人格斗作为定罪的依据。被告在马上比武，被打翻在地，他坚持宣称自己有罪，说自己当众吐露这番草率或背信的言辞时，并没有获得他的当事人认可，也没有让他知晓。然而佣兵司令的清白受到质疑，恶意的流言始终紧缠不放。菲拉德菲亚的总主教是一位狡猾的廷臣，劝他接受烈火判罪法来听取上帝的裁定。在审判前3天，他的手臂上用一个布袋包住，上面盖着皇家的印玺。他应按规定，将烧红的铁球用手从祭坛带到内殿的护栏，一共要重复3次，不能捣鬼也不能被灼伤。帕拉罗古斯用高明的见识和诙谐的语调，避开这极为危险的考验。他说道：
我是个军人，可以毫无所惧地跟原告进入比武场。身为俗家子弟，像我这样的罪人，不可能得到奇迹的赏赐。你是最神圣的教职人员，凭着虔诚的信心可以得到上天的恩宠，我要从你的手里接受这个炽热的球体，来证明我清白无辜。
总主教大惊失色，皇帝面露微笑，米凯尔获得赦免和谅解，重新恢复酬庸和职位。
其二，他在后续的统治时代负责尼斯的政务，有次在暗中得到通知，说是离城的君主听取谗言，心中产生猜忌要对他下毒手，他的下场不是被杀就是被剜去眼珠成为盲人。不等狄奥多尔回来宣布判决，佣兵司令带着一些追随人员逃离城市和帝国。虽然他被沙漠的土库曼人抢劫，但还是在苏丹的宫廷获得友善的庇护。处于放逐的暧昧状况之下，米凯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忠诚，承担起责任，拔刀协助苏丹对付鞑靼人；警告在罗马边境的守备部队；发挥影响力促进双方恢复和平，他应得到宽恕并被召回，这一条很光荣地被列举在条约里。
其三，当米凯尔在西部守备对抗伊庇鲁斯藩王时，再度受到皇宫的猜疑和定罪，这次他表现出忠诚示弱的态度，自愿戴上脚镣手铐，从都拉斯出发，跨越600英里被押解到达尼斯。信差的殷勤能够减轻他的羞辱感，皇帝病重解除了他所面临的危险。狄奥多尔在弥留之际，终于认清了帕拉罗古斯的无辜和实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他。
然而他的无辜根本没有得到合理的对待，他的实力倒是可以让他在旁虎视眈眈，现在他失去了忌惮的对象，终于可以施展内心的宏图大志。狄奥多尔亡故后召开的会议中，他第一个向穆扎隆宣布效忠的誓言，也是第一个违反誓言。他的行为相当高明，手法极富技巧，可以获得最大的既得利益，使接着发生的屠杀事件不会触犯法网或引起谴责。为了推举一位摄政，他激化候选人的利害关系以及紧张情绪，使之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转移大家对他的猜忌和恨意，使得竞争者相互斗个你死我活，迫得他们承认除了他们自身以外，帕拉罗古斯最具备出任摄政的资格。他被授予大公爵的头衔，在皇帝漫长的未成年阶段，掌握政府的实际权力；而教长则仅仅拥有德高望重的虚名。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建立优势地位，可以利诱或压制相互倾轧的贵族。
瓦塔西斯勤俭的成果被安置于赫尔姆斯河岸一座守备森严的城堡，忠诚的瓦兰吉亚人负责保护看管，佣兵司令还拥有着对外国部队的指挥权或影响力，他运用卫队保护和支配国家的金库，这样会造成卫队的腐化。不管公众的财富如何被滥用，都不会怀疑到他的贪婪。他派出密使和暗探努力说服各阶层的臣民，只要他能够建立权威的地位，大家的财富也会随之水涨船高。重税的负担使得民怨沸腾，现在暂时停止征收。他禁止在法庭使用神断法和决斗审判，这些野蛮的制度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已经遭到废止或取消。诉诸刀剑不仅触犯文明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同时也违背一个不善黩武好战民族的习俗。资深老兵都感激他提供的福利，可以在未来维持妻子儿女的生计；教士和哲学家都钦佩他的热情，促成宗教和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他提出含糊其词的承诺要酬庸有才之士，使得每个职位的候选人都充满希望。
米凯尔非常清楚教士的影响力，对于具有权势的教会职位，竭尽全力地掌握投票和选举的过程。他们从尼斯到马格尼西亚的行程花费很大，可以提供适当而充分的借口，免得参加的人数太多。居于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对他夜间来访的虔诚感到欣慰，廉正不阿的教长受到新同僚表示敬意的奉承。米凯尔牵着骡子的缰绳引导他进入城镇，将不断涌上前来的群众拦截在尊敬的距离之外。帕拉罗古斯并没有放弃来自皇家后裔的头衔，鼓励大家自由讨论民选君主政体的优点。他的党羽带着扬扬得意的无礼神色问道：病人难道会信任出了娘胎就会看病的医生？商人会将船只交给天生就会航行的船主？乳臭未干的皇帝以及未成年将要面对的危险，需要一位行事老成和经验丰富的监护人给予支持，还要擢升一位共治者以超越他的同僚，授予皇家的称号和特权，免得产生猜忌引起觊觎之心。为了君王和人民的利益，不能考虑个人和家族的立场，大公爵同意保护和教导狄奥多尔的儿子。他在表面上还说要用勤劳的双手，重新管理世袭的产业，享受无官一身轻的生活，现在只能叹息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
他首先被授予亲王的头衔和特权，能够使用紫袍的服饰，在罗马君主国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后来同意正式宣布约翰四世和米凯尔七世是“共治的皇帝”，被大家用盾牌举起来。但是约翰拥有生而为帝王的权利，所以保有较高的位阶，两位共治者宣誓要相互保持友善的盟约关系，双方要是发生决裂的事件，臣民应受效忠誓言的约束，公开宣布要反对引起事端的侵犯者。侵犯者这种称呼非常的含糊，只会制造动乱引发内战。帕拉罗古斯对这些事项都表示同意，但是到举行加冕典礼的日子，在尼斯的主座教堂里，他的党羽用热情的态度和激烈的言辞提出，凭着年龄和功勋，帕拉罗古斯应该居于更高的地位。为了平息不合时宜的争执，暂时停止约翰·拉斯卡里斯的加冕，等待更适当的机会。他的王位难保，只有走在监护人的随行队伍里面，米凯尔七世一个人从教长的手里接受皇帝的冠冕(1260年1月1日)。阿尔塞尼乌斯处于极为勉强的状况，对于自己的被监护人无法登基称帝只能袖手旁观。瓦兰吉亚人挥舞战斧摆出威胁的姿态，吓得发抖的年轻人被逼做出同意的手势。在旁边还可以听到大声呼叫的声音，说不要让一个小孩的性命妨害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心怀感激的帕拉罗古斯把权势和职位赐给他的朋友，让大家都能满载而归。他把一个亲王和两个“塞巴斯托克拉特”的位阶封给族人，授予阿历克塞·斯特拉提戈普卢斯恺撒的头衔。久历战阵的主将终于不负所托，不久就光复了君士坦丁堡呈献给希腊皇帝。
帕拉罗古斯统治的第二年，当时他住在西麦拿附近尼菲乌姆的宫殿和花园中，头一名信差在深夜到达。在细心照应他的妹妹优洛基娅轻轻把他唤醒以后，米凯尔七世获得极为惊人的消息，然而来人名不见经传，身份低下，也没有从胜利的恺撒那里带来信函。瓦塔西斯吃了败仗，帕拉罗古斯最近也没有获得成功，很难相信一支800名士兵的分遣部队，竟然用奇袭的方式一举夺下了都城(公元1261年7月25日)。可疑的军使就像人质一样被看管起来，可能会因误报遭到处死或是获得丰盛的赏赐。整个宫廷这时都陷入希望或恐惧的焦虑之中，直到阿历克塞派出的信差接二连三地到达，带来确凿无疑的信息，展示出征服的战利品，比如篡夺者鲍德温的佩剑和权杖、官靴和软帽，都是他在匆忙逃走之际遗留下来的。他立即召集主教、元老院议员和贵族举行盛大的会议，大家也许从来没有如此欣喜若狂过。在精心推敲的演说中，君士坦丁堡的新统治者祝贺自己的运道和国家的气数。他说道：
罗马帝国开疆辟土越过亚得里亚海，到达底格里斯河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已经经历了非常悠久的岁月。然而等到行省逐渐丧失以后，在前途黯淡和灾难不断的日子里，首都被西部的蛮族从我们的手中夺走。兴旺和繁荣的潮汐从底部再次开始流动，这些都是我们在流亡和放逐中获得的成果。过去有人问我们罗马人的国土在哪里，我们只有带着羞愧的神色指出地球的美好地区和天国的最后归宿。上帝的恩惠让君士坦丁的城市、宗教和帝国最神圣的位置，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靠着我们的勇气和行动获得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未来胜利的预兆和保证。
君王和人民的情绪激昂，不耐久等，驱逐拉丁人以后不过20天的时间，米凯尔七世便凯旋进入君士坦丁堡(公元1261年8月14日)。金门的城门大开，虔诚的皇帝到达后立即下马，民众高举玛利亚显灵的圣像在前面开道，皇帝可能在童贞圣母的指引下进入圣子的殿堂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在深受感动的虔敬和自负的狂喜心情之后，他为荒芜和残破的景象而叹息不已：皇宫成为乌烟瘴气的污秽场所，到处留下法兰克人酗酒闹事的痕迹；整个通衢大道全部毁于大火，不然就是在时日的磨蚀下倒塌；无论是神圣还是异教的庙宇，所有的装饰全被剥除一空，好像拉丁人知道自己即将被驱逐，他们唯一的工作是尽力去搜刮和破坏。对外贸易在混乱和穷困的压力下已经宣告终止，城市的财富随着居民的数量日益减少。希腊国君首先关注的事项，是让贵族恢复祖先所居住的府邸，将拉丁人所占领的房舍和建地，归还给提出合法继承权的家族。但是绝大部分不是后代已经灭绝就是文件完全丧失，无人继承的财产已移交给领主。
他用慷慨的条件吸引行省的民众，前来充实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把勇敢的“志愿军”安置在他们用武力所光复的首都。法兰西贵族和显要的家庭都随着他们的皇帝一起撤走，但是忍耐力极强、出身卑贱的拉丁群众安土重迁，愿意留在这个国家，对变换主子漠不关心。谨慎的征服者并没有关闭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工厂，反倒是接受他们效忠的宣誓，鼓励他们勤奋工作，明确律定原有的特权，允许他们在居住的区域受本国官员治外法权的管辖。在这些民族之中，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在城市保有各自的租界；但热那亚人的服务和权势，在这个时候引起希腊人的感激和嫉妒。他们的独立殖民地首次迁移到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亚海港市镇，很快被召回，安置在具有独占所有权的加拉太郊区。他们在这个优势地点不仅恢复了原来的通商贸易，后来也伤害到拜占庭帝国的威严。
君士坦丁堡的光复像是庆祝帝国新时代的开始，皇帝靠着刀剑获得权力，再度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他的受监护人与合法的统治者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无论是姓名还是位阶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但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仍旧存在于人民的内心，皇家青年很快到达成人和施展抱负的年龄。帕拉罗古斯出于畏惧人言或良知良能，克制自己的行为，不愿手上沾污皇家的无辜鲜血。但一个篡夺者和身为父母的焦急心态，促使他要确保宝座的安全，就运用现代希腊人熟悉的犯罪行为，虽然这种手法还不够完美。视觉的丧失会使年轻人没有能力处理帝国的政事，于是就用红热的火盆发出剧烈的强光毁损他的视神经，代替过去用暴力剜去眼珠。约翰·拉斯卡里斯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城堡(1261年12月25日)，余生在独居和被人遗忘的状况下又活了很多年。
犯下如此冷酷无情和计划周详罪行的人，要是会产生悔恨之心，看来似乎相互矛盾。就算米凯尔七世能够相信天国的慈悲，他还是没有办法避开人类的谴责和报复，这些都是被他的残酷和叛逆所激起的。充满奴性的宫廷被暴虐的行为所压制，唯一的职责是大声颂扬或保持沉默。僧侣依仗不可见主子的名义，有直言的权力。一位高级神职人员领导神圣的军团，他的地位已经超越希望或畏惧的诱惑。阿尔塞尼乌斯辞去教长的职位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同意出任君士坦丁堡位阶最高的神职，主持恢复教会的机能和各项工作。他有虔诚的信仰和单纯的个性，长期为帕拉罗古斯的奸诈手法所欺骗。他之所以愿意忍耐和顺从，是要安抚篡夺者不要产生冲动的行为，保护年轻君主不会受到伤害。教长听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消息，只有运用宗教的武器，在这种状况下，迷信使人性和公正的理由更为有力。教长在宗教会议中宣布将米凯尔七世革出教门的判决，与会的主教为他那炽热的情绪所鼓舞，虽然他基于审慎的考量，在公开祈祷时还会一再提到米凯尔七世的名字。东部的高级神职人员并不采用古老罗马极其危险的行为准则，也不敢运用实力将对他的谴责落实执行，像是罢黜或驱逐君王，或是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宣誓。但是基督徒要是与上帝和教会分离，就会成为令人恐惧的对象，在骚动四起和宗教狂热的首都，恐惧可以成为凶手的武器，或是煽动人民揭竿起义的火焰。
帕拉罗古斯明了他所遭遇的危险，承认他所犯下的罪行，但是抗议对他的判决。行为已经无法弥补，所望的奖品已经到手，他恳求进行严苛的忏悔，让他能获得从罪人擢升到圣徒的名声。固执的教长拒绝宣布任何赎罪的方式或任何赦免的希望，他亲自宣布重大的罪行，一定要让正义确实得到伸张。米凯尔说道：“难道你要我放弃整个帝国？”他声称自己愿意交出国家的权力。阿尔塞尼乌斯急着要他履行放弃统治权的誓言，最后知道皇帝根本不愿用如此高昂的代价来解决问题，教长非常气愤，躲进修道院的小室，任凭皇家的罪人跪在门前痛哭流涕。
革出教门的危险和羞辱延续了3年之久，事件的影响渐渐平息，米凯尔七世的忏悔行为缓和了民众的喧嚣。阿尔塞尼乌斯的兄弟出面指责教长不近情理的个性，如此刚愎已经背离《福音书》的宽恕之心。皇帝充满技巧地暗示，要是他仍旧在国内遭到拒绝，他会向罗马教皇寻求赦免的判决。事实上这种判决很容易在拜占庭教会获得解决，所收到的效果也会更大。
民间传播的谣言说阿尔塞尼乌斯涉及谋逆和不忠，在他的圣职任命和教会管理方面，有一些不合规定的措施很容易受到谴责。宗教会议免除他的主教职位，在一队士兵的警卫下将他运送到普罗蓬提斯海的一座小岛上。他在放逐之前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要求对教会的钱财做一份详尽的账目，对于自己的财产只有3枚金币感到骄傲，那是他抄写《旧约圣经·诗篇》赚来的收入。他要继续维护心灵的自由权利，只要一息尚存就还是拒绝赦免皇家的罪人。拖延一段时日以后，哈德良堡主教格列高利被调升为君士坦丁堡教长，但是他的权威不足以排除反对意见让皇帝获得赎罪。约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僧侣，取代前者接任这个重要的职位。发人深省的场面出现在元老院议员和民众的面前，谦卑的悔罪者被逐出教会已有6年(1262—1268 A.D.)，这天终于恢复了信徒的领圣体仪式。被囚禁的拉斯卡里斯得到温和的照应，更能证明他的悔悟，仁慈的行为给民众带来莫大的喜悦。然而阿尔塞尼乌斯的勇气和人格仍旧活在僧侣和教士的身上，他们结成势力强大的派系，保持顽固不屈的分裂状况长达48年之久(1266—1314 A.D.)。
米凯尔七世和他的儿子用善意和尊敬对待他们所顾忌的人物，教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是要与阿尔塞尼乌斯教派的信徒修好。他们抱着宗教狂热的信心，提议用神迹的出现来证明案件判决的对错。他们将两份上面记载着他们和对方资料的文件，全部丢进炽热的火盆里，期望正统教会的真理会受到火焰的尊重而丝毫无损。啊!上帝!这两份文件都被烧成灰烬，这个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让两派人马仅仅维持了一天的和谐，就又恢复一个世代的争执。最后的协定显示出阿尔塞尼乌斯教派的胜利：教士戒绝40天的教会职责，俗家子弟要进行轻微的悔改或告解。阿尔塞尼乌斯的遗体被保存在圣所，君王和人民尊以过世圣徒的名义，使他们的罪孽获得赦免。
帕拉罗古斯犯罪的动机或者借口，是要为家族建立稳固的基业。他急着要确定继承的权利，就让长子分享紫袍的荣耀。安德洛尼库斯之后得到“长者”称号，在15岁的时候加冕成为罗马皇帝，在他漫长而羞辱的统治时期，神圣的头衔有9年是他父亲的共治者，另外的50年才是继承人(公元1273年11月8日—1332年2月13日)。米凯尔本人要是死于平民的身份，那么他对帝国的贡献会更有价值。在受到世俗和宗教的敌人攻击以后，他只能用生命仅剩的时间去努力为自己争取名声，或为臣民谋求幸福。他从法兰克人手里将多岛之海最高贵的一些岛屿夺回来，如莱斯沃斯岛、开俄斯岛和罗得岛；派遣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去控管马尔瓦西亚和斯巴达；摩里亚的东边从阿尔戈斯和那波利到塔恩阿鲁斯角，重新为希腊人占领。基督徒流出的鲜血受到教长疾言厉色的指责，这位无礼的神职人员竟敢因他的畏惧和顾忌，干预君王之间的用兵和交战。然而当西部的征战正在进行时，赫勒斯滂海峡对岸的国土却无人防守，留给土耳其人大肆蹂躏，这证实了一位临终元老院议员的预言，说君士坦丁堡的光复会使亚洲陷入沉沦的惨境。米凯尔七世的胜利完全是部将的成就，他的剑在皇宫里生锈。皇帝处理与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有关的事务，政治的手段为残酷和欺诈所玷污。
一位拉丁皇帝被人从宝座上面赶下来，很自然地将梵蒂冈视为避难的容身之所。教皇乌尔班四世对流亡的鲍德温，不仅同情他的不幸，也为他提出辩护之词。为了对付希腊人的宗教分裂主义，他指使发起十字军东征，参加人员可以全部获得赦免；把君士坦丁堡的同盟军和追随者全部逐出教会；恳请路易九世要礼遇他的亲戚鲍德温；要求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教会将岁入缴纳十分之一，作为圣战所需的费用。狡诈的希腊人看到西方即将引发风暴，派出哀求的使节带着尊敬的信函，企图能平息或安抚教皇的敌意。但是教皇暗示要想建立稳固的和平，东方教会必须做好修好和听命的准备。罗马教廷不可能为粗俗的诡计所欺骗，米凯尔得到警告，一个儿子只有悔改才会获得他的父亲的宽恕，只有信仰(一个很含糊的字眼)是友谊和联盟的基础。经过漫长和有意的耽搁，危险的临近以及格列高利十世的催促，迫使他要举行更为正式的谈判：他宣称这样做是拿伟大的瓦塔西斯做先例。希腊的教士明了君王的意图，对于第一步的修好和尊敬并没有提高警觉。当他表示要缔结条约时，教士费尽力气向外宣布，虽然名义上不是，但拉丁人实际上是异端分子，他们用轻视的眼光将拉丁人贬成人类之中最卑鄙污秽的渣滓。
皇帝的任务是要去说服、收买或恐吓最孚众望的神职人员，以获得每个人的选票，并交互提出信仰的慈善和公众的福利这些观点，来获得大家的支持。神父的经文和法兰克人的武力，在神学和政治的范畴之内达成平衡。无须批准尼西亚信经增加的条文，最稳健的办法是教导大家认清两个对立的见解，即“圣父经由圣子”及“圣父和圣子”两个不同的程序，可以简化为安全和正统的理念。教皇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势可以轻易地传播教义，但是很难获得承认。然而米凯尔向他的僧侣和高级教士表示，他们可以在名义上顺从罗马主教，把他看成首席教长。上诉的权利不会发挥重大的影响，凭着距离的阻隔和审慎的作为就可保障东方教会的自由。他郑重声明，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和帝国，也不会在正教的信仰和民族的独立方面做出任何一点让步，而且这份声明经过教皇的同意，上面盖着他的金玺。教长约瑟退到一所修道院，到底是放弃自己的权力还是重登宝座完全视整个事件的发展而定。联合和听命的信函上有皇帝、他的儿子安德洛尼库斯以及35位总主教和都主教的签名，都已经个别召开宗教会议获得同意。主教名单上的人数增加了很多，不过在不信者的压迫之下，很多教区都已消亡。使节团由深受信任的大臣和高级教职人员组成，他们乘船到意大利，在圣彼得的祭坛上奉献贵重的饰品和罕见的香料，机密的命令要他们无条件顺从对方。
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召集500名主教在里昂举行大公会议，使节团获得同意前往参加。格列高利流着眼泪拥抱长久迷失、现已悔悟的弟子；他接受使节公开宣读的誓词，以两位皇帝的名义结束分裂的行为；高级教士使用指环和主教冠这些服饰；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歌颂尼西亚信经，并且加上“暨”这个字眼；教皇对东方和西方的重归统一感到欢欣，他将统治完整的基督教。拜占庭的代表为了完成虔诚的宗教使命，在教皇的使节陪同下火速回国。教皇并不满足于“至尊”这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使节接到的指令是要宣示梵蒂冈的政策，等到了解君王和人民的动向以后，使节提出：禁止赦免坚持分裂主张的教士，除非他们签名发誓弃绝异端和服从教会；要求所有的教堂要运用绝对完美的信条；准备接受一位具有红衣主教身份的大使以及职责所需的全部权力和地位；通知皇帝获得罗马教皇在尘世的保护，现在居有极为优势的地位。
教皇的使节发现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朋友，这个民族提到“罗马”和“联合”这些名词时，露出极其厌恶的表情。教长约瑟的职位已经被解除，由博学而又温和的神职人员维库斯接任。皇帝被同样的动机催促，也用类似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信念。他惩治持反对意见的臣民，并且认定这是正当的行为，但在私下的谈话中，装出一副痛恨拉丁人的傲慢和谴责他们的改革的样子，这种双重伪善的态度也贬低了自己的人格。新旧两个罗马联合投票同意，对于顽固的分裂分子宣布逐出教门的判决。米凯尔用刀剑来执行教会的惩罚，等到劝说无效以后，他试着使用监禁、流放、鞭笞和肉刑等惩处的方式。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这是怯懦和勇敢的试金石。两位希腊人仍旧用藩王的名号统治着伊托利亚、伊庇鲁斯和色萨利，他们愿意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但是拒绝受到罗马教皇的管辖和束缚，成功用武力来支持反对的态度。在藩王的保护之下，流亡的僧侣和主教集合起来召开充满敌意的宗教会议，他们被认为是背教者，用异端之类的可恶名称予以反驳。特拉布宗的君主抓住机会，竟敢使用久已丧失的皇帝头衔。就是内格罗邦特、底比斯、雅典和摩里亚的拉丁人都忘记了改变信仰者所建立的功劳，对于帕拉罗古斯的敌人给予或明或暗的协助，并且加入他们的阵营。皇帝所重用的将领都是同一血统的族人，陆续抛弃或是背叛亵渎神圣的托付；他的妹妹优洛基娅、一位侄女和两位堂姐妹在暗中策划阴谋活动，另外一位侄女玛丽是保加利亚王后，与埃及的苏丹进行协商要让他身败名裂。这些叛逆的行为在公众的眼里被视为最高贵的美德。
教皇使节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完成神圣的工作，使东方的信仰与西方统一，帕拉罗古斯非常坦率地陈述他所采用的方法和遭遇的困难。最后他们获得保证，有罪的信徒不论性别和阶级，都要被剥夺荣誉、财产和自由。一份很长的籍没和惩处名单被列出来，包括很多与皇帝非常亲近和宠爱有加的人员。他们被带到监狱，看见皇家血统的4位王侯被铁链拴在4个角落，在忧伤和愤怒的悲痛中不断抖动脚镣，其中有两位囚犯后来被释放，一位选择了顺从而另一位则已经逝世；还有两位同伴非常固执，受到的惩罚是剜去双眼。就是那些不太反对联合的希腊人，看到这出极其残酷而又带着凶兆的悲剧都深感痛心。宗教迫害者必然为受害人所痛恨，但是他们通常会获得一些安慰，那就是自认出乎良心的证辞、赢取同党人员的赞誉以及他们的作为获得胜利。但是米凯尔的伪善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这样一来逼得他痛恨自己的作为，不齿党羽的举动，尊敬和羡慕那些反叛的勇士，因为他被那些勇士所憎恶和藐视。当他的暴力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憎恶时，罗马谴责他的缓慢进度，更加怀疑他的诚挚。最后教皇马丁四世把他从教会的势力范围赶出去，这是他费尽力气想进入的地方，为此打压持分裂立场的民族也在所不惜。等到暴君刚一逝世，教会的联合马上解体(1283 A.D.)，一致同意解除过去的关系，教堂重新保持纯洁宁静，悔罪者得到调停和解。他的儿子安德洛尼库斯为年轻时期的罪孽和过失而泪流满面，用虔诚的态度拒绝让他的父亲得到君王和基督徒的葬礼。
统治东部帝国的拉丁人处于一穷二白的困境，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塔楼年久失修倒塌颓废。米凯尔的政策是要修复和加强守备力量，储存大量谷类和腌渍食物以确保能忍受长期的围攻，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对西方强权的愤怒之情。就这方面而言，西西里的统治者是实力最可畏的强邻，不过自从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迈因弗洛伊占据了这一地区以后，这个国家反而成为了东部帝国的屏障，并没有带来任何骚扰。篡夺者虽然是位勇敢而积极的君王，用全部力量保护自己的宝座，但接连几位教皇都把他看成公敌，将之排除在拉丁人共同的壮举之外。能够用来包围君士坦丁堡的兵力受到拦阻，成为对付罗马内部敌人的十字军。复仇女神的奖品是西西里的皇冠，落在赢得胜利的圣路易的弟弟查理头上。这位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查理伯爵，领导法兰西的骑士从事神圣的远征。迈因弗洛伊的基督教臣民心怀不满，迫得他要征召大批萨拉森人入伍，他的父亲将这些伊斯兰的家庭从西西里迁移到阿普里亚。这些令人厌恶的援军，可以说明正统教会英雄那种藐视的神情，他拒绝任何调解的条款。查理说道：“将这个口信带给诺切拉的苏丹：上帝和刀剑是我们之间的仲裁人，你可以送我上天堂，或是我把你打下地狱的深渊。”两军遭遇，在贝内文托发生激战(公元1266年2月26日)。虽然我不知道迈因弗洛伊在另一个世界的下场如何，但他在这次血腥的战役中丧失了朋友、王国和生命。
法兰西贵族这个好战的群体很快使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人满为患，抱负远大的首领要从事阿非利加、希腊和巴勒斯坦未来的征战，这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理由，可以指出他首要的目标是攻占拜占庭帝国。帕拉罗古斯对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一直向仁慈的圣路易控诉查理的野心，后者对于残暴的弟弟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查理的注意力暂时放在国内的康拉丁寇边行动，康拉丁是土瓦本皇室最后一位继承人。但这个倒霉的黄口小儿覆灭在实力悬殊的搏斗之中，执行公开的绞刑，等于向查理的敌手提出警告，他们要为保有自己的首级和权柄而胆战心惊。圣路易最后一次十字军在阿非利加的遭遇，使帕拉罗古斯获得第二次缓刑。利益和责任的双重动机促使那不勒斯的国王要拿出全部力量，亲身莅临前去支援神圣的远征行动。圣路易的死亡使查理卸下沉重的负担，不必被有德的古罗马监察官所强求。突尼斯国王自认是西西里王权的属国和诸侯，法兰西最勇敢的骑士可以自由投效他的阵营，前去攻击希腊帝国。条约和婚姻将他和科特尼家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他的女儿阿特里斯被许配给鲍德温皇帝的儿子——继承人菲利普，获得一笔600英两黄金的津贴作为维持家庭生计之用。生性慷慨的鲍德温只要求保有君士坦丁堡，以及环绕城市在一日行程内的皇家土地，答应将东部其余的王国和行省分给他的盟友。
正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帕拉罗古斯急着签署罗马教皇的信条，恳求他给予保护。教皇在适当的时刻发挥力量，装出和平天使的模样，成为所有基督徒属灵的父亲。在他的呼吁之下，查理的长剑留在鞘内不能动武。希腊的使臣在教皇的私人接待室，看到他气愤填膺，咬着他的象牙权杖，对于拒绝让他自由使用武力，也不将他的武力视为神圣，表现出深恶痛绝的神色。查理似乎尊敬格列高利十世公正无私的斡旋，但是他对尼古拉三世的傲慢和偏见，在不知不觉间表现出厌恶的态度。尼古拉三世关怀他的亲戚乌尔西尼家族，排斥精力最旺盛的勇士为教会效命。拉丁皇帝菲利普、西西里的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组成敌意强烈的联盟要对付希腊人，现在发起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当选的马丁四世是法兰西籍教皇，批准这次神圣的复国大业。在整个联盟行动的运作中，菲利浦提供出师的名义，马丁发布破门罪的谕令，威尼斯人派出一支40艘战船的分遣舰队。查理极其庞大的兵力包括40位伯爵、1万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人数众多的步兵部队以及由300艘船只和运输船组成的舰队。指定一个很久以后的日期让大军集结在布林迪西的港口，冒着很大的危险派出300位骑士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侵入阿尔巴尼亚并围攻贝尔格莱德的要塞。他们的败北可以视为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这种虚荣心真是令人感到可笑。但更为精明的米凯尔对他的军队不抱希望，而是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阴谋诡计上，靠着一个鼠辈暗中进行工作，要把西西里暴君的弓弦啮断。
土瓦本家族受到判罪宣告的追随者当中，普洛奇达的约翰在那不勒斯湾中丧失这座同名的小岛。他出身贵族，接受高等的教育，流放生涯的困苦靠着行医得到纾解，过去他在萨勒诺的学院习得这门技艺。运道使他除了生命已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损失，成为叛徒的首要条件就是视性命如粪土。普洛奇达靠着口若悬河的游说技巧，将理由讲得头头是道，以掩饰他的真实动机。无论是处理国家事务还是个人的事务，各方人员都被他的言辞打动，认为他在尽力谋求“他们”的利益。查理的新王国因在各方面受到财政和军事的压力而痛苦不堪，主子的伟大事业和党徒的无法无天，只会牺牲意大利臣民的生命和产业。他亲自前往坐镇，抑制那不勒斯人的恨意，但是他的副手的统治过于松弛，不仅引起西西里人的嫌恶，更让他们产生轻视的心理。普洛奇达的雄辩使整个岛屿激起追求自由权利的思潮，还特别让每位贵族了解其中的道理，那就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关键在于合力完成共同的事业。他有信心获得外国援助，连续拜访希腊皇帝和阿拉贡国王的宫廷。
阿拉贡的彼得国王拥有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这些滨海地区。野心勃勃的彼得需要一顶皇冠，他与迈因弗洛伊的姐妹结婚，因此认为自己拥有这项权利，何况康拉丁临死前有遗言，在绞刑台上把戒指转交给他，让他成为继承人，以报血海深仇。帕拉罗古斯很容易被说服，让他的敌人的注意力从国外的战争转移到国内的叛乱上。希腊人提供2.5万英两黄金的补助经费，很快装备了一支加泰兰人的舰队，打着神圣的旗帜起航前往阿非利加攻击萨拉森人。约翰这个不知疲倦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装扮成僧侣或乞丐，从君士坦丁堡跑到罗马，再从西西里赶去萨拉戈萨。查理的仇敌、教皇尼古拉在协约上面盖上自己的印玺，他的赠与契约把圣彼得的领地从安茹家族转到阿拉贡王室。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也很容易向外传播，但大家还是用非常审慎的态度，将秘密保持了两年之久。彼得坚持原则使每个同谋者都受到影响，他曾经说过：要是左手知道右手的意图，他就会将它砍掉。深沉而危险的诡计在暗中进行着准备和筹划，但是问题在于巴勒摩爆发的紧急事件，到底是意外还是预谋那就不得而知了。
复活节的守夜仪式中，毫无敌意的市民队伍前去参拜没有围墙的教堂，一位贵族的少女被法兰西士兵粗鲁地凌辱，强奸犯很快遭到处死。民众的数量据有优势而且极为气愤，要是一开始军队就将他们驱散，也不会发生严重的后果。阴谋分子抓住这个机会，报复的火焰蔓延到整个岛屿，8000名法兰西人死于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这个惨案后来获得“西西里晚祷”的称呼(1282年3月30日)。每座城市都飘扬着争取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受到普洛奇达的现身说法或精神感召，叛乱行动风起云涌地展开。阿拉贡的彼得从阿非利加海岸航向巴勒摩，被当成国王和救星，受到岛民的欢迎。
查理对于这个民族的反叛感到惊讶而又困惑，长久以来他们受到他的虐待毫无还手之力。传来的发生惨剧的消息使他忧伤而痛苦，只听到他大声喊道：“啊!上帝!如果你的旨意是要我谦卑，请应允我至少能从权势的顶峰逐步下降，不能就这样笔直地摔下来。”他的舰队和军队停泊在意大利的港口，都是刚从希腊战争中被召回的。墨西拿的位置成为报复行动最早发动猛攻的地点，防守力量极为薄弱，毫无希望获得外国的援军。市民现在感到后悔，要是获得保证能够给予他们全部的赦免和古老的权利，就愿意开城投降。然而国君再度燃起傲慢的激情，死命乞求不已的代表团只能获得一个承诺，把经过挑选的800个叛徒交给他自行处置以后，可以饶恕其余的人员。绝望的墨西拿人重新激发勇气和斗志，阿拉贡的救援即将到来。粮食的缺乏和卡拉布里亚海岸秋分季节的风涛，逼得他们的敌手只有退兵。就在这个时候，名声响亮的加泰兰水师提督罗杰·德·洛里亚，率领所向无敌的分遣舰队横扫整个海峡。法兰西的舰队运输船的数量远多于战船，不是遭到烧毁就是被击沉。查理受到重创，确保了西西里的独立和希腊帝国的安全(公元1282年10月2日)。
米凯尔皇帝在逝世前几天，为敌人的覆灭感到极为欣喜，他对查理既痛恨又尊敬。或许他会同意大众的看法：如果不是盟国之间配合良好，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很快要服从同一个主子的命令。从这个灾难的时刻开始，查理的人生陷入一连串的厄运，首都遭到敌人的侮辱，儿子成为俘虏，一直到他进入坟墓，都没有光复西西里岛。经过20年的战争，西西里还是脱离了那不勒斯的宝座，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落在阿拉贡皇室一个旁支的手里。
我想我不至于被控以迷信的罪名，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事物，就发生的自然顺序而论，有时呈现出让人一目了然的因果关系。头一位帕拉罗古斯之所以能够保住他的帝国，原因在于西部的王国陷入叛乱和杀戮之中，然而纷争的种子孕育出了铁和血的新世代，对他儿子的帝国发动侵略并带来危险。我们的债务和税赋在现代是饮鸩止渴的毒药，仍旧在腐蚀着和平的胸襟，但是在统治力量衰弱和混乱的中世纪，解散的军队所带来的灾害就会动摇国本。佣兵过于怠惰不事生产，过于傲慢不愿乞食，他们习惯于抢劫。要是高举一面旗帜，有个首领，就能够名正言顺。等到统治者不需要他们的服务，或是厌烦于他们的需索无度，就会尽力将这股难以控制的狂流导向邻近的国家。西西里获得和平以后，数以千计的热那亚人和加泰兰人原来加入安茹或阿拉贡的阵营，在海上或陆地作战，现在基于相同的习俗和利益，混合起来成为一个民族。他们听到土耳其人侵略希腊人在亚洲的行省，决定要去分享酬庸和掠夺的成果。西西里国王腓特烈非常大方，愿意为他们提供离开的工具。
在长达20年的战事中，船只或营地成为他们的家园，当兵是他们唯一的职业，粮食是唯一的家当，奋勇作战是仅知的优点和长处，就连妇女也养成了与她们的爱人或丈夫一样极其剽悍的性格。据说加泰兰人的宽剑在一击之下，可以将一位骑士连人带马斩成两段，这种传闻本身就是极具威力的武器。罗杰·德·弗洛尔在他们的首领中名声最响亮，个人的功绩超越阿拉贡傲慢对手的尊贵地位。腓特烈二世宫廷一位日耳曼绅士与布林迪西的少女结婚，他们的嫡子罗杰后来陆续成为圣殿骑士、背教者、海盗，最后则成了地中海家财最多和实力最强的水师提督。他从墨西拿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率领18艘战船和4艘大船以及8000名亡命之徒。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忠实信守事先签订的协定，带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心情，接受这批战力惊人的援军。皇帝指定一处宫殿作为招待之用，将他的侄女许配给骁勇的外乡人，罗杰立即成为罗马尼亚的大公爵和水师提督。经过休息和整备，他将部队运过普罗蓬提斯海，领导他们勇敢迎击土耳其人。在两场血战中，3万伊斯兰信徒被杀，他挥军前进为菲拉德尔菲亚解围，获得“亚洲的救星”的声名。
但是安宁的生活何其短暂，不幸的行省再度为奴役和毁灭的乌云所笼罩，过去受到烟熏的居民现在身陷烈焰之中(这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的说法)。加泰兰人的友谊比起土耳其人的敌意，带来的祸害更难令人消受。他们认为救出的生命和财产应归他们所有，那些从割礼种族手中夺回的少女，不管她们意愿如何，全被基督徒的士兵霸占。他们运用巧取豪夺的手法，强力索取各种罚锾和日常用品。在马格尼西亚受到抗拒以后，大公爵竟然围攻罗马帝国的一座城市。对于这些军纪废弛和秩序混乱的状况，他将之归咎于一支胜利军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过分热情所产生的后果。要是他敢去处罚这些忠诚的追随者，个人的权势或生命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何况这些党徒在过去一直受到欺骗，说是他们的服务会获得公正的待遇和契约规定的代价。
安德洛尼库斯的恐吓和抱怨之词，揭露帝国已到一穷二白的地步，盖上金玺的诏书能邀请到的兵力不过是5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卒。然而对于一大批迁徙到东部的“志愿军”，安德洛尼库斯自愿发给津贴来维持他们的粮饷。这时最勇敢的盟军对于3个拜占庭金币的月薪感到满意，加泰兰人可以分到1至2英两的黄金，他们每年的经费每人大约是100英镑：其中有一个首领很粗略地估计，他在未来建立的功劳可以值30万克朗。要维持这些花费巨大的佣兵部队，国库流出的金额每年不下100万英镑。一种严苛的税率强加在农民的谷物收成上面，政府官员的薪资减少三分之一，钱币的成色非常可耻地变差，纯金含量只到二十四分之五。在皇帝召唤之下，罗杰将一个行省的民众全部撤离，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可供抢劫的资产和财富。但是他拒绝将部队分散配置，当他表现出恭敬而诚恳的态度时，他的行为却不仅没有受到约束，而且带有敌意。罗杰很郑重地对外宣布，如果皇帝前来进剿，他会走到皇帝前面40步的地方亲吻地面，但是等他从趴俯的姿态站起来，他的生命和武力誓为朋友服务。
罗马尼亚的大公爵愿意屈就恺撒的头衔和服饰，但是他拒绝接受新的建议事项，那就是用谷物和货币作为补助金，让他来治理亚洲的行省，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的部队必须减到3000人这一不足为患的数量。懦夫最后的手段就是暗杀，恺撒被骗去拜访在哈德良堡的皇家居所，当着皇后的面在房间里被阿兰人的卫士刺死。这种行为可以算是私人报复，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宁，罗杰那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同样受到君王或民众的迫害。大批亡命之徒在丧失首领以后感到极为恐惧，他们升起船帆立即逃走，很快散布到地中海各处的海岸地区。有一支1500人的老兵部队，由加泰兰人或法兰西人组成，他们占据赫勒斯滂海峡边上加利波利坚强的城堡，展示出阿拉贡的旗帜，为了替他们的首领报仇并且证实正义的行为，提议用10名或100名武士进行公平的决斗。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和共治者米凯尔皇帝，没有接受这勇敢的挑战，决定用数量上的优势将他们全部歼灭，尽最大努力集结起一支军队，共有1.3万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普罗蓬提斯海面上布满希腊人和热那亚人的船只。在海上和陆地的两场会战中，陷入绝境负隅顽抗的加泰兰人，凭着训练的优势迎战并击败庞大的敌军。年轻的皇帝逃回皇宫，只留下实力不足的轻骑兵部队保护门户洞开的国土。
胜利恢复了这群亡命之徒的希望，也增加了他们的人数，不同的民族在“大联队”这个称呼和标志之下混杂在一起。3000名土耳其人改信者逃离服役的皇家部队，参加这个军事联盟组织。加泰兰人据有加利波利以后，截断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对外的贸易，同时扩大蹂躏的区域，从赫勒斯滂海峡两边一直延伸到欧洲和亚洲的边界。为了防止他们的接近，拜占庭绝大部分地区都被希腊人放弃，成为一片荒芜。农人带着他们的牲口退到城市，成千上万的牛羊找不到喂养的地方和草料，农人无利可图下将牛羊在同一天全部宰杀干净。安德洛尼库斯皇帝四次乞求和平，全都遭到严词拒绝。直到缺乏粮食而且头目发生争执，加泰兰人才撤离赫勒斯滂两岸和首都邻近地区。等到他们与土耳其人分手以后，“大联队”剩余的人员行军通过马其顿和色萨利，要在希腊的腹地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
希腊被人遗忘几个世代以后，从拉丁人的武力带来的不幸中苏醒过来。从最早发起到最后征服君士坦丁堡，一共延续250年之久，众多暴君争夺这块尊贵的土地，古老的城市不再产生自由权利和天才人物，再度沉沦在国外的战争和内部的倾轧之中。如果奴役制度比无政府状态更好，他们就会乐得在土耳其的桎梏中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我并不想追述那些默默无闻和形形色色的王朝在大陆或在岛屿上的崛起和覆灭。但如果我们对雅典的命运还保持沉默，那就是一种非常怪异的忘恩负义，要知道那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纯真的学校，只有在这里才能使我们获得知识和欢乐。帝国遭到瓜分时，雅典和底比斯合并成立一个公国，指派给勃艮第出身高贵的武士奥托·德·拉·罗什，头衔是大公爵。拉丁人非常清楚整个状况，只有希腊人很愚蠢地以为这个职位是来自君士坦丁时代。
奥托追随蒙费拉侯爵的阵营。他靠着自己的本领或机运产生的奇迹，获得这样广袤的国土。他的儿子跟两位孙子能够和平地继承他的宝座，直到这个家族因为女继承人的婚姻，变成布利恩王室的一个分支。当然，在他们统治下整个民族还是保持原状。他们的儿子瓦尔特·德·布利恩继承了雅典公国，获得一些加泰兰佣兵的协助，将采邑和领地授给他们，并夺取诸侯或邻近领主30多个堡垒。但是当他听到“大联队”的接近和野心，赶紧集结一支兵力，有700名骑士、64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卒，在维奥蒂亚的塞菲苏斯河畔很勇敢地迎击来敌。加泰兰人整个只有35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卒，但是兵力的劣势得到策略和阵列的弥补。他们在营地四周引水形成人工的沼泽，公爵和骑士在青葱的草原上前进，丝毫没有畏惧之感也毫无戒备。他们的马匹陷入沼泽，他与大部分的法兰西骑士都被杀死。他的家庭和整个民族都被驱离，他的儿子也叫瓦尔特·德·布利恩，是雅典虚有其名的公爵、佛罗伦萨的暴君和法兰西的佣兵司令，在普瓦提埃战场丧失性命。阿提卡和维奥蒂亚是胜利的加泰兰人赢得的报酬，他们娶战死者的寡妇和女儿，“大联队”在14年中一直是希腊诸国最感畏惧的对象。党派的倾轧逼得他们要承认阿拉贡王室的统治权。
在14世纪剩余的时间里，雅典始终被西西里国王视为地方政府或是所属封地。接替法兰西人和加泰兰人的是阿卡奥利的第三王朝，这个佛罗伦萨的平民家族在那不勒斯拥有强大的实力，却在希腊进行统治。雅典被新的建筑物装饰得花团锦簇，成为一个国家的首都，管辖的区域扩展到底比斯、阿尔戈斯、科林斯、德尔斐和部分色萨利。然而这个朝代最后还是被穆罕默德二世摧毁，他勒死最后那位公爵，将公爵的儿子留在后宫接受他们的训练和宗教。雅典虽然已不复昔日的光荣，但仍旧有8000到1万名居民，其中约四分之三在宗教和语言上算是希腊人，剩下的都是土耳其人。这些土耳其人在与市民交谈时感到轻松自在，根本不理会这些希腊人的民族性格是多么的自傲和庄重。橄榄树是密涅瓦赐予的礼物，在阿提卡生长得繁密茂盛，海美塔斯山的蜂蜜还是受到大家极度的喜爱，然而市场萧条的贸易为外乡人所垄断，贫瘠土地的农业生产被放弃给漂泊的瓦拉几亚人。雅典人仍然以理解力的玄妙和敏锐而知名于世，不过这些特质除了因自由权利显得更为高贵，因学术研究表现更为文明之外，将堕落到低级和自私的狡诈和机变。有句格言真是一针见血：“感谢赞美上帝，将我们从帖撒洛尼卡的犹太人、内格罗邦特的土耳其人和雅典的希腊人手里救出来。”
这个工于心计的民族用减轻奴役和加重羞愧的权宜之计，避开土耳其帕夏的暴政迫害。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中叶，雅典人找到后宫的黑太监总管或称诸女领班为保护人。这个埃塞俄比亚奴隶能让苏丹言听计从，亲自赏光接受3万克朗的贡金，苏丹的部将卫沃德每年能收到的好处也不过五六千。这就是市民的策略，要想赶走或处罚一个暴虐的总督很少会失败。他们之间金额的差异是由总主教来决定的，这是希腊教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职位，可以获得的岁入有1000英镑；还有就是由8个长老组成的法庭，分别由城市的8个区选出，他们对支付的金额有裁定的权力。贵族的家庭能够追溯家谱的年限至多不过300年而已，但是主要的成员可以通过他们严肃的举止加以区别，他们戴着皮毛的帽子，以及“执政”的高贵称呼。有些人很高兴能够对70种希腊通俗方言进行比较，其中雅典的现代语言可以说是讹误最多和最粗野的，这种印象真是给人带来无边的黑暗，毫无希望可言。在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的家乡，要想找到阅读他们著作的读者，或是一本他们的作品，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雅典人用怠惰和冷漠的步伐，行走在古代光荣的废墟之中。他们的格调已经堕落，没有能力去钦佩有盖世天才的祖先。
在安德洛尼库斯二世漫长的统治期间，最主要的事项是希腊教会的争执、加泰兰人的入侵和奥斯曼强权的崛起。他是那个时代知识最为渊博、操守最为廉明的君主，普遍受到臣民的赞扬和钦佩，但是那些德行和学问对个人既无裨益，也无法谋求社会的幸福。他成为最卑贱的迷信行为的奴隶，四周被一群公开或暗中的敌人包围。比起加泰兰人或土耳其人的战事，想象之中地狱的火焰也没有那样可怕。在帕拉罗古斯家族的统治之下，选择教长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希腊教会的领袖都是野心勃勃和宗教狂热的僧侣，无论是德行的良窳还是学识的高低，都同样有害于国家且无益于社会。
教长阿塔纳修斯的戒律过度严苛，激起教士和人民的恨意，他宣布罪人要咽下救赎之杯的最后一粒残渣。还有一个可笑的故事到处流传，说他惩罚一头不守清规的驴子，因为它竟敢偷吃修道院菜园里的莴苣。全面发生的暴动要将他驱离宝座，阿塔纳修斯在隐退之前，趁机写下两份立场极端的文件：公开发表的誓约用慈善而顺从的口吻写成；私下的附加条款则记录了最可怕的破门罪咒辞，用来对付让他蒙受羞辱的始作俑者，要将这些人永远摒除在神圣的三位一体、天使和圣徒的领圣体仪式之外。最后这份文件封在一个陶罐里，尊奉他的指示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的一根梁柱上面，很难有发现和进行报复的希望。
过了4年，有几名少年架梯子寻鸽巢，找到这个致命的秘密。安德洛尼库斯感到自己受到破门罪的牵累，就像有一条万丈深渊出现在他的脚前，随时有失足的危险，因而心惊胆战。他立即召集主教，举办宗教会议，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大家指责这个暗中安排的破门罪过于草率，但是解铃还在系铃人，那双手现在被夺去牧杖，遗留的谕令不是世间的权力可以撤销的。当事人隐约吐露一些忏悔和赦免的证词，但皇帝还是感觉受到了伤害。他像阿塔纳修斯本人一样热衷，愿意让他恢复教长的职位，只有他能治愈这些创痛。一个深夜，有位僧侣非常鲁莽地敲打皇帝寝宫的大门，宣布上天的启示要降下瘟疫、饥馑、洪水和地震。安德洛尼库斯从床上惊醒，花费整夜的时间用来祈祷，直到他感到地面有轻微的摇动。皇帝步行带领主教和僧侣前往阿塔纳修斯隐居的小室，经过一番阻挡以后，圣徒派出传话人答应赦免君王的罪孽，同意治理君士坦丁堡的教会。
羞辱无法使他驯服，孤独让他更为坚强，羊群还是憎恶这位牧羊人，他的敌人在暗中密谋一种奇特的报复手法，后来被证明非常管用。他们在夜间将教长宝座的脚凳和围幛偷走，秘密将一幅讽刺画当作装饰品放在原位，画里的皇帝嘴上装一副马勒，阿塔纳修斯牵着这匹驯服的牲口来到基督的脚前。这些毁谤的家伙被查出来以后给予惩处，但是在饶恕他们的性命以后，基督徒的教士带着愠怒的气愤神情又退回他的小室。安德洛尼库斯的眼睛张开片刻，等到教长的继承人出现后马上又闭上。
要是这种对教长的处理方式是这50年统治期间最奇特和重要的事件之一，至少我不会怪罪史料的过分简单，因为这是我从帕契默、坎塔库泽尼和尼西弗鲁斯·格列戈拉斯对开本的巨著中，摘录出的几项资料而已，这些史家叙述那个时代冗长而又乏味的事迹。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的名字和处境可以引起最强烈的好奇心。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反叛到他本人的逊位下台，全部的记载长达40年，可以说就像摩西和恺撒一样，他把自己描述为这个场面的主角。
不过我们在这本情节动人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一位英雄人物或悔罪者应有的诚挚态度。他在最后告别尘世的罪恶和激情，退隐到修道院，然而对于一个野心政客的平生，并没有忏悔而只是提出辩白。他并没有揭露人们真正的意见和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显示出整个事件表面平稳和似是而非的现象，并且用他自己和朋友的夸耀之词，给予极度的文饰和掩盖。那就是说他们的动机非常纯正，获得的结果也都合法，所有的密谋和叛变没有任何牟利的意图，暴行所带来的痛苦也受到赞誉，被认为是理性和德行自然产生的效果。
帕拉罗古斯家族在有先例可循以后，年长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与他的儿子米凯尔九世共享紫袍的荣誉。米凯尔从18岁登基到先于其父去世，有25年的时间里是希腊位居第二的皇帝。他率领军队，既不引起敌人的畏惧，也不招惹宫廷的猜忌，谦逊和容忍的个性让他从来不会去计算父亲的年岁。无论儿子为善还是为恶，身为父亲都不会为自己的慷慨感到后悔。米凯尔九世的儿子取名为安德洛尼库斯，因为与祖父的名字相同，所以在幼年非常受宠，随着年龄增加的才智和英俊，使他更受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宠爱。皇帝带着老年人常有的虚荣心理，要是儿子这一代让他感到失望，起码孙子这一代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他在儿童时就以继承人和爱孙的身份在皇宫接受教育，在人民的誓约和欢呼中，“神圣的三人”是指父亲、儿子和祖父的合称。
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很早就感受到自己的伟大，很快产生败坏的观念，童稚式的想法根本不知什么是忍耐，眼看前面有双重的障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挡他正在升起的野心。他所渴望获得的不是个人的名声和大众的幸福，在他的眼里，国君最宝贵的特质是累积财富和免于刑责。他很早就提出不够审慎的要求，要统治一些富裕和肥沃的岛屿，可以在那里过独立和欢乐的生活。他经常酗酒闹事、扰乱首都的安宁，使得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大为震怒。而且皇帝非常吝啬，拒绝支付给他足够的金额，他只能从佩拉的热那亚高利贷者处获得，债务的压力只有发动革命才能清偿，这样反而巩固了党派的利益。有位美丽的妇女也是同阶层的贵夫人，行为就像妓女，教导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初尝爱情的滋味。他有理由怀疑夜间的访客是仇敌，有位陌生人经过街道，被他的卫士用弓箭射穿，是他要这些卫士埋伏在女士的门前。结果被射中的人是他的弟弟曼纽尔王子，受到重伤发出呻吟后很快死亡。
米凯尔皇帝是他们两人的父亲，健康状况不好，已经重病在身，为一次失去两个儿子而伤心欲绝，过了8天以后逝世(1320 A.D.)。即使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没有犯罪的意图，但是弟弟和父亲的死亡，也要归咎于他的微行所造成的后果。那些思想细密和感觉敏锐的人士会深表叹息，他们发觉他并没有悲伤和懊恼，反而以能除去两个可恶的竞争者而暗自欢欣不已。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更增加了安德洛尼库斯二世身体的不适，年迈皇帝在情感上对他产生疏远，经过数次谴责没有产生效果以后，就把希望和钟爱转移到另一个孙儿身上。皇帝为了改换继承人，宣布要对统治的君王进行新的效忠誓言，用这种方式将他除名。这位众所周知的长孙经过一再的争执和抱怨之后，面临接受公开审判的羞辱下场，很可能被打入地牢或进入修道院的小室。就在宣判之前，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得知状况有变，皇宫的庭院满布孙儿全副武装的党羽，一纸调停的协定使审判无疾而终。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成功脱逃，鼓舞新成立的党派要发挥他们的热情和锐气。
然而首都、教士和元老院还是追随老皇帝本人和他统治的政府。只有在行省的逃亡人员、叛乱分子和外国援军，带着不满现况的情绪和希望，拥护年轻君主的继位行动，要颠覆老迈皇帝的宝座。皇家内卫统领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是整个行动的灵魂人物，从君士坦丁堡冲出来就是其最早的得意之作。如果他用笔把自己描绘成爱国分子，就他对年轻皇帝的服务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热诚，带有敌意的历史学家也应不吝给予赞誉。君王借口狩猎逃出都城，在哈德良堡竖起他的旗帜，不到几天的工夫就集结起5万人马，无论从权位还是责任来说都不是为了要对付蛮族。这样庞大的一支兵力可以用来保护或控制帝国，但是他们的商议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行动缓慢产生迟疑不决的心理，整个发展受到阴谋和谈判的阻碍。两位安德洛尼库斯的争执时而拖延、时而停顿、时而恢复，长达7年之久(公元1321年4月20日—1328年5月24日)。
在第一次的和平协定中，两人瓜分了希腊帝国残留的领土：君士坦丁堡、帖撒洛尼卡以及岛屿留给老皇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年轻人获得大部分色雷斯的统治权，统治区域从腓力比到拜占庭的边境。在第二次的协议中，他提出年迈的皇帝要支付粮饷给他的部队，同时他立即举行加冕典礼，适当分享国家的权力和财税。奇袭君士坦丁堡终结了第三次内战，年迈的皇帝最后隐退到修道院，让胜利的孙儿单独统治帝国。整个事件拖延了这么久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出于人物和时代的特性。当君主国的继承人一开始对他的过失和忧虑提出抗辩时，大家在听到以后表示同情和赞许。他的拥护者在各方面一再重复前后矛盾的承诺，那就是增加士兵的报酬和减轻人民的负担。帝国40年的苦难混杂着他的叛乱行为，使正在成长的世代因劳累变得衰弱不堪，他费尽力气期望统治一个王朝，然而受到重用的人员和施政的方针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毫无朝气和进取的精神，他的统治时期根本得不到人们的尊敬，每年的税收使岁入高达50万英镑，然而基督教世界最富有的统治者，却无法维持3000名骑兵和20艘战船，去阻止土耳其人带来毁灭的进展。
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说道：“我的情况要是与腓力的儿子相比，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但是希腊人很快获得教训，内战不可能平息社会的混乱，受到宠爱的年轻人并非没落帝国天命所归的救星。在他第一次被击退后，他的轻浮善变、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古老宫廷的倾轧阴谋，使得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每一个不满分子都受到引诱，不是逃离就是背叛起义。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极为后悔，整个事件使他劳累不堪，或是受到谈判的欺骗。他的人生目标是欢乐而不是权力，只要能够让他尽兴行猎，维持1000条猎犬、1000头猎鹰以及1000名猎人，就可以把名声和抱负抛到九霄云外。
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仓促拟定的密谋所带来的毁灭性祸害，以及这些主角最后遭遇的景况。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晚年在内部的斗争中消耗殆尽，一再引起的战争和签订的协议，使他的权力和声誉在慢慢衰退，直到一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城市和皇宫的门户全部敞开，已经无法阻挡他的孙儿长驱直入。负责防务的将领对于危险的警告一向带着藐视的态度，根本不知大难临头，把部队撤下来休息。虚弱的国君遭到抛弃以后只有几位教士和随从陪同，在恐惧之中度过无法入眠的长夜。充满敌意的喊叫很快让人感到惊恐，向公众宣布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头衔和胜利。年迈的皇帝趴俯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前面，送出一封乞求的信函，只要征服者饶他性命，愿意放弃帝位。孙儿的答复非常合乎情理而且表现出孝心，在他朋友的一再坚持之下，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唯一的要求是掌握政权。年迈的祖父仍然享有太上皇的称号和最崇高的地位，居住在规模最宏伟的宫殿中，每年的用度是2.4万枚金币，一半由国库支应，另外一半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渔业收入。
但是等到他丧失权力以后，很快受到蔑视被人遗忘。皇宫陷入无边的沉寂之中，只有邻近的牲口和家禽丝毫不感畏惧，大摇大摆地穿过落寞的庭院。津贴减到1万枚金币，不管对方答应多少，他也只能抱着希望而已。他的视力逐渐丧失，为他的灾难带来更多的痛苦，监禁所受到的限制也日益严苛，趁着他的孙儿不在朝中和患病，无情的看守人威胁要立即将他处死，逼他用紫袍去换寺院的服装和修道的生活(公元1328年5月24日)。“僧人”安东尼看破红尘的繁华，然而他在冬季还是有粗糙的皮毛衣服御寒。他的悔罪要禁绝饮用酒类，而医生以患病为理由不让他喝水，他只有把埃及的清凉果汁作为饮料。前任的皇帝即使想花三四块钱去满足这种简单的需要，也不一定能够办得到。要是他期望能借些黄金去帮助朋友，解决他们遭到痛苦不堪的灾难，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真是极其可敬。逊位以后过了4年，安德洛尼库斯二世或安东尼以74岁的高龄，在修道院的小室内逝世(公元1332年2月13日)，最后获得奉承之辞，说他虽然在世间一事无成，却能在天堂接受荣誉的冠冕。
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统治(公元1328年5月24日—1341年6月15日)并不见得比他的祖父更为光荣或者运道更佳。他用尽心血夺取野心勃勃的成果，但能享用的时间何其短暂而滋味又何其苦涩。他登上权势的顶峰以后，丧失早期仅存的人望，性格的缺陷使得全世界注目。他受到公众的指责，不得不御驾亲征去迎战土耳其人，他的勇气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会战的败北和个人的负伤，是亚洲的远征行动仅能获得的战利品，也是奥斯曼君主国能够稳固建立的保证。文职政府的弊病和陋习已经到达触目惊心的地步，他对惯例和形式的忽略，以及混淆民族的服装，令希腊人深感悲痛，认为是帝国沦亡最明显的征兆。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年轻时生活不检点使得他的身体更加容易虚弱，虽然患了一次重病能够复原，可能是自行的痊愈、医生的治疗或圣母的保佑，但还是在45岁的盛年被死神攫走。
他曾经结过两次婚，拉丁人在武器和艺术方面的进步，使得拜占庭宫廷在这两方面无法保持偏见，他的两个妻子是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皇室中选出的。头一位是不伦瑞克公爵的女儿，她的名字在家中被称作阿格尼斯，到了希腊则被称为艾琳。她的父亲是日耳曼北部贫穷而又落后地区一位处境不佳的领主，然而能从银矿获得相当的岁入。希腊人对他的家世赞誉有加，认为是年代古老和名声显赫的条顿贵族。这位没有生育子女的公主过世以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娶珍妮为妻，她是萨伏伊伯爵的姐妹。伯爵认为皇帝的求婚比起法兰西国王要更胜一筹，以他的姐妹享有罗马皇后的权势为荣。她的随从行列包括骑士和贵妇，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重新皈依和加冕大典，使用正教常用的称呼改名为安妮。婚礼的盛大节庆上举办各种活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用执矛冲刺和马上比武，表现尚武的精神和作战的技巧。
萨伏伊的安妮这位皇后的丈夫过世以后，他们的儿子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成为年仅9岁的皇帝(公元1341年6月15日—1391年)，处于孤儿寡母的状况，需要有力和可靠的希腊人给予保护。他的父亲长久以来就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对于君王和臣民都是荣誉的行为。他们在年轻时共同追求欢乐的生活，双方的家族都是高贵的世家，过去接受的良好的私家教育，使他获得身御紫袍的最高奖赏。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坎塔库泽努斯将年轻的皇帝从他祖父的权力之下拯救出来，经过6年的内战以后，这位受到重用的宠臣带着他凯旋进入君士坦丁堡皇宫。在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统治之下，皇家内卫统领控制着皇帝和帝国。完全依仗坎塔库泽努斯英勇的行动和指挥的才能，莱斯沃斯岛和伊托利亚公国才恢复了古老的忠诚。
坎塔库泽努斯的敌人全都承认，在抢劫公家财物的强盗当中，只有他个性温和而又简朴。他的账目非常清白和详尽，完全由自己的家产供应生活所需，可以推断他的财富来自合法继承的授予，并不是巧取豪夺的累积。他无须一一登录钱币、金银器具和珠宝的价值，然而，仅是心甘情愿送出的礼物就有200个银瓶，还有更多是被朋友私下藏匿，或者是被敌人夺走的，他所丧失的财富足够建立一支有70艘战船的舰队。他从没有估算过产业的价值和数量，但是他的谷仓有堆积如山的小麦和大麦，数以千计上轭的牛在耕田种地，要是按照古代用犁作为计算的方式，耕地的面积大约有6.25万英亩。他的牧场饲养2500匹母马、200头骆驼、300匹骡子、500头毛驴、5000头长角牛、5万头猪以及7万只羊。这在帝国的后期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呈现出农村的富足和兴旺，这些田地很可能是在色雷斯，不断发生国外和国内的敌对行动，使这些农村一再面临荒废的命运。坎塔库泽努斯受到的恩宠更盛于他的产业。皇帝在病重时想起过去的亲密关系，恨不得马上除去双方因地位造成的隔阂，迫着他的朋友接受冠冕和紫袍。皇家内卫统领的德行高洁，用自己的记载证实曾经拒绝这危险的建议，但是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在最后的遗嘱中，指名要他担任儿子的监护人和帝国的摄政。
要是摄政发现服从和感恩可以适时获得回报，或许就会忠心耿耿地鼎助他的受监护人。一支50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保护人身和皇宫的安全，正式举行先帝的葬礼，首都安宁无事而且政令推行毫无阻滞，坎塔库泽努斯在一个月内发出500封信函，通知所有行省皇帝的崩殂和他们应尽的责任。在皇帝未成年时期可以获得的平静，被大公爵、水师提督阿波考库斯打破。为了夸大他那不忠不义的行为，皇家的历史学家(坎塔库泽努斯)乐于将之归罪于自己的不智，因为没有听从有识人之明的君王最后的遗言，还是把他擢升到这样重要的职位。他的个性不仅大胆而且狡猾，到处抢夺钱财，在花用的时候又视为粪土，阿波考库斯的贪婪和野心轮流占据上风，具备的才能只能用来毁灭自己的家园。等到他掌控了一支海上部队和一个难以攻陷的城堡以后，更是平添傲慢的气焰，戴着效忠和奉承的假面具在暗中阴谋对付他的恩主。
皇后的宫廷充满脂粉气，很容易受到贿赂和指使，他教唆萨伏伊的安妮提出主张，依据天理人情都应该由她来保护和教导自己的儿子。母爱的焦虑掩饰权力欲的追求，何况帕拉罗古斯家族的创始者，劝告他的子孙要特别小心，不能让奸诈的监护人运用先例夺权窃国。教长是阿普里的约翰，是性格自大而身体衰弱的老人，被一群傲慢的亲戚所包围，他提出安德洛尼库斯二世一封过时的信件，里面说到要把君王和人民交给他，用虔诚之心加以照料。前任教长阿尔塞尼乌斯所遭遇的下场，让他提高警觉要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惩罚篡夺者的罪行。当阿波考库斯看到拜占庭的教士竟敢如罗马教皇那样自认为有权插手政府和世俗的事务，为自己阿谀之言能够成功感到极为高兴。皇后、公爵和教长这3个人，无论就地位还是个性而言都有极大的差异，最后还是缔结了私下的同盟：恢复元老院极其微弱的权势，用自由权利的名义去骗取民众的支持。
这个实力强大的联盟开始时暗中派刺客对皇室内卫统领下手，后来才发起公开的攻击。他的特权引起争议，他的意见被人藐视，他的亲友受到迫害。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城市，他的安全都备受威胁。他出任公职偶尔缺席，就受到叛逆的指控，教会和政府公开宣布他是国家的敌人。所有追随他的人员都要接受正义的制裁、人民的报复和恶魔的凌虐。他那年迈的母亲被关进监狱，他为国服务的功劳全部化为灰烬被人遗忘。冤屈和不公逼得他要犯下被指控的罪行。回顾他过去的行为，坎塔库泽努斯显然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图。要说他清白无辜唯一让人怀疑之处，在于他用暴烈的抗议使得情势更为紧张，然而又认为自己的德行极其纯洁，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就在皇后和教长外表装出和衷共济的模样时，他不断提出请求同意他引退还乡，甚至去过寺院的生活。等到他被宣布为国家的公敌，还抱着热切的期望投身到年轻皇帝的脚前，引颈就戮死而无怨。后来他还是带着勉强的心情，聆听理性的呼声，为了拯救他的家族和友人，他要负起神圣的责任，拔出佩剑使用皇帝的头衔，如此才能自救救人。
坚固的城市德摩提卡在他的特定版图之内，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在此称帝，他的右脚由高贵的亲戚帮着穿上紫色的官靴，左脚则是由拉丁人的首长替他穿靴，他将骑士的勋位颁赠给他们。然而即使在叛变的行动中，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表现出忠诚的态度，公开宣布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和萨伏伊的安妮的头衔，位置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前面。像这样毫无意义的登基典礼(1341年10月26日)，只能在表面暂时掩饰谋反的罪行，何况孤儿寡妇并没有个人的缺失，不足以使一个臣民有借口起兵反对他的君主。缺乏事先的准备，更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反而可以使篡夺者确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不得已而非主动选择。君士坦丁堡拥护年轻的皇帝约翰五世，保加利亚国王被请求出兵前去解救哈德良堡，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主要城市经过一番犹豫和考量以后，宣布不再听命于内卫统领。部队和行省的领导者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情愿接受妇人和教士较为仁慈的统治。
坎塔库泽努斯的军队分为16个师，配置在梅拉斯河的两岸，用来劝告或威胁首都。然而部队在背信弃义及畏惧之心的驱使下四散而逃，军官普遍接受贿赂，特别是拉丁的佣兵部队，他们愿意向拜占庭宫廷输诚。等到他丧失部队的向心力和效命之后，身为叛徒的皇帝(他一直在这两种身份之间随着命运而起伏浮沉)带着有所抉择的残部，夺路前往帖撒洛尼卡，然而他的事业在这个重要的地点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敌人、大公爵阿波考库斯带领海上和陆地的优势兵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被赶离海岸，用急行军的方式逃向塞尔维亚的山区。坎塔库泽努斯将部队集结起来，详细调查有哪些人愿意跟随他接受已经大难临头的厄运。那些怯懦自私的多数派屈服于现实或是退缩避走，忠心耿耿的队伍减少到2000名“志愿军”，至少也有500人。塞尔维亚的藩王也被称为“克拉尔”，给予慷慨而友善的接待，但是联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破裂，他被视为一名乞儿、一名人质、一名俘虏。在这种极其悲惨的依从生涯中，他在蛮族的门口等待即将到来的命运，一位罗马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任人支配。最有诱惑力的出价也无法说服克拉尔违反诚信的原则，但是他很快倾向于实力较强的一边，他的朋友丝毫无损地被打发离开，重新去面对充满希望和危险的枯荣盛衰。
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1341—1347 A.D.)，争执的火焰不断燃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局，带来更为狂暴的愤怒。贵族和平民的党派倾轧，坎塔库泽努斯和帕拉罗古斯两个家族的拼斗，使得东部帝国所有的城市陷入混乱和迷惑之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受到双方乞求协助，被当作达成个人野心的工具，使整个国家遭到破坏和毁灭。摄政对于这种灾难感到极为悲痛，然而他是受害人也是始作俑者。坎塔库泽努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外和国内战争的特质有极其精辟的描述。他说道：“国外战争有如温暖的夏日，总是可以忍受，有时会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国内战争有如热病的高烧，消耗精力，不予治疗就会丧命。”
将野蛮民族引进文明国家的冲突和斗争之中，这种极其不当的措施充满羞辱和灾祸，虽然靠着强制的力量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但就人道和理性的最佳原则而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抗争的双方都指控对手犯下里通外敌的罪行，通常是得不到助力的一方，带着嫉妒的神色大声咒骂，事实上对于成功的先例很高兴地加以效法。亚洲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比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牧人更为野蛮，但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成为罗马和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获得埃米尔的友谊，两个党派的竞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行为非常卑鄙而且舍得投下本钱。坎塔库泽努斯靠着高明的技巧，获得他们的青睐，然而援军和胜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成为俘虏，同意奥斯曼借道进入欧洲，这是引起罗马帝国灭亡最为致命的一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孽深重的阿波考库斯死亡，这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局势的发展对坎塔库泽努斯有利。有一大群贵族和平民使阿波考库斯感到畏惧和痛恨，他就下令首都和行省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君士坦丁堡有一处古老的宫殿，被指定作为监禁他们的地方，进行改建工程，提升围墙的高度，使房间变得狭小，这种费尽心机的改造，目的是让被关的人无法逃走，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为了使得工程持续顺利进行，这位暴虐的大臣每天都去巡视，带来的卫士配置在宫殿的门口，他站在内庭查问建筑的进度，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疑惑。两名帕拉罗古斯家族的囚犯知道陷入绝望之境，非常勇敢地拿起木棍当武器，对他进行攻击，直到他成为地上的一具尸首。报复和自由的谣言到处传播，数目众多的犯人砸开足镣，加强这座监狱的防卫力量，在宫墙的雉堞上面挂出阿波考库斯的头颅，好获得人民的赞同和皇后的善意。得知态度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大臣丧生的信息，萨伏衣的安妮甚感欣慰。但是她的决定或行动过于迟缓，民众特别是水手受到大公爵的孀妇大力鼓动，发起叛变、实施攻击和展开屠杀。囚犯(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被害者或是行为不检的人员)逃到邻近的教堂，都被杀死在祭坛的前面。看来这个恶魔在死后比在生前引起更多的流血和残杀事件。然而阿波考库斯的才干对年轻皇帝的继位确有裨益，他那些幸存的同僚彼此之间产生猜忌之心，放弃对战争的指导，拒绝接受最有利的调解条件。
皇后现在了解了状况，经常发出抱怨，提到之所以和坎塔库泽努斯发生争执，完全是因为她受到坎塔库泽努斯仇敌的欺骗。教长利用在教堂宣讲的机会反对宽恕他受到的冤屈，要她用誓言来保证刻骨铭心的仇恨，否则会被施以革出教门的惩处。安妮很快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如何表达恨意。她就像异乡人那样带着漠不关心的神色，看待帝国连绵不断的灾祸。现在又有一位敌对的女皇出来竞争，更加激起她的嫉妒之心。这种永不认输的脾气首先出现的征兆，是她威胁教长要召开宗教大会并罢黜他的职位。教会和宫廷的无能和内斗原本可以使坎塔库泽努斯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这两个党派都已虚弱不堪，使内战得以延续下去。坎塔库泽努斯过于自制的性格很难免于怯懦和怠惰的指责。他不断收复行省和城市，被监护人的领土最后全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所围绕，这一隅之地却抵得上帝国其余部分。他要想完成最重要的征服行动，必须得到舆论的拥护和私下的联系。法齐欧拉提是意大利人，要接替大公爵的职位，船只、卫队和金门的防务全部接受他的指挥。然而他没有恋栈的野心，很容易就被收买，成为谋逆的工具而完成政变，没有任何危险，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虽然缺乏抵抗的能力和解救的希望，个性刚强的安妮仍然在皇宫守备，带着笑容观看首都陷入大火，即使如此也不愿完整地留给敌人。
但最后她还是屈服于朋友和仇敌的祈求，遵奉征服者的指示签订和平协定。坎塔库泽努斯抱着一片赤诚之心，愿意归附恩主的儿子。他的女儿和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婚事终于完成，被监护人的继承权获得承认，但是要把政事以10年为期单独授予监护人负责治理。两位皇帝和三位皇后同时登上拜占庭的宝座，宣布大赦，使那些罪行重大的臣民不仅可以免于焦虑，也能确保自己的财产。加冕和婚礼的庆典从表面上看来和谐而且盛大，受到众人的称赞，两者其实同样虚幻而难以持久。在最近这段困苦的岁月中，政府的财富甚至皇宫的摆设，都被廉价出售或是任意侵占。皇家的宴会使用白镴或陶土的器皿，在那个贫穷而又重视虚荣的时代，缺乏黄金和珠宝就用不值钱的玻璃和皮革手工品来取代。
我很快结束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的个人历史，他已经赢得胜利和进行统治，但是对于发生的后果，无论他自己这边还是反对他的党派，都弥漫着不满的疑云。他的党徒把大赦称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行动。那些至亲好友为了他的事业，家产全都丧失或被侵占，现在饥寒交迫在街头闲逛，嘴里诅咒领导者的自私，竟然会慷他人之慨，刚刚登上帝国的宝座，丝毫不加珍惜就放弃了个人的继承权。皇后的追随者为能保住生命和财产而感到脸红，认为这是篡夺者暂时赐予的恩惠。他们对于女皇的儿子的继承权和安全，都非常谨慎地表现出关怀和重视，来掩饰对报复的渴望。坎塔库泽努斯的朋友提出请愿书，正好让他们提高警觉，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解除对帕拉罗古斯家族效忠誓词的责任，受到信任前去守备一些受到外敌威胁的市镇，这个做法受到热烈支持，但被他用“我有极其卓越和难以置信的德行”加以拒绝(这是那位身为皇帝的历史学家的说法)。阴谋和反叛的声音扰乱了他安宁的生活，他一直害怕合法的君王被国外或国内的敌人偷走，敌人就会用他的名字和所受的委屈高举起义的旗帜。
当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儿子快要成年时，他开始一心一意地为自己打算，为了效法父亲的恶行，正在蓬勃成长的野心不仅没被抑制，反而受到激励。如果我们相信坎塔库泽努斯的表白，那么他曾费尽力气用诚挚的态度，纠正年轻君王那种下流和好色的肉欲，使得他心灵的纯洁上升到与崇高地位相匹配的水平。在塞尔维亚的远征行动中，两位皇帝在部队和行省的面前表现出和衷共济的模样，年长的共治者让这位年轻的同僚了解到战争和政治的奥秘。等到签订和平条约以后，帕拉罗古斯留在帖撒洛尼卡，这里有皇家的行宫，也是一个边疆要地，因为他不在朝中可以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和平，并且使得年轻人可以离开奢华首都的诱惑。然而相隔一段遥远的距离会减弱坎塔库泽努斯对都城的掌控，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为一群工于心计而不用头脑的同伴所包围，他们向他灌输要痛恨这位监护人，为自己受到放逐而悲伤，而且要伸张所拥有的权利。他私下与塞尔维亚的藩王克拉尔签署协定以后，立刻发起公开的叛乱活动。坎塔库泽努斯就像当年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那样，要拼老命去保卫他的特权，他在年轻时也向如他这样的对象发动过猛烈的攻击。在他的请求之下，身为年轻皇帝母亲的太后乘船启程前往帖撒洛尼卡，负起调解的使命，毫无成效只能返回。除非是萨伏伊的安妮接受了逆境中的教训，否则我们会怀疑她进行斡旋的诚意。摄政在这个时候还是紧抓权杖不放，她受到唆使公开宣称，坎塔库泽努斯合法治理国家的10年期程很快就要结束。
经历虚荣世界的苦难考验之后，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渴望在修道院过宁静的生活，仅有的野心是获得天国的冠冕。要是这种情操是真有其事，那么他的自愿退位就会恢复帝国的和平，正义的行为也会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帕拉罗古斯未来能独自进行统治，那么不管他犯下多大的恶行，总不会比因内战而让蛮族和异教徒再度受邀来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更为严重。土耳其人的武力已经在欧洲打下稳固和永恒的基础，由于他们的涉入，使坎塔库泽努斯在第3次冲突中占了上风，年轻的皇帝同时在陆上和海洋受到驱赶，被迫来到特内多斯岛，获得拉丁人的庇护。这种无礼和顽固的行为激怒了胜利者，争执已到无法和解的地步。坎塔库泽努斯将紫袍授予他的儿子马修，实施联合统治，为自己的家族建立继承大宝的权利。但是君士坦丁堡仍旧依附她那古老皇室的血胤，约翰五世所遭受的委屈加速了合法嗣子应享特权的恢复。
有一位出身高贵的热那亚人拥护帕拉罗古斯的复国大业，获得承诺将皇帝的姐妹许配给他，于是率领2艘战船和2500名协防军完成革命的任务。他们借口遭到海难，获得允许开进较小的港口，一个城门已经打开，拉丁人大声呼叫：“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皇帝胜利万岁!”一大群揭竿而起的人随声附和。还是有许多忠诚的党徒追随坎塔库泽努斯的阵营，但是他在历史著作中很慎重其事地提到，他仁慈的天性不愿从事征战的行动，即使保证成功也要加以拒绝(难道他以为别人会相信？)。他带着开放的心灵服膺宗教和哲学的呼吁，愿意退位下台，带着愉悦的心情在寺院过修行的生活。等到他不再是君主以后，他的继承人没有道理不让他成为圣徒。把余生奉献给宗教的信仰和学问的追求，在君士坦丁堡和阿索斯山的修行小室中，僧人佐萨夫受到尊敬，被视为皇帝尘世和属灵的父亲。如果他从退隐之地出来，那也是为了担任和平使者的任务，说服兴兵作乱的儿子不要再负隅顽抗，恳求皇帝原谅他的行为。
虽然人在修道院里面，坎塔库泽努斯的内心仍旧在从事神学的战争。他用锐利的笔讨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无论在哪种状况下，都用同样的热诚去为塔波山的“神圣之光”展开辩护，这个值得纪念的争议，使希腊人的宗教愚行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的托钵僧和东部教会的僧侣同样相信，把心灵和肉体的天赋能力全部抽取出来，更纯粹的幽魂会上升到上帝的喜悦和幻象之中。有位方丈能够仅仅用几句话，将阿索斯山修道院的理念和实践很完整地表达清楚，这位方丈在11世纪享有盛名。苦行的导师说道：
当你单独留在修行的小室中，关上门坐在角落，保持心灵的升华，万事万物成为虚空的过眼云烟。你要把胡须和下巴搁在胸脯上面，将眼光和思想都转向腹部，就是肚脐那个部分，再去寻觅心的位置，好把灵魂安顿在那里。开始的时候，全部是一片黑暗，带来不适的感觉。不过如果你日以继夜地坚持下去，就会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愉悦。只要灵魂找到心的位置，立即会被神秘和缥缈的光所围绕。
这种光来自身心不健康的幻想，是空虚的肠胃和头脑创造出来的，受到寂静派落寞无为信徒的敬仰，认为具备上帝纯洁和完美的本质。这种愚行局限于阿索斯山，思想单纯的隐士从来没有去探索，人的肉眼怎么能分辨神的本质到底是精神还是物质。但是在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统治时，一位名叫巴拉姆的卡拉布里亚僧侣前去拜访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他不但研究哲学和神学，而且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多才多艺的技能可以按照那个时代的爱好和兴趣，维持彼此对立的信条。一位苦修者出于大意，将心灵感应的祈祷方式泄露给好奇的旅客，巴拉姆正好找到机会去嘲笑寂静派的信徒，说他们把灵魂放在肚脐眼里面。他同时还指控阿索斯山的僧侣是异端和渎圣者。他的攻击迫使更为博学的人士否认或掩饰同教兄弟单纯的虔诚行为，帕拉马斯对于神的本质和运作推崇一种学究式的辨别方式。神那难以理解的本质居于自存和永恒的光里，这种有福的视觉为圣徒所具有，而出现在塔波山的门徒身上，时间是在基督变容节。然而这种辨别方式难逃多神教崇拜的谴责，于是巴拉姆坚决摒弃塔波山的光具有永恒的性质，仍旧指控帕拉马斯派信徒坚信两种永恒的本质，即可见和不可见的上帝。
阿索斯山的僧侣在狂怒之下威胁要取他的性命，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就到君士坦丁堡避难。他那圆滑和世故的言行举止赢得皇家内卫统领和皇帝的好感，宫廷和城市涉入神学的争论之中，使内战的紧张情势如火上加油。但是巴拉姆的教义因他的逃走和背教而遭到污辱，巴拉马斯派因获得胜利而扬扬得意，他们的对头阿普里的约翰教长，在敌对派系借题发挥之下被罢黜下台。坎塔库泽努斯以皇帝和神学家的身份主持希腊教会的宗教会议，竟把塔波山自存的光当成一个信条。人类的理性已经受到了这么多的侮辱，增加这一件荒谬的蠢事倒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可惜的是弄脏了很多卷纸张或羊皮纸。毫无悔意的信徒拒绝在正统信仰的信条上签字，被剥夺举行基督徒葬礼的荣誉。然而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些问题全部被人遗忘，我也不知道灭绝巴拉姆异端到底是靠着斧头还是柴束。
本章结束之前，我要提到热那亚人的战事，这不仅动摇了坎塔库泽努斯的宝座，还暴露了希腊帝国的虚弱不堪。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热那亚人被安置在郊区的佩拉和加拉太，接受皇帝的奖赏，也就是非常体面的领地(1261—1347 A.D.)。他们得到恩典可以拥有自己的法律和官员，但也要善尽诸侯和臣民的职责和本分。一个有力的用语“忠诚的拥护者”来源于拉丁人的法律体制，他们的首领被称为波德斯塔，在接受这个职务之前，要用忠诚的欢呼和效命的誓言向皇帝致敬。热那亚人签订条约保证与希腊人建立坚实的同盟关系，在防卫作战的状况下，共和国向帝国做出承诺，要供应装满50艘空船的补给品，另外还有50艘战船的援军，全部完成武器和人员的整备。
米凯尔八世帕拉罗古斯重建了一支水师，他的目标是不再依赖外国的援助，行动积极的政府将加拉太的热那亚人限制在边界之内，但是热那亚的财富和自由表现出无礼行为，激得他们要努力超越。一名热那亚海员大放厥词说他们很快要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要把那些冒犯民族感情的希腊人全部杀掉。一艘武装的船只在拒绝向皇宫致敬以后，在黑海犯下海上抢劫的罪行，他们的同胞提出威胁要支持这些不当的行动。然而加拉太长久以来就通行无阻的村庄，被皇家的部队包围得水泄不通，直到部队发起攻击，屈服的热那亚人才苦苦哀求他们的统治者大发慈悲。这种无险可守的状况可以确保他们的听命服从，也使他们暴露在威尼斯人这个敌手的攻击之下。威尼斯人在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统治时，竟敢侵犯君士坦丁堡宝座的尊严。热那亚人等他们的舰队来到，带着家庭和财产一起退进城内。空无人迹的居住区全部化为灰烬，软弱的君王看到郊区被毁，只能派出使节而不是部队去表示他的愤怒。
不过，这种灾难倒是对热那亚人有利，他们获得危险的特许，并在不知不觉间滥用赐予他们的权利，可以围绕加拉太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挖掘很宽的壕沟引海水灌入，竖起高耸的塔楼，在防壁上装置各式投射器具。他们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土地已经无法满足正在成长的殖民地所需。他们几乎每天都将新土地纳入产业，邻近山丘布满他们的庄园和堡垒，全部连接在一起，可以受到新建工事的保护。黑海的航运和贸易是希腊皇帝的世袭产业，他控制着狭窄的入口，也就是这个内陆海洋的大门。米凯尔八世帕拉罗古斯在位时，埃及的苏丹也承认他的特权，经过恳求获得同意以后，每年可以自由派遣船只去购买切尔克斯和小鞑靼地区的奴隶。这种自由对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幸，因为这些买来的年轻人接受教育和训练，成为难以对付的马穆鲁克。
热那亚人从佩拉这个殖民区占据有利的位置，在黑海从事获利甚丰的行业，他们的航运供应希腊人各种鱼货和谷物，这两种食物对于一个迷信的民族几乎同样重要。乌克兰的收成是自然界的大宗赏赐，完全出于粗放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在顿河和塔内斯河河口能捕获巨大的鲟鱼，它们在成长阶段都要到梅奥蒂斯海的淤泥和浅水中觅食，因而腌鱼和鱼子酱的输出不仅数量极大，而且每年都可以得到补充。阿姆河、里海、伏尔加河和顿河这些水系，可以连接起来成为罕见而又艰辛的旅程，专供运送印度的宝石和香料之用。花剌子模的商队在3个月的行程以后，到达克里米亚的港口，使他们将货物交给意大利的船只。热那亚人的勤奋和实力垄断不同的贸易行业，他们的对手威尼斯和比萨都被他们用武力赶走，兴建的堡垒和城市使当地的土著都感到敬畏，这些建筑都是由地位卑下的代理店和工厂做基础扩建而成。他们最主要的基地卡法曾经受到鞑靼地区强大部落围攻，对热那亚人的发展没有产生任何阻碍的作用。希腊人缺少一支实力强大的水师，难免要受傲慢商人的压榨，他们完全依据利益做出决定，是要喂饱君士坦丁堡还是让它挨饿。他们不断在黑海发展，篡夺博斯普鲁斯的进口税、渔业甚至通行费，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岁入是20万枚金币，剩余3万金币很勉强地让皇帝分享。佩拉或加拉太的殖民区无论平时还是战时，行动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就和在遥远居住区发生的状况一样，热那亚的官员常常忘记他是主子的仆人。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虚弱，加上他的统治为内战所苦以及他的孙儿尚未成年，使得热那亚人的篡夺行为受到鼓励。坎塔库泽努斯的才干不足以完成复兴的重任，只能用来毁灭这个帝国，等到他在国内获得胜利之后，在一场带来羞辱的审判中受到大众的非难：到底是希腊人还是热那亚人统治君士坦丁堡？佩拉的商人提出建议，要在相邻的土地以及几处制高点兴建新的工事，被他拒绝后感觉受到冒犯而怀恨在心，等到皇帝离开朝廷，因病滞留在德摩提卡，热那亚人大胆挑战软弱无能的统治。一艘拜占庭的船只在海港的入口处捕鱼，被一群无法无天的外乡人将船弄沉，渔夫全被杀光。热那亚人不仅没有请求当局宽恕他们暴虐的行为，反而向当局提出赔偿的条件，同时用傲慢的口气要求希腊人为了安全起见不能在附近进行航行的练习。热那亚人同时用正规部队，迎战民众基于义愤的第一次出击(1348 A.D.)。他们立即占领那些会引起争议的土地，马上无分男女老幼地动员全体民众，用难以置信的速度筑起城墙、挖好壕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攻击并且烧毁了两艘拜占庭战船，另外的3艘从他们的手里逃脱，这就是皇家水师剩余的船只。城外或沿着海岸的聚居地被抢劫或是摧毁，然而摄政和艾琳女皇只关心城市的安全。
坎塔库泽努斯返回首都，去除公众的恐慌心理。皇帝倾向于和平协商，但是他屈服于敌人的固执。热那亚人拒绝任何合理的条款，对于臣民的炽热情绪，他们威胁的言辞带有《圣经》的风格，要把希腊人像陶土的器皿一样打得粉碎。然而热那亚人还是抱着勉强的态度付出税款，那是为了建造船只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还有就是战争的费用。这两个民族都像是主人，一个在陆地，另一个在海洋，君士坦丁堡和佩拉在相互包围的灾祸之中坚持到底。殖民区的商人原本相信只需数天工夫就会结束战争，现在已经开始抱怨他们的损失，热那亚的党派倾轧使本土的援军迟迟不能成行。最谨慎的人抓住机会用罗得岛的船只，将家人和财产从发生敌对行动的现场运走。
到了次年春天(1349 A.D.)，拜占庭的舰队共有7艘战船和很多条小船，离开港口排成一个单列，沿着佩拉的海岸航行，操作非常生疏，将侧面暴露在敌人分遣舰队的冲撞之下。水手全部由农夫和工人组成，对航行的无知也无法像蛮族那样用天生的勇气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风刮得非常猛烈，海浪极为汹涌，希腊人刚刚发觉远处行动缓慢的敌军，马上转向，冲进大海，立即面临无法避免的危险。部队出发要去攻击在佩拉的阵线，在同一时候遭到惊慌的打击而解体。热那亚人赢得双重胜利，感到惊讶无比又觉得受之有愧。凯旋的船只装饰着花朵，拖曳着掳获的战船，就在皇宫的前面来回行驶。皇帝唯一的美德就是忍耐，怀抱复仇的希望是仅有的安慰。然而双方都已痛苦不堪，经过调停后签订了一个临时协定，帝国的羞辱用尊严和权势形成微薄的帘幕加以掩盖。殖民区的首领接受召唤，对于引起争论的产权，坎塔库泽努斯装出藐视的神色认为无关紧要，在提出温和的指责以后，很慷慨地核准他们所要的土地，经过事先的安排，表面看来这些地区都受到他派出的官员的监控。
然而皇帝很快施展教唆的手段，违反和平条约，他和威尼斯人的军队联合起来，威尼斯人一直把热那亚和它的殖民区视为世仇大敌。就在他权衡和平与战争的利弊得失时，节制的性格为佩拉居民恶意的侮辱所激怒，他们竟在防壁上面将一块大石头投射到君士坦丁堡城内。在他义正辞严的控诉之后，热那亚人用不以为意的态度将之归咎于工程人员的疏忽，但次日重复这种羞辱的举动，为第2次的试验成功而兴高采烈，认为皇家城市在他们的炮火射程之内。坎塔库泽努斯立即与威尼斯人签订同盟协定，但是这些财力雄厚和实力强大的共和国在相互对抗时，发觉罗马帝国的帮助所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塔内斯河口，他们的舰队遭遇，双方互有胜负，一场值得纪念的会战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面的狭窄海域开打。要想从希腊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的记录中获得一致的结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对于这几个民族能够将过失归于自己而荣誉归于敌人的史实，尽量加以采用。
威尼斯人和盟友加泰兰人的兵力比较强大，他们的舰队在增加了拜占庭可怜巴巴的7艘战船以后，总数是75艘；热那亚人不超过64艘，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船只占有吨位和强度的优势。两军的海上部队指挥官比萨尼和多利亚就个人与家族而言，在他们国家的编年史上都已建立显赫的威名，不过前者的勋业无论是声誉还是能力都远逊于敌手。他们在暴风雨的天候下交锋，混乱的战斗从拂晓延续到暗夜。热那亚人的骁勇受到敌手的表扬；威尼斯人的盟友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是各方都赞许加泰兰人的身手和胆识，即使受伤多处还是坚持冲锋陷阵，决不退缩。两支舰队的分离，可能使整个事件让人感到可疑，13艘热那亚战船的沉没和被俘，换来的是联军双倍的损失：威尼斯人损失了14艘，加泰兰人损失了10艘，希腊人损失了2艘。征服者在悲伤之余，表示这是货真价实的决定性胜利(公元1352年2月13日)。
比萨尼承认战败，退回防备严密的海港，再以元老院的命令为借口，带着残破和疾驶的分遣舰队航向甘地亚岛，把海洋的统治权放弃给他的敌手。彼特拉克在写给元首和元老院的公开信里，颂扬两个海上强权是意大利最耀目的明星，施展如簧之舌要为他们的交恶充当和事佬。演说家赞誉热那亚人的英勇和胜利，从事海战他们稳居第一把交椅。他为威尼斯同胞的不幸流下眼泪，同时他向舰队提出劝告，要用烈火和刀剑向不忠不义和卑鄙无耻的希腊人讨回公道，将东方最大都会所感染的异端邪说洗涤得干干净净。
希腊人遭到朋友遗弃以后没有抵抗的能力，会战以后3个月，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恳求并签署和平条约(公元1352年5月6日)，永远与威尼斯人和加泰兰人断绝关系，同意热那亚人获得贸易的专卖和垄断，几乎还要加上统治的权力。如果不是共和国的自由权利和海上霸业遭遇毁灭性打击，使得扩展疆域的野心受到抑制，罗马帝国(我对译成这个名词感到可笑)可能很快就会沦为热那亚的一个行省。斗争长达130年，最后的结局是威尼斯人胜利，热那亚人的党派倾轧逼得他们要寻找外国领主的保护，像是米兰公爵或法兰西国王，来恢复国内的和平。然而在征服失利以后，通商的锐气仍旧幸存，佩拉的殖民区还是让首都感到敬畏，继续在黑海航行赚取利益，直到随着君士坦丁堡的覆灭被土耳其人奴役。
上面一章谈到城市和郊区琐碎的口角、没落希腊人的怯懦与争执，我现在要提高层次，叙述胜利的土耳其人的家用奴隶因军事的训练、宗教的狂热和民族的精神而能飞黄腾达，擢升到显要的高位。奥斯曼王朝崛起和发展，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在现代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蒙古人和鞑靼人的雷霆之势的基础上的，快速的征服像原始时代的造山运动，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地表面貌。凡是与罗马帝国的没落发生关系的民族，无论是否带来立即或遥远的影响，我都会进行探索和介绍，所以我不会忽视这些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件，冷静的心灵会对这段血腥的历史产生兴趣。
广阔的高原位于中国、西伯利亚和里海之间，从这里一再涌现迁徙和战争的浪潮。匈奴人和突厥人的故土在12世纪时，被很多游牧部落占据，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和类似的习俗，在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联合和指挥之下进行征战行动。这个蛮族(他在家族中的称呼是铁木真)在迈向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一直踩着敌手的脖颈。他的出身很高贵，但这完全是取自战争胜利的骄傲，根据君王或人民的追溯，他第7代的祖先是纯洁无瑕的处女怀孕所生。铁木真的父亲曾经统率13个旗，组成的家庭约有3万或4万户，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拒绝付什一税，不愿听命于年幼的孤儿。铁木真13岁时就与反叛的臣民作战，亚洲未来的征服者失败，只有逃走或是降服于他人。但是他的发展超越命运的安排，40岁时建立起卓越的名声，已将邻近的部落揽括在他的统治之下。处在社会初期的状况下，政策的拟定非常简陋，然而勇敢的行为极为普遍，一个人的优越地位建立在权势和果决的基础上，统治者要能惩罚敌人和酬庸朋友。
他最早的军事联盟通过简单的仪式来建立：杀一匹马作为牺牲，并且用湍急的溪流来测试胆识。铁木真发誓要与他的追随者同甘苦、共生死。当他把自己的马匹和服饰分给大家时，获得的感激和未来的希望使他更为富有。等他赢得第一次的胜利后，就在火堆上面架起70个大瓮，将70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投进沸腾的滚汤之中。生性傲慢的敌人自取灭亡，行事谨慎的部落全都降服，使得受到影响的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克烈汗的头颅骨被镶上银边当作酒杯，最勇敢的酋长看到以后都会胆战心惊。这位可汗的另一个名字叫作长老约翰，曾经与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王建立联系。铁木真雄心壮志，不惜运用迷信的伎俩：一位赤身裸体的先知能骑着白马升到天堂，从他那里得到成吉思汗的头衔，意为“伟大的君王”，并且获得神圣的权利去征服和统治世界。他参加部落大会所坐的毛毡，后来一直作为遗物受到尊敬，他接受欢呼成为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大可汗。这些家族的称呼有所不同，他们经常是彼此竞争的对手，提到蒙古人则代表着皇室的出身。鞑靼人这个称呼出于意外或错误，延伸范围将北部地区广阔的荒野包括在内。
成吉思汗制定法规以教导他的臣民，对内保持国家的和平，对外采取敌对的行动。凡是犯有通奸、杀人、伪证和盗窃牛马这些重罪的人要处死，慓悍的人民彼此的交往态度温和而且行为公正，未来的大可汗推选制度将君王授予成吉思汗的家族，使他们成为整个部落的首领。狩猎的规则在鞑靼人营地最为重要，出猎不仅带来乐趣，而且获得丰收。胜利的民族为了保持神圣的地位，把所有的工作交给奴隶和外人。除了成为职业军人，其他的行业都是低贱的奴役。提到部队的编组和训练，每个人的武器是弓箭、弯刀和狼牙棒，区分为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这些职位按照制度由资深人员出任。每位军官和士兵都要为战友的安全和荣誉负责，违反者可以被判处死刑。征战的精神与以下的法则息息相关：除非敌军遭到击败或提出恳求，否则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
成吉思汗对宗教抱持的态度使我们感到惊讶和赞许。欧洲的天主教宗教法庭裁判官用残酷的手段来防卫毫无意义的东西，对于蛮族的行为一定百思不解。他们竟能预知哲学的思维程序，依据纯粹的一神论和完美的宗教自由建立法律体系。在信仰方面，主要和唯一的教条是只有一位神存在，创造万物，德行充沛于天地之间，连成吉思汗都出自他的大能。蒙古人和鞑靼人习惯于崇拜各个特定部落的偶像，很多人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影响，转而信奉摩西、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的宗教。各种宗教体系都享有自由与和谐，在同一个营地里接受教义的倡导和礼拜的仪式，不论是佛教的和尚、伊斯兰教的阿訇、犹太教的法师、聂斯托利派的僧侣还是拉丁的教士，都能够获得服役和贡金的豁免。傲慢的战胜者在布哈拉的清真寺里，可能骑在马上践踏《古兰经》；但是对于那些最具敌意教派的先知和教皇，温和的立法者对他们都很尊敬。成吉思汗没有读和写的能力，不可能从书卷上获得这些道理。除了伊果人的部落，绝大部分的蒙古人和鞑靼人，都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大字不识。他们的功勋靠着记忆保存在传说之中，成吉思汗逝世68年之后，这些口述的传说经过搜集和编写，形成简洁的编年史，由中国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拉丁人提供资料补充，每个民族都提到本身的灾难和败北，令人信服。
成吉思汗和他的部将运用武力逐次平服沙漠的各旗，把帐篷安置在中国的长城和伏尔加河之间这片广大的荒原上。蒙古皇帝成为游牧世界的君王，数百万牧人和士兵的领主。他们感受到联合后的实力，急着冲向南方气候温暖和物产富裕的地区(1210—1214 A.D.)。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大金皇帝的属臣，就是铁木真也为表示尊荣的奴仆称呼感到羞辱。大金的宫廷为过去诸侯派来的使臣而感到大吃一惊，他的口气像是代表权势极大的国王，坚持要求向伟大的成吉思汗支付贡金和服从命令，所作所为像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时使臣对待“天子”的态度极为藐视。宫廷用傲慢的答复掩饰暗中的焦虑之情，他们的畏惧很快为无数骑兵部队的进军所证实，军队从各方面突穿长城守备薄弱的防壁。90座城市被蒙古人攻破或是饱受饥馑之苦，只有10座城市逃过毁灭的命运。成吉思汗熟知中国人的孝顺，用俘虏来的敌方父母来掩护他的前卫，这种可耻的做法滥用敌人在道德方面的弱点，但有时还是无法发挥作用。他的入侵获得10万契丹人的支持，这些叛军原来在护卫边疆，然而他愿意接受和平协定：一位大金的公主、3000匹马、500名奴仆及500名处女，以及黄金和丝绸的贡品，用这些作为他撤军的代价。在第二次的远征中，他逼得大金皇帝退过黄河到更南边的行宫。围攻北京旷日持久而且极为困苦，饥馑使居民的人数只剩下十分之一，很多人易子而食。当他们的武器用罄，就拿金块和银锭用机具来发射，但是蒙古人挖一条坑道进入首都的中心，皇宫的大火燃烧了30天之久。鞑靼战争和国内党派的倾轧使得大金的城池成为废墟，北方的5个省被并入成吉思汗的帝国。
成吉思汗在西方接触到花剌子模苏丹的疆域。使用穆罕默德之名的君主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印度和突厥斯坦的边境地区，带着雄心万丈的抱负想要仿效亚历山大大帝，竟然忘记他们的祖先受到塞尔柱家族的奴役和后来的背叛。成吉思汗的意愿是与最有权势的穆斯林君主建立友谊和通商的关系，巴格达的哈里发用暗中唆使的手段引诱他出兵，这样一来等于将宗教和国家的安全拱手让人。这时发生了一桩残酷的意外事件，激怒了鞑靼人，让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入侵亚洲南部。一个商队有3名使臣和150名商人，由于穆罕默德苏丹的指使而在奥特拉遭到逮捕和谋杀。成吉思汗要求公平处理此案，遭到拒绝以后，还是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等到他在高山经过3个夜晚的祈祷和斋戒，蒙古皇帝决定诉诸神明和他的刀剑讨回公道。
一位见多识广的作者提到，要是就参加的兵力和伤亡的人数来说，欧洲的会战在亚洲人看来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前哨战斗。据说在成吉思汗和他4个儿子的旗帜下，进军的队伍是70万蒙古人和鞑靼人(1218—1224 A.D.)。广阔的平原一直延展到锡霍河和药东水的北部，他们在这里遭遇到苏丹的40万士兵，第一场会战打到暗夜才停手，有16万花剌子模人被杀。穆罕默德为敌军的实力强大和作战英勇而震惊不已，处于危险的态势，只有赶紧撤军，将部队配置在边区的城镇。虽然蒙古人在野战中战无不胜，但苏丹预判他们无力进行旷日持久而且困难重重的围攻，因此要靠着防御作战将他们击退。不过生性谨慎的成吉思汗有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工程部队，精通各种机械和器具的运用，或许已经明了火药的秘密和作用，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的要求，比起防守本国的领土安全，攻击外国的城镇更加英勇，获得攻无不克的盛名。波斯的历史学家提到蒙古人对奥特拉、科基德、布哈拉、撒马尔罕、花剌子模、赫拉特、梅罗伊、尼萨波尔、巴尔奇和坎达哈的围攻和夺取，以及河间地区、花剌子模和呼罗珊这些物产富饶和人口繁多的地区被蒙古人征服的经过。长久以来阿提拉和匈奴人带来毁灭的敌对行为，可以用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例子来说明。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加以叙述，从里海到印度河数百英里广袤的地区遭到摧毁，过去装点着人类勤奋和努力的成果，经过4年的蹂躏，在尔后5个世纪都无法恢复。蒙古皇帝鼓励或纵容部队采取狂暴的手段，只要热衷于抢劫和残杀就不会产生据有的希望，战争的行动是用正义和报复当成借口，激发天生的残暴习性。
穆罕默德苏丹的身败名裂完全是自食其果，却为国家带来极大的灾祸，后来默默无闻地死在里海的一座小岛。要是有一位英雄人物能够拯救花剌子模帝国，那就非苏丹的儿子扎兰丁莫属。他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一再使蒙古人势如破竹的胜利受到扼阻。后来他且战且退到达印度河，受到兵力优势的敌军压迫，扎兰丁在面临绝望的最后关头，策马冲进波涛之中，游过亚洲河面宽阔和水势湍急的巨川，连成吉思汗本人都深表钦佩。蒙古的征服者在他的营地听到疲惫不堪而又发了横财的部队发出不满的声音，想要返回本国享受胜利的成果，他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屈从他们的要求。部队的行动受到亚洲战利品的拖累，只有放慢后撤的速度，为了缓和敌对的情绪，对于战败者的悲惨状况表示怜悯之意，同时宣称他的意图是要重建被他的军队所摧毁的城市。等到他渡过阿姆河与锡尔河，就与手下两位部将会师，他们接到指派率领3万人马去征服波斯的西部行省。蒙古大军一路击败阻挡他们前进的国家，深入敌境直达德本的城门，渡过伏尔加河并且横越大漠，这次远征等于绕着里海走了一圈，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成吉思汗在镇压反叛和独立的鞑靼王国以后才发出返国的信号，他在安养天年和享尽尊荣后崩殂(1227 A.D.)，临终前交代儿孙要完成征服中华帝国的伟业。
成吉思汗的后宫有妻子和侍妾共500名，无数的子孙中间有4个儿子凭着身份和功勋获得声誉，无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都担任父皇授予的重要职务。术赤总管负责狩猎，察合台是法官，窝阔台是大臣，拖雷是将领。他们的名字和行动经常在征战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个人和公众的利益能够精诚团结，合作无间。窝阔台经过部族大会的推举，公开宣布成为大汗或蒙古和鞑靼的皇帝，3个兄弟和他们的家庭对从属于王权的地位感到满足。他的儿子贵由继位，过世以后帝国传给他的堂兄弟蒙哥和忽必烈，这两位皇帝都是拖雷的儿子，成吉思汗的孙子。在成吉思汗之后四位继承者统治的68年期间(1227—1295 A.D.)，蒙古人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和大部分欧洲地区。我并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也没有叙述详情，仅就他们在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征战过程，做一个简略的描绘。
中国在成吉思汗入侵之前已经为两个帝国或王朝所分治，那就是南方的宋以及北方的辽和后来的金，虽然民族根源相异，利益上也有冲突，但由于法律、语言和生活习俗的统一，双方对立的情势逐渐缓和下来。北方的金国开始先为成吉思汗所瓜分，在他死后7年终于完成征服(1234 A.D.)。金国的皇帝在失去北京以后，就将行宫迁到开封，这座城市的周长有很多里格，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共有140万户的人口和难民。他逃离开封时只有7位骑卫相随，把最后的抵抗设在第三座都城。等到绝望之际，君王为了保持清白情愿赴死，诅咒他的命运，登上一个庞大的柴堆，拔剑自刎的同时由随从举火引燃柴堆，金朝随之灭亡。
宋朝原来是拥有本土整个帝国的古老统治者，北部篡位者灭亡之后又幸存了约45年，由忽必烈的大军完成全部的征服大业。在这段时间之内，蒙古人经常为外国的战争转移方向，中国人不敢与胜利者在战场短兵相接，消极防御不断，使得无数的城市被攻破，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惨遭屠杀。在每一个地点的攻防作战中，古老的投射机具和希腊火都交替使用，火炮和竹筒装填火药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伊斯兰教徒负责指导围攻作战，这些人投效忽必烈可以获得优渥的待遇。等到渡过黄河以后，蒙古人利用大运河来输送部队和火炮，直到大军包围皇家的都城杭州，此地为丝绸之乡，是中国最丰饶富足的地区。皇帝是无法自保的年轻人，只有献出政权率众投降。他被押解流放鞑靼地方之前，向大汗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感谢他不杀之恩。然而从杭州到广州，战争(现在已经称为叛乱)仍旧在南方几个行省进行，坚持国家独立的残余部队从陆地经由海上，继续反抗行动。南宋的舰队被优势的敌军所包围和击灭，最后有一位大臣抱着年幼的皇帝跳进大海的波涛，他大叫道：“宁可轰轰烈烈死得像个君王，也不要像奴隶一样苟且偷生。”南宋灭亡(1279 A.D.)，10万名臣民效仿他的做法。
整个帝国从越南的东京到长城全部纳入忽必烈的版图。他有雄心壮志要征服日本，然而舰队两次遭遇飓风，发生海难事件，10万蒙古人葬身于毫无成效的远征行动中。周围的王国比如高丽、日本、安南、缅甸、孟加拉和吐蕃，全都畏惧他的武力，归顺的状况因贡金和听命的程度有所不同。他派遣一支舰队包括1000艘船只前去勘探印度洋，航行68天，可能到达了赤道的婆罗洲，虽然他们返航时并非没有获得战利品和光荣的战迹，但是皇帝对蛮族国王逃脱他的掌心仍感到不满。
蒙古人征服印度斯坦要留给后期的帖木儿王朝，但伊朗或波斯的攻略在旭烈兀汗的手里完成，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也是相继两位皇帝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我无法列举被他践踏在灰尘之中大批的苏丹、埃米尔和阿塔贝克，不过波斯的暗杀派或称为阿萨辛教派被他根绝，这对人类而言可能是一大功德。在里海以南的群山峻岭之中，这个可憎的教派统治的时间长达160年，所有的恶行未曾受到任何惩处。他们的君王也称为伊玛目，任命他的部将负责领导和治理利巴努斯山的殖民区，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极为出名而且所向无敌。
阿萨辛教派是狂热的《古兰经》信徒，混杂印度的轮回之说与他们先知的洞见，首要的责任是奉献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盲目听从真主代理人的指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人士，都在这个教派传教士所使用的匕首下颤抖，可以列举出无数基督徒和穆斯林最显赫的受害者，牺牲在山中老人(这是他以讹传讹所获得的称呼)的信仰、贪婪或愤恨之下。他们唯一的武器匕首为旭烈兀的长剑所斩断，这些人类之敌除了“暗杀”这个词，没有任何遗迹留下，欧洲的语言只有带着厌恶的情绪予以采用。
旁观者看到阿拔斯王朝的绝灭，对它的伟大和败亡难免会起恻隐之心。自从塞尔柱的暴君权势没落之后，哈里发恢复在巴格达和阿拉伯的伊拉克合法的统治权力，然而神学的派系倾轧使城市混乱不堪，教徒领袖迷恋后宫的700名侍妾无法自拔。蒙古人的入侵(1258 A.D.)只遭到实力微弱的军队和傲慢无比的使臣的抵抗，哈里发穆斯塔辛说道：
奉真主的敕令，为阿拔斯的子孙在此地建立君王的宝座，他们的敌人无论今生来世都会遭到毁灭的命运，旭烈兀难道敢违抗真主的旨意？如果他愿意获得和平，那么就让他马上离开这个神圣的地区，对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也许可以大发慈悲给予宽恕。
一位奸诈的首相迎合这种极其幼稚的放肆之词，他向主子提出保证，要是蛮族胆敢进入城市，靠着妇女和小孩在房屋的平顶上面抛掷石块，就可以将他们完全消灭。但是虚幻的幽灵接触到旭烈兀以后，马上像一股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之后，巴格达为蒙古人攻破，全城受到洗劫。野蛮的将领宣判哈里发穆斯塔辛死刑，这是穆罕默德在尘世最后的继承人，他那高贵的亲戚阿拔斯家族，在亚洲的统治长达500年之久。无论征服者有哪些企图，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受到阿拉伯沙漠的保护，蒙古人越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剽掠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威胁要加入法兰克人前去解救耶路撒冷。埃及如果仅有软弱的后裔负责守备，就会马上沦陷，但是马穆鲁克在幼年时代就生活在西徐亚凛冽的空气当中，他们与蒙古人打了几场硬仗，作战的英勇难分轩轾，训练和纪律要略胜一筹，把侵略的浪潮赶回幼发拉底河的东岸。不过泛滥的洪流仍发挥着无法抗拒的力量，扫过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国，前者为基督徒所据有，后者是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伊康的苏丹尽力抵抗蒙古大军，阿扎丁后来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中间寻得庇护，塞尔柱王朝最后还是被波斯的大汗所绝灭。
窝阔台覆灭中国北部的金朝以后，立即决定派遣大军侵袭最远的西方国家(1235—1245 A.D.)。150万蒙古人和鞑靼人列入服役名册，大可汗从中选出三分之一的人员，把指挥大权授予侄儿拔都，是他哥哥术赤的儿子。这时拔都正统治里海的北部，原来是他父亲所征服的地区。度过长达40天的节庆假期以后，拔都开始伟大的远征行动。无数的骑兵分遣部队不仅快速而且剽悍，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经过的地区相当于经度90度的距离，等于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亚洲和欧洲的巨川大河，像是伏尔加河、卡马河、顿河、玻里斯提尼斯河、维斯图拉河和多瑙河，他们骑在马背上游过去，或是趁着冰冻季节走过，或是用简单的皮筏渡越，营地随着向前运动，支援所需的辎重和炮兵。拔都的首次胜利，将面积辽阔的突厥斯坦和钦察平原所有剩余民族的自由权利全部连根摧毁。在他快速的进军途中，攻取现在被称为阿斯特拉罕和喀桑的两个王国，派遣部队前往高加索山脉，深入搜查位置最隐秘的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俄罗斯的国内争执使得大公爵或诸侯把国家出卖给鞑靼人，他们从立沃尼亚扩展到黑海，莫斯科和基辅这两座现代和古代的都城全部都化为灰烬。暂时的毁灭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对比之下，200年的奴役生活在俄罗斯人的性格上留下了难以洗刷的痕迹。
鞑靼人对于希望据有或是快速离去的国家，蹂躏的方式都是同样猛烈而狂暴。他们从长期征服的俄罗斯，对波兰的腹地进行凶狠而短暂的入侵，最远抵达日耳曼的边界，卢布林和克拉考这些城市都从地表上消失。蒙古人向着波罗的海海岸地区前进，在利格尼兹会战中击败西利西亚公爵、波兰内卫军的主将及条顿骑士团的盟主，从被杀者身上割下的右耳可以装满9个麻袋。他们西进的尽头是利格尼兹，接着转换方向进犯匈牙利。拔都的亲征或是他的精神激起50万人高昂的斗志，喀尔巴阡山对于分兵前进的纵队，不再是难以穿越的障碍。蒙古人前进的消息根本没有人相信，等到发现有变时已经无法抵挡。
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集结伯爵和主教的武装部队，但过去他接纳了4万户漂泊无依的科曼人，使得国内产生离心离德的现象。这些野蛮的来客遭到国人的怀疑，认为他们会出卖国家或是谋杀君王，被激怒以后发生叛变。多瑙河北岸的疆域在一日之内丧失殆尽，仅仅一个夏季人口就大量减少，残破的城市和教堂散布着土著的白骨，等于在偿还土耳其祖先所犯的罪孽。有一位神职人员从受到洗劫的瓦拉丁逃出来，叙述他所看见或遭受的苦难。围攻和会战的血腥狂暴，远不及对待逃亡难民的残忍无情，他们被应许的和平与赦免引诱，从森林里出来，在完成收割粮食和葡萄的工作之后，全部被冷酷地屠杀。到了冬天，鞑靼人从冰上渡过多瑙河，向着格兰前进，这里是日耳曼人的殖民区和王国的都城。鞑靼人安装30部攻城器具用来对付城墙，壕沟用装满土的麻袋或尸体填满，经过一阵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城以后，300名贵妇当着可汗的面全部被杀害。匈牙利所有的城市和堡垒只有三座在鞑靼人入侵后留存，命运乖戾的贝拉在亚得里亚海的岛屿上藏身。
野蛮的敌对行动像乌云一样遮天盖地，使得拉丁世界陷入一片黑暗。一个俄罗斯的逃亡分子向瑞典发出警报，波罗的海和大洋的遥远国家为鞑靼人的迫近而战栗不已。基于畏惧和无知，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异族视为人类。自从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以来，欧洲从未面临如此类似的灾难。如果说穆罕默德的门徒只是压迫宗教和自由，那么西徐亚的牧人就会毁灭欧洲的城市、技艺和文明社会所有的制度。罗马教皇试图用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前去安抚这些战无不胜的异教徒，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但是他对可汗的回答大感惊异，说上帝之子和成吉思汗的儿子同样被授予神明的权力，可以降服或毁灭世上的国家。教皇除非亲自作为恳求者前来访问可汗所在的旗，否则也在被摧毁之列。
皇帝腓特烈二世提倡整体防卫计划，他在写给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以及日耳曼各选侯的信中，提到即将迫近的共同危险，敦促大家将所属的诸侯武装起来，成立一支合乎正义公理的十字军。鞑靼人自己对法兰克人的名声和英勇抱着敬畏的心理，50名骑士和20名弓弩手在奥地利的诺伊斯塔德进行防御战斗，一支日耳曼军队的出现为其解围。等到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邻近的王国成为一片焦土以后，拔都从多瑙河慢慢退向伏尔加河，要在萨拉亚的城市和宫殿中享受胜利的报酬，这个地点位于荒漠之中，他从此地开始指挥部队的行动。
甚至就连北方贫苦和冰冻的地区也能吸引来蒙古人的军队。谢班汗是拔都的弟弟，率领一旗有1.5万户进入西伯利亚的荒野之地，他的后裔在托波尔斯克统治了约300年之久，直到后来被俄罗斯人征服。冒险的精神使他们循着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的水道前进，最后必定能够发现北方冰冻的海洋。在清除那些怪诞的传奇后(如这里的人长着狗头和偶蹄的脚)，我们发现大约在成吉思汗去世15年以后，蒙古人提到萨莫耶德人的名称和习性，说他们位于北极圈附近地区，住在地下的木屋里面，只能通过狩猎获得所需的毛皮和食物。
当中国、叙利亚和波兰同时被蒙古人和鞑靼人侵略时，这场巨大灾难的创始人体认到当前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他们的话等于宣判死刑的刀剑。就像开头几位哈里发一样，成吉思汗最早的几个继承人很少亲自率领常胜的军队。在鄂嫩河和色楞格河的两岸，皇族或金帐展示出简朴和伟大的对照，用烤羊和马奶供应盛宴，每天的贡金是500辆大车的黄金和白银。欧洲和亚洲的使臣和君王，被迫要从事遥远而又辛劳的朝圣之旅。无论是俄罗斯的大公爵、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伊康的苏丹还是波斯的埃米尔，他们的生命和权势在大可汗的一颦一笑之间被决定。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孙子习惯于游牧生活，不过哈拉和林这个小村庄因为选举大汗和君王驻跸，逐渐受到尊敬。窝阔台和蒙哥从帐幕移居到房舍，显示出习俗的改变，他们的榜样被君王的家庭和帝国的高官所仿效。相比起到广阔无边的森林中去追逐野兽，在围墙环绕的园林中进行狩猎可以提供更为省力的娱乐，新建的住所装饰着绘画和雕塑，使用不尽的财富可以广建喷泉、深池和纯银的雕像。中国和巴黎的艺术家和工匠相互竞争，要为大汗提供最佳的服务。哈拉和林有两条很特别的街道，一条街住着中国的技师，而另一条是伊斯兰商人。此地有一座聂斯托利派教堂、两座清真寺以及12座祭祀各种神像的庙宇，为众多不同信仰的居民提供宗教礼拜的场所。然而有一位法兰西的传教士宣称，靠近巴黎的圣丹尼小镇更适合成为鞑靼人的首都。蒙哥皇帝的整个宫殿区域，就规模来说也没有本笃会大修道院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征服，可以用来满足大可汗的虚荣心。
蒙古人的部族位于中国的边界，中华帝国是距离他们最近，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目标。他们只熟悉游牧的生产方式，北部地区对牧人而言有利于牲口的管理和繁殖。我已赞誉过一位中国官员的智慧和德行，使得5个人口众多和农业发达的行省，免于遭到蹂躏成为一片荒漠。这位国家和人类的救星从政30年，毫无瑕疵和过失，不断致力于缓和与停止战争带来的重大破坏，拯救学术文化的著作和遗物，重新燃起重视科学的热情，恢复文官制，把爱好和平与正义灌输到蒙古人的心田。他费尽力气消除第一代征服者“野蛮化”的作风，提出有利的政策，在第二代获得丰硕的成果：忽必烈当政时，获得默许可以在帝国的北部实施，后来帝国的南部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进，蒙古派驻在外的部将和以后的继承人都比照办理。整个民族所效忠的君王受到熏陶，接受汉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恢复各种古老的制度，被征服民族的法律、习尚甚至成见对战胜者产生同化作用。这种用和平的手段获取胜利的方式，曾经反复地出现，主要在于汉人的数量众多而且能够忍受苦役。蒙古大军逐渐在面积广阔和人烟稠密的国家中消失。
皇帝乐于采用一种政治制度，使君王拥有实质利益的专制政体，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顺的虚名。忽必烈统治期间，学术文化、商业贸易、社会秩序和法律体制全都次第恢复，500英里长的大运河可以从南京通航到首都。他定都在北京，兴建气象万千的壮丽宫廷，展现出亚洲最伟大君王的权势和气派。然而这位学识渊博的皇帝远离祖先纯洁而简单的宗教，对于佛像顶礼膜拜，盲目推崇喇嘛和和尚，引起儒家子弟和孔孟门徒的指责。忽必烈的继承人任用大批宦官、医师和术士，使皇宫受到玷污和玷辱，这时各行省发生饥荒，饿死的臣民达到1300万人。成吉思汗崩殂后140年(1227—1368 A.D.)，堕落的后代致使朝政腐败不堪，中国的汉族揭竿而起驱逐元朝统治者，蒙古皇帝在沙漠之中湮灭无闻。
在发生民族革命运动之前，北京宫廷对皇室的独立旁支已经丧失至高无上的权威(1259—1300 A.D.)，像是钦察、俄罗斯、察合台或河间地区、伊朗或波斯的大汗，由于距离遥远而且权势日增，这些皇帝的部将很快解除服从的责任。等到忽必烈过世后，他们对于威望不足的继承人抱着藐视的态度，不愿从他的手里接受权杖或头衔。他们按照各人所处的位置，维持简朴的游牧生活，或是享受亚洲城市的奢华。君王和他们的各旗同样倾向于接受外来的宗教，在《福音书》和《古兰经》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决定遵从穆罕默德的宗教。当他们接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成为兄弟时，就与古老的蒙古以及中国的偶像崇拜断绝了所有的关系。
很多国家遭到毁灭，罗马帝国能逃过一劫，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就在蒙古人入侵时，帝国的残余领土还被希腊人和拉丁人所瓜分。就像马其顿人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受到西徐亚牧人的压迫一样，他们并未具备亚历山大那样强大的实力。要是鞑靼人实施围攻，君士坦丁堡一定会落得和北京、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同一命运。拔都从多瑙河光荣而自动地撤军，法兰克人和希腊人认为获得胜利，对敌人大肆侮辱。在第二次的远征行动中，拔都要用强行军发动奇袭来攻击恺撒的首都，但中途去世。他的弟弟别儿哥带领鞑靼部队进入保加利亚和色雷斯，但是后来转变作战的方向，放弃进攻拜占庭，转而前往北纬57度的诺夫哥罗德，根据居民的数量规定俄罗斯应缴纳的贡金。
蒙古大汗与马穆鲁克建立联盟关系来对付他的波斯同教弟兄，30万人马深入穿越德本的城门，希腊人对他们第一次发生国内战争应该感到欣喜。等到君士坦丁堡光复以后，米凯尔八世帕拉罗古斯前往远离宫廷和军队的地方，在色雷斯的城堡受到2万鞑靼人的奇袭和包围。不过他们进军的目标完全出于私人的利害关系，要去解救土耳其苏丹阿扎丁，对于皇帝本人和他的财富感到非常满意。鞑靼人将领诺加反抗钦察汗国第3任大汗蒙哥·帖木儿，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叛变，在阿斯特拉罕的各旗获得永垂不朽的令名，他后来娶帕拉罗古斯的非婚生女玛丽亚为妻，保护他的朋友和岳父的疆域。西徐亚人在后续的入侵行动中，主要的班底是一群亡命之徒和无家可归的难民，还有数以千计的阿兰人和科曼人，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想要结束漂泊的生活，接受征召为帝国服役。
以上是蒙古人的侵略对欧洲带来的影响。蒙古人的军队在开始时造成的恐怖，对于罗马人在亚洲的和平不致带来干扰，反而产生安定的作用。伊康的苏丹要求与约翰·瓦塔西斯当面协商，约翰富有心机的策略鼓励土耳其人，要防守他们的边界对抗共同的敌人。这条防线很快就被摧毁，塞尔柱人受到奴役和蹂躏，使得希腊人面临唇亡齿寒的危机。战无不胜的旭烈兀提出恫吓之词，要率领40万人马进军君士坦丁堡。尼斯的市民产生毫无理性的惊慌，他们产生恐怖的想象，这正是旭烈兀渴望达到的效果。偶然状况下出现的游行队伍发出阴郁的连祷声：“仁慈的主!请将我们从鞑靼人暴怒的手中拯救出来。”等于在仓促之间散布攻击和屠杀的报道。畏惧的心理产生盲目的轻信，尼斯街头拥塞着数以千计无分男女的群众，他们不知道应该逃向何处。等到军方的官员肯定表示，能够从想象中的敌军手里拯救城市，很多个时辰已经白白溜走。
幸好野心勃勃的旭烈兀和他的继承人要转去征服巴格达，叙利亚战争旷日持久，形成互有胜负的局面。蒙古人对穆斯林产生敌意，想与希腊人和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基于慷慨或是藐视的心理，愿意把安纳托利亚王国当作赐给亚美尼亚诸侯的报酬。塞尔柱君主国残留的领土被埃米尔瓜分，他们占领着城市和山区，都承认波斯的可汗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汗有时运用权威和武力阻止相互之间的抢夺，在土耳其的边区保持和平与均势。喀桑是成吉思汗家族最伟大和最有成就的君王之一，他的逝世(1304年5月31日)等于消除了最有效的控制力量。蒙古的衰亡留下了广阔的权力空间，奥斯曼帝国从中急剧崛起，快速发展。
等到成吉思汗退走以后，花剌子模的扎兰丁苏丹从印度回师，重新据有和防守他的波斯王国。在11年的时间里，这位英雄人物亲自参与了14次会战。他的行动非常积极进取，曾经率领骑兵部队在17天内从特夫利斯赶到克尔曼，行军的距离约有1000英里。然而穆斯林君王的嫉妒和蒙古人数量庞大的军队，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最后一次作战失利以后，扎兰丁在羞辱状况下葬身库尔迪斯坦的山区。他的逝世使得一支百战老兵部队瓦解，以花剌子模人的名义，包括土库曼人很多旗在内，他们自动归附成为苏丹的产业。那些胆识过人和实力强大的酋长入寇叙利亚，侵犯耶路撒冷的圣墓；比较谦逊的首领投入伊康的阿拉丁苏丹麾下服务，这些人中间有奥斯曼世系出身寒微的祖先。
他们起先在阿姆河南岸的玛汉和尼萨平原扎下营帐，这个位置在历史上非常著名，是帕提亚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创始者打天下的发源地。索利曼沙王率领一支花剌子模人军队，他本人也许位于军队的后方，渡越幼发拉底河时惨遭溺毙。他的儿子奥托格鲁成为阿拉丁的士兵和臣民，抵达桑加尔河岸的索古特设置有400户的营地，在和平与战争之中统治达52年之久。他是沙曼(或称阿什曼)的父亲，阿什曼的土耳其名字与奥斯曼哈里发的称呼混淆不清。要是我们将游牧部落的酋长描述为牧人或强盗，这对他们的身份而言并没有不敬或羞辱的意思。
奥斯曼拥有军人应有的德性，有的地方还要高人一等。那个时代的环境和状况有利于他的独立和成功。塞尔柱王朝已经毁灭，蒙古可汗的距离遥远而且开始没落，他很快从高高在上者的控制之下获得释放。奥斯曼的位置处于希腊帝国的边缘地区，《古兰经》赐给他从事圣战的权力，用来对抗那些失去正道的人。希腊人犯下战略的错误，开放奥林匹斯山的隘路，邀请他从山地进入比提尼亚平原。直到帕拉罗古斯统治的时代，这些隘路都由地区的民兵部队严密防守，安全是他们的报酬，他们同时也被免去应缴的税捐。皇帝废除他们的特权，他们仍旧担负原来的任务，但要严格缴纳贡金，这使他们忽略了对隘路的监控，强壮的山民堕落成为一群战栗的农夫，就会丧失战斗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
公元1299年7月27日，奥斯曼首次入侵尼科米底亚地区，准确无比的日期像是在揭露一些预兆，这个迅速成长的怪物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他统治的27年间(1299—1326 A.D.)，编年史一再显示出类似的入侵行动。俘虏和自愿投效人员加盟，使世袭的部队在每次战役以后人数倍增。他并没有撤回山区，只是维持用处最大和最易防守的哨所，加强最早抢劫的城镇和堡垒的守备力量，在立国初期的首都兴建浴场和宫殿，抛弃游牧生活。奥斯曼在风烛残年时，才接到占领普鲁萨这个极受欢迎的消息，是在饥馑或背叛状况下向领军的儿子乌尔汗开城投降。然而奥斯曼的光荣事迹主要是为后代奠定帝国的基础，土耳其人抄录或撰写了一份皇家遗嘱，提到他最后的忠告，要求继承人行事要公正、态度要谦逊。
我们或许可从普鲁萨的被攻占知道奥斯曼帝国建立的确切年代。基督徒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要想获得保障，必须缴纳3万克朗的黄金作为贡金或赎款。乌尔汗辛勤工作，使城市的外观达到伊斯兰首都的规模，普鲁萨的皇家建筑被一座清真寺、一所学院和一所医院装点得富丽堂皇。塞尔柱帝国发行的钱币改用新王朝的称号和铭记。这里有最优秀的教授精通文理和神学的知识，从那些传习东方学术的古老学校，将波斯和阿拉伯的学生吸引过来。首相的职位被授予乌尔汗的弟弟阿拉丁，制定不同的服装使市民有别于农夫，从穆斯林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是不信者。奥斯曼所有的部队都是组织松散的土库曼骑兵，他们服役无须支付薪饷，作战毫无纪律可言。但是他的儿子很有远见而且做事谨慎，首先建立并训练一支正规的步兵部队。只要很少的俸给就可以征召数量庞大的自愿人员，他们平时被允许住在家里，直到收到进入战场的号令。
这些成员的举止非常粗俗，天生有叛逆的习气，使得乌尔汗倾向于训练年轻的俘虏成为他的士兵，这也是先知过去曾经运用过的方式。土耳其的农夫仍旧获准骑在马背上，追随他的旗帜去作战，能够满足他们的心愿，获得“劫掠者”的称呼。他运用这种方式编成一支由2.5万名穆斯林组成的军队，建造了很多投射和冲撞的机具，有效的攻城队列可以实施围攻作战，将之运用在尼斯和尼科米底亚两座城市，第一次使用就能获得成功的经验。任何人想要带着家庭和财物离开，乌尔汗都同意发给他们安全通行许可，但是阵亡人员留下的寡妇要嫁给获得胜利的征服者。亵渎神圣的掠夺物品，像是书籍、瓶饰和圣像，都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去出售或求赎。
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三世被奥斯曼的儿子击败，本人也受了重伤。乌尔汗攻占整个比提尼亚行省(王国)(1326—1339A.D.)，最远到达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斯滂这两个海峡的岸边。基督徒认为他的统治不仅公正而且仁慈，吸引亚洲的土耳其人自愿依附。然而乌尔汗对埃米尔这个谦逊的头衔感到满意，像是罗姆或安纳托利亚的君王，都列入他的友伴名单。得到杰米亚和卡拉马尼亚的埃米尔给予增援以后，他的军势大振，每位埃米尔都可带4万人马进入战场，他们的领土都位于塞尔柱王国的心脏地区(1300 A.D.)。神圣的武士虽然将姿态放得较低，却在希腊帝国里成立新的公国，就历史的观点而论据有更重要的地位。滨海的国度从普罗蓬提斯海到米安得河以及罗得岛，长久以来受到威胁和频繁的劫掠，大约是在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在位的第30年时完全沦陷(1312 A.D.)。
两位土耳其族长沙鲁汗和艾丁留下征服的令名，也嘉惠后裔子孙。亚洲的7个教会遭到敌人的掳掠或是陷入毁灭的命运。爱奥尼亚和吕底亚的领主仍旧在践踏希腊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纪念物。等到丧失以弗所以后，基督徒哀悼《启示录》上第一位天使的陨落和第一个烛台的熄灭。蹂躏和破坏极其彻底，令人难以置信，狄安娜的神庙和玛利亚的教堂都使好奇的旅客找不到任何遗迹。拉奥狄凯亚的赛车场和3座雄伟的剧院，现在成为野狼和狐狸栖息的废墟。萨尔代斯没落成为悲惨的小村。穆罕默德的真主缺少敌手也没有儿子，可以在提阿提拉和帕加马的清真寺受到顶礼膜拜。西麦拿依赖法兰克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国外贸易，才能维持人烟稠密和市场兴旺的状况。只有菲拉德尔菲亚靠着预言或勇气获得拯救，它的位置离海有很长一段距离，早已被希腊皇帝遗忘，四周都是土耳其人，形成被包围的态势。英勇的市民保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达80年之久，最后还是投降，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最大的骄傲。在亚洲的希腊殖民地和教会当中，只有菲拉德尔菲亚仍旧巍然屹立，能够在残破的地区一枝独秀，这是可喜的例证：荣誉和安全有时会是同一条路径。
在罗得岛建立的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将遭受奴役统治的命运延后两个世纪以上(公元1310年8月15日—1523年1月1日)。在军事阶级的纪律要求之下，这座岛屿不仅鼎鼎有名而且极为富有。出身高贵和爱好战争的僧侣，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有显赫的声威，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屏障，刺激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运用武力，却出师无功反而被击退。
希腊人内部的权力倾轧带来被毁灭的苦果，安德洛尼库斯家族祖父和孙儿的内战时期，奥斯曼的儿子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完成了对比提尼亚的征服。类似的混乱情况激励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土耳其埃米尔建造一支舰队，好去抢劫邻近的岛屿和欧洲的海岸(1341—1347 A.D.)。坎塔库泽努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了预防敌人的行动，只有仿效他们的做法，请来宗教和国家的公敌来援助自己。
阿弥尔是艾丁的儿子，在土耳其的长袍下隐藏着希腊人的仁慈和优雅。他用彼此的尊敬和互惠的服务与皇家内卫统领结盟，他们之间的友谊就那个时代虚荣的修辞语法来说，可以比拟为古代的俄瑞斯特斯与皮拉德斯。听到朋友受到忘恩负义宫廷的迫害将有大祸临头的消息，爱奥尼亚的君王立即在西麦拿集结一支有300艘船的舰队，加上2.9万人的军队，隆冬季节启航，到达赫布鲁斯河口抛锚停泊。他带着精选的2000名土耳其人，沿着河岸进军前去救援被野蛮的保加利亚人围困在德摩提卡的皇后。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他所挚爱的坎塔库泽努斯要逃向塞尔维亚，敌情不明的状况下，保守秘密关系到个人的存亡。然而极为感激的艾琳急着见到她的救命恩人，邀请他进入城市，随着她的信件送去的礼物是贵重的衣服和100匹骏马。这位文雅的蛮族有种特别敏感的气质，拒绝在不幸的朋友缺席的状况下去拜访他的妻子，更不愿去享受宫殿的奢华和舒适。在寒冷的冬天，他坚持留在自己的帐篷里，同时也推辞殷勤的接待，他要与2000位同伴共同经历艰苦的生活，这些同伴都与他一样配得上至高的荣誉和名声。他从海上和陆地发起掠夺性的入侵，因为物资的需求和报复可能使得师出有名。他留下9500人保护舰队的安全，锲而不舍地搜索坎塔库泽努斯的下落，始终没有结果。最后他收到一封虚假的信，加上气候非常严酷，不听约束的部队发出喧嚣的吵闹声，战利品和俘虏愈来愈多，这令他仓促登船返回。
爱奥尼亚的君王在内战进行期间曾经两次回到欧洲，率领他的军队加入皇帝的阵营，围攻帖撒洛尼卡，并且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他未尽全力的援助、非常匆忙地率军离开，以及接受拜占庭宫廷1万克朗的贿赂，不仅引起世人的诽谤之辞而且受到多方指责，但是他的朋友坎塔库泽努斯感到十分满意。阿弥尔为自己的行为提出的借口，他有更神圣的责任，要保护世袭的领土不能让拉丁人夺走。土耳其人的海上实力联合教皇、塞浦路斯国王、威尼斯共和国以及圣约翰骑士团，成为一支值得嘉许的十字军。他们的战船进犯爱奥尼亚海岸，阿弥尔企图从罗得岛骑士手里夺回西麦拿的要塞，被弓箭射杀。他在逝世前很大方地推荐自己族里另一位盟友，虽然没有他那样的诚挚和热心，但是由于所处的位置靠近普罗蓬提斯海，就在君士坦丁堡的对面，可以迅速提供有力的援助。
比提尼亚的土耳其君王期望签订更为有利的条约，撤销对萨伏伊的安妮所做的保证。自负的乌尔汗提出最严正的声明，要是他能娶坎塔库泽努斯的女儿为妻，就会永远履行身为臣民和儿子的责任(1346 A.D.)。满足野心的需要使父爱之情的诉求噤若寒蝉，希腊教士对基督教公主与穆罕默德信徒的婚事抱着默许的态度。狄奥多拉的父亲带着羞愧的满意神色，描述有辱紫袍尊严的事件。使臣在一队土耳其骑兵的伴随之下，到达塞利布里亚，然后在30艘船组成的船队的陪伴下登岸，位置正在乌尔汗的营地前面。一座富丽堂皇的天幕搭建起来，艾琳皇后和她的女儿在此处过夜。到了早晨，狄奥多拉登上宝座，四周围绕着丝质和黄金的帷幕。部队全副武装，只有皇帝骑在马背上。信号一发出，帷幕突然全部被撤除，显露出新娘，也可以说是政治的牺牲品，她身边环绕着跪下的宦官和婚礼的火炬。长笛和喇叭的音乐宣告喜悦的时刻已经来临，合卺之歌的主题是她那虚假的幸福，被那个时代所有的诗人歌颂。没有举行教堂的仪式，狄奥多拉被交付给蛮族出身的丈夫，但是已经有约在先，她在布尔萨的闺房可以保留原来的宗教信仰，她的父亲称许她在这种暧昧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慈善和虔诚。在他为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打下和平的基础以后，希腊皇帝拜访他的土耳其盟友，乌尔汗带着不同妻妾生的4个儿子在亚洲海岸的斯库塔利与他见面。两位君主带着诚挚的态度享受宴会和狩猎的娱乐。狄奥多拉得到同意可以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她的母亲在一起相处几天。但是乌尔汗的友谊只是为了自己的宗教和利益，在热那亚战争期间，他加入坎塔库泽努斯敌人的阵营，并没有丝毫羞愧之感。
奥斯曼君王与安妮女皇签订的条约中加入了一项特别的条件，他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合法出售俘虏，或是转运到亚洲。一群赤身裸体不分男女老幼的基督徒，不论是教士还是僧侣，是贵妇还是处女，全都被陈列在公开的奴隶市场，经常被皮鞭抽打，让人产生不忍之心，很快付出赎款。贫穷的希腊人为他们的同胞遭遇这种下场而悲伤不已，这些人无论在世俗还是精神方面，都陷入极其悲惨的奴役生活。坎塔库泽努斯被迫签署同样性质的条款，这方面的执行工作对帝国带来更不利的影响：一支由1万土耳其人组成的队伍被派来协助安妮女皇，但是乌尔汗的全部力量都用来为他的岳父效劳。然而这些灾难是暂时现象，暴风雨一旦过去，流亡在外的人员会回到他们的家乡。等到内战和国外战争结束以后，亚洲的穆斯林全部从欧洲撤离。坎塔库泽努斯在最后一次争执中，对他的被监护人施以深刻而致命的伤害，他的继承人根本没有能力平息这种仇恨。后来他用神学对话来攻击先知穆罕默德，这只能算是轻微的赎罪行为。
现代土耳其人不清楚本国的历史，混淆最初和最后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状况，把乌尔汗的儿子描述为夜间行动的强盗，基于策略的需要带着80位同伴，前去探勘充满敌意的未知海岸。事实上索利曼率领1万人马，使用希腊皇帝提供的船只运过去，并且被皇帝当成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内战中，他执行军队的勤务，也犯下很多的过失。切森尼苏斯逐渐布满土耳其人，拜占庭宫廷要求归还色雷斯的堡垒，但没有产生效果。奥斯曼的君王和他的儿子用欺诈的手段经过一番拖延以后，要求的赎金是6万克朗。在缴纳第一次付款时发生地震，给行省的边墙和城市带来灾害，土耳其人占领遭到摧毁的地点。加利波利是控制赫勒斯滂海峡的门户，索利曼的政策是要重建并且移殖人口。坎塔库泽努斯的逊位解除了联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何况这种关系的拘束力极其薄弱。他在最后向同胞提出警告，必须明了自己在军队的数量、作战的士气、训练的程度和宗教的狂热等方面的弱点，不要与穆斯林发生无谓的冲突和斗争。这种逆耳的忠言被任性和自负的年轻人嗤之以鼻，奥斯曼的胜利很快证实他所言不虚。然而索利曼在教练场操练战斗动作时，不慎坠马身亡，年迈的乌尔汗为英勇的儿子的早逝而痛哭流涕，竟然在他入葬前去世。
然而希腊人已经没有时间享受敌人亡故所带来的快乐，土耳其人的弯刀在穆拉德一世的手里挥舞得同样激烈，他是乌尔汗的儿子也是索利曼的弟弟。我们从暗淡无光的拜占庭编年史中得知，他在毫无抵抗之下占领了整个罗马尼亚(色雷斯行省)，从赫勒斯滂海峡一直到海姆斯山，还有首都的周边地区。他为了掌握欧洲的政治和宗教，选择哈德良堡作为皇家的指挥中枢。君士坦丁堡的衰亡几乎与它的兴建同时发生，在1000年飞逝而过的时光当中，经常受到东部和西部蛮族的攻击。但是希腊人从来没有遇到像现在这样致命的状况，一个带着敌意的国家的军队从亚洲和欧洲两边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包围。然而穆拉德出于谨慎或慷慨着眼，对这个易于征服的目标延缓了片刻进攻的时间。
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皇帝和他的4个儿子，听从奥斯曼君王在宫廷或军营发出的召唤，经常用卑恭的态度随侍在他的身边，他那自负的性格得到很大的满足。穆拉德出兵征讨多瑙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斯拉夫民族，像是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这些好战的部落过去不断侮辱帝国的尊严，现在却为穆拉德的毁灭性入侵一再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些国家出产的金银数量稀少，缺乏兴旺富裕的生产条件和商业活动，农村和市镇不能提供奢华的生活。但是当地的土著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以心智和身体的坚强冷酷著称于世，要是采取明智的策略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就会成为奥斯曼帝国建立伟大事功最坚定和忠诚的支持者。
穆拉德的首相提醒君主，按照伊斯兰的法律，他有资格获得五分之一的战利品和俘虏，这样的征税任务很容易达成，只要将机警的官员派驻在加利波利严密监视水道，或是选出身强体壮或容貌英俊的基督徒青少年供以后使用。他接受首相提出的意见，随之颁布敕令，对数以千计年轻的欧洲俘虏施以宗教和军事的训练。一位著名的苦行僧对这支新的民兵部队举行奉献和命名仪式，他站在队伍的排头，把长袍的衣袖伸展出来盖在前列一名士兵的头上，说出祝福的辞句：
让我把他们称为“新军”，让他们有容光焕发的面孔!有永保胜利的手臂!有锋利无比的刀剑!长矛总是挂着敌人的头颅!不论他们到哪里去作战，一定会趾高气扬地班师回朝!
一支鸷悍的部队最早就是这样编成的，每个国家都畏之如虎，就连苏丹本人有时也感到胆战心惊。从现在来看，他们的勇气已经丧失，纪律完全松弛，喧嚣的队伍无法适应现代战术的要求，使用的武器和兵法都已落伍。但是在“新军”刚设立的时代，他们在战争的各方面都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基督教世界的君王没有一位能维持一支常备的步兵部队，施以持续的训练和支付固定的薪俸。新军在作战时用“皈依正道”的狂热信仰来对付“偶像崇拜”的同胞。斯拉夫部落无论是精诚团结还是单独行动，最后都在科索沃会战中被击成齑粉。等到征服者步行巡视战场，他提到大部分阵亡人员都是没有胡须的青年，首相的回答带着奉承的口气，那就是年龄和智慧会给敌人带来教训，抗拒他的军队等于以卵击石。可是新军无法用长剑保护他免于绝望中短刀的一击，一名塞尔维亚士兵从死尸堆中猛扑过来，穆拉德的腹部被洞穿，受到致命的重伤。奥斯曼的孙子个性温和、穿着朴素、好学不倦、操守廉洁，但是他在公众祈祷的场合经常缺席，使得穆斯林大为愤慨。态度强硬的法学家为了纠正他的行为，在一个民事诉讼案件中拒绝接受他提出的证词。混合奴役制度和自由权利的法制精神，在东方的历史中倒是屡见不鲜。
巴耶塞特是穆拉德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从绰号“雷霆”就把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光荣的称呼来自心灵的炽热活力和带来毁灭的快速进军。在他14年的统治期间，始终率领军队在不断地运动，从布尔萨到哈德良堡，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虽然费尽力气传播他的法律，仍然带着毫无偏私的雄心壮志，在欧洲和亚洲侵犯基督徒和伊斯兰君王所拥有的权益。从安哥拉到阿马西亚和埃尔泽鲁姆，安纳托利亚的北部地区全部降服听命行事。他对于杰米亚和卡拉马尼亚如兄弟一样的埃米尔，以及艾丁和沙鲁汗这两位酋长，全部夺去他们的继承权利。等到征服伊康以后，奥斯曼王朝使古老的塞尔柱王国获得重生。巴耶塞特在欧洲的征服行动同样快速和重要，他把奴隶制度的正常要求和方式，强加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身上之后，立即渡过多瑙河，要在摩达维亚的腹地寻找新的敌人和臣民。无论是在色雷斯、马其顿还是色萨利，虽然表面上依附希腊帝国，但实际上承认一位土耳其人是他们的主子。有位逢迎的主教引导他通过温泉关的门户进入希腊。
我们要提到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一位西班牙首领的孀妇占据了德尔斐神谕的古老宗教中心，牺牲美丽的女儿来获得巴耶塞特的好感。土耳其人连接欧洲和亚洲的交通线不仅危险而且可疑，直到他把一队桨帆船配置在加利波利，问题才得到完满解决。在这里可以控制赫勒斯滂海峡，拦截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援军。国君能够纵情于毫无限制的不公和残酷，却把最严苛的法条强加在士兵身上，他们被要求谦恭有礼而且禁绝饮酒。在他的营地控制范围内，种植的作物要和平地收割和出售。法律体制的松弛和败坏使他勃然大怒，他就把统治下的法官和律师全部关在一个房间里，这些人知道大事不妙，如果放一把火，只要片刻工夫他们就会全部化为灰烬。他的大臣心存畏惧只有保持沉默，但是一名埃塞俄比亚的小丑敢于插科打诨，讽刺这种残暴行为的真正原因，提出只有给予宗教法官足够的薪饷，才不会让他们找到贪污的借口。
埃米尔这个寒碜的头衔不再适合奥斯曼的上国风范，巴耶塞特不惜放下身段，从哈里发的手里接受苏丹的职称和特权。这些哈里发在埃及尸位素餐，成为马穆鲁克控制的傀儡。巴耶塞特不愿再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效忠，但迫于舆论只有让步，由土耳其征服者向阿拔斯的家族和阿拉伯先知的继承人致敬。苏丹被神圣的头衔应有的义务激起万丈雄心，率领军队转过来对付匈牙利王国，这里是土耳其人不断上演胜利和败北的舞台。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是西部两位皇帝的儿子和兄弟，他的成败关系着欧洲和教会的命运。听到他面临危险的消息，法兰西和日耳曼最勇敢的骑士，在他的旗帜和十字架之下发起急切的进军。巴耶塞特在尼科波里斯会战(公元1396年9月28日)中，击败由10万基督徒组成的联军。他们在会战前很骄傲地吹嘘，要是天空垮下来，他们可以用长矛将它撑住。大部分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赶进多瑙河，西吉斯蒙德利用大河和黑海逃到君士坦丁堡，后来又绕了很大一个圈子返回民穷财尽的王国。
巴耶塞特获胜以后不可一世，提出威胁要围攻布达，征服日耳曼和意大利这些邻近的国家，然后进入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在祭坛上用一个蒲式耳的燕麦喂他的马。他的计划受到阻挠，靠的不是使徒充满奇迹的干预，也不是基督教强权的十字军，而是他的痛风发作，带来长时间难以忍受的折磨。精神的错乱有时用治疗肉体疾病的方式来加以矫正，个人的体液不调影响到筋骨和组织，结果使整个民族免于遭到悲惨的命运。
以上是匈牙利战争的一般叙述，但是法兰西人酿成灾祸的冒险行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历史记载，可以用来说明巴耶塞特的胜利和性格。
勃艮第公爵是法兰德斯的统治者，也是查理六世的叔父，他的儿子是讷韦尔的约翰伯爵，豪爽和热情的个性获得父亲的赞许。4位诸侯愿意陪伴大无畏的青年，这些法兰西王国的领主都是他的表兄弟。德·库西老爹是基督教世界技术最好、资格最老的船长，可以引导这些没有航海经验的贵族。但是法兰西的佣兵司令、水师提督和元帅，指挥的军队人数没有超过1000名骑士和扈从。光辉的姓氏是专横的泉源和法纪的祸根，这么多人渴望获得指挥权，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人。他们的民族精神是瞧不起敌人和盟友。大家都相信巴耶塞特会逃走，否则必定灭亡，于是都在计算多快可以去拜访君士坦丁堡和解救圣墓。当探子前来报告土耳其人已经接近，这群衣着华丽毫无头脑的年轻人正在举办宴会，已经被酒精刺激得士气高昂。他们立即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全速驰向前锋，将西吉斯蒙德的劝告看作对他们的侮辱，认为是要剥夺他们上前线进攻的权利和荣誉。要是法兰西人听从匈牙利人审慎的意见，尼科波里斯会战就不会败北；如果匈牙利人也像法兰西人那样英勇，他们就会获得光荣的胜利。他们驱散第一线的亚洲部队，突破一道木桩的防壁，那木桩打进地里，用来对付骑兵的冲锋。经过一番血战以后，连新军也都抵挡不住。当时树林里杀出无数的骑兵部队，从四面八方冲向少数无畏的战士，最后法兰西人还是被击溃。就行军的速度、行动的保密性、会战的队形还是部队的调动而言，都极为出色，就是敌人也对巴耶塞特的军事才能非常钦佩。
他们指控巴耶塞特滥用胜利的特权过于残酷。讷韦尔伯爵和24位领主留下来，拉丁通事将他们的出身和财富都查得清清楚楚，其余那些经过整天的杀戮还能保住性命的法兰西俘虏，都被领到他的宝座前，要是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就会当着他的面陆续受到斩首的惩处。苏丹对于损失最勇敢的新军感到极为愤怒，据称在接战的当天夜晚，法兰西人在屠杀土耳其俘虏，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苏丹后来的行为也只是合法的报复而已。一位骑士受到赦免，允许他返回巴黎，谈起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恳求尽快赎回高贵的俘虏。就在这个时候，讷韦尔伯爵以及法兰西的诸侯和贵族，跟随着土耳其人设置营地的队伍，全被拖曳着进行徒步行军，被当成振奋人心的战利品展现给欧洲和亚洲的穆斯林，并且关在戒备森严的布尔萨，这里是巴耶塞特经常驻跸的首都。苏丹每天承受着压力，被要求为他的殉教者血债血偿，但是他曾经宣布饶他们一命，无论是大发慈悲还是下令处决，他都不能食言。
等到信差归回，法兰西和塞浦路斯国王的说项和送来的礼物，使他确定这些俘虏奇货可居：吕西尼昂送给他一个精工制作的金质盐瓶，这件艺术品价值1万达克特；查理六世很快经由匈牙利送来一对挪威猎鹰、6匹马满载着红色布料、兰斯质量最好的亚麻布以及阿拉斯的挂毯，上面织出亚历山大大帝作战的图案。经过一番耽搁以后(主要是路途遥远的关系，并不是在耍手段)，巴耶塞特同意接受20万达克特的赎金，然后释放讷韦尔伯爵和幸存的诸侯和贵族：著名的勇士波西考特元帅非常庆幸自己被包括在内；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已经阵亡；佣兵司令和德·库西老爹死在布尔萨的监狱。这笔庞大的款项因为多了临时费用而倍增，主要落在勃艮第公爵的身上，还是由法兰德斯的臣民来负担。根据封建法的规定，他们有义务捐助经费，为领主的长子供应骑士的需要和被俘的赎金。为了能够忠实偿还债务，热那亚商人担任保证人，总数以付款金额的5倍计算，在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得到的教训是，商业和信用与各国的社会状况产生紧密的关系。
条约规定法兰西的俘虏应该立下誓言，不得再拿起武器对抗释放他们的征服者，但巴耶塞特自愿废除这项气度狭隘的限制条件，他对勃艮第的继承人说道：
我根本瞧不起你的誓言和你的军队。你还年轻，可以立下志向，洗刷骑士生涯第一次的羞辱和不幸。把你的战力集结起，大声宣布你的企图。巴耶塞特在此特别提出保证，乐于再次和你在战场决一胜负。
他们离开之前，在布尔萨宫廷享受自由的生活和友善的接待。法兰西的诸侯称赞奥斯曼家族的气派，狩猎的编组和设备极其庞大，共有7000名猎人和7000名鹰把式。有一次巴耶塞特当着他们的面命令将一名内侍的肚皮破开，因为有人申诉他偷喝一名贫穷妇人的羊奶。这种主持正义的行为使外乡人感到大为惊诧，但是就苏丹的正义而言，权衡证据的轻重或是考量罪行的大小，是他所不屑为之的。
十一、两位皇帝治下极其悲惨和衰弱的希腊帝国(1355—1425A.D.)
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脱离监护人的压制获得自由以后，又继续统治36年之久，对于公众的灾难和国家的困苦，他看起来像一个毫无希望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只有恋爱或者色欲能够激起他热烈的情绪，能够拥抱这座城市的妻妾和处女，土耳其的奴隶会忘怀身为罗马皇帝所受的耻辱。约翰的长子安德洛尼库斯在哈德良堡，与穆拉德的儿子索泽斯交情很深，结成犯罪的盟友，两个年轻人阴谋夺取父亲的权力和性命。穆拉德亲自来到欧洲，很快发现并且扑灭了这个草率的诡计，索泽斯的眼睛被弄瞎。奥斯曼君主对这位视为家臣的皇帝施加威胁，除非约翰用同样的方式惩处自己的儿子，否则就会把他当成同犯和敌人。帕拉罗古斯听到以后惊惧万分，只有遵命行事，残酷的预防措施把罪犯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约翰也牵涉进去，未成年的无辜者受到同样的定罪宣判。手术的实施不知是故意放水还是技术欠佳，其中一个还有一只眼睛保留视力，另外一个像是患有斜视的病变。
两位王子被剥夺继承权，关在阿内马的高塔。第二个儿子是虔诚的曼纽尔，成为统治的国君，获得的报酬是帝国的冠冕。然而过了两年以后，拉丁人的骚动和希腊人的轻浮引发一场革命，两位皇帝被幽禁在高塔，而那里的两名囚犯登上宝座。帕拉罗古斯和曼纽尔又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逃脱的工具。这样的安排完全出于一位僧侣的法术或妙计，可以轮替享有天使或恶魔的盛名。他们逃到斯库塔里，拥护者揭竿而起支持复国大业。拜占庭的两个党派展现出强烈的野心和相互的怨恨，就像恺撒和庞培要争夺主宰世界的帝国。
罗马世界现在已经缩小到色雷斯的一隅之地，夹在普罗蓬提斯海和黑海之间，长宽各为50英里和30英里。如果剩下的君士坦丁堡不是在财富和人口方面仍旧比得上一个王国的话，仅就面积而言还不如日耳曼和意大利最小的公国。为了恢复公众的和平，人们发现需要分割帝国这块剩余的领土，就在帕拉罗古斯和曼纽尔留下来据有首都时，几乎所有城墙以外的地区全部让给瞎眼的君王，这两位把居所安置在罗多斯托和塞利布里亚。希腊帝国的王权在安宁中沉睡不醒，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激情比起理性和精力更能持久，他从宠爱的嫡子手里夺走绮年貌美的特拉布宗公主。当衰弱的皇帝费尽力气要完成婚事时，他派遣曼纽尔和100位最高贵的希腊人，听从奥斯曼政府专横的召唤，他们在巴耶塞特的麾下光荣参战。一项加强君士坦丁堡防御能力的计划引起猜疑，奥斯曼君王提出威胁要使他们命丧黄泉，新的工程立即全部被夷为平地。设若这个最后的羞辱是帕拉罗古斯致死的原因，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称誉的事。
曼纽尔最早获得父皇崩殂的信息，偷偷地逃离布尔萨的皇宫，登上拜占庭的宝座。巴耶塞特对于失去这样贵重的人质，丝毫不以为意，表现出自负的神色。当他在欧洲和亚洲持续从事征服行动时，留下皇帝与瞎眼的亲戚塞利布里亚的约翰纠缠不休。约翰经过8年的内战来伸张长子继承的权利。常胜的苏丹有伟大的抱负，最后指向攻占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听从了首相的劝告，这样一个冒险行动会使基督世界的势力联合起来，形成另一次实力更为强大的十字军东征。他致皇帝的信函中如此说道：
奉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我们所向无敌的弯刀使整个亚洲俯首称臣，欧洲很多大国也都甘拜下风，现在只有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还在负隅顽抗，事实上你在城墙的外面已经是一无所有。放弃这座毫无希望的城市，提出你要求的报酬吧!否则你和你那不幸的民众，就会尝到草率拒绝带来的苦果。
虽然如此，他的使臣仍受到教导：说话的口气要温和。最后拜占庭宫廷用顺服和感恩的态度来签署和平条约，以每年3万克朗黄金的代价买到10年的停战协定。希腊人对于公众要容忍穆罕默德的律法感到深恶痛绝。巴耶塞特对于设立一位土耳其宗教法官，在东方教会的最大都市兴建一座皇家清真寺，认为是最大的荣誉和乐事。但是永不休息的苏丹很快违反了停战协定，起因是塞利布里亚的君王那位合法的皇帝，一支奥斯曼的军队再度威胁君士坦丁堡，悲痛的曼纽尔只有恳求法兰西国王的保护。面容哀伤的使臣获得很多同情以及若干协助，指挥援军的责任还是被托付给波西考特元帅，他一心想要报复被俘虏的羞辱，燃起宗教狂热的骑士精神。他率领4艘战船从艾格穆尔特航向赫勒斯滂海峡，土耳其人在入口处配置17艘桨帆船担任防卫，但还是被他打开一条通路。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登岸，600名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和1600名弓箭手前来支援。援军在邻近的平原接受检阅，对于数量众多的希腊人置之不理，没有让他们加入队列之内。波西考特到来以后，首先解除了海上和陆地的封锁，巴耶塞特快速的分遣舰队被赶走，不敢逼近，保持在相当的距离之外，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堡垒被皇帝和元帅强行攻占，两人并肩作战都是同样的奋不顾身。
奥斯曼土耳其人增加兵力很快返回，无畏的波西考特经过一年的奋斗，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无法供应薪饷和给养给他的士兵，最后只有下定决心撤离。元帅愿意陪同曼纽尔拜访法兰西宫廷，让他可以亲自提出恳求以获得人员和经费。同时元帅也提出劝告，要他趁这个机会结束国内所有的争执，应该让瞎眼的竞争者登上宝座。建议事项获得同意，塞利布里亚的君王被引进都城。放逐的人员看起来要比统治者更为幸运，这是公众的不幸。土耳其苏丹并没有赞许他的家臣终于获得成功，反而认为自己对这座城市拥有主权。约翰皇帝拒绝后，战争和饥馑的灾祸更将君士坦丁堡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付这样一个敌人，祈祷和抵抗都不能产生效用。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不是出现更为强大的蛮族，土耳其苏丹就会吞食到手的猎物。帖木儿(或称泰摩兰)的胜利使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延后50年，此一重大事件虽然纯属意外，但也可以用来展现蒙古征服者的生平和性格。
见allname.md
雄心万丈的帖木儿首要的目标是要征服世界成为人类的共主，恢宏开阔的心胸立下的第二志愿是要在未来的世代受到赞誉和尊敬。在他的统治之下，所有民政和军事上的重要事务，全由他的秘书很勤奋地记载在《实录》上面， 每一个特定事务的处理过程，都经过了解状况的人员加以仔细订正，使得文字的叙述翔实可信。帖木儿的帝国和他的家族全都相信，君王为自己的《本纪》撰写注释 ，以及为政府 拟定《法令汇编》 。但是这种关注之情对于维护名声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用，宝贵的历史记载使用蒙古文或波斯文，反而对于世人产生保密的作用，至少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些被他征服的民族出于卑鄙的动机和力有未逮的报复心理，无知之士长期以来一再重复说些诽谤的传闻，不仅对他的家世出身和为人处世尽情诋毁，甚至对他的名字泰摩兰也要加以讪笑。 但是他从一个农夫的身份到登上亚洲的宝座，非但没有贬低反而使他的功勋显得更加卓著，除非他的个性软弱对天生的残疾感到自惭，或者是把这一病症看作是能增加其功业荣誉度的工具，否则不应把他的跛足当成责难的话题。
在保有成吉思汗世系无可剥夺继承权的蒙古人眼里看来，帖木儿毫无疑问是一个反叛的臣民。然而他的家世是贝拉斯高贵的部族，第五代的祖先卡拉夏·尼维安是察合台的首相，新征服的领域位于河间地区，后续几个世代都能保持高位。帖木儿这个旁支已与皇族世系混淆在一起， 至少在女性的姻亲关系上的确如此。 帖木儿出生在撒马尔罕南方40英里的塞布扎尔小村，位于物产丰富的卡什地区。他的父亲是世袭的酋长，也是率领1万人马的“万人队”将领。他的诞生 正值一个天下板荡的时期，宣告亚洲王朝的衰亡，要为英雄豪杰提供一个乱世争雄的环境。察合台汗国的世系已经绝灭，那些埃米尔都渴望独立。喀什加尔汗的征服和暴政，使他们暂时放下国内的宿怨，这时敌人正带着格特人组成的军队 ，侵入位于河间地区的王国。
帖木儿在12岁那年就进入战场，25岁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国家的救星。人民的眼光和意愿全都投向这位英雄人物，他为了完成复国大业可以忍受艰难困苦。法律和军队的领导人物对帖木儿发出誓言，只要从他那里获得救援就能够安然无恙，就会用生命和财产来支持他的行动。等到面临危险的关头，他们按兵不动而且畏敌如虎。他在撒马尔罕的山丘等待7天以后撤向沙漠，只剩下60人马。这些亡命之徒被1000名格特人赶上，在他大杀一阵后将追兵击退，迫得敌人大声喊叫：“帖木儿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获得上天和命运的保佑。”不过血腥的战斗使他的追随者只剩下10人，很快有3个花剌子模人当了逃兵，使人数更为减少，他带着妻子、7个同伴和4匹马在沙漠里漂泊。他被关在令人作呕的地牢里长达62天之久，后来还是靠着自己的勇气逃走，令迫害者感到懊恼不已。他游过宽广而湍急的阿姆河，在邻国的边疆地区度过几个月流放和罪犯的生活。他的名气在逆境中显得更为辉煌，学会如何辨识出真正的朋友和事业的同志，要运用每个人的长处和优点，让他们获得利益，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受益。帖木儿在回到故乡的路上，原来与他结盟的各方都感到非常焦急，就到沙漠里去寻找，陆续加入他的队伍。我要用他那极其简略的笔调叙述为他们带来幸运的遭遇，他看到3位酋长带领着70位骑士，帖木儿表示愿意当他们的领袖，他继续说道：
当他们把眼光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感到乐不可支，立即下马跑过来跪在地上，用嘴唇亲我的马蹬。我也从马背上下来，与他们3个人拥抱在一起，然后我把自己的头巾放在第一位酋长的头上，再把镶满珠宝和黄金的腰带束在第二位的腰部，最后把我的上衣披在第三位的身上。他们流出感激的眼泪，我也陪着他们流泪。祈祷的时候到了，大家共同向真主祈求。我们全都骑上马匹来到我的住所，这时我就把民众集合起来，举行宴会接待他们。
深受信任的队伍在最勇敢的部落加入以后很快人数大增，在他的统率之下前去对抗兵力占据优势的敌人，经历战争的变幻无常和胜负难料的过程之后，格特人最后还是被驱出位于河间地区的王国。帖木儿已经尽全力为自己争取光荣，但是在他教会同侪要服从他这个主子之前，还要完成更多的工作，运用更多的计谋，还有一些人丧失性命成为牺牲品。侯赛因出身高贵而且势力庞大，逼得帖木儿要接受这个邪恶和无用的共治者，而且侯赛因的姐妹是他宠爱的妻室。他们的联合为时短暂而充满猜忌，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帖木儿运用策略使对手遭到不公和谋叛的谴责，等到侯赛因战败之后，被个性精明的朋友杀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不服从主子的命令。帖木儿在34岁时，被国民会议“库利尔台”授予帝国的指挥权(公元1379年4月)，但是此时他依然装出一副尊敬成吉思汗皇室的样子。正当帖木儿统治察合台和东方时，名义上的大汗如同一位无职位的官员，作为他的仆从留在军队中。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王国，长宽各有500英里，应该能够使野心勃勃的臣民感到满足，但是帖木儿渴望统治全世界，在他去世之前，察合台的皇冠不过是他戴在头上的27顶皇冠之一而已。我没有办法详述帖木儿35次战役的胜利，以及纵横亚洲大陆的进军路线，只是很简单地谈起他在波斯、鞑靼地区和印度的征服行动，最后叙述更能引人入胜的奥斯曼战争。
征服者为了进行战争，在他的法学原则中可以发现安全需要、报复行为、荣誉观念、宗教狂热、权利主张或经济利益这些动机。等到帖木儿把察合台的世袭产业——花剌子模和坎达哈这些附庸国家再度统一起来，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伊朗(波斯)的王国(1380—1393 A.D.)。自从旭烈兀大帝的末代后裔阿波塞德亡故以后，阿姆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这片广大的国土就失去了一位合法的统治者。和平与正义遭到摈弃已有40年之久，蒙古侵略者似乎可以听到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哭声。那些可怜的藩王用联合起来的军队抗拒他的进攻，在分散的状况下被他各个击灭。他们的下场各有不同，完全取决于他们是把握时机立即归顺还是不识时务顽抗到底。易卜拉欣是希万(阿尔巴尼亚)的君王，跪下亲吻皇帝的宝座，和平的礼物是丝绸、马匹和珠宝，按照鞑靼的风俗，每项礼物都是9份。但是一名挑剔的旁观者提到，只有8名进贡的奴隶。易卜拉欣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自己算是第9名。”他的奉承之辞被帖木儿报以微笑。
曼提尔是法尔斯的国君，更适当的说法是波斯的君主，虽然实力不足，却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在设拉子城下的一次会战中，曼提尔运用3000到4000名士兵，击破帖木儿3万骑兵的主力部队。皇帝亲自参加战斗，只剩下不过十四五名卫士留在帖木儿的旌旗附近，他像一座岩石那样屹立不动，所戴的头盔曾经受到弯刀两次很沉重的打击。蒙古人重整队伍再度出战，曼提尔的头颅被抛到脚前，帖木儿杀死大无畏家族所有的男性，以表示对这位英勇的敌人极度的尊敬。他的部队从设拉子向着波斯湾进军，富裕和软弱的奥木兹愿意每年献上60万个第纳尔金币的贡金。巴格达不再是和平之都和哈里发宝座的所在地，旭烈兀最高贵的征服行动，不会被野心勃勃的继承人所忽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整个流域，从河口到发源地全部听命降服。帖木儿进入埃德萨，土库曼人的害群之马受到惩罚，他们竟敢亵渎神圣去抢劫麦加的商队。在格鲁吉亚的山区，身为基督徒的土著仍旧抗拒穆罕默德的律法和刀剑。他的3次远征行动获得圣战的殊荣，特夫利斯的君王成为他的改信者和友人。
公正的报复行为促成突厥斯坦(东鞑靼地区)的侵略行动(1370—1383 A.D.)，帖木儿的尊严不能容忍格特人逍遥法外。他渡过锡霍河制服喀什加尔王国，曾经先后7次进军这个国家的腹地，最遥远的营地有两个月的行程，位于撒马尔罕的东北方，距离是480里格。他的埃米尔横越额尔齐斯河，在西伯利亚森林建立一座简陋的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功绩。
对哥萨克(西鞑靼地区)的征服出于双重动机(1390—1396A.D.)，为了援助陷入灾难的友人以及惩责忘恩负义的仇敌。托克塔米什是一位流亡国外的君王，在帖木儿的宫廷受到款待和庇护。奥鲁斯汗的使臣受到傲慢的拒绝，被打发回国，在同一天之内察合台的军队随之出动，他们的胜利使得托克塔米什在北方建立蒙古帝国。经过10年的统治以后，新的大汗忘记恩主的赏赐和实力，卑劣的篡夺者认为自己拥有成吉思汗世系神圣的权利。托克塔米什率领9万人马经过德本的城门进入波斯，这些来自哥萨克、保加利亚、切尔克斯和俄罗斯人数众多的军队，跟随他渡过锡霍河，烧毁帖木儿的宫殿，逼得帖木儿在冬季的深雪中，为撒马尔罕和自己的生命奋战到底。经过温和的劝告和光荣的胜利之后，皇帝决心要采取报复的行动。帖木儿从里海的东边和西边以及伏尔加河，使用庞大的兵力两次侵入哥萨克，部队从右翼到左翼绵延13英里。在5个月的行军途中，很难看到人类的足迹，他们只能靠运气，在寒冬中打猎以获得每天的补给。最后两支军队开始遭遇，但是在激战之中掌旗手背叛，带着哥萨克的皇家旗帜倒戈投敌，发生决定性的效果，察合台的军队大获全胜，术赤的部落陷入悲惨的处境。托克塔米什逃到身为基督徒的立陶宛公爵那儿寻求庇护，再度返回伏尔加河两岸地区，与国内的敌手经过15次会战以后，终于葬身在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帖木儿追击逃走的敌人，进入俄罗斯纳贡的行省，统治家族的一位公爵在他的首都被毁时成为阶下囚，出于东方人的自负和无知，叶勒兹很容易与这个国家真正的都城混淆不清。莫斯科为鞑靼人的迫近而战栗不已，抵抗的力量极其薄弱，因为俄罗斯人把希望寄托于圣母像的奇迹，将征服者偶发或自动的撤退行动归功于她的保护。野心和谨慎将帖木儿召回南部，这个荒凉的国家已经民穷财尽，丰富的战利品如贵重的皮货、安条克的亚麻布以及成锭的金银，使蒙古士兵发了横财急着回去。他在顿河(塔内斯河)岸边接见一个态度卑恭的代表团，是由埃及、威尼斯、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和比斯坎的领事和商人组成，他们控制了位于河口的塔纳(阿佐夫)这个城市以及它的贸易。他们奉献贵重的礼物，对帖木儿的宽厚极力赞誉，相信他的承诺如同圣旨。一位埃米尔为了表示和平进行拜访，探查清楚货栈和海港的状况，可是鞑靼人很快出现，带来毁灭的后果，城市成为一片焦土，穆斯林惨遭洗劫后被驱离，那些没有及时逃上船的基督徒，受到定罪的宣告，不是被杀就是成为奴隶。为了进行报复，他烧毁了塞拉和阿斯特拉汗的城市，这些是文明正在兴起的纪念碑。他带着虚荣心公开宣称曾经进入永远都是白昼的地区，在这种奇特的现象之下，授权他的伊斯兰法学家可以免除晚祷的义务。
当帖木儿首次向王室人员和埃米尔提到要侵略印度(1398—1399 A.D.)时，得到的回答是一阵不满的抱怨声音：“那么多的河流、高山和沙漠!士兵都穿着沉重的甲胄!还有摧残人类的大象!”但是皇帝的不快比起任何令人恐惧之物更为可怕。他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大家，冒险的行动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只要付诸执行，总是安全而且容易的。派出去的探子回报印度的衰弱和混乱：有几个行省的苏巴人竖起反叛的旗帜，马穆德苏丹的幼稚无能甚至令德里的后宫都表现出轻视的态度。蒙古军队的行动分为三大部分。帖木儿很高兴地提到，92个千人骑兵队有幸能与先知穆罕默德的92个名讳或称号相吻合。在阿姆河和印度河之间，他们越过一列高耸的山脉，阿拉伯的地理学家称它是地球的石质腰带。高地的强盗已经被制伏或根除殆尽，但是无数的人马还是丧生在深雪之中。皇帝自己用轻便的支架从悬岩上垂放下去，绳索长达150肘尺，在他到达谷底之前，这种危险的动作要重复5次。
帖木儿在阿托克常用的通道渡过印度河，踏着亚历山大的足迹穿越旁遮普，又称五河之地，最后汇合流入主要的河道。从阿托克到德里的大路长达600英里，但是两位征服者都转向东南方前进，帖木儿的目的是要与他的孙子会师，在后者指挥之下已完成对穆尔坦的征服行动。想当年马其顿的英雄到达海法西斯河的东岸，正在沙漠的边缘，不得不停下来，不禁泪流满面。蒙古人进入沙漠，攻占巴特尼尔的堡垒，率领大军站在德里的城门前面，这个面积广大和人口稠密的城市，在伊斯兰国王的统治之下维持了3个世纪。围攻作战，尤其是对坚固的城堡而言，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但是他故意表现出兵力不足的样子，引诱马穆德苏丹和他的首相出城到平原来接战。对方列阵的兵员共有1万名全身铠甲的重装骑兵、4万名近卫步兵以及120头大象，据说长牙上面装着锐利和染毒的短剑。为了对付这些猛兽，特别是防止部队胡思乱想，他只有勉强自己采用一些预防措施，像是火攻以及挖掘一道堑壕，地面插上道钉以及用圆盾组成一道防壁。经验教导蒙古人要用微笑来面对他们的恐惧，一旦这些笨拙的动物溃不成军四处散逃，低劣的品种(就是印度人)在战场上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帖木儿摆出凯旋的行列进入印度的都城，装出一副赞许堂皇的清真寺的样子，但是大肆抢劫和屠杀的命令玷污了胜利的庆典。他决定要用偶像崇拜者或印度教徒的血来净化士兵的心灵，何况印度教徒的人数远超过穆斯林，大概是10:1的比例。为了达成虔诚的企图，他向着德里的东北方进军100英里，渡过恒河以后，在陆地和水面发起几次会战，深入到库普勒地区，举世闻名的岩石被雕成母牛的形象，那条伟大的河流似乎从此地倾注而出，事实上它的源头还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他的班师是沿着北部山区的边缘进行。这次快速的战役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因此无法证明他的埃米尔所提出的奇异预言：他们的子女生活在温暖的气候里，就会退化成为印度教徒的种族。
帖木儿在恒河河畔接到快速的信差传来急报，基督徒的叛乱和巴耶塞特苏丹充满野心的图谋，使得格鲁吉亚和安纳托利亚边区动乱不安的情势急剧恶化。63岁的高龄以及军政事务繁剧的辛劳，对于他那充满活力的心灵和身体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在撒马尔罕的皇宫享受几个月宁静的生活之后，他宣布要对亚洲西部的国家发起为期7年的远征行动(公元1400年9月1日)。为了对那些在印度战争中服役的士兵有所交代，他同意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国内或追随国君。但来自波斯各个行省和王国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在伊斯法罕集结，等待皇帝的大纛到达。这是第一次直接指向格鲁吉亚基督徒的作战行动，对方强大的力量仅仅在于山岩的地形、坚固的城堡和严冬的季节，这些障碍都被帖木儿的热情和毅力克服。叛徒归顺，愿意纳缴贡金或信奉《古兰经》。要是两个宗教都为他们的殉教者感到骄傲，比较公正的说法是这种名声要归于基督徒的俘虏，他们的选择不是宣誓叛教就是情愿面对死亡。
皇帝从山区返回以后，接受巴耶塞特首批使臣的觐见，双方展开抗议和威胁之类充满敌意的通信联系，在最后爆发战争行动之前已酝酿2年之久。两个猜忌和倨傲的邻国无须有争吵的动机，目前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分别发起征服行为，双方已经在埃尔泽努姆附近地区以及幼发拉底河发生接触，时间和条约都无法确定那可疑的边界。野心勃勃的国君相互指控对手侵犯自己的国土和主权，威胁家臣和诸侯，庇护叛徒和罪犯。他们从叛徒的名字知道那是些流亡的君主，这些人的王国已被篡夺，性命和自由受到无情的迫害。
帖木儿和巴耶塞特个性的类似比起利益的对立带来更大的危险。在他们不败的生涯中，帖木儿无法忍受一位与他对等的君王，巴耶塞特根本不认为会有比他更为强势的人物。蒙古皇帝的第一封信函必定激怒了土耳其苏丹，根本没有起到讲和的效果，帖木儿摆出一副瞧不起对方家族和国家的那种极其傲慢的神色：
难道你不知道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臣属于我的武力和我的法律？难道你不知道我所向无敌的军队从这片海洋推进到另一片海洋？难道你不知道世上的统治者都在我的城门前排队等候晋见？难道你不知道我逼得命运要保护我的帝国永远繁荣幸福？你凭什么这样无礼和愚蠢？你在安纳托利亚的森林里打过几次会战，获得了那些让人瞧不上眼的战利品!你对欧洲的基督徒已经获得几次胜利，你的剑受到真主的使者赐予的祝福，你服从《古兰经》的教诲对不走正道的人发起战争，这些是我唯一要考虑的因素，我想让你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边疆和屏障，所以才没有下手摧毁你的国家。要识时务，要多思考，要能悔改，赶快避开我那报复的雷霆之怒，要知道它已经悬挂在你的头顶上空。你不过是一只小蚂蚁，为什么非要激怒我这头大象？天哪!它会把你踩得粉身碎骨!
巴耶塞特的内心为这些极端藐视之辞所刺痛，在他的回信中尽情倾诉积怨和愤懑。对沙漠的盗贼和叛徒血口喷人的指责加以反驳之后，奥斯曼苏丹还提到对方在伊朗、图朗和印度那些吹牛的胜利，同时极力证明帖木儿除了自己背信弃义，以及他的敌人都是自取灭亡之外，从来没有尝过凯旋的滋味：
你的军队多得数不清楚，就算如此，行动快速的鞑靼人射出的箭，和我那些坚忍而无敌的新军所使用的弯刀和战斧相对抗，结果又是如何？我要保护那些恳求我施以援手的君王，你可以在我的帐篷里找到他们。阿尔津干和埃尔泽努姆的城市全都归我所有，除非贡金按时缴纳，否则我会到陶里斯和提尔塔尼亚的城墙下面催讨欠款。
苏丹无法控制的怒气最后用侮辱对方家庭的方式来发泄，他说道：
要是我在你的军队前面逃走，我的妻子们会让我3次戴上绿头巾；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气与我在战场决一死战，你同样要让你的妻子们3次躺在陌生人的怀里。
在土耳其人的国家里，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侵犯到闺房的隐秘，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两个国君有关政治的争执因私人的怨恨而更激烈。然而帖木儿在第一次远征行动中，围攻和毁灭苏瓦斯(或称赛巴斯特)而获得满足，这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边界戒备森严的城市。为了报复奥斯曼苏丹口出秽言，一支4000亚美尼亚人的守备部队，为了善尽抗拒和忠诚的责任，竟被帖木儿下令全部活埋。帖木儿身为伊斯兰信徒，很钦佩巴耶塞特虔诚的执着，因为巴耶塞特现在仍旧对君士坦丁堡进行着封锁。等到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之后，蒙古征服者停止追击，然后转向去侵略叙利亚和埃及。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东方人甚至帖木儿都把奥斯曼的君王称为“罗马的恺撒”。这种头衔竟然授予一位据有君士坦丁继承人的行省并且在威胁那座伟大城市的征服者。
马穆鲁克的军事共和国仍旧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不过土耳其人的王朝被切尔克斯人推翻，他们的宠臣巴科克从奴隶和囚犯的身份，急速擢升，据有并恢复原来的宝座。在当时那种叛变和混乱的状况之下，只有他能抵挡蒙古人的威胁，敢与蒙古人的敌人建立联系，并且拘留帖木儿派来的使臣。蒙古人一心期盼他赶快死亡，他的儿子法拉吉软弱的统治，可以让他们用来报复他父亲的罪行。叙利亚的埃米尔都在阿勒颇集结，要击退帖木儿的入寇行动，他们依靠马穆鲁克的名声和纪律，锋利的刀剑和长矛全是大马士革的精钢制成。他们的城市如同金汤一样的坚固，还有6万个村庄的众多人口。他们不愿忍受敌人的围攻，于是打开城门让军队在平原上面列阵。但是这些军队缺乏纪律，无法团结合作，有些势力强大的埃米尔受到引诱，要抛弃或背叛那些更忠心的同伴。帖木儿用一队印度战象来掩护战线的正面，这些猛兽背负的角塔装满弓箭手和希腊火。他的骑兵部队迅速机动，使得敌人丧胆因而秩序大乱，叙利亚的乌合之众全线溃败，在进入大街的通道上，数以千计的人员不是挤得窒息而死就是被杀身亡。蒙古人带着一些流亡的难民进入城市，阿勒颇极其坚固的要塞经过短暂的防守之后，因为畏惧或背叛而投降(公元1400年11月11日)。
帖木儿从求饶者和俘虏当中发现几位法学家，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亲自主持的会议，当然这种荣誉会带来危险。蒙古君主是一位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但是他在波斯人的学校接受教导，要尊敬阿里和侯赛因的功德和伟业，经过宗教的熏陶对于叙利亚人怀有极深的成见，将他们视为真主的使者、使者之女和她的儿子的仇敌。他对这些法学家提出一个很容易犯错的问题，布卡拉、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诡辩家都无法解答：“谁是真正的殉教者，那些被我这一边所杀还是被敌人杀死的信徒？”阿勒颇一位宗教法官的机智使得他哑口无言或许还感到满意。宗教法官的回答是，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决定信徒是否是殉教者的不是旗帜而是动机，无论哪一个派别的穆斯林，只要为真主的光荣而战，就配得上这个神圣的称呼。
至于哈里发的正统继承权是一个更具争议、更敏感的问题，忠于职守的法学家提出坦诚的意见，皇帝在受到激怒以后大声叫道：“你们犯了与大马士革同样的错误，穆阿维亚是个篡贼，叶兹德是个藩王，只有阿里是先知合法的继承人。”经过一番极其审慎的解说，总算让他平静下来，于是就他更熟悉的题目进行谈话。他向一位宗教法官问道：
“你多大年纪了？”
“50岁。”法官回答。
“跟我的长子一样大，你们看，”帖木儿继续说道，“站在这里的是个贫穷、跛脚和衰老的凡人。然而万能的真主乐于用我的军队去降服伊朗、图朗和印度的王国。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真主可以做证，在所有的战争中我都不是发起攻击的人，我的敌人都是自取灭亡的始作俑者。”
和平的谈话正在进行时，阿勒颇的街道已经是血流漂杵，回响着母亲和孩童的哭声以及受侵犯少女的尖叫。士兵尽情地抢劫以满足他们的贪婪，但是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残酷是迫于专横的命令，不得不缴纳相当数量的头颅，按照帖木儿的习惯很奇特地堆成圆柱或金字塔的形状。蒙古人在举行胜利的欢宴，幸存的穆斯林在眼泪和锁链之中度过漫漫长夜。我无法详述毁灭者从阿勒颇向大马士革的进军，他与埃及军队在城下惨烈交锋，几乎全军覆没，他之所以退却是由于悲伤和绝望，有一个侄儿背弃他投到敌人的阵营。叙利亚人听到他败北，真是欣喜若狂。苏丹受到马穆鲁克的反叛和驱逐，在仓促和羞辱之下逃回开罗的皇宫。大马士革的居民为他们的君王所遗弃，仍旧防守着城墙。如果他们愿意送礼物或赎金来保存他撤退的颜面，帖木儿就答应解围而去。等到他借口要签订休战协定进入城市，马上就不讲信义违反条约的规定，强迫要求1000万金币的贡金。叙利亚人曾经动手或是同意谋杀穆罕默德的孙儿，他动员部队要惩罚这些罪人的后代。除了一群工匠被他送到撒马尔罕提供服务以外，在这场全面展开的大屠杀中，仅有一个家族的祖先曾经将侯赛因的头颅厚葬因而逃过此劫。在过了700年以后，一个鞑靼人出于宗教狂热的理由，为了替一个阿拉伯人报仇，竟然将大马士革化为一片焦土(公元1401年1月23日)。
战役的损失和艰苦使帖木儿不得不放弃对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征服行动，在他班师返回幼发拉底河之前先将阿勒颇付之一炬。有2000名阿里的信徒很想朝拜阿里之子侯赛因的坟墓，他要证实虔诚的宗教动机，不仅饶恕他们的性命还给予奖励。我已经详细地记叙了他个人的逸闻，可以了解这位蒙古的英雄人物所具备的特质。但我还要简单地说明，他在巴格达的废墟上面用9万颗人头堆成一座金字塔(公元1401年7月23日)；再度进犯格鲁吉亚；将营地开设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宣示他的决定是要进军去制服奥斯曼皇帝。他明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从所有的行省集结所需的部队，有80万人列入征兵名册，虽然战斗部队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主力是1.5万名骑兵，接受阶级和待遇最高的酋长指挥。叙利亚的掠夺使蒙古人获得数量巨大的财富，但7年来欠发薪饷和款项，更使他们紧紧追随帖木儿的皇家旗帜。
在蒙古军队改变作战方向的这段期间，巴耶塞特有两年的工夫集结部队要与敌军决一死战，总兵力是40万骑兵和步卒，表现出的优点和忠诚并未达到应有的标准。我们能够分辨出来新军已经逐渐成为庞大的编组，有4万人之多；一支带有民族特性的骑兵部队就是现代习称的斯帕希；2万名欧洲的重装骑兵，全身披挂坚硬无比的黑色铠甲；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部队，他们的君王在帖木儿的营地获得庇护；以及成群结队的鞑靼人，是帖木儿把他们驱离哥萨克，由巴耶塞特将他们收容以后，安置在哈德良堡平原。苏丹本着大无畏的精神要去迎战他的对手，仿佛要选择一个复仇雪耻的地点，他在下场悲惨的苏瓦斯废墟附近扬起指挥的大纛。就在这个时候，帖木儿离开阿拉克西斯河，移动的路线经过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的乡野。他的行动极其大胆，有妥善的预防措施可以获得安全保障，前进速度受到秩序和纪律的引导显得非常敏捷，疾驰的骑兵分遣队辛勤探索森林、山区和河流，标定他们行进的道路和预先安排他的指挥位置。帖木儿坚持要在奥斯曼王国的心脏地区进行战斗，避开对方的营地，很巧妙地集结兵力在左边的路线，占领恺撒里亚，横越盐质沙漠和哈里斯河，包围安哥拉。
苏丹在这个时候没有采取行动，也不知道对方的位置，竟然将鞑靼人的敏捷和积极比作爬行的蜗牛。他在极端愤慨之下要迅速救援安哥拉，两位统帅同样急着要进行战斗，环绕城市的平原是这次重大会战的场地，使得帖木儿的光荣和巴耶塞特的羞辱永垂千古(公元1402年7月28日)。蒙古人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要归功于蒙古皇帝卓越的指挥和对战机的掌握，以及30年严格的训练和纪律要求。在不违背民族习性的原则下，他改进战术，主要的战力在于庞大骑兵部队的投射武器和快速机动。从小部队到整支大军全部运用统一的攻击模式：战线的前列开始运动发起进攻，担任先锋的骑兵部队保持适当的间隔在后面支援；右翼和左翼的正面和后卫区分为若干梯队，将领全神注意战场的状况变化，在他的指挥下采取正面或斜行的接敌方式，对敌人发起18到20次的攻击，每一次的攻击都会带来胜利的机会。要是骑兵的连续攻击无法发挥作用获得战果，这时就要完全靠皇帝掌握当前的状况，他对亲自率领的主力下达命令，跟随他的旗帜前进。
在安哥拉会战中，最勇敢的骑兵部队作为主力的预备队，在侧翼和后方给予强力的支持，这些预备队由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指挥。印度的征服者带着炫耀的心理排出一列战象，这些战利品对胜利没有多大帮助。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对希腊火的运用都很熟悉，但是他们更借重欧洲最新发明的火药和大炮，在两个民族的手里发出隆隆的炮声，当然会改变那一次会战的命运。巴耶塞特在那一天的作战中，展现出了士兵和首长的素质，但是他的才华为具有优势的强大对手所压倒。绝大部分的部队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在最关键的时刻使他遭到败北。他的行为过于严苛和贪婪，在土耳其人当中激起一场兵变，甚至他的儿子索利曼都非常仓促地撤离战场。安纳托利亚的部队认为起义是忠贞的行为，他们倒戈投向合法的君王。
巴耶塞特那些鞑靼人盟军都受到帖木儿的信函和密使的诱惑，蒙古皇帝指责他们不知羞耻，竟然在祖先的奴隶手下过着卑躬屈节的生活，并且给予他们恢复古老自由和建立新兴国家的希望。欧洲的重装骑兵部队用忠诚的效命和精良的武器，在巴耶塞特的右翼发起冲锋，但是敌军装作不敌败逃，这支强大的骑兵鲁莽地追击，结果难逃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而新军在缺乏骑兵部队和投射武器支援之下，被蒙古猎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的骁勇最后还是被炎热、口渴和敌军的优势兵力压倒。不幸的苏丹现在手脚受到痛风的折磨，被脚程最快的马从战场运走。他被察合台虚有其名的大汗率领追兵赶上擒住，等到他成为俘虏，奥斯曼的势力被击溃以后，安纳托利亚王国向征服者投降。
帖木儿把自己的大纛插在基塔希亚，部队四散开来从事抢劫和破坏。他最喜爱的长孙米尔札·穆罕默德苏丹奉命带领3万人马去布尔萨，这位雄心万丈的年轻人只带着4000人出现在首都的城门前面，花了5天的工夫完成230英里的进军行动。然而恐惧的传播比起他的行军更为快速，巴耶塞特的儿子索利曼已经将皇家的金库迁到欧洲。不过，皇宫和城市的战利品数量依然巨大，居民都已逃走，建筑物多为木制，全部被他烧为灰烬。帖木儿的孙子从布尔萨向着尼斯前进，这里还是一个美好和繁荣的城市，只有普罗蓬提斯海的波涛能够阻止蒙古骑兵部队。其他蒙古王侯和将领的入侵行动同样成功，罗得岛骑士拿出宗教的狂热和勇气防守西麦拿，只有这个地方需要皇帝御驾亲征，等到他用雷霆万钧之势夺取以后，所有一息尚存的人员全在刀剑之下丧生。基督徒英雄的头颅被弩炮从两艘帆船的甲板发射，这些欧洲驶来的船舶下锚停泊在海港内。亚洲的穆斯林全都感到非常高兴，能将他们从国内这个危险的敌人手里解救出来。比一比这两位敌手，很容易就可以分出他们的高下，西麦拿曾经忍受巴耶塞特7年的围攻或封锁，而帖木儿只不过花了14天就攻下了这座城堡。
帖木儿用铁笼把巴耶塞特囚禁的故事，是长久以来经常被提到的活生生教训，最近被现代作者当成杜撰的传说，用来嘲笑一般人的轻信态度。他们把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有这件事，归因于谢里菲汀·阿里的《波斯史》记载的情节，使得我们对一个法文译本感到好奇，于是我就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处理方式，收集并且简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帖木儿听到报告说，被俘的奥斯曼苏丹已经到达御帐的进口，马上很亲地走到前面去迎接，安排他坐在自己的旁边，针对他高贵的身份和不幸的遭遇，用遗憾的语气表达不着痕迹的同情和责备。皇帝说道：
伟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错误，现在才会接受命运的判决。踬踣的罗网是你自己所编织，荆棘的树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愿意赦免，甚至愿意帮助穆斯林的护卫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胁，你藐视我的友谊，你逼得我带着所向无敌的军队进入你的王国。要是你获得胜利，我不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我和我的部队都会难逃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不屑于报复行为，你的生命和尊严都将获得保障，我要用对敌人的仁慈表示对真主的感激。
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悔恨的姿态，带着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征地位的长袍，流着眼泪拥抱他的儿子穆萨，经过他的请求才从俘虏当中找出儿子来。奥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帐幕里，卫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时才免于尊敬的态度。等到他的妻妾从布尔萨来到以后，帖木儿将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儿归还给她们的夫君和父亲。塞尔维亚公主早先获得允许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儿很虔诚地提出要求，她应该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误。巴耶塞特获得邀请参加胜利的宴会，蒙古皇帝将一顶皇冠加在他的头上，并且让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提出庄严的保证要让他给祖先的宝座带来更大的光荣。苏丹的早逝使这个承诺所要达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虽然有极为高明的医生仔细照料，但受到中风的打击在阿克息尔过世，这个地方就是皮西底亚的安条克，时间是在他战败后大约9个月(公元1403年3月9日)。胜利者在他的葬礼上流出眼泪，遗体用盛大的行列运送到修筑在布尔萨的陵寝，他的儿子穆萨收到黄金、珠宝、马匹和武器等极为丰富的礼物，被授予红色墨水批准的国书，允许他拥有安纳托利亚王国。
上面所提的这段对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从帖木儿自己的编年史中摘录出来的，这部史书完成的时间是在他逝世19年以后，编者呈献给他的儿子和孙儿。当事实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能够记得时，他那真正的行为被明显的谎言所讽刺。提出证据的确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历史学家全都接受，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无耻在东部更普遍。一大串证人都可以证实巴耶塞特受到严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现的时代和地点加以说明。
其一，读者或许没有忘记法兰西的守备部队，在波西考特元帅离开以后留下来防卫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最早获得主要敌手全军覆没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经跟随希腊使臣前往帖木儿的营地。从他们带回来的报告资料中，元帅的仆从和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监禁和死亡都是处在“困苦”的状况下，何况相距的时间还不到7年。
其二，15世纪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当中，意大利的波吉乌斯应该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风格文雅的《对话录》提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和世事的枯荣兴衰，是他50岁时的作品，正值帖木儿对土耳其人之役获胜后第28年，他对征服者的赞誉不亚于古代极其赫显的蛮族人士。波吉乌斯从几名目击证人口中，获得蒙古皇帝功勋和纪律的第一手资料，没有遗漏奥斯曼国君这个非常切合主题的案例。国君像一只野兽一样被西徐亚人关在铁笼里面，在亚洲被当成稀奇事物展示给民众观看。我可以引用两本意大利的年代记，来加强在史料方面的权威性，或许可以举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够证明有同样的故事，不论内容的真假对错，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发生的时代传入欧洲。
其三，在波吉乌斯享誉罗马的时代，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马士革写出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著作，文字华丽优美但是内容恶意诽谤，他曾经到土耳其和鞑靼地区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联系，要是他们都同意“铁笼”这件事实，那么这是正确性最突出的证据。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样提到另外那些违反家庭和亲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极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妇女和不贞，使得嫉妒的鞑靼人怀恨在心。在胜利的宴会中，用女性侍饮者供应酒类，苏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杂在奴隶之中，没有戴面纱暴露在放纵无礼的眼光之下。据说为了避免尔后发生同样的侮辱，他的继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举行合法的婚礼。布斯比奎斯是从维也纳宫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奥斯曼人不仅相信还证明此事属实，至少在16世纪仍旧如此。
其四，因为处于这样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一位希腊人的证词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们在较晚的时期享有盛名，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也不是那样肯定，但是更要注意乔治·法兰扎，他是最后那些皇帝的宠臣，生在安哥拉会战前一年。发生这件事以后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宫廷，这位历史学家可能和一些资深的新军人员谈过话，他们曾经与苏丹一起成为俘虏，说是看到他被关在铁笼里面。
其五，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编年史，莱克拉维斯、波科克和康特米尔都曾经参考和抄录，他们都悲叹俘虏受到铁笼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学家还是有点可信度，他们如果不揭露国王和国家受到的耻辱，就无法指责鞑靼人。
从这些对立的前提可以导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谢里菲汀·阿里忠实叙述第一次见面那种夸张的谈话，我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为成功而能够表现出体谅别人的态度，装出宽宏豪爽的气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识时务的傲慢，使得帖木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疏离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敌人是安纳托利亚的王侯，他们的抱怨不仅让人觉得公正，也激起愤怒之心。帖木儿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牵引这位被俘的苏丹，用盛大的凯旋行列进入撒马尔罕。他发现有人图谋要让巴耶塞特找机会逃走，挖一条地道通到他的帐篷。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在班师还朝的长途行军过程中，载运他的大车装上铁制的囚笼，不能将之看成是恶意的侮辱，而是一种严密的预防措施。
帖木儿读到一些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辈的波斯国王，运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罗马的恺撒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去接受审判，虽然他的早逝并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这笔账仍旧要算在帖木儿的头上。帖木儿无须与死者作战，对于一个从他的权力之下获得解脱的战俘，能够赐予的东西也不过是眼泪和坟墓。如果说巴耶塞特的儿子穆萨获得允许，统治已成废墟的布尔萨，事实上征服者已经将安纳托利亚几个行省归还给合法的君王。
从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到波斯湾，以及从恒河到大马士革和爱琴海，亚洲在帖木儿的掌握之中，他的军队百战百胜，他的野心永无止境，宗教狂热令他渴望征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信仰，现在世人听到他的名字无不战栗。他已经抵达陆地最遥远的边缘，但是在欧亚两个大陆之间是一片狭窄而又无法逾越的海洋。身为无数“托曼”骑兵队也就是万人队的最高统帅，麾下竟然没有一艘战船。君士坦丁堡和加利波利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主要的通道和渡口，前者在基督徒手里，而后者为土耳其人掌握。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他们忘记宗教的差别，为着共同的目标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两个海峡用船只和工事进行防卫，帖木儿用攻击对方的敌人作为借口，要求将军队运送过去，遭到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拒绝。他们同时也用贡金作为礼品，派出使臣极力安抚他那高傲的性情，用审慎明智的理由对他进行说服的工作，让他了解采取撤退的行动可以获得胜利的荣誉。巴耶塞特的儿子索利曼苦苦哀求，恳请帖木儿对他的父亲和他自己能够大发慈悲，表示愿意接受帖木儿一份红色国书，作为在罗马尼亚王国登基的叙任式，事实上他早已用武力获得这个国家的主权。他同时还反复陈述他那诚挚的意愿，要亲自前来投身到“世界之王”的脚前向他致敬。
希腊皇帝(无论是约翰或曼纽尔都如此)用缴纳贡金的方式表示降服，与原来按规定付给土耳其苏丹的金额完全相同，并用忠诚的誓言确保条约的执行，只要蒙古军队从安纳托利亚退走，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很多国家陷入恐惧和幻想之中，那是因为帖木儿的雄心壮志要拟订新的征服计划，从事工程浩大和传奇冒险的迂回行动：计划的要点是要夺取埃及和阿非利加，从尼罗河向着大西洋进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等到把基督教世界的王国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再经由俄罗斯和鞑靼地区的旷野返回家园。埃及苏丹的降服能够防止这个路途遥远和充满幻想的危险。祈祷词提到他的名字，钱币上面刻他的头衔，这种殊荣证实帖木儿在开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像长颈鹿(或称驼豹)这种稀有动物和9只驼鸟，都是阿非利加地域进贡给撒马尔罕的礼物。
在我们的印象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蒙古人，真是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他在围攻西麦拿的营地里，进行各种状况的考量，几乎完成入侵中华帝国的规划，帖木儿用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狂热来督促这一次的冒险行动。他使得伊斯兰信徒血流成河，只能用毁灭同样多不信真主的人才能赎罪。他现在已经站在乐园的门口，要根绝中国的偶像崇拜者，在每个城市建立清真寺，公开信仰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这些才是他光荣进入乐园的最佳保证。成吉思汗的世系最近在中国遭到驱逐，这是对蒙古姓氏的侮辱，此时中华帝国处于混乱之中，正是报仇雪耻最好的时机。建立明朝、威名远震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安哥拉之战前四年崩殂(1398 A.D.)，他的孙子是个软弱和不幸的年轻人，经过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的内战之后被烧死在皇宫之中。帖木儿在撤离安纳托利亚之前，派遣一支大军渡过锡霍河，还有大批原有或新近获得的臣民，修筑所需的道路，降服身为异教徒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加尔人，在沙漠中建立城市和仓库。派出的部将辛勤工作，他很快收到从额尔齐斯河的源头直到中国的长城这个未知地区的完美的地图和报告。就在这个准备阶段，皇帝完成格鲁吉亚最后的征服，留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度过冬季，绥靖波斯发生的动乱，经过长达4年9个月的战役以后，用缓慢的班师行列回到首都。
他登上撒马尔罕的宝座，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展现出统治的气势和权威(公元1404年7月—1405年1月8日)，听取人民的诉愿，裁定公正的奖惩，分配经费建筑皇宫和庙宇，接见埃及、阿拉伯、印度、鞑靼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的使臣，后者呈献的一件绣帷使得东方的画家为之失色。6位孙儿的婚事不仅表现出皇帝慈爱的亲情，也像宗教的仪式受到尊敬。他们的婚礼恢复了古老哈里发的高贵和虚荣，典礼在夏宫的花园里举行，点缀着无数的帐篷和天幕，展示一个伟大都城的奢侈物和一个胜利营地的战利品。整片森林被砍倒，供应厨房所需的燃料，平地上面布满可以食用的肉类，还有无数的美酒，数以千计的客人受到殷勤的款待，政府各阶层的人士和世上各民族的代表，全都前来参加皇家的盛宴，甚至就是欧洲的使臣都没有受到排斥，即使是最渺小的鱼类在广大的海洋也有容身之处(傲慢的波斯人有这种说法)。为了与民同乐，到处张灯结彩和举办庆祝活动，撒马尔罕的贸易过去就很发达，每种行业都在争奇斗胜，运用很特殊的手艺和材料，装点着华丽的装饰，排场极为盛大。宗教法官批准婚约以后，新郎和新娘退回他们的新房，按照亚洲人的习俗他们要着装和卸装9次之多，每次更换服饰的时候，珍珠和红宝石要撒在他们头上，再由他们高傲地赏赐给随侍的人员。为了使大家尽兴，特别宣布金吾不禁，人民的行动不受约束，就是君王也不理朝政。帖木儿的史官可能提到，他用50年的努力建立一个帝国，始终全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一生之中只有这两个月的幸福时期，可以避开运用权势所应尽的职责。
帖木儿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处理政府和战争的事务，招展的旌旗和标志发起入侵中国的行动。埃米尔提出的报告显示，共有20万人马，都是从伊朗和图朗地区挑选的士卒，再加上久经战阵的老兵。500辆大车和数量庞大的马匹和骆驼队伍，用来运送他们的辎重和给养。部队要为未来长期的缺乏补给完成妥善的准备，因为一个商队从撒马尔罕到北京，平静无事的旅程需要花6个多月的时间。无论是老迈的年龄还是严寒的冬季，都没有让性急的帖木儿受到耽误，他骑上马背在冰上走过锡霍河，从首都前进76个帕勒桑大约是300英里的距离，在奥特拉附近扎下最后的营地，在那里听候死神的召唤。劳累以及不慎饮用冰水，使得热病恶化，亚洲征服者的终年是70岁(1405年4月1日)，距他登上察合台的宝座已有35年之久。他的征服大业完全停滞下来，集结的军队很快解散，中国免于遭到入侵的威胁。在他逝世14年以后，最有权势的儿子派遣使臣要与北京的朝廷建立友谊和贸易关系。
帖木儿显赫的名声享誉东方和西方，他的后裔仍旧被授予皇室的头衔，他受到臣民的颂扬，被当成神明一样地尊敬，就是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在某些方面也深表认同。虽然他一足跛而一手残废，体形和身材倒是符合他的地位，完全靠着自制和锻炼保持活力充沛的健康，这点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就是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他在私下的谈话中表现出庄重的态度，声调非常温和，虽然他不懂阿拉伯语，但是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说得很流利，而且用词典雅。他很高兴就历史和科学这类的题材与博学之士讨论交换意见，闲暇的时间喜爱的娱乐是西洋棋，经过他的改良也可以说是误导以后，新的弈法更为精细而且无比复杂。他在宗教方面或许不是正统伊斯兰教徒，却是一个信仰虔诚的狂热分子。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晰的思维，使得我们大可以相信，他对征兆、预言、圣徒和占星家抱着迷信的尊敬态度，仅仅是装模作样拿来当作政策的工具。他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不仅唯我独尊，而且大权在握，没有一个叛徒反对他的权势，没有一个宠幸迎合他的嗜好，更没有一个大臣误导他的判断。他有非常严谨的策略和施政原则，无论产生哪种结果，君王的命令都不容争辩或撤销。但是他的仇敌带着恶意的看法提到，愤怒和毁灭的命令比起施惠和恩宠更会被严格地执行。
帖木儿在逝世后留下36个儿子和孙儿，这些都是他最早、也是最顺从的臣民，只要在服行职责时产生偏差，就要按照成吉思汗的家规，用打脚心的笞刑来纠正所犯的错误，等到改过自新以后就恢复职务和指挥的权力。或许他的心灵并非缺少与人相处的美德，或许他不是不能去爱护朋友和宽恕敌人，但是伦理学的规范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大可以更多地赞许一位帝王的智慧，对人民慷慨大方不会耗尽民财，对人民公平正义使得国泰民安。他的工作是要维持权威和服从的平衡，惩罚倨傲和保护弱者，奖励有功的人员，将罪恶和怠惰驱离统治的领域，保障旅客和商人的安全，抑制士兵的劫掠，珍惜农夫的辛劳，鼓励勤奋工作和努力求知。关于这些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估，那就是君王的责任是不增加人民的税赋而能提高国家的岁入，在善尽这些责任以后，他发现可以立即获得丰硕的回报。
帖木儿可以吹嘘，他在刚刚登上宝座时，亚洲是战乱和掠夺的俎上之肉；等到他建立兴旺的君主国，就算是一个幼童带着一袋黄金从东部走到西部，也无须害怕，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能够功成名就的信心来源，这方面的改革使他有理由获得胜利，争取到的头衔可以统治全世界。不过，下面四点意见可以从公众的感激中，辨别出他所主张的观点，我们或许应该获得这样的结论：蒙古皇帝是人类的公敌而非恩主。
其一，要是一些局部的混乱或地区性的迫害要用帖木儿的刀剑来治疗，那么治疗会比疾病带来更大的伤害。波斯那些权势有限的暴君，他们的掠夺、残酷和争执使得臣民受苦，但是整个国家在改革者的脚步下面化为齑粉。在满布繁荣城市的大地上面，经常出现他那极其可厌的战利品，是用人类的头颅所堆成的圆柱或金字塔。阿斯特拉罕、花剌子模、德里、伊斯法罕、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布尔萨、西麦拿和1000座其他的城市，当着他的面被他的部队洗劫、纵火或是完全摧毁。要是一个僧侣或哲学家试着计算一下成为他建立和平与秩序牺牲品的数百万的受害者，或许他的良心也会感到一阵惊愕。
其二，他进行毁灭性最大的战争，完全是入寇而不是征服。他侵略突厥斯坦、哥萨克、俄罗斯、印度、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根本不抱希望或意愿要保存这些遥远的行省。他在离开的时候满载战利品，但是没有留下部队来约束那些强悍的土著，也没有官员来保护驯服的居民。等到他把古老政府的组织架构尽情破坏以后，就将这些城市遗弃给那些因他的入侵而加剧或引起的恶行，任何现有或可能的恩惠都无法补偿这些恶行带来的损失。
其三，河间地区和波斯的王国才是他尽力栽培和美化的地域，将要永远为他的家族所继承。但是征服者的远离使得和平的工作受到干扰，有时还会产生破坏的作用。当他在伏尔加河和恒河获得胜利时，他的仆从甚至他的儿子都忘记了他们的主人和责任，调查和处罚迟缓而又偏袒，使公众和私人受到的伤害很少获得补救。我们只能将帖木儿所谓的“制度”，誉为一个完美的君主政体极其虚伪的理想。
其四，不论他的施政作为会带来多少幸福，都随着他的生命化为乌有，他的儿孙辈所具有的野心是统治而不是管理，他们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全都成为人民痛恨的对象。他最小的儿子沙洛克还维持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昔日的光荣，但是等到他逝世以后，整个局面再度陷入黑暗和残杀之中，100年内，河间地区和波斯受到乌兹别克人来自北方的蹂躏，土库曼人在这里放牧他们的羊群。要不是在乌兹别克人的军队征服印度之前，有一位英雄人物赶快逃走，帖木儿的家族在他的子孙传到第五代就要完全绝灭。他的继承人(伟大的蒙兀儿诸帝)扩展了他的统治，从克什米尔的山区到科摩林角，从坎达哈到孟加拉湾，全部成为他们的领土。在奥朗则布的统治之下，整个帝国冰消瓦解，一个波斯的强盗将德里的财富搜刮一空。但他们王国的所有膏腴之地如今全部为一个基督教的商业公司所有，这个公司位于北方大洋一个遥远的海岛。
奥斯曼君主国的命运完全不同，巨大的躯干弯向地面，等到飓风吹过马上恢复原状，生机更加蓬勃。不管怎么说，当帖木儿撤离安纳托利亚时，他留下的城市没有宫殿、财库和国王，一片毫无防卫能力的土地上面散布着成群的牧人，还有就是鞑靼人或土库曼人出身的强盗。巴耶塞特生前征服之地都是得自这些埃米尔，他们之中有一位出于卑鄙的报复心理，竟然破坏他的坟墓。他的5个儿子的阋墙之斗，耗尽了他们世袭的残余力量(1403—1421 A.D.)。我要按照他们的年龄和作为的次序逐一介绍。
其一，不论我所说的是如假包换的穆斯塔法的事迹，还是一个骗子冒充那位失落的王子，都同样让人感到可疑。安哥拉会战时，穆斯塔法在他父亲的身旁作战，但是等到被俘的苏丹获得允许可以探寻几位儿子的下落时，仅仅找到穆萨一个人。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听到他的话也都相信，那就是他的兄弟混杂在死人堆里无法分辨，其实这些历史学家都是获胜党派的奴隶。如果穆斯塔法真是从苦难的战场逃脱，他的朋友和敌人怎么会不知他的藏身之地12年之久？然后他一在帖撒利现身，就被当成巴耶塞特的儿子和继承人，受到大批拥护者欢呼？穆斯塔法为希腊人所救，等到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过世后，重新恢复自由，并统治帝国。要不是如此，他的第一次败北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堕落的内心可以证明他那伪造的身世，如果他在哈德良堡的宝座上被尊为奥斯曼的苏丹，那么他的逃走、禁囚和可耻的吊死，使得骗子为公众所不齿。还有几个敌对的冒牌货扮演同样的角色，提出类似的权利要求，据说有30人以冒充穆斯塔法的罪行受到惩罚。像这种经常处死嫌犯的做法，暗示土耳其宫廷对合法王子的死亡也无法确定。
其二，伊撒在他的父亲被俘以后，在安哥拉、锡诺普附近地区和黑海统治过一段时期，他的使臣在觐见帖木儿以后，带回友好的承诺和象征尊荣的礼物。但是他们的主子很快被一个嫉妒的兄弟，也就是阿马西阿的统治者夺走了他的行省和生命。最后的结果可以联想到一种虔诚的论点，无论是摩西和耶稣的律法还是伊撒和穆萨的继承，都被更伟大的穆罕默德所废除。
其三，索利曼的称号没有列入土耳其皇帝的名单，然而是他阻止了蒙古人胜利的发展过程，在他们撤离以后，还暂时将哈德良堡和布尔萨的宝座联合起来。他在战争时勇敢积极，而且运道很好，他的勇气受仁慈的影响变得软弱，但是同样会被傲慢和僭越激怒，为放纵和懒惰所败坏。无论是臣民还是君王都要对政府抱着敬畏之心，他却放松了对自己的控制，过度的恶行使得他与军队和法律的首长之间产生矛盾。每天酗酒，无论就君王还是公民的身份而言，都会受到大家的藐视，何况他还违反了先知的戒律，更是加倍可厌。索利曼在酒醉的昏睡状况下为他的弟弟穆萨率领军队奇袭，在他从哈德良堡向拜占庭首都逃亡的途中，被追兵赶上杀死在浴场，这时他已经统治了7年10个月(1403—1410 A.D.)。
其四，穆萨的叙任式使他被贬为蒙古人的奴隶，这个纳贡的安纳托利亚王国领域只限于很狭小的范围之内，残破的民兵组织和空虚的国库，使他根本不是罗马尼亚统治者的敌手，对方拥有身强力壮和久历战阵的老兵队伍。穆萨经过装扮以后从布尔萨的宫殿逃走，乘一艘没有顶篷的小船渡过普罗蓬提斯海，在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山间出没不定，经过几次徒劳无功的袭击之后，终于登上哈德良堡的宝座，上面刚刚沾染着索利曼的鲜血。三年半的统治期间，他的部队对抗匈牙利的基督徒并进攻摩里亚获得胜利。但是穆萨的败亡在于怯懦个性和妇人之仁，等到放弃安纳托利亚的主权以后，那些不忠不义的大臣要效忠更有权势的兄弟穆罕默德，他落在他们的手里成为牺牲者(1410 A.D.)。
其五，穆罕默德的最后胜利是明智和谦虚应得的报酬，在他的父亲被俘之前，皇家的年轻人已经被授予管理阿马西阿的责任，这个地方离君士坦丁堡有30天的行程，位于对抗特拉布宗和格鲁吉亚基督徒的土耳其边区。就亚洲战争的标准来看，这座城堡极为坚固无法攻克。阿马西阿整个城区被艾里斯河分为两半，两边的地形向上升起如同一个圆形竞技场，看来很像一个规模较小的巴格达。帖木儿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像是忽略了位于安纳托利亚这个拒不从命而偏僻的角落。穆罕默德不去激怒征服者，维持宁静的独立状况，在行省追捕那批鞑靼乌合之众所残余的到处飘流的人员。他尽力排除邻接的伊撒所带来的危险，当势力强大的两位兄长缠斗不已时，他保持坚定的中立态度赢得双方的尊敬；等到穆萨获得胜利，不幸的索利曼丧生以后，他站在索利曼的继承人这一边要为死者复仇。穆罕默德用条约获得安纳托利亚，用武力夺取罗马尼亚。士兵把穆萨的头颅呈献给他，他被当成国王和国家的恩人，受到非常丰硕的赏赐。穆罕默德成为唯一的君王，经过8年平静无事的统治(1413—1421 A.D.)，将内战的恶行完全清除干净，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奥斯曼君主国的政治架构。最后必须关注的事项是，他选择了两位大臣巴耶塞特和易卜拉欣辅助年纪很轻的儿子穆拉德二世(公元1421年—1451年2月9日)，这两位不仅合作无间而且行事谨慎。皇帝去世后他们隐瞒消息40多天，直到继承人抵达布尔萨的皇宫。君王或是骗子穆斯塔法重新在欧洲燃起战火，巴耶塞特失去了他的部队和生命，幸运的易卜拉欣消灭了觊觎巴耶塞特宝座的最后一名冒充者，终于结束了国内的敌对行动，易卜拉欣的名声和家族到现在还受到尊敬。
精明的土耳其人和整个民族，在这几次冲突中都致力于帝国的统一，就是经常为个人的私心弄得一盘散沙的罗马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受到熏陶也变得万众一心精诚团结(1421 A.D.)。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果，让基督教的强国产生警惕的心理，要是他们用一支联合舰队占领控制海峡的加利波利，至少在欧洲部分的奥斯曼人很快会被消灭。然而西部教会的分裂以及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倾轧和战事，使得拉丁人无暇顾及此一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他们安于现状，只想暂时喘口气，根本不考虑未来的发展，经常为了眼前的利益为那位宗教上永难和解的共同敌人效劳。
热那亚人在爱奥尼亚海岸的福西亚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垄断明矾的生产，变得富裕和繁荣，处于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靠着每年支付贡金保障安宁的局面。在奥斯曼最后一次内战中，热那亚的总督阿多诺是位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青年，要与穆拉德站在同一阵营，负责安排7艘坚固的战船将他从亚洲运到欧洲。苏丹带着500名卫士登上水师提督的船只，船上配置800名勇敢的法兰西水手，他的生命和自由落在基督徒的手里。我们对于阿多诺的诚信，心中颇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加以赞誉。他在航程的半途跪在苏丹的面前，带着感恩图报的神色接受对积欠贡金所给予的免除。他们在穆斯塔法和加利波利视线可及之处登陆，2000名意大利人手执长矛和战斧，伴随着穆拉德前去攻取哈德良堡，这种靠金钱收买的效劳很快就得到报应，福西亚的贸易和殖民地遭到彻底的毁灭。
要是帖木儿慷慨答应希腊皇帝的请求，领兵前去援救，就会得到基督徒的赞扬和感激，但是一位把迫害之剑带进格鲁吉亚、尊敬巴耶塞特发起圣战的伊斯兰信徒，对于欧洲的偶像崇拜者不会表示同情或给予援助。这位鞑靼人还是遵从野心的冲动，君士坦丁堡获得拯救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结局。当曼纽尔将政府弃之不顾时，他对上帝祈求但不敢奢望：教会和国家的毁灭，能够延迟到他时运不济的有生之年结束之后。等到他从西部的朝圣之行归来，认为随时都会获得悲惨不幸的消息，突然之间收到奥斯曼人撤退、败北和被俘的报告，使他极为惊愕，不禁大喜若狂。曼纽尔立即从摩里亚的莫敦启航，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宝座(1402—1425 A.D.)，罢黜瞎眼的竞争对手，将他放逐到生活安逸的莱斯沃斯岛。
巴耶塞特之子派来的使臣很快被允许觐见，但是狂妄的态度已经有所收敛，说话的语气显得谦逊有礼，他们最感忧虑和惊慌的事情，就是怕希腊人为蒙古人敞开欧洲的大门。索利曼将皇帝尊称为父亲，要从他的手里乞求罗马尼亚的统治权，或者将它视为他所赐予的礼物，用永不变心的友谊保证决不辜负他的恩惠，要归还帖撒洛尼卡，以及从斯特里蒙河、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一线最重要的地区。皇帝与索利曼的结盟使他成为穆萨仇视报复的对象，全副武装的土耳其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面。希腊人在海上和陆地都被击退，如果不是一些外籍佣兵守卫城市，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获得胜利感到奇怪。曼纽尔的政策或热情非但没有延长奥斯曼势力的分裂，反而要去帮助巴耶塞特几位儿子中最强悍的一位。这时穆罕默德一世的进展被有如天堑的加利波利所阻，曼纽尔竟然与穆罕默德一世签订条约，要将这位苏丹和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穆罕默德一世还在都城受到热烈的款待，这次成功的出击为征服罗马尼亚踏出第一步。
征服者的谨慎和节制推迟了这座都城的毁灭：穆罕默德一世忠实执行他自己以及索利曼应尽的义务，带着感激的态度尊重和平条约的规定，并且要请皇帝成为他两个幼子的监护人，妄想使他们免遭他们的兄长穆拉德凶狠而猜忌的毒手。但是这最后的遗嘱一旦执行，必会损害到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虔诚，国务会议一致宣称，决不会将两位皇室的年轻人交给基督狗去照顾和教育。在这个拒绝执行遗嘱的问题上，拜占庭的最高会议出现不同的意见。年迈和谨慎的曼纽尔还是屈服于他的儿子约翰狂妄的主张，他们要拔出危险的复仇之剑，释放不知是真是假的穆斯塔法。他被当成俘虏或人质受到长期的拘留，为了维持他的生活，每年所花的金额高达30万阿斯珀。穆斯塔法在牢房的门口签署所有的条件，明确规定他要交出进入加利波利也可说是进入欧洲的钥匙，作为获得释放的代价。但是等他登上罗马尼亚统治者的宝座，竟带着藐视的笑容打发希腊的使臣上路，同时用虔诚的口吻告诉他们，等到最后审判日的时候，他宁可为违背誓言受苦受罪，也不愿将一座穆斯林的城市拱手交给不信真主的异教徒。皇帝立即成为两位对手的敌人，对他们而言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穆拉德在获得胜利以后，接着在翌年的春天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
征服恺撒的城市从宗教的价值而论，可以把亚洲大批渴望殉教冠冕的自愿投效人士吸引过来，得到战利品和美女的承诺可以燃起他们黩武好战的激情，赛义德·贝卡尔的到来和预言使得苏丹的雄心壮志更是势不可当。这位先知的后裔骑着一头骡子抵达营地，500名门徒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会脸红的话，他可能为预言的不灵感到稍许难为情。坚固的城墙挡住了20万土耳其大军，他们的攻势为希腊人和外籍佣兵的出击所打退，古老的防御技术抵挡住了最新的攻城器具。传闻狂热的托钵僧被穆罕默德召唤到天堂进行通灵的谈话；轻信的基督徒所做的回应是，他们看见穿着紫色袍服的无垢圣母玛利亚，在防壁上面行走鼓舞着大家的士气。经过两个月的围攻之后(1422年6月10日至8月24日)，国内发生叛乱事件，迫得穆拉德赶回布尔萨，这完全是希腊人的阴谋诡计所引发，在穆拉德处死一个无辜的弟弟以后得以平息下来。当他率领新军在欧洲和亚洲再度展开征服行动时，拜占庭皇帝邀天之幸在奴役和不稳的状况下苟安了30年的岁月。曼纽尔崩殂，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皇帝(1425年7月21日—1448年10月31日)获得允许继续统治，条件是每年缴纳贡金30万阿斯珀，割让除了君士坦丁堡郊区以外所有的领土。
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面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265年的这段历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豢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就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但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那样，称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辞而并非事实。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但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
当宫廷里狡诈的首相和军营中胜利的将领相继推翻亚洲那些短命王朝时，奥斯曼的世袭制度却在500年的实践中获得肯定，现在已经与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够形成，要归功于一种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力。奥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户逐水草而居的土库曼游牧民族，追随他们的祖先从阿姆河来到桑加尔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仍旧布满他们老乡黑白相间的帐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杂在自愿参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紧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从埃尔泽努姆到贝尔格勒，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这些是最早到来且拥有荣誉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村庄和耕种的土地放弃给基督徒的农民，至少在罗马尼亚是如此。在奥斯曼统治极为强势的时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之外，经由服从、征战和指挥方面类似宗教戒律的教育，兴起一个奇特的奴隶阶级，一个人为的团体组织。
从乌尔汗(1326—1359 A.D.)和穆拉德一世(1359—1389 A.D.)的时代起，苏丹完全相信：靠刀剑统治的政府每一代要用新的士兵来更替，这些士兵绝不能来自生性柔弱的亚洲，而是身强体壮和勇敢善战的欧洲土著。色雷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行省，成为供应土耳其军队的永久来源。皇室拥有的五分之一俘虏因征战而消耗殆尽以后，一种不人道的税收方式强加在基督教家庭头上，那就是5个儿子要征召一个、每5年征收一次。到了12或14岁，最健壮的少年被强制从父母的身边拉走，他们的名字登上记录册，从此他们的穿着、教育和供应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他们靠着外貌预测未来的前途发展，被选到布尔萨、佩拉和哈德良堡的皇家学校，交给高阶官员去照应或是分散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讲土耳其语，用各种劳苦的活动锻炼体魄、增强体能，学习角力、跳跃、跑步、箭术，最后才是前膛枪的运用，一直到他们被抽调到新军的司令部和连队，继续接受军事或寺院纪律的严格训练。那些在出身、才能和仪表方面更为出色的年轻人，可以进入职位较低的Agiamoglans阶级或者是更有发展潜力的Ichoglans阶级，前者被选派到皇宫服务，而后者随侍在君王身边。接连在四所学校里学习课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练习骑术和投掷标枪，更为好学的人员努力研究《古兰经》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知识。等到成年而且学习成绩良好，他们便逐渐被派去担任军事、民政甚至神职的工作。在职的时间愈长可能获得的职位愈高，等到学养俱佳能够独当一面时，成为40员将领之一，可以站在苏丹的宝座之前，经由他的拔擢负责管理行省的事务，接受帝国最高的荣誉。
这种模式的制度无论实质还是精神都非常适合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他们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手，主子稍有不满，便会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样，这双手就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他们在缓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获得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以达到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已。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欧洲军队长期以来那种贵族出身的傲慢、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习性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
在希腊皇帝统治的最后4个世纪中，对教皇和拉丁人表现出时而友善时而敌意的态度，可以看成繁荣或灾祸的温度计，也是这些蛮族朝代兴起或衰亡的标尺：等到塞尔维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亚洲，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胁，我们可以在普拉森提亚的宗教会议上，看到阿历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诉，请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给予保护。法兰西朝圣者刚把苏丹从尼斯赶到伊康，希腊的君王立刻对西部的分裂主义者表现出憎恨和轻视的态度，公开宣称是他们使帝国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渊。约翰·瓦塔西斯用温和宽容的语气提到蒙古人大举进犯的日期。等到光复君士坦丁堡以后，第一位登上宝座的帕拉罗古斯皇帝，始终为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所包围。查理的宝剑总是悬在他的头顶，不得不卑辞厚币请求罗马教皇开恩，为了解除当前的危险，可以牺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对他的爱戴。米凯尔八世逝世以后，君王和人民重申教会的独立和信条的纯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于拉丁人既不畏惧也无爱护之心，等到最后陷入困境，骄傲成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轻时坚定和正统的声明，在这个年纪已无法保持颜面。他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不受习性和处境的摆布，比提尼亚被土耳其人夺走，逼得他要与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结成同盟。
50年的分离和不通音信之后，僧侣巴拉姆成为机密的特使，前往觐见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他所奉的详尽精确的指令出于皇家内卫统领高明的手笔(1339 A.D.)，他经过授权的说辞如下：
神圣的教父，皇帝期盼两个教会联合，急切的心情决不亚于您的关怀，但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他有责任要考量自己的职位和臣民的成见。联合方式有两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强制和说服。谈起强制，自从拉丁人征服希腊帝国以来从未获得民心，经过多次的试验发现毫无成效；说服的办法虽然缓慢费时，安全却能够得到保障，且能够持久。我们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学家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在热爱真理和统一信仰方面，可以与梵蒂冈的学者达成共识。但是等到他们返回以后，除了受到同胞的轻视，面对一个盲目而固执的民族所给予的责难，这种共识又能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好处呢？诚然，希腊民族习惯于尊重大公会议的决定，可以明确指出信仰应遵守的条款和项目。他们之所以反对里昂的信条，那是因为东部教会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事先既未与闻，更没有派代表共襄盛举。为了达成有利的目标，虽是权宜之计却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选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节，派到希腊会见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接受他们的帮助，筹备召开自由而广泛的宗教会议。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帝国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击，局势非常危险，他们已经占领安纳托利亚4个最大的城市，那里的基督徒居民表示愿意恢复他们的忠诚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员和财力不足以解救他们，因此罗马使节必须带来一支法兰克的军队，最好是先行发兵，驱除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打开前往圣墓的通路。
如果心存疑虑的拉丁人需要获得保证，事先要求希腊人提出真诚的条件，巴拉姆给予明确而合理的答复：
其一，只有举行大公会议才能完成教会的联合，然而在3个东方教长和众多的主教没有从穆斯林的桎梏之下获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宗教会议。其二，希腊人长期受到压迫和伤害，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已经疏离，需要表现兄弟情谊的行动和有效的帮助才能获得和解和认同。同时，这也是为了加强皇帝和盟友的权威，以让民众同意他们提出的论点。其三，即使在教义和仪式上出现无法弥补的歧见，无论如何，希腊人还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终是基督徒共同的敌人。亚美尼亚人、塞浦路斯人和罗得岛人受到攻击，对于法兰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枪为保卫宗教而战就是虔诚的行为。其四，即使将安德罗尼库斯的臣民当成最坏的分裂教会者、异端邪说或异教徒看待，西部强权国家也应该赞同一个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纳一个有用的盟军，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保卫欧洲的边境，一定要联合希腊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让他们的军队据有希腊战败的人员和财富，岂不是如虎添翼？
安德罗尼库斯的理想、条件和需求，全部被对方用冷淡而严肃的态度加以回避。法兰西和那不勒斯国王放弃十字军东征的危险和荣誉，教皇拒绝召开新的宗教会议再来肯定旧的信条。为了表示对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过时的要求的认同，他运用令人反感的称呼：“致希腊首长和自称东方教会教长的人士。”对于希腊皇帝而言，让教皇组建使节团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时刻和更会唱反调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个笨拙的农夫，猜疑之心极重以致无所适从，沉溺于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顶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凭着傲慢的性格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不适合担任国家和教会的职务。
等到安德罗尼库斯过世后，希腊陷于内战中，不再为基督徒的联合大声呼吁。但是坎塔库泽努斯刚刚征服和饶恕敌人，对于引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以及将他的女儿嫁给一位穆斯林君王，急着想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或者至少能缓和大众的视听。两位政府官员和一位拉丁语通事以他的名义被派往罗马教廷(1348 A.D.)，教廷自从迁到罗讷河岸边的阿维尼翁，已有70年之久。他们表明，基于绝对的必要，不得不与异教徒结盟，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对于教会联合和十字军高唱华而不实的陈腔滥调。本尼狄克的继承人、教皇克雷芒六世，给予了友善和体面的接待，承认他们的君王清白无辜，谅解他处于为难的困境，赞许他那心胸开阔的气度，并且表示对希腊帝国的现状和变革全部了如指掌，他之所了解一切全靠一位萨伏伊贵妇人如实禀告，她过去是安妮皇后的侍从女官。克雷芒的本性也许不具备教士的德行，但他却拥有君王的气势和风度，用那双慷慨的手分配圣职或王国同样游刃有余。在他的统治之下，阿维尼翁成为讲究排场和欢乐的政治中枢，他年轻时过着比贵族还要放荡的生活，教皇的宫殿，不对，是他的寝室时常出现深受宠爱的女性，美化他的感官也污染他的心灵。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战争与他的神圣事业背道而驰，但是希腊人的光辉构想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所以使臣在返国时由两位拉丁主教陪同，他们是教皇派出的使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皇帝和使节相互赞许对方的虔诚和辩才，他们在会议中经常见面，充满了称赞的颂辞和口头的承诺，大家都很愉快，但是谁也不会上当。信仰虔诚的坎塔库泽努斯说道：
我非常看好这场圣战的前景，可以增加个人的荣誉和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利益。我的领土允许法兰西的军队自由通行，要把我的部队、船只、钱财全部奉献给共同的大业，要是我能获得殉教者的桂冠，那将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大的荣幸。我对于分散的基督徒再度联合起来这一桩盛事，始终抱着言语无法表达的热情。要是个人的牺牲能够促成理想的达成，我会很高兴地拔剑自刎；如果能从骨灰中飞起浴火重生的凤凰，我愿架起柴堆亲手举火自焚。
然而这位希腊皇帝语气一转，说是傲慢和鲁莽的拉丁人提出的教条，使得两个教会产生分裂。对于第一位帕拉罗古斯皇帝采用奴性和专横的办法，他完全加以否认，同时非常坚定地宣布，除非召开一次自由而又广泛的大公会议，对于基督教的信条做出最后的决定，否则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和理念。他接着说道：
目前的情势不容许教皇和我在罗马或君士坦丁堡晤面，但是可以在两个帝国的边境附近选择一个滨海的城市，让东部和西部的主教团结起来，做出好的榜样来教诲所有的信徒。
教皇的使节对这个建议事项似乎感到满意，坎塔库泽努斯像是没有达成希望，装出一副悲伤的神色。事实确实如此，克雷芒很快逝世，他的继承人摆出另一种姿态，皇帝的种种构想全部成为镜花水月。坎塔库泽努斯的生命极其漫长，在修道院里苟延残喘度过余生，这位谦卑的僧侣除了祈祷，已经没有能力指导他的门生或他的国家。
然而，在所有君士坦丁堡君王之中，只有身为门生的约翰·帕拉罗古斯，真正赞同、相信和服从西部的牧者。他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妮是在拉丁教会的怀抱里受洗的，与安德罗尼库斯的结缡逼得她要改换名字、服饰和信仰，但是她的内心仍旧忠于她的国家和宗教。她的儿子从小接受她的教导和培养，即使在成年以后，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都依然受到她的控制。在他获得自由再度登基称帝的第一年，土耳其人仍旧掌握赫勒斯滂海峡，坎塔库泽努斯的儿子在哈德良堡准备出兵。帕拉罗古斯自己没有实力也无法依靠人民，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希望能获得外国的援助，不惜放弃教会和国家的统治权力，把用紫色墨水签署盖上金牛印玺的卖身契，私下托付给一名意大利代理人(1335 A.D.)。这份协定的第一条是誓词，永远效忠和服从罗马和正统教会至高无上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他的继承人。皇帝答应用尊敬的态度接待教皇的使节和教廷大使，安排居住的宫殿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礼拜堂，同时指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曼纽尔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诚意。俯就屈服的结果使他获得迅速到来的援军，一共是15艘战船、500名武装士兵和1000名弓箭手，用来对付他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敌人。
帕拉罗古斯想将同样的精神枷锁强加在教士和人民身上，但是预见到希腊人一定会抗拒不从，于是他采用两种有效的方法：收买和教化。教皇的使节获得授权，只要圣职人员签署赞同梵蒂冈的信条，可以优先派任已有空缺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三所学校，教授年轻人拉丁的语文和经典，帝国的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成为第一位登记的学生。要是这种说服或强迫的方式全都失败，帕拉罗古斯就公开承认德薄能鲜无力治国，把君权和父权全部转移给教皇，使英诺森可以全权处理他的家庭、他的政府，以及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婚姻大事。但是这份协约从未被执行也没有公开发布，罗马人的战船如同希腊人的从命，都是幻想而已，最后还是靠着严守机密，才使得君王逃过一事无成和身败名裂的羞辱。
土耳其人的武力产生巨大风暴，很快降临到帕拉罗古斯的头上。自从哈德良堡和罗马尼亚丧失以后，他沦落为傲慢的穆拉德的家臣，被困在都城中，唯一的愿望是能尽量拖延时日，成为野蛮人最后的俎上鱼肉。处于这种极其恶劣的状况之下，帕拉罗古斯决定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投身在教皇的脚前(1369年10月13日)。他是第一位访问西部陌生地区的拜占庭君王，然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他找到安慰或疏解他的情绪，在神圣的枢机主教团前露面，总比到土耳其政府能保住更多的尊严。罗马教皇在长久离开以后，现在又从阿维尼翁回到台伯河畔，乌尔班五世的个性温和、善体人意，鼓励或赞同希腊国君的朝圣活动。梵蒂冈在同一年内有幸能接待两位皇帝，这两位陛下分别代表着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这次恳求援助的访问中，由于过去不断的灾难早已磨掉骄纵的气焰，讲出很多客套话，表现出过分谦虚的模样。他当着4位红衣主教的面，以一个真正天主教徒的身份，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威和圣灵的双重流出性质。经过这番心灵的净化过程之后，他被引导到圣彼得大教堂进行公开的觐见。乌尔班在红衣主教的护从之下登上宝座，希腊皇帝行了3次屈膝礼，虔诚亲吻神圣教父的脚和手最后是嘴唇。教皇当着他的面主持大弥撒，允许他走在前面牵着骡子的缰绳，梵蒂冈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帕拉罗古斯受到友善而体面的接待，然而东部和西部的皇帝还是有点差别，前者不可能获得罕见的特权，那就是以辅祭的圣职吟诵福音书。
乌尔班为了赐给新入教者莫大的恩惠，竭尽所能要激发法兰西国王和其余西方强权的宗教狂热，但是发现他们对共同的大业极其冷淡，仅仅热衷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帝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支英国的佣兵队伍身上，霍克沃德或称阿库托领导一帮亡命之徒自称“白种弟兄”，从阿尔卑斯山到卡拉布里卡，在意大利四处蹂躏，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花钱买到他们的服务。他们弯弓搭箭射向教皇的住所，受到革出教门的处分。教皇现在特别发布一份赦令，同意与这群盗匪举行谈判，但是霍克沃德的兵力或勇气都无法担负这项任务。这样一支援军所费不赀，产生的作用有限却带来危险的后果，帕拉罗古斯感到失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走投无路的希腊人只有准备返国，就是归程也遭遇羞辱不堪的阻碍。他抵达威尼斯以后，原来用利息惊人的高利贷借了大笔款项，但是现在他的钱柜已经空空如也，债权人生怕血本无归急着要他还钱，就把他拘留下来当作付款最好的抵押品。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一再受到催促要尽力张罗财源，甚至搜刮教堂的金钱都在所不计，好把他的父亲从囚禁和屈辱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个丧失人性的年轻人根本不因此而感到羞愧，反而以皇帝被囚而暗中感到庆幸。政府非常穷困，教士极其顽固，出于宗教的考量，可以为冷漠和拖延的罪行找到理由充分的借口。这种失职的疏忽行为受到孝顺的次子曼纽尔的严厉谴责，他很快变卖或抵押全部的财产，乘船赶到威尼斯解救他的父亲，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权利保证偿还所有的债务。等到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1370 A.D.)，这位父亲以国王的身份对两个儿子给予应得的报酬。但是生性懒散的皇帝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因罗马的朝圣之旅而有所改进，他的变节背教或改变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宗教或政治的效果，很快被希腊人和拉丁人遗忘。
帕拉罗古斯返国以后又过了30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曼纽尔二世再次访问西部各国(1400—1402 A.D.)，出于同样的动机，只是范围更大。在前面一章我提到他与巴耶塞特签订条约，接着是巴耶塞特的毁约，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和封锁，以及在英勇的波西考特元帅指挥下法兰西援军的作战行动。曼纽尔派出使臣向拉丁强权恳求出兵相助，但是大家认为饱经患难的国君亲自出面，会让冷酷的蛮族一掬同情之泪，愿意满足所提的要求。建议这次旅行的法兰西元帅，已经完成接待拜占庭皇帝的准备。土耳其人占领四周的陆地，但是威尼斯的海上航路还是通行无阻，意大利人把他当成第一次来访的基督徒国君，至少也是第二位受到欢迎的皇帝。
曼纽尔成为信仰的伟大斗士和忏悔的忠实信徒，不禁使人生出怜悯之心，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王者的风范，虽然受到同情也不会被藐视。他经由威尼斯前往帕杜阿和帕维亚，甚至就是米兰公爵这位巴耶塞特的秘密盟友，都派人带路将他安全而恭敬地送到边界。等到进入法兰西国境之内，皇家官员负责照料他的起居、行程和用度。巴黎最富有的2000名市民全副武装骑着马，直到首都附近的查伦顿前去迎接。他在城门口受到内阁和国会成员隆重的接待，查理六世在王室和贵族的陪同下，用热烈的拥抱欢迎他的兄弟光临(公元1400年6月3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身穿白色的丝质礼服，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这在法兰西的礼仪守则中是一种极为推崇的表示，白色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日耳曼皇帝上次访问时，提出傲慢的请求，却遭到恼怒的拒绝，他不得不同意骑一匹黑色的良驹。
曼纽尔下榻在卢浮宫，接连不断的邀宴和舞会，还有欢饮和狩猎的欢乐场面，都由殷勤的法兰西人巧妙安排，真是极尽变化之能事，不仅显示出他们的慷慨，也让来客有宾至如归之感。主人供应他一所可以自行使用的礼拜堂，索邦神学院的学者对于希腊教士的言语、仪式和穿着，感到惊讶也表现出愤慨的神色。但是只要稍微了解到法兰西王国的现况，就会让他感到绝望，知道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可怜的查理或许也有心智清醒的时候，但经常会回复到疯狂或痴呆的精神错乱状态。他的兄弟和叔父分别是奥尔良和勃艮第公爵，轮流把持政府的统治权，党派的争斗已经为内战的爆发奠定了悲惨的结局。两位公爵之中前一位是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沉溺于奢侈的享受和爱情的生活；后者就是那慕尔的约翰伯爵的父亲。伯爵最近才从土耳其人的囚禁中被赎回，无所畏惧的儿子始终对自己的战败耿耿于怀想要报仇，老谋深算的公爵认为用庞大的费用和难忘的危险，买到上一次的教训已经够了。
等到曼纽尔满足了法兰西人的好奇，再留下去会让人厌倦时，他决定前往邻近的岛屿去拜访(公元1400年12月)。他从多佛启程，到达坎特伯雷接受圣奥斯汀修道院副院长和僧侣的款待，这位希腊英雄(抄录我国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的话)在布莱克希斯，受到国王亨利四世和整个朝廷的欢迎。东部的皇帝暂住伦敦，受到的礼遇极为隆重，但是英格兰的情况仍旧不适合进行圣战的计划。世袭的统治者在同一年受到罢黜和谋杀，目前当政的君王是成功的篡位者，有些人出于嫉妒和怨恨极力打击他的雄心壮志。兰开斯特的亨利不断遭受阴谋颠覆与反叛活动，已经无法将自己从保护不稳的王座所进行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他同情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遭遇，也钦佩他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一再设宴邀请。但是如果这位英格兰的君王愿意打起十字军的旗帜，也不过是在表面上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仅仅是为了安抚他的人民，或者是对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而已。无论如何，曼纽尔对于受到的馈赠和礼遇感到满足，回到了巴黎。
他在西部待了两年以后，便取道日耳曼和意大利，在威尼斯登船，前往摩里亚(1402 A.D.)耐心等待灭亡或获救的最后时刻来临。然而他已经避免了公开或私下出卖自己宗教的羞辱。拉丁教会因分裂而大损元气。欧洲的国王、民族和大学视服从罗马还是阿维尼翁的教皇而分为两派，使得这位一心想和两派都修好的皇帝，不得不对贫穷和不得民心的一方断绝联系和来往。他安排的行程正好赶在大赦年，但是他在通过意大利时，就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也无权得到宽容，虽然信徒经由赎罪或忏悔，使得罪行或罪孽可以全面赦免。他的态度过于冷淡，冒犯到罗马教皇，教皇指责他对基督的圣像有大不敬的行为，劝诫意大利的君王要拒绝和抛弃这个顽固的分裂教会者。
希腊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带着惊愕和恐惧的神色，注视着永不停息的迁徙浪潮，从他们所不了解的西部地区不断流入。最后几位皇帝的访问揭开了因长期与西方分离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面纱，亲眼看到欧洲强大的国家，不能再摆出狂妄的姿态称他们是无知的蛮族。曼纽尔和勤于打探的随从人员观察到的一切，已经由当代一位历史学家记录下来，我将这些零乱的观点加以搜集和整理，能够一览日耳曼、法兰西和英格兰早期的面貌，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富于教诲意味的事情，当然我们对这几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一直了然于心。
其一，日耳曼(以下都是希腊人卡尔科科戴勒斯的说法)从维也纳到大洋有辽阔的疆域，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延伸(很奇特的地理描述方式)到塔特苏斯河以及比利牛斯山。土壤除了不能种植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以外，其他作物的产量非常丰富，气候宜人。土著的身体健康强壮，寒冷地区很少受到瘟疫和地震的灾害。日耳曼人仅次于西徐亚人和鞑靼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作战勇敢又能吃苦耐劳，要是团结在一位领袖的指挥之下，发挥的战力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教皇的恩赐使他们获得推选罗马皇帝的特权，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忠心耿耿，顺从拉丁教长的信仰和教诲。整个国度绝大部分领土被诸侯和高级教士瓜分，但是斯特拉斯堡、科隆、汉堡和200多座自由城市，完全根据平等的法律，按照全民的意愿和整体的利益，交由社会贤明人士进行治理。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依然流行一对一的徒步决斗。他们的勤劳能在所有的工匠技艺方面居于领先的地位，日耳曼人一直吹嘘他们发明的火药和大炮，现在已经遍及地球大部分地区。
其二，法兰西王国位于日耳曼和西班牙，以及阿尔卑斯山和不列颠海之间，大致有15—20天行程的距离，其间包含很多繁荣的城市，巴黎是国王的居所，富裕和奢侈的程度冠于全国。许多王室人员和各地领主轮流在宫殿听候差遣，将他尊为他们的统治者，其中权力最大的臣属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公爵，后者拥有富裕的法兰德斯行省，各个港口有来自英国及更遥远海域的船舶和商人进出。法兰西人是个古老而富裕的民族，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虽与意大利有些不同，但是差别不是很大。他们为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尊严，对撒拉森人的胜利，以及奥利弗和罗兰的英雄事迹而感到自傲。他们一直认为在西部的民族之中自己应该居于首位，但是最近与不列颠岛的居民英格兰人交战失利，使他们那愚蠢的傲慢气焰有所收敛。
其三，不列颠位于法兰德斯海岸的对面，是一座大岛，也可以看成3个岛屿，他们以共同的利益、相同的习俗和类同的政府联合成为一体。全岛的周长约为5000个斯塔迪亚，上面布满城镇和村庄，虽然不产葡萄酒，各种果树也很少，但小麦和大麦、蜂蜜和羊毛的产量丰富，居民可以制造出很多布匹。伦敦是这个岛屿的首府，就人口、权势、富足和奢华而论，在西部所有城市中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位于河面宽阔而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畔，离注入高卢海的河口有30英里，每天潮水的涨落为商船提供进出的安全航道。国王是一个强大而动乱的贵族集团的首领，主要的诸侯运用自由权力和永久时效来保有他们的产业，国王的权力和臣属的服从由法律规定其范围和限度。这个王国经常为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叛乱所苦，不过土著不仅勇敢而且强壮，以重视军备和战无不胜而闻名于世。他们的长盾和小圆盾仿效意大利人，长剑来自希腊人的规格，只有长弓非常特别，使英格兰人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语言并非渊源于欧洲大陆，至于家庭生活的习惯与相邻的法兰西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在这方面最特殊之处是忽略婚姻的尊严和妇女的贞操。他们相互拜访时，为了表示友好和欢迎，会让妻子和女儿与客人拥抱，朋友之间将她们借来借去也不以为耻，这种奇特的交易会产生无可避免的结果，岛民根本不放在心上。大家都了解古老英格兰的习俗，确信我们的母亲具有各种懿德，这名希腊人把正常的礼貌混淆为罪恶的搂抱，我们对这种轻信可以付诸一笑，当然也可以为恶意中伤表示愤慨之意。但是他的轻信和中伤让我们获得一个重大的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外国人士和遥远国度的报道，对任何违反自然法则和人类天性的传闻，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
帖木儿获得胜利以后，曼纽尔二世返国，在和平与繁荣中统治了很多年(1402—1417 A.D.)。巴耶塞特的儿子力求与他友好相处不再侵犯帝国的疆域，这时他对整个民族的宗教感到心满意足，利用空闲时间写了20篇神学对话录来为他的信仰辩护。拜占庭的使臣出现在君士坦斯的大公会议上，当众报告土耳其人的权力已经复原原有的强势，基于这种情势决定要与拉丁教会恢复关系。穆罕默德和穆拉德两位苏丹的征服行动，使得皇帝和梵蒂冈和好如初，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几乎诱使他默认圣灵双重流出的性质。当马丁五世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登上圣彼得宝座时，东部和西部之间恢复信函和使节的友好交往。教皇这边雄心勃勃，而另一边则灾难绵绵，双方都使用仁慈与和平的高雅语言进行沟通(1417—1425 A.D.)。富于心机的希腊皇帝表明他的愿望，要让6个儿子都娶意大利的公主；罗马人也会玩花样，他们嫁出蒙费拉侯爵的女儿。让一群贵族出身的处女作为陪嫁，要用绮年美貌来软化顽固的分裂教会者。然而在热情面具掩盖下，有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和教会只有空洞和虚伪。
皇帝总是根据世局变化的安危来决定自己的进退，对大臣的指示朝令夕改毫无担当。他为了逃避臣下固请的压力，总是强调深入研究的职责和收集教长和主教见解的必要性。目前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已经不可能将他们召集前来开会。回顾一下这些公开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希腊人坚持3个互相关联的步骤：派遣援军、召开会议、教会统一。拉丁人要避开第二步，仅仅同意将派遣援军作为最后步骤的结果和回报。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明了曼纽尔最隐秘的意图，他在私下谈话中想要对此事解释清楚，所以非常坦诚毫无虚假或掩饰。年迈的皇帝已经与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共同统治，并且授予他政府绝大部分的权力和责任。
有一天，他的身边是受他重用的宫廷总管、历史学家法兰扎在场，他对共治者和继承人说出与教皇谈判的主要原则。曼纽尔说道：
土耳其人最怕我们与拉丁人的联合，也怕西部的好战民族，这些前来援救我们的军队会给他们带来灭亡，所以这是我们对付土耳其人最后的手段。你只要一受到异教徒的威胁，马上要让他们看到即将面临的危险。可以提出协商的建议，讨论实行的办法，但是要拖延或避免召开对宗教和政治利益都无好处的大公会议。拉丁人非常自负而希腊人生性固执，每一边都不会让步或退却。企图完美的联合只能助长分裂分子的气焰，疏离两个教会的关系，留下我们毫无胜利的希望或自卫的能力，任由蛮族处置和摆布。
皇家年轻人根本听不进有益的教训，就从座位上起来毫无表示地离去。老谋深算的君王(法兰扎继续记述)转过来望着法兰扎，接着往下说道：
我的儿子把自己看成伟大的君主充满英雄气概，唉，老天!这个不幸的时代还能容许英雄主义和丰功伟业？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可能适用于祖先的开创时期，然而目前的情势并不需要一位皇帝，而是一位谨慎的管家处理仅剩的一点财产。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与穆斯塔法结盟的时候，他抱有极为崇高的理想。我非常害怕他那不顾一切的勇气，会使得整个家族遭到毁灭的命运，甚至就是宗教问题处理不当，也会使我们坠落万丈深渊。
然而曼纽尔的经验和权威能够保住和平，避免召开宗教会议。他到78岁时穿着僧侣的衣服结束漫长的一生，把值钱的动产分给他的儿女和穷人，还有他的医生和受到喜爱的仆从。在他的6个儿子之中，次子安德罗尼库斯继承帖撒洛尼卡公国，等到他把这座城市卖给威尼斯人后不久死于麻风病，最后这座城市还是被土耳其人占领。意外的机遇使得伯罗奔尼撒(摩里亚)重回帝国的怀抱，曼纽尔处于那段一帆风顺的时期，在这个正面6英里的狭窄地峡兴建石头城墙和153座碉堡，这道城墙被奥斯曼王朝第一次的攻击摧毁。富裕的半岛用来供养4个年轻的兄弟狄奥多尔、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本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们在内部的纷争中耗尽残余的实力，运道最差的竞争者最后只能在拜占庭皇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曼纽尔的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在父亲逝世后，被尊为希腊人唯一的皇帝(1425—1437 A.D.)。他立刻抛弃发妻要娶特拉布宗的公主，认为成为皇后的首要条件就是容貌美丽。教士也都屈服于他那强硬的态度，除非同意他离婚，否则他情愿退隐到修道院，把宝座让给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平生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是从犹太人身上取得的，经过长时期极为精辟的辩论以后，终于说服这名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此一值得纪念的征服行动非常详尽地记录在正史之中。他很快重新策定东部和西部的统一计划，根本不理他父亲当年的劝告，带着诚挚的意愿接受提议，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在大公会议中与教皇晤面。行程颇为危险的计划受到马丁五世的鼓励，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表现出冷淡的态度，经过一番冗长的谈判之后，皇帝接到一个拉丁宗教大会的邀请，只是会议性质带着新的主张，巴西尔那些自行其是的高级教士，自认是正统教会的代表和审判官。
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
帕拉罗古斯身处困境中时，西部的教会势力都在争取他的友谊。但是这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君王，比起讨论缓慢和态度固执的共和国，在这方面倒是占到上风。巴西尔的信条继续倾向于限制教皇的专制权力，要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崇高和永久的法庭。尤金尼乌斯四世对这种束缚感到难以忍耐，希腊人的联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借口，将叛逆的宗教会议从莱茵河迁往波河，只要越过阿尔卑斯山，那些神父就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那时只有勉为其难坚持退守萨伏伊或阿维尼翁，从君士坦丁堡来看，那简直像是远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皇帝和教士都担心长途航行会遭遇危险，他们更被傲慢的宣言所激怒：在惩治波希米亚人新的异端邪说以后，这次会议是要根绝希腊人旧的异端邪说。在尤金尼乌斯这边，一切安排都很顺利，各处受到尊敬和礼遇，他特别邀请拜占庭君主前去消除拉丁教会的分裂，就像他对东部教会采用的疗程一样。靠近亚得里亚海滨的费拉拉，被提出作为双方友好会晤的地点，经过一番故弄玄虚和偷偷摸摸的活动以后，一项秘密的教令被通过，要把宗教会议转移到意大利一个城市举行。
威尼斯人为了达成这次任务，在甘地亚岛准备了9艘战船，他们的行动积极，比起巴西尔缓慢的船只领先了一步，罗马的水师提督已经接到指示，要将对方烧毁、击沉或破坏。当年这里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海域，教士的分遣舰队原本要在此遭遇，党派的争权夺利更为激烈，为了得到帕拉罗古斯的支持不惜动武来解决。在这种情势下离开自己的皇宫和国土去进行危险的活动，帕拉罗古斯难免感到犹豫不决。父亲的劝告言犹在耳，稍有理性也可以判断出来，拉丁人已经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了东方的事务舍弃前嫌精诚团结。西吉斯蒙德要他放弃这毫无道理的冒险，因为西部的皇帝认同这次宗教会议，提出的劝告当然不带成见；听说日耳曼的这位恺撒要提名一位希腊人成为自己和西部帝国的继承人，他竟然也会完全信以为真，这倒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就是土耳其的苏丹这位要是过分信赖很不安全，不慎触怒他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提出过意见。穆拉德并不清楚基督徒的争论，但是很担心他们的团结。他愿意用自己的钱财以供应拜占庭宫廷的急需，同时很豪爽地宣布，就是他们的君王不在朝中，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不会受到侵犯。
帕拉罗古斯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完全出于丰富的馈赠和慷慨的承诺，同时希望能暂时避开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他用模棱两可的答复将宗教会议的信差打发走后，宣布他的意图是要登上罗马战船。年迈的教长约瑟只感到畏惧而非希望，海上风涛的危险使他胆战心惊，明确表示对前途非常忧虑。在国外召开的拉丁宗教会议凭着势力和人数，就能将30多位东方正教弟兄微弱的声音给压下去。但是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同时那些奉承的保证，说是西部各民族会把他的话当成神谕，也使得他怦然心动；再有就是他带着私心，希望能向西部的弟兄学习，如何使教会脱离君王的掌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位十字架护卫者或教会的显贵，都要随侍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位是教会首席司事(传道士)西尔维斯特·西罗普卢斯，对这次虚情假意的东西教会联合，用自由发挥的风格写出这部奇特的历史。
对于那些勉强听命于皇帝和教长召唤的教士来说，服从是首要职责，而坚忍是最高美德。在经过精选、列有20位主教的名单上，我们发现有赫拉克利亚、库济库斯、尼斯、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和特拉布宗这几个都主教的头衔，以及以个人才华著称的马可和贝萨里翁，他们因学识和辩才深得信任，也都擢升到主教的位阶。东部提出一些僧侣和哲学家用来表现希腊教会的学术地位和神圣性质，唱诗班的任务由精选的歌手和乐师负责。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或真或假派出他们的代理人，俄罗斯总主教代表一个全民族的教会。希腊人就建立范围广大的精神帝国而言，可以与拉丁人一争高下。教长为了在行使圣职的仪式中，展现出华丽的排场和气派，圣索菲亚大教堂珍贵的花瓶全都冒着风涛的危险。皇帝把能得到手的黄金全部用来装饰他的寝宫和车驾，而当他们尽力维持古老的兴旺家财时，大家却为如何分配教皇送来的第一笔赒济款1.5万个达克特的问题发生争吵。在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带着众多的随从队伍，在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与教会和政府显要的陪同下，登上8艘帆桨齐备的船只，穿越加利波利的土耳其海峡进入多岛之海，经过摩里亚半岛朝着亚得里亚海湾前进。
经过77天漫长而艰辛的航行，这支宗教分遣舰队终于在威尼斯下锚(公元1438年2月9日)，受到的接待表现出强大共和国的喜悦和慷慨，谦和的奥古斯都统治整个世界，也未能从他的臣民那儿得到这种殊荣，然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将之赐给他那软弱无力的继承人。皇帝将他的宝座安放在高耸的舵楼甲板上，接受元首和元老院议员的拜会，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是前来“参拜”。他们乘坐庆典黄金船，有12艘艨艟巨舰随护，海面布满无数壮观和带来乐趣的贡多拉，音乐和欢呼的声音在海面回响。水手穿上丝绸衣服，甚至船只都装扮得金光闪闪，所有的纹章和华饰，都混杂着罗马雄鹰和圣马可狮子的图案。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穿过丽都岛的桥梁。东部的来客带着羡慕的神情，注视这座充满宫殿、教堂和拥挤人群的城市，像是漂浮在波涛的胸膛上面。他们看到那些用来装饰城市的掠夺物和战利品，都是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后运来，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帕拉罗古斯在这里接受15天热情的款待之后，继续他的行程，或水路，或陆路从威尼斯向费拉拉进发。在目前的状况下，傲慢的梵蒂冈已经有所收敛，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让东部皇帝显示古老的声势。他进城时骑着一匹黑马(公元1438年2月28日)，同时让人牵着另外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走在前面开道，马衣上面绣着金鹰的纹章。埃斯特的王室成员、尼古拉的亲人、城市的侯爵和权势更大的君王，这4个人将张在他头顶的一面华盖用手高举起来，帕拉罗古斯在抵达台阶底层之前一直没有下马。教皇亲自到寓所的门口迎接，阻止他不要行屈膝礼，像慈父那样拥抱他以后，把皇帝引导到左手的座位就坐。要等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协商出平等的礼仪后，教长才离开他的座舰。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接受他的兄弟表示联合和慈爱的亲吻，也没有任何一位希腊的神职人员，委屈自己去亲西部总主教的脚。在宗教会议的开幕仪式上，中央最尊贵的位置坐着世俗和教会的首脑人物。尤金尼乌斯只能说他的前辈并没有亲自参加过尼斯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能够避开君士坦丁和马西安皇帝的古老成例。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获得一致的同意，教堂的左右两侧分由两个民族占用，圣彼得单独的宝座放在拉丁人这一侧的首位，希腊皇帝的位置原来是在教士的最前面，现在移到第二位，好与西部皇帝的空位相对而且位置相等。
但是等到节庆和礼仪为严肃的协商所取代，希腊人马上对他们的旅程、自己的行为以及教皇都感到不满。教皇的使者用一支妙笔把教皇描述成威望正隆的模样，位阶列在欧洲的君王和主教的前面，他们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费拉拉的大公会议那层微薄的掩饰很快暴露出他的软弱，拉丁人在首次会期开始时，仅仅只有5位大主教、18位主教和10位修道院院长出席，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意大利籍教皇的臣民和老乡。西部的权贵除了勃艮第公爵，没有人亲身拨冗前往参加或派出代理的使节，而且这个会议既不能推翻巴西尔合法的决议，也不会反对尤金尼乌斯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都是上次会议新的选举最后获得的结论。处于这种状况之下，有人提出休会或延期的建议，立即付诸表决，得到一致同意。虽然如此，帕拉罗古斯还是得到拉丁人的认同，要从这次不受欢迎的教会联合中赢得世俗的报酬。因而在第一次的会期以后，公开的议程延后6个月。
皇帝带着挑选出的宠臣和一批担任警卫的“新军”，找到离费拉拉6英里的一处宽敞舒适的修道院作为夏季居所，在欢乐的狩猎中忘怀教会和国家的苦难；出猎时，为了获得丰硕的成果完全不遵守规定，根本不理会侯爵或当地农人的抱怨。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希腊来客遭到远离家园和生活贫困的煎熬，给这些贵宾的生活费每月是三四个金弗罗林，虽说这笔款项的总额不到700，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窘困或政策，一再发生长期拖欠的状况。他们渴望尽快脱离这个地方，却有三重障碍阻挡他们的逃亡之路：要出费拉拉的城门必须有当局发给的通行证；威尼斯政府要逮捕和遣返逃走的人员；君士坦丁堡有无法逃脱的惩罚在等待他们，像是逐出教会、加重罚锾和定罪宣判，不问圣职的高低一律剥光衣服当众鞭打。希腊人只有在饥饿或争执的交互施压之下，才被说服召开第一次的研讨会，极为勉强从费拉拉赶到佛罗伦萨参加正在全面溃退的宗教会议。转移到新的地点确实有绝对的必要，费拉拉城已经受到瘟疫的传染，侯爵的忠诚令人怀疑，米兰公爵的佣兵队伍正在把守城门，而且他们已经占领罗马的郊区。教皇、皇帝和主教想要找到一条穿越亚平宁山不常使用的道路，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多少有一些危险。
然而，教皇所面临的阻碍全部被时间和政策克服，巴西尔的神父带来的暴乱对于尤金尼乌斯推行的运动，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产生促进的作用。欧洲的民族都厌恶分裂，不承认他们选举出来的菲利克斯五世，他先后成为萨伏伊公爵、出家的隐士和拉丁教会的教皇。势力强大的国君逐渐都被他的对手矫正观念，变成有利的中立派或坚定的拥护者。背弃巴西尔而到罗马阵营的使节中不乏值得尊敬的人士，这边的人数和声望在无形中日益成长：巴西尔的宗教会议减少到39位主教和300名低阶教士参加；同时佛罗伦萨的拉丁人可以拿出可观的签署名册，包括教皇本人、8位红衣主教、2位教长、8位大主教、52位主教、45位修道院院长或担任圣职的宗教领袖。经过9个月的努力工作和25次讨论会的争辩之后，他们终于达成给希腊人带来利益和荣誉的统一。
两个教会就4个重要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一)圣餐礼用未发酵饼代表基督肉体的问题；(二)炼狱的性质；(三)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四)圣灵流出的单一性或双重性。两个民族各派出10名神学辩护士负责对所坚持的观点进行论辩，拉丁人这边由口若悬河的红衣主教朱利安主持，希腊阵营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是以弗所的马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我们看到，他们将第一个问题视为无足挂齿的礼仪之争，因一时一地的风尚不同而产生无害的变异，我们真要大声赞许人类的理性确有很大的进步。第二个问题双方获得一致的认同，说炼狱是一个净化的中间过程，可以消除信徒轻微的罪孽。至于灵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净化，成为可疑的论点，在几年之内经过双方的讨论可以解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看来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然而，东方人一直将罗马主教尊为5位教长之首，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司法裁量权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并行而不悖，这是含糊笼统的认可，出于方便起见，可以加以限制或规避。圣灵的流出究竟是单独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是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问题，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讨论会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细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合法与否以及合乎正统与否。
或许我不必在这里吹嘘对这个题目自己所保持的无所偏私、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我却不能不深入考量，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在尼斯信条，也可说是君士坦丁堡信条再增加任何条款，这一禁令使希腊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很难想象在尘世的事务中，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能够管住有同样权力的继任者，使他们听命于前任的安排。但是神启的指示必然是不可改易的真理，主教个人或省级宗教会议不可以擅自变更正统教会的裁决。就教义的实质问题而论，争执双方势均力敌而且永不罢休；神的流出便可以混淆人的理性；放置在圣坛上的福音书也噤若寒蝉；先人留下版本不同的经文可能出于伪造篡改落于诡辩；希腊人对拉丁圣徒的为人和作品均一无所知。关于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为对方的论点所折服。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偏见，运用我们的天赋才能获得全面的观察，即使表面的一瞥也能辨认清楚。然而那些主教和僧侣从小学习反复诵读成套的神秘语言，民族和个人的荣誉要依靠他们不断念念有词，狭隘的心灵受到公开辩论的恶言相向，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怒火中烧。
当他们在乌烟瘴气的纷争中迷失方向时，教皇和皇帝却要谋求表面上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达成彼此会晤的目标。公开辩驳时的顽固态度，会因为私下面对面的交谈和妥协而缓和紧张的对立情势。年迈和虚弱的教长约瑟看来已是不久于人世，临终的交代使会议平添仁慈与和谐的气氛，留下的空缺给充满野心的教士带来希望。俄罗斯的伊希多尔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大主教主动积极的服从态度获得荣升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酬。贝萨里翁在最刚开始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热诚而有才华的辩护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指责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么他在宗教的传闻中，他似乎是少见而又典型的爱国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宫廷的重用，在于开始时的大声反对和后来的及时顺从。皇帝在两位宗教助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论点适合当时的全盘状况和主教的个人特质，他们也接二连三被他的权威和榜样所感动。他们的收入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们自身则落在拉丁人手里：仅有的教会钱财，不过是3件衣袍和40个达克特，很快花得干干净净。返国的希望仍旧有赖于威尼斯的船舶和罗马的施舍，他们穷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应支付的债务，也许贿赂可以发挥作用，让他们当作恩惠接受。君士坦丁堡的危机和获救，可以拿审慎和虔诚的伪装行为作为借口，当时已经对大家暗示，凡是阻碍东西方达成协议的极其顽强的异端分子，将被遗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任凭罗马教皇进行报复或审判。
希腊人在第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上，形式上的联合计划获得24位成员的赞同和12位成员的反对，但是那企图代表教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护卫者，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而丧失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善于奉承的僧侣、语法学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产生了一种虚伪和奴性的无异议赞同，仅不过一两位爱国人士敢站出来表达自己和国人的意见。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不愿成为教会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马可误以为自负就是良知，要与拉丁的异端断绝一切来往，自称是正教信条的卫护者和在世的圣徒。在两个民族的条约中提出双方认同的方式，既能满足拉丁人，同时希腊人又不致遭到贬损。他们对于遣词用字很审慎地进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双方同意(我必须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圣灵的流出来自圣父“和”圣子，如同来自一个原则和一种本质；“由于”圣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质才有这种流出；圣父和圣子的一次激发和创造使得圣灵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种条款并不那么困难：教皇应该支付希腊人返国所需的经费；必须每年维持两艘战船和300名士兵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该城的港口；只要希腊人提出请求，教皇应该提供10艘战船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战船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队，教皇会对欧洲的君王提出强制要求给予支持。
在同一年，几乎是在同一天里，尤金尼乌斯在巴西尔受到罢黜(公元1438年6月25日)，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完成教会的再度联合(公元1438年7月6日)。教皇在前面这次宗教会议(他称之为魔鬼的聚会)受到污辱，说是犯下买卖圣职、伪证陷害、残酷暴虐、异端邪说和分裂教会等罪行，当众宣布他的罪孽已经无可救药，不够资格拥有任何头衔，也没有能力负责任何圣职；然而在后面这次会议上，他被尊为基督真正和神圣的代理人，东方和西方的正统基督教徒在分裂600年后，经过他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聚集在一个羊栏之内，在一位牧羊人的领导之下统一起来。教会的联合决议获得教皇、皇帝和两个教会主要圣职人员的签署，甚至像西罗普卢斯那样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也都表示同意。本来只要准备两份条约，让东西方各执一本即可，但是尤金尼乌斯坚持要准备四份同样的正本，让大家都签字作为他获得胜利的标志。
7月6日那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共同登上宝座，两个民族聚集在佛罗伦萨的主座教堂，双方的代表红衣主教朱利安和尼斯大主教贝萨里翁在讲坛上现身，用各自的语言宣读教会联合的决议条文之后，当着大声欢呼的教友面用他们的名义热烈拥抱。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按照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行使神圣的职权，所唱的颂歌加上“和子”字样。希腊人听不懂音调和谐而又字句不清的歌词，所以无人在意这一点，被看作是他们的默认，更为谨慎的拉丁人拒绝参加任何公开举行的拜占庭仪式。皇帝和教士对于民族的荣誉并非毫不在意，条约的批准得到他们的同意，对于信条或仪式不再进行任何改变，这是心照不宣的事。以弗所的马可坚持正义的立场，他们不愿深究，反而在私下表示赞许。等到教长过世以后，除了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否则他们不愿选出约瑟的继承人。在分派公众和私人的酬劳方面，出手大方的教皇超出了他原来的许诺，使得大家喜出望外。希腊人不再讲究排场而且气焰低落，还是从费拉拉取道威尼斯原路返国，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欢迎的状况，下一章将会描述(公元1440年2月1日)。
尤金尼乌斯一开始就马到成功使他鼓起更大的干劲，像是亚美尼亚派、马龙派、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聂斯托利派和埃塞俄比亚派，都派遣使节陆续前来亲吻罗马教皇的脚，公开宣布东部教会的服从和正统教义的信仰。这些来自东方的使节，在所代表的国度并没有人知晓，在西部到处鼓吹和赞扬尤金尼乌斯的名声。他们对于瑞士和萨伏伊分裂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出全力围剿的叫嚣，说这些人阻挠基督世界的全面和谐。紧随激烈的反对而来的是绝望的厌倦，巴西尔会议在无声无息中解散，抛弃三重冠的菲利克斯再度引退前往里帕勒，过着虔诚愉悦的隐士生活。相互之间忘记仇恨和给予补偿能够确保全面的和平(1449 A.D.)，改革和进步的理想全部消失无踪，教皇继续滥用教会的专制权力，罗马不再为选举活动所困扰。
3位皇帝的周游列国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甚或宗教问题都没有获得成效，但是产生了一项有利的影响，就是希腊的学术因此在意大利复兴，从而传播到西部和北部的国家。拜占庭宝座下的臣民虽然处于奴役和压迫的最底层，但仍然拥有一把能打开古代宝藏的金钥匙。他们还拥有一种像音乐那样意象丰富的语言，把灵性赋予所感知到的事物，使抽象的哲学观念赋予实体。自从君主国或首都的障碍被踩在脚下，民族的语言在形式或实质方面，毫无疑问会受到外来各蛮族的影响，产生以讹传讹的现象。为了解释出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拉丁语和法兰西语为数众多的词汇，不得不制造出大批的新词，但是在宫廷所用和学院所学却是一种更为纯正的语言。有位意大利学者在土耳其人入侵前约30年，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归化并且与名门世家结亲，对这种语言的发展情形有一番描述，有的地方也许过于美化。菲勒福斯说道：
粗俗的语言为人民所藐视，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与居民混居的大批来客和商人的污染。虽然有一个学院的门生弟子使用拉丁语言，但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贫乏，只能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译本来补救。我们要追随能够逃过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即使是日常的谈话，他们仍旧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措辞，也就是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语法，写作的风格也更为精准而正确。那些因出身和职务关系要与拜占庭宫廷密切来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丝毫不掺杂外来的口音。这些天生优美的腔调保存在贵妇人的谈吐之中，她们从来不与外国人寒暄应酬。我说的不只是外国人。她们平时生活在深闺之中，避开邻居的注视，很少看到她们在街头露面，而出门上教堂和拜访最亲近的家属，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戴着面纱骑在马上，四周围绕着父母、丈夫或仆从。
希腊人有相当数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献身于宗教信仰，僧侣和主教的举止端庄严肃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样分心，从不追逐世俗的欢乐甚至军旅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才华奉献于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于那些好学深思或抱负远大的神职人员，会研究本国语言中的神圣和世俗的学术。教士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论的学校一直维持到帝国最后灭亡。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就数量而言肯定比散布在西部宽阔地区的还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早已有人注意，希腊人凡事守成，宁愿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积极进取，处事务求奋勇争先。这些民族为独立自主和争强斗胜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缩的拜占庭帝国，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兴旺的局面。在欧洲，那些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众，早已解除封建体系和奴役制度的压迫，获得自由权利是跨出好学求知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拉丁语的运用不管多么粗俗和谬误甚多，总算通过宗教和迷信保存下来，从博洛尼亚到牛津那么多所大学，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者，误导的热情能够引向更为自由和合乎人类需要的研究。科学的复兴使意大利第一个抛弃古老的包袱。辩才无碍的彼特拉克靠着他的言传身教，不愧为当代首位继往开来的先驱人物；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够形成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笔调表现出豪迈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抱着推崇和敬爱的心情走近希腊大师的圣坛。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时，对于利西普斯和荷马的作品不屑一顾任意破坏，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被一锤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录者的笔下获得新生，再度传播开来，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负是据有并理解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无疑问会迫使缪司逃匿。希腊连同那些学院和图书馆，可能在欧洲从蛮族的洪流中露头出来之前，便已经彻底遭到毁灭；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还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学种子就已经被风吹散，我们只要想到这里，真是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十一、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过程和基础的奠定(1339—1415 A.D.)
15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意大利人，对于受到遗忘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文学现在获得复兴，不禁极口称赞而且给予最高的评价。然而在意大利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国土上，有些名字被人引用，其中几位是黑暗时期的知名学者，以希腊语的知识受到特殊的推崇，民族的虚荣高声颂扬他们是饱学之士极其罕见的典范。对于他们的个人成就无须深入探查，事实就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科学根本没有基础，自然不能产生结果；他们很容易使自己和更无知的同代人获得满足；而且他们如此奇妙地掌握的言语，只记录在很少见的抄本中，在西方的大学都没有讲授过。希腊语在意大利的一个角落，被当作地方或至少是宗教的方言，让人隐约觉察到它的存在。多里克和爱奥尼亚殖民地留下最初印象，始终没有完全抹除干净；卡拉布里亚教会长期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皇室；圣巴西尔的僧侣在阿索斯山和东部的学校求知和研究。
卡拉布里亚是巴拉姆的故乡，他曾经以信徒和使节的身份出现，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最早使人再度记起荷马大名的人，至少他一直劝人重读这位诗人的作品。巴拉姆被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描述为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就学识和天分而论真是高大无比，虽然口齿木讷拙于辞令，但观察事物鞭辟入里，在很多代的希腊人中(他们确信如此)，就历史、文法和哲学而论，找不到可以与他媲美的学者。他的才学受到君士坦丁堡君王和神学家的推崇，这类的资料至今还留存于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是他敌手的保护人，不得不承认这位学养丰富、思想缜密的逻辑学家，精通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他与居首位的拉丁学者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教廷建立亲密的友谊，能够相互切磋彼此受益匪浅。这位托斯坎人用废寝忘食的精神全力学习希腊语(1339—1374 A.D.)，不辞辛劳突破枯燥和艰辛的初步阶段之后，对那些志趣相投的诗人和哲学家，立即着手探索他们的思想和体会他们的灵感。但是彼特拉克很快失去这位有益助手的合作和教益，巴拉姆放弃毫无结果的使臣职位，等他回到希腊以后，企图用理智之光取代奇想，激怒了一大群狂热的僧侣。两位朋友分别3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宫廷重逢，但是生性慷慨的学生不再重视获得进步这极其难得的机会，巴拉姆经过他的推荐，最后在家乡卡拉布里亚一个小主教区定居。
彼特拉克的职务繁多，过着爱情和友谊的生活，大量通信联系和经常出外旅行，罗马的桂冠使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出优美的散文和诗，已经没有时间专心进行外语的学习。等到他年事已高，希腊语的造诣不再是希望而成为毕生的意愿。当他50岁时，有位朋友是拜占庭的使臣也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送给他一部荷马著作的抄本，彼特拉克的回答表现出他的谈吐、感激和遗憾。他首先赞扬赠予者的出手大方，认为这份礼物比黄金或宝石更为珍贵，接着他说道：
你赠送的抄本是神圣诗人真正的原作，一切创作的泉源。对于我们而言都能无愧于心，在你是履行了诺言，在我则满足了渴望。然而，你的慷慨还是存有缺陷，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连同荷马一起送给我，是你引导我走入光明的领域，让我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无限神奇。但是，我的上帝!荷马是哑巴，要不我就是聋子，我根本没有能力欣赏我所拥有的美。我已经将他放在柏拉图旁边，让诗歌界和哲学界的君王靠在一起，我以能见到举世赞誉的客人为荣。这些不朽的作品只要译成拉丁文我都很熟悉，但是，看着这些可敬的希腊人表达出最适当的民族气质，即使无法获得实际的好处，也能带来相当程度的乐趣。荷马的容貌使人感到愉悦，每当我拿起这本无声的巨著，都难免要发出感叹的声音，伟大的吟游诗人!我有一个朋友去世而另外一位非常遗憾地远离，因而使得听觉受到阻碍以致失去功能，否则我将会以何等的欢乐来倾听你的歌声!然而我还没有灰心丧气，加图的榜样给我带来安慰和希望，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才进入希腊语的知识殿堂。
彼特拉克的努力未能获得的成就，却被他那幸运而又勤奋的朋友——托斯坎散文之父薄伽丘达成了目标。这位受到欢迎的作家以《十日谈》建立名气，这本书包含100篇极其风趣的爱情小说，但是后来他在意大利恢复对希腊语的研究而获得更高的荣誉。公元1360年巴拉姆有个门徒名叫利奥(利奥提乌斯·皮拉图斯)，在前往阿维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挽留。他让这位来客住在自己家中，劝请佛罗伦萨共和国每年给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固定的薪俸，自己用全部空闲的时间陪伴曾在欧洲各国任教的老师。
利奥的外表让学习最热心的门徒都会产生反感，他穿着一件哲学家或托钵僧的斗篷，面貌丑陋不堪，脸上满布黑毛，胡须又长又乱，举止粗俗不文，情绪阴沉多变，发表拉丁语演说既不能多加修饰也无法滔滔不绝。但是他的脑海中装满希腊知识的宝藏，历史和寓言、哲学和文法可以说是门门精通，还在佛罗伦萨的学校里朗诵荷马的诗篇。经过他的解释和说明，薄伽丘才编撰和翻译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些较少受拘束的散文译本，满足友人彼特拉克的渴求，可能在下个世纪被拉丁翻译家劳伦提乌斯·瓦拉在私下加以运用。薄伽丘从他的叙述中获得很多的素材，供他写出《异教诸神谱系》这篇论文，在当时堪称知识渊博的巨著，在其中他有意添加希腊的人物和文章，激起知识水平较低的读者产生惊讶和赞赏。
求知的起步缓慢而又辛苦，整个意大利也难找到10位荷马的信徒，在罗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找不到一个名字可以列入好学的名单。要是反复无常的利奥没有在第三年时，放弃这个受到礼遇和收益甚佳的职位，那么学习希腊语的人数会增多，进步的速度也会加快。彼特拉克在他路过帕杜阿时曾经招待过他一段时间，他赏识这位学者的才华，但是对他那阴郁和孤僻的个性有点反感。利奥对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全都感到不满，用藐视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享受，只有想象中的人物和事件才显得无比美好。他在意大利被看成帖撒利人，而在希腊则成为道地的卡拉布里亚人。要是与拉丁人在一起，他瞧不起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但一到君士坦丁堡的岸边，他又怀念起威尼斯的富裕和佛罗伦萨的风雅。那些意大利朋友对他的强求一味装聋作哑，只有靠着他们的好奇和恩惠，他才能登船再次出航，但是船只进入亚得里亚海以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不幸的教师把自己像尤利西斯一样绑在桅杆上，却被雷电击中命丧黄泉。仁慈的彼特拉克为他的受难洒下伤心之泪，但他急切想要知道，是否可以从水手的手里，救出一些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利斯剧作的手稿。
虽然经过彼特拉克的鼓励和薄伽丘的培育，希腊学术的弱小幼苗还是很快枯萎凋谢，继起的一代对于拉丁语用于辩论方面的进步感到满意，直到14世纪快要结束，一场新兴的熊熊烈火才在意大利燃烧起来。曼纽尔皇帝在自己启程之前，早已派出使者和说客乞求西部各国君王的同情。在这些使者当中，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的名声响亮学养俱佳，是出身高贵的世家子弟，据称他的罗马祖先是随君士坦丁迁移来此。他在出使访问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得到一些馈赠和更多承诺之后，受到邀请担任教授职位(1390—1415 A.D.)。佛罗伦萨有幸再度聘请这方面的人才，克里索洛拉斯不仅精通希腊语，而且拉丁语也极为流利，具备的学养和知识无愧于共和国给予他的年俸，也超过市府当局的期望。经常有大批各个阶层和年龄的学子前来学校就读，其中有一位在普通的传记中叙述他求学的动机和成就。利奥纳德·阿雷廷说道：
我在那时是一个修习民法的学生，但是内心充满对文学的热爱，愿意花点时间去研究逻辑和修辞。等曼纽尔来了以后，我一直犹豫不决是抛弃法律的学习，还是放弃这万金难求的机会。因此，我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不停地扪心自问：难道你根本不考虑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吗？你打算放弃与荷马、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亲密交谈的机会吗？还有那些诗人、哲学家和演说家，每个人都有神奇的描述，任何时代都被当成人文科学的大师受到百般推崇，难道你不愿负笈以从吗？民法的教授和学者在各个大学可说是车载斗量，但是像这样一位教授希腊语的老师，一旦错失良机可能再也无法找回。这番道理使我信服，于是我一心一意追随克里索洛拉斯，以致白天学习的课程到夜晚成为梦乡的内容。
就是这个时候，在同一所学校，彼特拉克的私淑弟子拉文纳的约翰讲授拉丁古典课程，显示出那个时代本土生长的意大利人，能够在一个双语学校中自成一格，佛罗伦萨成为研究和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卓然有成的重镇。皇帝驾临，把克里索洛拉斯从学院召到宫廷，但是他后来又在帕维亚和罗马讲学，授课的热诚和效果获得各方的赞誉。他的余生大约有15年的时光，分别用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负起外交的使命和教学的工作。这位文法学家拥有高贵的职务，要教化一个国外民族，并没有忘怀对君王和国家应尽的神圣责任。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被皇帝派到大公会议执行公务，死于君士坦斯。
十二、教皇贝萨里翁全力促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400—1500 A.D.)
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辩词的轻蔑之意。
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然而，大众用强烈的好奇和热情在追逐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阴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腊人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图长时间被人遗忘以后，经过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正当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陷入神学争论时，他的哲学研究极其雅典化，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表现出的风格是古阿提卡语最纯正的标准，崇高的思想有时适合亲切的交谈，有时装点着诗歌的韵味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位圣哲的生与死最戏剧性的描述，而且，每当他从云端降落时，他的道德体系总在谆谆教诲对真理、国家和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使人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怀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的崇拜，对于神圣大师所表现出的幻觉和谬误还是同样敬爱，那么这种热情会使逍遥学派枯燥而教条的方法论有所改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可以说是不分轩轾，有的地方却形成对立，产生无穷尽的争论还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论点相违的奴隶制度发生碰撞会产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为两派，只会在领袖的旗帜之下狂怒争吵，却没有战斗的能力和技巧，战场也在他们的交锋中从君士坦丁堡搬到罗马。这场哲学的论战很快堕落成文法学家怒意的发泄和个人的口角，贝萨里翁虽然始终都为柏拉图辩护，却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和裁定，能够保住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和饱学之士赞赏这个学院所标榜的理论，但是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势力的斯塔吉拉人则继续主宰教会和学校的神谕。
十三、拉丁人在文艺方面的进步和古代学术的影响(1428—1492 A.D.)
我已经稍为详尽地叙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充满热情的拉丁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希腊人。意大利分为很多独立的城邦，在那个时候，君王和共和国在奖励文学方面，为了一比高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勋业远超过他的名声，他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操守和学识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时准备好针砭的工具对准罗马教会下手。他曾经是当代知名学者的朋友，后来更成为他们的赞助人，由于他的个性非常谦逊，这种变化不论是自己还是友人都很难发觉。如果他硬要别人接受一份丰硕的礼物，那并不是用来奖赏对方的功劳，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会婉拒他的赐予，他会带着理应如此的态度说道：“拿去吧，尼古拉不会老跟在你旁边的!”这位教宗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运用这种影响力寻找书籍而不是追求名利。从拜占庭图书馆的废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阴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许多古代作家满布尘土的手稿，凡在他无法拿走原稿的地方，总要请人很忠实地抄录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冈是谕令、传说、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储藏所，现在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品项。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时间建成一个5000卷典藏的图书馆，全是他的慷慨手笔，拉丁世界才拥有各种译本，像是色诺芬、狄奥多鲁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奥弗拉斯图斯以及希腊教会许多神父的作品。
教皇的行为得到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推动和效法，他在没有军队和头衔的状况下统治这个共和国，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个王侯世系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和时代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同义语(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誉使他获得高贵的名声，财富用来为全人类造福。他同时与开罗和伦敦保持通信联系，印度的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装载在同一艘货船中输入国内。他的孙子罗伦佐有天赋的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成为文艺界的赞助人，也是他们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候选人。在他的宫殿里，遭遇不幸的人就会蒙受救助，才华卓越的人必然获得重赏。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柏拉图学院，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工作积极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方返国，带回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意大利其他地区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回报君王的开明作风。拉丁人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为别人无法染指的财富，这些希腊人的门徒很快能够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外国老师陆续来到的时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
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阿尔卑斯山，那些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土著，把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所点燃的圣火携回自己的国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样会产生成果，靠着勤劳和技术一定会胜过自然的禀赋。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他们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贯耳。贝萨里翁或加萨可能会对蛮族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羡慕不已，诸如布多乌斯的准确、伊拉斯谟的风格、斯蒂芬斯的多产、斯卡里杰的博学、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从拉丁人这边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获得的好处不过是随手而得，阿尔杜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后人运用功效奇佳的技术，可以保存和复制古代的作品。从希腊运进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万本书，每本书都比原稿更为清晰精美，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荷马和柏拉图本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会感到更为满意，他们的评注者会将这份功劳归于西方的编辑。
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蛮族处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刺耳的腔调显示出举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贫困。习得罗马和希腊更为完美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进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也可以进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会，可以与不朽的伟人亲切地交谈，他们都使用雄辩和理性的崇高语言。这种交流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精进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从最早的经验所得到的认知可以看到，对古人的研究只是给人类的心灵套上枷锁而非增添翅膀。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模仿的精神终究充满奴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第一批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始终是一群外来的陌生人。探索遥远的古老时代所付出的细致和辛勤的努力，会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产生改进和美化的作用：文艺批评家和形而上学理论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才；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和言论为荣；要用普林尼和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观点来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明。
这些对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给意大利人带来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后的那个世纪，出现成群结队的仿效者，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在那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一本极具创见或充满雄辩的著作，是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泼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的季节之前来临，但是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
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
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享年49岁，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不遗余力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勒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常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1000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2500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
以上是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对穆拉德非常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一个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们将热烈的掌声浪费在最恶劣的暴君身上。苏丹的德行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
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从宗教狂热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听命的儿子最早向他力陈国家的危险和人民的意愿。久经战阵的领袖高举大纛，新军在他的指挥下从事战斗和进行征服。等到他从瓦尔纳的战场班师回朝，重新开始祈祷和斋戒，与马格尼西亚的教友一起不断旋转。国家面临危险的局势，再度中断这些虔诚的功课。胜利的军队藐视缺乏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抢劫和杀戮中，意见一致的国务会议恳求他出面安抚骚动的情势和制止新军的叛乱。部队听到主子熟悉的声音，全都战栗不已愿意听命从事，非常勉强的苏丹被迫要过讲究礼仪的奴役生活，4年以后被死神召唤才获得解脱。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愿禅位，等到他们过于空闲不甘寂寞，只有为无法挽回的行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经过帝国权力和孤独的考验之后，还是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君王无法维持一支常备部队。波兰和匈牙利的骑兵队伍纪律松弛，欠缺高昂的士气和合适的武器，不像过去曾给法兰西的骑士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然而，就联合对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罗马教皇的谋略和他的特使红衣主教朱利安的辩才：这得要靠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以及拉底斯劳斯的头上戴着联合的两顶皇冠，他是一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战士；还有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约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个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教会的赦免和恩典。法兰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养的武士接受征召，投身到神圣的旗帜下，十字军从欧洲和亚洲新的盟友那儿获得实力和名声。一位流亡的塞尔维亚藩王夸大多瑙河对岸基督徒的灾难和热情，说是会同心协力揭竿而起，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和自由。希腊皇帝具有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锐气，提出保证要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会亲自率领本国军队和佣兵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击。卡拉马尼亚的苏丹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起牵制攻势行动，要是西方的舰队能在同一时刻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就会造成奥斯曼君主国的分离和毁灭。无论天上人间，对于邪恶异教徒的永坠地狱都必定兴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审慎的态度和暧昧的言辞灌输他的见解：这完全要靠圣子和圣母给予暗中或公开的帮助。
宗教战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里成为一致的呼声，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拉底斯劳斯率领一支由联邦的臣民所组成的军队，抵达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索非亚。他们在这次远征中获得两次引人注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第一次的胜利是他率领1万人马的前卫奇袭土耳其人的营地，第二次是他击败并俘虏对方战功彪炳的将领，即使这位将领具有地形和兵力的双重优势。冬季即将来临，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碍，妨碍到英雄人物的未来进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暂时间内，从山麓向着哈德良堡充满敌意的塔楼进军，接着指向希腊帝国友善的都城。敌军的退却没有受到干扰，进入比尤达立即成为军事和宗教的伟大成就，国王和武士徒步跟随着一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他尽量保持两个民族功绩和酬劳的平衡，征服的骄傲混合着基督教谦卑的习性。土耳其的13名高阶将领、9面军旗和4000名俘虏，毫无疑问全部成为战利品。数以万计的土耳其人遗尸战场，大家全都相信也没有人质疑，十字军人员带着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胜利最确凿的证据和最有利的结果，是土耳其的国务会议派出一个求和的代表团，愿意归还塞尔维亚、赎回战俘和从匈牙利的边区撤离，这份条约可以使战争达成合理的目标。国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议会当中，对于公众和私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感到满意；签订10年的停战协定；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对着《福音书》和《古兰经》宣誓，证明大家把神的旨意当成真理的护卫者和背信的报复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书》的立场，建议要以圣餐的仪式代替，使能真实呈现正统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绝亵渎他们神圣的教义，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见象征，对于一个迷信的良知更难达成有力的制约。
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
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这种带来灾难的狡辩，深得民心的议会朝令夕改轻浮易变，他同样予以支持。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地点发起战争，直到最近才恢复和平。履行条约时基督徒袭击土耳其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拉底斯劳斯的承诺和宣誓成为骗人的谎言，受到那个时代宗教的缓颊，只要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就能解救东部的教会，这是最完美的辩白，或者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样是这份条约损害了他的名誉，削弱了他的实力。和平的宣告使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志愿军带着不满的喃喃之声愤而离开，路途遥远的战事使波兰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厌恶外国人指挥的缘故，他们的内卫军首先获得许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党派倾轧而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态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说来这倒是值得赞许的事。十字军的残余人员发起第二次的远征行动，兵力减少到不足2万人。
一位瓦拉几亚酋长率领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阵营，提到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陪伴苏丹出猎的随从队伍的人数。两匹脚程神速的骏马被当作礼物，提醒拉底斯劳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要有先见之明。塞尔维亚的藩王在光复国土和归还他的子女以后，对方引诱他，承诺可以给予他新的领土。缺乏经验的国王、宗教狂热的特使以及好战无礼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刀剑和十字架无坚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较近的一条道路直接越过海姆斯山，地形崎岖难以通行；另外一条路程较远但比较安全，经过地势平坦的国度，沿着黑海海岸前进。他们在行军时，按照西徐亚人的作战方式，经常把大车当作移动的工事使侧翼获得掩护。运用后面这条道路是很明智的选择，正统教会的信徒行军通过保加利亚平原，带有恶意的残酷行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庄和教堂焚烧一空。他们最后一站是靠近海边的瓦尔纳，拉底斯劳斯在此地战败阵亡留下不朽的英名。
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地点，没有发现一支盟邦的舰队可以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反而获得穆拉德即将接近的警报。穆拉德从马格尼西亚的退隐之地出发，把亚洲的军队运过来防卫欧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说法，希腊皇帝出于畏惧或受到诱惑，同意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道。贪污腐败这个难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热那亚人身上，还有教皇的侄儿身为正统教徒的水师提督，默许他的佣兵部队放弃防守赫勒斯滂海峡的任务。苏丹率领6万人马离开哈德良堡，用急行军向前挺进。等到红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观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队列时，热心的武士建议撤退，然而这种处置方式非但缓慢而且不切实际。只有国王下定决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获得光荣和辉煌的胜利。
两位君主位于阵线中间相对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将领称为贝格勒贝格，他们指挥右翼和左翼的部队，对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于当面的师级单位。土耳其军的两翼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敌军突破，但获得的优势结果反而带来致命的危险，行动鲁莽的胜利者一时激动发起追击，没有给敌人造成困扰反而远离友军的支援。当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骑兵部队败逃，对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感到万念俱灰。一名久经战阵的新军弟兄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他后来很宽宏大量地赦免并奖励了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处于恐慌之中，还敢阻止他临阵脱逃。一份条约的抄本被当作基督徒不守信义的证据，在战线的最前列公开展示出来。据说苏丹在大祸临头时，高举双手两眼向着上天，恳请真主给予保护。他向先知耶稣提出诉求，对那些用不敬的言辞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应该施加报复的手段。
匈牙利国王充满胜利的自信，带着劣势的兵力和混乱的队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进军被无法击破的新军方阵阻止。要是我们相信奥斯曼编年史的记载，他的坐骑被穆拉德投出的标枪贯穿，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长矛阵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声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们国王的头颅!”拉底斯劳斯的阵亡是战败的信号。哈尼阿德斯从冒进中醒转过来，后悔所犯的错误和部队的损失，竭尽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胜利的乌合之众所压倒，造成全线的彻底溃败。他的勇气和指挥发挥最后的效果，救出瓦拉几亚骑兵队的残部。瓦尔纳会战(公元1444年11月10日)这场惨败有1万名基督徒被杀，土耳其人的伤亡更多，就整个实力来说所占比例不算太大。然而这位富于理性的苏丹，用神色自若的态度承认战争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他说如果类似的胜利重演，代价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劳斯落马的地点竖立一根纪念石柱，高雅的铭文没有提到他鲁莽的行动，只是记下匈牙利年轻国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约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许会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凭着自己的长处擢升到指挥匈牙利军队的职位。他的父亲是瓦拉几亚人，而母亲是希腊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们还不清楚。从他的出生地获得瓦拉几亚人的身份和科维努斯这个姓氏，可能形成证据薄弱的借口，说是他的血统渊源于古老罗马的大公。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后来与12名骑兵一起被萨格勒布主教雇用。“白武士”的英勇之名很快传播开来，与有钱的贵族家庭联姻更增加了他的财富。他防守匈牙利的边区对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内赢得3次会战的胜利。他发挥影响力使波兰的拉底斯劳斯获得匈牙利的王冠，拥立的功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外斯拉夫尼亚领主”这个头衔和职位。朱利安的十字军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两顶土耳其的桂冠，瓦尔纳之役给公众带来灾难的致命错误已被人遗忘。当奥地利的拉底斯劳斯这位名义上的国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时，哈尼阿德斯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和匈牙利总督，对他的嫉妒在开始就因恐惧而保持静默，从他12年的统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于战争一样熟悉政事。然而处于巅峰状况的将领不会在战役中描述他的治国理念，“白武士”的战斗是用双手而并非头脑，这位酋长率领散漫的蛮族，发起进攻时毫无畏惧之心，落荒而逃时也不会羞愧难安。他的军旅生涯混合着传奇的事迹，交替出现胜利和败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以讹传讹称他为扬库斯·莱因或“恶汉”，这种痛恨的情绪也可以证明土耳其人对他的敬畏态度。
王国在他的守备之下，土耳其的军队无法接近。正当敌人极为高兴地认定这位首领和他的国家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时，他的行为反而更加令人感受到他的胆大包天和骁勇善战。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防御作战，瓦尔纳的败北后过了4年，他再度攻进保加利亚的腹地。土耳其军队挟着四倍兵力的优势，他在科索沃平原抗拒全力的冲击，直到第三天才败退。哈尼阿德斯单独穿过瓦拉几亚的森林逃走，这位英雄受到两个强盗的袭击，就在他们为他颈脖挂着的金链发生争执时，他找到失落的长剑将一个强盗杀死，另一个吓得飞奔而逃。他的军队有很多人被俘或阵亡，为国家带来新的危险局势之后，他的安然无恙使苦难的王国获得一丝慰藉。但是他这一生最后和最光荣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守贝尔格勒对抗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驾亲征。经过40天的围攻以后，土耳其人已经进入市镇，结果还是被迫撤军(公元1456年7月22日)，兴高采烈的民族赞誉哈尼阿德斯是基督教的国之干城，贝尔格勒是异教徒难以逾越的天堑。这次伟大的拯救行动后，只过了一个月，护卫的勇士就离开了人世(公元1456年9月4日)，奥斯曼的君主用庄严的墓志铭表示自己的遗憾之情，对于这唯一击败他军队的对手，再也没有雪耻复仇的希望。感恩的匈牙利人在宝座空悬的初期，推选18岁的年轻人马提亚·科维努斯加冕接位，他的统治开创了繁荣的局面和悠久的世代，他渴望获得征服者和圣徒的光荣，但是他最大的功绩是倡导学术不遗余力。他的儿子从意大利邀请拉丁的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雄辩的口才赞誉父王，使之光芒万丈，流芳百世。
在英雄的名单上，约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通常并列其中：他们牵制奥斯曼的大军，延迟了希腊帝国的灭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斯坎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卡斯特里奥特是伊庇鲁斯的世袭君主，面积狭小的领地位于山区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没有能力与苏丹的权势对抗，只有降服在纳贡称臣的严苛条件之下，交出4个儿子作为宣誓效忠的保证。身为基督徒的年轻人在留下割礼的疤痕以后，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强武艺和战术的训练。3位年长的兄弟混在奴隶之中，据说他们被毒死，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或加以驳斥。苏丹对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非常仁慈，充满父爱，一般而言不应该怀疑到他身上。这第四个儿子在幼年时，就展现出军人的体魄和精神。有一名鞑靼人和两名波斯人很骄傲地挑战土耳其的宫廷，先后被他制服，使他获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贝格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的称呼Iskender Beg，意为亚历山大大人，这是他一生中光荣和奴役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父亲原来拥有的公国已经缩小成为一个行省，但是这方面的损失获得“桑吉克”的职位和头衔的补偿，可以指挥5000名骑兵，还有希望升到帝国最显赫的阶层。他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中恪尽职责获得荣誉，我们可以对历史学家有意的做作或轻信的态度加以讪笑，他们认为在每一次的冲突中他都对基督徒大发慈悲，同时用霹雳手段打击那些身为穆斯林的敌人。
哈尼阿德斯的光荣事迹无可指责，他为保护宗教和国家挺身而战；敌人称赞这位爱国志士，他的对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来，由于斯坎德贝格父亲所犯的错误，他的3位兄长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罢黜以及国家被异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当的行为。他以豪迈的热诚，公开宣称要确保祖先的信仰和独立，虽然发表的时间稍嫌迟缓，大家还是推崇不已。他9岁起就在《古兰经》的教义中接受熏陶，对于《福音书》完全没有认识，士兵的宗教靠着权威和习惯来决定，很难想象在40岁的年龄还能让新的启示进入他的心灵。要是他在那个时候感觉到锁链的束缚而尽力挣脱，那么他的动机就不会被怀疑是出自利益或报复。长期的遗忘必定会削弱原始权利，这么多年的服从和酬劳使苏丹和臣民相互的关系更为牢固。要是斯坎德贝格长久以来心怀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图，高尚的情操就会被指责为卑劣的欺骗，服务只是为了背信，承诺看来仅是伪誓，积极的加入只能造成数以千计不幸的同胞在尘世和精神方面的毁灭。当他在土耳其军队指挥前卫时，难道我们应该赞许他与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联系？要是擅离职守使恩主的敌人获得胜利，难道我们应该原谅这种背弃自己阵营的行为？
在部队吃败仗的混乱状况之中，斯坎德贝格的眼光紧盯在首席秘书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着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敕令或诏书，事后谋杀无辜的书记和扈从，免得这件事很快被发现。斯坎德贝格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一些大胆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军从战场逃到祖国的山区(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开克罗雅的城门。等他控制这个堡垒以后，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马上扯掉伪装的面具，发誓抛弃先知和苏丹，公开宣布要为家庭和国家报仇雪恨，运用宗教和自由的名义激起一场全面的叛乱。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致同意要与世袭的君主同生共死，奥斯曼的守备部队可以自行选择殉教或受洗。伊庇鲁斯各个城邦举行的会议中，斯坎德贝格受到推举成为土耳其战争的将领，每个盟邦保证按照比例提供人员和金钱。这些各个盟邦提供的经费，加上世袭的产业和塞利纳值钱的盐矿，获得每年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银币。这些款项并没有被用于奢侈的享受，而是一丝不苟地全部拨作公用。他的态度平易近人，但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军营禁止存有任何一种恶习。他以身作则使得他的领导能够服众，在他的指挥之下，阿尔巴尼亚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承认这个事实。法兰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为他的名声所吸引，愿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务。他的正规民兵部队共有8000骑兵和7000步卒，马匹的体型矮小但是人员积极主动。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来考量山区作战的困难和可以运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个民族都配置在最坚固的据点，斯坎德贝格凭着实力不足的军队，抗拒奥斯曼帝国的强权达23年之久。
穆拉德二世和他那伟大的儿子一再被叛徒阻挠，带着表面上的藐视和难忘的憎恨在他的后面穷追猛打。穆拉德率领6万名骑兵和4万名新军进入阿尔巴尼亚，蹂躏这个门户大开的国家，占领没有设防的市镇，把教堂改为清真寺，对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礼，处死成年而又顽固的俘虏。但是苏丹的征服行动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这个不起眼的堡垒后便结束了，守备部队的战力强大无法征服，却被微不足道的诡计和迷信心理所击灭。克罗雅是卡斯特里奥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带着羞辱和损失从城墙下面撤退。他在行军、围攻和退却时，这个神出鬼没、隐藏在暗处的敌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失望使得苏丹饱尝痛苦，可能缩短了他在世的最后时间。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过程中，始终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的部将获得授权谈判停战协定，阿尔巴尼亚的君王深受赞誉，是维护国家独立信念最坚定和能力最高强的勇士。有人基于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热忱，把斯坎德贝格与亚历山大和皮洛斯相提并论，承认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领土狭小而势力薄弱，与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远，何况后者还战胜了东部和罗马的军团。
提到斯坎德贝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对抗过的帕夏(土耳其人对权贵的尊称)，那些被他击溃的军队，以及被他亲手杀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挤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敌人是文盲，再加上处于伊庇鲁斯落后而荒芜的地区，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偏袒他的传记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于对冒险故事的虚构中，但是意大利历史著作散发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节，有关他率领800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违背了事实而大胆地虚构，把他的功绩形容成一个神话故事。他们应该承认他到最后还是被奥斯曼的强权所制服，这对他的名声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教皇庇护二世的教廷国得到庇护。斯坎德贝格的资源几乎已经耗用殆尽，成为流亡的难民，逝世在威尼斯领土的黎苏斯(公元1467年1月17日)。
他的坟墓很快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破坏，新军佩戴的手镯上面镶嵌着他的遗骨，当作迷信的护身符，这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英勇产生不自觉的尊敬。他的国家立即面临灭亡的命运，可见这位英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更能提高他光荣的地位。然而，要是他权衡降服和反抗两者所带来的得失，一位爱国志士会拒绝力有不逮的竞争，完全依靠他一个人的生命和才能必定会失败。支撑斯坎德贝格的是看似合理实际谬误的希望：他认为这个自由的基督徒民族，护卫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以及希腊进入意大利最狭窄的通道，所以教皇、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都会参加他们的防御作战。他那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从民族的灾难中被拯救出来，卡斯特里奥特家族被授予公爵的领地，他们的后裔在统治地区的贵族世家中绵延不息。一大群阿尔巴尼亚难民在卡拉布里亚获得居留区，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祖先的语言和习俗。
在罗马帝国漫长的衰亡过程中，我终于要提到君士坦丁堡最后的统治者，他用如此薄弱的力量维持着恺撒的地位和尊严。约翰八世历经匈牙利的十字军后又活了4年才过世，整个皇室在安德罗尼库斯亡故和伊希多尔出家之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3位亲王，他们是皇帝曼纽尔二世幸存的儿子。君士坦丁和托马斯在遥远的摩里亚，德米特里乌斯拥有塞利布里亚这块位于都城郊区的领地，而且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首领。公众的灾难对他的野心没有产生影响，他秘密结交土耳其人，再加上分裂主义者已经破坏国家的和平。先帝的葬礼加速举行，显得十分仓促，令人觉得奇怪，甚至引起怀疑。有人用观念迂腐且证据薄弱的诡辩，拥戴德米特里乌斯接位，说他呱呱落地就穿上紫袍，是父皇登基以后所生最年长的儿子。但是太后、元老院和军队、教士和人民，一致赞同合法继承人。托马斯藩王不知道政局发生变化，在偶然的状况下回到首都，对于尚未到来的兄长，非常热心地维护他的利益。历史学家法兰扎担任使臣，很快被派往哈德良堡的宫廷，穆拉德对他非常优容，在他离开的时候还赠送礼物，但土耳其苏丹亲切的认可等于公开宣示他有最高的权力，东部帝国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
君士坦丁在斯巴达由两位显赫的代表为他加冕(公元1448年11月1日—1453年5月29日)，在春天由摩里亚发航，在海上避开一支土耳其分遣舰队，带着愉快的心情接受臣民的欢呼，举行新朝的庆祝典礼。他的赏赐耗尽了国库的财富，使得政府更加穷困。皇帝立即将摩里亚托付给两位弟弟去治理，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两位亲王的亲情非常脆弱，当着太后的面他们用誓言和拥抱巩固极其不稳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还有一件大事是选择配偶，有人建议威尼斯元首的女儿，但是拜占庭的贵族反对世袭君王和民选官员之间的地位差距，等到他们后来发生灾难，身为强大共和国的首领并没有忘记这一次的侮辱。君士坦丁对于是与特拉布宗还是与格鲁吉亚的皇室联姻一直犹豫不决，担任使臣的法兰扎叙述了拜占庭帝国最后这段期间的公私生活。
法兰扎是皇宫的总管大臣，担任新郎求亲的代表从君士坦丁堡启航，剩余的财富和奢侈品用来摆出盛大的排场，人数众多的随员包括贵族、卫士、医生和僧侣，他还带着一个乐队，这位花费惊人的使臣任期延长到两年(1450—1452 A.D.)。等他到达格鲁吉亚(伊比利亚)，城镇和村庄的土著聚集起来围绕着外来的异乡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虽然喜欢音乐的旋律，但是根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群众之中有名100多岁的老人，很早以前被蛮族掠走，他用印度奇观之类的故事来娱乐他的听众，他曾经越过不知名的海洋从印度回到葡萄牙。法兰扎从友善的国土前往特拉布宗的宫廷，希腊国君在那里告诉他穆拉德新近逝世的消息。这名经验丰富的政要对于国家能够脱离苦难，并没有感到欣慰反而是忧心忡忡，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不会长久跟从他父亲明智的和平路线。等到苏丹逝世以后，他的基督徒妻子玛利亚(塞尔维亚藩王的女儿)，很体面地被归还给她的父母。凭着她的容貌和才艺所建立的名声获得使臣的推荐，被认为是皇帝的最佳择偶对象，针对正高涨的反对声浪，法兰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似是而非的意见。
皇帝的尊严可以使得身份不相配的联姻变得高贵，慷慨的施舍和教会的赦免能够除去血亲关系的障碍，她与土耳其人结婚的耻辱被抛诸脑后，虽然金发白肤的玛利亚年届50岁，但仍旧抱着希望要给帝国生一个继承人。君士坦丁从特拉布宗的来船得知使臣对他提出的忠告，但是宫廷的派系倾轧反对他的婚姻，最后还是王妃虔诚的誓言打消了整个行动，她要在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方面的希望破灭以后，法兰扎的选择只有格鲁吉亚的公主最适合。她的父亲是个虚荣心很重的人，为光荣的联姻感到神智昏眩，并没有按照原始和民族的习惯，要求男方为他的女儿付出一大笔聘金，反而提供5.6万达克特的嫁奁和每年5000达克特的津贴。使臣的功劳得到皇帝的保证作为报答，他的儿子在施洗时已被皇帝收养，他女儿的婚姻将受到君士坦丁堡皇后的特别照顾。
法兰扎回国带来的婚约经过希腊国君的批准，他在金色的诏书上面亲自画3个朱红十字，并且向格鲁吉亚的特使做出承诺，他的战船要在翌年春天引导新娘进入皇宫。君士坦丁拥抱忠诚的仆从，不像统治者冷淡的嘉许，而是朋友般温暖的信赖，在长久的分离以后，急着要将内心的秘密向他倾诉。皇帝说道：
只有我的母亲和坎塔库泽努斯向我提出建议和忠告，不会带有私心也不受人情的关说。自从他们过世以后，那些包围在我四周的人，无法受到我的喜爱、信赖和尊敬。你对水师大提督卢卡斯·诺塔拉斯应该不陌生，他坚持自己的理念，甚至私下或公开宣称，我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以他的意见为准绳。朝廷其余人员都是墙头草，基于个人的利益或党派的考量而摇摆不定。我怎么能够与僧侣商量政策和婚姻的问题？我仍旧要借重你的勤奋和忠诚。明年春天，你要陪我一位弟弟去恳求西方强国派遣援军，要从摩里亚航向塞浦路斯从事特别任务，再从那里前往格鲁吉亚去迎接和引导未来的皇后。
法兰扎回答道：“您的命令我不敢推辞，”他一本正经地带着笑意继续说道，“陛下，但是务必请您三思，要是我还一直这样长久不在家，我的妻子不是受到勾引再找个丈夫，就是会丢开一切去修道院。”皇帝对他的担心不禁大笑起来，用令人窝心的保证对他极力地慰勉，说这是最后一次派他从事国外的工作，要将一位富有的贵族女继承人许配给他的儿子，同时要授予他首席行政长官(国务大臣)这个重要的职位。婚事的细节立即被确定，不过，野心勃勃的提督明知这个职位不适合他但还是要出面抢夺。为了商谈出双方都同意且条件相当的结果而耽误了一些时间，对法兰扎的任命遮遮掩掩以免得罪傲慢而又有权势的宠臣，整个冬天都浪费在他担任使节的准备工作上。法兰扎决定让他的儿子趁着年轻抓住这次机会到外国旅行，等到危险出现时，与摩里亚的母系亲属一起离开。上面所说私人和公众的计划受到土耳其战争的影响而中断，最后一起掩埋在帝国的废墟之中。
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位枭雄的身世和性格。穆罕默德二世(公元1451年2月9日—1481年7月2日)是穆拉德二世的儿子，虽然他的母亲是基督徒，拥有公主的头衔，却很可能是苏丹后宫来自各地的无数嫔妃之一而已。他最初接受的教育和养成的习性，就是要成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只要他与一个不信真主的人接触，就要举行合法的斋戒仪式来净化他的双手和面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帝国的责任使他不受狭隘的偏执思想所约束，远大的志向和出众的才华使他耻于承认有人拥有更高的权力，在较松懈的时刻他竟然(据说如是)敢把麦加的先知称为强盗和骗子。然而苏丹对《古兰经》的教义和戒律保持相当的尊敬，即使私下有轻率的言论，也不会让普通人听到。我们对外来陌生人和穆斯林教徒的轻信应该感到怀疑，他们竟然认为穆罕默德二世的心灵固执到无法接受真理，这种荒谬和错误的想法真是让人极度藐视。他受到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的谆谆诱导，在求知的道路上很早就取得杰出的成就。
大家一致认为他除了本国的母语，至少还能讲或懂得五种语言，即阿拉伯语、波斯语、迦勒底语(或希伯来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中波斯语是出于消遣的需要，而阿拉伯语与宗教的启示有关，这种学习语言的风气对东方的年轻人而言非常普遍。在希腊人与土耳其人的交往之中，征服者基于统治的野心，很愿意与管辖的臣民直接对话，他赞誉拉丁人的诗篇或散文，精通当地语言是第一时间听到臣民话语的方式。但是向这位政要或学者推荐希伯来奴隶极其粗俗的方言，又能发挥什么作用或带来什么好处呢？他对世界的历史和地理非常熟悉，东方甚或西方英雄人物的传记，使他产生与他们一比高下的抱负。他精通占星术，这在一个愚昧的时代可以得到谅解，从而认定他通晓数学的入门知识。他邀请意大利画家来访并给予慷慨的酬劳，透露出他对异教的艺术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但是宗教和学识对他那野蛮和放纵的性格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我不愿照抄或相信那些流传的故事：说他剖开14名随从的肚皮看是谁偷吃了瓜，以及把一名美丽女奴的头砍下来，向新军证明他们的主子并非好色之徒。土耳其编年史指责3位奥斯曼君主有酗酒的恶习，证明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不能否认他的情绪会出现极端狂暴和残酷的状况，在皇宫如同在战场一样，会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激怒酿成血流成河的惨剧，变态的情欲使出身高贵的年轻俘虏常常受到他的侮辱。
在阿尔巴尼亚战争中，他尽力吸取父亲的经验教训，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根据一份夸大和奉承的记录，他用无敌之剑征服了2个帝国、12个王国和200座城市，他不仅是作战勇敢的士兵，而且是运筹帷幄的将领，攻占君士坦丁堡奠定了不朽的光荣。如果我们考量他的手段、阻碍和成就，穆罕默德二世比起亚历山大或帖木儿，那要甘拜下风自叹不如。在他的指挥之下，奥斯曼军队在兵力方面始终较敌军占有优势，然而他们的发展还是限于幼发拉底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区域，他们的武力始终受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罗得岛骑士和波斯国王的遏阻。
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穆罕默德二世两度身登大宝却都被迫下台，幼小的年纪无法抗拒父王的复辟，从此不再原谅那些只为了自己利益的大臣。他与一位土库曼酋长的女儿举行婚礼，结束2个月的庆祝活动后，带着新娘离开哈德良堡，负责马格尼西亚的政事。在那里过了不到6个礼拜，国务会议突然派来信差通报，穆拉德二世过世，新军出现哗变不稳的状况，要他立即返回。他的速度和气势使得大家听命服从，他带着刻意挑选的卫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距离哈德良堡尚有1英里的地方，大臣、酋长、阿訇、宗教法官、士兵和人民都俯伏在地，迎接新的苏丹，他们之中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他21岁登基，为了消除叛乱的根源，毫不犹豫地处死了所有年幼的弟弟。
欧洲和亚洲各国派出使节，很快前来祝贺他的接位并且恳求建立友好关系。他的说辞非常谦逊，表达出和平的意愿，批准条约并加上庄严的誓言和公正的保证，使得希腊皇帝恢复对他的信赖。有一位奥斯曼藩王要求留在拜占庭宫廷，他指定斯特里蒙河一块肥沃的土地，用来支应每年所需的30万阿斯珀的津贴。穆罕默德二世的邻国看到这样一位年轻的君王，他一改他父亲在治家方面过分重视排场的习惯，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真是让人胆寒：过去花在奢侈生活上的费用，全部拿来满足野心的需要；一无是处的7000名猎鹰队伍，不是解散就是编到军队中服役。他在当政第一年夏天率领一支军队巡视亚洲各行省，在挫折了卡拉马尼亚人的锐气以后，穆罕默德接受他们的归顺，才不致因细微的阻碍而影响到伟大的事业。
伊斯兰教徒特别是土耳其诡辩家提出宣告，信徒绝不接受违背宗教利益和责任的任何承诺，苏丹可以废除他自己和以前诸帝所签订的条约。公正宽厚的穆拉德不齿于这种不道德的特权，但是他的儿子虽然生性高傲，为了达成雄心壮志的目标，却会采取伪装和欺骗等极其卑鄙的手段，将和平挂在嘴上而战争却始终留在心头，穆罕默德二世一直渴望要攻占君士坦丁堡。希腊人的态度不够谨慎，居然制造了会产生致命决裂的借口。他们没有忘记奥斯曼人过去的承诺，派出使臣到营地追讨应付的款项，并且要求增加年度的津贴。这些希腊人在奥斯曼的国务会议中不断提出申诉，首相是基督徒暗中的朋友，被逼得向这些同教弟兄表达他的看法。卡利尔说道：
你们这些愚蠢而又可怜的罗马人哪!根本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迟疑不决的穆拉德二世已经不在人世，一位年轻的征服者占据了宝座，法律不能制约他的作为，障碍无法阻止他的行动。你们要想逃过他的手心，完全要靠神明的保佑，即使如此，你们的罪孽所应受的惩罚，也不过延迟片刻而已。你们为什么要用徒然无益的威胁来刺激我们？说是要释放长期受到囚禁的乌尔汗，还要立他为罗马尼亚的苏丹；召唤匈牙利人越过多瑙河南下；呼吁西方国家武装起来反对我们。你们这样做只会激怒我们，使自己很快沦入毁灭的深渊。
但是，如果首相严厉的语气能让畏惧的使臣产生警惕之心，奥斯曼的君王就会用殷勤的觐见和友善的言辞来安抚这些希腊人。穆罕默德二世向他们提出保证，等他回到哈德良堡以后，会对希腊人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并且愿意就他们真正的利益做全盘的考量。他越过赫勒斯滂海峡以后，立即颁发命令要扣留答应付给的津贴，驱离派驻在斯特里蒙河两岸的官员，这项措施已经完全表明了他内心的敌对意图。等到第二道命令下达，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已开始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1451 A.D.)。他的祖父过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狭窄的通道修筑了一座亚洲的堡垒，现在他决定要在欧洲这边的相对位置建造有如金城汤池的要塞。那年春天，1000名工匠奉命集结在阿索玛顿这个地点，离希腊人的都城不过5英里的路程。弱势者可用的解决办法只有靠说服，只是很少能达成所希望的目标。皇帝派出的使臣想要让穆罕默德二世转变心意，但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他们表示，根据过去的做法，他的祖父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起一座城堡，曾经提出请求获得曼纽尔皇帝的同意。现在这种更加严密的工事筑城控制了海峡的交通，只会违反两国之间的联盟条约，不仅截断拉丁人在黑海的贸易，城市也可能无法获得所需要的粮食。这位奸诈的苏丹答复道：
我不会对这座城市采取侵犯的行动，何况君士坦丁堡帝国有城墙可以作为依靠。当你们与匈牙利人结成同盟时，开始从陆上侵入我们的国土，这时赫勒斯滂海峡为法兰西的战船所控制，难道你们以为我忘记了这件事给我父亲带来的灾难吗？穆拉德被逼得要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道，好在你们的实力无法支撑狠毒的恶意，才使我们有逃脱的机会。那时我在哈德良堡还是个幼童，穆斯林全都战栗不安，使得万恶的加波儿有一阵子能对我们横加羞辱。但是等我父亲在瓦尔纳会战获胜以后，他发誓要在西岸建立一座堡垒，完成这个誓言是我的责任。难道你有权利和实力能在我的领土上面限制我的行动？这块领土属于我所有，一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土耳其人早就居住在亚洲海岸，而欧洲海岸已经被罗马人放弃。赶快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与前面几位苏丹在位时已经大不相同，“他”的决心已经超过“他们”的愿望，“他”要做的事比“他们”决定做得更多。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但谁要是下次再来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会把他的皮给活活剥下来。
君士坦丁是头一位精神能与地位相符的希腊人，在听到这个宣告以后决定要动用武力，拒止土耳其人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让他们在此建立基地。在政府和教会的大臣建议之下，他放弃武力解决的办法。他们推荐的一种方式没有那样的直截了当，当然也谈不上明智审慎，那就是证明他们长期忍受苦难，要让奥斯曼人负起攻击者的罪名。他们的安全要靠机会和时间来解决，在一个范围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城市的附近，敌人无法长时间维持一个要塞，如此它一定会陷入毁灭的命运。面对希望和恐惧，智者感到恐惧，仅有轻信的人看到希望，冬天慢慢消逝，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希腊人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只能闭上双眼，直到次年春天来临，苏丹的决心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要是一个主子不原谅部下所犯的过错，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命令。3月26日(1452 A.D.)，在阿索玛顿这个指定的地点，一大群工作积极的土耳其技术人员被聚集起来。建筑材料从欧洲和亚洲经由海上或陆地克服艰辛运送过来，石灰在卡塔弗里吉亚烧成，从赫拉克利亚和尼科米底亚的森林砍伐所需的木材，石料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采石场。上千名的砖瓦匠每一位的手下有两名工人帮忙，每天的进度非常惊人，经过测量每天都增加2肘尺的高度。这座要塞被建造成三角形，每个角都有坚固和高耸的塔楼给予掩护，其中有一个角位于小山的斜坡，另外两个角沿着海岸。城墙的厚度是22英尺而塔楼有30英尺，整个建筑物覆盖着铅皮屋顶的平台。
穆罕默德二世用不知疲倦的热情亲自督导和指挥工程的进行，3位大臣享有殊荣能够完成各自负责的塔楼，宗教法官要与新军官兵相互争胜，看谁有更为虔诚的信仰，甚至就连地位最卑贱的工人也为能替真主和苏丹效力感到无比荣幸。暴虐的君王的眼光一扫，使得大家的工作更为卖力，他的笑容带来荣华富贵的希望，他只要眉头一皱他们就会命丧黄泉。希腊皇帝带着恐惧的神色观看无法制止的施工过程，用奉承和礼物来安抚一个无法和解的仇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心血。这位敌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进行挑衅的微小冲突，甚至在暗中酝酿和煽动，很快就找到了这种无可避免的机会。
雄伟的教堂受到破坏和摧毁，奉献给圣米迦勒天使长的大理石柱，被亵渎和强夺的穆斯林毫无顾忌地当作建筑的材料，有一些基督徒出面制止，就从他们的手里获得殉教的冠冕。君士坦丁恳求对方派遣一支土耳其禁卫军，去保护臣民的田地和收成。等到这支卫队配置完毕，他们收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允许自由放牧营地的骡马，如果受到当地土著的骚扰，要保卫自己的同教弟兄。奥斯曼酋长所带领的随员将他们的马匹留在成熟的麦田里过夜，造成重大的损害，这种侮辱性的行为使希腊人极感厌恶，在一场引起暴动的冲突中双方都有人被杀死。穆罕默德二世带着愉快的心情听取申诉，派遣一支军队去消灭那些有罪的村庄。罪犯已经逃走，40名无辜没有任何嫌疑的刈麦者被士兵屠杀(公元1452年6月)。
直到引发激怒双方的暴行之前，君士坦丁堡还是支持进行贸易并且欢迎好奇的访客的，但等到第一次警报发出以后，城门被紧紧关闭。此时皇帝仍旧渴望和平，在第三天释放所捕获的土耳其俘虏，在最后的信息中表明自己身为基督徒和军人，抱持着忍辱负重的坚定态度。他向穆罕默德说道：
既然无论是誓言、条约还是顺从都无法确保和平，你还是要继续邪恶的战事，那么我唯一信赖的便是上帝的意旨：如果安抚你那好战的心灵能取悦于他，我乐于接受这种带来幸福的改变；要是他想把城市交到你的手里，我会毫无怨言顺从神圣的意愿。但是在世间的最高审判者宣布裁决之前，不论生死我都是要保护人民的安全。
苏丹的答复充满敌意，成为最后的宣判，现在要塞已经建造完成。在他离开回到哈德良堡之前，安排了一位警觉性很高的将军和400名新军，任何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火炮射程之内通过都要缴纳贡金(公元1452年9月1日)。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主人所下达的命令，一艘威尼斯的商船拒绝服从，结果被发射的一枚炮弹击沉(公元1452年11月26日)。船主和30名水手逃到一艘小船上面，带着枷锁被拖到奥斯曼政府所在地，船主受到刺刑，他的手下都被斩首。历史学家杜卡斯在德摩提卡看到他们的尸体被抛在郊外喂野兽。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延到翌年春天，但是一支奥斯曼的军队向摩里亚进军，先要消灭君士坦丁的兄弟所拥有的作战实力。在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像托马斯藩王这样无能为力的君王，生下一个儿子可以获得祝福也会带来悲伤(公元1453年1月17日)。忧愁的法兰扎说道：“末代继承人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火花。”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全都度过了一个焦虑难安和夜不成寝的冬天，前者心怀恐惧要保持警觉，而后者是充满希望而感到精神百倍，双方全力准备攻防作战(1452年9月—1453年4月)。这两位皇帝的成败得失都受到民族情操的影响。就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种情操来自年轻和气质所激起的狂热。他在哈德良堡的时候，用修建建筑来打发休闲的时光，建造高耸宏伟的耶汉·努马皇宫(原文的意思是“世界的瞭望塔”)，但要征服恺撒城市的雄心壮志绝不会改变。一天深夜2时左右，他突然从床上惊起，立即下令召见首相。苏丹在这样一个时刻召唤他入宫，使卡利尔·巴萧有东窗事发的感觉，他过去得到穆拉德二世的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等到他的儿子接位以后，首相还能稳保职位，表面上看很受重用，但是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一直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感觉自己随时会失足堕于万丈深渊之中。他与基督徒的关系密切，被人谴责获得加波儿·奥塔契的称号，指他是“不走正道者的义兄”，这在前朝是平常事，不会受到影响。贪婪使他被敌人收买，里通敌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被查出来受到严惩。现在他接受皇帝召见的命令，就与妻子和儿女做最后一次的告别。他在杯中装满金块，火速进宫晋见苏丹，按照东方的习惯呈献贡金作为尽责和感恩。穆罕默德说道：“我并不需要你们呈献礼物，情愿能够加倍奉送到你们的身上。对我而言存在更有价值和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首相很快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于是他说道：“真主已经将罗马帝国大部分的疆域赐给您，对于残余的领土和首都绝不会吝啬，他的恩惠再加上您的实力，一定能获得成功。我自己和其余的人员都是您忠实的奴才，愿意为完成您的大业奉献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苏丹继续说道：
拉拉(师傅)，你看到这个枕头没有？虽然我很疲倦，但整夜还是辗转反侧，把这个枕头推过去拉过来难以成眠，一直在惦念着罗马人的金银。现在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优势，可以获得真主的协助和先知的赐福，必须要尽快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
为了打探士兵的意愿和了解状况，他经常单独到街头微服出访，避开民众的目光不让人得知，要是有人发觉他是苏丹，就会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他为了攻占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花费了很多时间草拟计划，不断与将领和工程人员进行讨论，决定部署炮兵阵地的位置、用来攻击指定区段的城墙以及挖掘坑道和架设云梯的地点。白天进行各项练习，必要时还得挑灯夜战。
他在所有的毁灭工具之中，花了特别多的精力学习拉丁人威力强大的最新发明，他所创立的炮兵就当时世界的标准而言优于任何国家。有一个丹麦人乌尔班是火炮的铸造专家，在希腊人的军队中服役几乎饿死，后来受到土耳其苏丹的重用，穆罕默德二世怀着满腔热忱极力催促这位工艺家，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要是问我是否有能力铸造一门火炮，抛射很大的弹头或石块去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我对这些城墙的强度了如指掌，知道它们比巴比伦的工事更为结实，我也会铸造出威力更为惊人的火炮来对付，炮位的选定和操作要由你的工程人员来负责。
乌尔班获得明确的保证，就在哈德良堡建立一个铸炮厂，准备所需要的金属，经过3个月的努力工作，制造出一根黄铜炮管，这样的庞然大物简直令人不敢置信。它的口径经过测量有12掌长，石弹的重量超过600磅。新宫殿前面有块空地被选来进行第一次的试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带来惊慌和恐惧，事先发布翌日要发射火炮的通告。在距离100个弗隆(约为12.5英里)范围之内都可以感受或听到爆炸的声音，火药的威力将炮弹发射到1英里之外，落下的位置将地面打出1英寻深的大洞，整个弹丸全部埋在土里。30辆大车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载具，60头牛在前面拖曳，用来运送这个毁灭性的武器，每边有200人在维护行进的平衡，支持载具稳定地滚动，还有250名工匠在前面整平路面和修护桥梁。这趟极为辛劳的行程距离只有150英里，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位立场鲜明的哲学家在这种状况下竟然嘲笑希腊人过于轻信敌人的能力，当然他的说辞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对于一个被击败的民族还说出这种夸大的言辞，当然难以认同。经过他的计算，发射一个200磅的弹丸，需要装填150磅的火药，只有不到十五分之一的分量能在同一时间燃烧，爆发的能量必定非常软弱无力。我对于这毁灭的技术非常陌生，但我也知道现代炮兵的发展和改进在于火炮的数目而不是增加炮身的重量，火炮发射以后迅速传来爆炸的声音，甚至可以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然而我不敢否定当代作者明确和一致的证词，早期的技术人员凭着抱负，生产出粗糙的成果，能够逾越现代的标准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门土耳其火炮比穆罕默德二世的产品更为庞大，仍旧在护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最近的测试发现威力还是不可轻视。一发1100磅重的石弹需要装填330磅的火药，发射以后在600码的距离裂成三块岩石碎片，穿越海峡时漂过海面，激起的水花成为一阵泡沫，再度升起后落到对面的小山。
穆罕默德威胁东部都城时，希腊皇帝用虔诚的祈祷恳求来自世间和天国的援助，但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他的哀诉装聋作哑，基督教世界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完全无动于衷。埃及苏丹出于对土耳其的猜忌和暂时的需要，倒是答应给予相当的支援。有些国家本身的实力衰弱，还有很多国家的距离过远，有人认为是杞人忧天，也有人知道大难临头已经无法避免。西部的国君全部陷入没完没了的内部争执之中，希腊人的欺骗和固执使罗马教皇仍旧气愤填膺。
尼古拉五世并没有妥善运用意大利的军队和财富来帮忙希腊人，反而提出先入为主的看法，说他们已经在劫难逃，好像他的荣誉完全在于使预言成真。或许是他们所遭遇的灾祸已经陷入绝境，他那拒人于千里的态度有软化的迹象，但是教皇的恻隐之心过于迟缓，不仅没有全力以赴，也无法产生任何作用。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特遣舰队发航离开港口之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落入敌手，甚至就连摩里亚和统治希腊岛屿的王侯也都装出冷漠的中立立场。热那亚的加拉塔殖民地想要进行谈判，私下解决，苏丹允许他们保有虚幻的希望，那就是帝国灭亡以后在土耳其人大发慈悲之下，他们还能获得幸存的机会。平民和一些拜占庭的贵族，对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只会一味地规避。贪婪的念头使他们拒绝支持皇帝，情愿将财富留给土耳其人享用，否则他们可以用不为人知但数量庞大的金钱，征召更多的佣兵队伍前来防守这座城市。不管怎么说，贫穷而孤独的君王还在加强准备，要抵挡极其可畏的敌手。虽然他的勇气能够克服危局，但是他的实力不足以与奥斯曼的君王一争高下。
土耳其的前锋部队在初春时节大举扫荡市镇和乡村，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降服可以获得赦免和保护，只要稍加抗拒就会为刀兵和火焰所毁灭。黑海周边的希腊地方如梅森布里亚、阿奇隆姆和比宗，一接到召唤就递表归顺。只有西利布里亚拒不从命，遭到围攻或封锁，获得不屈的无上荣誉。勇敢的居民在陆地遭到包围时，竟然乘着船只出海，抢劫库济库斯对面的海岸地带，将掳来的俘虏在公共市场发售。等到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领军到达以后，整个地区全部安定下来俯伏在他的脚前。他一开始先在距城5英里的地方停止下来，然后摆出会战的队形继续前进，在圣罗马努斯门的前方位置竖起苏丹的大纛，从4月6日(1453 A.D.)起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围攻作战。
亚洲和欧洲的部队从普罗蓬提斯海到港口，自右至左成一线展开，新军部署在苏丹御帐前方的正面位置，奥斯曼军队的战线用一道深壕加以掩护。一支分遣部队被派去包围盖拉塔郊区，监视不守信义的热那亚人。喜欢追根究底的菲勒福斯在围城之前，已经在希腊居留了30年，确信土耳其的军队无论打着何种名义或方式，总兵力都不会超过6万骑兵和2万步卒。他谴责希腊民族怯懦成性，竟然驯服屈从于一小撮蛮族的手里。事实上他所提到的兵力称为卡皮库利，是土耳其政府的正规部队，随着君王一起进军并且由国库支付薪饷。但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所管辖的区域，维持或征召省级的民兵单位。军事的任命可以保有更多的土地，掠夺的希望吸引数量庞大的志愿军，神圣的号角声邀请成群饥肠辘辘和不知畏惧的狂热分子，他们至少可以造成令人恐怖的声势。在第一次发起攻击时，他们是最好的炮灰，可以用来磨钝基督徒的刀剑。
杜卡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开俄斯岛的利奥纳德，都尽量夸大土耳其人的庞大势力，说是总兵力是30万到40万人。但法兰扎是当代的知名之士，作为仲裁者他的计算更为精确，提出的数量是25.8万人，这一数字合乎常理和实际的情况。围攻者的水师实力不足，普罗蓬提斯海面虽然布满320艘各型船只，但只有18艘够得上战船的标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补给船和运输船，将大量的人员、装具和给养络绎不绝运送到营地。
君士坦丁堡在最后的衰亡状况下，仍旧拥有10万以上的居民，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参加战争的人数而是来自俘虏的统计。这些俘虏大部分是工匠、僧侣、妇女和缺乏作战勇气的男子，他们比妇女还要苟且偷安。我对这点可以谅解，暴君为贯彻意志迫使勉强的臣民到遥远的边疆去服役。在失去进取精神的社会里，身为男子汉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子女和财产。奉皇帝的命令，在街道和住宅进行一项特别的调查，看看有多少市民甚至僧侣愿意执干戈以卫社稷，由法兰扎负责完成名册。经过一番努力尽量增加人数以后，他带着悲痛和难以置信的神情报告他的主子，整个国家担任守备任务的市民减少到只有4970名“罗马人”。君士坦丁和他所信任的大臣，只有保守这个令人胆寒的秘密使之不外泄。足够数量的盾牌、十字弩和前膛枪，从军械库中取出分发给城市的队伍，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帝国获得一些新来的盟友，也就是由热那亚贵族约翰·查士丁尼指挥的2000名外籍军队。皇帝对这些协防军给予丰厚的赏赐，为了奖励英勇行动和争取胜利的决心，承诺将勒诺斯岛赠送给他们的首领作封地。拉曳一条坚固的铁链横过海港的进口，安排希腊和意大利的战船和商用船只进行支撑。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从甘地亚和黑海陆续抵达，全部留下担任各种勤务之用。这个城市的周长有13到16英里，仅有7000到8000名士兵的守备部队担任防务，要来对抗当世强国的奥斯曼帝国。欧洲和亚洲的通路全部开放，让围攻军可以通行无阻，希腊人的实力和粮食必须维持每日的消耗，使得存量不断减少，他们无望获得任何外来的援军或补给。
早期的罗马人拔出佩剑，下定决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对这两者都甘之如饴，抱着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为殉教者的致命一击。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动，这种风气只会产生怨恨和争执。约翰·帕拉罗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开宣布，放弃与拉丁教会联合这不孚众望的举措，尔后这种观念始终没有获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临灾难，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瞒当成最后的手段。为了获得尘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将这件事与愿意接受精神上的服从一并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保证。他对教会抱着不予理会的态度，借口是有紧急国家大事要处理。他秉持正统教义的愿望，恳求一位罗马使节的莅临。虽然梵蒂冈经常受到对方的欺骗和诱惑，现在接收到悔改的信号却不容忽视，一位使节总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同意。大约在最后灭亡的前6个月，俄罗斯的红衣主教伊希多尔以教皇特使的名义，带着大批僧侣和士兵的随员行列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欢迎一位朋友和父执，带着尊敬的神色聆听他的讲道，在教堂的公开场合或者皇帝的礼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态度在联合法案上签署，原因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已经获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这天，两个民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的奉献和祈祷，两位教宗的名讳都受到大声赞扬和称颂，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乱群众所放逐的乔治教长。
拉丁教士在祭坛进行圣事时所使用的服装和语言，成为引起反感的对象。希腊人用极度厌恶的口气，提到他拿未发酵的面包当作奉献的薄饼，把冷水注入圣餐的酒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承认这种状况实在让他感到羞愧，对于宗教的认同和统一，他的同胞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诚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怀着这种用心。拿未来要修改信条当作承诺来拖延仓促和无条件的顺从，最好的借口是自认已经犯下伪证罪，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托辞。但是当他们那些诚实的同教弟兄用谴责的言辞对他们形成压力时，这些希腊人只能喃喃自语：“我们要忍耐，等待上帝将这座城市从吞吃的巨龙口里拯救出来，到时你将了解我们是否真要与阿兹迈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热的主要特性，宫廷的手腕不见得能压制民众对自由和暴力的热烈追求。
居民不分性别和阶层，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蜂拥前往僧人根纳狄乌斯的小室，请教有关教会未来前途的神谕。圣人不见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灵状态，在他小室的门口悬挂一块可以写字的木板，他们读过这些可怕的字句以后陆续离开：
啊!可怜的罗马人，你们为什么要抛弃真理，为什么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托付给意大利人？你们要是丧失信仰就会丢掉城市!请怜悯我，啊!上主，我当着你的面诚心禀告，我一生清白无辜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怜的罗马人，要思考未来，要停止作恶，要彻底悔改。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放弃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恶的信仰，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要是根据根纳狄乌斯的意见，纯洁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恶魔的守贞修女反对教会联合的决议，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愿与拉丁人在宗教仪式上有任何联系。她们做出的榜样受到绝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称赞和效法。虔诚的希腊人从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馆，饮起酒来就像教皇的奴隶那样令人混淆不清，为了向无垢圣母的圣像致敬而不停干杯，恳求她大发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从前她从科斯罗伊斯和台吉的手里拯救这座城市一样。在宗教狂热和酗酒过度的双重麻醉之下，他们神勇百倍地高声喊叫：“有什么理由需要西方的援军、教会联合或是拉丁人？阿兹迈特人的礼拜仪式赶快滚开!”土耳其人征战行动的前一个冬天，这种像时疫爆发一样的狂暴状况使整个民族为之骚乱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扰。
四旬斋的斋期和复活节的来临，并没有激发仁慈和博爱的气氛，反而增强了狂热分子的刚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对于信徒的心灵进行仔细的审查并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从教士的手里接受圣体，对于教会联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许，都要被逼进行严厉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坛奉行圣事，等于散播传染病给参加仪式的那些沉默和简朴的观众。邪恶的排场只会让他们丧失僧侣职务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将希望寄托于他们的祈祷和赦罪会带来帮助，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甚至有引发突然死亡的危险。圣索菲亚大教堂刚受到拉丁奉献仪式的污染，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当成犹太人的会堂或异教徒的庙宇弃若敝履，在这个巨大的圆顶下面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而过去这里的香火旺盛、灯光灿烂，回响着祈祷和感恩的声音。拉丁人是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和背离正统教义的人。大公爵是帝国的首席大臣，据说他宣称，他情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头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红衣主教的角帽更为顺眼。这种情怀对于基督徒或是爱国志士没有一点价值，希腊人萦回在心，带来致命的后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爱和支持，顺从神意的安排和怀着奇迹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为变得神圣。
君士坦丁堡三角形状的沿海的两条边，是任何敌人都难以接近的，普罗蓬提斯海的一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靠近港口的一边工事坚固。而在两个水域之间的三角形的底部，也就是陆地的一边，有双重城墙和深达100英尺的壕沟作为保护。根据目击者法兰扎的说法，奥斯曼人的主攻方向是这条6英里长的防线。皇帝在最危险的地方分配兵力和理清指挥关系以后，自己负责外层城墙的守备任务。
围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希腊士兵突入壕沟列队出击，但是他们立刻发现在兵力的对比上，一个基督徒要抵挡20多个土耳其人，因此在这次大胆的先发制人式的作战以后，很快就采取审慎的行动，用投掷武器来保护他们的防壁，这种步步为营的做法不应被指责为怯懦的表现。希腊民族的确贪生怕死而且行事猥贱，最后的君士坦丁却无愧于英雄的称呼，出身高贵的志愿军队伍受到罗马武德的鼓舞，就连外国的协防军都有西部骑士的风范。不断投射的标枪和箭雨伴着前膛枪和火炮的硝烟、巨响和火焰，他们使用的小型武器同时发射，可以打出5发甚至10发核桃大小的铅弹，根据双方队列接近的程度和火药的威力，一发子弹可以穿透几层胸甲和躯体。土耳其人的进攻很快就被逼入壕沟之中，或是用尸体当作掩护。战争持续着，每天都能使基督徒增加实战的经验，只是储量不足的火药，却在每天的作战行动中逐渐消耗殆尽。希腊人的火器在口径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即使他们拥有一些重型火炮，也不敢放置在城墙上面，唯恐古老的结构经不起爆炸的震撼发生倒塌。这一足以致命的秘密早已被穆斯林知晓，他们拿出宗教狂热、金钱财富和专制制度更为优越的力量加以利用。穆罕默德这门巨大的火炮或许已经有人特别注意到了，这是那个时代重要而具体的题材，可以记载在史册上面。这个庞然大物的左右两侧，还有两门威力几乎与它相等的大口径火炮。土耳其的炮兵火力排成一线对准城墙，14个炮兵阵地同时向着最易进攻的位置发起轰击。根据一个含糊不清的报道，有一个地点集中了130门炮，或是发射出130发炮弹。然而，这位苏丹所掌握的权势和展开的行动，让我们感觉到新科学已开始进入幼年期。当时有位大师已经计算出来，这门大炮每天只能装药和发射7次。过热的金属发生不幸的爆炸，几名工作人员被炸死，有位高明的工匠值得钦佩，想到在每次发射以后把油灌进炮口，可以防止发生意外和危险的事件。
最初几次漫无目标的发射只能产生响声，而没有实际效果，在一名基督徒的建议之下，教导操作人员要将炮口瞄准堡垒突出凸角的两侧。虽然还是不够理想，但重复发射的火炮已在城墙上面留下了无数的弹痕。土耳其人推进到壕沟的边缘，想要填平这巨大的裂隙，开辟出攻城的通路。不计其数的柴束、木桶和树枝，交互混杂地堆积起来；乱成一团的乌合之众行动毫无章法，走在前面或体力衰弱的人就被挤得一头栽下深壕，很快被抛下的杂物所埋葬。对围攻部队来说，填平壕沟是件艰苦的工作，而被围人员清除这些废弃物倒是很安全。经过一场历时长久的血战之后，白天辛苦织成的罗网在夜间被拆除得干干净净。穆罕默德二世想到第二种进攻方法，那就是挖坑道，但是这里的土质全是岩石，每次的企图都被基督徒工程人员所阻绝或破坏。那种在地下坑道塞进很多火药，可以把整座塔楼或城市轰上天的技术，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古代和现代炮兵技术的再度结合。火炮与抛掷石块和标枪的投射装置混杂在一起，发射的炮弹和攻城锤对准同一处城墙。火药的发明并没有取代希腊火的运用，这种液体产生的火焰很难扑灭。
体积硕大的木制塔楼被安装在轮子上推着前进，这个可以移动的装满弹药和柴火的军火库，外面包上三层牛皮以资保护，上面开着射孔可以很安全地发射成片的子弹和箭矢，在前面装上三扇门，方便士兵和工匠的出击和撤退之用。他们可以走楼梯到上层平台，装着与平台同高的云梯，使用滑轮架起一座吊桥直通对方的防壁，并且用钩爪紧紧抓住。各种不同的攻城技术和方法给希腊人带来极大的困扰，有些最新的发明产生的危害最大。圣罗马努斯门的塔楼最后还是被敌人摧毁，经过一番恶斗之后，土耳其人从打开的缺口被赶了出去，黑夜使他们的行动受到妨害，但他们坚信天亮以后生力军会再次发起攻击，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暂停时，土耳其人眼看破城的希望就在眼前，皇帝和查士丁尼采取积极的行动，每一分钟都用来改善现况，整夜留在这个重要的据点，不断督导修复保护教会和城市安全的工事。等到天亮以后，急着要发起攻击的苏丹看到他的木制塔楼已经被烧成灰烬，感到极为惊讶而悲伤，壕沟清理完毕恢复原状，圣罗马努斯的塔楼又像从前那样坚固和完整。他为计划的失败而哀叹不已，口中发出渎神的喊叫，就是3.7万个先知的话也无法让他相信，这些背弃真主的人竟然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么繁重的工作。
基督教的君王虽然个性慷慨，但采取的行动不仅冷淡而且迟缓。君士坦丁最早考虑城市会被围攻时，就与爱琴海各岛屿、摩里亚和西西里，谈判最为重要的补给品供应问题。要不是一直刮着凛冽的北风，5艘满载商品和战争装备的大型船只，早在4月初就从开俄斯岛的港口开过来了。一艘船挂着帝国的旗帜，其余4艘属于热那亚所有，装满小麦、大麦、酒类、食油和蔬菜，更为重要的是前来首都作战的士兵和水手。经过耗时长久的耽搁之后，开始是微风拂面，到了次日变成强劲的南风，将这些船只吹过赫勒斯滂海峡和普罗蓬提斯海。城市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地都被包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土耳其的舰队在两岸之间拉开排成新月形阵式，用来拦截或阻挡这支大胆的援军。读者要是能在脑海中浮现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图，就会感受到激动的心情，赞誉极其壮观的伟大场面。5艘基督徒的大船，在一片欢呼声中帆桨并用，对着敌人有300艘船只的舰队，全速直接冲撞过去。无论是防壁上面还是营地里面以及欧亚两洲的海岸边上，全都挤满无数的观众，焦急等待这重大救援行动的最后结局。任何人一开始看到这种状况根本不会产生怀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穆斯林占有优势，只要海面风平浪静，他们凭着数量和勇气就一定稳操胜券。但是他们的水师在仓促之间建立，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出于苏丹的意愿而非人民的智慧。土耳其人处于成功的巅峰，一直认为真主将陆地交给他们，海洋留给不走正道的人，一连串的海战失利和迅速改变的局势，证明这种谦虚的表白非常吻合事实。他们舰队除了18艘战船具备作战能力以外，其余的组成部分都是没有风帆的小船，不仅粗制滥造而且配备不全，上面挤满部队也没有安装火炮。而且，高昂的士气取决于实力所带来的信心，面对新的作战环境即使最勇敢的新军也会胆战心惊。
5艘坚固而庞大的船只组成基督徒的分遣支队，船长和舵手的技术熟练，其余人员都是意大利和希腊的资深老手，他们的作战经验丰富，久经海上风浪的磨炼。船只的重量可以撞沉或冲散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碍；他们的炮火横扫海面；他们将液体的火焰直接洒在企图靠近直接登船的敌人头上。对于这群本领高强的航海者而言，愈是猛烈的风浪愈为有利。在这场激战中，几乎快要落败的皇家船只获得热那亚人的救援，土耳其人在远距离的攻击和近接战斗中，两次都被击退而且损失惨重。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到达岸边，用大声的喊叫和亲临战场来激励士气，他许诺给予奖赏，甚至用令人感到畏惧的惩罚，要部队再次发起攻击。无论是心灵的激情还是身体的姿势，他看起来像是在仿效战斗人员的动作，仿佛他成为自然的主宰，明知不能发挥作用也会毫无所惧纵马冲进海中。他的高声谴责和营地里喧嚣的吼叫，逼得奥斯曼人发动第三次的攻击，比起前面两次更为凶狠和血腥。
尽管我并不相信但仍然要重述法兰扎的证言，他从对方口里听来的说法是：在这一天的大屠杀中，土耳其的损失是1.2万人。他们在混乱中逃到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基督徒的分遣支队却得意扬扬毫无损伤地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在港口的铁链之内安全下锚。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吹嘘土耳其人已经屈服在他们的武力之下。那位水师提督身为土耳其的高级将领，从眼睛受伤的剧痛中获得一些好处，也就是可以把作战的失败归于这样的意外。巴尔萨·奥格利是保加利亚王室的叛徒，在军事方面建立的声誉，为令人厌恶的贪婪恶习所污染。在君主或人民的专制政体之下，战争的失利足以构成犯罪的证据，穆罕默德二世极为不满，剥夺他的阶级和一切职务。当着君王的面，这位水师提督被4名奴隶按倒在地，用金棍痛击了100杖；原来已经判处死刑，他要感激苏丹的宽宏大量，最后处以籍没和流放的惩罚。这批补给品的到达使希腊人恢复希望，开始指责西方盟国的按兵不动；然而过去在安纳托利亚的沙漠和巴勒斯坦的山岩下面，数以百万的十字军人员毫无怨尤地牺牲性命。这座帝国的首都对敌人而言，形势险要有如金城汤池，却便于友军的进入和支援。滨海的城邦有合理和适当的军备，原本可以保住残留的罗马名声，能够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腹地区维持一座基督徒的城堡。然而这些就是为解救君士坦丁堡进行的唯一一次软弱无力的努力：相隔遥远的国家根本不了解即将到来的危险；匈牙利也可以说是哈尼阿德斯的使臣，一直住在土耳其的营地里面，不仅让苏丹不必对他们存有戒心，还可以对他的作战行动提供意见。
希腊人很难洞悉土耳其国务会议所要保守的秘密。然而，他们却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认定如此固执而出乎意料的抵抗会使穆罕默德二世无法支持。苏丹开始考虑撤退，如果不是位居次席的大臣出于野心和嫉妒，反对卡利尔带有卖国行为的建议，君士坦丁堡很快就会解围，要知道这时卡利尔在暗中还是与拜占庭有书信的来往。土耳其人一定要从港口和陆地同时发动攻势，否则不可能夺取这座城市。但是港口根本攻不进去，对方拉着一条无法穿越的铁链，派出8艘大船和20多艘小船，以及几艘战船和单桅船严密地把守。土耳其人非但不敢强攻这条防线，还唯恐对方的水师出击，再次在开阔的海面正式开战。才智过人的穆罕默德处于这种困境下，想到一个大胆而奇特的计划，并要将之付诸实施：他要把轻型船只和军用补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运到港口的深处。这段距离大约是10英里，地面崎岖不平，四处林木丛生，需要从加拉塔的郊区打开一条道路，至于是能自由通行还是全军覆灭，要看热那亚人的选择。
但这些自私的商人过于短视，只顾眼前，没有长远的眼光，即使要覆灭，也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他们提出要是土耳其人这次运送船只的技术还有不周的地方，他们愿意提供数以万计的人力来支助。由坚硬而又结实木板制成的平台铺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上面涂着牛或羊的脂肪使之变得更为光滑。80艘轻型战船和双桅帆船，后者配备50名或30名划桨手，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拉上岸来，按照前后次序在船底垫起滚木，用人力及滑轮拖曳前进。每艘船有两名向导或舵手位于舵房或船头，挂的帆全在风中张开，歌声和呐喊声鼓舞大家的干劲，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这支土耳其舰队不辞辛劳爬上山岗，经过一片平畴，然后在离希腊人吃水较深的船只远远的、不会受到妨害的地方，从斜坡上面直接滑下港口里面的浅水区。这一个行动的重要性被它所引起的惊慌和产生的自信所大为夸大了，但这一人所周知无可置疑的事实，曾呈现在两个民族的眼前而被记录下来。古代人曾经多次运用类似的策略。奥斯曼的战船(我必须重申此事)应该是大型船只，要是我们将巨大的船体和拖行的距离，将遭遇的障碍和运用的方法进行比较，像这样一个可以吹嘘的奇迹，可能只有我们的时代费尽力气才能达成。
等到穆罕默德用一支舰队和军队占领港口的上半部地区，就在最狭窄的地段构建一座桥梁或堤坝，有50肘尺宽和100肘尺长，全部由大小不等的木桶组成，用铁钩与大筏连在一起，上面铺着很结实的木板。他在这个浮动炮台上架起一门最大口径的火炮，然后用80艘战船满载部队和云梯，航向最容易靠近的一侧，拉丁征服者前一次就在此处攻破城池。有人指责基督徒因循怠惰，没有趁着工程尚未完成之前予以摧毁，但是他们的炮火为更为优势的火力所压制。基督徒何尝不想在夜间出击烧毁苏丹的船只和桥梁，但是对方提高警觉加强戒备，拒止他们的接近。最前列的轻型小艇被击沉或掳走，在苏丹的命令之下，40名意大利和希腊最勇敢的青年惨遭屠杀。虽然他们实施了正当而残酷的报复行为，将260名穆斯林战俘的头颅挂在城墙上面，但还是难以平息皇帝悲愤的情绪。经过40天的围攻以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在劫难逃，人数日益减少的守备部队在两面夹击之下几乎消耗殆尽，多少世代对抗敌人暴力的坚固工事，在各个方面都被奥斯曼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很多地点出现缺口，靠近圣罗马努斯门的四座塔楼全被夷为平地。君士坦丁为了发饷给战力衰弱已有反意的部队，逼得要拿走教堂所有的财物，答应将来要用四倍的价钱来偿还债务，这样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使得那些叫嚣联合的敌人，更增添了一桩对他进行谴责的罪状。明争暗斗的气氛进一步损耗了基督徒残余的实力，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协防军都声称自己的服务最为卓越。大公爵到现在这个地步依然野心勃勃，查士丁尼和他已经处于共同的危机之中，仍然相互指责对方背叛和懦弱。
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期间，有时也会提到求和与投降的问题，营地和城市之间曾有几名使者来往。希腊皇帝处于逆境显得非常谦卑，只要不悖离宗教和皇权，就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土耳其苏丹希望减少士兵的牺牲，更想把拜占庭的财宝据为己有，他为了完成神圣的任务，特别提出加波儿的处理方式以供他们选择：行割礼、支付贡金或面对死亡。每年获得10万个达克特或许可以满足穆罕默德二世的贪婪，但是他的雄心壮志却要紧紧抓住东部的都城。于是他愿意提供给希腊皇帝一座同样富有的城市，对于人民可以容忍信仰自由或让他们安全离去。在经过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苏丹最后宣布他的决定，如果不能据有君士坦丁堡的宝座，情愿将此地当成他的坟墓。帕拉罗古斯不能将城市交到奥斯曼人手里，此事有关个人荣誉，担心背上千载骂名，所以他决心力战到底至死不屈。苏丹花了几天时间完成攻击的准备工作，运用所爱好的占星术，把带来吉兆的重要时间定在5月29日，以使大家获得一段休战的空隙。
他在27日夜晚发布最后的命令，亲自召集军事首长开会，派出传令官到营地各处，宣布此一重大冒险行动的任务和目的。专制政体的首要原则是恐惧，他用东方人的方式发出威胁之辞，擅离职守和临阵不先的人员，即使长着飞鸟的翅膀，也难逃正义之手给予铁面无情的惩处。他手下大部分高级将领和新军成员，都是基督徒家庭的后裔，后来获得尊贵的土耳其姓氏，靠着一再发生的收养关系才永久保存下来。个人的身份逐渐发生变化，依靠榜样的力量以及严格纪律，军团、团队和连队的精神得以保持积极进取的活力。在这一场圣战中，穆斯林受到劝导要用祈祷和七次沐浴，来净化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翌日结束之前一直要禁食。一群伊斯兰托钵僧访问各处的帐篷，灌输士兵成为殉教的烈士的宗教信念，并且保证他们会在天堂到处是河流的花园中，拥抱那些黑眼睛的童女，度过永恒的青年时光。然而穆罕默德更看重尘世可见的报酬，承诺发给胜利的部队双倍的薪饷。穆罕默德说道：
我只要城市和建筑物，所有的俘虏、战利品、金银财宝和美女，全部拿来当作你们英勇的奖赏，使人人得到财富和快乐。我的帝国有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行政区域，第一个登上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无畏士兵，获得的酬劳是掌管最美好和最富饶的行省，我的感激所加于他的荣誉和产业会远超过他的期望。
强烈的刺激和动机在土耳其人的心中形成高涨的热情，使他们不禁跃跃欲试而且将生死置之度外，整个营地回响着“安拉是唯一的真主”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的呼叫声，在海上和陆地到处可闻。从加拉塔到那7座塔楼，遍地闪烁着燃烧的篝火。
基督徒的状况大不相同，他们都在哀声叹气地埋怨，悔恨自己的罪孽和即将来临的惩罚，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已经展示在巡游的行列中，但是这位至高无上的守护神对他们的乞求充耳不闻。他们责怪皇帝固执己见未能及早投降，想象着自己未来的处境，不禁感到灰心丧气，憧憬被土耳其人奴役，如此还能获得休息和安全。尊贵的希腊人和勇敢的盟军全被召往皇宫，要在28日夜晚完成准备，对于即将发起的全面攻击，不畏危险，善尽自己的职责。帕拉罗古斯最后的讲话等于是罗马帝国举行葬礼的悼词：他再三提出承诺和恳求，并徒劳地企图鼓起那在他的头脑中已破灭的希望。整个世界找不到容身之地，何其冷漠和阴森，对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无论是福音书还是教会都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补偿。只有他们的国君以身作则的榜样以及处于围攻的困境之中，为这些战士增添了绝望中奋斗的勇气。历史学家法兰扎当时参加悲伤的会议，以亲身的感受描述极其惨痛的场面。他们流下眼泪拥抱在一起，全都将家庭和财产置之不顾，决心奉献自己的生命。每一位将领离开以后，立即前往负责的岗位，整夜带着焦虑的心情，提高警觉在防壁上面守望。皇帝和几位忠诚的友伴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此处再过几个时辰就会成为一所清真寺，他们用泪水和祈祷举行虔诚的领圣体仪式。他在皇宫休息片刻，四周回响着哭泣和哀叹的声音，皇帝乞求那些可能受到过他伤害的人给予原谅，然后骑马离开前去巡视哨所，观察对面敌军的动静。最后这位君士坦丁所蒙受的苦难和毁灭，比起拜占庭那些长治久安时期的恺撒，放射出更为耀目的光辉。
攻击部队可以利用暗夜的掩护得以乱中取胜，然而穆罕默德的军事判断和占星术素养，要在光天化日下发起全面的进攻。那是在1453年5月29日，一个令人难忘的早晨，他们的前一夜是在辛劳的工作中度过，部队、大炮和柴束都已运到壕沟的边缘，在很多地点开辟出平坦的通道直达防壁的裂口。80艘战船的船头和架起的云梯，几乎接触到对着港口的海墙，那个部位的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土耳其士兵在处死的恐惧之下只有衔枚疾进，行动难免要发出声音，即使军纪和对惩罚的恐惧也不能违反这种自然规律。每个人只有尽量压低声息，摸索前进，但数千人的行进和动作，无可避免地发出一种奇特而混杂的噪声，传入塔楼上面的哨兵耳中。天色刚破晓，土耳其人免去日常规定的起床炮信号，从海上和陆地对着城市发起全面的行动。他们的攻击线紧密和连续的程度，被人比喻为一根双股或多股拧成的绳索。最前面的队列是部队的渣滓，一群凌乱不堪的乌合之众：都是一些老弱残兵、农夫和流浪汉，还有那些怀着盲目希望的人员，加入军队是为了靠抢劫发财或是成为殉教烈士。一致的冲动驱使他们奔向外墙，最大胆的人在攀登的时候很快摔落下来。基督徒面对愈聚愈多的敌人，没有浪费一根标枪或是一颗弹丸，但是他们的精力和弹药在防御作战中消耗殆尽。壕沟填满被杀士兵的尸体，为他们的战友提供可以落脚的地点，对于这些志愿献身的先锋部队而言，阵亡比活着作战更能发挥作用。
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部队，各自在他们的将领和头目率领指挥之下，陆续投入进攻的行动。他们的进展有时顺利有时被迫后退，整个情势很难预料。经过2小时的激战以后，希腊人不仅维持原来的局面而且形势对他们有利，到处都可以听到皇帝的声音，激励士兵尽最后的努力拯救他们的国家。在这个关键时刻，土耳其的新军经过整顿重新鼓起勇气，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苏丹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根铁锤矛，亲自在后面视导，严密掌握战场的状况。他的四周是1万名最精锐的御林军，要保留到决定性的时刻，他用独断的声音和锐利的眼光操纵战争浪潮的起伏。大批执法人员安置在战线的后面督战，用强制、督促和惩罚的手段逼迫部队进攻。对于临阵脱逃的人员来说，战线的前列固然危险万分，退后只会带来羞辱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恐惧和痛苦的喊叫被鼓号齐鸣的军乐所淹没，根据经验，演奏的乐曲要是节拍强烈旋律动人，就会加快血液循环振奋精神，对人体产生的刺激作用远胜于理性和荣誉的说教。奥斯曼的炮兵部队从阵线、战船和浮桥，发出震耳欲聋的射击和爆炸的响声，营地和城市、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全被一片硝烟弹雨所笼罩，只有等到罗马帝国的绝灭或获救才会消散。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一对一进行搏斗，激起我们的想象，也引动我们的情感。战争艺术的快速发展可以增加人类的智慧，尽管带来无穷的祸害，还是使一门必要的科学获得极大的进步。全面进攻的画面总是大同小异令人厌恶，到处是鲜血淋漓、恐怖万状和混乱不堪。时隔3个世纪相距1000英里，即使我再努力也无法详细描绘当年的景象，何况那种状况不容旁观者存在，就是当事人也无法提出任何公正准确的说法。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直接原因，是那发穿透约翰·查士丁尼铠甲的子弹或箭头。看到自己鲜血直流而且感到剧痛无比，这位军事首长丧失了勇气，然而他的指挥才华和用兵艺术是这座城市最坚固的堡垒。他在离开自己防守的岗位，下去找外科医生时，被看成是要逃走的样子而被不知疲劳的皇帝拦住，帕拉罗古斯惊喊道：“你的伤势很轻!目前的情况非常危险，你要留在这里坐镇，况且你又能退到哪里去呢？”这位全身战栗的热那亚人说道：“我要用上帝为土耳其人打开的通道撤走。”说完这句话他便穿过内墙一个缺口赶紧走掉，临阵脱逃的怯懦行为玷污了他一生的武勇，最后在加拉塔地区的开俄斯岛上也不过多活了几天，由于良心的不安和公众的指责而饱尝临终的痛苦。绝大多数的拉丁协防军都效法他的榜样，等到敌人用加倍的勇气再度发起攻势，守军的防线开始动摇。奥斯曼人的数量超过基督徒50倍或100倍，双层城墙在炮火的轰击下成为一堆残砖废垣。周长数英里的城墙必然有些地方容易进攻或是守军薄弱，如果围攻者在某一点突破，整个城市就不可避免地陷落。新军的哈桑躯体雄伟膂力惊人，有资格接受苏丹的最高奖赏，他一手握着弯刀一手持着盾牌登上外墙的碉堡。30名新军不肯示弱随着进攻，其中18名丧命在勇敢的行动中，哈桑和他的12名战友登上碉堡的顶端。这名巨人从防壁上被打落下来，他以一个膝盖支撑住身体，接着被暴雨一样的标枪和石块击倒。他用果敢的攻击证明任务可以达成，城墙和塔楼很快爬满密密麻麻的土耳其人，现在希腊人被赶出有利的阵地，马上被不断增加的声势浩大的敌军歼灭。
在这阵汹涌的人潮之中，皇帝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人们的视线中，但最后还是踪迹全无，他已经尽了作为一位将领和士兵的全部使命。围绕在他身边负责警卫的贵族，为维护帕拉罗古斯和坎塔库泽努斯的荣誉和名声，全部战斗到最后一息壮烈成仁。有人听到他那悲愤的喊叫：“难道找不到一个基督徒把我的头砍下来吗？”他最后的恐惧是活着落入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手中。已经绝望的君士坦丁为审慎起见脱下他的紫袍，两军混战中被无名之辈杀死，身体埋在堆积如山的尸首之下。等到他阵亡以后，无人抵抗、秩序荡然，希腊人争着向内城逃走，很多人在圣罗马努斯门狭窄的通道处因拥挤窒息而死。胜利的土耳其人从内墙的缺口一拥而入，等到冲进街区以后，很快与他们的弟兄会合，这些人是从海港一侧的菲纳尔门攻入的。在第一阵的狂热追杀中，2000名基督徒死于刀剑之下，但是贪婪的心理很快胜过残酷。这些胜利者一直认为，如果不是皇帝和精选的队伍如此英勇，使得他们以为首都各处都会遭到类似的抵抗，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停止屠杀全面给予赦免。整个的情况就是如此，君士坦丁堡过去曾经打退科斯罗伊斯、台吉和几位哈里发的进犯，现在受到53天的围攻之后，情势无法挽回，被穆罕默德二世的武力征服。这座城市所构成的帝国仅仅被拉丁人占领过，如今它的宗教被穆斯林征服者踩在脚下。
这一噩耗像长着翅膀一样迅速传播开来，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广大，使得一些边远地区，因不知自己已国破家亡，而暂时处于幸福之中。但是，处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恐慌之中，处于为自身或社会的焦虑之中，处于攻击的混乱和喧嚣之中，一个难以成眠的夜晚和清晨已经转瞬而过。我也不相信有许多希腊妇女会被土耳其新军将她们从深沉而安详的睡眠中惊醒。等到居民确知大难临头时，很快从所有住宅和修道院逃走。战栗的居民就像一群胆怯的小动物，成堆聚集在街道上，好像众多的弱者在一起就会产生力量，再不然怀着自我安慰的希望，认为个人躲在群体之中就会安全或是不会被人看到。从首都的每一个角落，大家拥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个时辰之内，内殿圣所、唱诗台、中殿以及上下廊道，全都挤满了父亲和丈夫、妇女和孩童、教士和僧侣以及童贞修女，大门从里面被闩住，寻求神圣的殿堂给予保护，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感到十分痛恨，将它视为渎神和不洁的建筑物。他们的信心来自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或骗子的预言：有一天土耳其人会进入君士坦丁堡，追杀罗马人直到君士坦丁的石柱，位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前面的广场。这里是灾祸的尽头，一位天使会手拿宝剑从天而降，把解救帝国的责任连带天神的武器，交给坐在石柱底下的一个穷汉。天使会说：“拿起这把宝剑为上帝的子民报仇雪耻。”大家会为振奋人心的言辞所鼓舞，土耳其人立即被打败逃走，胜利的罗马人会将他们驱出西部，从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赶到波斯的边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杜卡斯带着几分幻想和更多真理，对希腊人的争执和顽固大加指责，这位历史学家哀叹道：
要是天使真的出现，他也会先提出教会统一的要求，只有这样他才会帮助你们消灭敌人。即使你们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也会将安全置之不顾，或者是假装同意来欺骗你们的上帝。
就在希腊人期待天使降临而天使迟迟不来的时候，大门已经被斧头劈开，土耳其人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而他们那不曾展开杀戮的手，便用来挑选和保有大批俘虏，年轻、美貌和看上去富有的人是选择的对象。至于他们之间的所有权问题则在于攫取的先后、个人的实力和长官的命令。只用了一个小时的工夫，男性俘虏都被绳索捆绑住，女性则用她们的面纱或腰带捆住。元老院的议员和奴隶、高级教士和教堂的门房，全部不管身份高低拴在一起；平民阶层的年轻男子也与贵族少女绑成一堆，这些少女平常不轻易露面，就连最亲近的家属也很少见到她们的脸。在这一大群的俘虏当中，社会的地位没有人理会，血亲的关系全部被砍断，凶狠无情的士兵对于父亲的呻吟、母亲的哭泣和孩童的哀号根本无动于衷。这些俘虏之中哭声最高的人是那些修女，她们衣衫不整、伸展双手、披头散发被从祭坛旁边拖走。我们非常虔诚地相信，她们之中很少人愿意放弃修道去过后宫的生活。这些不幸的希腊人就像驯服的家畜，一串一串被粗暴的动作赶过街道，征服者急着回去抓更多的猎物，他们在鞭打和叫骂声中不得不加快蹒跚的脚步。就是在这个时候，首都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所有的宫殿和住宅，都在进行类似的抢劫活动。城市里面再没有一个地方，无论是多么与世隔绝，能够保护希腊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类虔诚的民众大约有6万人被从城市运到营地和舰队，完全凭着主子的意愿或利益将他们交换或出售，成为奴隶分散到奥斯曼帝国遥远的行省。
我们在他们中间可以看到一些极为出众的人物。历史学家法兰扎是首席寝宫总管和御前大臣，他的家庭也遭到相同的命运。在忍受4个月艰辛的奴役生活之后，他恢复自由，翌年冬季冒险前往哈德良堡，从马厩总管的手里赎回他的妻子，但是两个年轻貌美的孩儿被抓去侍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法兰扎的女儿死于后宫，很可能保住了贞操；那个15岁的儿子，宁死也不愿受辱，就被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情人，因爱生恨亲自用刀将他刺死。像这样惨无人道的行为，不能用个别的人情或慷慨来抵消。苏丹从菲勒福斯那里收到一首拉丁颂歌，知道这位诗人的妻子来自一个高贵的家庭，就把从那里掳来的贵妇人和两个女儿全部释放。穆罕默德二世要是抓住罗马的使节，大可满足他的骄傲或残酷。机智的红衣主教伊西多尔避过搜捕，穿着一套平民服装从加拉塔逃走。外港的铁链和入口仍旧被意大利的商船和战船所控制，他们在围攻期间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英勇，趁着土耳其水手分散在城市四处抢劫，他们抓住机会开始撤退。正当船上的水手升起船帆时，海滩上挤满乞求和哀号的群众。运输的工具有限，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只挑选自己的同胞。虽然苏丹做出最动听的保证，加拉塔的居民还是带着最值钱的财富，抛弃家园登船离开。
在一座大城陷落和遭到洗劫的时候，总有历史学家重复一些反复发生的大灾祸的场景，同样的激情产生同样的结果。要是说这种激情无法控制可以任意滥用，哎呀，那么文明人和野蛮人又有多大差别呢!在偏执和憎恨的微弱叫喊声中，土耳其人并没有受到滥杀基督徒的指责。但是根据他们的规则(这是古老的规则)，战败者丧失生存的权利，征服者合法的报酬来自男女俘虏的劳役、出售的价款或赎金。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全被苏丹赏给赢得胜利的军队，一个小时的抢劫胜过多年辛苦的工作，但是战利品的分配没有规定适当的办法，每个人得到的分量并不取决于他的功绩。奖励英勇作战的酬劳被一群营地的混混趁火打劫偷走，这些混混却一直逃避战场的辛劳和危险，叙述他们的抢劫行为非但让人厌恶也不能产生教诲的作用。即使帝国已经处于非常穷困的时期，掠夺的总额依然达到了约400万达克特金币，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和安科纳商人的财产。这些外国人的股本在迅速和不停的流通中增值极快，希腊人的财富用来炫耀宫殿和衣饰，或是兑换成锭的金银和古老的钱币深藏在地下，唯恐被政府为了保卫国家而从他们的手里拿走。
教堂和修道院受到亵渎和劫掠，引起最令人痛苦的怨恨。圣索菲亚大教堂极其雄伟的建筑物，人间的天堂、巨大的苍穹、天使的华盖、上帝的宝座，多少世代的奉献全被搜刮一空，那些金银财富、珠宝饰物、花瓶器皿及神圣的物品用邪恶的手法供人类使用。那些在异教徒眼里稍有价值的东西，上面的圣像被擦掉或刮除以后，剩下的帆布或是木料便被扯碎、打烂、烧毁或踩在脚下，要不就极其恶毒地用在马厩或厨房之中。不过，他们这种亵渎神明的做法，完全是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征服者那里学来的。基督、圣母和圣徒从罪孽深重的正统信徒那儿所得到的待遇，被狂热的穆斯林用在偶像崇拜的纪念物上。或许哲学家不会随着公众一起喊叫，反而会说，在艺术趋于没落的时代，技巧不可能比作品更有价值，而一大批新出现的显灵和奇迹很快被狡猾的教士和轻信的人民更换。他真正感到悲痛的可能是，拜占庭的图书在这场全面的变乱中被毁和散落。据说有12万部手稿或抄本不知去向，1个达克特金币可以买到10卷书，同样低廉的价格对神学的书籍来说还嫌太高，亚里士多德和荷马的全部著作也受到这种待遇，要知道这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学术和文艺作品。我们或许能高兴地想到，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极大部分无价珍品安全存放在意大利，何况日耳曼有个城镇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用来抗拒时间和蛮族的破坏。
令人难忘的5月29日从第一个小时开始，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暴乱和抢劫，一直延续到当天第8个小时，就是苏丹踏着凯旋的脚步通过圣罗马努斯门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在大臣、将领和卫士的簇拥之下，这些人(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说法)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强壮，像阿波罗那样高明，每一个人都能在战场上打败10个不堪一击的对手。征服者用满足而惊讶的眼光注视教堂和宫殿，虽然与东方建筑的风格迥异，却显得更为雄伟和光辉。在椭圆形竞技场里，他目不转睛看着三蛇盘绕的石柱，为了测试他的膂力，他用锤矛或战斧的猛击打碎了一条怪蛇的下颚，土耳其人认为这座雕像是城市崇拜的偶像或守护的神物。穆罕默德二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正门前下马，走进这座有巨大穹顶的建筑：他用极为珍爱的态度把这个地点当成光荣的纪念物，以至于看到一名狂热的穆斯林在敲碎铺在地面的大理石时，拔出弯刀大声恫吓：战利品和俘虏都可以赏给士兵，但所有公私建筑物都必须留给君王。
在他的命令之下，东部教会的主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宗教仪式使用的贵重器具和用品全部被搬空，十字架被推倒，布满图像和镶嵌画的墙壁经过刮除冲洗，恢复最早那种光秃秃的状况。就在同一天或是次周的礼拜五，叫拜人登上最高的塔楼，用真主和先知的名字发出召唤的呼喊。伊玛目讲道完毕，穆罕默德二世在大祭坛祈祷和感恩，最后几任恺撒不久之前在此举行基督教的神秘仪式。苏丹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往神圣而阴郁的大殿，那里供奉着君士坦丁大帝以后100位继位的皇帝，在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就被剥夺了一切皇家的气势和威严。一种人事沧桑兴衰无常的伤感情绪盘踞在苏丹的心头，他禁不住口中念出波斯诗人高雅的绝句：
蜘蛛结网昭阳殿，
枭鸟哀鸣子夜歌；
千古江山如许恨，
百战英雄奈乐何!
然而，他在没有确切知道君士坦丁的下落——是逃走还是被俘，抑或是在战场阵亡——的情况下，心中仍旧感到不满，好像自己并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两名新军士兵声称拥有杀死皇帝的荣誉要求给予奖赏，在一大堆阵亡人员当中，鞋上绣有金鹰的尸首被找到，希腊人含着眼泪认出已故皇帝的头颅，这血淋淋的战利品经过公开示众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尊重对手，安排了符合他身份的葬礼。君士坦丁逝世以后，大公爵兼帝国首席大臣卢卡斯·诺塔拉斯成为最重要的俘虏，当他俯伏在宝座的脚前，表示臣服并奉献全部财产时，苏丹气愤地说道：“你为什么不用这些财富来保卫君主和国家呢？”这个奴才回答道：“这些都是您的，上帝要把这些财富保留下来好交到您手里。”这名专制暴君问道：“要是他真要把这一切保留给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交到我手里，还要徒劳无益死命抵抗呢？”根据大公爵的说法，某些国外人士的据理力争和土耳其大臣的暗中包庇，使得这次极为危险的会晤能够平安无事，同时他还获得免于处分和给予保护的承诺。穆罕默德二世还亲自去拜访他的妻子，这位可敬的公主受到病痛和忧伤的折磨，他用仁慈的语气和晚辈的尊敬，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之意。他对政府的重要官员也表现出了恻隐之心，其中有几位还是由他出钱赎得自由之身，在开头那些天他还自称是这个被征服民族的朋友和父亲。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改变，在他离开之前，那些出身高贵的俘虏在椭圆形竞技场遍洒他们的鲜血。基督徒咒骂这种不守信义的残酷行为，对受到处决的大公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封上殉教英雄的称号，他的死因被说成是他有大无畏的精神，拒绝那个暴君拿他的两个孩子去满足兽欲。然而，一位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在无意中透露出信息，提到阴谋活动、企图逃走和意大利的援军等说法，这种起义行动极其光荣，勇敢的叛徒冒着生命的危险自然是死而无憾。征服者处死不能再信任的敌人，我们也无须过于责怪。胜利的苏丹在6月18日班师哈德良堡，面带微笑接见基督徒君主派来的使臣，这些低贱而无用之辈从东部帝国的沦陷，看到了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
君士坦丁堡成为一片荒漠，没有君王也没有人民。但是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国都，那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却不容抹杀，天生灵秀之气永远胜过时间和命运的一时损害，奥斯曼古老的政治中枢布尔萨和哈德良堡都降为省府。穆罕默德将他自己和继承人的居所，仍旧放在君士坦丁所选的那块高地上面。加拉塔的防御工事原来作为拉丁人的屏障，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全部拆除。土耳其的炮火所造成的损伤很快被修复，在8月之前就烧制了大量石灰用来修理首都的城墙。现在所有的土地和建筑，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所有，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的产权，全部都归于征服者的名下。他先从三角形的顶点划出一块8弗隆见方的地区，用来建造他的后宫和皇居。就是在这个极其奢侈繁华的核心地点，大君(这是意大利人对他很尊敬的称呼)好像统治着整个欧洲和亚洲。但是他置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很难确保不受敌对水师的进犯。现在已经成为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每年有丰厚的收入，4个角建起高耸的叫拜塔，环绕着树丛和流泉，供穆斯林前来礼拜和休息之用。皇家清真寺也模仿这种建筑的格局和式样，这是穆罕默德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就建在神圣使徒大教堂和希腊皇帝陵墓的废墟上面。城池陷落以后第三天，在一次显灵中发现阿布·阿尤布的墓，他是第一次围城之战阵亡的阿拉伯人，从此以后新任苏丹都会在这位殉教烈士的墓前接过统治帝国的宝剑。
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历史学家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也用不着一一列举民事或宗教的建筑物，无论它们是受到土耳其主子的亵渎还是来自新建。城市的人口得到补充很快恢复原状，在那年9月底之前，便有来自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5000户家庭，他们奉皇帝的命令迁往都城的新居，凡是抗命不从者一律处死。穆罕默德二世的宝座受到数量众多而又忠心耿耿的穆斯林的保护。他那合理的政策有助于召回残余的希腊人，只要确信生命财产、自由权利和宗教信仰获得保障，他们很快就会成群结队回来。教长的选举和任职，恢复并且仿效拜占庭宫廷原来的仪式。他们怀着欢欣和恐惧参半的心情，看着坐在宝座上的苏丹把权杖交给金纳狄斯，作为出任教会职位的象征。然后他引导这位教长到达后宫的大门，赠给他一匹鞍辔华丽的骏马，让一些大臣和将领陪他前往指定给他居住的宫殿。君士坦丁堡的教堂由两个宗教均分，非常清楚地标示出界线，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孙子谢里姆才破坏原来的规定，希腊人享受平等划分的好处达60多年之久。有些国务会议的大臣希望逃避苏丹的狂热情绪，基督教的拥护者在他们的鼓励之下，竟敢大胆宣称此一划分并非出于君王的慷慨，而是正义行为的要求；并非出于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要是这座城市的一半是为强攻所夺取，那么剩余的一半是为了信守神圣的条款而放下武器投降。最初批准的协定已经被大火烧掉，但是有3名年迈的新军人员还记得处理的过程，他们的证言能够弥补历史材料损毁的缺憾。在康特米尔看来，这些可以收买的誓言比起那个时代所有史籍一致认同的意见更为可靠。
十一、希腊王朝的绝灭及欧洲的悲伤和恐惧(1453—1481 A.D.)
希腊王国在欧洲和亚洲剩余的领土，全部交给土耳其军队处置，但是这两个王朝曾经都在君士坦丁堡实施统治，他们最后的灭亡也就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终结。摩里亚的藩王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是帕拉罗古斯皇族仅存的两兄弟，对于君士坦丁皇帝的死和君主国的毁灭深感震惊。他们知道毫无抗拒的希望，就准备与出身高贵和命运相同的希腊人一起远离奥斯曼的魔掌，要到意大利去寻找栖身之地。胜利的苏丹满足于1.2万个达克特金币的贡金，他们最初的恐惧得以消除。当他将野心全部倾注于如何在欧洲大陆和一些岛屿搜寻猎物时，他放任摩里亚安然度过了7年的时光，但是这段缓刑期却在哀伤、争执和痛苦中度过。地峡的防壁不断修复又不断被摧毁，300名意大利弓箭手已无法守备太长时间。通往科林斯的钥匙也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从夏季的寇边行动中归来，带回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受到伤害的希腊人发出怨言，但没人理会，有人听到后还表示厌恶。四处漫游的阿尔巴尼亚人部族靠着放牧和抢劫为生，使得这个半岛充满掠夺和谋杀。两位藩王向邻近的土耳其将领乞求危险而又羞辱的救援，当他平定叛乱以后，教训和斥责成为他们尔后行动的准据。无论是双方的血缘关系还是在圣餐礼和圣坛前反复发出的誓言，甚至是基于需要的更强烈压力，都无法平息或暂停内部的争执。他们用火和剑蹂躏对方的世袭产业，来自西方的救济和援助耗费在国内的敌对行动中，他们的力量被用于野蛮和任性的处决上。弱势的对手出于悲痛和报复，求助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主子。等到作物成熟的复仇季节，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德米特里乌斯的友人，率领一支无敌的部队进军摩里亚，当他据有斯巴达以后，苏丹说道：“你的实力过于衰弱，无法控制这个多事的行省，我准备娶你的女儿，好让你在安全和光荣中度过余生。”德米特里乌斯在叹息之余只有听命，献出自己的女儿和城堡(1460 A.D.)，跟随他的国君和女婿前往哈德良堡，得到色雷斯的一座城市和附近的因布罗斯岛、林诺斯岛和萨摩斯拉斯岛，以维持自己和随从人员的生活。
第二年，德米特里乌斯有了一个命运乖戾的伙伴，是科穆宁家族最后的成员，在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占后，曾经在黑海之滨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穆罕默德在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过程中，曾经用一支舰队和军队包围大卫的都城，大卫竟敢自称是特拉布宗的皇帝。苏丹在整个谈判中只提出一个简短而专横的问题：“你是愿意交出王国来保住生命和财产？还是宁愿同时丧失你的王国、财产和生命？”软弱的科穆尼努斯被恐惧和穆斯林邻邦的榜样所征服：锡诺普的君王接受类似的招降，拱手送出有400门大炮和1.2万名士兵把守的防卫森严的城市。特拉布宗的投降按照条款忠实履行(1461 A.D.)，皇帝和家人搬迁到罗马尼亚的一座城堡，但是由于有人怀疑他与波斯国王暗中通信，大卫和整个科穆宁家族全部成为征服者猜忌和贪婪的牺牲品。岳父的身份也无法长久保护不幸的德米特里乌斯免于流放和籍没的惩处，他的卑躬屈节倒是获得苏丹的同情和藐视，追随的下属人员全都迁居君士坦丁堡，获得5万阿斯珀年金可以纾解穷困的生活，历经长久的岁月最后穿着僧侣的服装过世，帕拉罗古斯终于从尘世主子的控制下得到解脱。
提起德米特里乌斯的奴役生活和他的兄弟托马斯的浪迹天涯，哪种更令人感到羞辱，这倒很难说。在摩里亚被敌人占领时，藩王带着一些身无长物的拥护者逃到科孚，然后再转往意大利。他的头衔身份和所受的苦难，还有使徒圣安德鲁的头颅作为奉献的遗物，使他获得梵蒂冈的礼遇，然而他只能从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手中领取6000达克特金币的年金，永无止境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曼纽尔在意大利接受教育，长子被敌人极其轻视，被朋友视为累赘，生活格调的低下以及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为人所不齿，唯一能够继承的权利是头衔，后来被他陆续卖给法兰西和阿拉贡的国王。查理八世在短暂的权势高峰时期，激起雄心壮志想要将东部帝国与那不勒斯王国合并，举行盛大的典礼，穿上紫袍自封奥古斯都。看到法兰西骑士的接近，希腊人真是欣喜若狂，奥斯曼帝国感到胆战心惊。托马斯的次子曼纽尔·帕拉罗古斯想要重游故国，他的回归不会带来危险，土耳其政府当然表示欢迎。他在君士坦丁堡过着安全而舒适的生活，最后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相当体面的行列为他送葬。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高贵的动物，处于豢养的状况便拒绝繁殖后代，那么皇家的末代王孙应该可以归于格调更为低贱的品类。他接受慷慨的苏丹赠送的两名美女，死后留下一个儿子，无论穿着还是宗教都像土耳其人的奴才，逐渐被人遗忘。
君士坦丁堡在失陷以后，重要性才被察觉及夸大，虽然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统治正处于和平与繁荣的盛世，但东部帝国的灭亡却依然带给他无法推卸的难堪，拉丁人的悲伤和恐惧重新唤起十字军东征的昔日狂热情绪。在西部最遥远的一个国家，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法兰德斯的利斯勒，接待他的贵族举行盛大的宴会，华丽的场面经过巧妙的安排能使大家的品位和习性获得满足。在饮宴进行时，一个体型高大的萨拉森人牵着一头装扮过的大象进入大厅，象背上有一座城堡。一名穿着丧服的妇女代表宗教的象征从城堡里出来，她为自己处处受到抑制而感叹不已，同时责怪她的卫士们行动何其缓慢。金羊毛的首席使者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活生生的雉鸡，按照骑士的礼仪献给公爵。菲利普是一位英明而年迈的诸侯，在接受这个极具特色的召唤以后，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奉献给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参加宴会的贵族和骑士纷纷效法他的榜样，他们向着上帝、圣母、在场的女士和那只雉鸡发出誓言，响起热烈的呼声，也获得普遍的赞同。但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还要视未来和国外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定，因而勃艮第公爵直到他临终的12年时间里，始终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可见他不仅审慎而且可能极为认真。假如每个人的心中都热血沸腾，假如基督徒不仅团结而且英勇，假如从瑞典到那不勒斯每个国家供应一定比例的骑兵步兵以及人力钱财，那么君士坦丁堡就一定可以得救，土耳其人也会被赶过赫勒斯滂海峡甚或幼发拉底河。但是，皇帝的秘书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是位政治家和演说家，负责草拟皇帝的书信及参加每一次的会议，根据他本人的经验描述基督教世界极其可厌的状态和风气。他说道：
那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躯体，一个缺少法律和地方官的共和国。教皇和皇帝凭着崇高的头衔和华丽的画像显得光彩夺目，但是他们毫无指挥的能力，也没有人愿意服从命令，每个城邦都有各行其是的君主，每个君主只关心本身的利益。对于如此多彼此不和与相互敌视的力量，要靠什么样的辩才方能将他们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即使他们能全副武装集结起来，谁又能担任主将的职位？如何维持他们的秩序？军队的纪律又怎么办？谁能喂饱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谁能懂得那么多不同的言语，或是导正他们那些奇特和对立的习俗？凭着一个世俗之人，谁能有办法使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热那亚人与阿拉贡人、日耳曼人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土著和睦相处？如果献身圣战的人数过少，会受到异教徒的围歼；要是人数过多，本身的力量和混乱的状况会使他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然而就是这位埃涅阿斯以庇护二世的称号荣任罗马教皇，付出毕生的精力从事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他在曼图亚的大公会议上激起宗教狂热的火花，不仅虚假而且微弱。等到教皇出现在安科纳亲自领兵登船时，原来的承诺被各种借口加以废止，决定的日期尽量拖延，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推迟。已经编成的军队包括了一些日耳曼的朝圣客，他只有运用安抚和救济的方式将他们遣散。他的继承人和意大利掌权者根本不理会未来的局势，只顾眼前和本国的利益，进行各种充满野心的图谋和计划。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完全依据距离的远近来决定外形的大小。他们的利益图像经过放大之后，应该会教导他们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要维持防御性的海上战争形态，应该对斯坎德贝格和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给予支援，以避免那不勒斯王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土耳其人对奥特朗托的围攻和洗劫引起普遍的恐慌，西斯笃教皇准备逃过阿尔卑斯山，这场风暴却因穆罕默德二世的亡故而消散(公元1481年5月3日或7月2日)。享年51岁的苏丹凭着雄才大略渴望征服意大利，他拥有一座坚强的城市和宽广的海港，本来可以用新罗马和古罗马来装点他那辉煌的统治。
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眼光毫无例外集中于皇家的都城，它曾经为地球大部分区域制定法律。我们一直关心它的命运，开始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卡皮托转向行省时，把它们看成帝国躯干上面砍下来的分支。第二个罗马城建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逼得历史学家追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前进，我们出于好奇心忍不住要访问欧洲和亚洲最遥远的国家，探索拜占庭君主国漫长衰落过程的主要原因和始作俑者。查士丁尼的征服行动使古老的城市获得解放，使我们重新回到台伯河畔，但是那种救援是改换形式的奴役，或许是变本加厉的奴役。罗马已经被掳走财富、神明和恺撒，哥特人的统治比起希腊的暴政不见得更为羞辱或残酷。公元8世纪，有关图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追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成为一个自由民族世俗和信仰的父亲。查理曼大帝恢复西部帝国，他的头衔和形象仍在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意志。罗马的名衔到今天仍旧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气候的状况(不论影响力有多大)已经大不相同，纯正的血统在流过千百个脉管以后变得混杂，但是景象庄严的废墟和昔日雄伟的回忆，都能重燃民族特质的火花。黑暗的中世纪展现一些场面，倒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大约是土耳其人奴役君士坦丁堡的同时，罗马正在默默接受教皇的绝对统治，我要重新回顾整个的状况和革命的后果，否则就绝不结束本书的写作。
公元12世纪初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城、教皇和皇帝的宝座，他们从永恒之城获得头衔、荣誉和掌握统治尘世的权力。有关的叙述已经中断甚久，重复说明一下还是有点用处，查理曼大帝与奥托皇室的继承人从莱茵河彼岸的国民会议上选出，这些王侯在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台伯河岸寻找皇帝的冠冕之前，抱着谦逊的态度，对于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号都感到满足。在距城还有一段路程时，他们的临近受到成群结队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的教士和民众的欢迎。飘扬的军队旌旗上面绘着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图形，代表着共和国早已不见踪迹的军团和支队。皇帝分别在桥上、城门以及梵蒂冈的台阶3次重申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言，他根据习俗发放赏金的做法，隐约有点仿效最初那些恺撒的豪迈风格。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使徒的继承人为他举行加冕大典，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教皇吾主胜利万岁!皇帝陛下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的欢呼表明全民万众一心的归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查理曼和奥托的范例，建立了皇帝最高的统治权力。他们的头衔和图像镌刻在教皇的钱币上面，他们将正义之剑授予城市的郡守以表示所拥有的司法权。但是，一位蛮族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恢复了罗马原有的全部偏见。
萨克森(弗朗科尼亚)的恺撒只是封建贵族政体的首领，无法执行民政和军事的权力去建立秩序，这种权力只能确保远方下属的服从。虽然日耳曼人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忍耐奴役生活。每位皇帝在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许是仅此一次，率领一支由诸侯和家臣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乘势而下。我已经描述过他们进城和加冕时匕鬯不惊的状况，但是这种安静和秩序总是被罗马人的叫嚣和反叛所扰乱，他们把合法的君王视为国外的入侵者：他的离开何其匆忙，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长期未能临朝统治，他的权威受到轻侮，连名字都被人遗忘。日耳曼和意大利寻求独立的过程破坏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罗马人民有这样强大的动机，本应该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属灵和世俗的父亲，但是在突发状况下无法控制的激情，经常扰乱传统和利益的运作过程。印第安人砍倒树木摘取果实，以及阿拉伯人抢劫贸易的商队，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冲动，这种动机使他们只顾眼前的好处而不管未来，满足一时的贪婪而放弃那些可以长期据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自私的罗马人亵渎圣彼得的神龛，不仅抢走供品还伤害朝圣客。他们竟然没有思考一下，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能会断送多少访客和财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响也是时起时伏并不可靠，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经常为他们的贪婪或傲慢所解救。对于教士的传奇和神谕抱持虔诚的轻信态度，在蛮族的心灵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内心不可能重视想象胜于感官，更不会为遥远的动机或是不可见的理想的目标，而牺牲现实世界的欲念和利益。年轻力壮的人充满活力，行为总是与信念发生矛盾，直到年龄、病痛或灾祸的压力使他惊醒，才会心生畏惧，逼得他要偿还虔诚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前这个时代，对于教士的平静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过去，在迷信的统治之下，教士们将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人类的无知，然而最恐惧的却是人类的暴力。财富不断增加使他们成为世间唯一的拥有者，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发生轮替的现象，悔罪父亲的赠予被残暴的儿子抢走。他们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制造的偶像虽然出于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坛上面，有的则被践踏在灰尘之中。
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征着显赫的头衔，也是忠诚的标尺，等到武力产生动乱，很少有人注意或听从法律和理智极为冷静的呼吁。叫嚣的罗马人不愿接受教皇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对他的无能为力要尽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无法正当或有效运用刀剑的力量。教皇当选的动机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现在罗马人的面前，过于接近就会减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谕令在蛮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这种差异没有逃过我们那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的注意：
欧洲那些相隔遥远的国家对于教廷的名声和权威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教皇的性格和行为，所以才产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乡很少受到尊重，以至于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包围了罗马的城门，还控制着城市的政府。从欧洲最偏远地区派来的使臣，要向当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表示谦恭和服从，竟然发现很难找到接近的门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脚前。
从最早的时代开始，教皇的财富就引起他人的嫉妒，他的权力遭到反对，使得本人受到暴力的摧残。教权和政权的长期敌对行为，增加了敌人的数量也燃起激烈的情绪。奎尔夫和吉贝林势不两立的党派倾轧，给意大利带来致命的后果，罗马人根本不考虑真理或事实，他们分别是主教和皇帝的臣民和对头。两个党派都恳求他们的支持，轮替展示出圣彼得之钥和日耳曼之鹰的旗帜。格列高利七世以教皇国创始者的身份受到推崇或厌恶，被驱出罗马，在流放途中死于萨勒诺。他的36位继承人直到退往阿维尼翁为止，始终与罗马人进行力有未逮的斗争。教皇的年龄和地位经常受到冒犯和羞辱，叛变和谋杀玷污着庄严的宗教仪式，这些任性善变的兽行虽然没有关联也不是预谋，却一再重复发生，不仅冗长乏味而且令人厌恶。我只要列举12世纪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能够展现出教皇和城市的情况。
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帕斯卡尔二世在祭坛奉行圣事时，被鼓噪的群众打断仪式的程序，他们提出专横的要求。要他为他们宠爱的官员举行坚信礼。教皇的沉默激起大家的狂怒，他虔诚地拒绝将人和神的事务混为一谈，更是遭到众人的威胁和诅咒，说他会成为引起公众暴乱的起因和见证者。复活节庆典期间，主教和教士排出游行队伍，大家赤足前往殉教者的坟墓致敬，分别在圣安吉洛桥和卡皮托神庙前面，两次受到暴民如雨的石块和镖枪的攻击。他的追随者连同房屋一起被夷为平地，帕斯卡尔逃脱困境和危险，就在圣彼得的产业所在地征召了一支军队，内战的灾祸给他最后的时日带来很大的痛苦和损失。他的继承人格拉修斯二世当选后，在教会和城市中引起更多的反感。
琴乔·弗朗吉帕尼是一位势力强大和生性好斗的贵族，带着军队怒气冲天地闯入会场，剥去红衣主教的衣冠加以鞭笞，将他们践踏在脚下。他一把扼住基督代理人的咽喉，毫无怜悯和尊敬之心。他拽着格拉修斯的头发在地上拖曳，饱以老拳并且用马刺踢得他遍体鳞伤，然后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将他关在野蛮的暴君家里。人民揭竿而起解救他们的主教，敌对的家族反对弗朗吉帕尼的暴虐，琴乔在四面楚歌之下乞求他们的宽恕，只对插手教会事务的失败感到后悔，不认为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过不了多少时日，教皇再度在祭坛受到攻击，就在他的朋友和仇敌从事殊死搏斗时，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遁走，这种可耻的逃命行为激起罗马贵妇人的同情，他的追随者不是遭到驱逐就是被从马背打落。在圣彼得大教堂后面的田野，他的继承人由于连日的畏惧和疲累，独自一人被发现时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当他的职位受到侮辱，生命面临危险时，“使徒”带着傲然不屑一顾的神色抛弃这座城市，在身不由己的自白之下泄露出神职人员的野心所产生的虚荣，那就是1个皇帝总比20个皇帝更易于容忍。有很多例子证明他所言非虚。
我无法忘记在同个时代的两位教皇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名字是卢修斯二世和三世。前者排出战斗队形去仰攻卡皮托，被从神庙投出的飞石击中，拖了几天才过世；后者被手下的仆从打成重伤。在内战的骚乱状况之下，他手下的一些教士被俘，除了留下一个当作向导以外，全被毫无人性的罗马人剜去眼睛，让他们的头上戴着可笑的法冠，倒骑在驴背上面，同时逼他们立下誓言。将他们置于这样一种人身毫无保障的可怜情况，就是要让教会的首领得到教训。在那样一个混乱时代下，每一个人物的特性都在不断变化，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满怀畏惧，时而倦怠，时而悔悟，有时又会获得一段和平与服从的时期。梵蒂冈用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恢复教皇的职位，先前他被威胁和暴力从这里赶走。但是灾难的根源是如此的深远而且永不枯竭，可以让圣彼得的小船沉没的暴风雨，在发生的前后总有片刻的宁静。罗马陷入战争和分歧的态势中，党派和家族对于教堂和宫殿加强防备的力量或是发起攻击的行动。卡利斯都二世在给予欧洲和平以后，只有他有决心和力量禁止在都会地区运用私人武装部队。在那些尊敬使徒宝座的民族当中，罗马的骚乱引起普遍的气愤。
圣伯纳德在致他的门生尤金尼乌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机智而狂热的尖锐笔调谴责这个叛逆民族的恶行。克莱尔沃的僧侣说道：
还有谁不知道罗马人的虚荣和傲慢？这个为暴乱、残酷和倔强所培育出来的民族，除非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反抗，否则一定会对顺从教会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他们承诺要服从于他人的时候，内心却在渴望进行统治；如果他们宣誓忠诚，那是要寻找叛变的机会；要是你闭门不纳或是拒止他们参加会议，他们会用大声的喧嚣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他们只会捣乱作怪，没有学会行善的本事，亵渎上帝的行为引起天人共愤；他们善于内斗，对邻国存着猜忌之心，用残酷的手段对待外乡人；他们从不爱人也不为人所爱；他们想要别人对他们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却生活在卑贱和忧虑之中；他们不会听命于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众人之事；他们对长官毫无诚信，对同侪绝不宽容，对恩主不知感恩图报，无论是向别人提出需求还是拒绝别人都同样的厚颜无耻，承诺得多而履行得少；他们只会阿谀、诽谤、背叛和阴谋等各种伎俩。
这种阴暗的描述非常正确，基督徒宽恕的笔调并没有言过其实。不过，这些特色虽然刺目而又丑陋，倒是表现出12世纪罗马人极其鲜明的风格。
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原因在于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质，当他僭用一位尘世君王的尊荣和高傲时，罗马人的辩解之辞是说犹太人对于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无所知。在十字军这个极其纷乱的时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亚的异端就是保罗教派的信徒，成功迁移到意大利和法兰西肥沃的土壤上，诺斯替教派的观点与福音的简朴混合起来，教士的仇敌将他们的热情和良知调和得水乳交融，将自由的欲念与虔诚的信仰互相调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最早吹响罗马人宗教自由的号角(1140 A.D.)。他的升迁在教会只限于最低的阶层，穿着修道院的装束不是因为这是服从的制服，而是因为这是贫穷的标志。他的敌手无法否认他的智慧和辩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强承认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纯洁，把他的错误混合着重要和有益的事实推荐给公众。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师事名声显赫而又下场不幸的阿贝拉德，同样涉及异端邪说的嫌疑。身为埃洛伊莎的爱人，阿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与善于适应的天性，他的悔改极其谦恭，使教会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厉色。
阿诺德可能从大师那里得知“三位一体”某些形而上的定义，违反了那个时代认同的真理。他的关于受洗和圣餐的理念只受到轻微的责备，然而政治异端是他获得名声和灾祸的根源。他勇敢坚持己见引用基督的宣示，说他的王国不在世间，刀剑和权杖要托付给政府官员，尘世的职位和财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必须放弃统治的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救赎的天职。等到丧失他们的岁入以后，信徒出于自愿的什一税和奉献就足敷他们使用，戒除奢侈和贪婪，用节俭的生活来执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时间之内，传教士像爱国者那样受到尊敬，布雷西亚的不满或反叛被用来对付主教，成为他那危险的教训最早获得的成果。
人民对教士的爱戴并不像憎恨那样经久不退，阿诺德异端在拉特兰的大公会议上受到英诺森二世的谴责，行政官员本身受到偏见和畏惧的驱策，只有执行教会的判决。意大利不再提供庇护所，阿贝拉德的门徒逃过阿尔卑斯山，直到在苏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难地，现在的苏黎世是瑞士第一个州。从一座罗马军队的驻地、皇家的村庄到圣母教堂的所在地，苏黎世的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一座自由而繁荣的城市，米兰人的上诉在此地经常由皇家的委员会加以审理。在一个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时代，朱英诺斯的先驱听到赞誉之声，一个勇敢和纯朴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长期保有所具备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过人的长处，能够拉拢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节为了他，忘记了主子和整个教会阶级的利益。圣伯纳德用严厉的训诫坚定了他们迟疑不决的宗教热诚，教会的敌人为迫害行动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面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竖起他的旗帜。
阿诺德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保护，可能还有邀请。为了促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他的辩才在罗马七山回响着雷霆之声。他的论述掺杂着李维和圣保罗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这两种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罗马人，从教会和城市的原始时代以来，教士日趋堕落，他们还能容忍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阿诺德规劝大家要坚守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不容剥夺的权利，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官职，尊敬名义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对羊群的统治，使之仅限于宗教层面，精神上的统治不可能逃开改革者的指责和控制。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教导下级教士要反抗红衣主教，他们篡夺了罗马28个教区极其专制的统治权。革命的行动要是没有抢劫和暴行，没有流溢的鲜血和摧毁的房屋，就不算完成。胜利的党派从教士和敌对的贵族那里获得掠夺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从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难免产生悲痛之感。他的统治延续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间经历英诺森二世和阿纳斯塔修斯四世两位教皇，他们不是在梵蒂冈过着战栗难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邻近的城市。
在他们之后，更有活力和幸运的教宗接位，亚得里安四世是唯一擢升到圣彼得宝座的英国人，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侣，几乎如同乞丐。他拥有很多优点，能从圣阿尔班修道院中脱颖而出。有一位红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伤)，使他深为愤怒，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民族下达停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处分。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罗马人禁止参加宗教的礼拜活动，无法获得真实或想象的慰藉。罗马人对尘世的君王抱着藐视的态度，带着悲痛和恐惧顺从精神之父的责难。他们的罪孽从忏悔中获得救赎，放逐叛逆的传教士是他们获得赦免所应付出的代价。报复心切的亚得里安还是没有得到满足，腓特烈·巴巴洛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对大胆的改革者带来致命后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教皇在维泰博的会晤中向皇帝表示，罗马人具有狂暴和难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经常受到侮辱、伤害和威胁，阿诺德异端产生极其有害的倾向，会颠覆政治和教会的隶属原则。腓特烈被这些论点说服或是为加冕称帝的欲望所诱惑，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将夺去一条无辜的生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为达成政治的妥协可以牺牲双方共同的敌人。
阿诺德离开罗马以后，受到坎帕尼亚的行政长官的保护，恺撒施展权力将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决，自由的殉道者当着漠不关心和不知感激的民众面被活活烧死(1154 A.D.)。骨灰被抛到台伯河里以免异端分子收集起来后，将之当成导师的遗物受到大众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获得胜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样飘散，对他的怀念仍旧活在罗马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从他的学校可能获得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统基督教会免于革出教门和停止圣事活动的处分。这些主教宣称他们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凌驾于国王和国家之上，特别是要运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据有的城市和教区中去。但是他们的宣讲全是空话，即使是梵蒂冈的谴责有如雷霆，要是不加节制滥用，也会削弱应有的成效。
早在10世纪，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奋斗，抗拒萨克逊的奥托家族时，对于古老自由的热爱鼓舞了一种信念，他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共和政体。每年要从贵族当中选出两名执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员，授予他们护民官的名称和职位，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体制经不起严厉的批评，很快就消失不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时还会发现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之子的称呼，来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权势的市民僭用，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纯粹的贵族血统。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头衔，并不具备实质的政府官位和职务。只不过从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将之当成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出于私人的野心或是公众的热情，很仓促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
罗马在12世纪时，对于古老模式的和谐与组合，不可能仅由古物学家来说明，或是找出立法家来恢复。一个自由或者说是全副武装的民族举行集会，发出响亮的欢呼和极具分量的表决。依据法令分成的35个区部、百人连的财富和数量求得极佳的平衡、针锋相对的演说家产生的激辩、选举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这些都很难被盲目的群众采用。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操控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获得的利益。阿诺德提议要恢复和遴选骑士阶层，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评定的尺度在哪里呢？一个全民贫穷的时代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骑士的资格，不需要负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税承包人，他们最原始的责任是服役时担任骑兵，现在的封建领地和武士精神能够供应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士。共和国的法律体制不仅过时无用，也不为人知。意大利的国家和族群生活在罗马和蛮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觉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惯例或是不够完整的条文，保留着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义。要不是执政官这一头衔曾经被罗马人抛弃，却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并乱用，最后成为地位低下的外国土地上商务代理的官式名称，他们毫无疑问会任意恢复执政官的称呼和职务。护民官有维持正义的权力，这个代表强势的字眼有时会妨碍到公众的计划，通过他却能产生出合法的民主政体。古老的名门世家沦为国家的臣民，现代的贵族勋爵变成当权的藩王。和平与秩序的敌人经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并不会长久尊敬解除武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员。
12世纪的变革给罗马带来新的生活和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说明和证实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状况。
其一，罗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大约有400码长和200码宽，一段百余级的石阶可以直达塔尔培乌斯岩的绝顶，残破和倒塌的建筑物使悬岩都已填平，就是比较陡峭的斜坡也变得更为平缓。在罗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时是庙宇而战时是堡垒，等到城市失去以后，神殿成为对抗胜利高卢人的据点。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期间，双方派兵占领、展开攻击并恶意纵火焚烧帝国的圣地，朱庇特和众神的庙宇化为一片焦土。后来在这个地点设置修道院并且建造住宅，坚实的围墙以及遮阴的柱廊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落或毁圮。罗马人第一个自由权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虽然重点不是美观，而是要用武器和计划来落实整个地区的防务。他们经常登上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鼓起蓬勃的生气效法祖先的事迹。
其二，早期的恺撒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专利，把作为贱金属的铜币放弃给元老院，出于奉承在钱币上面尽量镌刻各种纹章和铭记，君王对于颂扬自己的功绩感到心安理得。戴克里先的继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谀之言，他们派驻在罗马和行省的皇室官员，负起直接督导铸币厂的责任。意大利的哥特国王继承同样的特权，后来一系列希腊、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在特权丧失800年以后，重申这种体面而又赚钱的专利，自从帕斯卡尔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另找驻锡之地以后，这个特权已经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状况下放弃。12世纪和13世纪有些共和国的钱币被收藏家展示在陈列柜中，在一个金质奖章上面，镌刻着基督像，他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的铭文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着正式服装的圣彼得将一面旗帜授予跪着的元老院议员，盾牌上面刻着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随着帝国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沦为普通的市政官员，然而仍旧执行民事和刑事审判最后的上诉之权。他从奥托的继承人手中接过一把出鞘之剑，当成叙任的模式和职能的象征。出任这个崇高职位的人员仅限于罗马的贵族家庭，经由人民选出后，报请教皇核定。他们同时向罗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对立、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从。独立的罗马人见这位服务的官员只拥有三分之一的管辖之权，就会将其辞退，转而选出一位大公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头衔连查理曼大帝都无法加以拒绝，对于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过崇高。在第一次起义的狂热浪潮之后，他们毫不勉强地同意恢复郡守的职称。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50年，英诺森三世是最具野心、运道最好的教宗，将罗马和自己从标志着外国领土的羞辱状况下解救出来。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帜用来代替一把宝剑，免除他对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务的约束和责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职人员负责罗马的民政，现在即使不是红衣主教也会很快擢升到这个阶层，他的司法审判权减缩到较为狭窄的范围，在重获自由的年代，他从元老院和人民那儿得到公权力或公权力的行使权。
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后，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称呼元老院议员)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权。然而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少能够超越目前的状况，那个时代经常受到暴力和动乱的干扰，即使处于全盛时期，整个元老院阶层或参加集会的人数也不过是56位议员。他们之中最显赫的人物会加上“资政”的头衔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选出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原则是每个区部或教区10个名额，为一个自由权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础。教皇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抱持宁弯勿折的态度，签订条约认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职权，期望从时机、和平与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基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动机，有时会使罗马人暂时和偶尔牺牲他们的权利要求，重新对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只有这两位才是教会和共和国合法的元首。
在一个无法律可言的城市，团结合作和朝气蓬勃的公众会议被强制解散。罗马人很快采用一种强势而又简单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称和权威浓缩为单一的行政长官或两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终或每隔6个月就要换人，重大的责任用短暂的任期来抵消可能产生的弊病。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放纵各种贪婪和野心的行为，司法和正义为家族和党派的利益所败坏，处罚的对象都是敌人，因而只有追随者服从他们的命令。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来缓和严峻的情势，这一切让罗马人知道他们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已经没有希望找到官员的人选，只有求之于国外。出于同样的时代和动机，大多数的意大利共和国受到鼓励都采用类似的措施，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能够适合他们的情况，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他们从位于外国但是友好的城市，选择一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要求他有高贵的出身和无瑕的品格，无论他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靠着祖国和名声，他们将和平与战争时期最高的行政权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约要立下誓约并签署，有关行使权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都要有很严谨而明确地进行规定。他们把他当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从，他也要立下忠诚的盟约，要从一位冷漠的异乡人转变为热情的爱国者。他选择4到6位骑士或市民，出任在军队或司法方面的辅佐官，跟随在身边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费用维持仆从和马匹的适当随员行列。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评，要留在幕后不能现身，他执行职务期间不允许购买土地，不可与当地人士缔结婚约，甚至不能接受邀请前去拜访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对他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除非满足他们的申诉和怨言，否则不能保持体面很光荣地离开。
大约到了13世纪中叶，罗马人才从博洛尼亚将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召回(1252—1258 A.D.)，后来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将他从被人遗忘的状况恢复其应有的名声和功绩。他考虑到自己的声望，非常正确地预判出自己未来的任务极其困难，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拒绝他们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的荣誉，于是他们暂时停用罗马的成文法，把他的任期延长到3年。行为不检的人指控他犯下残酷和纵容的罪行，教士也怀疑他的行事偏颇不公；但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友人，赞誉这位坚定而正直的行政长官，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应有的幸福。罪犯没有那样大的势力能让他们反抗勃兰卡勒翁的制裁，或是名不见经传而能逃过他的追捕；安尼巴尔第家族的两位世家子弟，被他判处绞刑；他用铁面无私的态度拆除了城市和邻近地区的140座塔楼，这些都是抢劫和罪恶的庇护所；主教如同一个很单纯的圣职人员，被迫居住在他的教区。勃兰卡勒翁的旗帜在原野中飘扬，能发挥极大的吓阻作用。不知感恩的民族根本不配享有这种幸福，竟然辜负他那极为优异的服务。强盗蜂拥而起，他为了公众而激怒这些歹徒，使得罗马人要罢黜和监禁他们的恩主。要不是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一份保证他安全的誓词，他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护。在他离开就任新职之前，谨慎的元老院议员要求交换罗马最高贵家庭的30员人质，等到传来他遭到危险的信息，在他的妻子请求之下，这些人质受到严密的保护。博洛尼亚在事关城市荣誉的案件中，默默承受教皇停止教权有如雷霆的谴责。像这种心胸宽大的反抗行为，使得罗马人能平心静气拿过去的状况与现在做一比较，他们簇拥着勃兰卡勒翁从监狱前往卡皮托，沿途接受一个忏悔的民族对他的欢呼。他的政府所剩下的官员立场坚定而且幸运，嫉妒很快为死亡所安抚，后来他的头颅被封进一个贵重的瓮瓶，安放在一根高耸的大理石柱上面。
理性的不足和优势地位的丧失，使意大利采用更有效的选择。罗马人不会要一个普通的市民，他们的服从不受约束，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极其不稳定，他们要选具有独立权势的君王成为元老院议员，这样才能够保护罗马免于敌人或来自内部的侵犯。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查理是那个时代最具野心和黩武好战的君王，分别从教皇和罗马人民的手里，接受那不勒斯王国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1265—1278 A.D.)。等到他通过城市走上胜利的道路，沿途获得市民的效忠宣誓，暂时驻跸在拉特兰宫，在短暂的访问期间，能够掩饰专横个性所表现出的冷酷神态。甚至就是查理也感觉到这些人民的轻浮善变，他的敌手——不幸的康拉丁当年经过时，他们还不是发出同样的欢呼之声。有一位权势极大的报复者在卡皮托进行统治，使教皇感到畏惧和猜忌，原来及身而止的绝对统治，重新为每3年一次的任期所取代。
尼古拉三世的敌意使西西里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罗马的治理。傲慢的教宗颁布的谕令成为永久的法律，他对君士坦丁的捐赠重申事实的真相、具备的效力和运作的方式，对于教会的独立与城市的和平都同样重要。他要建立元老院议员每年选举的制度，正式宣布所有的皇帝、国王、公侯以及卓越和显赫阶级的个人，都不够资格成为候选人。马丁四世基于个人的利益将这项禁止条款废除(1281 A.D.)，他很谦卑地请求罗马人在选举中投票赞同。当着人民的面诉诸他们的权威，两位选举人将元老院议员的位阶不是授予教皇，而是授予高贵而忠诚的马丁，他可以终身拥有共和国最高的行政权，让他或是他的代理人能够随意使用。大约过了50年以后，同样的头衔获得允许赠予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1328 A.D.)。罗马的两位统治者都承认这座城市的自由权利，他们接受一位市政官员，将其安置在首都的政府组织里。
在叛乱刚刚发生的时候，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在大家的内心点燃反对教会的火焰，罗马人用尽心机取悦帝国获得厚爱，为恺撒的大业发挥长才竭诚服务。他们的使臣对康拉德三世和腓特烈一世所抱持的态度，混杂着奉承和自负，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还要讲求传统。他们对康拉德三世的沉默和忽略提出抱怨以后(1144 A.D.)，劝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从罗马人的手里接受皇帝的冠冕：
我们向陛下提出请求，不要藐视您的儿子和家臣的谦卑，不要听从共同敌人的指控。他们诽谤元老院，说它对您的宝座带有敌意，到处散布不和的种子，希望收获毁灭的果实。教皇和西西里人联合起来组成邪恶的同盟，要反对我们的自由权利和您的加冕典礼。承蒙上帝赐予我们恩惠，靠着宗教热诚和作战的勇气击败他们的攻势行动。有关他们那些势力强大和党派的追随者，特别是弗朗吉帕尼家族，我们已经开始攻击他们的府邸和角楼，有些被我们的部队占领，也有一些被夷为平地。他们破坏的米尔维亚桥经过我们的修复和加强，可以供您安全通过。您的军队进入城市，不会受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妨碍和阻拦。我们所作所为全部着眼于您的荣誉和成效，衷心地希望您能很快御驾亲征，伸张被教士所侵占的权利，恢复帝国的崇高地位，凌越先帝的名声和光荣。希望您会将住所安置在罗马，这个世界的首都；把法律赐给意大利及条顿王国；仿效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先例，他们因为元老院和人民的气势与活力，才能获得统治地球的权杖。
但是这种光辉而迷人的意愿并没有受到弗朗科尼亚人康拉德的珍视，他的目光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圣地，等他从圣地返国后很快逝世，一直没有机会访问罗马。
康拉德三世的侄儿和继承人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野心远不止皇帝的冠冕，奥托的后继者之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意大利王国有不容置喙的统治权利。他在苏特里的营地接受罗马使臣的觐见(1155 A.D.)，四周环绕着教会和世俗的王侯，使臣发表一篇流畅而又华丽的演说：
请您倾听城市的心声，以和平与友善的心灵进入罗马，它已经摆脱教士的枷锁，急着要为合法的皇帝加冕，靠着您极其幸运的影响力，希望可以恢复早期的光荣时代。请您维护永恒之城的特权，要是沦落到君主政体之下，那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您不是不知道，想当年罗马凭着元老院的智慧、骑士阶级的英勇和纪律，胜利的军队向着东部和西部扩张，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大洋的岛屿。我们的罪孽深重，使得君王长期离开，以致元老院这个高贵的机构沦落到被人遗忘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谋略和实力同样衰退。我们已经恢复元老院和骑士阶级，前者集会商讨国家大事，后者组成军队加强训练，愿意全部奉献给您，为帝国效犬马之劳。难道您没有听到罗马这位贵妇人所表达的意见？您是贵宾，我们把您当成市民一样的接纳；您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陌生人，我们愿意推举您成为我们的君王，要把我们自己和所有一切都奉献给您。您最重要和最神圣的责任，是要宣誓并且签署保证：您愿意为共和国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您愿意维持和平与正义，那就是城市的法律和之前的皇帝所赐予的特权；您愿意拿出5000磅白银的奖赏，赐给忠诚的元老院议员，他们会在卡皮托宣布您的头衔，你将获得奥古斯都的名字和担任他的职位。
拉丁文修辞的精义仍然没有枯竭的迹象，但是腓特烈对于虚华不实的言辞感到不耐，就用严正和征服的高昂声调打断演说家的谈话：
古代罗马人的坚毅和智慧的确天下闻名，但是你的讲话有违智慧的道理，我希望你的行动能表达出坚毅的气概。如同所有尘世的事物，罗马同样能感受到时机和命运的兴衰荣枯和变化无常，那些最高贵的世家都已迁移到东部，居住在君士坦丁的皇家城市。你们所剩余的实力和自由，长期以来为希腊人和法兰克人耗用殆尽。你还想见到罗马在古代的光荣、元老院的威严、骑士的锐气、军营的纪律和军团的英勇？你会在日耳曼共和国找到这些事例，罗马已经不是帝国，只剩下赤裸和孤单，帝国的装饰和德性同样发生迁徙，越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一个更值得拥有这个称呼的民族。他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保护，但是会要求你们的绝对服从。你的借口是我本人和从前的皇帝受到罗马人的邀请，说实话你用错了字眼，不是邀请而是恳求。查理曼和奥托将这个城市从国外和国内的暴君手里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已经长眠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获得的疆域就是你们得救应付的代价，就是在那块领土上面，还是让你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和终老于斯。我合法拥有继承权和所有权，谁敢将你们从我的手里夺走？难道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的手会因年龄的关系而变得衰弱无力吗？我被人打败了吗？我被人俘虏了吗？我的四周旌旗招展，难道不是围绕着战力强大和所向无敌的军队？你对你的主子强加许多条件，你要求我立下誓约：如果条件公平合理，誓约是毫无必要的废话；要是不能达成公正的要求，这种做法等于把我看成罪犯。难道你有资格怀疑我的公正？我的臣民当中最卑贱者都感受到我的大公无私。为了保卫卡皮托，谁说我不愿拔出我的宝剑？我就是用那把剑将丹麦的北部王国归还给罗马帝国的。我的赏赐如同滔滔不绝和自动自发的溪流，你竟然对我规定出数量和对象。我对耐心等待和建立功勋的人一定会慷慨解囊，而对那些言辞粗鲁和仗势强求者则一毛不拔。
无论是皇帝还是元老院都无法对领土和自由维持这样崇高的权利要求。腓特烈与教皇联合起来，对罗马人抱着猜疑的心理，继续向着梵蒂冈进军。从卡皮托的出击行动干扰到他的加冕典礼，如果日耳曼人的兵力和英勇在血腥的斗争中占有优势，那就不会为了安全起见扎营在这个城市前，而他们自称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过了大约12年以后，他围攻罗马，将一位伪教皇安置在圣彼得的座椅上面，12艘比萨战船在引导之下进入台伯河，但谈判的技巧和疾病的流行使元老院和人民获得拯救，腓特烈和他的继承人没有再度实施敌对的行动。教皇、十字军、伦巴第和日耳曼的独立使他们的统治极为辛劳，刻意寻求与罗马人的联盟。腓特烈二世将一面巨大的标志奉献给卡皮托，那是米兰的卡罗修旗。等到士瓦本皇室毁灭以后，他们被赶过阿尔卑斯山，最后举行的加冕典礼反而泄露出条顿恺撒的衰弱和贫穷。
在哈德良的统治之下，当帝国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大洋，从阿特拉斯山扩展到格兰扁山时，一位富于幻想的历史学家用描述早期的战争来娱乐罗马人。弗洛鲁斯说道：
这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我们的避暑胜地蒂伯尔和普拉内斯特成为敌对行动的目标，要在卡皮托立下誓言发起攻击；我们对阿里西安树丛的阴影产生戒心；我们夺取萨宾人和拉丁人的村庄，获得令人骄傲的胜利；甚至科里奥利获得一个头衔，对一个获得胜利的将领而言完全是名实相符。
他那些同时代的人物在对比了现在与过去的状况以后，他们的自负都能获得满足，也会为未来的发展感到谦卑。从预言得知，1000年后罗马的帝国将遭到掠夺，领土缩小到最初的范围，将在同一个地点重新发生类似的敌对行动，在那里曾经到处点缀着他们的别墅和庄园。台伯河两岸的邻近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圣彼得的产业，贵族会采取无法无天的独立行为加以侵占，很多城市完全照本宣科模仿都城的叛变和争执。罗马人在12和13世纪时，费尽力气不断要削弱或摧毁教会和元老院那些鸷悍的家臣，要是他们那种刚愎而自私的野心为教皇所利用，通常会与教会的武力结盟来鼓舞宗教的狂热。他们的战事如同最早期的执政官和独裁官，放下手中的犁然后执干戈以卫社稷，带着武器在卡皮托的山脚下面集结，从城门冲杀出去，抢割或烧毁邻居的庄稼，大家从事一场混战，经过15到20天的远征再返回家园。他们的围攻作战费时冗长毫无技术可言，一旦获得胜利就发泄猜忌和报复之类极其恶劣的激情。他们并不接纳英勇的敌手，反而趁着他们处于不幸的状况尽量加以践踏，身无长物的俘虏颈脖绑着绳索在乞求他们的宽恕，敌对城市的堡垒工事甚至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和拆除，居民分散到邻近的村庄。
当时的城市现在成为红衣主教府邸所在的位置，像是波尔图、奥斯蒂亚、阿尔巴努姆、图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以及蒂伯尔或蒂沃利，不断为罗马人狂暴的敌对行动所征服。这些城市当中，波尔图和奥斯蒂亚是控制台伯河的要点，仍旧防御空虚而且日益萧条，泛滥成灾和疾病丛生的河岸地区放养着成群的水牛，帕勒斯特里纳河流已经丧失通航和贸易的功能。山丘在秋季的炎热天气提供阴凉的避暑场所，和平的祝福带来满面的笑容。弗雷斯卡提从图斯库卢姆的废墟附近兴起，蒂伯尔或称蒂沃利重新建立城市的地位，名不见经传的市镇阿尔巴诺和帕勒斯特里纳，到处装点着罗马红衣主教和王侯贵族的庄园。
在进行各种毁灭工作时，罗马人的野心经常为邻近城市和他们的联盟所阻止或击退，第一次围攻蒂伯尔时，罗马人进入营地后还是被赶走；图斯库卢姆会战(1167 A.D.)和维泰博会战(1234 A.D.)，就两者的关系位置，可以拿最著名的战场特拉西梅诺和坎尼来做一比较。这些小规模战争的第一场会战中，3万罗马人被1000名日耳曼骑兵击败，腓特烈·巴巴罗萨派遣这支骑兵部队前来解救图斯库卢姆之围。如果我们算出被杀有3000人而被俘是2000人，这个资料不仅可信而且是持平之论。
过了68年以后，他们运用城市全部的兵力，进军对付位于教皇国的维泰博，这是很少见的联盟方式，条顿人的鹰鹫和圣彼得的钥匙这两种旗帜混合在一起，图卢兹的伯爵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指挥教皇的协防军。罗马人受到挫折，带来极大的羞辱和伤亡，但是英吉利的高级教士表现出朝圣者的虚荣之心，他把数量增加了几倍，说是有10万人参战，战场的损失高达3万人之巨。要是元老院的政策和军团的纪律随着卡皮托一同恢复，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将为第二次的征服提供最佳的机会，但是现代罗马人无论是军队还是战术都远低于那些邻近共和国的水平，就是战斗的精神和勇气也都难以为继，发生一些非正规的突击行动之后，全民处于冷漠状态，军事制度受到忽略，再加上可耻而危险地运用外国佣兵部队，使得他们那种热烈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
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园里早已存在而又生长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于圣彼得宝座的争夺是经由全民选举制度下的投票、收买和暴力进行的，罗马的圣殿为流出的鲜血所污染。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频繁发生的分裂活动给教会带来无穷的困扰。当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的时候，这种灾祸还只是短暂的局部现象，它的优点已经经过公正或民众偏爱的考验，失败的竞争者不可能长期干扰对手的胜利。等到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间法庭约束的这个原则建立以后，每次神圣教区的空位期，都可能将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论和战事。红衣主教、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主张非常模糊，只会引起争议。选择的自由被一个城市的动乱操控，这个城市不再有最高领导者，即使有也无人服从。在一位教皇逝世时，两个党派到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目和分量、时间的优先级、候选人的优点长处，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遥远的君王对教宗的宝座一直毕恭毕敬，从这些合法的偶像中无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动的始作俑者，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支持和他关系好的教皇来对抗怀有敌意的对手。每位竞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所施加的侮辱，这些敌人根本不畏惧良心的制裁，用金钱从他的拥护者那里买到支持，这些拥护者完全被野心和贪婪所控制。
亚历山大三世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格列高利十世当选之前，曾经出现长达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决心要防止未来再产生类似的滥权行为。他发布的谕令排除一些阻力后，正式成为教规，列入神圣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时间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礼，等待不在教廷的红衣主教到达。第10天每人带着一个仆从被关入一个普通的大厅，或者称为秘密会议室。这个厅堂没有墙壁和布幔加以隔间，必需的物品从一扇小窗送进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门户全部紧锁，由城市的行政官员把守，不容许他们与外面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选举没有在3天之内完成，原来丰盛的饮食会减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后只供应面包、水和酒。红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动用教会的岁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职权。选举人之间任何协议和承诺都正式宣布为无效。他们的忠诚要用庄严的誓言和正统教会的祈祷来加强，有些不易执行或更为苛刻的条款已经逐渐放松，但是禁闭的原则始终被严格执行，没有改变。他们还受到催促要考虑个人的健康和自由，尽快选出教皇。使用选票或无记名投票的改进办法，能够用仁慈和礼貌的丝质面纱，掩盖秘密会议的激烈竞争。
在推行这些制度以后，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他们正好处于粗野和不稳的自由所带来的狂热之中，对于失去珍贵无比的特权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恢复了奥托大帝的先例。在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后，罗马人民全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罢黜，继承人选出以后，经过全民的同意和欢呼加以批准。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项新的法规，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在两天行程之内，要是他经过3次召唤没有返回，这位公仆便会受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但是刘易斯忘记了他的实力很虚弱以及那个时代的偏见，只要超过日耳曼营区的影响范围，他这位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罗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来的人物，这位僭用教皇名号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饶，而红衣主教的权威也因这种时机不对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
要是教皇的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肆意践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不在教廷时，神圣的原则已经被罗马人遗忘，事实上他们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项规定，教皇也没有将常用的住处安置在这座城市和教区。关怀这样的教区远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来得重要，教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也会感到难堪：他的权威受到反对而个人处于险境。他们从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战争中，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法兰西友善的怀抱之中。在罗马动乱时他们基于审慎的考量，撤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以及邻近的城市，在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度过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贫时，就会用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召回，说圣彼得并没有将他的宝座安置在偏僻的村庄，应该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胁：罗马人要武装起来进军，去摧毁那些胆敢供应庇护所的地点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听命返回，沉重的债务和账单在迎接他们，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损失，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采购以及在宫廷服务的仆人和客卿的各项费用。经过短暂的和平或有力的统治以后，他们再度被新的动乱驱离，然后又被元老院专横或尊敬的邀请召回。在这些不时出现的撤退行动之中，梵蒂冈的流亡人士和难民很少离开都城过远或是过久。
但是在14世纪初叶，使徒的宝座似乎永远从台伯河畔搬到了罗讷河两岸，迁徙的原因在于卜尼法斯八世和法兰西国王的惨烈斗争。革出教门和停止教权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个政治团体的联合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击退，但是教皇尚未准备好要面对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胆加以运用。当教皇住在阿纳尼时，丝毫没有感到会有危险发生，他的宫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骑兵的突击，这些部队是诺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纳在暗中征召人马编成。前者是一位法兰西的大臣，后者是罗马高贵而怀有敌意家族的成员。红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纳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无畏的卜尼法斯独自一人没有保护，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议员，等待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外国的敌对分子诺加里特愿意执行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纳要发泄国内的私愤，教皇受到言语的侮辱和殴打，在遭囚禁的3天时间里，顽固的态度使他们大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出现奇特的拖延状况，使得教会的拥护者获得时间也增加勇气，把他从亵渎神圣的暴行中拯救出来。他那傲慢的心灵受到致命的伤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报复，竟然在罗马亡故。贪婪和骄纵这些引人注目的恶行使他死后的名声受到玷污，空有成为殉教者的勇气也无法让教会的斗士获得圣徒的荣誉。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代编年史的评论)，像狐狸一样篡夺，像狮子一样统治，像土狗一样死去。性格极其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仍然将菲利普邪恶的密使逐出教会，并且用令人战栗的诅咒加诸阿纳尼这个城市和居民，产生的后果在迷信者的眼中还可以看到。
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后，冗长的秘密会议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悬而不决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内，他们从反对者提名的3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布尔多总主教位列名单第一位，他是国王和国家势不两立的敌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从财富的呼唤和恩主的命令。这位恩主从迅速前来的信使处得到消息，选举教皇的权力已经操在自己的手里。条件在私下的会晤中谈妥，事情的处理过程快速又能隐秘，在秘密会议上一致通过克雷芒五世的当选。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命令，他召唤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相见，他们到达以后，很快就发现，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于喜爱和承诺，公开表明宁愿住在法兰西，他带着人数庞大的教廷经过普瓦图和加斯科尼，沿途顺路参观城市和修道院，并且耗损这些地方的钱财，最后终于在阿维尼翁停留下来(1309 A.D.)，从此这里繁荣70多年，成为罗马教皇的驻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阿维尼翁的位置四通八达，不仅海陆的联系方便，还兼有罗讷河航运之利，法兰西南部几个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让，建造新的宫殿供教皇和红衣主教居住，教会的财富很快吸引来了为奢华效力的艺术。他们已经拥有了邻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纳辛郡。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罗旺斯女伯爵，后来他们趁着她年轻和处境困难，用8万弗罗林金币的低廉价格，从她手里买下阿维尼翁的主权。处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保护之下，与一群顺从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荣和宁静，这是长期以来久违的福分。但是意大利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罗马处于孤寂和贫穷之中，后悔为了无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梵蒂冈。上帝之城的懊恼为时已晚，而且无济于事，等到年长的成员过世后，枢机主教团全是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极为厌恶和藐视，后来出现一系列法兰西籍的教皇，甚至还有行省的人士，他们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了最紧密的联系。
实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并日趋富足，正处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劳动逐渐发展为高雅和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的位置并没有占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产也谈不上丰饶，居民的习性因怠惰而自轻自贱，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们一厢情愿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认为臣民的贡金必须永远供养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难免受到朝圣客的鼓舞，他们不断前来参拜使徒的神龛。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是圣年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不下于教士的贡献。自从巴勒斯坦沦陷以后，那曾一度被当成礼物赐给十字军的“绝对的恩典”，虽然保留了下来却已经失去了运用的对象，教会最有价值的财富与公共的流通隔绝了长达8年之久。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调和野心和贪婪的罪恶，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来搜集和恢复百年祭的活动，这是罗马过去每个世纪结束时要盛大庆祝的节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试公众的轻信程度，他适时发表公开的布道演说，非常巧妙地散布一份报告，找出若干年迈的见证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信徒，要求在神圣的时刻获得“传统”的恩典。教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感觉到虔诚的群众都已焦急得无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证词说服，承认他们的要求极其正当。他向所有的正统基督徒宣读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这一年中或是在每个类似的时间段内，只要诚心朝拜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获得这份恩典。
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是从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后来是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王国，大批朝圣客挤满各地的公路。他们要在这趟劳累和花费不菲的旅程中，洗净他们的罪孽，从军事服役的危险中获得赦免。大家处于同样的心情，已经忘记了地位、性别、年龄或体能方面的差异。然而汹涌的人潮急着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难估算到来的朝圣客数量，更谈不上精确的数据，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样的力量会感染人，使人数被夸大。然而有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当时在协助有关礼仪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罗马每时每刻都有外乡人到来，数量从未低于20万人。另外有一位明了实情的人认为，那年外来的总人数是200万人。每个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献，就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里，来不及清点就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成堆的金银收集起来。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馆和客栈收费极为昂贵，由于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贪财的好客精神，面包、酒类、肉和鱼都能源源不绝地供应。在一个没有贸易或实业的城市，发了一笔横财后，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贪婪和羡慕，看到这个世纪还有遥远的一段时期，只有恳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实施。
和蔼的教皇顺从他们的心愿，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为罗马提供一点小小安慰，为了使得日期的变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实施时正式命名为摩西大赦年(1350 A.D.)。他的呼吁获得各方的响应，就人数、热情和慷慨而论，都不亚于最早的节庆。但是他们遭到战争、瘟疫和饥馑的三重灾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蛮的罗马人即使主教在场也不受管束，抢劫和杀害了不少外乡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减缩，变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于教皇的急躁，没有耐性等待，虽说第二种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岁完全一致。过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没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价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节庆，对罗马人而言也带来了欢乐和巨大的收获。就是哲学思潮带来的讪笑，对于教士的胜利和人民的愉悦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十一、罗马的贵族豪门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世仇宿怨
意大利在11世纪初期受到封建暴政的摧残，不论是君王还是人民都苦不堪言。人类天赋的权利受到为数众多的共和国的极力维护，很快将自由和统治从城市扩展到邻近的乡村。贵族的刀剑已被折断，奴隶获得解放，城堡全被拆除，开始接受并服从社会的习惯，他们的野心局限于获得城市的荣誉，即使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最自负的贵族体制下，每一位贵族人士也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罗马软弱而失序的政府无法胜任管束叛逆儿孙的职责，他们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都藐视行政官员的权威。现在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为夺取政府的主权而引起斗争：世家豪门靠武力保护个人的独立，府邸和城堡加强防备能力用来对付围攻，他们之间的私人争执仍在众多的家臣和部从之间进行着。在出身和感情方面，这些贵族对于他们的国家而言完全是外人。如果还有真正的罗马人这号人物，他就会拒绝承认这些傲慢的异乡人，因为这些异乡人瞧不起罗马市民的称号，非常狂妄地自称是统治罗马的皇亲国戚。
经历一连串阴暗无比的革命过程后，所有的家谱记录都已丧失，姓氏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血胤经由千百条渠道混杂起来。哥特人、伦巴第人、希腊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靠着皇家的赏赐或英勇的特权，拥有最丰厚的财富和产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希伯来的族人擢升到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的位阶，在这些悲惨的流亡者长期遭受监禁的历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利奥九世统治的时代，一位家世富有而且学识渊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受洗时有幸使用教父，也就是在位的教皇的名字。利奥九世的儿子彼得凭着热情和勇气，为格列高利七世的事业立下显赫的功绩。教皇把控制哈德良的陵墓(克雷森提乌斯塔楼)的工作，托付给最忠实的追随者，这个地点现在称为圣安吉洛城堡。父子俩都有众多的后裔，靠着高利贷累积的财富能与城市最高贵的家族分享，联姻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这位改信者的孙子靠着亲戚的力量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大多数的教士和人民都支持他的作为，他在梵蒂冈统治了几年的时间。圣伯纳德的辩才和英诺森二世的胜利，曾给阿那克勒图斯戴上“伪教皇”的标志，等到他败北和逝世以后，利奥的后代不再有显赫的人物，就是现代的贵族也没有人自夸源于犹太家族。
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列举罗马的家族，无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面临衰亡的命运，还是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相当的荣誉。弗朗吉帕尼家族是古老的执政官世系，因其在发生饥荒时与人分享面包的慷慨行为而声名远播。这种义行比起他们与盟友科西家族在城市划出很宽敞的地区供自己使用，然后用工事将这个区域围起来加以保护的行为更为光荣。看来萨维利家族应该出于萨宾人的血统，到现在还维持着最初的尊贵地位；已经式微的姓氏卡皮朱契，是最早把名字刻在钱币上的元老院议员；康提家族还保有西格尼亚伯爵的荣誉，但是产业已经失去；如果安尼巴尔第家族不认为自己是迦太基英雄的后代，那么不是过分无知就是非常谦虚。
但是在城市的这些贵族和王侯当中，或是位居其上的世家，我特别要提到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敌对的家族，他们的事迹是现代罗马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科隆纳的名字和纹章就语义学而言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题目，演说家和古文物学家并没有忽略图拉真石柱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或是基督遭受鞭刑的柱子以及在沙漠中引导以色列人前进的光柱。这个家族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公元1104年，证实这个姓氏的权势和古老，也说明它具有简单的意义。科隆纳对卡维的篡夺激怒了帕斯卡尔二世，使其不惜动武，但是他们在罗马的郊区合法据有扎加罗拉和科隆纳的世袭封地，后面这个镇也许装点了一些高耸的石柱，是一座庄园或庙宇的遗迹。他们同样拥有邻近城市图斯库卢姆的一半，足以使人相信他们是图斯库卢姆伯爵的后裔，这些伯爵在10世纪时是教皇辖区的暴君。根据他们自己和一般人的看法，这个家族最原始和遥远的源头来自莱茵河两岸，在700年的变革中，建立了显赫的功绩并且以富有知名于世。日耳曼的君主与一个高贵世系有真实或传闻的血缘关系，绝不会辱没皇室的身份。大约在13世纪末叶，家族的一个旁支最有权势，一位叔父和6个兄弟在军队和教会据有高位能够出人头地，其中之一的彼得被选为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乘着一辆凯旋式使用的战车进入卡皮托，虽然大家用恺撒的头衔向他欢呼，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尼古拉四世将约翰和斯蒂芬封为安科纳侯爵和罗马纳伯爵，这位恩主是如此偏爱科隆纳家族，后来在一张讽刺画中，绘出他被关在一根空心的柱子里。等到尼古拉四世过世以后，他们那种极其傲慢的举止触怒了怀恨在心的敌人。身为红衣主教的叔父和侄儿拒不承认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使得科隆纳有一段时间，同时受到他那世俗和宗教武力的压迫。教皇声称要组成一支十字军对付个人的仇敌，他们的财产被籍没，位于台伯河岸边的城堡遭到圣彼得的军队和敌对贵族的围攻，等到主要的抵抗中心帕勒斯特里纳(普拉内斯特)被摧毁以后，将整个区域用犁耕过一遍，表示永远成为禁建之地。6个兄弟受到贬黜、放逐和迫害之后，只能隐匿身份逃避危险，浪迹欧洲各地，始终没有放弃求援和复仇的希望。要想实现双重的希望，法兰西宫廷是最保险的避难所。他们推动并指导腓力的宏图大业，要是对被俘暴君的不幸和勇气怀着尊敬之心，那我应该赞扬这种胸襟宽阔的行为了。
罗马人民废除卜尼法斯八世的民政措施，恢复科隆纳的荣誉和产业，亡故教皇的同谋和继承人同意支付10万个弗罗林金币作为赔偿，从这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损失，从而能够估计他们拥有的财富。所有在宗教方面对他们的谴责和贬斥都为生性谨慎的教皇所禁止，这个家族的运道在经过一场短暂的风暴以后变得更为稳固。夏拉·科隆纳的胆识在于囚禁了卜尼法斯，以及很久以后为巴伐利亚的刘易斯加冕，皇帝出于感激，在他们的章纹上面给石柱戴上皇冠。整个家族成员就名声和功勋而论以斯蒂芬占首位，彼特拉克将他誉为当世无人相匹、放在古罗马时代亦毫不逊色的英雄人物。迫害和流放使他向各民族展示战争与和平的才能，陷于极其困苦的处境中，他不是一个令人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对象，面对危险更要以不忝所生为荣。有人向他询问：“现在你的堡垒在哪里？”他把手放在胸口回答说：“这里。”他在恢复昔日的繁荣以后仍旧保有原来的美德，直到他以衰老之年寿终正寝为止，斯蒂芬·科隆纳的祖先、本人和儿孙，使他在罗马共和国以及阿维尼翁的教廷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其二，乌尔西尼家族是从斯波莱托迁移过来的，在12世纪时，他们被称为乌尔苏斯的儿子，都是显赫的人物，仅知道其中之一之后成了这个家族的创始人。但是他们很快从罗马的贵族中脱颖而出，源于亲戚的数量众多而且作战勇敢、居住的城堡非常坚固、元老院和枢机主教团享有的荣誉，以及两位教皇切莱斯廷三世和尼古拉三世来自他们的家族和血胤。他们的财富来自早期大量任用亲戚所形成的族阀政治，圣彼得的产业被慷慨的切莱斯廷转让到受宠爱的亲人手中。尼古拉出于野心，同时也是为了家族，要让那些君王结盟，要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建立新的王国，把罗马元老院的永久职位授予这些族人。凡是能成就科隆纳家族伟大勋业的事物，同样可以增进乌尔西尼家族的荣誉。他们保持长远的世仇，一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在2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扰乱这个教会国家。争执的真正原因是彼此嫉妒对方的名声和权势，只不过为了容易区别，科隆纳家族采用吉贝林这个名字成为帝国党，乌尔西尼家族接受奎尔夫的称号要为教会的事业效力。他们相互敌对的旗帜上面绘着鹰和钥匙，虽然吵闹的起因和性质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被人遗忘。
在意大利，这两个党派的斗争却更为激烈。等到教皇退避到阿维尼翁以后，他们为了争夺这个处于空位期的共和国不惜动用武力，每年选出两位敌对元老院议员的妥协方案，不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使灾祸与不和一直延续下去。这座城市和整个区域因为他们的私仇而变得一片荒芜，交替获得胜利使得双方始终处于起伏不定的平衡态势。直到乌尔西尼家族最著名的保护者，遭到小斯蒂芬·科隆纳的袭击和杀害之前，双方还没有人丧生于刀剑之下。他的胜利受到违反协约的谴责，使人感到羞辱。他们在教堂的门口用暗杀的手段进行下流的报复，刺死无辜的男孩和两个仆人更是失策的行为。然而获胜的科隆纳与该年的同僚被宣布成为任职5年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彼特拉克的缪司在他的心中激起一个期许、一个希望和一个预言：生性慷慨的年轻人是他敬仰的英雄人物的儿子，会重建罗马和意大利，恢复昔日的光荣，相信他那正义之剑会歼灭狼、狮、蛇、熊之类的猛兽，它们一直想颠覆这根大理石“柱”永恒的基石。
就现代人的看法，彼特拉克(公元1304年6月19日—1374年7月19日)是一位意大利诗人，能够写出有关罗拉与爱情的作品。这位抒情诗之父运用和谐的图斯坎语音韵，受到意大利人的赞誉和崇拜，他的诗句甚或他的名字总是反复被人背诵，带着恋爱和燕好的激情，表现出狂热的理念。无论一个外地人具有何种个人的品位，他们那极其浅薄的知识令他们对一个有高深学养的民族没有任何意见，默默认同他们的鉴赏能力。然而，我却希望或设想意大利人不要拿他那冗长而单调的十四行诗和挽歌，与几位叙事诗的缪司迈越千古的作品相比，像是但丁极具创意的奔放豪情、塔索重视美学的风格内涵以及阿里奥斯托无穷无尽的华丽变幻。
这位情思有如泉涌的诗人所具备的优点，我至今缺乏欣赏的能力，形而上的激情也无法使我产生多么深厚的兴趣：歌颂的对象就如一个似幻非真的美女，她的存在与否让人怀疑。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瓜瓞绵绵的主妇，多情的郎君在沃克路斯泉的水边叹息和歌咏时，她却生下了11个合法的孩儿。但是在彼特拉克以及更为严肃的同代人眼里，他的爱情充满了罪恶，而意大利文的诗歌则是无聊的遣兴之作。那些拉丁文的作品像是哲学、诗篇和辩词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名声，很快从阿维尼翁传遍法兰西和意大利，每一座城市中，他的朋友和门生的数量都在倍增。而如果他那些连篇累牍的作品现在被长时期弃而不用，我们便一定会对他这个人发出感激的欢呼，就是出于他的教导和榜样，才重新恢复奥古斯都时代的精神和研究。
彼特拉克在年纪很轻时就渴望获得诗人的桂冠。有3个学院的最高学府已经为诗赋之学提供皇家硕士或博士学位，英格兰宫廷出于习俗而非虚荣所授予的桂冠诗人称号，最早是由日耳曼的恺撒创立。在古代的音乐竞赛中，得胜者可以获得奖赏，相信维吉尔和贺拉斯曾经在卡皮托神庙接受冠冕，激起吟游诗人一争高下的雄心。何况“桂冠”的发音与他的情人名字相近而更显得可人，这两者都因追求的困难重重而益增其价值；要是罗拉的懿德和才情毫无可议之处，更可以吹嘘获得诗歌女神的垂青。他爱慕虚荣但是并不矫情，所以才会赞扬自己的心血所获得的成就。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他的朋友都很活跃，有些人出于嫉妒或偏见，公开或暗中加以攻讦，他只能运用忍让的美德和巧妙的手段予以化解。彼特拉克在36岁那年完成了平生的夙愿，就在同一天之内，他在沃克路斯孤寂生活中，接到罗马元老院和巴黎大学相同的正式邀请。一所神学院的学术地位以及一座没落城市的粗俗无知，都没有资格对这样一位天才人物授予理想和不朽的花冠，他应该从公众和后人出于自发的赞誉中获得这项殊荣。这位候选人抛开令人烦恼的考量，虽然感到欣慰，但还是迟疑了一段时日之后，才愿意接受世界之都的召唤。
桂冠诗人的加冕典礼在卡皮托神庙举行(1341年4月8日)，由他的朋友兼赞助人、共和国的首席行政长官主持。12名穿着红色服装的贵族青年排成一列，6名来自显赫家族的代表，身穿绿袍、手执花环夹杂在队伍里面。在一群王侯和显要之中，元老安奎拉拉伯爵是科隆纳家族的成员，登上他的宝座。彼特拉克在传令官高声召唤之下站了起来，朗诵维吉尔的诗篇并三次宣誓要致力于罗马的繁荣兴旺，跪在宝座的前面接受元老的桂冠，以及金钱买不到的欢呼。大家齐声高喊：“这是才智之士应有的奖励：卡皮托神庙和诗人万岁!”他呈送一首推崇和赞誉罗马的十四行诗，显现出天才人物的感激之情，整个队伍在拜访过梵蒂冈之后，表彰文学的花环悬挂在圣彼得的神龛前。彼特拉克在卡皮托神庙中被授予文件和证书，桂冠诗人的头衔和特权中断1300年之后重新恢复。从此以后他可以戴桂冠、象牙冠或花冠，穿着诗人的服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文学的题材进行讲授、辩论、解说和写作，这些是他一辈子的权利。这项赏赐由掌权的元老院和人民批准，授予他市民的身份是为了回报他对罗马的敬爱。共和国赐予荣誉，一切做法都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他通过熟读西塞罗和李维的著作，吸收了一位古代爱国者的观点，运用充满热情的想象力，激发这些观点成为可以表达的情绪，再将这些情绪转变成主导行动的情操。
罗马七山的外观和宏伟的废墟更加肯定了这些鲜明的印象，他已经喜爱上了这个慷慨大方的国家，不仅授予他桂冠，还愿意接纳他这个外乡人。贫穷而又堕落的罗马激起感恩的宠儿气愤和怜悯之情，极力掩饰同胞所犯的过失，对于最后的英雄和贵妇用偏爱的态度高声表扬，沉醉在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希望之中，非常高兴能忘记目前的苦难。
罗马仍旧是世界合法的主子：教皇和皇帝还有那些主教和将领，放弃了他们拥有的地位和身份，饱尝羞辱后退往罗讷河和多瑙河。只要罗马能恢复原有的美德，共和国可以再度辩明自由和统治的权利。罗马人有奔放的热情和慑人的辩才，使得彼特拉克、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感到惊讶，这场革命运动一时之间显现出极其耀目的美景。下面的篇幅会提到护民官里恩齐的崛起和败亡，这个题目非常有趣而且史料丰富，爱国的吟游诗人灵感一动的作品，为佛罗伦萨，特别是罗马的历史学家们那些多产而又简单的叙述，平添了一股动人心弦的活力。
罗马城有一个区部仅仅住着工匠和犹太人，客栈老板和洗衣妇的结合生出未来的罗马救星。尼古拉·里恩齐·加布里尼从父母那里不可能继承到地位和财产，但是他们费尽心血让他获得良好的教育，却是他后来飞黄腾达和英年早逝的缘由。他研究历史学和辩论术，熟读西塞罗、塞涅卡、李维、恺撒和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著作，使得这个年轻的平民能从同侪和当代人物中脱颖而出。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古代的手卷和雕塑，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他的知识，经常会气愤地大声喊叫：“这些罗马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德行、正义和权力在何处？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幸福的时代？”等到共和国派出由三个阶级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阿维尼翁教廷时，里恩齐的锐气和辩才使他在13位平民代表中占据了一个名额。这位演说家有幸对着教皇克雷芒六世高谈阔论，也能与彼特拉克推心置腹。他那满怀希望的未来受到解职和贫穷的打击，爱国者落到只有一件外衣和接受医院救济的地步。获得伯乐的垂爱使他脱离悲惨的处境，使徒的公证人这个职位每天可以获得5个弗罗林金币的薪俸，以及更为体面和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在罪恶横行的社会里，从言语和行动上凸显个人的正直廉洁。
里恩齐的辩才敏捷，深具说服的能力，大多数人总是带着嫉妒之心对他大肆指责。失去一个兄弟而凶手获得赦免使他深受刺激，对于公众的苦难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加以夸大。建立文明社会要靠和平与正义的福祉，现在都已被驱出罗马。猜忌的市民能够忍受个人的冤屈或金钱的损失，却无法忍受妻子和女儿受到凌辱。他们傲慢的贵族和腐败的官员的双重压迫，朱庇特的狮子与牛鬼蛇神的唯一差别，在于一者滥用武力，一者滥用法律。这类寓言式的象征被里恩齐以各种不同的图画来表现，拿到街道和教堂去展览。当群众带着惊奇的神色观看时，无所畏惧和早有准备的演说家，立即对他们解说画中的含意，指出讽刺的对象，激起大家的热情，提出在遥远的未来获得幸福和得救的希望。
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罗马的特权始终是他谈论的主题，就是说这座城市对于君王和行省拥有永恒的主权，奴役制度的成果到他的手里成为自由的号召和诱因。那份赋予韦斯巴芗皇帝最大特权的刻在铜板上面的元老院敕令，还保存在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唱诗班的位置。皇帝邀请大批贵族和平民前来听他的政治演说，为了接待他们，刻意修建一座交通方便的剧院。这位公证人穿着一套华丽而又故作神秘的服装，用译本和注释对铜板的铭文进行解释，热情洋溢地描述古代光荣的事迹，元老院和人民是一切合法权利的来源。怠惰而又无知的贵族根本不能理解这类演说所要表达的深意，他们有时会对这位平民改革者恶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他经常得到允许到科隆纳的府邸，用一些不经之谈或命理占卜来娱乐听众。这位现代的布鲁图斯为了掩饰自己，不惜使用装疯卖傻和插科打诨的手段。在贵族纵情表示轻视时，人民却把他那恢复昔日美好社会架构的说法，当成极为向往、可能发生和即将来临的大事。所有的市民都对这位救星大声欢呼，其中还有一些人鼓起勇气追随拥护。
一份预言贴在圣乔治教堂的门口，就像是一篇布道讲词，是他的计划首次公之于众的证据。阿芬丁山100名市民的夜间集会，是实行计划的第一步。在宣读保密和互助的誓词之后，他向同谋说明冒险行动的重要性而且保证必定会成功。那些一盘散沙的贵族根本拿不出办法，他们只会担心虚有其表的实力。所有的力量和权利都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使徒会所”的岁入可以用来解救公众的苦难，教皇本人也对他们击败政府和自由的共同敌人表示赞同。等到安排忠诚的队伍保护首次的演说之后，他通过号角的声音向全城宣布，所有人员在第二天的晚上不要携带武器，到圣安吉洛教堂前面集合，以完成恢复美好的社会架构的各项准备。整夜都沉浸在奉献给圣灵的30场弥撒的欢庆之中。
到了第二天早晨(公元1347年5月20日)，里恩齐全副披挂，没戴帽子，在100名同谋的簇拥下走出教堂。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仅是一名主教，同意参加这个特殊的盛典，走在他的右边陪同前进。三面大旗高高举起作为起义的象征：第一面是自由之旗，罗马坐在两头雄狮的上面，一手拿着棕榈枝另一手握着地球；第二面是正义之旗，上面绘着手执宝剑的圣保罗；第三面旗帜则是圣彼得手里拿着平等与和谐的钥匙。里恩齐为眼前不计其数的人群发出的欢呼声所鼓舞，他们虽然不了解状况却抱着无穷的希望，浩大的队伍开始缓慢移动，由圣安吉洛教堂向着卡皮托进发。胜利的喜悦受到暗中某些情绪的骚扰，他只有极力压制下去。他在一路攀登共和国这个要塞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这使他深具信心。他在阳台对着人民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展开的行动和制定的法律能获得最捧场的认同。那些贵族像是失去有力的双臂和思考的头脑，带着不敢置信的惊愕神色观看这场奇特的革命。
举事的时机选得非常正确，态度强硬的斯蒂芬·科隆纳刚好不在城内。他一听到风声就赶回府邸，装出对这场平民暴乱不以为意的样子，并且向里恩齐派来的信使轻描淡写地提到，等他哪天空闲无事，就会把这个疯子从卡皮托神庙的窗子里扔出去。突然之间大钟响起警报之声，暴乱的浪潮是如此的汹涌，巨大的危险迫在眉睫。科隆纳在仓促中逃往圣劳伦斯的郊区，经过片刻的休息之后继续匆忙的行程，直到安全抵达帕勒斯特里纳的城堡，对自己的处置不当感到悔恨，没有在酿成燎原大火之前先将它扑灭。卡皮托发出全面而专断的命令，要求所有贵族和平撤回自己的府邸。他们听命离去，确保罗马自由且顺从的人民得以享有安静的生活。
然而像这样自愿顺从和最早出现的狂热情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里恩齐认为一种正常的形式和一个合法的头衔，可以使篡夺的过程合于正义的要求。按照他自己的看法，罗马人民为了表示追随的诚意以及对他权威的服从，会毫不吝啬地把元老院议员或执政官、国王或皇帝的称号加在他的头上。他倒是愿意接受更为古老和谦恭的护民官职位，这个神圣的职务主要是保护平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职务从来不曾被赋予任何共和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罗马人民的同意，这位护民官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法令，有助于恢复和维持美好的社会架构。第一项法令使得生性诚实和缺乏经验的人满足了他们的意愿，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不得超过15天。当时经常出现的伪证危及公正的审判，因而宣布应对诬告者处以按照假证词对被告所判处的量刑同等的惩罚。混乱的时代逼得立法者对杀人犯处以死刑，同时用相等的报复处罚伤害罪，但是在他废除贵族的暴政之前，要想达成公平公正的施政要求是毫无希望的事。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最高行政官员，任何人不得据有或控制国家的城门、桥梁或塔楼；任何私人守备部队不得进入罗马领域之内的市镇或城堡；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或者擅自将房屋改造成工事；贵族有责任维护公路的安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运输；窝藏罪犯和强盗将被处以1000个银马克的罚锾。要不是那些目无法纪的贵族对当局的制裁力量怀有畏惧之心，一切法律规定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卡皮托神庙突然发出警报的钟声，仍旧可以召集2万名志愿军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然而要真正保住护民官和他的法令，需要一支常备的正规军。每个港口的岸边整备一艘船只，用来维护商业和贸易的安全，一支常备民兵部队拥有360名骑兵和1300名步卒，已经在城市的13区部完成征召，发给服装和薪饷。通过每个为国捐躯的士兵的继承人都可以得到100个弗罗林或英镑的优厚抚恤来看，倒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共和国的精神。
里恩齐为了支付国家的防务、建立粮仓以及救济孤儿寡妇和贫穷的修女，根本不畏惧从事亵渎神圣的行为，竟然动用“使徒会所”的收入：主要的三项是炉捐、盐税和关税，每年每项的收入都在10万个弗罗林左右，采用他所主张的明智办法，不过四五个月的工夫盐税就可以增加3倍，可见原来的贪渎是何等的惊人。重建共和国的军备和财政以后，护民官召回处于自主状况而又孤独无依的贵族，要求他们亲自前来卡皮托神庙，对新政府宣誓效忠，遵守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王侯和贵族考虑到自身的安全，同时更要顾虑在拒绝以后可能会产生的危险，都穿着简朴的平民服装返回在罗马的住处。科隆纳、乌尔西尼、萨维利和弗朗吉帕尼这些显赫的家族，都在一个平民的法庭前感到不知所措。这个人在过去像小丑那样受到他们的嘲笑，现在则要极力掩饰那按捺不住的愤怒情绪，在大家的眼中显得更为羞辱可耻。
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像是教士、乡绅、法官、律师、商人和工匠，相继宣读同样的誓词，宣誓人的地位逐渐向下延伸，然而表现的诚意和热情更为高昂激烈。他们誓与共和国和教会同生死共存亡，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主教虽然只是给予名义上的协助，但经过他巧妙的运作，将他们的利益与护民官的职务紧密结合在一起。里恩齐过分吹嘘，竟然说他从背叛的贵族政体手中拯救了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克雷芒六世对于贵族的垮台极为高兴，假装相信这位可靠仆从的说法，为他的胜利大声喝彩，认可他自封的头衔。护民官对纯真的信念保持衷心的关怀，因而使他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鼓舞。他暗示曾经从圣灵那里接受超自然的使命；强制信徒每年要忏悔和领圣餐，否则处以高额的罚金；严格保卫忠诚的人民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福利。
自古以来，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心灵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成效，能如护民官里恩齐在罗马进行急速而又短暂的改革般令人印象深刻。一群强盗经过改造，成为守纪律的士兵或僧侣；他的法庭耐心听取控诉，迅速补救匡失，严厉惩罚罪行，成为穷人和外乡人经常进出的场所；无论是家世、地位或教会的豁免，都无法使罪犯和同谋逍遥法外。罗马城那些不容执法人员进入的特权家族和私人圣所，全都被取缔和废除，他还把这些地方原来用以设防的木料和铁器拆除，全部用以建设卡皮托，使之成为坚固的城防工事。科隆纳家族可敬的族长只能留在府邸里面，想对罪犯施予援手却无能为力，更是加倍感到丧失颜面。载运一篓油的骡子在卡普拉尼卡附近被偷走，乌尔西尼家族的领主对道路的安全疏忽守备，不仅要赔偿损失，还要处以400弗罗林的罚锾。贵族的人身安全比起他们的田地房产，并不显得更神圣不可侵犯。
无论伤害行为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对于敌对党派的头目都一视同仁，将他们绳之以法。彼得·阿加佩特·科隆纳是罗马元老院议员，因伤害他人或背负债务而在大街被捕；马丁·乌尔西尼的处决虽然延误，但还是使正义得以伸张。他在台伯河口抢劫一艘失事的船只，此外还犯下许多罪无可恕的暴行。他那显赫的名声、两位任红衣主教的伯父、新近结婚和患有重病，坚定的护民官对这些情况根本不加考虑，决心要拿他来杀一儆百。执法人员将他从府邸的新房里抓走，审判简捷明快令人激赏，卡皮托的钟声召集市民。乌尔西尼被剥去斗篷跪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听取死刑判决，经过简短的临终忏悔之后，就被送上绞架。有了这样一个判决的先例，自觉有罪的人员不再存有获得赦免的侥幸心理，于是那些歹徒恶棍、目无法纪和游手好闲的人员赶快逃走，罗马城和邻近地区很快成为一片净土。在这个时候(历史学家的说法)，人们为森林不再有强盗盘踞而感到庆幸，耕牛开始犁田种地，朝圣者前来参拜圣所，道路和客栈都挤满旅客，贸易、富足和信用重新回到市场中，就是一袋金币丢在公路上也不会有丧失的危险。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保障之后，勤劳的工作和报酬的支付自然会随之恢复，罗马仍旧是基督教世界的都城，那些在他的政府庇护之下享受到好处的外乡人，将护民官显赫的名声和光荣的事迹传播到每个国家。
国家获得解救，使得里恩齐激起更为庞大或虚幻的想法，要与意大利合并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罗马自然是古老而合法的首领，其他自由的城市和各地的诸侯则是成员和同志。他的文采并不亚于他的辩才，他发出无数的信函交给快捷而可靠的信差，信差手里执着白色的棍棒步行穿越森林和高山，即使在怀有很深敌意的城邦，也能享有使节神圣的安全保障。不论是出于讨好还是确有其事，他们报告说经过的大道两旁跪着成排的群众，恳求上天保佑他们的使命圆满达成。要是感情能听命于理智，个人利益能屈从于公众福祉，那么最高护民官和意大利联邦真的可能弥合内部的争执，用阿尔卑斯山作为抗拒北方蛮族的屏障。但是一帆风顺的时节转瞬而过，如果威尼斯、佛罗伦萨、西恩纳、佩鲁贾和很多等级较低的城市，愿意为美好社会架构奉献生命和财产，那么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暴君，必然会藐视或憎恨一个创造自由体制的平民。
不管怎么说，护民官还是从他们那里及意大利其他地方，获得友好和尊敬的回答，接着这些诸侯以及共和国就派来使臣。在国外来客聚集的状况下，无论是举行欢宴还是商谈正事的场合，出身寒微的公证人都表现出大家所熟悉的王者风范。在他统治之下发生最光彩的事件，就是匈牙利的刘易斯国王向他提出诉讼，指控那不勒斯的珍妮女王，使用谋逆的手段将自己的丈夫绞死，死者就是他的弟弟。为判别她是否有罪，罗马举行了一次正式审判，但是在听取律师的申诉以后，护民官对这个影响重大而且引起反感的案件裁定延期处理，接着这案件很快就被匈牙利人运用武力加以解决。在阿尔卑斯山的北部特别是阿维尼翁，这次革命成为大家好奇和争论的话题，引起普遍的欢呼。彼特拉克曾经是里恩齐亲密的友人和暗中的顾问，他的作品充满热爱国家和乡土的激情和欢乐，所有对于教皇的尊敬和科隆纳的感激，全部消失在一个罗马市民的无上职责之中。卡皮托神庙的桂冠诗人，对于共和国长治久安和日进有功的伟大前途，怀抱着最崇高的希望，不仅支持这位英雄人物的行动而且对他备加赞誉，同时也表达忧虑的事项和个人的看法。
彼特拉克正沉醉在预言的幻想当中，罗马的英雄已从名声和权力的顶峰迅速滑落。人民曾经带着惊愕的眼光，看着这颗明亮的流星从地平面升起，现在开始注意到它那毫无规则的运行轨迹，以及忽明忽暗的光度变化。里恩齐的辩才胜于智慧，进取而无决断，空有不世的才华，缺乏冷静和克制的理性加以均衡，把希望和恐惧的目标凭空放大了10倍。他并非靠着谨慎的言行才登上宝座，当然不会改善这方面的缺失来巩固既得利益。在光辉耀目的成功过程之中，他的美德不知不觉染上四周的罪恶：残暴混入他的公正，挥霍渗进他的慷慨，幼稚和夸耀的虚荣融入他那好名的欲望。他应该非常清楚，古代的护民官在公众的眼里强势而又神圣，但是个人的举止、服装和外表与一般平民毫无差别，他们通常是步行进城，只有一个传令或差役协助处理职务有关的事项。
格拉古兄弟要是读到这位继承人响亮的称号和头衔，就会皱着眉头或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严明而仁慈的尼古拉，罗马的解救者，意大利的保卫者，人类、自由、和平与正义的朋友，护民官奥古斯都。”里恩齐拿戏剧性的盛大场面来为革命做准备，竟然生活在奢侈和傲慢之中，滥用政治的原则：对群众讲话要看着他们的眼睛，更要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他天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后来因为饮食不知节制变得过度肥胖；身为行政官员要摆出庄重和严厉的神色，倒是能够改正动辄大笑的习惯。他在公开场合的服饰都很讲究，穿着一袭杂色天鹅绒或绸缎的长袍，有皮毛的衬里和金线的绣花；手里拿着正义的标杆，这是一根纯钢制成的极为光亮的权杖，顶上镶着一个圆球以及黄金的十字架，里面包着神圣的“真十字架”的碎片。他排出民事和宗教的队伍在城市里行进，总是骑着一匹象征皇权的白色骏马，共和国的巨大旗帜在他的头顶飘扬，上面绘着太阳和一圈星星以及口衔橄榄枝的鸽子。大把的金币和银币撒向群众，50名手执长戟的卫士维护在他的四周，一队骑兵走在前面开道，他们使用的大鼓和喇叭都是用纯银制成。
里恩齐的野心是要获得骑士的位阶，等于暴露出了他家世的寒微，也贬低他的职务的重要性。这位骑士护民官抛弃平民而接纳贵族，但贵族和平民对他同样感到厌恶。所有尚存的财富、奢侈品或艺术品，全部在那庄严的一天中消耗殆尽(公元1347年8月1日)。里恩齐率领游行队伍从卡皮托神庙前往拉特兰大教堂，漫长的路途中有各种华丽的装饰和表演的节目消除烦闷的情绪，神职执事、文职官员和军队官兵都在各自的旗帜下行进，里恩齐的妻子由大群罗马妇女陪同。意大利各地派来的使臣看到这个新奇的热闹场面，不是高声称赞就是私下讪笑。当队伍在晚上到达君士坦丁的教堂和宫殿以后，他在道谢之余便解散人数众多的集会，邀请大家在第二天来参加盛大的庆典。他从一位年高德劭的骑士手里接受圣灵的骑士团勋位，净身和斋戒都是先期奉行的仪式。
在里恩齐的一生之中从未遭到如此严重的谴责和非难，他竟然亵渎神圣，胆敢使用那个西尔维斯特教皇曾用来治愈君士坦丁麻风病(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传说)的斑岩水罐。护民官用同样僭越的举动，在洗礼所这个神圣的区域之内到处观望并且当作休憩之处，礼仪使用的御床垮掉，被解释为即将败亡的预兆。等到开始做礼拜时，他穿起紫色长袍佩上宝剑，脚上是闪闪发光的马刺，表现出威严的姿态会见再度聚集的群众。但是，他的轻浮和倨傲使神圣的仪式为之中断。里恩齐从宝座上站起来，走近参加礼拜的会众，高声宣布：
我们要召唤克雷芒教皇到法庭来，命令他留在罗马教区。我们也要召唤神圣的枢机主教团。我们要再度召唤那两个冒充者——波希米亚的查理和巴伐利亚的刘易斯，他们竟敢自称为皇帝。同样，我还要召唤日耳曼所有的选侯，让他们告诉我们，以什么借口来篡夺罗马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帝国古老和合法的统治者。
他拔出尚未沾染人血的宝剑，向着世界的3个方位挥舞3次，同时三度大言不惭地高声喊叫：“这些很快也是我的!”教皇的代表奥尔维耶托主教想要阻止他这种愚蠢的举动，过于微弱的规劝声音被军乐所压制。奥尔维耶托主教并没有退出会场，而是坐在过去为至高无上教皇所保留的餐桌旁，同意与他的护民官兄弟一起进食。为罗马人准备的这一次宴会，过去只有恺撒能够举办。拉特兰教堂的大厅、廊道和庭院，全部摆满数不清的餐桌供各阶层的男女使用，葡萄酒像一道溪流般从君士坦丁的铜马鼻孔中喷出来，除了饮水不够喝以外没有听到其他的抱怨，群众受到纪律和恐惧的约束倒是不敢胡作非为。此后的一天被指定为里恩齐加冕的日子，七顶由不同叶片或金属制成的皇冠，由罗马地位最显赫的教士依次戴在他的头上，象征着圣灵的七项恩典，然而他现在仍旧声称要效法古代护民官的榜样。这种极其壮观的场面可能会蒙骗或讨好民众，他们的虚荣心随着首领的自我炫耀获得满足，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很快背离节俭和克制的严格标准。那些曾对贵族的富丽堂皇感到惊愕的平民，现在看到同侪的奢侈腐化真是痛心疾首。他的妻子、儿子和叔父(一个如假包换的理发匠)粗俗的举止和皇家的挥霍形成强烈的对比，里恩齐没有获得国王的威严却感染了国王的恶习。
一个市民带着怜悯甚或愉悦的表情，描述罗马的贵族所受的羞辱：“他们光着头双手抱胸，站在护民官的面前，眼睛垂视地上，全身颤抖，面无人色，啊!上帝!他们多害怕啊!”只要里恩齐对他们采取各种限制，合乎正义而且是为了国家，即使他的傲慢和利益激起贵族的痛恨，良心还是会逼得他们尊敬这个人，然而过度的行为就会带来藐视，更为增长恨意，同时发现他已经不再受到公众根深蒂固的信赖，这使他们产生可以推翻这种权力的希望。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这两个家族面临共同的羞辱，只有将古老的世仇宿怨放下，他们有一致的意愿要进行联合的行动。一名刺客被捕受到刑求供出主使的贵族，里恩齐像暴君一样产生猜疑的心理，运用残酷的手段，很快就自食恶果。他在同一天假借各种借口，邀请最重要的仇敌到卡皮托，其中乌尔西尼家族有5位成员而科隆纳家族有3位。他们发现没有召开会议或是举行欢宴，反而成为专制或正义之剑的阶下囚，无论是自觉无辜还是深感有罪，他们同样忧虑面临的危险。
人民在钟声的召唤下聚集起来，那些贵族们被指控密谋活动要杀害护民官，虽然其中有几位陷入不幸的处境会引起同情，但是没有人伸出援手或是说句公道话，来拯救这些即将判罪的贵族。他们面临绝望的关头，只有表面装出勇敢的神色，在分开囚禁的小室中度过无眠和痛苦的夜晚。德高望重的英雄人物斯蒂芬·科隆纳敲打着房门，要求警卫尽快将他处死，免得在可耻的奴役生活中苟延残喘。到了早晨，他们听到告解的神父来访和钟声响起，明了即将宣布判决。卡皮托的大厅装饰着红色和白色的帷幕，血腥的场面看起来一股肃杀之气，护民官的面容阴沉而凶狠，刽子手的长剑已经出鞘，贵族临死前的讲话被号角的声音打断。
在面临决定性命运的时刻，里恩齐看起来与这些犯人同样紧张和忧虑：光辉耀目的世家门第、势力强大的幸存亲属、轻浮易变的罗马人民以及西方世界的无情指责，都使他感到畏惧。这种鲁莽的行动已经带来致命的伤害，他还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他要是能宽大为怀，也会受到同等的对待。他发表精心推敲的演说，像仁慈的基督徒和恳求者，身为人民推选出来的非常谦卑的行政首长，他乞求国家的主人要原谅这些身为贵族的罪犯，愿意用忠诚和职权立下誓言，一定会让他们悔改继续为国服务。护民官说道：“要是罗马人本着仁慈的精神赦免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愿提出承诺，用生命和财产来支持这美好的社会架构？”贵族为他那不可思议的宽恕作风感到惊奇不已，全都俯首认罪，当他们虔诚地复诵忠诚誓词时，内心可能更加坚定了报仇雪耻的意念。一位教士以人民的名义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就与护民官一起接受领圣体仪式，举行宴会协助招待来客，跟随游行队伍参加各种活动。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表现出和解复交的各种迹象以后，他们带着新的职位和头衔，像是将领、执政官和大公，安全离开，回到各自的家里。
他们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危险而不是获得释放的喜悦，因此拖了几个星期没有动手，直到最有势力的乌尔西尼家族与科隆纳家族从城中逃出，在马里诺升起反叛的旗帜，很快修复城堡的防御工事，家臣都来追随他们的领主，亡命之徒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官员。从马里诺到罗马的城门，所有的牛羊、牲口、作物和葡萄园全部被搜刮一空或彻底破坏。人民指控里恩齐是灾祸的始作俑者，他的政府竟然教导他们要忘记有这回事。里恩齐在军营中没有像在讲坛那样发挥他的才能，一直忽略反叛的贵族发展的状况，到后来才知道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城堡的守备森严。他并没有从李维的著作中习得将领的本领甚或勇气，率领一支2万名罗马人的军队围攻马里诺，没有获得丝毫的成效和荣誉就班师回朝。他的报复行动以绘出敌人垂头丧气的样子而感到满足，同时以两条淹死的狗(至少也应该是熊)来代表乌尔西尼家族的成员。贵族认定他没有领导统御的能力，何况还受到暗中拥护者的请求，于是扩大作战的行动。他们以4000名步卒和1600名骑兵发起攻击，要凭着军队的实力或奇袭的手段进入罗马(公元1347年11月20日)。
城市完成迎击的准备，警钟整夜响个不停，城门受到严密的守备，为了表示对敌人的轻视而打开。他们举棋不定，最后发出撤退的信号，两个在最前面的单位已经越过城墙，发现能够不受阻挡地进入通路，使得在后卫的贵族不顾一切要发挥奋勇向前的精神。经过一场混战之后，他们被罗马群众击溃，遭到毫不留情的屠杀。小斯蒂芬·科隆纳在此役阵亡，他的贵族风范被彼特拉克誉为意大利维新的主导人物。先于或在他之后过世的亲人，还有他的儿子约翰这个勇敢的青年，他的弟弟彼得对没有留在教会，享受安逸而崇高的地位一定会感到遗憾，一位有合法身份的侄儿和科隆纳家族的两个私生子，加上那位年迈的族长使家族的希望和产业得以幸存，现在为之哀悼的父亲受到这个痛苦的打击也随之而去。对于这7个人，里恩齐把他们称为奉献给圣灵的7个冠冕。圣马丁和教皇卜尼法斯的显灵和预言，护民官用它来激励部队，至少在追击之中他能展现出一位英雄人物的气势，但他忘记了古老罗马人的原则，那就是他们痛恨在内战获胜以后举行凯旋式。
征服者登上卡皮托，将他的皇冠和权杖存放在祭坛上面，带着几分事实大肆吹嘘：对于教皇或皇帝都不敢动一根寒毛的家族，他已经割下了他们的一只耳朵。他那卑劣和难以平息的报复心理，使他拒绝让死者获得体面的葬礼，甚至威胁要将科隆纳成员的遗体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悬尸示众，最后还是他们家族那些出家的修女暗中将他们埋葬。人民同情他们的悲痛并且为自己的狂怒而感到悔恨，对于里恩齐极不得体的欢欣感到厌恶。他带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去巡视这些显赫的牺牲者丧生的地点，就在这个重要的地点他将武士的勋位颁赠给自己的儿子。典礼随着卫队的骑士每人给予轻微的一击而完成，并且在一个水池进行荒谬和残酷的净身，这里仍旧为大公流出的鲜血所污染。
短暂的延迟原本可以拯救科隆纳家族，短短的一个月工夫，里恩齐就从凯旋落到被放逐的地步。他在胜利的骄傲之中丧失了原先还能保留的公德之心，然而并没有获得军事方面卓越的名声，城市出现自由扩展而又极其活跃的反对势力。等到护民官在公民大会提出新的税法和制定佩鲁贾的政府组织时，39个成员投票反对他的措施，还能击退叛逆和贪污带来危害的指控。在他们有力的排斥之下，他了解到目前的状况，即使群众继续支持他的事业，他也已经被最受尊敬的市民所否决。教皇和枢机主教团从来没有被他似是而非的表白所迷惑，现在正好被他那倨傲无礼的言行所触犯。一位红衣主教担任派往意大利的特使，经过毫无结果的商议以及两次当面晤谈以后，用严词谴责的方式发布教皇的谕令，将护民官革出教门并且罢黜他的职位，烙上叛逆、亵渎和异端的罪名。幸存的罗马贵族现在都很谦恭，表达出忠诚的意念，基于利益和报复，他们提出保证要为教会服务，但是过去目睹科隆纳家族的下场，让他们把革命的危险和光荣丢给一群普通身份的亡命之徒。
约翰·丕平是米诺比诺伯爵，拥有的领地位于那不勒斯王国之内，因为他的罪行或富有而受到永久监禁的判决。彼特拉克为了解救他，等于为自己的朋友带来了间接性的毁灭。米诺比诺伯爵率领150名士兵，受到引导进入罗马，设栅防守科隆纳家族控制的区域，发现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冒险行动竟能轻易达成。从发布第一次的警报开始，卡皮托的钟声一直响个不停。但是没有人回应这个熟悉的信号，人民保持沉默毫无动静，胆怯的里恩齐用叹息和眼泪哀悼他们的忘恩负义，只有放弃共和国的政权和宫殿(公元1347年12月15日)。
丕平伯爵无须拔出他的宝剑就恢复了贵族政体和教会的权势，要选出3位负责统治的元老，教皇的特使据有最高位阶，从敌对的科隆纳和乌尔西尼家族选出两位同僚。护民官制定的法案全部废除，并挂出悬赏，谁能取得他的人头，就能拿到一大笔赏金。然而他的名声仍旧使人畏惧，贵族还是犹豫不决达3天之久，直到他们自信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里恩齐留在圣安吉洛城堡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经过一番努力，想要恢复罗马人的拥护和勇气，直到完全无效后，他非常平静地从那里撤离。自由和帝国的美好展望已化为乌有，在安宁和秩序的抚慰之下，他们的锐气已经丧失，完全屈从于奴性。有关这点倒是很少有人提到：新上任的元老从罗马教廷得到他们的权限，4位红衣主教被授予专制力量来改进共和国模式。贵族之间相互憎恶却又藐视平民，爆发血腥的世仇宿怨再度使罗马纷争四起，那些充满敌意的堡垒，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重新建立以后又遭到摧毁。
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提到爱好和平的市民，就像被劫掠的恶狼所吞食的羊群，但是当他们的傲慢和贪婪耗尽罗马人的耐性，圣母玛利亚慈悲为怀的社会就会保护共和国或者为他们报仇雪耻。卡皮托的钟声再度响起，全副武装的贵族在手无寸铁的群众面前颤抖不已，提起这两位元老，科隆纳从皇宫的窗户逃走，乌尔西尼被石块击毙在祭坛的前面。护民官这个高危职位，陆续为塞罗尼和巴隆塞利这两个平民所据有。塞罗尼的性格温和，并不适合那个时代，经过一阵软弱无力的奋斗以后，带着良好的名声和足够的财富退休去过舒适的农村生活；而巴隆塞利虽然欠缺辩才和天赋，但出众之处在于决断的精神，他说话的语气像爱国人士，却向着暴君的路途迈进，任何人只要引起他的怀疑就会受到死刑的判决，残酷的行为使他获得死亡的报酬。公众面临不断的灾难，里恩齐的过错已被人遗忘，罗马人渴望美好社会架构的和平与繁荣。
在被放逐7年以后，第一位解救者再度光复他的国家。他装扮成僧侣或朝圣客逃离圣安吉洛城堡，在那不勒斯，恳求匈牙利国王伸出友谊之手，激起每一个大胆冒险家的远大抱负，与大赦年的朝圣客一起混迹于罗马，藏身在亚平宁山的隐士间，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波希米亚的城市之间四处漫游。他本人已经不知所终，却仍旧威名远震，焦急的阿维尼翁教廷不仅认同而且夸大他的功勋。皇帝查理四世接见一名陌生人，他坦承自己是共和国的护民官，用爱国者的口才和预言家的眼光，谈起暴政的败亡和圣灵的王国，使参加会议的使臣和王侯都大感惊奇。无论将希望寄托于何处，里恩齐发现自己始终还是一名囚犯，支持一个独立而尊贵的人物成为他唯一的选择，至高无上的教宗对他发出不可抗拒的召唤。彼特拉克看到朋友这种毫无价值的行动，宗教的狂热开始冷却下来，一直等到他吃尽苦头并再度现身以后，狂热才又开始死灰复燃。他口不择言地抱怨那个时代的状况，提到罗马的救星被皇帝拯救却送到主教的手里。里恩齐在安全的监护之下被很缓慢地从布拉格转送到阿维尼翁，他在进入这座城市后，被当成十恶不赦的罪犯，戴着脚镣打进监牢之中，4位红衣主教被指派来调查异端和谋叛的罪行。
对他的审判和定罪会涉及一些问题，为了审慎起见还是保持隐秘，不让人知晓：像是教皇在尘世的最高权力、对居留地应尽的责任、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在民事和教会方面的特权。正在统治的罗马教皇符合“仁慈”的称号，这位囚犯极其奇特的命运枯荣和宽宏大量的风度气概，引起他的同情和尊敬。彼特拉克尊敬这位英雄人物具有诗人的神圣气质。里恩齐的监禁获得优容，生活非常舒适，可以阅读各种书籍，他孜孜不倦研究李维的著作和《圣经》，寻找遭遇不幸的原因，从而获得心灵的安慰。
英诺森六世接任教皇，为里恩齐的获释和复职带来新的希望，阿维尼翁教廷被人说服，获得成功的叛徒可以安抚并改进都市的混乱情势。经过庄严的仪式，立下表白忠诚的誓言以后，罗马的护民官被授予元老的头衔前往意大利。但是巴隆塞利的死亡似乎解除了他的任务，担任特使的红衣主教阿波诺兹是一位极其卓越的政治家，带着几分勉强同意他进行危险的试验，并没有在旁加以协助。他起初获得的欢迎符合心中的期望，进城的日子是公众的节庆，他用辩才和权威恢复美好社会架构的法律，但这种瞬间的艳阳很快为他的缺陷和人民的恶习所遮盖。他在卡皮托经常为阿维尼翁的监狱生活感到遗憾，经过4个月的第二次统治以后，里恩齐在一场被罗马贵族教唆的暴动中被杀(公元1354年9月8日)。
在和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的交往中，据说他感染了酗酒和残酷的习惯，常处逆境使他的热情冻结，并没有强化他的理性或美德。他年轻时期心怀远大抱负，立下功成名就的誓言，然而无能为力使他的热情渐趋冷淡，如今就连仅存的信心也丧失殆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在罗马人的选择和他们的心目之中，护民官的统治曾经拥有绝对的主权，元老不过是外国教廷充满奴性的行政首长，一旦受到人民的猜疑就会为君王所抛弃。教皇的特使阿波诺兹似乎想要让他遭到灭亡的命运，无情地拒绝给予人员和金钱的支援。对于教廷财务部门的岁入，忠诚的臣民不敢再打主意，只要提出税收方面的构想就等于发出动乱和反叛的信号。甚至就是他的司法审判也为自私和残忍的罪恶或谴责所玷污，罗马德行最崇高的市民成为嫉妒的牺牲品。处死一名公众掠夺者以后，可以从他的钱袋获得补助，行政长官对于债主的义务不是完全遗忘，就是记得太清楚。内战耗尽了国家的财富和城市的耐性，科隆纳家族在帕勒斯特里纳仍旧保持敌对的立场，里恩齐的佣兵部队很快就对这位领导者充满了轻视，他的无知和害怕对于部将建立功勋抱着猜忌的态度。
无论里恩齐是死是活，英雄与懦夫都很奇特地混合在一起无法分辨。当卡皮托被怒火冲天的群众包围，当他被政府和军方的属下很卑劣地予以抛弃，大无畏的元老高举自由的旗帜，亲自现身在阳台上，用口若悬河的辩才向激情的罗马人发表谈话，用尽力气想要说服大家，自己和共和国的大业共存亡。他的演说为如雨落下的诅咒和石块所打断，等到一支箭射穿他的手臂，整个人陷入极其悲惨的绝望之中，他流着眼泪逃到内室，用床单从这个监狱的窗口垂吊下去，得不到帮助也毫无希望，一直被围困到夜晚。卡皮托的大门被战斧和火焰摧毁，就在元老想要穿着平民的服装逃走时，被发现并且拖到宫殿的平台上面。审判和行刑就在这个取走他性命的地点，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处于半裸和半死的状况站在群众的中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做出一点动作。他们的狂暴因为好奇和惊讶而变得沉静，报复和怜悯的情绪仍旧在他们的内心引起挣扎，要不是一个大胆的凶手用短刀插进他的胸膛，他们可能会因而不了了之。他在一击之下丧失性命，敌人再施加1000个伤口也是毫无意义的报复，元老的尸体留给野狗啃食，或是让犹太人亵渎，再不然用火焰来吞噬。后世会评定这位不同凡响人物的功过，但在长期的混乱和奴役状况下，里恩齐的名字常被当成国家的救星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说他是最后一位爱国的罗马人。
彼特拉克念兹在兹的愿望是恢复自由的共和国，但是当他的平民英雄受到放逐和过世以后，他就将眼光从护民官转移到罗马国王身上。查理四世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接受意大利和帝国的皇冠(公元1355年1月至5月)，这时里恩齐在卡皮托神庙流出的鲜血还未洗刷干净。他在途经米兰时同意桂冠诗人的拜访，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相互恭维一阵。他接受了一枚奥古斯都的奖章，板着脸承诺要以罗马帝国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榜样。误用古代的名字和原则成为彼特拉克得意和失望的根源，然而，他也不能忽略时代和性格的差异，早先那些恺撒和如今一位波希米亚国君之间的差距无法以道理计。这位国君受到教士的青睐，被推选为日耳曼贵族政体虚有其名的头目。查理四世非但没有善尽责任，恢复罗马的光荣和所属的行省，反而与教皇签订一个秘密协定，答应在他加冕那天撤离，这个可耻的退却行动受到爱国的吟游诗人在后面严词抨击。
等到丧失自由和帝国以后，第三个愿望并不大，只是希望牧人与羊群和好如初，将罗马主教召回古老的教区。彼特拉克带着年轻人的热忱和老年人的权威，连续给5位教皇写信提出规劝，怀着火热的感情，用流畅的文字表达出口若悬河的辩才。身为佛罗伦萨市民的儿子，永远喜爱出生的乡土远胜过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的眼里，意大利是世界的女王和花园，虽然这片国土上党派林立，但是就艺术、科学、财富和风雅而言，毫无疑问要居于法兰西之上。这种差异也很难支持他的说法，那就是将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家都称为蛮夷之地。阿维尼翁是神秘的巴比伦，是罪恶和堕落的渊薮，是他憎恨和藐视的对象，然而他却忘记了那些可耻的罪恶并非当地的产物，不论在何处都附生于教廷的权势和奢华。彼特拉克承认圣彼得的继承人是世界教会的主教，但这位使徒把永恒的宝座建立在台伯河畔，并非现在的罗讷河岸边。当基督教世界的每座城市都受到一位主教给予祈福时，只有这座孤独的都城被人遗忘。
自从神圣的教区迁移以后，拉特兰和梵蒂冈的神圣建筑连带那些祭坛和圣徒，都沦落到贫困和衰败的境地。罗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老珠黄的主妇，好似这个年迈多病终日哭泣的妻子，凭着一幅简陋的画像就能召回在外浪荡的丈夫。但是笼罩在罗马七山的乌云会被合法统治者的到来驱散，不朽的令名、罗马的繁荣和意大利的和平，都会成为敢抱着此一伟大决心的教皇应得的报酬。彼特拉克规劝的5位教皇之中，前面3位是若望二十二世、本尼狄克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他们受到胆识惊人的演说家不断的纠缠，为他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乌尔班五世想要进行令人难忘的改革，最后在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手里完成。为了执行这个计划，确实遭到巨大和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兰西国王无愧于盖世才华的盛名，不愿教皇从安居一隅的从属关系中脱离，红衣主教大多数是他的臣民，全都依附着阿维尼翁的语言、习俗和地域，还有那些雄伟的府邸，最重要的，还依附着勃艮第的葡萄酒。在他们的眼里，意大利是充满着敌意的外国地方。他们带着勉强的态度在马赛上船，好像被出售或放逐到萨拉森人的国土一样。乌尔班五世在梵蒂冈度过3年安全和荣誉的时光(公元1367年10月16日—1370年4月17日)，神圣的地位受到一支2000名骑兵卫队给予的保护。塞浦路斯的国王、那不勒斯的女王，以及东部和西部的皇帝，都来到圣彼得的宝座前，向共同的父亲致以诚挚的问候。但彼特拉克和意大利人的欢欣很快变成悲痛和愤恨。基于某些公共或私人的原因，或许是他本人的急躁难耐或者是红衣主教的不断恳求，乌尔班五世奉召回到法兰西，使得即将到来的选举免于受制于罗马人暴虐的爱国主义。天国的伟力干预他们的前途和事业，瑞典的布里杰特是一位圣徒和朝圣者，不赞成乌尔班五世的归去，并且预言他即将亡故。
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搬迁(公元1377年1月17日)获得西恩纳的圣凯瑟琳的大力鼓励。圣凯瑟琳是献身于基督的修女，也是佛罗伦萨的使臣，不论是教皇本人还是有的大师，全部听命于这些通灵的妇女。然而这些上天的谏言获得世间政策若干论点的支持，阿维尼翁的府第受到敌对派系的暴力侵犯。有位英雄人物率领3万名土匪和强盗，向基督的代理人和枢机主教团勒索赎金并且要求赦免一切罪孽。法兰西勇士所奉行的方针是放过民众抢劫教堂，这是一种新的异端邪说，具有极其危险的属性。就在教皇被逐出阿维尼翁时，他受到罗马极力的邀请，元老院和人民都把他看成合法的统治者，将城门、桥梁和堡垒的钥匙送到他的脚前，至少还要加上台伯河彼岸整个区域。忠诚的奉献附带一项声明，就是不再忍受他长期离朝所惹起的物议和灾祸。他要是固执己见，最后就会逼得他们使出撒手锏，重新恢复最早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利。他们派员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进行商议，问他是否接受教士和人民授予的三重冠。这位可敬的神职人员回答道：“我是罗马市民，国家的召唤是我应遵守的法律。”
要是迷信可以解释一个人的夭折，如果一个建议的优劣可以通过结果来判断，那么这个看似有理和正当的行为，似乎引起了上天的反感。格列高利十一世从返回梵蒂冈到亡故不过14个月(公元1378年3月27日)，随着他的崩殂，西部的大分裂接踵而至，给拉丁教会带来的困扰长达40年之久。当时的枢机主教团由22员主教组成，有6位仍旧留在阿维尼翁，剩下的11位法兰西人、1位西班牙人和4位意大利人，按照规定的方式参加秘密会议，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限于枢机主教，结果一致赞同巴利大主教继任教皇。他是那不勒斯的臣民，以热心和博学著称于世，用乌尔班六世作为称号登上圣彼得宝座(公元1378年4月9日)，枢机主教团的文书认定这次的选举出于自由意志而且合乎常规，同以往一样受到圣灵的启示。他按照惯常的方式进行敬谒、授封和加冕，罗马和阿维尼翁都服从他的世俗权威，拉丁世界承认他拥有宗教的最高权力。红衣主教在几个礼拜的时间里都随侍在新主子左右，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直到炎热的夏季到来，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城市，刚刚在阿纳尼和丰迪会合，就在安全的地点撕下假面具，公开谴责自己的行骗作假和伪善欺世，要将罗马的背教者和反基督者革出教门，重新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为克雷芒七世(公元1378年9月21日)，向所有的民族宣布：这才是真正合法的基督代理人；他们第一次的选举是在死亡的恐惧和罗马人的威胁下，并非出于自愿，因不合法而作废。
他们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对于可能的结果和目前的事实出现了很有力的证据：法兰西籍红衣主教有12名，超过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完全控制选举，不论他们是否带有行省居民的嫉妒心，都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愿意为一个外国的候选人牺牲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何况教皇落到外国人头上，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在各式各样矛盾的叙述中，对于群众的暴力不是过分渲染就是着墨不多，叛逆的罗马人产生违法犯纪的行为，完全出于古老特权的煽动和教廷再度迁移的危机。3000名造反分子手执武器包围秘密会议的议事厅，发出恫吓的喊叫声，卡皮托神庙和圣彼得大教堂响起警报的钟声。“两条路：死亡或是选出意大利籍教皇”成为一致的呼号，城内每个区部的12名方旗爵士或头目，用仁慈的劝告方式发出同样的威胁，已经完成准备工作要烧死顽固的红衣主教，如果他们选出山北高卢的臣民，很有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梵蒂冈。同样的限制使得他们要弄假成真，用来掩盖罗马人和全世界的耳目。
乌尔班的骄纵和残暴构成一种更难以逃避的危险，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暴君的真面目，他可以一边听着6位红衣主教在邻近一个房间的刑架上呻吟，一边在花园里散步，并背诵主祷文。他对他们的奢侈和恶行大声叱责的不衰的热情，似乎要把他们和他们在罗马教区的地位和职责联系起来。要不是他在最新的教职擢升上出现致命的延误，那么法兰西的红衣主教在枢机主教团将成为无所作为的少数派。完全是基于这些理由，以及希望能够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他们才会表现出鲁莽的行为，破坏了教会的和平与团结，双重选举的功过现在还在天主教的学院里争论不休。民族的虚荣心而非利益在主导法兰西的宫廷和教士。萨沃利、西西里、塞浦路斯、阿拉贡、卡斯蒂利亚、那瓦尔和苏格兰等国家，受到法兰西的榜样和权势的影响，全都听命于克雷芒七世；他逝世后，他们再听命于本尼狄克十三世。罗马和意大利、日耳曼、葡萄牙、英格兰、低地国家和北方的王国，仍旧拥护之前选出的乌尔班六世；他死后由卜尼法斯九世、英诺森七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继承。
从台伯河和罗讷河的河岸，两个敌对的教皇展开文字和武力上的斗争，民政和宗教的社会秩序为之动荡不安，罗马人在这场灾难中吃尽苦头，还受到谴责说是罪魁祸首。他们眼高于顶，竟然以为可以使罗马恢复宗教王国的地位，并依赖各民族的贡金和奉献来解救自己的贫穷，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分离改变了来自朝圣者财源的流向，就是硬要在10年之内举行两次大赦年的节庆，得到的收入也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乌尔班六世和3位继承人出于教会的分裂活动、外来的军事威胁以及民众的暴动骚乱，被逼得无法在梵蒂冈安居。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家族宿怨已深、寻仇不断，罗马的方旗爵士坚持要享有并滥用共和国的特权。基督的代理人征集一支武装部队，用绞架、刀剑和匕首来惩治反叛的行为。在一次为建立友好关系而召开的会议上，11名人民代表惨遭杀害曝尸街头。
自从诺曼人罗伯特入侵以来，罗马人一直进行的都是内部斗争，并没有外人干预的危险。但是，教会分裂带来的混乱使得一位邻人乘虚而入，那不勒斯国王拉底斯劳斯视需要交替支持或背弃教皇和人民。教皇称他为教会的将领，人民根据他的提名选出政府的官员。他从陆路和水路包围罗马，三度作为蛮族征服者进入城门，玷污圣坛，强暴少女，抢劫商贾，在圣彼得大教堂奉行圣事，并且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一支守备部队。他的军队有时还是会遭到不幸，全被罗马人杀害，他因为耽搁3天的时间才保全了性命和王冠，接着还是拉底斯劳斯赢得胜利。现在只有等他不幸夭折，才能将都城和教廷国从这位野心勃勃的征服者手里拯救出来。他已经僭用罗马国王的头衔，至少他拥有登上宝座的实力。
我没有意愿去写有关教会分裂的宗教史，但是最后几章的主题是罗马，里面提到统治者产生争议的继承权问题，倒是与教会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最早就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统一问题召开了几场研讨会，那里的教授和博士被高卢教会尊为顶尖的神学大师。他们的行事非常谨慎，对于争论不清的起源和得失的问题，不愿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提出建议作为补救的措施：那就是等到对立派系的红衣主教获得资格，能够参加合法的选举以后，罗马和阿维尼翁两位自封的教皇同时退位；要是这两位竞争者其中任何一位把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那么各民族便可收回对他的服从。每当教皇出现空位期时，这些教会的挽救者力图避免仓促的抉择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是秘密会议的政策和与会成员的野心，全都拒绝听从理智和恳求的呼吁。无论做出任何承诺，红衣主教的誓言对教皇都毫无拘束的力量。
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1392—1407 A.D.)，巴黎大学谋求和平的计划受到敌对教皇的伎俩、双方拥护者的疑虑或激情，以及法兰西党派倾轧的兴衰起伏，精神错乱的查理六世受到他们的摆布的影响，始终无法实现。最后还是做出行动积极的决定，组建了一个正式使节团，其中的成员有：亚历山大里亚有名无实的教长、2位大主教、5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3位骑士和20位神学博士，派到阿维尼翁和罗马的教廷，用教会和国王的名义，要求两位自封为教皇的人退位，那就是自称为本尼狄克十三世的彼得·德·卢纳，以及僭用格列高利十二世称号的安吉洛·科拉里奥。这些使节为了维护罗马古老的荣誉，完成君王交付的使命，要求与城市的行政官员举行会商，向他们很明确地宣布，身为基督徒的国王不愿把神圣的教区从梵蒂冈迁走，因为这里才是圣彼得的宝座真正应该放置的地点，这样一来让当地的官员感到十分满意。有一位辩才出众的罗马人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重申他们的意愿是要促成教会的统一，为长期分裂带来的世俗和宗教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要求法兰西给予保护以抗拒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威胁。本尼狄克和格列高利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但也都是满口谎言，敌对的双方真是一丘之貉，对于退位问题避而不提。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先行会晤，但是时间、地点和方式始终无法定夺。格列高利的一个奴仆有这种说法：
如果一位前进，那么另一位就后退，这两位就像是不同类的生物，前者畏惧陆地而后者害怕海洋。这样一来，在生命和权力日益减少的状况下，年迈的教士会危及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救赎。
基督教世界终于被他们的冥顽和欺骗激怒了，红衣主教将这两位教皇抛弃，然后以朋友和同事的关系联合起来。由众多高级教士和使节举行的会议，支持这些红衣主教的反叛行为。比萨的宗教会议(1409 A.D.)用同样公正的态度，罢黜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皇，秘密会议一致同意选出亚历山大五世，等到产生空缺，很快推举若望二十三世接替，这位教皇集荒淫无耻之大成，倒是人类中极为少见的。然而法兰西和意大利过于轻举妄动的做法，非但没有消除教会的分裂，反而使圣彼得的宝座出现第三位觊觎者。大家为宗教会议和秘密会议提出新的主张而争论不休，日耳曼、匈牙利和那不勒斯这3位国王，拥护格列高利十二世的权力要求；本尼狄克十三世是西班牙人，获得强大民族的虔诚信徒和爱国人士的认同。比萨会议的议程极为草率，在君士坦斯会议(1414—1418 A.D.)中获得更正，西吉斯蒙德皇帝扮演非常显眼的角色，成为正统教会的拥戴者和保护人。民事和宗教的成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地位重要，似乎已经可以组成统一的欧洲联邦了。
在这3个教皇当中，若望二十三世是第一个牺牲品，他在逃走以后被当成犯人抓回来，对他最严重的控诉被压了下来，基督的代理人仅仅被指控犯有海盗罪、谋杀罪、强暴罪、鸡奸罪和乱伦罪，他在定罪书上签字承认以后，就被送到监狱过赎罪的生活。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完全是他行事不够谨慎造成的，竟然相信能在阿尔卑斯山那边找到一座自由城市。等到只有里米尼狭小的地区听命于格列高利十二世，他开始寻找比较体面的下台方式，他的使臣召开会议，就在会上宣布放弃合法教皇的头衔和权力。皇帝为了制服本尼狄克十三世以及他的拥护者顽强的抵抗，亲自从君士坦斯赶往佩皮尼昂。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瓦尔和苏格兰的国王达成公平和礼遇的协议，得到西班牙人的赞同，在这次的宗教会议中罢黜本尼狄克。但是这位无辜的老人被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城堡，得知这些国王竟然将他的宗教事业和前途弃之如敝履，对他们每天两次处以革出教门的惩罚。等到把分裂教会的余孽清除干净以后，君士坦斯宗教会议的议程采用缓慢而慎重的步骤，选出罗马的君王和教会的首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场合，由23位红衣主教组成的枢机主教团因增加了30名代表而得到加强，由基督教世界的5个主要民族即意大利、日耳曼、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各选派6人，一般而论他们都主张选一位意大利人或罗马人，使得外国人的干预逐渐趋于缓和。奥托·科隆纳凭着世家名声和个人才华，成为秘密会议的成员，罗马满怀喜悦和顺服之情接受最高贵的儿子，这个教会国家受到实力强大的家族给予保护，马丁五世的登基开启了教皇在梵蒂冈复位和重建的新纪元。
元老院行使铸造硬币的皇室特权几乎有300年之久，最早在马丁五世的手上恢复，他的肖像和称号出现在一系列的教皇奖章上面。后面接任的两位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是最后一位被罗马人民发起暴动赶走的教皇，而尼古拉五世一直被罗马皇帝当面不断提出请求，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种状况。
其一，尤金尼乌斯与巴西尔神父之间的冲突以及新税制带来的压力或焦虑，使得罗马人在震怒之下铤而走险，篡夺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力。他们揭竿而起，选出共和国的7位行政首长，以及卡皮托的卫兵司令，把教皇的侄儿关进监狱，在宫殿对他发起围攻。当他穿着僧侣的服装顺着台伯河逃走时，一阵箭雨落在他搭乘的小船上面，但是他仍旧据有圣安吉洛城堡，配置着忠心耿耿的守备部队和一支炮兵序列。他们的阵地不断发射，城市中回响着隆隆的炮声，高明的技术使得一发炮弹正好摧毁桥梁上面的防御工事，共和国的英雄在炮兵射击之下四散奔逃，5个月的起义行动耗尽了坚定的意志。在吉布林派贵族的暴政之下，见识高明的爱国人士对于教会获得统治权感到遗憾，他们的悔恨不仅意见一致而且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圣彼得的部队再度占据卡皮托，行政官员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罪行严重的人员面临被处决或放逐的命运，教皇的特使率领2000步卒和4000骑兵，受欢迎的程度就像是城市的父亲。尤金尼乌斯害怕和憎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尽量拖长缺席的时间，他虽然被一群顺从的民众所接受，但是教宗从凯旋进城的欢呼声中得知，他要确保民众的忠诚和自己的镇静，必须尽快废止令人讨厌的税制，这件事一点都不能耽搁。
其二，罗马在尼古拉五世的和平统治之下，获得修复、装饰和教化。在值得世人赞许的占领期间，奥地利的腓特烈三世进军的行动使教皇提高警觉，虽然皇家候选人的个性或实力不一定会让他感到畏惧。等到他把军队抽调到都会，用誓言和条约保证可以获得最好的安全以后，尼古拉用微笑接受这位教会的拥护者和家臣。那个时代的习性是如此的驯服，奥地利人的实力是如此的软弱，他竟然在安宁与和谐中完成盛大的加冕典礼，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荣誉会给一个独立国家带来令人难堪的羞辱。他的继承人借口到梵蒂冈的朝圣极其劳累，将皇帝的头衔交由日耳曼选侯来抉择。
一位市民非常骄傲而高兴地提到，罗马国王对在城门迎接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在经过时只是颔首答礼，却特别注意元老的服装和面貌。在这次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帝国和共和国的重要人士都亲密地拥抱。根据罗马的法律，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必须是法学博士，住在离开罗马城至少有40英里的外地人，与居民的亲属关系不得在三等血亲或姻亲之内。每年办理一次选举，首席行政官都要严格审查离任元老的行为，卸任以后未满两年期限不能担任同一职位。薪俸高达3000个弗罗林金币的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代表共和国最高权威。他的长袍用金线织锦和深红色天鹅绒缝制，夏季穿着较薄的丝绸，手持一根象牙权杖，喇叭的声音宣告他的来临，迈着庄严的步伐前进，至少有4名扈从校尉随员在前面开道。他们执着红色的棍棒，上面满布金色的条纹，包着城市制服颜色的丝带。首席行政官在卡皮托神庙宣誓，当众被赋予权利和义务：遵守和维护法律，制止傲慢的行为，保护穷人的权益，要在法律权限的范围之内，主持正义和推行仁政。他行使这些重要的职务，另外还有3位学识渊博的外乡人从旁协助，就是两位副手和一位刑事上诉法官，他们经常在抢夺、强暴和谋杀案的审判中依据法律出庭做证。但由于法规的制定存在漏洞，使用暴力发泄私人的怨恨和联合武力进行相互的防卫更为方便和容易。
但是元老的职权只限于司法部门，因而卡皮托神庙、国库、市府及所管辖的地区，全部委托给3位督导官负责管理，他们的人选每年要更换4次。13个区部的民兵组织分别集结在队长的旗帜之下，这些首领之中最资深者，被授予总队长的称号和地位。民选的立法机构由罗马人分别组成秘密会议和全民大会，前者由现任和前一任的行政官员、一些财务和执法部门的官员组成，3个阶层分别派出13人、26人和40人的律师或顾问，总共约有120人组成。在全民大会中所有男性市民都有选举权，他们会随时注意防止外人僭用罗马人的家世和身份，更能提高此一特权的价值。防止民主的暴乱要靠明智和坚持的预防措施，除了行政官员，谁都不允许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除非在公开的讲坛或法庭，否则谁都不可以任意发表演说。所有引起混乱的欢呼和拥护的声音都被取缔，多数人的主张要经由秘密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敕令用“元老院和人民”这个可敬的名义来颁布。社会秩序的建立总是逐渐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发生联系，所以很难指出一个政治理论可以精确而持续运作的时期。但是在公元1580年，把古代的成文法搜集起来，系统整理成三册，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统治之下，获得他的批准作为现行法令推广运用，这部民法和刑法的法典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法律。如果说全民集会已经废除，那位外地来的元老和3位督导官仍旧住在卡皮托的府邸中。教皇多次将恺撒的政策重新颁布实施，罗马的主教假装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实际上用绝对的权力统治着这个世俗和宗教的王国。
那个时代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物而言必然会感到如鱼得水，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克伦威尔和雷兹的才华现在都绝灭在寒微的家世之中。政治的热情使里恩齐擢升到最高的宝座，而他的仿效者在下个世纪就因为这种狂热被送上绞台。斯蒂芬·波卡罗出身贵族，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博学多才，他的目标超越常人的抱负，渴望恢复国家的自由和不朽的名望。一个人具有无拘无束的心灵时最痛恨教士的统治，等到彻底了解君士坦丁的捐赠出于杜撰或伪造以后，所有的疑虑和顾忌全部消失。此时彼特拉克在意大利成为发出神谕的代言人。只要波卡罗的内心浮现描述罗马爱国志士和英雄人物的颂歌，就会将自己看作想象力丰富、能够先知先觉的吟游诗人。他在尤金尼乌斯四世的葬礼上，首先测试为众人接受的想法，他用精心推敲的讲辞呼吁罗马人武装起来争取自由，他们带着愉悦的表情在倾听，直到波卡罗被一位严肃的律师提出的问题所打断，后者为教会和政府大力辩护。
无论按照哪种法律，煽动人心的演说家都犯下了谋叛的罪行，但是新任教宗出于恩典，抱着怜悯和尊敬的观点看待他的为人处世，很想用崇高的职位让这位爱国人士变成自己的朋友。个性刚直的罗马人不为所动，带着日益高涨的声誉和狂热从阿纳尼返回，利用那沃纳举行竞赛的良好机会，试图引燃一场偶发的争论，从一些学生和工匠逐渐涉及所有的民众。虽然有人提议要取他的性命，但仁慈的尼古拉仍旧坚持不愿接受，就将这个叛徒从容易受到诱惑的地点送到博洛尼亚，为了他的生计，特别赠送一大笔津贴，他应尽的义务是每天在城市的总督面前出现。但是波卡罗从小布鲁图斯那里获得教诲，对于暴君，无须遵守忠诚或感恩的道理。
流放者痛责专横的判决，党派组织和阴谋活动已经逐渐形成。他的侄儿是个奋不顾身的青年，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志愿军，于一个指定的夜晚，在家中准备盛宴招待共和国的朋友。他们的领袖逃离博洛尼亚，穿着紫色和金色的长袍现身，他的声调、神色和姿态，无不显示出愿为光荣事业牺牲奉献的精神。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详述了这场革命大业的举事动机和运作手段、罗马的伟大名声和自由权利、教会暴君的怠惰懒散和傲慢自大，以及他们的同胞积极赞同和消极认可。300名士兵和400名流亡人士，长久以来练习武器的运用，从事不法的勾当，报复的权利更加磨利了他们的刀剑，胜利的酬劳是100万达克特银币。这件事非常容易(根据他的说法)，次日是主显节的假期，他们可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门前或祭坛抓住教皇和红衣主教，将他们全部戴上脚镣手铐，带到圣安吉洛城堡的外墙，威胁要立即处死他们，以迫使守军开城投降，登上无人领导的卡皮托，敲响警报的钟声，在全民大会中重建罗马古老的共和国。
正当他意气风发时，谁知已经被人出卖。元老率领一支实力强大的卫队包围聚会的住宅，波卡罗的侄儿从群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不幸的斯蒂芬从藏身的木箱中被搜出来，非常悲伤地得知他的仇敌早有安排，比他的谋逆活动提早3个小时行动。经过调查，确定了一些重犯的罪行以后，甚至就是慈悲为怀的尼古拉也只有保持沉默，波卡罗和9名从犯没有领受临终圣事的恩典就被吊死。在教廷的畏惧和抨击声中，罗马人对这些为国殉难的志士不仅产生怜悯，而且几乎就要对他们表示赞许。但是他们的推崇三缄其口，同情无法发挥效用，自由终于永久绝灭。要是他们在宝座的空位期或缺少粮食时揭竿而起，在最卑贱的奴役生活之中还有可能发生这种突发的动乱。
社会的动乱促成贵族的独立，维系平民的自由必须要使各阶层能够联合。罗马的贵族长期以来保持着掠夺和压迫的特权，他们的住宅成为防守严密的城堡和不容侵犯的圣所，他们将土匪和罪犯当成凶恶的随员，保护其免受法律的制裁，为了回报这种友善的接待，这些人用长剑和短刀提供服务。教宗和他们的侄儿基于私人利益，有时会让恶徒涉足家族的宿怨之中。在西斯笃四世的统治之下，敌对家族的战斗和围攻使罗马陷入错乱困惑的境地，首席书记科隆纳的府邸发生大火，本人遭到酷刑和斩首，他那受到监禁的朋友萨维利，拒绝对胜利的乌尔西尼欢呼致敬，就在迎接的地点遭到谋杀。但是教皇在梵蒂冈不再感到心惊胆寒，要是臣民决定提出主权的要求，他有实力控制整个情势使他们听命服从。就连提到社会现象极为偏颇而又混乱的外乡人，都会钦佩教会国家负担很轻的赋税和明智的施政方针。
梵蒂冈靠着舆论的力量才能发出宗教的雷霆之声，要是舆论为理性或热情所取代，雷声就不能发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响，毫无依仗的教士就会受到贵族或平民对手无情的迫害。但是，在他们从阿维尼翁归来以后，圣彼得之钥便受到圣保罗之剑的保护，罗马在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强大的火炮对暴乱的群众是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打着教皇的旗帜组成一支正规的骑兵和步兵部队，他有金额庞大的岁入可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可以从范围广大的领地，派出一支由怀有敌意的邻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组成的军队，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自从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爵领地合并以后，这个教会国家的疆域便从地中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从那不勒斯的边界扩展到波河。早在16世纪时，这个广袤和富饶的国家绝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力和世俗统治。他们的权利可以从黑暗时代真正或传闻的捐赠中推算出来，在他们最后定居之前所进行的一连串行动，会使我们深入了解意大利甚或欧洲的事务。亚历山大六世的无耻罪行、尤利乌斯二世的军事行动、利奥十世的开明政策，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历史学家从事著述的题目。从发起攻势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远征行动，教皇不断与邻近的君王和城邦搏斗，无论对手的实力与他们概等或是不及，他们都没有落于下风。但是等到法兰西、日耳曼和西班牙这些君主国，用强大的武力争夺意大利的主权，教皇便开始用计谋弥补实力的不足，交替运用和战两手策略，来掩饰自己强烈的意图和长期的愿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蛮族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梵蒂冈微妙的平衡经常被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坏，这些人团结在查理五世的旗帜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软弱而多变，使得他自己和国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无所遁形，罗马遭到一支毫无纪律可言的军队蹂躏达7个月之久，他们比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更为贪婪残暴。
经历如此惨痛的教训以后，教皇几乎已经得到满足的野心有所收敛，重新扮演起普通父亲的角色。除了发生过一次鲁莽的争执，基督的代理人武装起来，与土耳其的苏丹在同一时间对付那不勒斯王国，此外都尽量避免任何攻击性的敌对行动。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后还是撤离战场：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尼亚以及托斯卡纳沿海地区，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占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期，意大利一直维持着和平与附属的状况，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统基督教国王的宗教政策用来统治和保护梵蒂冈，偏见和利益使他在发生争执时，都会支持君主反对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敌人，并没有从邻近的城邦获得鼓励、帮助和庇护，反而被放在专制的铁圈之中从四面严密看管。长期的服从和教育所养成的习性，能够改变罗马豪门和平民犯上作乱的风气。贵族忘记祖先的武力和党派倾轧，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奢华和政府的奴仆，他们不再拿产业的收入来维持一群门客和部从，而是将之消耗在领主的私人花费上面，在使生活欢乐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实力。为了修饰和美化他们的府邸和礼拜堂，科隆纳和乌尔西尼要相互竞争一比高下，古老而辉煌的气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发户能够媲美或超越。罗马听不到自由和争论的声音，这里不再出现奔腾的急流，光滑如镜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教士的世俗王国会使基督徒、哲学家、爱国者同样感到愤慨。罗马极其崇高的地位、执政官和凯旋式的回忆，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们能够平心静气衡量教会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就当前的状况来看，可以赞许这个温和、清廉和宁静的体制，免于少数派的危局、年轻人的冲动、奢侈的浪费和战争的灾害。但是这些优点却被平均约7年一次、选出一位不是本国人的教皇的行为所抵消：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开始治国时已有60岁，处于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时期，短暂的统治无论花费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没有完成的希望，更没有孩子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成功的候选人来自教会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会对理智、人性和自由产生反感。处于奴化信仰的罗网之中，他学到要相信最荒谬的东西，尊敬最可鄙的对象，对于人类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着憎恶的态度，要把过错和失误当成罪行严加惩治，要把苦行和禁欲当成美德赐予重赏，要把按日期纪念的圣徒置于罗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弥撒书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织机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驻外使节的职责，或是列入红衣主教的阶级，总会获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识，但是原始的瑕疵还是附着在思想和举止上面无法擦去；通过学习和经验可能会对执行圣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为僧侣，对自己倡导的教义总会坚持偏颇的立场。
西斯笃五世的天才火花是从方济各修院的阴暗环境中迸发出来的。在5年的统治期间(1585—1590 A.D.)，他肃清罪犯和强盗，取缔罗马的邪恶圣所，建立一支水师和军事武力，修复和重建古代的纪念建筑物，对于岁入能大手笔地花费和大幅度地增加，死后还在圣安吉洛城堡留下500万克朗。但是他的公正为残酷所玷污，积极的作为受到征服野心的驱使，等到他逝世以后，浮滥腐化的风气恢复，遗存的财富被挥霍得一干二净，只为后代子孙留下35种新税和圣职买卖，他的雕像也被忘恩负义或受到伤害的人民摧毁。在这一系列的教皇当中，西斯笃五世保持粗犷的本来面目，巍然屹立。关于他们治理世俗政府的方针和成效，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教会国家的艺术、哲学、农业、贸易、财富和人口方面进行比较而有所了解。就我个人来说，希望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离开人世，在这最后的时刻，更不愿冒犯罗马的教皇和教士。
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去世前不久，他的两位仆从，学识渊博的波吉乌斯和一位朋友，登上卡皮托山，徘徊在石柱和庙宇的废墟之中，从这个制高点俯瞰面积宽广和式样各异的荒凉景象。这个地点和题目可以供应无尽的素材，用来感叹命运的沧桑和世事的变迁，无论是对历史的人物还是人类最骄傲的工程全无恻隐之心，把帝国和城市全都埋葬在同一座坟墓里面。大家都会同意，昔日的罗马是何等伟大，相较之下它的灭亡更为惊怖和可悲：
当埃万德款待特洛伊陌生来客的时候，维吉尔曾经凭着想象对罗马在遥远古代的原始风貌加以描述。当年塔普拉亚的山岩还是一大片蛮荒和孤独的树丛，在诗人的时代，这里还是一座盖着金瓦的神庙。庙宇已被摧毁，黄金都被抢走，命运的巨轮完成了一次循环，神圣的地面再度荆棘丛生不胜凄凉。我们站在卡皮托山上面，这里原本是罗马帝国的神经中枢，举世无双的金城汤池，多少国王在此魂断黄泉，以举行无数次盛大的凯旋式而知名于世，因获得无数民族的战利品和贡金而富甲天下，世界最伟大的奇观，竟然衰败得一蹶不振，非但江山已改，而且面目全非。凯旋的大道湮灭在枯藤蔓草之中，元老的座席埋没在污土粪壤之下。试请举目观看帕拉丁山，可以从巨大的断壁残垣中找出大理石的剧院、方形尖碑、巨大的雕像以及尼禄皇宫的柱廊。再看一看这个城市其他的山丘，空旷的地面断断续续仅有几处残址和菜园。罗马人民引为自豪的广场，他们过去曾在这里集会，制定法律和选出官员，现在被围起来种植蔬菜或是敞开任由猪牛觅食。修建之时以为可以永垂不朽的公家和私人的大厦，如同巨人残废的四肢趴伏在地，这些历经时间和命运的磨难仍旧庞大的遗迹，随处可见都是成堆的碎瓦破砖。
波吉乌斯详尽记录了这些遗迹，对于古代与迷信有关的纪念物，首先将眼光从神话的传说转移到古典的艺术。
其一，除了共和国时代一座桥梁、一个拱门、一座坟墓以及塞斯提乌斯金字塔之外，他还能辨识出卡皮托盐局的双排地窖，上面铭刻着卡图卢斯的名字和慷慨的行为。
其二，可以辨识出11座庙宇，保存的状况各有不同，从外形极为完好的万神殿，到只有3座拱门和一根石柱的和平女神庙，后者是韦斯巴芗在内战结束和征服犹太人之后建造的。
其三，他不以为意地提到7个主要的公共浴场，其中没有一个保持完整的外貌，能够辨别建筑物各部分的规格和运用的状况，但是像是戴克里先浴场和安东尼·卡拉卡拉浴场，仍旧保有建造者的名号。在看到这些浴场的材质和规模、各种类型的大理石，以及数量众多和体积庞大的石柱以后，就耗费的劳力金钱与实际的用途性质做一比较，真是使人惊讶不已。此外，君士坦丁、亚历山大、图密善以及提图斯的浴场，还可找到一些遗留的痕迹。
其四，提图斯、塞维鲁斯和君士坦丁的凯旋门，结构和铭刻都非常完整，一块坠落的残石有幸加以图拉真之名；弗拉米尼亚大道尚存两座凯旋门，归于福斯蒂娜和伽利埃努斯虚有其名的功勋。
其五，波吉乌斯在对大竞技场表示惊异之余，忽略了一座砖石建造的小竞技场，很可能是专供卫军使用。马塞卢斯剧院和庞培剧院一样被任意占用，成为公私不分的破落户。至于亚戈纳利斯和马克西穆斯这两座赛车场，只有所在的位置和原来的形状目前依稀可以分辨。
其六，图拉真和安东尼的纪功柱仍旧巍然屹立，但是埃及的方形尖碑已经破裂倒塌或埋入土中。数量甚多的神明和英雄雕像都是艺术杰作，现在只剩下一座镀金的骑士铜像和5座大理石雕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勒斯的两匹马。
其七，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的陵庙和坟墓不可能完全消失，前者只能看成地面上的土丘；后者就是圣安吉洛城堡，无论是名称还是外形都像一座现代化要塞。再加上一些孤零零叫不出名字的石柱，便构成这座古代城市的全貌。城墙的周长是10英里，尽管上面有些近代的建筑，还是耸立379个塔楼，兴建13座城门通向四郊。
西部罗马帝国甚或意大利的哥特王国衰亡900多年后，描绘出这幅悲惨的图画。经历长时期的苦难和混乱的局面，帝国、技艺和财富全都迁离台伯河畔，不会用来恢复或装修这座城市。何况人类的处境必然是不进则退，每个后续时代都加速了对古代文物的损毁，要想测出整体的衰败过程，确定各个时期每幢建筑的状况，这项工作将永无止境而且意义不大。我在这里只提出两点看法，有助于对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行简单的研究。
其一，波吉乌斯用雄辩之辞表示个人的感慨，之前200年，有位不知名的作家写出一篇描述罗马的文章，他用一些奇特而怪异的名字来称呼同一事物，显示出对这方面文物的无知，然而这位蛮族出身的地志学家耳聪目明，看见那些残留的遗迹，也听到古老的传说，能够清楚列举7所剧院、11个浴场、12座凯旋门和18处宫殿，大多数到波吉乌斯的时代已经消失无踪。显而易见的是，很多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能够幸存到较晚时期，而且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的破坏因素，发挥与日俱增的力量和更为强大的作用。
其二，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最后3个时期。塞维鲁建造的七角大楼，受到彼特拉克和16世纪古文物学家的赞美，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当罗马的建筑物处于完整无缺的状态时，即使前几次的打击是如此的沉重和猛烈，凭着坚固的实体和均衡的架构依然可以抵抗外力，不致毁灭；但是等到已经摇摇欲坠，拱门和石柱只要轻轻一触，就会倒塌成为一堆碎片。
我展开辛勤的工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发现罗马的毁灭出于4个主要因素，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持续产生破坏的作用，分别是时间和自然界力量造成的损毁、蛮族和基督徒敌意的攻击行动、建材的使用与滥用、罗马人内部派系的纷争和倾轧。
(一)时间和自然界力量造成的损毁
人类运用技艺建造的纪念物，远比短暂的人生更长久，然而这些纪念物如同万物之灵，是如此的脆弱，终究会灭亡消失。相较于岁月无穷的时间之流，凡人的生命和工作同样如白驹过隙。不管怎么说，对于一座简单而坚固的建筑物，还是很难测定其存在的期限。金字塔是古代的奇观，引起世人的好奇，如同秋天的落叶飘向极其庞大的坟墓，100个世代已经流逝，等到法老王、托勒密、恺撒和哈里发都已绝灭以后，金字塔仍旧巍然耸立在尼罗河畔。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物体，更容易受到损害和腐蚀，无声流逝的时间在飓风、地震、大火和洪水的影响下对事物的侵蚀变得更加迅速。空气和大地毫无疑问曾经产生过强烈的颤动，使得罗马的高耸塔楼被连根掀起。伟大的七山并不是位于地球的断层之上，这座城市不像安条克、里斯本和利马所坐落的地带，经常受到大自然抽搐带来的浩劫，转瞬之间能将多少世代的成果化为灰烬。
火是关系到生存与死亡最强大的力量，一场灾祸可能由于人类有意或一时疏忽而引发和传播。罗马编年史的每个时期都有火灾一再发生的记录。尼禄在位时期发生了一场令人终生难忘的大火，起因可以归于他的罪行或不幸，火势虽然不会一直保持猛烈的程度，但还是持续燃烧了6天之久，也有人说是长达9天。弯曲的街道上面挤满不计其数的房屋，不断为大火提供所需的燃料，等到全部烧完，火焰熄灭之后，全城14个区部之中只有4个完好如初，3个区部被夷为空无一物的平地，其余7个区部只有大建筑物留下冒烟的断壁残垣。帝国正处于春秋鼎盛的时期，城市很快像浴火的凤凰一样从灰烬中以崭新的形象出现，然而老年人回忆昔日的年华，难免要叹息那无可挽回的损失，比如希腊的艺术、各国的战利品、原始或传说的古代纪念物。
处于灾难频仍和社会混乱的年代里，每一种伤害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每一次破坏都是无法复原的损失，这些损毁不可能靠政府的公开关怀加以整修，或是私人的利害关系积极重建。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理由，说明火灾对兴旺的城市比起没落的城市，会可以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
其一，砖瓦、木料、金属这些易燃的材料首先熔化或烧毁，但是火焰对于没有装饰品空无一物的墙壁，以及厚重的拱门，便不能产生任何损害或作用。
其二，在平民百姓的居住区中，一粒小火花很容易酿成一场大火，等到一般的房屋被吞噬以后，比较大型的建筑物通常能够抵御或是逃脱火灾的侵害，像是很多孤独的岛屿就更为安全。
罗马所处的位置经常遭受洪水的灾害，包括台伯河在内，沿着亚平宁山脉两侧的河流都有不规则而且距离很短的河道，它们在炎热的夏季则成为很浅的小溪，但是到了春季或冬季，由于降雨或积雪融化，水面暴涨成为奔腾的急流。当水流被海上吹来的逆风阻拦，原来的河床不足以接纳新增水量时，上涨的洪流便会漫过堤岸，在无法控制或人为阻挡的状况下，流向邻近地区的平原和城市。就在第一次布匿战争获得胜利之后，台伯河因为天降大雨而水势暴涨，无论是时间之长还是受灾面积之广都是前所未见，洪流冲毁所有位于罗马山丘下的建筑物。由于所处的地面状况不同，不同的受灾方式还是会产生类似的损害效果。建筑物可能被突如其来的激流冲走，或者因长时期浸泡在洪水里而瓦解和倒塌。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同样的灾祸一再发生，失去控制的河流冲毁岸边的皇宫和庙宇。皇帝费尽力气疏浚并且加宽被倒塌房屋阻塞的河床之后，他的继承人虽然提高警觉，但还是沿用原来的计划对付旧有的危机。
台伯河河道或者一些支流改用新渠道排洪的计划，长久以来遭到迷信人士和地方利益团体的反对，可能产生的效益不足以补偿所花费的劳力和金钱，何况这项工程拖延过久，也无法达成尽善尽美的要求。人类在征服任性而为的大自然极其艰难的过程中，河流受到控制是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胜利。要是在大有为政府的统治之下，台伯河都还能毫无忌惮地肆虐，那么等到西部帝国灭亡之后，还有谁能抵挡或列举这座城市所面临的灾害呢？最后还是灾难的本身找出了治理水灾的办法，垃圾和山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堆积，使得罗马平原比起古代要增高14到15英尺，现在的城市较不容易受到那条河流的侵犯。
(二)蛮族和基督徒充满敌意的攻击行为
每个民族都有一大堆作者，把罗马纪念物的摧毁归罪于哥特人和基督徒。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去研究一下，他们到底激起多么强烈的深仇大恨，究竟拥有哪些工具和闲暇来发泄敌意。在本书的前面几卷，我已经叙述过蛮族和宗教的胜利，这里我用几句话说明一下，这些人与古代罗马的灭亡真实或虚构的关系。我们出于幻想可能创造或接受一个人人爱听的浪漫传说，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击，满腔热血要为奥丁的逃走报仇雪耻，要粉碎人类身上的锁链并且对压迫者加以惩治。他们希望烧毁所有古典文献的记录，要在图斯坎和科林斯柱式的破碎构件上面，建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但是，简单明了的真实状况是，北部的征服者并非那样的野蛮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设想出毁灭和复仇极其卓越的概念。西徐亚和日耳曼的牧人曾在帝国的军队接受训练，他们习得了纪律后，就开始侵犯所发现的弱点，等到熟练运用拉丁语以后，学会尊重罗马的名称和头衔。对于一个高等文明的艺术和学识，他们虽然缺乏争强斗胜的能力，但倾向于崇拜而不是消灭。阿拉里克和根西里克的士兵短暂占有富有和无力反抗的都城，一支胜利的军队就会激起狂热的情绪，恶意发泄欲念或残酷的本性，到处搜刮可以带走的财物。但他们即使是将执政官和恺撒的杰作打得粉碎，这种无利可图的行为也不可能让他们获得乐趣，或者是满足骄傲的心理。他们的时间的确很宝贵，哥特人撤离罗马是在第6天而汪达尔人是在第15天，虽然建造比起破坏是要困难得多，但是他们在仓促状况下发起的攻击，依然只能给结实的大堆建筑物带来轻微的伤痕。
我们或许还记得阿拉里克和根西里克都曾经表示，不得破坏罗马城的建筑物；而且在狄奥多里克贤明政府的统治下，还能保持实质的强度和美丽的外貌；就是托提拉当时怒气冲天的情绪，也被自己的克制以及朋友和敌人的劝告所化解。谴责的对象可能从无辜的蛮族转移到罗马的正统基督徒，那些魔鬼的雕像、祭坛和殿堂都是他们的眼中钉。在城市完全落入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时，他们可能用极大的决心和热情，努力根除祖先所崇拜的偶像。东部的神庙被摧毁为他们树立了行动的榜样，也为我们提供可信的证据。很可能这部分的罪行或美德要归于罗马新皈依的教徒。不过，他们的厌恶仅限于异教迷信的纪念物，那些用于商业或娱乐的民间建筑，可能被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受到破坏或引起他们的反感。宗教的改变不是靠着民众的暴乱完成的，主要还是皇帝的诏书、元老院的敕令以及时间的酝酿。列名于基督教圣秩制度之中，罗马的主教通常会谨言慎行，很少出现宗教狂热的现象，至于拯救和改变万神庙的庄严结构这种善举，没有人可以用理直气壮的态度加以指责。
(三)建材的使用与滥用
任何可以满足人类需求和乐趣的物品，所具备的价值都是由它的内容和形式、材料和制作共同构成的，至于它的价格则取决于需要和使用的人数、市场的规模和大小，最终则要看外销的难易，这与商品的性质、所处的位置和世界暂时的贸易情况有关。罗马的蛮族征服者在极短时间内篡夺几代人的成果和财富，但是，除了立即可以消耗的奢侈品，对于那些无法装上哥特人的大车或汪达尔人的船只向外搬运的东西，也只能毫无兴趣地看看而已 。金和银是他们满足贪念的第一目标，因为在每个国家甚至最小的范围之内，代表着对人类的劳力和财富最有力的持有。用这些贵金属制成的花瓶和雕像，可以引起部分蛮族酋长的虚荣心，但是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众却不理会它的外形，只看重它的材料，而那些金银锭熔化以后，很容易被分割压制成为帝国流通的钱币。行动不够积极或运道欠佳的匪徒只能抢到一些价值更低的铜器、铅块、铁器或铜币，所有逃过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抢夺的东西都被希腊的暴君洗劫一空。
君士坦斯皇帝在那次搜刮财物的巡视中，竟然揭走了万神殿屋顶全部的铜瓦。罗马的建筑物可能被当作包罗万象的巨大矿藏，第一次萃取材料的工作已经做过，金属经过提炼后，增加纯度重新铸造，大理石经过切割加以打磨光亮，等到国外和国内的掠夺得到满足之后，要是能够找到买主，这座城市的残余财物仍旧可以卖个好价钱。古代纪念物的贵重装饰全被剥光，要是获得利润的希望超过劳力和外销的花费，罗马人自己就会动手去拆除拱门和城墙。如果查理曼大帝当年将西部帝国的宝座安置在意大利，凭着他的才智会去重建恺撒的各项工程，而不是尽力去摧毁破坏。但是，法兰西国王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立国在日耳曼的森林，他的胃口要从大肆蹂躏和任性摧残之中获得满足，亚琛新建的宫殿全用拉文纳和罗马的大理石美化得花团锦簇。查理曼大帝逝世以后过了500年，西西里的罗伯特国王是当代智慧最过人、行事最开明的统治者，台伯河和海上的运输极其便利，他从罗马同样获得大量的材料。彼特拉克发出气愤的哀叹：世界古老的首都要挖出心肝去装饰那不勒斯怠惰的奢华。然而在黑暗时代这种掠夺和收买的例子倒是少见，只有罗马人在不值得羡慕的状况下，把古代残余的结构任由私人或公家使用。如果这些建筑物还是保持目前的形态留在原地，对于城市和居民来说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罗马的城墙仍旧标明古老的城区范围，但是整个城市已从7座山丘往下迁移到战神广场一带，有些最贵重的纪念物能逃过时间的摧残，被留在荒郊野地远离人类居住区之外。元老院议员的府邸已经没落，贫穷的继承人凭着习俗和财富无法负担豪门的生活；浴场和柱廊的用途已被遗忘；在6世纪时，剧院、圆形竞技场和赛车场的表演和比赛就已经中断；有些庙宇经过奉献，用于盛行一时的礼拜仪式，但是基督徒的教堂宁可仿效十字架的神圣形状。修道院迎合当时的风气或出于理性的要求，按照一种奇特的模式分配个人的斗室和公用的厅堂。在教会的统治之下，虔诚信仰的建筑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的数量，城市里拥塞着40座男修道院、20座女修道院、60个修士和教士的分会和社团，因而对于10世纪人口衰减的状况，不仅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但是如果古代建筑的形式被一个不知它的用途、更无法感受其美的民族忽略，那么丰富的建材可以被随意使用到需要的地方或迷信的行为中去。爱奥尼柱式和科林斯柱式最优美的石柱，帕洛斯和努米底亚最贵重的大理石，都沦为修道院或马厩的支撑。
土耳其人在希腊和亚洲的城市每天不断造成的破坏，可能算是一个悲惨的例证；而在对罗马纪念物逐步进行破坏的过程中，仅有西斯笃五世可能获得原谅，他将七角大楼的石料用于圣彼得大教堂如此光荣的建筑。一块残碑、一处废墟，不论多么残破或亵渎，仍旧让人看到以后产生欣慰和感叹之情，但是大部分的大理石在拖离原有位置丧失相称的比例以后，也就不再具备应有的性质，只有拿来烧成石灰当作黏合和填塞的材料。自从波吉乌斯抵达罗马以后，协合宫神庙和很多主要的建筑物都在他的眼前消失。当时有种很讽刺的说法，能够真诚表达心中的忧虑：要是长此以往，所有古代的纪念物都会毁灭殆尽，唯有数量的稀少才能阻止罗马人的需索和蹂躏。彼特拉克在想象之中认为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民众，这点让我难以相信，甚至就是在14世纪，居民也已经减少到3.3万人这个戋戋之数。从那个时期到利奥十世在位，如果总数真达到8.5万人，那么市民人数的增加对这座古城而言完全是有害无益。
(四)罗马人内部派系的斗争和倾轧
我把造成破坏威力最大和作用最强的因素留到最后来说，那就是罗马人之间内部的斗争和倾轧。在希腊和法兰西的皇帝统治之下，偶然发生的反叛行为扰乱了城市的安宁，当然这种状况也并非少见。自从法兰西皇帝国势衰微以后，大约是在10世纪初叶，我们注意到私斗开始猖獗；人民违背法律的约束和福音书的教义，却可以不受任何惩处；无视外国君王的权威和出现在眼前的基督代理人。在长达500年的黑暗时代，罗马始终处于贵族和人民、奎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科隆纳家族和乌尔西尼家族的血腥斗争之中，受尽煎熬和痛苦。即使很多事件为历史书籍所漏记，或是不值得历史学家注意，我也已经在前面两章中详细说明了社会动乱的原因和产生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所有纷争都要靠武力解决的时代，谁也不会将生命和财产托付给无能为力的法律，有钱有势的市民就会武装起来，抵御国内的敌人，保护自己的安全，或是向对方发起进犯的行动。意大利所有能够自主的共和国，除了威尼斯以外，全都处于同样的危机和图谋之中，贵族窃取特权可以加强住所的防卫力量，建造坚强的塔楼能够抗拒突然的攻击。城市到处盖满带着敌意的建筑物，就拿卢卡为例，城里有300座塔楼，虽然法令限制高度不得超过80英尺，但还是可以变通，也适用于一些更富有、人口更多的城邦。
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重建和平与正义的第一步，是拆除罗马的140座塔楼(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在无政府状况和混乱的最后阶段，迟至马丁五世统治的时期，在这个划分为13或14个区部的城市，其中有一个区部还矗立着44座塔楼。为了达成建造塔楼这种极其有害的目的，古代残余的建筑被采用得最多，庙宇和拱门为新建的砖石结构提供宽大而坚实的基础。那些用尤利乌斯·恺撒、提图斯和安东尼王朝的凯旋门当作基础的现代角楼，我们连名字都可以叫出来。只要经过局部细微的改建，剧院、圆形竞技场或陵墓就能变成坚固和宽大的要塞。我没有必要重述哈德良的陵寝已经安上圣安吉洛城堡的名称在发挥功能；塞维鲁的七角大楼能够抗拒一支皇家军队；梅泰利世家的墓园深陷在外围工事的下面；庞培和马塞卢斯的剧院为萨维利和乌尔西尼家族所占据，粗俗的堡垒逐渐改变外形，成为堂皇和典雅的意大利宫殿。甚至教堂也被军队和防御工事包围，圣彼得大教堂的屋顶设置作战工事，使人感觉到梵蒂冈的恐惧，也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只要设防就会受到攻击，凡是攻击就可能带来毁灭。要说罗马人能从教皇手里夺回圣安吉洛城堡，那是他们决心用公众的法规去摧毁那座奴役的纪念物。每座有人防守的建筑物都会引起围攻，毁灭的技术和工具在围攻之中可以大发神威。尼古拉四世亡故之后，罗马没有君王也没有元老院议员，整整6个月陷于疯狂的内战当中。当时一位享有诗人之名的红衣主教说道：“房屋全被投射的巨大石块砸得粉碎，城墙在攻城锤的冲击下出现很多大洞，塔楼被一阵火光和烟雾所笼罩，攻击者用尽全力想要进行掠夺和泄愤。”专横和暴虐的法律使破坏的工作变本加厉，意大利的党派轮番向自己的对手从事盲目和任性的报复，把他们的房屋和城堡全部夷为平地。
国外的敌对行为是以“天数”计，而国内的斗争倾轧是以“年代”计，相比较之下，我们承认后者对这座城市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看法获得彼特拉克的证实。桂冠诗人说道：
请看!这就是罗马的遗迹，昔日伟大的形象!时间和蛮族都不能夸口造成这样惊人的毁灭是他们的功劳。这些全是罗马的市民，那些极其出色的后裔犯下的滔天大罪。要知道你的祖先(他写信给一位名叫安尼巴尔第的贵族)用攻城锤所带来的破坏，布匿战争的英雄用刀剑无法完成这种工作。
造成罗马毁损最后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必然会相互产生作用，内战中遭到破坏的房屋和塔楼，总要从古代的遗迹中不断补充所需的材料。
上一节中对于一般建筑物的意见也适用于提图斯圆形竞技场，“大竞技场”这个称呼来自于其自身的庞大无比或是尼禄的巨型雕像；这座建筑物要是只受时间和自然的侵蚀而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几乎可以万古长存。好奇的古物学家曾经计算过它的层数和座位，都认为石质台阶最高一层的上面，绕着大竞技场还有几层高起来的木制楼座，虽然多次被火烧毁，皇帝还是加以重建。一切贵重的、能够拿走的或是亵渎神圣的东西，还有那些神明和英雄的雕像，以及用青铜铸造或是包上金箔或银箔等贵重饰物的浮雕，都成为外来侵略或宗教狂热最受注意的猎物，也是蛮族或基督徒贪婪的目标。圆形竞技场的巨大石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孔洞，两种最为可能的猜测，代表了各种使之损坏的意外事件。这些石料原来是用黄铜或铁制的坚硬榫头连接起来的，可见掠夺者的注意力连这些价值较低的金属都没有放过。
这块空地曾经被改造为一个市集或商场，一项古老的调查报告中提到这些建造圆形大竞技场的工匠。那些罅隙经过钻孔或扩大以便用以插入支柱，用来支撑各种行业使用的店铺或帐篷。弗拉维亚圆形竞技场只剩下赤裸的雄伟骨架，北国来的朝圣者看见以后感到敬畏与景仰，粗野的热情迸发出一句崇高的谚语，8世纪时记载在年高德劭的比德留存的断简残篇上面：“大竞技场与罗马城命运相依生死与共，大竞技场倒塌，罗马灭亡，等到罗马灭亡，整个世界亦不复存在。”在现代作战的准则之中，被3座山丘所控制的地点绝不会被选来兴建要塞。但是城墙和拱门的强度足以抗拒进攻的器械，人数众多的守备部队可以配置在包围圈内，当一批人马占领梵蒂冈和卡皮托时，另一部分在拉特兰大教堂和大竞技场掘沟固守。
关于罗马的古代竞技废止的问题，对它的认知应从多方面加以考量。特斯塔西奥山和亚戈纳利斯赛车场的节庆体育比赛，城市的法律或习惯都有详尽的规定。主持的元老都有很高的地位和盛大的排场，能够评定胜负及分发奖品，就是大家称为帕利乌姆的金环，上面绑着布料或丝绸。犹太人的贡金被拿来支付年度所需的费用。徒步、骑马和御车的竞赛，改为72名罗马青年的马上冲刺和比武，显得更为高贵。公元1332年，按照摩尔人和西班牙人的方式，在大竞技场举行斗牛比赛，当代有一部日记描述了这一极为生动的景象。剧场的观众席上按需要换上了有座次的长凳，节目的通告一直发到里米尼和拉文纳，邀请贵族在危险的活动中一显身手。罗马的妇女分为3个队，在3个楼厅就座，9月3日这天都用红布装饰得花团锦簇。英俊的贾科瓦·罗维尔领着一批主妇从台伯河对岸过来，她们都是血统纯正的当地土著，仍旧表现出古代罗马人的五官和气质。城市里其余的人员与往常一样分为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派，都为自己这派妇女的人数众多和美貌感到骄傲。大家为萨薇拉·乌尔西尼的倾城倾国而惊艳不已，科隆纳家族为绮年玉貌的少女在“尼罗之塔”花园扭伤脚踝，未能出席感到万分遗憾。
一位德高望重的市民负责比赛勇士的抽签，然后他们进入竞赛场或称为“底池”，用一支长矛徒步与野牛进行决死的搏斗。我们的编年史家从这群人中间，就他们的名字绰号、旗帜颜色和纹章题铭，选出20位名声响亮的骑士，其中不乏罗马和教会国家最显赫的人物，如马拉特斯塔、波伦塔、德拉瓦勒、卡法雷洛、萨维利、卡波修、康提、安尼巴尔第、阿提里、科西等人。旗帜的颜色要符合他们的品位和地位，纹章的题铭表示出希望和绝望，充满英勇和战斗的大无畏精神。一名勇敢的外乡人极具信心：“孤独的我就像霍拉提最年轻的兄弟。”一个鳏夫的悲泣：“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一位慎言的恋人：“我的爱死灰复燃。”现代狂热分子暧昧的宣告：“我挚爱拉维尼亚，也就是卢克雷提亚。”穿白色制服的家伙的座右铭：“我的信仰同样纯洁。”披着狮皮的勇士：“强壮的我难道还有对手？”残暴之士的意愿：“淹死在血泊之中将是何等的愉悦!”
高傲或审慎的乌尔西尼家族衡量情势不愿进入战场，因为战场已经被3个有血海深仇的敌手占领，他们的铭文表现出科隆纳家族的高贵和伟大：“哀伤的我何其强壮!”“我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强人!”很像对观众的交代：“要是我倒下，你也跑不掉!”暗示其他家族都是梵蒂冈的臣民，只有他们是卡皮托神庙的支持者(当代作者的说法)。圆形竞技场的搏斗极其危险而又无比血腥，每位勇士依次下场与一头野牛较量，胜利通常归于那些四足动物，敌对一方有9人受伤，18人死亡，仅有11人活着留在决斗场。有些最高贵的家庭会悲伤哀恸，但在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和圣玛利亚·马焦雷教堂举行盛大的葬礼，是对民众提供的另一个节日。毫无疑问，罗马人的鲜血不应流洒在这种形式的战斗之中，然而在指责他们何其鲁莽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赞美他们的勇敢。这些高贵的自愿者在楼座上的美女注视之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展示英雄气概，比起那些被强行拖上杀戮战场的俘虏和罪犯，他们会激起更为普遍的恻隐之心。
圆形竞技场作为比赛的场地只限于罕见或特别的节庆，对于建材的需求每天不断，市民不加限制毫无怨言地给予满足。14世纪时，一项极其可耻的和解法案，使得两派获得同样的特权，可以无偿从大竞技场这个采石场任意挖取石料，而大部分石头都被愚蠢的罗马人烧成石灰，更是使得波吉乌斯为之痛心疾首。尤金尼乌斯四世为了阻止这种滥采的状况，防范有人趁着黑夜到这个宽阔而阴暗的地方从事犯罪活动，特别建造一道围墙把大竞技场圈在里面，同时办理时效长久的特许状，将整块用地和附属的建筑物捐给邻近的修道院。等到他逝世以后，那道围墙有次在暴动中被民众推倒，要是他们真对祖先最高贵的纪念物存有尊敬之心，那么坚决不让它沦为私人的产业，倒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大竞技场的核心部分已经损毁，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正是重视鉴赏和提倡学术的时代，外围部分尚有1612英尺仍旧完好无缺，80座三层拱门高达108英尺。保罗三世的几个侄子是造成目前破坏的罪魁祸首，每个旅客只要看到法尔尼斯宫，就会诅咒这群暴发户的王侯，他们犯下亵渎神圣和奢侈贪婪的恶行。大众对于巴贝里尼家族加以类似的谴责，而之后每一代的统治者恐怕都一再对大竞技场造成损害，直到最明理的本尼狄克十四世将它置于宗教的保护之下，迫害和传说使这个神圣的地点沾染了无数基督教殉难者的鲜血。
彼特拉克带着感激的心情观赏伟大的纪念物，即使散落的碎块也表现出言辞无法形容的美，这时他对罗马人极其怠惰的冷漠态度感到无比的惊异。等到佩拉克发现除了友人里恩齐和科隆纳家族一位成员之外，他这个来自罗讷河的外乡人，竟然比起当地的贵族和土著更熟悉这个城市的古代文物，心中的感受不是兴奋而是挫折。13世纪初叶完成一份城市的古迹调查报告，将罗马人的无知和轻信全部展示出来。姑且不要讨论名称和位置极其显明的错误，就是提到卡皮托的传说，也忍不住让人发出藐视和气愤的冷笑。一个寂寂无名的作者说道：
卡皮托的命名源于“世界之首”的意义，过去的执政官和元老都住在此地，统治着城市和全世界。坚固和高耸的城墙上面满布玻璃和黄金，顶盖的屋檐有最华丽和最复杂的雕刻。城堡的下方屹立着雄伟的宫殿，绝大部分建材都用黄金制成，装饰着各种珍贵的宝石，价值相当于全世界财富的三分之一。所有代表各行省的雕像都按次序排列，在颈脖上面挂着一个小钟。出于奇特的设计或魔法的安排，如果某个行省发生叛乱的行为，雕像就会转向那个方位的天空，警钟也会发出鸣声，朱庇特神庙的预言家就会报告这个征兆，元老院对迫近的危险可以预为准备。
第二个例子没有那么出名但还是同样荒谬，说是两个赤身裸体的青年所牵的两匹大理石马，已经从君士坦丁浴场运到基里那尔山。毫无根据就用菲迪亚斯和普里蒙特雷的名字倒是可以原谅，但是这些希腊雕塑家在世的时间被挪后400年，从伯里克利时代搬到提比略时代。这两位青年也不应该变成哲人或术士，用裸体作为真理和知识的象征，向皇帝泄露最秘密的情节。他们拒绝接受金钱的报酬，只是请求赐给荣誉，把本身的雕像留下当成永恒的纪念物。这样看来罗马人相信魔法的力量，竟然对艺术的美感无动于衷。波吉乌斯所见不过是5座雕像，还有很多在偶然或有意的情况下被埋在废墟之中，能很幸运地保留到更为安全和文明的时代再出土。现在装饰着梵蒂冈的尼罗河方形尖碑，是一些工人在密涅瓦女神庙或修道院附近挖一个葡萄园时发现的。由于经常有些好奇的人前来参观，那个性急的园主感到厌烦，就将这个不值钱的大理石埋进原来的墓坑里去。发现一座10英尺高的庞培雕像引起诉讼的风波，出土的地点是一道界墙的下方，公正的法官认为要将雕像的头部与身躯切断，用来满足两位相邻地主的要求。如果不是一位红衣主教的干涉和教皇的慷慨解囊，将罗马英雄从野蛮同胞的手里解救出来，这项判决就要付诸执行。
但是蛮族的乌云逐渐消散，马丁五世和他的继承人树立和平的权威，重建城市的各种装饰纪念物，恢复这个教会国家的秩序。罗马从15世纪以来的进步，已经不是自由和劳动的必然结果。一座大城市首要和天生的根基，在于四周有工作勤奋和人烟稠密的农村，提供生存、制造和外销的原料。但是罗马大部分的郊区沦落成凄凉和空旷的荒野，王侯和教士那些杂草丛生的产业，交给贫穷和无望的家臣用极其怠惰的手来经营，仅有的少量收获为了专卖的利润，不是加以限制就是出口外销。一个大都会发展的次要和人为的因素，就是成为君王的居住地点、奢侈宫廷的花费以及所属行省的贡金。帝国灭亡后，这些行省和贡金都不复存在了。如果秘鲁的白银和巴西的黄金形成的金钱潮流，有一部分还能受到梵蒂冈的吸引，那么红衣主教的岁入、公职人员的薪资、朝圣客和部从的奉献，以及教会税收的余款，就还能提供一笔可怜而又不稳的经费，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维持教廷和城市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罗马的人口远低于欧洲重要首都的水平，居民的数量没有超过17万人。在范围宽广的城墙之内，大部分是葡萄园和废墟覆盖着7个山丘，这座现代城市的华美和光彩可以归之于政府的滥权和迷信的影响。
每一代统治最显著的特点是有新兴家族迅速崛起，他们的富足是靠着没有儿女的教皇，所有经费由教会和国家来供应。这些幸运的家伙都是教皇的侄儿，居住极其阔绰的府邸是优雅和奴役的纪念物，建筑、绘画和雕塑最完美的艺术，都是为了金钱像卖身一样提供服务；走廊和花园装饰着古代最珍贵的作品，他们的搜集是出于欣赏的品位或虚荣的心理。教皇运用教会的岁入使正教的礼拜活动有惊人的排场，这倒是无可厚非；但是要列举他们虔诚修建的祭坛、礼拜堂和教堂，则大可不必。在梵蒂冈的太阳和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照耀之下，那些工作如同星星一样暗淡无光，要知道圣彼得教堂是古往今来用于宗教最光荣的建筑。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和西斯笃五世的名声，有布拉曼特、丰塔纳、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更卓越的才华与之相伴，使宫殿和庙宇能够同样展现出雄伟的气势，同时用对等的热情，力图复活和模仿古代的工艺。卧倒在地面的方形尖碑重新竖立起来，被安置在最醒目的地点；恺撒和执政官建造的11条供水渠道有3条被修复，人工河流经过旧有或新建的长列拱桥，新鲜干净的清水不断注入大理石的浴池。游客要是感到走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阶太吃力，抄近路就会被一根埃及花岗岩石柱挡住，这根石柱矗立在两道终年水流不绝的喷泉之间，高达120英尺。古代罗马的地图、著作和纪念物都有古文物学家和门人弟子加以阐述。英雄的足迹和帝国的古迹，这些都不是迷信的遗物，受到新一代朝圣者虔诚的参观，他们来自昔日蛮荒之地的遥远北国。
最后的结论
对向往罗马的朝圣客以及一般读者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吸引他们莫大的注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而且最惊人的一幕。许多重大事件因果相连，互为表里，影响世人至巨：初期恺撒维持自由共和国的名称和形象，采用极其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随后是军事专制的混乱和篡夺；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最后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东西帝国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亚蛮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订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尘世的统治权力；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和没落；十字军东征和拉丁王国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战；希腊帝国的覆灭；中世纪罗马的状况和革命等。身为历史学家要为所选择的题目兴奋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时，只有责怪史实材料之不足。此书使我付出近20年的光阴，享受了毕生最大的乐趣。想当年我在罗马卡皮托神庙酝酿此一构想，终能完成著述，呈献读者诸君披阅。
1787年6月27日于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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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想，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200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有成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10万英镑减少到1万英镑，但是他仍然没被厄运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到1736年去世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后来进入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成为彼得菲尔德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看护。他10岁时，母亲过世，此后由姨母抚养，她自小培养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时，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小学，1749年就读于威斯敏斯特中学。吉本在校极不适应严苛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了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温泉地区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因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12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其后影响甚大，他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14岁已经将主要历史典籍阅读完毕，对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起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益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另外他从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可以流利地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以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脩，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对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其实纯粹是他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会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尔文派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学习的环境完全改变，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老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对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为他解决宗教和学业的疑难。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吉本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这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吉本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地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娶多罗西亚·巴顿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多亏了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吉本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21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但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300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的女友苏珊·屈尔绍，说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认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吉本结婚的理想对象，要求吉本与之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能和苏珊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哀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身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恪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了许多令他终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退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了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许广场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他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和约翰逊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待了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750英镑，使他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于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无须接受任何头衔。”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于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了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6厚册，花费了20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诞生了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约瑟夫·沃顿、贺拉斯·沃波尔等人撰文称许，并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维斯和约瑟夫·米尔纳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视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满怀偏见、思想狭隘，他们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还是文化史观，都已经产生了萌芽。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能想象。或许因为200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到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过此书者，丘吉尔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进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因加利波利会战和苏弗拉湾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可以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于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1300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公元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塞利努斯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公元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的论点：罗马衰亡的原因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的《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中，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统一的罗马政府，慢慢给帝国注入一种毒素，使之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就会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10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茁壮成长。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停留在思考层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资料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但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地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300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1000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800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的睚眦必报、卡利古拉的狂暴杀戮、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逸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作永久的防线和边界：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30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2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会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罗马版图停止扩张，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第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意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的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权势、元老院敕令甚至军营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
说实话，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将上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
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的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而且排斥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是消极应对末日来临的预言；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听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
虽然吉本借着诺斯替教派之口说出这段话，但其实等于就是他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所持的观点，难怪会使教会和信徒勃然大怒。此外吉本对宗教迫害的殉教、神迹和圣徒、教阶制度、圣职买卖、赎罪原则以及宗教法庭，无不大力抨击，尤其对天主教在中世纪的作为指责极为严厉：
罗马教会用暴力行动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一个和平而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300年时间中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
以上的抨击确为事实，但是基督教在建立初期，并非要摧毁旧有信仰，造成罗马帝国的崩溃。基督教的成长和发展，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毋宁说是罗马帝国衰亡所形成的结果。罗马帝国扩张到达极限，道德的败坏随之开始，至尼禄时代已腐烂恶化不堪收拾，而基督教对伦理道德的重建，确有甚大贡献，也可说是罗马帝国因基督教的存在，而能苟延残喘至14世纪。
本书结构堂皇，文辞庄严，内容错综复杂，经纬万端，绝非一篇导言可尽其万一，最后还是引用吉本在末章的回顾，来终结全书发展的路径：
对向往罗马的朝圣客以及一般读者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吸引他们莫大的注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而且最惊人的一幕。许多重大事件因果相连，互为表里，影响世人至巨：初期恺撒维持自由共和国的名称和形象，采用极其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随后是军事专制的混乱和篡夺；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最后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东西帝国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亚蛮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订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尘世的统治权力；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和没落；十字军东征和拉丁王国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战；希腊帝国的覆灭；中世纪罗马的状况和革命等。身为历史学家要为所选择的题目兴奋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时，只有责怪史实材料之不足。此书使我付出近20年的光阴，享受了毕生最大的乐趣。想当年我在罗马卡皮托神庙酝酿此一构想，终能完成著述，呈献读者诸君披阅。
《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四开本六卷分三次出版：首次是在1776年2月，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次是在1781年3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三次是在1788年5月，出版了第四、第五、第六卷。吉本生前曾多次校勘，死前已完成全书的订正，再版时已修正很多错误。在19世纪出了很多不同版本，以伯里在1896年至1900年，根据吉本三种不同原版，编成“七卷本”最受学术界的推崇，此外斯米顿在1910年编“六卷加注本”，也甚得好评。
吉本主要著作有：《论文学研究》(1761年)；与戴弗登合著之《英国文学评论》两卷(1768年)；《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1770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1776—1788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1779年)；雪菲尔勋爵编《吉本文选》(1795年)；雪菲尔勋爵编《生活与写作》(1827年)；D. M. 罗编《日记》(1929年)；普洛则罗编《私人书信集》(1896年)；波纳德编《我的一生》(1966年)。
延伸阅读的主要资料，列举的都是20世纪的出版物，可以在图书馆找到，计有：D. M. 罗著《吉本传》(1937年)；斯璜恩著《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966年)；迪比尔爵士著《吉本的世界》(1967年)；卡拉达克编《爱德华·吉本：参考资料》(1987年)；开诺汉著《吉本的孤寂》(1987年)；波威索克著《吉本的历史想象》(1988年)；波特著《吉本：构组历史》(1988年)；卡拉多克著《爱德华·吉本：如日中天的历史学家》(1989年)；麦克特里克编《吉本和帝国》(1997年)；布斯汀著《创造者》(1992年)；佛斯特著《悲惨的责任》(1997年)；柯斯葛洛夫著《正直的局外人》(1999年)；波柯克著《蛮族和宗教：爱德华·吉本的启蒙史学，1737—1764》(2000年)。
20世纪有两个大国步罗马帝国的后尘，相继崩溃。大英帝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国势陵夷，强权地位为美苏取代，相形之下只能黯然叹息。回顾大英帝国之衰落，并非像罗马帝国那样时日漫长、因素复杂，简而言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当19世纪末叶，欧洲列强势力之强大，举世无可匹敌，运用帝国主义的手段，欺压弱小民族，如果不是自相残杀，哪有亚洲和非洲翻身之余地？苏联也在1990年代突然瓦解，事出意料之外，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倾覆的外在因素，是美苏军备竞赛造成经济的极度恶化，内在因素是政府的腐败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见伟大帝国的衰败过程虽不尽相同，如同有机体或宇宙一样，死亡的结局完全类似。一个帝国解体，产生很多新兴国家，像是浴火的凤凰，带来新的生命。
席代岳谨识
2004年10月1日
关于《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的版本，译者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图书馆和林肯市立图书馆找到七种：最早一种是1845年切斯特菲尔德学社出版的六册精装本，有米尔曼的加注，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发行；第二种是1870年哈珀兄弟公司出版的六册精装本；第三种是1932年兰登书屋《现代文丛》的三册普及本，把前言及附录全部删除，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版本；第四种是1946年郝里蒂奇出版社的三册大字精装本，附有精美插图，所有的注释经过删节；第五种是1993年克诺夫公司的《人人丛书》六册精装本；第六种是1994年企鹅公司的三册平装本；第七种是2000年企鹅公司的一册删节本。
至于在18世纪发行的版本都没有找到，可能都已成有价值的收藏品。这几个版本在文字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尤其是1845年本已将18世纪的英文，特别是在文字的拼写方面作了很大的订正，一直沿用到现代，可见这150年来，英文已经定型，所以也就减少了很多的考证工作。译者使用的版本以1870年本为主，也参照其他几个不同的版本，尤其是1946年本的注译，非常适用。
这几个版本除了1993年本以外，其余的版本在每段开始处加上小标题，翻成中文以后，不仅文字的意义重复，使得前后文的气势造成阻滞，版面的编排也不美观，所以把它全部删除。各章的篇幅长短不一，最长的几章可达80多页，除少数几章因列举理由而分出段落外，全部没有分节，阅读很不方便。译者特别根据主要内容发展，每章区分为若干节加上标题，每节的篇幅大致2到4页，再把年代注明在每节标题的后面，使得此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能够一目了然。
根据学者的意见，本书的注释与本文相得益彰，可收绿叶牡丹之效，极为重要。但是就译者的看法，注释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说明内文的来源出处，提出书名和作者姓名及引用的章节页次，以示负责之意，读者要想知详情本末，还可据以参阅原书；第二种是引用原文，欧洲学者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必备之知识，所以吉本对重要的辞句和警语，辄将原文附上，使读者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作会心之微笑；第三种是对本文加以说明、解释、评述、考证和补充。由于第一种注释所引用的书籍是吉本在18世纪所获得，只有部分重要史籍流传，很多已无法查阅，而且读者除非进行研究工作，亦无查阅之必要，尤其要在我国找此类原作，为根本不可能之事，除了少数有必要保留的以外，多数已经删除，此类注释的数目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第二类注释因国人识拉丁文者仅有天主教神职人员，识希腊文者更是屈指可数，全部予以删除；第三类注释是精华之所在，主要按照1946年精装本订正，尽量保留全文不作任何变动。
读外国历史最大因难在于背景资料缺乏认识，对书中重要之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及重大事件之本末等了解不深，甚或根本没有接触，很多地方只能囫囵吞枣，读后不知所云。但是就原作者而言，认为对人、时、地、物、事略知轮廓，是读者必备的知识，否则无法阅读历史典籍，根本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罗马帝国衰亡史》涉及的时空范围，国人极为生疏，译成中文时，对重要事件和隐涩难明之处，若不加以说明，读者不仅不知其所以然，亦不知其然；再者本书写作于18世纪，当时的地名多依循希腊罗马文化，沿用近两千年之久而未变，自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地名几全改用本国文字，古代原名已不存在，故必须查证，使读者知道现在的名称为何、位于何地及有关的变迁情形；在人名方面，有些人物外国耳熟能详，中国多无所知，尤其有关宗教和神话方面，国人更是少有所闻，亦应予简单说明。还有许多专有名词和重大事件，若不作简单的补充，恐读者有茫然若失之感。此类由译者自行加注之项目为数不少，仅第一卷即有200多个，特在旁加“译注”，译者为完成此项工作，耗用精力最大，花费时间最多。
罗马人的姓名冗长繁复，同名同姓之人甚多，容易张冠李戴，造成错误，只有在处理时特别注意，必要时加以说明，除此无更好的办法。
译者服务军中40年，历任各种指挥职和幕僚职，亦在三军大学任教多年，基于职务和教学的需要，对战史的研究花费甚大心力。平生最为欣赏的名将，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尤里乌斯·恺撒，深入钻研其为将之道和用兵之法，故对希腊罗马时代有关典章文物、制度规范、政体结构、官吏职掌、军事组织和事件始末等，多方搜集资料，广泛涉猎古籍，自入军校求学即未间断，颇能自得其乐。退役后闲云野鹤，心无挂碍，加之每年有相当时间滞留美国，羁旅无聊以文字写作消磨长日，故不自量力翻译史籍名著，谬误在所难免，请方家不吝指教。近年出版之西方历史书籍，很多是重印旧版，不然就转载译稿，思之有无可奈何之感。联经出版公司重视学术文化，倡导创作精神，慨然投入人力财力，印行历史巨著，余内心极为钦佩。《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出版，译者感激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鼎力相助，更要感谢编辑主任方清河先生、编辑庄惠薰女士、校对编辑张瀞文女士及其夫婿李隆生博士、文稿编辑张旭宜先生、张凤真小姐搜集资料、编纂文稿、订正错误。本书之翻译承蒙周浩正先生和陈怡真女士之鼓励甚多，台湾大学刘景辉教授、内布拉斯加大学陆宝章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在此敬表谢意。再有内子黄先慧极力支持，小儿志伟帮助解决计算机带来的困难，本书出版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喜悦。最后谨以本书作为家严席振闻老先生和家慈88岁生日的礼物。